自然主义文学（精选12篇）
自然主义文学 篇1
一、法国自然主义文学及代表作家
自然主义文学这一概念是由法国作家埃米尔·左拉 (下文简称左拉) 于1880年正式提出的。所谓自然主义可以解释为 :“通过机理法则解释现象, 不去寻求天生的原因”。我们之所以把左拉称为自然主义文学成就最高者, 就是因为他把这一思想用在了文学作品的创作中。其作品体现出浓烈的对真实和真理的无限推崇以及追求。并且试图完全通过自然科学的角度去解析人类的思想和行为。这种创作思想让他的作品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描写细腻, 如同一卷写实的工笔画, 真实地再现着作品中人物的生活细节。
从时间上来讲, 一般认为最早的自然主义作家是龚古尔兄弟, 也就是法国龚古尔文学奖的创立者。其作品如《斐洛梅那妹妹》、《列莱·莫伯兰》、《日尔米尼· 拉赛德》等都属于自然主义小说, 同时这些作品也是自然主义文学的开端。
对于中国文学爱好者来说, 左拉的代表作《卢贡—马卡尔家族》虽然不及巴尔扎克《人间喜剧》般如雷贯耳, 但是笔者认为, 左拉的这部小说大作比之毫不逊色。这部作品也是自然主义文学的丰碑。它是左拉根据自然主义美学原则写出的最伟大的作品之一, 全名为《第二帝国时代的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左拉致力于自然主义文学数十年, 成就极高, 法国自然主义最著名的组织“梅塘集团”, 就是以左拉为核心的, 可以说, 没有左拉, 就没有法国的自然主义。所以日本的自然主义文学中, 受左拉影响的作家非常多, 并且也有为数不少的人致力于研究左拉以及他的作品。
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的另一位代表作家是居伊·德· 莫泊桑。莫泊桑师从福楼拜, 继承了福楼拜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 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被自然主义者尊为典范。莫泊桑是人类文学史上罕见的短篇小说大师, 代表作有《羊脂球》、《一生》、《漂亮朋友》等。
二、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及特点
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是日本近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流派, 代表作家有岛崎藤村、田山花袋、德田秋声、岩野泡鸣、正宗白鸟等人。日本自然主义文学, 是针对“砚友社”的庸俗写实主义而兴起的新文学。自然主义文学揭起了彻底反对旧道德、反对世袭观念的旗帜, 主张一切按照事物原样子进行写作 ;在艺术形式上, 他们主张“排除技巧”, 在语言上, 成功地完成了“言文一致”的革新。
作为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 岛崎藤村在1906年自费出版了长篇小说《破戒》。对于《破戒》的影响吉田精一说 :“可以说反响空前、史无前例。内容新颖、技巧拔群应该是其大受欢迎的第一理由。同时也得天时之助, 在需要出现新时代文学以预战后发展轨迹之时, 《破戒》不失时机地出现了。
高举自然主义的旗帜, 在日本起到法国左拉作用的是田山花袋。他从明治三十年代中期起一直坚持自己的主张, 特别是在《露骨的描写》中, 积极地提倡排除技巧, 在创作和评论方面都是推进自然主义的头号人物。短篇小说《棉被》是田山花袋比较有名的作品之一。这部作品的主人公其实写的就是作者本人。而其中的女主角则是他的女弟子冈田美知代。在小说中, 田山花袋极力避免虚构, 直率地表达了一个中年男子对自己喜欢的中年女性的爱慕和情欲, 大胆地表露了自己生活中最丑恶的部分, 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的同时, 小说中赤裸裸地性欲描写和人物的平面描写也引起了文坛的瞩目。
三、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对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的接受及突破
可见, 没有法国自然主义文学打造的牢固基础, 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是很难有所成就的, 甚至不会萌芽。日本是一个极善于学习与模仿的民族, 在文学上亦不例外, 他们几乎完全接受了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的理念, 在创作技巧等方面也在大肆学习,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 也逐渐融入了许多日本民族本身的特色, 从而正式形成了一个独特文学支流, 在世界文学史上留下了不灭的痕迹。之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与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相比产生出很大的差异性, 最终发展为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自然主义文学——“私小说”。
首先, 法国自然主义的诞生有一定的自然科学基础, 左拉是在19世纪中期, 欧洲的自然科学突破发展的科学背景下提出的自然主义文学理论体系。
其次, 法国自然主义文学是对浪漫主义文学的反抗而提出的文学思潮, 与之相反, 在日本, 两种文学流派相辅相成, 完全没有互相拆台的意思。甚至有很多浪漫主义作家都投入了自然主义的阵营。
再次, 虽然两国自然主义文学在着重点上基本相同, 都在描写家庭, 但是其体现出的内容以及作家所要表达的思想却完全不同。
最后, 日本的自然主义文学虽然独成一派, 但也无法脱离日本文学常见的特点, 几乎所有作品中都透露着淡淡的悲观气息, 甚至有些文学评论家会把这一特点当做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
参考文献
[1]柳九鸣.《自然主义》[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2]丁子春.《法国小说与思潮流派》[M].团结出版社, 1991。
[3]吉田精一.《自然主义研究》[M].樱枫社, 1981。
[4]黎跃进.《日、欧自然主义文学比较》[J].国外文学, 1995。
[5]李光贞.《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形成及其特点初探》[J].外语教学, 2009
自然主义文学 篇2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的发生
现代主义是现代性高度发达的产物，中国20世纪的现代性出于起步阶段，现代主义并没有发生的环境和土壤，它的产生主要是外源性地移植西方现代主义的结果，这也决定了其幼弱、畸形乃至必然夭折的命运。换句话说，中国的现代主义不过是在中国现代性发生之初的一次趋时尚新的表演，无法准确把握现代主义审美的核心内质。
现代主义的兴起始终与现代都市的繁荣相伴随，李欧梵指出，“没有巴黎、柏林、伦敦、布拉格和纽约，就不可能有现代主义作品的产生”。因为，正是都市对理性、效率和自我利益的强调导致了人的异化，现代主义的诞生便是出于对以都市生活形态为核心的异化生存方式的厌弃和抵制。在中国三十年代的现代主义中，上海的都市化所带来的不是人对于现代生存形态的焦虑和恐惧，而是价值体系出于混乱时期的中国人对于现代生存方式的盲目迷恋和好奇。施蛰存坦言：
“《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是纯然的现代的诗，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诗形。所谓的现代生活，这里面包含着各式各样独特的形态：汇集着大船舶的港湾，轰响着噪音的工厂，深入地下的矿坑，奏着Jazz乐的舞场，摩天楼的百货店，飞机的空中战，广大的竞技场……甚至连自然景物也与前代的不同了。这种生活所给与我们的诗人的感情，难道会与上代诗人们从他们的生活中得到的感情相同吗？”
从上述话语中，我们看不到施蛰存对于现代生活的厌弃，相反，是新奇甚至着迷。因而，《现代》杂志倡导现代主义，重心放在了确认人的感受能力与现代生活形态之间的新的对应关系上，与现代性之间形成了一种顺应关系，而非对抗和反思。
中国现代主义的基本形态： 现代主义诗歌
第一阶段（20年代中期以前）：李金发、穆木天、王独清。
李金发学习波德莱尔和魏尔伦，诗风怪异、晦涩，隐约触及到了象征主义的精神实质；而穆木天和王独清师法瓦格拉和瓦雷里，二者看重象征主义在语言精细化方面的努力，致力于形式方面的“纯诗”的实验。总的来说，这一阶段的象征主义重心在形式和语言层面的实验，无意于对现代性进行反抗和抵制。
弃妇
（李金发）长发披遍我两眼之前，遂隔断了一切羞恶之疾视，与鲜血之急流，枯骨之沉睡。黑夜与蚊虫联步徐来，越此短墙之角，狂呼在我清白之耳后，如荒野狂风怒号： 战栗了无数游牧。
靠一根草儿，与上帝之灵往返在空谷里。我的哀戚惟游蜂之脑能深印着； 或与山泉长泻在悬崖，然后随红叶而俱去。
弃妇之隐忧堆积在动作上，夕阳之火不能把时间之烦闷 化成灰烬，从烟突里飞去，长染在游鸦之羽，将同栖止于海啸之石上，静听舟子之歌。
衰老的裙裾发出哀吟，倘徉在丘墓之侧，永无热泪，点滴在草地 为世界之装饰。
落花
（穆木天）
我愿透着寂静的朦胧 薄淡的浮纱，细听着淅淅的细雨寂寂的在檐上激打，遥对着远远吹来的空虚中的嘘叹的声音，意识着一片一片的坠下的轻轻的白色的落 花。
落花掩住了藓苔 幽径 石块 沉沙。落花吹送来白色的幽梦到寂静的人家。落花倚着细雨的纤纤的柔腕虚虚的落下。落花印在我们唇上接吻的余香 啊！不 要惊醒了她！
啊！不要惊醒了她，不要惊醒了落花！任她孤独的飘荡！飘荡，飘荡，飘荡在 我们的心头，眼里，歌唱着，到处是人生 的故家。
啊，到底哪里是人生的故家？啊，寂寂的听 着落花，妹妹 你愿意罢 我们永久的透着朦胧 的浮纱，细细的深尝着白色的落花深深的坠下，你弱弱的倾依着我的胳膊，细细的听歌唱 着她，“不要忘了山巅，水涯，到处是你们的故 乡，到处你们是落花。”
月光（王独清）
月儿，你像向著海面展笑，在海面上画出了银色的装饰一条。
这装饰画得真是奇巧，简直是造下了，造下了一条长桥。风是这样的轻轻，轻轻，把海面吻起了颤抖的叹息。
月儿，你底长桥便像是有了弹性，忽高忽低地只在闪个不停。
哦，月儿，我愿踏在你这条桥上，就让海底叹息把我围在中央，我好一步一步地踏著光明前往，好走向，走向那辽远的，人不知道的地方……
残烛
（冯乃超）追求柔魅的死底陶醉 飞蛾扑向残烛的焰心 我看着奄奄垂灭的烛火 迫寻过去的褪色欢忻
焰光的背后有朦胧的情爱 焰光的核心有青色的悲哀 我愿效灯蛾的无智 委身作情热火化的尘埃
烛心的情热尽管燃 丝丝的泪绳任它缠 当我的身心疲瘁后
空台残柱缭绕着迷离的梦烟
我看着奄奄垂灭的烛火 梦幻的圆晕罩着金光的疲怠 焰光的背后有朦胧的情爱 焰光的核心有青色的悲哀
第二阶段 30年代前期
与早期象征派诗人的初步尝试不同，以《现代》《新诗》等杂志为主要阵地的“现代派”诗人将目光转向中国古典诗歌资源的重新开掘，将象征主义本土化了。他们致力于捕捉那种飘忽不定的复杂感觉，但忽略了象征主义在精神层面上的诉求。代表人物戴望舒、卞之琳、施蛰存、梁宗岱等。
印象
戴望舒 是飘落深谷去的 幽微的铃声吧，是航到烟水去的 小小的渔船吧，如果是青色的珍珠；
它已堕到古井的暗水里。
林梢闪着的颓唐的残阳，它轻轻地敛去了
跟着脸上浅浅的微笑。
从一个寂寞的地方起来的，迢遥的，寂寞的呜咽，又徐徐回到寂寞的地方，寂寞地。
距离的组织
卞之琳
想独上高楼读一遍《罗马衰亡史》，忽有罗马灭亡星出现在报上。
报纸落。地图开，因想起远人的嘱咐。寄来的风景也暮色苍茫了。
（醒来天欲暮，无聊，一访友人吧。）灰色的天。灰色的海。灰色的路。哪儿了？我又不会向灯下验一把土。忽听得一千重门外有自己的名字。好累呵！我的盆舟没有人戏弄吗？ 友人带来了雪意和五点钟。
休 洗 红
何其芳 寂寞的砧声撒满寒塘，澄清的古波如被捣而轻颤。我慵慵的手臂欲垂下了。能从这金碧里拾起什么呢？
春的踪迹，欢笑的影子，在罗衣的退色里无声偷逝。频浣洗于日光与风雨，粉红的梦不一样浅退吗？
我杵我石，冷的秋光来了。它的足濯在冰样的水里，而又践履着板桥上的白霜。我的影子照得打寒噤了。
朦胧
林庚
常听见有小孩的脚步声向我跑来 中止于一霎突然的寂寞里 春天如水的幽明 遂有一切之倒影
薄暮朦胧处
两排绿树下的路上
是有个不可知的希望在飞吗 是的，有一只黑色的蜻蜓 飞入冥冥的草中了
第三阶段 40年代后期
这一时期活跃于诗坛的中国新诗派的使人们真正触摸到了现代主义的核心脉搏，以诗性审美的方式重新审视和反思现代性发展为人类及个体生命所带来的灾难和困窘。他们并不无条件地认为个体服从于建立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诉求，而是自觉抵制国家理性、政治理性，把民族生存看作人类整体生存境遇的缩影，从而他们对现实景观的审视和追问具有了形而上的取向。代表作家穆旦 杜运燮 辛笛 陈敬容 郑敏 王佐良 唐祈 唐湜 袁可嘉等。
城市的舞
穆旦
为什么？为什么？然而我们已跳进这城市的回旋的舞，它高速度的昏眩，街中心的郁热。无数车辆都怂恿我们动，无尽的噪音，请我们参加，手拉着手的巨厦教我们鞠躬：
呵，钢筋铁骨的神，我们不过是寄生在你玻璃窗里的害虫。
把我们这样切，那样切，等一会就磨成同一颜色的细粉，死去了不同意的个体，和泥土里的生命；
阳光水分和智慧已不再能够滋养，使我们生长的
是写字间或服装上的努力，是一步挨一步的名义和头衔，想着一条大街的思想，或者它灿烂整齐的空洞。
哪里是眼泪和微笑？工程师、企业家和钢铁水泥的文明 一手展开至高的愿望，我们以藐小、匆忙、挣扎来服从 许多重要而完备的欺骗，和高楼指挥的“动”的帝国。
不正常的是大家的轨道，生活向死追赶，虽然“静止”有时候高呼： 为什么？为什么？然而我们已跳进这城市的回旋的舞。
航
辛迪 帆起了
帆向落日的去处 明净与古老
风帆吻着暗色的水 有如黑蝶与白蝶
明月照在当头 青色的蛇
弄着银色的明珠 桅上的人语 风吹过来
水手问起雨和星辰
从日到夜 从夜到日
我们航不出这圆圈 后一个圆 前一个圆 一个永恒
而无涯涘的圆圈
将生命的茫茫 脱卸与茫茫的烟水
金黄的稻束
郑敏 金黄的稻束站在 割过的秋天的田里，我想起无数个疲倦的母亲
黄昏的路上我看见那皱了的美丽的脸 收获日的满月在 高耸的树巅上 暮色里，远山是 围着我们的心边
没有一个雕像能比这更静默。肩荷着那伟大的疲倦，你们 在这伸向远远的一片 秋天的田里低首沉思
静默。静默。历史也不过是 脚下一条流去的小河 而你们，站在那儿
将成了人类的一个思想。
严肃的时辰
唐祈 我看见： 许多男人，深夜里低声哭泣。
许多温驯的 女人，突然 变成疯狂。
早晨，阴暗的 垃圾堆旁，我将饿狗赶开，拾起新生的婴孩。
沉思里：
他们向我走来。
严重的时刻
里尔克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哭，无缘无故在世上哭，在哭我。
此刻有谁在夜间某处笑，无缘无故在夜间笑，在笑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无缘无故在世上走，走向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死，无缘无故在世上死，望着我。
新感觉派与心理分析小说
新感觉派旨在以文学的方式更新人们的“现代”感受样式，而并不是在自觉地抵制现代性所造成的人的感觉经验的丧失或人性的异化。刘呐鸥在给戴望舒的信中写道：
“我要faire des romances，我要梦，可是不能了。电车太噪闹了，本来是苍青色的天空，被工厂的炭烟不得黑濛濛了，云雀的声音也听不见了。缪塞们，拿着断弦的琴，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那么现代的生活里没有美的吗？有的，不过形式换了罢。我们没有Romances，没有古城里吹着海角的声音，可是我们却有thrill，Carnal intoxication，就是战栗和肉的沉醉。”
新感觉派钟情于细腻地捕捉十里洋场中纸醉金迷的感性诱惑和刺激，并沉迷那种色情质的感性狂欢中，对于消费时代人的情感的匮乏以及现代人的孤独隔膜并不感兴趣：
蔚蓝的黄昏笼罩着全场，一只 saxophone 正伸长了脖子，张着大嘴，呜呜地冲着他们嚷。当中那片光滑的地板上，飘动的裙子，飘动的袍角，精致的鞋跟，鞋跟，鞋跟，鞋跟，鞋跟。蓬松的头发和男子的脸。男子的衬衫的白领和女子的笑脸。伸着的胳膊，翡翠坠子拖到肩上。整齐的圆桌子的队伍，椅子却是零乱的。暗角上站着白衣侍者。酒味，香水味，英腿蛋的气味，烟味……独身者坐在角隅里拿黑咖啡刺激着自家儿的神经。——穆时英《上海的狐步舞》
“我爱那个穿黑的，细腰肢高个儿的。”话从我的嘴里流出去，玫瑰色的混合酒从麦秆里流到我嘴里来，可是我的眼光却流向坐在我前面的那个舞娘了。
她鬓脚上有一朵白的康纳馨，回过脑袋来时，我看见一张高鼻子的长脸，大眼珠子，斜眉毛，眉尖躲在康纳馨底下，长睫毛，嘴唇软得发腻，耳朵下挂着两串宝塔形的耳坠子，直垂到肩上——西班牙风呢！可是我并不是爱那些东西，我是爱她坐在那儿时，托着下巴，靠在几上的倦态，和鬓脚那儿的那朵憔悴的花，因为自个儿也是躺在生活的激流上喘息着的人。——穆时英《黑牡丹》
在这“探戈宫”里的一切都在一种旋律的动摇中——男女的肢体，五彩的灯光，和光亮的酒杯，红绿的液体以及纤细的指头，石榴色的嘴唇，发焰的眼光。中央一片光滑的地板反映着四周的椅桌和人们的错杂的光景，使人觉得，好像入了魔宫一样，心神都在一种魔力的势力下。在这中间最精细又最敏捷的可算是那白衣的仆欧的动作，他们活泼泼地，正像穿花的蛱蝶一样，由这一边飞到那一边，由那一边又飞到别的一边，而且一点也不露着粗鲁的样子。——刘呐鸥《都市风景线》
相比之下，施蛰存超越了对新奇感受的描绘，试图深入分析人物行为背后的无意识动力。从他的小说中可以见到弗洛伊德的东西。代表作有《将军的头》、《石秀》、《梅雨之夕》等等。
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特性：
1、外源性：对域外现代主义的引介和模仿
2、实验性：文学创新意识的形成
正是现代派诗艺使诗人们摆脱了各种感伤情调而力求知性和感性的融合，更加自觉地运用象征和联想，使幻境与实境相互渗透，增强了诗篇内容的厚度和密度，在结构艺术和形象营造上都有了新创造，又通过抽象词与具体词的巅合，适当的欧化句法，在现代汉语的基础上增强了诗歌语言的韧性和弹性。——袁可嘉
3、含混性：对域外现实主义的误读与偏离
八九十年代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
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原因，西方现代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被激烈拒绝和否定的文学流派。茅盾从阶级观点定位现代主义：“属于‘现代派’的作家和艺术家都是小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他们一方面憎恨资产阶级，一方面又看不起人民大众；他们主观上以为他们的作品起到了破坏资产阶级的庸俗而腐朽的生活方式的作用，可是实际上，却起了消解人民的革命意志的作用。”这种定位，使现代主义基本被屏蔽在社会主义的文化现实之外，直到文革结束以后，现代主义才获得发生发展的可能。新时期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发生发展的三个阶段：
一、20世纪80年代前期，传播和认识阶段。
这一阶段启蒙主义文学是主流，但现代主义的因素也开始出现，如朦胧诗的技法、王蒙等人对意识流手法的运用。在思想理论领域，现代主义逐渐获得了合法性。人们或者将现代主义和阶级剥离、与时代联姻，或者将技巧与意识形态剥离，努力为现代主义争取发展的空间。
二、先锋文学的兴起
先锋文学的基本倾向是批判和抗议传统社会主义及意识形态的压抑，争取个体的解放和自由，仍然具有浓重的启蒙立场。不过，在艺术手法和风格，先锋文学的现代主义意味很浓，而且也开始了对现代性的反抗，表达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生存体验。
在这一阶段，关于现代主义的争论再次兴起，主题不是要不要现代派，而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的现代派。有人认为中国的现代派只局限于技巧层面，缺少西方现代派那种深沉的生命体验、形而上的提升；有人则声称执迷于把西方现代派作为“正宗”是落入了西方中心主义的陷阱，中国化的现代派当然也是现代主义的。其实，中国新时期的现代派本身比较复杂，有些的确仅限于技巧层面的炫奇，称为“伪现代派”并不过分；有些作品则达到了技巧和思想层面的完美统一，尽管和西方现代主义的取径可能有所偏差，仍然是成功的现代主义作品。
三、现代主义高潮的消退和延续
90年代，市场经济大潮兴起，80年代后期兴起的现代主义即先锋文学开始退潮，带有后现代倾向的新历史写作、欲望化写作兴起。当然，仍有部分作家仍在进行现代主义的写作。
八九十年代的现代主义小说家
刘索拉《你别无选择》 徐星《无主题变奏》 残雪《苍老的浮云》 苏童《1934年的逃亡》《米》 余华《古典爱情》《世事如烟》 莫言《丰乳肥臀》 格非《褐色鸟群》《迷舟》
扎西达娃《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 八九十年代的现代主义诗人
关于“知识分子写作”
1987年诗人西川、陈东东、欧阳江河等在当年的“青春诗会”上明确提出了知识分子写作的概念。这批诗人主张诗歌要坚持知识分子批判精神和文化责任感，在一种复杂的历史和文化现实中建构诗意。知识分子写作是一种智性写作、精英写作，讲究诗歌的专业性和词语修辞，大量吸收西方思想和语言资源，具有开阔的文化视野，摒弃了各种意识形态幻觉，始终坚持个人立场但又不放弃责任感。欧阳江河认为知识分子写作是抗议的主题被耗尽，群众写作时代过去之后，一种有语境与语言策略的考虑、寻求阶段性活力的诗歌实践。
与“知识分子写作”相关联的命题是“中年写作”，“中年写作”指向的并非某一年龄或时段，而是某种写作心境和态度，在这种心境下的写作不仅依靠激情和才华，而且更加依靠“对激情的控制”，依靠“综合的有效才能”、“理性所包含的知识”和“写作积累的经验”。
傍晚穿过广场（节选）欧阳江河
我不知道一个过去年代的广场 从何而始，从何而终 有的人用一小时穿过广场 有的人用一生——
早晨是孩子，傍晚已是垂暮之人 我不知道还要在夕光中走出多远 才能停住脚步？
还要在夕光中眺望多久才能 闭上眼睛？
当高速行驶的汽车打开刺目的车灯 那些曾在一个明媚早晨穿过广场的人 我从汽车的后视镜看见过他们一闪即逝 的面孔
傍晚他们乘车离去
一个无人离去的地方不是广场 一个无人倒下的地方也不是 离去的重新归来 倒下的却永远倒下了 一种叫做石头的东西 迅速地堆积、屹立
不象骨头的生长需要一百年的时间 也不象骨头那么软弱 ……
生活的另一面
西川
我注定在某年某月的某个时辰 离开这个世界
因此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 譬如恋爱，写诗，去西部流浪 我一走出那座老式钢琴似的屋子 就不明白地在Ｃ弦上摔了一跤 掌声和咒语于背后蝗虫般飞来 有一对酒窝变成美丽的陷井 我实在搞不清网与生活 究竟有何区别
我不流泪不等于没有眼泪
我整了整行李试图从哲人的书本上 寻找警句或方向
直到一条河自历史深处汹涌而来
灯塔与许多人的灵魂均漂在水上 我的灵魂也漂在水上
最后的营地
王家新
世界存在，或不存在
这就是一切，绝壁耸起，峡谷 内溯，一个退守到这里的人 不能不被阴沉的精神点燃
所有的道路都已走过，所有的日子 倾斜向这个夜晚
生，还是死，这就是一切 冬日里只剩下几点不化的积雪 坚硬、灿烂，这黑暗意志中 最冰冷的
在死亡的闪耀中，这是最后的 蔑视。高贵。尊严
星光升起，峡谷回溯，一个穿过了 所有港口、迷失和时间打击的人 最终来到这里
此时、此地。一，或众多 在词语间抵达、安顿，可以活 可以吃石头
而一生沧桑，远在另一个世界的亲人 及高高掠过这石头王国的鹰 是他承受孤独的保证
没有别的，这是最后的营地，无以安慰 亦无需安慰
那些在一生中时隐时现的，错动石头 将形成为一首诗
或是彰显出更大的神秘
现在，当群山如潮涌来，他可以燃起 这最高的烛火了
或是吹灭它，放弃 一切 沉默即是最终的完成
八九十年代现代主义文学的思想倾向
一、当下的、个人化的生存体验中领悟历史和生存的意义。
二、对现实的激烈反叛，多以隐晦病态的意象揭示社会人生的真相。
三、展示人性之恶、世界之丑
四、荒诞意识
五、颓废主义
艺术特色
一、意识流的引用
二、象征、隐喻、梦幻、反讽手法的运用
路遥文学奖：向现实主义文学致敬 篇3
“路遥文学奖”是为纪念著名陕西作家路遥，由民间发起的纯文学公益奖项，主要发起人为路遥生前挚友高玉涛、高为华。该奖项为年度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大奖，每年一届，评选当年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每年奖励一部作品；每年12月3日即路遥诞辰日公布获奖结果，次年3月29日举行颁奖盛典暨路遥文学奖文学周活动。
“永远坚守一种文化情怀和文学理想，是我致力于路遥文学奖公益事业的全部初衷。”发起人高玉涛认为，路遥文学奖是路遥的、民族的、世界的，而非任何个人与组织的。“我愿做一粒小石子。不索取任何个人利益，公开、透明接受社会、媒体及相关机构的监督。”
与路遥的情谊
在高玉涛眼中，路遥于他，不仅是挚友，还是人生导师。上世纪八十年代，高玉涛就像千千万的中国人一样，任凭时代的大潮决定自己的人生，参军或者做一名司机，对于当时一个农村户口的小青年来说，是非常体面的选择。不论是自主择业，还是追寻自己的理想，对于当时的高玉涛想都不敢想。直到他读了路遥的《人生》，才猛然意识到只有通过奋斗和创业，才能拥有截然不同的人生。
创作《人生》期间，充满生气和机遇的城市生活对于像路谣那样的身处封闭而又贫困的农村知识青年构成了一种双重的刺激，不论在物质还是在精神上。路遥思考并理解了这一现象，在城市化的浪潮汹涌而来的种种冲击中，他提出了农村知识青年该如何做出选择。
正是受到路遥的鼓舞，高玉涛毅然决然地放弃了“本分过日子”的想法，去做“异常之举”，所以，后来他辞掉了团县委干部职务，去北京闯荡，在西安办厂创业。
1989年，高玉涛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青年企业家。但创业的成功并没有冲淡他对路遥的崇敬和对文学的激情。
于是，高玉涛怀揣着《榆林报》总编辑写给路遥的推荐信，带上自己工厂生产的陕北“酸溜溜”沙棘饮料，还有两条高档次的“软中华”，到陕西作协见陕北老乡路遥。在高老师表明自己的身份和崇拜之情后，两人“拉”（陕西方言）了许多家乡话。当时路遥在惊喜地自言自语，其中一句话他至今还记在心里，念念不忘——“几十号陕北后生闯省城，闯首都办工厂！你比我小说里的‘孙少安’还能哩！”从这以后。两人开始了密切交往。
路遥一生，歌词创作并不多，为数不多的歌词创作中，其中一首是为西安普惠集团创作的厂歌，并邀赵季平谱曲。那是1991年底1992年初的事。其时，高玉涛为西安普惠集团董事长和汉城饮料厂厂长。
1991年12月5日，路遥在致高玉涛的信中这样写道：“在一些事业的紧要关头，谁都有撑不住的感觉。当然，退路是熟悉而轻松的，退下来也容易，但要是这样。丧失的不是此种事业的本身，而在于整个人生的失落。由此而论，一个人的综合素质只有在重大关头才能得到检验，成功与失败常常在这种地方的毫发之间。”
但是，就在几年之后，大作家路遥因病早逝，年仅42岁。这让高玉涛心痛不已。
高玉涛想，路遥的一生全部贡献给了文学。路遥的作品，如《人生》《平凡的世界》《早晨从中午开始》等经典传世之作，是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如果有更多的后辈沿着路遥的足迹，写出更多的真正关注底层，反映和批判现实的作品，那该是一件多么令人欣慰的事情。
于是，纪念路遥，成为他创办“路遥文学奖”的初衷，也成为他传承“路遥精神”的行动纲领。
2012年12月1日，高玉涛在北京鲁迅文学院组织了“路遥去世20周年纪念”活动，也是在这次纪念活动中，他提出了举办“路遥文学奖”的设想。
2013年1月8日，以路遥命名的“路遥文学奖”在京宣布启动。发起人是高玉涛，以及另一个收藏界人士高为华。
“玩收藏的来做文学奖？”这是路遥文学奖诸多争议之一。
当然，高玉涛不只做过收藏，他还在完全不同的行业与领域里“闯荡”，比如，他曾创建过包装厂、饮料厂、矿泉水厂、乳品厂、食品厂、生物制药厂，产品不仅畅销国内，还有部分出口创汇；比如，创办了取名公司（全国首家）、广告设计公司、商贸公司、收藏文化公司等；又如创立的教育书店、命名研究所、收藏文化研究所、《收藏界》杂志社等历程二十多年，至今还在正常运行。
但高玉涛认为，他和高为华都喜爱文学，并对当今文学现状不满，他希望“路遥文学奖”能面向整个汉语文学写作，坚守现实主义文学理想，鼓励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提高汉语作家和社会公众对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视和关注，推动汉语文学的发展。
但在笔者看来，正是凭借高玉涛的跨界思维和能力，才让这一民间首个文学奖可以冲破阻力，力挽狂澜，成功举办数届，为读者甄选出重磅的批判现实主义佳作。
高玉涛甚至对媒体强调，“过往的一切都是浮云，不值一提。所有的一切都是为‘路遥文学奖’做实验、做铺垫、做准备的一一我在有生之年的今后，一心一意只为‘路奖’这一件公益事业而努力。”
社会需要现实主义文学
现实主义作为特定的文学思潮，形成于19世纪的英、法、俄等国。一段时间里，现实主义文学流派曾经大家辈出，在世界文学史上创造出了十分辉煌的成就。
有人指出，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能够穿越社会生活的表层，深入到人类历史的深处与人类心灵的深处，发现一个时代社会发展面对的各种问题的实质，把握时代精神的细微变化，表现特定人群在社会发展变化过程中内心深处经历的真实的情感体验。
高玉涛说，“路遥文学的意义在于，只要有穷人、有底层、有城乡差别、有有志青年和社会不公平存在，路遥就不会被遗忘。”
马云对媒体曾多次讲过并在自传中写道：当年他蹬着三轮车到处推销奔波的时候，是路遥的《人生》坚定了他的信念，鼓舞他坚持下去决不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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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大腕潘石屹说每当自己事业遇到困难和遭受挫折的时候，他就会翻开《平凡的世界》；当他发现女儿不认真学习、弟弟不努力工作时，就“命令”他们必须读《平凡的世界》。
据北京大学教授邵燕君讲，《平凡的世界》是全国高校图书馆被大学生反反复复借阅最多的文学名著，而且都是自愿阅读，并非老师布置。路遥就这样被城市和农村数以亿万计的大中小学学子和社会各界青年人经常阅读着，口口相传着。
著名文学评论家李建军指出，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和作家已有50多部40多人，但让人记住、经常阅读和谈论的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排名第一。
路遥文学奖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争议不断，甚至轩然大波，本身已说明路遥与当下的现实和未来的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对人生的冷静审视，对日常经验的深刻反思，以及对现实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度，恰恰是现实主义文学必须具有的品质，是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精髓与魅力所在。
高玉涛甚至认为，“凡是喜爱文学的学子、致力于文艺创作的年轻人、正在文学征途艰辛跋涉的青年作家、已小有名气但尚需鼓励的作者和作家，尤其是生活于底层承受生存压力但怀有梦想的文学青年，他们都是最需要路遥文学奖的群体。总之，我认为在信仰缺失、精神空虚、作家一味热衷追逐名利的当下中国。应大力倡导和鼓励来自民间的文学奖。”
任何一个文学奖项，如果没有正确的核心理念与价值取向，就不可能产生科学合理的评选体系与结果。“而路遥文学奖坚持公平透明、严肃专业的评判标准，拒绝暗箱操作、内定名单、商业炒作等文学圈由来已久的种种不良风气与世俗乱相。我们以批判现实主义为宗旨，坚守公平正义，直面现实矛盾，揭露假、丑、恶现象，关怀底层写作，鼓励真诚创作，发现和挖掘新人力作。”高玉涛强调。
“如果我们的文化领域充斥的是成王败寇的价值观，奉行的是金钱至上的逻辑，那么我们就会遭遇文化沙漠。如果一个国家缺乏精神，缺少了文化与文明，那么这样的国家绝不可能进步。中国现实主义文学需要希望，而我的努力就是希望提供这样一个可能性。”
关于路遥文学奖的奖项设置、评审机制等一系列专业问题，高玉涛及其团队曾在北京、西安先后召开过三次专家研讨会和论证会，集思广益，在学习借鉴“布克奖”、“诺贝尔文学奖”等世界文学大奖的基础上，制定出体现公平、公正和公开的“路遥文学奖”评审条例，对中国长篇小说的创作出版进行跟踪阅读、年度盘点和判断分析。
与其他文学奖不同，“路遥文学奖”的宗旨有三点：第一，倡导文学关注民生和社会底层人群；第二，鼓励和促进现实主义文学创新与发展。第三，挖掘、发现并重奖在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上的优秀作品和作者。作为一个纯民间的公益性奖项，奖金与筹办经费全部由民间募集和自愿捐助。
“坚持民间立场和公益性质，其实这才是保持生命力的来源，因为它可以不受官方、商业左右，这是坚持不变的。现在，亟需弘扬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像阎真作品《活着之上》这样认真、严肃、下功夫的作品简直太稀少了。”高玉涛强调。
“把文学上升到信仰，高于生命，这是路遥传统的重要方面。”阎真在发言中说，针对现代人在理想和功利的夹缝中生存的状况，他想写一部批判性小说，对功利化现状进行揭露批判，这才有了首届路遥文学奖第一届获奖长篇小说《活着之上》。
这篇小说直面生活潜规则和学术腐败，既写了以蒙天舒为代表的不学无术、投机钻营分子在大学里的如鱼得水，更展现了以聂致远为代表的有良知有追求。但又在现实环境下无奈生存的另一类知识分子的真实境况。
阎真认为，“欲望不能任性，功利不能野蛮，文学有信仰才有出路。”
2015年的路遥文学奖争夺比2014年激烈得多。
投票在2015年12月2日上午进行，截止到12月2日中午12点，直到最后一分钟才完成全部投票：“不少评委在几部作品之间挣扎，斟酌再斟酌，有人在《一座营盘》和《黄埔四期》之间挣扎，有人在《黄埔四期》与《一九七九年纪事》和《多湾》中挣扎。”投票结果：《黄埔四期》4票，《一座营盘》和《祭语风中》各2票，《多湾》1票。
何顿花6年时间创作的长达百万字的长篇小说《黄埔四期》发表在2015年《收获》上。小说书写了黄埔四期一代精英，两个家族在国共两个历史时代，历尽战争的辉煌和家族苦难的命运。
据高玉涛介绍。第二届路遥文学奖的终评委有九位，包括于慈江、孙民乐、邵燕君、赵勇、黄发有、萧夏林、王向晖、鲁大光、陈锟，文学评论家李建军、解玺璋、杨新岚等担任观察员。评委会对许多知名作家的新作给出的意见十分辛辣。王安忆的《匿名》和严歌苓的《上海舞男》都被毫不留情地批评：王安忆和严歌苓过于自信，但因为写作模式过于成熟，叙事过于格式化，尤其是中篇小说长篇化，格局和高度很难上去，难以期待。王安忆这部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是其一贯的蜗牛叙事，写景繁复，让读者在她不见天日的语言密林里迷失自己，可谓今年最难以卒读的作品。而严歌苓《上海舞男》里的文艺故事比较生硬，不合生活逻辑。
在争议中求真求实
路遥文学奖是国内第一个由民间人士独立主办的文学奖项。就像任何创新的事物都会带来争议一样，路遥文学奖自发起成立以来就饱受质疑。在高玉涛的职业生涯中，从来没有一项事业令他这么耗费精力，但他毅然决然地挺过来了，因为这是他可以为之坚持一生的理想和事业。
一些压力如果放在大多数人的身上，都可能会成为不可承受之重。
第一，在路遥文学奖未评奖之前。就受到了普遍质疑和路遥女儿路茗茗的强烈反对。路茗茗通过媒体公开回应：“我觉得设立一个文学奖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像国内文学界比较权威的‘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对文学写作者和读者都有很大的影响，应该在各个方面都比较严谨一些。如果出现了状况，不仅影响我父亲的声誉，也会辜负了发起者良好的初衷。”除此之外，文坛内外对高玉涛办路遥文学奖普遍悲观，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一场闹剧，最终会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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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外界包括路家人担心最多的，就是怕有人借路遥之名圈钱，以谋取私利。
第三，某文学评论家公开表示“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民间性质的文学奖项”，并认为路遥文学奖“未经申报和审批、资质本身有疑问的奖项，因为涉嫌违规运作，很难长久和持续”。
第四，不少评论批评“目前文学奖已经泛滥”。目前，中国大大小小的文学奖不少，其中代表国家层面的最高文学奖有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骏马奖”和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四个奖项，都是由中国作协主办的。还有中国作协下属的国家级社团，设立的一些像冰心散文奖、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等几个全国性的文学单项奖。还有一些以知名作家命名的文学奖如郭沫若文学奖、沈从文文学奖、艾青诗歌奖等奖项，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并不熟悉。
面对这些质疑和压力，高玉涛与另一位发起人高为华回应，要“誓死将路遥文学奖办下去”。
“路遥文学奖”设立专职评委是高玉涛的创新之一，他给评委开出阅读作品的工资。仿照诺奖的标准，路遥文学奖评奖条例里面规定，评委必须要匿名，不能对外公布，公布出去会影响评奖的公正。
除此之余，路遥文学奖还专门设了一个评审委员会，是由文学专家组成的、完全独立的、没有任何人能干涉的。同时，成立了一个监事会，邀请路茗茗、路遥的胞弟、中国文联的领导还有名律师，监事资金的使用。
高玉涛还邀请在文学界有威望的人士担任奖项观察员，对文学奖的评审结果进行观察和监督。除了知名文化评论家解玺璋，担任观察员的还有西北大学教授杨乐生、《当代》杂志副主编杨新岚、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李继凯等人。此外，路遥文学奖还设立了两位“监事”王立则和冉劲松。王立则是律师，而冉劲松是油画家。这两位监事主要是监督资金的使用情况。路遥文学奖的经费由路遥生前的好友、文化艺术界和企业界的人士赞助。
面对民间奖项的质疑，高玉涛表示，“我们是个民间的奖项，注重的是文化创新，如果民间人士都关心文学，这是个好事情。”他并不担心违规，也不惧官方来“收编”：“不管谁来收编，都会失去这个奖项的意义。”
对于文学奖项的“泛滥”微词，高玉涛则回应：“法国有1500多个文学奖，中国就十几二十个奖，就以为奖多了，实际上远远不够。我们希望发出民间的声音。”
“当你以一个公正、公平的态度去做事情，一定会收获应得的回报。”
迄今为止，高玉涛及其团队已经成功举办了两届路遥文学奖的评审和颁奖活动。第一届路遥文学奖由阎真获得，获奖作品是《活着之上》；第二届路遥文学奖由何顿获得，获奖作品是《黄埔四期》。两部重量级现实主义作品，俘获了越来越多的文学爱好者。越来越多的业内人士开始为路遥文学奖“正名”。
高玉涛说，“就像路遥当年创作《平凡的世界》时，面对整个文学评论界的冷遇和嘲笑，他同时受到诸多文学期刊和文学出版社的拒绝，但他从不曾停笔，也不曾想过要放弃这项庄严而神圣的工作。我和‘路奖’也一样，一直在坚定地走着。面对那些争议与质疑，我们永远不会放弃与文学创作同样重要的文学批评。”
自然主义文学 篇4
关键词：美国自然主义,克莱恩,《海上扁舟》,体现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在美国文学领域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学思潮。这就是被后人称为自然主义的文学思潮。美国年轻作家斯蒂芬·克莱恩就是这种自然主义文学思潮的先驱者之一。
一、美国自然主义文学的产生
首先,达尔文进化论是自然主义文学产生的根本原因。达尔文认为:影响生物进化的因素有三种,即自然选择、性的选择及个体机体有生之期获得特性的遗传。进化论的诞生,给科学界、哲学界及神学界带来一场革命,是对传统神学及理想主义神学的全盘否定,它取消了上帝设计师和创造者的地位,进而强调人类产生过程的机械性,以及人类进化过程的因果循环。受其影响,悲观、忧郁的新自然哲学应运而生。新自然哲学强调:人类的命运不是由万能的上帝决定的,而是由机械的盲目的自然的力量控制的。同时,新自然哲学指出自然的残酷:自然是一座对人类遭遇无动于衷的庞大机器,人类在自然中必然要为生存而相互竞争,而且,部分人的毁灭是人类进步不可避免的伴侣。[1]
其次,悲观、忧郁的新自然哲学是自然主义文学产生的思想根源。被英国誉为“思想泰斗”、“维多利亚英国的亚里斯多德”的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是19世纪英国实证主义的集大成者。他花了36年的时间,把哲学观点应用于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伦理学,完成了他的庞大的思想体系。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对自然主义在美国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斯宾塞把科学的含义运用到思想和行动上,把生物进化论的一般规律运用到社会研究之中,变自然选择法则为社会选择法则。他甚至在达尔文之前就提出“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的观点。这种思潮直接导致以宿命论(fatalism)为基调的自然主义(naturalism)的产生和发展。
再次,法国文学自然主义是美国自然主义文学产生的重要原因。自然主义作为文艺思潮,出现在19世纪后期法国浪漫主义运动之后。其代表人物是左拉(Emile Zola)。左拉提出以实证主义哲学为基础的艺术理论,主张在文学创作中运用遗传学、临床病理学等原理来展现人的生物本能,认为人不仅受生活环境的支配,还受到物理及化学规律的控制,因为人不是孤立的,而是生活在社会中。左拉同时强调小说家应该也是科学家、实验家和解剖家。
最后,战后美国的社会状况是美国自然主义文学产生的直接原因。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导致这种变化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美国工业革命的到来。工业革命使战后的美国逐步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19世纪末期,美国已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工业大国。这期间,大批的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横穿美洲大陆的铁路也已建成,大量的发明创造更是推动了工业化进程。
二、自然主义文学的内涵与特点
自然主义文学是美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被认为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新发展,有时称“低度的现实主义”或“悲观的现实主义”。它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意义上的“真实地再现自然”;而是说明人类处于一个机械化世界,是不能控制的力量的牺牲品。
自然主义文学的鼻祖是法国作家埃米尔·左拉,在他的著名的《实验小说论》(The Experimental Novel)中,提出创作实验小说及自然主义作品的主张。他认为自然主义文学应注重资料考证和客观描写,资料要翔实,描绘要准确真实。他笃信遗传和环境两种因素对人性和人的命运的决定力量。美国大学字典定义为:应用科学概念和方式处理情节发展和刻画人物特点的理论[2]。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的自然主义文学作品的特点有以下四点。
第一,客观地直接地描绘社会现实,如同科学研究和分析。
描绘当时社会工业化的发展,一方面形成垄断资本集团,也造就了新的工业无产阶级,他们受到资方和机器的制约,失去个性和主动,生活在贫民窟,社会上无足轻重。另一方面贫富差距加大,劳动和资本对立,农场主破产,工人失业,竞争残酷无情,投机买卖横行,道德败落。
第二,体现了新人生哲学思想。
此思想认为,人已不是一个自由的道德整体;在一个冷酷、淡漠、从本质上讲没有上帝照拂的世界里,人已没有自由意志可言,在机械因果的系统下而无能为力,劫数难逃。强调人们的生活完全由环境和遗传因素控制,经常表现人的原始冲动。既然人的行动都由他所不能左右的外部压力决定,他的理智便失去了应有的作用,他和动物也就相去不远了。于是自然主义文学又经常把人描绘成一个无可奈何的动物(机械)一般,生活没有意义,没有希望,任凭更高力量的恶毒折磨和宰割。
第三,体现了马克思唯物主义理论。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上层建筑(包括思想体系,政治)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基础之上。“建立在”不等于“由……引起”。马克思认为“文学”与其所存在的历史条件不可分割,因为人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创造了当时的物质文化生活;而且与支配和从属的社会关系不可分割,因为在特定历史时期,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经济关系秩序从某种意义上说,“决定”不是“引起”整个社会文化生活,包括文学创造。[3]
第四,素材广泛。
以美国社会生活为素材,有些作品毫不留情地撕下美国机械文明的假面具,把垄断资本社会的血淋淋现实和贫民窟的艰苦生活一无所遗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批判小城镇生活的单调沉闷,人们思想狭隘、无知和他们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以及大城市的奢靡生活。描绘人的各种各样的欲望,毫无顾忌应用当时情景需要的语言,分析人类在当时社会进退维谷的情形等。[3]
三、自然主义在《海上扁舟》中的体现
同时代的美国批评界认为,斯蒂芬·克莱恩的自然主义是美国自然主义文学主流中最为“纯正”的支流。他的作品不像其他自然主义作品,不含任何非自然主义成分。他着意描写了各种环境对人的命运的决定作用,排斥了任何人为意志选择的存在,彻底否定了道德的社会作用以及道德对人的命运的作用。斯蒂芬对传统价值观、传统道德观的态度是明确的。在他的早期小说中,社会道德伦理都是骗人的、虚假的把戏,对人的命运不起任何积极的作用,甚至还可能把人推向命运的深渊。而在后期小说中,他则把道德视为虚无缥缈、不存在的假设;在人的命运发展过程中,起作用的只有自然环境、无情的社会环境和人的各种冲动。
克莱恩认为短篇小说《海上扁舟》是他的“所有作品之冠”,因为小说浓缩了他的自然主义创作思想,完整而又系统地展现人与自然之间的搏击以及力量对比,人的命运的状况以及最终必然的失败,甚至人对失败的命运的接受。据克莱恩自己在小说开头的副标题上所说,《海上扁舟》是“根据事实创作的故事,是破沉的小汽船上四个人的真实经历”。这篇小说首先是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出现在《纽约时报》上,报道的是四个水手在风暴之中,驾着小舟与海浪搏斗三十多个小时,终究不敌自然的暴力,船被海浪掀翻并震为碎片,而水手们则落入水中,继续与海水奋力拼搏,最后有一人终被海水吞噬。
小说发展的过程其实就是人与自然拼搏的过程。小说一开始,自然界便与小船相继出现,浪花的狂暴,与小船的渺小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在自然主义小说中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即人类力量在广袤的宇宙中微不足道。因此在小船的行进过程中,“每朵浪花都是很难克服的问题”。这些水手们的命运完全被自然的力量控制着,任其摆布。在水手们看来,“轮流划桨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这都是‘魔鬼’的惩罚,都是对他们的体力的考验,甚至是一种‘可怕的事情’”。对于这场考验的结果,水手们都是悲观的。船长为了安慰船上的水手,说:“我们会安全抵岸的。”可是,一水手马上回答说:“要是风停了,我们就会安全。”另一水手的回答则是:“如果不栽到浪里头就安全了。”风和海浪都是不会因为他们的安全问题而停歇的。“海水是非常神秘的东西,浪花出奇的高”;况且,克服了一个浪头,紧跟的又是另一个浪头,这使得水手们的神经异常紧张,整个搏击的过程都充满了死亡的恐惧。
水手们远在茫茫的大海,很难遇到他人的拯救。当他们靠近“蚊子岛”附近,看见灯塔灯光之时,遇救的希望油然而生。他们认为那边一定有人,并且,一看见他们,一定会开船过去救他们的。然而,水手们忽然意识到,岛上除了备用的衣物和其他杂物外没有任何人。更有甚者,当他看见远处海滩上有人影闪动时,还误以为这个人会救起他们,可惜的是,这个人并不理睬他们的困境,驱车而去。因此,在搏斗的过程中,水手们除了死亡的恐惧之外,又平添了苍凉的孤独感。此时,他们见到咆哮怒吼的白花花的海浪,先前富有生存希望的轻松之感已经荡然无存,唯有悔恨自己的无能、盲目及懦弱。甚至,他们似乎可以预见自己可能被溺死的结局。他们重复表达了对命运格式化的诅咒。
对于水手们的悲观与诅咒,大海,乃至整个宇宙都是完全漠然的。自然主义者一向认为,自然界就像一座丛林,对于禽兽众生,只有相互竞争、适者生存的规律,不存在任何感情和道德的力量。船长经过几次诅咒之后,才猛然发现,“自然界是不会把他当一回事的,即使把它们全毁掉,也不至于损坏宇宙的一毫一毛”。他非常清楚自己“可悲的情势”,只能依靠自己。在他们看来,大自然似乎是他们最大的敌人,似乎非毁掉他们不可。可是,在克莱恩看来,大自然则是完全漠然的,既不是敌人也不是朋友,只是个无情的机制。他认为,“她对他们似乎既不残酷,也不仁慈,既不背叛,亦无智慧。她只是无动于衷。绝对的无动于衷。也许人在这样的境地,才可能发现宇宙对人类的漠然,才能发现自己生命中无数的不足。此时,对与错之间的区分对于他们来说显然是荒唐的”。
在小说的发展过程中,克莱恩似乎强调了团结的力量。船长认为他从未指挥过如此顺从、如此合作的船员,而这些船员轮流划桨,轮流休息,甚至每一人的陪伴都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而在船沉之后,船员们各自分散,特别是身体最为强壮的加油工,游在最前面,看不见船长的指挥,终于筋疲力尽而孤身葬身大海。其余两人在船长的指挥下,后来被海水冲到岸边,得到岸上人的搭救。在这里,克莱恩显示了社会主义的倾向,否定了个人主义的生存可能。
在创作技巧上,克莱恩在小说中很明显地反映了自然主义的创作风格。船员们的每一个动作,海浪的每一次冲击,克莱恩都作了极其详尽的描述,甚至多次反复,俨然是文件式的记录,根据自然主义者的一贯说法,就是医生的病历记录。克莱恩还用大量笔墨刻画船员的心理状态,以及对每一次危险的到来,希望的升起及破灭的心理变化和反应。此外,克莱恩把故事安排在荒芜人烟的茫茫大海,直接排斥了道德力量、社会价值观念对人的命运的任何作用。在这里,人只能依靠遗传的力量,与自然作奋力的搏斗,才有生存的可能。
或许斯蒂芬·克莱恩成为自然主义作家纯属偶然,但他的确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自然主义作家。他对美国文学的特殊贡献以及对后来作家的影响都不容忽视。他勇于创新,挺身而出,为美国文学挖掘了新的题材,一改19世纪美国文学中那种循规蹈矩、温文尔雅的传统,冲破文学创作的禁区,挥笔直指被文学界遗忘的社会黑暗面,那些目不识丁、身无分文、极为普通的穷人的苦难、不幸和屈辱成为他关注的焦点;他大胆尝试,取长补短,把一些音乐与绘画中的创作技巧运用到文学创作当中,使他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更加鲜活可信,充满生命力。才华横溢却英年早逝的斯蒂芬·克莱恩定会在美国文学史上留下笔墨浓重的一页。[5]
参考文献
[1]史志康.美国文学背景概观[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2][英]弗莱.麦迪尼克.美国文学导论[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
[3][英]莱门.塞尔登.当代文学理论导读[M].伦敦:夏威斯特国际联合出版社,1989.
[4]石昭贤.欧美现代派文学三十讲[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
英国浪漫主义文学 篇5
英国是最早出现浪漫主义文学的国家之一。英国的浪漫主义作家不满于资本主义城市文明的发展，具有愤世嫉俗、归隐自然的倾向。18世纪中后期的诗人罗伯特·彭斯（1759年－1796年）和威廉·布莱克（1757年－1827年）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他们在英语诗歌文体和语言上做出了很多可贵的尝试。彭斯从苏格兰民歌中吸取养料，其《苏格兰方言诗集》擅长抒情和讽刺，语言通俗；布莱克的《天真之歌》、《经验之歌》则具有象征意义和神秘色彩，在20世纪大放异彩，影响了整个现代英诗。
然而，英国浪漫主义第一批真正的大师则是被称为「湖畔派」的三位诗人。威廉·华兹华斯（1770年－1850年）是湖畔派诗人中成就最高者，他与「湖畔派」另一诗人萨缪尔·柯勒律治（1772年－1834年）共同出版《抒情歌谣集》，成为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诗集中收录的诗歌大部分为华兹华斯所做，而柯勒律治的名诗《古舟子咏》和《忽必烈汗》亦收入其中，充满幻觉和奇谲的意象。然而华兹华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作品则是长诗《序曲》。骚塞的诗歌极富古之幽情，与世俗格格不入。湖畔派三位诗人均蛰居于英国西北湖区，缅怀中世纪和宗法式的乡村生活，是浪漫主义文学中温婉清丽的代表。
乔治·拜伦（1788年－1824年）和雪莱（1792年－1822年）两位诗人将英国的浪漫主义文学推向高峰。他们和湖畔派诗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作品更具战斗意识和政治倾向。雪莱的代表作《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通过神话描写被压迫的人民的苦难和暴君的必然下场，预言革命一定会到来。他的短诗《西风颂》、《致云雀》等音韵铿锵，更有「冬天如果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等名句传世。拜伦是19世纪上半期最为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他一生游历各地，其诗作充满异域情调。代表作《唐璜》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场深入骨髓的检阅，发人深省。在欧洲，拜伦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人们把孤独、悲壮、崇尚个人式反抗的浪漫主义者形象称为「拜伦式英雄」。拜伦晚年投身于希腊的民族解放运动，并最终因伤寒而死于希腊战场。
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还包括约翰·济慈（1795年－1821年）。他的创作生涯只有5年，却写出了著名的抒情诗《夜莺颂》和《希腊古瓮颂》，沉醉于古代世界田园牧歌的美景之中。瓦尔特·司各特（1771年－1823年）以创作小说为主，其代表作《艾凡赫》以12世纪的英国为背景，塑造绿林英雄罗宾汉的形象，他是欧洲历史小说的创始人。
浪漫主义在英国文学里则在后来发展出了不同的形式，主要是与诗人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类似，他们两人共同撰写的《抒情歌谣集》（Lyrical Ballads）一书企图抛弃奥古斯丁风格的诗词风格，改以较为直接的述事方式和来自民间传统的题材取代之。两位诗人的作品也与因为法国大革命而产生的乌托邦社会思想有所关系。威廉·布莱克则成为了在英国最强调浪漫感觉的诗人和画家，他还主张：“我必须要另外建构一套风格，否则便会被其他人的思想所奴役。”布莱克的作品也受到许多中世纪书籍的影响。威廉·特纳（J.M.W.Turner）、约翰·康斯特勃都被视为是浪漫主义的画家，而拜伦、雪莱、玛丽·雪莱、济慈等人也被视为是浪漫主义在英国的代表人物。历史学家汤玛斯·卡莱以及英国的前拉斐尔派则代表了浪漫主义后期转型为维多利亚时代文化的阶段。1865年出生的威廉·巴特勒·叶芝还将他的这个时代称为是“最后的浪漫主义时期。”
浪漫主义思潮发展得最完备，最规范，最有成就的当推英国。英国的浪漫主义运动与其他国家相比，具有下列一些特色；首先，英国的浪漫主义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文学运动，它是由少数作家自由活动的形式出现的。其次，英国的浪漫主义源远流长，犹如小河流水，潺潺不断，历时达一百五十年之久。早在十八世纪末，从威廉·布莱克(1757--1827)和农民诗人罗伯特·朋斯(1759--1796)等人的诗篇中，就吐露出浪漫主义的苗头，以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拜伦、雪莱的诗作为高潮，直到十九世纪末维多利亚女王(在位1837--1901)执政的时代，依然还可以从丁尼生、罗伯特·勃朗宁和他的夫人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等人的诗歌中，看到浪漫主义的余声。再次，英国的浪漫主义明显地分为对立的两大派别。消极浪漫主义先于积极浪漫主义登上文艺舞台，主要代麦是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与之相对立的，就是以拜伦，雪莱、济慈为代表的积极浪漫主义者。
爱德华·杨
Edward Young.(1683–1765)Poet, Playwright.Active 1719-1765 in England, Britain, Europe.爱德华·杨,英国诗人，剧作家兼文艺评论家。主要作品如下：
BusirisYoung, Edward 1721
The Universal PassionYoung, Edward 1742-1745
浅谈后现代主义文学 篇6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 黑色幽默 元小说 戏仿 不确定性
一、引言
20 世纪的美国文学发展可以用高潮迭起，流派纷呈来形容。这一期间美国文学创作在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文学评论等各方面佳作不断，成就斐然。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更是给20世纪美国文学创作这一的黄金年代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以其强烈的讽刺性以及反叛性，在不断的冲击着传统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文学多年来给人们塑造的文学模式。也正是因其这种不好理解的反传统性，后现代主义文学作为一个文学流派自出现以来，一直备受关注。即使是在21世纪的今天，虽然后现代主义文学以不在有其往日的轰动效果，但依然是许多批评家和学者青睐的目标。
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出现
后现代主义文学起源的具体时间在学术界一直无法达成一致的意见。尽管如此，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大致可以追溯至20 世纪50 年代未或60 年代初期这一论点，还是得到广泛认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与人类哲学理论的发展及20世纪西方社会的快速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19世纪中期以后，现代西方哲学普遍形成反形而上学的倾向；后期维特根斯坦对语言意义看法的演化而形成的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哲学；强调人的精神生活的各种非理性因素的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以及后结构主义的兴盛都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奠定了理论基础。尤其是后结构主义对后现代主义文学发展影响颇深。后结构主义对于结构主义传统的依附于形而上学进行批判，反对其把客观性和理性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打破固有的文学标准。后结构主义认为 “基础”是一个无底的深渊，历史的连续性前面应该加上“断裂”二字，而“中心”的虚构性并不意味着可以不需要中心，可以离开中心。显然，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是以以上后现代主义哲学作为理论基础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被视为后现代主义文学兴起的直接导引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涉及地域最广，参战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战争，其间战事的惨烈程度更是可想而知。其中，600万犹太人被屠杀的暴行和美国在日本投下的原子弹给日本造成的打击等事件给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子们带来了巨大的震动。他们开始怀疑一直遵从的社会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开始怀疑人性是否有善良的一面，开始怀疑人类是否能控制科技发展所造就的巨大能量。他们对人类文明与进步的信念产生了动摇。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一度被战争所淡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尤其在美国，民权运动、女权运动的发展，反对越南战争的游行活动，黑人抗暴斗争，水门事件等，使社会动荡不安，人们精神世界越来越困惑。人们的精神处于压抑、苦闷的状态之中，致使人们开始产生自我放逐的倾向。这种倾向在文学领域直接表现为带有反文化、反艺术、反文学性质的虚无主义和多元价值观。带有这种倾向的文学作品批判现存制度，谴责现有社会状况，从而使其与战前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截然不同，形成了新的文学思潮，即后现代主义文学。
三、后现代主义文学特点
1.“黑色幽默”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大量的应用。“黑色幽默”小说产生并发展于20世纪60年代，但其真正繁荣与70年代，是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重要的一部分。在传统文学中，悲剧和喜剧是完全泾渭分明的。而“黑色幽默”文学则打破了这种界限，运用喜剧的艺术处理手法表现悲剧的内容，将开玩笑的对象瞄准了痛苦和不幸。“黑色幽默”往往用独特的思维和夸张的语言来嘲讽作家想要嘲讽的社会现象。无论是《第二十二条军规》中，作者使用的超越常情的细节、人物和场面和阴郁神秘的气氛来渲染主题，描摹荒诞，表现普遍意义的方法；还是在《在灵魂出窍》中，作者用冷漠的、自嘲的幽默，透过表面的荒诞喜剧色彩来深刻的表现悲剧性；以及在《五号屠场》中，作者塑造的怀疑和否定传统价值，又有一定追求的“反英雄”形象，这些都是“黑色幽默”小说所具备的独特之处。可以说，“黑色幽默”在一定时期内是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的特有标志。
2.元小说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的应用。元小说，又被称作超小说，是指有关小说的小说，是关注小说的虚构身份与其创作过程的小说。元小说是被应用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的一种奇特的形式。这类小说通常采用叙述者与想象中的读者对话的方式，将小说的创作过程穿插于叙事之间。小说中常常会直言作者是在虚构作品，并告诉读者作者虚构作品所使用的手法，同时将作者创作小说的一切相关过程展现给读者。作者在拉开读者与生活的距离的同时打破了现实主义真实性的幻觉，从而加速了读者对于文本叙事过程本身的反应。如冯内古特在《五号屠场》中所使用的元小说叙事方式，目的在于让读者在看似虚构的故事中，切身感受到冯内古特亲身经历的战争所带来的灾难，从而突显《五号屠场》的反战主题。元小说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的一大特色，自身具有巨大能量，其在曝光自身产生的过程中，无声无息的将叙事与现实分离，从而将艺术与生活的差距呈现于读者面前。
3.戏仿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的应用。戏仿，又被称作谐仿，是一种叙事方法，是将其他作品借用到自己的作品中，也就是通过有意识地模仿其它一部小说文本的内容和形式特征，其中就包括作品中的人物、情节、故事和语言风格等方面。对于文本的模仿是为了将其运用到不适宜，有时甚至是相反的语境中，从而达到嘲讽、调侃、游戏甚至是致敬的目的。戏仿的叙事方法可以用了模仿一个句子，一种文体，一个经典作品等。甚至我们可以说，已存在的历史都可以成为其模仿的对象。戏仿的叙事方法通常是利用故事内容与叙述的不协调，已实现反讽的目的。如冯内古特在《五号屠场》中对17世纪英国小说家约翰·班扬的作品《天路历程》进行戏仿，以此反映作者对战争深恶痛绝又无可奈何，极具讽刺意味。现在，使用戏仿叙事方法创作的作品大量出现，且不单纯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在电影，电视，以及网络上都可以寻到其踪迹。这种现象是后现代文化的表征之一。
4.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创作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创作原则是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的重要特点。主题的不确定、形象的不确定、情节的不确定是后现代主义文学不确定性表现的三个主要方面。首先，由于人们对固有的理性、信仰、道德和日常生活准则产生了怀疑，后现代主义作家便强调打破固有一切，并强调创作的随意性、即兴性和拼凑性，同时注重读者对文学作品的参与和创造，这就造就了其主题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已经由昔日的“非英雄”走向了“反英雄”，致使其形象不确定性的确立。最后，后现代主义作家对以往文学作品中故事情节所具有的逻辑性、连贯性和封闭性持反对的态度，因此，在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创作过程中，作者必定要将其打破，并用一种不具有任何的逻辑顺序和连续性的，根本无法用任何的顺序进行说明的，充满错位式的开放体情节结构取而代之，情节的不确定性也因此成为其创作特点之一。
四、结语
后现代主义文学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以后现代主义哲学理论为基础，在特定的历史背景环境下，经历了独特的发展过程，形成了其特有的创作特点和叙事手法，并以其所表现出的强烈的讽刺、调侃、自嘲等叙事风格，引起读者和文学评论家的关注。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出现于兴起不仅对世界文学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且对世界文学创作的现代化和多元化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刘加媚.美国后现代派小说及其模式评析[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年3月第12卷第1期，62-65.
[2]王祖友.后现代主义文学小结[J].社会纵横，2010 年1 月总第25 卷第1 期，82-84.
[3]王建刚.论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崛起与发展[J].湖南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196-198.
[4]齐媛媛.浅析后现代主义影响下的美国本土小说[J].长城，2011年08期，116-117.
[5]陈世丹，论后现代主义小说之存在[J].外国文学，2005 年7 月2005 年第4 期，26-32.
[6]任红红.后现代主义小说的研究现状述评[J].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10.10，29（5）：31-33.
[7]李维屏.英美后现代主义小说概述[J].外国语，1998，（1）：58-65.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生态哲学视域下的冯内古特小说研究”，项目编号：12544075。
自然主义文学 篇7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Enlightenment, the France writer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had a fanatic admiration for the classical literature.This revival is called Neoclassicism.As a reaction against the ornament and difficulty in literature of the late Renaissance period, neoclassicists maintained that 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literature should be easy to understand, clear and regular, elegant and didactic, restraint and rational.They also advocated that the eighteenth-century literature should imitate the classical works of the ancient Greek and Roman writers and poets, such as Homer, Virgil, Horace and Ovid.In addition, Dryden and his contemporaries made a comparison about the society between ancient Augustan Rome and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taking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two and molding after Augustan literature.In An Essay of Dramatic Poesy, Dryden laid the principles of inappropriateness and wrong;and he pointed out“‘He affects plainness, to cover his want of imagination:when he writes the serious way, the highest flight of his fancy is some miserable antithesis, or seeming contradiction;and in the comic he is still reaching at some thin conceit’” (Lipking and Noggle 2126) , which had raised English literary criticism to a new level.However, the complete imitation from the classics was denied by later generations, for they thought that to some extent, the two societies were different, so the literary principles should be altered somehow, thus transferring writers’attention from the standard of right to the judgment of wrong.Hence, Pope tried to set well-accepted rules for poetry that were useful for the modern poets.This change could easily be seen in his An Essay on Criticism, in which the main topics about“wit, Nature, ancients, rules, and genius” (2496-2497) can easily be detected and the rules of art are stressed.Later, Samuel Johnson was not satisfied with the literary principles raised by the former writers, so he developed those principles with revolutionary ideas.
After the efforts of three generations from Dryden to Johnson, the eighteenth-century literary principles of poetry and prose, backed by the thoughts of neoclassicism, finally came into being.
2 Literary Principles
2.1 The didactic function of the works and their simple style
The first literary principle was to please the readers through simple styles of works, making these works play their didactic function.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t that time, more and more people could have time to read, especially women at home.However, most of them were newly risen ones from the lower class or women at home, so they could not understand some obscure or profound works.In order to please them or make them understand, works should be written in simple style.Meanwhile, the aim of a poetry, as Dryden described, was to move the audience, and Horace’s Art of Poetry pointed out that visual and verbal art (early in the typographical style) could contribute to this effect;In addition, this art could vividly and directly convey the meaning to the audience;moreover, Pope’s use of personification vividly reflected the messages he wanted to express to the readers.Hence, the way writers expressed their emotions was no longer the same as writers in Ben Johnson’s time.The former ones preferred to use simple style to educate their readers.The stanzas below are selected from John Donne’s Song and Pope’s An Essay on Man.Donne wrote in his Song:
Go and catch a falling star,
Get with child a mandrake root,
Tell me where all past years are,
Or who cleft the Devil’s foot, (line 1-4)
Seeing this stanza at first, one cannot figure out what the writer wanted to tell and why writer put the falling star, the mandrake root and the devil’s foot here unless he or she sees the other few stanzas and has some knowledge about the rhetorical devices, such as hyperbole and metaphor.Therefore, this poetry is quite obscure.While in An Essay on Man, Pope wrote:
Observe how system into system runs,
What other planets circle other suns,
What varied being peoples every star,
May tell why Heaven has made us as we are. (25-28)
From the four verses above, one can easily figure out the main theme of the stanza is about the universe.The style is simple enough for the readers to understand.Everyone knows the meaning even without any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bout the universe.Those two stanzas listed above are both rhymed couplets.Nevertheless, the latter is much easier for readers to understand than the former.
2.2 The rules of convention and wit
In addition, conventions and wit, as were stressed in Pope’s An Essay on Criticism, was a major point.Eighteenth-century society in England, like societies in other countries, was ruled according to certain conventions.Manners were different in various occasions.Every situation had its specific way of behavior.Hence, guides to manners proliferated in that period, making the public have a sense of order, which had deeply influenced literature at that time.Literary conventions, just like the system of the established codes of manners functioning in a society, served as a guide to the creation of literary works, uniting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together.Every lock has its key, the same goes into literary conventions.Every set of conventions was designated to a certain traditional genre, thus providing readers with clues about the content of the given poems or prose.A genre should have corresponding ways of speaking, an appropriate tone, proper use of language and certain rhetorical devices.Therefore, writers could not apply Latinate language into prose with a sense of delight;they also did not use epic style to describe trivial things except that they wanted to achieve the effect of satire, nor did they depict the life in cities with a pastoral genre.Maybe the reason why Dryden and Pope preferred to use the heroic couplet was that the heroic couplet is long enough to express and contrast ideas.However, just an appropriate use of genre could not arouse the readers’interests in reading, beyond that wit was necessary.Writers should be keen to recognize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two things and be inventive to evoke images in readers’mind.In this aspect, Shakespeare and Pope had done the best, no one could surpass them, so the main target of poets then was to combine conventions with wit, which instilled new life to the traditional literature and made literary works more attractive and original.As a result, a witty and intellectual art was developed;many poets and prose writer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were masters of these;and they tried every effort to set conventions to their works.
2.3“Nature”as a main theme
Another important word in literature of this period was“nature”, which had so many meanings—external truth for the inherent order;the regularity of all kinds of things including social order, the regular rule or pattern of the universe;and the internal nature of human beings, such as love, beauty and kindness.To illustrate this point, taking flowers as an example,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beautiful flowers in the world, they all share the nature of withering in the end;while as for human beings, they may be from different occupations, whereas they can have the same virtue like kindness and sympathy.Therefore, in spite of individual and social disparities, the fundamental aspects of personality in human beings are the same:everyone may have a thing to fear;all people will die;and people may suffer loss and gain something....For this reason, poets of this period focused their sense in permanent truth in the idea of nature.If their characters were no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aders’understanding of humanity at that time, their works would become failures.Besides, they advocated via their pens that the society should be in order and operated in a restraint system.The works of this kind were about ethical standards or morality.
2.4 Versification and language
Besides the principles of conventions and nature, versification was another literary principle that made poetry or prose rhythmical and pleasant.It was best exemplified in the heroic couplet, perfected by caesura—a slight pause, and challenged by blank verse.The heroic metre can be found in Dryden’s great satire—Absalom and Achitophel, Oliver Goldsmith’s The Traveller and The Deserted Village;while the couplet is embodied in Pope’s An Essay on Criticism;whereas the blank verse is in poems like the seasons by James Thomson, Edward Young’s Night Thoughts and Robert Blair’s The Grave.Take Pope’s An Essay on Criticism as an example to explain the heroic couplet.Below is the stanza about versification:
But most by numbers judge a poet’s song,
And smooth or rough with them is right or wrong.
In the bright Muse though thousand charms conspire,
Her voice is all these tuneful fools admire, (337-340)
From the above, we can see that this stanza is in a rhyming pattern of aabb.Besides, each line consists of five feet, i.e., this stanza is in the scheme of iambic pentameter.Therefore, it is written in heroic couplet.
Language was also a standard for the judgment of a good poem.As an attack on the eighteenth-century poets for their use of words in a complicated way, Wordsworth pointed out in the later edition of the Lyrical Ballads, “the language of poetry ought to be the same as the language of a simple farm-worker” (Thornley and Roberts 91) .Unlike the simple common language advocated by Wordsworth, poets and prose writer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did prefer to use words in a rhetorical way and they were fond of using indirect or poetic diction, which made a poem or prose seem elegant and sentimental.Ways of diction were exemplified by personification (describe a thing or abstract quality in human form) ;periphrasis (an ambiguous way of describing a something with many words instead of a concise expression:“the planet we live on”for the earth) ;stock phrases (known as cliché) and Latinate words (words with Latin sense) .However, the overuse of all these dictions would result in mannerism.Hence, if poets or prose writers wanted their works to be enduring, they should be careful with their diction that could be neither too artificial nor too direct.
2.5 A compromise between the high art and the popular one
Nevertheless, the majority of the people were not from the aristocratic or the upper class so they did not have so much time to study those difficult works.So in order to entertain themselves, the ordinary people wrote verses or newspaper with a sense of broad humor or burlesque.As the taste of the majority changed, the former poets who wrote with a special diction began to adjust their ways of writing and the subject matter, so that they could have a large group of readers.Because of this, the gap between the high art and the popular literature was shortened;besides, the prose form and paper form had their own place in literature, which were characterized by the works of Joseph Addison and Richard Steele.The Tatler, co-written by Steel and Addison, is a paper of essays on various subjects;and followed The Tatler was The Spectator—a more popular paper.These two papers whose topics including town talks and witty humors in the club, were written in pure English prose without too much ornament, which contributed to the production of the novel because they described the behaviors or actions of imaginary characters.
3 Conclusion
浅谈后现代主义文学 篇8
20 世纪的美国文学发展可以用高潮迭起,流派纷呈来形容。这一期间美国文学创作在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文学评论等各方面佳作不断,成就斐然。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更是给20世纪美国文学创作这一的黄金年代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以其强烈的讽刺性以及反叛性,在不断的冲击着传统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文学多年来给人们塑造的文学模式。也正是因其这种不好理解的反传统性,后现代主义文学作为一个文学流派自出现以来,一直备受关注。即使是在21世纪的今天,虽然后现代主义文学以不在有其往日的轰动效果,但依然是许多批评家和学者青睐的目标。
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出现
后现代主义文学起源的具体时间在学术界一直无法达成一致的意见。尽管如此,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大致可以追溯至20 世纪50 年代未或60 年代初期这一论点,还是得到广泛认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与人类哲学理论的发展及20世纪西方社会的快速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19世纪中期以后,现代西方哲学普遍形成反形而上学的倾向;后期维特根斯坦对语言意义看法的演化而形成的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哲学;强调人的精神生活的各种非理性因素的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以及后结构主义的兴盛都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奠定了理论基础。尤其是后结构主义对后现代主义文学发展影响颇深。后结构主义对于结构主义传统的依附于形而上学进行批判,反对其把客观性和理性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打破固有的文学标准。后结构主义认为 “基础”是一个无底的深渊,历史的连续性前面应该加上“断裂”二字,而“中心”的虚构性并不意味着可以不需要中心,可以离开中心。显然,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是以以上后现代主义哲学作为理论基础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被视为后现代主义文学兴起的直接导引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涉及地域最广,参战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战争,其间战事的惨烈程度更是可想而知。其中,600万犹太人被屠杀的暴行和美国在日本投下的原子弹给日本造成的打击等事件给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子们带来了巨大的震动。他们开始怀疑一直遵从的社会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开始怀疑人性是否有善良的一面,开始怀疑人类是否能控制科技发展所造就的巨大能量。他们对人类文明与进步的信念产生了动摇。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一度被战争所淡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尤其在美国,民权运动、女权运动的发展,反对越南战争的游行活动,黑人抗暴斗争,水门事件等,使社会动荡不安,人们精神世界越来越困惑。人们的精神处于压抑、苦闷的状态之中,致使人们开始产生自我放逐的倾向。这种倾向在文学领域直接表现为带有反文化、反艺术、反文学性质的虚无主义和多元价值观。带有这种倾向的文学作品批判现存制度,谴责现有社会状况,从而使其与战前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截然不同,形成了新的文学思潮,即后现代主义文学。
三、后现代主义文学特点
1.“黑色幽默”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大量的应用。“黑色幽默”小说产生并发展于20世纪60年代,但其真正繁荣与70年代,是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重要的一部分。在传统文学中,悲剧和喜剧是完全泾渭分明的。而“黑色幽默”文学则打破了这种界限,运用喜剧的艺术处理手法表现悲剧的内容,将开玩笑的对象瞄准了痛苦和不幸。“黑色幽默”往往用独特的思维和夸张的语言来嘲讽作家想要嘲讽的社会现象。无论是《第二十二条军规》中,作者使用的超越常情的细节、人物和场面和阴郁神秘的气氛来渲染主题,描摹荒诞,表现普遍意义的方法;还是在《在灵魂出窍》中,作者用冷漠的、自嘲的幽默,透过表面的荒诞喜剧色彩来深刻的表现悲剧性;以及在《五号屠场》中,作者塑造的怀疑和否定传统价值,又有一定追求的“反英雄”形象,这些都是“黑色幽默”小说所具备的独特之处。可以说,“黑色幽默”在一定时期内是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的特有标志。
2.元小说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的应用。元小说,又被称作超小说,是指有关小说的小说,是关注小说的虚构身份与其创作过程的小说。元小说是被应用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的一种奇特的形式。这类小说通常采用叙述者与想象中的读者对话的方式,将小说的创作过程穿插于叙事之间。小说中常常会直言作者是在虚构作品,并告诉读者作者虚构作品所使用的手法,同时将作者创作小说的一切相关过程展现给读者。作者在拉开读者与生活的距离的同时打破了现实主义真实性的幻觉,从而加速了读者对于文本叙事过程本身的反应。如冯内古特在《五号屠场》中所使用的元小说叙事方式,目的在于让读者在看似虚构的故事中,切身感受到冯内古特亲身经历的战争所带来的灾难,从而突显《五号屠场》的反战主题。元小说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的一大特色,自身具有巨大能量,其在曝光自身产生的过程中,无声无息的将叙事与现实分离,从而将艺术与生活的差距呈现于读者面前。
3.戏仿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的应用。戏仿,又被称作谐仿,是一种叙事方法,是将其他作品借用到自己的作品中,也就是通过有意识地模仿其它一部小说文本的内容和形式特征,其中就包括作品中的人物、情节、故事和语言风格等方面。对于文本的模仿是为了将其运用到不适宜,有时甚至是相反的语境中,从而达到嘲讽、调侃、游戏甚至是致敬的目的。戏仿的叙事方法可以用了模仿一个句子,一种文体,一个经典作品等。甚至我们可以说,已存在的历史都可以成为其模仿的对象。戏仿的叙事方法通常是利用故事内容与叙述的不协调,已实现反讽的目的。如冯内古特在《五号屠场》中对17世纪英国小说家约翰·班扬的作品《天路历程》进行戏仿,以此反映作者对战争深恶痛绝又无可奈何,极具讽刺意味。现在,使用戏仿叙事方法创作的作品大量出现,且不单纯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在电影,电视,以及网络上都可以寻到其踪迹。这种现象是后现代文化的表征之一。
4.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创作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创作原则是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的重要特点。主题的不确定、形象的不确定、情节的不确定是后现代主义文学不确定性表现的三个主要方面。首先,由于人们对固有的理性、信仰、道德和日常生活准则产生了怀疑,后现代主义作家便强调打破固有一切,并强调创作的随意性、即兴性和拼凑性,同时注重读者对文学作品的参与和创造,这就造就了其主题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已经由昔日的“非英雄”走向了“反英雄”,致使其形象不确定性的确立。最后,后现代主义作家对以往文学作品中故事情节所具有的逻辑性、连贯性和封闭性持反对的态度,因此,在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创作过程中,作者必定要将其打破,并用一种不具有任何的逻辑顺序和连续性的,根本无法用任何的顺序进行说明的,充满错位式的开放体情节结构取而代之,情节的不确定性也因此成为其创作特点之一。
四、结语
后现代主义文学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以后现代主义哲学理论为基础,在特定的历史背景环境下,经历了独特的发展过程,形成了其特有的创作特点和叙事手法,并以其所表现出的强烈的讽刺、调侃、自嘲等叙事风格,引起读者和文学评论家的关注。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出现于兴起不仅对世界文学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且对世界文学创作的现代化和多元化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刘加媚.美国后现代派小说及其模式评析[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年3月第12卷第1期,62-65.
[2]王祖友.后现代主义文学小结[J].社会纵横,2010年1月总第25卷第1期,82-84.
[3]王建刚.论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崛起与发展[J].湖南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196-198.
[4]齐媛媛.浅析后现代主义影响下的美国本土小说[J].长城,2011年08期,116-117.
[5]陈世丹,论后现代主义小说之存在[J].外国文学,2005年7月2005年第4期,26-32.
[6]任红红.后现代主义小说的研究现状述评[J].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10.10,29(5):31-33.
自然主义文学 篇9
(一) 自由主义文学定义
社会学是这样定义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哲学, 以自由为主要价值的一系列思想流派的集合。第一个给自由主义文学明确定义的是刘川鄂, 他认为自由主义文学是“在近代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那些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文学观念影响的独立作家和松散组合的文学派别, 他们创作的那些具有较浓厚的超功利色彩, 专注人性探索和审美创造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文学现象”。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则是指发生在20 世纪20 和30 年代以自由主义的人生理想为追求的一股文学思潮。
自由主义作家强调人的主体能动性, 注重创作的独立性。这一时期文学的最大追求是“自由”, 作家思想上的自由, 文学作品反应文学与人生的密切关联。虽然自由主义文学流派众多, 但是他们普遍表现出“远离政治, 贴近艺术”的价值追求。
(二) 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代表流派和作家
自由主义文学旗下流派众多, 可谓各有特性, 各流派包含的作家更是多如繁星, 著名作家辈出。他们倡导的“自由”、“为人生”的思想, 对当时的社会起到了思想启蒙作用, 甚至影响了当代文学的发展。
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流派的代表流派有:“现代评论派”、“新月派”、“语丝派”、“新感觉派”、“九叶诗派”、“京派”、“自由人”等。在众多流派下包含了庞大的作家群, 如梁实秋、林语堂、闻一多、徐志摩、朱光潜、沈从文、等知名作家。对自由主义学者的研究也一直不断, 如叶向东对梁实秋的考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民族救亡的形势使梁实秋对自由主义文学现代化剪口的努力, 成了一种个人的呐喊。他坚持的文学自由和主张抗日救亡的无产阶级文学成为难以避免的矛盾。” 李明清着重探讨“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自由主义文艺思想。他认为:“这两个流派提倡文学的自由品格, 主张艺术多样性和艺术真实论。不可否认他们的一些观点存在偏颇地方, 但是他的价值不能否定。”
二、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与当代文学
(一) 当代文学的兴起和发展。
当代文学是指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学, 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新时期文学、80 年代文学、90 年代文学、新世纪文学。当代文学走过了六十年, 其发展和进步是毋庸置疑的。它的繁荣是作家推陈出新的硕果, 也包含对众多流派、作家经验的吸收。
文学是自由的, 包容的, 只有开放的文学才能适应时代的变幻。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正是这种文学, 它包罗万象精彩纷呈, 无论是作家还是作品都是如此丰富。当代文学迅速发展在借鉴传统文化的方面, 现代自由主义是功不可没的。那种开放的文学思想主张让更多的文学理论得以绽放, “自由”和“为人生”的主题也是当代文学中极为重要的研究方向。
(二) 当代文学对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的吸收
1. 为人生的写作态度与目的。
在“五四”文学启蒙时期初始, 周作人就提出“人的文学”这一经典理论。对于什么是“人的文学”, 周作人这样解释, “用这人道主义为本, 对于人生诸问题, 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学, 便谓之人的文学”。他鲜明地指出新文学改革的本质, 必须是实现思想内容的革命。这一文学观点在当时升华了白话文学的精神, 开拓了文学研究的深度, 对新文化运动影响深远。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潮流, 是对“人的文学”最直接的复苏和致敬。其中张贤亮的《邢老汉和狗的故事》、张洁的《方舟》等等, 他们在表达对愚昧时代控诉的同时, 更重要的是唤醒对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灵魂的尊重。“人的文学”对当下的作家和文学潮流也有很大影响。在这个“以人为本”的时代, 大众需要的文学是百姓的、日常的、实用的文学, 相应的要求作家的文学创作也要更加人性化, 更加贴近群众生活。
2. 反映日常生活, 突显平凡世界
文学自由主义并不是自由文学, 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甚至连文学自由也不能充分做到。那一时期, 文学与政治是缠绕一起的死结, 任谁也打不开的。很多作家既不愿卷入政治, 又不想放弃文学, 只有寄居在自己精神的桃花源处。沈从文的著名作品《边城》是典型的描绘自己故乡的作品, 文章着重叙述了故乡的风土人情以及一代年轻人的感情纠葛。其他如张爱玲、徐志摩等, 他们的创作部关乎天下大事, 不去进行任何的批判, 有的就是小桥流水的已经和简单朴素的表达。这样的作品不会是那个时代的主流, 他们始终在坚持自己的个性化创作, 游离于文学边缘地带, 但却是对文学审美最真的追求。
八十年代中期, 新写实小说异军突起, 成为当时文学界一支实力新军。新写实小说继承了现代自由主义“反映日常生活”的主旨, 并将琐碎苦恼的人生演绎得淋漓尽致。他们中的很多作品看上去渺小甚至卑微, 可拥有可以打动大众人心的巨大力量。《一地鸡毛》是新写实小说中的佼佼者, 刘震云通过对豆腐、菜篮子、孩子、妻子、保姆之间的恩恩怨怨的描写, 反映了小林家庭遭遇和心灵轨迹演变。当然他所要表现的绝不仅仅是夫妻间的争吵, 邻里间的猜忌, 他要反映的是大多数中国人八、九十年代的生存状态。刘恒的《狗日的粮食》, 池莉的《烦恼人生》, 都是以琐碎事件表现人生的经典之作。这样的作品是大众化的, 赢得读者的喜爱, 让作家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变得亲切。
3. 自由主义文学与文学自由
现代自由主义文学强调的自由, 是突破封建思想文化的文学革命, 是“人道主义”、“为人生”等从西方吸收来的新思想。此时自由的范畴是有限制的, 在其众多理论中成果不少, 但终不能做到彻底自由。
说起文学自由, 没有严格的定义, 有的人理解为文学创作上的内容和思想的自由, 有的人认为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就是文学自由。尤其是在当今社会, 随着网络写作成为一种职业, 网络签约作家和网络自由写手如牛毛搬出现。何为文学, 何为文学作品, 也就日渐模糊。网络文学把文学自由给无限扩大化了, 出现了过度泛滥的后果。网络红人安妮宝贝的《八月未央》、木子美的《遗情书》、可爱淘的《那小子真帅》等等, 在他们作品中最常见的是灯红酒绿的夜店、宣泄欲望的酒吧。对于主流道德思想, 他们是排斥的, 他们努力争取用自己的作品呼喊出大众心中的无聊、空虚与堕落。这种自由是扭曲的自由, 是这个时代的悲剧。文学自由表面上更加完善, 其实却在很多方面走向了偏激和不归路。
虽然当代文学已不同于现代自由主义文学, 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对其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有着明显的痕迹可以看出。现代自由主义文学关注人的自由, 反对各种压抑人性的现象, 并关心一些社会问题。现代自由主义作家的理论积累和创作经验, 对当前文学的发展进步提供重要的借鉴和启示。当代文学尤其是当下文学, 是多元化的文学, 是更迭频繁的文学。当代文学借鉴现代自由主义合理成功的部分, 也在此基础上衍生出许多不好的文学现象。但是, 现代自由主义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 呼喊文学的自由、人性、为人生, 是永不过时的文学主题。
参考文献
[1]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3]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自然主义文学 篇10
一、主题思想和体裁的继承
主体性的体现、主观情感的表达、想象性思维的发挥, 这些都是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创作者所重视的三大元素, 而这些元素通常都是凝聚成文本主题思想的关键部分, 于是乎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学作品其主题思想纷纷达到了一定的理性程度及文学高度, 但这些都离不开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在创作主题思想上对古典主义的充分继承。无论是一首浪漫主义的诗歌作品, 还是一首古典主义的诗歌作品, 其都是创作者心灵、情感与体验的表达, 融入了创作者理性的主题思想, 因而读者才能从诗歌作品中感受到其所特有的审美魅力。
如在浪漫主义诗歌作品《西风颂》中, 浪漫主义诗人雪莱不仅在诗歌体裁上继承了古典主义, 而且还将古典主义的理性创作思想运用在诗歌创作当中, 于是乎这首浪漫主义的诗歌作品备受广大读者喜爱。在创作中, 雪莱虽然继承了古典主义诗歌的十四行诗体裁, 但是为了突出其诗歌中的理性主题思想, 雪莱对十四行诗体裁进行了重新创造, 具体表现在采用三行诗的结构形式, 在诗歌创作中运用跨行诗与跨段诗的手法, 还巧妙互换十四行诗与三连韵诗的位置。因而, 《西风颂》这首浪漫主义的诗歌作品在体裁上就具有了一种恢宏的气势, 当然要完成这样的创新, 这与浪漫主义诗人雪莱具备理性的创作思想密不可分, 因为只有诗人雪莱在诗歌创作中充分植入理性思想, 这样才能驾驭整首诗歌在体裁上的重新创造, 从而确保诗歌作品的浪漫独特性与主题思想内涵的深远性。
二、题材和技巧的继承
由于文学作品的主题思想、主题内涵、主题意识的表达需要通过作品题材与内容才能得以被读者感知, 因而英国浪漫主义作家在对作品的题材与内容选取上十分用心, 这一点在古典主义文学创作中同样备受作家们的重视, 所以足以表明了浪漫主义文学作品在题材选取上对古典主义文学的继承性。当然, 选取具有现实意义、针对性的题材与内容对于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作家来说十分重要, 但作家们借鉴与运用古典主义文学的创作技巧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比如将讽刺技巧、比喻技巧、幽默技巧等运用到浪漫主义诗歌作品当中, 能够进一步升华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的文学意蕴, 从而更好地传达浪漫主义文学作家的创作思想及情感。
在选取题材上, 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作家大多都会选择那些极具表明自身主题思想与主题意识的题材, 包括社会中统治者的残暴一面, 从而传递出作家们对社会的关注, 对民众的文学关怀, 对一切残酷、阴暗现实的辛辣批判。如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布莱克、拜伦等, 这些诗人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都具有古典主义的影子, 在作品题材与技巧上借鉴及继承了古典主义;雪莱的《麦布女王》、布莱克的《经验之歌》、拜伦的《唐璜》等, 这些优美的浪漫主义诗歌作品都传达了诗人们对黑暗社会与残暴统治者的批判, 寄寓了诗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在济慈的诗歌《赫坡里昂》中, 浪漫主义诗人济慈则借用古典主义幽默写作技巧在诗歌中传达他对英国民众的文学性关怀。
结语:综上分析, 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与古典主义文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我们知道不同时期的文学都是在相互继承与相互超越中实现发展的, 对于古典主义文学与浪漫主义文学同样适应。英国浪漫主义文学是建立在古典主义文学的基础上实现发展, 浪漫主义文学作家对古典主义文学进行了充分的借鉴与继承, 在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作家们对古典主义主题思想、体裁选用、题材选取、技巧运用的明显继承性。不可否认, 古典主义文学对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力, 正因为有着古典主义文学的积淀, 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在继承其精髓经验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实现超越, 进而推动着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不断完善及成熟。
参考文献
[1]王莎烈.论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对古典主义的继承与超越[J].燕山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6, 7 (1) :84-86.
警惕文学上的东方主义 篇11
我们这个班，是以甘、阿、凉三州为主的民族作家。请注意，在这里我有意没有用“少数民族”这个概念。“少数”是对数量的描写。20世纪50年代，我们开始用这个词的时候，最初是基于一个人口统计的考量。一个人口数亿的汉族族群面对另外55个加起来不到一亿的族群，其他族群自然是 “少数”。在四川，彝族、藏族、羌族等民族都属于这个少数。而且，由于地域的不同，甚至早期血缘的不同，信仰的不同，还会构成某个少数族群中的“少数”。这又构成了四川地区民族存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文化上是丰富的，在现实上却是复杂的。
长期以来，这些地方族群的文学书写一直受到一种暗示。这种“暗示”来自于对“少数”这个概念的不断重复与反复强调上。日积月累，它已经让我们意识上产生了一些变化。所以，“少数”不仅仅是人口数量的问题。
与“少数”大致等同的，还有一个“地域”的概念。与少数族群所处地理位置与社会进程中的“偏远、落后”等概念几乎等同。
过去，在法国，所有文艺创作的新方法、新观念都首先产生在巴黎。当时，全球的文艺青年都想买一张船票，跑到巴黎，去尝试，去薰染。如今好多我们认为的世界级的作家，在那个年代，都要跑到巴黎去。比如美国作家斯坦倍克，比如海明威。海明威有本书，叫作《流动的盛宴》，就详细记录了他在巴黎的文艺生活，和同时代那些文人的交往。甚至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好几位作家也在巴黎生活过。魔幻现实主义源头之一——超现实主义，也是首创于巴黎。所以，当时人的观念中进入了巴黎就是了进入了世界文学中心。巴黎的作家就很自然地认为他们是中心，是很了不起的。所以，在法国，出了巴黎，就都是“乡下”“外省”了。因此，巴黎以外的作家就被称为“外省作家”了。
这种观念，投射到文学上，就形成了一种无形的规定性：作家是有分工的。巴黎的作家都是世界级的，考虑的都是全世界、全人类的问题，所创造的文学方法和观念都是要影响全世界的（确实也影响了世界）。所以，思考全人类、全世界的问题、创作新观念、新方法的问题就交给我们巴黎作家。你们外省作家，就不要考虑这些问题了。外省作家干什么呢？那就写点乡土题材，写点远方，不一样的地理，奇风异俗、写点令巴黎人感到稀奇的东西吧。
在中国又何尝没有这种情况？现在很多文学批评，包括文学编辑也在有意无意中把这些“外省”的标签加给一些作家。他们被北京和上海这样的中心当成“外省作家”。而且，我们中的很多人也在不自觉地乐于扮演这种“外省作家”的角色。为什么会这样，少数希望被多数承认，边缘希望被中心认可，最容易的莫过于采用中心与多数的标准。
前几天，有位川东的作家写了本书，想让我给他题两句话。两句话他自己早已想好：“淳朴的民情、多彩的风俗在他笔下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写这两句话的时候，我是深怀同情的。
边缘的人很轻易地向中心的人承应：乡土的事情让我们来干，朴实的东西让我们来写。更重要的事情由他们去做。我们就做些边边角角的事情。好比给女士们做一条裙子，我们只能做一些点缀裙边的工作。现实也是如此，大的庆祝国家重大节日的晚会上，主要节目进行的过程中间，少数民族穿上舞台化的服装，集体表演一个串烧的歌舞节目。毛泽东诗：“火树银花不夜天，万方乐奏有于阗”。这大致相当于今天关于少数族群和边缘地域书写的约定俗成的观念。
本来，最初国家制定民族政策的时候，少数本是一种客观描述。但在文化上，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演进，已经形成了刚才我所说的意识与局面。所以，少数是偏远的，远离中心的地域，也是偏远的。当你写雅安、攀枝花的时候，它就有了这种边缘的意味了，更不用说写阿坝、甘孜、凉山了。当你写藏族、羌族、彝族的时候，也是如此。
这样的情形造成了一种不好的结果：形成了一种对乡土的地域的非文学的观念。我们很多的写作人也有意无意地去迎合这种观念。
有些作家就先天地或无意识地认为：我们比北京、上海落后些，我们的文学创作也是比他们差的，甚至认为我们的创作就应该比他们差一些。很多时候，这当然也是一种实际情形，但缩小这种差距，消弭这种差距的路径不对。
听听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歌吧，不是过去的真正的民歌，而是新写的那些民歌风的歌，流行的歌就知道。都在唱我们家乡很美丽，人民很热情，很朴实，还非常非常好客，欢迎大家来我家乡，老人美女都等着给客人劝进美酒。但你若去北京，去别的大城市，住酒店，一分不少，甚至有钱也不让你住。弄得你灰溜溜的。这里还在唱还欢迎你到我美丽的家乡来？这其实是一种很奇异的文化景观。
这是一个写作者应该关注，应该引起反思的问题。我们应该对这样的文化现实进行反思，进而行动，目的是使得这种现实有所改变。这是我们这些从事文学书写的人的责任。反抗这种文化现象最有效的方式是通过我们对本土文化负责任的书写，站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目光远大的书写，了解世界文学现状与标准的胸襟宽广的书写来要求我们自己，表达我们自己。
而今天我们的文学书写所面临的情形是，当一种不正常的有偏见的文化格局、文学秩序得以确立的时候，我们的书写者很少对其中所包含的那些荒谬的东西进行反思。我们更多的时候是顺应这种文学要求。你给我什么要求，我就给你写什么样的东西。我有个习惯，每到一个地方，我会搜集一些那个地方的各种文学读物，看一看。不是看水平，而是看方向，看这些文字背后潜藏的是怎样一种文学观念。技术水平固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方向。在这种阅读中，我不是没有发现特立独行的写作者，但更多的人，都不是基于自已在特定地域和特定文化中的生命体验，不是基于深厚的经验在书写，而是基于文化中心的标准，这种现象很普遍，而且这种现象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当然，这种情形，也不仅是中国的文化现实。这种情形也广泛地存在于全世界。在东西方文化间，西方文化占有着这样的优势。在东方国家内部，比如我们中国，那就是北京的作家，编辑，批评家占着优势。你在揣摩北京那些人喜欢什么的时候，北京的什么人又在揣摩西方人喜欢什么。中心地带很容易产生一种半真半假的文化优越感。在边缘地带则容易产生一种基于自卑的挫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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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所谓中心也是有层级的。
当年的巴黎作家自认为是一流的，重要的，引领世界的。外省作家便不是那么重要。实际上，巴黎除了极少数的一流作家外，更多的是二流三流，甚至是不入流的作家。当然，很多巴黎的作家艺术家今天已经不这么认为了。外国人有个优点，他们面对着隐含了种种问题的现实和文化秩序，虽然有很多人会继续陶醉于这种虚幻的存在感，但有少数人会清醒过来，开始思考，开始改变。比如这些年学术界讨论很多的一个巴黎人福柯，他就率先考虑这种不平等的话语权力是如何获得与产生的。
依照他的思路，在我理解，前述的“巴黎中心主义”再扩大一点就是“欧洲中心主义”：欧洲是世界的中心，欧洲是好的，欧洲之外的东西是糟糕的，阿拉伯不行、印度不行、中国不行、拉丁美洲也不行。这便构成一种更大的“文化中心主义”，它在一个国家内部存在，在世界范围内也一样存在。
本来，边远是一个相对的地理概念：若以中国为中心，那么欧洲则远；若以欧洲为中心，那么中国则远。这是一个地理远近的问题。而它却造成了一种不平等的文学秩序。由地理上的远近造成的文学创作上的中心与边缘的书写，这种不平等的文学秩序是广泛存在的，而很多创作者，也是乐于如此书写。
当“文化中心主义”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文学秩序的时候，我们的文学书写就面临很多问题。有人问过我：“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是不是很容易？”我说：“写的差一点的时候比较容易，比如一些出版机构会因为写作者的少数民族的身份降低一点标准来发表他的作品。难的是，当这些人他们想写得更好，并为此努力，或者已经写得很好的时候，中心依据惯常的标准不能看到他的价值，不能理解他努力的意义。”
我并非是要当一个堂吉诃德，去挑战这种文学秩序，而是要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当我们在写作时，我们是在这样一种文化秩序里写作的。在意识到这其实会造成我们对于文学理解的偏差，损害我们的文学书写。从根本上说，是影响到我们对文学、文化、族群、地域这样一些对象的理解的偏差。而文学表达正是要对这些对象所隐含的意义进行深入的挖掘，进而对于由这样一些因素所共同造就的社会，生命，那些充满命运感的隐而难显的命运感以及强烈的体验进行充分的表达和体察。
然而，外国人会反思这些问题：世界上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问题呢？这些问题又产生什么结果呢？
我在新疆阿尔泰山里听过一个笑话：一个哈萨克族家牧民家姑娘考上了北京的大学，牧民父亲就送她上了北京，回来，大家都来问：“你送姑娘去北京上学，那北京好不好啊？”他说：“好呀！房子多，票子多，车也多。唯一不好的就是太偏远了。”那里人确实是当笑话讲的，但这是一个笑话说的。心理基础就是，我们怎么能说北京偏远呢？但对一个依靠整个一片草场，一群羊生活的牧民来说，他的中心就是脚下的土地，那座毡房，这是哈萨克族牧民的“中心主义”。
我们这个时代通常以北京、巴黎、纽约的标准来定位文学。我们就是缺乏那种哈萨克族牧民以自己家乡为中心定位自己位置的自信与勇气。
中心看边缘，多数看少数为什么会产生一些完全不合实际的想法和误读？有个叫赛义德的外国人提供了一个思维路径：“东方主义”。赛义德是一位对文化等级、文化偏差有警觉的思考者。中国为什么被称为“远东地区”，这是以欧洲为中心定义的。对于欧洲人来说，近东就是斯拉夫，巴尔干，中东是阿拉伯、中亚细亚一带，远东便是中国、朝鲜、日本了。况且，这种划分不仅是地理定义，背后还包含着一种认知：越远的文化，越荒蛮、越落后。
写一首诗，远方是美好的，而在欧洲文化对东方的定义上，却包含着鄙视和偏见。
简单地说，东方主义就是自以为在中心的那些人在文化上对于他们认为是少数的、遥远的地域、文化的看法。这些看法，当然与基于一些一般性的知识，但更多是出于想象。欧洲人对中国、阿拉伯等地方更多的是一种想象。而他们的话语权又很强大，他的想象会影响你，甚至控制你。
赛义德说东方主义有两个特征，这两个特征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一、“妖魔化”。把你想象成落后的、糟糕的人或地方。他分析了阿拉伯的例子，说：过去欧洲人看阿拉伯就是女的戴面纱、跳裸体舞蹈，男的都很凶残。他写过一本书叫《报道伊斯兰》，对此有详尽的事例与分析。二、“浪漫化”。本来没有那么好，却把你说得天花乱坠。总之，不是以你文化、民族本来的样子来认识你，而是根据他们的想象来给你赋予他们希望你具有的意义。或妖魔化，或者浪漫化。妖魔化我们是有本能的警惕的。但浪漫化呢，又是我们乐于接受的，还满足我们的虚荣心。很多时候，我们是以照此书写的方式来接受的。
互联网时代，我们不能再以地理上的远近来认识世界。互联网时代到来，一个去中心的时代正在到来。所谓世界是平的，我想就是这个意思。然而，这只是从技术角度的认识，但是文化上的中心主义至今还没有改变。
文学解决的是人类对生命的最基本的追问。深入讨论这些问题，是哲学的、是文学的。这跟远近有什么关系？欧洲人把世界加以划分，近的、远的、中心的、边远的。中国内部有没有这种分别呢？也有，北上广是中心，陕甘宁、云贵川是边缘。北上广等大城市就是喜欢把西藏呀、云南呀神圣化、浪漫化。用美国文化批评家苏珊·桑塔格的说法，叫作奇观化。
这种情形由来已久。当年，蒙古人西征，到了东欧，快杀到西欧了。可是却突然撤兵了，消失了。陷入恐慌的欧洲人不知道这是因为蒙古皇帝死了，而对这些战无不胜的蒙古铁骑的消失感到莫名其妙。于是，罗马皇帝就派了两个传教士去查原因。他们还带了一封给蒙古皇帝的信。这两个传教士追寻了好长的路，用了差不多两年时间到了那时的蒙古首都和林，还劝说元朝皇帝信仰他们的宗教，说：“你们蒙古人只知道杀戮，是野蛮的，只有我们的宗教能拯救你们。”
传教士在打仗打得一败涂地的情况下，还敢来中国传教。这种自信是很了不起的，其中一个传教士还记录沿路的地理与不同族群的风俗习性。他写的西藏充满怪诞色彩，说一户人家有人死了，家里的人一点也不会悲伤，还要把全亲戚朋友尽数召来，把死人尸体吃掉，打牙祭。这种风俗的书写即使放在今天，也是够令人诧异的。而且，这个人并没有到达西藏。但他却偏要写一笔西藏。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没到过西藏的人也要想说一说西藏？而对西藏的言说一开始就是这样的情形？这个问题值得思考，因为这种西藏书写，今天还在延续，那种远离真实的书写甚至规模更大，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更重要的是，不但外部世界的人这样写，内部的人也在进行远离真实的书写。只不过，柏朗嘉宾是妖魔化的，今天的很多书写是浪漫化的。但无论是什么化，都是东方主义的两面中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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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为了迎合一些人的口味，为了商业的炒作，为了旅游开发，这种方式的书写正方兴未艾：藏人是淳朴的、善良的，与世无争的，听天由命的，虔信上师的，因此社会是没有矛盾的，家乡都是山清水秀等等。流行歌曲、文学创作大部分都是这样的。恨不得将整个藏区写成没有矛盾的天国，香格里拉，世外桃源。对家乡、民族的感情的抒发无可厚非，但是，我们应该真实地表现我们文化与民族生活的真实面貌，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的。
有意无意之间服从了某种不平等文化秩序的规定，或迎合消费社会奇异幻想的文学创作，是非常值得我们警惕的！
再举一个例子。詹姆斯·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其实这本小说写得并不怎么好。几个英国人为了逃避暴乱，乘飞机迷失方向，坠落在中国藏区，来到喜马拉雅山中，一个叫香格里拉的与世隔绝的神秘之地。这里风景优美、物产丰富，人们安居乐业，与世无争，各种宗教，儒教、道教、佛教、苯教等和谐相处。居民以藏人为主，还有汉人、满人。藏人生活在山下的谷地中，耕种，放牧。汉人管家，满族公主生活在半山腰上，从事这个世界的管理工作。这个世界非常安定和谐，听天由命地生活，人的寿命也很长。最高处的山顶是寺庙，寺院大活佛是这个世界的最高统治者。他整日在那里沉思默想，已经活了好几百年了，书里说的好像是已经八百年了。但这个人是个白种人。他在山顶的房间里有大量的欧洲文字的书籍。他预感到自己将要圆寂了，但他并没有打算从山下的藏人或者半山腰的非欧洲的其他族的人中选一个接班人，于是，他以神力制造了一个事件，让逃难的飞机迷航。将一个人没有任何佛教背景的人弄进山里来。因为这个人是来自欧洲的白种人。将要去世了，要选接班人，便选中了其中一个英国人。这个人来到后，他交代了后事就去世了。这本书，就是以那个接班人的回忆写成的。因为那个人不愿意待在那样一个世界里，不想在一个其实是死气沉沉的世界当一个领袖人物。于是他就千方百计地逃了出来。来到正常世界后，他回忆了经历的一切，并把那个神秘的地方称为“香格里拉”。这就是这本书的大致内容。
今天有人读着这本书，更多的人没有读过这本书，但他们都在念叨香格里拉，香格里拉，对此充满着美好和向往，我读着却觉得荒唐和谬误。稍微用点心的人就会发现那是一个充满歧视、偏见的世界。作者在藏区虚构了一个乌托邦。大活佛还是一个西方的白人。管家是一个汉人。我们竟也有人把这样一个充满民族歧视和偏见的小说当作一个伟大的作品，然后还互相争论，到底你的家乡还是我的家乡才是真正的香格里拉。
这是今天藏区的某种文化现实，我们不能全面拒绝东方主义。如果只有妖魔化的东西，说我们不好，我们就拒绝，也能够拒绝。但如果是浪漫化的，不管是不是事实，我们都可能全盘接受。不但接受，我们甚至完全可能按照这种路径去书写。过去是服从于一种意识形态，现在随着消费主义兴起，这又变成一种对大众口味，旅游故事的迎合性书写。既然别人这样写，我也这样写。既然大家欢迎这样的书写，那我也就参加这样的书写。而在这样的书写中忘记现实，忘记真实的生命体验，放弃反思，质疑，放弃对文学本体的美学建设与追求。
其实，当下有好多文化问题，社会问题，都是我们不能回避的。但在当下的有关少数族群的书写中，我们把很多重大的问题都回避了，自动过滤了。仅有三州来说，藏区的种种问题，彝区扶贫的问题，贩吸毒的问题，艾滋病的问题等等，我们把这些问题都逃避了，只写一些表面上的莺歌燕舞，有什么意义？不直面这些问题，不反思这些问题，不探求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又怎样走向进步之道。
不要以为直面现实就是暴露，就是批判。只要我们的出发点是善的，我们写这些问题，是希望这些问题能够解决。那么，用文学的方式表达社会关切，唤醒人们来共同关切，这也是一种解决方式。有人说：写了这些问题会使得问题更加激化。但是不写这些，这些问题会解决吗？
如果我们写一点东西，先就考虑领导不高兴，群众也会不高兴，那写作本身的意义就被取消了。知识分子不是歌星、影星，一出来就只能接受别人献花，鼓掌，那作家这个职业早就从地球上消失了。
全世界的作家都是要领风气之先的，都是要与社会不正确的观念针锋相对的，而不是在某些在流行的文化中随波逐流的。
文学家需要勇气，敢为天下先的勇气，见人之所未见，说人之所未说。当然这不是为了哗众取宠，吸引眼球。我们是关切人，人类，关切社会。
那么，如何克服今天所谓少数民族面临的发展问题；以及在发展的同时，走向现代性的同时保持一些确实值得保持的文化特性的问题；如何是一个有确切民族与身份与文化认同的人，同时也是一个有着世界公民意识的人的问题等等，就都摆在了我们面前。
这些问题，我们处在后发展社会，后发展国家，我们遇到的这些林林总总的问题，在那些前发展的社会与国家，都曾经出现过。比如，我在年轻时，就特别关注美国文学中那些少数族裔作家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比如美国的犹太作家，美国的黑人作家，他们如何面对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对我们是可以有启示，有借鉴意义的，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今天我们的问题就是，有现成的经验在那里，我们知不知道，我们学不学习，或者我们怎样学习？美国黑人的文学写作成就很高。最优秀的那些美国黑人作家不输于任何一个白人作家。比如托妮·莫里森这位女作家，她写的《所罗门之歌》《苏拉》《娇女》等小说。都值得我们找来读一读，想一想，用来与我们所写的东西作一个对照。不只是技术性的比照，而是思想方法，文化立场，进入方式等等。
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不够强大，而被文化中心主义所钳制、歧视。在创作的时候，我们成了他们想让我们成为的“他们想象的那个样子”。政治上，成为北京人，很好。经济上，成为上海人，也很好。但文学、文化上不可以，文化是一个人一个人的事情。
所以，文学一定要找对自己的方法。我们不仅要积累生活经验，还要像世界上那些在这方面有经验，有成就的作家学习。我们对很多作家的研究是不够的，读的书都是大路货；最近流行什么，就读什么。还发个微信，点赞。这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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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世界是有两个作家应该特别受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的关注。
一个是奈保尔，一个是帕慕克。
奈保尔是印度裔，但他出生在中美洲，留学英国，毕业后，定居英国。他写过印度移民在世界上的生活。短篇小说集《米格尔街》，长篇小说《大河湾》。后来，他从事非虚构写作。在20年的时间里，他回到印度三次。回到母国访问，考察。不是简单地写乡愁，写如何热爱印度。而是基于真正希望这个国家变好的愿望，揭示这个国家面临重大困难或问题。这些才是真正爱国爱人民的作家。他写下的《印度三部曲》涉及了印度社会的三个大问题：土地问题，宗教问题，种姓制度问题。
印度土地私有化，富人掌握很多土地，穷人没有土地，或很少土地，土地问题不解决，社会公平就无法解决，现代化问题也不能解决。有时候就连铁路、工厂都无法建设。
宗教是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少数民族的知识分子很少反思的问题，而在印度，印度教，锡克教，伊斯兰教等教派纷争严重，冲突不断。宗教导致的冲突比任何别的冲突更惨烈。因为宗教战争往往是全民参加的。
印度种姓制度也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大问题。现在印度的大城市才开始渐渐打破种姓制度。
在印度，不论谈论这三个问题的哪一个问题都会引起很大的纷争和辩论。但是奈保尔没有回避，他以为印度记录了这些问题的现状，以及种种或好或坏的变化来完成了他的文学使命。
帕慕克也是这样，他在一个伊斯兰社会中做出不同于宗教团体对于宗教的表达，也是需要相当勇气的。
今天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并不比印度少，也不比印度轻松，尤其是偏远的多民族的地区，问题更多。既有整个文化秩序不公平的问题，也有这个民族内部自身的问题。我们文学不能回避这些问题。我们为什么不能直面呢？很多人反对书写这些面临现代性挑战中遇到的问题，这些顽固的文化保守主义往往还假借着爱民族的崇高名义。
是的，我们今天的确面对两种困难。国际上，西方的东方主义的文学秩序对我们的规定性。同样，国内的中心地区对边缘地区的规定性。
文学的使命是什么呢？最终的使命就是向人类预言未来社会的发展，就像天气预报一样。预言一些好的消息或坏的消息。
我们这个社会，除了技术进步外，在别的方面我们听到好的消息并不太多。在当今时代，文学能不能向这个世界传递这些消息？如果回避了这些问题，我们与那些吟风弄月的人有什么差别呢？
我们不能忘记文学的使命，尤其是中心越来越强大，对边缘无形的规定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对一种文学的自由有更自觉的追求，并充满自信。
文化自信首先是每一个人的文化自信。文化不能只是由中心向边缘辐射。我们在接纳世界的同时，也要让世界接纳我们的文学方式。
过去我们讲的都是方式方法的问题，在我看不止这些，它就是这个社会存在的一级又一级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落差，中国边缘地带和少数族群往往是这个级差序列中的最后一级。
我们是要服从别人的文化的规定性？还是按照自己的思考、自己的方式把现实写出来？有人见了藏族人吃生牛肉，就说落后，愚昧，但当他看到日本人吃生鱼片时，就觉得好先进哦！还要为生吃鱼片找科学的证据：营养丰富呀，利于消化吸收呀。技术有先进、落后，制度有先进落后，一种文化习俗，生活习惯也时时处处充满这样的分别吗？这不是妖魔化和浪漫化心理的体现吗？从一般意义上讲这些是很小的事情，但放在文化的视角看，情形就会发生变化。但很多时候，我们却是按照报社记者找报道题材的方式来进行思考和书写的。
因此，我们不仅要对当地的、当下的现实要有自己的理解，还要对当地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全方位多方面的研究。我们还要借鉴世界上那些有着少数族群身份，从偏远地区出发，造成世界性影响的作家的方法，看看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国家，如何表达自己的文化，以及这个文化中人们的命运，尤其是普通人的命运。比如，这些年在中国流行的阿富汗裔的胡塞因的《追风筝的人》和《群山回唱》。
我们的写作是立足于本民族，与世界对话。今天我们要相信我们少数民族现在正在经历的，同时也是世界上少数民族已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的。这就是特别殊性中的普遍性。这就是通向普遍的对社会进行人性追问与考量的真实路径。
全球化时代，我们已经对“欧洲中心主义”有了警惕。在中国内部的“文化中心主义”我们还没有充分的认识，也没有彻底地摆脱。这些都影响了我们文学的进步以及作家思考的深度与力度。
本来，作这次讲座是想有一个充分的准备，但实在是找不到时间。写作，工作，考察，同时，还被人访问。午饭的时候，我还想，好，我要躺下来一个小时，想一想今天该跟大家交换些什么样的想法。不想，又来了两个谈事情的人，一直谈到开讲十分钟前。在门口抽了一支烟，调整一下情绪就进来了，说了以上那一大篇话。不周备的地方一定很多。更可能，我的这些观点，全部或者部分，是大家不喜欢不同意的，这也没关系。因为我已经占用了互动时间，所以，也没有当面反驳的机会了，那就在微博上，微信上骂一骂，也没有什么问题。如果大家愿意认真想一想，认真想过一阵，这个人讲得有道理或者没有道理，同意，或者不同意，我就很高兴了。
其实，我也想回头来知道自己讲了些什么，所以才叫助理弄支录音笔来，摆在面前。
谢谢大家！
冠以“自然”名下的美国文学流派 篇12
第一个典型的“自然”流派出现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后期, 是美国浪漫主义的一个支流, 严格意义上是指被称为超验主义的“自然写作” (nature writing) 。超验主义的主要思想观点有三。首先, 超验主义者强调精神, 或超灵, 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力量。其二, 超验主义者强调人的首要责任就是自我完善, 自我依靠。其三, 超验主义者认为自然界是超灵或上帝的象征。因此, 超验主义主张回归自然。这种观点的自然内涵是, 自然界万物具象征意义, 外部世界是精神世界的体现。典型作家为爱默生 (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 和梭罗 (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 。梭罗到沃尔登湖生活, 通过简朴的生活来检验自己的超验主义信仰。他在《沃尔登》一书中记录了自己的湖畔生活。全书以篇幅最长的“节俭”开场, 叙述的基本是枯燥琐碎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开支等。然而在这些似乎毫无“文学性”可言的数字背后, 是梭罗的生活信条:人应当尽可能地降低物质欲望, 而将精神追求作为第一要义。阅读梭罗的《沃尔登》, 人们不难发现两个内容并行发展, 一是说自然, 一是说人, 总的是说人应该返璞归真, 回归自然。梭罗接近自然界和生活, 他的意象多从大自然和生活中来。他在1859年的一则札记中说;“文学的根基是事物。自然物体和现象是表达我们思想与感情的原始象征物或符号。”可见, 这种自然写作蕴含着浓郁的唯心主义色彩。
第二个典型的“自然”流派是十九世纪末形成的一股文学思潮, 即所谓的“自然主义” (naturalism) 。随着经济危机的到来以及西部边界的封闭, “美国梦”骤然破灭。在法国作家左拉的影响下, 一批青年作家开始冲破现实主义的传统, 开始反映人在环境和遗传两种力量的支配下毫无自由意志, 任凭摆布的状况, 这便开始了自然主主义创作。自然主义代表性作家包括史蒂芬·克兰 (Stephen Crane, 1871-1900) 、西奥多·德莱赛 (Theodore Dreiser1871-1945) 、弗兰克·诺里斯 (Frank Norris1870-1902) 、杰克·伦敦 (Jack London, 1867-1916) 。克兰, 以自传体“中部边地”系列小说闻名。他的代表作《红色勇士勋章》文字简洁, 意象清晰独特, 书中有意识地将法国印象派画法用于文学。克兰写出了讥讽与怜悯、幻想与现实间的紧张关系, 以及绝望中尚存一线希望的双重情绪。总之, 自然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手法, 一方面排斥浪漫主义的想象、夸张和抒情等主观因素, 另一方面轻视现实主义对现实生活的典型概括, 而追求绝对的客观性, 崇尚单纯的描摹自然。
第三个典型的“自然”流派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引起极大关注的, 被文学批评家称为“生态文学”的流派, 其核心特点是关注对自然界的保护。我国生态文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王诺先生给生态文学下的定义是:“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 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在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时, 生态文学特别重视人对自然的责任与义务, 急切地呼吁保护自然万物和维护生态平衡。这一流派最受关注的作家当属卡森 (Rachel Carson, 1907-1964) , 她是里程碑式的人物。她的所有作品都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人类只是自然的一部分, 其特殊性只是人能改变自然, 而且, 这种改变往往是不可逆的。一九六二年, 她发表了代表作《寂静的春天》, 指出滥用杀虫剂已伤害许多生命、影响了自然生态, 如果再不改变, 人类面临的将是寂静的春天。《寂静的春天》出版后, 发行了22种语言译本, 影响遍及世界各地, 许多国家立法取消DDT的使用。1992年, 美国推选《寂静的春天》为近50年来最具影响力的书。
综上所述, 美国文学史上的“自然 (主义) ”文学潮流基本上贯穿于整个美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 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们也表现出不同的基调和特点。概括来说, 文中所介绍的第一个流派着眼点在于感受自然的淳朴、神秘与美好;第二个流派着眼于对自然的敬畏与无奈;第三个流派着眼于保护自然。这些“自然”风情形成了美国重要的文学传统, 其所标记的美国社会价值观变迁成为21世纪美国价值观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胡荫桐.美国文学新编[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