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315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20100315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通用6篇）

20100315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篇1

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许纪霖

近十年以来，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许多人对当代中国的复杂现象迷惑不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人们是如何自我认同的？这个时代的精神生活呈现出什么样的特征？这个时代的核心价值和公共文化又是什么？这一切，都是我们无法绕过的大时代中的大问题。

为什么富裕地区庙里香火旺

现代化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便是神圣的超越世界的崩溃。

当代中国，已经全面进入了现代化。所谓现代化，从精神形态而言，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经典论述，这是一个世俗化的时代，是一个除魅的时代，是一个价值多神的时代，是一个工具理性替代价值理性的时代。

在前现代的传统社会，无论欧洲还是中国，人们的精神生活之上，都有一种超越的神圣价值。这种神圣价值，或者以上帝这样的人格神、造物主、意志主宰的形态存在，或者以天命、天理、良知等形态出现。这个神圣世界，提供了世俗世界的核心价值、终极关怀和生活的意义。然而，现代化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便是神圣的超越世界的崩溃。世界进入了一个韦伯所说的祛除神魅的时代。人替代超越之物成为自己精神的主宰。人们的终极关怀、价值源头和生活的意义不待外求，而要从世俗生活本身自我产生，精神生活开始走向世俗化。当超越的神圣世界失落之后，世俗社会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公共文化的共同基础是什么？这些本来都不成为问题的问题，如今都发生了问题。

社会的主流思维模式从传统社会的价值理性逐渐转向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人们考量生活和行动的重心，不再是衡量其有何终极性意义，而是作为达到特定世俗目的之手段，是否有效和合理。人的精神生活不再追求超越的意义，达到上帝的彼岸，或成为现世的道德圣人，而是看其在现实生活中占有了多少具有社会象征资本的稀缺资源。由此，个人的自我理解也发生了变化。这一物欲主义的世界观和个人观，在一个生产欲望、消费至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社会之中，便呈现为消费主义的世俗意识形态。

物欲主义和消费主义这一彻底的、全面的世俗化，是一个全球性的精神现象，目前正借助经济、文化和人员流动的全球化大潮，正在向全世界蔓延，也深刻影响到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市场经济的大发展和全球化大潮中，世俗化大潮铺天盖地，不仅垄断了经济和社会生活，而且也侵蚀到精神生活领域。市场社会的出现，使得市场的金钱逻辑成为生活本身的逻辑，在全球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强烈支援下，物欲主 1

义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倒性优势价值观，侵入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为什么一个千年礼仪之邦，一旦进入世俗化社会，物欲主义的出现会比其他世俗化的发达国家更凶猛？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乃是中国在进入世俗化社会的时候，宗教同时发生了衰落。一旦市场经济激发起人性中的原始欲望，那种没有灵魂的、赤裸裸的物欲主义便很容易迅速弥漫。

物欲主义的价值观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即便在当代的日常生活中获得了主流地位，但与以往的宗教、哲学和道德学说相比，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它不具有超越和神圣的性质，无法成为一套进入宪法、教科书、宗教、公民教育等主流建制的冠冕堂皇话语。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的实践层面，它已经被公众默认了，成为不言而喻的“潜伦理”、“潜规则”，但永远无法登堂入室。于是，物欲主义便自我包装。在当代传媒和广告所呈现出来的物欲，都不是直观地、赤裸裸地呈现，而是以一种精神、艺术和审美的方式巧妙地体现。物欲精神化、消费审美化，原来的物欲与精神、消费与审美、世俗与超越、亵渎与神圣的明确界限，奇迹般地被遮蔽了。现代消费主义的包装术、整容术，令沉浸在物欲异化中的消费大众，茫然无知，竟然从物质的消费中还感受到一丝精神救赎和审美快感。

虽然如此，由于物欲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不具有超越性和神圣性，而只是个人欲望的满足和利益的实现，因此它们无法完全替代传统的宗教和道德。后者之所以在世俗社会仍然有一席之地，乃是因为人们除了欲望和利益之外，还有对希望的渴求、对不可知命运的恐惧和建立各种宗教、情感共同体的需求。这一切，是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无法提供的。于是，很有趣的现象在当代中国出现了：越是经济发达、生活富裕的地区，庙里的香火越是旺盛，各种祭祀和宗教仪式越是隆重。当神圣性从前门被驱逐出来之后，又从后门溜回来了。但这已经是世俗时代的神圣化了，对各种超越事物的信仰，无不带有功利的目的、物欲的期望，与纯粹的精神信仰相距遥远。在这个世俗社会之中，世俗审美化，神圣也被物欲化了。

为什么个人独立换来巨大压力

90年代中期以后，当物欲化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开始笼罩市场，它也参与了对人的重新塑造。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不仅是关于消费的特殊观念和方法，它也是关于自我形成、自我认同的普遍性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关于美的理想。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塑造了世俗时代一个完整的个人：他是充满欲望想象的，具有无限的物欲追求；他也同时具有实现这种欲望的能力和本钱。从无穷的欲望到无穷的满足，构成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所勾勒的个人形象。这样的个人，就是麦克弗森所说的“占有性的个人主义”。在一个占有性的市场社会中，个人的本质被理解为既不是一个道德主体，也不是某个社群的组成部分，他就是他自己，他

通过对自己以及自己所拥有的财产的占有，来证明自己。社会就是由这样一些个人所有者所组成的。90年代以后，一些经济学家也鼓吹，将人之本性理解为所谓的“经济人”。

对人的本质的物欲化自我理解，背后蕴含着一种不可救药的历史乐观主义，相信人的无限创造能力，相信科学和技术之万能，能够在有限的地球资源之中，无穷满足人的占有和消费欲望。人不仅能够生产欲望，也能够生产知识，而知识就是力量，一种魔幻性的物质力量。这种历史乐观主义几乎完全忽视了人类内心世界的调控，特别是精神、道德品质的提升。这种以物欲、占有和控制为目标的“英雄主义”，若无人文主义或宗教精神的制约，将成为毁灭性的力量，以精细而又盲目的理性，摧毁自然的家园和人类社会本身。

进入世俗化社会之后，人不仅在精神世界中与过去的神圣世界割裂，而且在现实世界中也与各种文化社群和公共生活割裂，成为孤零零的原子式的个人。随着市场经济的出现和私人空间的拓展，个人从国家关系中解放出来，但在这个时候，各种社会的共同体，无论是传统的家族或地域共同体，还是现代的市民社会和公民团体，不是残落凋零，就是尚未组织起来。于是，被解放了的个人，很多便被抛到社会上，成为无所依傍的孤零零的原子化个人。这种世俗时代的原子化个人，他孤独地面对整个世界，而这个外部世界，也主要就是一个以利益为轴心的市场世界，缺乏温情。市场的残酷竞争，使得原子化的个人，失去了任何共同体的保护，不得不独自面对一切来自社会的压力，而所有的社会问题也被化约为个人的生存能力，让个人独自去承担。在80年代，个人的独立曾经是人人羡慕的解放力量，而如今却成为了弱势个人不堪承受的巨大压力。

当代社会的个人，越来越有了非常清晰的个人权利意识，也学会了公开表达自己的意愿和声张自己的权利。但由于公共生活的缺乏，却缺少相应的义务感和责任感。在民法所调整的私人领域里，人们非常清晰地知道自己拥有的权利，而在公法调整的公共空间，由于相应的权利之匮乏，所谓的责任和义务也就流为口号。被各种瓦解了的共同体抛出来的个人，特别是年轻的一代人，实现了“以自我为中心”，却找不到与公共生活、公共社群的有机联系，因而也难以产生社会所需要的相应担当，于是有的就成为了“无公德的个人”。

为什么追逐时尚让人紧张不安

在世俗时代之中，不是没有文化和精神生活，而是文化和精神生活发生了很大的世俗性转向，传统的精英文化不再成为主流的文化，而逐渐为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所替代，后者不仅塑造和建构了一般民众的精神生活，同时也成为他们精神生活的主要来源和消费对象。世俗时代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多元化。文化出现了分化、断裂和分层：城市内部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贵族文化和平民文化、城市以英语为表征的全球化文化与乡村的本土文化之间，出现了深刻的裂痕和鸿沟。在此背后，则是社会的隐秘分层。社会等级的差别，不仅体

现在收入上，而且也体现在文化身份上。文化变成了可炫耀的象征资本。对于一部分城市中产阶层而言，泡酒吧、听歌剧、喝咖啡，不再仅仅是精神生活本身，而蜕变为周期性的高贵身份之自我验证。不过，从整个趋势而言，传统的精英文化和民俗文化处于衰落之势，而城市的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逐渐占据文化的主流。2005年的“超级女声”，作为一个文化事件，是文化平民主义诞生的精神宣言。文化从过去少数精英（无论是思想精英还是艺术精英）对民众的启蒙式教育，变为由公众广泛参与的娱乐狂欢。谁是文化英雄，不再有超越的预设标准，而是通过直接投票、现场欢呼得以产生。一切取决于个人的口味和意志的选择，众声喧哗，一个文化平民主义时代出现了。

从表面看起来，当代的文化是平民的文化，是多元的文化。个人归属于什么文化，不再有外在意志和外在标准的束缚，似乎完全是个人趣味和意志自由选择的结果。然而，如果只是一个充满了物欲追求的经济理性人，当个人的内涵被掏空之后，他也就失去了自我的判断能力，于是市场的标准便成为了个人的标准。流行和时尚内化为大多数人的审美观念和价值准则。表面看起来，世俗时代的人们是自由的，有自由选择的空间，实际上，大多数人却被“匿名的权威”所摆布，只要控制了公共传媒，控制了广告的发布权，便可操控多数人的口味和意志。

世俗时代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操控多数人比操控个别人容易得多。操控的方式有多种多样，其中一个最简便的方法便是制造偶像。世俗时代的明星与以往神圣时代的先知和理想主义时代的英雄不同，他们不承担任何价值的重负。他们只是平民理想的化身，是各种欲望的人格化：成功、富有、青春、健康、风流、潇洒……于是，娱乐界和体育界的明星便成为世俗时代最辉煌的人物。他们是残酷竞争中的优胜者，是赢者通吃的王者，是集财富和美丽于一体的欲望化身。当平民文化能够越来越深入地介入偶像的制造时，那些反精英的、反英雄的草根好汉、邻家女孩，也越来越具有大众的偶像意义。芙蓉姐姐的大获成功，便是这种背景的产物。

在世俗时代，不仅精神生活的内容发生了转变，而且其形式也相应发生了变化。精英文化是启蒙的、智性的，诉诸于人们的理性和想象。而世俗时代的流行文化则是反智的、反深度、反启蒙的，它直接诉诸于人们的感官和直觉。于是，文学家的文学被流行写手的畅想书代替，仪式化的戏剧被狂欢节般的歌星演唱会替代，艺术化的电影被美轮美奂的科技大片替代，隽永含蓄的叙述被拳头加枕头的感官刺激代替。视觉文化从整体上打败了印刷文化，文字是需要想象的，而视觉是直观的，想象与深度有关，而欲望的满足只需要视觉的冲击。当今的世俗时代，是一个视觉艺术的时代，文字成为视觉的配角，广告则是这个时代艺术的经典体现。

人的欲望与理性不同，欲望是永无止境的，需要不断的推陈出新，需要永远的新鲜感，以刺激容易疲倦的大脑皮层。于是，流行文化永远在追求创新：新的创意、新的玩意、新的活法。现代的科技手段和网络文化为不断翻新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于是，唯恐落伍的人们被时尚的恶狗在身后追逐，不断扩张和生产着自己的欲望。精神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快得令人眼花缭乱，由此产生的紧张感和不安感，与世俗时代的自由氛围，恰成鲜明的对照。近十年来，互联网的出现和普及，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化的存在方式、日常生活方式、社会互动方式和精神生活方式。网络已经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文化，一种我们目前还不可知、还在继续发展中的文化。网络也在生产自己的价值。它所生产的价值，却一点儿也不虚拟，反而极大地影响了现代生活的价值观。现实生活中的核心价值是靠一系列公认的世代相承的经典维持的。网络时代的年轻人也有自己的经典：那就是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大话式的文化作为一种“无厘头”文化，只有当下和现在。一切意义只有在当下语境之中才能体现。不求永恒，只要瞬间。瞬间的快乐、幸福和意义，构成了世俗时代文化的核心内涵。

为什么子女教化成为尴尬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空前活跃，高速发展，但这种变化和发展是不平衡的，于是造成种种的断裂。为什么会发生社会的断裂和文化的断裂？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公共文化和核心价值的某种丧失，出现了价值的相对主义、实用主义乃至虚无主义。

价值的相对主义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便是关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善、什么是正当这一系列有关价值的核心标准的模糊和不确定。法律和道德法则对于许多人来说，只是外在的、强制性的规范，而不是自觉的、天经地义的良知。一方面它们几乎无所不在，另一方面，很多规范却形同虚设，并不为公众所真正信仰，只要缺乏有效的行政权力的监视，人们便会毫无顾忌地违法，并不因此而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和良知义务。

在日常生活之中，普遍地违背公共道德和公共规范，其实并不意味着公众普遍地丧失了道德的感觉，而只是他们将价值相对化和实用化了。价值的内涵、道德的标准成为一种权益性的、可变通的工具。在不同的语境下实用地、灵活地理解和运用价值标准，也成为日常生活的潜规则。对于许多家长来说，如何对子女进行道德教育，如今已经成为一个颇为尴尬的任务。一方面，在抽象层面上，家长们要向孩子灌输那些千年不变的大道理，但在具体的实践语境之中，他们又不得不向孩子传授一套高度变通的潜规则。久而久之，在这种普遍的价值实用主义的氛围之中，人们便习惯了按照道德的双重标准、乃至多重标准生活，道德人格趋于分裂而又不自觉地按照某种实用理性统一起来。

价值的相对主义和实用主义虽然否认统一的、至上的道德标准，但毕竟还承认道德本身的正当性。但在当代中国一部分价值虚无主义者那里，连价值和道德本身也被唾弃了：崇高

和伟大开始成为可笑和虚伪的代名词，道德的神圣性开始剥落，任何重建价值的努力都被判定为压迫性的“宏大叙事”的复辟。2006年以胡戈为代表的恶搞之风的出现，更将价值虚无主义推向了高峰。虽然各种虚伪、造作和矫饰轰然倒塌，但社会所赖以存在的那些核心价值也同时被漫画化、虚无化，更进一步加剧了公共文化的危机。

核心价值的衰落，与公共生活的缺乏直接相关。进入世俗化社会之后，过度的政治化变为过度的私人化。如今的中国社会，私人生活非常丰富，也相当自由，各种形式的交往关系也异常地活跃。然而，过去由国家统一组织的公共生活，却没有转化为自主性的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公共生活由此而大为衰落。

公共生活，本来是公众们为了实现公共交往和公共利益而建立起来的公共空间。共同体的核心价值并非靠一纸法律或某人的意志得以产生，而是通过共同体内部成员经常和持久的公共生活，通过相互交往、相互对话而逐渐形成的，并由此内化为每个成员的基本信念。在培养公共文化、塑造核心价值方面，学校本来是最重要的场所。学校所传授的，不仅是有用的知识，而且是社会的公共文化，这些公共文化，是几千年历史传统的传承，体现了人类文明的核心价值。然而，这些年学校教育的产业化，使得教育成为了一项买卖知识的交易。大学内部人文学科的衰落与应用学科的旺盛，使大学失去了塑造核心文化的功能，传媒和网络替代学校成为塑造灵魂的最重要的场所。然而，传媒本身提供的价值是多元且混乱的，而网络的交往又大多是同代人或小圈子的互相影响。于是，社会的文化传递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同代人的文化替代了上下代的文化传递，人类文明的传承发生了断裂。而同代人的文化又是多元的、复杂的、多变的、随机的。经济上的盛世伴随着人心中的迷乱，形成了一个空前活跃又无序的现实景况。

这就是我们所期盼的现代生活吗？这就是世俗化所不得不付的代价吗？当“和谐社会”的理想确立的时候，发展与和谐、多元与整合、世俗与精神诸般因素之间，又该如何协调？这是新世纪给走向世俗社会的中国人提出的严峻问题。

20100315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篇2

一、当代中国法治精神的核心要素

“法治”一词最早由古希腊的智者亚里士多德提出,“良法之治、普遍服从”的精辟解读至今令人折服。“良法”是法治的外在表现,“可以肯定,只有物质的、制度化的‘硬件’系统而缺乏相应的精神意识、观念和情感等‘软件’系统支持的所谓法治,不是真正的法治,它只有法治的外表和骨架而没有内在的灵魂。”既要确保制定出来的法律是“良法”,又希望制定出的“良法”能得到有效的执行和遵守,必须依靠法治的内在———法治精神的支撑,所以法治精神是法治的灵魂,是法治社会建设发展的内在动力。它不是凭空生成的,而是在法律实践中逐步发展形成的,同时又会反过来影响着法律实践。中西方的法治进程有着截然不同的路径,我们在推进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中,可以借鉴、移植西方的法律制度,但法治精神、对法律的信仰却没有办法直接拿来,灌输到人们的头脑中,继而影响人们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模式。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西方的法治精神势必有共通的地方,但是真正能深化中国法治建设的法治精神,一定得具有民族性、时代性,能形成社会共识。

西方的法是通过相互权利的一种博弈而达到合理的、正当的社会安排,亦就是所谓的“正义”。西方法治滥觞的古希腊、罗马时期,法在贵族与平民的不断斗争与相互妥协中生长起来的,其中生成的法治精神自始蕴涵着平等、民主和权利等要素。即使在一切都披上神学外衣的中世纪,法律有了神法、人法之分,也不过是强调上帝的意志高于世俗法律,但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平等仍然是法律的应有之义。到了十七八世纪,打着反封建、反神权旗号的资产阶级革命更是将人文主义、理性、平等、人权等理念宣扬到了极致,生命、自由、财产等权利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伴随着西方法治的成长过程,法治精神才能够深入人心,“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当其他法律衰老或消亡的时候,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它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精神。”当代中国法治精神的核心要素也应该回到中国的传统中去寻找。

中国的传统社会,礼法并行。情、礼、法,法居最末,可见实质上礼是重于法的。“法,刑也。”所谓的法,一方面就是刑法,另一方面则是官僚制统治机构的组织法、行政的执行规则以及针对违反规则行为的罚则所构成。因此,法律只是统治者统治人民、稳定社会秩序的工具而已,法律是权力的化身,而非权利的保障。在社会关系中真正起到调整作用的规则是礼,所以,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讼的理想就是取消法律,依靠调停解决纠纷和求得互相和解,以追求社会关系的和谐。和谐的价值理念一直贯穿着中华法系的形成、发展及演变的过程中。虽然其总体上可能与今天的法治精神相背离,但在今天全社会大力倡导和谐精神,传承弘扬和谐文化的背景下,不难发现和谐这个价值能够得到社会共同体的认同,富有鲜明的民族性和旺盛的生命力,如同在西方法律思想发展的长河中,自然法思想就像一根红线贯穿始终,生生不息,并在不同的时代被赋予不同的内涵。因此将和谐解读为当代中国法治精神的核心要素,并对它进行现代转换,使之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相契合,是对当代中国法治精神内涵的准确把握。当然,今天我们所追求的和谐不等同于传统中的“贵和尚中”、“息讼无讼”,而是在法治框架内的和谐,它涵盖了宪法和法律是全社会的行为准则、立法统一、依法行政、司法公正等内容。

二、法治精神在中国法治建设中的作用

以和谐为核心要素的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是一个内容丰富的体系,结合现代法治理论,它还包含了法律至上、平等、正义、权利保障、权力制约等其他要素。具有民族性和时代性的法治精神在中国法治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将发挥着重要作用。

1. 立法。

和谐意指一种稳定的秩序。“无规矩不以成方圆”,社会秩序的构建需要相应的规则,在民主法治的社会中法律是最主要的规则。法治之下的法律应具有可预测性、确定性和明确性,为人们的行为提供指引和预测,法治精神要求在立法上首先应做到“有法可依”。其次是制定出来的“法”应是“良法”,即内容上体现人民意志、保障公民权利、程序上设计完备的法律。正所谓“无救济即无权利”,种类繁多的权利若无对应的救济措施来保障,最终只会变成镜花水月。最后要求立法上实现统一。在中国一元两极多层次的立法体制下,要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必须避免出现“立法打架”的情形,确保立法的统一。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其法制工作委员会之下成立法规审查备案室,从其名称和《立法法》的相关规定来看,目前中国对规范性法律文件效力的审查仅限于法规类,而对法律是否可能违反宪法、如果出现违宪的情况由谁来审查、怎么审查等一系列问题尚无明确规定。立法是法律运行的起始性环节,法治精神对此环节的要求可以加强法律的稳定性、统一性。

2. 执法。

依法治国的核心在于依法行政。人们组建国家的目的是希望在有序的环境中享有生命、自由、安全和财产的权利。但国家权力具有天然的扩张性,如果不加制约和监督,它就有可能成为侵害公民权利的“利维坦”。为了保障人权,法治精神要求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严格遵循“法无授权即禁止”的原则,禁止以权代法、以言代法,只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遵循法定程序,履行自己的职责。中国的法治实践走的是一条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道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能否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将直接影响到法律的权威、公民对法律的信服度及法律信仰的形成。

3. 司法。

“法律乃善良公正之术”,公平正义与法治有着本质联系,体现了法治的价值追求。只有贯通公平正义的理念,法律才是受到普遍尊重的良法,才能真正维护公民权利,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社会对公正的追求往往通过司法公正来体现。法治精神要求尊重司法独立、尊重法官独立、尊重法官在“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础上作出的审判结果。司法独立本身不是目的,只是实现公正的手段,司法独立尤其是独立于行政机关。

4. 守法。

遵守法律是一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的当然义务。守法包括依法享有权利和依法履行义务。法治精神要求增加违法的代价,降低维权的成本,便捷维权的渠道。如果违法会给自己带来痛苦,守法会令自己更加幸福,那么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不会希望增加自己的痛苦,守法自然就会成为人们行为习惯。譬如,刑法修正案(八)中将“醉驾入刑”以后,我们可以看到饮酒、醉酒驾车的人数明显减少,因酒驾引发的交通事故统计数字大幅降低。法治精神要求将“违法必究”落到实处,利用法律的国家强制力促使全社会形成尚法、守法的风气,目的是最终能够实现全社会从消极、被动守法转变为积极、主动守法。

5. 法律监督。

“任何公共权力的正当行使都离不开一定的监督机制;没有了监督,握有权柄者便必然会运用自己的权力牟取私利,从而导致腐败。”法律监督是实现现代法治社会的重要环节,无论是国家监督还是社会监督均应遵循法律的规定。当前中国社会中,舆论监督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媒体的评价有时未必是理性的,尤其是在案件尚未审结时,任何有倾向性的报道、评论都可能给法官、民众造成先入为主的偏见从而影响公正的判决。法治精神要求对权力的制约、督导离不开理性的精神,合理合法地监督才能保障法律的公正、保障公民的权利。

三、弘扬与培养当代中国法治精神的可行途径

没有精神之法治,犹如没有灵魂之人体。从历史上看,中国并不缺乏严密的法典、高大的衙门和森严的监狱等法治硬件或要素,但唯有法治国家或法治社会所必备的法治精神总是先天不足或者被人忽视,以致法治建设要么昙花一现,要么走样变形,给后人空留许多愤懑与遗憾。因此,积极探索弘扬与培养当代中国法治精神的可行途径,对促进中国法治建设具有事半功倍的意义。

1. 严格依法行政、促进司法公正。

正如前文所述,法治精神是法治实践的产物,反过来也会影响着法治实践。要生成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在全社会形成法律信仰,必须让法律实实在在地发挥作用,坚决杜绝权力腐败,彻底消除人治的影响。通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法律的尊重,遵守公开、公正的原则,将公权力的行使曝露在阳光下,自觉接受公民监督。2003年孙志刚案、2005年佘祥林案、2009年“钓鱼”执法案、2010年赵作海案,这一系列案件的背后是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公信力的逐渐下降,是对民众脆弱的法律信仰的一次次打击。我们之所以选择法治的道路,是因为法治是以保障人权为根本价值追求的,根本途径就是限制国家权力。因为有可能给公民带来更大伤害的不是其他公民或组织,而是国家,任一公民在国家面前都是处于弱势的地位,即公权力的无限扩张才是公民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的最大原因。严格依法行政、促进司法公正,逐步推进法律至上、人人平等、公平正义、保障人权、制约和监督国家权力等理念的确立,是弘扬与培养当代中国法治精神的有效途径。

2. 提升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职业道德和专业水平。

法律职业共同体是以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家为核心的法律职业人员所组成的特殊的社会群体。它必须经过专门法律教育和职业训练,是具有统一的法律知识背景、模式化思维方式、共同法律语言的知识共同体;它以从事法律事务为本,是有着共同的职业利益和范围,并努力维护职业共同利益的利益共同体;其成员间通过长期对法治事业的参与和投入,达成了职业伦理共识,是精神上高度统一的信仰共同体。目前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职业道德和专业水平参差不齐,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情况的制约。从2004年国家举行统一司法资格考试以来,报名的学历条件是“具有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或者高等院校其他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具有法律专业知识”。这里的“高等院校其他专业”,就是法学界常说的“非‘法’专业”。法治国家需要的“法律人”,应接受过系统的法律职业教育与培训,形成固定的法律思维模式,认真对待权利,也认真对待义务与责任,严格约束自己的言行,维护法律的权威,而不仅仅是会用法律条文的“工匠”。高素质、相对独立、有威望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将坚守法治精神,勇担社会责任,为全社会树立榜样。

3. 增强法制宣传,提高公民参与法治建设的积极性。中华

人民共和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过去由于受到人治思想的禁锢,长期的法律工具主义的侵蚀,公民对法治建设往往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2005年《物权法草案》面向全社会征求意见、2006年《劳动合同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2010年国务院新拆迁条例二次征求意见稿公布、2011年《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已提意见数,更是刷新了全国人大法律草案征求意见管理系统单项立法的征集意见纪录。我们欣喜地看到随着中国法治进程的推进,公民参与法治建设的积极性越来越高涨,正是因为自己的亲身参与,法律才能获得更多人的认同,人民才更愿意遵守代表自己真实意愿的法律。

虽然《宪法》赋予了公民监督的权利,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享有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任何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公民监督权在当下并未得到有效实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公民知情权的缺失,而它正是展开公民监督的前提。除此之外,公民监督权的配套制度设计不完善、公民监督渠道不畅等因素都严重伤害了公民的法律信仰。增强法制宣传,提高公民参与法治建设的积极性,真正形成公民权利意识,法治精神才能有生成的土壤。

中国的法治建设需要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它以和谐作为其核心要素,同时包含了一系列现代民主法治国家都认同的权利要素、民主要素、公平要素等等。只有在中国的法治实践中逐渐成长起来的法治精神,才能正确指引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的各个环节,才能让法律真正得到尊重、信仰,因为“法律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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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15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篇3

如果这十年中国电影有什么最大的变化，那应该就是本土市场的形成、整合与畸形发展。

近十年前，有评论家曾断言：在1990年代中国大陆文化迅速地市场化之后，“市场便对文化——或更确切地说，是对精英文化关闭了……大陆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不仅受制于大陆制片与审查制度，而且辗转于金钱/自由的枷锁之下。”[1]在上世纪最末十年的市场化大潮中，中国艺术电影从社会生活中全面退却，1980年代独领风骚的“第五代”处境尴尬，每年的票房排行榜上，除了好莱坞，就是冯小刚，年度总票房在10亿上下浮动。

比数据更能说明情况的，是经历这一时期之后，电影既不能承载1980年代的艺术探索与社会批判功能，也无法成为大众化的娱乐手段，从知识分子到普罗大众，整个社会都丧失了进入影院的观影习惯，电影的主要载体变成了电视与VCD（主要是盗版），很多人甚至质疑：电影，至少在中国，已经是一个夕阳行业。

那些年的中国电影，基本上是靠着过往的声誉与海外的资金支持，在维持着艺术电影最后的荣光，内地商业电影除了冯小刚每年一部的贺岁片，几乎还未形成任何类型。即使冯小刚的贺岁片，票房也不过4000万上下，二三线城市的影院纷纷倒闭，许多县城连一家影劇院都找不出来，引致了贾樟柯后来“电影还乡”却无处放片的难堪境遇。

现在回头看去，那是中国电影的一场转型之痛。中国的电影行业将从这一段蛰伏期中学习一些陌生的规则，无论是制作、排片、营销，还是题材、手法、价值观，都在重新的探索之中。中国所谓“民族电影工业”，会不会在好莱坞的群狼环伺中，如全球大部分国家、地区那样沦陷为完全的卖片市场？这个问题，比1980年代之问“我们何时能拍出进入世界级电影殿堂的影片”要严峻得多。

从2003年起，中国内地票房有了跳跃式的发展，从2003年的10亿到2009年的63亿，再到2010年预估达到78亿，年复合增长率为35%，越来越多的热钱涌入电影圈，银幕块数呈加速度趋势增长，自1997年以来已经奄奄一息的香港电影，电影人大举北上，拍片口味重点考虑内地票房，台资也在不断寻找大陆电影投资机会。似乎，中国电影迎来了另一个春天。

表面上看似乎如此，但本土市场的拓展，观影习惯的重新回归，有着多重的原因，与中国十年来经济崛起有关，与社会娱乐趣味调整有关，亦与市场信息不完全、电影运作不规范有关。在市场行情看涨的形势下，中国电影迎来的问题变成了：孱弱的创作是否配得这样一个正在勃兴的市场？电影在中国精神生活中究竟占有一个怎样的位置？

“话题电影”独霸一时

直到目前为止，中国电影票房仍是一盘中看不中吃的工艺菜。首先，符合资质的影院只存在于几十个超大城市和省会城市；其次，仍有四分之三以上的票房归入好莱坞引进大片名下；再次，单部电影总消费不菲，30~80元的票价之外，还包括交通费用、饮食费用——这已经不是一个你晚饭散步时掏块把钱看场电影的时代了。

这些因素，决定了所谓中国电影本土票房，绝大多数会被“话题电影”收入囊中。“话题电影”是指集中了投资、导演、演员、营销、院线、档期等所有优质资源的单部华语片。一开始，它曾被称为“国产大片”，然而，这是一种“大片”称谓很难涵括的“超级电影”。它一般宣示有创纪录的巨额投资，主创阵营充分的国际化，照顾两岸三地甚至全亚洲的口味；它可能在影片上映的一年前，就开始了持续不断的话题炒作，并成功占据各种媒体的显要位置；它有足够的资金用于制作与宣传，以吸引尽可能多的人群为销售目标；它往往得到电影主管部门的首肯与眷顾，在档期、选送评奖等方面先拔头筹……这些元素的组合，让这部电影成为整个社会热议的话题，制造出一种“顶级消费”的成功幻象，并将“观影与否”变成一道短期的社交门槛。

这是中国电影为了配合畸形发展的赢家通吃市场，有意无意地制造出的怪异精神产品。在艺术电影已成明日黄花，商业类型片又远未成型的时段内，“话题电影”独占鳌头，成为本土电影几乎唯一的亮点。

以这些电影为由头，一场场纷繁往复的争论如火如荼，观影体验、专业知识变得不那么重要，电影冲破了商业社会为之设定的娱乐属性与消费品定位，再一次参与到当下的文化现实之中。“话题电影”的重要性，部分来自它的高传播度，更在于它与社会政治、文化议题的相关程度。

笔者大致将“话题电影”分为三类：

1. 第五代导演的转型之作，延续、反叛或重构1980年代精神资源；

2. 本土商业/政治电影的锻炼成型，重述历史与现实，抚慰人心；

3.外埠创作力量的介入，改写历史神话。

第五代当“炮灰”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第四代导演郑洞天曾多次说，中国电影应该感谢张艺谋和陈凯歌，他们甘当炮灰，才有了今日中国电影的局面。言下之意，张、陈本可以躲在《红高粱》《活着》《孩子王》《霸王别姬》的光圈中扮演大师，不必趟商业大片这片浑水。而他们进入商业电影领域，牺牲自己的声誉，换取了本土电影市场的拓展。

事实上，很多人在批评从《英雄》到《三枪拍案惊奇》的张艺谋，从《无极》到《梅兰芳》的陈凯歌时，正是以张、陈过往的电影业绩当作参照系的。这些旧时的辉煌，既是他们的资源，也是他们的包袱。

并非仅仅是批评者要求张、陈延续1980年代以来电影承担的社会批判与文化反思功能，“第五代”自身也很难摆脱“批判——反思”的书写习惯。《英雄》一出，骂声盈耳，很少是针对张艺谋一如既往的浓烈色彩与极致审美，批评者几乎被刺秦者为了“天下”放弃唾手可得的胜利，以及“秦始皇修筑长城，保国卫民”的结束语气得发昏，认为张艺谋是在向强权低头，向暴政献媚。

有意思的是，八年之后，《大兵小将》（丁晟导演）几乎选择了与《英雄》一模一样的结局：王力宏扮演的王，被成龙饰演的小兵朴素的“回家种田”观念所感动，放弃了对秦国的抵抗，开城投降，以保黎民。评论对此却只字不提，影片拿下过亿票房的同时，并未遭受意识形态上的质疑。

个中原因，当然有时移势迁，社会宽容度增大的因素，但两部影片殊途同归，叙事姿态却有着相当的差异：《大兵小将》将叙事焦点集中于“小国”与“小民”，强调小民对太平年景的向往，而且，小兵最终为了保护本国旗帜的尊严，死于秦兵剑下，向观众呈现的是双重价值互换的吊诡（一心种地的小兵为了国家尊严捐躯，好勇尚武的王却出于“爱民”放弃抵抗），影片的价值指向并不清晰，观众可以从故事中各取所得；而《英雄》先是赋予刺客救民于水火的宏大意义，之后又以刺客自身的认知转变颠覆这一意义，无名且以身殉的方式“死谏”秦王。显然，明确的价值判断激起了关于暴秦的民间记忆的反感，再加上张艺谋本人的地位与背景，《英雄》无可避免地要承受意识形态解读的猛烈批评。

张艺谋似乎也想从这种泛意识形态的批评氛围中解脱出来，《十面埋伏》与《满城尽带黄金甲》选择了相对模糊边缘的朝代与人物，后者甚至不惜用改写话剧经典《雷雨》的方式规避外界“不会讲故事”的批评。虽然有评论者指出，这两部电影也许掩藏着某些政治隐喻与反讽。但铺天盖地的宣传与浩大明星阵容、不惜工本的拍摄成本，仍然遭到本土观众的交口诟病：毫无创意的剧情、拙劣生硬的表演和俯拾皆是的雷人台词。

曾有不止一位批评者后来指出：在国内、国外观看张艺谋这一系列影片，观影感受迥然有别。国外观影时（尤其是与非华语观众一起），感受最多的是唯美画面对视觉的冲击——这是否意味着，张艺谋的类似影片，只有在非本土环境才能回归商业电影的娱乐本位？或许，当年的金熊得主，如今的奥运开幕式导演张艺谋，早已被当作一个政治文化符号，执导影片不可避免地遭到泛意识形态的过度阐释？

陈凯歌自《刺秦》受挫后的复出之作《无极》也有同样问题。陈凯歌一向以“电影作者”自诩，投资3亿的《无极》尽管一招一式，从全亚洲选角到场景、美工、特效，都摆出一副国际化的架势，但内里仍想通过人物的命运阐释莎士比亚式的悲剧人生（大将军便完全是麦克白的翻版）。导演这种“人文情怀”与试图通俗化、奇观化的叙事相结合，让《无极》显得华美而空虚，当然没法让抱着娱乐心态付费观影的观众满意。胡戈之所以能用一部极度恶搞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轻易拆解《无极》构建的叙事大厦，除了迎合本土社会的反智倾向，影片本身也提供了无数夸大其词与自相矛盾的裂隙。

《梅兰芳》更明确地揭示了这种“轻”与“重”之间的冲突。作为一部写实的人物传记片，《梅兰芳》自然也就失去了《霸王别姬》亦真亦幻、戏如人生的轻盈与讽喻。而塑造正面得无以复加的大师形象，恰恰是商业电影的大忌。这部影片的口碑如何，可想而知。

除了影片本身的质量问题与观影错位，过度的包装宣传，获得的特殊待遇，也为张、陈等人树敌无数。《十面埋伏》上映时，首度出现好莱坞引进片一律让道，其他国产片避之唯恐不及的独大局面，以致《十面埋伏》尚未上映，许多媒体已经发表文章抵制该片；《梅兰芳》也在排片与宣传上对同期上映的影片如《叶问》构成打压，引发了强大的不满声浪。曾经以反抗与叛逆为标志的“第五代”，如今却呈现给外界一副既得利益者与影坛巨阀的形象。

“第五代”于好莱坞的电影工业运作模式，应该说只得其皮毛，骨子里仍然浸透作者电影的创作思路，同时深受1980年代宏大叙事氛围的影响。当他们单凭一己之力处理头绪众多的大片拍摄，常常出现因小失大、顾此失彼的失控局面，这才造成场面华丽壮观，却连基本叙事都无法完成的中国式大片奇观。而当张艺谋的《三枪拍案惊奇》将喜剧部分交给尚敬，收购科恩兄弟的《血迷宫》剧本，导演几乎是充当了一个摄影的角色，极致化的色彩是张艺谋唯一的痕迹。这部影片又一次从反面宣告了“第五代”商业电影尝试的失败。

观众要求他们讲故事出色，知识界希望他们能跟上思想的更新脚步，管理者希望他们成为行业的标杆与脸面，商业电影的尝试难以被认可，又不可能承载过往的批判—反思功能，“第五代”的任何一部新作，都担负着他们根本担负不起的责任。“第五代”只能在对旧日声誉的过度挥霍之下，成了中国电影新进程中的“炮灰”。

伪平民视角的历史重述

冯小刚依仗王朔式的“平民喜剧”起家，并开内地贺岁片的先河。执导通俗剧的出身，让冯小刚与其他科班出身的导演大不相同。他知道大众的观影乐趣何在，也不会将表达个人想法或美学理念放在创作的第一位。因此冯小刚在普罗大众中的声誉甚佳，自《甲方乙方》一路走来，虽然不太入评论界的法眼，却被视为大众欲望的最佳代言人。

当然，冯小刚并不甘心永远为大众炮制开心大餐。接拍完全不适合的《夜宴》，据冯自述，只是为了取得张艺谋、陈凯歌类似的“大片导演”地位，“让电影局的晚会上放我的片子”。（据《三联生活周刊》）《集结号》让冯小刚正式找到了他擅长的通俗剧、自身时代记忆与主旋律历史叙事三者之间的结合点，从而让他获得了政治与商业的双丰收。

按照皮特·布鲁克斯等人的定义，“通俗剧”的特点是大喜大悲、表现夸张并善恶分明，其美学手法将是非、黑白、褒贬高度戏剧化。[2]冯小刚的平民喜剧别是一路，基本思路是抹平生活中的尖锐矛盾（尤其是在叙述现实时），将戏剧冲突转化为“好人间的误会”与“自私—升华”等小市民喜剧模式。《非诚勿扰》一开始早被设定为小人物形象的男主角秦奋无家无室，又赚了一笔大钱，从而将社会热点话题“连环相亲”抹去了全部社会、经济要素的投影，变成了纯粹的爱情奇遇与感伤主题。这部影片出乎意料地热卖，提示我们观影最基本的“造梦—逃避”功能，在问题丛生的中国转型社会，有着巨大的需求。相比之下，《天下无贼》更符合上述通俗剧的定义，只是将其复杂化为“善—改恶从善—恶”的三角斗争。

《集结号》的悲情故事在一个“胜利”的前提下展开，自然就呈现了“大时代”与“小人物”之间的对立。“时代对个人的吞噬”本是恒久而深刻的命题，冯小刚却将它弱化成了秋菊式的执念传奇。没有人有意破坏，谷子地要争取的是全连弟兄的名誉，要面对的是战争造成的遮蔽与遗忘——而这种遮蔽与遗忘，并不构成对时代大前提的任何挑战。《集结号》的编导是将自己放在了与谷子地同一认识的水平线上，规避政治风险的同时又让结局抚慰人心，于是讲述者、观看者（包括审片者与观众）共同以一种伪平民视角重述被表层化、定型化的历史，从而获得了各自的满足。

《唐山大地震》几乎是同样的模式。灾难的源起是自然灾害，母亲无奈的选择造成了死里逃生的女儿32年的杳然出走。电影书写的主要是母亲的坚忍忏悔，与女儿如何通过另外一次地震走出阴影。与《集结号》一样，这部影片是彻头彻尾的“命运悲剧”，它没有直面地震本身，甚至很少为母亲的选择留出伏笔或提供解释，原著中女儿后来生活中遭受的伤害、挫折，从而导致她加倍的归罪于母亲选择的酷烈情节，都被一一抹去。剩下的只有电视剧式的苦情、别离与团圆。冯小刚不愿承担批判历史或社会的责任，也不愿对人性进行深入的挖掘与反思，他用一种十分安全的方式，完成他接受的重述历史的任务。

《集结号》与《唐山大地震》都获得了电影局的推荐与关照，《唐山大地震》直接就是一部“命题作文”，政治资源与商业资源的结合几乎堪称完美，而它们传达的价值取向，通过数千万的观影人次，与中国社会影响深远的犬儒主义相辅相成，再一次完成了主流意识形态中文艺对历史的缝合。

采用类似路数的尚有陆川导演的《南京！南京！》。陆川比冯小刚显得更有“思想”的地方在于，他用泛人性的“反战”叙事取代国仇家恨的传统抗战叙事，试图用一种“更普世”的价值观代替既有的民族国家价值观，从而将那段历史做了遮蔽性的大肆改写。《南京！南京！》是否能直接为现实政治所用，尚难断定，但影片上映后引发的巨大争议表明，陆川正面挑战观众主流认知的做法，效果远不如冯小刚的避重就轻，更有利于重述历史、抚慰人心。

改写记忆的偷渡客

内地电影处于意识形态管理与商業运营的双重宰制之下，既无分级制度，又多禁忌雷区，可谓环境残酷。然而它的庞大市场潜力又吸引着全世界的电影投资与创作，尤其是同属华语地区的香港与台湾，很少有导演能不将“进入内地市场”作为影片需要考量的重要元素。

港台电影能否在内地取得高票房，受到多重因素制约，但成为“话题电影”的港台制作，除了作品本身的质量不凡之外，几乎都存在着对历史记忆中某一神话的改写，而且这一神话应该是能够被内地观众分享的——同样是改写历史神话，同样是删剪后放映，《色·戒》的争议性远远大于《海角七号》。

在《色·戒》引发的“套盒式论争”中，电影艺术、手法、演技是极其次要的成分，是否成功改编了张爱玲？这一在港台被反复讨论的热门话题，在内地完全被淹没在另外层面的喧哗之中。最大的争端集中在“是否能看、该看完整版”与“这是否一部汉奸电影”两个问题上。有意思的是，藉由《色·戒》，香港、台湾地区再一次相对内地观众拥有了“文化特权感”，与此同时，比较极端的内地民族主义者，甚至还没有看片之前，就已经开始抨击这是一部“仍然跪着”的电影。

从来没有一部影片像《色·戒》这样，制造出如此鲜明又如此复杂的意见对立，影片定位在“文艺杰作”、“三级片”、“汉奸电影”等不同层面上滑动，导演李安的形象，也在“华人之光”与“文化汉奸”之间游移，折射出貌似一统江山的商业社会中，不同地域，不同群落之间，如此巨大的价值分裂。[3]

经由《投名状》试水大片内地市场之后，陈可辛、陈德森等香港影人联手内地发行商推出《十月围城》。这部影片各方面均堪称一流精细的制作水准，令同期上映的《三枪拍案惊奇》相形见绌。然而，如果仅从影片制作来说，接下来的《阿凡达》的观影狂潮，让这种精粗比较意义顿失。争议主要集中在《十月围城》的叙事内容上。

批评者认为，《十月围城》宣扬了“小人物应该为大人物无条件牺牲”的价值观，而这恰恰是与公民社会对个人权利的重视与张扬背道而驰。另外，如此剧烈的暗杀与反暗杀在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影片有篡改历史美化孙中山之嫌。甚至有人认为，这是香港影人向大陆当局的献媚之作，通过歌颂孙中山取得进入内地市场的通行证。

这种批评是否合理，值得考量。熟悉香港电影的人会知道，这部电影的出发点非常简单，要讲一个舍生取义的“傻故事”，导演陈德森也说，孙中山只是陈可辛后来向他建议的，原初创意只要想“保护一个大人物”。而陈可辛说，选定孙中山，可以凸显“香港”在近代史中的地位——就连香港人，也久已遗忘了这一点。

问题是，片头张学友饰演的杨衢云，在宣讲完“民主”的要义之后，死于清廷刺客的枪下，寓意耐人寻味。而孙中山“欲享革命之幸福，必先经革命之痛苦”，在当时确为革命志士笃信之道理，放在今日中国社会的复杂语境中，也可以做多重的解读。有人甚至认为，那个历史上从未因登陆遭遇暗杀的孙中山，其实象征着香港与大陆社会都一直追寻的“民主”，小人物们舍命保卫孙中山，实则是在捍卫民主。

這样的解读，是否过度，可以讨论。但相对于借酒浇愁式的影评将《阿凡达》《第九区》简单对应为“反拆迁”的情绪宣泄，携带着异社会历史记忆的《十月围城》，显然比它表面上呈现出的动作、群星、报仇、爱国一类的标签要复杂太多。或许，它也就是在娱乐吸引力、主创者的人文情怀、内地主流意识形态三者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的结合点。

《色·戒》《十月围城》在内地的上映，完全可以看作一种妥协，或合谋。片方用同意删剪、剧本审查等方式，避免明显的政治指向，在内地审查方同样避谈政治的默契之下，以商业片的形式登陆内地影院。然而，影片内含的对主流历史记忆的某种改写，却不可能因为审查或删剪而完全丧失，它会在貌似娱乐的观影中，在热闹纷乱的争论中，或多或少地传播着它潜在的意图与价值观。

“话题电影”的出现与日益增多，始终与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冲突有极大的关系。话语空间的狭窄，精神生活的日益小众化，导致“话题电影”成为社会表达、交流、隐喻、分享的公共空间。好莱坞电影制作再精良，创意再多元，也无法替代这个功能。问题是，“话题电影”会随着审查制度的放松、社会的日益宽容与多元而逐渐消失吗？这不是一个针对电影的问题，它提问的是整个社会。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文学所）

1.戴锦华：《黄土地上的文化苦旅》，郑树森编：《文化批评与华语电影》，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2页。

2.转引自毕克伟：《“通俗剧”、五四传统与中国电影》，郑树森编：《文化批评与华语电影》，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5页。

20100315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篇4

摘 要：鲁迅，作为中国20世纪文学的制高点，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量级大师，他在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精神思想和他本身所具有的的精神与思想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为什么鲁迅精神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它在中华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发展与演变进程中究竟代表了哪些关键和深刻的方面？以及鲁迅精神在当代有什么新的意义所在与其能给新时代的发展和进步给于何种其实与指导？这些都应该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去发现、探讨、研究的地方。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应该从文学领域拓展到文化领域，从艺术深入到哲学。进入21世纪，鲁迅精神将毫无疑问引导我们走向新的时代。

引 言

自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至今，关于鲁迅及其思想精神的研究工作从未停歇，已经出现的文字数以亿万，可谓成果卓著。时至今日，人们对于鲁迅依然有许多还没有输出的话题。研究鲁迅这样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我们要从其思想精神产生的根源出发，结合现实社会的种种现象进行细致、深入、全面的讨论，而不是片面地、主观的批评与思考。我们研究鲁迅及其思想的最终目标，也不是给与社会发展中的人和事以过多的指责，相反，我们是为了“极大地提高自己民族和自身的思想文化水准和精神伦理面貌，使我们自己时代的思想文化状态从总体上超越鲁迅的时代”。①

一、鲁迅精神及其时代意义

鲁迅，是中国现代史开启以来在中国文学界和精神界出现的一个伟大而崇高的社会存在。他的伟大，是他的思想不同于同时期的其他任何一个人，他的文学创作是为了改变人的灵魂，他把毕生的精力都用在了提炼、描绘中国愚弱百姓的“劣根性”。鲁迅就像一台显微镜，于微小处细数“国民性”经络，为的是很好地解剖别人，解剖自己，解剖社会，让每一个国人都能以一种全新的精神面貌去走出社会的黑暗。

（一）鲁迅精神的几个方面

关于对鲁迅的概括与与总结，历来众说纷纭。但总体而言，各家各派的 ① 朱铁志《精神的归宿》 说法还是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住鲁迅精神的思想核心，少有偏颇之言。鲁迅终其一生，都在独立的、深刻的思考上不懈追求，不论是早起产生的《文化偏至论》②中的“立人”思想，还是在新文化运动早期的文学解放运动推动之下应“时”而生的《狂人日记》中的“吃人”理论，都是鲁迅站在弱势大众的一边，并怀揣着一颗悲天悯人的心去进行思考的结果。鲁迅不论是文学创作还是社会活动，他都时刻关注着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小情，并能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做出自己独特的反应，力图推动事态向着有利于国民大众的一面转变。在他看来，这种来自个人或是社会团体的推动力无论是大是小，只要有所帮助，就足够了。

在鲁迅的精神思想中，还有向真理、正义的不断追求，向恶势力的不断斗争。但这种斗争精神从来都不是盲目的、冲动的，恰恰相反，这种精神是有准备的、有价值的，正如像“鲁迅”这个名字中的“迅”所寓意的小狼③一样，他所所发出的批判言论，能够做到快、准、狠这三点。也只有这样，才敢于和黑暗的、落后的传统旧势力作最坚决的斗争，才敢于一阵见血地指出民族和时代的弱点。然而他不仅仅是对那些弱点的指出，鲁迅作为一个清醒的人，他始终是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进行最彻底的反思，剖析民族的劣根性和短板。这样，才成就了鲁迅过去和现在的伟大之处。

总体而言，鲁迅精神犹如一颗参天大树，有主干，也有其枝蔓，在睿智中展现了丰富的思想内容。就像叶圣陶说过的，“与其说鲁迅先生的精神不死，不如说鲁迅先生的精神正在发芽滋长，播散到大众心里。”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鲁迅精神在不同时期，在不同人眼里，有不同的解释。伟大的人民领袖毛泽东曾将鲁迅精神概括为三点，即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④，这是对传统的以爱国、勇敢、坚强为主要内容的三点论的深层次阐述。时至今日，面对大众对于和鲁迅产生的距离感，新时期的专家学者对于鲁迅精神作了新的概括，主要涵盖四个方面，即“立人”思想、创新精神、爱国精神和高度的责任感，这是鲁迅精神在新世纪的发展，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力争实现的。但要注意的是，对于任何一种思想的继承与发展，都不是全盘照搬，而是要去粗取精，用批判的眼光和态度 ②③ 《文化偏至论》写于1907年，与《摩诘诗力说》同为鲁迅早期的重要文言文作品。

《尔雅·释鲁》云：“牧狼，其子，绝有力，迅。”鲁迅的“鲁”取自母亲鲁瑞的姓，意在孝道。“迅”古义为狼子。④ 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举行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题为《论鲁迅》的讲话。在此基础上，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在此给予鲁迅极高的评价。去分析，因此，我们便不能否认批判精神仍是鲁迅思想精神中最核心的内容这一事实。

（二）鲁迅精神的时代意义

前文已经说到，研究鲁迅这样伟大的思想家，要从其思想精神产生的根源出发。只有这样才符合事物产生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历史上每一种思想精神的产生都以其自身所处的特殊环境为依托，不可能凭空出现，任何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是经不住历史的考验的，鲁迅的思想精神也不例外。然而根据事物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这一哲学原理，鲁迅思想精神又和大多数思想产物一样，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在不同人眼里，具有不同的时代意义。鲁迅作为其思想精神的主体，自身所处的时代意义是至关重要的，只有研究好了这一点，才能更好地为后面的讨论服务。鲁迅所处的那个时代，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想做奴力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坐稳了奴力的时代”。⑤这也赤裸裸的道出了当时那种复杂的环境状况，社会黑暗、政府腐朽、民众麻木；黑白颠倒、是非不分；全无公平、全无正义。在这种情况下，鲁迅更加坚定了弃医从文、拯救国民灵魂的决心。基于此，“立人”思想便凸显了出来。但要立人，我们应该清楚立人的第一要义，即什么是人？而后，我们要思考的是立什么？如何立？面对这些，鲁迅进行了深刻的、全面的思索，在这种全新的历史高度上，“国民性”的范畴才得以被逐步扩大。鉴于此，一篇《啊Q正传》才会真真切切地刺痛千千万万人的内心。在这里，鲁迅精神的意义就在于能够对国情、民情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勇敢面对而不逃避，能够用唯物主义的辩证观看待利己与利人的关系。而后推至大众，用一颗博爱之心去唤醒人民的自我保护意识，让人们用健全的人格去强健自己的体魄，用不屈的奋斗与抗争去改造我们的民族之魂。

二、鲁迅“梦”与“中国梦”

鲁迅精神的核心，一言以蔽之，曰:“尊个性而张精神”。鲁迅将其解释为“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⑥这被学术界一致认为的具有超前意识的鲁迅思想，在当下社会，依然能找到其“魅影”。

（一）鲁迅精神在当代社会的发展与体现

⑤⑥ 出自鲁迅的《灯下漫笔》，概括了中国几千年来百姓生活的实质。

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鲁迅说：“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在鲁迅诞辰一百三十周年纪念日上，上海鲁迅纪念馆公布了一份名为《鲁迅社会认知调研报告》的问卷调查结果，从这份报告中我们不难发现，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认为鲁迅仍具当代性。⑦这是一个很及时的信号，通过它向人们传递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信息，那就是，当今社会，我们仍然有学习鲁迅的必要性。报告在“对鲁迅的关注度、了解度”、“对鲁迅的评价”、“鲁迅对社会的影响力”三个方面对鲁迅及其精神做出了评估与分析。其实，就像报告所显示的那样，鲁迅真的还没有过时。人们对鲁迅及其精神依然具有积极地、正面的态度与评价。当代社会，在“全球化”的冲击与影响之下，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要想健康、快速发展，中华民族要想在世界民族之林立于不败之地，不可缺少三种精神态度，即奉献精神、创新精神和拼搏精神。“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使鲁迅成为了“民族魂”不折不扣的代表人物，同时体现出的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又成为了当今拼搏精神的一种借鉴，使我们从中不断汲取养分，并通过努力使这种发展之后的斗争精神不断地完善，不断地丰富，不断的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

然而对于创新，鲁迅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鲁迅的创新精神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那就是他在思想上和创作上的创新，后者属于文学创作的研究范围，我们在这里不做过多的阐述。思想上的创新，就是鲁迅能从广大社会群众自身的需求上去去看待以自身解放、民族觉醒位代表的国民性改造问题，这种改造要求各民族成员要具有自己的个性，具有对于明确目标的追求精神，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民族自下而上充满活力。换言之，我们的一切社会活动都应该以最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为重，以国家和名族的共同需求与目标为指导方向，把握好个人与国家、个人与民族的利益关系。也只有这样，才能让“和谐”更加深入人心。

（二）当代“鲁迅精神”与“中国梦”

当今中国，人人都在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那么，中国梦到底是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有梦，实现中国梦，我们每个人需要做些什么？应该做些什么？此时，如果我们再重新审视一下鲁迅，我想会对“中国梦”的理解有进一步的认识，对于我们自己投身于“中国梦”的实现也会有更高一个层面的领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先生说：“中国从鲁迅去世到现在，每一个历史转折时期几乎都 ⑦ 凤凰网资讯.，2011年9月24日。要从鲁迅那里寻找思想根源，都要重新解释鲁迅，这个社会才能继续前进。”⑧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之日到今天，“中国梦”就始终没有中断过，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新时期的中国“梦”应运而生。2012年11月29日，总书记把新时期的“中国梦”定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对于鲁迅，他放弃了读书显名之路，放弃了医学救国之路，以巨人之姿在社会的水深火热中举起了一个民族复兴的火炬，撑起了民族觉醒的一片蓝天。这是鲁迅的梦，也是被奴役和压迫了几千年的中国人民的梦。鲁迅有很多的“梦”，他在作品中也很多次提到“梦”，他写梦，也做梦，但不论这些“梦”是文学之中的还是文学之外的，都是他的人民觉醒梦，中国富强梦，民族振兴梦。这些梦里面，充满了自由、民主与解放。鲁迅也曾在作品中这样写到，“很多的梦，趁黄昏起哄，前梦才挤却大前梦时，后梦又赶走了前梦。”⑨他也说过，“去的梦黑如墨，在的梦墨一般黑。”然而，这“墨一般黑”的梦，也只有在那个“墨一般黑”的年代才会有。这里面也许会有些许的无奈，但不论有多么“黑”，我们看到的鲁迅都没有妥协，而是用自己的一支犀利的笔，一颗勇敢的心去冲出那在黑暗中禁锢人的“铁屋子”。不但要冲出去，还要把它冲破，这就是鲁迅的梦。他的梦是伟大的梦，这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始终是围绕着与黑暗抗争的。正如鲁迅先生的长孙周令飞⑩先生说的那样，鲁迅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始终不曾绝望，一直是抱有极热烈的希望，他是在黑暗中追寻与播散光明。鲁迅的梦，是中华民族走出黑暗，走向富强，这又何尝不是我们国家、民族的梦。鲁迅的中国梦，是对于公平、正义、谦逊、坦诚的向往；是对于美好、圆满发达、富足的期盼；是对于莺歌燕舞、鸟语花香的和谐社会的憧憬。这与当下社会提出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中国梦”不谋而合，这与其说是继承与发展，倒不如说是我们都是向着同一个目标，同一个方向努力的结果。在今天的的中国，社会越来越多元，越来越开放，个人有个人的梦想，国家有国家的梦想，以至于全世界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每个人都在为这些梦想而奋斗，完成这些梦想，已不再遥远。对于我们而言，理想已不再是那么让人捉摸不定，有时候，我们甚至能够“看 ⑧⑨ 孔庆东《正说鲁迅》，重庆出版社，2009年12月。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五日北京《新青年》月刊第四卷第五号。⑩ 鲁迅长孙，鲁迅文化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见梦想的色彩，能够闻到理想的芬芳”。

三、鲁迅精神之于当代社会发展的启示

其实，当今社会给予我们的很多，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为我们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这不仅是大自然实实在在的物质馈赠，还是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心灵的慰藉。在当前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些领域却存在着“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的人生观、价值观在复杂的网络环境的影响下出现了扭曲的现象。这时候，就要有一种正确的思想观念作为指导，读鲁迅，研究鲁迅，正是在寻找这种能够指引个人或社会发展的精神支柱。我们发现，鲁迅的思想对于探索百年后的中国思想仍具有启示作用。以《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为代表的6篇鲁迅早期的文言论文中对于物质、精神、制度、文明的论述对于当下社会发展中相应的方面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我们要实现立足于自己岗位的实践意义和求真务实的现实主义意义，就要对鲁迅精神保持时刻解读的思想准备。今天我们所讲的培养品德，提高素质一类的，正是鲁迅“立人”思想的具体体现，重在塑造人独立、坚韧、坚强不屈的灵魂。另外，当代社会从上到下应该时刻保持一种自省的态度。鲁迅先生也说过，“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我们知道，让人承认或是面对自己的缺点确实是很困难的，更和况是“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11。然而恰恰是这种困难炼就了我们无畏的批判精神，从这个角度出发，深刻的自我反省确实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鲁迅先生所具有的这些思想精神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认真学习的，这些都是来源于他的一片赤子之心，一份对于人民的爱护对国家的忠诚，对民族的责任感。这应该是和《大学》中的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吧。世间万事万物，一切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舍本逐末到头来只能是枉费心机。当今世界，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重其科学教育，重视人才培养，一个合格的人才不但要有扎实的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具有良好的精神品质，只有这样，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才会真正具有巨大的推动力。

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中写到“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参考文献：

20100315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篇5

1 当代体育精神与武侠精神

一般认为,当代体育精神主要是指在世界体育界占主导的现代奥林匹克精神。萨马兰奇认为奥林匹克主义是世界人民的文化财富、人生哲学,它将身体与精神的各种品质融为一个整体,并使之提高。作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旨在通过体育与文化的结合,以及在一种寻求相互了解、友善待人、团结和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的指导下参与没有任何歧视的体育运动,对青年进行教育,以期建立一个和平的更加美好的世界。我国一些学者认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精神内涵主要有三个大的方面:一是以人为本,奥运会首先是对人性的发扬,在精神和肉体两方面对人进行“野蛮”和理性的双重锻造,使人成为身体健康而且富有“博爱、忠诚、尊重他人、勤奋、谦虚、友爱和友谊”等品质的人。二是教育,奥运会对人的教育影响是多方面的,如和平、科学、环境、进取、协作、艺术等等。三是“立法”与公平竞争意识。从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历史来看,它是一项贵族化向平民大众化发展的文明演进过程,其中立法与公平意识突现了参与者地位的平等,含有正义的因子,因而决定了其它两个方面的内容。

什么是武侠精神?简单说来,它是武术伦理的外在表现。人类社会早期,在与自然搏斗的历程中形成了崇尚力量与勇猛的尚武风气。这股风气赋予了人们战胜自然、树立自信的力量之源。当拥有武力的人随之增多、并有武力泛滥的趋势的时候,便逐渐衍生出规范勇武之人行为的社会准则,也一度成为人们的行为规范。经由时代的沉淀和武术界理论与实践的检验,最后形成了被武术界公认的行为准则,这就是武侠精神衍化为武术伦理的一般过程。中国传统文化中深厚的武侠文化传统意识,则已经积淀成为中华民族集体潜意识的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规范着社会秩序并作用于其他社会道德标准。在尚武崇德的古代体育界,深受墨家、儒家文化影响的武术界,习武之人对武侠精神的坚守与传承,一直是教化社会风气、维持社会正义的重要规范。抽象出二者对行业主体利益的维护与行业发展的规则性规范,我们可以看到,在正义的诉求与保护上,它与现代体育倡导的公平竞争、公正进取的体育精神产生了共振。

2 武侠精神正义特质的文化渊源

古代武侠行为和武侠侠士,是武侠伦理的结合体和载体。在古代武侠中,“武”是一种手段,“侠”是一种目的,通过武力的手段来行侠以达正义的目的。按照现代武侠小说家梁羽生的说法,侠就是“对大多数人有利的正义的行为”(梁羽生《从文艺观点到武侠小说》),然而实际在古代武侠中,侠的意义很明确,大到保家卫国、为国为民之士,小到锄强扶弱、济困扶危的个体,都在侠的范围之内。侠义其本质是“替天行道”,是正义诉求引发的主体抗争。以下从对武侠精神的形成影响最深的几点加以阐释。一是从墨家来看,它更符合于下层生产者和劳动人民的普世观念。综合文史资料,最早的侠士起源于战国时代的墨家。墨子提倡“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提出攻守兼备,以武靖国;“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从墨家弟子的社会结构和行为规范来看,墨家具有武侠的雏形。按照钱穆的四分法,他把中国文化划为城市文化、乡镇文化、山林文化和江湖文化,并指出:“中国古代有游侠,富流动性,山林人物富静定性。在山林而具有流动性者,则谓之江湖。”侠士本质上的特性是强调独立人格、个体尊严,它不单纯为正义而正义。二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侠士们追求的是绝对的精神自由与人格独立,并为此目的而不断前赴后继。这不是仅仅像金庸小说中郭靖之口阐述的那样“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但武侠阶层的正义特质却并未因此而消失。侠士们以鲜见的血性,大义凛然、率性而为、勇于担当,并把这种气质深深融入到中华民族性格的主流之中,逐渐成为上到士大夫、下至黎民百姓认同的高贵品质。翻开史册,在西汉以后的士大夫阶层中,尽管见不到五大三粗的士子提枪上阵锄强扶弱,但他们在朝堂之上,面对专制的皇权和君权据理力争、为民请命,甚至出现“死谏”、“尸谏”(指官员以自身性命为代价唤醒君主以求改变某一政策)等极端的行侠义举。唐朝的魏征、宋代的包拯、明代的海瑞,无不以文人士大夫的清高品质诠释着侠士的侠义精神。

武侠精神具有一种悲剧之美。以武力论高低的时代里,似乎注定了践行武侠精神的侠士的一种悲剧结局。为了维护集体和他人的利益安全,他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就如同孟子说的“虽千万人吾往矣”,这不能不说是正义规则在侠士的骨子里支配着他们的行动。武侠精神成为内化为中国人性格的一种民族性格,它成为普罗大众和士大夫骨子里追求的一种理想人格。在西汉以后,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局面的到来,先前以墨道为主的武侠精神深深地打上了儒家的印记。与先秦墨家不同的是,儒家强调武侠精神的社会调和作用。以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为创始人的儒家学派,其主要内容之一是“君子”文化,它把“君子”的行为、道德规范作为“成人”的标准,希望人们去努力达到。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以及所提倡的“文武双全”、“仁勇兼备”的思想一直以来对武术界有着显著的导向作用。儒家伦理道德的主线条为“仁爱”,强调“仁”为“爱人之本”、“忠恕之道”,认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以“仁爱”为基本伦理思想所派生出的“忠、孝、智、仁、勇、宽、信、敏、惠、温、良、恭、俭、让”(《论语》)等道德标准,一直以来都作为武术伦理思想的核心,使武术这一战斗的力量、伤人的手段被纳入了道德伦理的法规之中,使武术不光成为技击、健身之道,更成为了精神修养、人格净化的途径。因此,“在仁爱的伦理道德法则中,追求文武双全,提倡仁勇兼备,是武术中儒家思想的主要文化内涵”。

3 武侠精神正义特质的社会功用

“侠”是道义的一种体现,是对“王法”———社会法定规则的一种补充,同时又是中华民族心理的“不平之气”的一种凝聚。侠和武侠精神得以有广大受众,得力于国人“人格崇拜”的心理,以维持社会正义为己任的具有武侠精神的侠士成为人格神的象征。他们替天行道,代表神的使者坚守和弘扬正义,向人间的不平之事及其背后的邪恶势力开战,并由此而成为行侠仗义的救世主的榜样。以近代武术改革家霍元甲为例,他在内忧外患的时候竖起弘扬国术的旗帜,时刻以国家民族为念,强国人体质,扬眉吐气。表现的就是一种弘扬社会民族正义的武侠精神。正义在不同的社会,它的形式具象各异,但经过抽象却具有同一性的正义。所谓同一性正义,是指按同一原则或标准对待处于相同情况的人与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一视同仁,它包含着平等的意义。由此我们不难得出:“基于人的同一性的正义原则,其基本含义是指相同的人得到相同的对待”。对于古代武术练习者,搁置人的财产地位的社会属性的差异,考量原初的人的自然属性,他们也自然地期待实现正义“得到相同的对待”。当出现强势者凌驾于弱者,弱者岌岌可危之时,而社会法规对强者又无所作为时,往往有侠士挺身而出“主持正义”,以第三者的外力来维持社会个体力量的均势。在这里,侠士们朴素的生命个体同一观起到了支撑武侠精神的作用。同一性原则主要是一种个体之间基于类同一性的比较关系:你是人,我也是人,所以我们要平等对待。当同一性的某一主体受到非正义的对待时,侠士们就以自身的力量遵循着侠士精神向非正义的主体发动报复,从而期望社会总体正义达到平衡。从《史记·刺客列传》中,我们可以见到一群侠士对“正义”的坚持与维护,荆轲刺秦王,豫让为报答知遇之恩而刺杀赵襄子。荆轲为赵国的集体利益而图穷匕见,豫让为实践与他人相保的诺言而替死去的智伯复仇,即是侠士们对同一价值的领悟与坚守。在弱势个体与强权对垒的时候,侠士们“替天行道,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一诺千金,纵然赴汤火亦坦然”。这恰好对应着当今在竞技角力中的拼搏精神,在集体赛事中为团体争得荣誉的动力和恪守规则的契约意识。

4 从武侠精神观照当今体育人文精神的正义

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它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深刻影响,无论是武术的运动形式要领、训练过程,还是拳理律法、道德规范,都反映了依附于武术的武侠精神的涵养和维系正义的光辉。正因为武术有致人于死命的威力,侠士可以用它来惩恶扶正、伸张正义,奸佞也可以利用它来行凶作恶、伤害善良。因此,武术家们在选择门徒,传授武技时都要把考察学习者的道德正义感作为首要标准。武当拳派中就有“五不可传”的规定:“骨柔质钝者不传、心险者不传、好斗者不传、狂酒者不传、轻露者不传”,中国武林各门各派都强调了应该将武艺传授给重义的正派人士,不能传给品行不端的恶人歹徒而助其危害社会。即体现了武侠精神所寄托的社会正义在武术界的承传,这是对人的同一性的承认和肯定,反映出人对正义的无条件维护,与现代奥林匹克精神呼唤和平、制止战争、追求平等、公平竞争的人文内涵异曲同工。这和古代奥林匹克运动精神作用下对人的行为的评价一样,都有着严格的准则。只不过西方判断人的正义与否是从外到内,注重其社会影响,即个体的社会价值,是向心式的;而中国评价正义与否,则专注于内在素养,“内圣外王”,是离心式的。

奥林匹克精神源于奥林匹克主义。《奥林匹克宪章》明确指出:“奥林匹克是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发展的一种生活哲学。奥林匹克主义谋求把体育运动与文化和教育融合起来,创造一种以乐于付出努力、发挥良好榜样的教育价值并尊重基本公德原则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它宗义开明地指出,奥林匹克主义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体育活动,它是一种“人生哲学”、一种“人生方式”,它高度重视竞技运动的教育价值,认为不仅可以锻炼身体,而且通过与体育相关的人文知识教育和运动本身的人文教育价值,培养人们的坚定性格、善良心地和崇高理想等人文精神。顾拜旦复兴奥运会的根本目的,也不仅仅是推动竞技运动的普及,而是将它纳入教育范围,即通过科学的锻炼和平等的竞争去实现教育的目标,以提升人文群体素质,从而达到正义的彼岸。

西方现代体育理念滋生于商品经济社会,它深深打上了这一社会的竞争特质。在竞争中求生存、在竞争中求提高、在竞争中求完善成了人们的普遍心理,竞争机制必然进入体育领域,成为西方体育文化的灵魂与核心,竞争性强的运动项目成为体育活动的主要形式。在体育竞技中,没有身份地位的差别,只有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原则。人们利用公平合理的竞争,表现自己的体能及体验征服对手(人、自然和社会)所带来的良好心理感受。西方近代体育的竞赛规则,是保证公平竞争的法律性文件,是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为基础构成的,从而保证了人们以一种契约的正义形式相联系。契约观念是对封建等级特权的否定,契约特别强调缔约者地位平等,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契约关系来满足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不是凭借特权和地位来获得这种满足。因此,西方近代体育竞赛规则的核心是对等,它由个体正义延伸到了社会正义的范畴。在这种规则制约下的体育竞争中,人们之间由社会赋予的差异消除了心理距离缩短了,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人们进行和平、友善、既符合人性又符合人类社会理想的交流,体育精神正义特质的功能得以凸现。

武术是体育之技,“侠”是体育中凝聚了个体正义、社会正义的“力”和“勇”的延伸。因此,我们体育人在现代体育精神的传承中,不能没有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底蕴作支撑,不能在体育精神的建构中抛弃它的正义特质,具体来说就是:不能没有“侠”气!不能没有“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不能没有“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般的铮铮铁骨!与“体育文化是一种竞技文化、有序文化,更是一种道德文化”一样,武侠精神也是一种体育文化精神,一种正义特质的沉积。当代体育精神除了为己的个体正义外,更多的人关注的是它的社会正义,即规则的执行范围、体育规则与体育权益分配的效率和公平问题。当今体育界浮躁不正之风愈刮愈烈的形势下,重提中国古代武侠精神的正义,对于体育职业之风的转变,是有积极作用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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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杜舒书.武术人文精神论释——中国当代武德的失范与构建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构建 篇6

“公民”在西方已有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而我国历史上只有“臣民”、“子民“的概念。“公民”在中国权威性法律文献中的出现,要追溯到1954年颁布的国家宪法,距今才五十几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中,中国的政治文化远没有形成与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公民精神。公众对公民的理解多局限于“具有一国国籍的人”的描述,更深入的认识也仅包括“享有基本权利和履行基本义务”。除此之外,公众对公民应该具有的公民精神还处于朦胧状态。

一、 公民精神的内涵

培育公民精神的前提,应先以更宽泛的视野理解公民精神的内涵,笔者认为应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社会公德领域的公民精神;二是政治领域的公民精神。

1. 社会公德领域的公民精神

这一领域是人们对公民精神最早、也是最普遍的理解。早在古希腊,将好的公民定义为具有善良美德的民众,即具有勇敢的、节制的、宽宏大量的和善良的品质。中国现阶段对公民道德的基本解释也是公民应具有基本的道德修养,具有追求美好生活的共同价值观,即公民规范道德体系。这个体系的内容包括以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德;以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奉献社会为主要内容的职业道德;以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为主要内容的家庭美德。总之是一系列良好的社会风尚的统一。这类公民精神主要集中在道德层面,但对公民道德的认识要与传统封建礼教的“臣民道德”和“良民道德”区分开来。传统的道德思想是束缚人民行为的封建等级制思想,现代的社会公德不能是愚民的忠君思想,更不能要求公民无条件的顺从政治权威的统治。要区分这一点,就需要强调公民精神政治领域的含义。

2. 政治领域的公民精神

首先,公民意识到自己的公民身份,并实现这一身份应享有的权利和应履行的义务的平衡状态。传统观念认为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是统一的,随着现代民主文化的发展,这一观念发生了变化。普遍认同应将公民的权利意识放在第一位。因为只要公民的人格尊严得到强化,个人利益得以增进,就可以促进公民自主的履行其义务,而不是被动地麻木地服从。但是,当代中国的情形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即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公民对自身权利的关注达到了历史前所未有的高度。虽然这是公民精神建立的必经过程,但单纯的功利性权利观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精神。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必然导致贫富分化,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的发展。这就需要公民发挥公民精神,寻找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平衡点,即追求利益的同时,认同社会财富应按比例平等分配的正义原则。在正义原则的基础上,公民会主动地承担起社会的责任,比如纳税、捐助贫困、维护社会秩序等。正义原则的内化就是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平衡点。

其次,以法律为核心的民主法治意识。法治与道德是现代社会赖以维持秩序的两大基石,社会的无序状态则体现了这一国家公民精神的缺失。如果没有民主法治精神,那么我们所追求的公民精神就不是现代化的公民精神。公民精神的法治意识体现于公民对法律的信仰和服从,公民以法律价值观判断和评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终将民主法治内化为一种精神,指导自己的行为,使之升格到民主法治文化的高度,而不仅仅停留在制度层面。这一公民精神无疑是促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最佳途径。

最后,公民精神的最终体现应是公民具有参与政治生活的品性,而且这种政治参与意识必须是基于理性的主动参与。目前,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还处于形式主义的被动参与状态。只有公民的积极参与意识得到充分合理的展现,公民精神的最高层次,即公共层次才能得以表现。如何提高公民质疑权威和参与公共讨论的意识和能力,成为公民精神教育的当务之急,因为广泛的公民参与不仅可以强化公民与国家一体的感悟,还是防止政治腐败的最佳途径。

二、我国公民精神的构建

我国需要培养中国特色的公民精神,除培育公民具有正义、信任、友善、自尊、忠诚等一般的道德修养之外,应该重点构建公民精神的政治内涵,主要途径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加强学校教育,教会学生进行批判性思考

将公民教育作为一门科目在课程中设置,注重培养学生选择和评判各种思想观念的独立态度。首先,学校公德教育不应盲目追求儒家绝对高尚的理想道德教育,把学生培养成贤人或圣人,这与现代社会的经济、文化的发展不相适应。现代的公民道德教育应注重公民参与社会生活的公共性教育,即公民在独立人格的基础上,理性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能力。 其次,现在的学校教育仍处于灌输式的“禁锢”思想的状态,好的教育应该打开学生的思维,尊重学生的个性,教会学生分析所处的社会、观察周围环境存在的问题、以及思考能够为社会做什么。最后,学校的公民精神教育需要有丰富的内容,可以多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并结合中国的国情,紧跟时代的步伐。可以结合家庭、社会媒介的教育功能,发挥学校教育的引导作用。

2. 加快民主法制建设,在公民中树立法治观念

法制是维护公民自由平等权利实现的机制,人们按照法律明确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并通过法律的明确规定实现公民政治参与的愿望。我国在民主法制建设的曲折道路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比如,符合中国国情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整个国家民主体制远远不够完善。现阶段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应该从立法、司法、执法及宣传等各个环节统筹兼顾。首先,须进一步加强立法工作,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使之与不断发展的政治文化相适应。法律的契约关系可以保证公民的自由行为和合法权益,调节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谐发展。其次,要重视司法监督。除了人大、政府的监督之外,应积极地引进社会监督,从而促进公民政治参与的实现。再次,要加强执法力度,建立科学的行政执法体系。最后,提高公民精神,关键是让公民信仰并服从法律的规范。通过积极大力的宣传,使公民认同逐步建立起来的法律体系,并能通过实践法律,维护社会的有序发展。

3. 促进公民社会的完善,疏通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

公民社会是指存在于国家之外的自愿成立的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团体和网络。现代中国已经逐步形成了大量的公民组织,他们在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维护社会公平的领域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不得不承认强大公民社会的形成,逐渐削弱了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范围。但政府面对日益纷繁复杂的社会事务,必须逐渐将部分管理职能交由公民组织来完成,这是社会文明发展的进步,可以促进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过度,并防止行政权利的滥用。同时,通过公民社会作用的实现,公民精神可以得到很好的培育。因为公民精神关注社会整体的福祉或较大的利益,当公民参与到以公共利益为纽带的社会团体中时,其个人意识会被强大的集体意识所取代,从而会为了公共利益而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在积极参与中,公民自觉思考的主体精神逐渐得以形成。因此,政府应对公民团体加大扶持力度,从社会自治的干预中逐渐退出,适当让出部分社会资源,调动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培养社会力量,实现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公民精神是个人、社团、国家相互之间处理另一关系的特定价值,美国政治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公民政治参与的要求会随着利益的分化而增加,如果其政治体系无法为个人的政治参与提供渠道,个人或社会群体的政治行为就有可能冲破社会秩序,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公民社会就能为公民的政治参与建立了良好的疏通渠道。

4. 完善公民监督机制,建立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交流平台

我国是一个缺乏监督传统的国家,在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中还相当严重的存在着排斥监督、漠视监督、干扰监督等现象。由于长期受“官贵民贱,民不管官”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公民意识、民主意识、参与意识、监督意识等现代社会公民意识还不十分浓厚。因此,要广泛地开展宣传活动,使全社会都充分认识到公民监督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到全面加强行政监督是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和途径。我国应该加快通过立法建立公民参与监督的合理机制,现在运行的听证制度就是很好的公民监督体制,但其涉及范围还很有限,应该进一步扩大听证的幅度和力度。同时还要通过完善舆论监督的信息反馈和责任追究机制、新闻媒介自律机制的有机结合,引导全社会公民积极实践与政府的交流互动。

总之,培育公民精神不是单个公民或政府的事情,应该从每一个人做起,尤其从政府领导做起,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造成我国严重缺乏公民精神传统,要在民主还不发达、法制不健全的氛围下培育现代公民精神确实比较难。我们应该根据我国“长期的人治事实和权力依赖惯性”的国情,从上到下,从领导做起,树立良好的领导形象,尤其是民主、清廉、法治形象,做一个“称职”的公民,为其他公民建立一个具体的参照系。每一位公民、每一个家庭和团体组织也应将公民精神的内化为己任,共同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