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自然主义

美国自然主义（精选12篇）

美国自然主义 篇1

摘要：兴起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多元文化主义权利理论是挑选出弱势群体作为代表, 从弱势群体的立场去评价社会平等问题。该理论的兴起与发展对美国社会的语言多元, 文化多元, 美国的双语教育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通过对美国语言政策进行了全面而纵向的分析后, 可以看出美国语言政策的实质是维护英语的绝对权威、排斥和打击其他语言。美国语言政策从根本上与多元文化主义权利理论相冲突。

关键词：语言,文化,多元文化主义权利理论,语言政策

一、语言与文化

作为人类主要的交流方式, 语言在人类的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语法, 词汇和语音体系。读懂一种语言意味着读懂了它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从这种意义上来讲, 语言是文化系统的子系统。

语言学家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思考, 使语言学研究不只限于语言形式, 而且也通过语言来研究一个民族文化的过去和将来。语言蕴含着文化, 而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也得益于语言。

二、美国多元文化主义权利理论的兴起

(一) 美国多元文化主义权利的基本理念

兴起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多元文化主义”是指“允许同一社会内部不同文化的共存, 并积极肯定这一文化共存所带来的正面效应的观点或运动”, 以及基于“尊重差异, 探索不同人种、民族、宗教、文化、价值观等的共存模式之理念、政策和运动的总称。”

美国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和国内民族结构的复杂性决定了多元文化主义权利理论在理论和实践上有着自己的独特性。首先, 根据各少数群体在文化上表现出来的差异性而赋予少数群体更多的权利与保护。其次, 战后美国移民政策的改变和移民潮的涌入, 这必然会强化美国文化多元的事实与多元文化权利的自觉意识。

(二) 美国多元文化主义权利理论表现举例:双语教育

美国的双语教育早在建国时就存在, 但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 美国为了同化移民的语言和文化而取消了双语教育。双语教育在美国再度兴起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1968年, 《双语教育法》被正式确立。在1974年, 美国联邦政府出台了双语教育法的修正案。然而,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美国社会美利坚民族主义思潮沉渣泛起, 1981年里根总统发表讲话后, 赫德尔斯顿和早川一会发动了“唯英语运动”。到2005年底为止美国50个州中的27个州已通过立法或其他形式确认英语为官方语言。

三、美国语言政策

(一) 美国的民族语言政策

语言政策是指人类社会群体在言语交际过程中根据对某种或某些语言所采取的立场、观点而制定的相关法律、条例、规定、措施等。

1、殖民时期的语言政策

早在殖民时期, 由于北美没有统一的政府, 所以形成一套系统完整的语言政策是不可能的。语言政策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欧洲人对印第安语比较一致的态度上。“印第安人没有语言, 印第安语是有缺陷的语言, 是野蛮的语言”是早期欧洲殖民者的基本观点。这个时期的语言政策主要以排挤和打击印第安语为主要内容。

2、建国后的语言政策

建国初期, 致使合众国首脑们继续推行多语言政策有如下3个原因:此语言政策可以吸引更多的移民涌入;多语言政策与多语言的移民群体想适应;反映了《独立宣言》以及后来的宪法里突出强调的个人自由的原则。

而在1860年至1925年期间, 美国的语言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从鼓励外国语言的使用到轻视甚至于排斥其使用。

3、二十世纪以来的语言政策

20世纪美国曾一度出现过双语教育的兴旺景象。1968年通过了《双语教育法案》, 对少数民族的语言和语言教育还是起到了一点积极的作用。

开始于1981年的唯英语运动则打破了这一切, 掀起了英语官方化热潮。这场运动影响深远, 迄今为止, 美国有23个州拥有英语为官方语言的法律。

(二) 美国语言政策的实质

美国的语言政策是维护英语的绝对权威、排斥和打击其他语言的政策。美国的语言政的力量并不在于政府明文规定的法律、法令以及规定, 而是在于基层的、迂回的、隐性的政策;违背了美国所标榜的“自由”、“民主”和“平等”的原则;它有利于单语主义、单元文化, 不利于多语主义、多元文化的发展;美国的语言政策最大的负面影响是把美国土著居民的语言—印第安语推进了灭绝的深渊。

四、美国语言政策对美国多元文化权利理论的冲击

美国的语言政策始终是为确立和维护英语为中心的语言一致, 打击和排挤其他语言服务的, 因此, 本质上是美国主流文化同化非主流文化的工具。美国语言的一致性是建立在排挤、打击其他语言基础之上的。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 除印第安人外, 所有美国人都是外来移民或其后裔。一个民族的移民带去一种文化和语言, 但不管先来后到, 移民们不得不进行自我调整, 迅速抛去原来的文化传统和语言习惯, 尽快地融入到新的环境使自己变成美国人。移民子女很快就不讲母语, 只讲英语。美国语言政策的压制, 语言文化的同化以及“唯英语运动”的推行使印第安语迅速衰亡。印第安人的语言与文化的消失也就意味着这个民族不复存在了。然而, 多元文化主义权利理论是以挑选出弱势群体作为代表, 从弱势群体的立场评价社会平等问题, 要求社会必须符合有利于弱势群体的最大利益的原则。而美国语言政策并没有符合多元文化权利理论所提倡的弱势群体利益最大原则, 可以说美国语言政策的本质在很大程度上与多元文化权利理论是相冲击的。美国的语言政策有利于单语主义、单元文化, 不利于多语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蔡永良.论美国的语言政策[J].江苏社会科学, 2002 (5) .

[2]、蔡永良.二十世纪末的美国惟英语运动[J].读书, 2002 (1)

[3]、周玉忠.美国的语言政策及双语教学简述[J].语言与翻译, 2002 (4)

[4]、Crawford, J.Language Politics in the U.S.A.:TheParadoxof Bilingual Education[OL].1998.

[5]、Kloss, Heinz.The American Bilingual Tradition[M].Rowley:Newbury House, 1977.

美国自然主义 篇2

实用主义作为唯心主义有严重的片面性局限性,但它反对二元论和机械唯物论,主张功利主义,有一定的合理性.必须反对主观主义,理性看待实用主义.

作 者：陈泉江  作者单位：中共通州市委党校,江苏,通州,226300 刊 名：中共伊犁州委党校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YILI PREFECTURE COMMUNIST PARTY INSTITUTE 年，卷(期)： “”(4) 分类号：B087 关键词：实用主义   理性  

超验主义和美国文学 篇3

关键词：爱默生 超验主义 美国文学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9795（2012）09（b）-0155-01

发生在19世纪的美国浪漫主义时期文学一直被美国学者们认为是美国本土文化诞生和成长的重要时期，也是自美国国家政治独立以后，美国国家精神、文化领域从欧洲地区的母体中分离而独自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个特别的时代里，超验主义思想出现了，它成为美国人精神领域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宣言。超验主义的代表作家爱默生和梭罗，他们热爱心灵和大自然的和谐统一，主张自助精神，非常看中精神生活，他们倡导的这些思想帮助美国人冲破了多年来依赖外国思想的束缚，树立了美国国民的自信心，最重要的是，这些思想造就了美国文学。

1 美国超验主义思想

谈到超验主义，先从定义说起。从哲学上说，超验主义是“对人类直觉认识能力的认知，或者说是人类越过感官而得到知识的能力的认知”。美国超验主义思想家、作家爱默生于1803年出生在美国波士顿的教会牧师家。他于1882年离开人世。在17岁的时候就从哈佛大学毕业。在1826年他成功获得进入哈佛神学院的机会，第二年，他就被获得讲道资格。1828年，他荣任波士顿地区第二教堂的牧师，这在当时属于新英格兰地区具有优势的唯一的神教派。但是后来由于不赞同这个教派的一些教义，爱默生离开神职，并在1833年开始到欧洲游历，他拜访了许多当时浪漫主义时期欧洲的伟大人物，与他们成为好朋友，并在哲学方面受到康德思想的影响。回到美国以后，爱默生在1836年出版了著名的《论自然》，这本书中囊括了他一生重要思想的胚芽。在1837年，爱默生参加美国当时的大学生联谊会，发表了重要演讲《论美国学者》，文中着重论述了人的价值，人本位思想；引出学习者的责任是有自由而且要敢于寻找并展示真理，从而鼓舞人、勉励人；他宣扬民族自尊心，反对过去美国一惯地追随外国的学说。爱默生的这个演讲在当时的美国轰动全国，激发了美国人民对美国民族文化的热爱情感。接下来，爱默生在1838年到剑桥大学的神学院发表了题为《神学院致辞》的讲演，立刻遭到来自新英格兰加尔文教派、唯一种教派等势力的抵抗和抨击。在爱默生的观念中，他保留了前人思想积极成分，比如唯一神教中关于人的价值的理论，还有康德的哲学思想，同时，爱默生发展了这些思想，形成了超验主义思想。超验主义的基本思想是要反对权威，崇拜直觉，尊重个性解放，冲破过去思想的束缚和外国教条的禁锢，在美国建立新的民族文化，集中体现出现代的美国精神。

爱默生和他的学生梭罗为新思想的传播在美国努力奔走着，但在当时还是有很多人无法立即接受新思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思想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和理解，最后逐步成为当时美国的主流思想。

超验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大的方面：第一，超验主义认为精神的力量是第一位的，这是整个宇宙中最重要的因素。第二，超验主义提倡用全新的目光去审视自然，他们认为自然才是精神的象征，自然是对人类最神圣和纯洁的思想，主张人们用自己的直觉去感受自然界中无处不在的上帝。第三，美国超验主义认为个人的重要性是第一位的。这个社会中最重要的组成因素是个人，通过个人的修养完善才能实现社会的革新。所以我们每个人最主要的任务和责任是自我完备，而不是过去崇尚的只追求物质富贵。

2 超验主义与美国文学

美国的超验主义思想帮助美国文学由原先地依赖国外逐渐走向独立。美国文学是美国本土文化形成的一个重要证明。爱默生是超验主义的缔造者，同时也是美国本国文化独立的积极推动者，他最大的功绩就在于他在美国文学上的贡献，也就是他对于美国民族文学的影响。他是第一个提出精神至上，冲破以往以神为中心的古老思想，认定人只要凭借自己的直觉是可以认识真理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人就是上帝本身，这个思想不仅仅肯定了人的作用，同时它强调了人的价值。爱默生还主张解放个性，挑战权威。爱默生认为，学习国外的思想理念模式肯定有必要，有益处，但是，不能一味的，毫无改变地，盲目跟风似的追随，那样做会成为了另一个模式，总之不会自己，从而失去了美国民族文化的根本，坚持自己比一切都重要。他在另一篇文章《论自然》中提到，“一定要坚持自己的东西，而不是一味模仿别人。”这种思想逐渐被人们广为接受，并将当时的美国，政治和经济上完全独立的美国，在文化和精神上从欧洲大陆的文化束缚中彻底解脱出来，使美国文学从此以一个独立的形象屹立在世界。

爱默生还劝告学者们，要摒弃学究气，放弃纯粹的摹仿和信从。他的言论被当时美国的学者们视为“美国思想的独立宣言”。爱默生谈到美国文学独立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他说：“我们依赖于人的日子，我们心智向其他大陆智慧学习的学徒期，该结束了。成百万簇拥着我们涌向生活的同胞，他们不可能永远的满于食用外国智慧收获的陈粮。全新的事件和行为在发生中，这一切都需要被歌唱，它们自己也要歌唱自己。”在爱默生的眼中，美国，美国民族，应当自立，自立在世界之上，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做到的是自助自立。而这其中有两方面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是不要去一味“迎合”，要考虑到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学会变通；第二，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相信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是有他的优势和伟大之处的，要善于发现和挖掘自身的伟大潜力。过去的效仿就是在迷失自我，应该做的是把注意力放在当下，臣服于当下，比任何时候都要相信自己的直觉。

超验主义思想在当时将浪漫时期的美国文学彻底推向高潮，涌现出大批突出美国个性和独立的美国作家，美国文学真正意义上独立起来。爱默生和梭罗号召人们相信“直觉”，不再依赖任何人和固有的文化知识，提倡个性发展。爱默生还认为美的真正目的，不是模仿，而是创造。他特别主张在文学作品中用“目前的、平凡的、低贱的”新题材，主张美国文学民族化，独立化。“我们要用自己的脚走路，我们要用自己的手工作，我们要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些思想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美国大众追求民族文化和文学的强烈愿望，而且还集中表达了美国人想要冲破传统束缚、解放思想的进步立场。爱默生的思想对于美国民族文学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

美国自然主义 篇4

关键词：美国自然主义,克莱恩,《海上扁舟》,体现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在美国文学领域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学思潮。这就是被后人称为自然主义的文学思潮。美国年轻作家斯蒂芬·克莱恩就是这种自然主义文学思潮的先驱者之一。

一、美国自然主义文学的产生

首先,达尔文进化论是自然主义文学产生的根本原因。达尔文认为:影响生物进化的因素有三种,即自然选择、性的选择及个体机体有生之期获得特性的遗传。进化论的诞生,给科学界、哲学界及神学界带来一场革命,是对传统神学及理想主义神学的全盘否定,它取消了上帝设计师和创造者的地位,进而强调人类产生过程的机械性,以及人类进化过程的因果循环。受其影响,悲观、忧郁的新自然哲学应运而生。新自然哲学强调:人类的命运不是由万能的上帝决定的,而是由机械的盲目的自然的力量控制的。同时,新自然哲学指出自然的残酷:自然是一座对人类遭遇无动于衷的庞大机器,人类在自然中必然要为生存而相互竞争,而且,部分人的毁灭是人类进步不可避免的伴侣。[1]

其次,悲观、忧郁的新自然哲学是自然主义文学产生的思想根源。被英国誉为“思想泰斗”、“维多利亚英国的亚里斯多德”的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是19世纪英国实证主义的集大成者。他花了36年的时间,把哲学观点应用于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伦理学,完成了他的庞大的思想体系。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对自然主义在美国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斯宾塞把科学的含义运用到思想和行动上,把生物进化论的一般规律运用到社会研究之中,变自然选择法则为社会选择法则。他甚至在达尔文之前就提出“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的观点。这种思潮直接导致以宿命论(fatalism)为基调的自然主义(naturalism)的产生和发展。

再次,法国文学自然主义是美国自然主义文学产生的重要原因。自然主义作为文艺思潮,出现在19世纪后期法国浪漫主义运动之后。其代表人物是左拉(Emile Zola)。左拉提出以实证主义哲学为基础的艺术理论,主张在文学创作中运用遗传学、临床病理学等原理来展现人的生物本能,认为人不仅受生活环境的支配,还受到物理及化学规律的控制,因为人不是孤立的,而是生活在社会中。左拉同时强调小说家应该也是科学家、实验家和解剖家。

最后,战后美国的社会状况是美国自然主义文学产生的直接原因。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导致这种变化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美国工业革命的到来。工业革命使战后的美国逐步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19世纪末期,美国已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工业大国。这期间,大批的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横穿美洲大陆的铁路也已建成,大量的发明创造更是推动了工业化进程。

二、自然主义文学的内涵与特点

自然主义文学是美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被认为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新发展,有时称“低度的现实主义”或“悲观的现实主义”。它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意义上的“真实地再现自然”;而是说明人类处于一个机械化世界,是不能控制的力量的牺牲品。

自然主义文学的鼻祖是法国作家埃米尔·左拉,在他的著名的《实验小说论》(The Experimental Novel)中,提出创作实验小说及自然主义作品的主张。他认为自然主义文学应注重资料考证和客观描写,资料要翔实,描绘要准确真实。他笃信遗传和环境两种因素对人性和人的命运的决定力量。美国大学字典定义为:应用科学概念和方式处理情节发展和刻画人物特点的理论[2]。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的自然主义文学作品的特点有以下四点。

第一,客观地直接地描绘社会现实,如同科学研究和分析。

描绘当时社会工业化的发展,一方面形成垄断资本集团,也造就了新的工业无产阶级,他们受到资方和机器的制约,失去个性和主动,生活在贫民窟,社会上无足轻重。另一方面贫富差距加大,劳动和资本对立,农场主破产,工人失业,竞争残酷无情,投机买卖横行,道德败落。

第二,体现了新人生哲学思想。

此思想认为,人已不是一个自由的道德整体;在一个冷酷、淡漠、从本质上讲没有上帝照拂的世界里,人已没有自由意志可言,在机械因果的系统下而无能为力,劫数难逃。强调人们的生活完全由环境和遗传因素控制,经常表现人的原始冲动。既然人的行动都由他所不能左右的外部压力决定,他的理智便失去了应有的作用,他和动物也就相去不远了。于是自然主义文学又经常把人描绘成一个无可奈何的动物(机械)一般,生活没有意义,没有希望,任凭更高力量的恶毒折磨和宰割。

第三,体现了马克思唯物主义理论。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上层建筑(包括思想体系,政治)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基础之上。“建立在”不等于“由……引起”。马克思认为“文学”与其所存在的历史条件不可分割,因为人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创造了当时的物质文化生活;而且与支配和从属的社会关系不可分割,因为在特定历史时期,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经济关系秩序从某种意义上说,“决定”不是“引起”整个社会文化生活,包括文学创造。[3]

第四,素材广泛。

以美国社会生活为素材,有些作品毫不留情地撕下美国机械文明的假面具,把垄断资本社会的血淋淋现实和贫民窟的艰苦生活一无所遗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批判小城镇生活的单调沉闷,人们思想狭隘、无知和他们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以及大城市的奢靡生活。描绘人的各种各样的欲望,毫无顾忌应用当时情景需要的语言,分析人类在当时社会进退维谷的情形等。[3]

三、自然主义在《海上扁舟》中的体现

同时代的美国批评界认为,斯蒂芬·克莱恩的自然主义是美国自然主义文学主流中最为“纯正”的支流。他的作品不像其他自然主义作品,不含任何非自然主义成分。他着意描写了各种环境对人的命运的决定作用,排斥了任何人为意志选择的存在,彻底否定了道德的社会作用以及道德对人的命运的作用。斯蒂芬对传统价值观、传统道德观的态度是明确的。在他的早期小说中,社会道德伦理都是骗人的、虚假的把戏,对人的命运不起任何积极的作用,甚至还可能把人推向命运的深渊。而在后期小说中,他则把道德视为虚无缥缈、不存在的假设;在人的命运发展过程中,起作用的只有自然环境、无情的社会环境和人的各种冲动。

克莱恩认为短篇小说《海上扁舟》是他的“所有作品之冠”,因为小说浓缩了他的自然主义创作思想,完整而又系统地展现人与自然之间的搏击以及力量对比,人的命运的状况以及最终必然的失败,甚至人对失败的命运的接受。据克莱恩自己在小说开头的副标题上所说,《海上扁舟》是“根据事实创作的故事,是破沉的小汽船上四个人的真实经历”。这篇小说首先是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出现在《纽约时报》上,报道的是四个水手在风暴之中,驾着小舟与海浪搏斗三十多个小时,终究不敌自然的暴力,船被海浪掀翻并震为碎片,而水手们则落入水中,继续与海水奋力拼搏,最后有一人终被海水吞噬。

小说发展的过程其实就是人与自然拼搏的过程。小说一开始,自然界便与小船相继出现,浪花的狂暴,与小船的渺小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在自然主义小说中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即人类力量在广袤的宇宙中微不足道。因此在小船的行进过程中,“每朵浪花都是很难克服的问题”。这些水手们的命运完全被自然的力量控制着,任其摆布。在水手们看来,“轮流划桨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这都是‘魔鬼’的惩罚,都是对他们的体力的考验,甚至是一种‘可怕的事情’”。对于这场考验的结果,水手们都是悲观的。船长为了安慰船上的水手,说:“我们会安全抵岸的。”可是,一水手马上回答说:“要是风停了,我们就会安全。”另一水手的回答则是:“如果不栽到浪里头就安全了。”风和海浪都是不会因为他们的安全问题而停歇的。“海水是非常神秘的东西,浪花出奇的高”;况且,克服了一个浪头,紧跟的又是另一个浪头,这使得水手们的神经异常紧张,整个搏击的过程都充满了死亡的恐惧。

水手们远在茫茫的大海,很难遇到他人的拯救。当他们靠近“蚊子岛”附近,看见灯塔灯光之时,遇救的希望油然而生。他们认为那边一定有人,并且,一看见他们,一定会开船过去救他们的。然而,水手们忽然意识到,岛上除了备用的衣物和其他杂物外没有任何人。更有甚者,当他看见远处海滩上有人影闪动时,还误以为这个人会救起他们,可惜的是,这个人并不理睬他们的困境,驱车而去。因此,在搏斗的过程中,水手们除了死亡的恐惧之外,又平添了苍凉的孤独感。此时,他们见到咆哮怒吼的白花花的海浪,先前富有生存希望的轻松之感已经荡然无存,唯有悔恨自己的无能、盲目及懦弱。甚至,他们似乎可以预见自己可能被溺死的结局。他们重复表达了对命运格式化的诅咒。

对于水手们的悲观与诅咒,大海,乃至整个宇宙都是完全漠然的。自然主义者一向认为,自然界就像一座丛林,对于禽兽众生,只有相互竞争、适者生存的规律,不存在任何感情和道德的力量。船长经过几次诅咒之后,才猛然发现,“自然界是不会把他当一回事的,即使把它们全毁掉,也不至于损坏宇宙的一毫一毛”。他非常清楚自己“可悲的情势”,只能依靠自己。在他们看来,大自然似乎是他们最大的敌人,似乎非毁掉他们不可。可是,在克莱恩看来,大自然则是完全漠然的,既不是敌人也不是朋友,只是个无情的机制。他认为,“她对他们似乎既不残酷,也不仁慈,既不背叛,亦无智慧。她只是无动于衷。绝对的无动于衷。也许人在这样的境地,才可能发现宇宙对人类的漠然,才能发现自己生命中无数的不足。此时,对与错之间的区分对于他们来说显然是荒唐的”。

在小说的发展过程中,克莱恩似乎强调了团结的力量。船长认为他从未指挥过如此顺从、如此合作的船员,而这些船员轮流划桨,轮流休息,甚至每一人的陪伴都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而在船沉之后,船员们各自分散,特别是身体最为强壮的加油工,游在最前面,看不见船长的指挥,终于筋疲力尽而孤身葬身大海。其余两人在船长的指挥下,后来被海水冲到岸边,得到岸上人的搭救。在这里,克莱恩显示了社会主义的倾向,否定了个人主义的生存可能。

在创作技巧上,克莱恩在小说中很明显地反映了自然主义的创作风格。船员们的每一个动作,海浪的每一次冲击,克莱恩都作了极其详尽的描述,甚至多次反复,俨然是文件式的记录,根据自然主义者的一贯说法,就是医生的病历记录。克莱恩还用大量笔墨刻画船员的心理状态,以及对每一次危险的到来,希望的升起及破灭的心理变化和反应。此外,克莱恩把故事安排在荒芜人烟的茫茫大海,直接排斥了道德力量、社会价值观念对人的命运的任何作用。在这里,人只能依靠遗传的力量,与自然作奋力的搏斗,才有生存的可能。

或许斯蒂芬·克莱恩成为自然主义作家纯属偶然,但他的确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自然主义作家。他对美国文学的特殊贡献以及对后来作家的影响都不容忽视。他勇于创新,挺身而出,为美国文学挖掘了新的题材,一改19世纪美国文学中那种循规蹈矩、温文尔雅的传统,冲破文学创作的禁区,挥笔直指被文学界遗忘的社会黑暗面,那些目不识丁、身无分文、极为普通的穷人的苦难、不幸和屈辱成为他关注的焦点;他大胆尝试,取长补短,把一些音乐与绘画中的创作技巧运用到文学创作当中,使他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更加鲜活可信,充满生命力。才华横溢却英年早逝的斯蒂芬·克莱恩定会在美国文学史上留下笔墨浓重的一页。[5]

参考文献

[1]史志康.美国文学背景概观[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2][英]弗莱.麦迪尼克.美国文学导论[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

[3][英]莱门.塞尔登.当代文学理论导读[M].伦敦:夏威斯特国际联合出版社,1989.

[4]石昭贤.欧美现代派文学三十讲[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

第12章 美国的联邦主义 篇5

1．美国的联邦主义制度

（1）真正意义上的联邦制国家是中央政府及其地方政府都行使独立的自治权，都分别选举自己的官员，都向自己辖区内的公民征税以提供公共服务。而且，联邦主义制度要求其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权力都由宪法予以保证，如果没有得到双方人民的同意，其权力就不能改变。

（2）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德国和瑞士都被认为是联邦制政体，而英国、法国、意大利和瑞典则不是联邦制国家。后面这一组国家被认为是单一制。

（3）如果中央政府的权力依赖于或来源于地方政府，那么这种政体就被认为是邦联制。2．为什么选择联邦主义制度 联邦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反对专制与保护权利

“共和政体的原则”本身——定期选举、代议制政府、政治平等，并不能够充分保护个人的自由权利。由国家创始人设计的最重要的防范性措施是联邦主义制度，它被视为对大政府进行约束的重要源泉。他们寻求建立一种政府体制，把“相互对立竞争的利益集团”结合在一起，通过政府之间以及政府官员之间的相互竞争来实现对政府和官员的制约。

（2）政策的多样性

联邦主义继续允许存在政策的多样性。整个国家并不是由完全统一的政策所束缚，也不要求每个州和社区都必须遵从这一政策。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可能更胜任处理本州和地方的特定事务。

（3）对冲突的处理

联邦主义制度有利于处理政策冲突。允许州政府和社区有权制定、执行自己的政策，可以减少由中央政府决定一切而给华盛顿带来的压力。联邦主义还允许公民在州和地方政府的层次上决定一些事情，从而可以避免在全国实行单一政策所引起的斗争。

（4）分权

联邦主义主张分权。权力的广泛分散通常被认为是防止专制的保护手段。（5）增加参与

联邦主义扩大了政治参与。它允许更多的人参与竞选并担任政治职位。（6）提高效率

联邦主义有利于提高效率。所有事情都交由中央政府来处理是不可想象的。（7）确保政策的回应性

联邦主义鼓励政策的回应性。多元的、相互竞争的政府，与单一垄断的政府相比，对公民的态度更具敏感性。

（8）鼓励政策创新

联邦主义鼓励政策的试验与创新。联邦主义曾一度被认为是激进主义的工具。3．政治与制度性安排

自由主义者倾向于扩大联邦政府的权力。他们认为，联邦政府可以行使权力来结束歧视、消除贫困、减少贫民区、确保就业、提高被压迫者的地位、教育大众、治疗疾病等，从而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

保守主义者则寻求把权力返还给州和地方政府。他们对联邦政府能够做善事表示怀疑，增加联邦政府的权力并不是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认为政府应该是小规模的、可控制的，与人民保持密切联系的。

（1）制度上的竞争与政策偏好

政策的决策权几乎总是集中于华盛顿，用联邦政府精英的政策偏好代替州和地方政府官员的偏好。联邦政府的干涉通常是在政策层面上考虑的——主张在联邦政府占主导地位的目标和优先考虑的事项也应该在全国实行。

（2）把收益集中到有组织的利益集团 与87000个州和地方政府相比，联邦政府更可能会反映国家最强大、最有组织的利益集团的政策偏好。

（3）把成本分摊给没有组织的纳税人

全国选民的规模允许利益集团把获得集中的、特殊的利益而花费的成本分摊在广大选民身上。成本分摊对于利益集团的成功是非常关键的。

4．美国的联邦制：主题的变革

（1）以州为中心的联邦制（1787—1865年）

从1787年宪法实施到内战结束这段时期，州是美国联邦系统中最重要的单位。联邦政府至高无上的地位经常受到置疑。

（2）双重性的联邦制（1865—1913年）

联邦政府将其精力集中于授予的权力上——国防、外交、关税、州际商业、货币、度量衡、邮政和邮路、批准新州加入等。州政府则决定国内的重要政策问题——教育、福利、医疗和刑事司法等。这种政策责任的分配曾经被比作是“分层蛋糕式”联邦制，其中，地方政府在底层，州政府居中层，联邦政府位于顶层。

（3）合作关系的联邦制（1913—1964年）

在20世纪上半叶，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责任划分逐渐模糊了。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呈现新型关系模式，并被称为合作式的联邦制。联邦政府与州政府都要履行福利、医疗、高速公路、教育和司法等领域的职责。这种政策责任的融合被比喻为“花纹蛋糕式的联邦制”。

（4）中央集权的联邦制（1964—1980年）在中央集权式的联邦制度下，州政府的角色就是对联邦政府的政策给予回应并遵从联邦制定的规章，这些是得到联邦资金支持的条件。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官僚制等级也变得更加明显了。

（5）新型联邦制（1980—1985年）

试图把权力归于联邦政府而把责任归还给州和地方政府的模式，被称为新型联邦制。即减少联邦政府对国内事务的干预，鼓励州和市政府承担更多的政策责任。这些做法包括：把许多分类用途的财政补贴进行合并，以减少资金上的阻碍，结束在税收上的分担，减少州对联邦税收的依赖。

（6）强制型的联邦制（1985—？）

在1985年的加西亚决议中，美国最高法院取消了所有的障碍，使得国会可以对传统上属于州的“保留权力”范围的事务进行直接立法。最高法院改变了以前国会不能对州和地方政府事务进行直接立法的规定，对州政府权力的唯一保障是，保留州政府在选举美国参议员、众议院议员和总统中的权力——这就是所谓的“代议制联邦制”。

（7）代议制的联邦制

隐藏在“代议制联邦制”背后的理念是，联邦制是根据州政府选举众议院议员和总统的职责而被界定的。美国保留着联邦体制，是因为联邦政府的官员是从下级政府选举出来的——总统选举是通过把选举团的投票在各州之间进行分配来实现的，国会成员的选举是根据各州的人口进行代表的分配，分给每州两个议席。

（8）联邦的优先权

①美国宪法的国家最高权力条款规定，联邦法律优于州的法律，并且允许国会通过联邦法律来决定，在特定的领域里州的法律是否处于优先地位。②从整体优先权来看，联邦政府拥有特定领域的所有管制权力；部分优先权规定，在同一领域里，州的法律只有在同一问题上不与联邦法律冲突的条件下，才是有效的。另一种形式的部分优先权，即标准化的部分优先权，允许州在联邦政府作出规定的领域进行管制，前提是州的管制标准至少要与联邦政府的规定达到同等的严厉程度。

（9）联邦的委托授权

联邦的委托授权是，联邦直接命令州和地方政府完成某项特定的任务或提供特定的服务，或者要求州和地方政府在履行职能时遵守联邦的法律。

（10）“没有经费”的委托授权

联邦政府的委托通常给州和社区政府增加沉重的负担和成本。如果联邦没有提供资金来支付这些成本，这种委任管理就被称为“没有经费的委托授权”。

5．金钱与权力流向华盛顿 金钱和权力总是并行存在的。当机构获得财政资源的时候，他们就会变得更加强大有力。权力在华盛顿的不断集中，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联邦政府的财政资源不断增加的结果。

（1）联邦援助基金

联邦的援助基金一直是联邦扩张权力的主要手段。美国联邦体制下的中央集权的趋势不大可能得到永久性的控制或逆转，而且总统或众议院的议员也不大可能永远采取行动来限制联邦的权力。

（2）联邦援助的目的

几乎在州和地方政府活动的每一个主要领域都会得到联邦的援助。正是因为援助的规模和种类如此众多，以致缺少关于它们的可获得性、目的性和要求的信息。

6．联邦主义制度复兴了吗

对联邦主义的争论与美国本身的历史同样久远。而且随着时间的发展，权力逐渐地流向了华盛顿。

（1）福利改革和“权力下放”

“权力下放”即联邦政府的职责下放给州政府。福利改革成为权力下放的关键。自罗斯福新政开始，联邦就用现金来保证实施“对有子女家庭补助计划”，低收入母亲和孩子能够享受到联邦给予的福利基金。但在1996年结束了长达60年的联邦福利。

（2）最高法院中联邦主义的复兴

近来，美国最高法院的一些判决表明，起初在宪法上对联邦主义的设计有部分的复兴。1995年，最高法院六十多年来第一次发布了它的观点，承认对国会在州际商业中的权力加以限制，再次强调了国家的缔造者关于联邦政府只享有在宪法中列举出来的权力的理念。

7．各州公共政策的比较

美国各州为公共政策的比较分析以及对公共政策中决定性因素的假设检验，提供了很好的背景。

（1）州的同化

随着时间的发展，各州之间的经济差别逐渐缩小，这被称为各州的“同化”过程。（2）各州政策持续存在的差异 然而，各州之间的政策差异并没有随着时间的发展而逐渐减少。还没有证据表明各州之间的政策偏好正在趋于一致，即便是联邦的干预也没有强制各州实行统一的政策。

（3）经济实力与公共政策

经济学的研究很早就揭示了，公共政策与一个社会的经济实力密切相关。8．制度与公共政策 在政治上，符合宪法的决定与政策结果从来是不能分开的。人们都知道各种各样的制度安排会产生什么样的政策结果。公民和政治领导人一样，始终使宪法上的问题服从于当前的政策需要。

（1）公众对制度和政策的看法 美国人一般更喜欢本地的政府。但矛盾的是，美国人却希望联邦政府在许多特定的政策领域里拥有更多的权力。

（2）政府间的竞争与公共政策

我们来考虑一下政府间的竞争对不同类型的政策产生的影响。政策按照其功能可以划分为分配型、发展型和再分配型这样几种类型。分配型的政策主要是指导生产和向消费者分配公共产品和提供公共服务。发展型的政策是指那些直接促进州和社区的经济福利的政策。再分配型的政策是为了改变财富的流向，使社会中的特定群体受惠，以满足平等的要求而设计的政策。

（3）分配型的政策

联邦制直接强化了政府的分配职能。分权制使得政府能够提供满足各种需求的服务。通过多种政府提供不同种类、不同价格的公共服务，可以实现全体公民更高的满意度。竞争促使政府在分配活动中更有效率，以更低的成本提供更好的服务。

（4）发展型的政策

联邦制和政府间的竞争促使州和地方政府去关注其税收和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且直接参与发展经济的活动。州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传统上集中于提供物质基础设施，但现在，各州未来的经济增长可能更多地依赖于州政府对智力基础设施的投资。

（5）再分配型的政策

美国人的“爱国主义” 篇6

许多学生对这个历史教学方案感到不满，他们认为，此方案意在贬低公民不服从在美国历史中的作用和地位，因此他们以“走出教室”这种公民不服从的方式来表示抗议。一些教师以“请病假”的方式对学生表示支持，结果有两所高中不得不因此全校停课。

抗议师生与学区在什么是 “爱国”上有所分歧。学生们认为自己的抗议行动是爱国的。他们挥动美国国旗，举着各种标语牌，有一条标语是：“没有什么比抗议更爱国了。”一位17岁的学生对记者说：“我不认为我的教育应该受到审查。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国家在过去发生过什么。”另一位高中毕业班的学生也说，美国立国的根基就是公民抗议，“因此才有了今天的美国”，这就是美国的传统，认同这个传统就是爱国。

爱国主义是美国公认的公民美德。美国也有人的会引用18世纪著名英国学者萨缪尔·约翰逊的名言，“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但这并不代表大多数美国人在爱国问题上的普遍看法。

不讲缘由、不分情况地引用约翰逊的“避难所”之说经常是情绪性的犬儒主义嘲讽，并不值得提倡。在爱国主义问题上可能出现两种犬儒主义，一种是权力的犬儒主义，它把爱国与爱某个权力等同起来。它以爱国的名义要求人民无条件地效忠这个权力。另一种是对权力犬儒主义的反冲，但也是一种犬儒主义，它不分青红皂白的把任何一种爱国主义都当成统治权力的宣传。它不相信任何性质的爱国主义可能具有任何积极意义。它认定爱国主义只能是政客用来维护一己私利，以国家和民族的名义稳固自己统治的欺骗手段。

相比起一些其他国家来，美国人对爱国主义的看法虽然不能完全排除犬儒主义，但还不算严重。这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制度的原因。美国自独立革命以后，爱国主义的传统没有受到外来意识形态（如国际主义）的破坏，美国的爱国主义中有一种英雄主义的成分——联系着爱国的是爱自由，而非爱某个统治者。托马斯·杰弗逊说，“自由之树必须时不时用爱国者和暴君的血来浇灌。”爱国者是为自由而死，而暴君则是因镇压自由而被弑。一直到今天，大多数美国人仍然把军人视为最能体现这种爱国主义的人群。而且，美国的爱国主义是以基督教信仰为基础的，如里根总统所说，“如果我们忘记我们是一个上帝治下的完整国家，那么我们这个国家便会完蛋。”

美国的现实民主制度保障了普通美国人讨论“什么是爱国主义”，“美国需要怎样的爱国主义”的权利。政府权力不能垄断在这些问题上的话语权。普通人如果有不同于政府对爱国主义的看法，他们有发表自己不同意见的言论渠道，也不会因为违背政府的意愿而获罪或受到惩罚。而且，美国是一个多元民族文化的国家，爱国主义比较容易与文化民族主义区别开来，因此不容易被民族文化主义所限制或绑架。在美国，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也是有区别的。法国总统戴高乐说过，在爱国主义那里，爱护自己国家的人民是第一位的；在民族主义那里，仇恨某些他国或那里的人是第一位的。

在爱国主义不能摆脱犬儒主义困扰的国家里，不会有真正的爱国主义。那里所谓的“爱国主义”更多地表现为对“他者”的仇恨，而不是对自己人民的尊重和爱护。统治权力利用爱国主义进行欺骗，普通人因为怀疑爱国主义的真诚而对它缺乏信念。因此，整个国家上上下下虽然经常在谈爱国主义，甚至时而还会有强烈的情绪冲动，但对公民为什么需要爱国主义，需要什么样的爱国主义却茫然无知。因此，他们也不可能用真正的爱国主义热情来一起争取实现一个以正义和公正为基础的公民共同体，更不要说在日常生活中共同努力追求道德的公共生活了。

事实上，约翰逊出版过一本题为《爱国者》的小册子，批评他心目中的“伪爱国主义”，但他并没有否定爱国主义本身。“避难所”这句话不是出自《爱国者》，而是由约翰逊的传记作者鲍斯韦尔所记叙。鲍斯韦尔并没有为这句话（说于1775年4月7日）提供任何上下文，因此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一直都是有争议的。光凭约翰逊这句话不能说明爱国主义的实质，自然也无助于纠正滥情、虚伪或犬儒的爱国主义。

徐贲

美国跑步进入“社会主义” 篇7

在美国政府相继接管了房利美和房贷美, 以及美国国际集团 (AIG) 之后, 有“末日博士”之称的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鲁比尼认为, “美国总统布什同志、美国财长保尔森同志以及美国联储局主席伯南克同志, 已经将美国变成了美利坚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在这里, 政府对“富人、利益相关者以及华尔街奉行社会主义, 获利被揣进了私人腰包, 而损失却由普通民众来承担。”而在美国参众两院最终批准8500亿美元救市方案之后, 美国的“社会主义”进程进一步加快。

美政府导演史上最大救市行动

9月20日, 美国总统布什发表演说称, 为了结束目前这场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 联邦政府干预金融市场不仅有正当理由, 而且是必要的。布什进一步指出, 美国经济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 政府也在运用前所未有的措施来应对危机。对于美国经济来说, 现在是一个“关键的时刻”, 因为次按问题引发的金融危机已经蔓延到了整个金融体系, 打击了市场信心, 使很多金融交易活动停滞, 也影响到了无数的消费者和小企业。因此, “我们现在必须采取行动, 使国家健康免受严重风险的打击”, 布什说。

自次按危机发生以来, 布什政府动用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救市措施对金融市场进行强力干预, 以期遏制金融危机的扩散。这些措施包括:资助摩根大通收购贝尔斯登银行;接管房利美和房贷美;允许金融机构将手上价格急泻的按揭担保证券 (MBS) , 向联储局暂换成国库证券;通过美国联邦住宅贷款银行 (FHLB) 向抵押贷款机构注入几百亿美元的流动性;向投行开设特别融资渠道, 允许其像商业银行一样直接向央行贷款;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股票市场进行干预, 限制短期卖空交易;以850亿美金紧急贷款换得AIG约80%的认股权证, 变相接管AIG;最新的一项措施是, 提出一项总额达8500亿美元的金融救援计划, 赋予政府在未来两年购买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的广泛权力, 以挽救摇摇欲坠的金融系统。

纳税人增加9000亿负担

如果说, 美国政府接管“两房”尚属情有可原的话 (毕竟两家公司属于政府支持型公司, 具有半官方性质) , 那么, 在向华尔街表明立场, 拒绝救助雷曼兄弟仅两天之后, 政府就宣布接管全球最大的保险公司AIG, 一家纯私人保险公司则有些说不过去。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勒瑞克就对政府出面救市表示反对。他认为, 此举会鼓励公司在今后做出更多不负责任的事情。他说:“救助的问题在于, 第一, 这将使纳税人对可能的损失承担责任;更重要的是, 这增加了在今后出现更多贝尔斯登式危机的可能性, 因为市场会认为, 我们现在的这种游戏很好。这就像我们有一个赌场, 它的规定是, 如果你赢了, 赢的钱归你, 如果你输了, 你不用出钱, 政府会出面买单一样。这样的后果是, 大家都会跑到这个赌场里来, 且下很大的赌注。但是这个赌场迟早会破产。”

有数据显示, 从出资300亿美元协助摩根大通收购贝尔斯登, 到接管房贷美和房利美, 再到给AIG提供紧急贷款以及其他各种援助行动, 美国政府总共可能将给纳税人带来9000多亿美元的负担。

赢利私有化损失社会化

而早在几年前就准确预测到次按危机爆发, 且发表了“危机发展十二步”的美国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鲁比尼从一开始就反对政府救市。

在政府接管“两房”之后, 鲁比尼在接受彭博新闻社的电视采访时说:“讽刺的是, 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政府援助和国有化行动, 竟然是来自于一向奉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 而且还是出自于美国历史上最狂热拥护华尔街金融自由主义的一届政府。” (摘自:《香港商报》2008年10月8日编辑:何乐)

美国自然主义 篇8

1.19世纪自然主义画派的风格和艺术特点

自然主义早在文学领域就有所体现, 反映到绘画领域之后, 19世纪自然主义画派所代表的意向与意境以及所想传达的创作理念与文学领域是有极大不同的。由于画家身份的特点, 当画家开始以绘画的形式记录自己遇到的实际的事物的时候, 画家企图用自然的绘画技巧还原遇到的实际的事物。19世纪的自然主义画派的画家所创作的作品中的每一种颜色, 每一个线条, 每一个事物都是画家所认为他们亲眼见到或者触摸到的。因此, 19世纪自然主义画派的风格和艺术特点与其用自然, 真实这样的语言来表述, 不如用严谨这个词来形容19世纪自然主义画派的风格和艺术特点的基调。

2. 美国近代画家风格和艺术特点

美国的近代是指从18世纪末至19世纪末这段时期, 这一时期, 美国自由资本主义得到了如同春雨滋润的充分发展, 正处于年轻时期的资产阶级的的这个概念同样在思想文化这个领域赢得了能够决定美国近代艺术家思想倾向的重大胜利。身处于这个时期的画家, 经历着宗教、战争的变换, 并且受到美国的多民族文化影响, 美国近代画家风格和艺术特点具有通俗的意趣, 也有隐晦现实的浪漫等多种元素风格和艺术特点的体现。

二、19世纪自然主义画派在美国近代画家风格和艺术的具体体现

1. 自然主义画派从法国传播到美国

美国美术之所以能够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末这段时期自成一脉, 便是因为美国近代所经历的宗教信仰的更迭, 战争风云的变换, 同时聚集了来自不同地域的民族自身的一个国家的特点。这些使得美国人在欣赏来自欧洲的画作的时候, 拥有独立于欧洲人具有自己的审美与思维模式。当自然主义画派从法国传播到美国的时候, 人们当时更倾向于浪漫主义风景画中的自然。然而上文中已经介绍过, 浪漫主义中对自然事物的表现与自然主义对纪实事物的表现这两者中的自然是截然不同的。所以自然主义画派在刚传播到美国的时候未能被理解却也会被美国艺术家通过从个人的思维空间思考自然主义画派的艺术作品, 创造了美国近代画家的专属的风格和艺术。

2. 自然主义是美国近代画家的抽象表现主义

一件事物被自然主义画派的艺术家观察到了之后, 以艺术绘画的形式真实的记录了下来, 自然主义画派的艺术家想要表达的是, 这个庸俗的事物或者这个小人物, 把这个画出来, 不仅是诚实的表达这个事物在这个时间表现出来的样子, 所传达的理念是, 无论这个被观察的对象多么渺小与平庸, 也有被承认其真实的样子是有价值的资格, 应当尊重这个对象在这个时间的样子, 拒绝粉饰, 拒绝总结其所具有的普遍性。然而当美国艺术家看到自然主义画派艺术家的作品的时候, 并没有完完全全接收到自然主义画派艺术家想要表达的理念。美国艺术家们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下, 尤其是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自身所形成的独特的思维方式, 使得美国艺术家看到这幅画之后都萌生了自己的感受。美国艺术家对于自然主义画派的艺术家的作品中的严谨的特点并没有加以理解, 相反对于自然主义画派的艺术家的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渺小与平庸的事物的本身萌发了兴趣。认为当人们都去关注闪耀的事物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渺小与平庸的故事的瞬间究竟有什么奇迹。这样对画作的本身加以思维的改造, 同样是去观察渺小与平庸的事物, 同样是记录这样的事物的瞬间, 但是却用所谓一种抽象的概念诠释这个事物的价值, 这个时刻的意义。美国艺术家在美国近代历史背景之下, 受到欧洲艺术潮流的冲刷之后, 创造了被赋予高尚内涵的称谓的抽象表现主义。

三、美国近代画家的抽象表现主义与自然主义画派的联系

自然主义画派的艺术家是以诚实的表达这个事物在这个时间表现出来的样子, 无论这个被观察的对象多么渺小与平庸, 也有被承认其真实的样子是有价值的资格, 应当尊重这个对象在这个时间的样子, 拒绝粉饰, 拒绝总结其所具有的普遍性的信念为创作理念。那么美国近代画家中的抽象表现主义的创作理念是企图将自我的情感、灵魂等表征在画面上。如果说自然主义画派的艺术家力求对所观察到的事物表现尊重与认同, 那么美国近代画家在创作过程中则极致的渴望将自己某个时刻的心情, 情感, 精神, 灵魂状态以真实的状态表现出来。企图对自我的价值表现尊重与认同。综上所述, 美国近代画家在创造出抽象表现主义这一流派之后, 就是找到了一个接受自己内心的方式一般。从自然主义画派的角度而言, 美国近代画家用抽象表现主义去绘画, 就是一种记录自己心情某个时刻的艺术方式。是对自我的认同, 这份认同是对艺术家内心对战争的痛恨, 对和平的渴望, 对爱与尊严的追求以及更多的诉求尊重。美国近代画家将对他物观察延伸到对自身的观察这是一种精神与理念的进步。所以自然主义画派启发了经历了二战后的美国艺术家创造了抽象表现主义, 抽象表现主义则是超越了自然主义的新的富含人文精神理念的艺术。

总而言之, 由于19世纪自然主义起源于严谨的历史画作, 使得自然主义画派的作品始终禁锢在对观察的事物的尊重与价值认同却忽略了画家自身感情的观察与表达。在观察的事物中表达的内涵意蕴仅仅是该事件当时或者对今后所发挥的影响与作用, 缺少了画家自身感情的倾诉。然而受到自然主义画派影响的抽象表现主义却将对他物的关注转移到对人自身的精神、意志的诉求。美国近代画家在欣赏、感受流传于战争中的作品的时候, 基于历史背景形成的独立的思维方式, 创造的超现实的艺术绘画表现形式使得美国近代画家的风格在统一中各具特色, 使得绘画潮流从巴黎转移到美国, 形成美国近代画家的艺术乃至成为对世界美术产生深远影响的艺术。

参考文献

[1]冯程.自然主义画派的风格和艺术的特点[J].中国绘画周刊, 2013 (15) .

美国自由主义思想简论 篇9

一、美国自由主义的形成原因

1.思想上对自由的向往。早在“五月花”号载着第一批的清教徒来到美洲开始, 美国人就吸取在欧洲受到的专制主义迫害的教训, 企图寻找一种能够保全在强大政府面前完全不敌的弱小自身的权利的制度。

2.历史上缺乏以宗教为基础的价值观。虽然在第一批清教徒来到美洲之初奉行了传统基督教义创立的“山巅之城”的教会或政府组织, 但在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反叛和种族平权运动的“文化大革命”中, 美国基督教白人的后代和以黑人为代表的少数族群却联合起来, 二者在精神上有着内在的默契和联系, 他们一起“解构了以基督教为核心的社会主流价值, 为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打开决堤的闸门”。

3.三权分立和联邦制保障了自由主义发展的土壤。1776年《独立宣言》的发表标志着自由主义思想在美国的确立, 意味着自由主义是美国的立国之本。以宪法的形式将自由主义确定为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仅仅是第一步。

二、自由主义对美国发展的影响

自由主义对美国的影响是深远的, 它就像是自由女神在人间的化身一样, 指引着一代代美国人构建着理想中的国家, 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与此同时, 自由主义也在200多年的发展中一步步地美国化, 在不断地碰撞与改造中逐渐完成其从理想到现实的蜕变。

1.经济自由一直是美国不变的理念。1787—1812年30年的政治巩固时期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开始了工业革命和长期的和平建国时期;18世纪末的西进运动是一种大规模的经济开发和社会迁移活动, 它为美国近代工业化和社会经济活动的发展奠定了土地、市场的基础;19世纪后期, 南北战争的胜利解放了大量的劳动力, 先进的工业经济在与封建的奴隶主经济的对抗中取得了胜利, 同时它也是美国自由主义在经济上的胜利, 开放了美国的南方市场, 使资本主义迅速发展。

自由主义使得美国资本主义乘着两次工业革命的长风迅速崛起, 进入了经济发展空前繁荣的时期。但是在一个自由放任的社会里, 经济上的两极分化是必然的。财富过度地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 大部分人没有购买力, 不足以刺激经济发展, 造成了大量的产品积压, 最终导致了经济大萧条。罗斯福在危急时刻果断放弃了完全由市场调节的自由放任主义, 实行新政, 一方面开启了政府干预经济的职能, 另一方面也开启了福利主义的大门。罗斯福赋予了自由主义新的内涵。自由主义的力量不仅在于它可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激发人的潜能, 更在于它巨大的包容性使自由主义本身拯救了它自己, 自由主义以其超强的融合性为自己赢得了新生。

2.政治中对民众极度宽容, 对外则推行人权外交。在美国的建国构想中, 对联邦制度的构建和对议会共和、民主选举的肯定就是自由主义在政治中发挥影响的初步体现。为了使中央政权不至于过度集权威胁到民主和自由, 联邦政府给予了州政府最大的政治自由。另一方面, 政府也给予了民众政治宽容, 在美国人看来, 当某天政府违背了自由民主的轨道向着集权发展时, 以一人之力抵抗政府权力则显得极为艰难, 而当民众之力发展到足以推翻政府时, 暴力斗争就难以避免,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予民众最大的宽容和自由, 使社会能够消化社会群体之间的大部分矛盾, 也使得“矛盾”一词的概念缩小。

但是在对外政策上, 美国则没有对本国民众的那份气度。自由主义对美国外交的影响最显著的便是“人权外交”。一方面, 美国人坚信自己的民主和自由价值是最好的社会理念, 极力向外推销美国的社会价值观和政治主张, 披着“人权外交”的外衣推行“霸权主义”。另一方面, 美国民众对于自由、人权的绝对维护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

3.文化上“正当优先于善”是美式自由主义最大的特色。美国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能够做到“化敌为友”的宽容, 在文化领域则更是如此。美国本身便是一个移民国家, 其文化领域更是一个世界文化思想的大熔炉, 可谓是异彩纷呈。

但同样, 文化上的过度纵容使得极端的价值观和美国的基督教传统乃至道德底线、法律底线产生了巨大的冲突。以当今争得一塌糊涂的堕胎和同性恋问题来说, 按照个人自由的逻辑, 这些都属于私人的价值偏好, 与公共领域的正义问题无涉, 奉行自由主义的政客在选举中对于这一问题也屡屡回避, 其中典例便是罗尔斯在美国总统大选中回避了这类棘手的价值冲突问题, 但是却被保守主义的共和党赢得了选举, 可见民主的不认可态度。

三、结论

总之, 美国的自由主义赋予社会无限的活力, 同时也以自身的广阔的胸怀包容着来自社会的多元价值, 在面对问题的时候, 美国民众不是消极地把问题搁置起来, 而是积极地将之置于公共领域以对话和讨论, 寻找自由民主的基础和底线, 所以说美国人是感性的也是理性的, 自由主义给美国带来了无限的生命力。

但是需要认识到的是, “自由主义”是一种主义, 一旦被打上某种特殊价值观, 便意味着对其他非自由主义的排斥性。这也是美国推行人权外交, 对他国内政横加干涉的思想渊源。

参考文献

[1]郑连根.柔软而坚硬的自由——读钱满素《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J].社会科学论坛, 2007 (7) (上)

[2]赵可金, 倪世雄.自由主义与美国的外交政策[J].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6 (2)

《美国与中国》中的东方主义 篇10

但是现在, 在全球化的今天, 我们的视野逐渐日益开阔, 信心逐渐建立了起来, 便能更客观地站在一个新的起点全面地看待《美国与中国》。对于其中充斥着的“东方主义”, 我们不能视之不见。费正清先生再怎么努力应用史料, 再怎么进行实地调研, 他也是有自己的主观目的的, 而且他所秉持的是西方人的立场, 不可避免地在描述中蕴含着东方学的色彩。

一、东方化了的中国表述

“东方主义”在费正清先生的《美国与中国》中随处可见, 它首先蕴含在引篇和第一篇的“旧秩序”中, 费先生笔下的中国传统图景是东方化了的图景。这里所说的“东方主义”来源于萨义德先生的《东方学》。“东方主义”将“东方”当作西方文化自我认同的他者, 在差异的世界观念秩序中确立西方所谓“本质”与价值, 即把“东方、东方人、东方习俗、东方‘心性’、东方命运等”本质化为“东方性”, 如神秘、放荡、残暴、堕落、专制、腐败、古旧、停滞、混乱、邪恶等。这样的东方只是西方的东方形象, 是东方化了的东方, 它是在西方既定的、体现着西方观念与价值的话语或形象体系中呈现自身的, 甚至东方也在西方为其构建的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中思考与表述自身。近现代以来, 身处强势的西方文明对弱势东方文明的一种片面和平面的认识和描述, 只是一种史官似的扭曲表述。

费正清居高临下地巡视这个“怪异”的活生生的戏剧舞台, “尽管偶尔表现出对亚洲的同情, 但却总是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而他对中国的表述, 含金量非常之高, 以致中国人似乎非常乐意接受西方人所期待的那种转变———所有转变都向人们所期望的反向发展。但是“一种表述本质上乃牵连、编织、嵌陷于大量其他事物之中的, 唯独不与‘真理’相联———而真理本身也不必是一种表述”。[1]

二、东方式的中国图景

从人口到艺术、文字等几乎所有中国的图景都是东方化了的。该书认为:中国人口太多, 以至于众多的人口聚居在贫瘠的土地上, 沟壑纵横、千疮百孔, 老百姓整日整夜为生计忧心, “太多的人过分密集在太少的土地上, 为生存耗竭了土地资源, 以及人的智慧和耐力。”[2]但中国史上, 历来以人口众多来显示国力的强大。此外, 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中国人讲求“天人合一”, 是一种协调的关系, 这种关系在今天已经渐渐显示了它的重大意义。然而对这样的思想, 费正清却认为是中国人消极被动地接受大自然的摆布。中国人“把节省劳动力的创造发明视为异端”, 西方人有积极主动的精神, 而东方古老的中国却是消极被动的、失败的。

至于中国书画和西方的不同, 费先生认为中国书画是传统贫弱社会被自然征服的反映。他写道:“在宋代山水里, 小小的人物与巉崖相比显得非常矮小, 而在意大利的古画里, 自然景物只是后来添上去的背景。”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比较, 本应该客观地看待其民族的环境的时代的不同, 是横向的、平视的比较, 然而费正清却先入为主地带着东方主义情节来看的, “西方的宗教认为神人是同形同性的”, “要明白两者之间的这种鸿沟有多大”, “只要把基督教同相对而言不具人物性格的佛教比较一下”[3]就行了。

法国史学家、评论家丹纳认为艺术受到种族、环境和时代三大因素的共同影响。艺术的本质是对主要特征的模仿, “作品的目的都在于表现某个主要特征”, [4]反过来, 艺术体现了对生命和世界的观念看法, 这没有高下之分。中国书画临摹自然, 是对于大自然的无限热爱, 表达自己的境界, 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自在, 这在某种程度上比西方的人物画更宽宏大度。但它被本质化为体现神秘、堕落、古旧和停滞的代表。字里行间, 善意的背后不可避免地潜藏着这样的台词:“东方人被视为比西方人劣等的民族。”费正清一如西方东方学家一样, “将自己熟悉的地方称之为‘我们的’, 将‘我们的’地方之外不熟悉的地方称之为‘他们的’。这一具有普遍性的做法所进行的地域划分可以完全是任意的。‘任意’是因为‘我们的领地’与‘野蛮人’对此区分加以确认”。[5]

三、“冲击—反应”模式的东方主义

在素描似地对中国进行了东方化之后, 费正清分析了西方与中国的“冲击—反应”模式。他回避了中国的被动, 回避了中国大门被强盗粗暴的战争方式打开而带给中国的无限灾难和创伤, 而应用西方的现代化理论, 分析了西方入侵后的一个世纪里中国的社会革命。他认为, 西方能从自身的文化内部实现现代化, 而缓慢的甚至是僵化的中国束缚于自身的文化传统, 必须借助外界的冲击才能有所反应, 也才能实现现代化。“冲击—反应”模式就是以西方为中心的观念, 它夸大了西方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我们可以认识到费正清先生多少是个东方学家, “东方学家现在已经融入到东方历史之中, 与其难解难分, 成了东方历史的塑造者, 成了东方在西方眼中的典型符号”。[6]对西方文明的冲击作出的反应, 才是中国的近代化。

“冲击—反应”模式在《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一书中更为突出, 这个模式围绕着中国传统的图景和文化内涵去展开, 却是一个以西方价值观来认识东方的研究模式, 带有某种意义上的种族偏见。20世纪贫弱中国的反应一开始是被动的, 软弱无力而且是步伐凌乱的。只是最后, 费正清修正说, 中国不是停滞不前的, 它有缓慢的行动, 而战后的中国现状, 掺和着传统的挣扎, 但至于走什么路并不能由美国来确定。

早期的描述中, 费正清一直为西方对中国的侵略进行辩护, 否认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灾难, 认为西方是现代文明的使者, 认为战争只是“两个文明的冲突”, 是“西方扩张面对中国的扩张”, 而且以中国有“汉—异共治”的传统来解释中国的沦陷, 说是“中西共治”。很显然, 这是十足的东方主义在作怪, 是文化霸权的潜藏。

应该指出的是, 费正清毕竟对中国的了解和理解是颇具深度的, 他不再是早期欧洲“东方学”中对中国的凭空想象。但是这丝毫不能抹去其东方学的色彩, 我们理应入乎其内地看出自身存在的问题, 但更应该出乎其外地看到, 我们不能任由西方人来表达和描述自己, 甚至也跟着他们观念表述自己而美其名曰反思, 认为自己本质上是个病人, 同样, 我们也不能排斥西方的眼光, 俯视他们的一切, 而是应该采取平视的角度, 平等地打量他人并从他人的眼中认识自己。我们可以尝试抛开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 开放地接触而不是全盘地接受, 在和谐交流中充分展示各自的智慧, 再创中华文明的灿烂辉煌。

摘要：费正清先生的《美国与中国》以中国历史图景为切入点, 企图在揭示中国传统文化本质的同时, 分析当今世界中美之间的冲突和发展。这本书给我们提供了了解自身的很好的参照, 但是其中蕴含的“东方主义”却不可忽略:中国很大程度上来说是被东方化了的中国, 是西方表述中的“他者”。传统中国的图景及近代中国的变化都是东方化了的。对于作为被描述的客体的中国读者来说, 认真对待“东方主义”, 以全面看待费正清的观点是非常有价值的。

关键词：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东方主义

参考文献

[1][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303, 349.

[2][3][美]费正清著.张理京译.美国与中国[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4, 14.

[4][法]丹纳著.傅雷译.艺术哲学[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61.

美国本土恐怖主义的阴谋 篇11

美国“自产的”恐怖分子

驻新泽西州的联邦检察官克里斯多弗·克里斯蒂(Christopher Christie)说，这些恐怖分子嫌疑人都居住在迪克斯堡基地周边地区，没有发现他们与“基地”等国际恐怖组织有联系，即他们都是美国“自产的”恐怖分子(“homegrown”terrorists)。实际上，本土恐怖分子在2005年就让美国执法部门惊出了一身冷汗：他们曾经阴谋袭击位于芝加哥的西尔斯大楼、联邦调查局办公楼，甚至还计划炸毁纽约水下隧道，以淹没这座城市最繁华的地区——曼哈顿。

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RANDCorporation)研究恐怖主义的专家布赖恩·詹金斯(Bdan Jenkins)指出，近两年来所挫败的一系列恐怖阴谋表明，在国际恐怖主义的影响下，美国本土内已经产生了不少极端分子，这令执法部门感到担忧，因为这些极端分子完全有能力制造类似2005年伦敦地铁爆炸案以及1995年俄克拉何马城联邦大楼爆炸案那样的大型恐怖袭击事件。

美国执法机构近两年来挫败的一系列恐怖阴谋，大都是伊斯兰极端分子所为，针对迪克斯堡的这起阴谋也不例外。6名恐怖分子嫌疑人分别是穆罕默德·伊卜拉辛·施纽尔(MohamadIbrahim Shnewer)，塞尔达尔·塔塔尔(SerdarTatar)，德里坦·杜卡(Dritan Duka)、沙因·杜卡(Shain Duka)、埃尔基维尔·杜卡(E¨vir Duka)三兄弟，以及阿格龙·阿卜杜拉胡(AgronAbdullahu)。他们都是在美国之外出生的穆斯林，其中施纽尔已经取得了美国国籍，来自土耳其的塔塔尔和来自前南斯拉夫的阿卜杜拉胡拥有永久居留权，而同样来自前南斯拉夫的杜卡三兄弟则属于在美国的非法居留者。

联邦调查局对这起案件的调查显示，施纽尔等人具有强烈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倾向。他们从互联网上下载了不少相关的录像视频，然后相互传递观看，其中包括“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的讲话录像、“9·11”恐怖袭击中劫机者生前的录像及伊拉克反美武装发动袭击的录像等。他们策划针对迪克斯堡这座军方设施的袭击也正是源于伊斯兰极端主义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仇视。

“对于宗教恐怖主义来说，迪克斯堡是一个很具象征意义的目标，”美国海军研究生学院(NavalPostgraduate Sch001)教授戴夫·布兰南(DaveBrannan)评论道，“通过袭击这个目标，恐怖分子可以杀很多人以宣泄仇恨，而不仅仅只是一二个人。”

令分析家们一度感到疑惑不解的是，6名恐怖分子嫌疑人中有4人是来自前南斯拉夫的阿尔巴尼亚族移民，他们本不应该对美国抱有如此仇恨的心态。1999年3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以当时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政府迫害其境内的阿尔巴尼亚族人为由，对南联盟实施了猛烈空袭。在此前后，美国接受了数千名从南联盟逃离的难民，一度将他们安置在迪克斯堡陆军基地。恐怖分子嫌疑人之一、24岁的阿格龙·阿卜杜拉胡就曾经是其中的一员。如今，一些阿尔巴尼亚族移民不仅不对美国“感恩戴德”，反而试图对曾经接纳过他们的地方发动袭击，着实让美国人难以理解。

有专家认为，这种现象或许只能说明，伊斯兰极端主义在美国的影响比人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极端主义有很多不同的传播渠道，但人与人之间的接触通常是最重要的。”拉特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社会学与犯罪学教授西奥多·格策尔(Theodore Goedzel)评论道，“愤怒或失落的人们会聚集到一些诸如清真寺、俱乐部之类的场合进行交流”，极端主义很容易在那里滋生。

伊斯兰极端主义在美国本土尚显“幼小”

美国本土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并未形成大的组织，往往是几个人组成的小团伙策划袭击阴谋，甚至某个极端分子单枪匹马地试图制造恐怖事件。联邦调查局特工J·P·韦斯(J.P.Weis)认为，这是一种“全新形式的恐怖主义”(brand-new formof terrorism)，恐怖组织的规模比较小，可能与“基地”等国际恐怖组织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受它们的理念驱使。

“与那些知名的国际恐怖组织相比，这些本土恐怖分子同样危险，而且他们的行动往往能够逃脱我们的监控。”韦斯说。

然而，这些相对隐蔽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却从未成功地发动过恐怖袭击。他们的袭击阴谋往往在准备阶段就被执法机构扼杀，这次针对迪克斯堡的袭击也遭遇同样下场。专家们指出，美国本土的伊斯兰极端分子缺乏资金、纪律以及必要的训练，经常会犯一些愚蠢的错误，这给执法部门的反恐行动提供了机会。

联邦调查局破获施纽尔等人针对迪克斯堡的恐怖阴谋时，同样利用了他们所犯的错误。2006年1月，这个小团伙将一盘录像带送到当地一家电器商店，委托店员将其制作成DVD光盘。录像带上是他们进行军事操练并高呼“圣战”口号的场景，这引起了那名店员的警觉，他随即向警方进行报告。此外，联邦调查局还在施纽尔等人的熟人圈中发展了两名“线人”(paid informants)。在长达一年多的调查时间里，这两名线人都没有被这个小团伙所察觉，他们向联邦调查局传递了大量的情报和证据，使得袭击阴谋最终破产。

威胁是否被夸大?

挫败针对迪克斯堡的袭击阴谋，被认为是美国“反恐战争”的又一大胜利。执法机构在欢呼雀跃的同时，也不失时机地一再提醒人们，美国本土遭受恐怖袭击的危险依然存在。“通过这起案件，在美国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再次意识到，反恐战争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并且每天都在美国进行着。”联邦检察官克里斯蒂说。他呼吁民众提高警觉，支持执法机构的反恐措施。

但是，美国人再次绷紧的反恐神经却给穆斯林社群带来了麻烦。袭击阴谋被曝光后，6名恐怖分子嫌疑人的家人受到了当地许多居民的冷漠对待。在施纽尔一家位于切里希尔(Cherw Hill)的住宅外，经常有人指指点点，甚至对着他们拍照。塔塔尔的父亲所开的比萨饼店也大受影响，三名员工因此辞职，许多老顾客也不再登门。

与此同时，整个新泽西州的穆斯林社群，尤其是阿尔巴尼亚族穆斯林，也感受到了来自外界的异样眼光。代表美国和加拿大13座清真寺的“阿尔巴尼亚族穆斯林社团”(Albanian MuslimCommunity)在案发后发表声明，谴责这起恐怖阴谋，并表示支持美国政府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

曾经为多名在美国执法机构反恐行动中受牵连的穆斯林担任辩护律师的苏海尔·穆罕默德(Sohail Mohammed)对这种情况表示担忧。他指出，自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以来，新泽西州有数百名穆斯林曾经被拘捕，但是他们并没有被发现与任何恐怖活动有关。“如果施纽尔等人确实策划恐怖活动，那么他们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惩，”苏海尔·穆罕默德说，“但如果政府说他们是‘伊斯兰武装分子’，那么就向公众传递了一个信息，即伊斯兰教与好战分子是等同的。”

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国家安全学教授约翰·米勒(John Mueller)指出，执法机构的确挫败了一系列恐怖阴谋，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国内有“数不清”的恐怖组织在策划阴谋，美国本土伊斯兰极端分子所构成的威胁实际上被夸大了。

“所有的调查信息都表明，美国国内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只是一小撮人，但是他们却被大肆宣扬和夸大了，”米勒说。

联邦调查局在此案件中使用线人的方法也遭到了质疑。两名线人都并非无偿提供服务，联邦调查局要向他们支付酬劳。其中一名线人在与恐怖分子嫌疑人接触的过程中，主动提出可以帮他们购买发动袭击所需要的武器，这被认为有诱人犯罪的嫌疑。恐怖分子嫌疑人之一塔塔尔的律师理查德·斯帕拉科(Richard Sparaco)表示，他就很想知道执法机构的线人在“推动”这个恐怖阴谋方面起了多大作用。“我将调查一下那个秘密线人，看他的行为是否越线，是否成为了一个阴谋参与者”。

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及其社会影响 篇12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 但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也日益突出。在工业化进程中, 财富不断向少数人集中, 贫富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 阶级矛盾突出;垄断组织的出现, 导致政府对经济的协调与控制能力下降, 经济秩序一片混乱。美国经济结构的变动所产生的社会问题是进步运动产生的原因。[1]城市化的发展, 大量人口涌入城市, 城市贫民不断增加, 他们恶劣的生活环境和入不敷出的收入, 引发犯罪率大大增加。受拜金主义的影响, 自私自利, 个人主义思想泛滥, 追求金钱成为大多数人生活的目的, 直接导致社会道德水准下降。这些诸多的社会矛盾, 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一场大规模的社会改革运动———进步主义运动应运而生。中西部农民运动、文官制度改革运动、共和党反叛运动、平民党运动, 这一切都为进步主义运动产生提供了条件, 揭黑幕运动为进步主义教育改革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被誉为“进步教育之父”的帕克, 在1875年创办昆西实验学校, 他根据教育要使学校适应儿童的原则, 对教材内容、教学方法等进行了改革。但他的改革仅限于教学范围, 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再说一遍, 我仅仅尝试运用已经很好地形成的原理、方法或细节。我没有尝试任何经验, 也不存在任何特殊的‘昆西方法’”。[2]1894年他出版《关于教育的谈话》一书, 把进步主义教育理论推向实践。标志着美国教育从早期超验主义向新的科学教育过度, 从对欧洲理论的依赖到更有独特性的努力转变。[2]

进步主义教育的另一位创始人杜威, 1916年出版《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 标志着美国教育进入一个新时期。他把实用主义哲学引入教育中, 成为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思想。杜威特别关注社会变革对教育的影响, 重视教育与社会的联系。在《民主主义与教育》的前言中, 杜威明确阐明了他的思想, 他说:“本书所阐明的哲学, 把民主主义的发展和科学上的实验方法, 生物科学上的进化论思想, 以及工业的改造联系起来, 旨在指出这些发展所表明的教材和教育方法方面的变革。”[3]因此, 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与美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价值观等紧密联系, 从社会变革对教育的要求中探索教育改革与发展之路, 以培养社会发展所需的人。杜威认为, 学校应是社会的雏形。“当学校能在这样一个小社会里引导和训练每个儿童成为社会的成员, 用服务的精神熏陶他, 并授予有效的自我指导的工具时, 我们将拥有一个有价值的、可爱的、和谐的大社会的最强大的, 并且最好的保证。[4]1896年, 杜威创办“大学初等学校” (University Elementary School) , 1902年更名为“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 (Chicago University laboratory School) , 进行进步主义教育实验。

1919年3月, “进步主义教育协会” (PEA) 成立, 标志着进步主义教育运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机构的成立和实验学校经验的进一步推广, 使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得到广泛关注, 其影响也扩大到美国以外的其它国家和地区。“成型”与“拓展”, 构成了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在二十世纪20年代的主要发展趋势。[5]

然而, 伴随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到来, 进步主义教育的发展方向发生了转变, “社会改良”、“合作与民主”的要求越来越高, 导致进步主义教育内部意见出现分歧。1955年, “进步主义教育协会”解体, 标志着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衰退。

2 进步主义教育的思想内涵

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作为进步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它从产生到衰退的六七十年中, 一直面对的是美国社会巨变中的现实问题, 这也是该运动力求解决的问题。在探索解决社会问题的实践中, 产生了进步主义教育思想。

2.1 教育目的观:生长与服务社会

教育目的作为人们对接受教育的一种期望, 通过接受教育使人得到应有的发展。进步主义教育家杜威主张把生长作为教育的目的, 他认为教育本身并无目的, “教育就是生长, 在它自身以外, 没有别的目的。”[6]因此, 不要到教育过程以外去寻找教育目的, 外在固定的目的不能顾及儿童的兴趣和需要, 脱离社会生活, 是不切实际的。这样只能使教师和学生的工作性质变成机械的活动, 因此, 教育目的是人, 即家长和教师才有目的。

教育目的在促使人生长的同时, 还应规定一定社会培养人应达到的质量与规格。对此, 杜威认为, 教育是社会进步及社会改革的基本方法, 学校是社会进步与改革的基本的和有效的工具。[6]教育要为社会发展服务。杜威强调教育培养的人应有四方面的素质, 即良好的公民素质;广泛的职业素养;科学思维的方法;良好的道德品质。这些都是社会公民必需具备的素质, 教育只有培养具备这样素质的人, 才能更好的服务社会。[7]

2.2 学生与教师观:主体与指导

进步主义教育家认为, 传统教育最大的弊端在于脱离社会实际、脱离儿童的生活经验, 把教师与课程看作教育的中心, 把教材内容强加给儿童, 教师按照自己的意志要求儿童, 不考虑儿童的兴趣与爱好, 这是对儿童创造能力的极大束缚。因此, 进步主义教育传承了杜威儿童中心的思想。认为从社会习俗中解放出来的人要彻底改变传统学校成人中心、教师中心、书本中心的状况, 就必须用儿童中心的学校来代替, 要强调儿童个人的自由、创造和自然的发展。学校应该成为儿童生活的场所, “在这种情况下, 儿童变成了太阳, 教育的各种措施围绕着这个中心旋转”。[4]在儿童中心学校, 儿童是活动的主体, 他们按照自己的兴趣和需要去从事各种活动, 不应该由教师和现成的教材内容来规定。教师的职责是“作为集体的一个成员来选择对于儿童起作用的影响, 并帮助儿童对这些影响作出适当的反应”[6]。

进步主义教育在强调儿童中心的同时, 并不否定教师的作用。在进步主义教育原则中明确提出“教师是指导者, 而不是监工”。教师要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指导学生自主获得知识上, 并教导学生获取知识的方法, 而不是把现成的知识传授给学生。正如杜威所说, 教师不应该采取“放手”的政策。教师应该成为学生师长, 应该是指导者, 即学生经验的改造者, 学生智慧的开拓者, 学生健康成长的引路人。

2.3 课程与教学观:灵活与实用

进步主义教育反对以学科为中心来设计课程, 认为课程应该建立在儿童生活经验的基础上, 在儿童实际生活中去寻找符合儿童需要的内容, 这样的课程才能引起儿童的兴趣, 满足儿童的需要, 进而培养他们的探索与创造精神。在课程内容的组织上, 应该充分考虑儿童的心理接受能力, 按照儿童心理发展的顺序来安排教材内容。受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 美国中小学课程设置上更加灵活。到20世纪初, 许多进步学校完全抛弃了传统学校长期袭用的教材, 而主要由观察、游戏、故事和手工作业来组成课程。[8]

在教学上, 进步主义教育认为, 应做到教学方法与教学内容的统一。教学内容是人们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生活中的种种事实和原理作系统的归类而组成的用于教给学生的现成的材料;教学方法就是通过对教材的加工和安排, 使之最有效地在学生心中产生印象并转化为学生的知识。如果没有教材内容, 教学方法就无从谈起;如果没有好的教学方法, 教学内容也不能发挥作用。进步主义教育根据从经验中学习的原则, 探索总结出很多有价值的教学方法, 如克伯屈的“设计教学法”和杜威的“问题教学法”。这些方法更加实用, 它克服了过去以教师、教材为中心的弊端, 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有利于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3 美国进步主义教育的社会影响

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对美国20世纪上半期的教育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使美国各级各类教育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二十世纪20年代, 进步主义教育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传播, 对世界教育产生广泛影响。

首先, 扩大了教育规模。1900年, 全美国只有少数城市有幼儿园, 到1920年, 全美国幼儿园达到8000所左右, 入园人数达到51.1万人。1900年, 美国公立中学有6000所, 到1920年达到14000多所, 中学生人数由63万增加到470多万。公立学校中入学儿童由1900年的193万, 增加到1920年的2127万。高等学校迅速增加, 使美国的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走向大众化教育。

其次, 改善了办学条件。农村传统的单间教室合并为较大规模的学校。中学的办学条件发生了极大变化, 标准化的体育馆、实验室等教学设施在很多学校建立起来。在进步主义教育家们的努力和倡议下, 国家教育经费预算大大增加, 美国南部学校的办学条件也得到极大改善。

第三, 改革了教学内容。1900年之前, 美国很多学校只开设拉丁文、几何、代数、历史等课程。1900年起, 地理、英国文学、文官政府等课程内容进入课堂。到1920年, 学习基础课程的学生急剧减少, 学习应用学科如:家政学、市政学、手工、打字、音乐、理财、销售等内容的人数极大增加。大学课程设置发生了很大变化, 哈佛大学首先推行了自选课程, 其他高校仿照哈佛大学也先后设置。高校应用性课程不断增加。但高校课程改革也遭到部分人的反对, 后来对选修制度进行了一些调整, 逐步实行了“主修”与“辅修”制。

二十世纪20年代, 进步主义教育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传播, 1919-1929年间, 进步主义教育家杜威、克伯屈、帕克赫斯特等人先后访问日本、中国、英国、德国、墨西哥、苏联等国, 宣传进步主义教育理念。同时, 一些国家选派留学生到美国留学, 进步主义教育著作也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出版, 这些对传播进步主义教育都起到很大作用。进步主义教育的广泛传播, 对世界教育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在西欧一些国家中小学教学中广泛运用。苏联二十世纪20年代制定的统一劳动学校制度也渗透了进步主义教育思想, 进步主义教育对中国二十世纪20年代的教育改革也产生重大影响, 表现在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文卡斯特计划在中国的实验热情, 也表现在中国教育家在翻译和介绍进步主义教育理论和实践方面所付出的巨大辛劳。

参考文献

[1]高芳美.美国经济结构的变动与进步运动[J].世界历史, 1999 (4) :116.

[2]克雷明.学校的变革[M].单中惠等, 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4.

[3]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 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0.

[4]杜威.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M].赵祥麟等, 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

[5]张斌贤.社会转型与教育变革——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研究[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7.

[6]赵祥麟、王承绪编译.杜威教育论著选[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1981.

[7]吴式颖.外国现代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