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悲剧精神的桎梏（精选4篇）
中国悲剧精神的桎梏 篇1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的悲剧精神,在很多奋斗精神与忧国忧民的文学作品中可以很清晰的感受到,文人拥有满腔的爱国热血,却因各种原因得不到抒发,所以就只能常常借诗词等形式抒发。中国人虽然经常感受悲剧精神,却往往不愿意彻底的接受悲观主义,所以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很多作者在抒发悲剧情感的时候,虽然可能会刻意的放大悲剧意识, 但是还是会对未来保持一种乐观的信念,也就是说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悲剧精神很常见,不过其可能不会愿意承认人生里的悲剧因子。
1.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伤感主义
中国古典文学中有很多表达悲剧情感的作品,但是并不抒发作者自身的悲剧人生,很多作品描述的是当时社会中某类人精神上的悲观主义。伤感主义可以很好的表现出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悲剧精神,中国历史上,屈原的《离骚》可以说是抒发伤感主义的鼻祖,“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是后人常常吟诵的一句诗,也就是《离骚》中的这句诗,表达了屈原强烈的伤感主义,屈原由于被当时的达官贵人排斥,导致被流放,心中充满了忧国忧民之情,看着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身怀满腔热血却报国无门,诗中为后人展现的是浓浓的伤感,也是当时屈原内心真实情感的写照。后元杂曲中出现的四大悲剧:《窦娥冤》、《赵氏孤儿》、《汉宫秋》、《梧桐雨》更是把悲剧精神发挥到极致,《窦娥冤》在高中语文教材中被列为课文,窦娥与婆婆的悲剧人生,张驴儿与昏官勾结颠倒是非黑白,剧中很形象的对每个人物进行了刻画,窦娥坚强勇敢、婆婆胆小怕事、张驴儿父子丧尽天良等,人物的刻画更加突出了剧中的伤感主义,最后“六月飞霜”更是反映了浓烈的悲剧色彩。
2.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悲剧性因子
中国古典悲剧文学的出现,与当时封建社会的背景有很大的关系,社会底层的人们被地主压迫,君主受贪官污吏的迷惑陷害忠良,由于封建思想劳燕分飞的爱人等都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经常出现的悲剧性因子,其中描写忧国忧民与爱情的中国古典文学数不胜数。范仲淹《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很直观的表达了其爱过情怀,但是范仲淹当时处于被贬的情况。《孔雀东南飞》在中国古典诗中有很高的文学地位,诗中描述的是一桩婚姻悲剧,主要讲述了焦仲卿、刘兰芝夫妇被迫分离并双双自杀的故事,最后只能死同穴。“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诗开头用了排比的手法描述了女主人公刘兰芝的贤惠与才情,被休后却还是有县令、太守相继登门为子求婚,也突出了刘兰芝的美与贤惠,但是最后的结局却是悲剧,诗中造成这桩悲剧的主要人物是焦母与刘兄,但是整首诗其实是借焦仲卿与刘兰芝的爱情悲剧讽刺封建礼教的残酷无情,同时也歌颂了焦刘夫妇的真挚感情和反抗精神。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悲剧性因子,绝大部分是由于当时封建社会的背景产生的,人们的生活、思想长期被封建社会压迫,虽然也有很多人反抗,但是结局往往是不尽人意的。
3.中国古典文学中悲剧精神的价值
中国古典文学中描述悲剧精神的文学作品,在当时可能仅仅是作者用来抒发自己情感的,但是流传至今,还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中国古典文学是具有社会意义的,文人在写这些悲剧色彩的文学作品时,很大程度上表达的是自己的心境,虽然受到社会巨大的压迫,对生活也失去了激情,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是浓烈的悲观主义,但是人们却不会被悲剧精神彻底的感染,也不会失去生活的动力,这点从很多作品中对一些特定人物的刻画就可以分析出来。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悲剧精神,对后人有很大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安逸舒适的生活让人们的抗压能力大大的下降,通过对中国古典文学的阅读,可以感受到古代的社会背景与现实,很多具悲剧精神的作品,作者在刻画人物与情景的时候,都会特别用心,后人在阅读中可以清晰的感受到文人们的心境,那些忧国忧民情怀的诗词,可以更好的指引我们热爱祖国,告诉我们遇到困难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对困难屈服,从中国古典文学和文人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坚韧不屈的精神,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的人生启发。
4.结语
总而言之,中国古典文学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文学中悲剧精神的刻画,除了是某个时代的印记外,还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刻的感受到文人们的爱国情怀,让生活安逸的我们通过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看到他们的精神,从他们的精神中进行反思,以他们为榜样,刻苦学习,为祖国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摘要：中国古典文学对后人有很大的影响,文学作品中常常会表现出很强烈的感情色彩,悲剧精神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是非常常见的,古代的文人雅士在表达自己情感的时候,多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展现出来,不管是仕途坎坷、生活不易及寄情山水等,中国古典文学中有很多表达此类的文学作品。悲剧精神常常表现的是某个时代的某一类人,作品为当时社会底层的人们抒发的情感,本文就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悲剧精神的相关内容进行分析与探讨。
关键词：中国古典文学,悲剧精神,探析
中国悲剧精神的桎梏 篇2
李绍山
《野草》呈现了一个昏暗、敌意、冷漠的世界，其时间、空间也都是暧昧不明的。人失去了一切支撑点而被抛入毫无意义的或荒诞的存在旋涡里。死亡进入并现实存在于人的生命活动中，从而深化了认知死亡的人对生命过程的自觉意识。
这是那里，我怎么到这里来，怎么死的，这些事我全不明白。总之，待我自己知道已经死掉的时候，就已经死在那里了。(《死后》)
人只能以个体的命运、个体的思虑、个体的全部心理悲欢来承担和体验。《野草》体现出深刻的焦虑与不安——一种找不到立足点而漂浮于空中的惶惑心态。这种情绪似乎没有具体的对象，也不来自某一方面的原因，而是“我”对自身的根本性焦虑。
“然而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影的告别》)
2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集中体现了野草的悲剧精神。
“鲁迅以“虚妄”的真实性，同时否定了“希望”和“绝望”。他说：唯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别无选择，只有反抗这虚无。反抗虚无，总有些像唐吉坷德对大风车的搏斗，本身就充满着深刻的矛盾。
《秋夜》是有一点虚无感的。枣树挺着他的“铁”似的枝干和天空对峙，虽然凛然难犯，但最后的胜利者恐怕不是枣树，当然也不是天空、星星和月亮，——而是虚空。“我忽而听见夜半的笑声，„„四周的空气都应和着笑”，“我也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这个“笑”，就是虚空发出的，虚空永远以胜利者的姿态君临人间。在《影的告别》里，人生的虚无感是很强烈的。“沉没在黑暗里”，自是不甘心。“光明”又在那里呢？作者在人世间的体验里没有多少光明可言说，强说光明那是虚伪的，没有人生的根据。所以他才说“光明又使我消失”。光明既没有，那“我能献给你什么呢？无已，则仍是黑暗与虚空而已。”既无光明可赠与，又不愿意用虚空和黑夜“占领”“你的心地”。那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我将在不知道时候的时候独自远行。”无声无息地走到人所不知道的地方，自我放逐，——就好像这个人没有存在过。这里作家的孤独、激愤、失落、彷徨的情绪——虚无的情绪，是相当的明显的。
这篇文章里有一个概念“无地”。这个概念很能说明鲁迅的孤绝地反抗个性的。这个概念我字面上解释为“无立锥之地”，在鲁迅自不是指现世，而是指精神领域。表达鲁迅作为一个精神的战士的极度的困惑，分外的焦虑：不相信有光明的所在，又不愿在黑暗里沉默，于是彷徨乎明暗之间，不知之所至，不知之所止。
3这仅仅是鲁迅虚无感的一面，另一面是他对虚无感的反抗。虚无使鲁迅充满了一种幻灭的情绪，这使他品尝到人间难挨得寂寞痛苦。
——在《墓碣文》中说：“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又说：“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
这巨大的虚无感使得他对自身的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也构成一种否定，痛苦异常。但那颗从小时候就遭受压抑但从来就没有屈服过这种压抑的灵魂不会就此罢休，它必定要反抗这虚无，在反抗里制造希望的幻影。这一点是很具有悲壮的意味儿的。
——虚无与悲观是不一样的。悲观的人，是带有一种失败的情绪，但并不否认行动的价值，也不妨害行动的意志，甚至于有一种悲壮的意味儿，可以毫不犹豫地以身赴死。虚无不仅仅怀疑目的价值，而且怀疑自身行动的价值，可对人的精神和意志构成绝端的打击。——所以鲁迅对虚无的反抗，带有更强烈的悲壮色彩。在《希望》里作家这样说：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忽而这些都空虚了，但有时候故意地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鲁迅感叹青春的逝去，但毕竟还有着“身外的青春”。纵使身外的青春失去而只剩下“身中的迟暮”，“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虚无是永恒的胜利者，但鲁迅偏要向着它做不屈的反抗，“希望”也许就在这反抗中，尽管反抗的“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
鲁迅在这里也许有些堂吉坷德的意味儿，但鲁迅是理性的，堂吉坷德是盲目的。
《这样的战士》就是表现着这样的精神反抗。
这个战士没有屈服于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的“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他也知道“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不为他们的各种表演所迷惑。而勇敢地举起了投枪。“他终于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他终于不是战士，但无物之物则是胜者。”天下一片天平，但他举起了投枪！
这也恐怕是鲁迅已在歌颂的 “真的猛士”：“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戏；他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淡淡的血痕》）
关于鲁迅的“死亡意识”，也是具有深刻的悲剧精神的。基本内容就是：人的死亡即不可避免，死亡就等于空虚，那么一切最终也都归于空无。虽然人的奋斗与挣扎，最终也免不了归于寂灭，但既然生存，就要奋斗和挣扎，否则等于没有存活。在空无的反抗里求实有，在死亡和寂灭挣扎里求生存的价值和意义。
1宗教是关注人的 “生”前死后的。生生灭灭，本是自然之道，宗教倡导不死不灭，通过修佛脱离六道轮回，永除劫难，拯救人的灵魂到天国里去，给怕死的人类设置了一个很好的灵魂安置的场所。
鲁迅的态度一向是；灵魂的事儿，死后再说。但是，鲁迅不是不把死亡当作一个问题，死亡是无法回避的，鲁迅直面死亡。鲁迅是如何看待死亡的，换句话说，鲁迅的死亡意识是什么呢？
涉及“死亡”主题的，《野草》里有《过客》《死火》《死后》等。《过客》里的“过客”很明白前途的终点就是“坟”。但一个声音召唤着他，它不能停下来。走向死亡，固然。然而人的价值就在这走向死亡的中途。《死火》里的“死火”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冻灭，要么烧完。死的火焰固然可以保存，但永归寂灭，也无所谓生。燃烧，是短暂的，但作为火焰就的燃烧。这个死火终于选择了燃烧，而燃烧就意味着灭亡。在我们看来，文章表达的意思是：死火，虽生犹死；燃烧，虽死犹生。这也是鲁迅所要表达的人生的理念与精神。在《希望》里，鲁迅明确地说，青春也好，身外的青春也好，终将寂灭。虽如此，“我只得肉搏这暗夜中的虚空了”，一掷“身中的迟暮”。言外之意是，死亡不可免，只要活着，就要奋斗。
鲁迅是立足于死，着眼于生。死无可逃避，“生”也就有它的价值。《野草》的“题词”里说：“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
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这句话，集中地体现着鲁迅的“死亡”意识。
2但是话虽这么说，问题并不这样简单。鲁迅的死亡意识里有更深刻地意味在。在鲁迅那里，——死即是生。死亡，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不愿意的，死而至于“朽腐”，也非所愿。有钱有地位的希望死后制成木乃伊，长留人间。没钱的人，还想弄一口好棺木，虽然化为枯骨免不了吧，总还想地下安眠，不被打搅。鲁迅并不这样想(看他晚年的文章)。
鲁迅在《野草题辞》里说：
“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这绝不是反语，野草的“死亡而朽腐”，他是对希望的欢喜，是精神上的大欢喜。
世界是个过程，人的生与死就是这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庸人是糊糊涂涂的生，糊糊涂涂的死。而“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戏„„”世界人生就是在这死生、生死里进化。李长之，在研究了一番鲁迅后说鲁迅有一个基本的观念就是：人得生存。我承认李长之说得不错，但说得不深刻不全面。鲁迅还有一个基本的人生观念就是：人得死亡。该死亡的就要死亡，不死亡就妨害了更好的生存。生与死，爱和仇„„，在鲁迅的思想里是如此矛盾而又复杂地纠缠在一起。
——实际上是，鲁迅的眼光穿透了人生历史的重重迷雾，不仅仅是生和死，也不仅仅是爱和仇，种种矛盾对立的意识、情感和社会人生的观念非常矛盾复杂又统一地整合在鲁迅的思想体系当中。鲁迅是深得人生社会的辩证法的，自然知道人生社会由相对立的两面构成。缺了无论哪一面，社会人生当不能进化与发展。自然，鲁迅不会承认相对立的势力或敌手的思想与精神价值，但他并不否认其“存在”的价值，就如同黑格尔说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虽然有它的合理性，但挡不住他们的灭亡，而且也必须灭亡。在“题词”里鲁迅说：
“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
把自己的“野草”献给“友”和“爱”者，也献给“仇”和“不爱”者，应当包含着这层意思。鲁迅总是说，他写杂文文章，就是要给与这些与他相对立的势力和敌手，给他们一点小小的不愉快。鲁迅对他们充满嫉恨，不情愿他们活得太得意，太心安理得。
正因为鲁迅有着不寻常的人类历史的眼光，思想深得社会人生的辩证法而包含着深刻而复杂的观念。所以他才在“题词”里说：
“为我自己，为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我希望这野草的朽腐，火速到来。要不然，我先就未曾生存，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
“去罢，野草，连着我的题辞！”
纯粮标志 中国白酒的新桎梏 篇3
随着夏季太阳的日渐燥热难耐，中国白酒业也空前的躁动不安起来：上月初从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爆出惊人消息:中国白酒要推行纯粮标志了！一时间街头巷尾，引得白酒企业及业内人士议论纷纷。
这项被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白酒专业委员会负责人喻为“这将绝对是中国白酒行业的一场大地震”的措施，它所引发的震荡将会波及谁以及震出怎样的结局呢？
这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据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白酒专业委员会负责人介绍说，出台这一举措的目的，是为了杜绝目前白酒行业几乎家家号称粮食酒的鱼目混珠现象。不少企业把“新工艺白酒”伪作“纯粮固态发酵白酒”，价格甚至比名优厂家生产的纯粮固态酒还高，存在着欺骗消费者、扰乱市场、影响传统固态发酵酒生存发展的不良倾向。他认为，高档白酒必须是纯粮固态发酵酿造的白酒，因此这个纯粮标志不仅是“粮食酒”的标签，也是“真正高档白酒”的金字招牌。有了这个认证标志，就等于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用自己的名誉向消费者承诺与担保了。
如此“责任重大”的措施，它波及的范围，绝不仅仅是中国白酒,它还会影响国家的经济，渗透消费者的生活。高档白酒也不会必须是纯粮固态发酵酿造的白酒，因为决定酒类产品是否高档的因素，不会仅仅是简单的原料（再高档的白酒，在行家的眼里，它的原料价格充其量也就那么几十块小钱而已）:高档产品之所以高档，它的核心所在，是企业精心打造的企业文化赋予它的高附加值。
拐杖还是桎梏
这样的动作，且不论中国食协的良苦用心，也不论他们对消费者承诺与担保的是“质量承诺”还是“价格与价值一致性担保”，单在相对平静的白酒业来说，这炸弹的威力不可谓不大，影响不可谓不深远。但是协会本身行政的空洞无力，口号缺乏、护航的底气不足，先天性没办法落实到位的尴尬，监督措施与管制力量都没办法配备的局限，根本解决不了上述措施的“空军落地”，也就无从谈起对广大消费者如何“承诺与担保”了。
再者，号令责任偏弱，笼统而局限地看待勾兑技术的进步，是技术的倒退还是历史的倒退？名酒究竟是在乎名义呢还是在乎质量？技术进步还好意思固步自封吗？这种人为的管制，对中国白酒来说，是巩固还是提高？是开拓还是羁绊？是他杀还是自杀呢？
纯粮标志的推行，表面上无疑让消费者拥有了知情权，但是如何鉴别标签的真假依旧是个“天知、地知、生产者知，独消费者不知”的尴尬:政策约束与监督自律的脱节，会让宏观政策微观得看不见摸不着。诚然，纯粮标志的推行，对于减少白酒勾兑雷同，产品个性雷同的同质化有所抑制。但是放眼白酒界，几乎没有一个企业不在勾兑技术上下功夫的，发展的需要，就是企业的需要。况且，社会上没有一种产品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定水平，无不一一留下工业化烙印的。
中国白酒勾兑技术的进步，并不是这种产品的原罪（酒精也是从粮食中提炼出来的精华，只是口感不同风格不同过程不同而已，对三农资源的利用，对国家经济的提升，更是功不可没），我们不应该回避、也不应该摈弃一些套话式的成见。行业需要创新，我们应该好好利用，把握机会好好开发。我们提倡风格多样，倡导技术争鸣，鼓励弘扬先进文明，不应该对新技术实行人为的堵截。如果国家再评选名酒的话，我赞成采用勾兑技术的白酒磊落大方参加角逐，不必要再遮遮掩掩的犹抱琵琶半遮面了。技术的操作是模式化的，产品的打造却是千差万别的。这“千差万别”，就是企业如何规划、运作、包装、管理、策划等等的一系列核心竞争力的展示与较量。这种能拿出手来与竞争对手过招的核心力量，这种在共性之中凸现出来的个性，才是每个企业产品能够安身立命的独特的“这一个”。勾兑仅仅是技术过程，不是企业运营的核心过程。同样的勾兑技术，不同的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说酒精勾兑技术发明前白酒产量是制约中国白酒发展的瓶颈的话，那么纯粮标志的推行，将是人为限制中国白酒发展的新桎梏。
游走生活的现实
中国食品协会的规则没办法硬性标定违法与否，就没有充分的话语权。企业的买账程度不一，就没必要也没工夫在形式上都挤一堆儿等待窒息，等待死亡。对于白酒企业来说，能够顺利发展，才是最现实的硬道理。多数名酒企业，由于子品牌的壮大，自身的生产能力仅仅靠酿造已经不行，无法达到发展的飞跃，科学进步的勾兑，才使得他们柳暗花明、游刃有余。目前，勾兑在整个白酒行业来说，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同时，也是合法合理的发展方向，“科学是第一生产力”，谁能人为的阻挡科技进步呢？如果说这措施能阻挡企业的生产，那么，你有什么能力去保证与提高纯粮酿造酒的价格？行政还是指导？市场答应吗？这显然是中国白酒发展中的新陷阱。如果说通过认证有什么高、难、苛刻条件等等，充其量也是一个曲高和寡的摆设而已，对中国白酒的发展将是一个人为的新桎梏。一个条例或者法规，只有适宜行业的现实需要，能够促进行业的未来发展，才是好的法规，好的指导方针。否则，再冠冕堂皇的政策，也是会走进死胡同的夕阳政策。
中国食品协会的这个措施，据说将首先对中国名酒实行认证，这对中国名酒们来说，是回归还是回落，责任还是义务，捧杀还是棒杀？放牧还是羁押？我们将拭目以待。
既然说技术认证的难度高，工程大，中国食品协会有什么能力来落实这个认证工作？好产品是需要开放的环境，还是需要抑制的市场？这个措施的出台，对民族工业的现实意义何在？早在上世纪，白酒专家沈怡方就在白酒行业的峰会上发表了勾兑是技术进步的成就，随之贵州醇的老大鄢文松也快嘴揭谜式的大力张扬传播。中国食品协会既无师资力量，也无自己的技术装备，一切都有赖于白酒企业的人与物，在一定程度上也受企业的左右与制约，因此可以想见，这个标志的执行力，也是不够坚强与彻底的。
站在行业利益的山坡上，我呼吁：纯粮标志，应该缓行！
一点思考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白酒企业老总说，目前国家对白酒的管理出现了“多头并管”却又“多头不理”的现象，分明各家都有条例法规，面对出现的问题却又都不亲自下来督管解决，这让我们有点无所适从，也无可奈何，我们企业有时根本不知道听谁的好，却又谁都不好得罪，只得含糊应承了事，也省了许多节外生枝的麻烦。
的确，现在国家对白酒的监督管理存在着模糊而又清晰的局面。酿酒工业协会、食品工业协会、国家商务部等部门，对白酒行业的管理往往拳头打在棉花上，办法、条理、规范、标准等等文件一大堆，号令一出，却常常“按兵不动”，即使是很好的措施也无法落实下省、下市、下县、下地方，如同企业的营销方案执行力无法落实到具体市场而策划破产一样，执行不了或者执行不到位的法规，往往也就是一纸漂亮的空文。不但对企业与行业没有起到积极的推动与监管作用，反而让下面的企业期望值和信赖度大打折扣，之后对上面下发的文件形成了可有可无的“习惯性漠视”。国家推行政府行政干预的弱化，初衷本来是改革僵硬的行政方式，适应与世界经济大同的接轨，开拓让企业放开手脚大干的经济政策与市场环境。现行政府行政干预的弱化，却并不是代表政府政策执行力度的退化与萎缩。
再说漫长的认证过程，也将是劳民伤财的过程。规范与规定，仅仅在自律的意义上打转转是不够的，但是一旦要执行到底，单独依靠中国食品协会的力量，绝对办不到。既然国家已经取消了对白酒继续实行行政色彩浓厚的名酒评选，那么再指望获得国家颁发奖牌的企业也就期望下降，企业也就不是很愿意花工夫费时间配合法规的贯彻。对名酒的考验，也就成了不进考场的考试了。
中国悲剧精神的桎梏 篇4
本文采用性别研究的方法, 对《我的安东尼亚》和《啊, 拓荒者!》中部分男性形象进行了分析, 揭示出父权制这一社会等级制度不仅压迫着女性, 甚至在更大程度上压抑着男性。
1 父权制对男性性别角色的规定
人类从母系社会过渡到父系社会后, 开始有了利益之争, 有了对财富的掠夺, 出现了战争, 男性的地位和作用开始上升, 逐渐成为生产和社会活动的中心, 相应的“男主外, 女主内”的社会分工也基本确立。这一分工进一步强化了基于生理之上的男女性别角色的差异。因此, 传统观念认为, 男性必须是家庭的供养者, 是家庭重大事件的决策着, 应该具有强壮、自信、冷静、勇敢、有雄心及较强的适应能力等特性。
纵观《我的安东尼亚》这部小说, 我们不难发现, 吉姆伯登的祖父就是一位父权制下的男性典型。第一次见面时, 他就给吉姆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他不是个感情外露的人。我立刻就感觉到他慎于思考、态度尊严, 便对他有点儿畏惧” (周微林, 2004:9) 。虽然平时家里的一切都由祖母操持, 但遇到决策性问题时, 还是祖父说了算。如当他宣布说由于下大雪不能到黑鹰镇去买圣诞节用品时, 杰克坚持说他能骑着马去, 但经验丰富的祖父认为“路会被雪埋掉, 而且一个刚到这地方来得人太容易迷路了。”在这种情况下, 全家人“决定不依靠城镇, 过一个乡村的圣诞节” (周微林, 2004:56) 。作为伯登家庭权利的中心, 祖父也是一个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的人。在雪默尔先生自杀后, 祖父冷静地认为“那尸体不能碰, 一直要等到我们从黑鹰镇把验尸官找来。这样的天气, 不是一天两天做得到的 (周微林, 2004:69) 。在随后的几天里, 祖父一直毫无怨言地帮助只剩下孤儿寡母的雪默尔达家办理丧事。总而言之, 严肃、果断、有远见、识大体、顾大局这些传统视角下男性的特点在伯登先生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搬到黑鹰镇以后, 伯登一家又结识了新的邻居——哈林一家。哈林先生被誉为“我们这个地区最有事业心的生意人” (周微林, 2004:103) 。在家里, 他也是绝对权威:“哈林先生不仅需要一座安静的屋子, 他还需要他的妻子专心照应他” (周微林, 2004:109) 。所以只有当哈林先生不在家时, 孩子们才能在他家尽情玩乐。同时, 哈林先生还是一个把名声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人, 对于安东尼亚每晚都跑出去跳舞的行为, 他当然无法容忍, 对她下了逐客令。尽管哈林太太很喜欢安东尼亚, 但是当丈夫要求安东尼亚作出选择时, 哈林太太也帮不了她, 因为“哈林先生说了的话我不能改口。这是他的家” (周微林, 2004:144) 。
在《啊, 拓荒者!》这部小说中, 虽然对于亚历山德拉父母的描述笔墨不多, 身为同一个家庭的家长, 父亲和母亲给读者留下的印象却大相径庭——前者是失败者, 后者是成功者。自从移民到分水岭后, 作为一家之主, “在十一年漫长的岁月里, 约翰柏格森辛勤开垦这片荒原, 但几乎没有留下多少痕迹” (杨怡, 2003:25) 。在前五年时间里, 庄稼欠收, 牲口暴病, 孩子身亡, 一系列天灾人祸使得这个移民家庭负债累累, 柏格森用六年时间辛勤劳作, 还清了债务后, 不久却因病撒手人寰。但对于亚历山德拉的母亲, 作者却是另一番描述“约翰柏格森娶了一个出身比他低微的女人为妻, 但他娶到的是一个好主妇。……十一年来, 在环境艰苦、安排十分困难的情况下, 她始终出色地把家治理得有条有理” (杨怡, 2003:29) 。显然, 父权制对社会性别角色的规定在亚历山德拉父母身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2 男性心理的扭曲和异化
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模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导致了男女两性心理上的巨大变化。一方面, 女性逐渐丧失其主体性, 她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作为“第二性”的角色并变得有些自卑。另一方面, 由于社会要求男性勇敢、强大、成功, 女性也希望自己的丈夫是最有能力、最优秀的, 这样就使男性处于一个很艰难的处境:他们不仅要努力工作来养家糊口, 更要在事业上不断发展, 只有这样才能赢得社会的尊重和异性的仰慕。在这种难以承受的压力之下, 男性大多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在小说《我的安东尼亚》中, 安东尼亚的父亲雪默尔达先生的悲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雪默尔达先生的自杀出乎人的意料, 而且大家都认为是严重思乡愁夺走了他的生命。雪默尔达的确很思乡, 这种情绪是每一位处在异乡的游子都会有的。但是, 将他逼上绝路的真正原因是作为一个男性, 作为一家之主, 却没有能力养家糊口, 甚至还要靠邻居的接济。在这样一种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极端压抑的情绪之中, 雪默尔达先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自己的故乡波希米亚, 雪默尔达是一位成功的商人, 经营着一家农场, 全家人衣食无忧。但移居美国以后, 他变得“很忧郁……面容很粗犷, 但看起来像一摊死灰——仿佛所有的热和光都已熄灭” (周微林, 2004:109) 。生活的压力、邻居的同情以及妻子的不满所有这些男权中心社会的枷锁导致了雪默尔达先生的悲剧。
吉姆伯登应该算是父权制社会中成功男性的典型, 但事业上的成就并没有给他带来所期望的幸福——小说的引言部分告诉我们他的婚姻生活并不如意。为什么一个如此欣赏乡村女孩热情与活力的男人, 竟陷入一桩如死水一潭的婚姻中?为什么他会将自己一直深爱着的安东尼亚弃于无尽的苦难之中?正如我们对吉姆与安东尼亚的结合寄予了太多期望一样, 吉姆在多年以后也向安东尼亚的儿子们承认:“我曾一度深深地爱上了你们的母亲, 我知道世上再找不到像她这样的人” (周微林, 2004:236) 。但是作为一个在典型的父权制家庭中长大的男性, 吉姆深知自己应该追求的是事业、名誉和社会地位, 除此之外, 他不能为任何事情而驻足。整部小说都笼罩在淡淡的忧伤之中, 仿佛有人失去了什么——那些在过去的艰苦岁月中所拥有, 在现在的舒适生活中却丢失了的东西。也许当吉姆在后来成功的事业和无意义婚姻中回顾过去时, 更能清楚地认识到在自己不断向上谋求发展的过程中所放弃的是什么。
《啊, 拓荒者!》中的男性角色似乎更悲剧——约翰柏格森、埃米尔、阿梅代英年早逝, 弗兰克被关进监狱。在一个拥护男权的的父权制社会里, 为什么这些男性们不仅没有得到他们所渴望拥有的, 反而落得如此结局?约翰柏格森和阿梅代的死也许可以解释一二。他们都是社会性别角色的忠实扮演者, 肩负着养家糊口的重任。即使在经过多年努力, 还清了家里欠下的债务后, 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约翰柏格森仍然认为自己有罪——因为没能让妻儿过上富裕的生活。所以他告诫儿子们要合力保住这片土地, 好好听姐姐的话, “即使她犯了什么过错, 也不会比我犯得多” (杨怡, 2003:28) 。在负罪感和病痛的双重折磨下, 约翰柏格森含恨离世。尽管“他才四十六岁, 无疑是希望多活些日子的” (杨怡, 2003:26) 。阿梅代的死则更让人痛心, 毕竟他还那么年轻, 那么阳光, 和新婚妻子那么相爱!但就是这位年轻的丈夫、年轻的父亲, 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生病了还坚持下地干活, 最后倒在了麦田里。
阿梅代的死并没有警醒他人, 使人们意识到生命的宝贵, 因为埃米尔和弗兰克的悲剧随后就发生了。弗兰克是杀死埃米尔的凶手, 但他何尝又不是受害者呢?为了让人们觉得玛丽不顾家人反对, 选择和他私奔是正确的。“他把自己全副的原始精力都投入在了这片土地上。每年他到黑斯廷斯或奥马哈去狂欢一次, 在那里呆上一两个星期, 然后回到家又玩命地干活。他干着农活, 即使他为自己感到难过, 那也是他自己的事情。” (杨怡, 2003:91) 他深爱着妻子玛丽, 但这是一种近乎变态的爱, 他曾幻想“假如他一旦有了钱, 他打算给她买漂亮的衣服, ……像侍奉一位夫人一样待她。但在不顺遂的时候, 他希望她像他一样感到生活是那么丑恶和不公平。他曾试想过让她的生活也变得丑恶些。” (杨怡, 2003:159) 生活上的压力导致弗兰克心灵的扭曲, 当他在鲜花盛开的白桑树下发现了玛丽和埃米尔这对恋人时, 疯狂地扣动了扳机……
3 结束语:推翻父权制, 实现双性解放
综上所述, 父权制不仅仅压迫女性而且也压抑着男性, 甚至在更大程度上扭曲和异化了男性的心理。因此, 要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和谐社会, 就必须终止父权制的存在。
然而, 完成这样一个巨大的工程绝非易事。有着几千年历史的父权制在人类生产、生活、政治、经济各方面已经根深蒂固, 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都已经接受了这一制度下社会对男女两性性别角色的规定, 并努力扮好各自的角色。不仅如此, 两性还以这种传统的性别标准来评价和选择异性, 并形成了“男才女貌”的“理想”婚姻模式。
因此, 要推翻父权制, 男女双方都要从传统观念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不再以传统的标准来规划异性。而且, “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也应该由夫妻共同挣钱养家共同分担家务的新型平等关系所替代。只有在家庭——社会的细胞中实现了这种突破, 人类社会的文明才能向更高层次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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