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

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共9篇）

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 篇1

1.“圆”文化的原始性

中国人擅长从自然界生生不息的变化中体会自然的美。我们擅长从天地间寻找变化的规律。对天地的敬畏和崇拜使中国人开始总结它的规律。“天圆地方”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起点。这种最初的思想深深的影响了中国人后来的思想观。

“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原型, 是中国人对宇宙意识、自然更替、生命轮回的深刻体会。黄河流域是华夏民族的发祥地, 温带湿润的气候以及广阔的平原地势, 使得这里产生了较早的农业文明。农业文明的发展使得先民们较早的注意了天地的变化, 人们开始不断关注外界的变化。通过对日月星移、季节轮替等上天显现的现象的总结, 人们开始相信天的轮廓是圆的。“天道圆”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

2. 传统文化中的“圆”

当我们回顾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我们不难发现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能见到不少“圆”的身影。从最初自然探索阶段所得出的“天圆地方”, 到后来发展追求阶段的“神人合一”, 再到后来思想文化领域出现的中庸、和合、圆融等。这些传统文化中都是“圆”思想的显现, 而儒道佛的文化中有着大量的“圆”的概念, 这些圆型概念的出现是否有异同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2.1道家中的“圆”文化

关于事物发展的规律, 老子有这样的描述:“有物混成, 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 独立不改, 周而复始, 可以为天地母。”[1]在老子看来一切事物的变化, 生起与灭亡, 只是两种不同的现象而已。如同光明与黑暗一样, 明来暗去, 暗来明去两者的交替互换, 日夜明暗的来往之间一样。老子对于天地运行规律的“道”的认识就如同远古先民观察星月转换, 四季交替等而知的圆形一样, 但前者将圆型上升为更高级的层次。

对于天地向我们展示的自然之道, 老子用了很多具有象征意义话语。例如“复归”“复命”这些话语都向我们传达了一种圆型的思想。

此外, 老子的思想具有朴素的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这在他的思想中有大量的呈现。如《老子》二十二章中的“曲则全, 枉者直, 洼则盈, 敝则新, 少则多, 多则惑。”四十五章中的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以及老子针对人生祸福提出的祸福相依的观点等。这些都体现了对立统一的思想, 在老子看来正是这些相互的对立才推动了事物的发展。正如钱钟书《管锥编》中所言“正反而合”, 一正一反恰构成一个闭合的圆。[2]

2.2儒家中的“圆”文化

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儒家所提倡的和谐、中庸等思想一直影响至今。其中的“和谐”更是为当代社会所提倡。“中庸”也成为很多人行事, 做人的标准。当我们审视这些儒家的观点, 不难发现其中所传达的“圆”的思想。

在古人看来“和”是最理想的状态。这种“和”是人与人之间, 身心之间, 以及人与自然, 天地之间的和谐。关于“和”《中庸》有这样的记载“喜怒哀乐之未发, 谓之中, 发而皆中节, 谓之和。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 天下之达道也。”和是天地最为理想的状态, 是万物存在的最佳秩序。在孔子看来要想达到“和”的状态就要以通过中庸来实现, 遵循中庸之道。孔子将中庸解释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 天下之正道。庸者, 天下之定理。”意思就是不偏向袒护任何一方, 是一种平衡的相互牵制的状态, 追求一种适度。总而言之儒家所追寻的“和”是一种圆满和谐的状态, 就如圆形那样融合, 协调, 婉转, 圆润。

2.3.佛家中的“圆”文化

佛教虽为外来宗教, 但佛教对圆形的重视却超过了道儒两家, 佛教将圆型看为美好圣洁的象征。在佛教看来“圆”是修道之人的最高境界, 是对现实美的变相肯定。佛教在西汉末年传入中国, 不断与华夏民族的融合, 到了魏晋时期佛教发展到了高峰期。人们的审美心理也因佛教文化的发达而受到影响。

佛教华严宗对中国的影响较大, 华严宗自称“一乘圆教”“圆明具德宗”。华严宗认为圆融无碍的境界修行是最高境界, 并将“圆融”分为:事理、理理、事事三种。禅宗在南朝刘宋时期由菩提达摩传入中国, 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禅宗也很重视“圆美”。禅宗将“圆融”视为最高境界, 如禅宗所提:“诸佛体圆, 更无增减, 流入六道, 处处皆圆。”

佛教认为圆型是现实生活中最为完美的。相圆为美的思想成为中国人的审美思想。佛教中的“圆”比儒道两家跟为直观。我们从佛教中的佛像就可以看到圆润的造型。不仅仅佛像, 佛教中的菩萨, 罗汉造像也有圆的造型意味。 (图1)

此外佛教思想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轮回。佛教认为人在死亡之后还会以新的生命的形式出现, 生和死是一种轮回的状态。这就如同圆形一样循环往复, 一种延续。

佛教在其传播过程中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融合相互吸收。同时, 崇尚圆形美的佛教也丰富了中国圆形的美学内涵。佛教的圆美文化与中国的圆美文化相互参照, 相互吸收, 共同描绘了中国的圆形之美。

3.“圆”文化与传统景观园林

3.1.道法自然的“圆”型观

中国古典园林最主要的特色就是它所体现的自然性。可以说每一个中国古典园林都是道家思想的体现。道家所提倡的“师法自然”, “法贵天真”在中国古典园林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道家认为天地是一个发展着的, 循环往复的整体。自然界中的万物都在经历周而复始的循环运动, 正是这种循环不断的运动才推动着事物不断向前发展, 生命的活力才得以展现。中国古典园林的设计正是得益于道家这样的文化。因此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古典园林中的所有东西都是对自然的仿效。园林中的假山碎石是对自然界中山川的喻化, ;湖水小溪是对自然界中的江河湖泊的喻化;树木花草是对自然界中森林的喻化。正如《园冶》所谓:“轻楹高爽, 窗户虚邻, 纳千倾之汪洋, 收四时之烂漫”。[3]

3.2.四季的时间观与辩证的设计手法

中国古典园林的设计中的圆形精神还体现在对于四季的把握上。前文中已经提到关于道家的四季轮回的观念。在古人看来时间是不可捉摸的, 永远重复的。这种循环的时间观念也影响到了园林的设计。中国古典园林意在营造春季鸟语花香;夏季细雨荷塘;秋季金黄果香;冬季素色寒梅的四时景致。 (图2)

中国传统园林设计由于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 因此在园林的设计中常常能体悟道家思想中的辩证关系。如道家中的有无相生、前后相随、长短相形、高下相倾的辩证精神在园林的设计中体现为虚实相生景致构图、参差错落的木石排布、幽闭洞开的空间分隔。辩证的思想在园林中的运用则使的园林有了动静变化的生命美感。

3.3中庸之圆与园林设计

作为处于统治思想的儒家文化在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能看到。前文提到中庸即是不偏不倚, 中规中矩。这种中庸的文化在封建园林景观中有很深的体现。受儒家统治思想影响, 中庸思想在皇家园林的设计中最为突出。

皇家园林的布局深受中庸思想的影响。无论是建筑物的排列, 还是景物的位置, 都严格的遵守礼制。皇家园林的设计讲求中正和谐, 讲求一定的秩序美。整体布局讲求中轴对称。园林的中心往往比较高, 处于中心地位, 如同圆形版具有一定的向心性。园心周边的建筑、植物、山石、道路相互掩映对称。处处体现出由内而外的等级性。如颐和园中的佛香阁就位于颐和园的最高处, 突出了皇权的至上。

3.4天人合一与园林设计

天人合一的思想并非只是儒家所提出, 它在道家等的学派中都有体现。道家的天人合一的主体是人与自然, 而儒家的天人合一则更倾向于人自身以及人类社会的和谐。儒家的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在江南文人园林中有突出体现。园林中的文字作品往往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在江南的很多园林中我们能看到很多的楹联、匾额、题词等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书写的内容往往体现着对于人生, 家庭的美好祝愿。通过这些文学作品追求儒家的道德规范, 寄托美好的向往。

3.5禅宗园林

佛教寺庙园林是中国传统园林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家追求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与佛教寺庙园林所追求的禅境的物我合一有相似之处, 但禅宗却将园林艺术提高到了新的境界。

禅宗主张直觉体验和冥思的方式, 打通感官与悟性, 打通物我达到宁静致远, 自由的, 超脱的, 心自圆融的境界, 即禅境。圆融境界即是生命本体与宇宙本体为一的圆融。随着时间的推移尚禅境这种主张直觉体验和冥思的方式在中唐时期成为主流, 并且为艺术领域崇。其中园林艺术与禅宗的关系最为密切。禅宗所追求的禅境将道家园林的“画境”提升到了“意境”的高度。禅宗认为世间的万事万物皆为本心或者说佛心所化。“青青翠竹, 皆是法身, 郁郁黄花, 无非般若”就是这个道理。这为园林这种有限的自然山水的艺术形式提供了审美体验的无限可能性。禅境打破了园林的小自然与大自然的界限, 以小见大成为审美成为主流, 如同中国国画的一笔留白似江河、山川、云雨一样给人无限想想。就如同圆形一样用一条曲线围合成了最为简单的图形, 但这个图形却能够让人们产生无限的想想。身处禅境的园林中, 就如从圆内望圆外一样是那么的广阔无限。

4. 小结

中国有着灿烂的文明史, 中华文明经过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形成了自身特有的文化特征。“圆”作为其中的典型代表始终影响并贯穿于中华民族灿烂的历史长河中。我们怎样继传统文化中“圆”的思想, 并将其运用到现代设计中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摘要：如果说圆型在西方大多是以物质的形式出现, 那么中国的圆型就已经超越了西方那样的物质的存在形式, 而是以更为高级的形式存在。中国的圆型超越了物理的概念, 上升到了精神的层面。这种精神深深地根植于我们的传统文化中, 并在传统园林的设计中得以体现。

关键词：圆,传统文化,园林

参考文献

[1]王丹.《圆在景观设计中的表达》[D].重庆:西南大学.2008.6.

[2]朱广宇.《几何原型, 返回原点》[J].《工业建筑》.2008.2.

[3]何芳.《以圆为象一中国传统“圆”设计文化研究》[D].江西:南昌大学.2009.12.

[4]王培娟.《中国古代美学中的“圆美”观》[D].山东:山东师范大学.2004.4.

[5]李玲.《中国古建筑和谐理念研究》[D].山东:山东大学.2011.4.

[6]南怀瑾.《南怀瑾选集老子他说》[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第1版.236页.

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 篇2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服饰文化

摘要：服装是一个能反映出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的综合体，体现着人的价值观、伦理观、审美观、民族风貌和时代精神，浓缩了人类发展史和文明史，是社会的一面镜子。服装文化的发展决定着服装的技术、服饰审美趋向等发展变化。中华历代服饰真实地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也为中国人在世界文化之林创造了独特的服饰形象。传统服饰文化是传统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视觉文化的一部分。研究服饰文化，有利于了解民族群体文化，对民族文化继承和发扬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传统文化服饰思想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

中国是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华夏民族素有“衣冠王国”、“礼仪之邦”之称。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服饰作为一个显著标志,见证着王朝的更替，服饰的发展与其特点使得中华民族上下5000年的文化与经济被全面呈现出来。在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发展，传统服饰已经不仅仅是中华民族强大的生命力和丰富艺术内涵的代表，同时也具有了很强的文化基础，因为几千年的朝代更替，使得环境、民族、风俗、地域也为之变化，中国传统服饰在各个朝代、各个地域、各个民族、各个阶级都有着不同的特征，并且也构成了自己本身独特的服饰风格和拥有时代特色的服装制度及着装风俗。在这个有着众多民族的广裏大地上，各个兄弟民族用五彩的衣裳编制出了美妙的服饰传奇，汇成了一条五彩斑斓的历史长河。由此可见，中华民族悠久的人文传统里的一部分便是传统的服饰文化，它同样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得不说，我国的传统服饰文化是一笔珍贵的文化财富，至今为止，很多传统服饰元素仍然被我们保留延用。

服装是人的“第二皮肤”，同时也能反映出社会现状。纵观中华民族服饰文明的发展史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核心理念是“统一”、“和谐”。自从中国服饰文化诞生之后，就一向遵循着这样的制作基本原则：保暖与美观、展示与象征、喜庆祥瑞和显现个性相结合，以此来协调统一服饰与自然，与社会，与人群的关系。而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服饰文化来说，最宝贵的一点就是能够做到情景交融、意象统一。我们的祖先让衣与“礼”统一结合，从先秦的冠冕深衣、秦汉的紫绶金章、魏晋的褒衣博带、隋唐的胡服、两宋的时世装??直到清代的顶戴花翔等，不同风格的服饰都与“礼”有着深刻的联系。传统服饰的发展历程

中国文化语境中的传统教育范式 篇3

一、中华文明结构

1. 农耕社会与宗法制度的形成

自给自足、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时间, 以农业生产为主, 以土地为核心。小农经济生产结构单一, 生产者具有很高的生产积极性, 多以家庭为中心, 从事生产劳动的多为家庭成员, 人口众多意味着会有更多的生产力, 这也就形成了传统的“多子多福”观念, 而农业生产也限制了中国人在地域间的流动, “父母在, 不远游”, 这对中国人浓厚血缘意识和家庭观念的养成有很大影响。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 最终形成了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伦理型文化, 男性长者在家庭、家族之中享有权威。基于家庭, 形成家族、宗族, 进而“家国一体”。在某种意义上, 国家只是扩大了的家庭, 即统治者的“家天下”, 普通民众成了统治者的“子民”, 这也就形成了集权与专制的传统。

2. 儒家与科举制度

儒家自孔孟发端, 经过西汉董仲舒的“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而确立其政治化地位。自隋唐时开始, 国家依据科举制度自儒生中选拔人才, 充实士人队伍, 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社会公平。儒家经过董仲舒和宋明理学的整合与改造建立起了传统的伦理道德, 与封建统治有了很好的切合, 形成了独特的儒家式政治文明。中国人崇尚集体的而非个体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体系, 讲求和谐与礼义, 以仁、义、礼、智、信、忠、孝为基本的道德准则。儒学的发展使得华夏民族形成了强烈的民族认同感, 尽管中国人内部方言庞杂、支系众多, 但是儒学对于中国人独特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与维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3. 佛道诸宗教

历史上, 对中国影响较大的宗教主要有佛教和道教。佛教被认为是最具智慧的宗教, 讲求慈悲与自身修为, 没有暴力性与进攻性, 因此, 也显得温良平和。佛教迎合了失意文人群体“出世”与“独善其身”的需要;某些派系的“不立文字, 直指人心”也能够被那些无法接受教育的劳动者接受;“注重来世”则迎合了统治者的需求, 对于麻痹百姓起到一定的作用。道教主要起源于春秋时的道家, 注重清修与“无为”、“无欲则刚”、“道法自然”, 崇尚天人合一的老庄哲学。在此基础上, 又演变出了“轻人事、近自然”的魏晋玄学, 对士大夫阶层的精神、思想、生活都有着很大的影响。道家同样注重“出世”, 这也成了中国知识分子清高的源头。佛道两家对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影响极大, 潜移默化中也成就了中国人隐忍封闭的性格, 注重守成, 但是却缺乏开拓与进取。

4. 独特民族性

华夏民族总体并不排外, 但是讲求严格的夷夏之辩, 即是否采用的是同一种文化模式, 隶属于同一种文明范畴。历史上的中原王朝多带有文化与阶级的优越感, 以华夏正统或者天朝上国自居, 将周围的部族分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但蛮夷一旦采用华夏文明模式, 则不再被视为蛮夷, 而是被接受作为华夏的一部分。民族融合给中华文明注入了新鲜血液, 使其显得开放活跃与兼容并蓄。经过历史上多民族的长期激烈冲撞与缓慢融合, 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逐渐融合并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 华夏大地维持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山林文明的冲突与平衡。这也使得古老的中华文明虽遭受异族多次入侵, 却得以发展壮大并延续至今。

二、传统文化对传统教育的影响

1. 对教育目的的限定

古代中国是有着极权主义传统的国度, 等级制度森严。由于社会各阶层职业性质、社会地位的不同, 对阶层间的流动有着很大的限制。科举制度的确立, 以政治与教育相结合的方式, 保证社会各阶层的人群都可以通过科举被选拔进入仕途, 加入到文官阶层, 参与国家权力的平台, 进而促进社会公平。《礼记·大学》中提及的“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 千百年来成了儒家知识分子遵从的信条, 也是中国传统教育的最高理想。中国人读书带有一定的功利性, 迷信与追求权力直到今日都有着很大的影响。

2. 对教育内容的影响

受到政治经济的诸多限制, 古代中国的国家统治无法摆脱基于血缘的宗法制度, 反而需要通过血缘纽带来维系。以反映宗法制度的伦理道德作为教育的内容, 正好适应了社会发展与统治的需要, 以伦理的力量将松散的农业组织管理起来, 有利于民族向心力的形成, 而对受教育者品质修养的注重, 也有助于受教者形成特有的人格气节与国格观念。

传统社会以自然经济为主, 重农轻商, 孔子怒斥“请学稼”的樊迟为小人, 这奠定了中国传统教育轻视技术的基础。几千年以来的传统教育一直都是重伦理轻技术, 培养的是社会的管理者、统治的维护者而不是劳动者。而科举制度要求受教育者必须熟读经史子集以应付考试, 以期博取功名;经过宋明理学对儒学的修正, 教育中更加注重考据, 是经院主义的, 而非经世致用的, 相当程度上是不切实际的空虚之学, 与生产相脱离。这不利于技术的流传与演进, 也不利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传统社会重视“仁义礼智信”的五常学说, 尤其“礼”一直是我国古代社会共同体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的理论框架和价值标准。师道尊严在传统教育中极为重要, 这在我国形成了“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但是, 封建家长制传统也蔓延到了传统教育之中, 学生很少会去质疑, 否则即是大逆不道。这禁锢了中国人学术思想的发展, 很难有更大的突破。教学过程中专制主义也注定了社会中民主传统的缺乏。

3. 对教育形式与过程的影响

古代中国存在两种办学形式———私学与官学。孔子开私学之先河,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私学弥补了官学不足, 对于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有着重要贡献。尤其在乡村出现的私塾等教育形式, 对乡村人口素质的提高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而自唐朝开始勃兴的书院继承了私学传统, 也吸收了官学经验。官学与私学相互弥补, 满足了众多士子们的读书需求。科举制度分为童生试、乡试、会试和殿试, 通过前轮考试才能取得下一级考试的资格, 人才选拔近似于金字塔形, 与社会结构类似。此种人才选拔模式较为严格, 科举制度虽有诸多弊端, 但就制度本身而言, 体现了公平。且以中华文明自身的价值标准总体来看, 依据科举制度选拔出的都是优秀的人才。

三、文明转向与教育文化自觉

经过近现代以来几次较大的社会变革的影响, 中国社会的儒家传统被断裂。尤其是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 持续千年的人才选拔机制被中断, 政治系统与社会精英的传统联系被割断, 传统教育培养的人才无法再适应新时期的需要, 中国乡村的传统教育更是趋于没落。废除科举后的学制设置先是效仿日美, 后又仿照苏联, 无可避免地与意识形态有了关联。几十年来不顾本土实际, 以他国为参照系, 对社会文化心理结构以及基于儒家传统形成的民族认同感带来了较大的影响。对传统教育妖魔化、盲目批判乃至全盘否定, 伦理道德等被视为封建糟粕而大加鞭挞。而新时期多种因素的影响也逐渐体现, 当代素质教育出现急功近利倾向, 学校专业设置注重经济利益, 学子迷信与追求权力。教育管理过程虽然引入了科层制, 但是却也渐渐陷入刻板生硬的制度模式与人治的窠臼。教育的病态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形成了社会失范。

费孝通认为, “文化自觉”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 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 所具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 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 不是要“复旧”, 同时也不是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社会的文化传统渗透在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对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有着无形但却重要的影响。因此, 文化的变革须是渐进的与改良的, 而非革命的。以政治运动来解决思想文化的问题, 只会造成文化向心力的失去与疏离感的产生。教育作为文化的传承者与再生者, 文化的发展及演进必然对教育有着重大影响, 同样, 教育的发展也可对文化的演变产生影响。因此, 教育要充分考虑到自己国家与民族的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基于中国土壤已有几千年的传承与发展, 其中既有优秀传统也有糟粕。全盘沿袭传统文化并不可取, 那样, 只会陷入固步自封的境地;照搬他人方法同样也不可行, 那样, 只会使本民族本国家的教育遭受损失。因此, 教育文化自觉需要对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与局限性有充分的认识, 汲取精华, 剔除糟粕, 同时对他人的方法进行有选择的借鉴, 以期找出适合中国教育的发展方式, 更好地为提升国民素质服务。

古老的教育传统已经割裂, 但新教育传统却尚未建立。如何将古老的中国文化传统与近现代教育思想方法相结合, 将会是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

参考文献

[1]顾明远.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4.

[2]李喜所.经济基础与文化变革:中国近现代“反孔”的深度反思.河北学刊, 2010 (1) .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学思 篇4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对文明演化汇集而成反映民族特质和风俗的文化，是我们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儒家文化是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儒学中被奉为经典准则的“以修身为本”的理论，同样也适合于今天快速发展的社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儒学、和谐、传统文化、思想道德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 篇5

(一) “天人合一”的整体和谐的哲学思维

整体和谐的生态观有着古老的渊源。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周代, 哲人就强调要谋求天地人和谐的这种整体的哲学思维。儒家生态观念的基本出发点是“天人合一”。孔子《中庸》说:“万物并齐而不相害, 道并齐而不相悖”, 把人与自然的发展化看作是相互相成的和谐、平衡运动。孟子把“诚”作为一道德概念, “诚身道, 不明乎善, 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 之道也;思诚者, 人之道也。” (《孟子·离娄上》) 。汉代董仲舒也认为天、地、人三者是合而为一”的, “事各顺於名, 名各顺於。天人之际, 合而为一” (《春秋繁露·深名号》) , 并提出“三者相为手足, 不可一也。” (《春秋繁露·立之神》) 儒学在强调“天人合一”的同时, 承认自然界有其自身独立的运行规律。道家思想以“道”为基础强调“天人合一”, 认为这种统一是道、天、地、人的和谐统一。在道家思想体系中, “道”有多重含义, 它是天地万物的本原, 也是万物运行的规律和人们的行为准则, 因此老子以“道”的概念讲天、地、人组成一个整体, 道是天地万物的根源和本体,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老子》) , 强调道生万物人天同源。庄子, 则在进一步发挥老子“道”的基础上, 提出了人和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 即:“天地与我并生, 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认为人不是自然的主人, 和其他事物一样, 只是自然的一部分。当然, 古代哲人强调世界整体有机和谐的目的在于刻意追求和谐的人生之道。但不管怎么说, 他们所创造的这种整体和谐思想价值理念, 对于重新审视认识人与自然关系, 对当前包括环境污染在内的全球性生态恶化现象, 是有导向意义的。

(二) 仁爱万物的生态伦理准则。

中国古代对尊重生命、仁爱万物的伦理思想具有普遍的认同。儒、道、佛都有惜生、爱生的慈善情怀。仁爱万物是中国古代传统思想的重要准则。儒家思想不仅提倡“仁者爱人”, 而且认为对待天地万物也应采取友善、爱护的态度。孔子认为, “伐一木, 杀一兽, 不以其时, 非孝也。” (《大戴礼记·曾子大孝篇》) 表达了他对万物所持的善待态度。孟子对仁爱思想做了进一步发挥, “君子之于禽兽也, 见其生, 不忍见其死;闻其声, 不忍食其肉, 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孟子·梁惠王上》) 。汉代的董仲舒更是明确地把道德关怀从人的领域扩展到自然界, 他说“质于爱民, 以下至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 奚足矣谓仁?” (《春秋繁露·仁义》) 儒家伦理从爱人到爱物, 天不违人, 人不违天,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主张, 将人们对生态环境的珍爱上升到人们道德要求的最高层次。道家虽然没有提出专门的保护动物的伦理思想, 但它也反对“动物的存在是为了给人提供肉食与方便”的自然目的论思想, 认为“天地万物, 与我并生类也;类无贵贱。” (《列子·说符》)

(三) 天道与人道的一致、“道法自然”的可持续发展思想。

在人与自然关系上, 可持续发展意味着必须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包括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古代的持续发展思想以朴素生态学说为基础, 从国计民生及后代人的需要出发, 把发展生产同生物资源保护结合起来。庄子提倡“以鸟养鸟” (《庄子·至乐》) , 是要人们遵循自然法则。其次是恪守生态季节规律, 强调“顺时繁育”和山林川泽“以时禁发”。管子也说:“敬山泽林薮积草, 夫天财之所出, 以时禁发焉” (《管子·立政》) 。在《吕氏春秋·上农》中, 对自然资源的保护规定得更为具体, 称为“四时之禁”, 在规定的季节中, 禁止随便进山砍树, 禁止割水草烧灰, 禁止打鸟猎兽, 禁止捕捞鱼鳖。《吕氏春秋·十二纪》中记载古代制订的一年四季中保护生态环境的守则。另外, 我们的祖先在生存斗争中十分注意改善环境与保护环境, 不能采用灭绝动物物种的工具和行为。古人历来提倡“仁爱克已”、“勤俭节约”、反对“暴殄天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女娲补天”就属于以神话传说形式流传下来的这一类活动。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保护环境者当数黄帝, 据《史记·五帝本纪第一》卷一记载, 黄帝“时搏百谷草木, 淳化鸟兽虫蛾, 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 劳勤心力耳目, 节用水火材物”。“俭”是老子推崇的一项重要品德, “俭”就是将人的欲望控制在“自然”范围之内, 以维持生态持续性和自然保护。

(四) 互惠共生, 利用自然

虽然在传统的农业生产中, 人作用于自然的力量仍然是有限的, 但顺应自然、尊崇自然的同时也在注意利用自然。古代人很注重总结土地的自然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改造土地、更好地利用土地。所以在实际生产中, 就用耕耨、施肥、保墒等方法来提高土壤的肥力。《吕氏春秋》说:“地可使肥耨, 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泽, 使苗坚而地隙;人耨此以旱, 使地肥而土缓。”人与土地形成了一种互惠共生的关系, 这是一种生态农业, 它与现代机械化的石油农业、滥施化肥农药、破环土壤结构和自然生态平衡是很不同的。《荀子.富国》篇说:“多粪肥田, 农夫众庶之事。”《周礼.草人》对什么样的土壤该施什么样的粪肥, 也有明确的记载。“自然农法”的不施药、不除草, 采用的是以虫治虫、以草除草的古代方法。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就生动地记录了以步行虫治理粘虫的方法。 (《梦溪笔谈》第四三三条) 。中国古代早就种植绿肥的习惯, 绿肥不但是一种有机肥料, 而且是一种有效的除草剂。野草总是与农作物共生的, 但野草腐朽又可以改善土壤, 这在《祀胜之书》里已有明确的阐述。这是真正的利用生态规律———“道法自然”。

然而, 在中国传统的生态文化中, 人顺应自然、尊崇自然要远远大于改造自然的强度。现代工业文明兴起以来, 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和信心都迅速增加, “人定胜天”成为一个时代的口号。然而人类终究不能脱离自然而生存在自己制造的技术圈中, 自然仍然是人类生存的基础, “道法自然”的原则不可违背。中国古代的生态农业观及其生态文化意识是现代的生态文化建设中的智慧源泉。

(五) 渗透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的

法制理念—————圣王之制

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思想不仅仅停留在伦理道德领域, 而且向法制领域延伸和扩展, 形成了渗透生态伦理思想的法制理念, 从而使生态伦理思想深入到社会生活实践中去, 发挥更强有力的作用。在《六韬·虎韬》中记载中华民族最早的环境立法, 炎帝 (神农氏) 就颁布了保护生态的禁令“春夏之所生, 不伤不害, 谨修地利, 以成万物, 无夺民之所利, 则民顺其时矣”, 此即“神农之禁”。秦简《田律》规定:“春二月, 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堤水。不夏月, 毋毒鱼鳖, 置阱罔, 到七月而纵之。百姓犬入禁苑中不追兽及捕兽者, 勿敢杀;其追兽及捕兽者, 杀之”。《礼记·王制》“五谷不时, 果实未熟, 不粥于市;木不中伐, 不粥于市;禽兽鱼鳖不中杀, 不粥于市”, 这种将市场的间接管理运用于保护自然资源的方法, 在农业文明时代具有比较切实的效果, 在今天也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孔子在论述他的治国纲领时出于保护自然资源的考虑, 强调说:“道千乘之国, 敬事而信, 节用而爱人, 使民以时”。这在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被认为是贤明君主的基本国策。董仲舒将自然现象与君王的德行联系在一起, 他认为国君作为一国之主, 对破坏天、地、人这个生态系统负有最大的责任, 并在他所著《春秋繁露·五行五事》中还列举了做君王的五大过错和“自然之罚”的种种迹象。而且保护自然资源的制度和法令也并没有因朝代的反复更替而废止。作为一个基本上是礼制的国家, 制定自然保护的法令并要求人们遵守, 那么在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 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完善和遵守环境方面的法律法规。

(六) 艺术生态观---田园诗的意境

提倡生态伦理的米克尔在他的《生命的喜剧》一书中认为:文学以人与自然的不同关系氛围三种传统:悲剧、田园诗和喜剧。悲剧英雄处在与自然力的冲突中, 如西西弗、普罗米修斯。西方文明是以悲剧发展起来的, 最终发展为掠夺自然环境辩护的“人类中心”论。对自然界的胜利是这种文化的目标。而中国文化中的文学艺术则与西方文学恰好相反, 田园诗精神是它的主流, 在田园诗精神的基础上展开其人文道德理想。《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集, 被儒家尊为五经之首。它的第一篇《关雎》“关关雎鸠, 在河之洲”, 以河滩上的鸳鸯作起兴来歌唱男女爱情, 整个是个洋溢着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从庄子开始, 道家的艺术观把自然之美作为美的最高境界, 这种审美观在中国的文学艺术中影响更为深远。东晋陶渊明是最杰出的代表。“山气日夕佳, 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 欲辩已忘言。” (陶渊明《饮酒诗》第五) , 李白的《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 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 思君不见下渝州”在山月、清江的描写中抒发出对友人的想念。陆游的诗:“明月别枝惊鹊, 清风夜半鸣蝉, 稻花香里说丰年, 唤起蛙声一片。”大自然的蝉鸣、蛙鸣、鸟叫与人类丰收的喜悦心情相映成趣, 人类的生产、生活与幸福是与自然万物的和谐密不可分的。中国文学艺术总的田园诗精神, 是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重要方面。它可以进到青少年去感悟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热爱生活, 从而热爱自己的生存环境, 这些都是现代生态文化建设应该努力发掘的。

虽然,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优秀的生态伦理思想, 但是作为教育工作者在引导学生时, 也要让他们搞清楚:第一, 对于其中的生态伦理思想, 既要有宏观眼光从整体上准确地把握其精义, 又要对其在历史发展中的复杂内容进行具体的科学分析。第二, 对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有机整体思维方式, 要作一分为二的评价:一方面要肯定它是对世界本来面貌的某种真实的反映, 同时也要指出缺乏分析思维的笼统和模糊不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第三, 要正确地认识和宣传传统生态伦理思想的现代意义, 不要把它与分析思维、现代科技发展绝对对立起来, 而是要把二者统一起来, 以发展现代科技为手段, 创造更美好的“人化自然”, 争取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高级境界, 帮助青年学生形成正确的生态文明思维, 树立生态文明观, 从而较好地理解和践行科学发展观。

简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易学 篇6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原始易学, 早在伏羲氏时期, 将前人发明太阳历八分历法和用以表示太阳历八分历法的八圭符号 (即阳连阴断的等长线三组合八个符号, 是在测日圭表上标记二至、二分、四立八个节气的符号, 故叫八圭符号) , 用在前人发明的天地盘占卜器上, 取代圈点十数符号中的一至八数符号, 去其九、十符号, 制作出上下盘占卜器, 将四方五位 (有中) 占卜, 改为四方八位 (无中) 占卜, 是对占卜术的改进。将八圭符号用于占卜, 改名八卦符号, 上下盘占卜器就叫八卦上下盘占卜器, 后人造“卦”字, 即取圭、卜结合之义。这些情况, 世人不知道, 所以最古老、最高深, 也最新颖、最浅显。

用八卦上下盘占卜器占卜, 和用天地盘占卜器占卜是一样的, 都是用地 (下) 盘作定位盘定方位, 用天 (上) 盘作变位盘, 旋转变位盘进行占卜, 按自己祷告认定的方位和变位盘停止的方位是否一致及相差大小论吉凶祸福。在用八卦上下盘占卜器旋转上盘占卜时, 能自然重出六十四卦符号, 就用六十四卦符号进行占卜, 先祷告认定一个方位, 旋转上盘, 看在认定方位是出现六十四卦中的哪一卦, 按出现的卦论吉凶祸福。这种占卜法很简单, 人人都会, 论断吉凶祸福, 也可以按自已当时的愿望和想法来论断, 不需要别人操作和论断。因此, 无人可以专其业, 获其利。

后来, 有人想专其业, 获其利, 就把旋转上盘成卦占卜法改为查数蓍草茎成卦占卜法。查数蓍草茎成卦占卜法, 很神秘, 很繁难, 蓍草茎要装在龟壳里供起来, 每天要焚香礼拜, 给外人做出十分严肃应重的样子, 以迷惑外人。有人来要求占卜时, 要求者要先上香、礼拜、祷告, 表示虔诚求问。他才请下龟壳, 取出蓍草茎五十根, 旁置一根, 用四十九根查数, 每查数三遍才记下一个阳符或阴符, 查数十八遍才能成六十四卦中的某一卦, 然后由他来进行吉凶祸福论断。这个过程在《易系上》中的《大衍之数五十》章, 有明确记载。

《易系上》中的“天一地二”章, 是对天地盘占卜器圈点十数的明确记载。天地盘占卜器在伏羲氏时期之后失传了, 留存下来一张图, 殷周时期的人, 不知道它是什么图, 有什么来历, 就附以神话, 说是龙马从黄河中驮出来的图, 就叫河图。天地盘占卜器被八卦上下盘占卜器取代之后不久, 有些人只习惯看圈点符号以知数, 不习惯看八卦符号以知数, 就再用圈点九数制作能占卜八方九位 (有中位) 的地盘占卜器。地盘占卜器的中位上设立柱指针, 旋转指针进行占卜, 和天地盘占卜器与八卦上下盘占卜器的占卜法相同, 但不如八卦上下盘占卜器盛行。八卦上下盘占卜器占卜法改为查数蓍草茎成卦占卜法后, 天地盘占卜器和八卦上下盘占卜器逐渐失传, 地盘占卜器还流行了一段时间, 不久也失传了, 留存下来一张图, 殷周时期的人, 也不知道是什么图, 有什么来历, 也附以神话, 说是灵龟从洛水中驮出来的图, 就叫洛书。原始的河图、洛书, 不是现在书上的那样, 河图被殷周时期的五行家加入了五行学说, 洛书被殷周时期的术数家改成了数学幻方。

再说说太极、两仪、四象、八卦符号在方位、次序、象数、义理等方面和太阳历八分历法的对应关系。

太极为整体一圆周的周而复始, 表示一个回归年;两仪为一阳一阴。阳表示阳光充足、能量多、温度高、生命旺盛的热半年;阴表示阳光短缺、能量少、温度低、生命虚弱的冷半年。阳为上、为胸、为左、为刚、为男;阴为下、为背、为右、为柔、为女。阳符为奇数一或三, 阴符为偶数O或二, 由此而构成四象符号的数:一、二、三、四。八卦符号的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四象中的少阳为一、为春, 老阳 (太阳) 为二、为夏, 少阴为三、为秋, 老阴 (太阴) 为四、为冬。表示春、夏、秋、冬四季。八卦 (八圭) 。震为一、为东、为雷、为一阳外现、为春分, 兑为二、为东南、为泽、为二阳外现、为立夏, 乾为三、为南、为天、为三阳外现 (全阳) 、为夏至, 离为四、为西南、为火、为阳中生阴、为立秋, 巽为八、为西、为风、为一阴外现、为秋分, 艮为七、为西北、为山、为二阴外现、为立冬, 坤为六、为北、为地、为三阴外现 (全阴) 、为冬至, 坎为五、为东北、为水、为阴中生阳、为立春。震一东和巽八西相对两数合为九, 兑二东南和艮七西北相对两数合为九, 乾三南和坤六北相对两数合为九, 离四西南和坎五东北相对两数合为九。这表现了远古、上古的中国人, 对自然宇宙时空中的日、地相对运行轨道和阴阳冷热变化规律, 已经有了非常正确的认识, 首先制定了太阳历八分历法, 大约在神农氏 (最先发明种植作物的氏族名, 非圣人名, 亦非帝王名, 后人称他炎帝, 是殷周时期的五行家认为是圣人名, 说他以火德王, 称他为炎帝, 说轩辕氏以土德王, 称他为黄帝, 都不可信) 时期, 由于农时不能迟误, 又没有办法发布农时, 人们只能看天上的月相圆缺和气候冷热来大致掌握农时, 因此发明了以月相变化周期记年、月、日的太阴历, 并在太阳历的八节之间各增加两个节气, 成为太阳历二十四节气, 和太阴历合用, 叫阴阳合历, 人们简称农历或阴历。简称农历合理, 简称阴历有以偏概全之嫌。

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 篇7

一、钢琴作品中我国传统思想的体现

(一) 以人为本思想

在我国传统文化理念中, “远神、尊天、重人”的文化取向早已形成, 这种理念关注人的自身发展, 并将人的力量视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和动力。这种思想在不断发展演变中, 逐步形成了“以人为本的理念。”我国钢琴创作者将这种理念运用到实际创作中, 使钢琴作品呈现出鲜明的传统文化气息和民族精神。增强了我国钢琴艺术的民族性。例如《解放区的天》、《黄河》、《快乐的节日》、《翻身的日子》、《东山魁夷画意》等, 这些作品都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传统思想, 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快乐的节日》形象的展现了我国儿童在新时代的快乐生活。《黄河》则生动体现了我国人民在抵抗外敌侵略过程中展现出的不屈精神。《解放区的天》呈现了解放区人民对新生活的向往。这些作品以“小群体”为切入点, 以小见大的展现了我国人民的人格尊严和群体理想。这种“以人为本”价值思想的传达, 不仅是我国民族发展的需要, 也是钢琴艺术不断丰富的内在需求。它可以有效增强钢琴作品的时代性, 提升钢琴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二) 天人合一思想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 各家学说都有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探究和阐述, 庄子、老子、董仲舒都曾就这一理念进行深入思考。道家创始人老子曾指出:“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可见, “天人合一”的思想其实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证, 它认为人作为个体也是自然的组成部分, 因此, 改造自然应以尊重自然为前提。我国许多钢琴作品中都吸收了“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例如台湾作曲家江文就在钢琴创作中融入了这一理念, 使钢琴作品呈现出极强的艺术欣赏性。比如, 他创作的《台湾舞曲》, 就以抒情曲风为基础, 同时融入许多幻想性音乐元素, 让听众在欣赏钢琴作品的过程中仿佛走进大自然, 体味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黎英海先生改编唐代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 进而创作了《夕阳箫鼓》, 原诗用精巧动人的句子展现了春、江、花、月、夜等景物的优美情态, 以动人的清新风格表达浓郁的思乡之情。黎英海先生深入研究该诗, 并采用不同创作手法展现诗中不同的情绪变化与景物描写。他在引子部分采用了同音反复、散板的手法, 促使声音呈现出由远及近的效果, 营造了一种朦胧虚无的音乐意境。第二小节则用琶音模仿了江水的流动之态。这种繁复多变的声音, 使整首钢琴作品呈现出天人合一的和谐意境。作者用自己独特的钢琴创作手法诠释了我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精神, 增强了钢琴作品的艺术张力。

二、钢琴艺术作品中我国传统文学作品的体现

(一) 对《二十四诗品》的体现

《二十四诗品》是我国晚唐诗人司空图的作品, 旨在“以诗论诗”, 作者运用形象的阐述方法与理论, 以传统诗歌形式总结了24种诗歌品格。这种思维模式使原本抽象的诗歌艺术变得更加具体可感, 对品读诗歌具有重要帮助。司空图的这种创新思维不仅促使我国诗歌研究实现了新的发展, 更丰富了我国传统文学的形式。林华则运用自己的音乐才能, 将《二十四诗品》中的各种风格与意境, 以赋格钢琴曲和前奏曲的形式呈现了出来, 为我国钢琴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带来了新鲜元素。在整套的钢琴作品中, 每首钢琴曲都具备相应的诗歌意境和音乐形象。比如, 钢琴曲《典雅》是一首三声部的赋格, 其主题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 且采用了十二音作曲法。受众在欣赏这套钢琴曲的过程中可以自然领略到《二十四诗品》的诗歌意境。

(二) 对《阳关三叠》的体现

作曲家黎英海在唐代琴歌《阳关三叠》的基础上创作了同名钢琴曲。而原作则是由唐代诗人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这首诗演变而来。这首诗歌中生动描绘了“客舍”、“朝雨”、“柳色”、“轻尘”等意象, 展现了诗人与朋友依依惜别时的动人场景和真情实感。唐代琴歌在改编过程中以这种感情为主线, 用动听的旋律反复吟唱, 极富感染力。黎英海在创作过程中运用了变奏曲形式, 用反复手法将作品主题贯穿在高、中、低的声部中。这就使原本较为单一的主题更加深入。在保持原作情感的基础上, 运用变奏曲的丰富旋律, 进一步展现了人物的眷恋之情和内心独白, 实现了传统文学与钢琴艺术的完美融合。

参考文献

[1]胡腊妹, 李勤.江西当代民间音乐文化分析[J].江西社会科学, 2011.

[2]代百生.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汪立三钢琴曲《#F商:书法与琴韵》中的“中国风格”探析[J].武汉音乐学院学报, 2004.

[3]范立芝.中国钢琴音乐演奏中的气与韵[J].西安音乐学院学报, 2004.

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 篇8

关键词：大学语文,教学,传统文化

今天的大学生是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飞速发展而成长起来的朝气蓬勃, 面向世界的一代。在他们身上, 体现着思维灵活, 接受能力强的特点。外语、电脑、网络等一切新兴时尚的事物, 都能在他们中间迅速普及和流行。同时, 我们也发现,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他们的血液里也正悄悄地流失着。作为一个中国人, 首先要有中国人“质”的特征, 这个“质”不单指黄皮肤、黑眼睛, 更是指一种精神风貌, 是体现中国特有的文化理念, 文化传统和精神风貌的气质。所以, 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就成为大学生加强自身素质的必备条件之一。尤其是中医院校的大学生, 因为中医专业自身的特点, 更要求他们有较高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

作为一名担任《大学语文》课的教师, 不但要讲授一般性的知识, 同时也要尽可能多地介绍中国古代优秀的哲学、风俗、文学等传统文化知识, 以帮助学生提高自身素养。因此, 在教学中, 我侧重了以下几方面的讲授:

一、加强学生对古汉语兴趣的培养

中医院校的学生必须要有深厚的古汉语知识, 因为在他们日后学习中医的过程中, 必须要研读古代医书, 可以说这是他们必备的一个基本功。在《大学语文》的课文中, 文言文占整个讲授篇目的40%左右。可见, 这是教学中的重点, 同时也是难点所在。说它“难”, 是因为现在的大学生普遍对学习文言文有一种反感, 原因很多, 究其根本, 就是无法正确读通原文, 更不要说理解原文了。这是因为对古汉语文字缺乏了解, 造成阅读中的障碍。针对这种情况, 我把一部分教学重点放在对古汉语常用字的讲解上。不但讲解这个字在具体文章的意思, 更要介绍它的本意、引伸意, 即它的“来龙去脉”。例如, 在《种树郭橐驼》中有这样一句:“字而幼孩”, “字”以我们今天的理解是:文字, 写字, 可是在这里当“养育”讲。我在黑板上分别写出小篆和金文的“字”, 通过字形的演化, 我们可以看到“字”本意是在家生孩子, 后来引伸为抚育, 养育。古人把依照实物形象所造的独体字称为“文”, 把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体字组合而成的合体字叫“字”, “文”与“字”是“母”与“子”的关系, 由此, “字”就引申泛指为“文字”的通称, 今天的现代汉语里也多是此意。又如“既”和“即”, 也是容易混淆的两个字。通过对两个字的小篆、金文的字形比较, 可以看到“即”是一个人的嘴对着食具, 准备就餐, 因此为走近, 靠近意, 引伸为立即, 马上。而“既”表示一个人吃完饭了, 背对着食具, 做转身要离开状, 所以本意为“终了、完结、尽”的意思, 后引伸为已经、以后、完毕。通过诸多这样的讲解, 把抽象的东西变为形象的东西, 使学生对古汉语产生了浓厚兴趣, 会自觉地查阅资料, 学习关于汉字的一些知识, 积累多了, 翻译古文也就通顺流畅了。

今年, 江苏如皋的高考考生王云飞用文言文写的作文《绿色生活》获得了作文满分, 这充分地说明古汉语不论是文字还是文采都是学生应该掌握和学习的, 这也坚信了我对古汉语教学的信心, 同时也提醒学生:“古文不是无情物, 化作知识更生华。”

二、加强学生对古典文学素养的陶冶

文化是一个广博深邃而又抽象的概念, 说提高文化修养, 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事情, 究竟从哪儿入手呢?我认为古典诗词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因为诗词是我国文学艺术宝库中最绚丽的瑰宝之一, 也最能代表中国文化。在教学中, 我主要侧重对诗词中典型意象的分析, 以及它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代表的特定意义和起到的特殊作用。例如, 在李煜《虞美人》中的“春花秋月何时了”, 苏东坡《水调歌头》中的“明月几时有”以及“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圆缺”都出现了“月”这一意象, 我们再联系以前学过的诗歌, 从“床前明月光”, 到“秦时明月汉时关”, 再到“海上升明月, 天涯共此时”, “月落乌啼霜满天, 江枫渔火对愁眠”, “戍楼刁斗催落月, 三十从军今发白”等等, 我们发现“月”都与离别、思乡有关, 因此, “月”这个意象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就象征着圆满、和美, 象征着骨肉团聚、家庭和睦、爱情幸福、事业顺意。这是中国人的理想生活境界, 也是追求的目标。不论是古人, 还是今人, 都经常在笔下颂月、歌中唱月, 这体现了中国人对“月”特有的情结, 这就是中国文化。“昔我往矣, 杨柳依依;今我来思, 雨雪霏霏。”在学习《诗经·采薇》时, 遇到了“杨柳”这个词。这是“杨柳”首次作为诗的意象与离别联系在一起。“柳”与“留”谐音, 表达依依离别之情, 含有挽留之意。古人有折柳枝以赠行者的风俗, 到了唐朝更是蔚然成风, 所以, 在古诗词曲借杨柳意象来抒写离别之情的佳句不胜枚举, 如李白《劳劳亭》中的:“春风知别苦, 不遣柳条青。”王之涣的《送别》:“杨柳东风树, 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折苦, 应为别离多。”更为著名的是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 晓风残月。”仔细而深入地探析“杨柳”意象在古诗词中的作用, 学生们可以深刻地理解古人给予杨柳丰富而复杂的情感。

通过对众多在诗词中经常出现的典型意象, 如“菊”、“竹”、“夜雨”、“过雁”等等的分析归纳, 我们会发现它们所代表的特定意境和思想感想, 这在外国文化中是没有的。经过这样地分析比较, 学生们诗词鉴赏能力提高了, 也更容易从感性上接受、从理性上理解中国传统文化, 自身的文化素养自然得到了提高。

三、增进学生对中国古代礼俗文化知识的了解

礼俗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它, 我们可以了解古人在日常生活和重大活动中所遵循的行为规范, 以及道德标准, 了解古代社会真实的社会状况。而时下的“格格”热、“戏说”热, 大玩“时空穿越”, 使学生对这方面的认识产生了许多误解乃至曲解:格格阿哥们个个随心所欲, 个性张扬, 行走天下, 为所欲为;而皇帝大臣们风流倜傥, 武功高强, 能言善辩, 智慧过人。历史真的是这样吗?因此, 还历史原貌, 正本清源成为我授课的一个重要目的。在讲解《林黛玉进贾府》时, 我提示学生们注意一下林黛玉到贾府后, 在一系列参拜过程中和吃饭前后所遵守的礼仪程序。透过这些细节, 我们可以窥见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 可以想象一个大家闺秀小心谨慎的生活状态和一举手一投足都要遵守的行为规范。在学习《氓》的时候, 我给同学们介绍封建社会结婚的“六礼”程序和离婚的“七出三不去”原则, 介绍沿袭了二千多年礼刑合一的法律指导思想, 介绍三纲五常的本质内涵。讲解这些这一方面扩大了学生的知识面, 另一方面也让他们了解到封建社会的人们不但平时的行为举止受到礼仪规范的限制, 而且精神思想还被封建礼教牢牢地束缚着。而这才是封建社会生活的原貌, 所以才有这样的林黛玉, 才有这样的祥林嫂。对这些内容的讲解可以让学生们正确地了解过去, 也可以对照现在。去其糟粕, 取其精华, 才可以弘扬和继承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文化素质的提高是一个长期积累沉淀的过程。我以《大学语文》为依托, 尽量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知识全面准确的介绍给学生们。这是一项艰巨的工程, 任重而道远, 不仅仅靠我个人, 还需要我们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惠伊深著:《字海拾趣》, 新世界出版社, 2006年9月。

[2]叶朗、费振刚、王天有主编:《中国文化导读》, 《三联书店》, 2007年1月。

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 篇9

一、工程文化的基本内涵

随着20世纪90年代各国工程教育掀起的“回归工程”的浪潮, 大工程这一概念已经被全球化、系统化。这一思想主要是针对传统工程教育过分强调专业化、科学化, 割裂了工程本身这一现象提出来的。所谓大工程就是建立在科学与技术之上的包括社会经济、文化、道德、环境等多因素的完整的工程涵义, 建立在大工程思想基础上的工程文化教育中和了文化、社会、艺术等多学科因素。

作为工程与文化的有机结合体, 综合对工程、科技、人文和专门文化的理解, 工程文化通常被界定为三层含义。一是一种专门文化, 即由工程学科基础知识、专业技术知识和相应的学术规范、建造标准等构成的一系列知识和技术体系。二是工程师在从事工程建设活动中, 文化界定为工程师职业文化体现的职业道德、伦理价值观念、对工程和环境、社会、经济等关系的态度和处理方式等。三是把工程文化界定为工程建造物“有形文化”及其蕴涵的历史、艺术等特质文化, 是工程活动结果在人们生活中体现的物质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 内涵丰富, 传播范围较广, 尤其在亚洲地区具有很好的认知度。在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中, 对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与社会的关系,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有过深刻的探讨。在跨文化背景的工程文化建构中, 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有助于丰富工程文化的内涵, 增强其多维性与丰富性, 并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高效的方式方法。

二、中国传统文化在工程文化建构中的基本功用

(一) 工程背景教育功用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 工程建设也呈现出蓬勃之势。随着全球化市场经济模式的产生与发展, 跨国经济行为已不再显得陌生。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壮大, 我国在国际工程承包中已占有一席之地。由于每个国家都有其特有的文化, 独特的宗教, 因此在价值观、道德标准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在工程文化教育中, 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精髓, 有助于培养符合国际标准, 却又能立足于实际, 解决好中国问题的, 具有创新能力与实践经验的人才。

而在实际教学中, 跨文化教育、跨文化审美, 未来的发展方向, 必将面临着一个多文化共存的发展环境, 在工程文化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对于了解本民族文化, 认知他民族文化, 促进不同文化间有效、有益的交流, 都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

(二) 工程生态教育功用

工业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但随着时代不断发展, 可以看到, 工业文明让人们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 也打破了和谐的生态环境, 人类不得不面对生态危机、资源危机等一系列问题。这也充分证明, 人类活动如果不在生态环境承受能力以内进行, 即使可以创造文明, 或者推进文明, 但也要承担自然反噬的恶果。

其实早在数千前年, 我国的古代典籍中, 已经记录了人们对于自然与人之间关系的思考。《周易》有云:“仰观俯察, 象天地而育群品, 云行雨施, 效四时以生万物”。正是因为坚信天地育人的理念, 因此易经以六十四卦描绘出天地人共存, 万物共荣的独特体系。而宋代理学大家朱熹也曾说过:“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可见人与万物平等这一观念起源早、流传时间长, 人与自然应该保持和谐共存, 已经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已得到共识的生态哲学命题。虽然此时人们的生态伦理学意识稍显稚嫩, 但不得不说, 这些观念在当前资源流失、环境污染等复杂情况并存的情况下的工程文化建构具有十分积极意义。

此外,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不仅仅提倡生态上的和谐, 也提倡对自然之美的欣赏。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 大自然是由各种生命个体构成的世界, 万物平等, 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顺应天性的生命存在模式, 值得人们去客观对待。而作为自然最有魅力, 最值得人们去欣喜与敬佩的, 便是它孕育生命、培育生机的模式。人类作为自然中存在的生灵, 只有能够欣赏自然所带来的生机, 才能够真的达到天人合一, 从而获得精神的愉悦, 提升自己与自然沟通的能力。而当人与自然能够充分沟通时, 便能更加充分且合理地改造自然、利用自然。

(三) 工程道德伦理教育功用

道德, 是调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准则。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经过数千年的发展, 已经形成一套自成体系的道德约束机制。孔子有云:“志于道, 据于德, 依于仁, 游于艺。”基于仁, 又扩展出恭、宽、信、敏、惠五德, 从而勾勒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静以修身, 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而体现的节俭节约;由“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体现的诚实守信;由“敏于事而慎于言”所体现的吃苦耐劳、脚踏实地。这些中国传统文化中所体现的优质元素, 为工程文化的建构与企业文化的拓展提供了珍贵可靠的资源。

综上所述, 将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行为准则、价值取向融入工程文化, 将传统文化道德之维应用于现代工程文化建构, 接地气、合实际。不仅可以丰富工程文化内涵, 为工程文化的实施与推广提供更多样的表现形式, 更可以为工程实践提供有效的指引, 客观评判民俗文化与舶来文化之间的交互关系, 解决文化冲突, 推动企业发展与工程技术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