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共12篇）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篇1

摘要：众所周知,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源远流长。在众多的研究和讨论中中国文化经久不衰、众所纷纭。在西方文化中, 宗教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在中国文化中, 宗教的地位和功能基本上是由哲学来承担的。什么是中国哲学?它与中国文化有怎样的关系呢?

关键词：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精神,天人合一

一、中国哲学

宗教因畏惧生, 科学因适用而生, 哲学因探求万物存在之因而存在。中国哲学产生于距今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代, 最初是为了为政治国、治水平土, 即最早的政治哲学。中国哲学鲜明的民族性, 它反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格、价值观念、社会心理、认知结构、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等等。简言之, 它反映了中华民族的自然观、伦理观、认识论、方法论和历史观。在《周易》中蕴涵着了中国诸家哲学思想。

儒家以孔子、孟子为代表, 其哲学基本倾向是“祖述尧舜, 宪章文武”。注重伦理道德, 崇尚礼乐仁义, 主张德治仁政, 充满实践性伦理和政治哲学。道家是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 它的哲学倾向是崇尚自然为主的天道观, 强调人们的思想行为应该符合“生而不有, 为而不恃, 长而不宰”。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 认识上主张“绝圣弃智”, 在人生上追求超脱和逍遥。法家以商鞅、韩非子为代表, 其哲学倾向主张法制、重农抑商、以战求强, 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佛家则是印度佛教哲学的中国化, 即印度佛教与中国儒家, 特别是与中国道家的结合, 其主要代表是禅宗。

中国哲学的特点是文简而义丰, 一语而多义。中国哲学研究的主要是如何做人, 如何做圣人, 探究人生的价值, 人生的意义, 是一种现实哲学, 是一种现世哲学, 是一种实践哲学。中国哲学强调天地人物我的通感, 整体和谐和动态圆融, 就是所谓的天人和一思想和和合精神。中国哲学注重现世性的道德修为和建功立业, 强调学以致用。

二、中国文化精神

所谓中国文化就是中华文明在历史长河中的文化积淀。它包括自然和人文学科的各个门类, 内容丰富多彩。中国文化绵延流传, 通古贯今, 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从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方面来说, 中国文化既有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 还有儒释道的结合以及少数民族的文化。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天、地、人三才, 人居于中心地位。天人之间, 人为主导。在儒家学派中, 一贯反对以神为本, 坚持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思想。人文主义的重要特征与表现体现在道德实践中。强调个体道德实践的自觉性。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肯定了人的价值, 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和自觉性。

“贵和尚中”是指崇尚和谐, 追求中庸之道。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注重宇宙自然的和谐, 人与自然的和谐, 尤其是人与人的和谐。孔子主张“礼之用, 和为贵”, 提倡重和去同的思想, 肯定了事物发展的多样性, 表现出了有容乃大的宏大气魄。中庸之道是在“和”文化下的体现, 是为人处世的具体准则。

刚健有为, 是中国人积极态度的体现。它凝聚了民族的向心力, 具体表现为日新和革新的思想观念。刚健有为, 自强不息是坚持独立人格思想的体现, 正如孔子所言“士不可不弘毅, 任重而道远。”

三、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精神

哲学以自己的方式揭示了人类发展历程中复杂的实践关系, 它是对思维、社会和自然知识的概括与总结, 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 是人类性的伟大事业。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形式、性质展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代的特征, 这些时代特征通过中国哲学内涵所体现出来。因此, 中国哲学对中国文化精神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

首先, 中国哲学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外在折射。哲学理论反映文化精神内涵, 在宇宙观上中国哲学植根于“天人合一”的观念之上。儒家博施济众,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的仁心,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思想。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要求人们生活要服从自然界的普遍规律。而人类道德的最高准则与自然规律之间是一而二, 二而一的, 这就使得中国人的思维观念并不是简单的“合一”。它是一个对立而又统一的, 双方有着密切联系的“合一”。因此, 这一过程早就了中国文化中所特有的辩证发展、整体合一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观念进一步推动了人们成己成物, 人我交融的现实人合格和品质, 不断效仿自然界万物发展之大道, 尤其是天地之间的刚健日新和厚德载物, 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追求和谐大同社会的共同理想和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

其次, 中国哲学影响了中国文化精神价值取向的发展。哲学用一种批判的态度来审视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不断地构建新的世界观、方法论, 推动人类文化的发展与进步, 规范人的行为。在中国哲学的熏陶下, 中国文化精神形成了中庸的价值取向。中庸之道也被视为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价值原则。孔子认为, 中庸是一种最高的品德, 它是长久发展的真谛之所在, 也是达到和谐境界的有效方法。中庸之道的价值取向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与进步, 规范了人们的行为, 指引了社会发展的向度。

最后, 中国哲学引领着中国文化精神的发展。哲学对于文化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性, 它规范了人们的实践活动。人离开了正确的指导, 就会受到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约定俗成的规范的惩罚和制约。因此, 只有在辩证法和唯物史论的指引下, 人类文明才会逐步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哲学对于人类的进步具有向导作用, 同样中国哲学引领着中国文化的进步。

总之, 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哲学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结晶, 中国文化精神丰富了中国哲学内涵。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 哲学思想对时代文化的产生起到了推动作用, 它总结提炼了文明成果的结晶与精髓, 可以说它是文明成果的核心与灵魂。反之, 离开了中国文化, 哲学思想也就不复存在。没有文化的哲学是不可想象的。因此, 我们只有对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有所了解, 对中国哲学思想有深刻的认识, 才能理解中国文化与哲学的关系, 才能进一步的撷取文化中的哲学基因, 哲学中的文化精华。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期, 我们更应该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有深刻的认识, 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1]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 [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2]冯友兰, 赵复三.《中国哲学简史》[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年版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篇2

中国传统文化虽然经历了盛衰变迁,但始终延续不绝,是世界文化史上延续时间最长、最具特色的文化之一.本文从刚健自强的基本精神、以德育代替宗教的优良传统、非凡的包容会通精神、天人和谐的科学理念、以人为本的人文传统、贵公贱私、报效祖国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存大同、求小异的中庸主义思想等方面论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作 者：刘艳  作者单位：株洲工学院经管学院副教授 刊 名：船山学刊 英文刊名：CHUANSHAN JOURNAL 年，卷(期)：2004 ”"(3) 分类号：G0 关键词： 

★ 论哲学基本问题

★ 论中国先进文化的基本特质和价值目标

★ 《金刚经》的基本精神

★ 科学精神的概念及其内涵

★ 论中国读后感

★ 哲学论域中的自我

★ 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

★ 关于中国哲学经典名著读后感

★ 中国精神读后感

重构现代中国文化精神 篇3

这些影片里体现的中国元素,确切地说,应该叫“中国传统元素”。从那些在外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关键词可以看出,那些盛开在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又在悠长的岁月里始终绵延传承的传统文化,始终是中国文化输出的主力。与现代中国的崛起相呼应的,却还是传统元素的发扬光大,这是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

另外两个关键词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不可否认,虽然那个时期我们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交恶、我们的国家很贫穷、我们的人民很狂热,但“红色中国”的力量经由自上而下、全民统一的狂热给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暂且不论那时候的价值观和社会秩序是否合理,但那个时期有一种一致的认同和归属感,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力量,并最终成为鲜明的记忆符号。

单以纯文学领域来举例,先秦时期有诸子百家,汉有赋,唐宋有詩词,明清有小说,而这些,相对于浩瀚的中华文化,不过是沧海一粟,冰山一角。无论诋毁破坏还是盲目追捧,它都像一道坚实的背景,映衬在每个中国人的身后,宠辱不惊,连绵不绝。反观我们生活的时代,面目模糊、庞杂而无序,没有什么能代表现代中国。我们迫切地需要重建“中国名片”,所以我们举全国之力,办奥运、办世博。如果一个外国游客在参观完世博会之后,再提及中国,除了上述关键词外,还能记住不同于以往的中国标志。那将是世博会最大的成功。文明和文化之所以能长久存在,是对历史的尊重和积淀,是对现在的创新和发展,是对未来的宽容和预见。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尊重的远远不够,创新更是无从谈起。这是个文化断裂的历史时期。重构现代中国的文化精神,已成为一个时代命题,毫不夸张地说,决定着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7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作出重要指示,8月,文化部部长蔡武接受媒体采访时,连发六问,直击当前社会文化建设的“软肋”;本月,文化部副部长欧阳坚接受本刊特邀,撰文阐述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的基本情况和方向。各类媒体上,关于“文化”掀起了一场大讨论,隐然呈现出“新文化运动”之势。

中国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 篇4

奥林匹克运动历来强调体育与文化的结合, 奥林匹克运动既是大规模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产物, 同时又促进、推动着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奥林匹克运动不是单纯的竞技体育, 而是国际间文化传播与融合的良好途径和载体。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 奥林匹克运动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社会文化现象, 给人类社会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奥林匹克运动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杰作, 构成了现代社会所特有的体育文化景观, 以其特有的文化魅力愉悦人们的身心, 更以其强烈的人文精神催人奋进, 生生不息。

奥林匹克精神是顾拜旦最早提出的, 它是奥林匹克理想的具体体现。《奥林匹克宪章》中概括地提到“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相互理解的奥林匹克精神”, 但这还不是奥林匹克精神的全部内涵。在探讨奥林匹克精神时, 应把它与奥林匹克主义、格言看成是相互关联、统一的整体, 而不是相互分离、排斥或对立的, 它们都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指导思想。

奥林匹克精神是人类共同创造、享用和追求的一种美好理想, 其主旨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 为建立一个和平美好的世界作出贡献。这正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之所以能够超越历史的空间、排除不同社会制度的政治障碍、把不同肤色的民族凝聚在五环旗下, 以及成为当今世界除了联合国和战争之外, 其规模和影响是任何一个国际组织和国际性活动所无法比拟的重要原因。

奥运会不仅是世界体育盛会, 也是世界文化盛会。在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中, 除了体能的竞赛之外, 已加入了音乐、舞蹈和诗歌的比赛。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各主办城市更是注重开幕式和闭幕式的文化含量, 使其成为具有民族文化的鲜明夺目的展示。在奥运会期间, 不仅要举办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 还要进行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因此, 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是一次让世界真正认识充满魅力的中国文化的机会。

北京奥运是弘扬中国传统“和谐”思想的有利契机。中国自古就有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 中华文化历来就有兼收并蓄、富有包容性的特点;和谐而不千篇一律, 不同而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 不同以相辅相成。“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兼收并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鲜明特点, 这与奥林匹克追求的团结、友谊、和平的宗旨是一致的。

中国传统文化绵延不绝, 其一脉相承的精髓就是“和”, 包含和平、和解、和睦、和谐、和乐、和美、和合、和祥等意。“和谐”思想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十分重视宇宙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以及社会各因素之间的和谐, 对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影响可谓深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中国传统“和谐”思想有利于解决当今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国际纷争、人际关系冷漠、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传统“和谐”思想的理论基础, 就在于中国文化基本精神与奥林匹克思想体系之间在人类共同价值观念的表达上存在着某些一致性, 例如奥林匹克运动的目标在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促进和平社会的建立, 而中国传统“和谐”思想同样注重社会稳定、和平。

人文奥运作为北京奥运的三大理念的核心, 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融合的理念。人文奥运是通过奥林匹克运动会直接形成的、以奥运活动为主线、以各国人民的广泛参与为基础, 以及通过组织丰富多彩的奥运竞赛及文化活动形成的奥运参与文化现象或景观。人文奥运突出强化了奥林匹克主义原有的和谐思想, 也挖掘了中国文化精髓中的和谐思想。环境已经成为奥林匹克支柱之一, 北京奥运三大理念之首的“绿色奥运”, 不仅符合当今世界绿色环保的潮流, 顺应了奥林匹克运动的环境要求, 从其本质来讲, 同样体现了中国传统“和谐”思想的内涵, 追求人类行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正是“和谐”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内涵之一。奥林匹克运动的环境追求在谋求人类行为与自然和谐统一这一点上不谋而合。

中国人民有爱好和平的优良传统, 在维护民族独立的同时, 从不主张向外扩张, 因此中国一直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体现奥林匹克运动的和平追求, 利于传播和平观念。古代奥运会就有“神圣休战”的传统, 现代奥运会则继承了古代奥运会的和平追求, 为建立和平而美好的世界作出了不懈努力, 如2004年参加雅典奥运会的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政府都纷纷宣布尊重奥运停战精神。在当今世界, 奥林匹克运动为推进世界和平进程可谓不遗余力。北京奥运弘扬中国传统“和谐”思想, 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 也是发扬奥林匹克运动对和平的追求, 利于继续发挥奥林匹克运动在国际和平进程中的积极作用, 扩大奥林匹克运动的社会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在哲学思想、医学基础、审美观念方面也存在着差异。中国传统文化体育植根于“天人合一”、阴阳、八卦、五行等理论之中, 而奥林匹克体育运动在西方哲学重外在分析、重与自然的斗争等观念的指导下形成和发展;中国传统保健体育重节奏、韵律、神韵、内涵的和谐美, 重朦胧、抽象的含蓄美, 奥林匹克体育运动重阳刚的力量、速度之美, 重外在、形体美。

中国文化精神与文化发展 篇5

他谈到，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是识别码、是身份证，是一民族区别于另一民族的标志；文化是人与动物的区别，也是人与人的区别。学界通常把文化理解为：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成果的总和，既包括物质文明成果，也包括精神文明成果。文明不等于文化，文明是人类进步和开化状态的标志。文化的本质是思想。思想对象化在器物中便成为器物文化；思想对象化在人们行为中便体现为行为文化；思想对象化在制度中就体现为制度文化。然而器物、行为、制度等只是文化的载体，而它们本身不是文化。文化具有四大功能：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

中国文化的精神主要体现为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民族精神是指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热爱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的精神。时代精神是对时代任务和要求的反映。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时代精神。不同时代的精神汇成了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源自中国的文化精神。中国文化精神具体表现为：自强不息精神（爱国敬业）、厚德载物精神（文明和谐）、以人为本精神（自由平等）、天人合一精神（公正法制）、明道正义精神（富强民主）、诚信友善精神（诚信友善）。

中国文化的使命简而言之为：明德知道（幸福人生的前提）、化性成道（幸福人生的路径）、外王行道（幸福人生的实现）。

有文化自强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信，才能如何建设和发展属于我们这个时代当代的文化制得大家思考。孙老师指出，任何文化都是适应时代的需要和要求应运而生。因此孙老师进一步谈到：时代实践和生活实践是哲学和文化创新和发展之本；马克思主义是文化创新之魂；中国传统文化是文化创新之体；外来文化是文化创新之具。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四个基本精神 篇6

摘要：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奠定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天人合一、以人为本、贵和尚中、会通包容的价值体系和基本精神。本文阐述了四种基本精神的实质与内涵，旨在宣传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引导人们重视古代精神。

关键词：古代传统文化 基本精神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基本精神负载着整个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影响着一代代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并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孕育、升华出中华民族特有的价值观念、道德情操、审美情趣、思维方式、宗教感情和民族性格，使得中华民族在自强不息、积极进取、兼营并蓄、坚忍不拔、谋求和谐中走到今天。

一、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主要内容之一，它包括：

1.人与自然的和谐

天与人是世间最核心、最本质的一对矛盾。《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自然界的变化有着自己的运行规律，不受人的意志支配。《易经》认为，天管不了人事，“天、地、人”三者各行其道、相互对应、相互联系；庄子曰：“天地与我共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董仲舒说：“天人之际，合而为一。”以道家、儒家为代表的古代思想家竭力主张在“敬天”“畏天”的基础上追求天人协调，与自然和平相处。

2.人与社会的和谐

儒、释、道三家都强调通过把握事物的度，获得人际关系和谐，避免和克服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人与国家、民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认为人和社会应建立一套以“仁”“孝”等道德伦理为核心的精神价值体系，崇尚道德，施行“仁政”，强调个人应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直至实现“大同”政治理想。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两条精神命脉，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傲然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之源和力量之源。

二、以人为本

《列子》说：“天地万物，唯人为贵。”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点是以人为中心，重视人，但不强调个人，而是重视人伦，重视处理群己关系，强调群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占据中国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始终关注的焦点是现实社会政治的有序、和谐，及人的价值理想问题，整个文化关注和努力的目标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仁、义、礼、智、信”是中国价值体系中最核心的因素。

与西方合理的利己主义不同，在中国传统观念中，一直主张利他主义，即仁道、恕道，主张实施“人治”：“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以人为本已经成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要素，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三、贵和尚中

在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中，处处充满着贵和、重和的思想。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礼之用，和为贵。”“和”对于维护一个社会系统的稳定显得非常重要，它的四个最基本的特征是整体中的平衡、差异中的协调、纷繁中的有序、多样性的统一。

实现“和”的最根本途径是“持中”。在中国文化中，“中”与“和”密切相连，“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宋儒程颐说 ：“不偏之谓中”“中者，天下之正道。”朱熹说：“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中庸精神，儒家的基本精神，其真谛就是执中守正、恪守中道，寻求适度。在今日语境下，“中庸”就是守中、不走极端，正确把握好度并协调好各种关系，以益于社会的和谐稳定、持续进步。

四、会通包容

会通是指会合疏通之意，包容是指容纳、宽容、大度。中华文化的包容性来自传统的中和思想，尤其是“和而不同”的哲学观念。英国人威尔斯在他的《世界简史》中写道：“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蒙蔽而处于愚昧黑暗之中时，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其与道教、佛教文化从最初的似乎截然对立，走向互相吸收，互补共生，融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论中国传统茶文化精神内涵 篇7

关键词：中国,传统茶文化,精神内涵

茶是中华民族举国之饮。它发韧于神农尝百草, 以茶解毒, 《茶经》云:“茶之为饮, 发乎神农氏。”[1]《神农本草经》亦云:“神农尝百草疗疾, 日遇七十二毒, 得荼 (茶) 而解之。”[2]此谓古代用茶之始, 只不过, 当时是作为药用的。茶作为饮料之物, 最迟应该不会晚于西周初年。《华阳国志》称:公元前11世纪, 周武王姬发会同南方八个方国讨伐商纣王成功之后, 巴蜀所产之茶叶被列为朝廷贡品, 诸民族首领为表忠心通常会带着茶叶去进贡[3]。这可以说是我国有关茶叶用作饮料记载之肇始。到了唐代, 饮茶突破物质领域, 渗透到精神领域, 茶文化内涵日益丰富、深刻, 被誉为“茶叶百科全书”的《茶经》, 其面世就是最好的佐证, 此标志着中国传统茶文化最终形成。概而言之, 中国传统茶文化的精神内涵主要体现以下四个方面。

一、以茶为聘, 取忠贞不二之义

清人福格所撰写的笔记《听雨丛谈》指出:“下茶”与古之“奠雁”, 其含义完全相同[4]。所谓“奠雁”是指在古代纳采之礼中, 男方以雁作为礼品赠送给自己心仪的女方。之所以如此, 因为雁是一种候鸟, 以奔向朝阳暖和之地为依归, 总是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南北迁徙, 因此, 雁作为赠送给女方的礼品, 其寓意为男女两性结合顺乎阴阳、幸福美满、吉祥如意。此外, 还有一层更深的寓意, 那就是雁的一生只婚配一次, 一旦失去配偶, 它将会终生不再成双, 孤守一世, 故民间有“燕孤一时, 雁孤一世”之说。既然如此, 用雁作为赠送给女方的礼品, 就旨在表示男女双方倘若结为伉俪, 会对爱情忠贞不二。上古之世, 雁比较容易捕捉, 但到了后来, 雁越来越少, 捕捉就变得越来越难, 于是, 在纳采之礼中, 人们就用日常生活中最广为存在的鸡鹅鸭取代雁作为赠送给女方的礼品, 不过, “奠雁”之称仍旧使用, 这就表明鸡鸭鹅已成为雁寓意传承的载体。再往后来, 到了唐宋时期, 当茶礼之俗风行之时, “奠雁”之礼便逐渐式微, 雁作为对爱情忠贞不二的象征, 在新时期, 找到了更为恰当的传承载体。这样, 茶礼取代“奠雁”之礼便成为大势所趋。因为从文化意义及其在婚俗礼仪中的功能进行审视, 上古之“奠雁”与唐宋之茶礼, 其寓意可谓不谋而合, 在纳采之礼中, 蕴含着异曲同工之妙, 都彰显了对爱情忠贞不二的情怀。的确, 此寓意在中国古代可谓不乏史乘。宋人阮浩耕谓:“种茶必下子, 若移植则不复生子, 故俗聘妇, 必以茶为礼, 义故有取。”[5]在此段引文中, 不难看出, 古人是以茶树不可移植的特性来象征对爱情的专一。明人郎瑛也道出了同样的情怀:“种茶下子, 不可移植, 移植则不复生也。故女子受聘, 谓之吃茶。又聘以茶为礼者, 见其从一之义也。”[6]另外, 还有王象晋《茶谱》、陈耀文《天中记》、许次纾《茶疏》等诸书均无一例外地认为, 以茶为聘礼, 象征着新郎新娘从一而终, 永不变心, 白首偕老。正因为如此, 在民间, 人们有时将订婚称为下茶礼, 就是取茶性情不移之义。

二、以茶祭祖, 表慎终追远之意

在我国古代, 茶与丧祭之间关系密切, 存在着用茶祭祀祖先的习俗。根据现有文字记载, 这一习俗可回溯到两晋南北朝时期, 东晋干宝所撰写的《搜神记》谓:“夏侯恺因疾死, 宗人字苟奴, 察见鬼神, 见恺来收马, 并病其妻, 著平上帻、单衣, 入坐生时西壁大床, 就人觅茶饮。”[7]南齐世祖武皇帝萧赜永明十一年 (493) 在其遗诏中称:“我灵座上, 慎勿以牲为祭, 但设饼果、茶饮、干饭、酒脯而已。”[8]到了清代, 在宫廷祭祀祖陵时, 规定必须使用茶叶, 同治十年 (1871) , 冬至大祭时, 就留下了“松罗茶叶十三两”的记载。而在民间自古以来就流行以“三茶六酒”和“清茶四果”作为丧葬祭品的习俗。广东、江南一带, 每逢清明节祭祖扫墓时, 盛行用一包茶叶或三杯茶水摆放在坟前祭祀祖先。至于用茶作为死者的陪葬品, 在20世纪70年代, 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出土的“一笥茶”及相关竹简、木简对“一笥茶”的记载表明, 早在2100余年前, 人们已开始用茶叶作为随葬品了。实际上, 这种习俗在我国不少茶叶生产区一直沿袭到现在, 在安徽寿县, 人死之后, 流行在死者手中放置一包茶叶, 死者借助饮茶时刻保持理智清醒, 这样, 就不会喝迷魂汤了;在湖北荆州, 人死之后, 流行在死者嘴里放茶叶, 传说阎王会派差役给死者灌迷魂汤, 倘若差役看见死者嘴里有茶叶, 就会误认为已经灌过了。以上所有这些习俗都蕴含着儒家礼教的精神意蕴。因为在中国古代祖先崇拜中, 儒家礼教十分崇尚“慎终追远”之意。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对此诠释道:“慎终者, 丧尽其礼;追远者, 祭尽其诚。”[9]从哲学内涵进行考量, 这已不完全是一种儒家孝道了。所谓“生, 事之以礼。死, 葬之以礼, 祭之以礼。”既然作为儒家礼教基本道德目标的“孝道”, 要求人们要“有养”、“敬爱”、“守礼”、“三年无改于父道”。可见, 人们以茶祭祖或以茶为陪葬品, 就是希望以茶叶作为媒介, 沟通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 建立子孙与祖先之间的联系, 以便子孙孝敬祖先, 而祖先又反过来赐福于子孙, 从而获慎终追远之效。

三、以茶崇俭, 砥砺人之品行

《周易》云:“君子以俭德辟 (通“避”) 难, 不可荣以禄。”即是说, 作为君子应该以节俭为德, 从而避开危难, 不可追求荣华而谋取禄位, 这就表明俭德对于人生成长来说何其重要。而以茶崇俭, 以俭育德, 不失为培养、塑造人们俭德之品质的良好途径之一。《茶经》在开篇中就声称:“茶之为饮, 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在此句中的“精行”是指品行端正, “俭德”是指具有俭朴的品德, 这就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饮茶有助于人们陶冶情操、修身养性。的确, 以茶崇俭, 在砥砺人的品行方面其作用不可小觑。因为德是传统茶文化中最基本的内容和灵魂, 《茶经》云:“茶者, 南方之嘉木也。”一个嘉字, 彰显了茶之美德:茶树在深山旷野中生长, 虽瘠土贫壤, 仍茁荘成长;叶承日月雨露, 犹自性洁不可污;汤色清澈, 朵朵茶叶亭亭玉立;饮之除烦解闷, 消食去腻, 舒筋活络, 提神醒脑, 心旷神怡。茶的这些美好品性理应与人的美好品德相称, 因此, 古往今来, 精于茶道者, 必重茶德。唐末宦官刘贞亮“饮茶十德”大为评赞道:“以茶散郁气, 以茶驱睡气, 以茶养生气, 以茶除病气, 以茶利礼仁, 以茶表敬意, 以茶尝滋味, 以茶养身体, 以茶可行道, 以茶可雅志。”在此, 将饮茶行为提升到能使人恭敬、有礼、仁爱、雅志以及可行大道的高度。在日常生活中, 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 经常饮茶的人大多会洁身自好, 重视传统, 珍视友谊。这从茶圣陆羽《茶经》一书中诸多有关饮茶的名人轶事可获得进一步的印证。齐国的宰相晏婴力行节俭, 以茶养廉, 砥砺品行, 据《晏子春秋》云:晏婴担任齐景公国相时, “食脱粟之饭”, 除了三五样荤菜以外, 只有茶而已[10]。晋代吴兴太守陆纳更是以茶养德而著称于后世, 有一次, 卫将军谢安要去拜访他, 陆纳的侄子陆俶对其叔父一向以茶待客的俭朴之风甚为不满, 便擅作主张, 偷偷准备了丰盛的美味佳肴。待谢安来后, 陆俶便将这桌丰盛的美食呈上。等客人走后, 陆纳非常气愤地责备其侄子道:“汝既不能光益叔, 奈何秽吾素业?”[11]并狠狠地杖责了侄子四十大板。晋代扬州牧桓温同样以茶示俭, 砥砺品行, “每宴饮, 惟下七奠伴茶果而已。”[12]桓温此举符合饮茶之德, 在晋代皇家王族比富斗奢的陋习中, 不乏矫正时弊之效。

四、茶融三教, 以尚和为核心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篇8

中国传统文化发源于古代, 经过历代的扬弃与充实, 由我们的先辈代代传承下来, 经过几千年历史的沉淀, 它的精髓形成了某些固定的程式观念、习俗, 乃至某些审美趣味, 价值取向, 思维方式和信仰模式。“文化传统并非仅仅滞留于博物馆的陈列品和图书馆的线装书之间。它还活跃在今人和未来人的实践当中, 并在这种实践中不断改变自己。”[1]文化发端于人为使自己包括个体与群体在内更臻于完善所做的努力, 发端于人对真、善、美即知识、理性、感情执着的追求。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先辈的“价值取向”、“信仰模式”、“求真”、“尚善”、“尚美”的体现, 是贯穿我们中华民族过去、现在与将来的精神力量。

1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求真精神

“追求真理, 获取真知 (知识) 不仅是个体活动的重要方面, 而且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主要内容之一。在人类生活的不同阶段, 人们都在追求真知。”[2]在中国传统文化里, 对真理的理解就是“道”和“理”。老子以道为自然的法则, 荀子则尝言物之理, 韩非子吸收了这两种观点, 并有进一步的发展:“道者, 万物之所然也, 万物之所稽也。理者, 成物之文也。物有理, 不可以相薄。故理之为物之制, 万物各异理, 而道尽稽万物之理。”[3]这里所说的道和理, 都是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中的法则, 也就是指客观真理。后来, 继承先秦这一真理的意义, 并且加以应用或发挥的是王充的“事莫名与有效, 论莫定于有证”, 方以智的“藏知于物”、“知至而以知还物”, 戴东原的“不谬之谓得理, 疑谬之谓失理”。[4]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追求的真理, 简单地说就是“行”的真理, 或道德实践的真理。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追求真理, 获取真知是与先辈们求真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神农氏识药性“尝百草”, 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 玄奘“宁可西进而死, 绝不东归而生”。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追求真理与先辈们对“天”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相互联系的。孔子的“知天命”、孟子“尽其心者, 知其性也, 知其性则知天也。”和庄子主张“无以人灭天”的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易传?文言》提出了著名的“与天地合其德”的精湛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夫大人者, 与天地合其德, 与日月合其明, 与四时合其序, 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 后天而奉时”;[5]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 认为“以类合之, 天人一也”;两宋时期, 张载在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命题, 认为儒者“因明至城, 因城至明, 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 得天而未始遗人”。[6]天人合一问题, 就其理论实质而言, 就是我们先辈们追求人与自然统一的问题, 是我们先辈追求真理的求真精神表现。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追求真理, 追求事实的求真精神还表现在中国史家们以秉笔直书为荣, 曲笔为耻, 为了直书, 不避强御, 不畏风险, 甚至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高风亮节和事实求是精神。

2 科学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求真精神的关系

科学是一种现代文化, 是现代文明的标志, 同时, 科学又是传统文化的发展, 把科学和传统文化联系在一起的主要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就是人们在科学实践、探索和科学知识的学习过程中, 形成执着追求真理的创新精神, 它以理性的思维去分析解决问题, 是求真求实, 其基本内涵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7]科学精神包括探索求知的理性精神、实验验证的求实精神、批判创新的进取精神。科学精神与传统文化中的求真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它是传统文化中追求真理 (真知) 的求真精神延续与发展。“科学精神是人类精神文化的体现, 包括两大方面, 一是科学文化的精神, 二是人文文化的精神。前者追求的是至真, 突出地体现在探索和揭示客观世界基本规律, 追求客观真理的精神, 而后者更着眼于至善和至美。所以说科学孜孜以求的就是人类社会和自然世界中真、善、美的统一, 也就是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 和谐美好人类社会的构建。其中的科学精神, 指的就是求真、唯实地探索真理的精神”。[8]

3 当代大学生科学精神的培养

一个民族要真正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一要在高科技技术的发展中积极竞争, 二要在全民族中倡导科学精神, 我国当代大学生作为中华民族未来的希望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就更需培养他们的科学精神。

3.1 提高大学生的科学素质。

“没有科学素质的提高, 就不会有强烈的科学意识、科学观念, 就不可能有旺盛的求知欲和对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发展的密切关注, 也就不可能有不断学习、勤奋学习的动力。”[9]科学素质包括科学能力, 科学意识、科学品质。

3.1.1 培养大学生的科学能力。

科学能力是人的诸多能力中的一种, 它是科学素质的核心。一是学习、获取已有科学知识的能力。这一能力是人们在学习已有科学知识的过程中所形成的, 主要有实验能力 (包括观察能力) 、思维能力、理解能力、自学能力、创造能力、运用科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等。二是进行科学研究、探索新科学知识的能力, 即创新能力。这一能力是具有更高要求的综合能力, 它是在掌握一定的科学知识过程中已形成了各种能力后, 运用一定的科学方法去解决新问题或探索新知识能力。所以, 科学能力就是要求我们一要有获取有效地科学知识的能力, 二要有创新的能力。同时, 这两种能力的培养也是科学精神的内涵所要求的。

3.1.2 提高大学生的科学意识。

科学意识是科学素质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 也是培养科学精神的先决条件。因为一个人有无科学精神, 首先得看是否有科学意识。所以当代大学生要树立科学的世界观, 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 用科学的态度指导自己做好每一件事。“科学技术日益渗透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 成为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最活跃的因素, 并且归根到底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决定力量。现代国际间的竞争, 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 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竞争。”[10]通过不断提高科学意识, 为培养科学精神打下坚实的基础。

3.1.3 提升大学生的科学品质。

科学品质的主要内容是心理学上所说的“非智力因素”。因为, 这些品质起着增强学习过程中驱动力的作用, 又对人们学习科学具有控制调节作用, 所以, 我们把这些品质称为科学品质。科学品质主要包括兴趣、情感、意志、作风、态度、精神等方面。良好的科学品质能使人们乐于参与科学学习及实践活动并从中得到乐趣和满足, 能使人们有坚强的意志, 表现出高度的自觉性和自制力, 能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 谦虚谨慎和勤奋努力的科学精神。良好的科学品质使人们的科学素质更加完整, 也使人们科学精神的培养更具有可行性。

3.2 培养大学生的科学创造能力。

青年时代, 是最富有创新精神的黄金时代。世界科技发展的一些重大突破, 往往是由年轻人搞出来的。大学生一般都在二十岁左右, 是人类思维创新活动的最好年龄。这时期不但思维敏捷, 精力旺盛, 而且对知识、经验的积累和掌握也最为快捷, 又最少包袱, 敢想敢干, 再加上其它的有利条件, 因此出现新的发现, 新的创造相对容易。为此, 学校应积极鼓励和支持学生的动手操作和科技创造活动, 为学生提供一定的设备、资金、场所, 让学生主动动手探索科学的奥秘;学校还应该发现和挖掘有小创造小发明才能的学生, 对他们所提出的切实可行并有现实意义的发明方案给予充分肯定及支持, 并组织专家、教授给予指导, 为学生提供一个向他人展示自己想法的舞台;学校应制定奖励制度, 专门对做出创造发明的学生进行奖励, 激励学生不断创新。

3.3 培养大学生的探索精神。

当代大学生, 作为社会宝贵的财富, 有着大学生应有的骄傲。然而大多数大学生生活在物质丰厚的家庭里, 缺乏奋斗精神, 知难而退, 遇挫而废、贪图享乐, 追求个性。为此, 要解决大多数大学生的这些问题, 培养他们追求真理的探索精神, 首先要给大学生介绍大量的科学家创造的发明故事, 使大学生从中领悟每一个真理的产生都必须建立在艰苦勤劳动的基础上, 进而以科学家们为榜样, 在心中树立勇于探索的精神, 并且用这种精神去支撑自己的科学创新活动;其次实施挫折教育, 让在困难面前畏首畏尾的大学生坚强起来, 不怕失败, 不怕别人嘲讽, 艰苦奋斗, 顽强拼搏, 增强自身的心理承受能力;最后要对有创造发明成果的大学生进行物质和精神上的鼓励, 支持他们进行再创造活动。对创造失败的大学生, 不能冷落, 要帮助他们树立自信, 鼓励他们在失败面前站起来, 失败多少次, 就爬起来多少次, 从失败中汲取经验教训, 一如既往地追求真理, 走向成功。

3.4 营造浓厚的校园科学文化氛围。

校园是大学生学习与生活的地方, 一个校园内的科学文化氛围是否浓厚, 其直接关系到他们对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的培养。为此, 首先, 学校可以为大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和生活环境, 积极支持大学生的创造发明活动, 对创造失败的大学生, 不应冷嘲热讽, 要给予安慰、鼓励和信心。其次, 学校还可以通过大力开展学科学的团体活动, 举办科技节、科普讲座、科学知识竞赛、科学知识辩论赛、科技周、科技月等多种科学文化活动, 并积极引导学生参与其中, 使其受到浓厚的校园科学文化氛围的陶冶, 丰富自己的科学知识, 培养自己的科学意识和科学精神。

21世纪是中华民族伟大崛起的时代, 中国传统文化将会再现它的辉煌, 中国传统文化也将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为此, 当代大学生要继承先辈们的优良传统, 学习其追求真理的求真精神, 培养科学精神, 为祖国的建设服务, 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奋斗。

参考文献

[1]张岱平、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2]徐辉.传统文化的价值去向——追求真善美[J].中华文化论.1996.

[3]韦政通.中国的智慧[M], 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8.

[4]李峰.大学生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培养[J].常熟高专学报:2002 (6) .

[5]陈佳洱.科学精神就是求真唯实的探索精神[J].北京科技报:2005年01月05日.

[6]陈至立.深刻变革中的高等教育.在“98世界高等教育大会”上的发言.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篇9

首先从“取象”开始, 就意味着对事物要有一个整体的印象, 才能将事物的“象”, 即它的外观特征掌握在脑海中, 进而根据这样的“象”来探讨该“象”所具有的内在意义, 最后再将具有相似意义的“象”归为同类。这个思维过程包含了以下几个关键点:第一, 对整体性的把握;第二, 形象与意义之间的象征性;第三, 事物相互之间的关联性。这三个关键点形成了中国近现代以前的著作以及相关的学说与研究的立论基础, 它其实也就是“中国式”思维的逻辑要点。因此也可以说中国传统精神的形成, 首要一点在于它思维的逻辑形式, 根据这种思维的逻辑形式最终延伸出了丰富博大的中国文化。就像中国汉字的衍生似乎是一个树形滋生的过程1一样, 中国文化的发展也具有类似的特点, 从最早的阴阳五行观念, 到继承了原始巫祝文化的《周易》, 再到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学说, 它们就像中国文化长河的源头, 其后的文献著作几乎都是在它们思想的基础之上衍生、扩展、发祥。以中国儒家经典文献为例, 在汉代, 以《易》《诗》《书》《礼》《春秋》为“五经”;至唐代有“九经”, 包括《易》《诗》《书》《周礼》《仪礼》《礼记》和《春秋》三传;五代时蜀主孟昶刻“十一经”;南宋最终确立了“十三经”。这前前后后, 又有约70余部为“十三经”所作的注疏、集注等2。再如被称为“群经之首”的《周易》, 在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所有图书的《四库全书》中与之相关的图书就有48部之多, 而《周易》本身包括经和传, 其中《易传》据传就是孔子为解读《易经》中的哲理而作的。正因为文化的衍生也是一种树形的、由少及多的形式, 因此虽然中国文化的内容丰富庞杂, 但其间总有隐藏的脉络可以溯本回原, 而传统精神的确立, 正是基于这种隐藏在文化中的具有统一性与延续性的脉络。唐君毅先生在《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中谈及中国古代的自然宇宙观时写到“中国古代之自然律, 亦非由神自外赋予或自上而安置于下, 而是内在于自然万物自身的”3。它是通过直接经验总结的万事万物的共性, 通过对现象与事实的所见所闻而总结的万物的运行变化与作用规律。要获得这种规律, 必然要在一个整体之上有一个连续性的观察, 这个“整体”或者在一个时间周期内, 也或者是在一个完整的空间内, 而中国古代更是将时间和空间转为一体, 时间既是时间上的时间, 也是空间上的时间;同理, 空间既是空间上的空间, 也是时间上的空间。春、夏、秋、冬四季是一个时间上的周期, 同时也是东、南、西、北四个空间上的方位, 这就是一种统一性的表现;同时, 万物在春天生长发育, 在夏天繁荣壮大, 在秋天收获, 在冬天贮藏, 这则是一种延续性的表现。最终将这种统一与延续系统化的集大成者即中国的阴阳五行思想体系, 这个思想体系形成了与西方文明乃至现代文明迥然不同的中国古代自然宇宙观。这种自然宇宙观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数千年, 因此与之相应的中国传统精神也就必然带有这种观念的影子。

中国古代是一个礼制国家, 有很多礼仪制度, 在上古时代就已经存在, 它的核心思想其实就是对秩序的解读, 正因为宇宙自然与人与社会是一个巨大的整体, 那么要想这个整体可以良好的运行下去就需要用秩序进行规范, 对秩序的不同理解和解读贯穿在整个中国文化中, 并形成一种持之以恒的传统, 如儒家经典文献“十三经”中有三部都是在讲礼仪, 而礼仪的目的就是对人的行为进行规范, 并参照天地的秩序来安排人间的秩序——“正因为天地有如此秩序, 所以处理人间问题的仪式中也要表现出对应的秩序”4。“天子祭天地”“祭四方”5都要仿效天象, 因此为了表达对天地、鬼神和祖先最大的敬意, 会把礼品分出种种用途, 把参与者分出种种等级, 把祭祀场所安排出象征不同意味的方向和位置6, 这其实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主义”的发端。而后来的孔子将这些上升到了哲学思想的高度, 并形成了对人心、对伦理的总结与期望, 于是在他和他弟子及他后来的继承者们的推动下, 礼制结合了儒家“仁义道德”的思想成为了社会的法则, 国家的法律。另一方面中国人在进行逻辑思维的习惯上就对形象和意义之间的象征性特别关注, 而“礼制”的根本也源于对秩序的象征, 所以古代中国人很多时候在形象与意义之间建立的象征关系是一种高于一般意识的, 是法制与权威的精神体现。另一方面“所有事物之间都具有关联性”的思维习惯也影响着象征与人的关系, 甚至使得古代中国人认为象征与人之间不是简单的象与不象, 而是它会确确实实的影响人的身体、命运等, 象征有时竟取代了事实, 成为意义所在。这些认识在儒家学者一次又一次的文化梳理与国家权力一级又一级的强力执行中被固化成为古代中国人生活的规范和行为准则, 于是“礼制—象征—思想”演变成一个整体, “礼制”代表的是国家的制度规范, 是生活的行为准则;“象征”代表的是秩序与形象的中介, 是形象与思想的中介, 也是日常生活与意识形态的中介;“思想”是意识形态, 当它被孔子上升到哲学高度之后, 它代表的是古代中国人由“礼制”和“象征”演变而来的人生价值观、对儒家的理想世界进行追求的精神境界, 并最终成为中国传统精神的一部分, 或者从另一个侧面来说, 中国式的象征主义必然反映在礼制中, 而中国的礼制也必然表现出中国式的象征主义。当然不仅是孔子, 中国历代的学者都在对“秩序”进行着阐释, 与孔子几乎同时代的“黄老”学说、墨子推行的墨家制度等, 以及后世将天地的自然秩序, 即“道”转变为人间的“理”7的思想无不反映着中国人对秩序的追求。

中国传统精神形成原因还来自于中国的艺术精神。无论人们怎么看待艺术的起源, 但艺术确实是最早伴随人类成长的文化形式, 中国文化的起源很早, 因此艺术的发展也源远流长, 至雅斯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时代”8, 诞生了古代中国全部的思想流派, 而这些思想家们几乎人人都对艺术进行过卓有见地的阐述, 它们构成了中国艺术精神的核心。如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论语》中有“子谓韶, 尽美矣, 又尽善也”, 提出“美”与“善”是统一的。美是艺术范畴的, 而善是道德范畴的, 美与善的统一, 也就是将艺术精神与道德精神联系在一起, 使人对美的追求等同于对自我人格的完善, 反过来说, 一个人人生价值的体现往往表现在其道德水平上, 但道德水平如何, 并不容易评判, 那么将道德与艺术关联之后, 就可以用艺术的标准来衡量道德。另一方面, 艺术成就本来并不是对人的必要要求, 但道德水平却是人格的一部分, 所以当孔子提出善与美的一致性以后, 艺术就成了中国人实现道德修养的一种手段, 艺术修养成为道德修养的一部分, 所以徐复观先生在《中国艺术精神》一书中提到孔子建立了“为人生而艺术”的典型9。这一思想随着后来儒家学说正统地位的确立, 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指南、精神传统。

在中国诸子百家学说纷纷建立的“轴心时代”, 还有一个不得不提到的、中国特有的阶层“士族”。士族阶层的形成正是由于“轴心时代”整个社会的巨大动荡, 原本被最高权力者垄断的掌握着知识和文化思想的贵族、史官等纷纷出现在各诸侯国里成为介于下层贵族与庶民之间的、从事知识生产的文化人, 他们被称为“士”, 其后在春秋末期到战国时期, 更有大量下层平民中受过教育的人也成为“士”并进入诸侯大夫的机构, 形成了一个不拥有政治权力却拥有文化权力的知识人阶层10, 他们在其后中国的历史当中甚至有与最高政治权力分庭抗礼的能力, 而也正因为他们的文化权力, 他们对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因此, 无论他们追求儒家的道德化艺术, 还是追求道家的艺术自由化, 他们的行为都会带动整个社会的文化潮流,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 中国的艺术精神也好, 传统精神也好, 往往由一般阶层酝酿, 而由士族阶层发酵、传播, 再反过去影响其他阶层, 最后形成社会的普遍传统。如此回顾中国的艺术精神, 除了儒家的艺术思想之外, 还有道家的老子和庄子的艺术论述, 以及墨子、韩非子等, 且不说他们艺术思想的具体内容, 关键是他们都是中国“士族”最早的缔造者之一, 其后中国历代继承和发扬艺术精神的文化人无一不出自于“士族”阶层, 当他们的态度扩散到中国所有的阶层中时, 他们所代表的、或所倡导的艺术精神就成为整个文化传统的精神支柱之一。所以当十九世纪末西方文化大举进入中国之后, 最先受到冲击的就是“士族”阶层, 而士族阶层原有传统思想的崩溃, 也引发了传统中国文化全面的动荡, 使得中国学者开始了在中西文化间寻找中国文化出路的痛苦之旅。中西两地的思维习惯截然不同, 中国人习惯于在直接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具有共性的规律, 在现象和事实中寻找变化的依据, 而西方的文化传统更喜欢追求形而上的思想推理, 也就是脱离经验与现象, 在纯“理”的范畴, 对“理”进行推导、论证以获得纯粹的“真理”, 再由“真理”演化公理、定理等等, 它们是一种纯理性的思考方式带来的完全抽象的思维认识的结果, 因此, 中西文化会产生巨大的矛盾冲突是必然的, 在这种必然的冲突面前, 中国的传统精神开始进入艰难的现代化进程, 中国的文艺观念也开始在冲击中向现代化精神转变。在短短一百年不到的时间里, 先是受欧洲近现代设计运动和日本艺术设计观念的影响, 之后又受中国极左政治思想也就是苏联文艺理论的影响, 再后又受到“唯经济和产业论”的影响, 当然随着的新艺术运动、装饰艺术运动、德国工业联盟、包豪斯、乌尔姆等现代理论思潮对中国艺术设计影响力的逐渐加深, 中国的知识与文化阶层反而纷纷开始反思中国本土艺术设计的出路, 中国的现代精神也随之产生。

综上所述, 中国在十六世纪以前的传统精神带有强烈的中国式思维方式的痕迹, 非常强调整体的统一性和延续性, “重融合贯通于一统”, 也就是注重整体的和谐、注重传承与融合, 而十六世纪之后, 中国传统精神开始受到西方文明习惯于截取整体的一个剖面进行显微镜式的分析, 这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的强力挑战, 直到二十世纪才完成了现代化的转变, 虽然因时代的飞速发展和海外诸国的影响而不断反复, 但经过几代人的不断努力, 已经使大部分中国人接受了这种现代化思想。然而进入新时代之后, 信息网络的飞速发展, 滋生了新的文化精神, 在原本的现代化精神之上开始注重群体效应、注重人和人的关系节点、以及伴随网络诞生了大量象征性图像和颜文字等, 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精神和现代精神再一次融合做出新的发展和改变的契机, 因此有必要对已有的传统精神重新进行审视, 用新的视角和更多元的方法建立既能体现中国文化的民族性又具有和世界同步的新时代文化精神。

参考文献

[1]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中国思想史·第一卷[M].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8.4.

[2]胡飞.中国传统设计思维方式探索[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7.

[3]陈中立等著.思维方式与社会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4]武占江.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形成及特点[M].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1.2.

[5]邓福星.论美术[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4.12.

[6]李志宏.论艺术的审美发生基础[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87 (2) .

[7]于民.论中国美学思想的基础——气化论谐和论的产生[J], 文艺研究, 1988.6:4-11.

[8]张燕.先秦诸子哲学与中国艺术思想[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3:41-49.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篇10

一、从晚清到民国:大学自由精神和救亡的变奏

中国的大学起源于1898年设立的京师大学堂。但是京师大学堂一开始并没有走上现代大学发展的轨道, 直到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这才逐渐树立了现代大学的原则和精神。蔡元培提出的“兼容并包, 思想自由”的精神并不仅仅是北京大学一家独有, 而是表达了整个现代大学的主要精神。当时的清华大学、南京大学等一系列高等学府都洋溢着思想自由的精神气质, 正是这种精神气质, 才是饱经忧患和战乱的中国最为需要的东西。

近年来人们重新回顾西南联大的历史, 重新提到它的艰难历程和自由精神, 这是具有深刻意义的。人们可能会对自由精神有种种误解, 认为自由精神仅仅是有闲阶级的奢侈品, 其实, 自由精神不仅仅包含个人的精神自由, 也包含着为国家争自由的精神, 自由精神和救亡本身并不矛盾。人们熟知的胡适名言“争你们个人的自由, 便是为国家争自由……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1]就很好地表达了个人自由是民族解放的前提这一道理。

1930年代, 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建设大学的历程。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于1936年成立于瓦窑堡, 这是一所为革命培养人才的学校, 它为中国革命和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输送了成千上万的优秀人才。目前, 人们对民国时期大学的研究聚焦在国统区的大学, 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大学的初期发展历程的研究尚不够。笔者认为, 革命时期的大学对建国以后乃至改革开放时期的大学精神都有着深刻影响。笔者任职的黑龙江大学就是由抗日军政大学的俄文大队发展而来, 学校的精神气质传承于革命时代, 这一传承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2]。简言之,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学精神气质主要是以革命和救亡为核心。

二、从1949到1976:社会主义建设背景下的曲折探索

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 揭开了社会主义教育的新的一页。首先改变了国统区私立院校林立的局面, 私立院校基本停办, 建立了一个覆盖面广泛的公立院校体系。1952年院系调整, 按照苏联的办学模式完成了对高等教育体系的构建。这个体系由综合性大学和理、工、农、林、医、海洋、煤炭、地质矿业、军事等各种专门学校构成, 以培养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专门人才为目的, 以完整和严密的专业教学计划为特点。此时的高校延续了革命年代的文化氛围和精神气质, 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为特点, 培养了大批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有用人才。这个时期各个学校的精神气质都比较接近, 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特色。这个时期的高等教育基本属于精英教育。

1966年以后, 高等教育遭受挫折, 经历了文革初期的“停课闹革命”和随后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正常的教学秩序遭到冲击。后来在工农兵上大学的风潮之下, 教学秩序虽然有所恢复, 但是依然受到各种各样的干扰。大批“工农兵学员”留校任教, 也为以后教学秩序的恢复和高校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必要的促进作用。这一时期的高校教育虽然深受极左路线干扰, 但是革命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精神气质还没有被磨灭。

三、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新希望和新挑战

1977年恢复高考, 标志着教育新时代的开端。从那时起, 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可以大致划分为两个时期, 一是从1977年到1999年的精英教育恢复发展时期, 二是从1999年高校扩招开始的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型时期。

从恢复高考开始的教育改革, 逐渐清除了极左路线影响, 完善了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高校的目标虽然不变, 但是在学科体系和专业设置上, 按照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需求进行了必要的调整。经济类、法学类、管理类专业得到了极大发展, 计算机、生物工程等高新科技类专业也飞速前进, 成为新时期的热门专业。高等教育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联系更加紧密, 这一时期高校的精神气质受改革开放这一时代精神影响巨大, 学生的求知欲得到激发, 积极进取是这一时期高校文化氛围的关键词。思想的自由逐渐形成新时期高校精神的内在动力, 这次思想自由的精神主要来自于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所带来的思想解放运动。

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和高校合并风潮启动了高校教育的另一次意义深远的改革。这次改革以教育产业化、大众教育和高校的综合化为特点, 以全面提高素质为核心, 理、工、农、医等各类专门院校逐渐走向综合化。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转变成为新世纪教育改革的重要精神。高校建设面临着一定的困难和挑战, 也孕育着新的希望。这一时期的高校文化氛围处于转型时期, 个性化是新时期文化氛围和高校精神的一个内在原则, 虽然高校文化氛围的个性化建设才刚刚开始, 但是这个潮流不会停止。

大众化教育背景下的中国高校面临的新挑战与新问题主要表现为下列几个方面, 这些方面对高校文化氛围和办学理念的改变必然产生深远影响。

首先, 学生数量的增加, 使得高校学生的就业率有下降趋势, 大学生就业的“铁饭碗”被打破了。真正意义上的“铁饭碗”仅仅包括政府公务员和一些事业单位。但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使得“铁饭碗”数量的减少已经成为必然趋势, “专业对口”意识逐渐成为历史, 人才的培养开始从“窄口径”向“宽口径”过渡。这使得高校的办学理念从单一的专业训练向专业训练和综合素质并重的育人理念转换, 这就要求大学的文化氛围和办学理念从同质化走向个性化。

其次, 教育的产业化、市场化使得高等教育竞争性大大增强。教育产业化是近年来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口号, 虽然这个口号经常被人误解, 但教育是一类特殊产业的事实逐渐得到承认。或许, 教育市场化这个提法更为贴切一些, 大学生就业的竞争性使得高校间处于竞争态势, 它们共同面对着人力资源市场, 教育的市场导向是不争的事实。当然, 教育市场化不需要急功近利和短期行为, 高校作为一个特殊“企业”, 其特色的形成至少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并不是说简单地开设几个“赚钱的”热门专业就能造就一个一流大学, 这是教育的特殊之处。

第三, 教育体制的变化导致民办教育和公立教育竞争的局面, 这使得高校更加灵活地应对市场变化, 在理念上由国家主导变为由国家和民间共同主导。1949年以后, 各级各类学校都是政府兴办的, 学校成为类政府机关。在市场经济完善化的今天, 高校的公立地位有强化趋势。这种现状的正面影响是政府对教育负起更大的责任, 负面影响是高校行政化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对于高校的行政化, 时人多有批评, 批评者往往以教授治校为号召。教授治校是国外大学的体制, 目前还不符合中国的教育现状, 只有在国家对教育体制进行全盘改革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但是随着高校扩招和教育改革的深化, 教育资金来源必将多样化, 这就使得民间资金进入高校成为了可能。国家和民间共同主导教育的前景即将变为现实, 这就使得高校办学模式和办学理念更加多样化。

第四, 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落实, 使得高校文化氛围的个性化有了实现的条件。《高等教育法》规定高校有办学自主权, 按照教育学者的理解, 办学自主权包括招生、考试、专业设置、培养方案等方面的自主权。目前中国的高校不具有全部的办学自主权, 而是具有部分的自主权, 但是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范围有扩大的趋势。根据以往的经验, 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增加有助于高校特有的文化氛围的形成。例如, 复旦大学从2006年开始实施为期一年的通识教育, 即把大学一年级的新生不分专业统一进入“复旦学院”学习, 选修通识教育课程。这一措施直接模仿的是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模式, 相信随着这一教学模式的实施, 复旦大学将形成独特的大学文化, 完善自己独特的办学理念, 进一步和国际一流院校接轨。

第五, 改革开放的深入使得高等教育的国际化程度大大增加。这使得中国高校不仅仅存在着内部的竞争, 还存在着外部的竞争。中国高校和国外的高校相比, 体制环境不同, 具体规则不同, 市场需求也不同, 但是人才流动的国际化趋势是不可阻挡的。高等教育培养的是现在的人才, 更是未来的人才。高校的文化氛围不仅仅是本土化的, 也应该是国际化的, 其办学理念更应该具有国际性的价值。

纵观中国高校的百年变迁, 高等教育从无到有发展壮大的历程就是一个教育根据社会要求自我调整的过程, 其中的经验教训给我们以非常丰富的启示。社会主义国家的高等教育, 应该吸收人类先进文化的成果, 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培养高素质的综合型人才, 高校既需要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也需要解放思想, 自由的精神和独特的个性也是高等教育所需要的。只有百花齐放, 而不是千人一面, 才是高等学校文化氛围的特色。大学文化氛围应该达到“激活思想、放飞学习、张扬个性、唤醒生命”[3]的境界, 在此基础上形成个性十足的大学理念。

参考文献

[1]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A];洪治纲.胡适经典文存[C].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4:290-291.

[2]黑龙江大学校史编写组.黑龙江大学校史 (1941—2001) [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1:15-16.

温润精神世界的中国香文化 篇11

中国香文化自春秋至汉魏初步发展，是大自然与人文智慧交融升华的物化体现。早在汉武帝之前，熏香就已在贵族阶层流行开来。汉代的熏炉甚至还传入了东南亚，在印尼苏门答腊就曾发现刻有西汉“初元四年”字样的陶炉。隋唐时期长足发展，形成了一个成熟完备的香文化体系。唐中期以后，南方“海上丝绸之路”开始兴盛，人们对香的研究和利用进入了一个精细化、系统化的阶段。宋元明清，香文化处于最令人称道的繁盛时期，尤其是宋代，香文化从皇宫内院、文人士大夫阶层扩展到普通百姓，遍及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香料天然的色泽与芳香美，香器的精雅与技巧，都只在其次，香文化最重要的体现是：焚香包含了人们对于现实生活情治的更细微追求及个体心灵与人类大文化的深层次的结合。屈原《离骚》如此咏叹：“扈江离与辟燕兮，纫秋兰以为佩”；唐代文人普遍用香写香，王维、杜甫、李白、白居易、李商隐皆如是，显示出香文化的特有风韵。苏轼出神入化地咏叹“不是闻思所及，且令鼻观先参，万卷明窗小字，眼花只有斓斑，一炷烟消火冷，半生身老心闲”常常唤起人们无尽的幽思……中国香文化鼎盛的唐宋时期，对亚洲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源自“唐风”经由“和风”熏化而形成的日本香道至今仍显示着勃勃生机，成为其民族精神一个强有力的支点。

中国香文化的没落始于清未，由于战乱频繁，士大夫得过且过的精神生活渐渐趋于粗疏萎顿，香席的仪式与诗、词、乐、舞、棋等纯粹的艺术一样日渐式微，之后终于在风雨飘摇中火尽灰冷了。如今，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在自然环保的理念下，越来越追求返璞归真，希望以香这种天然芳香原料为载体，融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为一体，感受和美化自然生活，天然陈香、香器以及香席文化终于再次闪现原有的光彩，为人们追逐有加。虽然现实中大多是通过自身对香文化或香料香器具的理解，来获得适用于个人的香文化体验，但是我们能从中看到正在营建起的香文化氛围及良好循环系统的雏形。

沉香与香炉香器的广泛使用，使香文化内涵更为普遍认知。沉香以其特殊的药用性、高雅的香味及蕴籍的神秘，一直以来都备受人们的重视与追求。殷商巨贾喜欢摆饰沉香，营造祥和气氛，借以凸显其高贵气质；宗教界则喜欢沉香的清净灵气，洋溢着心灵芬芳；名人雅士欣赏沉香耐人寻味的姿态享受优雅丰盛的生活内涵与情趣。

沉香在我国东汉时期便有了相关文献记载。南北朝时已开始使用焚沉香用以祭天，而将沉香用作医用药材，最早始见于梁代陶弘景《名医别录》将沉香列为“上品”。隋、唐时沉香大量从国外输入、使用，唐中宗时期，朝廷的王公大臣还会“各携名香，比试优劣”定期举行“斗香”活动。宋代诸多香料商店、品香楼宇为上层人士的集会场所，文人雅士、哲学家、艺术家以及官宦贵族知名人物频繁出入，以佩带极品沉香来显示身份的显赫与尊贵。

佩带沉香也是一部分当代人的喜好。因此，在如今的古董珍玩交易市场上，沉香摆件或小挂件一直都深受青睐。其中，对于沉香知识的普及与推广，拍卖公司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比如古天一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在最近几次拍卖中推出了一系列的沉香精品，尤其在8月盛夏华章精品拍卖中多件精品沉香推出于市，并最终以100％的成交率成交。这不仅证明了沉香与香道文化重新回到主流，并对整个沉香和香道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品香不仅需要有好的香料，同时，焚香器具同样重要。而香炉作为焚香所必需的器具，有着和焚香同样悠久的历史，并以其系统的形制演化过程，向我们展示、还原了那些久远的时代以及不同环境焚香活动的信息、知识和历史背景。中国古代香器具中，使用最广泛而又差别颇大、造型各异的就属香炉了。说到香炉的样式，大多数人脑子里总会出现宋代哥窑或龙泉窑的双耳炉，以及明代铜质宣德炉。实际上香炉的种类和用途远不止于此，其历史渊源至少有两千年多年。

据记载，早在西周时期就有了香炉的造型，其功能与完备的青瓷焚香香炉相当，由此可见，在此之前就已经伴随了相当长的焚香历史。并在当时成就了博山炉，兽炉，多足炉，高足杯式炉等经典样式的香炉及派生出的种种香器。东汉越窑褐釉香熏，晋代越窑青釉提炉，盛唐唐三彩香炉，宋代复古的三足鼎式香炉，并出现在大宋帝王的内庭。元代香炉以中小型香炉为主。明代瓷炉多以青花瓷为主。清代治者入主中原后其景德镇名师巧匠将瓷器香炉制作推向历史的另一个高峰。

宋代瓷香具是最值得研究的香器具之一。最著名的官、哥、定、汝、柴五大官窑都制作过大量的香炉，在造型上或是模仿已有的铜器，或另有创新。由于价格低，适宜民间使用。精雕细琢，也自成朴实简洁的风格，加上瓷器所独有的魅力，因而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明朝宣德年间，宣宗皇帝曾亲自督办制造了一批盖世绝伦的铜制香炉，这就是成为后世传奇的“宣德炉”。

焚香一直与美好、高雅、神秘、珍贵等联系在一起，因而关于沉香、香炉、香器等香文化有关的制作产物代表着时代的最高工艺水准，并由于渗透了文化成分，使其成为一项系统而独特的艺术种类。瓷香炉，尤其是宋、元时期的瓷香炉、香盒等成为了人们集藏的重点。如果仅以古陶瓷艺术品来看待香炉、香盒，那就失去了太多香器所蕴含着的价值与内涵，只有如同回归到宋朝时期的氛围中，将香道看作一种典雅的文化，才能看到它闪耀出的灿烂动人的光彩。如今，瓷香炉也备受青睐，据悉，北京紫微堂文化机构收集大量精品瓷香炉，将在全国各地展陈。

中国传统艺术中“韵”之精神 篇12

一、绘画之“韵”

中国自古就有以韵论画, 当今画家也同样视“韵”为中国绘画的最高境界。南朝谢赫《古画品录》“六法”之一就是“气韵生动”。以韵论画有以下几个特点:“韵”受其主体的人格修养所决定, 人格之韵会影响到画中韵之高雅的确立;注重客体清丽超逸的风格特点;韵与传神相融合, 邓椿认为“气韵生动”为画法之首要, 要表现出气韵, 就要把形、神, 虚、实等关系处理好。中国的绘画大多求意, 求神, 更大过于求形, 追求画之外的余味。绘画中有不同的笔法, 例如“提、按、顿、挫、转、折、轻、重、松、实、速、徐、缓、急”, 线条可以有“方圆、平正、高下、曲直、折算、停匀、莫不如意”等等。在这些技法之中主体以不同的笔法来表现不相同的线条, 表现出不同的思想感情, 而韵则是发自无意之中, 它无规则, 无固定模式。荆浩提到过:“气者, 心随笔运, 取象不惑。韵者, 隐迹立形, 备遗不俗。”由此可见, 绘画主体在书画过程中要把握客体的精神实质, 取其神韵, 同时在创作中将精神表现置于技法之前, 才能使创作主体和欣赏客体获其神韵。

徐复观曾经说过:“气韵的根本义, 乃是传神之神, 即是把对象的精神表现了出来。而对于对象精神的把握, 必须赖作者的精神照射, 以得到主客相融;则必须承认作品中的气韵生动, 乃是来自作者自身的气韵生活, 于是气韵是一个作品的成效, 更是一个作品得以创作出来的作者的精神状态。”创作主体的精神境界与人格修养对一个作品气韵的是否获得, 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国传统绘画对“韵”的追求, 蕴含了深厚与复杂的美学意味, 无论作品的意蕴表达上, 还是主体的精神结构上, 都追求以形求神, 化形为神的境界, 因此也决定了中国绘画抽象的特性和相对性。

二、书法之韵

在中国书法美学中, “韵”不仅其重要的审美范畴, 也是自古以来书法家的美学旨趣。体现了主体创作者及欣赏者的个人修养和审美趣味。北宋书法家黄庭坚, “韵”是其书法美学中的核心思想。黄庭坚指出, “虽然笔墨各系其人工拙, 要须韵胜耳。病在此处, 笔墨虽工不近也”;2“书画以韵为主, 足下囊中物无不以千金购取, 所病者韵耳”。3《古今书评》中记载:“殷钧书如高丽使人, 抗浪甚有意气, 滋韵终乏精味。”蔡襄说:“书法唯风韵难及, 虞书多粗糙, 晋人书, 虽非名家, 亦自奕奕有一种风流蕴藉之气。缘当时人物, 以清简相尚, 虚旷为怀, 修容发语, 以韵相胜, 落华散藻, 自然可观, 可以精神解领, 不可以言语求觅也。”“韵”在书法中无论对于主体还是客体都是一重要的审美标准。

书法要超出其笔墨形态之外的更深远之意味, 正此谓留有“余意”。如若作品之中无韵, 即无态, 无趣, 无书外意, 即使技法再高超, 也无可贵之处。由此可见“韵”在书法之中其重要之地位。中国的书法在讲究空间布局、字的间架结构的同时, “韵”也是在运笔用墨同时表现出来, 在创作过程中, 运用“卧笔”“圆笔”“藏锋”“虚和取韵”, 最终达到“圆”“和”, 如袁桷评价蔡忠惠的书法笔圆韵满。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书法之妙, 全于运笔, 该举其要, 尽于方圆, 方用顿笔, 圆用提笔, 提笔中含, 顿笔外拓, 圆笔者萧散超逸, 方笔者凝整沉著。提则筋劲, 顿者血融, 圆则用抽, 方则用絜。圆笔使转用提, 而以顿挫出之, 方笔使转用顿, 而以提絜出之。圆笔用绞, 方笔用翻, 圆笔不绞则痿, 方笔不翻则滞, , 妙处在方圆并用, 不方不圆, 亦方亦圆, 或体方而用圆, 或用方而体圆, 或笔方而章法圆, 神而明之, 存乎其人矣。”书法从运笔、下力、提顿等方面都对“韵”的形成无不有影响, 书法中独特的神韵, 无法用语言表达, 只能在字里行间去感受每一笔墨给我们带来的美的享受。

三、古琴之韵

琴、棋、书、画在中国古代是文人所推崇的四艺, “琴”则列为四艺之首, 是古代文人所必修之器。这里所指之琴, 即古琴。在中国古琴美学中, 非常注重演奏的内在意境和韵味的表达。清人陈幼慈曾论述过音的波动同韵的关系, 他说:“夫音韵者, 声之波澜也。盖声乃天地自然之气, 鼓荡而出, 必绸直而无韵, 迨触物则节族生, 犹之乎水之行于地, 遇狂风则怒而涌, 遇微风则纤而有文, 波澜生焉。声音之道亦然”。4由此可见, 韵的产生离不开声音的波动。古琴音色沉静古朴, 余音悠远, 最令人回味的不外乎古琴的余音了。古琴的余音持续久, 绵长不绝, “韵”正是余音在传播过程波动中产生的。余音成为产生韵的基础和前提, 在演奏过程中运用不同的处理方式产生不同的韵之状态, 可通过吟、猱、绰、注、撞、逗等不同的技法, 或者通过左右手在弦位上的移动制造“走手音”“腔化音”“震鸣音”等来表现出或弯曲或波浪的余音线条。韵的线条与旋律线条不同, 旋律是通过不同乐音的连接和运动而形成, 而“韵”它是乐音自身内部的一种变化和运动形式, 可以是一个音也可以是几个音, 每个产生韵的乐音, 会形成有自己的独特形态。在《中国音乐文化大观》一书中提到:“其他的线条的发展变化都很有限度, 惟独波状曲线, 可大波, 可中波, 可小波, 可先大波后小波, 可先小波后大波。几乎有无穷无尽的变化余地。这一点就单个线条来讲, 使得它比任何其他类的形式美, 也比一般的节奏韵律, 更耐人寻味, 美的含量更大, 而使它在人们的感觉中比一般形式美多着某种与人的呼吸、脉搏、思维相协调, 与人的内在精神相接轨的动感。5”。表现这种波动状态的线状余音展现中国传统音乐之“韵”, 古琴是最为理想的乐器。

“韵”在中国传统艺术中, 无论是绘画、书法还是古琴, 都具有极为深远厚重的意蕴, 它辐射了中国传统艺术中的各个领域, 是构成传统艺术的内在核心精神力。在中国传统美学中, “韵”的和谐与否一定程度上是评价创作主体与客体水准的重要标准, 是创作作品的一种内在精神和风韵, 是在欣赏过程中的质变。它存在与创作主体之中, 但又游移之外, 是在审美主体和创作主体的互相关系作用下产生的属性。

摘要：中国传统审美观念对于传统艺术的发展和传承有着具大的影响力。“韵”作为中国传统美学中重要的范畴, 虽然听觉艺术和视觉艺术, 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 但在同样的传统文化背景下产生和发展, 自然是具有一定的共性并且发展中相互融合和渗透。“韵”无论在绘画、书法还是古琴中, 表现于“无形”, 获得于“无形”, 是创作主体与欣赏客体的个人修养及精神力的展现。

关键词：韵,传统美学,传统艺术

参考文献

[1].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2].蒲震元.中国艺术意境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3].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上海: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