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悲剧美学论文

《红楼梦》的悲剧美学论文（共12篇）

《红楼梦》的悲剧美学论文 篇1

《红楼梦》以当时具有代表性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纬线, 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爱情和婚姻悲剧为经线, 揭露了封建社会后期的种种黑暗与罪恶, 暴露了封建制度的落后性与腐朽性, 预示着封建社会没落与覆灭的必然性。

一、它是一首贵族衰败的挽歌

作为家族小说, 它切中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展示了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中国人家的观念是以血缘为纽带而自然形成的, 家族观念非常浓厚。对君而言, “国”即是“家”;对臣而言,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君”即是“父”、“家”即是“国”, 国与家难分难解。士大夫历来信奉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家兴国旺、家破人亡。因此, 家是国人安身立命之本。而《红楼梦》向我们展示的家, 正是这样一个四世同堂的贵族之家。作者怀着对家族繁华的留恋和缅怀, 怀着真诚的愿望探讨了家族衰败的原因极其必然性, 为家族的衰败吟唱了一曲无尽的挽歌。

二、它是一首婚姻爱情悲剧的挽歌

《红楼梦》可称之为古代爱情悲剧的千古绝唱。爱情本是男女间的自然关系, 是一种特殊的精神对象和精神情感, 而婚姻是爱情的社会形式, 是爱情的升华和归宿, 是家庭诞生的依据。但在当时虚伪的伦理道德范畴内, 爱情是不见于社会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当户对”是婚姻的一道界碑。儒道作为当时的正统之道, 规定了“男女授受不亲”, 程朱理学更是扼杀了人性, “失节事大, 饿死事小。”一座座贞节牌坊, 就是一部部中国妇女的血泪史。在这样的道德规范之下, 遵循个性, 追求恋爱自由的宝黛悲剧则是历史的必然。而作为封建社会缩影的贾府及其卫道士们对婚姻的要求:一是传宗接代。病如西子的黛玉, 担当不起这样的重任;二是门当户对。当时的婚姻, 实际上是社会地位和政治利益的联姻, 而寄人篱下的黛玉, 已无任何社会背景和利用价值;第三, 以“三纲五章”“三从四德”的道德来衡量, 男女之间的私相爱悦属大逆不道, 作为追求爱情的林黛玉, 是社会的叛逆者, 必定为贾家所不容;第四, 人们的思想观念不容于爱情。程朱理学只承认婚姻, 无爱情的立身之地。作者怀着极大的同情, 向我们展示了美好爱情是如何毁灭的。

同为婚姻牺牲品的薛宝钗, 出生于“珍珠如土金如铁”的皇商家庭, 表面“安分随和, 罕言寡语”, 实则里熟谙世故, 把自己的真情实感掩藏得很深。在婚姻问题上, 明知不幸, 但恪守妇道, 遵从父母之命, 结果落得独守空房。她的言行符合封建礼教的要求, 但最终仍以悲剧结局。凡是有悖人性的所作所为, 结局只能如此。

作者通过对婚姻爱情悲剧的描述, 表达了作者对人性的颂扬, 对爱情理想的呼唤。

三、它是女性悲剧的挽歌

《红楼梦》高度赞扬了女性的聪明才智。巾帼不让须眉, 是为闺阁裙钗立传的小说。在作者眼里, “女儿是水做的骨肉”, 清灵、剔透。但在男权社会里, 女性仅仅是附属品, 因此, 一部封建社会的爱情悲剧史, 就是女性不断抗争、不断追求自由和幸福的血泪史。掀开这血淋淋的抗争史, 我们看见了封建社会是如何摧残人性, 以及在历史的重负下女性的抗争、屈从、无奈和麻木。

元春贵为皇妃, 但却只是后宫佳丽三千中的一员。即被人称颂的雨露承思处, 也只是“见不得人的去处”。她的青春埋葬于宫墙之内, “眼睁睁, 把万事全抛、荡悠悠, 芳魂销耗”。

黛玉更是一个集种种美质和不幸于一身的绝代佳人的悲剧典型。她有强烈的自我意识, 有热烈的情感追求, 聪慧过人, 言辞锋利, 感觉敏锐, 命运悲苦, 体弱多病, 内心抑郁。对封建礼教的压迫和悲剧命运的抗争是用多愁善感来表现的, 面对人格平等的要求和自我价值的维护常以小心眼来表现。她渴求幸福, 追求恋爱自由, 但她的爱情最终被封建家长活活扼杀了。她的悲剧即是封建礼教所不容的爱情悲剧, 也是封建制度所不容的判逆者悲剧。

宝钗的悲剧是婚姻的悲剧。她是封建主义的奉守者, 又是封建主义的牺牲品。是一位深受封建道德熏陶的十全十美的佳人, 她的一举一动都符合“端庄贤淑”的典范。“会做人”, 是她性格中的最大特点。所以, 在黛玉感到“一年三百六十五日, 风刀霜剑严相逼”的环境中, 她却能博得上下左右的欢心。她是封建主义虔诚的信奉者, 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 她竭力维护封建伦理道德。她被选为宝二奶奶, 是封建社会的自然选择。她所极力维护的封建礼教, 正是扼杀她幸福的“刽子手”。

王熙凤是作者又一个着力刻画的悲剧女性。她是脂粉堆里的英豪, 有胆识、有魄力, 负责近六千人的衣食住行, 操心各家人的喜怒哀乐, 盘算着每笔花销的出入, 应酬着各种关系, 她极有口才, 为人精明, 说话得体, 识字不多但语言丰富, 极讨贾母的欢心。她知道怎样处理极为复杂的人际关系, 照顾到各色人, 如对王、邢二夫人的关系处理, 对众小姑的态度, 可谓恰到好处。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 在对待尤二姐问题上, 狠毒尽显, 但最终落得个“机关算尽太聪明, 反误了卿卿性命”的悲惨结局。在当时的男权社会里, 不管凤姐如何精明, 也逃脱不了从属的地位。凤姐既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 又是制造悲剧的罪魁祸首;既是封建礼教的维护者又是一个破坏者;既是女性统治者又是男权社会的殉葬品。她的悲剧, 是女性自强自胜, 渴望体现自身价值, 获得自我实现而又无力自胜的历史悲剧。

一部浩大的《红楼梦》, 向后人展示了一个至纯至美的女儿世界, 病若西子、婀娜风流的林妹妹, 艳冠群芳“任是无情也动人”的宝钗, “才自清明志自高”的探春, “风流灵巧遭人怨”的晴雯……她们是生命之美的集大成者。作者在高度赞扬女性的同时, 借宝玉之口, 对男权社会进行否定, 体现了作者对女性的尊重。

《红楼梦》悲剧的美学价值在于揭示了家族悲剧和婚姻爱情悲剧的二重性。家族悲剧是腐朽事物的必然灭亡;女儿悲剧是理想事物的毁灭。年轻女子是《红楼梦》的主体, 家族盛衰是《红楼梦》的环境。主体的存在与发展由环境决定。

《红楼梦》于平淡中见悲凉, 在描写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充满了悲剧色彩, 在人们习以为常的琐事中写出了悲剧性, 展示了合理的理想却无法取得合理性的地位, 这正是悲剧时代的悲剧人生。

《红楼梦》的悲剧美学论文 篇2

Aesthetic Value of the Tragedy D u-e Wronged

向双全

Abstract：《D u-e Wronged》 w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GuanHanqing’s variety play creation.It has already come into category of world-class tragedy and produced cultural and aesthetic value that classical tragedy owned.The drama has passed on that ethic culture showed the decisive meaning to individual subsistence through tragic field of vision, expressed th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of GuanHanqing’s to the Chinese ancient tragedy.In order to understand its aesthetic value, we should start from subjectivity and objectivity.[摘 要]：《窦娥冤》作为关汉卿杂剧创作的代表，已进入了世界经典悲剧的范畴，产生了经典悲剧所具有的文化和美学价值。剧本以悲剧的视野传达出了伦理文化对个体生存的决定意义，表现了关汉卿对中国古代悲剧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认识其悲剧美学价值，宜从主体和客体出发。

Key Words ：D u-e Wronged；Aesthetic value ；Tragedy；The spirit of fighting 关键词：《窦娥冤》、美学价值、悲剧性、抗争精神 正文：

《窦娥冤》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戏曲家关汉卿的代表作，它被认为是 “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的剧作。王国维（《元剧之文章》）。同时《窦娥冤》是中国十大悲剧之一的传统剧目，是一出具有较高文化价值、广泛群众基础的名剧，据统计，中国约八十六个剧种上演过此剧。《窦娥冤》是其中的代表作，也是我国古代悲剧的代表作。它的故事渊源于《列女传》中的《东海孝妇》。但关汉卿并没有局限在这个传统故事里，去歌颂为东海孝妇平反冤狱的于公的阴德；而是紧紧扣住当时的社会现实，用这段故事，真实而深刻的反映了元朝统治下中国社会极端黑暗、极端残酷、极端混乱的悲剧时代。同时也表现了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和争取独立生存的强烈要求。它成功地塑造了“窦娥”这个悲剧主人公形象，使其成为元代被压迫、被剥削、被损害的妇女的代表，成为元代社会底层善良且坚强并走向反抗的妇女的典型。自晚清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第十二章有云:“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赴汤蹈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1]

由此可以看出，《窦娥冤》中的悲剧主角窦娥是世界文学画廊中一个著名的悲剧典型，她善良敦厚又坚毅刚强，敢于向黑暗社会作斗争。作品通过善恶的斗争，以善良的窦娥毁灭告终，表现了作者对被压迫者的深切同情和对黑暗的封建社会的强烈控诉与抗议，使得窦娥这一形象具有震撼人心的悲剧价值和意义。

对于“悲剧”的定义，前哲时贤多有探讨。美学上真正意义的悲剧性在于：悲剧冲突是正面主人公与暂时强大的邪恶势力之间不可避免的斗争冲突，结果是以主人公的受难、失败乃至死亡形成的悲剧结局，来唤醒人们的悲痛、怜悯、同情以至崇敬的感情，从而激发起人们那股潜流在灵魂深处的良知。在戏剧方面，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第一部探讨古希腊悲剧艺术的总结性著作。其中，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引起怜悯和恐惧，并导致这些情感的净化”。[2]主人公往往出乎意料的遭到不幸，从而行成悲剧，因而悲剧的冲突成了人和命运的冲突。

鲁迅先生在《论雷峰塔的倒掉》文中指出: “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毁灭给人看。”

[3] 因此，先生着重强调：其一，悲剧应当表现的是“人生有价值的”；其二：这种人生价值的终极是“毁灭”。《窦娥冤》这一古典悲剧精品则展示了一位精神高尚的有价值的女性窦娥被毁灭的过程。有价值而被毁灭是令人感到悲愤的。它是中国戏剧史上典型的一幕善的毁灭的悲剧。雨果说：“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美，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后，恶与善并存，黑暗与光明相共。”其中，窦娥的坚强不屈、勇敢执着是美的象征，而官场和社会的黑暗腐朽、丑陋病态则是丑的象征，这一强烈鲜明的对比手法，使得窦娥这个受压迫而不妥协的人物形象立刻变得饱满起来，变得生动具体。

对于《窦娥冤》的悲剧审美价值，应该从主体和客体两方面出发。

一、从主体（主观方面）而言：

（一）窦娥她善良、孝顺。自身所恪守的信念是造成窦娥悲剧命运的具体成因。这种信念主要体现在对守贞、业报轮回、善恶相报、天人感应等观念虔诚的信奉。清代学者王国维说：”最有悲剧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剧中虽有恶人交构期间，而其赴汤蹈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宋元戏曲考》）由此可见，造成窦娥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窦娥的个人原因。窦娥恪守伦常，自觉把封建伦理纲常作为信奉理念和行为准则，迷信以守贞尽孝修得美满来世，乃是导致其泯灭自我，扭曲人性，酿成人生悲剧的最直接因素。窦娥固守的“贞节”、“孝道”是导致其悲剧的直接原因。“贞节”“孝道”是悲剧主人公窦娥所认为的“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她的这种追求与现实（一是恶霸横行无忌，一是官吏贪暴枉法）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恩格斯说：“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 [4]她的期望违背了“历史的必然要求”而无法实现，并且窦娥价值观念中的“有价值的东西”被无情地“毁灭人看”。

（二）窦娥坚强不屈，勇于反抗。就是对这样一个恪守封建伦理的柔弱女子，万恶的社会也不肯放过。流氓张驴儿父子的凌辱迫害，昏官的严刑拷打以致被判死刑，重重的压迫锻炼了窦娥的性格。她在种种压迫下走向成熟，在正直善良之外又闪现着她敢于向黑暗势力进行斗争的反抗暴虐的斗争光芒。面对贪官污吏、地痞流氓，窦娥一弱女子，以坚强不屈、视死如归、不屈不挠的崇高精神与人格去捍卫自己所追求的“有价值的东西”。面对如此强大的挑战，却没有退缩，让读者深感一个“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因此窦娥的价值在于她面对邪恶势力敢于反抗的斗争精神。天地，在古代人的思想意识里，是被看作能够主宰世界万物的，包括人的命运。他们认为天地应该能够分清浊、辨善恶。窦娥对生活的要求并不高，只想安安稳稳地做个顺民，可竟不能做到，蒙受冤屈。然而天地面对人间的邪恶残暴却无动于衷。天地失职，当然要指斥。一曲[滚绣球]矛头指向天地，指向贵为天子的最高统治者。“三桩誓愿”是第三折中的重点，“雪溅白练”、“六月飞雪”、“亢旱三年”应验所需要的时间越来越长，空间越来越广，监斩官的反应越来越强烈。窦娥不仅希望人们知其冤，还希望通过感动天地来惩治邪恶。作者巧妙通过浪漫主义手法来增强表达效果，突显出窦娥冤情之冤。窦娥被毁灭的过程同时也是她强烈反抗的过程，由此可见一个弱女子性格中刚烈的一面。

（三）窦娥的特殊身世，让读者产生无限的怜悯和同情，是造成窦娥悲剧的基础。作品一开始，即笼罩着浓郁的悲凉气氛“窦娥三岁丧母，七岁作童养媳，十七岁成婚，十九岁成了寡妇”“撇的俺婆妇每天都把空房守，端的个有谁问，有谁秋！”(第一折)在封建礼教盛行的社会里，“母以子贵，妻以夫荣”像窦娥这样一个无夫无子的年轻寡妇，在日常生活中无依无靠，更何况在中国历来是“寡妇门前是非多”，这就为造成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在加上她的坚贞和孝顺这两大品质，这使悲剧的发生成为必然。黑格尔认为：“一件仅仅作为厄运而出现的不幸事件，真正悲剧的灾难，却完全作为本人的行动后果，落在积极参与者的头上”。[5]例如由偶然机遇而遭到的不幸或死亡，不能算作悲剧。因此，悲剧主人悲剧的身世加上固守的信仰，最终表现在他的行动及其后果的必然联系之中，窦娥的悲剧由此生成。

（四）悲剧主人公在戏剧冲突中的精彩展现。通过戏剧冲突的学习，结合窦娥形象的塑造，运用悲剧审美的一般知识，感受悲剧之美，在对悲剧的审美体验中唤醒和激发了我们心中的崇高感。

赛卢医与蔡婆婆的冲突只是主要冲突的导火索，是全剧冲突的序幕，其主要作用是铺垫，引出窦娥与张驴儿的冲突。窦娥与张驴儿的冲突是全剧冲突的展开部，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张驴儿父子强逼蔡婆婆及窦娥成亲，窦娥坚决不从，与张驴儿发生激烈的言语和肢体冲突；第二层次是张驴儿设计谋杀蔡婆婆，却不料弄巧成拙，反误杀了自己的父亲，随即反诬窦娥毒杀张父，借此逼勒窦娥顺从，但窦娥仍不服从，情愿见官；第三层次是张驴儿强行拖窦娥见官，诬告窦娥杀人，自己扮演成受害者，在昏官审案时从旁撺掇毒打窦娥，窦娥被冤判斩刑。然后，窦娥与“无名氏”的冲突是全剧冲突的高潮部，是全剧的精华。这个冲突是主人公形象得以升华的关键，窦娥的反抗精神在此冲突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窦娥在法场上临刑前突然迸发出生命的激情，冤愤一泄而出。“无名氏”看上去没有具体的对象，作者却巧妙地用“天”、“地”代指了它，而他们的背后还有“鬼”、“神”，这就把抽象的冲突对象具体化了。在这个冲突中，窦娥饱含满腔愤怒，毫不畏惧，指天斥地，这实际上是对堂皇的天理、公道、王法、官府的责骂，更是对封建秩序的责骂。掌握不了自己命运的窦娥最后发下三桩誓愿，即血溅白练、六月飞雪和亢旱三年，以彰显自己的冤情。这一设计成为了冲突的高潮部分最具奇异色彩和思想张力的浪漫情节，显示出关汉卿高超的创作智慧。同时读者能感受到窦娥这一悲剧形象带给我们的崇高感、悲壮感。

二、从客体（客观方面）而言：

（一）窦娥所处的现实环境和地位。叔本华把悲剧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穷凶极恶的坏人的悲剧，如查理三世；第二种是盲目的命运的悲剧，如俄狄浦斯王被不可掌控的偶然性所玩弄；第三种是既不需要悲剧人物的过错，又不需要偶然性的机会，而是由悲剧人物所处的地位必然造成的。[6]叔本华从悲观主义立场出发，认为第三种类型的悲剧是最深刻的。在关汉卿的《窦娥冤》中，窦娥是叔本华笔下的第三种悲剧人物。作者成功塑造了窦娥这一下层劳动妇女的典型形象，是《窦娥冤》具有巨大艺术感染力的主要原因。因为悲剧主人公所处的时代环境和所在的社会地位，即使她大声呐喊：

[滚绣球]“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著生死权„„ 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

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哎，只落得两泪涟涟。”

然而，这种无奈的呐喊，最终是白费力气。可是这是一种抗争，一种悲剧力量的震撼。

（二）作者成功塑造了震撼人心的悲剧审美情景，是《窦娥冤》获得巨大感染力的重要原因。一个悲剧作品，其悲剧情景的成功与否往往同时也决定着一个悲剧作品的成功与失败。悲剧情景可以有力地烘托悲剧氛围，增强感染力和艺术表达效果。因为悲剧是美的毁灭，窦娥是美的，同时也是被毁灭的。关汉卿不曾使用大量笔墨来描绘窦娥之美，但是他通过各种手法着力突出的是窦娥的心灵之美。当窦娥面对贪赃枉法、草菅人命的太守的酷刑时，她宁死不招，毫不畏惧。但是当她看见衙役对她的婆婆施刑时，她的心顿时变得软起来，因为她怕婆婆成为杖下亡魂或者屈打成招。于是忙叫道：“住﹗住﹗住﹗休打我婆婆，情愿我招了罢：是我药死公公来。”那颗善良、高尚的心灵展现得淋漓尽致。在文本的第三折中写道：

〔刽子云〕你适才要我往后街里去，是什么主意？ 〔正旦唱〕怕则怕前街里被我婆婆见。

〔刽子云〕你的性命也顾不得，怕他见怎的？

〔正旦云〕俺婆婆若见我披枷带锁赴法场餐刀啊„„

这个悲剧的情景环境，彰显了年轻的生命，稚嫩的肩膀，勇敢地承担起了千斤重担，歌颂了窦娥那高尚的心灵之美，加强了文本所营造的悲剧氛围，凸显了故事情节的悲剧感染力。

（三）窦娥的悲剧，客观地给我们带来的精神启示。正如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所说：“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7] 从美学的悲剧理论出发，我们可以认为窦娥就是用自身的毁灭来肯定和张扬了有价值的东西。窦娥悲剧形象的价值，不在于提出了新的社会理想，而在于对旧的现存社会提出了怀疑。为正义和理想而斗争而进取，是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她胆敢以个人之力，勇敢地向顽固腐朽的封建制度宣战，虽然结局悲催，但是窦娥向我们证实了人生的价值。因此，“悲剧精神的实质是悲壮不是悲惨，是悲愤不是悲凉，是雄伟而不是哀愁，是鼓舞斗志而不是意气消沉。悲剧的美，属于崇高和阳刚；正因为这样，悲剧才是战斗的艺术。”[8]这就是美学意义上的悲剧。

从主客体总的来说，“窦娥作为封建社会培养出来的伦理道德典型反而被培育她的社会所销毁，她的生存环境和她的不幸遭遇，是她悲剧性格形成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她想尽孝道，遵守封建礼教，这就是她性格悲剧额深层意蕴。”[9] 这就是窦娥的性格悲剧和命运悲剧，环境铸就了她的品格，时代决定了她的命运。因此，一方面，她注定了会是捍卫封建礼教所倡导的“孝道”、“贞节”的牺牲者，她也以自己的悲剧诠释了她的思想理念，彰显了她的个性特征和人格魅力。另一方面，窦娥是值得表扬的。她的身上展现出了一种悲剧美，一种崇高美。其不畏强权，大胆抗争，对后世封建女子影响巨大，激励她们的斗志，引导她们深思，同时也表达了对腐朽的封建礼制的控诉。《窦娥冤》是中国古典悲剧之祖，它让读者看到了善良人们的痛苦和不幸，同时也看到了他们勇于反抗、敢于斗争的精神风貌。这是历史进步和人类自身向前发展的综合表现。

参考文献: [1]王国维《宋元戏曲史》.[A]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86.[2]亚里士多德.诗学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3]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A].鲁迅全集（卷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297.[4]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 卷.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5]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王诚、曾琼.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6]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尼采悲剧美学探讨 篇3

关键词：尼采 悲剧 悲剧的本质 悲剧的效用

学者普遍认为西方的现代化是一个“异化”的时代，表现在文学方面诸如：萨特的“他人”即“地狱”，加缪笔下的“自我”变成了“局外人”，卡夫卡书写的主人公永远进不去眼前的“城堡”，福克纳发出了“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了喧哗与骚动”等等。表现在哲学思想领域：马克思论述人在机器大工业时代被“异化”，叔本华认为“人生是一个在痛苦与无聊之间来回摆动的单摆”。在众多观点中，尼采发出了“上帝死了”的惊骇之语，要“重估一切价值”，独树一帜的尼采被世人称为现代最具影响的思想家之一。

《悲剧的诞生》是尼采出版的第一部专著，也是他的哲学奠基之作。在此书中，尼采主要探讨了自希腊以来备受关注的“悲剧”问题，他一反旧见与常说，就悲剧的起源、悲剧的本质、悲剧的效用等提出了独到而又自圆其说的观点。尼采的美学观念并非从该学科的理论上探讨，而是立足于美学对人生之意义，即美学对审美人生的作用这一角度来论述。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与文学艺术联系密切，文学艺术家对此尤为热衷，至今还没有哪一部美学名著能与之媲美。

一、悲剧的起源与本质

自古希腊以来，几乎所有的哲学思想家都会涉及到悲剧理论问题，如亚里斯多德、特里西诺、高乃依、莱辛、席勒、叔本华等。哲学家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即人生的痛苦，人与自然与社会的冲突。与上述哲学家不同，尼采从文学艺术角度入手，创作了《悲剧的诞生》并以此论述悲剧问题。对尼采影响颇深的叔本华在《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里曾说：“在这黑暗的人生中，在如此之多的危险中；只要此生还在延续，就是这样、这样度过！”[1]（P428）这几句诗引自路克内兹《物性论》，很显然，叔本华认为人生是痛苦的、无聊的，而尼采则与之大相径庭，他用现实的悲剧来肯定人生，他认为悲剧对人生起着“形而上的慰藉”作用。

以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为代表的悲剧诗人将古希腊悲剧推向了繁盛，与此同时，学界出现了第一部理论著作，即亚里斯多德《诗学》。“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2]（P63）这是亚里斯多德给悲剧下的定义，他认为悲剧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这里亚里斯多德说的现实世界是真实存在的，它不同于柏拉图所言，现实世界是对“理念”世界的模仿。虽然说亚里斯多德认为悲剧。乃至所有的艺术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但是他没有更深一层论述。尼采则具体详细地论述了这一问题：文学艺术不仅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悲剧亦然，“每部真正的悲剧都用一种形而上的慰藉来解脱我们，不管现象如何变化，事物基础之中的生命仍是坚不可摧和充满欢乐的。这一个慰藉异常清楚地体现为萨提儿歌队，体现为自然生灵的歌队，这些自然生灵简直是不可消灭地生活在一切文明的背后，尽管世代更替，民族历史变迁，它们却永远存在。”[3]（P112）尼采用形象生动的语言对这一个问题做了更深层的论述。

马克思曾言：“希腊时期是人类的童年，是一个健康的儿童。”悲剧源于古希腊，这一时期就像人类的童年，拥有一种健全、生机勃勃、昂扬的精神状态，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希腊人对自然社会、人类的苦难、命运的沉浮有敏锐的洞察力。尼采认为，希腊人是一个独具敏感力，并能用各种艺术形式将其表达出来的民族。比如西勒诺斯的神话：“弥达斯国王在树林里久久地寻猎酒神的伴护，聪明的西勒诺斯，却没有寻到……‘可怜的浮生呵，无常与苦难之子，你为什么逼我说出你最好不要听到的话呢？那最好的东西是你根本得不到的，这就是不要降生，不要存在，成为虚无。不过对于你还有次要好的东西——立刻就死。”[3]（P96）西勒诺斯的神话很典型地把这种敏感力给表达出来，西勒诺斯对弥达斯国王所说的关于人最好不要降生的那段话，说明了希腊人看透了人生的悲剧性。但希腊人并没有立刻死掉，而是积极乐观地面对着人生的悲剧性，并给它们创造了一个艺术世界，企图用这个艺术世界来给人生一个缓冲，同时又给人提供了承受苦难、战胜苦难的可能性。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里提到了悲剧的起源。在这一问题上，尼采延用了自亚里斯多德以来的观念，即：悲剧产生于古希腊时期歌队的酒神颂，并由祭祀时的悲剧歌队演变而来。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对此作了专门的论述。在《诗学》以及后来有关悲剧理论著作中，都涉及到了悲剧诞生的过程：比如阿瑞翁为酒神节创作赞美诗，忒斯庇斯创作演员角色，引进开场白和台词等等。尼采在《悲剧的诞生》里很少论及悲剧的起源，他所关心的是悲剧的本质问题。他在《悲剧的诞生》第八节里说到：“魔变是一切戏剧艺术的前提。在这种魔变状态中，酒神的醉心者把自己看成萨提儿，而作为萨提儿他又看见了神，也就是说，他在他的变化中看到一个身外的新幻象，它是他的状况的日神式的完成。戏剧随着这一幻象而产生了。”[3]（P116）尼采认为悲剧的本质是通过魔变这种方式实现的。

二、悲剧的效用

纵观历史发展的长河，悲剧理论源远流长。集大成者当属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在此书中，亚里斯多德给悲剧下了定义，该段论述也包含了悲剧的效用问题：“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模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4]（P36）文中“陶冶”一词，朱光潜先生译为“净化”，无论是“陶冶”还是“净化”，说的都是悲剧的效用。亚里斯多德在《诗学》第九章，重点阐述了悲剧所引起的恐惧与怜悯之情：“如果一桩桩事件是意外的发生而彼此间又有因果关系，那就最能产生这样的效果（引起人们的恐惧与怜悯之情）……”[4]（P46）我们用古希腊代表性的悲剧作品来说明这种观点。比如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三部曲中，其主人公普罗米修斯是一个高大无比、心地善良的形象，他心系下界的人类，不顾宙斯的反对，给人类送来了希望的火种，而自己则遭受着每天被秃鹰叼食肝脏的痛苦。再有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俄狄浦斯是一个聪明、贤能的人，他解开了人类困惑已久的难题——斯芬克斯之谜。在他当上国王后，他贤明执政，但却无法逃出命运的安排：弑父娶母。最终在真相大白后，他挖去双目，流落至孤独荒岛。种种迹象表明：冥冥之中似乎有种不可知的力量在支配着人类的命运，无论你如何地努力挣扎，最后还是挣脱不了，逃不出早已被这种神秘力量安排好的命运。

朱光潜先生在《悲剧心理学》曾言：“近代西方悲剧在基本精神上来源于欧里庇得斯，而不是埃斯库罗斯或索福克勒斯。它从探讨宇宙间的大问题转而探讨人的内心。爱情、嫉妒、野心、荣誉、愤怒、复仇、内心冲突和社会问题——这些就是像莎士比亚、拉辛或易卜生这类戏剧家作品中的动力。”[5]（P103）用亚里斯多德的悲剧理论来解释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创作似乎也合情合理。但是，尼采在哲学上要“重估一切价值”，在悲剧理论的问题上，更是一反传统，他采用了希腊神话中的两个形象来概括其悲剧理论：日神阿波罗和酒神狄俄尼索斯，并用日神与酒神的关系来解释古希腊的悲剧作品，以及悲剧从欧里庇得斯之后开始走向灭亡。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中提到：“最近我还在《偶像的黄昏》中表明，我如何借此而找到了‘悲剧的这个概念，找到了关于何为悲剧心里的终极知识。肯定生命，哪怕是在它最异样最艰难的问题上；生命意志在其最高类型的牺牲中，为自身的不可穷竭而欢欣鼓舞——我称这为酒神精神，我把这看作通往悲剧诗人心里的桥梁。不是为了摆脱恐惧和怜悯，不是为了通过猛烈的宣泄而从一种危险的激情中净化自己（亚里斯多德如此误解）；而是为了超越恐惧和怜悯，为了成为生成之永恒喜悦本身——这种喜悦在自身中也包含着毁灭的喜悦……”[3]（P434）尼采这里说的通过悲剧所达到的生成之永恒喜悦（这种喜悦包含自身的喜悦和自身毁灭的喜悦），就是一种悲剧的快感，但是这种悲剧快感同自亚里斯多德以来的，有关悲剧理论家所提倡的悲剧快感显然不是同一个概念。在亚里斯多德那里，这种悲剧快感表现为悲剧引起人们的恐惧与同情，以此带给人们净化灵魂的作用；而尼采所强调的悲剧快感则是超越悲剧给自身带来的永恒喜悦之上，超越了悲剧给你带来的恐惧与怜悯，悲剧具有一种生生不息的生命律动在鼓舞人、感召人。

尼采关于悲剧的理论与传统的悲剧理论所强调的内容不同，传统的悲剧理论一般都与道德伦理联系在一起，尼采认为如果悲剧同道德伦理联系在一起，那么悲剧将会延缓生命力的进化与生成。尼采认为只有完全站在审美角度来理解悲剧效果，才能真正理解到悲剧是生命的伟大刺激剂，是一种强壮剂。“自亚里斯多德以来，对于悲剧效果还从未提出过一种解释，听众可以由之推断艺术境界和审美事实。时而由严肃剧情引起的怜悯和恐惧应当导致一种缓解的宣泄，时而我们应当由善良高尚原则的胜利，由英雄为一种道德世界观作出的献身，而感觉自己得到提高和鼓舞。我确实相信，对于许多人来说，悲剧的效果正在于此并且仅在于此……”[3]（P174-175）尼采表明了自己悲剧美学与一般悲剧理论的不同，他的悲剧观念是建立在审美基础上的，能让人感受到和谐、生机勃勃、旺盛的生命力，这就是尼采悲剧美学的关键所在。

注释：

[1][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现的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2][4]转引自罗念生：《罗念生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后文所引亚里士多德《诗学》皆出自本集，故不再标注。

[3][德]尼采：《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5]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红楼梦》的悲剧精神 篇4

一、《红楼梦》悲剧产生的社会根源

小说中的贾家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个缩影, 是即将没落的清王朝的真实写照。这一家族中折射出的尔虞我诈的争斗、骄奢淫逸的生活画面揭露了封建制度的虚伪和反动, 说明了整个封建社会的千疮百孔、摇摇欲坠, 点出了它必然崩溃和灭亡的历史趋势。正是这封建的社会制度、伦理道德、宗教礼法、婚姻制度、思想观念注定了社会的悲剧结局, 注定了整个时代悲剧, 注定了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物的悲剧, 注定了宝黛爱情的悲剧, 也注定了封建四大家族的悲剧。

二、《红楼梦》的悲剧精神体现

(一) 贾府兴衰过程——时代悲剧。

《红楼梦》以贾府为中心背景和舞台, 在细绘这一封建家族生活画面时, 较全面地表现了清王朝腐朽没落造成的时代悲剧。

1.荒淫是贾府这个贵族世家衰败原因之一。荣宁二府所谓是“诗礼簪缨之族”, 骨子里却龌龊之极。一方面, 贾府上下的男人大都生活腐败、道德沦丧。贾赦一把年纪, 却要娶丫环鸳鸯作妾, 并扬言逃脱不了他的手心;贾珍与儿媳的苟且;王熙凤与侄辈贾蓉有染;贾珽即使有孝在身, 也不忘“狂嫖滥赌”。正如焦大醉骂的那样:“我要到祠堂哭太爷去, 哪承想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生来, 每日偷狗摸鸡, 爬灰的爬灰, 养小叔的养小叔。”另一方面, 由荒淫引起的人物的纠纷, 甚至恶毒的残杀, 更是不断地动摇着这座封建大厦。虽然有不少清白的儿女家努力地在这罪恶的泥潭里挣扎, 但最终都是与这腐败的家族同归于尽。

2.奢侈也导致这个贵族之家败落。那些名目繁多的美器珍玩填满了这个家族的每个角落, 秦可卿屋内的陈设比起他人的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些精心烹调的美味珍馐塞满这个家庭的每次盛宴, 吃一顿螃蟹就够乡下人吃一年, 刘姥姥进大观园吃的茄子更是她想之不及、欲之不能的;秦可卿的丧事中送葬行列像“压地银山一般”;贾元春省亲所建的“大观园”奢华靡费的程度更是惊人。虽然凤姐、探春等人在最后已感到家庭经济危机的来临, 但这时谁也无法力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了。

3.滥行威权, 聚敛剥削也是以贾家为首的四大家族败落的原因。小说第四回写薛蟠因霸占丫头平白打死人, 竟一走了之, 作案一年, 官府不敢究问。贾雨村在了解“护官符”以后, 就殉情枉法, 胡乱判断此案, 事后忙修书二封给薛蟠的姨夫贾政、舅父王子腾, 请他们放心。王熙凤弄权铁槛寺, 家族中倚权仗势、草菅人命的屡见不鲜。这些都揭露了贾、薛、王、史封建大家族的罪恶, 加快了封建统治阶级走向灭亡的步伐。

(二) 宝黛爱情毁灭——社会悲剧。

1.“木石前盟”与“金玉姻缘”的命运悲剧。传说, 女娲补天后只剩了这炼后的一块石头, 灵性已通。遇着茫茫大士, 携它到“温柔富贵乡”走了一遭, 荣国府中便生下了衔玉而生的公子——贾宝玉。他的思想行为在世人看来是无法理解的, 贾宝玉的悲剧是冥冥中注定的。书中第一回介绍宝黛木石前盟时, 也安排了充满悲剧色彩的神话:顽石幻化人形来到警幻仙子处, 仙子让他留在赤霞宫, 称神瑛侍者。他便每日以甘露灌溉生于三生石畔的绛珠草。仙草后修成女体, 为抱施水之恩, 愿下世为人用一生的眼泪汇报。“还泪”之说注定了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是以悲剧结局的。再有宝钗的“金锁”的出现, 便又暗示了“金玉姻缘”的可能性。贾宝玉这个人物作为这一矛盾的负担者和取舍者, 虽然他倾向于黛玉, 但在封建“礼”教面前却不容他选择, 无法与之抗衡, 最终导致他们的爱情走向封建祭坛。

2.宝玉的“叛逆”与黛玉的“孤傲”的性格悲剧。《红楼梦》第二回有一段关于宝玉出生的独特性描述:一落胞胎, 嘴里便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他的祖母视为“命根一样”。正因有贾母的撑腰, 便经常和祖母在一起, 贾母也经常参与到晚辈的各种活动中, 并且熟悉戏文小说, 有自己的主张和看法。这都对宝玉产生了耳濡目染的影响。宝玉喜欢杂学, 对四书五经封建科举考试的必读书毫无兴趣, 不愿与官场上交往, 骂那些热衷于功名之人都是“沽名钓誉之徒”。第七回他感慨地说:“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富贵二字, 真真把人荼毒了。”封建贵族生活使他心中充满孤独、寂寞和哀愁, 也刺激了他要求摆脱束缚的性格发展。他对俗气虚伪的男性产生了厌恶, 对最底层的人怀着深深的同情和友谊, 与出生平民的秦钟、家道贫寒的柳湘莲及艺人蒋玉菡称兄道弟, 对备受凌辱的丫环们温柔体贴、百般呵护, 并发出了令人震惊的评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 男人是泥做的骨肉, 我见了女儿便觉清爽, 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这是他对中国延续了千年的封建“男尊女卑”观念的批判与挑战, 把全部理想寄托在纯洁的女孩世界。在这里, 他找到了一个知音, 那就是林黛玉。她也有叛逆的思想, 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上, 他们产生了纯真的爱情, 但这与封建婚姻格格不入。

在林黛玉身上, 属于她自身的个性表现得比较充分。她孤高自许, 目无下尘, 小性、多疑。周瑞家的分送宫花, 别人都谢过收下, 唯黛玉发问:“是单送我一个人, 还是别的姑娘都有?”“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同宝玉一样, 她也有叛逆的思想。她把“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训诫放到了脑后, 总想展露才智、争强斗胜。黛玉孤傲性格的发展和思想外露, 使她渐渐失去贾府统治者的喜爱, 在当时的社会中成为注定的悲剧。

3.宝黛爱情悲剧的必然性。首先, 他们共有的生活理想和追求为家族所不容。贾府上下, 没有人支持他们的爱情, 没有人站出来为他们说话。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的背景下, 宝黛的爱情是必然的悲剧。其次, 他们叛逆的性格与追求个性自由的思想与封建社会制度发生尖锐的矛盾冲突。他们反当时世间之道而行, 这是封建社会不容的。这并不是简单的门不当户不对, 而是这一爱情本身所蕴含的反封建色彩, 触犯封建社会制度造成的悲剧。

(三) 众多人物命运———人生悲剧。

《红楼梦》中宝玉与黛玉主宰不了自己的人生, 其余的青年女性也如此。薛宝钗, 这个迎合时代者竟也不为世道所容。她在爱情上、才学上、生活中渐渐失去了个性的锋芒, 对于自己的喜恶不敢有强烈的追求和排斥, 只能自我压缩, 从俗认命。贾迎春很善良, 但懦弱, 逆来顺受, 任人摆布、控制和欺负, 结果成了封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 沦为其父还债务的替罪羊, 出嫁一年便被丈夫折磨而死。还有早赴黄泉的元春, 远嫁千里的探春, 悲观绝望青春出家的惜春, 青年守寡的李纨、史湘云, 含冤死去的秦可卿。处于显贵的上层女子尚且如此, 下层女子的命运更是任人宰割。

宝玉也不例外, 在现实中, 他总是深深感到事物无常、人生易老, 就是感情也不能永久保存, 于是陷于失望之渊, 遂感悟出人生真相, 至于抛下一切远离尘嚣, 这是他对生命的个体价值与人生理想的沉思后的依然抉择。晴雯是宝玉的丫环, 她美丽、聪明伶俐、自尊, 是宝玉房中唯一与宝玉无染的丫头。她洁身自爱、正因如此才赢得宝玉的尊重与赏识, 并称她“冰雪不足喻其洁”。在晴雯的身还有她坚贞不屈的反抗精神。正如朱光潜所说:“没有对灾难的反抗, 就没有悲剧。”

三、结语

《红楼梦》的三重悲剧反映了曹雪芹对时代、社会、人生的批判、反思与探索精神。鲁迅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给人看, 价值越高, 悲剧越大。”《红楼梦》的最大悲剧就在于它注重了思考生命的本质。展现出的是“人”的价格、生命的价值、人格的尊严被毁灭的过程。曹雪芹用这些人物的泪水酿成了芳醇甘洌的艺术之酒, “千红一窟 (哭) , 万艳同杯 (悲) ”。封建社会的束缚, 使他在批判现实中希望中兴, 在反传统中憧憬未来, 在潜意识中维护传统。这便使得这部小说在古典文学的艺术巅峰上永远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1]张俊.中国文学史 (第四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5:239.

[2]曹雪芹, 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4:4.

[3]曹雪芹, 高鹗.红楼梦.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10:445, 382.

[4]鲁迅.鲁迅全集 (第4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造成红楼梦中宝黛悲剧的原因 篇5

前言：《红楼梦》是以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线，揭示贾、王、史、薛四大封建家族由盛及衰的必然命运，揭露封建社会的罪恶，在封建制度高度发达的清朝中期，贾宝玉和林黛玉之间的爱情且对纯洁爱情的追求而命运多舛，遭至无情的扼杀，因而“苦绛珠魂归离恨天，病神瑛泪洒相思地”和“中乡魁宝玉去尘缘”都是必然的结局。而《红楼梦》因其对悲剧描写的淋漓尽致、行去流水般而流传于世，书中处处不在的悲天悯人之情无不预示着悲剧的必然性和浓重色彩。

一、主观原因造成的悲剧——性格使然

(一)宝玉的性格透视

《红楼梦》是我国的经典之作，人物之多，性格各异。贾宝玉是《红楼梦》中的第一主人公，是曹雪芹呕心沥血创造的一个典型形象，然而，旧世界里出现的新人，往往被世俗看成乖僻邪谬，不近人情，甚至被人看成疯、痴、呆、傻。这正是先觉者们普遍的命运。贾宝玉不仅在《红楼梦》中成了“百口嘲谤，万目睚眦”的对像，被看作疯、痴、呆、傻，被王夫人骂为“孽根祸胎”、“混世魔王”，就是在读者和“红学”家眼里，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贾宝玉是封建贵族阶级的叛逆者;有人说他是新兴市民阶层的代表;还有人说，贾宝玉的民主主义思想是“古已有之”的，他的叛逆性格是对古代民主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也有人说，贾宝玉叛逆性格的形成，是由于受大观园“女儿国”的影响。贾宝玉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形象?下面笔者谈一下自己肤浅的认识。

宝玉是个品性独特的公子哥儿，生于“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的贾府。作者为强调宝玉的独特性，说他一生下来就有异秉：一落胎胞，嘴里便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上面还有许多字迹，就取名叫做宝玉。宝玉的衔玉而生被视为异事，他的祖母更是格外开心，对宝玉“爱如珍宝”。这就决定了宝玉在贾府无人可以代替的地位：老祖母的心肝宝贝，“命根一样”。宝玉独特性格的形成是以此为起点的。

宝玉喜欢杂学旁收，却对四书五经这些封建科举考试的必读书毫无兴趣。此外，由于宝玉一直生活在纯洁的少女世界，体会到少女世界里种种纯真的喜怒哀乐，而对俗气虚伪的男性世界产生了厌恶，不肯与官场中人如贾雨村之流来往，并发出了令当时人震惊的评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觉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这些实际上是以“奇谈怪论”的形式来批判男权社会与他们所代表的社会道德价值,一反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男尊女卑”的封建道德观念。

贾宝玉的这种种叛逆的思想与当时的封建传统思想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宝玉的父亲贾政——一个典型的封建正统人物，对宝玉的叛逆思想和行为深恶痛绝。有时仅因一些小事，贾政便要将宝玉“堵起嘴来，着实打死”、“要绳索来勒死”。然而宝玉虽然认识到了男性社会的黑暗与丑陋，但他却无力也无意去改变，而是选择了逃避，沉浸在少女世界的纯洁之中。在纯洁的少女中能够理解宝玉思想的人也是极少的。宝玉寻寻觅觅，也只找到了一个知音，那就是林黛玉。他们都一样地有叛逆的思想，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上，他们产生了纯洁的爱情。对宝玉来说，他和黛玉之间的美好爱情显然是他对现实失望之后唯一向往和追求的。然而，宝玉性格中的逃避和软弱决定了他不可能用实际行动去反抗贾府统治者的安排。于是，悲剧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二)黛玉的性格透视

林黛玉是贾母的外孙女，林如海和贾敏的独生女，因父母先后去世，外祖母怜其孤独，接到荣国府抚养。她是个内慧外秀的女孩子，“心较比干多一窍”，在贾府生活“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唯恐被人耻笑了他去”，一开始就受到了心理上的压抑。然而黛玉虽然寄人篱下却生性孤傲，天真率直，胸无城府，爱恨分明，言行举止间并不掩饰自己的喜怒好恶。对于贾府的统治者，她也从来不说奉承话故意讨好。出于孤苦的身世和强烈的自尊，黛玉对于他人的歧视和讥讽分外敏感。基于自卫心理，黛玉有时出语未免尖刻，有时也哭哭闹闹，给人“小性儿”的印象。而这样的气质和脾性，不仅很难让她融入贾府这个复杂的大家庭中，反倒加重了别人对她的成见。孤苦的身世，孤傲的性格，孤独的处境加上多病的身体，使正值花样年华的黛玉产生了如此深重的悲苦意识。

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少女，黛玉不可能不明白，只要她向贾府的统治者低头多说些奉承讨好的话，就能改善自身的生存处境，但她却不肯这样做。她在《五美吟》中，言绿珠，说绿珠为石崇殉葬不值;咏红拂，赞扬红拂私奔的壮举。对于贾府的“混世魔王”、“祸根孽胎”贾宝玉，她引为知音，结为同心，从思想到行动都对他予以支持。在大观园里，从不劝贾宝玉走“仁途经济之道”，从不讲这些“混帐话”的只有黛玉一人而已。所以“宝玉深敬黛玉”。黛玉与宝玉的爱情是建立在互相了解，思想一致的基础上的。但是黛玉作为一个弱小的女孩子，在贾府这个复杂的环境里，生存尚且艰难，更谈不上努力地追求自身的婚姻幸福。因此，当爱情遇到阻力时，弱小的黛玉只能用泪水和死亡来表达抗议。

寻求爱情而能得其所爱，这是黛玉在冷酷的人世上得到的唯一安慰;得其所爱而不能共偕连理，这是黛玉在贾府中的不幸命运;预感爱情有始无终，而又一往情深去爱，则是黛玉心志坚定、执着追求自主生活的体现。和宝玉一样，黛玉自身的性格与观念与那时期社会的现实环境格格不入，悲剧产生的根源就在于他们两人虽然认识到了这一点，却又偏偏无力于改变这个现实环境。总之黛玉是一个生于悲剧时代而又具有悲剧性格的悲剧人物。

二、客观原因造成的悲剧——外力冲击

(一)家庭环境的影响

宝黛两人所共同具有的叛逆性格和生活理想,由于不容于当时的社会由于他们和封建势力的`尖锐冲突导致了这一悲剧,从而写出了这一悲剧的时代深刻性和必然性。宝黛之间的爱情,从一开始就注定不能不是悲剧,因为在宝黛那个时代,假如两人的生活前途是光明的话,就必须不仅找到一块能够容纳自由恋爱和自由婚姻的国土,还要找到能够容纳贾宝玉、林黛玉的生活理想和生活道路的国土,找到一块能够容纳他们叛逆的地方。可是,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这就揭示了宝黛爱情悲剧发展的必然性,揭示出这不是一般的悲剧,而是一个时代的悲剧。那么大的贾府,上到贾母,下到丫鬟,没有人支持他们的爱情,没有人站出来为他们说话。

并不是由于简单的门不当户不对,并不是简单地由于自由恋爱触犯了封建婚姻制度,而是在于这一爱情本身所包蕴的反封建色彩为社会所不容造成了悲剧,这是曹雪芹高出于他的前辈的地方,也是写得更深刻的地方。爱情这个题材,在《红楼梦》里,被空前地用社会性的、政治性的内容充实起来,提高起来,从而全面而深刻地对封建社会作出了有力的批判。这正是《红楼梦》不同于此前全部的才子佳人小说之所在,也就是《红楼梦》为何如此富于影响和震撼人心。

(二)封建社会的冲击

宝玉与黛玉之间的爱情是建立在蔑视功名富贵，不谈“仕途经济”一类的混帐话这样的思想基础上的。这样的思想对封建社会来说是大逆不道的。因此宝玉与黛玉之间的爱情是叛逆者之间的爱情。

黛玉作为宝玉唯一的知已，两人相知相恋理顺成章。他们的爱情来自于本身的真情实意，具有人世间最让人感动的纯真，所缺乏的正是封建家庭最为看重的“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自然，贾府的统治者们作为封建社会的卫道士是不允许这样的爱情存在发展的。他们可以采取一切残酷的手段来摧毁宝黛之间的爱情。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宝黛的爱情只能以悲剧告终。

“苦绛珠魂归离恨天”是封建家族之间利益维系，相互利用和赤裸裸的利益交换的结果，贾母的：“并不是我忍心不来送你，只为有个亲疏，你是我的外孙女，是亲的了。若与宝玉比起来，可是宝玉比你更亲些!倘若宝玉有些不好，我怎么见他父亲呢!”露骨的利益论，与其说她是基于对宝玉的爱，不如说她是为了贾府乃至史、薛、王等封建家族的利益，正是这种利益至上的维系，吞噬了林黛玉苦苦追求的爱情，也吞噬了这位“心较比干多窍”的多愁多泪的少女的生命。在封建社会，用婚姻达到利益的维系比比皆是，吞噬美好爱情也多有记载。林黛玉身上所体现的是美丽失落，爱的失落、青春的失落，叛逆的追求，现实与理想，在这万般矛盾和煎熬中，她只能让人感叹“春恨秋悲皆自惹，花容月貌为谁妍”。金玉良缘是她一生的痛，木石前盟却使她流尽最后一滴泪，“冤冤相报自非轻，万象离合皆前定”，她对爱情的执着，对现实的执着，对人生的执着与封建社会的所宣扬的礼教相违背的，也是与贾府利益相抵触的，这种徒劳的叛逆只是也只可能在无情的历史上卷多滴一滴血而已。

从宝黛爱情婚姻悲剧可以看出，在封建社会，无论是像宝黛一样叛逆，还是像宝钗一样顺从，结局都是一样的悲惨。这就有力地说明，封建社会是罪恶的社会，封建婚姻制度是不合理的制度。透过这个爱情婚姻悲剧更可以看出，在封建社会，悲剧不仅存在于社会底层的平民、家仆之间，也存在于贵族中，悲剧是无所不在的，而悲剧的根源就是罪恶的封建制度。

曹雪芹所写的《红楼梦》是一部反映封建社会生活的大悲剧，生活在贾府的人都逃脱不了悲剧的命运，只是悲剧的内涵各有不同。宝、黛、二人的爱情婚姻悲剧则是《红楼梦》全书最大的悲剧，造成这一悲剧的根本原因是罪恶的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婚姻制度。因此，说到底，宝、黛、二人的爱情是一个社会悲剧。

三、作者的刻意安排——命运已定

众所周知，曹雪芹出生于清朝的富贵人家，曹家几代与皇室宗亲都有密切的来往。据红学家考证，少年时期的曹雪拜曾亲见过“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家族盛况，但是后来其父辈由于朝廷政治斗争而被牵连问罪。曹雪斧由贵家公子落为贫寒子弟，在京郊过上了赊酒食粥的困窘生活。家族的兴衰巨变让他感受到人生的世态炎凉和命运的变幻莫测，更让他对家族的百年沧桑有了清醒的回顾和总结。个人生活际遇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不竭的源泉，回首往昔，不过“曾历过一番梦幻”，这是曹雪对生活体验的精妙概括。尘世间纵有千般乐事，却不能永远保存，“‘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个字紧相连属”，反映出他对人生、社会和宇宙的清醒认识与深刻思考。

曹雪斧特殊的生活经历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创作意识，而这种创作意识决定了小说的情感基调。于是《红楼梦》开篇第一回，作家就带我们走到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见证了一个有趣而荒诞的神话：一块被女祸炼就却舍弃未用的石头，自经锻炼，灵性已通，感叹自己无材不堪补天之时巧遇一僧一道，凡心大动，心慕向往，遂被茫茫大士和渺渺真人化成扇坠大小的美玉携入红尘，历经一番悲欢离合后，编述陈迹故事于石上，后由空空道人偶遇，抄录流传，才有了这部悲金悼玉的《红楼梦》。作家借用神话故事幵题，使小说被后世学者套上了浪漫主义色彩的“头衔”。看似梦幻不真的故事中，作家却多用“大荒”、“无稽”、“渺渺”、“茫茫”、“空空”等寓意荒唐无稽、虚无缥缴的词语，来暗示生命的虚幻。故此，悲伤的情感意识和对小说的悲剧性构架就在这种虛无和荒谬的生命之感中开始了。再者，作家反复强调篇中“凡用‘梦’用‘幻’等字，是提醒阅者眼目，亦是此书立意本旨”，悲伤基调的确定又使整部作品或隐或显地笼罩在凄清哀婉的梦幻氛围中。故而，小说的创作立意远远超越了浪漫主义的神话故事本身。“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货曹雪斧对小说情感基调的一次明示。但是，作者为何要反复强调悲剧的情感立意呢?

原因在于他要时刻提醒读者：贾府大院的钟鸣鼎食不过是过眼云烟，虚幻无常的命运随时会降临，繁华终以落败收场。“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这是《红楼梦》为宝、黛、二人的爱情所写的最后结局。然而造成这一悲剧的还是封建社会性。在那种社会下他们都无法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无力替自己作主。宝黛的毁灭是叛逆者的悲剧，同时他们又都是封建婚姻制度的牺牲品。

路遥作品悲剧美学特征论 篇6

关键词：路遥作品；悲剧美学；艺术解读；对比手法；反讽艺术；圆形结构

中图分类号：I01；I2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09.03.031

路遥以博大的胸怀和非凡的才华，创造了一座供人景仰的艺术高峰。他用生命所绘制的现实主义文学珍品，蕴含着一种厚重而隽永的悲剧美学，凸显出一股撼人心魄的艺术魅力。

一、对比手法——展现生活环境的无限悲苦

路遥的作品运用对比手法，刻写了二元世界的巨大反差，描绘了两样人生的不同作为，凸显出生活环境的无限悲苦。

(一)二元世界构成生存的苦难背景

路遥的作品前后跨越30年的时间(20世纪60年代初一90年代初)。不管是前十多年的困难和动荡，还是后十多年的改革与开放，都构成了作品展现人物生活的深厚背景。在这起伏不定、变幻殊异的生活岁月里，作者总是营造出对比鲜明的二元世界：幸与痛、喜与悲、乐与苦、顺与逆，而作品又往往是将它的主人公置于负面的境遇即苦难之中，让他们经受煎熬和磨砺。

人们曾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来概括我国改革开放后的“三农”问题。实际上，“三农”问题在改革开放前已普遍严重地存在着，路遥在他作品中就用如椽史笔记录了当时中国农村的凋敝惨状，书写出广大农民的悲苦生活。

1．生存的艰辛。改革开放前的亿万农民，最现实也最迫切的是吃饭穿衣的生计问题。路遥将切身之痛融注于作品的人物形象之中，勾勒出人物生存的悲苦图景。

在《在困难的日子里》，作者将其主人公马建强置于县立中学一个贫富悬殊的班集体里，马建强是这个所谓尖子班的唯一农村学生，其他都是来自县城干部家庭。在这里，作者对比鲜明地突出了马建强这个农村学生生活的极度贫困：他家里穷得“烂包”，他是带着一点“百家粮”来求的学。马建强的穿着和食物在这群衣食无忧的同学眼中简直就是一个“异类”。一次“鼠盗玉米馍”事件和“国庆节会餐”，使马建强倍受屈辱。作品逐层深入地刻写了马建强在学校里所遭遇的多重磨难，既有充饥御寒的生存困扰，又有其他同学的眼光刺激，还有他本人的内心煎熬。更令人心痛的是，女同学吴亚玲两次暗中送他钱票，好心相助异化为无情伤害，给他造成的痛苦决不轻于饥饿袭身的折磨。作者这种对比性的写实之笔，渲染了主要人物生存环境的极度苦难，为他们日后的性格发展奠定了厚实的生活基础。

2．奋斗的艰难。在作者笔下，生存环境的悲苦不仅仅是生计问题，更有发展空间的种种桎梏。实际上，路遥作品中的主人公，其坚毅品格更是在不断追求发展的奋斗过程中日臻完美的。写苦难是为了写苦难中的人。苦难越深重，战胜苦难的人及其品行就越是难能可贵和令人敬佩。

《人生》中的高加林就经历了迥异的两种生活环境和发展空间，其一是繁重艰苦的农村劳动，其二是优越体面的县委宣传干事；又面临两种不同的婚姻选择，一是农村姑娘刘巧珍，二是县城同学黄亚萍。作为农村出身的一个追求知识、富有抱负的青年，自然选择了后者而舍弃前者。但是，他生不逢时，在履新职后刚显身手，采访报道初战告捷，就遭遇被人告发(是靠走后门而转干)的沉重打击，政治的、爱情的美景竟是昙花一现。高加林出外奔前程的夭折反映了当年农村青年圆梦的困惑和艰难。

《平凡的世界》安排孙家兄弟俩齐头并进又相互映衬，其兄孙少安13岁就辍学回家务农，后办砖厂起家致富；其弟孙少平求学、教书，后出外打工、挖煤。通过他们两条人生之道的曲折延伸，反映了当时农民的生存际遇，其重点又是突出孙少平外出谋生的艰难。

孙少平所遭受的苦难，不仅是有马建强所经历的种种衣食窘迫，更有出外当揽工汉的超常辛酸，以及成为煤炭工人后的重重磨难。这个人物应该是综合了马建强与高加林两个人物命运的痛苦和坎坷而又有新时代因素的崭新形象。孙少平在县立高中的生活困境，是马建强中学生活的继续和发展，后来他离乡背井的遭遇就比高加林更为惨苦。作者一改高加林靠关系走后门的悲剧，让他的主人公孙少平凭着自身胆识独自闯荡江湖。孙少平首先来到黄原市，成为当时农民出外最易就业也是最为艰苦的揽工汉，每天超负荷的苦脏累活不仅不是痛苦，而且是求之不得的第一需求，经常是干了今天，又担心明天，一遇没人请去干苦脏累活，就不成其为揽工汉，就面临肚皮之虞，生存堪忧，甚至是惶惶不可终日。此时的孙少平，就是一个地道的漂泊异乡的流浪汉。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进城农民工生存境遇的一个生动写照。

孙少平告别揽工汉生涯，虔心争当“煤黑子”之举令人咀嚼。市郊阳沟大队曹书记帮助转出来的户口，由于其女儿瞧不上孙少平，而失去任何价值。孙少平到黄铜矿务局大牙湾煤矿当挖煤工，实现他人生的战略大转移，此事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按世俗计，在黄原市有田润叶和田晓霞两姐妹的鼎力相助，孙少平满可以在这座城市立稳足根。尤其是田晓霞，与孙少平之间已明确了恋爱关系，作为黄原市的第一“公主”，完全有能力为孙少平谋得一份更好的工作。作者可以让曹书记利用便利条件为孙少平领来一份当煤矿工人的表，也可以让田晓霞出面找有关部门成全孙少平当煤矿工人的心愿，就是不让田晓霞直接帮忙，在黄原市解决孙少平的工作问题；而且还把孙少平在黄原市团委组织暑期夏令营的突出功绩也漠然处之。当然这里有高加林的前车之鉴，孙少平不能再步其后尘走裙带关系的老路，只能另辟蹊径。同时，作者主观上是坚决反对靠关系谋职业的，他曾对他的一些亲戚找上门来要求他给“安排工作”很是不满和大发牢骚。另外，作者占有煤矿工人一定的生活素材，他弟弟王天乐就当过五年的煤矿工人，这对作者安排孙少平去煤矿当“挖煤工”，无疑提供了活生生的启示和借鉴。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作者对劳动有着特殊的感情，他尊重劳动人民，热爱艰苦的劳动，把劳动视为砥砺意志、打造精骨的有效途径和最佳方式，越是艰苦越是推崇。孙少平作为他理想的实践者，就势必要终身与劳动为伴，而且哪里艰苦就到哪里去艰苦地劳动，这是路遥自身信念的外现，所以孙少平要离开黄原市的揽工汉生活，选择挖煤工就合乎作者的理论逻辑。有所遗憾的是，孙少平不是不可以去当挖煤工人，而是作者把孙少平在黄原市的地位，也就是把他在这里的社会关系铺排得太厚重了，使得他在工作出路上有着多样性的选择，去煤矿就不是唯一的去向，而变成了一种低劣的选择，因为这种选择的社会成本太高；而且作品对孙少平作出这种选择也没有给予必要的心理分析和说明。

大牙湾煤矿的客观条件不能与黄原市相比，

挖煤工人的生活与揽工汉的境遇相比也无优势，甚至可以说，孙少平是脱离了“虎口”，又掉进了“狼窝”，一个地方更比一个地方艰苦。作品也藉此逐层深入地凸显了主人公的奋斗精神。

作者通过孙少平的滞重足迹，步履出中国农村嬗变的艰难历程；通过与他兄长孙少安留守家乡创业起家的映照，突出了一代青年农民在那个社会大变革年代所进行的艰难探索和付出的沉重代价，以及他们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二)两样人生折射出现实的严酷

作者以爱憎分明的炽烈感情，歌颂了正面形象的可贵品质，鞭笞了反面人物的丑恶嘴脸。

1．于政治冲突中抑恶扬善。“文革”是一个特殊的动乱岁月，又是一个考验人性品格的大舞台，作者以此为背景，塑造出两类不同的人物形象，一是忧国忧民、大公无私的忠诚干部，一是趋炎附势、唯利是图的跳梁小丑。

在《惊心动魄的一幕》里，展现了1967年造反武斗的历史画面。就在广大人民群众被少数别有用心的造反派头头们挑动起来，即将进行一场严重武斗的危急时刻，县委书记马延雄置个人安危生死于不顾，正义凛然地跋涉到剑拔弩张的造反大厅，挺立于正要“捉拿”他的造反派面前。在这惊心动魄的一幕里，作者刻画了县委书记马延雄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而宁死不屈的高大形象，鞭笞了如县委副书记李维光见风使舵、毫无党性人民性的败类以及如金国龙等一群自私自利、心怀叵测的投机野蛮之徒的无耻嘴脸。

透过这特殊的一幕场景，我们深感社会对人性的严酷挤压，因此也愈益钦佩正面形象的坚强品格，鄙视一批势利小人的龌龊行径。

2．在人生抉择中贬丑颂美。在人生旅途中，往往会出现各种扑朔迷离的十字路口，如作者笔下：大学毕业分配的何去何从，爱情婚姻的忠贞与否。对这类关键问题的选择和回答，可以披沥出人物品质的高下优劣。

在《你怎么也想不到》中的男女主人公，本是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一起同学到大学毕业，但在分配去向问题上，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作者深情地赞美了女主人公郑小芳信守初衷，毕业后坚决回到家乡那个艰苦、贫瘠、单调的沙漠农场去工作的献身精神，贬斥了男主人公薛峰食言不专、逃避艰苦、贪图舒逸的个人享乐主义。

《黄叶在秋风中飘落》设置了两对鲜明的对比，其一是两个女性：卢若琴与刘丽英，前者善良、清纯如水地关爱高广厚父子，后者势利、贪图虚荣而抛夫弃子；其二是两个男性：高广厚与卢若华，前者厚道、忍辱负重地尽职爱家，后者自私、心理阴暗地追名逐利。

作者在这对比的文字中，鲜明表达了他的人生审美观：爱人民、谋他人之利就是大善大美，图私欲、求一己之得就是大恶大丑。

然而透过这些正反形象，我们也痛感社会现实的残酷无情及其对人性的刚性挤兑：使优者刚强伟岸，使劣者扭曲变形。

二、反讽艺术——凸显人物性格的严重扭曲

李建军先生指出：“反讽是作者由于洞察表现对象在内容、形式、现象与本质等方面复杂因素的悖立状态，为了维持这种复杂的对立因素的平衡，而选择的一种暗含嘲讽、否定意味和揭蔽性质的委婉幽隐的修辞策略。”路遥作品中运用的反讽艺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对权势异化的反讽

1．权势对小人物的愚弄。高加林的民办教师位置，被大队支书的儿子靠权势顶替了下来；而后来他又靠其叔父的权势成了县委宣传干事。这里面就包含着一种让主人公十分尴尬的二律背反，高加林既遭祸于权势，又得益于权势；更有讽刺意味的是，高加林最终又被一种更大的“权势”终止了他的人生美梦，他在县城的情敌之母利用了人民政府的权威，逼使他又无可奈何地回到了家乡。

这里，作者通过高加林的祸福转化，针砭了权势对小人物命运的摆布和捉弄。

2．权势对平民的挤兑。《卖猪》中，刘婶子卖猪的辛酸是对那个“大革命”年代所谓“公家人”荒唐行径的控诉。一个穷乡僻壤的孤老太婆，对“公家”一片虔诚，卖猪途中，捡到一头“公家人(副食公司的收购员)”丢失的一头大肥猪，她义正词严地斥责了一个图谋趁火打劫的肥私者，“天经地义”地交给了来寻猪的“公家人”。然而她辛辛苦苦喂养了半年的“小黑子”猪却被“带红袖标”的“公家人”以低于她半年前买猪钱2角的价格(7元8角)“统购统销”了去，以至于害得刘婶子后来于苦痛之中竟丢失了那点血汗本钱。刘婶子卖猪的苦痛遭遇，无情地披露出她所心仪神往的“公家人”无异于明火执仗的“抢劫犯”。

作品表层写刘婶子的愚忠，实质却痛击了世事的乖张，揭露了那个时代一些人的邪恶。

3．势利小人的劣行。“文革”中的跳梁小丑在那是非颠倒的岁月里，演绎着滑稽的闹剧。在《惊心动魄的一幕》里，金国龙这个“曾是县百货公司的采购员，因贪污和盗窃商品物质被判刑五年，前年才刑满释放”的小人，文革中摇身一变成了造反派组织“红总(孙大圣)”战斗队队长，他以革命者的姿态泄私愤、图报复，审问、毒打当年判他刑罚而今被关押的县委书记马延雄。还有所谓的“段司令”、“侯政委”之流，又借机扇阴风、点鬼火地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准备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武斗。给予这群小丑们以无情嘲讽的却是，他们下“通缉令”要捉拿归案的“畏罪潜逃”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三反分子，原县委书记马延雄”竟神奇地出现在他们誓师大会的现场，使得这伙“革命者”手足失措之中以草菅人命而收场，这群小丑们的劣德败行也就赤裸裸地毕现于大庭广众之下。

4．落伍者的愚钝。《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里的五叔和《平凡的世界》里的田福堂、孙玉亭，他们是作为旧时代的象征型人物进入作品而成为揶揄对象的。

作者在《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这部短篇小说里，浓缩了五叔这个人物大半生的生命历程。五叔是“我”姑父的弟弟，是“我”亲眼目睹了他大半辈子的为人处事。五叔由在村里说人的人变成一个被人说的人，一个堂堂的村支书却成了一个被拘留所拘留的羁押者。五叔的前后变化是对他本人，也是对他那一类人的讽刺和嘲笑。他们抱残守缺，固持教条，不理解新时代、新政策和新生活，跟不上改革开放的新步伐，自然就受到历史的唾弃。但作者没有局限于“五叔”一个人，而是写出了一个典型，正如作品所说：

我无法同情他，但我怜悯他。直到现在，他还不明白他的悲剧。是的，这不仅是他的悲剧，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正是一个悲剧的时代造成了这样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多少个五叔一样的人物啊!历史往往就是这样：一个悲剧性的时代结束了，但那些悲剧性的人物并没有结束自己的悲剧。

这里作者揭示出一个悲剧时代与悲剧人物之间的关系问题，悲剧人物不会随着悲剧时代的结束而结束，这是更为沉痛的悲剧。而且作者的立意还在于，他要探讨如何结束这种悲剧人物给社会造成进一步的悲剧。五叔是一位村支书，由这么一个满脑子旧思想的人把持着农村基层政权，怎么能够带领农民实行党的农村政策，他将会给

我国的改革开放造成多大的阻力。所以作者忧心忡忡地说：

不正常的时代造就了这样一种不正常的人，而且还是党的一个基层组织的领导干部。这样的人本应该早被撤换下来了，可他们仍然占据着领导地位。我们的改革首先正是应该针对这样一些人的，而不幸的是，眼下有些地方往往正是这样一些人在领导着我们的改革。比如说F市吧，前几年正是由几个对抗中央政策的人在领导着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地区。这些人当然要比五叔高明多了，他们采取的是在口头上拥护新政策，而在实际工作中顽固对抗的办法……我们新时期社会改革的最大困难就在这里。

改革开放30年后再回过头看过去的岁月，我们所走过的弯路和付出的代价，足以证明作者当时的远见卓识。

在《平凡的世界》里，田福堂和孙玉亭，具有五叔类似而又不同的性格特征，也成了作品漫画和讽刺的可悲人物。田福堂是双水村几十年来的党支书，可他的权威也屡遭新时代新生活的嘲弄。在家事上，他施用“阴谋”扼杀女儿的爱情，其结果是害得女儿田润叶在爱情婚姻上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和挫折。他起初坚决反对儿子田润生与其同学郝红梅(寡妇)结婚，但后来还是抱着他们的孩子享受天伦之乐。在公事上，他为了加强个人威信，组织策划社员深夜开挖石圪节村库坝偷抢东拉河水，结果闹出一条人命，社员金俊斌被偷出的汹涌大水冲走。作品还特写了这个人物的老谋深算而又机关算尽。1977年，在《人民日报》社论的“激励”下，他头脑发热，想大干一场，像陈永贵一样出人头地。他构思出了一条妙计：用炸药把村前的神仙山和庙坪山分别炸下半个，拦成一个大坝，把足有五华里长的哭咽河改造成一条米粮川。为了实现这一宏愿，搬迁房屋闹得全村鸡飞狗跳，人怨天怒。其结果又是事与愿违，不仅开山炸死了“半脑袋”田二，而且后来洪水还冲毁了大坝，把“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的标语冲得只留下“高峡”和“无恙”四个字，作为历史的见证和对他这位决策者的嘲讽。

孙玉亭出现在读者眼前时是村支委、农田基建队队长、学校贫管会主任。这是一个典型的“开会迷”、“运动迷”，他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满门心思地“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可他不会劳动，老婆贺风英也不会过光景，家里寒碜得“烂包”透顶。在作品里他自始至终都穿着一双麻绳子捆绑的烂鞋四处“革命”奔波，总是从他哥孙玉厚烟锅里挖点烟叶抽，这幅寒酸相就是对他这个“革命者”的尖刻嘲笑和讽刺。他与寡妇王彩娥偷鸡摸狗，成双结对地被锁在王彩娥家，闹出王姓与金姓两个家族的械斗，出尽了这位“农民革命家”的洋相，也更是对他“革命意志”的否定。他的一系列革命举止，让人啼笑皆非、五味杂陈，活现出一个可憎可恨、可怜可嫌的那个时代的革命家形象。

所不同的是，在《平凡的世界》里，作者对他在《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里所表达的忧虑进行了化解，他让代表旧时代的人物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让新人物日益成长、强大，以孙少安、金俊武为代表的新生代到后来完全取代了田福堂和孙玉亭这些“遗老遗少”，成了双水村的带头人。不仅结束了一个悲剧时代，也让那些悲剧人物寿终正寝。

(二)对爱情婚姻变味的反讽

路遥还对一些变味的爱情和婚姻给予了贬斥，构成了一种反讽艺术意境。

高加林的爱情悲剧是他人生悲剧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他违背人生准则的一个必然结果。但我们也感到，高加林的爱情悲剧也像他的人生悲剧一样，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是转型期一代青年的共同悲剧。在《你怎么也想不到》里，薛峰也是由于人生观发生了偏斜，使得他的爱情生活才出现了差错。他离弃郑小芳而又被贺敏所戏弄，生活常常就是这样无情，善恶有报，一报还一报。《黄叶在秋风中飘落》中的刘丽英，由于她对爱情的不忠不专，在婚姻问题上，这山看着那山高，结果也是白吃苦果，不得不与她高攀的第二任丈夫离婚，一场婚姻美梦一场空。

爱情婚姻上的变味，不仅透示出当事者可鄙的灵魂，也折射出时代对人们精神生活的拘囿和威逼。小丽自得地离开高大年，是因为她考上了省城大学。康庄不顾冯玉琴的真挚感情，竟然当起说客，其无耻的背后却是生活的威逼。郝红梅拒绝孙少平，一味地追求“白马王子”顾养民，结果还是逃脱不了命运的惩罚。这些故事的背后都有深层的社会因素在左右着。

三、圆形结构——展示人物命运的深重灾难

圆形结构是文学作品刻写人物命运的一种惯用艺术手法，它能形象地揭示事物发展的固有属性，反映人物性格的局限和悲剧命运。路遥作品中也运用这种表现方法，有力地深化了作品的悲剧色彩。

(一)圆形结构反映现实生活的严峻

《人生》这部作品是一个典型的圆形结构，高加林从农村到城市(县城)又回到农村，经历了一个圆周运动。它昭示出自身力量的有限，个人奋斗的艰难；同时它也揭示出生活现实的严酷和无情。在这一圆形运动中，高加林问心无愧，他并非人们所指责的忘了根、背叛了土地，而是社会不够昌明和有失公正的一个受害者。

《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所经历的圆形运动有其独特性：从土地上走出来，到黄原当一名揽工汉，最后来到铜城矿务局大牙湾煤矿(实际上又回到了土地之中)，可简化为土地之上——城市——土地之中。孙少平属于高加林一个类型的人物，只是凭着一股不愿困守家乡的闯劲和胆识，才得以离开土地成为最初的农民工到外面闯世界。可是他在黄原市当揽工汉所遭受的艰难困苦，大大超出了常人的想象。后来他劳神苦心地当了煤矿工人，成为当时为农民们所羡慕的公家人，其“煤黑子”的种种艰难却是古往今来煤矿工人命运的一个缩影。孙少平出外闯荡的艰辛决不少于留守土地上的农民。这也是把他的生活之路归为圆形之一种的理由之一，从他身上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农民工出外谋生的艰难困苦和忍辱负重。

在作者笔下，还有王满银作为一个“逛鬼”离家出游又回归故乡的圆圈运动，有刘丽英离婚再婚又回到前夫与儿子身边的人生周折，有薛峰与郑小芳从小相恋到同读大学再到毕业分手，后来又有走到一起的可能趋势。

作者通过这种种的圆形艺术，表现了当事者的悲欢离合，更揭示出社会对人生的强行揉搓。在生活的固有磁场中，个人都难以摆脱圆周运动的制约，都要遭受各自命运轨迹的沉重羁绊。

(二)圆形结构勾画人生命运的坎坷

作者通过这种圆形结构形象地反映人物的生活图景，揭示人物命运的曲折走向，增强了作品的悲剧美学魅力。

孙少平的人生之圆，他从家乡来到黄原市当揽工汉，再到大牙湾煤矿成为“煤黑子”，这是当时农民离开家乡土地到外面闯荡世界的写意图。一个农民家庭的后生，劳动与艰苦是其天然的伴侣，他不会躲避，反而还生眷恋和喜爱之情。作者给他在黄原市营造了一个如诗如画的爱情世界，对于一个揽工汉来说，他有无上的幸福喜悦感，但他绝不会利用田晓霞和她父亲的权势，谋得一份体

面的工作。但煤矿又确是一个极其艰苦的地方，不仅有繁重的劳动，而且还有生死的考验，小的有煤矿井下劳动过程中的突发事故，大的更有矿难的爆发。作品只是描写了几次小事故，就已经惊心动魄，孙少平的师傅王世才为救徒弟安锁子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孙少平为救自己班上的兄弟，身负重伤，虽然得到及时救治，但脸上却留下了一道刺人的疤痕。

孙少平的爱情生活也是一个圆形：现实——浪漫——现实。他与郝红梅之间，尽管在县立中学里有着共同的生活境况，但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郝红梅要摆脱她地主家庭的阴影，就不可能与孙少平相爱。孙少平与田晓霞之间，尽管孙少平个人素质(坚毅、顽强、拼搏、永不屈服的性格)令田晓霞真心相爱，尽管田晓霞具有超凡脱俗的个性特征和情感世界，但两人之间，从个人条件到生活环境，可谓是天壤之别，一个是地委书记(后来还是省委副书记、省城书记)的女儿、省报记者，一个是地道农民的儿子、揽工汉、煤黑子，他们两人之间简直就是现代的“林妹妹与焦大”，他们的浪漫爱情成了现实的天方夜谭，所以田晓霞就只能被作者安排在一场突发洪水中献身，悲壮地结束他们的爱情之旅。最后孙少平在大牙湾煤矿与惠英嫂之间，一步步地走到一起，在那个特殊的生存环境里，他们的结合符合生活的逻辑。

孙少安的生活也画出了两道圆弧线，由穷得烂包到自办砖厂逐步富裕到破产倒闭，再到重办砖厂再度富裕辉煌，捐资建校又遇妻子癌症突发倒地，再次面临命运的挫折和考验。他的经历反映了农民生存窘迫的真实图景。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孙少安，敢于承包，自办砖厂，先行富裕起来，但是又极其脆弱，稍有不慎，就遭毁灭性的打击，即使再次站起来，还有生老病死等种种灾难的袭击，所以他们在前行的路上，就必然地会站起，跌倒，再站起，再跌倒，处在一种不尽的破残缺损的圆形运动之中。

再就田润叶来说，她的爱情婚姻之圆，也书写出其命运的辛酸。她与孙少安之间，虽然两小无猜，情深意笃，但由于家庭背景和后来生活道路的差异，又由于孙少安与贺秀莲的快速结婚，使她吞下了一颗爱情异化的苦果。后又由于她的善良，加之叔父的岳父徐大伯劝导所造成的压力，她只得委曲求全，违心地与她根本就不爱的李向前结婚，一个充满现代意识的现代女性演绎了一曲现代爱情婚姻悲剧。又由于她本身的道德涵养，在丈夫李向前因苦恼而驾车出事身残后，又主动地回到李向前身边，承担起一个妻子的义务和责任，悲痛中获得一种精神的平衡和道德的救赎。她与丈夫由分到合的悲喜剧，既印证了生活中亦分亦合的相互转化，也突出了主人公在生活现实中的无奈和隐痛。路遥作品中的这一幅幅圆形图景，形象生动地再现了人物所处生存环境的苦涩，人物生活道路的艰难。

综上所述，路遥运用对比、反讽和圆形等艺术手法，突出了生活环境的苦难色彩，彰显了人物命运的悲痛特征，深化了整个作品的悲剧美学意蕴。

《窦娥冤》的悲剧美学价值 篇7

一、反映现实的杰作

《窦娥冤》题材来源于“东海孝妇”的故事。关汉卿对其进行加工改编, 写成了一部反映社会黑暗、官吏腐败的社会悲剧。历来被列为元曲四大悲剧和中国十大悲剧之首。剧作借弱小无助的窦娥的不幸命运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元代黑暗现实的触目惊心的图画。难能可贵的是, 剧作赋予主人公窦娥坚强的意志和强烈的反抗精神。这个自幼被卖作童养媳, 备受凌辱, 最后又被无辜推上断头台的弱女子, 不仅敢于指斥天地鬼神, 还大声控诉“这都是官吏每无心正法, 使百姓有口难言”。剧作还为窦娥设计了临刑前的三桩誓愿, 借助超现实的夸张与想象, 运用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 增强了剧作的感染力, 使整个作品达到了“寓褒贬, 别善恶, 分是非, 明爱憎”的效果。

二、悲剧特点

对于“悲剧”的定义, 前哲时贤多有探讨。美学上真正意义的悲剧性在于:悲剧冲突是正面主人公与暂时强大的邪恶势力之间不可避免的斗争冲突, 结果是以主人公的受难、失败乃至死亡的悲惨结局, 唤醒人们的悲痛、怜悯、同情以至崇敬的感情, 从而激发起潜流在人们灵魂深处的良知。历史上大部分悲剧均是这样的, 悲剧主人公都是一方面有正义善良个性特征, 有美好的理想愿望, 另一方面又必须遭受种种迫害而不屈服。最后为了理想而拼搏献身, 体现了一定历史阶段的人性美和劳动人民的人情美。恩格斯和鲁迅曾经对悲剧下过这样的定义:恩格斯认为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鲁迅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窦娥并没有惊天动地的口号, 也没有什么宏伟的人生目标, 她只是从自身条件出发, 提出了能够生存下去的最起码要求。就是这样简单的要求在元代社会里也无法实现。窦娥的悲剧不是一个人的悲剧, 而是一个社会的悲剧、一个时代的悲剧。元代社会造成窦娥的悲剧, 而不是因个人过失突发的偶然事件。《窦娥冤》就是一部极具震撼力量的悲剧经典名著。窦娥之死具有美学意义上的悲剧价值。

三、典型化的悲剧形象。

《窦娥冤》之所以成为一部震撼人心的作品, 关键是因为它成功地塑造了窦娥这个悲剧形象。

(一) 窦娥是一个温顺、善良的弱女子, 有着让人同情的身世。

她出生在书香之家, 家境贫寒, 三岁丧母, 幼小的年纪、过早地遭受失恃之痛和穷困之苦。父亲为了抵债, 七岁时忍心将她卖了, 做了蔡婆的童养媳。她成为高利贷的牺牲品, 这加重了她幼小心灵的创伤。她在蔡家平淡地度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岂料十七岁成亲不久, 丈夫便亡故了。一个二十岁无儿无女的寡妇从此开始面对无边的苦难。在封建礼教盛行的社会里, “母以子贵, 妻以夫荣”, 像窦娥这样一个无夫无子的年轻寡妇, 在日常生活中无依无靠, 这就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她怀疑不公的命运, 但还是忍耐, 愿牺牲自己守节尽孝了此一生。

(二) 窦娥是封建社会孝女、节妇的典型。

窦娥是一个封建伦理道德的遵循者, 她竭力敬仰和维护传统道德。她的短暂而悲惨的一生承受了封建社会施加给妇女的一切苦难。身为弱者, 她逆来顺受、听天由命。另外, 她又是一个贞孝两全的女子。她对丈夫从一而终, 不管张驴儿选择什么招数, 窦娥都不为所动;她与婆婆相依为命, 自始至终都在为婆婆着想, 都在尽孝道。“贞节”“贤孝”是中华民族长久形成的美德, 剧作家将这些为民族群体认可的美德赋予女主人公, 就使女主人公的毁灭更能引起观众的怜悯和愤慨, 使之与主人公的美好品德出现共鸣, 激发起人们反抗邪恶的自觉和勇气, 这正是悲剧价值的体现。但是她的这种追求与现实发生了尖锐矛盾。高利贷的压迫, 流氓恶棍肆虐, 贪官污吏横行步步把她逼向死亡的道路。窦娥价值观念中的“有价值的东西”被无情地“毁灭”。

(三) 窦娥又是一个坚强的反抗者。

窦娥只想安安稳稳地做个顺民, 恪守封建伦理。但万恶的社会没有放过她。流氓凌辱迫害, 昏官的严刑拷打以致被判死刑, 沉重的压迫锻炼了窦娥的性格。她在种种压迫下走向成熟, 在正直善良之外又闪现着她敢于与黑暗势力进行斗争的、反抗暴虐的斗争光芒。人间的不公, 更使她怀疑天理的存在。面对冰冷、罪恶的屠刀, 窦娥大义凛然。面对贪官污吏、地痞流氓, 窦娥以坚强不屈、视死如归、不屈不挠的崇高精神捍卫自己的人生信念。面对天地对人间的邪恶残暴却无动于衷, 发下三桩誓愿。她要苍天证实她的清白, 她要借异常的事项向人间发出强有力的警示。她猛烈地指责天地鬼神不分清浊, 混淆是非, 致使恶人横行, 良善衔冤。窦娥对神权的大胆谴责, 实质上是对封建统治的强烈控诉和根本否定。她那似岩浆迸射如山洪决堤般的愤激之词, 反映了女主人公的觉醒意识和反抗精神, 也折射出了广大人民的反抗精神, 激起了世人对不平世道的愤慨, 催促世人为争取公平合理的社会而抗争。

电影《熔炉》的悲剧美学意义 篇8

1. 悲剧

悲剧是一种美感经验,属于美学的范畴。亚里士多德将悲剧定义为:“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并且说这种摹仿可以“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1

悲剧有以下三个基本的特点:

(1)悲剧第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人物遭受不幸,遭受了不公正的命运待遇或是陷入不能自拔的困境,或是死亡或是失败。这种不幸并不是人物做了坏事而遭到的“报应”,也不一定是人物犯了错而带来的恶果。悲剧中的人物可能是国王、贵族或是英雄,也可能是普通人,只要他遭遇不幸,就可以构成悲剧。(2)悲,是悲剧的第二个特点。“悲剧经验中的最明显感受,就是由于人的不幸所带来的悲感。”2这是悲剧带给人最直接、最基本的体验。悲剧虽然发生在悲剧人物身上,但却能引起观看者在情感上的共鸣,将自身投射到悲剧人物身上,产生某种认同,得到一种深刻而真实的悲感。当然,悲剧感仅有悲感是不够的,它还不能称为一种审美经验形态。(3)悲剧还有第三个特点,那就是“净化”作用。在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中指出,悲剧的功效正是在于通过引起怜悯和恐惧之情,而使这两种情感得到净化。悲剧中的人物遭到了不应遭受的厄运就会引起人们的怜悯,而恐惧则是“一种由于想象有足以导致毁灭或痛苦的、迫在眉睫的祸害而引起的痛苦或不安的情绪。”3悲剧的功效和目的就是在于引发了怜悯和恐惧这两种情感,通过悲剧中的人物投射出去,从而使人们的情感得到宣泄,达到净化,获得心理平衡的目的。这样的情感体验过程,使得观众超越了个人的痛苦与烦恼,获得一种解脱的快感。

2.《熔炉》悲在何处

电影《熔炉》选择的题材非常敏感,涉及了儿童性侵犯、人权保护、官官相护以及宗教等问题。而故事的主人公,只是一个为了谋生的普通美术教师和三个遭受虐待的聋哑儿童,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弱小力量与社会强权的邪恶代表做顽强斗争的故事。

整个电影始终笼罩在一股沉重的悲伤氛围中,一开篇浓浓的大雾笼罩着整个雾津,画面的基调是灰暗不明,置身于雾气之中给人的感受就是迷茫、压抑、找不到方向,让人无措。雾在这里已经不是单纯的自然现象,而是一种隐喻,隐喻着罪恶被雾气遮盖,隐喻着置身其中的受害人难以摆脱这浓雾,看不到晴朗,看不到光明和希望。

于是我们看到在电影一开始不到五分钟的时间里,一个小男孩站在铁轨上被迎面而来的火车撞死。小男孩脸上伤痕累累,而表情却是麻木恍惚的。面对老师的侵犯和虐待,弱小的孩子无力抵抗,最后只有选择死亡来逃离,用自我毁灭的方式来抗争、来表达自己的愤怒和恨意。

如此无声的控诉直击观众心灵,紧接着,一系列的悲剧真相被揭开。

聋哑学校新到任的美术老师姜仁浩发现学生们似乎都在逃避老师,也不愿打开心扉。一次无意中听到有女孩子在厕所里哭号抵抗的声音,原本想一探究竟却被赶来的学校保安给制止。没几天又发现学校生活老师尹慈爱虐待女学生金妍斗,将其脑袋按在运转的洗衣机里。姜仁浩制止并将昏倒的妍斗送进医院。自此成为整个故事的转折点,也是姜仁浩发现整个学校背后隐藏的黑暗秘密的起点。

人权组织成员徐友珍与姜仁浩在汽车维修店结识,徐友珍在医院与金妍斗用字条交流,得知慈爱聋哑障碍学校的校长和老师有性侵学生的恶行,告知姜仁浩并与其一起寻求真相,两个人合力为受害学生们奔走,寻求法律的公正判决。

《熔炉》的悲剧冲突有很多:一是姜仁浩与校长李江硕的冲突。这是普通人安分守己谋生与强权潜规则的冲突,姜仁浩家庭困难,为了养家糊口,托大学老师介绍了一份聋哑学校美术教师的工作。然而一到学校,就被告知需要交纳一份不菲的学校发展基金。这是一种公开的行贿,并且除了答应毫无选择。校长之所以敢这么大胆,正是因为整个社会从学校到警署,法院、教育厅都形成了一种利益网,互相勾结,一手遮天。这个矛盾冲突与剧中其他冲突的本质是一样的:普通无辜百姓与黑暗的社会强权之间的矛盾冲突。

第二个悲剧冲突是三个聋哑孩子与校长为代表的施暴者的冲突。这是故事的主要冲突,也是整个故事的悲剧所在。孩子们在几年来一直忍受着学校教职人员的侵害,这对他们来带的不仅是身体上的创伤更是心灵上永久的阴影。

三是法务机关和受害人之间的冲突。警署、政府机关的庇护和逃避责任使得维权之路十分艰辛,原本应该为正义主持公道的法庭,却私相授受,官官勾结,袒护恶人,漠视人权。维权者的多方努力,甚至掌握了最致命的证据最终的努力结果也只是使罪犯判刑几个月,并且都是缓刑。这暴露了司法系统的不公平,也犀利的揭露了社会的黑暗现象。

以上悲剧冲突的价值在于,孩子们善良无辜,平白遭遇了命运带给他们的身体残疾,而恶人正是利用了他们无法通过正常方式进行控诉的弱点进行残酷的恶行。在相信法律会给他们给予公道之后,却被校长用金钱买通法官和律师,甚至买通受害人的家人。受害者对这个世界的最后一点信任也被强权打败。最有价值的东西被现实狠狠撕毁,强烈的反差让人们终于看清了残酷的现实。

二、人物的悲剧性

全民秀是整部电影中最悲剧性的人物(所以这里也只以他为例),他无力保护年幼的弟弟,眼睁睁看着弟弟被老师侵犯和虐待,他所承受的痛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而自己也遭遇了同样的非人对待。民秀勇敢的地方在于,他曾试图反抗,试图带着自己的朋友妍斗和宥利一起逃走,甚至去报警。虽然最后还是被警察送了回来,甚至遭到了老师更加过分的暴打,可这种敢于反抗和斗争的精神是崇高的。

民秀的奶奶被校长用金钱买通,答应和解,悲愤的他终于认识到他所信赖的亲情竟然会因为金钱而妥协,而这个社会,竟黑暗到如此地步一一一切靠金钱衡量。直到这一刻,他终于认清了现实,知道弱小无力的人物想要得到公平正义简直比登天还难,明白了成人世界的法则不是公平正义而是金钱至上,对世界的信任终于在这一刻击溃,于是,绝望和愤怒让他找到了自己的解决方式,选择了一条走向复仇和自我毁灭的道路。

民秀刺伤那个侵犯他的老师,抱着他一起卧轨,这种不畏死亡的反抗精神令观者震撼,为之动容。民秀手中的那柄利剑,不仅刺向了那个老师,也刺向了黑暗不公,是向罪恶发出的最深刻有力的控诉,这一刻电影的悲剧性达到了顶峰。

三、《熔炉》悲剧的美学意义

悲剧是一种美感经验,当“人生美好的东西”被毁灭时,会给观众带来一种痛苦、压抑、恐怖的感受,“尤其是当这种‘毁灭’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不可改变的结局时,它给人带来的,就不仅是压抑、恐怖,还有可怕。因此,在悲剧感中,最基本的体验,就是这最初的、但也是深切的悲痛。”4

而当悲剧性人物为了反抗不公而奋斗甚至牺牲时,就会在观众心里激起一种强烈的情感,这种情感是由人物的不幸遭遇而出发,将自身生活中积累的哀怜和恐惧,通过悲剧中人物的命运而投射出去,从而获得一种心灵上的释放和解脱,引导观众获得对人生现实的认识和感悟,从而获得精神上的净化和超越。

电影《熔炉》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激起了对剧中三个受害儿童产生同情和怜悯,对人性的丑恶社会的黑暗产生憎恶和恐惧之情。通过他们的不幸遭遇让人们看到了悲剧发生背后的实质是社会的庇护、金钱的腐蚀和人性的丑恶,这都是造成这一系列悲剧的原因。孩子们越是懂事、勇敢,他们的受害给观众心灵带来的震撼就越强烈,这是一种善和恶的极端对立,是美被残酷的成人世界扼杀和毁灭的过程,而这种毁灭的力量来自整个权利社会。人们目睹了这一社会悲剧,激发起他们的悲愤和激越的感情,进而迸发出强烈的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愿意同邪恶势力进行斗争,为了维护人世间的美好和人的基本权利而斗争。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里说过:“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语)。它的美学特性是壮美与崇高,它的审美价值是教化与解脱。”这大概就是悲剧最直接的美学意义。

《熔炉》并不是简单的描述悲剧事件的发生,它通过苦难和不幸的表现,表达了人们的一种行为方式,一种反抗命运的方式。在《熔炉》中,孩子们生活的雾津市就好像一张黑暗的网,每一个部门都官官相护,彼此勾结,让正义找不到发声的出口。恶的暂时性胜利虽然让人感觉痛心,但是我们并不绝望,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丧失了良知。美术老师姜仁浩还有人权组织成员徐友珍,他们为了孩子们奋力奔走,置个人的安危于度外,不妥协于金钱的诱惑,视维护孩子们的人权为自己的使命。这样的精神令人感动、钦佩,也让观众在电影的审美过程中领悟到一种恒久、深远的心灵真谛。

但是《熔炉》悲剧的美学意义不止于此,它还唤醒了人们的道德意识和反抗意识,激起了观众包括整个韩国社会的强烈反应。这个世界早就形成了一张无形的社会权利网,当遭遇不公时,是保持沉默还是奋力抵抗?也许一个人的力量无法与之抗衡,但是我们并不麻木,当所有人都联合起来一起对抗黑暗时,便会涌出足以冲破天际的力量。

有人说:“悲剧远非反应社会现实,而是对现实提出抗议、质疑。”这一点电影《熔炉》做到了,并且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正是由于这部电影,在韩国民众的推动下使政府从新启动了对该事件的调查,并且促使国会通过的“熔炉法”,一部电影对社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不得不说是一个不小的奇迹。

在这奇迹背后,反映的是民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期许、是对法律终究会维护人的合法权益的信任。就像电影中所说的“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哪怕这个世界真的黑暗如熔炉,将人性燃烧、腐蚀,毁灭成灰烬,我们也要奋战到底,为了活着的尊严、为了人性中的善而奋斗不息。

注释

1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诗学·诗艺》,罗念生译,第19 页

22 .《美学概论》牛宏宝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121页

33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罗念生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89页

《红楼梦》悲剧精神的新境界 篇9

《红楼梦》的悲剧精神,不仅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悲剧精神,还进行了西方现代悲剧精神的融合。从文章的整体写作角度来看,《红楼梦》以个人的爱情悲剧体现了一个家族的悲剧,又以家族的悲剧揭示了一个时代的悲剧。所以,《红楼梦》从写作层次角度,对悲剧文化进行了创新,从而进行了现代悲剧文化的体现。因此,国内的文学爱好者们有必要对《红楼梦》的悲剧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从而更好的进行《红楼梦》悲剧精神的新境界的解读。

一、《红楼梦》对传统悲剧文化的继承

《红楼梦》一书之所以能进行传统悲剧文化的继承,与作者曹雪芹的个人成长经历和家族变故有着直接的关系。正是由于家道衰落,使得曹雪芹早年的幸福生活在转瞬间变成了回忆,才使得曹雪芹对悲剧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其次,《红楼梦》对传统悲剧文化的继承,同时也是建立在明清之际的悲剧文学艺术的创作积累的基础之上。因为,《红楼梦》之所以以情为整个故事的核心概念,是受到了当时《牡丹亭》一类的明清小说的影响。所以,《红楼梦》实际上带有着深刻的时代特征,对明清悲剧文化精神进行了总结和概括。再者,《红楼梦》对传统悲剧文化的继承,还可以从其透露的社会时代悲剧文化精神中看出。在明清时期,资本主义处在萌芽和被遏制的时期,当时的社会文学作品总是以反对封建礼教束缚为主题。而在红楼梦中,也深刻体现着这一主题。此外,《红楼梦》中带有深刻的宿命解脱思想,也是对传统道家的悲壮气概的一种体现,从而展现了其对传统文化的继承[1]。

二、《红楼梦》对悲剧文化的创新

《红楼梦》对悲剧文化的创新,就体现在其在多个层次上进行了悲剧文化精神的展现。而具体来说,就是《红楼梦》主要从人的悲剧、家族的悲剧和社会悲剧这三个角度进行了悲剧文化的体现,从而展现了一种现代悲剧精神。

(一)人的悲剧

《红楼梦》进行了一大批悲剧人物形象的塑造,从而进行人的悲剧的刻画。而主要塑造的人物大致有三个类型,从而全面的进行人的情和欲的悲剧的描写。首先,第一类人物是类似于贾宝玉、林黛玉一类的“情痴”悲剧人物。而这类人物不仅代表着作者的审美理想,也是整篇文章最动人的悲剧故事。但是由于受到理性和道德的约束,这些人物最终无法摆脱悲剧的结局。其次,第二类人物是类似于王熙凤和贾雨村一类的野心家。而这类人物始终对权利和金钱有着极强的欲望,而婚姻也只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之上,所以最终也摆脱不了悲剧的下场。再者,第三类是贾珍、贾蓉一类的纨绔子弟。而这类人一味沉浸在追求感官刺激中,则自然而然的成为了悲剧人物[2]。

(二)家族的悲剧

《红楼梦》中描绘了四大家族的兴衰落寞,从而展现了家族的悲剧。一方面,从文章一开始,作者就对隐藏在贾府繁荣背后的经济危机进行了描写,从而为家族的悲剧结局埋下了引子。另一方面,文章中的家族兴衰完全是以政治为依托的。所以,这就揭示了当时的大家族必将随着政治的变化而走向灭亡。再者,《红楼梦》中的伦理关系一直都是使封建大家族维持正常运转的纽带。而贾府早已经出现了乌烟瘴气的现象,所以也必将走向落寞。最后,一个家族的繁荣昌盛还要依靠人才,而这些大家族早已没有了后辈人才,所以必将落得坐吃山空的结局。

(三)社会的悲剧

《红楼梦》对社会悲剧的刻画,真正的使悲剧文化得到了创新。因为,通过描写人的悲剧和家族的悲剧,《红楼梦》对导致这些悲剧出现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悲剧进行了揭示。实际上,良好的社会风气应该给年轻人发展的机会,但是《红楼梦》中所描写的社会却使贾宝玉这类有着崭新精神面貌的年轻人遭受了发展的限制,从而导致了人和家族的悲剧结局[3]。所以,《红楼梦》中对人和家族悲剧的描写是实写,而对社会悲剧的描写是虚写。而《红楼梦》通过虚实相对的悲剧描写手法,使整篇文章的悲剧艺术效果进行了加强,从而真正体现了一种现代化的悲剧文化艺术。因为,从本质上来讲,现代悲剧文化描写悲剧的目的主要有两个,既对现实社会文化的批判和渗透历史理性精神。所以,《红楼梦》通过对社会的悲剧的描写,才真正使自身上升到了悲剧精神的新境界,进而展现出了现代悲剧精神。

结论:

总而言之,作为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不仅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还有着跨越千年的悲剧力量。作为《红楼梦》的精髓所在,《红楼梦》的悲剧精神有着两方面的标志性意义。一方面,《红楼梦》对传统悲剧文化精神进行了全面的阐述,从而进行了传统悲剧文化的继承。另一方面,《红楼梦》从人的悲剧、家族的悲剧和社会悲剧这三个层次对悲剧文化进行了创新,从而体现出了悲剧精神的新境界。因此,本文对《红楼梦》悲剧精神进行的探析,有助于读者更好的进行《红楼梦》的解读。

摘要：在中国文学历史上,《红楼梦》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因为,《红楼梦》不仅继承了中国数千年来的悲剧文化,还对这种文化进行了创新,从而体现出了一种现实主义精神,进而展现出了现代的悲剧文化。因此,为了对《红楼梦》悲剧精神的新境界有着更深的认识,本文从《红楼梦》对传统悲剧文化的继承、对悲剧文化的创新这两个方面,对《红楼梦》的文化悲剧进行了解析,从而为关注这一话题的人们提供一些参考。

论《红楼梦》中宝钗的性格悲剧黛 篇10

关键词：《红楼梦》,宝黛钗,性格,悲剧

《红楼梦》中人物形象各有千秋, 其中最为典型的三大经典人物: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他们的鲜明个性造就不同的悲剧, 下面, 我们就来一一剖析。

先说贾宝玉。宝玉是个品性独特的公子哥儿, 生于“钟鸣鼎食之家, 翰墨诗书之族”的贾府。作者为强调宝玉的独特性, 说他一生下来就有异秉:一落胎胞, 嘴里便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 上面还有许多字迹, 就取名叫做宝玉。 (见第二回) 宝玉的衔玉而生被视为异事, 他的祖母更是格外开心, 对宝玉“爱如珍宝”。这就决定了宝玉在贾府无人可以代替的地位:老祖母的心肝宝贝, “命根一样”。宝玉独特性格的形成是以此为起点的。宝玉幼年便贪玩好动, 七八岁时已是“淘气非常”, 这与他从小生活在贾母身边有关。贾母骄纵孙子, “无人敢管”。宝玉虽然怕贾政, 但又不把父亲当回事, 也与贾母的撑腰有关。这些都对宝玉产生了耳濡目染的影响。宝玉喜欢杂学旁收, 却对四书五经这些封建科举考试的必读书毫无兴趣。这些实际上是以“奇谈怪论”的形式来批判男权社会与他们所代表的社会道德价值, 一反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男尊女卑”的封建道德观念。贾宝玉的这种种叛逆的思想与当时的封建传统思想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宝玉的父亲贾政——一个典型的封建正统人物, 对宝玉的叛逆思想和行为深恶痛绝。然而宝玉虽然认识到了男性社会的黑暗与丑陋, 但他却无力也无意去改变, 而是选择了逃避, 沉浸在少女世界的纯洁之中。在纯洁的少女中能够理解宝玉思想的人也是极少的。宝玉寻寻觅觅, 也只找到了一个知音, 那就是林黛玉。他们都一样地有叛逆的思想, 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上, 他们产生了纯洁的爱情。对宝玉来说, 他和黛玉之间的美好爱情显然是他对现实失望之后唯一向往和追求的。然而, 爱不爱谁, 宝玉坚持了自己的选择;但是, 娶谁作妻子, 宝玉自己是一点权力也没有的。一切决定于父母之命。而宝玉性格中的逃避和软弱决定了他不可能用实际行动去反抗贾府统治者的安排。于是, 悲剧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接下来说黛玉。林黛玉是贾母的外孙女, 林如海和贾敏的独生女, 因父母先后去世, 外祖母怜其孤独, 接到荣国府抚养。黛玉首先是个内慧外秀的女孩子。她“心较比干多一窍”, 在贾府生活“步步留心, 时时在意, 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 多行一步路, 唯恐被人耻笑了他去”, 一开始就受到了心理上的压抑。然而黛玉虽然寄人篱下却生性孤傲, 天真率直, 胸无城府, 爱恨分明, 言行举止间并不掩饰自己的喜怒好恶。对于贾府的统治者, 她也从来不说奉承话故意讨好。出于孤苦的身世和强烈的自尊, 黛玉对于他人的歧视和讥讽分外敏感。基于自卫心理, 黛玉有时出语未免尖刻, 有时也哭哭闹闹, 给人“小性儿”的印象。而这样的气质和脾性, 不仅很难让她融入贾府这个复杂的大家庭中, 反倒加重了别人对她的成见。如此循环往复, 情势的发展越来越使她伤心难受, 以至悲从中来, 唱出了令人断肠的《葬花辞》:“侬今葬花人笑痴, 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 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 花落人亡两不知!”孤苦的身世, 孤傲的性格, 孤独的处境加上多病的身体, 使正值花样年华的黛玉产生了如此深重的悲苦意识。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少女, 黛玉不可能不明白, 只要她向贾府的统治者低头多说些奉承讨好的话, 就能改善自身的生存处境, 但她却不肯这样做。“在她的身上闪耀着追求个性解放, 争取婚姻民主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光辉。”在《五美吟》中, 她言绿珠, 说绿珠为石崇殉葬不值;她咏红拂, 赞扬红拂私奔的壮举。对于贾府的“混世魔王”、“祸根孽胎”贾宝玉, 她引为知音, 结为同心, 从思想到行动都对他予以支持。在大观园里, 从不劝贾宝玉走“仁途经济之道”, 从不讲这些“混帐话”的只有黛玉一人而已。所以“宝玉深敬黛玉”。黛玉与宝玉的爱情是建立在互相了解, 思想一致的基础上的。但是黛玉作为一个弱小的女孩子, 在贾府这个复杂的环境里, 生存尚且艰难, 更谈不上努力地追求自身的婚姻幸福。因此, 当爱情遇到阻力时, 弱小的黛玉只能用泪水和死亡来表达抗议。寻求爱情而能得其所爱, 这是黛玉在冷酷的人世上得到的唯一安慰;得其所爱而不能共偕连理, 这是黛玉在贾府中的不幸命运;预感爱情有始无终 (第三十二回) 而又一往情深去爱, 则是黛玉心志坚定、执着追求自主生活的体现。总之黛玉是一个生于悲剧时代而又具有悲剧性格的悲剧人物。

薛宝钗是封建社会淑女的典范, 与具有叛逆思想的宝黛相反。宝钗生于有百万之富, “珍珠如土金如铁”的薛家, 一直与势利又世故的母亲共同生活。母亲的一举一动对她都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在母亲的耳濡目染之下, 宝钗对人对事都自有一套, 甚得贾府中人的喜爱, 连仆人也喜欢她。而且宝钗行为豁达, 随分从时, 不比黛玉孤高自许, 目无下尘, 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 (第五回) 对贾府的统治者, 宝钗也常常有意讨好。宝钗作为一个正值豆蔻年华的少女, 在和宝玉的接触中自然地产生了爱情。她关心宝玉更盼望他能读书有成, 立身扬名。宝钗不仅劝宝玉走“仁途经济”的道路, 还注视他的一举一动, 对宝玉身边的人也留心观察。如第二十一回, 宝钗来到怡红院, 一见到袭人就问:“宝兄弟那里去了?”袭人颇有怨气地说:“宝兄弟那里还有在家的功夫!”“凭人怎么劝, 都是耳旁风。”宝钗听了, 心中暗忖道:“倒别看错了这个丫头, 听他说话, 倒有些识见。”宝钗便在炕上坐了, 慢慢的闲言中套问她年纪家乡等语, 留神窥察。可见宝钗关心宝玉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宝钗试图在争取宝玉的同时对他有所改造。因此她不止一次地规劝宝玉走“仕途经济”的道路。偏偏宝玉对此深厌之, 说“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 也学得这样沽名钓誉, 入了国贼禄鬼之流。……琼闺绣阁中亦染此风, 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精神上的鸿沟决定着宝钗与宝玉不可能心灵相通。可是宝钗明知如此仍要设法去改造宝玉, 也有点不可为而为之的意思, 其性格中同样有着悲剧的因素。最后, 宝钗虽如愿嫁给了宝玉, 然而宝玉的心始终不属于她, 后竟至出家为僧。宝钗的悲剧至此到达顶点。

他们的悲剧不是偶然的, 是那个特定的时代所决定的, 悲剧是必然的, 就从以上的几点可以看出正是由于他们的这种性格特点决定了他们三人之间的三角恋爱最终是个悲剧, 只是一场闹剧, 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 在我看来宝黛的爱情悲剧总结起来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他们近亲结婚, 在科学上是一个悲剧, 他们自己浑然不知, 爱得你浓我浓。

2、他们的爱情, 他们的思想和整个封建体制相抵触, 格格不入。

3、他们是脱离于柴米油盐的爱情, 这样的爱情本身就不牢靠。是脱离于物质基础的。

4、有薛宝钗这一个不依不挠的轻敌, 和她身后的薛姨妈, 王夫人, 做靠山, 宝黛的爱情并不能见光。

正如《红楼梦》中所写的“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 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这是《红楼梦》为宝、黛、钗三人的爱情婚姻关系所写的最后结局。它说明在这个悲剧中, 没有哪一方是赢家。黛玉之泪尽而逝, 宝玉之出家, 宝钗之守寡, 固然有其性格中的悲剧因素。然而我们知道, 爱情中是没有对错之分的。宝、黛、钗都是才华横溢, 纯朴可爱的人, 造成这一悲剧的, 难道能说仅仅是性格的因素吗?归根结底, 无论是叛逆的宝玉、黛玉, 还是精明世故的宝钗, 在封建社会性里, 他们都不能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 无力替自己作主。只不过宝黛的毁灭是叛逆者的悲剧, 宝钗的毁灭则是殉道者的悲剧。然而, 他们都是封建婚姻制度的牺牲品。没有赢家, 都是输家。

参考文献

[1]曹雪芹, 高鹗.红楼梦[M].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8.

[2]刘心武.刘心武揭秘古本红楼梦[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红楼梦》的悲剧美学论文 篇11

关键词：艾米丽；林黛玉；悲剧；性格；环境

Abstract：William Faulkner describes tragic life of a declining noble lady Emily in A Rose For Emily，and distortion and disillusionment of her love that the “rose” stands for in the title.Meanwhile，in the background of four feudal aristocracys，Jia，Shi，Wang，Xue，rise and fall，Cao Xueqin describes tragic love story of Jia Baoyu and Lin Daiyu to criticize feudalism and expose inevitable demise of the feudal society.Without doubt，their life is a tragedy，which can be analyzed from four perspective：their status，environment，character and concept of love.

Key words：Emily，Lin Daiyu，tragedy，character，environment

中图分类号：I106. 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9-0012-02

《给艾米丽的玫瑰》是福克纳短篇小说的经典之作，作者以哥特式艺术创作手法描写了在北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以艾米丽小姐为代表的南方旧贵族势力的衰亡。玫瑰代表浪漫爱情，但艾米丽的爱情观无疑是扭曲的，甚至是阴森恐怖的，最终导致她的“玫瑰”枯萎凋零。林黛玉是曹雪芹倾注最多笔墨与心血的女子形象，作为《红楼梦》中金陵十二钗之首，她美貌纯洁，兼具才气与灵气，理应获得完满结局，却在贾宝玉与她人成亲之时，焚稿断痴情，魂归离恨天。两位女主人公的结局如此相似，造成她们悲剧性命运的原因，可以从两人的身份，环境，性格特征以及爱情观念四个方面来分析。

一、身份地位

艾米丽是南方旧贵族没落势力的后代，正是造成她扭曲的人格与爱情观的原因之一。艾米丽小姐在世时，是“一个传统的化身，是义务的象征，”她的义务便是维护旧贵族的传统与利益，却与整个社会氛围相悖，因为南方种植园经济所代表的封建统治已经被瓦解。同时她又深受父权主义的影响与压迫。年轻时期的艾米丽身段苗条，活泼纯洁，经常立在他父亲背后，看着父亲“手执一根马鞭”，赶走他看不上眼的前来求亲的年轻人，使得艾米丽三十岁仍孤身一人。父亲死后，艾米丽却拒绝接受父亲已死的真相，拒绝处理父亲的尸体。这一反常的行为正是由于她习惯并依赖父亲对她精神上的禁锢。作者以此揭露和批判了父权主义对女性的影响和迫害。

林黛玉是封建贵族家的小姐。母亲身故后，她离开家乡，“抛父进京都”，因素日常听得母亲说过，她外祖母家与别家不同，因此处处小心，时时在意，“惟恐被人耻笑了他去”。依着亲戚的身份寄居贾府，看似身份光鲜，到底是客。王熙凤初见黛玉时，赞她“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儿”，也于无意间透漏出嫡出身份的尊贵。黛玉寄居贾府，身份尴尬。到第十五回从家乡料理好父亲的身后事又回到贾府，林黛玉的处境已经完全不同。这时的她，无父无母无家，是彻底的无依无靠了。她想到自己的命运时，写出“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等悲戚的诗句，也就情理之中了。

二、社会环境

艾米丽小姐想要维护旧贵族传统，奈何无力与北方崛起并迅速发展的北方工业文明抗衡。她拒绝接受时代的改变和社会的进步，把自己封闭起来，不与外界交流，到她去世时，镇上的人已经“至少十年光景谁也没进去看看这栋房子了”。而这房子坐落于汽车间和轧棉机之间，破败不堪，丑中之丑，也象征着艾米丽小姐与周遭人们和整个社会环境的疏离淡漠，格格不入。老一代人富有同情心，许她免交税款，并照顾到她的自尊心，说她的父亲曾经借钱给镇上，以免税的方式偿还这笔钱。还请她教自己的女儿或孙女作画，补贴她的经济来源，不过是善意的借口罢了。等到代表北方工业势力的新一代人上台时，却直接写信通知甚至上门讨要税款。他们眼里的人际关系俨然只由冰冷的金钱来维系，毫无人情味可言。如果人们能够表达善意，体贴帮助她，也许艾米丽最终不会人格扭曲，杀人藏尸。

“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此句一则写落花，二则写林黛玉本人。命运似乎爱捉弄这女子，失母离家，少时失父，寄人篱下，处处留心，如履薄冰。“互剖金兰语”一回，薛宝钗建议黛玉每日一两燕窝，“若吃惯了，比药还强”。黛玉回答说自己“不是他们的正经主子，原是无依无靠投奔了来的”，素日已被人嫌弃多事，可见她身处“风刀霜剑”的贾府，处境尴尬，孤苦无依。当她于门外听得宝玉在人前夸赞自己，不觉“又喜又惊，又悲又叹”，可以说她此刻的心境是复杂的，所悲者，即父母早逝，虽有刻骨铭心之言，无人为我主张。这在那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时代，贾母作为贾府实际上的最高掌权者，当黛玉的一腔心事被她发觉，她自然而然的认为女儿家存有这样的心思，便是“鬼不成鬼，贼不成贼”了。所以黛玉的爱情注定是个悲剧。

三、性格特征

艾米丽的性格是高傲执拗，孤僻极端的，这与她自幼的贵族身份、父亲的教育，所处的环境有关。从小养尊处优，受人尊敬，她的思想，行为都必须是“看起来”高雅的，她的地位是不容许被忽略与轻视的，她的自尊让她不想也不能接受别人的“施舍”。自幼接受父亲的教育，她已经习惯做维护旧贵族传统的工具，当她失去这一精神支柱时，性格变得极端也就不足为奇了。她的家族虽然没落，但艾米丽骨子里的孤傲与优雅还在，当她意识到自己对家族势力颓势无法力挽狂澜，她拒绝与任何人交往，终日把自己关在大宅内，镇上的人自然不会去碰这朵“带刺的玫瑰”，使她越来越孤僻。当她得知心上人并无意与自己结婚时，她选择用砒霜毒死对方，并与之同床共枕四十余年。她的性格缺陷造成她的爱是自私、病态的。

同样是失去亲人家庭，与艾米丽不同的是，虽为封建贵族小姐，黛玉却有少女的单纯热情，善良可爱的一面。但她也有清高孤僻，敏感多疑，多愁善感的一面。出生于书香门第，却年幼失怙，不得不寄居贾府。自尊心极强，害怕被人耻笑与轻视，所以她更加敏感的关注着周围。作为曹公笔下最光辉的封建思想的女性反叛者形象，她的生活是孤独的。在别人眼中，她说话刻薄，一张嘴儿叫别人“爱也不是，恨也不是”。她的心上人贾宝玉对所有女孩儿都平等的关心，造成黛玉缺乏安全感，“每每以假意试探”宝玉的感情，使得她敏感多疑。寄人篱下的生活，还有与宝玉的爱情得不到认可与保证，又苦于无人倾诉，造成她性格中多愁善感的一面。所以她写不出宝钗“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这样积极的咏柳絮诗词，只作“漂泊亦如人命薄，空缱绻，说风流”之语，她的性格注定对于她的爱情，她无法积极争取。

四、爱情观念

爱情的价值观有很多种，有人追求的是物质生活富足的爱情，有人想要浪漫温馨的爱情，也有人愿意为对方放弃一切。按照20世纪70年代西方社会心理学者对爱情观念的划分，艾米丽应属依赖爱情和实用爱情，但她的这种依赖和实用却是扭曲甚至变态的。也是导致她爱情和命运双重悲剧的重要原因。父亲死后，她终于脱离父权主义的禁锢，可以追求自己的爱情。她与北方人荷马相爱，极度依赖他，渴望得到爱情的实用性——与之结婚。当她得知荷马无意与她结婚时，选择了极端的方式结束了爱人的生命，也结束了自己的爱情。诚如罗素所说：“爱情只有当它是自由自在时，才会枝繁叶茂。认为爱情是某种义务的思想只能置爱情于死地”，也揭露了艾米丽的爱情观使她无法获得爱情，最终走上悲剧道路。

林黛玉的爱情观与艾米丽完全不同。滴水之恩，木石前盟，多么浪漫诗意的爱情神话！这样的女子为爱而生，为爱而死。也难怪宝玉最终“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黛玉的爱情观是纯洁，不容一丝玷污的，她视宝玉为知己，爱情至高无上，是她生活的全部。这自然是与当时的封建社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发生强烈冲突，也与“金玉良缘”的封建迷信思想相矛盾。无权无势，无依无靠的黛玉必然在这场抗争中失败。可她不愿认输，以死亡捍卫自己的爱情与尊严，“香魂一缕随风散”，好不凄凉冷淡！

五、结论

林黛玉和艾米丽作为中西方名著中的女主人公，似乎毫无关联，但二者的爱情和命运却有相似的悲剧性结局。造成二者这种悲剧的原因，都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外部因素主要包括两人的身份地位，社会环境，内部因素主要包括两人的性格特征，爱情观念。两人都是没落贵族的小姐，思想观念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格格不入，性格中也都有清高孤僻的一面，对爱情同样执着。以上因素注定两人对爱情与命运的抗争必然失败。两位女主人公的悲剧看似意料之外，细细想来，也在情理之中了。

参考文献：

[1]曹雪芹.红楼梦[M].延边：延边人民出版社，2009.

[2]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

[3]谢鹏雄.红楼梦女人新解[M].济南：齐鲁书社，2006.

[4]李文俊.福克纳评论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5]肖明翰.再谈《先给艾米丽的玫瑰》——答刘新民先生[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0

[6]李艳.试析《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中现代价值认同的困境[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

简析尼采悲剧美学背后深刻的悖论 篇12

一.平等中主导和从属的矛盾

《悲剧的诞生》从一开始就提出了两个完全不同于传统美学思想的理念, 那就是悲剧的起源来自于两个艺术精神要素, 并且以日神和酒神作为代表艺术形象。酒神冲动在本质上是世界意志本身的冲动, 也就是个体摆脱个体化原理回归世界意志的冲动。日神冲动则是意志显现为现象的冲动, 也就是个体在个体化原理支配下执著于现象包括执著于个体生命的冲动。 (2) 尽管尼采一再的在文中强调艺术最完美的状态是两个艺术精神的相互融合, 但是, 我们不难看出尼采一直把酒神艺术精神放在更重要的地位。他认为酒神精神才是一切精神的本质和源动力, 而日神精神是代表了外观的现实世界, 与绝对的真理和本质还是有隔阂的, 不过它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在尼采看来, 酒神精神是一切艺术的本质状态, 而它是凭借着日神精神将其外化显示出来。酒神精神显然更加的被尼采看重, 如此这般的话, 就出现了一个矛盾。整个《悲剧的诞生》围绕的是古希腊悲剧的诞生和消亡来探讨艺术的本质, 而这个本质尼采将其归为酒神艺术精神。显然这个重点论述的对象是酒神艺术精神, 并且将其上升到整个人类的精神界。在尼采的哲学世界里, 对于终极理想的追求就是酒神艺术精神。

一定程度上, 日神艺术精神完全是酒神精神的附属物, 它发挥作用也是要依赖于酒神精神。依照尼采的解释, 世界意志的破坏性、否定性的酒神冲动相对于其创造性、肯定性的日神冲动, 运动和变化的洪流将会扬弃一切持续和存在。如果让创造性、肯定性的日神冲动占了上风, 反而不容易去解释永恒生命的无限生成过程。 (3) 尼采的矛盾性就是在于, 他一方面在力图调和酒神和日神两种艺术精神之间的关系, 使之最终达到和谐;另一方面, 又是力举酒神精神的崇高地位, 把酒神放在一个万物之源的绝对地位上。尼采眼中的完美状况是日神中有酒神因素的体现, 酒神因素中有日神精神的体现, 二者趋于混沌不分的状态。可是, 尼采一再地强调酒神精神区别于其他因素的独立性和独特性, 这又无疑是在说明酒神因素的主导地位。所以, 我们可以说尼采关于酒神和日神二元结构的想法是与他艺术终极追求和谐是有冲突的。

二.悲剧思想中乐观主义的交织

《悲剧的诞生》中讨论了古希腊悲剧的诞生, 发展和消亡, 尼采将其提到一个形而上的层面上来进行探讨, 并且赋予了这种悲剧的内在本质酒神精神一个很高的艺术地位。其中, 我们不难发现尼采所强调酒神精神的一个实质就是痛苦是永恒的。这是尼采的一个代表性哲学和美学思想, 即对于世界和人生本质的悲剧认识。尼采把这种悲剧认识提到审美程度上进行观照, 他认为只有看到了这个本质, 我们才会去调动日神精神来挣脱这痛苦的牢笼, 但是人并不能挣脱出去。可是在挣脱的过程中, 人们看到了自己的生命力。在不断地同永恒的痛苦进行反抗的时候, 人类永恒的生命力就得到了体现。尼采在看待世界的时候确实是悲剧的, 因为有着一个无法逃脱的痛苦永远笼罩在人们头上。但他并未让人们就此放弃自己, 而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发挥着生命的活力。生命的美好就是在抗争的过程中体现的, 人也是在这个过程中看到了自身的力量。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的是悲剧认识中蕴含着乐观主义的精神。日神是美的外观和象征, 它让人沉迷于外观。然而, 外观在本质上是虚幻的, 在叔本华看来, 外观仅仅是意志的表象。可是问题在于人生不能离开对外观的迷恋, 否则就会陷入悲观主义深渊而不可自拔。于是靠了艺术的美化, 我们反倒觉得人生不再是永恒的缺陷, 于是获得了“活下去”的勇气。 (4)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一直强调他非常反对乐观主义这种精神。在他看来, 这是与科学和理性挂上钩的一种精神状态, 其最后的结果其实是走向失望和绝望, 以至于让自己无路可走。因为科学和理性一直所传达的理念都是它们会不断地创造奇迹, 不断地带来人类的进步。在尼采看来, 这其实是一种盲目的乐观主义的观点。就是因为这种精神, 人类才敢于去做出一些过于表现自我的事情, 他们的结果就会像普罗米修斯和俄狄浦斯一样受到宙斯的惩罚。因为普罗米修斯是过于表现自己的勇敢, 而俄狄浦斯是过于表现自己的智慧。科学和理性是一种没有节制, 不懂得让步的精神表现。尼采认为, 哈姆雷特就像是悲剧精神的人, 他了解世界的本质, 知道无力改变, 所以选择了让步。而那种企图去改变本质的行动无疑是愚蠢可笑的。科学和理性显然是无法改变这个世界的本质的, 它们给西方世界带来的结果是人们精神上的深刻危机。物质上的富足在盲目的乐观主义的带动下, 陷入了一种虚空的躁动的精神状态中。在尼采看来, 西方人的精神是被这种乐观主义给剥夺了。所以说, 尼采尽管对于整个宇宙和人生的看法是悲剧的, 但是他为人们的精神找到了出路。认为酒神精神可以拯救人们的精神, 可以让人们重新迸发出生命力。

三.感性思想和理性思维的交错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将“苏格拉底文化”和“艺术文化”都归结为一种贪婪的意志。苏格拉底的求知欲是理性的代表, 而尼采首先就把它当做扼杀古希腊悲剧的罪魁祸首。因为在尼采的悲剧观念中知识并不能医治人们生存的永恒创伤, 只有拿审美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才能获得精神上的蕴藉, 达到对永恒生命意志的把握。在《悲剧的诞生》中, 尼采以叔本华学说作为前提, 认为生命存在的本质就是生命意志的盲目冲动, 人生毫无意义。只有作为审美现象, 生存才有充分理由, 哲学家、艺术家、圣人等天才就是人类审美化存在的代表形态。由此可见, 尼采早年的文化理想是建立在非理性的审美主义基础之上的。 (5) 尼采是西方反理性的代表, 因为西方几千年的发展从古希腊的繁荣到后来宗教文化的泛滥, 到后来科技文化占据主导地位。尼采看到了一种永恒伤痛的蔓延, 人们在拥有悲剧文化, 后来是拥有宗教神话, 再到后来这些精神上的寄托被科学理性所取代, 人们的精神世界出现了空窗。精神危机带来的是找不到方向和接触不到世界本质的痛苦, 人们的生命意志受到了极大的打压。尼采看到的是人们对于知识狂热追求, 物质的泛滥逐渐在奴役着人类的精神。这一切都可以回溯到西方世界对于理性的尊崇。

尽管尼采反理性, 但是他是用感性思想来感知世界的本质, 但是在把握世界的本质的时候, 尼采似乎是偏向于理性的。其中特别提到日神文化中的“适度原则”, 也就是自知之明。然而尼采所提到的日神适度和酒神过度其实是不冲突的, 因为日神的美和适度是建立在酒神所代表的痛苦之上的, 也就是说它们是一个感性和理性交错的共同体。尼采的矛盾也就在于此, 他认为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都是非理性的, 但是又同时强调日神的理性表现, 强调感性和理性的相交融。而尼采的整个思想核心又是反理性的, 是以非理性的大旗来反西方传统哲学中的理性认识。

《悲剧的诞生》奠定了尼采在西方美学思想史上的地位, 对于理性的批判, 对于悲剧艺术的崇尚, 对于人的生命意志的解读等等, 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为其后期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基础。但尼采早期的思想还是存在一些自相矛盾之处, 其对于理性批判的同时, 又极其推崇真理理性。对于悲剧艺术崇尚的同时, 也交织着一种狂欢式的乐观精神。正是这些悖论的存在, 才使得尼采后期思想的形成有了很大的提升空间, 也给了后世美学发展很大的启示。

摘要：尼采早期以古希腊悲剧研究而产生的悲剧美学有很多颠覆传统审美因素的存在, 对西方美学影响深远, 与此同时也存在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 《悲剧的诞生》是尼采比较早期的美学思想, 从中可以窥见尼采后期美学思想的雏形, 以及其中的不足之处。

关键词：尼采,悲剧美学,悖论

参考文献

⑴ (德) 尼采著, 周国平编译, 《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论选 (修订本) 》,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4年。

⑵ (丹麦) 乔治·勃兰兑斯著安延明译《尼采与勃兰兑斯》,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年版。

⑶周国平, 《日神和酒神:尼采的二元艺术冲动学说》, 《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5年第4卷第4期。

⑷高洁, 《从<悲剧的诞生>看尼采的悲剧观》, 《青年作家 (中外文艺版) 》, 2010年第3期。

⑸秦忠翼, 《酒神精神:艺术和人生的理想境界---论尼采的审美价值观》, 《中国文学研究》, 2009年第3期。

⑹季中扬, 《论尼采早期文化理想及其内在矛盾》, 《甘肃社会科学》, 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