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地的悲剧

公地的悲剧（通用5篇）

公地的悲剧 篇1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1933年出生于美国。2009年，奥斯特罗姆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也是以政治学家身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二人。

奥斯特罗姆是印第安那大学政治学系阿瑟·本特利讲座教授,该校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联席所长,并身兼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政治学协会主席、美国公共选择学会主席等职。她对制度分析理论、集体行动理论、可持续发展、公共资源等领域的研究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因而获得了众多的荣誉。

奥斯特罗姆著述甚丰,其代表作为《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此书初版于1990年,之后几乎每年都会重印。在1996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政治科学新手册》中,这本书被排在二战后引用率最高的四部政治学著作之一。它的影响在之前许多年便远远超出美国,远远超出行政学和政治学界,已经成为了研究现代政治治理的重要文献,目前已被译成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希腊文、中文等多种文字。2000年,《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的中译本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很快便在中国国内引起了轰动。书中针对“公地悲剧”、“囚徒理论”和“集体行动逻辑”等理论模型进行分析和探讨,同时从小规模公共资源问题入手,开发了自主组织和治理公共事务的创新制度理论,为面临“公地悲剧”的人们开辟了新的途径,为避免公共事务退化、保护公共事务、可持续利用公共事务从而增进人类的集体福利提供了自主治理的制度基础。

关于“公地悲剧”理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00年多前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政治学》中这样写道:“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亚里士多德的论断常常被发生在牧场的简单事实所佐证——属于所有人的草场,最终会以每个牧羊人都害怕吃亏从而过度放牧最终导致沙化。学者哈丁将其命名为“公地悲剧”,博弈论中将其称之为“囚徒困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般认为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是彻底私有化,依靠经济学巨匠亚当·斯密所主张的市场无形之手去解决;要么是依靠中央集权,由政府来解决。

但是,很多事实已经表明,市场和国家都不能有效解决“公地悲剧”,无论是走私有化的市场之路,还是政府管理之路,都存在一定缺陷。市场追逐自利的原则,不可避免的造成个体理智下的集体不理智,可是交由政府管理,又往往会出现信息不够流通而降低效率。这个难题一定程度上被奥斯特罗姆破解,因为在她对尼泊尔的农地灌溉系统、阿尔卑斯山草地、日本公用山地、西班牙韦尔塔和菲律宾桑赫拉等一系列真实案例的调查研究后,发现人类社会中却并非到处都是“公地悲剧”。在“私有化”和“国有化”两极之间,存在着一系列自发组织行为,并提供对公共物品的有效治理。更明确的说,可以通过建立资源使用者联盟的方式,往往能发展出用于解决利益冲突的决策和精密执行机制,使公共资源得到有效管理。据此,奥斯特罗姆认为:“资源的使用者可以掌握比官僚主义更全面、更正确的信息,只有他们组织起来,才能解决这一问题。”

把这种观点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奥斯特罗姆揭示了“另一只无形的手”的运行逻辑,奠定了“多中心理论”体系的基础。奥斯特罗姆借用了波兰学者波兰尼首先使用的“多中心”一词及“多中心秩序”的观点。波兰尼认为社会有两种秩序,即自上而下的指挥秩序和多中心的秩序。而所谓多中心秩序,便是自发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行为单位既会独立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即传统的市场行为),又会相互协调适应(自主治理)。而奥斯特罗姆则以此为基础,发展出相对于市场经济的所谓“公共经济”概念。在“多中心理论”下,公共经济并非政府所垄断的经济,而可以是混合型经济,私人可参与其中,但公共经济又有着自身的运行规则。因此,一群相互依存的人们,能够如何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并通过自主性的努力(并非由政府作指挥),去克服搭便车等(即市场失效)的问题,以实现持久性共同利益。

奥斯特罗姆的贡献是在国家和市场之外找到了“第三条道路”,这条介于市场和国家之间的途径很像中国儒家的“中庸之道”。但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刘宇飞副教授认为奥斯特罗姆的“第三条道路”只是一种思路和方案,其本身也有不足之处,所以他认为“公地悲剧”目前尚未找到标准答案。更普遍的观点是,这条途径是有很强的实施条件的,恐怕只有具备“道德社会”和西方国家“公民社会”的前提下,才有可能通过“自我组织”和“契约合作”来避免“公地悲剧”。

公地的悲剧 篇2

由于集体林权的归属不清、权责不明、利益分配不合理、林农负担过重、经营体制不强、产权流转不规范等问题，严重制约了林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因此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措施，就是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只有通过明晰产权、放活经营、规范流转，才能激发广大林农和各种社会力量投身林业建设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林业的生产力，

自从广西壮族自治区2009年正式启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来，累计完成了外业勘界1207万公顷，累计发证1007万公顷，使得广西林业总产值实现1100亿元，森林覆盖率提高到58%，不但使得林农快速增收致富，也保护了广西的青山绿水，集体林权改革已经使广西步入了从林业大省向林业强省发展的快车道。

随着林权改革的深入，森林的所有权、使用权日益清晰，林木盗伐、滥伐林木、侵占林地的重灾区由集休林转换到了国有林场。国有林场因为面积大、护林人员短缺等原因，国有财产受到不法侵占的情况已经日趋严重。尽管国有林场具备山权、林权证，但林木被盗伐、侵占的现状已经触目惊心，不但国有资产受到了严重的侵害，也威胁着生态环境的保护和自治区建设生态大省的全局工作。实质上，广西的大部分国有林场已经变为了具有林权证的“准公共用地”，而国有林场的发展正面临着不可回避的“准公地悲剧”的威胁。

境况堪忧的博白林场

记者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国营博白林场了解到，从2005年以来，仅仅博白林场每年都有数千方的林木被盗伐，按每方600元计算，累计损失达数千万元，这还不包括林地被侵占和森林火灾的损失。

国营博白林场是广西自治区林业厅直属的国有大型林场，始建于1962年，原始建场初期林地面积是80多万亩，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林地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近一半，2005年就只剩下46万亩，后来又经过区政府的划分，将林场的33万亩的林地划给了斯道拉恩索公司，博白林场也只剩下13万亩的林地，森林蓄积量只有40万立方米。有限的资源不论对于林场的发展还是对于林场近2000名员工的生活保障都变得是异常困难。

博白林场毗邻广东省湛江市、北海市合浦县，地形复杂。同时，博白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群众生活艰苦、法律意识淡薄，而且民风彪悍、村屯宗族势力也比较强大。所以，博白林场的林地及林木资源就常常受到一些不法分子的侵害，侵占林地、纵火烧山、盗伐林木的行为经常发生。以2008年为例，据统计，国营博白林场被盗伐林木8000余方，林地过火面积高达8339亩，被侵占林地940.78亩，经济损失近千万元。博白林场为维持正常的经营花费了很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可以说每经营一块林地从来没有风平浪静过，自从林场种植速丰桉树以来，每年林场被侵占的林地触目惊心，被盗伐的林木数额之大令人难以相信。”博白林场刘涛场长痛心的告诉记者。

林场的护林人员和林区的森林公安在保护森林资源方面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2010年，林场在当地党委政府，特别是公安机关的支持下，组织多起大规模打击林区违法行为的行动，公安机关抓获的纵火烧山、盗伐林木的不法分子60多人，教育了一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打击了为首的一小撮窃取国家资源的不法分子，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不法分子的破坏森林资源的行为，有效的保护了国家的森林资源。

但是目前博白林场在资源保护方面还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博白林场护林人员不到100人，林场辖区派出所的民警也不到30人，人力不足、装备落后、条件艰苦等都是林业资源得不到有效保护的主要原因。而博白林场的护林人员和林区森林公安面对侵占林地、纵火烧山、盗伐林木等现象，克服了上述种种先天条件的不足，在寂静的山林间，陪着月落，陪着日出 ，保障了国家财产的安全。

人力物力的不足，博白林场尚能克服，林场所处的恶劣的生存环境，更是林场护林工作面临的另一大挑战。

博白林场盗伐林木的不法分子携带枪支的现象非常普遍，护林员被殴打，民工被驱赶，林场的干部职工遭到恐吓在博白屡见不鲜。

2010年10月7日到25日，亚山镇互卫村村民在几名族头的胁迫、煽动下，以山林曾经是清代、明代的祖宗山为由，多次纠结多人携带刀、棍等器械到博白林场三滩分场西冲水伐区驱赶林场民工、殴打护林员、阻挠采伐作业、捣毁公路、恐吓运输司机、拦截车辆、砍倒插棍倒散木材等等，致使林场4000方桉树无法采伐，已采伐的900方桉树木因无法运输而发霉变质，不仅给林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致使多名护林人员和公安干警被殴打致伤。

记者了解到，当地的群众对当地的党委政府、公安机关的打击行动一直是拍手称好。因为那些干扰林场正常施工的幕后操纵者都是地方恶霸，在地方不得人心，他们横行乡里、欺压百姓，不仅偷盗国家的资源，而且对村里的群众更是欺压暴力，当地的百姓敢怒不敢言。据了解，当地的百姓是非常支持公安机关以及森林公安这种有效的打击行为，正如当地老百姓的话所说：“森林公安民警保护了国家的森林资源，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他们以血肉之躯捍卫了国家法律的尊严，他们在我们的心目中是最可爱的人”。

“警察来了又怎么样，照打不误！”、“看是我的刀快还是你的枪快！”干警的脖子上被架上刀时，不法分子嚣张地说。在博白，林场每年都有护林人员被枪击伤、被刀砍伤、棍棒打伤，林场的护林人员以及林区森林公安民警人身安全根本得不到保证，可见国有林场在林业资源保护上需要走的路还很长。

2005年，国营博白林场座落在博白县菱角镇盐圩村的600多亩林地被当地村民侵占抢种。至2010年8月，村民在该片林地侵占抢种的林木成熟后，通过伪造国营博白林场相关证明的手段，骗取林木采伐许可证，企图让自己侵占国有林地非法经营的行为合法化。当这一行为被发现并制止后，不法村民置国家的法律于不顾，不听公安民警的劝阻，依然肆意大面积滥伐该片林区的林木。目前，虽有多名涉案人员被逮捕，但滥伐林木的行为仍未得到有效制止，目前已滥伐林木超过1000立方米。

盗伐林木、侵占林地的犯罪的主体大多是那些文化程度低、法律意识淡薄的人，森林公安机关维护森林资源安全的工作确实举步维艰。政府主管部门一方面要加大法制宣传和教育工作，另一方面也要规范木材的销售和加工过程，加大对侵占、盗伐林木的惩治力度。但要从根本上解决该问题，使广西国有林场走向健康、快速发展的道路，还要积极稳步的推进国有林场改革。

国有林场改革势在必行

近几年来广西国有林场励精图治，以大力发展速生林和林板产业为突破口，推动了新一轮国有林场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2009年广西国有林场实现净利润28534万元，不但实现扭亏为盈，还连续两年保持了较快增长。虽然广西国有林场取得长足的发展，但还是存在不少制约因素，一方面国有林场分类经营改革进展缓慢，国有森林资源产权流转也缺乏法律规定；另一方面，广西国有林场还存在经济林经营较粗放，产出不高，林区基础设施条件较差，职工养老负担及债务沉重，林场人才缺乏等一系列问题，同时面临着严重的集体林权改革后林木盗伐、林地侵占涌向国有林场的威胁。因此，如何在完成集体林权改革后积极促进国有林场改革就成为了广西由林业大区走向林业强区的重要一步。

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邦1月5日在全国林业厅局长会议上表示，国有林场改革2011年将在部分省启动试点，并且在“十二五”期间将全面推开。1月18日，国家林业局批复了江西省国有林场改革试点相关文件，使江西省成为全国第一个国有林场改革试点省份。可见国有林场改革将伴着星星之火，以燎原之势在全国铺开。

公地的悲剧 篇3

1. 利益驱动结构的失衡

在这个悲剧产生的过程中, 每个牧羊人都作为一个理性人, 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 因为牧民都知道多养一只羊能增加个人收益。这样来每个人都打着个人的小算盘:增加一头羊的收入完全归自己所有, 而过度放牧对公地造成的损失这部分外部负效应则在所有牧羊人中分摊, 这样增加一头羊给个人带来的收益要大于给个人带来的损失。因此虽然明知草场上羊的数量已经太多了, 再增加羊的数目将使草场的质量下降, 但是每个牧羊人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 还是会在这片牧地上放养尽可能多的羊来获取更多地收益。“公地悲剧”反映出在使用公共资源时, 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 而产生的外部负效应则由政府或整个社会支付, 这种利益结构的失衡会“激励”每个理性的经济人无限使用相对稀缺的公共资源, 直至其快速枯竭。

2. 公有产权的无责任体制

公共资源在法律规定上的产权明晰与实际使用中的产权模糊的不对称性, 使得公共资源常常处于一种无人为之负责同时又任人攫取的悲惨境地。近年来, 我国部分地区大气污染加重, 雾霾围城的情景不断出现, 就是因为大气作为“无主”资源被过度利用了。此外像过度砍伐的森林、过度捕捞的渔业资源及污染严重的河流和空气, 都是产权的无责任体制造成“公地悲剧”的典型例子。

二、西方解决“公地悲剧”的措施

1.“庇古税”理论

1920年经济学家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一书中, 首次提出通过向污染者征税的方法控制污染排放水平。在他看来导致市场配置资源失效的原因是经济当事人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一致, 从而私人的最优导致社会的非最优。因此, 纠正外部性的方案是政府通过征税或者补贴来矫正经济当事人的私人成本。只要政府采取措施使得私人成本和私人利益与相应的社会成本和社会利益相等, 则资源配置就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这种纠正外部性的方法也称为“庇古税”方案。

2. 科斯定理

科斯理论正是在批判庇古理论的过程中形成的。“科斯定理”是科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代表作《社会成本问题》一文的核心思想。科斯认为某些外部效应的存在并不一定需要政府以税收和补贴的形式干预。在他看来只要财产权是明确的, 并且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 那么无论在开始时将财产权赋予谁, 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 能够实现资源配置的帕雷托最优。科斯定理往往被理解为:只要产权清晰界定, 就会有效率, 而只有私有产权才是清晰界定的。这并不符合科斯的原意, 科斯定理的真正意义在于通过交易费用概念揭示产权制度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客观关系, 即使交易费用大于零, 如果我们能够解决产权问题并建立有效的产权交易机制, 同样可以达到资源有效配置。其实科斯理论并不是对庇古理论的彻底否定, 而是对庇古理论的一种扬弃。庇古税理论与科斯定理为我们解决生态环境外部性问题提供了不同的思路, 前者侧重于政府干预, 后者则侧重于市场机制。

三、对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启示

1. 强制性制度建设

强制性制度就是要对经济主体实行“命令—控制”式的刚性约束以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制度, 包括法律强制和行政强制等。这需要政府站在全局的高度对生态文明制度进行顶层设计。

强制性制度在我国还应重点包括:第一, 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基于我国的人口规模及粮食安全的考虑, 必须严守18亿亩的耕地红线, 这是死保的底线, 所有项目的开发都要以不侵占18亿亩的耕地红线为前提。第二,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红线是指最基本的生态环境保护要求, 是维护一定生态环境质量所必须坚持的防护底线, 也是为子孙后代保留生态资源、实现厚积薄发的基本储备, 被视为国家生态安全底线。第三, 实施最严格的用途管制制度。自然资源和生态空间是我们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基础条件, 无论所有者是谁, 无论是优化开发区域还是限制开发区域, 都要遵循用途管制进行开发, 不得任意改变土地用途。第四, 实施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要以生态环境的完整性和生物安全的生存环境为核心, 使环境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转变, 从控制局地污染向区域联防联控转变, 从单纯防治一次污染物向既防治一次污染物又防治二次污染物转变, 从单独控制个别污染物向多种污染物协同控制转变, 这要作为构建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的基本思路和科学目标。第五, 实施最严格的生态文明考核制度。将反映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和环境保护成效的指标纳入地方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 大幅提高生态环境指标考核权重。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者严格实行赔偿制度,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选择性制度建设

解决生态环境外部性问题的手段应根据成本———收益做权衡比较, 或许庇古方法, 或许科斯方法是有效的。选择性制度的关键在于设计出一套合理的制度, 经济主体在给定的制度环境下按照自己的偏好、所拥有的信息、技术创新的成本等权衡利弊, 理性选择对自己最适宜的行动路径。

首先, 改革完善生态环境税费制度。目前的税收体系中, 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环境保护税, 我国目前对于废气、废水、固体废物和噪音等污染排放实行的是排污收费制度, 难以形成环境保护税收收入来源, 税制对环境保护调控力度弱。因而对这些污染物排放征税实际上就是排污收费的费改税问题, 在税种引入顺序及税率提高方面应采取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办法, 根据我国国情尽快出台切实可行的生态税收政策。

其次, 改革完善生态环境补偿制度。主体功能区定位不同决定了在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主要任务的区别。但是, 无论主要是承担什么任务, 最终收益必须相对均衡。“上游保护”不能只是“下游受益”, 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也不能只是“饿着肚子看风景”, 否则生态环境保护地区就会丧失动力支撑, 生态环保工作也没有可持续性。只有建立生态补偿制度才能使环境保护者受益, 协调区域发展。目前, 我国的生态补偿制度主要还是依靠政府财政转移支付。财政转移支付数额和范围毕竟有限, 从长远来看重点还是要依靠市场机制和自愿协商建立科学合理的生态补偿制度。

最后, 建立健全资源环境产权制度。完整的资源环境产权制度是由产权界定、产权交易、产权保护三大支柱构成的。正是由于现行资源环境产权制度在产权界定、产权交易和产权保护等方面存在缺陷, 才导致现实中出现一些问题。如社会上存在的由于不完全成本产生的“煤老板暴富”现象, 其根源皆为产权交易制度的不完善和交易过程的权利寻租。要在资源和环境领域建立一整套现代产权制度, 以保证自然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和公平分配。

3. 引导性制度建设

引导性制度就是通过对各类社会主体进行道德教育并使之转化为内心信念从而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政策手段。引导性制度建设需要把握两个方面:一是教育引导的方向。包括资源节约意识、环境保护意识、绿色消费意识、生态权益意识等, 让人们从小就懂得生态保护的重要性, 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和道德观, 养成良好的生态道德行为。二是教育引导的主体。目前在我国政府、学校、媒体构成了生态文明教育引导的主体。而国际经验表明, 环保组织在满足弱势群体的需求、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具有政府与市场不可替代的作用, 民间环保组织是推动环保事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建设生态文明不能仅停留在号召和倡导上, 必须落实在实践行动中, 这就需要通过比较定型和有效的制度, 为之提供持久推动力。我们要努力构建起强制性制度、选择性制度与引导性制度, 三个层面制度相互配合、相互衔接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解决好我国生态环境领域的“公地悲剧”问题, 更好地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摘要：本文从“公地悲剧”这一命题出发, 分析了造成“公地悲剧”的制度性因素。通过深入探讨西方发达国家解决“公地悲剧”问题的措施, 试图说明合理的产权制度在环境保护中的决定性作用, 以及不同的制度之间并不是完全排斥的, 它们之间存在着替代性与互补性。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 结合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 重点探讨了我国生态文明制度结构的创新和制度体系的构建。

关键词：生态文明制度,产权环保,公地悲剧

参考文献

[1]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4.

[2]王哲林.环境税的国际比较借鉴[J].税务研究, 2009 (3) .

[3]胡胜国.资源环境产权制度研究[J].中国矿业, 2010 (1) .

公地的悲剧 篇4

随着“沟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提出, 北京城郊经济取得了显著的增长, 打造了“夜渤海”“不夜谷”“十渡”等多个知名品牌, 旅游收入大大提高, 为市民的旅游精神消费提供了市场, 形成了北京市独特的品牌资产。但是, 在对已有品牌的考察中, 集群品牌的公地悲剧现象时有发生, 创业农户仅考虑如何利用品牌短期收益, 而不考虑品牌的投入和持续建设问题, 给品牌带来了巨大伤害。

本文以北京城郊著名的旅游景区“十渡”为例, 针对其现有品牌运营模式及公地悲剧的形成原因展开研究, 最后提出相应的契约治理机制,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理论层面上, 基于区域品牌公共资源的特殊性, 构建理论模型, 为农户创业集群品牌的维护及长远发展和政府扶持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参考;实践层面上, 从政府、农户、消费者3个角度探讨了区域品牌公地悲剧形成的原因, 并提出了化解这一悲剧的途径。

2 国内外研究动态

基于国内外学者的现有研究成果, 文章将从沟域经济及农户集群创业的兴起、公地悲剧问题的出现两个方面对国内外研究动态进行梳理。

2.1 沟域经济及农户集群创业的兴起

鉴于山区面积占总面积的60%的现状, 北京市高度重视山区经济并提出了“沟域经济”的概念。在实践的基础上, 李锐认为, 沟域经济在北京有鲜活的生命力[1]。王有年系统发展了“沟域经济”理论, 并将北京市“沟域经济”模式总结为文化创意先导模式等5个模式[2]。

但目前, “沟域经济”还仅仅是一个较为宏观的概念或经济发展模式。如能在这一模式下探索微观主体 (农户) 的行为研究其发展机理及培育路径, 将极具实践意义。近几年, 理论界开始关注集群的创业效益。其中, 集群创业受哪些因素影响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问题, 如何组织农民实施创业是理论研究的焦点[3]。现有文献认为, 农民合作组织和创业引导基金是培育农民创业的典型路径, 但如何组织农户进行创业尚没有明确的结论。

2.2 公地悲剧问题的出现

公地悲剧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最早是由美国学者加雷特·哈丁教授于1968年提出的。王明安和沈其新认为, 近年来,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态势迅猛, 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不断涌现, 但制约区域进一步发展的公地悲剧问题也随之而来[4]。公地悲剧论认为, 公共资源一定会遭到滥用, 从而必然是无效的[5]。近年来, 北京市郊区旅游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张铁云和胡青城认为, 理想的状态是旅游目的地居民了解到无论是现实旅游者还是潜在旅游者都具有保护旅游资源的意识, 旅游者也了解旅游目的地居民具有保护旅游资源的意识。在这种状态之下, 旅游资源才能得到有效保护, 才能有效避免旅游资源公地悲剧现象, 保证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6]。

3 实证分析

3.1 数据来源

2014年9月初, 团队赴北京市十渡风景区进行实地考察, 对50位游客分发问卷, 走访了40户农户, 共发放问卷90份, 问卷回收率达100%。问卷回收后, 整理数据, 并用Excel对数据基本的分析处理, 进行描述统计。

3.2 数据分析

3.2.1 游客对待垃圾处理的态度

对于在旅行中产生的垃圾, 有90%的游客选择将垃圾丢进垃圾桶, 说明景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极为必要, 如若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 可能会导致景区的卫生问题。但调研发现, 景区的垃圾桶很少, 无法满足游客日常活动的需求, 基础建设有待提高。

3.2.2 游客对景区的满意度

在对“您觉得景区有待提高的方面”的调查中, 有46%的游客选择了“原始自然风光的保护”, 28%的游客选择了“景区环境卫生”、14%认为“游客服务”、12%赞同“景区收费合理性”。由此可见, 游客对于景区自然风光的重视程度非常显著。其中, 游客满意度较低的为商品摊贩和道路交通以及环境卫生, 在调研过程中, 调研人员对此也有实际体会。沿街摆放的摊贩有的阻碍了道路, 马匹和游览车也并不避让行人, 对交通的便利程度造成了影响, 在小溪边河床上也散布着垃圾, 环境污染严重。其中, 游客满意度最高的为警示标志和游乐价格, 说明景区在定价及游客安全层面做的相对较为到位。而基础设施, 环境保护以及安保工作还有待加强。

3.2.3 农户从事旅游业前后的生活变化

在对“从事旅游业后收入变化”的调查中, 62%的农户在从事旅游业后的收入都有明显增加, 说明旅游业的开展为农户带来了切实受益。

3.2.4 农户对旅游文化品牌的态度

3 7.5%的农户支持“自主文化品牌”, 3 0%支持“统一文化品牌”。通过对农户的走访, 多数农户表示自主文化品牌更适合农户自营的发展, 这说明, 一是农户希望拥有更大的自主性, 二是政府提供的宣传、政策等支持不够完备, 不足以满足农户发展的需要。此外, 有36%的游客是从旅行社得到的旅游区信息, 说明旅行社宣传成为旅游宣传的主流。同时, 旅游区依赖于口口相传, 因此, 更应加强旅游区建设, 并大力发展网络平台营销。48%的游客因为风情秀美选择了十渡风景区, 说明努力维护景区生态环境是旅游区具有长久生命力的关键性因素。56%的游客选择了住在农家院, 说明农家院的蓬勃发展不仅为农户创收;同时, 也为游客增加了选择, 为旅游业注入了新鲜活力。对于旅游品牌的使用情况, 回答“随意使用”和“有严格审批保护, 使用较难”的农户数相同。

目前, 农户对于景区自然环境状况并不满意, 认为基础设施不够完善, 对于旅游区的宣传程度, 农户感到不满意的比例也较高。该地区与其他旅游区的同质化问题的严重程度得到了农户的认可, 说明应该加强建设和宣传力度, 打造十渡景区的独特性、唯一性。当地从业人员的环境保护意识较为薄弱, 缺乏对于独立文化品牌的维护, 非常不注重对于公共资源的保护, 由此导致了公地悲剧的发生。

4 结论分析

基于上述实证分析的结果, 并结合北京郊区集群品牌的基本特征, 从公共资源的供给者和使用者角度出发, 分析得出京郊农户创业集群品牌的公地悲剧形成的主要原因如下:

4.1 农户在产权制度和品牌战略中的缺失

在经济学原理中, 对区域品牌公地悲剧形成的根本原因的解释为:单个企业在收益最大化目标的驱动下, 制定决策的唯一目标是自身的边际收益≥边际成本。因此, 不会考虑到该决策对同一区域内的其他企业造成的损失和所带来的超额社会成本, 使得边际私人成本与边际社会成本产生背离, 并最终造成该区域品牌的经济系统的崩溃。从根本上来说,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产权制度的缺失。所有权利用该资源的经济主体都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尽可能的利用该资源, 导致“公地”资源到达临界点直至衰竭。

此外, 由于区域品牌缺乏规范的品牌战略, 致使其使用者之间存在严重的“搭便车”现象。在对“努力塑造成的具有一定美誉度的优质的公共品牌”的利用中, 为追求短期的利益而以次充好, 纵容低劣产品进入市场, 导致市场最终出现“劣品驱逐良品”的逆向淘汰现象, 造成一种负的外部性, 最终对“优质的公共品牌”产生伤害, 导致悲剧的发生。

4.2 政府对区域品牌建设和维护的缺失

在前文的实证调查结果的农户意见中可看出, 政府在区域品牌的建设和维护中的作用还可以进一步发掘。农户对于目前景区自然环境并不满意, 认为基础设施不够完善, 对于旅游区的宣传程度, 农户不满意的比例也较高。由于政府职能的失衡, 当地景区的基础设施, 交通状况, 旅游资源保护状态, 景点维护程度都未能达到游客的满意程度, 致使游客对该区域品牌的信任程度下降, 限制了品牌的进一步发展和推广。同时, 在产权制度缺失的情况下, 政府不能及时地对相关品牌使用者进行制裁和约束, 也无法及时对“公地”进行维护, 也导致了公地悲剧的上演。

4.3 消费者-信息的不对称性

在经济学研究中, 信息的不对称理论主要指:在市场经济活动中, 各类人员对有关信息的了解是有差异的: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员, 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相对市场经济中的买卖双方而言, 对信息的掌握不够全面的大多是买方。由于消费者个人的局限性, 在选购产品时往往凭借第一印象、消费习惯、被推荐信息等方式。这种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市面上充斥着大量以该区域品牌为名、伪劣次质的产品。而其一旦被曝光, 则有可能波及真正的质优产品“, 公地悲剧”就此形成。

5 政策建议

通过分析京郊农户集群创业的运营模式和无形资产配置状况, 在实证分析层面上, 从政府、农户、消费者3个角度探讨了区域品牌公地悲剧形成的原因。通过相关数据和信息, 归纳分析了京郊公地悲剧的一般特点和突出问题, 最后梳理得出相应的契约的治理机制, 即综合农户和政府的力量、建立合理的品牌所有权体系以弱化、消除公地悲剧。

5.1 农户要创建独立品牌, 提升品牌意识

要消除公地悲剧首先要从区域品牌的主要使用者农户出发, 单个经营者要从品牌的长远发展来考虑问题, 制度策略。提升经营管理的水平, 强化品牌维护意识。打造出具有一定美誉度, 独立新颖的区域品牌, 在区域竞争中脱颖而出, 并建构区域品牌和企业品牌的良性互动机制, 使两大品牌相辅相成。

5.2 政府要强化品牌管理, 维护品牌质量

首先, 政府要从产权制度入手, 明确区域品牌的产权归属。按照科斯第一定理中的理论, 只要产权界定清晰, 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就一定会相等, 不管权利的初始分配如何, 资源都能达到最优配置。结合京郊“十渡”地区的实际情况和个体经营者的意愿, 可以选择由区域的龙头企业或公认的最具发展规模的企业联合政府部门来制定品牌质量管理标准, 并实行注册制度, 接受政府的监督测评, 达到标准的个体经营者可以获得品牌的使用权, 并承担合理的品牌使用费用, 而达不到标准的经营者则没有权利使用区域品牌, 以此来规避公地悲剧的风险。

其次, 政府也应及时有效的维护当地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加大基础设施和交通的维护建设, 保证区域品牌的质量。大力进行品牌的宣传与推广, 丰富品牌的内容和文化底蕴, 打造出独特新颖, 知名优质的区域品牌, 化解公地悲剧, 促进品牌的健康持续发展。

摘要：北京城郊具有背靠北京城区巨大市场的资源优势, 随着“沟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提出, 诸多京郊农户开始探索区域品牌的创立, 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公地悲剧, 给当地的旅游资源和品牌建设带来巨大伤害。若能对当地优势资源进行有效整合, 形成集群创业, 并打造具有一定美誉度和知名度的品牌, 必将获得集群创业的成功。基于此, 以北京城郊“十渡”旅游景区为例, 对公地悲剧的形成机理进行实证分析, 综合得出相应的契约治理机制, 促进集群品牌的健康持续发展。

关键词：农业旅游,农户,集群品牌,公地悲剧,契约治理,北京城郊

参考文献

[1]李锐.北京重点推进山区沟域经济[N].农民日报, 2009-02-13.

[2]王有年.北京沟域经济理论与实践[M].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0.

[3]Glaeser, E.L.Clusters of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J].2010, 6 (7) :150-168.

[4]王明安, 沈其新.从公地悲剧看区域政治协同发展[J].理论与改革, 2012 (3) .

[5]朱富强.公地悲剧如何转化为“公共福祉”[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 (3) .

公地的悲剧 篇5

大多数专家学者认为只有通过制度安排才能解决 “公地悲剧” 问题,但选择什么制度,不同的专家学者给出了不同的方案。 奥普尔斯( Ophuls,1973) 认为政府的强权干预与管理是唯一方案[2],罗伯特. J. 史密斯( Robert J. Smith,1981) 认为明确公共资源的产权主体、产权私有化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3],奥斯特罗姆提出社区自我组织和社区自治模式是更为有效的制度安排[4]。以上这三种制度设计与安排在我国现实的遗产旅游管理体制中同时存在,根据我国遗产地现实的管理模式,本文将其划分为社区自治型、政府强权干预型以及经营权转让型。显然,社区自治型的管理模式是以奥斯特罗姆的 “集体行动逻辑”作为理论支撑,政府强权干预型是基于 “哈丁公地悲剧”模型所做出的制度安排; 经营权转让型在基于 “囚徒困境”模型和罗伯特的私有化产权理念下,通过引入市场机制的一种经营制度模式。本文仅研究 “私有产权制度”下经营权转让型遗产旅游地的治理问题。

一、关于经营权转让的背景及含义

( 一) 经营权转让的哲学基础与理论背景

休谟在 《人性论》中论述人性道德学的正义问题时,认为正义是 “由于应付人类的环境和需要所采用的人为措施或设计”,对所有物的占有情况成为正义与非义观念发生的条件。 “在人们缔结了获取他人所有物的协议,并且每个人都获得所有物的稳定( 约束私欲的规则) 以后,就发生了正义和非义的观念,也发生了财产权、权利和义务的观念”;“正义只是起源于人的自私和有限的慷慨,以及自然为满足人类需要所准备的稀少的供应”[5]。这里的正义是社会关系中的规则体系,这个规则体系是建立在财产所有权稳定的情况下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明确的产权是正义( 管理制度)得以有效实施的前提; 同时,这个规则体系中的权利与义务必须是对等的基本观念。

罗伯特的产权私有化治理模式的核心是通过对公共产权私有化,明确产权主体的权利与责任,使产权主体的权责对等。现实生活中造成遗产资源公地悲剧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公共资源的权利与责任不对等性。由于我国大多数遗产资源的所有权属于国家所有,罗伯特的通过 “创立一种私有产权制度”的治理方案,在我国是根本行不通的;即使是对遗产资源产权私有化,也不能改变其所有权属于国家这一基本前提。由于我国实施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大多数公共资源( 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初的国营企业) 私有化产权制度的做法,往往体现在公共资源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上,以实现公共资源的使用权利与责任的对等。因此,我国的遗产资源转让经营权的做法也是基于这一根本理论背景所做出的产权制度变革,核心是实现遗产资源使用的权利与责任的统一与对等。

( 二) 经营权转让的含义

“所谓经营权,是指对遗产旅游资源在一定时期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是一种以合约形式规定的法律上的财产权利”( 胡北明、雷蓉,2004)[6]。遗产资源经营权转让是指遗产资源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政府将遗产资源的一定期限内的开发建设权、经营权以及收益权授权给旅游投资商( 钟勉,2002)[7]。目前,我国大多数低级别的遗产旅游地的开发都是选择了这一条路,也有众多的世界级遗产地,通过成立旅游开发公司、股份公司、股份上市公司等模式,实现了遗产地经营权的转移。关于遗产资源经营权是否转让的问题,在学界的争论由来已久,从1997 年黄龙洞和宝峰湖的经营权出让选择开始,这一场关于遗产资源经营权是否可以转让的问题持续了十多年,其结果是产生了相悖局面: 在实践上,遗产资源经营权的转让进行得如火如荼,甚至成为了很多新兴遗产地一种主要开发模式( 有些地方政府,把寻求遗产资源经营权转让作为招商工作的重要工作) ; 但在理论界 “反转移派”的大声疾呼下,反对遗产资源经营权转让获得了国家法律的支持。

二、政府与投资商在遗产旅游地经营权转让过程中的博弈行为分析

政府与旅游企业在遗产旅游地可持续发展与保护过程中起着不同的作用,是相互影响的两个利益群体。政府具有双重使命者的身份,一方面要通过制定各种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吸引投资者进入遗产旅游地开发,从而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另一方面,作为遗产资源的代理人,政府又肩负保护遗产资源的责任。因此,为了实现遗产资源整体利益最大化的目的,政府往往会通过各种政策、制度来对企业施加影响,从而使博弈结果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化。作为独立的经济主体,企业在寻求旅游开发项目时,总是希望以最低的成本获得遗产地的经营权,在获得遗产地经营权过后,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的 “理性经纪人”,总是在政府制定的框架下( 相关遗产资源的法律法规,与政府达成的转让契约等) ,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各种获利对策,以尽可能减少企业应承担的各种成本,扩大企业收益,有时甚至会利用现有的制度漏洞,形成有利于企业的合作契约[8]。

由于旅游企业具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在开发遗产旅游资源时与政府的目标经常发生冲突,表现为旅游开发商侵蚀国有遗产资源、旅游开发中的圈地现象、寻租行为,以及对遗产旅游地生态系统、环境的破坏和对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不当等,导致遗产地社区总体福利下降,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遗产旅游地的正常发展。因此,政府与旅游企业间的博弈关系始终存在,此种博弈不均衡的局面正是造成遗产旅游地 “公地悲剧”的深层制度原因。

( 一) 经营权转让与否: 资源与资本的博弈

地方政府与旅游开发商的博弈关系,实质上是政府为了完成保护遗产资源、发展地方经济的双重职责,而不断进行制度完善,加强对旅游开发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监督,而旅游开发商则尽力寻找政府制度的漏洞,以减少应承担的各种成本,以扩大企业的收益。

1. 模型构建

假定政府和投资企业都是理性的,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对于政府而言,其战略空间是转让、不转让或自主经营,其支付是获得转让经营权收益和自主经营收益; 对于投资企业而言,其策略行动是购买经营权或不购买经营权,其支付是购买经营权后从景区经营中赚取的利润,若不购买经营权,则其支付为零( 甚至为负,因为寻找一个项目到项目谈判交易,实际上企业是要支付信息成本、谈判成本等) ,其博弈矩阵如下:

关于政府与企业,是否转让经营权的博弈问题,在博弈对局里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型,并不能在完全意义上构成一个博弈矩阵。从上面的博弈模型可以看出政府的博弈选择: 只要R1> I,就会选择交易( 或者转让) ; 对于企业而言,只要R2> 0,企业就会选择购买。这个转让交易模型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一次简单的买卖交易,但如果仅从这个层面理解关于经营权转让的问题,那就过于简单了。

2. 博弈分析

( 1) 企业收益R2的确定。对于投资商而言,企业的收益不是基于只要大于零( 有薄利) ,就选择购买景区的经营权,投资商往往是根据投入这个景区的投资利润率、投资报酬率,以及投资回收期等指标来确定的。拿投资利润率来说,R2至少要大于银行同期利率,这个0 实际上代表银行的同期利率,否则投资商不如选择银行存款,以获取稳定利率; R2还取决于一次性转让价格( 转让成本) 、企业经营过程中的经营成本以及经营收益。

( 2) 政府收益R1的确定。从博弈模型中可以看出,政府选择售卖景区经营权,只要R1> I即可,但事实上R1对于政府而言是比较复杂的一项核算指标,它除了转让价格外,还应包括企业经营后,政府向企业每年收取的税收、管理费等,还有由于企业的投资而带来的对整个地方经济的拉动效应。因此,在政府选取企业的时候,除了转让价格以外,企业的投入额( 决定对地方经济的拉动效应) 多少也是政府与企业博弈的关键。所以,政府和企业的博弈实际上主要是对转让价格的博弈。关于遗产资源转让价格,笔者在2004 年提出了采用收益现值法和成本法来确定[6],遗产资源转让价格的一个核心因素就是遗产资源本身的价值。

在与企业的价格博弈中,为了提高遗产资源经营权价格,除了资源本身的价值外,政府还可以考虑改善旅游地的基础条件,增加景区的可进入性,以提高景区的未来收益权; 也可以采取制定优惠的税收政策、投资政策,这也是直接吸引企业的重要因素。政府除了考察企业提供的转让价格外,企业的投资额( 直接关系未来对地方经济的拉动)也是政府考量的重要因素; 同时企业的信誉、规模等也是政府必须加以考虑的。因此,政府与企业关于经营权转让问题的博弈,实际上是资源的价值与企业的资本之间的博弈,企业考察遗产地的资源,政府考察企业的资本。

遗产资源 “经营权零转让”或低价转让的制度性 “公地悲剧”问题,遭到了很多专家学者的痛批,认为这是转让经营权过程中没有实行竞拍、竞卖制度造成的,即所谓的 “暗箱操作”。无可否认,由于我国没有相应的法律和法规对遗产资源的经营权转让做相应的规定( 比如作价转让主体、转让价格的制度化模式、转让程序、竞拍制度等) ,加上旅游资源本身的特殊性,其价格的确定相当复杂,这是造成 “经营权零转让”或低价转让的根本原因。但政府在决策转让价格的时候,除了转让价格因素外,更多的是考虑企业的投入所带来的间接经济效益。如果政府认为这一收益大于自己经营带来的效益,政府选择零转让或者低价转让,在经济学上也是说得过去的。但是,企业的投入是个未知因素,政府在选择转让契约时往往加进了对于投资商投资额度和投入时限的要求。另外,关于政府与企业的 “串谋” 和暗箱操作,除了政府领导个人的素质( 基于私利的政府领导与企业的 “串谋”) 外,政府基于发展经济的招商压力,以及买方市场的不完备,也是其重要原因。

( 二) 遗产资源监督与保护: 权力与利益的博弈

在遗产资源经营权转让后,企业基于其 “逐利”的本性,在遗产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存在短期利益,或对遗产资源进行破坏性的开发。因此,除了在转让契约中对企业的经营行为加以规制外,经营权转让后,政府必须迅速转变过去既管理又经营的角色,认真履行好规划审批权和监督管理权,真正成为遗产旅游资源开发建设的监督者和执法者[9]。

1. 纳什均衡的模型假设

模型假定博弈的参与人分别为遗产地政府和遗产资源经营权受让企业,同时假定政府和企业在博弈中都是理性的经济人,政府的博弈策略选择为监督和不监督。企业在此博弈过程中的策略空间为有保护性开发和破坏性开发两种战略。显然,企业具体采取哪一种博弈行为,取决于政府的监督力度与破坏性开发所获得的收益与成本比较;政府的监督力度可以用政府组织检查的频率和规模,以及对企业因破坏性开发而进行惩罚的严厉程度( 罚金的多少) 等一些指标来衡量。

如图2 所示,假设在第一组策略( 监督、保护性开发) 组合中,政府和企业的收益分别为5和8。在策略组合二( 监督、破坏性开发) 中,企业收益的变化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破坏性开发获得的额外收益2; 二是由于政府的监督行为,使得企业为其破坏性开发行为付出罚款4,此时企业的收益下降为8 + 2 - 4 = 6。政府的收益变化也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为企业的破坏性开发要支付额外的生态维护成本3; 二是4 个单位收益的罚款,此时政府的收益还有所增加5 - 3 + 4 = 6。在策略组合三( 不监督、保护) 中,企业的收益不变,而政府却节省了2 单位监督成本,其收益增长为7。在策略组合四( 不监督、不保护) 中,企业的破坏性开发增加了2 个单收益,而由于政府不监督,企业不需要付出罚款,其收益最大8 + 2 =10; 政府的收益变化,一是增加了节省的监督成本2; 二是需要支付额外的生态维护成本3,此时其收益为5 + 2 - 3 = 4。

从以上各种策略组合的收益判断分析来看,当政府选择监督时,保护性开发是企业的最优决策; 当政府选择不监督时,企业将会选择破坏性开发。从政府的角度而言,当企业采取保护性开发时,政府选择不监督优于监督( 监督需要付出额外的监督成本) ; 当企业选择破坏性开发时,政府选择监督是其最优决策。所以,博弈双方政府和企业都没有稳定的占优策略,因为某一方的最优反应取决于对对方策略充分掌握的情况,惟其这样才可能做出最优决策。但是,对于具体遗产资源而言,其开发与监督的博弈不能通过多次重复博弈来达到最优反映。因此,对此类博弈必须考虑混合策略均衡,应考察政府在什么情况下选择监督,企业在什么情况下选择保护性开发。

2. 混合战略纳什均衡

( 1) 模型构建。图3 概括了对应不同战略组合的支付矩阵,先分析策略组合三( 监督、保护性开发) 的数据的含义: I1、I2分别表示政府和企业在该种策略组合中的收益; 在策略组合一( 监督、保护) 中,政府的收益因支付监督成本C而变为I1- C,此时企业的收益不变; 在策略组合四( 不监督、不保护) 中,政府收益减少( 需要支付生态维护成本L) 为I1- L,相反企业的收益增加( 因破坏性开发带来的额外收益I3) 为I2+ I3; 在策略组合二( 监督、破坏性开发) 中,政府的收益变动为支付监督成本C,生态维护成本L,同时获得罚款T,此时政府的收益为I1- C - L + T ,而企业的收益变动为,获得额外收益I3以及支付罚款T。

( 2) 博弈分析。由于政府部门监督成本的原因,政府往往不可能完全监督,总是根据企业的状况和监督成本进行随机监督。假定假设政府部门选择监督的概率为 θ ( 0≤θ≤1) ,企业选择保护性开发或破坏性开发,取决于其对预期收益的判断和对政府监督行为的判断,假定企业采取保护保护性开发的概率为 λ ( 0≤θ≤1) 。假定政府和企业都是理性决策者,先讨论政府的具体决策行为的概率。假定企业选择保护保护性开发的概率为 λ,企业在政府采取监督行为( θ = 1) 和不监督( θ= 0) 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令ЛG(1,λ)=ЛG(0,λ)

可求得:λ*=C/T

当 λ < λ*时,ЛG( 1,λ)> ЛG( 0,λ) ,即企业保护的概率小于 λ*时,政府的最优选择是监督; 当 λ > λ*时,ЛG( 1,λ)< ЛG( 0,λ) ,即企业保护的概率大于 λ*时,政府的最优选择是不监督; 当 λ = λ*时,ЛG( 1,λ)= ЛG( 0,λ) ,即企业保护的概率等于 λ*时,政府随机选择是否监督。λ*= C / T是企业是否选择保护性开发的临界概率,显然这个临界概率与政府的监督成本成C成正比,与罚金T成反比。所以,政府监督成本越高,企业就认为政府监督的概率越小,其越容易采取破坏性开发决策; 政府对企业破坏性开发制定罚款额度越高,企业选择破坏性开发的概率就越小,因为高昂的罚金使得企业的损失增大。

在给定政府监督的概率 θ 的情况下,讨论企业决策行为的概率,企业选择保护性开发( λ = 1)和破坏性开发( λ = 0) 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令ЛC(1,θ)=ЛC(0,θ)

可求得:θ*=I3/T

当 θ < θ*时,ЛC( 1,θ)< ЛC( 0,θ) ,即政府监督的概率小于 θ*时,企业的最优选择是不保护; 当 θ > θ*时,ЛC( 1,θ)> ЛC( 0,θ) ,即政府监督的概率大于 θ*时,企业的最优选择是保护性开发; 当 θ = θ*时,ЛC( 1,θ)= ЛC( 0,θ) ,即政府监督的概率等于 θ*时,企业随机选择是否采取保护性开发策略。

θ*= I3/ T是政府是否选择监督的临界概率,当企业通过破坏性开发获得的额外收益I3越大,企业越有可能采取破坏性开发,政府必须加大监督的概率; 罚金T越大,政府选择监督的临界概率降低,因为高昂的罚金意味着企业的收益减少,其破坏性开发的动力削弱,越倾向于采取保护性开发的策略。

( 3) 混合战略的纳什均衡分析。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混合战略纳什均衡是( θ*,λ*)= ( I3/ T,C / T) ,即政府以I3/ T的概率选择监督,企业以C /T的概率选择保护。监督博弈的纳什均衡与政府的监督成本C,企业通过破坏性开发获得的短期收益I3,以及因企业选择破坏性开发给予政府的赔偿( 或罚金) T有关。政府监督成本越大,监督的实际实施就越困难,企业选择破坏性开发的概率越大;对企业破坏性开发的惩罚力度越大,企业相应收益损失越高,企业越倾向于选择保护,此时政府进行监督的概率可越小,说明惩罚力度越大对企业的威慑也越大; 企业实行破坏性开发的额外期望收益越大( 永远大于罚金) ,企业选择破坏性开发的诱因就越大,政府除了加大对开发商的监督力度以外,应根据企业选择破坏性开发的程度,提高赔偿额( 或罚金额度) ,政府甚至可以凭借对资源的所有权( 代表国家行使) ,采取单方面撕毁转让经营权合约,将开发商赶出遗产旅游地。这样企业在选择破坏性开发时,一方面要权衡面临政府的高额罚金,另一方面还应考虑如果被政府逐出景区,将面临较高的沉没成本( 企业先期开发景区时,投入的固定成本,如基础设施、接待设施的投入等) 。

三、政府监管不利的原因分析

为什么当地政府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出现监管不力或不监督,造成企业对遗产资源的破坏性开发,而造成遗产地的 “公地悲剧” 现象呢? 当政府选择不监督时,政府收益的计算应包括因企业破坏性开发而带来的3 单位损失( 生态维护) ,与因为企业破坏性开发带来的收益增加( 罚金4 和利税的增加1) 。但是,由于资源的破坏性开发所带来的损失在实践中没办法核算,并且这种破坏性开发带来的损失也是多年以后才会显现( 时间也许超过本届政府的任期) 。因此,政府选择不监督而企业采取破坏性开发时,政府认为其收益增加为9; 而企业的收益往往由于采取破坏性开发带来的短期利益很大、甚至超过罚款( 事实上,这种短期收益肯定大于罚款) ,假设这个时期其收益为8 ( 假设破坏性开发带来的额外收益10,上交罚金4) ,其博弈模型如图4。

对于政府而言,无论企业采取破坏性开发还是保护性开发,政府的最优策略都是不监督,而企业认为采取破坏性开发是其最优解,这就形成了一个纳什均衡( 不监督,破坏性开发) 。这就是为什么在实际生活中政府采取不监督,而企业采取破坏性开发的原因。一方面政府没有意识到破坏性开发带来的损失,另一方面企业采取破坏性开发带来的额外收益大于罚款。过度开发带来的诱人的额外收益往往使得开发商采取单一的博弈行为,那就是不管政府监督与否,开发商都会采取破坏性开发,破坏性开发是企业的唯一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