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论的自然主义

方法论的自然主义（共12篇）

方法论的自然主义 篇1

经济学中的演绎法产生于西方唯理论的基础上, 受唯理论的影响, 理性演绎法在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中都占有主流地位, 其中, 以李嘉图、西尼尔、穆勒和凯尔恩斯、效用学派、现代奥地利学派和罗宾斯等人的经济认识论为代表。

一、演绎主义的发展历程

演绎法最早产生于斯密的《国富论》, 在该书中, 归纳法被认为是同演绎法相并列的研究方法;自李嘉图则抛弃了归纳法, 而将演绎法发展到至极, 开辟了西方经济学家强调理性演绎法的传统, 此后, 理性演绎法逐渐成为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认识论的主流。

李嘉图强调抽象的理论演绎, 他将高度抽象的经济模型直接应用于现实世界, 李嘉图之后, 西尼尔对演绎法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和阐述, 他承认经济学现实运用需要收集事实, 但还是坚持认为经济学本身依赖于推理而不是观察。他对经济学演绎的前提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和阐述, 提出了几个可以作为公理的演绎前提, 这些前提是:“ (1) 每个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少的牺牲获得更多的财富。 (2) 限制世界上的人口或限制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数的, 只是精神上或物质上的缺陷, 或者是各个阶级中各人对于在养成的习惯下所要求的那类财富可能不足以适应其要求的顾虑。 (3) 劳动的力量和生产财富的其他手段的力量, 借助于将由此所产生的产品作为继续生产的工具, 可以无定限的增加。 (4) 假使农业技术不变, 在某一地区之内的土地上所使用的增益劳动, 一般会产生比例递减的报酬, 也就是说, 尽管在土地上增加劳动, 虽然总的报酬会有所增加, 但报酬不能随着劳动成比例的增加。”西尼尔集中和系统的分析了理论演绎的前提, 并从这些理性公理出发, 进行演绎推理, 达到结论。

约翰·穆勒根据西尼尔的理论前提进一步提出了经济人假设, 该假设后来成为经济学理论进行推导演绎的最基本前提。穆勒认为在认识经济现象的方法上应该采用演绎法, 演绎法与归纳法是两种相对立的认识方法。他认为归纳逻辑适用于自然学, 而在经济学研究中只有理性演绎法才是惟一适用的认识方法。此外, 他还认为政治经济学是许多理性演绎分析的结合, 并得出政治经济学结论只有经过思索和联想才能认识到。

穆勒的嫡传弟子凯尔恩斯被看做是最后一位古典经济学家, 他认为, 将演绎法与归纳法明确的区分开是经济认识方法趋于成熟的表现。凯尔恩斯反对当时人们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种假说的演绎的观点, 他认为经济学家能够在头脑中进行思考和实验, 因而经济学假设就不是一系列不切实际的猜想, 而是从现实的前提之上加以推演的产物。凯尔恩斯同时提出, 要否定演绎法推演出来的经济学法则, “只有通过表明原理和假设条件不存在, 或者时才能被驳倒”。

效用学派在经济认识论的一个明显特点也是推崇理性演绎法在认识经济现象中的作用, 并将它导向了极端。效用学派的经济理论体系将人类经济抽象为人的欲望和满足欲望的物质的有限性, 将国民经济抽象为个体经济, 从这两点出发, 寻找孤立的个人怎样活动才能保证最大限度效用的原则, 并由此演绎出人类经济活动的规律。效用学派所强调的理性演绎法将心理学引入了经济研究中, 由此产生的“边际革命”把纯粹理性的逻辑演绎又推进了一步。

上世纪30年代, 极端的经济理性演绎方法得到了罗宾斯和现代奥地利学派的进一步推崇。奥地利学派认为检验经济理论的最终标准是基于纯粹理性的逻辑推理。罗宾斯重申并发展了理性主义, 认为经济理论的命题都是从一系列假设中推绎出来的, 指出“人们不需要人为地进行实验来确立它们的有效性:它们是我们日常经验的基本素材, 以至于我们只能认为它们的存在是显然的。”他认为经济认识论中的重要原理都是从人们可以直接感知到的公认事实中推理演绎出来的。

二、理性演绎的缺憾

理性逻辑演绎法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重要手段, 在经济学的分析中, 理性逻辑演绎是人类认识自然社会经济的必备的认识工具。从经济研究的角度看, 逻辑演绎主要是通过建立某些假设前提, 然后在这些前提的基础上利用逻辑知识推导出相关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演绎法追求理论的严密推理, 通过对经济现象的逻辑演绎, 可以得到对经济现象的科学的普遍性认识, 这一点也是归纳法所难以做到的。

理性演绎法存在其自身的局限性:首先, 演绎法的出发点是否真实需要经验及实践加以证明, 而演绎法本身无法做到这一点, 如果演绎的前提是错误的, 那么, 由此演绎出来的结论便是毫无意义的;其次, 如果过于强调演绎仅仅停留在演绎的范围之内, 而不对新出现的情况做出具体的分析, 那么所得出的结论也是很有局限性的;再次, 现实实际中许多问题无法通过理性演绎进行分析, 例如分析市场信号, 以及经济行为者活动的规则和特征时, 仅仅依靠理性演绎的认识工具是远远不够的。

三、科学的经济研究方法论:演绎与归纳的结合

由于理性演绎法自身的缺陷, 实现正确认识经济现象需要理性演绎法和经验归纳法的相结合。归纳法是从众多的个别经验或事实的考察分析中找出答案的研究方法, 演绎则是由假定前提出发, 经过推理得出结论。大多数理论演绎的前提都是归纳的结果, 抛弃归纳法只能导致演绎假设的不确定性, 从而无法保证其推理结果的真实性。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归纳法和演绎法都是科学的思想中所必须采用的方法, 正如左右两足是走路不可缺少的一样”;“经济学需要用归纳法和演绎法, 但为了不同的目的, 采用这两种方法的比重也不同。”

正如经济学中其他方法论之间存在的交叉关系, 归纳法与演绎法之间也是互相补充互相支持的, 只有对二者的结合使用, 才能实现对经济现象的科学全面的认识。

参考文献

[1]陈孝兵:经济学的方法论:纷争及其后果.经济学家, 2004.8

[2]沈振东:演绎主义与经济学方法论.管理, 2008 (3)

[3]李章吕:论演绎法与新知.决策管理, 2008年第11期, 第42页

方法论的自然主义 篇2

材料：野菊花50克、水200毫升

做法：

1、用水泡好菊花溶液后，将溶液冷却后放入冰箱的冷冻室里冻成许多小冰块备用(一般的冰箱都配有做小冰块的模具)。

2、每天用洗面奶洗过脸后，再用一块冰块涂擦面部，每次涂擦10分钟左右

中医顺应自然的养生方法 篇3

人是自然界的生物，自然界的运动变化当然强烈地影响着人体。在人类的漫长进化过程中，人体也形成了适应自然的良好的人体结构和功能，它使人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通过适当的调节来适应自然的变化。

比如在四季中，春夏气温比较高，人体的皮肤就比较松弛，疏密多汗，通过出汗来发散体热，秋冬气候转凉，人体则皮肤致密，少汗而尿多，以保持自己的衡定体温。又如气候同地区不同而有差异，江南多湿润，北方多干燥，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也能分别适应这种不同的水土，平时这一点看不出来，一旦异地而处，就可从“水土不服”的现象中得到反映。

但是，人体适应大自然的能力毕竟有一定限度。如果自然变化过于急剧，超过了人体调节功能的限度；或者由于人体生活无度，不注意发挥自己的调节功能；或者人体调节功能因各种原因运转失常，就会导致生病、衰老以至死亡。因此中医强调人在生活中一定要顺应自然，起居有时，其目的就是为了加强人体适应自然的能力，以利用自然变化的有利因素，抵制自然变化的不利因素，保证自己的健康长寿。

中医顺应自然的养生方法内容很多，兹撮其要者介绍于后：

昼夜展昏：中医认为，自然界二十四小时有日出，日没的变化，相适应的，人体一天也有平旦阳气生发，日中阳气兴隆，日没阳气收敛的不同。因此，在养生学上，中医很着重晨起锻炼，认为黎明是阳气生发的大好时机，此时到户外去呼吸吐纳、运动肢体，活络筋骨，可以使人体气血流畅，体质增强。但是，晨起也不能过分太早，否则天还没有破晓，阳气尚未生发，摸黑起身锻炼，也并不有益于身体。此外，对病人的护理也要注意昼夜的变化。一般来说，人在白天阳气盛，因此病情表现较轻；夜晚阳气衰微，病情表现往往较重，在对疾病的疹断、治疗和护理时都应该把这种变化的因素考虑进去。

四时变迁：四时气候的特点是春温、夏热、秋凉、冬寒；相适应的生物发生、发展的过程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中医认为，人体在四季中也有这种生、长、收、藏的规律，因此，要求生活起居和思想情绪都要顺应这种规律进行调节。当春回大地、气候转暖、生机勃勃的时候，人们应该及时调整休息，比冬天睡得晚一点，起得早一点；多从事活动，并到户外去接触大自然；要衣着宽畅，头发舒松；精神方面应尽量使身心轻快起来。夏季日照长，阳光充沛，万物生长旺盛。人们更可睡晚起早；要适当地多接受阳光照射，不宜过于贪凉，并经常洗澡，以使皮肤疏松，体内的“阳热之气”得以发泄；同时炎热气候下要避免发怒。至秋季，气候逐渐转凉，景物萧条，此时人们活动相应逐渐减少；穿着要逐步适应寒冷的到来。天寒地冻、草木凋零的冬季，是万物“闭藏”、“蛰伏”的季节，阴寒之气较盛，人们需避寒保暖，以维护“阳气”不使外泄；同时可适当晚起早睡一点。以上是一般正常人的情况，对于慢性病人，更要注意宿疾在季节和节气变换时的发作，及时采取各种防护措施。

六气偏颇：自然界除了四季的变化以外，还有风、雨、霜、雪、雾、露、阴、晴、旱、涝等引起的杂复气候变化，中医把这些气候变化对人体的影响因素归纳为六气，即风、寒、暑、湿、燥、热(火)。六气太过或不及，因而对人体不利时称为六淫。人体应该顺应正常情况下的六气，防避反常情况下的六淫。我国不少涉及养生的古籍中，曾提到“避风如避箭”、“盛暑不可露卧”，“卑湿之地不可居”等等警诚。作为影响疾病发生的一种因素，这些说法，现在正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如近来已经得悉，流行性感冒病毒的世界性传播，与来自极地的强劲寒流和形成于海洋中的威力巨大的风暴，其中包括我国的台风，有着密切关系；而盛夏尽管炎热，由于熟睡之后人体抵抗力会明显下降，故露宿户外也确实易受病菌侵袭，或者可引致人体功能活动发生障碍；再者在风湿病、风湿性心脏病，类风湿性关节炎，急、慢性肾炎等疾病的发病中，潮湿也已经比较明确地被视作诱因之一。另外人们对于衣着，除洁净宽舒外，更宜做到“凉不至冻、温不至燥”，并注意及时增减，这样才能使人体“寒热平和”，收到“疾痛不生”的效果。

论经济学中的工具主义方法论 篇4

布劳格 (1990) 将19世纪和20世纪经济学方法的演变历史归纳为两句话:“实证主义者, 大部分19世纪的故事;证伪主义者, 大部分20世纪的故事。”[4]据统计,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20年间, 西方经济学界出版了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 几乎都和证伪主义者有一定的联系, 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西方经济学家达成的十三点共识中, 有七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当今西方经济理论已明确把证伪主义基本思想作为其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基础。经济学中的工具主义方法论是证伪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 最早是体现在马克卢的观点中, 弗里德曼 (1953) 的思想被认为是工具主义方法论的典型体现[4]。

二、工具主义方法论的哲学基础———工具主义学说

工具主义是实用主义哲学中的一个分支, 它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 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杜威在他的《哲学的改造》中提出关于科学知识的工具主义观点, 他把知识、理论等看做是人们用以达到活动的目的的工具。工具主义认识论认为, 理论本身并不一定是客观事物的性质及其运动规律的反映, 而很有可能是人们构造出来达到某种目的的工具。即“真理即效用的观点”, 这里的“效用”不是纯粹个人效用, 而是满足公众和客观条件的工具[2]。用工具主义的哲学观点对待科学知识的性质、作用问题, 就构成了科学哲学领域的工具主义方法论。

三、经济学中的工具主义方法论

1. 产生背景。

将工具主义的哲学思想运用到经济理论的研究中, 就产生了经济学中的工具主义方法论。经济学中的工具主义方法论产生于对正统经济理论评价的讨论中。20世纪中叶, 西方经济学基本上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这个理论体系按照一定的基本假设, 把各种经济事物用抽象的理论化概念进行了系统的描述。不仅从总的理论体系来看, 西方经济学离不开一定的假设, 而且在具体的理论中, 特别是那些模型化的理论中, 也都是以一定的假设为前提。在20世纪30年代, 哈奇森对经济学的抽象演绎性质提出了批评。20世纪40年代又有人对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厂商理论提出怀疑, 他们指出, 新古典理论认为, 厂商在确定其产量与价格时, 遵循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 但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 厂商在确定产量与价格时, 是根据成本和利润水平来确定价格, 根据自己的生产能力和销售经验确定产量。因此, 在各种假定下构造的新古典理论的科学性受到挑战。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 西方国家出现了大量失业与剧烈的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现象, 出现这种现象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的失灵。而无论是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还是他之前的马歇尔等人的微观经济理论都以逻辑实证思想为指导。当一个经济理论不再适应现实需要时, 其指导思想至少是有很多不足的。经济学中的工具主义方法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面对对于厂商理论的质疑, 马克卢普曾回应说:“重要的并不在于厂商是否在经营中真的计算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 而是厂商行为的结果是否符合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3]这就使得理论假设真实与否对于理论的科学性来说就不那么重要了。这种观点开始显示出经济学中的工具主义方法论倾向。

2. 主要内容。

经济学的工具主义方法论认为, 经济理论本身并不是对实际经济活动的真正描述, 而是一种预测经济事实的工具。1953年, 弗里德曼发表了《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一文, 这篇文章被认为是工具主义方法论的典型表现[8], 弗里德曼的工具主义方法论思想可以称得上是“经济学工具主义方法论思想的概括”。

弗里德曼 (1953) 提出著名的“假设条件不相关”命题。含义是理论的作用在于解释现象和预测现象。他认为, 假设从来都不是真实的, 对于假设的考察不是看它是否具有真实性, 而是看建立在假设之上的理论是否能够很好地做出精确而有意义的预测。所以, 经济理论不过是一种预测工具, 而相应地评价某一理论的优劣, 也就不再是依据它对实际经济生活反映的真实程度, 而是它的预测能力[9]。

3. 萨缪尔森的“操作主义”与弗里德曼的“工具主义”之争。

1932年, 哈奇森真正将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导入经济学[1]。他在方法论上的基本思想是认为, 科学经济学所研究的应当是经验上可验证的命题, 但是对于应当加以验证的是经济学命题的假定 (前提) 还是其预言, 他没有明确的态度。20世纪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在方法论上的争论正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

萨缪尔森认为, 经济学方法论中的中心问题就是在经济学中导出在操作上有意义的原理, 即只给理论或假设赋予一定数量值, 使其转化为一种具有可运算意义的操作, 这些理论或假设才是科学的, 有意义的。这表明他所关注的是经济学理论的解释、描述功能。萨缪尔森认为, 精确的预言并不是理论有效与否的唯一贴切检验, 检验假定并不比检验预言来得困难, 检验假定所需的证据并不一定难得, 其检验结果也并不一定更为模糊。检验假定的意图有可能产生重要的顿悟, 有助于说明检验预言所产生的结果;弗里德曼认为, 经济学的终极目的就是要发展出一种理论和假说, 使之能够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做出合理的、有意义的预测, 而对理论的假设前提的检验是不必要的。假设前提的虚假甚至不是它的缺点, 而且是实证经济学的优点。因此, 这类假设在某一特定领域是虚假的, 在另一更广泛的场合则是可以加以验证的。把对基本假定的直接证实作为对一个理论正确性的批评性检验是不适当的, 这种检验是先于或独立于理论预言的。

其实, 不管是萨缪尔森还是弗里德曼, 二人实际上分享着共同的问题背景, 都是以不同的方式来达成共同的目的。即对正统经济学加以改造, 使之免受假定不真实的指责。

四、弗里德曼经济理论中的工具主义方法论

1. 单一的货币政策规则中工具主义思想。

货币政策的“规则”与“权变”之争, 曾经轰动一时。以国家干预经济为基调的凯恩斯主义, 倡导“相机抉择”的“权变”政策[7], 弗里德曼认为, “权变”政策不仅事实上很难收到预期效果, 甚至会适得其反, 造成经济活动的大起大落。据此, 他力主政府放弃“权变”货币政策, 而建议用“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把货币供应的年增长率, 长期地固定在与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劳动力增长率大体一致的水平上。“单一货币规则”政策主张是工具主义方法论在其经济思想中的表现, 因为工具主义方法论的核心思想就是强调经济理论的预测性作用。从经济实践来看, 如果理论具有预测性作用, 那么首先就要具有可控性。宏观经济中的货币需求是内生变量, 而货币供给外生变量, 是由中央银行来控制的。

2. 自然失业率假说———工具主义思想的典型表现。

弗里德曼的自然失业率假说的理论基础是“适应性预期理论”。1956年, 卡根提出了“适应性预期”[5], 认为, “适应性的预期”是指:根据记录的经济变量的过去值预测其未来值, 且通过反复检验、修正, 使预期逐渐符合客观过程。自然失业率假说的内容是:长期中经济处于自然失业率状态, 长期中的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是无效的。弗里德曼认为, 人们在做出决策之前, 总需要对经济活动的未来做出预测, 但由于人们不可能完全掌握一切信息, 只能根据其以往的知识或经验来形成预期, 所以人们通常也只能依据经济活动的变化逐步地修正自己的预期, 调整自己的行为, 以适应物价等的变动。这样凯恩斯学派用通货膨胀来减少失业的政策的有效性就成了问题。具体地说, 在短期内, 如果政府实行通货膨胀, 使货币工资的增长率慢于物价上涨率, 那么雇主感到实际工资下降时, 就会增加雇佣工人的数量, 而工人还来不及调整自己的价格, 就相信提高了的货币工资代表较高的实际工资, 就愿意就业。这样, 通货膨胀刺激了就业的增加。但是这种情况不会持久, 这是因为:从长期来看, 如果工人了解到货币工资买不到预期那么多的物品, 而感到实际工资已经下降时, 工人就会产生适应性预期, 即要求提高工资或减少就业以适应物价的上涨。

五、对弗里德曼的“工具主义”方法论的评述

弗里德曼的工具论无疑影响广泛, 以至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部分的经济学方法论研究都以对其加以辩论为核心。数量经济学的成功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学者对萨缪尔森方法论的认同, 弗里德曼的工具论开始遭到哲学家的质疑。不同质疑者对工具论批判的侧重点各不相同, 但总结起来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弗里德曼的工具论犯了逻辑不一致的错误[6]。 (2) 弗里德曼的工具论中关于假定的概念过于笼统, 他没有区分假定的不同类型, 甚至没有区分初始条件、辅助假说和边界条件。 (3) 工具论没有实质性的方法论内容, 它既不能解决也不能解释经济理论的科学性问题。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 弗里德曼的工具论失去了哲学家的关注。

参考文献

[1]程恩富, 胡乐明.经济学方法论——马克思、西方主流与多科学视角[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2.

[2]杜威.哲学的改造[M].许崇清,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33.

[3]劳伦斯A.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M].王铁生, 等, 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

[4]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黎明星, 等,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5]马克·布劳格, 等.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M].张大宝, 等, 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

[6]谢拉C.道.经济学方法论[M].杨培雷, 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5.

[7]张俊山.经济学方法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3.

[8]朱成全.经济学方法论[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

论存在主义的心理学方法论蕴涵 篇5

论存在主义的心理学方法论蕴涵

存在主义是现代西方哲学舞台上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流派之一,对于西方心理学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人的存在为本体论;主张以现象学或解释学的方法达到对人内心世界的理解;关于人的发展,人的`生命意义的描述对心理学发展带来了新启示.引起心理学家时主流心理学方法论的反思,促进了心理学方法论的重构.

作 者：龚芸 GONG Yun 作者单位：娄底职业技术学院,湖南,娄底,417000刊 名：哈尔滨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HARBIN UNIVERSITY年，卷(期)：200728(11)分类号：B84-066关键词：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心理学 方法论

方法论的自然主义 篇6

摘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发展的理论。这里的国情指的就是中国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就是通过社会实践，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来实现。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有充分的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才能让马克思主义为我国所用，这也是进行实践的前提条件。因此对文化的清晰解读是必可少的。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国情；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自共产党建立以来关注的焦点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项重要理念。学者也热衷于对其进行研究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最先被谁所提出的，最开始是如何理解的，为什么后来把“中国化”这词改为“具体化”，现在对马克思主义深入化研究时，遇到一些疑难需要解决，又得到哪些新的进展，随着社会的发展核心理念之一，也是当前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和前沿问题之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如何提出的，应当怎样理解，为什么后来停止使用“中国化” 的提法而代之以“具体化”。当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中，遇到哪些哪些疑难有待解决，又有哪些由于社会国情的改变有一些理论可以更改创新。提出怎样的方法论。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史

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是艾思奇在他的书中提出的，而对这一理论推进最大的属于毛泽东。艾思奇认为中国哲学与社会实践是相结合的，而毛泽东则认为要让马克思主义根植于中国，除了结合中国实际国情外，还应该运用一定的形式变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理论。让它成为中国有用的理论。

1938年毛泽东讲在六届六中全会讲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来为了和苏联的友好关系，避免国家矛盾就把“中国化”改为了“具体化”。1956年大跃进时期“毛泽东思想”又一次提出，特别是在和苏联的关系恶化以后，更加多的利用起来。文化大革命时期，浮夸风、鼓吹风盛行，还把支不支持毛泽东思想作为衡量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一标准。

直到在中共十二大上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说法才被重新启用并流行。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现状

现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研究一直处于白热化的阶段，不管是政府还是学者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有了很充分的认识，学术界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文，著作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现在所遇到的问题也有很多：

（一）中国实际与理论结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中国具体的实际情况与理论结合起来，进行实践。同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现在的研究者们纷纷谈到到这个问题，并得出了喜人的结论。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包含“两化”

在实践的过程中往往是与中国国情，民族的精华思想和历史经验相结合，有很强的民族气息。这是马克主义中国化。而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就是把在中国实践的经验变为系统、科学的理论。但实际只有实行了“一化”。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层面划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虽然在政治和学术上表现有所不同，但它们在实际的探讨中其实是相互穿插，联系着的。有时本身就难以分清。政治上着重强调 方针、路线、理论和政策。而学术上是讲究内容、体系、概念和范围。学术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的发展不强，这也造成政治和学术层面上发展不一致的问题。

（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融合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影响了社会的发展，通过正确的社会实践使得中国飞速的发展，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克持续发展。但马克思主义也改变着人们的文化和心理。这就要依据自己的文化传统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样就可以避免在发展的过程中遇到挫折和扭曲。

（五）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区别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中国化经常混淆使用，但其实两者是有差别的，前者是后者的结果，而后者是前者的过程。兩者有联系，但是要清楚它们之间的关系。

（六）回归原理论与结合实际

现在每个国家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形势千差万别，要生搬硬套的去运用马克思主义是不现实的。回归原理论是要求透彻理解马克思主义所传达的思想，并能灵活的运用里面的方法和理论，来解决新时代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遇到的问题和挑战。这才是回归原理论的最终目的。

（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中国的民族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式但绝不仅仅这样，它也在其中含有内容。这就是中国的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内容的融合与渗透，形成的特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八）意义的不同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和中国化是有较大差别的，“在中国”是这个理论在中国，并没有得到发展和创新，还只是别人的东西，而“中国化”则是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获得理论经验和实际操作方法，在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成为了符合自己国家国情的理论体系，这就是“中国化”了。

（九）中国文化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辩证唯物主义

有些人认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有时，它们是一致的。但在中国的发展上可以提到两个问题：一是发展符合现代化的、容纳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文化，或是发展属于现代化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它们两的目标就不一致了。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方法论

（一）马克思主义本身与在中国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最先传入中国是通过学者翻译过来的，后来日本，苏联的相继传播，由于文化的差异，理解的各有不同，导致中国在马克思主义原理论的研究不够透彻。特别是当时以毛泽东、李大钊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既是革命工作者优势理论家，这样与以后的哲学政治化没有什么联系，学者在研究马克思中国化的发展历程是应该主义和思考的问题。

（二）各种文化的冲击下发展

马克思主义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面对西方的文化，有些中国的传统文化不适合现今社会的发展，必须要摈弃，还有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霸权主义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总之，就是对西方文化批判的继承。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这样才能持续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三）进化论与马克思主义

从时间上看马克思主义先传入中国，但实际是由于有了进化论的传播才会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历史时这是应该注意的问题。

（四）日本的传播和传入中国

马克思主义在十月革命以前就通过日本传入了中国，中国很多在日本留学的学者都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李大钊，陈独秀等。

（五）在中國与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苏东尝试失败后，西方的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文化的结合发展有了更新的认识，不仅仅去接受西方的新潮文化，还有从理性的角度思考西方哲学，结合实际的国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完善，提升。这些正确的思维方式是值得我们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借鉴学习的。

（六）苏联与马克思中国化

最开始苏联也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发展道路，可以说是中国的“老大哥”，这样中国在建国初期就参照苏联的模式发展社会，作为发展的教科书，后来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必须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灵活运用，才不会造成“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

（七）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实现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这个目标，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的文化融合，并有很好的契合点。只有这样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才能有生存之地，中国社会才能达到理想的共产主义目标。

结束语

这个时代的重大课题之一就是要不断的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就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更好的结合，如何对其进行创新都是我们学者应当关注的热点，为此，我们也应该更努力。

参考文献：

[1]郭建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方法论[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5）：38-45.

[2]黄永宜.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D].2011.

[3]张旭.邓小平生产力标准思想的当代价值[D].2014.

方法论的自然主义 篇7

虽然这里论述的是结构主义语言学这一流派的主旨之一, 但是扩大到整个语言学学界, 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语言学家和哲学家都注意到了思考某一现象的总体性。鉴于篇幅所限, 本文不可能将所有的语言学流派进行穷尽式的概括分析, 以下将主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为指导进行论述:

一、文学语料的客观选取与研读

从语体来看, 最大的分类为口语和书面语, 而书面语中的文学语言则是语言学丰富的资料来源之一。本文拟单就文学语料方面, 分析马克思对其的关注和相关研读。

1. 马克思对文学的关注

马克思在中学时代就扎实地掌握了希腊文和拉丁文, 阅读了著名的古希腊、罗马作家荷马、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柏拉图、西塞罗、维吉尔、奥维德和塔西佗的原作。 (2)

语言和文学的关系, 犹如果树上树干与花叶的关系。文学脱离了语言无所附着, 而语言中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则是文学。马克思认为, 英国出色的小说家如狄更斯等人, 他们的描写明白晓畅且令人感动, 而小说中揭示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真理, 比那些政治家和道德家合起来所作的还要多。

2. 马克思的文学修养

中国当代作家张贤亮在其名作《绿化树》中曾经描写过主人公阅读《资本论》的心理活动, 主人公张永麟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家庭, 从衣食无忧的有产者的少爷突然跌入社会最底层, 而且是以被约束的对象进入最朴实的农民阶层, 他心理的巨大落差在阅读《资本论》后得到了释然:我还没有完全弄懂他说的意义, 但他那明快流畅的文学性的美就紧紧地攫住了我:每一页都有今我叫绝的句子。他的思维逻辑是严密的, 而阐述时采用的却是写诗的大跳手法和意指手法。 (3)

这里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是, 在那个特定的历史年代, 老百姓 (包括主人公章永麟这种特殊身份的人) 只被允许阅读的文本仅限于马恩列斯著作、毛选、鲁迅著作或者官方文学。文中马缨花的形象, 厚重如油画, 美丽如雕塑。张贤亮在小说中, 借用主人公的心理语言艰苦剖析了自己所处的地位和命运, 而他则自觉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

3. 借用文学语言表达哲学理念

马克思对于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语言非常熟悉, 他经常拿莎剧中的名句来说明问题:

“金子!黄黄的, 发光的, 宝贵的金子!只这一点点儿, 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 丑的变成美的, 错的变成对的, 卑贱变成尊贵, 老人变成少年, 懦夫变成勇士。”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52-153页;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第四幕第三场《莎士比亚全集》第8卷第176页) 马克思借用戏剧语言表达了自己的哲学理念。即在金子面前, 人人拜倒。

《马克思恩格斯与莎士比亚》这本书收集的语料非常广博, 可见马恩的文学修养极为丰厚。再如但丁的“走你的路, 让人们去说吧”世人耳熟能详, 但马克思并不介意借用众人皆知的名句, 他的文风具有雅俗共赏的一面。

4. 马克思哲学语言中的隐喻与类比

⑴隐喻。第179号《科伦日报》枯燥无味的社论究竟是海尔梅斯本人写的或是他的儿子山羊神帕恩写的, 让读者去解答吧。但该者首先应记住一点:希腊的海尔梅斯是一位雄辩之神和逻辑之神。 (马克思;《第179号, <科伦日报>社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09页)

马克思用希腊神话中神使海尔梅斯同德国反动政论家、《科伦日报》编辑海尔梅斯的同名, 讽刺了编辑海尔梅斯—伙文学水平低劣。马克思说《科伦日报》的社论不论是海尔梅斯写的还是他的同伙不中用的宣传家所写的, 反正一样, 都是“枯燥无味”。 (4)

这里是顺势拈来的类比, 而神话中山羊神的形象则让德国的普通读者理解了马克思的寓意。

“这种苦役单调得令人丧气, 就象息息法斯的苦刑一样, 劳动的重压, 象巨石般一次又一次地落在疲惫不堪的工人身上。”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63页)

息息法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国王, 他因为受罚永远推运推不到山顶上去的巨石。比喻的力量在马恩文本中随处可见。此处, 文中已经消解了息息法斯作为恶人而受罚的意味, 而仅仅用推永远也推不完的巨石来比喻工人的无休止的劳作。

⑵类比。诗人们记述, 独眼巨人波利菲米斯答应乌利斯, 要对他表示友好, 那就是先吃掉他的同伴, 最后再吃掉他。是啊, 这也是一种服务和很大的行善。 (马克思《资本论》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692页)

上文中运用了类比的手法, 深刻揭露了高利贷者的吃人本质, 而这一本质却掩盖在所谓“后吃”的伪善之下。

皮佩尔一天天越来越自满和庸俗了, 他笑的时候, 脸上出现的皱纹, 比两个印度地图上的弯纹还要多。真是个老马伏里奥! (《马克思致恩格斯》, 1854年4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347页) 马克思把皮佩尔比做马伏里奥, 批评他因庸俗自满而屡出洋相。

马克思的嘲讽用语辛辣而不留情面。令人忍俊不禁。讽刺笔法, 似乎在写作具有批判性的作者笔下颇为常见。如毛泽东、鲁迅。此处的超常类比, 实际也具有夸张的意味。《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文学典故》这本书辑录的语料, 从圣经到莎士比亚的作品, 从格林童话到海涅的诗歌, 马克思恩格斯的引文、隐喻、类比俯拾皆是。

二、辩证唯物主义对语言哲学的启发

在1844年, 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各自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转变。这个转变, 是他们后来合作的基础。在马克思理论活动中始终贯穿着一种彻底的批判精神。 (5)

反对教条化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中重要的理念之一, 如果能理解这一点, 那么, 在语言哲学中, 所谓一以贯之的语言分析方法似乎不能以不变应万变, 就拿转换生成语法来说, 乔姆斯基早年创立了这一学说, 试图论证所谓的普遍语法, 而所谓先验的儿童习得语法的过程, 又难以通过实例加以验证, 于是该学说自身也在不断修正, 而在修正的过程中, 所谓最简方案, 是近期的成果。

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 到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一直到1844年, 马克思在批判和扬弃前人思想的基础上, 逐步走向历史唯物主义。张一兵先生也特别强调, 不顾历史发展, 同质地看待思想家的理念具有非法性。

由此, 语言观也是如此, 针对不同民族的语言, 分析方法的立场的异质性, 同一语言观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的扬弃性, 以及某一语言观的局限性, 都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以黄伯荣本的《现代汉语》为例, 学界对这本经典已经展开了一些批评, 比如语料陈旧, 分析方法不能与时俱进等等。但是就目前看来, 诸多版本中想要拿出一本与其抗衡, 并获得很多高校的认同, 也非易事。黄本现代汉语如果想不被动摇地位, 必须与时俱进, 更新语料, 并且拓展视野, 吸收诸家之长。而其他的同类教材, 则可以在学习或扬弃前人的基础上, 获得一席之地。

语言观的辩证法也是对语言观的不断自否定、他否定, 从而进行发展。当然, 观点本身毫无争议的部分, 必须要加以坚持和肯定。“常人不是人, 而是一种对人的周围性指引。这种指引, 是一种无脸的暴力。” (6) 为了避免这种“无脸的暴力”,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则是语言学应有的态度和方法论。

三、历史唯物主义对语言哲学的启发

马克思一再强调问题的解决只能由人们根据特定的环境和条件拉照历史辩证法的逻辑来解决。语言观的语境问题由此显得特别重要。一般来说, 语言学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 有两个大的层面可以分析, 即历时的和共时的。历时的如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比较 (如广韵音韵体系与现代汉语语音的对照) , 共时的可就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来对语言现象进行分析。而其中流派众多。

站在印欧语系的立场上, 无疑会得出汉语缺乏形态变化、词性没有英语明确的结论, 但是如果站在客观的立场上, 我们会发现, 汉语词语的多功能性是其重要特点, 而多功能当中看其主要功能, 会对我们确定词语的词性有帮助, 至于其次要功能是否能使其获得某一词性, 得看该词语出现的频率, 被认同度有多高, 以及生命力如何。 (当然, 也得注意其词汇意义, 以及结构关系)

比如近些年出现的副名结构“很中国”“特男人”“很淑女”, 后面的这些名词有人认为具有了形容词的特征, 但是不能因为这些名词具有了描述性的语义特征, 就简单地认为它们转化为了形容词, 理由如前。

1. 马克思主义及相关理论中的生成性

⑴共产主义宣扬手段的普及性。《共产主义信条草案》草拟于1847年6月9日的伦敦, 当时的秘书是海德, 主席是卡尔·席尔。

这一草案, 采用了问答式来拟定, 问题和回答都简洁明确, 令人耳目一新。

如第22个问题:共产主义者摈弃现存的宗教吗?答:共产主义则是这样一个发展阶段, 它使一闭现存的宗教成为多余的东西, 并归于消亡。 (7)

在1847年, 共产主义同盟成立之初, 领导人们就将普及这些思想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加以贯彻执行。因为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劳动者们, 对其用太多专业哲学理念的术语, 完全起不到推广和传播的效果。而问答式, 做到了细则化, 明确化, 简易化。而在《共产主义同盟章程》中特别指出, 同盟分为支部和区部, 其中第十条中提到“各支部彼此不得相识”。从问答式草案以及这条规定可以看出, 当时的大语境使得共产主义的信条普及时, 既要注意到针对普及对象的大众性, 又要注意到组织关系的机密性, 而后者是保证政党纯洁性以及使之能够存活并发展壮大的必要条件。

⑵从相似到表象。福柯以为“词语反映对象、主体投射和拟人化客体。” (8) 概念义主要指一个词语的理性色彩, 即“人对物的客观塑形”, 而附加义则是一种“主观语言投射”, 比如情感色彩、语体色彩。 (如红色在中国的特别寓意) , 在语境中, 某一词语的主客观的内涵和外延都不尽相同。 (一位马来西亚同学说她们过年时, 发“青包”, 用绿色的纸包钱。)

关于客观事物, 就笔者所见, 应存在好几种类型:

其一是可见可感的物质世界, 而对于客观外在事物的模拟, 这也是汉民族早期造字法以象形字为主的原因之一, 象形字的理据在于模拟自然界事物的外形, 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容易沟通理解。即使是当下, 婴儿在牙牙学语时, 对于名词和动词的掌握也比抽象的代词容易。 (对于3岁的孩子, “阿姨叫你把糖给她吃”这句话, 孩子有时会难以转换其中的人称代词)

其二是口耳相传的物质世界, 即并没有亲见。如笔者从来没见过真正的埃菲尔铁塔, 但是并不能否认它的存在。

其三是无形的物质世界, 如空气、粉尘、阳光。

其四是人们的心理世界对于客观世界的投射, 如唯心论者创造出的神的世界。而唯心论者多坚持一神论。

人们从事物的直接认识转向语言从客观世界的抽离, 即语言成为再现式的表象是福柯的主要观点之一。“词与物”的构序是主观与客观的紧密联系, 同时也具有异质的区别, 主要表现为抽象与具体, 一般和特殊。

2. 象征性概念

黑格尔常说, 一个纯真童稚的孩子与一个饱经世事的老者说出同一句话 (能指) , 所指将完全不同。 (9) 说话人由于阅历和经验的差异, 在对同一事物的理解上, 所指即该事物的概念义会有所不同。如“年轻”这个概念, 不同年龄的人对其的范围具有模糊性的理解。象征义则存在于主体对于客观事物的抽象中。

拉康以为“树”的概念并不代表具体存在的某一种树, 而只有去除了一切具体实体, 作为象征的概念才能得以存在。在语言学中, 一般认为, “树”为上位词, 各种树为下位词。个人觉得, 拉康将上位词和下位词的概念和功能加以混淆 (或曰做了别解) , 语言中充斥着大量的上位和下位概念, 上位词往往具有抽象概括性, 如“笔”, 其下位词有“水笔、粉笔、钢笔、铅笔”, 二者是抽象和具体之分, 抽象的概念, 偏“虚”, 具体的事物, 偏“实”。词语语义的虚和实, 应从具体语境出发, 在认知交际的过程中获得阐释才是语言哲学的关键所在。

从当代语言学发展的两大潮流来看, 第一大潮流是从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到转换生成语言学的确立, 第二大潮流是从欧洲功能语言学派发展到认知语言学, 再到构式语言学。20世纪20年代形成的美国描写语言学派重视口语, 主张穷尽式的观察, 这一点与马克思恩格斯注重语料的学习和选取不谋而合;其局限在于过于关注形式而忽略意义。转换生成语言学在描写主义语言学的基础上于20世纪30至50年代掀起了所谓的“乔姆斯基革命”, 其局限在于采用过多抽象难懂的符号。就乔氏不断地修订自己的语法规则而言, 这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观的开放性和批判精神。重视语言的社会属性的欧洲功能语言学派由20世纪70年代的韩礼德创立, 发展到80至90年代, 认知语言学确立, 二者观点皆对立于转换生成语言学, 80年代又形成了构式语法, 既注重形式, 也注重意义。

而从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观照下的语言哲学, 宜兼容并包, 吸收各大语言学流派的长处, 尽量避免其局限性, 从多维的角度出发,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客观评价并采用其理论及方法。

语言现象的历史性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而不同年代的语言现象, 也鉴证了语言中词汇系统的渐变性和不平衡性“从一定的有限的具体现实出发, 必然会通过发现所有的人类社会具体存在的历史性、生成性和暂时性, 进而达到对客观现实的科学批判认识。” (10) 对于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的学习和继承, 会给语言研究提供重要的指导和借鉴。

注释

11 张一兵.索绪尔与语言学结构主义[J].南京社会科学, 2004 (10) :3.

22 孟宪强.马克思恩格斯与莎士比亚[M].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4:14.

33 张贤亮.绿化树[M].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9:170.

44 孟宪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文学典故[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1:35.

55 张一兵.走进马克思[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6.

66 张一兵.交道性操劳:世界最后的遭遇[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 (1) :60.

77 新发现的科学社会主义文献[Z].上海: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图书资料室, 1978:12.

88 张一兵.从相似到表象:走向大写的构序——福柯的《词与物》的构序论解读[J].辽宁大学学报, 2013 (5) :10.

99 张一兵.拉康:作为存在之尸的象征性语言[J].浙江学刊, 2004 (6) :83.

方法论的自然主义 篇8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高校四门思政课中最为基础性的课程, 相对来说抽象程度最高, 也最难学习和讲授。首先碰到的问题, 就是如何讲出逻辑性, 又能同时突出重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的有效性首先在于它的逻辑性。什么是“逻辑”?无论何种逻辑, 都意在指向事物的内在组织性, 即事物之间内在的必然联系。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言, 教师对其整体上的把握非常重要。只有整体上真正把握好了, 才能在讲授时做到目标明确、主题清楚、过渡自然、表述流畅。在讲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时, 如何把握狭义和广义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 就成了教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时, 应坚持创立、继承与发展的基本线索。教师在处理整个教材内容时, 应重点突出狭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而在继承和发展问题上应注重突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创新性发展。况且, 就目前高校四门思政课的课程结构来看,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后就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简称“毛中特”) 课程。也就是说, 完全没有必要把“毛中特”单列出来, 作为全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讲。

就狭义马克思主义而言, 包括马哲、马经和科社三大组成部分。其中, 马哲是理论基础, 马经是实际运用, 科社是价值目标, 三者当然具有各自的相对独立性, 但它们之间又具有紧密的逻辑递进关系。从现行的教科书来看, 全书的篇章结构基本上是按照这三大块筹划、编排的。如何对这三者进行恰当的教学处理, 是依次递进还是有所偏重?我们认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学, 应该按照依次递进的方式进行, 不能有所偏重, 更不能废弃某一部分内容。至于三大块, 如何处理各自的重点和难点内容, 就只能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根据各自的性质、特征和功能以及时代的需要程度等情况来决定取舍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三大块, 每一部分都是具有相对独立性, 在教学中如何安排,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教师应该注重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而不能只是进行简单、机械的顺序罗列。在讲授“绪论”部分时, 教师就应跟学生解释清楚, 最起码给学生一个很鲜明的印象。在讲完马哲部分后, 如何转入马经部分, 再转入科社部分, 教师都应该设置相应的“链接点”, 使整个教学过程保持始终如一, 而又显得有头有尾、首尾呼应。具体到每一次课来说, 教师应该按照“引入课题—展开论述—归纳小结”的基本思路进行, 中间可以适当穿插设问、提问、对话、演讲或讨论等环节。但是, 光强调逻辑性也不够, 必须同时强调重点。然而, 假若只是为了突出重点, 不惜破坏各教学点之间的逻辑关系, 往往会给人一种拼凑、突兀的感觉。如果上一个观点还没有完全讲清楚, 就开始了下一个观点的讲解, 结果就会变成完全没有重点内容的授课。

二、既有理性又有激情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课堂教学精不精彩, 能否引起学生的关注和兴趣, 光靠逻辑的力量和重点的选择, 还是远远不够的。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 是否带着激情而又不失理性地讲课,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课堂教学的氛围与效果。

课堂教学必须看施教的对象———学生。由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容比较抽象, 理解和接受起来确实有相当大的难度, 所以教师不要把本来较为抽象的问题弄得更抽象, 而应该逐渐把抽象深奥的内容弄得比较通俗易懂。

在一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堂中, 不少学生不是在看专业书籍或英语书籍, 就是在玩手机或“打瞌睡”。我们应该反思我们自己的教学行为和教学方法。但我相信, 教学过程中的理性和激情是最有说服力的雄辩家。只要教师的讲课既有理性又有激情, 那么学生在听课过程中, 就会被一种无形的强大力量所牵引和鼓舞, 始终跟着教师的思路走。

第一,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整体上的理解和把握, 并且熟悉教材中的基本观点, 能做到信手拈来、得心应手。对于比较陈旧的观点, 能够适度地推陈出新;对于争议较大的观点, 能够提出自己独特的看法;对于错误的观点, 能够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和批驳。

第二, 讲究语言艺术。教师的语调应该尽可能做到高低起伏, 抑扬顿挫, 错落有致。一般说来, 语言要尽量通俗化, 自然平实, 交流互动性强;语速应该适中, 不快不慢, 同时讲求轻重缓急, 依授课内容和所产生的相应情绪而不断变化, 进而营造别出心裁的教学氛围。

第三, 巧妙利用身体语言。教师应注意脸部表情, 应尽量放松心情, 面带微笑上课;有意识地设计含有特定意蕴的教学手势, 并做到规范和适度, 准确传神;要培养一双会说话的眼睛, 在讲到精妙处时, 也就是完全“投入”时, 使眼神能够迅速传递感情和交流信息。

三、既有灌输又有互动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学不同于单纯的知识传授, 而是一个要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进行思维引导和训练的过程, 如黑格尔所说的, 通过思维训练以达到“别的目的”。如何引导和训练?首要的方法就是灌输。灌输本身并无褒贬之分, 但是, 一旦灌输超过了一定的限度, 变成了强制性的, 那就走向了教学目的的反面, 会产生截然相反的效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学只能使用适度的灌输方式。当讲解某个观点时, 教师应该了解学生, 不能只把学生当成“接收器”, 而应该把学生当作主体看待, 尽量避免持续不断的讲解、分析和叙述。否则, 即使教师讲得再怎么卖力, 再怎么辛苦, 也不会有什么收获。在教学过程中, 灌输必须有技巧, 不能让学生觉得教师是在进行灌输。除了前面所说的外, 还可以尝试采用设问、提问、对话等互动化教学策略。因为, 设问、提问、对话等都是师生交往、沟通的双向过程, 也是学生主动参与课堂活动的过程, 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与启发性。在引入课题时, 或在处理各个教学点之间的过渡衔接时, 教师可以有意识地精心设计适量的设问。这样, 不仅教师可以轻松地切入待讲的课题, 而且加强了学生的思维卷入, 让学生跟着教师的思路走, 使整个课堂气氛变得相对活跃。精心设计课堂提问, 大都放在新课题的引入环节, 或者在新课的教学过程之中。一般情况下, 教师在设计教学提问时应把“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进行分离组合, 既要有“是什么”或“为什么”的提问, 更要有“是什么”和“为什么”相结合的提问。至于对话, 则是比设问和提问更高级的一种教育方法, 也是更为有效的教学方式。

首先, 教师应是一位话题的“设计师”。教师要善于设计一些既切合教材内容, 又能使学生真正对教材感兴趣并能不断激发学生对话兴趣的问题。

其次, 不是让学生被动地参与对话, 而是在对话的平台上实现互动的交流。除了教师向学生提出问题外, 应多激励学生自己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 并且对答案提出质疑。

最后, 教师应鼓励学生与学生之间进行对话, 培养团队合作精神。学生围绕学习的主题进行讨论、交流, 相互答疑、争辩, 合作解决各种问题, 将个体的独立思考转化为全体的共享成果。

摘要：方法是内容的灵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课堂教学应该做到:既有逻辑又有重点, 既有理性又有激情, 既有灌输又有互动。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达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堂教学的实效性目的。

浅析产业自然兴衰的识别方法 篇9

产业兴衰识别一般是指选取一定的数量指标来判定一个产业处于什么样的生命周期阶段, 具备何种产业兴衰特征。这其中主要的问题就是选择能够充分地反映出一个产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征的指标。

对产业兴衰的识别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产业自然兴衰或绝对兴衰的识别, 即在不考虑整个国民经济或其他产业影响的前提下, 具体判定一个产业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的分界点。二是相对兴衰的识别, 即相对于整个国民经济或其他产业发展水平而言, 一个产业发展水平和地位作用的识别。本文主要阐述对产业自然兴衰的识别方法。

二、产业自然兴衰识别的主要办法

一般认为, 产业生命周期变化最主要的表现是产业产出水平及其变化。所以, 对产业生命周期的识别最主要就是选择一个能够充分反映产业产出水平的指标。现行的产业生命周期的识别指标和方法大多是仿照产品生命周期模型来构造的, 多为产量、产值和销售收入。上述指标对于识别一种产品的生命周期而言是合适的, 而用来识别产业生命周期, 则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于产品比较复杂的产业, 就无法采用具体的产品产量指标来表示整个产业的产出水平。若采用产值指标, 则会出现重复计算的问题, 如汽车产业, 既包括了整车的产值, 也包括了各种零部件的产值。

因而, 本文认为应该采用产业增加值指标。产业增加值指标是与GDP相对应的, 不仅能够充分反映出一个产业的产出水平, 还可以避免重复计算。综合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产业生命周期识别方法:以一个产业的产业增加值增长率曲线来表示该产业生命周期曲线, 以其拐点作为生命周期阶段的分界点。我们假定: (1) 产业形成之初, 其增加值增长率不为0, 曲线并不是始于原点; (2) 在不考虑产业发展波动的特殊情况下, 产业增加值增长率变化一般呈现四个阶段性的特征, 即快速增长、慢速增长、快速下降、慢速下降, 所以曲线会有三个拐点。

根据上述假定, 可以得出一条如图1的产业生命周期曲线, 它以横轴为时间t, 纵轴为产业增加值增长率Gx, 这条曲线有三个拐点A、B、C, 以之为分界点将曲线划分为四段, 分别表示产业生命周期的四个阶段:形成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四段曲线的特征及其所反映的四个生命周期阶段的特征如表1所示。

根据产业生命周期曲线的特征, 本文认为, 以产业增加值的增长率曲线作为识别产业自然兴衰的方法是可取的。

首先, 它简明地反映了一个产业在整个生命周期过程中最主要的经济特征, 即产业增加值增长率的变化情况。其次, 在给定一个较小的产业增加值初始值的条件下, 增长率依照上述变化会使增加值出现如下变化:在形成期, 增加值会迅速增长, 但规模不会很大;到了成长期, 增加值会继续增长, 由于基数变大, 其数值达到较大规模;进入成熟期后, 虽然增长率在下降, 但仍为正值, 因此规模仍然继续膨胀;到了衰退期, 增长率已经大为降低, 但增加值的规模仍会缓慢增长, 当出现负增长后, 增加值的规模才会逐渐缩小。最后, 产业生命周期的四个阶段是长短不一致的。一般来说, 高速度增长的时间不可能维持太长, 所以, 在曲线的前两段相对要陡峭一些和稍短一些, 而后两段则相对平缓一些而且稍长一些。这也是实际情况在我们曲线中的反映。

三、结束语

本文阐述的方法虽然解决了产量、产值等指标的重复计算等问题, 但是这一方法也存在一些缺点。仅仅用产业增加值增长率这单一指标来衡量一个产业的兴衰, 不能够完全反映出一个产业兴衰的状况, 它没有体现产业兴衰过程中产业效率变化、技术状况变化、产业组织结构变化、产业需求状况变化以及产业对社会资本的吸引力状况变化等情况。所以, 这一方法在实际中还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陈艳莹, 叶良柱.产业演进阶段识别方法研究述评[J].经济研究导刊, 2009, 5.

[2]、李凯, 代丽华.产业生命周期与中国钢铁产业极值点[J].产业经济研究, 2005, 4.

作为创作方法的现实主义 篇10

关键词：现实主义,席勒式,莎士比亚化,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创作方法是作家处理艺术创作主体与创作客体关系, 塑造形象, 体悟和评价生活, 抒发情感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是文艺观的组成部分。从偏重于理想还是偏重于现实着手, 可以将历史上的创作方法大致分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经典马克思主义主张把“现实主义”作为创作的基本方法。

一、现实主义的提出

据波兰现代美学家符·塔达基维奇考证:“现实主义”概念最先出现在1821年一篇题为《19世纪的墨丘利》的佚名文章中, 文章称“忠实地摹仿现实提供的原型”的原则“可以称作是现实主义”这里“现实主义”的概念内涵基本上保留在古典“模仿说”范畴。“模仿说”源远流长,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曾做过论述, 文艺复兴时代的达·芬奇、莎士比亚还提出了文艺是一面"镜子"的命题。现实主义概念的真正流行是在19世纪50年代, 1855年画家库贝尔把自己被拒绝的作品贴上了“现实主义”的标签, 引发了一场大辩论, 艺术史家尚弗勒里把这些文章收集在《现实主义》文集中, 该书序言称巴尔扎克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创始人。尚弗勒里及其朋友迪朗蒂猛烈抨击浪漫主义, 认为雨果等浪漫派作家“无视自己的时代”他们对现实主义方法的阐述接近于狄德罗照相式复制自然的观点。该书出版后, “现实主义”这个术语在欧洲开始流行起来。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现实主义的阐释

要把握马恩现实主义文艺创作方法的思想内涵, 必须从解剖三个关键概念入手。那就是“席勒式”、“莎士比亚化”和“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一) “席勒式”与“莎士比亚化”

所谓“席勒式”, 就是指一种从观念出发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创作倾向, 它由于在席勒的部分作品中有明显的表现而得名。与之相反的则是莎士比亚作品中以模仿现实为依据的创作方法, 即“莎士比亚化”。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作家必须站在社会生活的现实中揭示人物命运、把握人物性格, 要尊重史实, 谨防主观臆断。显然, 马恩在这里特别强调的是现实主义作为创作原则要求作家对“历史”的忠实, 不能仅凭一人主观意愿而将基本史实作唯心主义的更改, 否则, 作品就不会起到真正的批判现实的作用。拉萨尔的错误正在于仅凭他的主观意志把济金根塑造成一个革命领袖式的人物, 而实际上, 济金根充其量只是骑士暴动的发起者这样一个角色。

(二) “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对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理解, 恩格斯《致梅·考茨基》和《致玛·哈克奈斯》这两封关于现实主义的信是一个突破口。恩格斯以“每个人都是典型, 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主张为理论依据, 对《旧人与新人》中主要人物的塑造提出了批评。恩格斯说阿尔诺德“这个人确实太完美无缺了……作者过分欣赏自己的主人公, 那总是不好的, 而据我看来, 您在这里也多少犯了这种毛病。”恩格斯指出的缺点, 是过分理想化, 人物变成了原则的化身, 失掉了个性。所谓“每个人都是典型”, 意思是说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共性、普遍性、代表性, 或者说作家塑造的人物至少使一类或者几个类型的读者看起来似曾相识;而“单个的人”, 强调的是人物的个别性、特殊性、与众不同的品质。这些反映出作品中所描写的人物应该是一定共性和鲜明个性的辩证统一。针对哈克奈斯《城市姑娘》的人物描写, 恩格斯说:“……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当中的典型人物。您的人物, 就他们本身而言, 是够典型的;但是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而言, 也许就不是那么典型了……”。恩格斯的论述, 我们可以清晰地得出两点结论:一、现实主义描写的典型环境, 应该把影响人物性格和社会生活的全部环境总和中那些基本的、显示历史潮流的环境凸现出来, 进而深化环境对人物的影响。叙事文学作品只有对具有有机生命的整体环境进行描述, 事物的内在联系、本来面目才能真正地显示出来。二、典型环境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现实性和可能性的有机统一, 体现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即典型环境是典型人物生活的环境, 环境对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决定作用。当然, 反过来, 人物对环境也有一定的影响和改造作用。环境和人物的关系是辩证的, 密切相关的。文学作品中, 一个真正的典型人物, 应当是特定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如果没有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 人物就不可能是真正典型的。这样, 恩格斯就从人物性格塑造和环境描写上对现实主义作出了具体的要求。

三、现实主义方法对创作的指导

综上分析可知, 马克思恩格斯是站在一个宏观的语境使用“现实主义”这个概念的, 有三点值得注意:

首先, 现实主义作为文艺创作总的指导思想, 它强调“现实”对文艺的基本要求, 或文艺的功能在于反映现实。这里, 马恩虽未明确说明, 但从他们批评拉萨尔的信中可得知, 在“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中, “现实”对抗的是“非现实”, 针对的是文艺创作中的主观臆断的错误造成的文艺没有反映“现实”生活而反映了“非现实”的主观想法。在马恩那里, 现实主义必须尊重社会现实, 尊重史实, 它之所以“可以违背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就在于它要求作家对“现实”的真诚, 例如老巴尔扎克就能“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而创作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不过, 尊重现实当然也不会排斥现实的理想性, 这是我们要绝对注意的。

其次, 现实主义作为具体的创作方法或者准确说创作手法, 倾向“如实”地反映现实生活, 提倡客观的、冷静地观察生活, 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式精确地、细腻地加以描写, 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样, 就与倾向于抒发作者主观情感和思想的浪漫主义不同, 更与倾向于用抽象化、夸张化或颠倒性手段来描写生活的现代主义手法相去甚远。然而, 就是在这里, 马克思的理论却体现了他对现实生活中人的命运的关怀。尽管文艺可以掺入虚构与幻想的酒汁, 但它的原料是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人, 人的命运、人的思想、人的喜怒哀乐才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存在的精神支柱, 这一点是关键。

方法论的自然主义 篇11

《文化纵横》：中国的社会科学形成与发展有一百余年了。不过，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似乎仍然缺少有关现实生活的、有理论含义的话语。今天的一个普遍情况是，无论是站台面上有话语权的，还是在做实际的经验研究的，社会科学家好像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概念话语，更丰富、准确、深入地理解今日现实状况及其历史经验。

渠敬东：说社会科学是一门有关经验现实的科学，倒也没错。不过，今天很多研究讲现实、说经验的时候，总带有一种漠然的眼光、冷冰冰的口吻，既不动心，也不动情，找不到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同情共感，也没有相似的命运承担。其间所谓的客观性，好像成了一种疏离感，越研究现实，距离现实就越加遥远。

我曾经在一篇访谈中说要小心社会科学的美国化，这并不是要反对美国的社会科学体系，而是说只拿美国社会科学表面上的那套制度照抄照搬，而全然不知这样的社会科学，是基于怎样的人心和文明基础，基于怎样的社会历史变迁，基于怎样的逻辑预设而形成和变化的。不关心这样的问题，自然也不会关心我们自己的社会科学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所以很多研究，研究的对象似乎不像是活生生的人，当然，研究本身也不像是活生生的人做的研究。今天很多的社会科学研究，是先把人看成机器，再用机器来做研究。

这种情况，必然会造成你所说的“失语症”。究其原因，是因为社会科学从根本上陷入了方法主义的泥潭里，但人文学科何尝又不是呢？当哲学只剩下逻辑分析，史学只剩下材料和计数，恐怕最终也会沦于剩余学科罢。

什么是方法主义？就是认为只要找到确当的方法，便能够发现和解析一切现实经验及其历史过程。今天社会科学更充分地表现出了这个方法论危机，而且更麻烦的是，这种方法主义的神话也已为国际学术界所尊崇，并一直严重地渗入在人文学科领域里，造成了学术整体的深层危机。

方法主义的好处与现代社会的基本机制是相配合的。方法主义的第一个特点是明晰。从方法入手来做的所有研究，前提都是有一个明晰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任何事物只要明晰，就好懂易学，特别容易标准化。

方法主义的第二个特点是可积累性。库恩曾讲过，在常规范式内部，我们可以不断调整范式的精微程度;有了一个现有的方法，就可以沿着原有的思路找到更精致的方法。这样的技术化，是可以层累推进的，越精致，越美妙，越会游戏化，越引人迷恋，越容易拿来自慰。

第三个也是最致命的特点是，就是方法主义可以建立一种迷信：似乎越能够寻得一种精巧的方法，就越有信心把握住我们全部的生活经验。常规方法最容易标准化，因而也最容易与科层制的学术体制相结合，成为衡量和评价学问的尺度和准则，由此再形成一套对学问的技术治理标准。如今的科研积分、大学排名、论文指标、学生绩点这一套技术治理的标准，都是从我们对方法的迷信中推展出的系统性体制。

第四，方法主义的影响不只是存在于学术界内部，它最容易变成纯粹的工具，权力的维续和资本的扩张都喜欢它，需要它。方法主义没有独立的人生体验和认识观念，因而内在地有一种被控制的欲望，并从中获得自我实现的快乐。方法主义的核心本质，就是调动了崇尚者最基本的一种激情：方法直接转化成工具，进而直接转化成收益，最终直接转化为“名”和“利”。

最后也是更为本质的是，方法主义对人心的损害。方法主义的一个最大的悖谬，就是以“均值”为基础的方法，最终将操作方法的人变成均值，变成平均价格。整个世界的单极化，使得方法主义大行其道，政治、道德、人对生活的内在关切——所有这些真正能够激发人性的怀疑、热情、体验和理性的力量，对于学术研究的推动作用是越来越微小了。迷恋方法的人，把自己锁在电脑的硬盘里，去观察、解释和构想整个世界，在文字和数字游戏中让人心泯灭。以方法作为整个学术的评价尺度和思维方式的时候，人们看待世界的种种不同经验和立场之间，其实也就没有了实质差别。

我们对西方的认识远远不够

《文化纵横》：如你所说，方法主义确实在人心、制度、学术乃至文化上构成了诸多问题，是当今社会科学的危机之源。但学者们迷恋的这些方法，据我所知大多也都是舶来品。这就涉及一个问题，社会科学家们大多都援用西方的概念来理解和分析我们自身的经验现实，你是否认为我们必须超越这样一个尾随的阶段，才能真正创造出自己的学术话语？

渠敬东：容我先讲清楚一个问题。我认为，中国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并没有实质的差别。特别是，对于以教化的情理机制为核心来确立秩序的中国社会来说，社会亦是文化意义上的。费孝通先生在临终前写过一组小文章，认为中国的社会科学本质来说是人文科学。这句话虽不意味着社会学可以直接等同于人文学科，但社会科学若没有人文性，不关心人性和文化，不关心人性得以敞开的各种丰富的维度，就不可能理解中国人真正的生活。费老还说过，社会科学不一定非得要确立极其明晰的概念，因为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有很多事情需要意会，需要体悟，需要修养。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去寻找真正能够把握中国现实生活的概念，甚至这种概念的内在气质，也需要我们从文明的传统中去领会和挖掘。

不过，时下常见的一种批评是，我们用西方的概念来去衡量中国，就像拿一把蹩脚的尺子来度量和解释中国的现实。这种批评本身也是皮毛之见，并没有看到今天我们真正的社会生活构成其实已经是相当复杂的了。就好像中古社会的佛教是其社会的核心构成要素，那么拿佛教来理解中国人的生活，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只能说单靠这样的理解是不充分的而已。因此我们要重新追问，对于社会科学来说，西方对我们意味着什么。社会学科大量使用西方概念可能产生的误区，首先在于对西方的概念没有真正理解，而不是一味地去抱怨用西方的概念来衡量中国。

中国有多样化的传统生活，不止有经学讲的那些原理，还有历史本身的不断变化;我们也有多样的现代生活，包括中国自身传统转换出的现代性和整个世界体系带来的现代性，以及今天与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相沟通而构建出来的部分。此外，发自于自身的自我认识、社会连带中的情感体验，以及对于共同世界的构想，等等，这些都构成了对中国现实经验的理解可能。因此，所谓西方，或者是更多样态的他者的经验生活，并不一定与我们是截然对立的，相反，甚至已经成为了我们经验世界本身的要素。不过，所有这些要素必须要经过重构，才能形成一种秩序，才能让我们感到心安。而这种重构的能力和动力，恰恰要从我们的内因中去捕捉，去培养。

就西方来说，他们使用的概念也是要不断基于自身文明的变化而加以扩展理解的，我们不能仅凭杜撰一个典型的西方，就来说中西如何不同。对于今天的社会科学家来说，不断赋予概念以新的含义，拓展对于西方文明之基本理念及其演变机制的理解，是学术思维中首要的和必须的工作。方法主义则全盘放弃了这项工作，还自命不凡，说什么理论谁都可以搞，谁都可以教，理论不等于经验，经验远高于理论……殊不知，一个人若不知自己思想的来源和特质，就会变成一只学舌的鼓噪者，一种学问若不知自己的生身血脉，也不过是一个可怜的孤儿。对别人的先辈不尊重，谈何敬畏自己的祖先。拿预设的立场做判断，向幻想出来的敌人宣战，这不是审慎平和的学者风格。

对西方文明体本身，甚或是其他文明体，我们不进入它的观念结构去理解，也不进入它的现实经验去理解，不把它的各种体制制度作为整体历史来研究，来对比，这三点缺失以后，就不能审慎地发现其内在的理路和矛盾。在面对西方的概念时，便会或者奉为圭臬，亦步亦趋，照抄照搬，或者全盘拒斥，手拿红缨枪，摆出一副要死要活的架势。在现代体系中，社会科学若没有对西方现代历史理论和经验研究的修养和积累，就谈不到对西方概念体系的理解、批判和反思，在中国文明走上现代变迁道路的转折、调适和再造中，更谈不到我们如何能够找到我们理解自身的概念和价值。

从理论、历史和经验现实三个层面理解西方，要着重于两个基本点：一是要去努力认识一种文明内在构成的最高的理想形态，即这种文明在它的不同时代里所期望最好的生活形态是怎样的？在这样的生活状态中，人们的体验是怎样的？人性的状态是怎样的？二是要特别关注西方文明在不同历史时期、特别是现时代的根本困难是什么？有哪些危机存在？寻找过哪些办法来化解这些危机？任何一种文明或文化，都既有其好处，又有其难处，别人总是自己的镜子，识人，方能自识啊。

以“情理之辨”去寻找

中国社会科学的概念

《文化纵横》：如你所说，识人与识己的关系确实是辩证的，不过，识人的目的，依然要回到自己的身上来。而且，你一开始就提到，今天整个世界的学术都受到了方法主义的严重挑战。在这个意义上，是否西方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呢？我们的社会科学又如何确立自身的认识论基础呢？

渠敬东：没错，今天的西方学术也遇到了很严重的挑战。我前面说过，知晓他们所追求的理想生活，与知晓他们的现实矛盾和危机同样重要，这需要将理论、历史和经验三者结合起来。本质而言，我认为所谓的理论，就是一种合乎道理的、对于最好的生活方式和最好的政治构建的理解、期待和想象。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构建美好生活方式的讲法和愿望都会有所调整。因此，对中国本身的理解，也要从这三个方面出发，不断去追溯我们曾经历过的不同历史时代中最好的社会理想，人们构建它们的方式，以及遇到的重重危机。

中国文明之“本”与“变”，这一问题关乎思想与历史的关联，社会科学可以找到和人文学科不同的方式来理解它、处理它，但绝不能置之不顾。如果无法还原在不同历史时期内，一个具体的人如何去感受他在观念和社会生活中所体会到的善好与艰险，我们又如何构想今天现实中美好生活的可能？一切经验现实皆为历史的产物，倘若没有对以往美好生活的想象，没有对任何历史和现实的限制性条件的认识，没有面向世界的知识准备，就无法通过中国与其他文明的对比，来理解我们今天的经验生活之本质，以及通向未来的可能。

章太炎先生曾说，现代中国学术，只有两个真正意义上的总体学科：哲学与社会学。哲学讲人们文明构成的基本原理，而社会学处理的则是一切经验的总体。若在这两个面向上回到中国本身，就不能跟在别人后面学步效颦，也不能天天照着镜子说只有自己好看，只有重新回到我们自己的文明本原、历史变化和现实经验里去，才能真正使社会科学乃至学问本身走出困境，找到理解自身生活的感受和话语。

对学问来说，方法论永远是第二位的。好的社会科学，一要“讲理”，讲人们生活的道理，构建生活的结构机制是什么？世风民情是什么？对这种生活的内在理解是什么？二要“动情”，人若没有感同身受的能力，没有与社会周围的感情连带，他怎么会尽可能地去包容这个世界呢？方法主义的最大麻烦，就是让研究者的情商变得极低。

我在教学中感觉到的最困难的一点，就是今天即便受过社会科学训练的学生，面对他们的调查对象，总是一股脑地把所有的抽象概念和意见砸给人家，却无法设身处地去想象和理解人家的实际生活。你没有能力理解你研究的经验对象，也没有能力去理解历史中曾经存在的那些人的经验。因此，当下读经典的第一要务，不是为了激扬文字，弘扬理想，而是用那些经典作品恢复我们感知世界的元气，恢复我们的情感和理智。我们要细致辨识和体味那些历史上留下的经典文献，那些细微而丰富的感情与激情，以及人与人彼此勾连起来的同情，为所有人付出的仁爱之心。只有通过这种内在的感染、内在的感悟和内在的感动，才能引领人们恢复一种认识自身生活的诚心。

今天教育学生的两难在于：倘若没有充分的经验感受力，我们不容易理解经典理论的关怀;然而对于人的心智来说，又要求在不能有太多社会经验的情况下，才会得以启发。我的看法是，教育要两手抓，从人心及其经验感受出发，将一个人的世界真正扩展开：阅读伟大的人写的书，去经历他们曾经的思想和生活历程;感受平常人过的生活，去体会世道的艰辛和社会生活的乐趣。

读书与调查必须充分结合起来。只读书而没有生活的经验，会把人培养成一个意见世界的僭主，在抽象观念上傲视别人，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最终把自己逼上绝路;只有生活经验而不读书，人就不会产生敬意和敬畏感，而是把自己的生命分割成鸡零狗碎的断片。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成为有学识、有见地的“朴素的人”，对于古今中外的文明历程心存敬畏，对于柴米油盐的普通生活怀有亲切。这是我理解的通识教育，我不想把学生教育成这样的人：脑袋里都是高高在上的观念和意见，生活里却像只怯怯的小动物，或是像某种肉食动物那样，把生存斗争当成绝对理想。

就此来说，最理论的东西就是最经验的东西。单纯的经典不能完全替代你的现实经验，而单纯的经验亦不能取消你发现和创造新的生活的可能。从卢梭、孟德斯鸠到斯密，甚至是艰涩的黑格尔，本质上都要让人们回到经验世界本身去。而芝加哥学派所做的大量的社区研究，本质上依然关注的是现代人如何安顿自己的心灵。没有两者的结合，没有朴素的人心回归，那么我们只能要么变成一个彻底的虚无主义者，要么逃到古典世界里去做梦。

早期中国社会学对今日社会科学的启示

《文化纵横》：非常感谢你非常直接地谈了对学术和教育的看法，但刚才的问题好像还没有得到充分讨论。对于今天的社会科学，似乎可以从两个方向上讨论。一是中国社会科学该有一种什么样的形态，二是从哪些思想资源出发获得改变的契机。请就第二个问题谈谈你的看法。

渠敬东：社会科学本身与中国传统的学问并不是完全对接的。从清末开始，中国才有了带有社会科学思维特点的学问方式，其创设与中国现代之变有着直接关系。或者说，中国社会科学降生之时起，就直接承载着现代性本身的危机，更承载着中国由传统向现代变迁的内在困难，承载着在这种转变中中国人生身性命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因此，中国的社会科学从一开始就是局促的，艰难的，却与我们的现代命运紧紧贴合在一起，所以也应该具有两种气质：一是用于正视现实的处境，二是正因为不想做现代的模仿者，而对传统的文明存有敬意和感情。当然，这主要不是针对简单的启蒙所说的。

中国的现代之路还远没有完成，且困难重重。所以说，社会科学必须要尊重现实的变化，更要有耐心去理解中国和西方整个现代构型变化中所有的内在机制和人的体验。我不能说前辈的学术造诣有多么高山仰止，不可企及。而是说这样的研究有生命力，有焦虑，有焦灼，才会动人。

早期社会学家的研究还有一个重要面向，就是要通古今之变。诚如涂尔干所说：“在每个历史时刻，都有几种可能的未来”;“只有细致地研究过去，我们才能预想未来，理解现在”。我们可以就某些具体的观点、方法和立场提出不同的见解，却要对前辈学人的功夫、眼光、见识和情怀肃然起敬。这里所说的不是狭窄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家，其实，那一批史学家、文学家也都大量采用了社会科学的视角和视野。王国维、陈寅恪这样的学问家，也可以说是出色的社会科学家。在所谓的社会科学内部，历史学家也是层出不穷，像潘光旦、瞿同祖这样的社会学家，抓住的都是现代变迁中的核心问题，从历史的脉络中去发现其本质。潘先生的《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等著作极好看，血系研究融合了诸多方法和材料。我们系现在还留存着潘先生一柜子的二十四史读书卡片，试问现在还有哪位社会学家能在史学研究上下这样大的功夫。瞿先生本科论文就抓住了周代封建制研究的要害，此后的研究脉络从汉代一直逼近到清代。每当读到这些，就不免一身冷汗，由衷生出一份敬意。

再说一句，今天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到了关键阶段，经济学领域的讨论到处都是政策分析和数字分析，几乎难以看到经济学家从古典思想那里寻找给养，更别说从历史那里获得启发了。经济史在重大问题的讨论中杳无声息，真是可惜啊。反正简单说吧，历史研究能够提供理解现实经验的契机，或许在今天，只有通过不断恢复自己的历史传统，去其中寻找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才能使得还远未完成其形态建构的中国社会科学完成其自身。

对于如何理解中国，早期的中国社会科学有很多启发性的视角。第一个视角是费孝通在《皇权与绅权》中讲的，中国的现代性是我们自有文明体对于现代冲击的一种反映，一种重构，而不单是一种模仿。

第二个重要视角是，千万不要把中国传统还原成一个纯粹模型化的东西，费孝通同样讲过，社会学和民族学在中国必须是一体两面。中国从来不是以一种标准不变的模式去理解自己的文明结构，而是对于其他的宗教、其他的文化都采取一种特别的态度：夷夏之辨和夷夏大防，这是中国文明的核心。这个文明体既不是现代民族国家构成意义上的政治关联，也不是目前学界常讲的帝国式的关联。研究所谓中国，就必须研究边疆，研究周边不同的文明体系。民国时，至少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这样的社会学家，都是双肩挑的，在民族地区研究领域花费了极大的功夫。

第三，正是因为中国自身不是纯粹的宗教形态、也不是民族国家和帝国政治形态，中国才有一套构建我们自己社会的方式，其前提是家庭、宗族以及建立在其上的扩展性的共同体结构。本质而言，西方是在基督教之后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结构，否则其后就不会有市民社会这些讲法。那么，如何理解中国社会的构成、安置人心的办法，以及政治运行的形态，需要深入挖掘这样的问题。从费孝通的《生育制度》到林耀华《金翼》中的家族制度，以及潘光旦的位育概念，瞿同祖对中国法律儒家化中家族部分的研究，都是有关中国社会科学原初分析单位的讨论。

我并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今天我们都生活在企业、单位这些现代的构建形式中，但我们要知道，这些制度目前都是不完善的，无法安顿人心，确立价值。我在研究国有企业师徒制时感到，在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企业组织中，其内部结构的构建和人与人关系的形成，之所以能够维续下来，让人们感到心安的关键，还是与中国自身传统的转化有所关联的。我甚至认为，如果实现不了这种转化和关联，那中国走向现代性就是一条死路。这些都涉及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关键，也是我们今日理解社会科学问题的关键所在。

从对方法的反动走向学术的再自立

《文化纵横》：听到你的这些讲法，我有一个体会。无论是怎样的研究，无论是人文研究，还是社会科学研究，都要落实在研究者这个具体的人身上。一个没有情怀、没有修养，没有眼界、不下功夫的人，研究什么也都是一杯白水。

渠敬东：我完全同意你的说法。本来人文学科可以更直接地把我们带入到一种以情感性、体悟性为基础的学问里，但由于人文学科同样迷恋方法，而使得我们今天对于历史的想象同样决定于方法，而非基于总体的经验而产生的想象。历史学本身也忽视了历史本身的问题是应从当前经验化的方式去进行，当然也难以带入真切的情感，体会到传统社会中的人的样貌，他们活着的价值。例如在绘画史研究中，现在很少讨论一幅作品内在的精神和德性这样的核心问题，而是讨论画家的日常交往，怎么买画卖画这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并非不重要，但总要有个实质性的问题来引领。画家们寄怀咏志，意味着在追寻一种理想的人格，单纯依靠所谓的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他们，他们就不再是画家了，凡夫俗子而已。

目前，一些学者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产生了对社会科学方法的反动。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千万不能把社会科学自身的合理性反动掉。我们用文明性的原理，是可以克服社会科学方法的一些问题，但这种思维本身，也易于带来“中国人就是如此”一类的简单意见。在中国每一个历史时期，中国人构建自己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中国人是怎样的”这个问题本身是真问题不假，但却是一个不充分的问题。

对方法主义的反动，今天在我看来依旧是不充分的。我们既要看到这种方法的局限，也要看到我们一般思维方式的局限，所以必须最终形成观念、经验和历史的链接。这是学问的三个最基本的入手点。或许搞哲学的也需要多了解现实社会，做社会学的也需要读那些哲学原典。虽然今天专业化的学科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但我依然觉得这将会对学问的形成，甚至对个人的修养，起到极重要的作用：人们做任何一种学问，都要知道自己的界限在哪。最好的学问，并不仅是自己最擅长的学问，而是要知道自己最擅长的学问本身所带来的不足，知道自己内在的界限，才是一种开放的、有着最自然的乐趣的学问。

这么说，不是要取消社会科学的专业性，最好的研究都是专业化的。差别在于，有的研究仅有方法，看起来“没心没肺”，不感人，不动人;有的研究确实是专业化的，但是它是敞开的、动情动心的，不同学科的人读起来都深有体会。学问不在于专业的差别，而在于它所反映出来的理论和经验之间的厚度的差别，能够进入人心的程度的差别。

今天本科生就要写学术论文，研究生就要确定自己的研究领域，这就是学问上未老先衰的体现。一个人过早在方法和主题上成熟，最后做的都是假学问，与研究者的人格修养和道德成长没有任何关系。社会科学研究的最大悖论，就是一个研究社会的人，一旦进入真正的社会生活，却变成了一个四肢短小、畏首畏脚的人。这就是学问与生活相疏离的结果。梅尔· 吉布森在《基督受难》中所设计的魔鬼撒旦形象，就是一个长着老人脸的孩子，这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

今天，“做学问”这件事变成了一个不动感情、没有内容的生产体系，一个形式化的、积累化的循环，每个人在其中醉生梦死，复制这套系统。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对学术发展一点不乐观。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整个世界体系的问题。就西方而言，从古典到近代，学术和学问一直在政治与宗教之间构成了一个独特的系统，从中世纪以来，教会、帝国和学术构成了西方社会的三大支柱。对于中国传统而言，中国没有典型意义上的政教关系，而是政治和教化的关系，教化是由士大夫演进而来的。真正寻找能和权力系统平衡的力量，或许要从道统，也就是中国以往的教化和学术系统中去寻找。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实质问题不是中西问题，也不是古今问题，而是政统与学统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这种意义上的学统，学问不可能有真正的样子。

今天，别觉得在大学教书的人，就是传承学统的人，方法主义者绝不是这样的士人。人不是一个单纯在体制下生活的人，借用钱穆先生的说法，人也是山林中人。这是一种绵延的传统，一代代绵延不绝。读书人修身养性、言传身教，才是文明的血脉。

广告翻译的功能主义方法(英文) 篇12

Functionalist translation theory is often criticized for its subversion of th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y.Nevertheless, i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eye-catching in today’s translation circle.Chen Xiaowei (陈小慰) held that“functionalist approach has pave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applied translation used to be regarded contradiction with th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criteria” (陈小慰, 2000) .In his book On Pragmatic Translation—A Perspective of Functionalist Professor Jia Wenbo (贾文波) pointed out that“if dealing with pragmatic translation from functionalist perspective and the purpose of translation, we can effectively solve the problem of strategies and orientations in practice and theory of translation” (贾文波, 2004:62) Some other Scholars such as Zhou Zhaoxiang, Zhang Nanfeng and Zhang Meifang also called for more attention to the feasibility of this theory in translation.

2 The Theoretical Background

Functionalist approach didn’t occur overnight.It has been developed from a particular period when th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y cannot alone function as the guidance to the boom of translation practice, especially to applied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had been traditionally regarded as an art or a craft.However,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influence of modern linguistics in the mid 20th century, translation study was progressively regarded as a science and turned to linguistics-centered.In general, the common feature of all the linguistically centered translation theories is the essential concept of translation equivalence.According to equivalence-based translation theory, the target text should be equivalent to the source-text, which means all the features of the source-text should be maintained in the target text.However, increasing number of translation theorists came to realize that many non-equivalent phenomena caused by different cultural factors between source and target languages may exist in translation.Therefore, domestication has to be accepted as translation strategy.Therefore, equivalence-based linguistic approaches still have their inevitable weak points and many scholars began to doubt the feasibility and scientificity of the equivalence-based translation theories in translation study.In this situation, a new theory was called for.The 1970s and 1980s saw the emergence of functionalist approach which intended to break through the limits of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y and bridge the gap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3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ist Approach

Modern functionalist translation theory mainly refers to the theory developed by the school of German functionalism, its development are generally attributed to three German Scholars who are considered as the typical representatives of this school:Katharina Reiss with her functionalist translation criticism;Hans J.Vermeer with his Skopostheorie and Justa Holz-Manttari with her theory of translational action.

Reiss’s functionalist translation criticism is still equivalencebased but take the text rather than the word or sentence as the translation unit at which equivalence should be reached.Based on the language functions proposed by German psychologist Karl B?hler, Reiss puts forward her text typology, specifically referring to (1) informative texts, which emphasize content or information, hence also referred to as content-focused texts; (2) expressive texts, which emphasize the form of the language, also referred to as form-focused texs;and (3) operative texts, which emphasize appeal to the reader, also appeal-focused texts.Usually a whole text is impossible to be dedicated exclusively to a single function.However, in a given text, there must be a dominant function, which is also the basis of text typology.For example, commercial advertising text should not be classified as content-focused because it mainly emphasizes the persuasive function of language—directed to entice the target readers to accept and purchase the advertised product, thus categorized as appeal-focused.In translating such kind of text, “it is essential that in the target language the same effect be achieved as the original in the source language” (Reiss, 2004:41) .Therefore, to produce at least similar appellative effect in the target language, in most cases the translator has to make dramatic adjustment to the original content and from because of the existing great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languages and cultures.Reiss’s text typologies can“sharpen the translator’s awareness of linguistic markers of communicative function and functional translation units.” (Nord, 2001:38) , thus helping translators define the applicable hierarchy of equivalence ranks essential to realize a specified function.

After Reiss’s text typology, Hans Vermeer, one of Reiss’s students, put forward his famous Skopostheorie which break through the restri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equivalence theory and is regarded as the milestone of functionalist translation theory.Vermeer holds that translation is a cross-cultural event, a purposeful activity.The Greek word Skopos adopted as a technical term by Vermeer to refer to the purpose of a translation and of the action of translating.Every translation is oriented to a target audience, as translating means producing“a text in a target setting for a target purpose and target addresses in target circumstances” (ibid:12) .Skopostheorie lays out three general rules guiding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i.e.skopos rule;coherent rule and fidelity rule) , among which skopos rule is the top-ranking rule for any translation.Skopostheorie hold that the translating end justifies the means adopted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Therefore in such kind of purposeful activity, a translator should, with a view to the translation purpose, take all possible relevant elements concerned into account to determine the most appropriate action—translation strategy.In a word, whatever strategies applied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should be oriented to the terminal task—to realize the translation purpose.In other word, any translating strategies or methods have to be taken to serve the translation purpose.Thus, to translate a commercial advertisement, a translator should take both the relevant linguistic elements and extra-linguistic elements into consideration so that he can realize the translation purpose with the most appropriate translating strategies adopted—to persuade the target audience into taking similar purchasing action to the original audience through translating.Vermeer’s Skopostheorie dethrones the absolute authority of the source text which is the foundation of equivalence-based theories, enhance the status of translators, emphasizes the aims of the target text in the target context and thus expands the sphere of translation study and practice, especially the applied translation.

Based on on the principle of the Action Theory, HolzMänttäri proposes her own theory Translational Action.The basic approach of hers is very similar to Vermeer’s, but she is more radical in her methods and conceptual model.She“views translation as purpose-driven, outcome-oriented human interaction and focuses o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as message-transmitter compounds” (Munday, 2001:77) .According to Holz-Manttari’s Theory of Translation Action, the genre and from of the target text must be guided by“what is functionally suitable in the target text culture, rather than by merely copying the source text profile” (ibid.) .Theory of Action places translation within its sociocultural context, cover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ranslator and the initiators.

Functionalist translation theory has broken the two-thousandyear-old chain of translation theory around faithful vs.free axis.Functionalist Approach does not refers to a certain fixed translation approach, it can be either one or the other on the condition that the approach applied is adequate to the aim of the communication.In other word, any approach can be considered as functionalist approach as long as it can help to realize the communicative purpose successfully.For example, a text of product description emphasize on the detail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characters or functions of the product, therefore, to translate such kind of text demands documentary approach as suggested by Christiane Nord, trying to convey the original information as faithfully as possible to the target readers.While a text of advertisement might need a much freer approach.The functionalist approach endows translators more flexibility to determine which approach would be appropriate in a provided setting.And the functionalist theories elevate translators to“equal status with authors, editors, and clients, allow them to make appropriate, rational decisions that best realize the intende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Gentzler, 2004:71) .Therefore, in the applied translation, especially translation of advertisement, the translator can find their theoretical grounds to manipulate the source-text so as to produce a suitable target text which can reach the communicative goals.Next, the functional approach will be applied to analyze Ads transaltion to test its feasibility in translation practice.

4 The Application of Functionalist Translation Theo-ry in Ad Translation

4.1 The translation of brand names

A brand is directed to distinguish one kind of goods or services from others.Consumers regard brand names as the identity of the product and a guarantee of consistent quality.

Branding and advertising decisions are the important part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 marketing strategy and the primary components of the company image strategy.Advertising serves as a bridge for the product to enter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and a good means of communication for the commercial information.An excellent brand name sets up an excellent company image, which in return helps promote the sales.An excellent internationalized brand name is a good means of marketing for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to explore the global market.So the brand name transl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It is very crucial that the translation of a brand name should be adapted to target language and target culture so as to satisfy target consumers’taste.

Because of poor knowledge of target language and culture, quite a lot of Chinese enterprisers fail to promote sales of their products in international markets.Chinese people like to use the image e of some animals as the brand names.But the associations related to the animals are different in different cultures.Sometimes, unawareness of differences will lead to the failure of advertising act.For example:

“喜鹊”is viewed as“a lucky bird that heralds good news”in Chinese culture.“喜鹊”bed sheet is popular in Chinese market.But it may meet trouble in promoting sales in international market, if the brand name is literally transferred as“Magpie”, because“Magpie”has been associated with gossipy persons in English culture.Therefore, the brand name“喜鹊”is adapted into“Lucky bird”when introduced into English-centered market.

Nowadays, more and more Chinese enterprisers and translators have noticed the importance of adapting to target language and culture.When opening and exploiting a foreign market, they will take the target consumers’understanding and taste into account and employ target-language-culture oriented and re-creative translation strategy to attract the target consumer.For example:

The famous Chinese PC brand name“联想”is translated into“Legend”instead of simply and literally into“imagination”or“association”just because the English name”Legend”implies something miraculous and will inspire the target reader’s imagination of the product.

Likewise, in order to open and develop Chinese market and to build a good product and company image in Chinese market, many renowne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tend to adopt the target-language-culture oriented and re-creative strategy of translation to cater to Chinese consumers’taste so as to promote sales.Chinese people like to use the characters with favorite and fine meaning to name things to express a good wish.So many foreign enterprisers have been aware of it and done a good job.Let’s see some examples:

7-up (drink) 七喜Marlboro (cigarette) 万宝路

Pepsi-Cola百事可乐Goldlion (tie) 金利来

Ford (automobile) 福特BMW (automobile) 宝马

In the above examples, the favorite characters to Chinese are easily found in the translated versions, such as“福” (happiness) , “乐” (pleasure) , “喜” (happiness) , “利” (profit) , “宝” (treasurable and precious) .These characters can easily touch the consumers and arouse their sympathy to get action.

Sprite (a kind of soft drink) is translated into“雪碧”which sounds and means“cool”and“pleasant”in Chinese.“飘柔”is a rewriting of Rejoice which implies the smoothness and softness of hair after the use of Rejoice.

All in all, advertising translation aims to open a new market and promote sales in it.Translation of brand names plays an important part, since to promote sales of a product usually means to promote a certain brand name of the product and set up a best image of the company.Whether or not the translated brand name gets success makes a tremendous impact on target consumers’decision of purchase.To reach the aim of persuading the consumer into purchasing the advertised products, the translation of brand names should adapt to target language and culture so as to exploit the persuasive function of advertising at its best.

4.2 The translation of slogans

A slogan of an ad is regarded as the eye of the ad and should be eye-catching and impressive.The majority of successful ads owe much to their slogans.Like the brands, slogans are an equally critical part in any advertisement.The main purpose of a slogan is to maintain the continuity of advertising campaign, grasp consumers’attention and promote the sales of the product.Therefore, an advertising slogan should be smooth to read, easy to remember and attractive enough to persuade the target reader.

In translation of slogans, to help target consumers to understand and remember the versions, a wise translator should take advantage of target linguistic features in the context of target culture.The following examples serve to give a better analysis.

(1) Nescafe, good to the last drop. (Nescafe ad)

雀巢咖啡, 滴滴香浓, 意犹未尽

(2) Where there is a way for car there is a Toyota (Toyota ad)

车到山前必有路, 有路必有丰田车

Four-character compounds and parallel structures are two typical linguistic features in Chinese language.Four-character compounds are frequently applied in Chines to convey profound sense in very simply structures with strong rhythm, such as translated version 1, while parallel structure serves for emphasis and heighten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expressions by balancing word and word, phrase and phrase, and sentence and sentence, as illustrated in translated version2.Due to the expressive and effective impact they can make, four-character compounds and parallel structures are widely exploited in Chinese advertisements, especially in slogans.Furthermore, they are easy to remember.Therefore, they are appropriately employed in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to Chinese.With the help of the two devices, the translated versions in 1 and 2are smooth to read and easy to remember and leave a deep impression on Chinese consumers.

In addition, rhetorical devices can be used in target language to achieve the intended persuasive effect.For example, translation2 copies a Chinese proverb“车到山前必有路, 船到桥头必然直”which means that everything will eventually sort itself out.The latter part of the proverb is changed to“有路必有丰田车”to emphasize that Toyota is in great demand.The parody gives a sense of humor and familiarity that will make the version easy to remember.

In order to project a preferable image of the advertised product and to promote sales, the advertising slogans are specially designed to be attractive, persuasive and unforgettable to develop continuity for an advertising campaign.Likewise, in order to translate the original slogans as attractive, distinctive and effective as possible, translators should make use of target linguistic characteristics in the target cultural context.Therefore, target-language-culture oriented and re-creative strategy in translation is necessary and inevitable.

5 Conclusion

Through the above investigation of various aspects of advertising translation, we can find that ad translation is different from translation in other fields as follows:

Advertisements are typical texts with high commercial value, and the terminal target of all advertisements is the promotion of sales.Accordingly, ad translation should serve to fulfill the purpose and function of the ad in the target market.Therefore, word-forword translation cannot help to achieve the goal, and it is inevitable for the translator to make appropriate adaptation so that the rendered text can be consistent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arget language and culture.Only in this way, can the target consumers accept the ad and be persuaded to get action of purchase.The translation of ads can thus be viewed as successful.

The German Functionalist translation theory has made a breakthrough from the traditional equivalence-dominated translation theory to a certain extend.The functionalist theories have subverted the dominance of the source language in translating process and the equivalence in translation evaluation.Instead, it attaches most importance to the purpose and function of the target text, taking purposeful rule as the basic and top-ranking translation rule.According to this rule, adaptation in translation is always favored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purpose of the target text.In this sense, functionalists approach is the most suitable and practicable theory to guide advertising translation which is much skopos-loaded.Combining the essence of functionalist approach and the function of advertising, the writer tentatively advances target-language-culture oriented and re-creative strategy to guide ad translation.

As Eugene Nida said in his lectur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Culture, language and culture are always in a process of change and tend to be enlarged.So it should not be ignored that language and culture are of great ability to accept each other.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and economy,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have more and more chances to communicate and exchange in many fields, with different cultures from different counties and regions have penetrated into each other.Therefore, translators may sometimes take the culture blending into account while translating ads, because the alien concepts and ideas may seem novel and attractive so as to motivate the target audience to get action of purchase.In this way, the function of the translated advertisement is also fulfilled.

In a word, Functionalist approach and the target-languageculture oriented and re-creative strategy are respectively the most appropriate theory and rule to guide advertising translation.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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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unday, Jeremy.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M].London:Routledge, 20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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