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精神论文

中国人的精神论文（精选12篇）

中国人的精神论文 篇1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 不仅有悠久的种茶饮茶历史, 更形成了内涵丰富的茶文化。随着茶叶贸易的开展, 茶被带到了世界各地, 而茶道精神也随着茶叶贸易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成为人们争相了解中国的一种渠道。奥运起源于古希腊, 在近代欧洲重新兴盛。奥运不仅以其追求体育运动的极限之美感染世人, 更以“更高、更快、更强”的奥运精神吸引着全球人的目光。当这两种精神在世界的某个角落相遇, 碰撞出奇妙的火花。

1 中国茶道精神与世界奥运精神历史渊源和内涵

1.1 中国茶道精神的源起和内涵

从神农尝百草发现茶开始算起, 茶已经有了近五千年的历史。茶叶最初作药用, 后用于饮食, 再后来成为一种饮品。随着茶叶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愈来愈重要, 便产生了一系列与茶相关的文化活动。茶的种植, 品茗也形成了一套体系, 自此茶文化开始形成, 古人也将之称为茶道。茶文化的形成有一个萌芽、形成、发展的过程,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 茶道精神处于萌芽时期, 唐朝时期陆羽写的《茶经》一书, 使茶有了完整的体系, 再加上文人学士和统治阶级的推崇, 丰富了茶文化。宋朝时期, 茶文化发展到高峰, 不仅有人饮茶成痴, 爱茶如命, 民间更是斗茶之风盛行。明清时期, 茶道精神进一步完善, 发展成为日益成熟的中国茶道。茶道在形成过程中受到儒佛道等多种传统思想的影响, 思想内容复杂。大致总结起来, 将其茶道精神用四个字概括:和、清、静、寂, 这也是中国茶道精神的精髓。

1.2 世界奥运精神的发源与内核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起源于公元前8 世纪的古希腊, 它最初是产生于原始的宗教崇拜。古希腊城邦众多, 战争不断。为了应付战争, 各城邦国家都加强对本国公民的体育锻炼, 进而增强公民的素质。后来人们对连绵不断的战火感到厌烦, 于是才定了一个“神圣休战月”。在这个月里各城邦不得征战, 而是开展军事训练和体育运动, 逐渐就演变成为以体育竞技为主的全民运动会。后来逐渐产生了圣火传递, 凡是圣火所到之处, 各地必须休战。在这个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早期的以和平、尚武、尊神、友谊、公平为主体的古代奥林匹克精神。后来奥林匹克运动在公元3 世纪被禁止, 沉睡千年之后, 在16-18 世纪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兴起, 奥林匹克又重新回归到人们的视野。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于1896 年的希腊雅典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以“和平、公正、友谊”为宗旨, 吸引来自世界各地人们的关注, 奥林匹克运动也演变为一场国际性的运动。而在竞技体育的同时, 奥林匹克运动更以其超越国家和种族的精神感染、吸引着世人。奥运精神在追求竞技体育的”更快、更高、更强”的同时, 同样寄予了人类奋斗的目标是为了全人类的发展, 因此每个人都应该秉承着“和平、友谊、进步、公平”的信念不断努力。

2 中国茶道精神与世界茶道精神的共同点

2.1 人文关怀

中国茶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受到儒教、道教和佛教的影响, 体现出对人的关怀和生命的关怀。[1]儒家的“仁”的思想提倡“仁者爱人”, 心怀“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天下”的社会理想。佛教也怀抱着普度众生的思想, 收纳受苦受难的群众。与此同时, 人们还可以在品茶中参悟人生哲理, 这就显得尤为重要。现代奥林匹克精神在西方人文主义的影响下, 也注重对人的关怀。它强调通过体育运动展示人的本质力量, 倡导人的尊重, 谋求人类的全面发展, 提倡积极健康的生活哲学, 进而维护社会和平。而奥运中对公正的追求也正是出与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

2.2 积极进取

中国茶道精神中充分吸收了儒家积极进取的思想, 并且指导着人们的人生处事。儒家不仅主张安贫乐道, 还主张切磋琢磨。让人面对困境时不仅要不谄媚, 富裕而不骄傲, 还要学会在逆境中磨练自己, 在困难中成长。[2]在人生顺境的时候, 依靠品茶磨练心性, 不骄不躁, 身处困境中仍然能够在饮茶中自我排遣, 自我升华。这便是茶道的内涵, 进可攻, 退可守, 积极进取, 处之有道。奥运匹克运动更是以积极进取精神为主要的动力。它通过追求体育运动的极限之美, 克服身体限制的困难和环境条件的艰苦, 不畏艰险, 努力拼搏, 其进取的精神感染了数以万计的人民, 鼓舞着他们加入到这一人类的和平事业之中。

2.3 注重健康

中国茶道除了丰富的精神内涵外, 还有形成了系统的养生之道。因为茶叶本身就具有养生的功能, 绿茶美白皮肤, 降低血脂, 改善贫血, 还能防癌, 红茶有利于减肥帮助肠胃消化、利尿、强健心肌, 乌龙茶减肥美容、降低胆固醇。除此之外, 人们通过喝茶可以凝神静气, 愉悦心情。茶与禅道结合, 在喝茶中静心禅思, 参禅悟道, 体会人生, 也是一个养生的过程。[3]而奥运精神其最初举办的宗旨也是为了加强体育训练, 提高身体素质。古代希腊人认为健康的身体是健康生活的保障, 健康的灵魂是建立在一个健康的躯体之上的。所以在西方的雕塑和绘画作品中多是展现人的形体健美。现代奥林匹克精神更是以“更快、更高、更强”作为体育运动追求的目标。

3 中国茶道精神与世界茶道精神的差异性

3.1 虚幻与现实

中国古代思想侧重于直觉思维, 主要是依靠人的主观意识判断和对待事物。[4]因此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虽然丰富, 却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对其思想做出完整的正确表述, 即注重虚化的模糊表达。这表现为文学、艺术、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诸如在绘画作品中, 留白手法的处理让人们透过虚假的幻想得到美的体验, 在文学创作上也偏好通过表面的现象进而隐喻所要表达的真正思想。注重虚幻的思想也深刻影响到了中国的茶文化, 在茶礼中有许多是用于客套的虚礼, 而人们也总是透过茶产生丰富的联想。

与之相反的, 西方自古以来就崇尚科学和实证。从古希腊开始, 其哲学思想便是在对万事万物的观察开始的, 进而又在理性思维的指导下, 形成了系统的哲学思想。而也正是由于西方人注重科学实证的精神才能使他们从地心说的束缚解脱出来, 发现“日心说”, 也才能发现地圆学说, 进而从欧洲走向世界。同时对私有权的保护使西方的法律制度发展非常完善, 这就促使奥运会在形成中不仅形成了完善的比赛体制和评分体制, 而且还注重维护比赛的公平。

3.2 和谐与竞争

中国古代向来提倡以和为贵, “和”的思想也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早期的儒家提倡中庸之道, 即“不偏不执, 淡薄明志”。为了维持和的局面, 孔子提出用礼来约束人, 进而来达到“和”, 还提出“仁”的思想, 从内心道德上约束人们。在交友中也提倡“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和乐思想。而在中国盛传的佛教也追求的与世无争的世界, 为此, 佛教主张“顿悟”, 通过提高人的内心修为来达到人的内心平静, 不追名逐利。还通过普度众生的思想让人类世界大和。中国茶文化在形成过程深刻受到儒家和佛教文化的影响, 也主张“以和为贵”。

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西方文化特别注重对“力”与“利”的追逐, [5]它主张的内容与中国的“和”文化正好相反, 开拓进取的精神鼓励人们去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在这种思想驱动下, 形成了西方人注重公平竞争以获得个人利益的性格。从古罗马角斗士激烈角逐到中世纪西欧各国以强权争夺领土, 再到殖民运动的兴起, 新航路开辟, 处处充满着西方人的竞争意识。由此体现在奥运精神上就是注重“力”的追求, 讲究公平竞争。

3.3 内敛与外显

中国茶道精神是在中国国土上孕育出来的, 其思想深刻受到中国传统社会的影响。中国古代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 “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这是人们的生活常态, 而古代圣人也说“齐家治国平天下”, [6]从这些可以看出中国人崇尚安稳, 无论是从个人的修身养性, 还是到国家的长治久安, 安定平和都成为人们的理想追求。在这种社会环境的影响下, 中国人形成了沉稳内敛的性格, 更加注重对人自身的探索。茶文化充分吸收这种思想, 也讲究含蓄内敛, 这在中国的茶礼、茶俗中都能得到很到的体现, 如在敬茶时主人自谦的称谓等。

与中国茶道精神相比, 奥运精神更加注重外显。奥运起源于西方, 漫长的海岸线使西方人拥有广阔的胸襟, 同时也激励着人们去探险和奋斗。之后随着殖民时代的到来, 人们纷纷将目光投向广阔的海外, 开辟了新航路, 放眼全球。而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更加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将人从中世纪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更加注重人的价值, 主张人要勇敢地开拓。这种开放的环境造就了西方人开放、进取的性格特点, 这反映在奥运精神中就是更加注重对自我的彰显, 主张通过体育运动充分展现自己的实力和魅力, 进而也形成了奥运精神外显的特质。

4 结语

中国的茶道精神从东方出发, 远渡重洋, 达到西方, 奥运精神从希腊发源, 穿洋越海, 站在东方的土地上。二者以其共同的思想和谐相处, 以不同的文化各放光彩。

摘要：2008年北京奥运上, 中国提出了“人文奥运·茶香世界”的主题口号, 首次将茶与奥运连接在一起。这两种看似截然不同的事物是如何产生联系并走到一起的, 许多人都带着诧异的目光。本文将从二者的思想源头进行分析探索二者的异同, 进而将中国的茶道精神与世界奥运精神融合到一起。

关键词：茶道精神,世界奥运精神,异同

参考文献

[1]马歆乐, 马业康, 刘恒.古今奥运会之异同——基于人文精神之辨析[J].新疆社科论坛, 2013 (1) :68-72.

[2]郭兆霞.奥林匹克教育历史演变研究[D].北京体育大学, 2010.

[3]尹小光.中国传统体育性质与西方体育性质的比较研究[D].北京体育大学, 2001.

[4]李鹏.论古希腊文学中的奥林匹克精神[D].天津师范大学, 2007.

[5]梁巧英.道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D].四川大学, 2004.

[6]张键华.中西体育文化比较[D].武汉体育学院, 2014.

中国人的精神论文 篇2

功勋科学家 孙家栋

颁奖词：

少年勤学，青年担纲，你是国家的栋梁。导弹、卫星、嫦娥、北斗，满天星斗璀璨，写下你的传奇。年过古稀未伏枥，犹向苍穹寄深情。人物事迹：

孙家栋，87岁，中科院院士、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孙家栋的一生与中国航天的多个第一密切相连。孙家栋是中国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颗遥感探测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是中国通信卫星、气象卫星、资源探测卫星、北斗导航卫星等第二代应用卫星的工程总师，是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他领导下所发射的卫星奇迹般地占整个中国航天飞行器的三分之一。2009年，获得中国国家最高科技奖。

火海救人英雄 王锋

颁奖词：

面对一千度的烈焰，没有犹豫，没有退缩，用生命助人火海逃生。小巷中带血的脚印，刻下你的无私和无畏，高贵的灵魂浴火涅槃，在人们的心中永生。人物事迹：

王锋，男，38岁，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广阳镇古城村人。2016年5月18日凌晨，南阳市卧龙区西华村一栋民宅突发大火，浓烟迅速吞没了整栋楼房。租住在一楼的王锋发现火情后，义无反顾地三次冲入火场救人，20多位邻居无一伤亡。第三次从火场出来时，王锋已快被烧成了“炭人”，浑身都是黑的，神智已不清醒。从住处到临近的张衡路口，大约五六十米的距离，一路上都留下了他血染的脚印，王锋的事迹报道后，全国各地爱心人士纷纷慷慨解囊捐款相助，至5月底捐款达250余万元。2016年10月1日下午，王锋因多脏器衰竭离开了人世。

扎根乡村36年的最美教师 支月英

颁奖词： 你跋涉了许多路，总是围绕大山。吃了很多苦，但给孩子们的都是甜。坚守才有希望，这是你的信念。三十六年，绚烂了两代人的童年，花白了你的麻花辫。人物事迹：

支月英，女，江西省宜春市奉新县澡下镇白洋教学点教师。1980年，江西省奉新县边远山村教师奇缺，时年只有十九岁的南昌市进贤县姑娘支月英不顾家人反对，远离家乡，只身来到离家两百多公里，离乡镇45公里，海拔近千米且道路不通的泥洋小学，成了一名深山女教师。36年来支月英坚守在偏远的山村讲台，从“支姐姐”到“支妈妈”，教育了大山深处的两代人。

大学生村官 秦玥飞

颁奖词：

在殿堂和田垄之间，你选择后者。脚踏泥泞，俯首躬行，在荆棘和贫穷中拓荒，洒下的汗水是青春，埋下的种子叫理想。守在悉心耕耘的大地，静待收获的时节。人物事迹：

秦玥飞，耶鲁大学毕业，现任湖南省衡山县福田铺乡白云村大学生村官、黑土麦田公益(Serve for China)联合发起人。大学毕业时，秦玥飞选择回到祖国农村服务，至今已是第六个年头。

2011年，秦玥飞到衡山县贺家乡任大学生村官，为当地改善水利灌溉系统，硬化道路、安装路灯，修建现代化敬老院，为乡村师生配备平板电脑开展信息化教学……2013年被评为央视“最美村官”，立个人一等功一次。2014年服务期满，秦玥飞认为“输血”并非最可持续的乡村发展模式，放弃提拔机会，转至白云村续任大学生村官，用“造血”建设乡村。

壮烈牺牲的歼15飞行员 张超

颁奖词：

那四点四秒，祖国失去了优秀的儿子，你循着英雄的传奇而来，向着大海的方向去降落。你对准航母的跑道，再次起飞，你是战友的航标。人物事迹： 张超，男，30岁，海军某舰载航空兵部队正营职中队长，一级飞行员。2016年4月27日，张超在驾驶舰载战斗机进行陆基模拟着舰接地时，突发电传故障，危机关头，他果断处置，尽最大努力保住战机，推杆无效、被迫跳伞，坠地受重伤，经抢救无效壮烈牺牲。此前，张超是“海空卫士”王伟生前所在部队优秀的三代机飞行员，全团6名“尖刀”队员中最年轻的一员，曾数十次带弹紧急起飞驱离外军飞机。

大国工匠 李万君

颁奖词：

你是兄弟，是老师，是院士，是这个时代的中流砥柱。表里如一，坚固耐压，鬼斧神工，在平凡中非凡，在尽头处超越。这是你的人生，也是你的杰作。人物事迹：

李万君，中车长客股份公司高级技师。2016年被中组部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为了在外国对我国高铁技术封锁面前实现“技术突围”，李万君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钻劲儿、韧劲儿，一次又一次地试验，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核心试制数据，积极参与填补国内空白的几十种高速车、铁路客车、城铁车转向架焊接规范及操作方法，先后进行技术攻关100余项。如今，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的转向架年产量超过9000个，比庞巴迪、西门子和阿尔斯通等世界三大轨道车辆制造巨头的总和还多。

四川爱心医生 梁益建

颁奖词：

自诩小医生，却站上医学的巅峰，四处奔走募集善良，打开那些被折叠的人生。你用两根支架，矫正患者的脊梁，一根是妙手，一根是仁心。人物事迹：

梁益建，医学博士，四川省成都市三医院骨科主任。梁益建多年前学成回国，参与“驼背”手术3000多例，亲自主刀挽救上千个极重度脊柱畸形患者的生命，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极重度脊柱畸形矫正专家。近可能的为患者着想，是梁益建的工作守则。到医院求治的病人，很多经济条件都不好。为了让患者尽快得到治疗，他处处为病人节省费用外，还常常为经济困难的患者捐钱，四处化缘。碰到有钱的朋友，他会直接开口寻求帮助，甚至尝试过在茶馆募捐。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获得帮助的患者接近200位，金额近500万元。

红丝带学校创办人 郭小平颁奖词：

瘦弱的孩子需要关爱，这间病房改成的教室是温暖的避难所。你用十二年艰辛，呵护孩子，也融化人心。郭校长，你是风雨中张开羽翼的强者!人物事迹：

2004年，临汾第三人民医院院长郭小平看到艾滋病区的几个孩子到了上学年龄却没法上学，便和同事一起办起了“爱心小课堂”，在社会各界的帮助和支持下，2006年9月1日，临汾红丝带学校正式挂牌成立，2011年学校被列入正式国民教育序列。临汾红丝带学校是国内唯一一所艾滋病患儿学校，郭小平目前担任临汾市红丝带学校校长，艾滋病感染儿童在这里接受治疗的同时也能安心接受与正常孩子一样的教育。多年来，郭小平创建红丝带学校一事，在社会上也受到不少争议，郭小平一直在艰难中努力坚持。

新疆焦裕禄 阿布列林

颁奖词：

在细碎的时光中守望使命，以奋斗的精神拥抱生活。执法无私，立身有责，恪尽职守，勤勉为公。在这片土地上，红柳凝聚水土，你滋润心灵。人物事迹：

阿布列林·阿不列孜，男，维吾尔族，新疆哈密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退休干部。1968年，阿布列林曾经在途径河南时访问兰考焦裕禄故居。这次兰考之行影响了他一生。工作46年来，阿布列林不管是当农民、当工人、当检察官，不管在什么岗位，都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工作，像一颗螺丝钉，拧到哪儿都不会松扣，他坚持依法公正廉洁办案，维护民族团结，努力做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曾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一等功。

量子通讯科研带头人 潘建伟

颁奖词：

嗅每一片落叶的味道，对世界保持着孩童般的好奇，只是和科学纠缠，保持与名利的距离。站在世界的最前排，和宇宙对话，以先贤的名义，做前无古人的事业。人物事迹： 潘建伟，46岁，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2016年8月16日，由我国科学家自主研制的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它将在世界上首次实现卫星和地面之间的量子通信。这将是跨度最大、史上最安全的通信网络。这个项目的首席科学家正是潘建伟。其研究成果曾6次入选两院院士评选的“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5次入选欧洲物理学会评选的“物理学重大进展”、4次入选美国物理学会评选的“物理学重大事件”。

特别致敬中国女排

人物事迹：

北京时间8月21日，巴西里约热内卢小马拉卡纳球场，中国女排3:1击败塞尔维亚队，时隔12年历史上第三次捧起奥运会冠军奖杯。

郎平和她的队员们在小组赛出师不利的情况下上演“绝地反击”，东道主巴西、小组赛曾战胜自己的荷兰和塞尔维亚都没能挡住她们前进的脚步。

对于向来有“女排情结”的中国人而言，这个冠军重于千钧，五星红旗飘扬那一刻，《义勇军进行曲》响起那一刻，激动与幸福的泪水美于一切。

感动，是一种力量，它总能直抵灵魂，温润心灵。

《感动中国》的意义之一就是给所有的观看者以信心：不要沮丧，不要失望，也不要去抱怨，有很多能让你感动的人，一直就在你的身边。

《诗经》，中国人的精神家底 篇3

“他山之石，可以为错；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是《诗经·小雅·鹤鸣》里面的诗，是西周先王时期作品。实际上，这个诗主要是开阔我们心胸，放开我们的视野，它山之石，里面还涉及科技问题，玉石的硬度仅次于金刚石，要磨它必须要靠他山的石头。也就是说我们要研究我们自己，我们应该借助于什么？借助当代西方在人类学、社会学、哲学各方面的成就，我们不能关上门刀枪不入。

我研究《诗经》20多年的时间了，《诗经》自身是一个蕴藏很深厚的东西，这个矿井打得越深，它蕴藏丰富性就展示出来，所以它总是让我着迷。

中国文化的根在《五经》

《诗经》年代比《论语》要早，《诗经》创造，应该说诗歌创作差不多结束的时候孔子才出生（不是说所有作品）。所以，孔子有一些很重要的思想来源于他读诗的启迪与生发，《论语》里边实际上也记载了这些东西，比如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论语》中，孔子与学生子夏就谈论过这几句诗。最近出土的战国竹简文字《孔子诗论》，如果这个文献是真的话，我们可以相信，对《诗经》进行意义上的阐释，不再把它当成一首一首的歌来唱，而是读它，讨论它，应该是从孔子开始。《孔子诗论》记载了孔子对数十首诗篇的看法。孔子那个时代似乎诗还有时候在演唱，不要忘了《诗》最早是唱的。所以，孔子“读”《诗》，应该是开了个先例，所以它对诗，有这样一个新态度。这就是孔子与《诗经》之间的关系。

儒家有特点，它是周文化的忠实继承者。以现有文献论，特别是出土文献，土文献多了，对有些问题看清楚了。比如说像“内圣外王”这个理论，过去都以为是儒家的发明，实际上不是。它只是儒家阐释的。这个观念，在《诗经》里实际就有表达，如《大雅·思齐》写周文王的母亲、祖奶奶，如何有德，如何会教育自己，就说到“内圣外王”，是德行由内向外推，在《诗经》已说得很清楚。过去人们不太重视这一点，是因为《诗经》单文孤证，只是那样一说。最近研究结果，《尚书·尧典》这个文献，非常有可能是西周中期写出的。《尧典》一上来说尧，就是一个“内圣外王”的格局。这也是西周文献。所以，这就是儒家与周代文化的关系。儒家阐发西周的经典，产生的自己思想。

所以说，中国文化的根在《五经》；谁最早从《五经》那开辟它的源泉，去勾连它，把它所蕴含的精神资源与民众生活联系起来，是谁？是儒家。我们现也注释《诗经》《尚书》的工作，不过是沿着古代儒家的工作接着做而已。

《诗经》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底

我们看一个文学作品，比如看周代东西，是往后看还是往前看。我的看法，第一，首先要顺着根子的方向往后看，也就是追溯原始；第二，还得往前看，顺着苗子的长势往前看。《诗经》那个时代，在中国文化史上，先民正在脱离了文化的原始世界，在走向自己民族文化世界的创新。

《诗经》这部书，对我们中国读者来说，可能与西方学者对他的态度不太一样。我们对他情感深厚，因为他记录这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之根。就说中国人，你从哪去找中国人最早的表现？像葛兰言那样的研究态度，《诗经》的歌唱与全世界都一样啊！的确，人越是原始，全世界人越是都一个样，一开始我们都不穿衣服，茹毛饮血。但是，一进入到家国社会以后，一进入到文明的单独创作以后，会出现民族文化的鲜明的差异。

就《诗经》记录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的精神而言，可以简单概括如下：一、它强调“家国之和”，二、强调“上下之和”，三、注重“男女之和”。这都显示我们这个文化的特殊性。好婚姻，诗篇赞美。比如说像周文王，诗篇告诉人们，周文王为什么圣贤？因为他有个好家庭背景，有好母亲的教养。《论语》中，孔子高足有若说：一个人在家孝悌，在外面就不会犯上，不好犯上，也就不会作乱。这说的是什么？好家庭产生好的社会成员。就是这个逻辑。

说起来，中国是个单线索社会，周代，是一个家族领袖率领本族群即其他追随者一起打天下，坐天下。西周建立后，又实施封建，一个诸侯，例如魯国，从陕西带了一两千人，到山东建一个国，如果不处处照顾自己带过来的这些人，不讲究上下和谐，怎么能在山东站住脚，怎么能以一个“国”（就是城郭）为依托，统御广大的乡野？只有照料好带来的基本民众，“国”就稳定，只有上下团结和谐，政权才能稳定。所以，上级的贵族要经常请下属吃饭、饮酒。当然还包括赏赐。

举一个例子，孔夫子生儿子时候，大概23岁，正为儿子起名犯难的时候，鲁昭公送了他一条鱼。孔子灵感来了，就叫儿子孔鲤，字伯鱼。中国古人讲上下和谐，这就是我们精神底盘。

另外《诗经》有大量唱给服劳役或者到前线打仗的人的篇章，例如打仗时候，要唱诗给将士，为什么？因为他为国家做出牺牲，所以我们必须向他表示敬意，必须向他的家庭，想那些苦守在家里期盼丈夫归来的闺中人致敬。这就是“家国和谐”。

《诗经》里边实际上如果完整一看精神线索，几条探索，始终在弹奏着，什么时候这几条线折了，这个时代完了。从整体上讲，它为什么是一部民族经典，难道就是因为它是记录了原始民歌吗？我们现代不少学者，喜欢用爱情观点去解释它，没那么简单！从江汉平原到燕山山脉，东到大海，西到陕甘，在这样一个广大地域上，把众多人群统一起来，建立一个伟大的王国，那时候的政治智慧，绝对不是简单的。

责任编辑 王海珍

中国人的精神论文 篇4

首先从“取象”开始, 就意味着对事物要有一个整体的印象, 才能将事物的“象”, 即它的外观特征掌握在脑海中, 进而根据这样的“象”来探讨该“象”所具有的内在意义, 最后再将具有相似意义的“象”归为同类。这个思维过程包含了以下几个关键点:第一, 对整体性的把握;第二, 形象与意义之间的象征性;第三, 事物相互之间的关联性。这三个关键点形成了中国近现代以前的著作以及相关的学说与研究的立论基础, 它其实也就是“中国式”思维的逻辑要点。因此也可以说中国传统精神的形成, 首要一点在于它思维的逻辑形式, 根据这种思维的逻辑形式最终延伸出了丰富博大的中国文化。就像中国汉字的衍生似乎是一个树形滋生的过程1一样, 中国文化的发展也具有类似的特点, 从最早的阴阳五行观念, 到继承了原始巫祝文化的《周易》, 再到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学说, 它们就像中国文化长河的源头, 其后的文献著作几乎都是在它们思想的基础之上衍生、扩展、发祥。以中国儒家经典文献为例, 在汉代, 以《易》《诗》《书》《礼》《春秋》为“五经”;至唐代有“九经”, 包括《易》《诗》《书》《周礼》《仪礼》《礼记》和《春秋》三传;五代时蜀主孟昶刻“十一经”;南宋最终确立了“十三经”。这前前后后, 又有约70余部为“十三经”所作的注疏、集注等2。再如被称为“群经之首”的《周易》, 在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所有图书的《四库全书》中与之相关的图书就有48部之多, 而《周易》本身包括经和传, 其中《易传》据传就是孔子为解读《易经》中的哲理而作的。正因为文化的衍生也是一种树形的、由少及多的形式, 因此虽然中国文化的内容丰富庞杂, 但其间总有隐藏的脉络可以溯本回原, 而传统精神的确立, 正是基于这种隐藏在文化中的具有统一性与延续性的脉络。唐君毅先生在《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中谈及中国古代的自然宇宙观时写到“中国古代之自然律, 亦非由神自外赋予或自上而安置于下, 而是内在于自然万物自身的”3。它是通过直接经验总结的万事万物的共性, 通过对现象与事实的所见所闻而总结的万物的运行变化与作用规律。要获得这种规律, 必然要在一个整体之上有一个连续性的观察, 这个“整体”或者在一个时间周期内, 也或者是在一个完整的空间内, 而中国古代更是将时间和空间转为一体, 时间既是时间上的时间, 也是空间上的时间;同理, 空间既是空间上的空间, 也是时间上的空间。春、夏、秋、冬四季是一个时间上的周期, 同时也是东、南、西、北四个空间上的方位, 这就是一种统一性的表现;同时, 万物在春天生长发育, 在夏天繁荣壮大, 在秋天收获, 在冬天贮藏, 这则是一种延续性的表现。最终将这种统一与延续系统化的集大成者即中国的阴阳五行思想体系, 这个思想体系形成了与西方文明乃至现代文明迥然不同的中国古代自然宇宙观。这种自然宇宙观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数千年, 因此与之相应的中国传统精神也就必然带有这种观念的影子。

中国古代是一个礼制国家, 有很多礼仪制度, 在上古时代就已经存在, 它的核心思想其实就是对秩序的解读, 正因为宇宙自然与人与社会是一个巨大的整体, 那么要想这个整体可以良好的运行下去就需要用秩序进行规范, 对秩序的不同理解和解读贯穿在整个中国文化中, 并形成一种持之以恒的传统, 如儒家经典文献“十三经”中有三部都是在讲礼仪, 而礼仪的目的就是对人的行为进行规范, 并参照天地的秩序来安排人间的秩序——“正因为天地有如此秩序, 所以处理人间问题的仪式中也要表现出对应的秩序”4。“天子祭天地”“祭四方”5都要仿效天象, 因此为了表达对天地、鬼神和祖先最大的敬意, 会把礼品分出种种用途, 把参与者分出种种等级, 把祭祀场所安排出象征不同意味的方向和位置6, 这其实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主义”的发端。而后来的孔子将这些上升到了哲学思想的高度, 并形成了对人心、对伦理的总结与期望, 于是在他和他弟子及他后来的继承者们的推动下, 礼制结合了儒家“仁义道德”的思想成为了社会的法则, 国家的法律。另一方面中国人在进行逻辑思维的习惯上就对形象和意义之间的象征性特别关注, 而“礼制”的根本也源于对秩序的象征, 所以古代中国人很多时候在形象与意义之间建立的象征关系是一种高于一般意识的, 是法制与权威的精神体现。另一方面“所有事物之间都具有关联性”的思维习惯也影响着象征与人的关系, 甚至使得古代中国人认为象征与人之间不是简单的象与不象, 而是它会确确实实的影响人的身体、命运等, 象征有时竟取代了事实, 成为意义所在。这些认识在儒家学者一次又一次的文化梳理与国家权力一级又一级的强力执行中被固化成为古代中国人生活的规范和行为准则, 于是“礼制—象征—思想”演变成一个整体, “礼制”代表的是国家的制度规范, 是生活的行为准则;“象征”代表的是秩序与形象的中介, 是形象与思想的中介, 也是日常生活与意识形态的中介;“思想”是意识形态, 当它被孔子上升到哲学高度之后, 它代表的是古代中国人由“礼制”和“象征”演变而来的人生价值观、对儒家的理想世界进行追求的精神境界, 并最终成为中国传统精神的一部分, 或者从另一个侧面来说, 中国式的象征主义必然反映在礼制中, 而中国的礼制也必然表现出中国式的象征主义。当然不仅是孔子, 中国历代的学者都在对“秩序”进行着阐释, 与孔子几乎同时代的“黄老”学说、墨子推行的墨家制度等, 以及后世将天地的自然秩序, 即“道”转变为人间的“理”7的思想无不反映着中国人对秩序的追求。

中国传统精神形成原因还来自于中国的艺术精神。无论人们怎么看待艺术的起源, 但艺术确实是最早伴随人类成长的文化形式, 中国文化的起源很早, 因此艺术的发展也源远流长, 至雅斯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时代”8, 诞生了古代中国全部的思想流派, 而这些思想家们几乎人人都对艺术进行过卓有见地的阐述, 它们构成了中国艺术精神的核心。如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论语》中有“子谓韶, 尽美矣, 又尽善也”, 提出“美”与“善”是统一的。美是艺术范畴的, 而善是道德范畴的, 美与善的统一, 也就是将艺术精神与道德精神联系在一起, 使人对美的追求等同于对自我人格的完善, 反过来说, 一个人人生价值的体现往往表现在其道德水平上, 但道德水平如何, 并不容易评判, 那么将道德与艺术关联之后, 就可以用艺术的标准来衡量道德。另一方面, 艺术成就本来并不是对人的必要要求, 但道德水平却是人格的一部分, 所以当孔子提出善与美的一致性以后, 艺术就成了中国人实现道德修养的一种手段, 艺术修养成为道德修养的一部分, 所以徐复观先生在《中国艺术精神》一书中提到孔子建立了“为人生而艺术”的典型9。这一思想随着后来儒家学说正统地位的确立, 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指南、精神传统。

在中国诸子百家学说纷纷建立的“轴心时代”, 还有一个不得不提到的、中国特有的阶层“士族”。士族阶层的形成正是由于“轴心时代”整个社会的巨大动荡, 原本被最高权力者垄断的掌握着知识和文化思想的贵族、史官等纷纷出现在各诸侯国里成为介于下层贵族与庶民之间的、从事知识生产的文化人, 他们被称为“士”, 其后在春秋末期到战国时期, 更有大量下层平民中受过教育的人也成为“士”并进入诸侯大夫的机构, 形成了一个不拥有政治权力却拥有文化权力的知识人阶层10, 他们在其后中国的历史当中甚至有与最高政治权力分庭抗礼的能力, 而也正因为他们的文化权力, 他们对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因此, 无论他们追求儒家的道德化艺术, 还是追求道家的艺术自由化, 他们的行为都会带动整个社会的文化潮流,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 中国的艺术精神也好, 传统精神也好, 往往由一般阶层酝酿, 而由士族阶层发酵、传播, 再反过去影响其他阶层, 最后形成社会的普遍传统。如此回顾中国的艺术精神, 除了儒家的艺术思想之外, 还有道家的老子和庄子的艺术论述, 以及墨子、韩非子等, 且不说他们艺术思想的具体内容, 关键是他们都是中国“士族”最早的缔造者之一, 其后中国历代继承和发扬艺术精神的文化人无一不出自于“士族”阶层, 当他们的态度扩散到中国所有的阶层中时, 他们所代表的、或所倡导的艺术精神就成为整个文化传统的精神支柱之一。所以当十九世纪末西方文化大举进入中国之后, 最先受到冲击的就是“士族”阶层, 而士族阶层原有传统思想的崩溃, 也引发了传统中国文化全面的动荡, 使得中国学者开始了在中西文化间寻找中国文化出路的痛苦之旅。中西两地的思维习惯截然不同, 中国人习惯于在直接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具有共性的规律, 在现象和事实中寻找变化的依据, 而西方的文化传统更喜欢追求形而上的思想推理, 也就是脱离经验与现象, 在纯“理”的范畴, 对“理”进行推导、论证以获得纯粹的“真理”, 再由“真理”演化公理、定理等等, 它们是一种纯理性的思考方式带来的完全抽象的思维认识的结果, 因此, 中西文化会产生巨大的矛盾冲突是必然的, 在这种必然的冲突面前, 中国的传统精神开始进入艰难的现代化进程, 中国的文艺观念也开始在冲击中向现代化精神转变。在短短一百年不到的时间里, 先是受欧洲近现代设计运动和日本艺术设计观念的影响, 之后又受中国极左政治思想也就是苏联文艺理论的影响, 再后又受到“唯经济和产业论”的影响, 当然随着的新艺术运动、装饰艺术运动、德国工业联盟、包豪斯、乌尔姆等现代理论思潮对中国艺术设计影响力的逐渐加深, 中国的知识与文化阶层反而纷纷开始反思中国本土艺术设计的出路, 中国的现代精神也随之产生。

综上所述, 中国在十六世纪以前的传统精神带有强烈的中国式思维方式的痕迹, 非常强调整体的统一性和延续性, “重融合贯通于一统”, 也就是注重整体的和谐、注重传承与融合, 而十六世纪之后, 中国传统精神开始受到西方文明习惯于截取整体的一个剖面进行显微镜式的分析, 这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的强力挑战, 直到二十世纪才完成了现代化的转变, 虽然因时代的飞速发展和海外诸国的影响而不断反复, 但经过几代人的不断努力, 已经使大部分中国人接受了这种现代化思想。然而进入新时代之后, 信息网络的飞速发展, 滋生了新的文化精神, 在原本的现代化精神之上开始注重群体效应、注重人和人的关系节点、以及伴随网络诞生了大量象征性图像和颜文字等, 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精神和现代精神再一次融合做出新的发展和改变的契机, 因此有必要对已有的传统精神重新进行审视, 用新的视角和更多元的方法建立既能体现中国文化的民族性又具有和世界同步的新时代文化精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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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中国人的精神》有感 篇5

西方曾有这样一个说法：“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奇人，他精通九种语言，学贯中西，本世纪之初，当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们大力宣讲西方文明的时候，他却用西方人的语言倡扬古老的东方精神，他的思想和文笔在极短的时间轰动了整个欧洲，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国人的精神》共有四十节，在辜鸿铭先生的所有著作中，可算是最有影响、较能反映他思想风貌的作品。本书主旨在于揭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从对中西方的宗教、哲学、语言、婚姻、女性、道德等等许多方面进行对比中肯定了中国文化的价值所在，极力鼓吹儒家文明较之西方文明的优越性。辜鸿铭先生不像其它学者一样抨击我们中国人，说我们的国民陋习，说我们的国民如何不争气，如何在世界上丢人现眼。而辜鸿铭先生在《中国人的精神》中描写的中国人是那么的可爱，那么的善良，那么值得尊敬。书中无不渗透着辜鸿铭先生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爱，浓浓的爱国之心溢于言表。中国人的精神是什么呢？辜鸿铭先生为我们呈现了他的观点。

中国人的精神有着绅士性的特点。他说中国人的绅士性并不是天性软弱，也不是脆弱屈服，而是没有强硬、苛刻、粗鲁和暴力。真正的中国人可能是粗卑的，但粗卑之中并没有粗野；真正的中国人也许是丑陋的，但他的丑陋却并不可怕；真正的中国人也许是庸俗的，但庸俗之中并没有侵略性；真正的中国人也许是愚蠢昧的，但愚昧之中却并没有荒唐；真正的中国人也许是狡黠的，但在他的狡黠之中却并没有邪恶。”也就是说，真正的中国人是和善的，但不是绝对的和善。就如毛泽东所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当中国人的切身利益受到危害时，中国人是团结在一起，共同对抗外来入侵的敌害。当年中国以一支在西方国家眼中不能称之为正规军的志愿军挡住了由18个国家军队组成的联合国军钢铁洪流的步伐，将其从鸭绿江边赶回三八线，不能再进半步。中国人在朝鲜战争中所表现的机智勇猛让美国人在建国170年以来第一次在一场没有获胜的战争协议书上签字。中国人活着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为周围爱他的人他为的人而活，他不轻易言战，但你威胁到他的生存，他的亲人，他就要站出来，与你拼命，维护他们最后的自尊。在国将破家将亡，他们对自己的生命毫不珍惜，随时都可以奉献。正是它，支撑了中国永远不倒，它是中国的财富，也是世界和平力量。

序言中，辜鸿铭先生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认为作为欧洲现代文明合法的、正统的德意志民族，目前要想不被毁灭并试图挽救欧洲文明，就必须克服那种对不义所抱的狂热、偏激、冷酷、刻毒和无节制的仇恨。因为这种仇恨导致了对强权的迷信与崇拜。而这种迷信和崇拜正是德意志民族不识轻重、蛮横无理的根源。”对的，人要理智，作为新中国的新一代人更应秉承祖先们所留下来的伟大而富有远见的精神。中国人一向爱好和平，以和为贵。而以欧洲为代表的旧西方的人，历史证明，是缺乏理性的人与野兽结合的生物。但随着时代的不断推进，新一代的中国年轻人的精神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思考层面都与前人有着较大的差异。在现代中国社会中，拜金主义成了人们界定人品的第一要义；富二代身份成了人们追捧的潮流；孝敬上司成了人们生活中的潜规则。这有何尝不是一种对强权的迷信和崇拜呢？辜鸿铭先生这一句话，用来作为解决我们中国现状的方法和建议也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参考意义。

辜鸿铭先生热爱中国文化。这是我在他谈到中国的语言时候感受到的。他认为汉语是一种心灵的语言。为什么外国人都觉得汉语很难学的一门语言，而中国的小孩子和普通人却觉得很容易？这是因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外国人在学习汉语的时候，用的是已经充满智慧的头脑，而不是用心灵。真正的中国人是具有“孩子般的心灵和成人的头脑的人”。中国文明是一个停滞的文明。必须承认，就中国人的智力发展而言，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为地限制了。但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国文明是一个循环的文明。自《易经》的问世，中国就被这伟大哲学思想所引领，造就了几千年经久不衰的中华文明。因此，我们与其说中国人的发展受到了一些阻碍，不如说她是一个永远不衰老的民族。简而言之，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就在于他们拥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

沿着那个中国人的精神之旅 篇6

素来喜欢读人物传记，看电影也一样，好传记类的，透过人生不也正是透过自己的心、透过远去又正在走来的历史。如同一个初秋的午后，偶然翻开一封不知怎么遗落的书信，不经意间的再次阅读，却有泪潸然，回忆与思想的风铃在檐下清脆，生命的触动与爱的涟漪……

初读《超越东西方——吴经熊自传》一、二章，就说不出的欢喜与愉悦。愉悦天生一段好文字，欢喜则含着喜出望外：吴经熊，这位法学家不是名作家吧，文笔之美，意蕴之丰，却不输于专业的：将波澜壮阔的人生历程，化作柔和而活泼的娓娓之述，鱼儿一般自由游来；感觉好像是去餐厅，意外得送了一个果盘。

果盘用毕，隐隐生出一点点艳羡——那个时代古文的功底尚在，有的还挺扎实，三千年的文气未断，又得新文艺、新思想的滋润，轻轻一捞，不是那么耀眼的亦不乏大家风范。还有啊，那时吴经熊和他的同学徐志摩跑到北方去学法律。第二年吴结婚了，还可转学到离家近的另一所高校，现在好像没这好事了。那时似乎文人没那么相轻，倒是哥们遍布五湖四海，至少吴经熊是朋友遍天下，与外国朋友经常通信，霍姆斯、庞德、施塔姆勒等世界顶级法学大师又指点又交流；国内朋友呢，无论名气大、名气小的，还是普通的神父、教友，常是相帮相抬，没见谁去举报谁，或暗中使个道道就给朋友丢翻的，故而即便在战乱贫乏时，他和妻子连同十三个孩子的特大家庭也幸而得以维持。连蒋介石和宋美龄都是把他当朋友。从自传所记，那时蒋是这个样子的：在抗战时期退到重庆了，“蒋……时不时想见我，我和他越来越熟了。他的人格和灵修给我很深的印象……他用红蓝两色铅笔在我的手稿上（吴经熊翻译的《新约·圣经》）做标记，在字句上作了不少富有思想的纠正”。尤其《马太福音》里的这处经文：“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佣人；谁愿为首，就必作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蒋读得很深入，并写下几多感思。

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回浙江奉化老家。恰吴经熊也最后一次回宁波老家，两人见面交谈后，秘书提议他俩合影留念时，“左比右贵，我拒绝坐在左边的椅子上，请他换一下位置。他不愿意，他说，请就座。尽管他面临着许多困难和试探，却仍极为镇静、和蔼可亲。他真是一个深得精神文化精髓的人”。啊，那个时代叫民国，距离最近却是遥远而陌生的一个时代；远得模糊、荒凉，这本自传将之活活拉近了，流动着的脉搏和温软的气息仿佛就在身旁。

于是乎，宛若黄昏闲步，我慢慢地走，慢慢地看。沿着吴经熊的精神之旅，穿越着一个时代，又反思着一个时代。无论哪个时代，我脚下的这片土地叫中国——她姓什么，要去哪里，她的疼痛和盼望的眼睛当举自何处。我亦人到中年，离吴经熊1951年用英文写作这本书的五十二岁不是太远了。五十而知天命，回首来路，吴经熊的精神之旅不也是那个时代洪流和思考的一个投影么？那为何不取名“信仰之旅”，全书紧紧扣住吴经熊的基督信仰来写的。我认同当今哲学家邓晓芒的观点：“真正的信仰是指那种超验的、彼岸的信仰，或者说是纯精神性的信仰。中国的民间信仰，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和实用性，中国人求神拜佛，就是希望神灵能够做到‘有求必应’，满足自己的愿望而已。”吴经熊十七岁信主，为循道宗基督徒，二十一岁到美国后信仰冷淡下来，远离上帝；三十八岁时神奇地峰回路转，重回基督怀抱，成为虔诚笃定的公教徒，而后至死不渝。相较而言，林语堂的《从异教徒到基督徒》只能算是认识之旅。

感谢《超越东西方——吴经熊自传》，有心之人在悦读之间不由自主地穿越心灵的隧洞，深入那个时代的某种隐而不语的实在精神：民国的脚踪下铺着的厚厚的金黄落叶，那就是从西方传来的基督教。胡文辉的《现代学林点将录》写道：“晚清以来，西方传教士随坚船利炮而至，教会于中国世俗社会的影响，远过于今日所能想象。故民国前后，有基督教背景的学人亦不在少，如洪业、林语堂、简又文皆幼年受洗；陈垣、王治心、谢扶雅、许地山、吴经熊皆信徒；杨宽晚年亦昄依天主，而徐松石为牧师，徐宗泽、方豪为神父，尤以神职而兼学人者也。”岂止是学者文人呢。民国中央政府建国初期的代总统、七成高官为基督徒，在民国初期的议会议员当中，基督徒的数量在六十多人，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这个数字在现在的欧洲国家议会，也属于少见。著名的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嘉树、母亲倪桂珍、他们的女婿孔祥熙、孙中山、蒋介石，及儿子宋子文、宋子安、宋子良等，可谓基督徒世家。民国政府总理唐绍仪、王正廷等，革命猛将黄兴、陆皓东、冯玉祥、佟麟阁等，日知会、黄花岗七十二烈士（1911）中四分之三均为基督徒。教育家刘湛恩、刘子如、当了十八年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南开之父张伯苓；“万婴之母”的医学家林巧稚；称为中国近代化的先驱何启；博学家冼玉清；第一位华人女护士黎亚妹；最早的工程师、铁路工程专家詹天佑；作家冰心、林语堂等，如同天上的繁星，在中国历史转型的将明未明之际，绚烂着，照亮着。而星星们背后的乃是大片大片的教会和教会学校，从孤儿院、福利院、小学、中学到大学，由于各种原因，这些星星们为何走向基督，基督带给他们怎样的人生影响，后人难以知晓。吴经熊自传的敞言、追问、曲折与赞美不仅让读者不小心窥见一个不甚了解的时代，还重弹了那个时代精神的一根生动琴弦。

情感生活的归回与内在更新

不管多大的人物，最能见其真性情和德性的，莫过于他怎么对待他的家小，尤其是自己的女人。吴经熊是个什么人物呢？被称为二十世纪中国最享有世界性声誉的法学家。年少就有成，深得大法官霍姆斯的青睐，受教于一流名师，正宗海归，1924年回国，任东吴大学教授，三年后二十八岁的他被委任为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1929年任上海特区法院院长，以诸多精妙的判决赢得“判决宝座上的所罗门王”之称；1933年任立法院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副委员长；1946年任驻罗马教廷公使、制宪国民大会代表等，著有《法律哲学研究》、《哲学与文化》、《法学论文集》、《法律之艺术》、《孙中山先生其人格及其思想》、《禅学的黄金时代》等。而他的妻子李友悌（又名李德兰）目不识丁，没有上过一天学，属包办婚姻，夫妻同岁，十七岁完婚时才彼此见第一面。在国外洋人朋友闻此，觉得不可思议。对此吴经熊说：难道你选择了你的父母、弟兄姐妹吗？没有，你不也一样爱他们吗；我没有选择我的妻子，但我一样爱她。四岁时生母去世、十五岁时养母也撒手人间的吴经熊称自己的妻子为“好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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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经熊一生钱最多的时候大抵是1930年从法官转做律师的三年期间。客户们在花楼为他举办各种晚会，几乎有两年半的时间，和当今的成功人士一样，他每晚都出去应酬，在他还没有意识到之前，“已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花花公子”，沉湎于酒色和算命看相。而且，当时社会上离婚是极其时髦的，纷纷抛弃结发妻子老式婚姻，拥抱新潮流自由婚姻。教育家张伯苓曾幽默地拿狗皮膏、橡皮膏与气球来比喻三种不同的婚姻：“第一种像狗皮膏，贴上去很麻烦，撕下来很困难，譬如老式婚姻；第二种像橡皮膏，贴上去与撕下来都容易，譬如新式婚姻；第三种像气球，飞到哪里，就算哪里，譬如影剧界的儿戏婚姻。”人气超旺的吴大律师也开始后悔娶了一个大字不识的老婆，试着教她认字，她说一看到字，眼睛就花了，这样的老婆怎么上得了台面。吴经熊有一两次提出过离婚，妻子答应了，他反而心软了，良心告诉他这么做是错误的。虽然没离婚，两个人差距太大，毫无理智、社交等各方面的共同语言，吴经熊感到很孤独。1934年，他和一个上海女孩相好，问自己的妻子可不可以娶这个上海女孩为妾。妻子不同意，但说：你到四十岁时才可以娶一个。真的吗？两人拉手起诺，吴经熊很高兴。眼看夫妻约好的时间近了，上主的意愿高过人的意愿，1937年12月吴经熊正式皈依天主教，娶妾之事自然化掉了，因为基督信仰是非常强调婚姻的神圣性，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

根本的翻转和更新在于内心！重归基督的吴经熊不再是像年轻时用理智去信仰，而是用心浸入。正如基督将耻辱的十字架变为荣耀，十字架的爱在他心里动工，妻子不再因他外出的放荡而哭泣，他的眼光与前截然不同了：“我更多看到她那美好的内在品德，以前是觉得她配不上我，现在是感到自己配不上她。”这种天翻地覆恐怕除了基督信仰，再难能带来如此奇妙的改变了。不仅如此，两个人都在基督圣心里找到了平安，同在神的爱里进步。“每次我与妻子一道跪在领圣体的围栏边时，我都感觉到一阵阵的喜乐和赞叹涌过我的心里。我们感到我们的婚姻本身好像每天早上都得到更新，而每次更新加深了我们的爱”。同时代的名人们，大多婚姻几变，幸福至终的寥寥，尤其那些换妻如换衣的无不老景惨淡。然吴经熊夫妻生育了十四个孩子，养大十三个，且个个都很有出息，这是上主给他们相爱的回报吧。“儿女是上主所赐的产业”，诚然！

“中国孟德斯鸠”华丽转身的背后

孟德斯鸠是法国启蒙时期思想家、律师，也是西方国家学说和法学理论的奠基人。与伏尔泰、卢梭合称“法兰西启蒙运动三剑侠”。有着“中国孟德斯鸠”之称，也希望自己发挥作用如孟德斯鸠的吴经熊在1938年（时年他不到四十岁）猛然转身，告别法律界。这几乎让世界为之错愕！为什么？难道就因为“我不快不宁的原因之一是对国家的混乱状况不满”。即便不满，也可以有多种选择呢。或可清风到底，名留后世，做法官时，吴经熊坚决不收一分钱的贿赂，姐姐苦口婆心地劝他这不合宜，他为此大发脾气；或可“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或可逍遥而去，游于他国仙山……敏于思的吴经熊自有其思辨与方向。

1924年5月吴经熊回国时写给他的良师益友大法官霍姆斯的告别信中：“去启蒙，去使卑微者高尚，使无乐者欢乐，使工人获得基本工资，使无房者有住处，掌握生命并将它引向更纯净的通道——这些问题是我要致力于解决的。”那时他乐观地相信中国将要步入法律的文艺复兴时代，这将改变一个古老的民族。某种程度上，吴经熊实现了他当初的理想。回国后一连串的光鲜履历就能知道他在民国法律界，包括国家的立法推动等方面的功不可没。那他何以如此巨变呢？对一个在社会上安身立命的男人来说，简直就是再造！法律仍没能让他心得满足？或许是一部分因素。在他完全投入基督怀抱之前，1936年10月13日，他在日记中写下：“我用一个又一个东西来代替宗教，但它们全都不能满足我。友谊？我发现我的朋友们都不太完善。书本？你越博学，就越是被人的智慧的清淡无味所烦扰。科学？它只是宗教的一部分，这部分使得我们狡猾如蛇。官位？你爬得越高，你的人生就越空虚。钱？我曾挣过大量的钱，但这并不使我感到幸福。健康？它是好，但只是你建立人生大殿的基础。名声？我也享有，但唯一的好处只是我老婆出去买东西不用付现钞。女人？我也曾有够多的女人……”后来吴经熊对此的认识是：“上主有一切的人生幸福，并能提升他们的意义。”

如果到此就认为吴经熊和功成名就而又厌倦的人一样，转向心灵之皈依，那还是对他的雾里看花。吴经熊说他偏爱平等胜于严法，精神胜于文字，仁慈胜于正义，没有人比他更欣赏罗马人的格言“最高的正义也是最大的不义”。故而，他倾向于霍姆斯、魏格莫、卡多佐和庞德的社会学的、人道主义的法理学，反感十九世纪的机械论的法理学。当他首次读到《圣经》里圣保罗的话“文字令人死，精义却叫人活”时，他说他就知道自己注定了要成为基督徒，这种体验就跟一见钟情、堕入情网一样。吴经熊追求什么样的精义呢？在《圣经》原文“精义”后面有一个括号，括号里为“圣灵”二字。圣灵一词在天主教的《圣经》里翻译为圣神，乃是上帝的灵、基督的灵，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中的一位，与上帝同质同等。基督复活之后，请求圣父上帝赐下圣灵为保惠师。保惠师的意思是在审判时为人做无罪辩护的那一位，和见证一类的词语都为法庭用语。既作法学研究，也实际做过法官、律师、立法者的吴经熊一定对“罪”有很深的体悟和追寻。

如何面对罪，如何解决罪？法为治罪，所谓法者，既是一种规则体系，同时必为一种意义体系。意义体系就在于蕴涵了特定人文类型人的基本情感和价值追求。人世生活但求安全与安宁，公平与正义，法律若能提供相应的良好的规则体系——满足了公平与正义要求的法制，便是值得信托的意义体系，而适成良法。古罗马的政治家、法学家西塞罗说：“法律在战时归于沉寂。”对此，吴经熊虽一直标举正义为法与法学的最高准则，强调“法律以争讼为发源地，以公道为依归处”，追求法律图景是一个统一的规则体，统一的意义体。然现实的情景是：“纸面上的法律规则与当日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实在法及其实践与吴氏心目中理想的法律和当日中国行动中的法；中国的人生和人心与移植而来的西方法意和人心。这三组关系，可以说任何一组均牵一发而动全身，其产生其来有自、钩深致远，其解决亦同样遗大投艰，举一隅而三反。纸面上的法律规则与当日中国的社会现实在许多问题上之扞格不投自不待言，欲借助立法而强行改变现实以达成事实与规则的一致，如‘吴氏宪草’希望藉由立宪而实现权力制衡、民主政制，也同样非一蹴而就。”（许章润：《法学家的智慧》，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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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有的法律理当均与事实相关，谈法律而不言事实，还有比这更大的荒唐吗？但求公平，却不得正义，自己判罪却在罪中，是何等大的内心煎熬呢？吴经熊在约1937年写下的一则札记：“我当法官时，曾认真地履行我的职责，实际上我也是如此做的。但在我内心深处，潜伏着这么一种意识：我只是在人生的舞台上扮演着一个法官的角色。每当我判一个人死刑，都秘密地向他的灵魂祈求，要他原谅我这么做，我判他的刑只因为这是我的角色，而非因为我的意愿。我觉得像彼拉多一样，并且希望洗干净我的手，免得沾上人的血，尽管他也许有罪。唯有完人才有资格向罪人扔石头，但是，完人是没有的。”从吴经熊的这本自传，他的基督信仰是纯正的，十七岁时信主，归于基督新教的循道宗（蒋介石夫妇一直为此宗信徒），所受的教义根基较稳，在二十年之后重回基督，亦是体会过人生，深思熟虑后的必然。世界上各样经典唯有《圣经》启示：将世人全都圈在罪中，“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见《新约·罗马书》）。断然否决了人有任何自救修为的可能，能解决罪的深层问题的根本之道：唯有基督——十字架上的基督为罪人受死，为罪人付了死的代价，上帝的公义得以满足，也将上帝之爱彰显：耶稣基督的舍命救赎。人因这完全的爱而感动，而自愿地更新自己的生命，转离罪恶，拥抱光明。由此，方可生出一点理解，吴经熊描述自己皈依是“盲目地搬到在门槛上，全身被摔进了光明之屋”。吴经熊不单是为自己摔进光明之屋而安然喜乐，对少有大志的他来说，中国更多的人效法基督，公义才真的能从天而降、平安才真正从地而生吧。从此，吴经熊对蒋介石说，他的后半生只在教育、文化界了。

看啊，灵性生命的皈依与上升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就有“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之争。之后的整个社会形势一面是基督教的广泛传播与影响，一面是声势浩大的非基同盟和非基运动，一如鲁迅所写：“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在那时所处的语境中，吴经熊怎么看待和体悟基督教和中国本土的宗教思想的呢？这个话题到现在仍是一个难点。读后颇为开启，他没有学究气地做不同的宗教比较、东西文化的对照、思想体系的参考等，反是自自然然地从自身的感悟和切实的经历，将各种交汇的思想融在精神之旅中，都化作自身的精神养分，让灵性生命在基督的大纛下不断上升，升至超越之境。

“在一种类比的意义上，中国的三教成了我的教师，将我带到基督那里，这样我才能找到信仰中的正义。”吴经熊说：“中国宗教构成了我的道德和宗教的背景，从而形成我灵性生命发展的一个内在部分。它们是上主为了让我与基督结婚而给予我的天然嫁妆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我常认为自己是从中国来的贤人，在万福童贞女所抱的圣婴之前，向祂献上儒家的黄金、道家的麝香、佛教的乳香。只要被祂的手轻轻一触，它们中错误的东西马上就得到了净化，而纯正的东西则被转化为超自然的价值。如施恩蒙席所言：尽管他慷慨地准备抛弃他的异教文化遗产，却发现他身为公教徒，它之中好的东西一个也没有失去，相反，它得到了举升和补充。”

具体来说，吴经熊认为儒家是伦理的，道家是哲学的，佛教是灵性的。他眼中的儒家：“孔夫子的天的观念，在他心里，天有意志、理智、创造力，保护性的爱。事实上，他对天的态度是一个听话的孩子对父母的态度……有德之人事天如事人。但新儒家用天地时，是指宇宙，为泛神论。”他是这样认识道家的：“儒家处理的是道德生活，而道家主要对默想生活感兴趣。道的超越性与内在性，没有人写得比庄子更好的了。”“分析到最后，道家就是一种生活的艺术，别的什么也不是，在这个意义上，道家是极为实用的。”“一个人自己的圣洁性甚至也不能当做一个目的来追求，而只能作为通往上主的一个手段。”

著有《禅的黄金时代》的吴经熊对佛教研究甚深，曾在一段时间，信主而又远离主的那段时间，他认为佛陀与基督相等——基督即佛陀，佛陀即基督。皈依天主后他深刻认识到了两者的不同，故此，他这样写道：“佛陀感到生命之苦，就作出了英勇的努力来解救自己与他人，但他根本就不知道神圣恩典。因此，他所教导的沉思与集中就完全是属于自然和物理的领域了，他试图通过反思和自我催眠的手段来达到专心、平静和自我的无意识。”“我敬仰佛陀的人格，我常常将他视为基督——永恒上主之子的预像，后者从不可朽坏的天国降卑来到我们的地上，为了在这里的荆棘和石子之中找到迷路的、疲倦的、受伤的羊并将他们引回永恒的至福中去。”谈到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吴经熊感叹：“禅使你能够在片刻活出永恒，使生活的事务转化为令人震惊的浪漫经验。如宋代哲学家邵康节说：尽管宇宙先于我的身体，但我的心灵却先于宇宙。要求赤裸裸的走进真理与生活的雨中，禅的精义就正是这样。”

超越了反而看得更清楚吧，吴经熊说：“什么是中国精神的最基本的特征呢？在我看来，是抽象与具体、普遍与个别、最世俗与最脱俗、超越的理想主义与讲实际的应用主义的结合，这种结合不是纯理论上的综合，而是个人经验上综合”——中国人折中的天性，将三教融为一个带有多样性的综合体，但从来不把孔子、老子、佛陀等当作上帝来崇拜。由此，他对中国三大宗教和所有其他的宗教：“我的情绪和安德希尔所表达的颇为一致：基督教哲学的主要主张不在于它的排他性，而在于它的大公性；在于它在上有百个不同的思想体系中发现了真理，接受并阐明希腊、犹太、印度的思想，将它们融入一个一致的神学，并对一切时间、一切地点的冥思派思想家说：我将你们所敬拜而不认识的这位，传告给你们。”

在这大公性的引领和真理之光的照耀下，吴经熊对中国的民间宗教和各路神仙崇拜精妙中的：“我们的天庭观点真是理想化的封建衙门……”什么意思？是说中国人是有上帝观的，但上帝只有皇帝祭天才拜；民众就拜把各种等级化的假神和偶像，玉皇、观音、土地神、城隍神、财神、树神等。难怪吴经熊真诚而激动地写道：“我在1917年成为基督徒时，感到自己仿佛一夜之间成了皇帝，因为现在我可以直接崇拜上主了，被授权成为天之子了。我之投入基督教的怀抱，乃是一场巨大的信仰革命，他从一个绝对专制王朝忽然变成了共和国的政治革命是同等的。”从这个角度，吴经熊也深深体会到了一个在汉语辞典中稀缺的词语：恩典。不是我能信主，乃是上帝的恩典临到：“我对我的生活想得越多，就越信服圣奥古斯丁对上主所说之话的真实：你为自己造了我们。而我们的心若非来到你的怀中，永不会安宁。没有上主的恩典，我永远不会回到祂怀里。啊，上主，倘若你在那儿，我希望知道你的深奥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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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实在是牧者，让信祂的人必不至于缺乏吧。吴经熊告别法律界时，正值日军节节胜利，民国政府一再西迁到重庆。战火纷飞之际，好不容易全家人从香港逃出，何以维生？居然蒋介石夫妇坚持并出资给他，让他翻译《圣经》。他答应时高兴得不得了，自己感觉是好像一个喜欢骑马的人，不仅给他马骑，还给他钱。三年的翻译时光，让吴经熊的灵性生命更得提升，因为上帝的话语就是生命之道。“为了这一任务，上主不仅给了我对诗歌的兴趣和对《圣咏》的热爱，还给了我对祂的恩典的体会，让我历经各种揪心的试探，让我为自己的罪而诚心忏悔，让我尝到了祂的甘甜，让我无条件的信任祂的神意，让我爱祂的作品——大自然，并喜悦于祂的律法。祂还给了我一颗孩子的心，使我总能以新鲜的眼光打量世界。简而言之，祂准备好了让我享受诗篇，准确地解释它们，使它们能为中国读者所喜悦。正如我写给John Monsterleet神父的那样：我不是一个诗人，但上主使我的生命成了一首诗，一首悲欢交集的诗”。在借助中国三千年的文学源流和基督之爱的引领开启中，吴经熊的翻译精妙、古雅、浅易而深合中国人的口味：

你命小河流入江河，

江河绕过群山，

它们给田野的野兽水饮；

野驴解了它们的渴，

空中的飞鸟住得离它们近，

它们在枝叶间欢唱。

你用你的好意加置了年度，

你的途径滴着油甘。

沙漠牧场滴水，

群山用大欢喜装束自己。

田野披上畜群的衣服，

山谷盖满了谷物，

它们高声叫而且歌唱。

吴经熊曾于1935年创办英文月刊《天下》，在上面他发表了大量关于法律、宗教、哲学、文化、人生等方面的感想和见解。重归基督之后的超越视野让他谈起东西方之比照与关系，精彩连连：“将基督宗教称作西方的，这对它是不公平的。基督宗教是普世的，实际上，在一些事上西方要向东方学习。因为，从整体来说，东方在自然沉思方面走的步子要比西方在超然沉思方面远。”“东方太早进入了沉思阶段，西方却还在推理理性阶段拖拖拉拉。东方是小偷，西方却是天父的不肖之子，但这个儿子应该可以向小偷学习很多东西。”但吴经熊从来没有停留在文化比较视域。他比同时代的很多基督徒都重视灵修，并对此有精到的不亚于神学家的见解。他说：“试举一例，中国的普通佛教徒都知道戒、定、慧这三阶段；而普通的基督徒对净化、光照、统一这三个阶段却毫无概念。基督宗教的灵性教育被可悲地忽视了。”“对我来说，密修室是培养属灵鲜花的温室。但温室是为了花园而存在，而不是花园为了温室而存在的。那些属灵之花必须是为了传播到世界各地，使整个世界都成为一个大隐修院而培养的。”

（吴经熊著、周伟驰译：《超越东西方——吴经熊自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中国人的精神论文 篇7

1 当代体育精神与武侠精神

一般认为,当代体育精神主要是指在世界体育界占主导的现代奥林匹克精神。萨马兰奇认为奥林匹克主义是世界人民的文化财富、人生哲学,它将身体与精神的各种品质融为一个整体,并使之提高。作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旨在通过体育与文化的结合,以及在一种寻求相互了解、友善待人、团结和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的指导下参与没有任何歧视的体育运动,对青年进行教育,以期建立一个和平的更加美好的世界。我国一些学者认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精神内涵主要有三个大的方面:一是以人为本,奥运会首先是对人性的发扬,在精神和肉体两方面对人进行“野蛮”和理性的双重锻造,使人成为身体健康而且富有“博爱、忠诚、尊重他人、勤奋、谦虚、友爱和友谊”等品质的人。二是教育,奥运会对人的教育影响是多方面的,如和平、科学、环境、进取、协作、艺术等等。三是“立法”与公平竞争意识。从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历史来看,它是一项贵族化向平民大众化发展的文明演进过程,其中立法与公平意识突现了参与者地位的平等,含有正义的因子,因而决定了其它两个方面的内容。

什么是武侠精神?简单说来,它是武术伦理的外在表现。人类社会早期,在与自然搏斗的历程中形成了崇尚力量与勇猛的尚武风气。这股风气赋予了人们战胜自然、树立自信的力量之源。当拥有武力的人随之增多、并有武力泛滥的趋势的时候,便逐渐衍生出规范勇武之人行为的社会准则,也一度成为人们的行为规范。经由时代的沉淀和武术界理论与实践的检验,最后形成了被武术界公认的行为准则,这就是武侠精神衍化为武术伦理的一般过程。中国传统文化中深厚的武侠文化传统意识,则已经积淀成为中华民族集体潜意识的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规范着社会秩序并作用于其他社会道德标准。在尚武崇德的古代体育界,深受墨家、儒家文化影响的武术界,习武之人对武侠精神的坚守与传承,一直是教化社会风气、维持社会正义的重要规范。抽象出二者对行业主体利益的维护与行业发展的规则性规范,我们可以看到,在正义的诉求与保护上,它与现代体育倡导的公平竞争、公正进取的体育精神产生了共振。

2 武侠精神正义特质的文化渊源

古代武侠行为和武侠侠士,是武侠伦理的结合体和载体。在古代武侠中,“武”是一种手段,“侠”是一种目的,通过武力的手段来行侠以达正义的目的。按照现代武侠小说家梁羽生的说法,侠就是“对大多数人有利的正义的行为”(梁羽生《从文艺观点到武侠小说》),然而实际在古代武侠中,侠的意义很明确,大到保家卫国、为国为民之士,小到锄强扶弱、济困扶危的个体,都在侠的范围之内。侠义其本质是“替天行道”,是正义诉求引发的主体抗争。以下从对武侠精神的形成影响最深的几点加以阐释。一是从墨家来看,它更符合于下层生产者和劳动人民的普世观念。综合文史资料,最早的侠士起源于战国时代的墨家。墨子提倡“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提出攻守兼备,以武靖国;“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从墨家弟子的社会结构和行为规范来看,墨家具有武侠的雏形。按照钱穆的四分法,他把中国文化划为城市文化、乡镇文化、山林文化和江湖文化,并指出:“中国古代有游侠,富流动性,山林人物富静定性。在山林而具有流动性者,则谓之江湖。”侠士本质上的特性是强调独立人格、个体尊严,它不单纯为正义而正义。二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侠士们追求的是绝对的精神自由与人格独立,并为此目的而不断前赴后继。这不是仅仅像金庸小说中郭靖之口阐述的那样“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但武侠阶层的正义特质却并未因此而消失。侠士们以鲜见的血性,大义凛然、率性而为、勇于担当,并把这种气质深深融入到中华民族性格的主流之中,逐渐成为上到士大夫、下至黎民百姓认同的高贵品质。翻开史册,在西汉以后的士大夫阶层中,尽管见不到五大三粗的士子提枪上阵锄强扶弱,但他们在朝堂之上,面对专制的皇权和君权据理力争、为民请命,甚至出现“死谏”、“尸谏”(指官员以自身性命为代价唤醒君主以求改变某一政策)等极端的行侠义举。唐朝的魏征、宋代的包拯、明代的海瑞,无不以文人士大夫的清高品质诠释着侠士的侠义精神。

武侠精神具有一种悲剧之美。以武力论高低的时代里,似乎注定了践行武侠精神的侠士的一种悲剧结局。为了维护集体和他人的利益安全,他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就如同孟子说的“虽千万人吾往矣”,这不能不说是正义规则在侠士的骨子里支配着他们的行动。武侠精神成为内化为中国人性格的一种民族性格,它成为普罗大众和士大夫骨子里追求的一种理想人格。在西汉以后,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局面的到来,先前以墨道为主的武侠精神深深地打上了儒家的印记。与先秦墨家不同的是,儒家强调武侠精神的社会调和作用。以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为创始人的儒家学派,其主要内容之一是“君子”文化,它把“君子”的行为、道德规范作为“成人”的标准,希望人们去努力达到。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以及所提倡的“文武双全”、“仁勇兼备”的思想一直以来对武术界有着显著的导向作用。儒家伦理道德的主线条为“仁爱”,强调“仁”为“爱人之本”、“忠恕之道”,认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以“仁爱”为基本伦理思想所派生出的“忠、孝、智、仁、勇、宽、信、敏、惠、温、良、恭、俭、让”(《论语》)等道德标准,一直以来都作为武术伦理思想的核心,使武术这一战斗的力量、伤人的手段被纳入了道德伦理的法规之中,使武术不光成为技击、健身之道,更成为了精神修养、人格净化的途径。因此,“在仁爱的伦理道德法则中,追求文武双全,提倡仁勇兼备,是武术中儒家思想的主要文化内涵”。

3 武侠精神正义特质的社会功用

“侠”是道义的一种体现,是对“王法”———社会法定规则的一种补充,同时又是中华民族心理的“不平之气”的一种凝聚。侠和武侠精神得以有广大受众,得力于国人“人格崇拜”的心理,以维持社会正义为己任的具有武侠精神的侠士成为人格神的象征。他们替天行道,代表神的使者坚守和弘扬正义,向人间的不平之事及其背后的邪恶势力开战,并由此而成为行侠仗义的救世主的榜样。以近代武术改革家霍元甲为例,他在内忧外患的时候竖起弘扬国术的旗帜,时刻以国家民族为念,强国人体质,扬眉吐气。表现的就是一种弘扬社会民族正义的武侠精神。正义在不同的社会,它的形式具象各异,但经过抽象却具有同一性的正义。所谓同一性正义,是指按同一原则或标准对待处于相同情况的人与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一视同仁,它包含着平等的意义。由此我们不难得出:“基于人的同一性的正义原则,其基本含义是指相同的人得到相同的对待”。对于古代武术练习者,搁置人的财产地位的社会属性的差异,考量原初的人的自然属性,他们也自然地期待实现正义“得到相同的对待”。当出现强势者凌驾于弱者,弱者岌岌可危之时,而社会法规对强者又无所作为时,往往有侠士挺身而出“主持正义”,以第三者的外力来维持社会个体力量的均势。在这里,侠士们朴素的生命个体同一观起到了支撑武侠精神的作用。同一性原则主要是一种个体之间基于类同一性的比较关系:你是人,我也是人,所以我们要平等对待。当同一性的某一主体受到非正义的对待时,侠士们就以自身的力量遵循着侠士精神向非正义的主体发动报复,从而期望社会总体正义达到平衡。从《史记·刺客列传》中,我们可以见到一群侠士对“正义”的坚持与维护,荆轲刺秦王,豫让为报答知遇之恩而刺杀赵襄子。荆轲为赵国的集体利益而图穷匕见,豫让为实践与他人相保的诺言而替死去的智伯复仇,即是侠士们对同一价值的领悟与坚守。在弱势个体与强权对垒的时候,侠士们“替天行道,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一诺千金,纵然赴汤火亦坦然”。这恰好对应着当今在竞技角力中的拼搏精神,在集体赛事中为团体争得荣誉的动力和恪守规则的契约意识。

4 从武侠精神观照当今体育人文精神的正义

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它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深刻影响,无论是武术的运动形式要领、训练过程,还是拳理律法、道德规范,都反映了依附于武术的武侠精神的涵养和维系正义的光辉。正因为武术有致人于死命的威力,侠士可以用它来惩恶扶正、伸张正义,奸佞也可以利用它来行凶作恶、伤害善良。因此,武术家们在选择门徒,传授武技时都要把考察学习者的道德正义感作为首要标准。武当拳派中就有“五不可传”的规定:“骨柔质钝者不传、心险者不传、好斗者不传、狂酒者不传、轻露者不传”,中国武林各门各派都强调了应该将武艺传授给重义的正派人士,不能传给品行不端的恶人歹徒而助其危害社会。即体现了武侠精神所寄托的社会正义在武术界的承传,这是对人的同一性的承认和肯定,反映出人对正义的无条件维护,与现代奥林匹克精神呼唤和平、制止战争、追求平等、公平竞争的人文内涵异曲同工。这和古代奥林匹克运动精神作用下对人的行为的评价一样,都有着严格的准则。只不过西方判断人的正义与否是从外到内,注重其社会影响,即个体的社会价值,是向心式的;而中国评价正义与否,则专注于内在素养,“内圣外王”,是离心式的。

奥林匹克精神源于奥林匹克主义。《奥林匹克宪章》明确指出:“奥林匹克是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发展的一种生活哲学。奥林匹克主义谋求把体育运动与文化和教育融合起来,创造一种以乐于付出努力、发挥良好榜样的教育价值并尊重基本公德原则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它宗义开明地指出,奥林匹克主义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体育活动,它是一种“人生哲学”、一种“人生方式”,它高度重视竞技运动的教育价值,认为不仅可以锻炼身体,而且通过与体育相关的人文知识教育和运动本身的人文教育价值,培养人们的坚定性格、善良心地和崇高理想等人文精神。顾拜旦复兴奥运会的根本目的,也不仅仅是推动竞技运动的普及,而是将它纳入教育范围,即通过科学的锻炼和平等的竞争去实现教育的目标,以提升人文群体素质,从而达到正义的彼岸。

西方现代体育理念滋生于商品经济社会,它深深打上了这一社会的竞争特质。在竞争中求生存、在竞争中求提高、在竞争中求完善成了人们的普遍心理,竞争机制必然进入体育领域,成为西方体育文化的灵魂与核心,竞争性强的运动项目成为体育活动的主要形式。在体育竞技中,没有身份地位的差别,只有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原则。人们利用公平合理的竞争,表现自己的体能及体验征服对手(人、自然和社会)所带来的良好心理感受。西方近代体育的竞赛规则,是保证公平竞争的法律性文件,是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为基础构成的,从而保证了人们以一种契约的正义形式相联系。契约观念是对封建等级特权的否定,契约特别强调缔约者地位平等,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契约关系来满足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不是凭借特权和地位来获得这种满足。因此,西方近代体育竞赛规则的核心是对等,它由个体正义延伸到了社会正义的范畴。在这种规则制约下的体育竞争中,人们之间由社会赋予的差异消除了心理距离缩短了,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人们进行和平、友善、既符合人性又符合人类社会理想的交流,体育精神正义特质的功能得以凸现。

武术是体育之技,“侠”是体育中凝聚了个体正义、社会正义的“力”和“勇”的延伸。因此,我们体育人在现代体育精神的传承中,不能没有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底蕴作支撑,不能在体育精神的建构中抛弃它的正义特质,具体来说就是:不能没有“侠”气!不能没有“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不能没有“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般的铮铮铁骨!与“体育文化是一种竞技文化、有序文化,更是一种道德文化”一样,武侠精神也是一种体育文化精神,一种正义特质的沉积。当代体育精神除了为己的个体正义外,更多的人关注的是它的社会正义,即规则的执行范围、体育规则与体育权益分配的效率和公平问题。当今体育界浮躁不正之风愈刮愈烈的形势下,重提中国古代武侠精神的正义,对于体育职业之风的转变,是有积极作用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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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园林的精神建构 篇8

1 中国古典园林的起源和发展

中国造园艺术历史悠久, 源远流长。《说文》中对“园”的解释是:“园, 所以树果也”, 可见“园”字是源于农耕。在我国古代, 农业中的园艺栽培与供人游赏的园林性质并未严格区分, 二者通称为“园”。

随着农业文明的发展, 起源于原始社会的畋猎从生存手段转变为带有游乐性质的活动。根据文献记载, 我国最初的造园活动始于商周, 该时期称之为“囿”, 就是把自然景色优美的地方圈起来, 放养禽兽, 供帝王畋猎之用。如周代文王的灵囿, 方圆3 500 m, 内有灵台、灵沼, 供人畋猎或游玩。可以说, 囿是我国古典园林的一种最初形式。

秦汉时期出现了以宫室建筑为主的苑囿, 园林中已经有了成组的风景, 亭桥、花木等景观要素都已具备, 自然山水园开始萌芽。秦始皇建上林苑, 引渭水作长池, 并在池中筑蓬莱山以象征神山仙境。从这个时期开始, 人们开始追求园林的可居可游, 追求贴近自然、超凡脱俗的修身之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园林发展的转折点。当时社会的长期动荡, 促使人们对现实生活产生厌恶, 加之佛教的传入及老庄哲学的流行, 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思想逐渐成为主流, 激发人们倾心自然山水的热情, 使对自然美的欣赏从自发、自为阶段跨入自觉阶段, 孕育出独具中国和东方特色的山水审美意识和自然审美观。这些思想对造园艺术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使园林从此真正成为崇尚自然, 表现自然美的山水艺术。

唐宋时期的造园艺术达到成熟阶段, 造园活动空前高涨, 许多文人士大夫直接参与造园工作, 将诗词书画的意境融入园林的布局与造景中, 使园林在表现自然的同时达到“诗情画意”的境界。当时出现的许多山水画理论著作, 对造园艺术也产生了深刻影响。明清时期, 园林艺术进一步向前发展, 无论是江南的私家园林, 还是北方的帝王宫苑, 在设计和建造上都达到了高峰。我国现存的古典园林大多属于明清两代, 这些园林充分体现了中国造园艺术的独特风格和高超水平。

由此可见, 我国造园艺术的发展是一个对自然美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儒、道、佛三家的哲学思想影响最为深远, 他们对自然、人及两者关系的思考与认知, 是中国古典园林在创作中高度重视人和自然亲和交融的思想基础, 也是东方园林艺术美学追求的最终目标。

2 儒、道、佛思想及其美学内涵

大约从东晋开始至隋唐时期, 中国文化逐渐确立了以儒家为主体, 儒、道、佛三家既各自独立, 同时又相融互补的基本格局。这一基本格局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初, 历时1600年左右。由此可见, 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道、佛思想三足鼎立、互融互补的文化。

儒家思想以“仁”作为人性的基石, 为儒家道德秩序的建立提供了出发点, 既具有道德的内涵, 也具有审美的内涵。它显示了中国人对于生命的独特理解, 并且深化了中国古典美学的生命精神。儒学中的美, 不但常常与善相联, 而且有时还把善与美合二为一, 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家看来, 只有寓善于美、美善统一, 才能创建出和谐的人际关系, 而和谐的人际关系正是东方美的哲学核心。

道家思想强调以自然为宗, 主张无为, 认为大自然本身并未有意识地去追求什么, 但它却在无形中造就了一切。“道法自然”是道家哲学核心, 道家的思想方法和对世界本质的理解正是建立在“道法自然”这一观念的基础上的。在老庄看来, 大自然之所以美, 并不在于它的形成, 而恰恰在于它最充分、最完全地体现了这种“道”。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 道家发展出以崇尚自然美为核心的美学思想, 将个人的情感寄托于自然之“道”, 从而获得精神上的慰藉与解脱, 在超越世俗的水平上享受生命之美。

佛教大约在西汉末年由印度传入我国, 随时间的推移与中国传统文化逐渐融合, 与儒、道并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根基。在诸多宗派之中, 禅宗是汉化最深, 也是最有生命力的一支。禅宗提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在修持方法上重视人的“悟性”, 主张通过自己的内心来把握和理解一切。这种完全依靠直觉的思维方式, 使人们更加追求艺术创作的主观性和自由度, 达到一种“情景交融”的美学意境。

3 儒、道、佛思想与中国古典园林

在中国古典园林的发展史上, 文人士大夫作为园林创作的主体, 受儒、道、佛三家影响, 一方面以仁、礼等伦理道德约束自身, 并奉之为处世立命的最高准则;另一方面又用清心寡欲、恬静淡泊等清静无为的思想作为品格磨炼的终极目标。因此, 中国古典园林的创作也无疑被打上了儒、道、佛三家思想的烙印, 并表现出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及独特景观的表现手法。

儒家思想以仁为根本, 以乐为熏陶, 注重人格的锤炼和品性的培养, 孔子以山水比拟人格, 提出:“知者乐水, 仁者乐山”, 将山水作为道德精神的比拟象征, 这一儒家的自然山水美学观, 成为中国古典园林重要的造园思想和审美方式。因此自古以来人们喜爱自然山水, 在园林中堆山开池, 不仅体现出对自然的热爱, 而且还带有智者仁者的道德色彩, 将儒家的道德观念艺术物化在园林之中。

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 以自然为宗, 强调无为。它认为自然界本身是最美的, 即“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中国古典园林之所以崇尚自然, 追求自然, 实际上并不在于对自然形式美的模仿本身, 而是在于对潜在自然之中的“道”与“理”的探求。老庄返璞归真、任其自然、虚静恬淡的意向是中国古典园林的美学标准, 举凡造园的立意构思, 理景的规划布局, 均体现出一种飘逸、浪漫的风格, 园林中的自然景观成为人们摆脱现实束缚的精神避难所。

佛教追求“禅隐”的志趣将审美主体的内心体验、直觉感情的作用提到极高的地位, 并使之得以深化, 逐步融入到中国古典园林的创作当中。这就为园林这种形式上有限的自然山水艺术提供了审美体验的无限可能性, 打破了小自然与大自然的根本界限, 从而在一定的思想深度上构筑出“以小见大、咫尺山林”的园林空间, 将自然美升华到意境美, 正如沈三白在《浮生六记》中所说“以丛草为林, 以虫蚁为兽, 以土砾凸者为丘, 凹者为壑”。对意境的追求, 在中国古典园林中由来已久, 把自然界的名山大川用写意的方法再现于有限的庭院空间, 既反映了自然原貌, 又注入了造园者的主观感受。“小中见大”“须弥芥子”“壶中天地”等造园手法的综合运用, 为中国古典园林平添几分超凡脱俗之清越。

4 结语

园林艺术包含有物质建构与精神建构的双重内容, 其核心是社会意识形态。中国古典园林把建筑、山水、植物有机地融合为一体, 在有限的空间内, 合理的利用和模拟大自然中的美景, 经过加工提炼, 把自然美与人工美统一起来, 创造出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天人合一”的艺术综合体。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 儒、道、佛三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组成部分, 各以其不同的思想特征影响着中国文化, 同时三者又相互融合, 共同作用于中国文化的发展, 三者的相互影响与共同作用不仅使中国古典园林最终形成“虽由人作, 宛自天开”的独特风格, 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自然山水园的精神发源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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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清]沈复.浮生六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 1996.

中国化工:弘扬奉献精神的典范 篇9

回顾总结中国化工的发展历程, 以总经理、党委书记任建新为首的14万中国化工人坚持弘扬奉献精神, 是促进企业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因素和赢得未来的宝贵资源。奉献精神已成为中国化工人的工作方式、精神信仰、价值取向及企业健康成长文化基因。

在创业时形成奉献精神

中国化工是在蓝星公司和昊华公司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企业集团, 从创业初期就非常重视培育以奉献精神为核心的企业文化。

蓝星公司是一家在中国企业史上带有传奇色彩的公司。蓝星公司由当时的化工部化工机械研究院团委书记任建新带领7个半共青团员 (其中一人为兼职) 、依靠一万元借款和一项闲置的Lan—5硝酸酸洗缓蚀剂国家专利技术, 于1984年9月在兰州市西固区的防空洞里成立。尽管企业规模小, 拥有资源少, 地理位置差, 但他们确立了“兴业报国”、“先发展后分配”的理念, 奋斗目标就是创立工业清洗产业, 为节能环保做出贡献。

蓝星公司的第一笔收入, 是为一位老太太清洗一把茶壶赚得的2毛钱, 但是到了年底却创造了24万元利润。如果把这些钱分光, 每人都可以成为当时令人羡慕的“万元户”。但他们在偿还院里的一万元借款, 提取少量业务提成之后, 其余的利润全部留作了企业发展基金。从此, 蓝星公司依靠自身的积累不断滚动发展起来。任建新在培育奉献精神的同时, 还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最鄙视见利忘义的人”、“吃里扒外的人不用”、“君子之交淡如水”、“不义之财不可取”等理念, 大大丰富了蓝星企业文化的内涵。

蓝星公司的工业清洗技术受到市场的青睐, 公司因此获得飞跃发展。然而他们并没有把这项技术垄断起来, 而是成立了化学清洗技术推广中心。在他们的帮助支持下, 很快就有400多家清洗分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诞生, 成为工业文明的一朵奇葩。

在大力推广清洗技术, 让社会分享蓝星成果的同时, 任建新开始带领精兵强将向高新科技领域攀登。他们先后研发引进了PIG清洗、空气爆破清洗、气动弹清洗、微生物清洗以及废弃物处理、水处理等先进技术, 占领了国际清洗技术高地。在与跨国公司的同台竞技中, 蓝星公司令一些国际知名清洗公司折服, 并使他们逐渐退出了中国市场。蓝星公司不仅承担了国内主要工程项目清洗任务, 而且成功地开拓了国际市场。美国一家著名清洗公司的总裁说, 蓝星公司的清洗技术领先欧美, 任建新不愧为“世界清洗大王”。

1993年, 美西环境集团公司总裁执意要留任建新在美国工作, 还为他购买了别墅和轿车。任建新却说, 蓝星公司更需要我, 我的国家更需要我。

任建新原本有机会通过改制将公司变成股份制企业, 他也有可能由此而成为中国首富。他没有这样做, 而且至今也没有一分钱个人股份。然而, 他却把中国化工这家国有企业做成了世界500强。

任建新反复强调:制度只能使人成为一个螺丝钉, 而文化才能使人成为组织中一个个鲜活的细胞。十年企业靠管理, 百年企业靠文化,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在发展中传承奉献精神

中国化工将奉献精神贯穿于企业发展的全过程。

一是在平时工作中弘扬奉献精神。

任建新反复强调:制度只能使人成为一个螺丝钉, 而文化才能使人成为组织中一个个鲜活的细胞。十年企业靠管理, 百年企业靠文化,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中国化工人明白,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激烈竞争中, 中国企业处于劣势地位, 四平八稳、按部就班地工作是难以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的。只有职工特别是管理人员加倍付出、超常奉献, 才有可能适应新的形势, 赢得企业的发展。中国化工人懂得, 只有今天的奋斗奉献, 才能换来明天的幸福生活。

任建新自1984年创办蓝星公司以来, 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几乎没有休过双休日、节假日。在他的影响带动下, 许多职工也把“五加二”、“白加黑”当作自己的工作方式、生活习惯。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 从2008年开始, 中国化工坚持定期召开“点对点”会议, 100多家直属企业逐家汇报工作情况, 集团公司和专业公司的领导在会上及时解决各企业的困难和问题。从2009年开始, 每年一季度都在全系统开展“大干一百天, 实现开门红”营销竞赛活动, 激励职工积极走访客户、开拓市场, 为全年开好头、起好步。

奉献精神已经在中国化工蔚然成风, 并成为企业化危为机、跨越发展的强大动力。

中昊晨光化工研究院院长李嘉, 几乎每天都要在办公室工作到十点来钟。生病住院期间, 她仍一只手挂着点滴, 另一只手回复邮件、处理公务。院长的奉献精神感动了全院3000多名职工, 激发了大家的积极性。两年时间, 该院的营业收入就由10亿元增长到20亿元, 利润由6000万元猛增到5个亿。

二是在改革转制时垂范奉献精神。

在企业改革过程中, 群众不仅看领导怎样说, 更要看他们如何做。以任建新为首的领导干部坚持在改革转制时垂范奉献精神, 为全系统职工做出榜样。

为了革除企业办社会、主辅不分、机构臃肿, 冗员过多的弊端, 中国化工积极推进辅业改制分流工作。任建新和一批领导干部率先垂范, 动员自己的配偶带头与主业企业解除劳动合同, 主动从主业向辅业分流。当大家看到领导干部的家属高高兴兴到马兰拉面公司和济公砂锅公司端盘子刷碗时, 这种示范效应影响巨大, 全系统8600多名职工顺利从主业转入辅业, 使主业的竞争能力进一步得到提升。

三是在自主创新时崇尚奉献精神。

中国是一个化工大国, 却不是一个化工强国, 每年都要花大量外汇购买国外高端化工产品。为了改变这种状况, 中国化工大力推进自主创新, 为国家奉献了一大批创新成果。

有机硅被称为“工业味精”, 广泛应用于国防、航天、航空、汽车、建筑、电子、纺织、医疗等领域, 因此有机硅工业水平被视为一个国家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志。当时世界上能够生产有机硅单体的仅有美、法、英、日等少数几个国家。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联手垄断价格, 有机硅单体每吨卖到4万多元。1997年, 任建新带领江西星火有机硅厂职工实现了万吨有机硅装置开车成功, 此后又通过自主创新陆续将产能扩大到20万吨, 生产规模跃居世界前列。这样一来, 中国市场有机硅单体价格就降到了2万元以下。2006年, 这项开发成果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江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中国化工以勇立潮头、开拓创新、乐于奉献的精神改变着中国化学工业的进程。目前, 中国化工已拥有专利3713项, 其中发明专利2642项, 在中央企业中位列第三。

四是在抢险救灾时发扬奉献精神。

中国化工要求党员干部平常时候看得出, 关键时刻站得出, 危险关头豁得出, 时时处处做发扬奉献精神的表率。

在2008年汶川的特大地震灾害考验面前, 广大党员干部交出了一份份满意答卷, 谱写了一曲曲奉献之歌。

清平磷矿离震中仅有30公里, 100多名职工家属被埋在了废墟中。该矿董事长、党委书记向平在5分钟内成立了抗震救灾指挥部, 对领导班子成员做出具体分工, 灾害应急机制立即启动。生活组的同志从废墟里挖出两口铁锅, 煮好稀饭后让老人、伤员先吃, 然后让职工群众吃, 最后轮到几名领导时, 只有一碗稀饭了。这一碗稀饭在几个领导的手上转了一圈, 转到向平手上时还剩下半碗, 他舍不得动嘴, 又将这半碗稀饭传给了伤员。此情此景, 催人泪下。

当人们纷纷从灾区撤出时, 矿党委副书记黄伟贤却带领两名党员, 经过8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来到了留守工人的面前。他们的出现使留守工人有了主心骨, 从而保障了山上山下的通信联络, 并安全完成了10多吨炸药和13万多发雷管的销毁任务。

蓝星机械在总经理张泽顺带领下, 震后第4天就恢复了部分车间的生产, 并采取异地生产的方式, 保证了合同任务按期交货, 维护了公司的信誉, 赢得了用户好评。

清平磷矿和蓝星机械分别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及国务院国资委的表彰, 向平、张泽顺等一批同志被授予抗震救灾先进个人称号。

中国化工通过淘汰落后装置、调整产品结构、改变产业布局等举措, 全面打造“中国化工零排放”的品牌。

在管理中激发奉献精神

中国化工就企业管理如何激发奉献精神进行了认真研究和不断探索, 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是选拔干部时突出奉献精神。

中国化工奉行德才并举、以德为先的人才观。对干部的培养, 注重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 在困难的企业中磨砺, 重点提拔踏实工作、乐于奉献的干部。油气公司总经理高志伟、蓝星公司副总经理张立军、北京蓝星总经理王建军等都曾担任多家困难企业的法人代表, 为企业解困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提拔他们到现在的岗位上来, 在全体干部职工中起到了很强的示范效应。

二是在宣传企划时侧重奉献精神。

中国化工在大力弘扬奉献精神的同时, 充分肯定、大力表彰弘扬奉献精神的先进人物, 努力营造学习先进人物、弘扬奉献精神的良好氛围。

在“创先争优”活动中, 集团公司组织4个采访组, 深入基层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采访, 推出了江西星火有机硅厂、清平磷矿、中蓝哈石化、大庆中蓝石化公司等22个先进集体和中昊晨光院院长李嘉、天华院副总工程师李金科、江西星火有机硅厂厂长张建军、蓝星 (北京) 化工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建军等49个先进个人, 除了通过集团报纸、网站大力宣传外, 还积极向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推介, 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三是在物质上重奖乐于奉献的人物。

2011年以来, 中国化工对昌邑石化总经理张树生、山东蓝星东大化工公司董事长王继文、大庆中蓝石化公司总经理张立军、北京蓝星公司总经理王建军等盈利总额处于前列的20名企业负责人授予中国化工经营类盈利奖, 每人给予50万元重奖。

四是在经营理念上强调奉献社会。

中国化工自觉履行社会责任, 积极为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做出贡献。任建新在会议上多次强调, 中国化工不要带血的利润, 决不能为追求利润而牺牲环境、祸害社会。他还在国内率先提出“零排放”的管理理念。他认为, 抓好节能减排, 推进“零排放”管理, 就是践行科学发展观, 就是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否则, 必然使资源难以支撑, 环境难以容纳, 社会难以承受, 发展难以持续。

劳模精神:中国梦的力量 篇10

“这是对劳模精神的有力倡导。”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认为, 劳动模范是民族的精英、人民的楷模, 是我国工人阶级中一个闪光的群体, 劳模精神是激励我们意气风发、奋力实现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由劳动模范担任全总兼职副主席, 将在广大职工群众中起到很好的代表和引领作用。

这则振奋人心的消息着实让广大战斗在一线的工人受到鼓舞。这是来自工会这个“娘家人”的肯定和赞许, 不仅顶戴这一荣誉光环, 同时也有肩负责任的使命感。获此殊荣的许振超何许人也?

百度搜索他的名字正能量的新闻铺天盖地, 他是地地道道的一线工人, 朴朴实实的草根英雄——出生于1950年, 文化程度为初中毕业, 现为全国总工会兼职副主席。1974年进青岛港工作。曾先后荣获青岛市劳动模范, 青岛市优秀共产党员, 山东省有突出贡献工人技师, 省自学成才先进个人,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和全国交通系统劳动模范, 全国劳动模范,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 被誉为新时期产业工人的杰出代表。

他成功的秘诀在哪里?许振超是一名普通的码头工人, 但他勤奋好学, 成了一名“桥吊专家”;许振超只上过一年多的初中, 可他凭借勤学苦练, 成了码头上人人知晓的“许大拿”。许振超的脱颖而出, 没有什么秘诀, 用他的话说就是要学习。许振超在日记中写道:“悟性在脚下, 路由自己找”, “要自己教育自己”。

要是说高手在民间, 那么创新就是在一线。许振超日记中的“悟性”就是他在一线工作中摸索出的那一个个创新成果, 他找出了一个个技术背后的门道来。

许振超的“无声响操作”, 偌大的集装箱放入铁做的船上或车中, 居然做到了铁碰铁不出响声, 这是许振超的一门“绝活”, 其实他之所以创造了这种操作法, 是因为它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集装箱、船舶的磨损, 尤其是降低桥吊吊具的故障率, 提高工作效率。实践证明, 它是最科学也是最合理的。

“一钩准”是许振超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开门机时的创造。集装箱上有4个锁孔, 从几十米高的桥吊上看下去, 很难分辨, 更别说用在空中摆荡的吊具放下去, 一次把锁眼都对齐, 把集装箱抓牢靠了。但是, 许振超和他的队友们就是做到了。许振超炼成“一钩准”的诀窍是, 钩头起吊平稳, 钢丝绳走“一条线”。

“一钩净”是许振超的又一项发明。在青岛港开吊车的司机, 都知道一个“四稳”的口诀:就是在舱内起钩要稳, 旋转时要稳, 落钩时要稳和变幅时要稳。但要协调做到这四个方面很不容易。许振超开始练习, 练了半年后, 做到了吊具一钩下去, 一点不撒, 他把这种技术起名为“一钩净”。

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及其重建 篇11

【关键词】中国人；精神世界；重建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多元化发展，人们的精神世界也呈现多元化状态，特别是在网络文化、西方观念的冲击下，人们精神世界逐渐呈现出功利化、物质化的趋向，面对这种现象，只有深入了解中国人精神世界变化的原因，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更好地重建中国人精神世界。

一、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演变

（一）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人精神世界。在19世纪中叶前期，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将儒家的思想当作是治理国家的核心，因此，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中国传统文化占据主导地位。在19世纪中叶到1978年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处于一个动荡的环境，西方世界的文明、发达的科技对中国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同时西方世界的自由、现代文明精神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精神造成很大影响，他们批评旧思想、旧社会，反对旧宗教，反传统浪潮的兴起，使得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被摧毁。

（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人精神世界。改革开放以后，国门打开，中西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西方的各种价值观传播到中国社会，中国一些传统观念受到质疑，而新的价值观念仍未成立，使得中国社会呈现出价值主体多元化、价值观念多元化的趋势。同时，在改革开放的带动下，中国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人们的物质生活质量越来越高，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开始呈现，有的人开始崇拜金钱，认为“有钱无所不能”，注重物质财富的积累，忽视了精神世界的塑造，文化知识和精神素養不足，成为了物质的奴隶。

（三）中国人精神世界改变的原因。当代中国人精神世界改变的主要原因在于：（1）传统文化断裂，在社会转型阶段，很多人没有摆正中华传统文化的地位，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使得传统文化的根基被彻底摧毁，而新文化、新道德未形成，造成人们精神无家可归。（2）核心价值缺失，由于改革开放初期，社会核心价值的缺失，使得人们的精神世界呈现鱼龙混杂的局面，一方面有积极进取、乐于奉献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也有享乐主义、虚无主义的渗透。

二、重建精神世界及其重要影响

中国当代社会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必然会改变人们的生活、行为方式，同时还会对人们的精神世界造成极大的影响，有的人无法适应新社会变革及新的环境，从而在精神上感到迷惘；有的人对异常的思想文化没有警惕，在精神上出现迷惑；还有的人无法适应多元价值观，在认知上存在偏差。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充分认识社会主义价值观，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解决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对外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提高国家文化的国际竞争力；对内能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能促进社会思潮建设。

三、当代中国人精神世界重建的方法

（一）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结构严谨、层次清晰的全新价值体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面对中国人精神世界存在的各种问题，中国人思想存在的缺陷，要想保证当代中国人健康精神世界的重建，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推进，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让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广大人民群众是社会的创造者，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应该体现出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要将人的自由发展、全面发展当做社会改革的最终目标，这样才能避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边缘化的现象，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

（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品质使得我国推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势在必行，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要朝着中国向度、世界向度的双重方向发展，一方面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国际局势，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进行深入研究，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中国社会实践进行指导，同时用中国实践经验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丰富中国人精神世界，避免马克思主义沦为僵硬的教条。对于当代中国，必须把握好时代特征，坚持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践行马克思中国化的道路上实现与时俱进，从而更好的指明中国人精神世界发展方向。

（三）引导全民共同价值观深入人心。对于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问题，必须从构建全民共同价值观入手，也就是要从价值取向、思维方向、道德情操、精神状态等出发，提升现实生活中人民群众的呼声，在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下，坚持能力本位、和谐共生、公共利益、创造价值，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精神世界问题。在时代的呼吁下，中国社会发展急需能力本位、和谐共生、公共利益、创造价值的精神，这些精神蕴含着对人的精神世界负面因素的批判，如能力为本代表着当金钱、人情、关系和能绩存在冲突时，应该以能绩为准则。

四、总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一些假、恶、丑的思想趁机渗透人们思想，对社会和谐发展造成一定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下，加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重建，以此来推进中国社会的和谐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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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艺术的精神回归 篇12

一、改革开放的30年

改革开放初期的当代艺术发展在今天看来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段时间。不断调整中的文化政策与艺术家之间的互相试探, 构成了一种互动关系。我们将85美术新潮作为一个开放的节点的话, 那么这之前的当代艺术是一个基本上处于地下状态的艺术实践。今天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 我们佩服先驱们在那样一种社会环境中进行着自己的艺术实践。这个时期的作品形式更多的倾向于全面学习西方。有观众在看到这个时期的作品的时候, 评论道:“这完全是对西方赤裸裸的模仿, 甚至不加掩饰。”开放的社会环境对艺术家的冲击是巨大的。改革开放初期, 当图像摆脱了单一的题材而进入到对个性本身的关注的时候, 这个时候似乎只有一个标准, 就是西方。对独立和个性的抒发与追求对于刚刚开放的中国的年轻一代是极有吸引力的。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早期中国当代艺术不管从样式上还是思路上都表现出全面的西方色彩。90年代的中国当代艺术出现了新的情况, 资本作为一个新的因素介入到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当中。1992年的广州双年展, 为当代艺术走向市场、收藏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从这个时候开始, 艺术家逐渐意识到艺术是可以换成物质生活的。资本的介入逐渐改变了艺术家的创作意图, 在不断发展中, 对卖作品的追求更多地占据了创作的领域。1993年中国艺术家参加威尼斯双年展, 玩世现实主义和政治波普登上世界舞台。从此开始了中国当代艺术国际化的历程。这是中国当代艺术被世界关注的开始, 也正是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成果的不断显现, 中国文化在这个时间得到关注。国际资本开始干预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 一批艺术家迅速以明星的身份出现在各大媒体封面头条。但是对于这一段历史, 吕彭的说法是:玩世现实主义和政治波普没有任何政治批判的含义, 它所运用的政治符号只是挑逗市场的策略而已。21世纪初, 卡通一代的热潮典型地印证了中国式的实用主义。轻易上手的卡通一代, 以细腻的制作和儿童式的想象力呼应着迅速膨胀起来的收藏市场, 果冻画法的一颗颗白色高光挑衅者收藏家金丝边眼镜后面充满期待的双眼。中国艺术家, 特别是艺术家中的年青一代, 刚毕业甚至还没毕业便有机会与画廊签约, 通过“艺术”过上好的生活。真正有价值的卡通一代艺术家并没有几个, 而今天的卡通几乎销声匿迹了。

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的当代艺术其实是一段非常好的时光。在资本突然抽离了当代艺术的背景下, 艺术家开始反思和沉淀自己的艺术创作, 开始在一个不景气的市场中找到新的出路。而在艺术市场低调的一两年左右之后, 令人兴奋的是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艺术面貌。大浪淘沙, 这场金融海啸以强大的力量冲击掉了很大一部分不合格的艺术家。留下来的艺术家们, 为我们呈现了一种新的艺术面貌。

二、中国当代艺术的新情况

在讨论东西方文化时, 有的人喜欢用“现代”这个词来代替“西方”。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紧随着西方文艺理论的发展亦步亦趋, 我们可以把这个现象描述成是一种中国当代艺术对现代化的补课。而今天, 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经历了三十几年的历程, 艺术家开始逐渐回归到对传统艺术精神的追求, 甚至有国外的艺术家开始以水墨作品创作的时候, 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当代艺术焕发出了新的活力。这是一种具有中国文脉的当代艺术, 它在传统的中国画之后, 从新的艺术形式中找到了对传统文化传承的方式。

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和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 当然也离不开国家政策对于敏感话题的开放与包容, 中国艺术家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快参与进了全球语境下的当代艺术建构当中。脱离了对西方当代艺术形式上单一的模仿, 勤奋的中国艺术家在开放的话语环境中紧紧跟随着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文艺理论上的探讨和追逐, 已经接近了西方文化的最前沿。西方话语作为现代性话语为中国当代艺术提供过强大的智力支持。今日的中国艺术家并没有在世界当代艺术领域成为话语主导和强势的一部分。但是今天的中国艺术已经逐渐开始, 并慢慢强调中华文化的深厚积淀在自己创作中的重要性。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回归, 不是政治符号的调侃和挪用, 不是语言学上的暗喻和挑衅, 而是真正的面向文化背景, 面向历史积淀, 面向中国人自身的生活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特殊形态。文化全球化的浪潮又给中国艺术家提供了更多的参与机会。不管是外籍画廊入驻中国, 还是中国画廊参与国际市场, 还是世界开放的美术馆、双年展, 中国艺术家的作品都以极高的参与度出现在这些地方。从北京到纽约, 从东京到威尼斯, 随处可见中国艺术的身影。我们为中国艺术在今天呈现出来的现象而感到高兴。

当然我们在看到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中取得的成绩的时候, 看到的不只是繁荣的表面。中国艺术家在09年以后展示出来的新的活力才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种新艺术的主体。艺术以新的形式对不同领域的介入是我们看到的全新情况, 英国的学生运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等等, 新的沟通方式正在以陌生的身份续写着新世纪的历史。艺术在这时似乎难以归类, 占领华尔街的各种形式让我们在看热闹的同时不得不思考:生活与艺术的边界在哪里?除了艺术, 似乎已经无法解释这种人民的狂欢的创造力根源。在这样的语境下, 艺术家的创作面临着全新的问题。卢迎华和苏伟在华侨城当代艺术中心策划的展览《小运动》则是其中的典型。艺术以什么样的身份发起, 如何区分其与生活、与运动的联系成为《小运动》关心的中心。比丽安娜策划的《占领舞台》项目是在行为艺术领域开展的连续计划, 通过对行为艺术的回顾、演绎和再创作, 重新讨论当下语境中行为在艺术中的可能性。没顶公司、双飞艺术中心等等小组以机智幽默的团体作业向观众传达着一种小群体的价值观。这些对当下、对自身的关注是一个方面。一部分艺术家和策展人回归到了对传统精神的探寻。吴洪亮策划的《观》是一个典型的展览。其邀请艺术家依照传统文人雅集的范式邀请观众现场观看收卷册页, 从形式感上回归了中国传统文人画的精神本源。而他在阐述展览的时候说:现行的美术馆体质是一种西方的, 为了平等的观看机会而设计的展示方式。中国的美术馆应该有自己的艺术展览。应该做一些与中国有关的事。同样我们看到许多年轻艺术家, 他们放弃了追随西方的创作思路, 从中国传统艺术、文学、历史和生活中寻求养分, 注入到自身的艺术创作中去。还有一部分艺术家, 怀着一种自我的情怀, 制作出感性的作品, 而这种作品中从骨子里透露着一种非常东方的感受。这都是在被洗涤过的中国当代艺术的新现象。

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到今天不过三十多年的时间, 我们高兴地看到一种民族情怀作为一种主体支撑起了更多的艺术创作。在全球化和网络化的文化背景下, 中国艺术家终于正视历史, 分享全球同步的公共资源, 以“现代的”观念展开艺术创作。这种意识下产出的中国当代艺术有理由在世界当代艺术的舞台上载歌载舞。它作为一种地方化的特产, 为全球化的丰富性提供了更丰富的可能性。同所有的现代化国家一样, 我们的艺术要关注的是人本身, 是身体的美学, 公共的政治, 历史的积淀。在他者之间, 则选择了保持距离, 寻求平衡, 找到一种和谐的关系。

参考文献

[1].易丹.吕澎.《1979年以来的中国艺术史》.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1-9

[2].尹吉男, 《后娘主义:近观中国当代文化与美术》,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