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服装的振兴之路论文

中国服装的振兴之路论文（精选3篇）

中国服装的振兴之路论文 篇1

有幸结识江枫先生已多年, 但一向只知其为翻译大家, 笔下工夫十分了得, 近年才知他对语言文字理论也有深究, 远见卓识, 精论高义, 足令某些语言文字学家汗颜。今日盛会庆贺江先生八十华诞, 如只论其他而不及其在语言文字学上的贡献, 将为一大缺憾。仆虽不才, 愿略陈所知, 以公同好。

江先生论语言文字的文章并不多, 但目光如炬, 立论精警, 鞭辟入里, 敢言人所不敢言。其论点概括言之, 可谓三“不承认”、两“主张”。三“不承认”是:

(1) 不承认文字只是记录语言的符号;

(2) 不承认是表形、表意、表音三阶段依次前进, 而表音为世界文字发展最高阶段的所谓文字发展规律;

(3) 不承认汉字有所谓“从简从俗”的发展规律。

两“主张”是:

(4) 主张汉字发展只有“经济有效”这样一条规律, 当繁则繁, 当简则简;

(5) 主张世界文字的共同发展道路, 与其说是拼音化, 不如说是“拼形化”, 或者说“拼形表意”。

上述五条, 条条掷地有声, 振聋发聩, 尤其第五条, 更为江先生独到之见, 启人多多, 令人钦佩。

在申论五条之前, 我们先要对江枫先生的理论勇气表示敬意。因为上述数条, 几乎条条与当今“主流”语言文字观针锋相对, 条条与百年来语文改革大潮针锋相对, 也条条与某些掌握着语言文字话语权者的观点针锋相对。在逆境中反潮流, 没有非凡勇气实难办到。

勇气的背后有两个支柱。一个是道德支柱, 即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良心、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另一个是思想支柱, 就是本文标题中说的“反思”精神。我以为, 这是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振兴中国语言学的必由之路。江枫先生的探索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发展中国语言学, 或者说, 发展任一门学科, 靠的是什么?在世纪之交的时候, 有些权威人士、权威机构, 曾经“展望”过21世纪中国语言学发展的前景, 说是20世纪中国语言研究的取得成就, 靠的是“不断引进”国外的语言学理论, 因而, 21世纪中国语言学要发展, 还得靠“持续不断地引进国外先进的语言学理论”。在21世纪即将走完第一个十年之际, 又有学者撰文说, 中国语言学正处在十字路口, 要进一步发展, 必须“走近当代国际语言学的主流”。

这些提法从表面上看来没有错, 中国语言学要发展, 确实需要借鉴国外, 特别是国外占据主流地位的语言学理论。但把这当作主要甚至唯一的道路, 却是十分危险的, 不但达不到目的, 而且很可能会南辕北辙, 一百年来的中国语言学发展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认为, 学科发展的动力绝不可能来自于形形色色的外来理论, 而只能来自于对学科的哲学思考, 或者说“反思”。“反思”是个哲学术语, 从汉语字面上看容易理解为回顾历史, 其实内容还要深刻得多, 它意味着反求诸己, 以独立的精神对世间事物, 包括各种理论本身进行思考和质疑。我们不相信什么绝对正确、天然“先进”的理论, 也不相信有什么不证自明的“常识”、什么不容辩驳的“专业人士”。“反思”就是用实践去检验真理, 合则存之, 不合则去之。

“反思”据我的理解, 应该包含下面八个方面的内容, 我把它概括为四不、四敢。其中“四不”是“必要条件”, “四敢”是“充分条件”。“四不”是: (1) 不满足现状; (2) 不追逐“主流”; (3) 不迷信权威; (4) 不回避问题。“四敢”是: (1) 敢直面现实; (2) 敢大胆怀疑; (3) 敢直击重大问题; (4) 敢不怕孤立。

环顾四周, 在中国的学术界, 语言学界大概是最缺少反思精神的。其原因就是因为多数人缺乏上述的“四不”精神。第一, 语言学家是最易满足现状的, 读一读世纪之交作历史回顾的文章和著作, 我们就会深切地感到这一点。在那些文章里, 处处都是成就, 年年都在进步, 到处莺歌燕舞, 花团锦簇。问题也许有一点, 那就是“引进得还不够”之类。第二, 语言学者最喜欢“主流”的提法, 最热衷于介入“主流”, 最担心被边缘化。前几年我提出“字本位”理论, 颇不为主流观点所喜, 有好心朋友就劝我, 不要别出心裁, 还是跟主流走比较好。第三, 语言学界最迷信权威, 我至今没有看到过对权威人士, 哪怕是说了无数错话但名气很大的人物 (如钱玄同) 的认真批评 (除了反右和“文革”期间政治和肉体上的“批判”之外) 。对于洋名人、洋理论更是崇敬有加, 外国的理论还没产生、更没引进, 就已断定是“先进”的, 肯定适合汉语的, 而且是发展中国语言学的“强大动力”。三十年以来, 我也没有看到有过对国外语言学理论的认真批评, 其拜倒在洋人脚下的情况比“文革”前有过之而无不及。第四, 与第一条有关, 在一片莺歌燕舞的歌功颂德声中, 就必然会掩盖、回避曾经存在过的问题。本来, 理论上有偏差, 工作中有失误, 这在任何学术研究以及实践中是难免的, 照一般人的天真想法, 承认了、改正了, 也就是了。但语言文字学界仿佛不是如此, 坚持错误、固执己见的情况比任何学科都严重。特别是因为有些事情涉及政策, 于是就仿佛有了护身符, 明明错了, 也不肯认账, 甚至严重的失误也讳莫如深。例如1977年12月作为“粉碎四人帮的成果”公布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 在一片反对声中, 一直拖到1986年才宣布废止, 其间发生了什么?指导思想和理论上出了什么问题?谁应该承担责任?“二简”与“一简”的关系如何?从“二简”的失败中应该吸取什么教训?我们这些“局外人”都无从知道, 在世纪之交的回顾时当然也不会提及, 也许这件事将永远成为历史之谜。又比如, 1952年成立, 曾经权倾一时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1986年悄然改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意味着国家语言文字政策有了重大调整, 轰轰烈烈搞了一百年的汉语拼音化运动由此画上了一个句号。但这么重大的一件事, 语言文字的理论学界似乎无动于衷, 既没有人对背后的理论交锋作出交代, 也没有人对30多年文改会的功过进行总结, 路线调整是出于什么理论思考?是战略调整还是策略调整?对拼音化道路是全盘否定还是留有后路?我们也没有听到过什么明确的解释。这些都为今天语言文字学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的问题埋下了隐患。就是最近这次“规范汉字”的制订, 也由于过程不透明, 也给群众造成了“3000人搞了8年, 只给44个汉字整了容”的印象。尽管我们能够理解具体主其事者的苦衷, 但并没有人希望由此引起一场认真的学术争论, 从理论上为以后类似的工作打下基础。莫名其妙地抛了出来, 不明不白地收了回去, 而“主流语言学界”对此表现出了惊人的冷淡。似乎从来没有人想过, 问题如果不解决, 就会永远是个问题。这样, “四不”精神的缺乏, 就使语言学界的认真“反思”, 成了可望不可即的奢望。在这样情况下, 具备“四不”精神像江枫那样的学者, 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同样, 只有在此前提下, 才能进一步讨论“四敢”的问题。从江枫先生的几点主张来看, 他也确实具备了这“四敢”的勇气。第一, 他敢于面对现实, 正视百年来汉语汉字研究中的重大问题, 不盲目歌功颂德。第二, 他敢于从无疑处生疑, 挑战语言学界视为“常识”的问题, 不为“权威”们摆出的架势所吓倒。第三, 他敢于直击语言文字研究最根本、最基础、最核心, 同时也是最要害的问题, 不怕动摇当今整个语言文字学的大厦。第四, 他不惧站到主流语言学的对立面, 勇当少数派。这样的精神, 几年前我在徐通锵先生身上看到过, 今天很高兴地又在江枫先生身上看到了。徐先生、江先生们的观点、主张或许还有可以有讨论、商榷的余地, 但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精神, 却是中国语言学 (以及所有其他学科) 发展的根本动力。

下面我们来具体看看, 江枫先生提出的三“不承认”两“主张”, 是如何在向一个多世纪以来视为当然, 视为“常识”, 甚至有时成为政策依据的一些主流语言文字理论挑战, 其重大意义究竟何在。要说明的是, 他反对的这些理论, 有的是舶来品, 有的则是国内某些人一厢情愿的发明。

第一个“不承认”, 它所针对的就是“现代语言学”的基石之一———所谓文字是语言 (实指语音) 的符号, 因而是“符号的符号”的理论。据说这理论是“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提出的, 因而成了“现代语言学”的护门之宝, 一些人动不动就会祭将出来吓唬别人:“文字是语言的符号你懂不懂?这是语言学的常识!”只可惜这个“常识”却经不大起实践的检验:如果说国际音标是记录语音的符号, 我们还可以相信;而对于一种发展成熟的语言, 哪怕是拼音文字语言而言, 要说文字只是记录语音的符号, 我们实在不敢轻信。法语oiseau是记录[wazo]的符号吗?英文中UNESCO这个单词, 更与其说是记录[juneskou]这组音的符号, 不如说是先有了这个字母缀合的单词, 才有了后来的读音, 此例仿佛说明读音才是文字的符号;而对于像汉语这样的语言, 要人们相信“人”就是为了记下[ren]这个音而造出来的, 那非得有特别丰富的想象力才行, 特别是换个说方言例如说上海话的人, 他还会说“人”和“宁”是同音字呢。其实把这个理论的发明权放到索绪尔身上, 也是有意无意的曲解, 套一句老话说, 这是“打着索绪尔的旗号反索绪尔”。这个理论实际上是2000年前的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索绪尔的主张与之有本质的不同, 他认为“有两种文字体系”, 如果表音体系文字还勉强可说是“符号的符号”的话, 则以汉字为代表的“表意体系”文字根本“与其读音无关”, 这是对亚里士多德理论的有力反拨。把索绪尔认为属于表音文字语言的“符号之符号”说硬套到属于表意文字语言的汉语上, 本身就是对索绪尔理论的背叛, 怎么能成为现代语言学的基石呢?但就是这么一个被曲解的理论, 从上世纪20年代引进之后, 至今仍是国内各种版本《语言学概论》甚至《汉字学概论》开宗明义的“常识”!这一“理论”对百年来中国语言学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正是受其支配, 中国语言学家才心甘情愿地把中国人使用了几千年的汉字踢出了语言研究的殿堂, 把有了几千年历史的汉语研究传统弃如敝屣, 生生割断了历史, 割断了传统, 从而把20世纪以来的汉语研究牢牢地绑到了建立在拼音文字基础上的西方语言学战车上, 还自以为是这就实现了语言研究的“现代化”!以至今天, 到了希望重振中国语言学雄风的今天, 人们却发现已找不到回家的路, 找不到中国语言学的路究竟在哪里, 于是只能自我安慰地跟着别人后面跑, 滑到哪算到哪。要不然, 一个堂堂大国的语言发展规划, 怎么会把希望寄托在“持续不断地引进”外国先进的理论呢?说到外国理论, 还得补充一句, 即否定“文字是符号的符号”说的, 中国有, 外国也有。早在300年前,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就提出文字不必与语言相联系;到了20世纪下半叶和本世纪初, 更有法国哲学家利科以及德里达, 还有英国著名语言学家罗伊·哈里斯, 他们先后都提出过语言文字有不同起源的主张。我们那些热切盼望“不断引进国外先进理论”的人对此怎么忽然就不热切了呢?

第二个“不承认”是针对所谓的“表形-表意-表音”的文字发展三阶段论。这个理论也起源于国外, 是19世纪中叶后庸俗进化论的产物, 但变成这么明晰的三阶段说却是在国内完成的。如果说文字在历史上确曾有过象形、表意、记音这三种形态, 那是从世界范围内, 从总体上去观察的结果, 但它往往是在不同语言中发生, 只不过正好在时间上先后相承, 例如在古埃及的象形表意文字, 传到腓尼基后产生了表音文字, 并不是埃及文字本身变成了表音文字。事实上, 从局部、从一个个具体语言去看, 至今没有发现有完整经历过三个发展阶段的文字。既然历史上没法找到, 就只能寄希望于未来。由于古老的象形文字除汉语外现在都已死亡, 要证实三阶段说的唯一指望就只能落在汉语身上:什么时候汉语变成了拼音文字, 这“三阶段”论就会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得到完美的呈现。这大约就是为什么“三阶段”论在中国特别有市场的原因吧?吊诡的是, 三阶段论的起源是在西方, 但最起劲的鼓吹手却是在东方, 是中国的那些痴迷文字改革的“专家”, 因为他们与这条理论已建立了休戚与共的利害关系, 一损俱损, 一荣俱荣。主张汉语走拼音化道路的主要理论依据就是这条理论;而一旦汉语拼音化实现, 又反过来证明了这条理论的正确。1986年之后, 为什么还有人抱着拼音化不肯放, 一下说要“并存”, 一下说要“竞争”, 在实践中更是时时不忘一有机会就把汉语拼音当作实际上的语言来使用、推广 (例如“汉语拼音正词法”的研制、“拼音识字、提前读写”的实验等) , 而不顾这些实际上都违反了国家语言文字法?就因为这种不服输的心理在作怪, 幻想会发生什么奇迹, 拼音化会突然起死回生。这些人不想想, 拼音化已经试验了上百年, 曾经拥有过最好的时机、最大的资源、最广的支持, 但最终以失败告终;现在还想继续把亿万人当作实验室的小老鼠, 来证明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理论, 未免也太不厚道了吧?而这条现在看来十分荒谬的理论, 对中国人民语言生活的影响真是太大了, 100年来中国人的整个语言生活, 包括语言学家们的研究生涯, 几乎都处在“拼音化道路”这条主线的笼罩下, 一些重大的语言文字活动, 包括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革命, 现代汉语语法的建立及成为语言研究主流, 国语运动及推广普通话, 简化字运动, 直至文字改革走拼音化道路, 等等, 无不与之有关。只是其中有的是正打正着, 有的是歪打正着, 有的是正打歪着, 有的是歪打歪着而已。而由于这条“理论”没有得到清算, “拼音化道路”仍然死而不僵, 不少场合人们的语言生活还受到“拼音文字”幻想家的裹胁, 因而认真地讨论上述诸问题的利害得失还为时尚早。但可以相信, 随着中华民族的复兴及中国语言学的重振, 这些问题终将会一一进入人们研究的视野。

第三个“不承认”, 是不承认汉字演进有一条所谓“从简从俗”的发展规律。相对于上面两个问题, 这个问题相对较小一些, 但它正好涉及了繁简之争这个当前社会的热点问题, 还是值得谈一谈。我认为这个“不承认”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 从问题本身看, 江先生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 根本就没有“从简从俗”这样一条规律, 这是当今某些实际上不懂汉字发展史却偏要以专家面孔出现的人杜撰出来的, 认真的文字学家从来不会这样说。“从简”还可说是汉字发展趋势之一, 但不是唯一;说“从俗”也是规律那简直是胡说八道, 闭着眼睛说瞎话。汉字演变的趋势并不是单纯的, 李荣先生发表于1980年的名文《汉字演变几个趋势》中就总结出了10条趋势, 其中有简化也有繁化, 有合并也有分化, 有同音替代也有同义替代, 但就没有一条是“从俗”。唐代颜师古写的《匡谬正俗》, 对后代文字发展有很大影响, 从该书的标题就可以知道, 根据汉字使用的传统, “俗”与“谬”实际是处在同一地位的, 都是“匡”或“正”的对象, 怎么会成为发展趋势呢?江枫先生主张文字发展无所谓从繁从简, 其规律实际是“经济有效、繁简视需要”, 这是用最通俗的语言概括了李荣总结的汉字演变规律, 可说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真理。另一方面, 透过这个问题, 还可使我们想到繁简之争的复杂性, 江先生否认“从简从俗”, 但也没有肯定“从繁”, 两者都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也都不可能成为单向的“规律”。汉字问题究竟应该怎么解决, 我们还应谋求新的解决办法。江先生的“经济有效, 该繁则繁, 该简则简”, 就是一个重要启示。

至于江先生主张的“拼形化才是文字发展规律”可说是醍醐灌顶, 发人猛醒。其实早在1976年, 美国语言学家Mark Aronoff就已经提出, 现代英语构词的本质是“以词构词”, 而国内的“字本位”也一直强调“以字构词”, 却没有人想到, 这两者其实是相通的, 两者都可统一在“拼形是文字发展规律”的精神之下。江枫先生一语点破, 真给人有大梦初醒之感。我敢断言这一见解必将引起语言文字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并在国际上产生影响。

江枫先生并不是语言文字学名家, 然而竟能在语言文字学上有如此造诣, 足令我辈钦佩。借庆贺江先生八十华诞之际, 我们谨祝先生健康长寿, 为国家的文化事业包括语言文字学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服装的振兴之路论文 篇2

—上海组合港办公室主任王明志先生

港口发展与经济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特别是刚才国务院研究室的陈文玲司长将其进一步上升到了更高的层次，她提到港口产业是综合性、战略性、先导性的产业。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我们国家的经济振兴之路和港口发展的关系是怎样的。

第一，中国经济腾飞的过程与要素。我们经济腾飞的起点是从改革开放以后。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深圳由一个小渔村发展到了现在，上升到了世界集装箱第三位的大港。我们国家的经济振兴之路实际就是港口经济发展之路。随着深圳港口的发展，深圳经济的进一步开放，出现了重大的行政管理体制的不断升格。国家的第一轮改革开放是从四个特区开始，从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开始。然后批准了14个沿海开放城市。四个经济特区开放形成了国务院新一轮沿海经济布局。西部西南经济区、珠三角、海西以及到长三角、渤海湾、天津、河北、山东经济半岛经济区全部是围绕这个战略开展的。我们国家的经济振兴之路实际就是港口发展之路。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要素，无论是建立沿海经济开发区，还是建立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全部都是以港口为基础，推动相关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发展。通过沿海的改革开放带动了港口的大力发展，由于货物经济的增加，加强了沿海的基础设施建设。专业化要求提高，加强了专业化码头的建设。运输效率周转速度加快的要求，推进了世界船舶泊位的大型化。由于对货物便利和操作安全的要求，进一步增强了出入境港口管理水平。形成了高层重视、增加投资、出台增侧、扩大自主权的发展过程。正是由于客观需要和国家改革开放的需要，各级交通主管部门积极加强研究设施建设，以及出台政策，推动沿海经济区的发展。同时，作为国家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大力发展沿海港口，出台了一系列的吸引外资、凝聚社会资本、鼓励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进一步配合国家战略，加强了通关设施的改造，提高了港口效率。国家扩大内需战略的实施，又进一步向内地延伸。国家的经济振兴之路带动了沿海港口的快速发展。

讲到中国港口的发展成就，我们很多方面都成为世界第一，装卸效率也是世界第一，集装箱造箱量也是世界第一。在1996年，进入全世界前10位的大陆港口没有一个，只有上海港的发展规模最大，进入了世界的第17位。这充分说明中国港口在改革开放中的地位非常重要。

从下一步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央的判断非常准确，“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在这个阶段，我们国家的经济仍然大有可为，但面临的国际形势更加复杂，国内经济形势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

从经济发展来看，对港口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总的来看，中国港口的发展水平要继续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发挥重要支撑、引领和推动作用。要重视国家外需和内需的有效结合，保证国家战略的有效实施；要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转型。要率先保持科学快速发展，注意资源节约，加强环境保护，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

从我们国家港口发展的基本特征来看。从沿海港口来看，通过第一轮改革开放带动沿海港口发展，现在已经具备较好基础和良好设施，能力居于世界前列，吞吐量位于世界第一位，正在进入重要的转型发展时期；从国内港口来看，还处于加快发展阶段，设施、能力、技术、管理、服务水平还有待于提升。要适应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要适应国家港口航运以及相关行业发展的需要。国内沿海港口地位还需要继续提升，内河港口的发展需要大力加强。

从中国港口发展趋势来看。第一，全国沿海港口布局要进一步优化，是适应未来经济发展的需要；第二，内河运输要快速发展；第三，加快建设以港口为枢纽的现代物流系统。不论是改革开放初期以外向型经济发展为主，也包括现在以扩大内需为主，加强国内货物的交流，港口始终是货物交流的基地和结点，要在全国确立这样的概念，才能保持我们国家相关产业的发展更加有效、更加合理。从政策调整方向来看。第一，进一步优化全国的港口发展布局，统筹利用优质资源；第二，继续加快沿海港口体系建设，促进沿海干支综合运输合理衔接；第三，加快发展现代航运服务，提高综合服务能力。也正是国务院在2009年出台的19号文件中特别强调了要发展现代航运服务，这也正是我刚才的判断，沿海港口已经到了转型发展时期，不但要保持传统装卸业务的优势，更要重视现代

航运服务的发展，才能提高我们国家港口对经济贡献的重要作用；第四，加强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许多政策的突破还有待于在某些方面进行实验，这也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总结的重要经验。在港口行业发展过程中，仍然需要在许多重大政策方面进行突破。因为我们已经到了关键时期，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调整；第五，大力发展内河航运，推进全国内河航道港口建设；第六，加强建设综合运输体系，增强运输整体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水运发展将上升到重要地位，特别是内河运输将体现出更大的经济技术优势，促进内陆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中国当代经济发展趋势，从地理上看，有沿海经济、沿江经济向内陆经济转移。从结构上，由原来的自给经济、外向型经济向综合型经济发展。从大部类来看，从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变。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从粗放向集约转变。从资源来看，由完全依赖国内资源向更多利用国际资源着眼。从货量来看，从世界各地转移过来的制造业将会保持相当长时间的优势，高技术的设计、创新、发展将加快发展。

从港口经济发展趋势来看，由沿海的临港经济、城市经济向腹地经济发展。内河将加快发展临港经济、工业经济和物流园区。内陆地区将加强与进一步加快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加强与沿江、沿海经济的联系，扩大货物与沿海发达地区和国外的经济交流。临港的经济发展情况应该是由传统服务、综合服务向高端服务延伸。内陆地区主要是依靠第一阶段，发展第二阶段。沿海地区主要是巩固第二阶段，发展第三阶段。

从临港经济发展方向来看，应该是沿海临港经济发展已经形成规模，特别是传统港口服务基本满足一定时期内临港工业、出口加工化工冶炼、火力发电的需要，将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调整临港经济结构，侧重发展高附加值、低污染、节能、绿色项目以及现代航运服务项目。内陆沿江沿河经济对于传统港口服务和初级加工、石化、电力、大进大出项目仍然具有较高需要，将会成为“十二五”快速发展阶段。内陆无水港临港经济将会通过一定的集疏运方式加快发展，与沿江形成连接通道。

促进临港经济发展的几点想法。沿海地区应该侧重优化结构、调整重点、加快改造、完善体系，发展现代航运服务，提高服务水平和附加值。沿江及沿河地

中国服装的振兴之路论文 篇3

山茶花花型规则,淡雅清新,不及牡丹雍容华贵,经过中国能工巧匠之手,将植物用一针一线表达,让花朵盛开在乌木漆面上,又以屏风的形式出现,把几种不相干的艺术形式结合在一起,造就一种新的和谐美,唯有用巧夺天工四字形容,这应该算是中国应用艺术登峰造极的典范之一。但是,中国人对山茶花的发掘与探索似乎到此为止。在二十世纪的几十年间是法国的香奈儿女士让山茶花真正成为世人皆知的时尚符号,开启了时尚新风。

香奈儿不但利用斜纹呢布纤维的特性, 制出了与真花造型极为相似的布艺山茶;而且用宝石和贵金属雕琢的山茶,作为首饰、腕表;香奈儿女士故去后,后继者又把这种造型运用在化妆品上。在香奈儿的时尚世界中,山茶花成就了香奈儿的造型之美,与此同时,香奈儿女士把解放女性身心作为设计的中心元素,其设计成为对法国墨守礼法惯例的跨越和挑战。20世纪二十年代,香奈儿设计了不少创新的款式,例如针织水手裙、黑色迷你裙、樽领套衣等。同时,香奈儿从男装上取得灵感,为女装添上多一点男儿味道,在二十年代,女性只会穿裙子,她又一改当年女装过分艳丽的绮靡风尚,例如将西装加入女装系列中,又推出女装裤子。

为什么同是山茶花,在中国前人手中是精美的工艺品,而在一个外国人手中却能掀起全新的时尚风潮? 在历史众多答案中,肯定都包含一个关键词,创新。香奈儿女士的创新,不仅仅限于形制,更是一种思想的大胆解放,是与欧洲传统思想桎梏的对抗。她的创新可以说是迎合时代思潮,把女性从繁荣浮华的奢靡中解放出来,为时代注入一股清新之风,在短短几年间获得大批拥趸。反观中国,我们在理论层面已经意识到了创新的重要性, 加强文创产业建设的大环境给中国创造了很好的政策支撑,但在实际中,我们还有很长的创新之路要走。我个人对中国设计创新的理解:“创新”所对应的是“持旧”,所以创新并不是坐在桌前拍脑袋凭空想出一个以前完全没有的古怪物,而是应把握好中国上下五千年积累的丰富的、优秀的精神财富,在整理、归纳、总结旧有的基础上,抓住其核心精髓的内容,进行一定的发展、融合、升华。

中国总称道有五千年的灿烂文明, 但这些历史和文明在今日生活中传承甚微,大多躺在教科书,或保护条件不佳的博物馆里,随着时间慢慢消逝。我们成了有历史但无历史感的民族,坐拥文化艺术的宝库却不能善加运用。前几天看过一篇帖子,说如今的大陆,毛笔字不如日本人,汉诗不如台湾人,新文学不如香港人,连节日都被韩国人抢走了。其实这样的例子在服装产业上也有体现。比如日本的和服、韩国的韩服在钢筋水泥的城市中依然拥有尊贵的地位, 作为节日或正式场合的礼服,而且在设计、制作方面不断推陈出新,满足当今人的口味走在日本街头,随处可见穿和服的女士,不管是正值花季的高中生还是头发花白的女士,都将自己打扮得干净素雅,脚踩木屐、头戴发簪、步幅优雅,给大都市增添了一抹和谐的古韵。中国前些年曾经红极一时的唐装,并不是传统的唐朝式服装,而是用带有古典祥瑞花纹的绸缎面料, 按中山装的样子照猫画虎制成。这样的服装既没有“持旧”的风韵,又没有“创新”的设计,毫无生命力又不成体系的产品很快就在市面上消失了。

没有创新的附加值,中国又有大批人要养活,在风云变幻的大市场中,“世界加工厂”也就成了中国的必选题。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我国的服装产量、总产值、出口量及出口创汇均居世界第一位。自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路线以来, 中国一直把引进外资和振兴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人民币汇率低下及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吸引欧美企业纷纷在中国投资建厂,开展出口加工贸易。迄止2007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排名世界第四,外汇储备更是高达1.5万亿美元。中国由此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中国制造”为全世界贡献了物美价廉的商品。

纺织业是“中国制造”的一个典型代表,但服装制造业繁盛的背后, 是中国不断以廉价劳动力生产海量物美价廉商品换取微薄利润的窘境,中国制造至今仍处于“微笑曲线”的最低点。以中国苏州绣娘作坊和法国Lesage刺绣工坊为例,在法国, 手工劳作是捧着金饭碗的工作, 特别是在香奈儿并购Lesage成为其卫星公司后 , 绣工年收入可高达十万欧元以上而在中国苏州,一个技艺好的绣娘为日本商人绣和服腰带,三个月才能完成一条,每个月却只有两三千元的收入。

因为缺乏创新, 让同是为数不多的掌握着高超传统绣技的女人,境遇有天壤之别。中国的刺绣人,绣的还是祖母级的传统龙纹凤饰、工笔画草;虽然现在一些旅游纪念品也引入了刺绣元素,但大多是为了迎合市场而粗制滥造的一些廉价物观赏价值有限,品质也难以持久;还有就是为国外时装品牌做廉价的劳力。坊里来了外国设计师做好的图纸,配好的布料绣线, 中国绣娘便开始辛苦地为国外品牌生产第一道二道的初步加工品。而法国Lesage却注重人的培养,在一百年间培养了无数优秀刺绣设计师。早在二十世纪初,Lesage就开设了刺绣学校,培养了很多世界级的时装刺绣设计师。Lesage每一年都要推出100种绣样,供世界各地的设计师参考。更重要的是工坊还将这些绣品设计归纳整理, 形成了全球最大的时装刺绣资料库,迄今保存有约4万份刺绣样本。

Lesage的例子也证实了创新的力量。创新才能使品牌拥有“稀缺价值”, 即在品牌符号识别统摄下建立起来的权威、优质、魅力等的综合表现,能让一个品牌产生更大收益,无形中使整个产业乃至国家的竞争力变强。

其实香奈儿和Lesage在中国并非无法复制。我个人认为中国服装产业应在设计方面的创新发展应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产业结构升级、信息平台共享、高级人才培养三方面的革新,三者缺一不可。

产业结构升级, 即使服饰企业及相关企业形成服饰品牌的集聚化、配套化、特色化区域。比如香奈儿不仅收购了Lesage的刺绣工坊, 而且分别收购了Desrues珠宝工坊、Lemarie羽饰工坊、Massaro鞋履工坊 、Michel制帽工坊 、Goossens金银饰工坊、Guillet花饰工坊,以企业并购的方式保留了传统民族技艺。鼓励时尚品牌、基本型时尚企业与优秀设计师联手,使服饰企业有更多的个性化设计、专业订货,小批量生产,并加大技术改造的力度。比如像H&M,每季都联合国际大牌设计师为其设计新品,在高阶品牌中打造“设计师系列”,加上线上线下大范围的宣传,在行业中异军突起。H&M将设计师设计稍作简化之后进入工厂流水线制作,这样大大降低了高级定制的成本,又提高了产品身价,让惠于消费者。

信息平台共享, 即建立资源数据库, 囊括现有的各种资源,如原材料、辅料企业、加工企业所拥有的产品资源、设计师资料、企业和高等科研院所的新技术支持,等等。将这些资源进行纵横分类整理,在平台内部实现需求和资源的对接,实现服饰信息资源共享,促进交流和合作,优势互补。类似于Lesage的刺绣资源库,将中国现有的服装产业资源分门别类,便于设计师有更多的选择余地,避免闭门造车的尴尬。比如平台中有中国偏远地区某扎染工艺的资源, 可以对接到希望传承并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年轻设计师, 把中国传统工艺经过全新设计推向市场,这样既节约设计成本,又继承发展传统工艺,一举两得。除了在市场内部进行资源对接,也可以扩展到学术和其他商业领域。例如哈佛女孩乔婉珊,在研究“如何持有效挑战贫困”的课题时,选择了藏区牧民牦牛织物用现代工艺进行改良革新,制成符合现代审美和品质的纺织品销往城市。如果资源平台能收录到藏民的牦牛纺织品信息, 那么乔同学甚至更多的致力于开发中国濒临消亡纺织文化的人就可以更快速更精准地找到信息并及时对接。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高级人才培养。将散落在民间的刺绣、织染等传统技艺融入现代教学;提高服装产业方面专业学校的师资力量,吸纳更多优质人才;鼓励学生走出去,吸收外国先进经验,运用于中国传统元素中,发扬中国服装新风现在在国际时装周上和各大电影节的红毯上, 已经出现了不少中国设计师的作品,如范冰冰“丹凤朝阳”的设计师许建树米歇尔奥巴马夫人国宴礼服的设计师吴季刚, 以及时装界的殿堂级设计师王培沂、婚纱女王王薇薇,在他们的设计中,都融入了很多中国文化的影子。

以上是我结合当今中国服装产业的一些现状, 对中国当今创新之路的分析和见解。中国要想形成“中国设计”,还有漫长而艰辛的路要走。但是值得庆幸的是,现在中国时装人已经有一些在国际时装界崭露头角, 在现在文化改革的推动下,相信会有更多更好的中国服装设计走向世界。我作为一名即将赴美学习服装设计的留学生,也希望在走出国门之后,能学习到更多西方先进的设计理念和思维方式,为中国的服装产业作出绵薄贡献,更希望在可预见的历史时期内,经过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努力,有朝一日中国服装产业能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

摘要：本文对中国服装产业停滞于中国制造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以法国知名服装品牌香奈儿为例,阐述了外国在服装产业发展方面的有力措施和显著成绩,并提出了中国服装产业创新发展的三个途径,即产业结构升级、信息平台共享、高级人才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