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法文化（共12篇）
中国传统法文化 篇1
语言与文化密切相关，语言教学离不开文化教学。语言和文化是一种双向行为，既有输入又有输出。本民族文化的英语表达是传播本民族文化的一项必要能力，也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对外交流的扩大，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尤其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更多地了解中国的优秀文化和传统已经成为一种潮流。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外语教师体会到，学习英语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使用英语传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我们有责任在理解异国文化的同时，深刻地领悟本国文化，更好地向西方国家介绍和传播中国文化。用英语介绍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实现和世界的双向交流，使授课对象不仅能吸收中国文化的精华，而且更加深刻地理解：一切文化都铭刻着民族的烙印，人类文化的发展需要兼容并包，这样文化就会多姿多彩，更加繁荣。
在对外文化教学中，作为授课对象的学生，已经具备了较系统的西方文化知识体系，能从较深层次了解本民族思想的起源、风俗习惯、语言及其思维方式;而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则能从另一角度了解和审视自己，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以平和的心态去审视、吸收另一个民族文化的精华。
文化教学需要高文化素养的教师。教师不但要有深厚的语言功底，而且要有深厚的英语文化和汉语文化的修养，以及很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对外文化授课教师作为知识传授者，要传授给学生丰富、正确的文化知识，自己必须具备系统的汉语文化知识和很强的英语交际能力;同时还要具备大量的非语言知识，其中包括较为系统的中国文化知识，这是文化教学得以实施的客观前提。此外，教师还应当具有广博的异域文化知识，这样既能够使教师妥善处理在教学过程发生的文化冲突现象，又能通过文化比较强化本土文化的影响力。这些非语言知识是对外文化教学能够顺利实施的基本前提和保证。
提高教师的文化素养，教师除了自身应该多涉及中外文化知识，及时更新知识结构，提高英语实际应用能力外，也应该采取一定的措施，多渠道、多元化地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一方面要鼓励广大外语教师注意跨文化知识的应用研究，改变过去语言知识与文化知识教学脱节的现象，使外语教师实现由语言教学型向文化教学型的转变。另一方面有必要建立一种以提高中青年教师文化素养为目的的培训或进修机制，给现有教师补上相关的中、外文化课。还可派外语教师到目的语国家接触外国文化，直接体验目的语国家的民族文化，参与该文化，他们的亲身经历将有助于教师在教学中对东西方的风俗习惯、讲话规则、社交礼仪等进行比较教学。例如，dragon(龙)在西方文化中是指长着翅膀、口中喷火、有着长长尾巴的大蜥蜴，通常是邪恶、恐怖、飞扬跋扈的代表;在中国文化中则是民族的精神图腾，是吉祥和权力的象征，中国人也以“龙的传人”而自豪。
教学过程应引进多媒体。建构主义认为，知识的获得是学习者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文化教学的内容有相当一部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知识”，主要通过丰富学生的感性认识，要求学生调动自己的各种感官，去认识不同文化的差异，感受中国文化的奥妙。传统的书本加黑板这种单一的语言教学手段，很显然是难以达到如此效果的。多媒体辅助对外文化教学，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多媒体教学可以为学生形成一个良好的语言氛围，创造逼真的文化环境，以达到我们原来传统教学手段所达不到的效果。
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选择合适的教学方式和正确的表达法。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根据学生的实际水平和接受能力选择合适的文化教学内容。中国的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教师在教学中可以充分利用这一有利的方面，促使学生对中国文化产生较为浓厚的兴趣。除了生动活泼的阐释之外，还可利用多种不同形式的教学，发掘学生的兴趣，寻找与中国文化因素相关的切入点，引导学生亲身体会或实践，使他们在接受文化知识的同时，激发其主动学习和参与的兴趣。
在对外文化教学中，培养授课对象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接纳，并且进行传播的目的是时代的要求。对外文化教学的重点之一，就是引导学生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进行文化的传播和渗透。文化教学应当贯穿教学过程的始终，并逐渐增强和逐步深入。对外文化教学中，教师对文化深度和广度的把握，有助于学生更好地了解和接纳中国文化。因此，对对外文化教师来说，文化阐释的过程也是对中国文化传统，以及诸多文化成果广泛深入学习汲取的过程，同时还是对广博且丰富的东西方文化进行比较和汲取的过程。因此，对外文化教学从一开始，就有必要重视并积极对教师进行中国文化的系统培训，提高他们的文化比较和传授能力，从而使学生接触到纯粹地道的中国文化。借助现代教学媒体的帮助，使文化教学生动形象地进行，最终使授课对象完成由中国文化的仰慕者到传播者这样一个角色的转变。
参考文献
[1]王福祥, 昊汉樱.文化与语言[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208究出版社,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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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崔淑慧.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渗透[J].黑龙江高教研究, 2004, (3) .
[4]陈玮.谈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问题[J].现代语文, 2006, (2) .
[5]高立平.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意识[J].南京社会科学, 2002, (2) .
中国传统法文化 篇2
传说在这60年里面，每一年天上都会派一位神仙出来值年，他负责掌管这一年人间的福与祸，也掌管这一年出生的人一生的旦夕祸福，老百姓尊称这些神仙为值年太岁，60年就有60位太岁，所以统称为60甲子神。
太岁神从南北朝开始就有六十位，到了清代初期六十位太岁的名字全部更换，成了现在各地有安奉太岁的庙宇里面的六十太岁。
太岁君：神名。太岁君，神也。道书以六十甲子，每岁轮值，掌理人间祸福之神，为值年太岁，俗称为岁君也。系由都雷太岁殷元帅所统管。殷元帅者，商朝纣王之幼子也。幼遭国难，家破人亡，蒙申真人收为抚养，授以道法，後乃行道为神。秉性刚直慈仁，常为世人驱邪救难，天庭悉其功果，授以都雷太岁之职，掌地司汤儿院，综管人间祸福，祛除邪魅，奖善罚恶，为主宰人间罪福之神。六十甲子值年太岁即归其统辖也。
【犯太岁】
一般人的年庚，若与值年太岁相同，民间称为犯太岁，年庚对冲者，则叫冲太岁；诗曰：太岁当头坐，无喜恐有祸。按照十二主星宿中记载：“太岁当头有灾祸，刑冲破害鬼推磨，流年若还逢忌神，头破血流难躲过。”因此，无论是那一种，在那一年里必定百事不顺，事业多困厄，身体多病变，因此务必要拜奉太岁星君以保平安。
六十甲子各有岁神轮值，而当年轮值之岁神称为值年太岁，如想知道自己的值年太岁，只需找出自己在六十甲子所属的名称，便可找出自己的值年太岁。
什么叫做犯太岁？犯其实即是冲，「冲」亦分为「年冲」及「对冲」。
“年冲”即是指生肖之年，例如今年是蛇年，属蛇者即为年冲；
“对冲”即是指生肖之年再加上六年，“对冲”又叫“六冲”，即子午冲、丑未冲、寅申冲、卯酉冲、辰戌冲、巳亥冲；以辛巳蛇年为例，巳与亥为相冲，因此肖猪的人仕在辛巳蛇年，便是“对冲”，犯了太岁；凡是遇到“年冲”或“对冲”的生肖，都要到庙里拜太岁，才会诸事顺吉。
刑太岁，又称“偏冲”，自己的出生年如与流年所属生肖相差三年，便是刑克，即与流年太岁“偏冲”。古语有云：太岁当头坐，无喜恐有祸。例如蛇年，肖蛇为太岁，肖猪为冲太岁，而肖猴和虎为“偏冲”太岁。
【附表：六十太岁星君的姓名】（太岁名称有五种版本，这里全部列举如下）
版本一：殷雷镇宅中宫秘符－正一五雷显应坛
甲子金辨 乙丑陈才 丙寅沈兴 丁卯耿章 戊辰赵达 己巳郭灿
庚午王清 辛未李 壬申刘旺 癸酉康志 甲戌訾广 乙亥吴保
丙子郭嘉 丁丑汪文 戊寅曾光 己卯龚仲 庚辰章德 辛己郑祖
壬午陆明 癸未魏仁 甲申方杰 乙酉蒋嵩 丙戌白敏 丁亥封济
戊子郑堂 己丑潘佑 庚寅邬桓 辛卯范宁 壬辰彭泰 癸巳徐斝
甲午章诚 乙未杨贤 丙申管仲 丁酉康杰 戊戌姜武 己亥谢焘
庚子卢超 辛丑汤信 壬寅贺谔 癸卯皮时 甲辰李诚 乙巳吴遂
丙午文哲 丁未缪丙 戊申喻志 己酉程实 庚戌猊秘 辛亥叶坚
壬子丘德 癸丑林朴 甲寅张朝 乙卯万清 丙辰辛亚 丁巳易彦
戊午黎卿 己未傅傥 庚申毛梓 辛酉石政 壬戌洪克 癸亥卢程
版本二：岁君解厄延生法忏－道藏辑要
甲子金辩 乙丑陈林 丙寅沈兴 丁卯耿章 戊辰赵达 己巳郭灿
庚午王清 辛未李熹 壬申刘玉 癸酉康忠 甲戌詹广 乙亥伍保
丙子郭嘉 丁丑汪文 戊寅曾光 己卯方仲 庚辰董德 辛己郑祖
壬午陆明 癸未魏仁 甲申方杰 乙酉蒋崇 丙戌白敏 丁亥封济
戊子郑镗 己丑潘佑 庚寅邬柏 辛卯范宁 壬辰彭泰 癸巳时斝
甲午章嗣 乙未杨贤 丙申管仲 丁酉唐杰 戊戌姜武 己亥谢焘
庚子卢超 辛丑杨信 壬寅贺谔 癸卯皮时 甲辰李成 乙巳吴遂
丙午文祈 丁未缪丙 戊申俞昌 己酉程宝 庚戌倪秘 辛亥叶坚
壬子邶德 癸丑朱雍 甲寅张朝 乙卯万清 丙辰辛亚 丁巳易彦
戊午黎卿 己未傅傥 庚申毛粹 辛酉石政 壬戌洪克 癸亥卢经
版本三：道教神仙画集
甲子金辨 乙丑陈材 丙寅耿章 丁卯沈兴 戊辰赵达 己巳郭灿
庚午王济 辛未李素 壬申刘旺 癸酉康志 甲戌施广 乙亥任保
丙子郭嘉 丁丑汪文 戊寅曾先 己卯龙仲 庚辰董德 辛己郑但
壬午陆明 癸未魏仁 乙酉蒋崇 甲申方杰 丙戌白敏 丁亥封济
戊子邹铛 己丑傅佑 庚寅邬桓 辛卯范宁 壬辰彭泰 癸巳徐单
甲午章词 乙未杨仙 丙申管仲 丁酉唐杰 戊戌姜武 己亥谢太
庚子卢秘 辛丑杨信 壬寅贺谔 癸卯皮时 甲辰李诚 乙巳吴遂
丙午文哲 丁未缪丙 戊申徐浩 己酉程宝 庚戌倪秘 辛亥叶坚
壬子丘德 癸丑朱得 甲寅张朝 乙卯万清 丙辰辛亚 丁巳杨彦
戊午黎卿 己未傅党 庚申毛梓 辛酉石政 壬戌洪充 癸亥虞程
版本四：北京白云观－元辰殿
甲子金赤 乙丑陈秦 丙寅沈兴 丁卯耿章 戊辰赵达 己巳郭灿
庚午王清 辛未李素 壬申刘旺 癸酉康志 甲戌誓广 乙亥伍保
丙子郭嘉 丁丑汪文 戊寅曾光 己卯伍仲 庚辰重德 辛己郑祖
壬午路明 癸未魏明 甲申方公 乙酉蒋专 丙戌向般 丁亥封济
戊子郢班 己丑潘佑 庚寅邬桓 辛卯范宁 壬辰彭泰 癸巳徐舜
甲午张词 乙未杨贤 丙申管仲 丁酉唐杰 戊戌姜武 己亥谢寿
庚子卢起 辛丑汤信 壬寅贺谔 癸卯皮时 甲辰李成 乙巳吴遂
丙午文折 丁未缪丙 戊申俞志 己酉程寅 庚戌化秋 辛亥叶坚
壬子卸德 癸丑林簿 甲寅张朝 乙卯方清 丙辰辛亚 丁巳易彦
戊午妙黎 己未傅税 庚申毛幸 辛酉文政 壬戌洪范 癸亥卢程
版本五：黄历
甲子金赤 乙丑陈素 丙寅沈兴 丁卯耿章 戊辰赵达 己巳郭灿
庚午王清 辛未李素 壬申刘旺 癸酉康志 甲戌誓广 乙亥吴保
丙子郭嘉 丁丑汪文 戊寅曾光 己卯伍仲 庚辰重祖 辛己郑德
壬午路明 癸未魏仁 甲申方公 乙酉蒋专 丙戌向敏 丁亥封齐
戊子郢班 己丑潘信 庚寅邬桓 辛卯范宁 壬辰彭泰 癸巳徐舜
甲午张词 乙未杨贤 丙申管仲 丁酉康杰 戊戌姜武 己亥谢寿
庚子卢起 辛丑汤信 壬寅贺谔 癸卯皮时 甲辰李成 乙巳吴遂
丙午文折 丁未僇丙 戊申俞志 己酉程寅 庚戌化秋 辛亥叶坚
壬子邱德 癸丑林簿 甲寅张朝 乙卯方清 丙辰辛亚 丁巳易彦
中国传统养生法——药物养生 篇3
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不同，所需要的补益品也不相同。从中医药学理论讲，人的体质分为虚证和实证两大类，实证体质的人就不宜服用补益品，也就是说补益品主要是用于体质较虚弱的人。而不同的虚证又要选择不同的补益品，这就是中医所讲的“辨证施治”。在中医中，虚证分为气虚、血虚、阳虚、阴虚四大类，而补益中药的分类也与此相承。
补益中药的分类与虚证的分类相对应，补益中药分为补气药、补血药、补阴药及补阳药四大类。
补气药
包括人参、西洋参、党参、太子参、灵芝、黄芪、白术、山药、扁豆、甘草、大枣、蜂蜜等。
补气类中药的特点，是能够增强人体的功能活动能力，特别对脾肺两脏的生理功能有显著的滋补作用，主要适用于治疗脾气虚弱或肺气虚弱等证。中医认为：脾气不足，身体就会出现精神疲倦，四肢无力，食欲不振，腹胀便溏(稀烂)，甚至脏器下垂等症状；肺气不足，就会出现少气懒言，动则气喘，易出虚汗等症状。有如上症状者可选用补气药进行滋补。
补血药
包括当归、熟地、何首乌、阿胶、龙眼肉、三七（熟）等。
补血类中药的特点，是能够滋补阴血，促进心、肝、脾、肾诸脏功能。中医认为“心主血脉”，“肝藏血”，“脾统血”及“肾藏精”，“精血同源”，所以心肝脾肾诸脏均与血液的生成有关。血虚证者除表现出面色、唇色、指甲等颜色变化外，还常有失眠健忘，多梦易惊等病症。宜用补血药进行滋补。
补阴药
包括沙参、麦冬、天冬、石斛、玉竹、黄精、百合、枸杞子、桑葚、墨旱莲、女贞子、龟板、鳖甲、黑芝麻等。补阴类中药的特点是能够滋养阴液，生津润燥，特别对肝、肾两脏有较强滋阴作用。阴虚者主要是机体内的阴液不足，有虚火妄动、手足心热、口燥咽干、大便干燥等症状。可选用补阴药进行滋养。
补阳药
中国传统法文化 篇4
一、抢注问题值得关注
在我国悠久历史上, 中国封建经济由于较早得到发展, 其经济发展程度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一直远远高于周边地区和国家, 落后国家当时出于追求自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纷纷派人前来学习。唐朝时期, 朝鲜、日本以及西域各国纷纷派遣人员来学习, 并且在学成之后将中国文化融入到他们的文化体系中。通过这种融合, 使他们不仅认同了中国传统文化, 并且将它融入自己的文化, 这就使得中国与周边国家出现了文化同源的现象。这种现象在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影响力的扩大, 并借助文化的传播使得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合作和发展日益广泛。但伴随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 特别是近代经济发展已经从传统的工业经济走向知识经济, 文化贸易在国际贸易格局中的比重也在不断扩大, 对文化资源的争夺也日趋激烈。人们不仅需要一种自身的文化认同, 更需要对这种文化资源合法拥有, 从法律意义上确定对文化资源的归属。文化同源现象的存在, 使得他们在观念中将其现有的文化均视为自己的文化, 并力求将这种文化的所有权合法化, 为自己的文化和经济发展提供一种法律保障。正是处于这种心态, 所以韩国人在2005年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将端午节列为韩国的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国传统文化到底该如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冲击?我们又该如何保护和发展本国的传统文化?理性的认识、正确的应对是极其必要的。
二、抢注对中国的影响
1.消极影响
国外对源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抢注一旦获得成功, 会给中国的相关文化资源产品的开发及其后续的创新制造不必要的障碍, 也会在国际上扰乱视听, 为中国的传统文化获得国际认同制造不必要的麻烦。同时, 还会使国人对自身所一直接受的传统文化产生怀疑, 不利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2.积极作用
国外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抢注, 为我们挖掘和利用传统文化的价值提供了新的视角。
(1) 进一步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
近现代由于历史和社会各方面的原因, 我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均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 为了尽快赶上发达国家, 我们开始向西方学习, 但是在学习过程中很多人出现了不自觉地否定中国历史和本国传统文化的倾向, 盲目地崇尚西方文化, 并且陷入了一种民族自卑情结之中。特别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 改革开放国门大开之后, 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展现在了我们面前。面对这种差距, 不少国人心中的民族自卑情结迅速膨胀, 媚外情结也迅速蔓延, 全盘西化的调子在社会上不断出现。这种民族自卑情结的出现主要原因就是在对比中我们只看到外国的一些优点, 却忽略了自身的很多长处。表现在对文化的态度上, 某些人认为西方文化是现代化的标志, 中国传统文化是应该被淘汰的文化, 是可以抛弃的。国外对源于中国的文化资源的抢夺, 特别是对基于这种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 从一个侧面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在现时代的价值, 有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 思考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引向现代和世界。
(2) 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政府和民众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开发和利用。
2005年, 由于韩国人抢注端午节而引起了国人对传统文化保护的高度关注, 进而推动了国务院于2006年5月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6年的端午节也特别地引起了国人的高度关注。韩国人对端午节的抢注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国人重视传统节日并进而重视传统文化的催化剂。可以说, 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成为中国的法定节日并得到民众普遍拥护, 不能否定这一系列事件的影响。
三、应对的措施与方法
首先, 寻求国际法的支持与保护。 目前, 国际上通过的一系列关于文化保护的国际公约或条约为中国保护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法律支持, 使中国保护传统文化的行为“有法可依”。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 特别是随着文化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不断扩大, 文化霸权也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地扩张。面对本国文化遭受的冲击, 世界上很多人都认识到与文化相关的活动、产业和服务有其特殊性, 不应该与一般商品同等对待, 而应该给予本土文化更多的保护。在这种认识的推动之下, 2005年10月, 在巴黎举行的第3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保护文化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多样性国际公约》, 提出了与世贸组织商品贸易不同的文化产品及服务贸易的原则。它确认“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一项基本特征”、“是人类的共同遗产”、“文化多样性创造了一个多彩的世界”等一系列有关人类文化的基本观念, 强调各国有权利“采取它认为合适的措施”来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公约》为此确定了尊重人权自由、文化主权、文化平等、国际互助、经济文化互补、可持续发展、平等共享和公平平衡等八项原则。《公约》的通过为我国制定保护传统文化的相关政策措施提供了国际法的支持和借鉴, 对于促进我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 要借鉴和学习其他发达国家保护传统文化资源的有效措施。 一些发达国家在保护传统文化资源上采取的措施, 为我们保护传统文化提供了借鉴。随着全球化步伐的日益加快, 民族民间文化遭受的冲击也日益加剧, 甚至有很多传统文化在不知不觉中灭绝, 各个民族对于本民族传统文化可能消亡的担忧也日益强烈, 这是导致抢注文化资源现象在世界范围迅速普及的一个重要基础。不少国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制定了保护本国文化的法律或者制定了相关政策。例如日本为了保护本民族文化, 制定了《文化财产保护法》, 将有形的文化遗产和无形的文化遗产一并纳入保护的范围。法国高度重视自己国家的文化遗产, 不遗余力地捍卫自己的文化特性, 通过举办“国家遗产日”活动, 来发动民众投身到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去。法国曾经通过一项法律, 要求在法国互联网上进行广告宣传的文字必须译成法语。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对此解释说, 这是要保卫法语的国际地位。国外的这些举措, 为我们保护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提供了很大的借鉴意义, 我们也同样可以通过立法和开展中国文化遗产日等活动, 来唤起人们重视和保护传统文化的意识。
再次, 扩大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化多样性的需求。这可以为我们保护和传播传统文化提供广阔的市场。 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 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 使“地球村”中各个地区、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交往更加广泛与频繁。伴随着各国综合实力的日益增强, 民众生活水平都有了较大的改善, 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基础上, 文化消费正悄然成为人们消费的焦点。民众文化消费的求异性为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舞台, 为各国民众认同并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文化代表着一个社会的智慧和一个国家的力量, 承担着直面现实、维护信仰、创造理想、熔铸灵魂的重任。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冲击下, 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中国文化的意义和价值, 打造中国的文化身份, 树立中国的文化形象, 增强中国的文化影响力, 提高中国的综合竞争能力。科学而辩证地看待全球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生存和发展的影响, 积极利用全球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生存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断现代化和走向世界, 我们就能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保护好并不断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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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爱东.从“保卫端午”到“保卫春节”的追踪与细说[J].民族艺术, 2006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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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法文化 篇5
关键词:满族;传统;婚姻家庭;法文化
婚姻是人类繁衍后代的重要形式,是构成家庭、产生宗族的基础。婚姻家庭能够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国家的繁荣昌盛,也能够成为历代统治者扩张、巩固自己统治的一个举足轻重的筹码。在不同民族的历史发展中,记录着各民族具有特色的婚姻、家庭形式,同时也蕴含着各民族独特的法律文化。
一、满族婚姻缔结中的法文化分析
婚姻的缔结标志着一个家庭的开始,而这个缔结的形态可以直接体现出一个民族的社会风俗习惯以及传统文化。笔者认为,婚姻形态即婚姻缔结过程中所客观存在的形式和特点,是可以反映出一个民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隐藏于人们
深层理念的文化形态。满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它的婚姻形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早婚
早婚这种婚俗在满族社会很普遍。满洲旧俗尚早婚,娶长妇,一般在小儿时期即订亲结婚[1]。女真人“女十岁前,男家约婚。”[2]奉天满族人婚龄稍晚,“富有人家之男子生十三、四岁即结婚,至二十岁以上方结婚者,俱为穷人”[2]。而且在满族社会中又是多以年少之男娶年长之女,十三、四岁的男子,必须娶十七、八岁的女子。满族中所盛行的早婚及娶长妇的习俗,追本溯源是有其历史和文化因素的。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考虑,我们可以发现:满族先民在形成民族的过程中,长期从事着军事活动。满族入关前人口最多不过六十万人,长期的军事征服使大批的青壮年战死疆场,随着战争的继续和对广大被征服地区实行民族统治,客观上就增加了对满族人丁的需求,八旗制度的实施使兵民合一“,凡隶于旗者,皆可以为兵”[3]。男子16岁成丁,即要入伍从征。即便有“三丁抽一”的制度和规定,但每临战事,凡在旗男丁都要从军,甚至有祖孙三代同时服役的现象。这对满族家庭的人口结构和人口繁衍都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致使许多家庭无以继后而绝户,更谈不上强大家族以祭祖了。而要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实行早婚并娶长妇,以保证人丁在入伍前就实现人口的繁殖,既有,又有幼丁延续家庭香火,确保家族和旗的发展壮大,后继有人。
(二)一夫多妻
明末清初,满族社会已进入一夫一妻的个体婚。但是这种一夫一妻制仅是片面地针对女子,其原则只是约束妇女,而与男子无关。在财产私有制度下,家庭中居于统治地位的男人,为了保持血统的纯洁,确保财产只传给自己的子女,严厉要求妻子必须忠贞如一,而男子并不受这一限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男子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一夫多妻的现象在满族社会中也得到发展。其实,满族先民早有此俗。女真人妻有大妇、小妇、侍婢之分:大妇叫做正室,小妇叫做次室,侍婢即为妾[4]。天德二年(1150年)十一月,更是明文规定“命庶官许求次室二:人,百姓亦许置妾。”[5]一夫多妻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正是奴隶制与一夫一妻制的并存,正是完全受男子支配的年轻美貌的女奴隶的存在,使一夫一妻制从一开始就具有了它特殊的性质,使它成了只是对妇女而不是对男子的一夫一妻制。”[6]清代早期满族社会中,一夫多妻被法律所允许,习俗所崇尚。其多妻的形式主要表现在对女奴的占有,不仅贵族与富有者多妻,普通八旗兵丁也是多妻。由于政治联姻活动,努尔哈赤与其子孙不断娶进贵族女儿,地位高于女奴的侧妃、庶妻不断增多,加上战功和赏赐,使多妻范围扩大到,使多妻成为了早期满族原始婚姻家庭生活的普遍现象。
(三)收继婚
满族及其先民都曾盛行妇女寡居、大家近亲接续的收继婚风俗。收继婚,其实就是转房婚,这一婚俗曾经在我国北方的匈奴、鲜卑、突厥、蒙、满等族中广为流行,它是一种原始的婚姻习俗。《金史》称“女真旧俗,妇女寡居,宗族接续之。父死,则妻其母;兄死,则妻其嫂;叔伯死则侄亦如之,故无论贵贱,人有数妻。”这种接续婚的习俗是原始的族内婚的残余,反映了把娶来的女人当作家族生儿育女的特殊性质的私有财产的宗法意识。家族中的私有财产是不容许外流的,它必须由家族中的人按着血缘关系的亲疏为序依次继承。这种接续婚的习俗在早期建州女真社会中比较盛行。建州女真始祖之一猛特木父挥厚死后,挥厚弟包奇即以其嫂为妻。满族社会一直保留着早期女真人不论辈份及收继婚的旧有习俗,甚至连清皇室也不例外。其中,多尔衮娶亡侄豪格的福晋为妻,孝庄太后下嫁多尔衮,顺治纳亡弟博穆博果尔福晋董鄂妃为妻等都是收继婚的典型例子。其中孝庄太后下嫁更是引起轰动,成为清初历史上“三大疑案”之一。
(四)满蒙联姻
对于普通婚姻,一般只行使繁衍后代的功能,而联姻则并,它还须反复结亲,从而形成所谓的“世婚”。清与蒙古科尔沁莽古恩部自万历四十年始结亲,至崇德九年的三十二年间,共结亲记四世二十一次;与翁甲岱一系自天命十年始,至崇德七年,十七年间共结亲二世二十一次;与喀尔喀部自天命二年至崇德八年,二十六年间共结亲了二世七次。通过世婚必然导致两大集团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这在满族与科尔沁部之间尤为突出。自与科尔沁部结为世婚后,清代就有两朝皇后来自科尔沁,几乎每朝也都有公主、郡主下嫁科尔沁部。宗族家族是以父系血缘为主干,经过繁衍扩展而形成一个庞大的宗法家族。借助婚姻来连结其他亲属,是宗族组织的外延和扩大。而满蒙联姻,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满族皇室的宗法统治网络,其最终目的是为政治而服务。毛泽东在对康熙的评价中说“:康熙伟大的贡献之一是他的统一战线政策„„他先团结了蒙古和其他少数民族。后来又团结了汉族的上层人士,利用汉族统治汉族。”[7]确实,满族统治者很善于运用统一战线政策。在入关前后他们都努力与蒙古联姻;世代互婚,这是满族宗法血缘组织的扩大和有益补充,从而确保统一中原的政治力量的强大和入关后北疆的稳定。可见,满族统治者利用宗法的联姻为政治服务,从而巩固了他们的封建统治。
从以上各种形式的婚姻形态中,我们可以看出满族早期的婚姻习俗中,保留着一些氏族社会末期比较自由的婚姻观
我们可以从熟知的历史事件中看出:一是满族通婚不严格讲究辈份,清太宗皇太极的后妃中,就有三人与他是亲姑姑和侄女的关系;二是满族寡妇再嫁成为普遍现象,而且不受歧视。明代及后金的女真习俗都不限制女子再次婚嫁,而且寡妇再嫁也是一种可利用的资源。努尔哈赤家族不但允许族女一嫁再嫁,本族贝勒贝子们也不忌讳娶寡妇为妻[2]。从这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满族的先祖女真妇女在婚姻上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权。据《满文老档》记载,努尔哈赤初立政权时所制定的法律中对男女各方婚姻自主权就有明确规定,比如“按律男女情愿,则可娶之,不愿则可不嫁”①。这说明,当时的满族妇女在婚姻方面,确实享有相当程度的自由。
笔者认为这种自由源于满族的生存环境和当时的社会现状。据史料记载:历史上满族先祖最初从事游牧和渔猎,起源于辽宁省,主要居住在东北三省地区,满族人民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在白山黑水以北,贝加尔湖以东,库页岛以西的大片土地上。她们依靠着大小兴安岭,长白山,眼望着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他们不识稼蔷,终年以渔猎为生。可想而知,东北气候寒冷,生存环境恶劣,当时的北方更是一片未开垦的地域辽阔的广袤土地,再加上游牧民族本身的性格,所以这里必将孕育出一群心胸如这片土地一样开阔、思想如无拘无束的野马一般崇尚自由的人们。而且,满族一直以拓疆扩土和征,所以长年的四处征战使满族人死伤无数,也使原本数量就极其少的人口不断减少。为了保持民族自身的战斗力,为了形成足以对抗汉族政权的力量,满族必须尽最大的本能来发展自己的人口。所以,自由的婚姻观念成为存在于满族社会的必然,这也充分体现了生存之需要即为最大之法的文化特点。
尽管满族有着较为自由的婚姻观念,而且婚姻自主权被努尔哈赤写进法令当中,但在一些大家族中仍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宗法性限制,比如“旗民不通婚”这一原则性制度就被大家广泛地遵守着。因为如果旗人娶了平民或嫁给平民,就会丧失作为旗人所拥有的特权资格。这种特权最直接的物质生活表现是每个旗人自出生时起,每月可以从官府领取相应银子作为生活的保障,而平民却得不到。因此,为了使子女将来的生活有所保障,旗人一般是不会和平民通婚的。笔者认为“旗民不通婚”这项规定可能源于满族统治者内心的民族危机感。毕竟相对于汉族来讲,满族的人口要少得多,作为一种统治手段“,旗民不通婚”可以很好地保持本民族血统的纯正,使满族不被汉族所同化,能够一直保持其统治地位。
此外,在宗族制盛行的地方,针对一些名门望族,祠堂族长以族人联姻关乎宗族体面为由,也会干预族内青年的婚事。当家长在为子女议婚将成时,必须报告祠堂的宗子、宗长,即使,最后的决定权也不在他们,而必须禀告双方族长,族长同意了,婚事才能最终确定下来[8]。满族家族之间互婚主要是从两个家庭和家族乃至宗族的利益来考虑的。在这种婚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不仅仅是婚姻当事人个人的愿望。两个家庭或家族的通婚,更多的是考虑整个家族集体的利益,而对家族的经济利益的考虑则是其中最重要的。在满族宗法制下的家族婚姻,其主要目的是“下以继后世”,用意在于生育男孩以便传宗接代,使祖宗牌位有人祭祀,祖先的血食不会中断,家族能够永久地延续发展。同时也寄希望于家族内能有子孙来继承财产,以保持和扩大家庭和家族财产,为宗族的强大而服务。
再次,满族婚姻的自由也以财产作为婚姻缔结的中介。在满族社会中,随着私有制的发展,财产的拥有作为划分贫富人家的标志并日益显示出其作用。早在明代,女真人在缔结婚姻时,财产便是他们所要考虑的因素,其内容一般包括牛、马、衣服和金钱等。可以说经济因素在婚姻缔结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这主要表现在:满族父母对女儿的婚嫁,一定要收取男方的聘礼,包括过定礼和过大礼。过定礼又称“下小茶”,俗称“换盅”,礼物最早包括如意、荷包、金银首饰、衣服、布帛以及酒果米肉。过大礼又称“下大茶”、“放大定”,是送正式的财礼。在金代,礼品除酒外,还要送马匹。尽管财礼数量没有固,但男方的聘礼实际上就是女方的身价,可以表明女子将来在男方的家族里的地位的高低。因此,女方父母都尽力将女儿嫁给相对富有的人家。正是由于财产作为婚姻的中介,广大贫苦的满族人民在婚姻问题上便陷入极大的困苦之中,有的为结婚娶妻而不得不放弃自己赖以维系生计的生产生活资料。
二、满族家庭中妇女地位的法文化分析
在满族的大家庭中,虽然一直沿袭着重男轻女的思想,都以生子为贵,认为接嗣有人。但对于女孩儿,满族人也不会虐待,他们认为多子多女都是福。史载:“女子执鞭驰马,不异与男。十余岁儿童,亦能佩弓箭驰逐„„出兵之时,无不欢乐„„”[9]由此可见满族女子在骑射方面享有与男子一样的权利。这在满族婚姻家庭中必然决定了妇女将成为一个不可小觑的角色。
(一)妇女的家庭地位分析
虽然满族是父系家庭,男子的地位高贵,但与汉族相比,满族妇女在家中的权利也有一定的体现,满族受骑射文化的影响,妇女地位与汉族相比高贵得多,家庭中丈夫外出做官或当兵驻防外地时,妻子便可以成为家庭的主事者,暂时充当家长的角色。在平时,妻子也可以处理属于家庭内部而不牵涉全宗族的事情,比如仆役的管理、旗地的经营、子女的教育抚养、及家事。除此之外,满族统治者禁止缠足。据《清太祖实录》记载,崇德三年(1638年)8月,皇太极下谕:“有效他国缠足者,重治其罪。”入关以后,顺治元年,孝庄皇后谕:有以缠足女子入宫者斩;顺治二年(1645年),顺治皇帝又重申:以后所生女子禁缠足。可见,缠足这一习俗只是流行在当时中国的汉族之中。《鲁迅文集》中提到的那个时代外国人是这样评价中国的:中国是一个野蛮的社会,中华民族是一个未开化的世族。在溯及原因时,鲁迅从历史的角度给予了回答:那个时代中国人用最残酷的手段让妇女接受裹脚,而自以为那就是文明。用封建教条告诉中国女人要学会这么一句话:“女子无才便是德。”笔者认为,缠足之所以盛行,其中一个目的是由于脚小了不便于行走,让女人缠了足就可以防止“红杏出墙”,如同古代埃及的男人不给妻子鞋穿,中世纪的欧洲男人为女人制作了贞节带一样,这是符合宋明以来理教要求的。而实际上,在贫穷落后的旧中国,除了少数的富裕人家女子外,大多数小脚女人不得不为生计而奔波,她们付出的艰辛,要远远超过一个“天足”的女人②。可以说,满族的这种不裹脚的制度是对妇女身心自由的一种认可,也是对妇女精神的一种解放。因为妇女在行动自如的情况下便可以参加劳动、从事家务活计。在满族的上层家庭,主妇指导仆婢、妾去工作,在普通劳动者家庭,主
侍老人等最原始、最繁杂的劳动中,在付出强大体力代价的背后,换来的是满族妇女在家庭中不可忽视的地位,这使妇女逐渐成为家中不可或缺的成员。
(二)妇女的社会政治地位分析
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都有“后宫不得干涉朝政”的明确规定。但在满族的历史资料中,清楚地保留着孝庄太后和慈禧太后两位女性临朝并管理国家大事的记载。孝庄文皇后是皇太极的妻子、顺治帝的母亲、康熙帝的祖母,她一生经历了清初天命、天聪、崇德、顺治、康熙五朝,先后辅佐了三代皇帝,对清王朝的巩固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她的名字与清初许多重大的事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作为处于特殊历史时期、特殊政治地位的女性,孝庄文皇后的雄才大略、力挽狂澜使她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女性之一。另外,在清政权统治中国的二百余年中,慈禧太后独揽清朝大权就长达半个世纪,竟占清朝总统治时间的五分之一。除了皇室中有女子管理政事的历史记载外,在广为流传的民间传说中也有表明满族女子有一定的政治地位的故事。例如,吉林省吉林市乌拉满族镇北古城内有一座“白花点将台”,传说金兀术的三妹白花公主就曾经在此指挥将士为部族的胜利而战[10]。
三、满族继承中的法文化分析
牲畜、生产资料、粮食、衣物、钱财和生产生活主要用具等。这些财产为家族所共有,财产的使用权由族长掌握。同时,族长还掌握全族的生产和生活的计划安排,掌握全部实物和现金收支。在一些大家庭中的夫妻及其子女,除了可以分得家族的收入外,还可以自谋收入,不交家族,自己储存支配,俗称“攒小份子”。由此可见,当时满族的大家族已出现我国现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雏形。
在满族的小家庭中,析居与财产继承的传统与汉族相比有很大不同。笔者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除了源于两个民族在社会发展水平上存在差距外,不同的文化背景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汉族世世代代以农耕为业,形式上家庭成员同财共居,实际上所有的财产由家长管理支配,这是古代传承下来的习俗。父母在世时,儿子如果“别籍异财”,不仅有悖于儒家的伦理孝道,而且为法律所不容。与之相反,满族人则实行父母在世时儿子分家别居。清太祖努尔哈赤十九岁时就从父亲家中分出,独自立户。在明代的女真族家庭中,普遍存在着年长儿子的“别居”现象,分居的次序是由长及次,只有幼子才与父母“同居”。当私有制在满族氏族社会萌生时,一种独特的财产继承法则随之出现,即分家子与未分家子制度,又名幼子继承
分家子制度曾经风靡于北方渔猎民族。长子析居,幼子守户实际上是一种起源于渔猎生活的习惯,也是狩猎习俗的残余表现。当诸子陆续成年建立家庭时,都可以从父亲那里获得一份家产,最终幼子成为父亲产业的继承人。
满族有敬祖立谱的习俗,分家后,宗谱由长子保管并负责续修,祭祖和其他祭祀也由长子主持,但其他兄弟必须都来参加。在满族家庭中,兄弟间如有无子嗣的,可于近支中选一个过继为嗣,但各房长子不能出继为嗣。如近支无人,则可从堂兄弟之子中择立。亦因独丁不能出继,则以一支承挑两房。在选定承嗣人后,要举办承嗣手续和仪式,立下证书,双方画押,请族长、族人及亲友参加,说明原委,“由继子本生父母及族长等依次画押,然后祭告祖先”之后,设宴族人和来宾[11]。
满族因袭先人旧俗,亲宗族,重血亲,喜欢合居,以家大、人众、显赫乡里为荣。女真人“依山做寨,聚其所亲居之”,其所居之村屯称为“族寨”,即血亲家族往往同居同迁,形成一个族寨,即同一哈拉穆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口的繁衍,原来的穆昆往往分化出数个新的穆昆组织。史载,穆昆的分化多因“人口繁殖而迁移至他处”或“随任住防”而形成新的穆昆组织③。满族宗族聚居村屯,都有宗亲公举拥立的穆昆达,即族长。族长在宗族中不仅是长辈之人,主要是德高望重,办事公正,在宗族以及外姓中都享有很高的声誉。他虽然不是政,但“凡涉公私事宜,得与佐领平章赞画,亦官身也。”[12]
四、结论
满族人尚武弱文,而这种特点必然会带来审美的缺失,从而形成粗犷的审美观,这种略显粗糙的审美观明显反映在缺少商品审美意识和开放意识方面。不重视人文的结果直接反映在人文科学的落后上,因此造成满族文化自身积淀不够厚重,文化底蕴不足,缺少历史感。满族人自己的历史从来没有专门的人去理性地梳理清楚,对事物的认识也都是直观地描述而缺乏理性的认识和思考,其结果就是很多的满族民间文化没有人花时间和精力去整理、继承和发扬。
东北地处高纬度边陲地区,被白山黑水和高山密林所环绕,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有着漫长的冬季,这些特殊的自然条件造就了满族人特有的性格特点并最终成为东北人共同的性格特征。东北人善于人际交往,具有人际吸引的性格特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他们执言、豪爽、仗义、朴实、善良、大方、热情、坦率、实在;东北人最愿意结交各类的朋友;东北方言具有激情、活力、豪情、真诚,富有人情味儿;东北人是天生的外交家、组织者,具有强烈的主人翁意识,事实上这就是一种领导素质和才干。东北人的这些性格特质是吸引人际交往的重要因素,而人际交往能力则是信息社会所需要的总之,东北人的性格特点与清末民初的接受儒家文化汉化的旗人不尽相似,其更接近于努尔哈赤后金时期女真人的性格。因此,我们可以说,东北人的性格形成源于满族的先祖,满族文化特别是满族传统婚姻家庭中所存续的法文化对东北地区文化结构的构建有着一定的影响。
在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长期的殖民统治,使东北人的性格发生了较大的分化,部分东北人的传统性格变得扭曲了。“一时的压迫可以产生叛逆,长期的压迫必然制造出一批奴隶。”[13]大面积和长时间的殖民地奴化教育,养成了东北文化中的一种顺民性格。此刻,原有的满族文化与儒家文化在激烈的斗争中开始慢慢地进行着融合。在奴性意识和官本位意识的影响下,东北文化缺乏对人性尊严、个性自由的尊重和推崇。从此满族的文化变得模糊起来,渐渐远离了人们的视线,并且呈现出被吞噬的趋势。
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经说过:“我们宁可失去一个印度,也不能失去莎士比亚。”可见文化在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进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今天,我们在大力地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应该加强文化方面的建设,坚决扬弃儒家文化固有的官本位思想,以满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现代科学民主知识作为今后东北文化的主体架构,同时培养大量可以肩负传承和发扬这种文化的优秀人才,这对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转型与,对建设和谐富强文明的关东大地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注释: ①天命六年(1621)二月努尔哈赤裁判两家争聘包衣宁善之女时所说的话。参见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 1980年版。
中国传统法文化 篇6
关键词：中国文化；传统；武术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体制改革步伐的加快，中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角色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令周边的国家普遍地感到惊羡。中国在地区性的事务中已经有了举足轻重的发言权，并且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事务的合作当中。经济贸易的快速发展和全球化的高度融合，把“中国风”带入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经济的强盛也使中国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展示自己的机会，中国的形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具体细微又超大规模地呈现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世界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近距离地观察中着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推进，由于电影、电视、网络等的传播，中国的武术（功夫）以它独特的魅力而风靡全球，武术成为中国人形象的重要标志。在国外，只要有人知道你是个中国人，就会把你和中国功夫联系在一起。为此，笔者对一些武术方面的知识加以阐述。
一、何为武术
武术简单来说就是技击之术。“武”在汉字解译中，是有“止”和“戈”组成，止戈为武。“术”可以理解为技术或者是一种方法。武术一词，笔者认为其意思在于停止战争，也就是说武术是由战斗而形成的。中国古代先民在战争之后总结格斗与防卫的技术，进行实践演练，同时也加强休养生息和个人的自我修炼，其表现以套路和格斗为运动形式。中国武术的传统套路，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从实战技击中加以提炼并赋予生活理念与哲学思想的智慧的结晶。通过套路的学习和演练，武者可以更好地修炼自己的身心。
武术又是一个集合名词，这一概念的外延包含世界所有格斗技术的流派。例如，中国的少林派、武当派、峨嵋派，日本的空手道，韩国的跆拳道，泰国的泰拳，俄罗斯的桑搏，巴西柔术，还包括了现在中国散打、西方的拳击、蒙古的摔跤等，都可以称之为武术。每一武术流派都有自己的教学方法和训练系统，而中国的传统武术更具有它的特殊性和神奇的色彩，它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哲学思想和生活理念都融入贯穿在武术的修炼之中。
二、何为武术套路
武术的套路，就是以踢、打、摔、拿、击、刺等攻防动作为主，注意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的协调配合，遵守攻守进退，动静疾徐，刚柔虚实等的运动变化规律，符合有起势和收势的徒手与器械的演练形式。
三、何为传统的少林武术
传统的少林武术是将禅学、武学、医学，三者合一而进行修炼。以禅理为做人的基础和指标，以武学为方法而达到坐禅、禅定的境界。而从武学的修练中，渐渐明白自己的心性及身体状况，可以熟知经络、穴位，精通医理，医理精通又可以陶冶禅心武德，从而禅通、武达、医理明。修行自身，济世为怀。少林传统武术特点，来回演练皆可于一线之上。即使是卧牛之地，一样可以原地翻身、跳跃、旋转，而不拘泥于场地。讲求的劲道是轻、灵、粘、滚，由易至繁，返璞归真。技击和防守上出拳曲而不曲，直而不直，多以挑、拨、摆、压、挂、撩等动作为主。
四、武术拳法简介
1.形意拳：以五行拳（劈、蹦、钻、炮、横）和十二形拳（龙、虎、猴、马、鸡、鹞、燕、蛇、鼍、骀、鹰、熊）为基本拳法，暗含五行（金、木、水、火、土）的相生相克，其桩法以三体式为基础，要求宽胸实腹，气沉丹田，刚而不僵，柔而不软，劲力舒展沉实。
2.八卦掌：“八卦”最早见于《周易》：“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原指八个方位，即北、南、东、西、西北、西南、东北、东南。八卦掌以掌法为主，其基本内容是八掌合于八卦之数；在行拳时，要求以摆扣步走圆形，将八个方位全都走到。八卦掌以八大桩法为转掌功，又集八大圈手于一体，下配一至八步的摆、 扣、顺步法，以绕圈走转为基本运动路线，以掌法为核心，在走转中全身合一，步似行云流水。八卦练功者从行步入手，以内功为基，达到正形、通气、懂劲、熟技、明变。以八大掌为母掌，演化出不同风格的实用掌法和套路。
五、何为功夫
功夫可以理解为一种技能，是时间与实践的产物，通过反复的练习，使自己的行动达到完美展现。对功夫概念的理解可以延伸和放大，比如，一个人炒菜的功夫很好，说明这个人做菜的技能水平相当高。武术和功夫是两种不同的概念，但在西方很多国家，功夫已经成为中国武术的一个象征，这主要归功于李小龙先生，是他的功夫（技能）征服了世界的武术爱好者。
中国传统法文化 篇7
按照库恩的范式理论, 中国三千年历史文化所沉积形成的, 以儒家为中心的“伦理-政治”型中国传统文化完全有范式的特征。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教育价值观, 以圣贤君子为教育的目标, 以“四书五经”为教育主要内容, 以经院主义的教学方法的教育传统正是这样的传统文化范式的控制下形成的, 特别是隋炀帝大业二年设进士科, 开创科举制, 并经唐代进一步发展逐步形成的考试制度, 把选材和教育结合起来, 对今后的教育传统影响至深。
一、中国传统文化及文化范式的形成与发展
为什么在文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范式能够起这么大的影响和控制作用呢?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说, 遗传赋予每个种族中的每一个人以某些相同的特征, 这些特征加在一起便形成了这个种族的气质, 勒庞所说的遗传不仅包括生理上的遗传还包括遗传本族所具有的相同的情感和意识, 形成所谓的气质也就是本族的文化。文化就是这些气质的外显形式, 当然反过来文化也会经过遗传成为有文化特质的气质。令人惊奇是这时候文化完全成为一种潜在形式, 对人或者种族、民族起了一种影响、控制的作用, 所以对现象和行为的理解不得不加上对文化这一条件的限制的理解。
文化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很广泛和复杂的概念, 一般对文化有三种分法:一是二分法, 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 或者称之为外显文化和内隐文化;二是三分法, 物质、精神与制度;三是四分法, 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因为各种文化的分法是立足于研究重点的自由, 研究重点之间并不存在相互否定关系, 但是任何文化的价值都不应在于本身的自然属性, 而是在其所凝聚在人类精神活动的痕迹上。因此, 本文所采用的是狭义上的文化概念, 即思想观念层面上的文化, 而文化范式其实就是更加狭义的文化, 它与文化概念的最大不同在于文化范式本身所具有的方向性、指导性和控制性, 所以在不同文化环境下所产生的文化范式也有所不同, 两者关系如下图所示:
注:最大圈代表文化;四个小圈代表四种类型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中心的稍大圈代表文化范式;四个箭头的方向与长短代表文化范式指向性和控制程度。
本文大致把中国文化的历史演变进程分成五个阶段。
1. 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萌发期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社会大变革时期, 诸子蜂起, 学派林立, 思想自由, 出现儒、道、墨、法、阴阳等学术流派, 各流各派相互学习, 极大地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 这是中国文化的辉煌时期, 此时已经萌发了中国文化的大致走向。
2. 大一统的秦汉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基本定型期
秦汉时代中国大统一, 文化继续向前发展, 汉武帝时期, 儒士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主张, 并把儒学改造成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 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统一的传统文化基本确立下来。
3. 繁荣的隋唐文化:中国传统文化隆盛期
此时的中国文化进入隆盛时期, 继承了魏晋时代多民族多文化的交融发展, 以更开放的姿态, 兼容并包大胆吸收各民族文化, 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特别是科举制度的确立, 把选材和教育培养制度结合在一起, 为中下层庶族阶层向上层的流动打开了便利通道, 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制度中的一大创新。
4. 高度繁荣的宋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极致期
宋明两代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又一重要历史时期, 儒释道三教合流形成所谓的宋明理学, 它影响了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发展。宋明理学把儒家哲学化, 把儒学推崇的“三纲五常”等政治伦理道德说成至高无上的天理, 从哲学上加强封建政治的统治, 可以说宋明理学把儒学文化推到了极致。
5. 承古萌新的清代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承古萌新期
这一时期的文化呈现承古萌新的特点, 在思想领域, 统治者的官方哲学理学和心学相继占据统治地位, 但带有反封建色彩的早期民主启蒙思想也在潜滋暗长, 涌现了李贽、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等进步的思想家;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 西学东渐的局面逐渐出现。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演变中,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可以简单说是“儒学”, 儒学的形成是由孔子开始, 创立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模式, 然后由董仲舒确立, 最后由朱熹发扬。古代社会所形成的教育传统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形成过程中逐渐完成其基本结构构建的。从周公制礼作乐到明清西学东渐的三千年的中国古代文化, 虽然受到外族的冲击有所损益, 但是“伦理———政治”文化范式仍然是中国的一种主流文化范式, 教育作为文化中的一部分, 必然受到主流文化范式的影响与控制。
二、传统文化范式对教育传统的控制
“伦理——政治”文化范式作为中国文化所特有的价值标准, 它与文化同样具有内隐和外显的特征。内隐就是隐含在人们的自我意识中, 只能通过抽象和推理的方式概括出某种群体所共有的心理倾向, 如倾向与偏好等。显性就是寓于传说、事件和人的行为之中, 通过阅读文献资料和身临其境的观察和聆听, 能够直接总结出来的文化样式, 如语言、文字、婚礼仪式、服饰等等。因此, 从一般上意义上讲“伦理———政治”文化范式主要也是通过显性方式和隐性范式来达到控制教育的目的。
1.以内在特质表现的隐性方式控制
从隐性层次看, 几千年形成的伦理政治文化范式开始可能仅仅是因偶然现象逐渐被某些社会群体所接受, 后逐渐变成一种对人们具有普遍约束力, 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一种肯定性心理倾向, 一旦形成稳定倾向或定势, 要想改变就要花费大量的精力, 还要承受外界对外在情绪的一种压迫与干涉。“伦理———政治”文化范式具有内在制约的强大力量和广泛的渗透性的特性, 看不见却可以切身感受得到的文化范式, 几乎影响人们对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原则、教学方法等教育各个方面的观点和看法。
2.以明确外在特征的文化特质模式的显性方式控制
所谓明确外在特征的文化特质或模式是指能用字符和语言表达的形式和模式, 如语言、文字、行为规范、服饰、饮食文化、居住习俗、礼仪方式等等, 范式正是通过这些显现的外在文化特质与模式来影响教育, 通过诸多表现形式影响人来对教育进行具体操作层面的干涉和控制, 有目的、有计划地实施教育灌输, 通过制度规范、纪律约束等带有强制性的手段实现某种教育目的。比如, 各民族把自己的语言文字作为教育内容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再如, 古代以经学为主, 学生主要学习“四书五经”、“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 这种重礼法重礼数的教育不仅影响学校教育、家庭教育, 同样也影响着以后学生做人做事的方法或态度。比如, 北齐的颜氏家训、宋朝的放翁家训、元朝的郑氏规范、明朝的庞氏家训、清朝的校友堂家训, 其内容多侧重于伦理道德和遵守礼法的规范。
三、传统文化范式控制下教育传统形成的历史根源
传统的中国教育体系包括传统中国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模式、教育教学方法等等, 中国教育传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文化熔炉中铸造出来, 中国教育传统是在以伦理———政治文化范式的控制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土壤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这样发展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
1. 以血缘亲疏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
古代封闭的地理环境与农业为主的经济条件决定了古人具有一种强烈的固守田园, 不愿迁移的心理倾向。在社会基本格局上则表现为无数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部落家庭和地区, 而在血缘关系基础上逐渐演变而来的宗法制度, 更是一种以“君臣、父子、夫妇”的宗法原则织造成一张坚韧、疏而不漏的社会巨网。血缘关系的亲疏不同表现为宗法等级, 官员的分类上, 则有爵位等级官僚的级别等级;在平民内部又有户籍等级之分;按职业不同又可分为不同的职业等级;不同等级的人在婚姻衣着, 住房等方面有严格规定, 宗法等级制度所具有的这种外在合理性、内在严密性对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有一定反映。同样反映在教育上也就必须出现教育等级划分, 在现实教育中把学校划成三六九等, 有重点学校与一般学校之分, 部属院校与省属院校之分, 公立学校与民办学校之分。学校等级不同享受政策就不同, 破坏了公平的教育环境和社会竞争机制。
2.“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权力追求
古代教育一开始就同社会国家联系在一起, 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中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 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 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 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 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 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 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 知至而后意诚, 意诚而后心正, 心正而后身修, 身修而后家齐, 家齐而后国治, 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 壹事皆以修身为本。”把个人的学习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这是中国教育传统, 由此派生出来的“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以及当今社会“追腕热”的观念, 把教育当成改变个人地位的手段与台阶, 表面上重视与发展教育, 造成教育蓬勃发展的假象, 实则却隐藏了教育畸形发展的隐患, 不利于社会多元化结构才人培养的需要。
3. 伦理道德规范的不可抗性和不可逆性
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古代社会, 特别重视人伦道德呈现出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价值取向, 重伦理轻功利, 重人文轻自然的教育价值观, 构成中国古代教育的传统。直至鸦片战争之前, 中国古代教育从总体上讲, 是教育学生做人, 不教育做事, 教学生从善, 不教学生求真的;在教育内容上, 轻视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性内容, 使学生养成一种脱离实际, 向内追求, 自我封闭, 崇尚虚荣, 不讲科学妄自尊大的心理趋向。
4. 科举制度对教育影响的余威尚存
科举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 科举制度开始于隋代, 经过唐宋明代的几次大调整逐渐成为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渠道。科举制作为新事物刚出现时迎合了当时选材用人的需要, 比较公正公平, 确实挑选了不少人才, 但是到了明清时期其弊端日益显露, 科举制度把考试与教育联系在一起, 把学校变成培养官吏的地方, 变成了科举的预备机构, 使学生盲目服从, 培养奴性, 考试成为教育的指挥棒, 通过知识灌输, 把凝固的文明秩序和规范, 从外部强加给学生, 甚至要剥夺他们独立的感觉与思维, 可以说科举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应试教育的始作俑者。教育本来是要以文化滋润人的精神, 培养人的独立生存、自由创造的能力, 但由于外部强势力量控制, 人反倒成为它操纵、抑制、奴役的对象。
四、启示
在中国超强稳定的社会结构与制度中, 社会文化传统与教育总是保持一种特殊的相互关联的状态:一方面, 中国社会所持有的文化传统渗透在人们的生活的各个方面, 强烈制约与控制人们对文化的观点和看法与作为;另一方面, 这种稳定的教育方式内容又使传统文化在下一代身上得以再生。这种关联的特殊性就在于传统文化范式通过教育这种方式进行向上或向下自我复制与巩固, 与其说是教育对传统的保存于传递, 倒不如说这是传统文化范式一种特殊控制作用, 是对自身行为规则一种自我复制的强化。
不同的民族与国家, 由于传统文化的不同, 当然在文化范式控制下的教育上也会有所不同。《学会生存》一书指出:“教育体系是每一民族意识, 文化与传统的最高表现形式”, “既然没有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完全相同, 那么国家教育的多样化也是必然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 如果一国教育不充分考虑自己民族和国家的传统文化, 以另一种不同的文化范式看待教育, 照抄照搬其他国家的方式方法的话, 必然会使本民族与国家的教育遭受损失。因此, 国家教育政策的推动和改革, 不但要结合政治经济文化的需要, 而且必须考察传统文化范式对教育的影响与控制作用, 考察教育发展所需要的中国式现实土壤, 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看待当今教育的过与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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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顾明远.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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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钢.《科学革命的结构》导读.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 2002.
[6][法]古斯塔夫·勒庞, 乌合之众.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
中国传统法文化 篇8
一、相关概念
提及档案文化, 它是一种传统的档案思想及其在这种思想下的行为表现和物化结果, 此观念的提出, 是把档案和档案工作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现象作为研究基础的。众所周知, 在文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中, 它就是把前人创造出来的物质和精神财富都一并留给下一代, 然后由下一代进行创造并更新, 再周而复始地传给下一代, 形成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档案的作用是, 它不仅仅记载下了人类的各种活动, 更加维系了人类时空的统一性和整体性, 它联系了人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所以说档案是文化承载并且传播的重要工具, 它的文化属性众所周知, 不仅仅记录了人类的文化成果, 更加速了知识和信息的传播。然而说到档案工作, 它则是围绕“档案”这个核心问题展开的, 它行使的对象即为档案, 所以档案工作和档案具有相同的文化属性。反观传统档案文化, 它是一种传统的文化现象, 其中包括早期封建社会围绕档案所产生的所有有关文化的现象。
二、文化生态对中国传统档案文化的影响
(一) 自然生态环境与中国传统档案文化。
当今, 中国传统的档案文化在经历了岁月的沉淀发展得越来越好, 它区别于大陆———海岸型地理环境的特点, 因为它有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重要特点, 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契机。第一, “疆域辽阔”, 就是说地缘广阔, 利于人口周转。每当遇到灾荒等困境, 灾民都会转移到非灾区赢得生存的机会, 且黄河、长江都是东西流向的, 它为民族的生存提供了地理的优势和机会, 相比较其他国家我国有很好的生存契机。第二, “地大物博”, 物质的丰富性能为文化的更新和发展提供良好的动力。第三, 中国是一个“左高原, 右大海”的大陆—海岸型国家, 在亚欧大陆中处于偏僻的领域位置, 北部、西北部和西南部则处于亚欧大陆的中心位置, 东南濒临太平洋, 其领域之宽、腹地之广, 为我国赢得了许多生机和希望, 为文化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外在条件。最后, 五千年以来, 中国的生态环境处在最适合人类生活的时间段内, 创造文化的发展势必带动文化的繁衍生长。
(二) 农业文明对传统档案文化的影响。
1.自古就有“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的农耕生活状态, 很大程度地促进了务实主义的民族心理的产生, 然而受这种精神的影响, 档案领域逐渐也形成了“实事求是”的良好作风, 这种务实的工作作风也不断地感染着文人学者的创作, 其中“大人不华, 君子务实”就是贤哲们一直所追求的精神境界。2.古时候, 因为“天不变, 道亦不变”的中道、中庸思想的存在, 极大地造成了传统档案文化的保守地位, 它也禁锢了人们思维方式的转变和工作作风的创新。在农业社会中, 人们仅仅满足于维系简单的再生产活动, 缺乏那种扩大再生产的真正动力, 所以说, 社会运行基本处于静止状态。在这种生活环境的刺激下极易生出永恒观念, 在一些时候就容易循规蹈矩地做事, 不善于变化。3.随着农耕经济的发展, 小农意识也随之产生了, 这种意识深刻地体现在档案领域中, 它以生产力低下、社会财富缺少为原因, 由此而形成的聚财、守财的心理。说到封建小农意识, 它的价值观是一种绝对的功利主义, 他们往往以自我为中心, 他们在一种事物是否有价值的时候, 考虑的不是社会意义, 而是一种个人的一己私利。统治者在判断一个事物对自己是否有帮助的时候, 考虑的往往是对自身近期是否有用, 这种想法恰恰体现了他们的自私、保守、闭塞的档案价值观。同时在档案管理上, 往往采用“以藏为主, 秘而不宣”的方式, 当政权塌陷时, 档案便成为旧政权的陪葬品了, 然而统治者为了维护阶级的利益, 常常出现篡改、假造、歪曲档案的现象。
三、新时期档案文化的建设与发展
(一) 实现档案文化面向大众。
在过去, 档案是存在于少数人手里的, 基本上是控制在少数人手中的, 因为那个时候的社会发展是十分落后的, 且人们的知识水平都比较低, 所以主权就被少数人所掌握了。在我国社会性质的转变和民主法治建设不断完善的今天, 使得群众都拥有民主使用档案的权利, 档案文化自然而然地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提供了大量帮助。
(二) 促进档案文化开放与交流。
经验证明, 一个国家要与世界共同发展进步, 就要做好对外开放、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工作。那么, 传统档案文化要想永葆生机, 就要做到继续发挥自身的各种优势, 在此基础上不断学习先进的文化, 去粗取精、与世界文化接轨, 只有这样, 才能保持中国档案文化的先进性、活力性永存。
(三) 构建档案文化市场。
随着社会的发展, 经济与文化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二者互相促进启发, 共同发展。文化为经济的发展给予了精神的动力和智力方面的支持。而且值得一提的是, 文化的发展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增长点, 它越来越体现经济综合实力的多少。所以, 建立一个和谐稳定的档案文化市场, 不仅仅有利于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进步, 同时也促进了经济的建设以及各项事业的发展, 更为未来的档案文化事业提供了一个飞跃的契机。
参考文献
[1] .杨道玲.文化生态对中国传统档案文化的影响[J].上海档, 2003.4
中国传统文化与和谐 篇9
一、儒家和谐文化思想
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上,儒家文化始终占主流地位。儒家文化以深厚的农业文明为背景,在朝代更替的历史长河中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在儒家八条目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构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它的核心就是和谐,主要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指“和”,即事物存在的理想状态,事物各要素之间的力量均衡。二是指“合”,指事物内部矛盾不断由对立、冲突、斗争、走向同一并不断完善自身的动态过程。事物只有在“合”的基础上才能最终实现“和”。
《易经》是最早的儒家经典著作,是中国远古先民们在长期生活和占卜实践中,对大自然现象的概括和总结。《易经》强调“天人合一”的思想,认为人的行为只有符合天道运行的规律,才能趋吉避凶。《易经》强调人与自然和和谐关系,同时也表达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双向影响,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关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出了一个基本的范畴,这就是“中庸”(或“中和”)。中庸的方法论源于儒家的阴阳学说,是早期的辩证法哲学。既然万事万物都有其两面性,那么,处理时就要兼顾双方,做到不偏不倚。中庸之道讲究做事留有余地,不主张走极端的道路。孔子吸收晏子、史伯的和同观,指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孔子看来,凡事都有一个界线或尺度,达不到或超越这个界限或尺度都不可取。
二、道家和谐文化思想
道家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天人关系”,提出了一系列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精辟见解。道本身是一个和谐体,它在天地生成之前就存在,听不见它的声音,也看不到它的形体,它独立共存而永不衰竭,循环运行而生生不息,可以为天地万物根源。在老子看来,作为天地万物本原的东西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先于天地而生的“道”。基于此,老子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的观点,阐发了自己的宇宙观:“道”是天地万物的本原,“道”分化为“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相互作用而生成第三者,即“冲和”之气或曰“中和”之气,由它们再产生出千差万别的天地万物。宇宙万物莫不背负着“阴气”、胸怀“阳气”,这“阴”“阳”二气相互拥抱、相互影响而生成新的和谐体。
三、佛教和谐文化思想
佛教是一个充分尊重生命、尊重自然的宗教,而且,这一观念从最初起,即通过佛教的思想理论(教义)和行为准则诫律)得到传播和实践。
佛教宣扬人与其他生命是平等的,所说的“众生平等”、“普渡众生”、“众生皆有佛性”、“众生皆能成佛”,其目的就是为了教化世人,既要珍惜人的生命,也要珍视并尊重其他生命。具体说来,佛教把生命状态分为两种,即有情众生与无情众生,所谓“情”,即情(感情)识(意识)。凡是有情识的,如人与动物等,都叫有情众生。没有情识的,如植物乃至宇宙山河大地,都叫无情众生。有情众生又依生活的世界分为六类:天道有情、阿修罗道有情、人道有情、畜生道有情、饿鬼道有情、地狱道有情。尽管在佛经之中强调,佛陀乃是出现于人间,在人间成佛,所以六道之中,最尊贵的是人道。但是,佛教确立“六道轮回”的观念,说明如果生活在人道的有情造恶业的话,将来仍然会堕落到饿鬼或者地狱之中,并非一成不变。所以,佛教虽然肯定人在六道中的特殊性,但并没有“唯人独尊”,其他万物都是为我所用、必须无条件为我服务的观念。相反,佛教一再强调,因为六道的轮回,一切有情众生之间,有着不可思议的亲缘关系。“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杀我父母,亦杀我故身。”(《梵网经》)基于这样的观念,佛教是坚决反对杀生的。这是在众生平等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一切生物都有其生存的权利,人类必须善待一切生灵,这样人类才能与自然达成和谐。所以,佛教对待有情众生最根本的两点,即平等和报恩。
佛教对无情众生的态度,与对待有情众生的态度是紧密相关的。佛教并不因为花草树木、山川河流的“无情”,而轻视他们甚至滥用和浪费他们。佛教把人由于过去世之业因而感得的有情之身心生命称为“正报”,把国土世间等无情众生,称为“依报”。佛教认为,外在的环境乃是有情众生“共业”所感之果,也就是说,“依报”的好坏,是由有情众生来决定的。如果有情众生都心存善念、勤行善业,则依报就会变得美好。反之亦然。从这一点来说,佛教只承认“人祸”,不承认“天灾”,因为一切的天灾的根源就是人祸!所以,佛教对待无情众生最根本的也有两点,即自律和珍惜。
参考文献
[1]宋书伟：《协调与持续发展理论和中国发展道路》[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邓伯军：《道教文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J]，郧阳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6，(1)。
[3]张存俭、鲍宇：《中国古代和谐思想及其现代价值》[J]，理论学刊，2005，(8)。
科学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篇10
而当于丹的《论语》讲座以大众能够接受和理解的方式, 将她的“《论语》心得”传达出来的时候, 许多人才蓦然发现, 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原来还蕴藏着如此的智慧和精神力量, 从中甚至能够直接发现自己挣脱现实困境的途径与方法。
怎样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 怎样正确传授中国传统文化, 形成新的适应时代需要的中华文化体系, 成为摆在全体教师面前的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一、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
顾名思义, 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创造的精神现象的总称, 它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 就其最主要内容而言, 可以概括为三个特点:
1 崇尚伦理, 自强不息。
在整个中华传统文化中, 伦理思想贯穿始终。褒善贬恶、追求崇高的思想品德, 向往理想的道德人格, 涵养美好的精神情操,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主导思想, 是大多数思想家所一贯追求的。在人和人的相处中, 一个人既要有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创造精神, 又要有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爱人如己的博大胸怀。只有“与天地合其德”, 才算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2 强调理智和智慧的重要性, 强调真理的追求和辨证的思考, 有着浓重的思辩传统。
中国先秦的儒、墨、道、法几个最著名的学派, 都十分重视理智和智慧, 强调人们对真理认识的重要性, 以老子和庄子为首的道家学派尤其重视辨证思考。在老庄看来, 一切事物都有其对立的一面, 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 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 一切事物都是能够相互转化的, 一切事物都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 在绝对中有相对, 在相对中又有绝对, 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 并力求从整体的相对独立和相互联系上来观察和分析这些现象。
3有独特的审美意识和人文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在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是全人类文化中最重要、最宝贵的瑰宝之一。中国人历来喜欢以诗歌的形式来表达思想感情, 究其渊源, 可以追溯到《诗经》以前的帝舜时代, 这一传统历久不衰, 贯穿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诗经》以其鞭挞社会丑恶、向往美好生活的特有的睿智, 审视着人与人之间不同情况下的思想感情;《楚辞》, 尤其是其中的《离骚》等名篇, 更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千古绝唱, 表现了关心人民、热爱祖国、追求理想、改造现实的顽强斗争精神。此后还先后出现了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和明请小说等几个文学艺术的发展高潮, 创造了绚丽多彩、辉煌灿烂、具有永久魅力的文学艺术, 并以其独特的方式, 熏陶和孕育着中华民族特有的人文素质和民族精神。
二、怎样传授中国传统文化
1教育形式多样化、生活化:
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 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多种载体代代传承:从宏伟庄严的皇家园林到诗情画意的私家园林再到古朴实用的古代民居;从四库全书到民间传说;从国粹京剧到地方戏曲再到原生态歌曲;……中国传统文化存在我们生活的各个环节, 哺育了代代中华儿女, 谱写了连绵不断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用多种多样的生动的生活化的方式向现在的学生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很有必要的。
2 教育目标明确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下形成的, 她有其局限性也有糟粕, 我们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 构建适应时代需要的中华文化就不能照搬照学传统的东西, 要批判地吸收, 与时俱进, 重在创新。
一方面向学生传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居安思危、乐天知足、崇尚礼仪等等;另一方面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 不断创新, 为中华文化增添新的活力。
3 兼容并蓄, 学习西方文化的精髓
改革开放, 我们引进了西方的先进技术, 也不可避免地遭遇了西方文化。他带给年轻人快乐的同时, 也不同程度引起年轻人价值观的混乱。
我们进行传统文化教育, 却不能排斥西方文化及其他外来文化形式。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过程本来就是一个不断吸收外来文化融合外来文化形成中国特色文化的过程:我们曾经迎来了古印度的佛教, 形成了中国的佛教禅宗;我们也一样能以开放的胸怀兼容西方文化的精髓, 来丰富中华文化, 充实我们的精神家园。
2008年4月22日电21日晚, 12支参赛队伍的选手将充满民族特色、流传悠久的歌曲带到了第十三届C C T V青歌赛原生态唱法决赛舞台。湖北广播电视总台选送的土苗兄妹组合夺得大赛金奖。
评委对金奖获得者给予高度评价:展示了鄂西土家族苗族以歌传情的传统风俗画, 以完美的高音丰富了民族音乐的表现力, 给我国声乐工作者、声乐教育家启示--以民族演唱技巧同样可以学习、掌握、表现动人高音。
原生态歌曲演唱比赛在上届央视青歌赛正式列入比赛项目, 成为当时比赛最大亮点。两年来, 原生态歌曲的整理、传承、保护工作在各地日益得到重视, 在本届大赛上呈现出新的风貌和强大生命力, 继续受到观众的关注和欢迎, 评委们表示欣慰。
青歌赛为我们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做了很好的探索, 那就是: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探析 篇11
【摘 要】传统法律文化在清末变法之际，制度层面的成果消失了，但精神实质却仍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对传统法律文化形成和特征的把握，可以解释法律实施的实然和应然的冲突，有利于深刻把握当今法治社会建设实践。文章从礼法关系变化、法与和谐、息讼、德礼、人情的关系等角度考察、探析传统法律文化。
【关键词】传统法律文化 礼法 和谐 人情
文化的概念有广狭义之分，最广义指人类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包括物态的、制度层面的、行为层次以及心态思想层面，而狭义的则仅指心态思想层面。物态层次的文化主要指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是“加工，创造的各种器物，物化的知识力量”。制度层面的文化是“各种规范体系”，随着清末变法、西学东进的热潮而消逝。但行为文化方面，“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却随处可见，如农村结婚仍遵循的婚姻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家产继承中的出嫁女几无份额，拒讼，被誉为东方司法独创的调解制度，以及刑法中主刑为什么是五种而不是更多，甚至 “和谐社会”的提倡，这些都能在古代法律中找到原型（当然古今对和谐的理解有质的区别）。
但清末至今，众人对古代法律文化却大多持批驳的态度，似乎只有符合西方标准的社会才是至善完美的。近十余年法学家热衷于探讨中国法学何去何从，选择本土化还是西方化，所以深入研究古代法律文化既可知古又可鉴今。
一、中国法律文化概述
文化是在比较中产生的，如果没有西方法律文化的存在，也就不会有东方文化，中国法律文化的对称。“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特定的法律，而每一种特定的法律也都有其特定的文化[1]”，法律文化作为文化整体下的子系统，从最狭义的定义看，是指一系列行为、风俗中所含的稳定的观念、心态。法律文化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学界主流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法律文化是由法律制度、法律思想、以及与法律相关的行为方式组成的复合体[2]；作为人类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文化，主要指内化在法律思想、法律制度、法律设施以及人们的行为模式中，并在精神和原则上引导或制约它们发展的一般观念及价值系统[3]；法律文化既是一种用文化的眼光认识法律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也是一种具有实体内容和对象化的文化结构，并且这两个方面是互相联系着的[4]。
以上几种观点各具独特的视角，但都体现了以下几点：一是学科视角的转变，从文化学到法学。二是研究对象的具体变化。三是研究活动性质的变化，由纯对象之争到方法之争。
二、礼与法的关系考察
法律文化的特征在于与“礼”这一概念的复杂关系，理解法律文化不能孤立地考察法本身，而应从法与礼关系的发展来研究法律文化。
（一）礼的起源及含义
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在于礼，提及古代法律文化最直接的观念就是“德主刑辅”、“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但这并不是古代法律文化的全部。确切地说，由汉武帝尊儒术为始，成熟于唐代的《唐律疏议》，发展固化于元明清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源头在周公制礼，周公历经多次制周礼，形成一套完善的治理系统。
礼一开始就有义和制的区分，前者指精神层面的亲亲、尊尊（后来发展为忠孝节义），后者指“五礼（吉、嘉、宾、军、凶）”或“六礼”。此时的“礼”就是现在的“法”，因为其满足“法”的三大特征：规范性、国家意志性和国家强制性。法的产生和壮大是历史的必然。儒家重视礼义，法家重制度建设，各有侧重，而儒法在汉代的合流，根源在于两者起源的同一，是历史发展的螺旋上升而不是简单的反复。
（二）礼与法关系
传统意义上的法不等同于现今意义上的法，仅指制度规范层面，而不当然包含法的学理学说，这一观点严复有明确的表述。中国有礼刑之分，以谓礼防未然，刑惩已失。而西人则谓凡著在方策，而以一国必从者通谓法典”，并进而指出西方法对应古代中国的不仅是刑律，更有理、礼、法、制之意，简言之，西方法既有制度规范又有学理学说之意，现代法理学对法的研究就是这样，而律在古代多指制度规范，法（确切说是律）的价值剥离为“礼（义）”，礼是中国古代法律追求的目标。
三、中国法律文化的特征
（一）对和谐的不懈追求
古代的和谐指的是一种朴素的自然主义精神,既包括对自然也包括对人。“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不是人格化的神，而是自然，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就是打乱了整个宇宙的秩序、自然的秩序。这种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在法律上表现为：一是对生态的保护，如秦律中对违天时狩猎的处罚；二是始于汉代的秋冬行刑制度。《唐律•断狱》“诸立春以后，秋分以前决死刑者，徒一年”，违时行刑，被视为逆天之道，会受到刑事处罚，因为刑杀是剥夺生命的屠戮，“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养，秋清以杀，冬寒以藏”，所以刑杀当在秋冬以与时令相符。三是无讼观念，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虽说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下，多讼都不是社会的追求，讼作为对和谐、秩序的破坏从来不是古代法律的目的，但中国似乎更有特点，无讼成为一种形式化的标准。
（二）对道德和礼的追求
这里的礼既有礼制也有礼义。从历史的发展看，法（刑）的产生即是维护礼治，西周的“明德慎刑”思想就有了偏“德”（这里的德不是指道德）之意。而张中秋在《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中表述，汉武帝至东汉末年，“引经决狱”和研究律学，从解释法律这种侧面迂回实现维护礼治。但此时引经决狱本身即表明礼和法还是分立的。西汉宣帝“亲亲首匿”入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引经入法”，借立法之机把“八议”（曹魏新律）、“准五服以治罪”（晋律）、“官当”（北魏律）、“重罪十条”（北齐律）入法，礼的内涵、制度得到法律的确认。隋唐承旧制，把礼奉为最高的价值评价标准，凡礼之所认可的就是法所赞同，反之，礼之所去亦法之所禁，即“礼之所去，刑之所禁，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也”（后汉书•陈宠传），达到了“唐律一准乎礼”。
（三）法的工具性价值的突显
中国法在产生时也有自己的核心，也有公平正义的因素，《说文解字》中“灋，刑也，平之如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就有公平判断之意。但这种核心又有一套自己完整的体系，即人伦道德，经统治者整理后的礼（周公制礼），法的价值就在于礼的实现，法本身没有产生自己的完整内核，虽然也有公平正义的追求，但公正的标准在于礼，而不是法。简言之，法在维护“礼”的实现的工具性价值得以充分体现的同时，不自觉地丧失了自身的价值。这在晚清政府修律中的“礼法之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民国时“立宪与共和之争”都有体现，礼的过分强大拘束了法律的自我进化。
（四）重人情轻“法律”
“人情即法，重于法”，第一个法指的是法的价值，是判断法的标准，第二个法指的是具体的条文，即法条是维护人情的工具，必要时可以破法容人情。最重要的是当法与情冲突时，不能轻易破法容情，而须等到法律的修、改、废的原则维护了法律的权威。西方也有宗教规范等与法的权威对抗，犹如礼义与法的对抗，但法的公平正义理念占据了上风。而在中国争取权威的斗争中，源远流长的“人情文化”占据了上风，人情的强大压灭了法的权威，即使有严格执法的个例，但却不能得到民众和统治者的认同，因为法本身的价值不是最终的评价标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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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与中国传统文化 篇12
一、档案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开端
中国原始社会末期遗留下了丰富的历史传说, 比如:炎黄“焚林而田”, 尧明察, 舜德化, 大禹治水, 经过两三千年的口述档案世代相传记录下来。直到西周, 中华民族用顽强的智慧, 完成从刻画符号到文字发明的飞跃, 逐步以正规档案的形式记载。随后迎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 《诗经》的整理, 孔子“中庸”说, 老子“抑损举补”理论, 韩非“依法治国”理念等。各种造型艺术档案创作了千姿百态的龙的身影, 给人一种形象的实感, 体现龙文化精神。
二、档案与中国哲学
有关书籍档案记载中国哲学大致可分为天人之学、变易之学、会通之学。天人之学讨论的是天人关系问题, 是天主宰人还是人能改变天。汉代司马迁曾说:“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在他看来, 只有研究天人之间的关系, 探究“天”的性质, 以及人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 才能在学术上有所建树。孟子进一步提出“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可缺一, 但人和最重要, 认识到人类自身的价值, 表现出人们主体意识的觉醒。变易之学即“有对”之学, 天命可以转移, 政权可以更迭, 事物都是运动变化的, 静止是相对的, 个性中可发现共性, 事物达到极限就要发生变化, 变化就能发展, 发展就会创新。对立双方必有一方占主导地位, 外因只有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诸多辩证观点, 已被后人广泛用于军事、人事、科学发明的领域。会通之学即融会与贯通, 相互辩论相互吸收, 毛嫱、丽姬之美各有见地, 融汇各门具体学科和外来文化。
三、档案与人文文化
我国素以文明古国、礼义之邦著称, 有丰富的历史遗产, 书籍档案《论语》中重视研究社会的人际关系, 其中敬老爱幼, 规范言行, 勤俭节约是其精华所在, 一直沿续至今, 演变为“八荣八耻”。史学档案记载各种人文道德和天文地理, 其中最为突出的体裁要数纪传体和编年体, 传人而记事, 事实有先后。中国文学档案的记载, 分别以诗歌、散文、戏剧、小说的形式保存下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档案与宗教
中国古代宗教的主体——佛教与道教。
佛教自西印度传入中国后, 自然融入中国传统文化, 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 很少有人知道现代音乐源于佛教的诵经。从看破红尘式的“觉悟”, 转化为“人的内心信仰”。从实物档案上看, 中国佛教造像、画佛、造塔等也别具一格, 如:龙门石窟中旱期塑像秀骨傲然, 佛教的许多壁画表现出奋发向上, 刚健有力的审美情趣。道教是中国古代特有的宗教, 以经典书籍档案《道德经》之自然精神为主体, 发散开来。是“会通之学“的典型形态。道教文学最具艺术性, 思想超脱, 词章华美, 文化结构内容不仅是多门类、多学科的统一, 在每一学科中又是多层次的统一。
五、档案与文物
中国古代文物档案不仅是装饰品、观赏品, 还具有广博而深邃的文化内涵, 体现鲜明的民族特色, 是其它国家未有过的, 各种品格的玉器有不同的象征意义, 成为道德、政治、等级的象征, 往往追求事物的神似。铜镜上出现龙与凤, 主要用作吉祥的象征, 有的利用谐音表义, 比如出现鱼图案便表示有余的意义。金银器反映社会的信仰与宗教, 生活与习俗, 民族文化特色等。陶瓷器不仅是生活用具, 有的代表一个故事, 含蕴丰富的情感。
六、档案与中国教育
各种文化都是以档案的形式保存并发展起来。世代相传, 去粗取精, 去伪存真, 社会才得以进步, 古代教育场所主要有两种形式:官学和私学。不管是哪种, 教与学都注重尊师爱生, 启发诱导, 因材施教, 循序渐进, 学思结合, 由博返约, 温故知新, 身体力行, 教学相长。
七、档案与中国书法、绘画
汉文字档案具有其它文字没有的独特艺术特点。中国书法, 所谓篆、隶、楷、行、草, 所有书法流派及个人风格, 都是通过使用毛笔书写这些字体来表现的, 往往进入出神入化的妙境。中国绘画即国画是用毛笔、墨和中国颜料在特制的萱纸或绢上作画。造就了中国绘画, 也以档案的形式记载下来, 远在文字产生之前就已有了绘画的萌芽。中国绘画分为人物、山、花、鸟等画科。技法上又分为工笔、写意两大类, 国画在世界美术领域中自成体系。
八、档案与中国医药学、养生学
在远古“医食同源”时期, 中国医学与养生学都是以口述档案相传并发展, 比如:神农尝百草, 酿酒治病, 知道气候失常能导致疾病流行, 用运动的方法可防治疾病等。直到医学经典档案《内经》问世, 完成了中国医药学和养生学的理论体系。为今后规范、指导、发展中医药学和养生理论作出了贡献。
九、档案与中国饮食文化
饮食是人和动物具有的本能需求, 但人类能创造丰富的食物和文明的饮食习惯, 使饮食成为一种文化活动。饮食文化档案记载了饮食资源、烹调技术、食物制造、食物治疗、饮食民俗、饮食文艺等方面的内容。中国饮食文化, 一枝独秀, 曾博得“食在中国”的美誉, 这与中国农学有密切联系, 农作物中水稻、大豆起源于中国, 古代中国就善于引进外域农业作物, 缔造复合农业, 保持自然生态良性循环。中国饮食文化的科学性发展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然结果。
十、档案与中国古建筑
新石器时代, 黄河中游的氏族部落就以实物档案的形式把自家的穴居和浅穴居保存, 在此基础上又逐步发展为地面的房屋。有档案记载, 远在夏朝还出现了专门管理工程的官职:司空。古人重视将宫殿建筑、城市布局、自然景观结合在一起, 体现“天人合一”观念。古建筑还汲取外来建筑之优点, 与本身的建筑文化融合, 体现“会通”精神, 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内涵, 令人回味无穷。
十一、中华文化不是封闭的文化
她之所以有悠久的生命力, 原因是她带有开放的特色, 表现为:1.境内各民族间的相互学习和共同创造, 2.善于向外国学习。而档案馆的存在完成了档案文化功能的转变, 一种从组织文化向社会文化过渡。档案不仅要继承文化的传统优势, 还具有相当的文化兼容性。通过沟通和借鉴, 使自己真正成为社会大家庭的一员, 使档案传统文化在此得以及延续。
摘要：中华民族已有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 并在此过程中发展创造了灿烂的优秀传统文化, 对中国炎黄子孙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档案作为记录传播古代优秀文化的载体, 在中国也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尽管古代档案的物质形态发展变化很大, 从简册, 绵帛, 金石到印刷本, 尽管屡遭兵、火、水、盗、毁等厄运, 但档案作为古代优秀文化的传承作用, 始终为历代所重视, 经久不变,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形成和积累了数量巨大, 内容丰富的历史档案资料。
关键词：档案,中国传统文化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