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中的琴文化

2024-05-25

中国传统中的琴文化（通用6篇）

中国传统中的琴文化篇1

一、《钢的琴》与中国传统文化概述

1、《钢的琴》

就在“国产电影”身陷各种浮躁、尴尬的境地,正演变成全民乃至全球笑柄的今天,一部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身的电影——《钢的琴》横扫诸多奖项,一跃成为2011 年的“黑马”,被誉为2011 年度口碑第一片。

《钢的琴》是一部由张猛执导,王千源和秦海璐主演的喜剧电影。该片讲述了下岗工人陈桂林为了获取女儿的抚养权和坚持女儿的钢琴梦想,借钱无果,偷琴未遂,最后被逼无奈之下邀集下岗工友们回到已近于废墟的原铸造分厂,在破败的厂房里历尽艰辛,最终真的打造出了一架“钢”的琴的故事。

2、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天人合一”,重视人本主义,内蕴自强不息、刚健有为与厚德载物、中庸尚和等丰富的人文精神,具有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特色。

二、解构《钢的琴》中的中国传统文化

《钢的琴》影片第一句台词中的“相互成全”或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该片之间关系最贴切的形容。中国传统文化以其厚重的底蕴、博且深的内涵赋予该片独特的魅力和隽永的风格;《钢的琴》也以其独特的镜头语汇诠释中国传统文化,使之春风化雨。

1、视听造型艺术

影视艺术造型的基本元素是运动的视觉造型和流动的听觉造型。其中视听语言作为影视艺术独特的造型手段,具有非常强大的艺术魅力和审美功能。《钢的琴》这部电影在视听造型方面有着诸多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体现,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内涵表现得无以复加。

(1)色调与光线

《钢的琴》在色调方面富蕴中国传统文化“中和”思想观念。影片整体抽去了绿色,产生负面反冲的效果,赋予画面以油画般的气质,加以朦胧粉尘似的画面质感,符合人们心中的工业基地形象。导演张猛在光影效果上也是匠心独运,传神地表达了传统意境之美,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主光以侧光为主,人物面部立体感特别强,造成强烈的视觉和情感冲击力。补光用漫反射的灯光来柔化阴影,营造迷离不振的情感氛围。

(2)场景与构图

该片的场景中含有丰富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中国传统的摆有灵堂,请有杂技的葬礼在片首登堂,还将中国独有的工厂中建立生活区的场景运用其中。舞台设计出身的导演张猛对于构图有着独特的理念,透露着“厚德载物、而不同”的传统智慧。

(3)声音

该片的声音效果处处围绕我国传统文化重视“人本主义”的实质。这里的“人本主义”既我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的人本主义。该片一共有24 首插曲。该片画外音的处理张驰有度,从刚开始的“离婚就是相互成全,你放我一马,我放你一马的事”就把观众直接引入正题,到陈桂林和小菊在讨论小元出生时体重时产生的分歧暗示着情节的发展和人物心理的变化等,寓意“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辩证思想。

该片同期声几乎全是东北话,是真正的本土性的东西。东北话有着与其它方言完全不同的声、韵、调风格,在表现豪爽、诙谐、幽默等方面有着独特魅力。

2、叙事结构谋略

叙事普遍地存在于文学艺术作品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当中,是人们表达思想的有力方式。而当前的国产影片大多都是简单的照抄桥段。无论是叙事模式还是感情渲染上都带有浓浓的好莱坞商业大片的味道,很难承载中国的文化及其文明形态。《钢的琴》在叙事结构谋略方面是很值得研究的,特别是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运用和锐意创新,从表现结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三层次逐步深入解析,对于我国现在电影的发展是有益的探索和启示。

3、人物剧情设置

不得不说,中国传统文化在《钢的琴》的每个角色中都有深刻而细腻的体现,这也是该片能打动观众和业内人士的所在。

王千源不仅仅是以精湛的演技征服了大家,更是在于其饰演的角色自身所具有的丰富的内在品质。陈桂林完美塑造了一个独特丰满的传统家庭中的父亲形象,以贴近90 年代的朴素的着装和不留痕迹的表演,讲述了一个温馨质朴的故事。淑贤可以说是一个传统而伟大的女人,在背后一直默默支撑着陈桂林,尽管他们还没有名分,只是“各取所需”。淑贤有着中国道家“无为而为”的智慧,有着理性的冷静。面对残酷的现实,淑贤只想过安稳的生活,不想陈桂林受更大的伤害。淑贤、胖头、二姐夫、季哥、快手、汪工、王抗美和陈桂林八人组成了“敢死队”,土造钢琴,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三、由《钢的琴》引发对中国电影发展现状的思考

1、现状:两个“迷失”

市场经济迷失。《钢的琴》中有着很美的写意空间的呈现,也加入了歌舞片的元素,歌舞设置的契机也把握得很恰当,场面调度得很好,这些都是该影片的闪光点。但由于中国主流观影人群是大城市年轻人,以白领小资为主体,加之电影《钢的琴》是没有大牌导演和大牌明星的小成本电影,纵使在国外大奖不断,口碑再好,在回归海内发行时,没有发行公司院线接纳。最终非常完美公司出手买断该片,却为了迎合主流受众,引发《钢的琴》改名风波,贻误发行最佳档期。

2、问题:缺失文化价值取向

自张艺谋的《英雄》开启中国电影大片时代步伐以来,票房数字代替思想含量和艺术品位成为衡量电影成功与否的标准,中国电影已由以传统审美为主的相对单一的格局逐渐演变为以追求商业利润为主的情势。

3、有中国特色艺术电影发展之路

如今商业影片主流下各国竞相输出主流价值观,尤以美国好莱坞大片独领风骚的世界电影生态格局中,中国艺术电影发展进退维谷。就如《钢的琴》这样叫好不叫座是不行的。结合我国电影行业的发展现状和民族传统文化的具体实际,将我国电影事业常规与民族传统文化相结合,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艺术电影发展道路已迫在眉睫。

(1)构建核心价值观

这里的“极”的价值体系是在以黄会林、高永亮教授提倡的“第三极”电影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极”的价值体系主要包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与内圣外王、无为而为的精神品格和道德追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与仁义礼智信、慈孝贞敬悌的家国情怀和道义担当;中庸尚和与天人合一的人生观和宇宙观;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时代要义和科学精髓;兼相爱、交相利与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人文追求和共同理想等。

(2)坚持全面和谐发展

建设有中国特色艺术电影发展之路在坚持以“极”的价值体系为核心的同时,必须坚持全面和谐发展。笔者认为基于美国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的关于国家竞争的分析范式——“钻石模型”,与我国民族传统文化具体实际相结合。

摘要：商业电影不断冲刺着人们的眼球,其中以《钢的琴》为代表,被誉为2011年度口碑第一片,然而其票房却是令人大跌眼镜,仅有六百多万。本文试图通过案例分析法从视听造型艺术、叙事结构设置以及人物剧情设置等方面来解构中国传统文化在该片中的体现,明确该片对我们的启示。

关键词：传统文化,钢的琴,解构

中国传统中的琴文化篇2

“礼”与“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基本精神，几千年来横贯古今，蜚誉海内外。人们常说的“礼仪之邦”、贵“和”持“中”就是这一基本精神的最好写照。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礼”以及贵“和”持“中”的基本精神，她注重和谐,坚持中庸,讲究礼仪，是浸透中华民族文化肌体每一条血管的精神。即使“五四”运动之后，这些基本精神也还是生生不息得以传承，可见其生命力多么顽强。

春秋末年，齐国的晏婴用“相济”、“相成”的思想丰富了“和”的内涵。他将其应用在君臣关系上,强调君臣在处理政务时意见“否可相济”的重要性。通过“济其不及,以泄其过”的综合平衡,使君臣之间保持“政平而不干”的和谐统一关系。这在现代管理中有着及其重要的借鉴和引申作用。在管理中意见相左不是问题，问题的关键是要看能否“相济”；人们针锋相对也不是问题，问题是能否“相合”。

在《论语•学而》中，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这既是强调以“礼”为基础的和谐,又是强调一种“贵和”须要“息争”,“息争”用以“护和”的和谐论。由此看来，“礼”是“和”的基础、标准和途径，“和”是礼的目标和追求。

孟子曾总结了人类成功的三个论断性的要素，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把“人和”作为最高、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无论在现代社会还是在现代管理中,“人和”精神已经成为一项基本的管理思想。胡锦涛总书记倡导的“和谐社会”以及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和谐发展”，都体现了这一中华传统理念和精神，由此可见“和谐”的重要。

实现“和谐”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中”，即中庸之道。何为中庸？即“不偏不倚谓之中庸”。在《中庸》中，孔子所主张的持中的原则,从“至德”提高到“天下之大本”、“天下之达道”的哲理之高度。它要求我们做事不要走极端,要着力维护集体利益,求大同而存小异,这已经成了人们的普遍思维的原则。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的扬与弃篇3

关键词：传统道德文化；传承；创新

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掌握前人积累的文化成果，扬弃旧义，创立新知，并传播到社会、延续至后代” [1] 。要充分发挥传统道德文化的力量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就要辩证地看待传统道德文化，创造性地对其进行传承和创新。

一、“仁”的内涵

儒家思想在先秦时期由孔子创立，之后几经变化，成为统治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儒家道德文化就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缩影，而“仁”的学说又在其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在传统道德文化中，关于“仁”的论述是很多的，单单在《论语》这本著作中，“仁”就出现了100多次，“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巧言令色，鲜仁矣。”、“克己复礼为仁，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等。何谓“仁”？孔子释曰：“爱人。”[2] “‘仁的基本涵义就是爱人，即爱他、利他、成就他人的精神” [3] “‘仁”的内涵，最根本、最核心的是‘仁者爱人” [4]这几种对孔子“仁”的理解都指向一个意思“爱人”，应该如何解读呢？笔者认为：这里强调的“爱人”是指在人际交往中，要尊重别人，不要伤害别人。要做到“爱人”，先要爱自己，爱自己的家人，才能真正爱他人。

二、“仁”在当下的实践

在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仁”是最高境界，是所有道德中的最重要的，同时也是论述最多的。但是这样的悠久传统却没有在现实中得到很好的体现，反而出现一些让难以接受的行为。

（1）在经济领域的实践。“仁”的核心意思是“爱人”，在经济领域直接表现为诚信，在现实生活中，制假售假，隐瞒欺骗的现象已经屡见不鲜了。最常见的就是缺斤少两的现象，后来是危害消费者身体健康的事件，像“三鹿奶粉”等严重危害了消费者的人身安全。（2）在社会领域的实践。“仁”在社会领域中，表现为对他人的尊重，能够与人平等相处，尊重他人的生命，他人的职业，他人的风俗习惯等。现实生活却有一些令人心生愤慨的悲剧也在上演着，像“马加爵惨案”等，这是对别人的不尊重，拿别人的生命开玩笑的。（3）在家庭领域的实践。“仁”在家庭领域中，表现为对父母的孝敬，对兄弟姐妹的关心，对子女的抚养。不赡养父母，“啃老族”现象却屡见不鲜。（4）在个人领域的实践。“仁”在个人领域中，表现为自己对自己的负责。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太快了，人们在物欲横流中迷失了方向，迷失了自己。

三、“仁”的实践出现偏差的原因分析

“仁”的内涵是“爱人”，可无论在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家庭领域还是个人领域，都被扭曲了，都变异了。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一）社会环境的新变化。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李萍教授写到“道德教育是直接为政治服务的，或者说封建统治阶级借用道德这种具有普适意义的工具来维护社会的稳定与运动，‘德政合一、‘以德统政的倾向使得道德教育具有明显的政治工具性的特征。”现阶段，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民族复兴，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中国在与世界接轨的同时，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受到西方思潮的渗透，社会上出现了很多与传统道德文化相悖的现象，这对传统道德文化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二）追逐利益的欲望。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之后，许多人在利益的驱逐下，变得浮躁。为谋一己之私不择手段，“早在1918 年钱智修担任《东方杂志》主编，在《东方杂志》发表了引起广泛论争的《功利主义与学术》一文，在文章中他曾指出‘吾国自与西洋文明相接触，其最占势力者，厥惟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功利主义之评判美恶以适于实用与否为标准，故国人于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亦以适于实用与否为弃取。” ，过分地追求利于，使得人们的心变得浮躁，在利益目前已经毫无抵抗力，失去了对“仁”的思考，对“仁”的正确实践。

（三）不能正确对待传统道德文化。对待传统道德文化，我们更多的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或者理论上的理解，没能很好地将其融入到实践中去。时代的变化，传统道德文化的内涵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就像“父母在，不远游”，有年轻人以“父母在，不远游”为借口，守在父母身边，安心理得地做一名“啃老族”，这是不能正确对待传统道德文化，不能根据具体环境的变化而灵活应用传统文化的表现。

三、对“仁”的传承与创新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得知中国传统道德文化要面对着市场经济的大背景，面对各种与之相悖的现象，面对自身的缺陷，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将如何传承创新呢？

第一，深入挖掘，加大宣传，增强自豪感，提高自觉性。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之所以遭到冷落，一定程度上是人们对其深刻内涵的曲解导致的。不管是家长，还是教师，都有义务帮助孩子或者学生正确，深刻认识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精华。现代网络技术的发展，也为传统道德文化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平台，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手段吸引孩子，学生的注意力，让他们生活在一个有着良好道德氛围的世界里，将道德观念潜移默化到他们的脑海中。第二，夯实道德基础，健全法律体系。“没有法制，就没有国家；没有道德，社会必然混乱” 康德也说过：“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可见道德的重要性，当今社会，市场经济有一整套的运行机制，单靠道德维系市场秩序是远远不够。中国有悠久深厚的道德文化氛围，继承其精华部分，比如说“仁”的精华部分，对父母要孝顺，要尽到赡养父母的义务；同时，还要吸收西方在道德上的精华部分，比如民主等。充分挖掘和发扬传统道德文化的精华，在吸收别国道德之所长，那么道德的基础将会更加坚固。第三，树立示范榜样，提高道德判断水平。榜样示范作用，对小孩子还是对成年人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比如，“最美女教师”奋不顾身就学生的事迹已经报道之后，人们纷纷赞扬并践行者这样的美好品德。在对学生进行教育的时候，让他们参与讨论，在讨论之中，加以引导，提高他们判断是非的能力和道德认知能力，从而提高道德水平。第四，采取“走出去”战略。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以“仁”为例，是适合当前世界各个国家发展需要的。 “仁”则告诉我们要“爱人”要尊重他人，与他们平等相处，同样的，对待自然界，我们也应该是尊重自然，与自然和平相处。从这一点上说“仁”学时具有普世意义的，应该从中国走出去，走向世界每个角落，营造和谐的局面。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扬与弃一直是诸多学者多关注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仅能够丰富传统道德文化的理论，还能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创造更大的动力。

参考文献：

[1] 胡锦涛：《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1-04-25。

[2] 杨伯峻.《论语译注（简体字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6：146。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篇4

王晓熙思想政治教育学号：20107156

1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文明和灿烂文化的民族，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豪的重要凝聚力。

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主要是指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形成的，并贯穿于传统文化之中的，以儒家仁爱思想为核心，注重人伦道德，追求崇高理想，肯定人的价值，重视群体和谐的理论和学说。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深厚的人文精神，其主流精华部分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浓缩，是我国历史上形成的种种传统美德的思想基础，是现代人文主义精神的重要思想渊源。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华，可以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增添一份文化底蕴。

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内容包罗万象，非常丰富，笔者择其要者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自强不息

这种精神深深地浸染在中华民族的灵魂深处，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基本的人文精神。《周易·乾·象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道德高尚的人应像天体那样努力向上，决不停止。“天地之大德日生”，它表现了天地刚健有为的精神。“自强不息”和“刚健有为”是分不开的，这种精神，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精神，并以此激励着数以千万计的志士仁人为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事业而终身奋斗。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孟子的“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泛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孟子·告子下》），都体现了这种精神。司马迁也正是以这种精神不断激励自己，才有了不朽的历史篇章《史记》。近代民主思想的先驱者梁启超、李大钊，他们都不仅以自己的作品更以他们的人生践行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精神。

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精神，一直是鼓励中华儿女敬业进取、百折不挠、不断向前的奋进精神，也正是这种精神，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培育了中

华民族的自立精神和在民族压迫面前的不屈精神。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了救亡图存和民族自强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国后，又以坚忍不拔的毅力，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使中国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这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精神的发扬光大。

二、任侠之气

关于什么是“侠”,古往今来界定的有许多, 但学术界似乎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被普遍认可的一种界定。在现存的资料里最先提出“侠”的是《韩非子·五蠹》篇: “儒以文乱法, 侠以武犯禁”,“其带剑者, 聚徒属, 立节操, 以显其名, 而犯武官之禁”。其后便是司马迁给“侠”加的定义: “救人与厄, 振人不瞻, 仁者有采;不既信, 不倍言, 义者有取焉。”(《太史公自序》)“今游侠, 其行虽不轨于正义, 然其言必信, 其行必果, 己诺必诚, 不爱其躯, 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之此生矣, 而不矜其能, 羞伐其德”(《游侠列传》), 给“侠”以积极的评价、肯定。所谓的“侠”是指: 以兼济天下为己任, 品德高尚, 个性突出, 积极入世而又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社会个体。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任侠由先秦时带有贬义的“蠹侠”到司马迁的“布衣之侠”,再经过东汉、魏晋的政局动荡、民族纷争, 侠意识由起初的个体行为发展到被民众普遍接受的时候, 就形成侠文化。

何为任侠？是“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义之所当，千金散尽不后悔；情之所钟，世俗礼法如粪土；兴之所在，与君痛饮三百杯”；是“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李白《侠客行》）是荆轲、是聂政、是专诸、是李白、是一饭之恩的漂母、是救过伍子胥的渔女。任侠，又称为“尚义任侠”、“为气任侠”、“使气任侠”，是指凭借权威、勇力或财力等手段扶助弱小，帮助他人。任侠之士指能见义勇为的人。任侠的三大特点：重承诺、讲义气、轻生死。

侠文化是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的平民文化，源远流长。虽然新中国诞生以来国体发生了根本变化，使得现代侠文化不再像古代那样以侠客的替天行道为主要的表现形式出现，而是以武侠小说、影视及网络游戏的形式呈现在大众面前，但是，侠文化的精神内涵却一脉相承。侠文化中一般分为三类：私剑之侠、道义之侠、江湖之侠,这三侠中有的带有我们所说的任侠之气，而有的带有不能融入现在法

制社会所用的“人治”思想。因此，我们应该分清侠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加以扬弃。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我们应取侠文化之精华，进行侠文化的制度重构，积极发挥现代社会合法私力救济、见义勇为的作用，弘扬任侠之气；同时，为了维护法律至上的法治理念，我们也必须去除侠文化之糟粕，将其“人治”本质扼杀在摇篮之中。

三、匹夫有责

明末清初著名的哲学家、伦理学家顾炎武先生提出 “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 正始》），告知国民要勇于担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更是志于把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传递到千家万户，古往今来无数贤达的仁人志士，禀承这一民族传统，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形态。后来经麦孟华的“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一语很快传播开来了, 特别是经过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的先后引用, 它的影响越来越大, 以至家喻户晓。“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一语提出了作为国家主人的国民对国家应该履行的神圣义务和道德责任。它出现在国家危机与灾难深重的年代,反映了救亡图存、复兴中华的时代精神追求, 是那个时代开始觉悟的中国人对灾难深重的祖国的庄严承诺, 更是中国人民自觉承担自己对国家的义务与责任的表现。

“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精神告诉我们, 不仅仅是国难当头, 民族面临深重危机的时候, 更多的是很多责任感、责任意识在中国的古人那里有对家庭负责、对族人负责、对国家和民族负责、为看不见摸不着的社会风气负责„„任何事情不应该仅仅为自己着想, 仅仅为自己安身立命打小算盘, 每个人都有道德责任, 都应该主动地站出来,为他人、为集体、为社会、为国家做点有益的事情, 为民族振兴承担一份责任。这与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境界学说是有着紧密关联的，“ 自然境界”和“ 功利境界”中的人, 不懂得为社会为国家为天下繁荣昌盛付出自己的努力的“ 觉解”, 因此, 借助于“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精神的激励与引导, 国民可以实现由“ 自然境界”和“ 功利境界”转向与提升到“ 道德境界”和“ 天地境界”, 从而提升整体国民的精神风貌, 提升整体的国民的精神境界, 推动社会的良性发展。

四、以和为贵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注重整体的和谐统一，“以和为贵”的价值取向协调着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论语》中记载，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

斯为美。”认为礼的运用贵在和谐，先王的治国之道，认为这是最好的，着重强调和谐的境界是人们追求的目标。孔子继承周末思想家对和“同”问题进行的思考，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认为君子重视和谐但不盲从，小人只知道盲从却不懂真正的和谐。其中所指的“和”承认事物存在的多样性，以及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能够营造出来的和谐状态能够产生的积极影响。孟子也强调“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以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等都认为和谐的状态是事物发展的基本条件。因而古人欣赏阴阳调和之美，喜好“和五音得美乐，和六律得美音”的最佳状态。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以和为贵”的人文精神，“和”不是无原则的简单地使事物保持僵化状态，而是承认事物的多样性，寻找不同事物在共同发展过程中将达到的一种动态的平衡与协调，只有如此才能衍生出新的事物。反对“同而不和”的消极状态，反对对事物做简单的分析或重复地做同一件事，需要懂得从不同事物中抽象出同一的发展规律，保持事物动态和谐。

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以和为贵”的人文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起着积极的作用。这种寻求事务在发展过程中保持动态的、平衡的和谐要求，在思想上为建构和谐社会做了从充分的准备，在行动中激励人们为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寻找和谐的切入点，以调动全社会的“人和”资源，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篇5

中国传统文化是由《周易》及儒、道、墨、法等众家学说及其历史延续、相互融合而成的，其中，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尽管各家学说的主张和侧重点不同甚至对立，如《周易》的“刚柔相济”“崇德广业”，道家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儒家的“修己安人”“仁者爱人”，墨家的“兼爱”“利人”，法家的“唯法为治”，兵家的“运筹定计”“应敌而变”等。但是，“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各家学说最终的落脚点都是“治国安邦”“平治天下”、走向“大同”。只是各自开出的“药方”不同。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指》中指出：“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也。”这说明，中国传统文化总体上是一种社会管理文化，表达着各家各派对国家管理、社会管理的理想抱负、基本认识和实践策略。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传统管理文化的基本特征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加以认识。

人本管理

管理的实质是对人的管理，管好人也是管理好一个社会、一个组织的关键所在。中国先秦时期的思想家们就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以人为本的观点最早是由先秦时期齐国政治家管仲提出的“夫霸王之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霸言》）。《尚书》中就有“惟人为万物之灵”“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说法。《春秋》中也提到：“民者，君之本也。”这都充分肯定了民众是君王治国理政之本的道理。孟子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并从桀纣失去天下的教训，得出“得民者得天下，失民者失天下”的结论。荀子“君舟民水”的比喻所揭示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哲理对后世君主的政治管理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西汉政治家贾谊总结性提出了“民为政本”的观点，成为传统管理文化一以贯之的一条主线。

人本管理思想的具体表现在重民、贵民、富民、安民等思想上，并坚持以“富民”为基础。孔子之前，管仲就明确提出了“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也”（《管子·治国》）。孔子在回答冉有关于卫国的施政目标时，明确回答“富之”（《论语·子路》）。荀子认为“不富无以养民”“有恒产者恒心”。儒家提出的“使民以时”“政在节财”“薄税敛”“惠而不费”“通工易事”等管理主张，都意在使统治者“制民以恒产”以富民。当然，以儒家为主的传统管理文化，主张“富民”之后，需要“教之”，使百姓懂得“仁义礼智信”，并以此规范自己的行为，才能使百姓安心，使社会安定。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政是儒家人本管理思想的根本要求。“仁”字在《论语》中共出现109次。《吕氏春秋·不二篇》说：“孔子贵仁。”“仁”既是礼制和伦理规范，所谓“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也是对人的自觉关爱，所谓“仁者爱人”“为仁由己”（《论语·颜渊》），主要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强调的是整体性和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这也是儒家人本思想与西方人本思想以“个体的人”为中心不同的地方。“仁”在管理中的具体要求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所谓“恕道”，不能把那些自己都不愿意接受的管理措施强加于被管理者，“推己及人”才能管好别人，达到组织内的人际和谐。二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孔子所说的“政者，正也”。管理者应该“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自己率先垂范，以身作则，才能引领众人。三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就是要把对人的关爱落到实处，给人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如前述孔子提出的“养民”“惠民”“裕民”等主张，都是儒家“仁政”对管理者的具体要求。

道德管理

与西方理性文化、契约文化不同，中国文化是典型的伦理本位的文化，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使家庭伦理规则延伸为国家治理的原则，这在管理文化上的突出表现就是对道德管理的特别推崇。“修齐治平”“内圣外王”是儒家管理追求的理想方式，管理者通过加强个人的道德修养（自我管理）来实现对被管理者的有效管理，进而实现家庭、组织、社会的和谐。儒家的“仁、义、礼、智、信”首先是对管理者素质的基本要求，儒家“为政以德”的管理强调的就是管理者的“以德为先”，也强调对被管理者的道德教化，激发起道德自觉性。所以，传统管理文化特别强调管理者自身的道德修养，努力成为被管理者的道德楷模，并以自己的人格力量和道德行为来实施管理，凝聚群体意志，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管理目的。这里，“修己”是伦理要求，也是管理方式，儒家思想不只是一种“修己安人之学”，更是一种“安邦治国之学”。儒家这种基于道德的管理与西方传统管理文化基于权力与职位的领导方式不同，而与现代管理文化中注重价值观、强调发挥伦理领导力则有相近之处。简言之，中国式管理主要通过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道德自觉实现的，是一种德治为主、自我管理为先、“仁政”为目标的管理哲学。

变易管理

变易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周易》中的“易”就是变化，所谓“生生之谓易”，又说“穷则变，变则通”。儒家讲求权宜之变，倡导“执经达权”的管理方法，“经”即“常”，是“经常不变的法则”，是“变中不易之常理”，也就是管理的基本原则或“常道”；“权”是通权达变，对应着“经”，是随机应变的管理艺术。“权”是“经”在特殊之事中的运用，针对不同的情况，可以采取相应的变化，去实施具体的管理。只有“执经”与“达权”相和合，才能成为优秀的管理者。当然，“权不离经”“权不舍本”，对于儒家管理文化来说，无论什么样的管理方法或技巧，都只能是“仁術”，即在以仁为本、以诚为本的前提下的具体方法。在此意义上，儒家反对任何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运用“权谋”或“诡计”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但却主张管理上的变通与灵活性。

和谐管理

“礼之用，和为贵”。“和合”“和谐”是儒、道、墨、佛等各家各派所认同的社会组织原则，集中反映着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的基本精神。西周时的史伯已提到“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荀子提出“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荀子·王制》）；道家的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42章）。和谐强调不同乃至对立因素间的平衡、和睦、互补与融合，“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不论是身心、群己、天人之间，还是阴阳、刚柔、内外之间，中国传统文化都不是把它们推向二极对立，而是寻求二者之间的协调与平衡。“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庸》）。所谓“中庸”，其本质也是追求刚柔相济、阴阳平衡的和谐状态。汉代贾谊说“刚柔得道谓之和”（《贾子·道术》）。传统管理文化中的“和谐”“中庸”思想强调适度、协调的管理原则，要求在处理问题时避免走极端，注重在各种管理的制度、方式、方法中寻找最佳的结合点或平衡点。总之，既承认和尊重差别性、多样性，又善于博采众长，融合创生不同的事物或要素，通过宽猛相济、仁礼相谐、德法并重、执中行权等管理方式，达到身心、人际、群己、天人之间的和合，是中国传统和合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和根本要求。

当然，传统管理文化中也存在许多与现代管理不相适应的方面，如重义轻利、重德轻才、关系本位；偏重于内在道德修为，而缺乏外在的功利追求；长于对“人”的管理、道德管理方面，而短于对“物”的、科学的管理方面，等等。特别是中国传统管理文化是建立在自然小农经济、专制皇权统治的经济政治结构基础之上的，尽管内蕴丰富、独具特色，但是，与诞生于现代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工业生产及其组织形态——工厂制度（企业）基础之上的西方管理文化相比，存在一个历史性的时差。继承和弘扬传统管理文化不是简单地回归到传统中去，而是把传统管理文化与西方管理文化在当代管理实践中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传统管理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西方管理文化的“中国化”。这本身仍符合传统和谐管理文化的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