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舒婷诗歌的悲剧意识

论舒婷诗歌的悲剧意识（通用6篇）

论舒婷诗歌的悲剧意识 篇1

舒婷诗歌的女性意识

舒婷的诗歌从女性生命、情感出发,以独特的女性话语和女性笔触构筑了一系列新颖的女性意象,表达了新时代女性的丰富情感和深沉意识,创建了一个独具女性魅力的艺术世界。

一、“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

“性别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现实,对于文化生产具有潜在的制约作用。”[1] “在男权中心的宗法社会之内,女性生活处处受男性的操纵、压迫、欺骗、藐视,……而她们也有投降也有反抗;投降者被誉为‘贞女’、‘良妻’,反抗者被骂为‘淫女’、‘妒妇’;而最后,投降者只能忍辱苟延度日,反抗者到底只有一个失败!” “沉默当然并不意味着从此泯灭了认识自己的渴望。”[3]在男权社会的大背景下,东西方出现了“妇女解放运动”,出现了“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文学作为文化生产的一个领域,从一开始就同性别问题密切相关。”[1]因此“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也都对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女权主义”(feminism)这一术语1895年首次出现在英文中,是西方有较大影响的一种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是关于男女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应拥有平等权利的理论。“女权”,刻意突出女性,否定男性,把两性完全对立起来,甚至走向一个极端――彻底否定男性,对男权进行彻底颠覆,更有甚者想把上帝改成“女上帝”,致使“女权主义”由受人认可到受人异议、否定。

“女性主义”一词最早于1870年在法国出现。“女性主义”看到了两性存在的差别和联系,在此基础上去追求女性应有的本性、地位和价值。“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在概念界定上是有区别的。“女权主义”仅限于女性应该有的权力,在争取男女平等的过程中忽视男性的存在,甚至否定男性,同时“权”字有过于剑拔弩张的色彩,使女性与男性产生敌对。而“女性主义”在肯定“女性”追求适当应有的权利之外,还肯定女人的自然属性,把女人自己视为次于男性的“第二性”――女人。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所说:“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4]这也让我们看到“女性主义”是一种比较理性的理论。

“五四”新文化运动将西方妇女解放的呐喊带进了中国,中国女性逐渐觉醒,开始独立寻找女性自身的价值和尊严。无论是‘女权主义’还是‘女性主义’,在中国语境中,似乎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词。不仅作家和批评家们拒绝被称为‘女权或女性主义者’,而且文学批评中使用这一概念也不多,人们更愿意使用内涵较为模糊的“女性文学”。在此使用“女性意识”这一中和的名词也许比较恰当。

“意识是以人为主体的精神活动。因此,女性主体性的确立必然是以女性意识的觉醒为标志的。”[5]舒婷从女性视角展开了对传统女性意识的反思,对女性的生存困境进行追问,并形成了一种以女性的视角来观照社会生活的有“女人味”的文学。一般而言,女性诗人的题材容易局限于爱情、婚姻、个人身世与悲欢等相对狭小的范围,这和她们的生活环境及接触社会的广度和深度有关。女性诗人在困境面前更容易本能地抒写痛苦,但少有超越困境的勇气。舒婷是一个显著的例外,她从一个全新的女性立场出发审视外部世界,从女性生命的角度确定女性自身的本质,表达着一个女性对自己人生本质和生命意义的价值追求。

二、舒婷诗歌传达的女性的生命与情感

在男权本位的人类社会下,女性自古就处于被动和从属的地位,男性以自己的审美标准塑造着女性,使女性成为“贤妻良母孝妇”的角色。在历史的长河中,女性逐渐认同这一地位,多失去了自我。回归女性的自然特点,回归女性本身,已成为社会的趋向与共识。舒婷以敏感、深悟的诗笔率先抒写女性本真的世界。如果可把诗比作人的话,那么舒婷的诗就是一个绝好的“女人”。“她”积极乐观,温柔善良,饱含着丰富而浓厚的女性情感,表现了女性对社会、人生的感受,对爱情、友情、亲情的热情呼唤,对女性尊严、价值、命运的不懈追求,是一个女人心灵的真切的呼唤,充溢着鲜明的女性意识色彩。

爱是女人的宗教。《致橡树》是舒婷爱情诗的经典之作,犹如一首爱情宣言,同时又表达了强烈的女性意识和人的意识。女性和男性都应该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无视女性同男性的差异,而一味与男性认同,这是违反人性的,不合人情的。《致橡树》把男性比喻为一棵橡树,把女性比喻为一株木棉树。不同的树有不同的姿态和色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想和性格,彼此应是平等相处的关系,而不是依附的关系。在诗歌情感形象中,诗人表现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性人格的独立。诗中女性自我这样表述对爱情的理想:‘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这个‘我’是有着独立的人格和价值追求的人,在相爱中,不是对爱人有所依附或者忘我地奉献,也不是‘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而是在心灵的默契和沟通中达到相互理解和信任,但又坚持了自我的独立。因此,在炽烈的爱情中又有清醒的思考,“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将全诗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致橡树》成为了一代女性的爱情宣言诗”折射出一种独特的哲理光辉。

人的主题是舒婷创作的最重要主题。舒婷诗歌中所开创的女性情感世界,处处充溢着现代女性意识,关注着女性命运,写出了女性情感和社会命运的“女人味”。《神女峰》传达着一种新的女性意识。诗人以艺术的武器打碎了女性身上的沉重枷锁,提倡女性“忧伤而不绝望,沉郁而不悲观”,鼓励女性走出生命的“围墙”。在《惠安女子》中,诗人以对待“人”的.方式去关注惠安女子的现实困境和苦难历史,向传统和庸俗的商品观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体现了舒婷对“女性――人”这一命题的新的思考,新的探索。

三、舒婷诗歌建构的新颖、鲜明的女性意象

女性文学以反叛的姿态宣告着女性立场,重建女性的意象系统。古往今来文学中有诸多柔弱的意象成为女人的象征,比如柳、梅、花、鸟等。舒婷以鲜明的女性意识,构建出新颖、独立的女性意象,打破了男性意识中的花草隐喻,建构了一系列独特的意象。舒婷塑造的一个个崭新的女性意象,丰富了诗歌的意象体系,也为后来的女性诗人提供了启发和借鉴意义。

(一)“树”意象《致橡树》中,诗人选择了“木棉”、“橡树”这两个中心意象。“木棉”代表女性,“橡树”代表男性。全诗采用“木棉”、“橡树”这两个人格化的抒情意象使诗歌的女性理性思想内涵更加丰富。舒婷不愿做“攀缘的冰霄花”、“痴情的鸟儿”这些柔弱依附的传统女性形象,而是要做“一株木棉”,成为“树的形象”,成为独立的个体,以来表示女性的独立平等。因而木棉与橡树有“紧握在地下”的根和“相触在云里”的叶,共同“分担寒潮、风雷、霹雳”,“共享雾霭、流岚、虹霓”。这木棉便是女性独立人格、自觉人性的凝聚体。

(二)“灯”意象舒婷笔下“灯”的意象,不再是仅作为文人心中的信念理想等一般象征,还被赋予了女性觉醒意识的新内容。在《当你从我的窗下走过》一诗中,诗人反复吟咏“灯亮着”,它使“我”“没有沉沦”,使“我”的心没有“衰老”;它有“恋情”、“傲气”、“性格”。“松涛、萤火虫、水电站的灯光/都在提示一个遥远的梦”(《还乡》)女性爱做“梦”,“灯”提示了“梦”,这个“梦”是对女性理想的追求。“灯”成了诗人内心世界丰富情感的象征,更是诗人独特的女性意识和女性心理的融合,并暗示着觉醒了的女性的光明未来。“是一场暴风、一盏灯/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是另一场暴风、另一盏灯/使我们再分东西”(《双桅船》),“灯”成为男女之间的桥梁,启示着女性对男女平等的向往,引导女性在爱情中对独立的追求。“灯”,这一意象的丰富内涵正是舒婷一贯呼吁和追求的人文关怀的艺术体现。

(三)“水”意象“水”是一个十分古老的原始意象,它是纯洁的代表,又是生命之源。因此,水既象征着洁净,又象征着生命,是女儿性与母性的复合,也就有了“女人是水”。在《水仙》中,舒婷慨叹“女人是清水做成的”,“洛神是水,湘妃是水”。在此,我们又看到了舒婷诗歌中蕴涵的“女性美”――如水的柔情,如水的洁净,如水的神圣。在《无题》诗中表现出作为生命和爱欲象征的“水”意象。在“你”(即他)的滥情无情面前,“我”的感情却如野马脱缰,易放难收:“内心被干渴侵袭,那一个荒夜/你才允许月色成河/啊,在你的防波堤外/我已为你淋漓/为你泱泱/为你汪洋一片/最纯净最透明的水声/就是最透明最纯净的秘密/洁白的你”写出了一个女人心理的闪烁、萌动。不过诗人设喻巧妙,含蓄地用“水”淡化美化“性”意象。舒婷在此用“水”意象写“性”,写一个女人内心深处的“性”,这使女性更加清醒地认识自己,冲出内外的禁锢,回到一个真正的女人。

结语

舒婷的诗歌,把传统文化精髓的血脉和现代文化的滋养结合起来。其诗歌对生命个体的珍视,对女性生存的特别关注的人文情怀,自觉不自觉地从其诗歌中反映出来。在世界范围内女权运动日益高涨的年代,舒婷诗歌从男女平等展开,在不否定男性及男性价值观的前提下,尽显出柔顺、温婉的东方女性意识,走向了自信、自立、自强、自然的女性新时期。舒婷的诗歌承前启后,奠定了女性诗歌在诗坛的基础和地位,从女性意识的角度为女性诗歌及女性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例证和借鉴。

论舒婷诗歌的悲剧意识 篇2

舒婷的诗歌从女性生命、情感出发, 以独特的女性话语和女性笔触构筑了一系列新颖的女性意象, 表达了新时代女性的丰富情感和深沉意识, 创建了一个独具女性魅力的艺术世界。舒婷的诗歌从女性意识的角度为女性是个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例证和借鉴。

一、浅析《致橡树》与《神女峰》

《致橡树》作为舒婷诗歌的代表作之一, 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爱情诗, 诗人以橡树为对象表达了爱情的热烈、诚挚和坚贞。诗中的橡树不是一个具体的对象, 而是诗人理想中的情人象征。因此, 这首诗一定程度上不是单纯倾诉自己的热烈爱情, 而是要表达一种爱情的理想和信念, 通过亲切具体的形象来发挥, 颇有古人托物言志的意味。

首先, 橡树是高大威仪的, 有魅力的, 有深度的, 并且有着丰富的内涵——“高枝”和“绿阴”就是一种意指, 此处采用了衬托的手法。诗人不愿要附庸的爱情, 不愿作趋炎附势的凌霄花, 依附在橡树的高枝上而沾沾自喜。诗人也不愿要奉献施舍的爱情, 不愿作整日为绿阴鸣唱的小鸟, 不愿作一厢情愿的泉源, 不愿作盲目支撑橡树的高大山峰。诗人不愿在这样的爱情中迷失自己。爱情需要以人格平等、个性独立、互相尊重倾慕、彼此情投意合为基础。

诗人要的是那种两人比肩站立, 风雨同舟的爱情。诗人将自己比喻为一株木棉, 一株在橡树身旁跟橡树并排站立的木棉。两棵树的根和叶紧紧相连。诗人爱情的执著并不比古人“在天愿做比翼鸟, 在地愿为连理枝”逊色。橡树跟木棉静静地、坚定的站着, 有风吹过, 摆动一下枝叶, 相互致意, 便心意相通了。那是他们两人世界的语言, 是心灵的契合, 是无语的会意。

两人就这样守着, 两棵坚毅的树, 两个新鲜的生命, 两颗高尚的心。一个像勇敢的卫士, 每一个枝干都随时准备阻挡来自外面的袭击、保卫两人世界;一个是热情的生命, 开着红硕的花朵, 愿意在他战斗时为其呐喊助威、照亮前程。他们共同分担困难的威胁和挫折的考验;同样, 他们共享人生的灿烂, 大自然的壮美。

《神女峰》是作者在长江上看到神女峰美景后, 有感而发创作的。全诗分为三部分, 第一段写了诗人看到神女峰的一系列动作, 第二段写了诗人的情感, 第三段则进一步抒发了澎湃的情感。神女峰是屹立在江边悬崖上的一座小山峰, 它的命名来源于一个古老的传说, 是古代女性坚贞忠诚的化身。这座巫峡挺立的山峰, 在一般游客眼里, 只是一片美丽的风景, 而作者却赋予了它新的意义。

“挥舞的花帕”代表了世俗中对女性贞洁的观念, 而突然收回的手则昭示了诗人心中的惊醒与悸痛。从“紧紧捂住自己的眼睛”能看出诗人为神女说代表的手封建思想桎梏的古代女性伤心落泪。在凄美的爱情故事流传的同时, 诗人仿佛体会但当事人心中的凄苦和无奈。“心真的能变成石头吗”一句, 拨开了覆盖在神女峰传说中表面的虚化, 揭示了女性内心不为人所知的悲凉。“为眺望远天的杳鹤”而错过的“无数次春江月明”表示无限惋惜。并进一步对这种散发着男权气息的“妇道妇德”进行了彻底的解构:“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作者从一个女性的眼光, 用悲天悯人的情怀写出了复杂细致的情感, 体现了女性独有的敏感细腻, 在一些常常被人们漠视的常规现象中发现尖锐深刻的诗化哲理, 并把这种发现写得既富有思辨力量, 又楚楚动人。

二、《致橡树》和《神女峰》中女性意识的觉醒

舒婷的《致橡树》显示了作为女性意识的早醒者的思考。在传统的文学叙事中女性总是作为一个弱者、牺牲品、男人的玩物被言说。在少男、少女甚至是中年人群中, 裴多菲的《我愿意是急流》恐怕被认为是对爱情的崇高解释, 他肯定为了爱情牺牲个人幸福的价值观念:“我愿意是急流/山里的小河/在崎岖的山路上/岩石上经过/只要我的爱人/是一条小鱼/在我的浪花中/快乐的游来游去”。诗句以美丽低婉的笔调书写了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 像一个神话供奉在我们的心底。这种崇高的爱情观念, 在一代又一代的人的脑海中传递, 女人们更是情不自禁地向往着做小河中的一条快乐的小鱼, 做一只为大树唱歌的小鸟儿, 做一条攀援的长春藤。

诗人要的就是这样的伟大爱情, 有共同的伟岸和高尚, 有共鸣的思想和灵魂, 扎根于同一块根基上, 同甘共苦、冷暖相依。作者反对千百年来, 人们总是歌颂那种一味付出型的“爱情”。孰不知, 恰恰是单纯的付出使女性丧失了自立与独立的机会。此时的舒婷, 像一名战士, 她宣告自己、宣告所有要求自立的女性, 决不做男性的附庸!不做攀援的凌霄花!不做痴情的鸟儿!不做源泉!不做险峰!不做日光!不做春雨!决不为男性的存在而存在!

诗人对一向奉为美德的旧观念、旧伦理做了坚决的否定, 表达了新时期的新女性的新的觉醒、新的背叛。作者用最形象的事物, 使自己争取自身尊严、独立地位的抗争决心跃然纸上。在这个基础上, 作者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我必须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你是橡树, 高大坚实;我必须是一株木棉, 自由生长。舒婷号召所有女性要像“树”一样独立地生活, 决不做一枝无骨藤萝。

诗歌《神女峰》反应了女性对自身自由和解放的追求, 同时批判了以人的幸福作为牺牲品的旧道德。在男权主义社会里, 女性一直处于被动地位。男性按自己的道德标准把女性定格在贤妻良母的位置上, 以妇德来约束女性的行为。长期以往, 女性不得不认同这些规范, 并慢慢转化为自身道德律令。虽然被人赞誉为贞洁的典范, 受后人膜拜, 但却不能享受生命的快乐, 这种荣誉是虚伪的。“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 是对真正爱情和生命的向往和追求, 是对封建道德的强烈批判, 也是对男权主义文化的声讨。这篇诗歌多愁善感, 作者委婉的表达了作者由神女峰产生的一系列联想, 和面对神女峰这千年流传的人间神话进行的“煽动性的背叛”。作为朦胧派的代表人物, 全诗呈现出与传统诗歌不同的审美特征。对人的自我价值的重新确认, 对人道主义和人性复归的呼唤, 对人的自由心灵奥秘的探险构成了全诗的思想核心。最后以“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 不如在爱人的肩头痛哭一晚”的全新的观念, 颠覆了古老的封建道德观念, 追求友爱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真诚善良的人性回归, 追求社会和尊重和人的价值及社会权利, 追求自我的物化和物化的自我。对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作了反传统的全新的剖示。更值得一提的是, 这首诗并不是一首闺怨诗, 而是提出了新的希望, 大胆追求幸福。

诗歌不仅在立意而且在艺术性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挥舞花帕”、“突然收回”、“捂住眼睛”, 这些细微的传情动作, 表达了诗歌的细腻和极强的抒情性。江涛, 高一声, 低一声展现了十足的韵律感和建筑美。作者以神女峰作为象征, 把象征手法和一项手法相结合。作为朦胧诗一分子舒婷的《神女峰》体现了朦胧诗的艺术特色, 而最后一句更是这种朦胧特点的一种聚焦。它给人以“言有尽, 而意无穷”的诗歌美的感受。

《神女峰》作为舒婷诗歌的一篇代表作, 无论在诗歌艺术上和主题挖掘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成就。整首诗充斥着浓郁的女性主义气氛。体现了对封建思想的解构, 对传统女性观念的唾弃, 现代女性意识的充分张扬和释放。

三、小结

两首诗, 同是爱情诗, 同游女性意识的觉醒与解放, 但两种爱情观, 一种是理想中的自由平等, 同甘共苦的爱情, 一种是在现实中克服束缚, 适合自己的爱情。舒婷曾说, 《致橡树》发表后, 有不少女性找到她向她索要“橡树”, 甚至哭哭啼啼;诗人在游览三峡时一见到神女峰立即有感而发, 写下了《神女峰》, 算是对《致橡树》的回应与解答。两首诗, 虽说都是一定程度上的女性觉醒意识的诗歌, 但本人认为, 《神女峰》相比《致橡树》更加成熟, 为中国女性谱写了一首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徘徊的爱情之歌。

参考文献

[1]舒婷.舒婷的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2]谢超, 陈晓涛.女性意识的“破”与“立”——舒婷的《致橡树》、《神女峰》解读[J].新余高专学报, 2004 (04) .

[3]李丛中.朦胧诗的命运[J].作品, 1981 (3) .

[4]舒婷.致橡树[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3.

舒婷诗歌中的女性意识 篇3

关键词：舒婷 爱情诗 女性意识

在当代新诗发展史上，舒婷的重要贡献在于她的诗接续了新诗中表达个人内心情感这一在50-70年代受到压制的线索。与同时代的其他朦胧诗人相比，“舒婷更偏重于爱情题材的写作，在对真诚爱情的呼唤中融入理想，展露出一种强烈的女性独立的意识”[1]（P268）。纵观她的爱情诗，其女性意识既有现代的一面，同时又深深打上了传统的印记，在对两性形象及其关系的探寻上，呈现出一种传统和现代相互交融的复杂风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留在读者记忆中的是舒婷作为抒情诗人所传达出的一种新的爱情观，而对其中所包含的矛盾性重视不够。这种美化与简化的解读实际上遮蔽了舒婷诗歌的丰富内涵，同时也影响了人们对真实完整的舒婷的认知。当朦胧诗人逐渐淡出读者的视野，甚至连舒婷本人也开始转向散文写作时，重读舒婷所引发的不仅仅是她作为一个女性诗人的意义，而且是一个事关中国女性写作困境与出路的重要话题。

一、现代语境中的古典少女情怀

作为朦胧诗派的主将之一，舒婷的诗歌集中表达了上个世纪70—80年代社会转型时期青年人的渴求与希望。在文革政治乌托邦理想的驱动下，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大都是“铁姑娘”“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巾帼英雄，女性的性别特征荡然无存，女性和男性一样陷入到政治的狂热之中，成为政治呐喊的动物。与此同时，人性、人情等被视为文学表现的禁区，爱情则被视为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受到猛烈批判，甚至结婚也要在革命的名义下结成“革命伴侣”。然而，政治的压抑并不能抑制人们对爱情的渴求，反而使得这一渴求更为强烈。正是在这一历史语境下，舒婷在政治刚开始解冻之时，就以朦胧诗的形式发出了爱情的宣言。

对女性而言，爱情不仅意味着女人源自天性的本能追求，而且是女人确证自我实现的一种重要方式。“与同时代的其他诗人相比，舒婷独特的艺术个性就在于她很少以理性的姿态正面介入现实世界，而是以自我情感为表现对象，以女性独特的情绪体验辐射外部世界，呈现个人心灵对生活溶解的秘密”[2]（P143）。这一独特的艺术个性，使得舒婷的爱情诗表现出强烈的主观性和象征性，其情感的抒发明显带有个人和时代双重复合的特征。

代表作《致橡树》作为新时代的爱情宣言书，无疑成为新时期女性意识觉醒的标志性作品。该诗的独特之处在于“诗歌表达了一种以独立的人格为基础的新的爱情观念，向爱情这个古老的诗歌题材，灌注了一种新的人生理想。”[3]（P141）在相爱中，不是对爱人有所依附或者忘我奉献，也不是“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而是要求“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这里，诗人对人格独立和尊严的强调，实际上揭示出了现代爱情的实质，因为“爱是在保持自己尊严和个性的前提下的感情交流的行为。倘若失掉了个性和尊严，也必然失掉爱。”[4]（P9）这是对传统的依附型和奉献型爱情观的否定，成为新时期文学女性意识觉醒的先声。与此同时，诗人在强调人格独立的同时，并没有刻意突出两性之间的某种对立，而是描绘了一幅双方在共同的人生理想追求中所达成的心灵默契的温馨画面：“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相互致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 该诗的新颖之处，在于把男女双方有共同的事业追求作为现代爱情的基础：“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脚下的土地！”值得注意的是，这首诗在强调女性人格独立与尊严的同时，并没有否定男女性别上差异的一面：“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诗人虽然拒绝做“攀援的凌霄花”，但仍然选择要有“红硕的花朵”。这一选择显示出诗人对中国传统女性性别特征的认可，因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以“花”来比喻女性自古有之，在文学作品中更是习以为常。由此可见，舒婷心目中的理想女性既有传统女性温柔多情的一面，又具有现代女性自尊自强的一面，是集古典美和现代美为一炉的新时代女性。

但这种熔铸是艰难的，一方面要坚持传统，另一方面又要贯彻现代理想，这就使得舒婷的探索主要局限在社会许可的范围内，对传统道德的坚守是其诗歌的主基调。比如在她的诗歌里，读者可以经常发现她对诸如夫唱妇随、温柔贤淑、温柔多情等传统女性品格的认可与赞赏，以及“男主外女主内”“男刚强女阴柔”等传统观念的认可。因此，在《神女峰》中有“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所表现出的对男性皈依的向往；在《赠》中有“如果你是火∕我愿是炭”“如果你是树∕我就是土壤”所表现出的对爱的牺牲奉献；在《春夜》中有“我愿是那顺帆的风∕伴你浪迹四方”所表现出的对爱人的亲密依附；在《双桅船》中有“不怕天涯海角/岂在朝朝夕夕”所表现出的对两情相悦心灵相通的渴望。这表明舒婷在价值取向上，更多的是对传统文化的认同、留恋和皈依，在某种程度上只是重复着五四时期关于“爱”和“人性”的主题，明显带有80年代文学启蒙的色彩。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致橡树》在女性意识和个性意识这两个层面上阐述了诗人对人的关怀，就带有这种明显的启蒙意义。这是一首爱情诗，历来的爱情诗多柔婉缠绵，本诗却一反传统情诗的风格，奏出了现代女性尊重自身价值、保持独立人格、弘扬自我追求的时代强音。即女性应当和丈夫一样，以自己事业的成就立足社会，双方应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共同承担逆境的考验，共同分享幸福与成功。”[5]（P194）这就意味着，舒婷这首受到广为赞誉的诗歌，在总体思想倾向上依然没有超越80年代思想启蒙的限度。

从总体上看，舒婷爱情诗中女性对自身角色的定位显示出诗人对父权话语下女性社会角色和分工的认同，本质上仍然是“男女平等”“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同样能够办到”的另一种表达，其女性意识的觉醒并不彻底。虽然诗人在《神女峰》中对“从一而终”的封建节烈观进行了大胆的质疑；在《惠安女子》中对女性品行的“被看”悲剧有深沉的反思；在《致橡树》极力宣传爱情中男女人格的平等，但诗人并没有全面否定传统的女性行为规范，只是对诸如对男尊女卑、三从四德、夫贵妻荣等带有女性歧视色彩的传统观念的否定与坚决背弃。

究其原因在于朦胧诗兴盛的80年代是一个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代，受制于时代和个人的因素，在“传统与现代，与旧的伦理道德之间，舒婷进退徘徊，对传统伦理和道德理性的反叛并不坚决彻底，终于忍不住流露出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妥协和回归。”[6]（P62）这就决定了舒婷笔下的女性更多呈现出的是一种现代语境中的古典少女情怀，其笔下的女性诉说总是保持着一种古典式的温婉与柔情，内心深处对男性的依恋之情不时流露于笔端。从这个意义上看，舒婷诗歌的反叛是有限的。但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环境，发前人所未发，发前人之不敢发，舒婷的探索依然是难能可贵的。因此，我们绝不能苛求作者，以今天的标准去衡量她的作品，而是要把这些作品放到当时的背景中去考察，“必须把它与那些同它具有相同性质和效用的东西加以比较”[7]（P275），才能得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否则，我们就会产生有意或者无意的误读。

二、召唤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

女性意识不仅关涉到女性自身性别意识的觉醒，而且关涉到女性眼中男性形象的建构。80年代改革开放的大潮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频繁交流，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及其创作，被中国理论界和作家广为认识和接收，并大量应用于实际的研究与创作中。与西方文学相比，中国作家虽然深受西方女权主义思想的影响，但中国特色更为明显：“她们在反对阳性中心，而我们在寻找阴性的世界，一个愿意向阳性退赔若干领土的阴性国度。中国的女性在经历双重幻灭后正面对困惑，有些不知所措。她们既经历了普遍的偶像幻灭，又经历着特殊的对男性偶像的幻灭。当西方妇女在大煞男子汉的威风，破骑士对妇女的‘礼貌时，中国妇女从劳动服里退出来后要求受到特殊的女性待遇，包括‘骑士‘风度对妇女的尊敬和怜爱。她们在寻找真正的男子汉，她们想做真正的东方女性。当她们失望的时候，她们经历了对男性偶像的幻灭感。这种心态反映在文学艺术（包括电影）里就是召唤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8]（P5-6）对舒婷而言，虽然她在散文中声称“我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9]（P101），但她的创作中却又时时表现出女权主义的色彩。这不仅表现在她对诸如妇女命运、爱情平等的关注上，而且表现在对阳刚美和阴柔美的召唤上，这一追求集中体现在他笔下的男性形象身上。

舒婷笔下的男性大都以她认识的北方青年诗友为原型，他们是那个特定时代的早醒者和孤独者。社会和自身未来的不确定性时时牵动他们敏感的心灵，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传统知识分子忧国忧民、建功立业、不甘沉沦的传统士大夫品格，以及儿女情长、重情重义、善解人意、尊重女性、呵护女性等现代好男人品格，是集阳刚美和阴柔美于一体的理想男性形象。

首先，在外表上，理想的男性形象要有阳刚之美。在诗歌中，诗人毫不掩饰地流露出对传统男性阳刚之美的欣赏与肯定。《兄弟，我在这儿》中有这样的描述：“你原属于太阳∕属于草原、堤岸、黑宝石的眼眸∕属于道路、火把、相扶持的手∕你是战士∕你的生命铿锵有声∕钟一样将阴影/从人心震落∕风正踏着陌生的步子走开”。这首诗虽然没有直接描写男性阳刚的外表，但整首诗的意象都含蓄地表达了诗人对男性阳刚之美的欣赏与肯定，这种美是女性所没有的。这里的“你”，属于“草原”、属于“堤岸”，而“草原”与“堤岸”都具有宽广、伟岸的意象；“你”属于“道路”、属于“火把”，道路是绵长的，具有男人才有的厚重与执着，火把是热情的，具有男人才有的热血与方刚；“你”是“战士”，具有战士的坚毅与勇敢，生命“铿锵有声”，连风也“踏着陌生的脚步躲开”。这表明诗人理想中的男性要刚强不屈，凛然无畏，充满了雄性的伟力与昂扬的斗志。

其次，在内涵上，理想的男性还须具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在一般人眼中，多愁善感属于女性，男儿有泪不轻弹，对男人而言，理想和事业高于一切。舒婷的爱情诗颠覆了文革时期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全的男性形象，突出了现代男性内心深处柔弱的一面。诗人并不认为多愁善感仅仅属于女性，理想的男性也难免儿女情长，他们都有一颗敏感脆弱的心，大自然的四季变化以及个人情感世界的律动都不时在他们的内心世界泛起阵阵感情的涟漪。在《落叶》中，舒婷刻画了这样一位林黛玉式的多情诗人。这个“你”“轻轻叹着气”，究其原因“既不因为惆怅/也不仅仅是忧郁”，而是因为在送我回家的路上，“那落叶在风的撺掇下/所传达给我们的/那一种情绪”。显然，诗人笔下的男主人像林黛玉一样，是一位感情细腻，多愁善感的诗人，对岁月流逝、青春渐远而事业无成，有着最深、最痛苦的心灵体验。与此同时，舒婷在诗歌中还表现出对男性在理想追求过程中的精神痛苦的深切理解和同情。在《童话诗人》里，舒婷以诗人顾城为主人公，描写了一个向往美好，一意孤行寻找自己乌托邦世界的男人形象：“你相信你编写的童话∕自己就成了童话中幽蓝的花∕你的眼睛省略过∕病树、颓墙∕锈崩的铁栅∕只凭一个简单的信号/集合起新星、紫云英和蝈蝈的队伍/向没有被污染的远方/出发”。这个男人虽然看到了“病树”“颓墙”般的社会现实，但是他却只是一味地逃避，只敢相信自己编写的童话，试图用童话里“幽蓝的花”般美丽的语言来隔开他眼前所有的丑陋，永远蜗居在早就产生怀疑的童话般的精神家园里。如果说童话诗人只是在内心让舒婷女性柔软的心房充满感伤的话，《赠》里的男人形象则让诗人内心充满着由内而外的悲戚。“我为你扼腕可惜∕在那些月光流荡的舷边∕在那些细雨霏霏的路上∕你拱着肩，袖着手∕怕冷似地∕深藏着你的思想”。这样的男人身无他物，在寒冷的天气里，只能自己给自己保暖，这不仅给自己冰冷的身躯，也给自己挨冻的心灵。可是，就是这样，“我为你举手加额∕为你窗扉上闪熠的午夜灯光∕为你在书柜前弯身的形象∕当你向我袒露你的觉醒∕说春洪又漫过了∕你的堤岸”。在寒冷中，他没有屈服于寒风的恣虐，而是徜徉在书的海洋中，和他人一起分享觉醒的快乐。由此看来，这个男人身上有着古代困顿书生的一切特征：不屈于逆境，在逆境中吸取知识，徜徉书海，能独自舔抚自己的忧伤。

总之，舒婷爱情诗中的男性形象，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中国文学中自屈原以来的潦倒文人和落魄文人的诗歌精神。他们具有强烈的进取精神和建功立业思想，体现出一种阳刚之美，同时又有一颗敏感而柔弱的内心，体现出一种阴柔美，阳刚精神与落拓情怀混杂于一体，散发出80年代特有的感伤气息。

三、两性关系建构上的男性眼光和价值标准

女性意识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两性关系。爱情婚姻中的两性关系，最能体现两性真实的生存状况及社会处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男性和女性关系常见的比喻是阴/阳，树/藤，磐石/蒲苇，等等，其背后所反映的是两性关系上根深蒂固的男权主义思想。女性不仅在人身关系上依附男性，而且女性价值往往也只能通过男性表现出来。因而相夫教子成了女性生活的主要内容，夫唱妇随成了女性言行的基本准则，夫荣妻贵成了女性人生的最高理想。虽然这一传统观点，在五四时期的第一次女性写作高潮中受到全面质疑，提出了爱情婚姻中女性作为人的权利的要求，但随即面临着“娜拉走后怎样”的迷茫。80年代的女作家接过了五四启蒙的旗帜，她们试图突破男性中心意识的重围，努力建构女性主体。但遗憾的是，“女作家对女性主体性的艰难建构，远未形成足以扭转男性中心文化专制局面的力量。而且，很多作品虽然在话语方式和叙事风格上与传统话语体系有了很大的不同，但真正控制话语权的男性中心观念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即便是被女性作家自身无数次颂扬的爱情，也无不以男性的眼光和价值标准作为取舍的依据。”[10]（P64）这一遗憾在舒婷的爱情诗中同样存在。

一方面，舒婷站在女性觉醒的角度对男性中心主义提出了大胆的质疑，主张两性关系上的平等。在《致橡树》中，她宣称“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来炫耀自己”，而是要求“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枝木棉∕以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她明确提出，女性要求和男性一样在爱情中有相应的地位，而不能只是作为男人的陪衬和附属。另一方面，她对男性中心主义又不是绝对否定，而是潜意识里承认男性性别上的优势，认同传统性别文化下的女性价值取向标准。在《致橡树》中，诗人并不是要求女性要像男人一样有树的形象，她只是要求以木棉的姿态站在深爱的男人旁边。虽然木棉也有挺立的形象，可它毕竟不能像树一样遮挡狂风暴雨。可见，诗人在内心深处还是认同女性的价值只有通过男性才能显示出来这一传统的世俗观念。《神女峰》“表现了对女性长期受压抑的愤怒和悲哀”[11]（P191），进而发出了“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的爱情宣言。这一源自女性生命体验的呼唤，虽然震撼人心，但诗人内心深处所流露出的依然是女性潜意识深处对男性的依附。也就是说，诗人虽然表面上反对女性对男性做出牺牲，号召女性大胆追求现世的幸福，但其潜台词是提醒女性要珍视自己的牺牲，不要把这种奉献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不能让男性忽视了自己的奉献。“美丽的忧伤”，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源远流长的闺怨诗的现代翻版，“就此而言，舒婷还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女性自觉，她的女性意识是在某种承认既定男权中心的社会秩序里所抒发的女性人格与生命的需求，女性与时代同构。”[12]（P126）据此而言，舒婷在对现代两性关系的建构与呼唤中，始终没有摆脱男性的眼光和价值标准的潜在影响。

舒婷爱情诗在爱情观上所表现出的调和色彩，既源自于传统对女性的性别角色的规范，也来自于女性传统心理的积淀。承载着千年性别枷锁的现代女性，虽然获得了在法律保障下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权利，但这种平等是表面上的平等，她们并没有获得在尊重性别差异基础上的男女之间的真正平等。女性言说的话语方式和文化资源都是男权性的。舒婷的个案表明，中国当代女性写作要想真正超越男权文化的藩篱，建构女性自我认同的主体意识，依然是件任重而道远的事情，这正是今天我们重读舒婷的意义所在。

（基金项目：本文系贵州省教育厅高等学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文学经典研究的理论创新及其文本阐释”，项目编号：[14SSD012]。）

注释：

[1]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朱栋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3]於可训：《中国当代文学概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4]刘福堂译，[美]弗洛姆：《爱的艺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刘树元主编：《中国现当代诗歌赏析》，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6]杜昆：《知识分子的荣与衰：论舒婷的创作转型》，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7][美]勒内·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

[8]郑敏：《女性诗歌：解放的梦幻》，诗刊，1989年，第6期。

[9]舒婷：《露珠里的“诗想”》，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10]赵妍：《女性主义视野下的80年代海峡两岸爱情诗——以舒婷、席慕蓉的诗歌为例》，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6年，第2期。

[11]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2]张晶晶：《从“拯救”到“彻悟”——舒婷、翟永明诗歌中女性意识的嬗变》，理论学刊，2008年，第5期。

分析舒婷诗歌的情感 篇4

作为朦胧诗派和当代诗坛的代表性人物，舒婷敏感而鲜明地记录了处于文化转型期中国大陆女性最内在的精神流向，从关心个人命运、个体的价值出发，上升到对他人、对民族命运的关切，完成了一个现代女性从自身解读、两性之爱到对祖国之情、对社会责任的思考和探索。

真挚而坚定的爱情态度

爱情是每个女人出于天性本能的追求，更是作为一个女人的自我肯定，自我完成的一种生命实现方式。舒婷在诗歌中就写下了她们在这一过程中独特的生命体验。

《无题》有初恋的甜蜜和心跳：“我探出阳台，日光/ 我急急跑下，在你面前停住/你怕吗?/是的，我怕/ 但我不告诉你为什么/是的，我快乐/ 但我不告诉你为什么/是的，爱着/但我不告诉你他是谁”。[1]初恋少女的青涩与娇羞像是拨开了乌云密布的天空，一米阳光轻柔地洒落下来，使人顿觉温暖。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舒婷也写离别的无奈和忧伤，如《雨别》写到：“我真想摔开车门，向你奔去/ 在你的宽肩上失声痛哭/我忍不住，我真忍不住 /我真想拉起你的手，逃向初晴的天空和田野/不畏缩也不回顾/我真想集全部柔情/以一个无法申诉的眼神/ 使你终于醒悟/ 我真想，真想。”[2]我的忧伤此时此刻想不够，说不出。多么深切的离愁，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欲说还休。在《惠安女子》中人们只看到惠安女“优美地站在海天之间”的身影，而忽略了她的裸足“所踩过的碱滩和礁石/于是/在封面和插图中/你成为风景成为传奇。”[3]诗人透过表象看到了美丽后面的忧伤和苦涩的命运，揭示了在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下，女性真实生存状态。她是如此关注女性的个体生命和价值，以一颗女人心体贴着天下所有的女人，为她们唤回一个个生动丰富的灵魂，独立不羁的生命。

舒婷诗歌也表达了女性强烈的对爱情的意识和独特的思维。女性和男性都应该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而一味的认同男性所付出的，无视女性与男性分工的差异，忽略女性的努力，这是违反人性的.不合人情的。她坚决否定了一直被世俗奉为定律的爱情，一种是攀结高枝，依附于一个足以让自己炫耀、让旁人艳羡的人，利用对方的荣耀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一种是在爱情中完全丧失自我，一厢情愿只知道付出，痴迷沉溺而不能自拔。诗人否定从一而终的封建节烈观，她曾为错过了“无数次春江月明”的神女而惋叹，发出了“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4]的呼唤，表白与其作为封建礼教与男权的祭品而为人礼赞，不如做一个享有真实的生命体验的人。这是女性基于生命本真的呼唤，现代女性意识得以充分的张扬。

体贴而明哲的友情关怀

友情的主题，在舒婷诗中是又一个反复吟咏的旋律。舒婷曾说：“我通过我自己深深意识到，今天，人们迫切需要尊重、信任和温暖。我愿意尽可能用诗来表现我对人的一种关怀。我相信：人和人是能够互相理解的，因为通往心灵的道路总可以找到。”在她的创作中，以爱的胸襟宽容多难的世界，以爱的温暖抚慰坎坷的人生，她以友爱的角度抒发创作，弥漫着真诚的友爱和关怀之情。可以说，她的诗是爱的呼声，她架起了一座通往人的心灵的爱的桥梁。

她分外珍惜生活中的感情与友谊，就像一个善解人意的知心姐姐，轻声地提醒友人：“几时你不再划地白狱/心便同世界一样丰富宽广”，劝说朋友不要让忧伤击垮即将扬起的风帆，表示“我愿是那顺帆的风/伴你浪迹四方”(《春夜》)[5]。她用诗句诠译了友谊的真谛，并在女性的温柔、体贴中注入了一种豪迈与刚强：“只要你那只圆号突然沉寂/要求着和声/我就回来/在你肩旁平静地说/兄弟，我在这儿”(《兄弟，我在这儿》)。[6]她和朋友相互勉励，相互鼓舞，给朋友以斗争的勇气和信心：“答应我/不要流泪/假如你感到孤单/请到窗口来和我会面/相视伤心的笑颜/交换斗争与欢乐的诗篇”(《小窗之歌》)。

舒婷的.诗歌还以优美人情和人性的力量打动人，她致与友人的诗歌，感情真挚动人，流淌着女性柔美的情怀。相对于其他朦胧诗人，舒婷女性特征更显突出，她总是微笑着，带着恬静柔美的气息。

浓郁而真挚的母女亲情

母亲形象，是各种创作中恒古不衰的主题。舒婷也不例外，在这个情感角度她赋予了母亲形象更加丰厚的内涵，为我们塑造出了一个丰满、伟大的母亲形象。

你苍白的指尖理着我的双翼，/我禁不住像儿时一样/紧紧拉住你的衣襟。呵，母亲，/为了留住你渐渐隐去的身影，/虽然晨曦已把梦剪成烟缕，/我还是久久不敢睁开眼睛《呵，母亲》你黯然神伤的琴声/已从我梦中的泪弦/远逝/你临熄灭的微笑/犹如最后一张叶子/在我雾蒙蒙的枝头/颤抖不已。――《读给妈妈听的诗》

舒婷在诗歌中如此的抒发她对母亲真挚的情感，是和她的个人经历分不开的。她从小生活在一个单亲家庭，所以她和母亲的感情也是非常浓郁而深厚的。舒婷的母亲可谓是才艺双全，感情丰富细腻而性格又带些纤弱。她极力保护儿女，尽量不让他们受到风雨的摧残。母亲这种既柔弱又坚强的性格，深深地影响了舒婷，使她有了一种独特的生活体验。所以舒婷的诗歌中抒发的总是一个渴望得到慰藉和理解，也善于慰藉和理解别人的、温柔且刚强的女性形象，这多半应归功于她的母亲吧。

深沉而又强烈的爱国情怀

舒婷是一个具有深沉人文关怀的诗人。唯其如此，她的诗中洋溢着热烈的向往，熔铸着坚定的信念。她那样痴情那样深切的关注着祖国及民族的命运。她顽强和坚韧的斗争精神到现在都能震撼到我们的心灵。

舒婷强烈的爱国情怀，体现在她诸多的诗作中。《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已经是世所公认的这方面的代表作，诗中一连串的独具创意的表达意象，构成了诗歌丰富的内涵，细致全面地表现了作者对祖国复杂深刻的情感。“破旧的老水车”、“熏黑的矿灯”、“干瘪的稻穗”、“失修的路基”、“淤滩上的驳船”构成了苦难祖国的意象，表达了作者的深深的悲悯情感。而“簇新的理想”、“古莲的胚芽”、“挂着眼泪的笑窝”、“雪白的起跑线”、“绯红的黎明”等则为祖国的未来描绘了明丽的希望，表达了作者对祖国的美好未来的希冀。在诗的最后，作者写到：“我是你十亿分之一/是你九百六十万平方的总和/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9]作者化小我为大我，将自己自觉且深刻的融入在祖国的大整体中。在祖国这个大背景下，作者的使命感得到了极大地加强。

浅析舒婷诗歌意象于抒情的作用 篇5

——以《致橡树》为例

黄曦

中文基地班

2013020245 内容提要：舒婷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诗人，也是朦胧诗发展争鸣阶段的诗人。舒婷作为朦胧派诗人中的佼佼者，舒婷的诗的风格特征某种程度上与朦胧诗的风格特征具有一定的一致性；作为朦胧诗派中的女性作者，诗中所抒发的情感有与其他朦胧派诗人不同的地方。舒婷诗歌中多用意象，并且某些意象具有自己独特的特点，期待通过对于舒婷诗歌中意象的分析，分析舒婷诗歌独特抒情风格构成以及所抒发的情感所具有独特的个性。

关键词：舒婷；意象；情感抒发；

舒婷是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女诗人，十年文学革命恰恰发生在舒婷人生的少年时代，文学革命不可避免的在舒婷心中留下了阴影。在文学革命之后经历改革开放，“自由，平等，民主”的西方思想广泛传播开来，舒婷的思想也深受现代意识的影响，历史的进程造成了舒婷少年时代的坎坷经历，却也造就了舒婷对社会人生的独特认识方式和情感方式。而舒婷女性的性别使她比男子的感官更敏锐和观察力更细致，所以舒婷诗歌情感更为蕴藉也独具女性的思维特征，意象的描摹比起男子更贴切和细腻。此外，舒婷的诗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气质。这多样不同特点的综合形成诗歌独具的个性，区别于其他的同派诗人。

“意象”二字最早出现在《易传系辞上》之中，书中提出“立象以尽意，系言以明象。”的观点，这时的“意象”一词虽然和文艺创作还没有建立联系，却为后世把“意象”作为美学，文艺学的基本范畴奠定了理论基础。而胡应麟所著的《诗薮》说：“古诗之妙，专求意象。”不难看出来，胡应麟等人把意象摆在最高的位置，是以意象作为虽然言过其实，有失偏颇，但是却反映了意象对表情达意的重要性。诗歌中所呈现出的文学意境都是由语言和意象所塑造，诗人语言的风格和意象的选择都直接决定了诗歌的意境和诗歌的抒情风格，而且诗歌的内容本就由意象或者意象以及其他组成，所以诗人所抒发的情感也与意象有关甚至由意象所产发出来。或者可以说，诗人对于意象的选择某种程度上本来就是为自己抒发的情感而服务。从总体上讲，意象是主体与客体，心与物，意与象的统一。这句话也表明了意象作为客体与抒情的主体在情感是统一的，意象作为物总是着上了“我”的色彩。舒婷诗歌意象于抒情的作用既体现在它对所抒发的情感的作用也体现在抒情的风格的塑造上。

《致橡树》是舒婷创作于1977年3月的爱情诗，也是朦胧诗派的代表作之一，是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之作。《致橡树》是一首歌咏爱情的诗歌，却与这之前其他歌咏爱情的诗歌截然不同。由于以前封建思想的影响，女子遵从三从四德的规矩，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只能依附于男子。所以诗歌中虽有歌咏爱情之作，却从来没有在诗歌中把女子摆在和男子平等的地位上，这些诗歌中的女主人公从来都是以依附男主人公的形象出现，以男子为天为依靠。古时诗歌中常以“青藤缠树”等类似的形象来比喻男女关系，这样地位不对等的男女爱情并非舒婷所追求的爱情模式。《致橡树》中的一对爱情意象是以橡树与木棉的形象出现的，打破了以前“妻贵夫荣”式的以人生依附为根基两性关系，以平等的爱情独立的人格为根基的两性关系的新的男女爱情象征形象出现在人们眼前。这样的不重索取，而是注重相互给予相互依靠的爱情形象无疑体现的是舒婷本人对爱情的认识与期待。舒婷追求的人文主义的理想，适中寻求人的权利，价值，尊严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舒婷说：“我通过我自己深深地意识到：人们迫切需要尊重，信任和温暖。” 舒婷的爱情观深受现代意识的影响，她要求平等的爱情观念所需要的前提恰恰就是要保证女性作为独立的人在爱情以及婚姻中的权利，价值，尊严，也要求赋予爱情或者婚姻的另一半理解与信任。而橡树和木棉，同为树，它们同样坚强，同样具有顽强的生存能力，共同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样的爱情形象完美的体现了富于人文精神的爱情品格。而橡树和木棉可能是客观现实的景物，更大的可能却是诗人为建立爱情诗中一组不同以往的爱情意象而特意塑造。整首诗的开篇先一一否决了其他多种形式的爱情，以此作为铺垫，再推出一组全新关系的爱情形象来表达自己所推崇的爱情模式，抒发自己对平等的爱情的中意的情感。可以说，没有橡树与木棉这一组意象就难以自然的顺着前面的铺垫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以意向而非以直言表达的象征手法具有暗示性与间接性，则不会破坏诗歌语言的含蓄委婉之美，借助以客体呈现的方式表达主体的情感，诗歌更具朦胧美和含蓄美。这就是意象对于诗人表达情感的作用。

舒婷诗歌具有香茗的浪漫主义气质，作为新时代的女性，舒婷是敢说敢写的。虽然许多诗歌中的意象带有忧郁的气质，《致橡树》却是热情并且坦诚的歌唱了诗人的爱情理想，洋溢着自信的气息。舒婷的诗，缜密流畅的思维逻辑，哲理性很强，这样的风格本不想朦胧诗的风格，朦胧是本来应该是具有朦胧性和多义性的，而非《致橡树》这样情感表达明确不容置疑。但是诗人选取意象表达的方式，而非直叙胸臆的方式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诗歌的理性气质，诗歌以整体象征的手法构造全诗中的意象，使诗歌少了说教的意味而是多了几分诗味，使人为诗歌中坚韧倔强的木棉形象而折服！诗歌采取的直抒胸臆的抒情方式也使得使人可以坦诚剖开女子敏感细腻的内心想法，把“木棉”这个坚韧女子与“橡树”共同承担风雨共同享受美景的想法展示给大家看，直抒胸臆而非间接抒情的方式使得读者初读来更加容易为“木棉”的想法儿震撼。而始终采取的其他艺术手法如象征等又消融了直抒胸臆的方式所带来的直白的缺陷。意象的选择使得诗歌的直白的抒情方式得到中和，形成了这首诗独特的抒情风格，够坦诚而不失含蓄。

论小说《呼兰河传》的悲剧意识 篇6

一、悲剧意识的形成原因

萧红小说的悲剧意识的形成, 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 与萧红自身独特的生活经历相关。萧红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河县的一个地主家庭。她幼年丧母。十九岁时, 因反对家庭包办婚姻离家出走, 从此开始了她的漂泊之旅。后与同学同居怀孕后被抛弃。之后, 与萧军恋爱。但好景不长, 萧军最终也背叛了她。她再次陷入孤独和抑郁之中。她去世时年仅31岁。这一生, 家人将其驱逐出族谱, 爱人抛弃, 丈夫背叛, 孩子夭亡。这一生, 她流亡日本, 流亡香港。这一生, 她过得何其艰苦和不易。这样, 悲剧意识的产生就不可避免了。

其次, 作为一个女作家, 萧红具有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和艺术表现力。她多愁善感, 超尘拔俗, 爱幻想、爱做梦, 在战乱纷繁的年代, 在自身飘摇不定的年代, 她更为敏感和苦痛。正如萧军所说, “我从来没把她作为大人或妻子那样看待和要求的, 一直把她作为一个孩子——一个孤苦伶仃, 瘦弱多病的孩子来对待的”[3], 因为“我爱的是史湘云或尤三姐那样的人, 不爱林黛玉、妙玉或薛宝钗”[3]。在一个并不美好的世界里, 经历着并不美好的生活, 同时她还无人依靠, 无家可归。因此, 她更加会滋生敏锐的感受, 并借创作来抒发。再次, “文学父亲”鲁迅的影响。鲁迅作为萧红的导师, 对萧红的影响是巨大的。萧红继承了鲁迅改造国民劣根性的理想, 并且为鲁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所感动。是鲁迅让她从自己的小圈子中走出来, 去关心苦难的大众。她的文学之路也因鲁迅越走越宽。

最后, 外国文学的影响也是重要原因。萧红流亡日本期间, 阅读过一些日本私小说, 还与日本绿川英子的交情甚好。同时, 她还阅读了俄国屠格涅夫的小说, 作品带有明显的现实主义的特点。正如孙犁所说, 萧红小说“带有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味道, 有三十年代翻译过来的苏联小说常见的手法”[1]

二、悲剧意识的体现

首先, 萧红小说《呼兰河传》的悲剧意识体现为人们生活的混沌性和生命的重复性。“那里边的人都是天黑了就睡觉, 天亮了就起来工作。一年四季, 春暖花开、秋雨、冬雪, 也不过是随着季节穿起棉衣来, 脱下单衣去地过着。生老病死也都是一声不响地默默地办理。”[2]时间于他们而言是一种循环, 到什么季节, 穿什么衣服, 在流动的时间中消耗着自己的生命。人生的所有大事在他们眼中如此平淡和冷静, 似乎任何事也激荡不起他们生活的一点涟漪。小城人们不愿意去多想, 想多了就会觉得苦楚, 难得糊涂才会过得好一点。他们不求甚解, 觉得一切顺其自然就好, 随遇而安就好。他们的生命没有一点活力和激情, 非常沉闷和无聊。他们从不思考人生的意义, 吃饭穿衣是他们活着的终极意义, 或者说, 他们活着没有意义, 仅仅是活着而已。他们的生活平静的像一池死水。小城人们经历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考验, 可是他们从没有主观努力过, 只是被动地接受, 他们的生命也是一潭死水, 没有生机和活力。小城人们善于忘却, 却不善于憧憬, 他们就只有现在, 而这现在也只是死板的僵化在固有的传统观念中动弹不得。他们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小城中, 从未想过要走出去, 看看外面的世界, 固化的传统扼杀了他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他们只是世世代代过着这样重复性的生活, 这无疑是生命的极大浪费。

其次, 萧红小说的悲剧意识体现在对个体生存境遇的暗示和精神家园皈依的无望。在小说第三、四章中, 她写了和祖父在后花园的快乐生活。祖父慈祥温厚, 而小时候的自己天真烂漫、自由自在、无忧无虑。萧红通过对儿童视角的运用, 表现了童年世界的美好和珍贵。这童年越是灿烂无比, 现在的成年生活越是灰暗惨淡。可现在, 祖父去世了, 后花园也已多年不见, 萧红自己也已离开家乡多年。不可缺少的三样, 现在就剩下自己了。回忆和现实的差距, 让人感伤和无奈。在小说第四章, 萧红反复写“我家是荒凉的”, 曾经的热闹和欢乐已不在。萧红不断地悲叹人生的悲凉, 悲叹自己家的悲凉。第三章的热闹生活越是开心, 第四章的家越是凄凉不堪。作家运用了以乐景写哀情的手法, 以曾经的美好生活反衬现在生活的凄苦, 以回忆的温馨美好反衬现实的残酷和冷漠。

回忆过去的同时, 也是对精神家园的追溯。精神家园已经丧失, 找不到, 回不去。所以, 小说也表现了精神家园皈依的无望。萧红的一生颠沛流离, 无所依附, 孤苦伶仃。所以, 萧红很渴望自己可以扎下根来。小城人民努力扎根, 反映了萧红自身的不可实现的愿望。她的丈夫移情别恋, 孩子又夭亡, 扎根对于她来讲, 永远无法实现了。她在肯定冯歪嘴子的愿望和努力时, 也在表达自己的隐隐的伤感和痛苦。萧红无法忘却童年的记忆, 因为那些日子是如此的灿烂, 照亮了整个孤苦的生命。

再次, 萧红小说的悲剧意识体现在小城人们愚昧麻木的精神状态以及看客心理。小说第二章写了呼兰河城人们的精神活动, 如跳大神、放河灯、野台子戏、庙会等活动。这些盛举, 都是为鬼而做的, 并非为人而做的。至于人去看戏、逛庙, 也不过是揩油借光的意思。人们对于鬼的敬意和重视, 远远胜于现世的实际生活。人们还是过封闭的、不自知的生活, 依然在浪费着自己的生命。在小团圆媳妇健康时, 她的婆婆、嫂嫂不珍惜, 打骂她, 欺凌她, 扼杀她正常的人性。在小团圆媳妇病后, 她们又求神拜佛算卦占卜。她们信奉封建迷信, 三次将小团圆媳妇投入滚烫的热水中, 之后用凉水从头上浇灌下来。她们的行为如此荒唐, 动机确是希望小团圆媳妇好起来。多么矛盾的人性, 让人又恨又怜, 又气又悲。

在小团圆媳妇治病过程中, 周围的人们经常出主意, 而且, 她们永远会出现在治疗的现场, 做着各种评价和议论。正是他们的主意让小团圆媳妇一步一步走向死亡, 尽管他们的动机是帮忙, 是想让她好起来。而且, 他们把小团圆媳妇的治病过程当做一件奇特的展览会, 大家生怕错过, 不断地叽叽喳喳。当婆婆准备下次再把她放进热水里时, 在场的人都不同意, 好像都认为自己满怀热情来看, 却没看完, 心有不甘一样。这是多么惨烈的人性画面啊。这像极了鲁迅小说《示众》当中的情景。看客心理在鲁迅时代存在, 在萧红时代存在, 在现在更是存在。这种存在让我们忍不住追问, 看客心理怎会有如此肥沃的土壤?“所以呼兰河城里凡是一有跳井投河的, 或是上吊的, 那看热闹的人就特别多, 我不知道中国别的地方是否这样, 但在我的家乡确是这样的。”[3]何止是呼兰河城呢, 中国每个地方似乎都存在这样的状况。看客心理遍布中国的时间和空间。这无疑是个令人心痛的事实。

萧红无疑继承了鲁迅改造国民性的理想。可是, 这种改造远远没有结束, 是需要我们一代一代人的努力和警醒, 也许, 不知道什么时候, 你就成为人群中愚昧麻木、看热闹的一员。封建迷信的根深蒂固, 看客心理的固化, 显示了人们愚昧麻木的精神状态。

三、悲剧意识的意义

萧红小说《呼兰河传》的悲剧意识具有两个层面的意义。

首先, 启发读者去反思自己的生活是否过得有意义。呼兰河城的人们不求甚解、糊糊涂涂的过日子, 生活封闭, 每天都在重复一样的事情。几代人的生存方式都是这样。这是可怕的。今天的我们应该拒绝这种悲剧的发生。对于自己现在的生活, 多想想是为了什么, 这种目的开始可能是简单的归之于生存, 但在实现了之后就需寻求更高的层次。

其次, 启发我们追寻精神家园, 确立精神信仰。萧红在战火纷飞的年代, 失去了实在的家园, 但却一直没有忘怀精神家园的存在。她像风筝一样飞到别处, 但精神家园确是牵引风筝的这一头。在现代, 谈信仰不再是一件时髦的事情。信仰或被引入政治的领域, 或指向许多人讳莫若深的宗教, 或被当做荒谬无用的鬼话。没有信仰成为一种常态, 而有信仰则被当做某种精神上的疾病。人们会要求更加“有用”的东西, 而不是远离生活实践的原则。这也表明了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匮乏。

四、小结

萧红的小说《呼兰河传》传达出强烈的悲剧意识。萧红个人的独特经历, 作为女作家所独有的敏锐的感受力和表现力, 导师的影响, 对外来文学的吸收和学习, 都构成了悲剧意识产生的肥沃土壤。呼兰河小城人们生活的无意识、混沌状态, 精神的愚昧和麻木, 作家对精神家园的寻找和皈依都是这种悲剧意识的集中体现。这无疑构成了《呼兰河传》在现代文学上异质性的原因之一。

摘要：《呼兰河传》是萧红小说的代表作, 展现了对童年的追忆以及呼兰河城人们的生活状态。萧红在写小城人们的同时, 也暗示了自己的生存困境以及对精神家园的追寻。这些构成了小说的悲剧意识。

关键词：悲剧意识,生命无意识,精神家园,国民劣根性

注释

1[1]孙犁:《孙犁文论集》,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年, 第126页。

2[2]萧红:《呼兰河传》,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5年1月, 第20页;第2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