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抽奖规则

中国人的抽奖规则（共7篇）

中国人的抽奖规则 篇1

新华网主页的新华体育上出现的两篇文章引起读者的很大反响, 其一是:“造假事件”令中国体育蒙羞;其二是:郝海东的感言, 中国为什么没有希勒, 体制加改龄扼杀高龄射手;这两篇文章与前段时间炒得沸沸扬扬的“年龄门”事件遥相呼应, 可是刚刚篮协不痛不痒地对“年龄门”事件作了处理;紧接着又冒出了重庆大坪中学造假事件;更有足球界的扫赌打黑反贪……可见造假在中国体育界已形成了“潜规则”。

在中国体育界, 即使是世界大学生运会和奥运会也出现了中国运动员年龄身份受质疑的事件, 像以前的大学生运动会, 有些不是大学生的人也参加, 奥运会上为了某种需要, 将队员年龄改大或改小;全运会和城运会上出现的假摔、假打……中国足球中的“潜规则”就更多:假球、黑哨、赌球、官员的贪污受贿等等, 以至中国足球几乎崩盘, 造成很严重的社会负面影响, 对中国体育的形象损害最重。可现在, 这种“潜规则”已从职业球队逐渐蔓延到青少年队, 从男子项目蔓延到女子项目, 从职业体育、大学生体育蔓延到中学生体育, 那么为什么这些有损中国体育形象的事件会频繁出现, 就是因为在中国体育界, 早已形成默认的“潜规则”, 而且“潜规则”背后存在着许多相互的利益关系。

首先是体制因素:在中国这种举国的训练体制中, 有些重大的比赛, 如奥运会, 世锦赛, 大运会都笼罩着很浓厚的政治氛围, 这与中国文化也有一定的关系, 中国人经过几千年文化的浸润, 骨子、血液中存在有冒进, 容易犯“左”的错误, 如“文化大革命”中的“超英赶美”, 为了普及大众教育的高校扩招, 体育界中的“拔苗助长”、“政治体育”, “政绩大于人才培养的基本规律”, 违背人才发展规律。要么“中庸”, 奴性十足。“举国体制”、“政绩工程”、“金牌战略”是中国体育之殇, 任何项目都打上政治烙印、贴上标签, 把它所获得的成绩与国力、与国民的身体素质联系起来, 当然它们与其有关联, 但似乎关联又不是很大, 中国国力的综合性是增强了, 科研水平是提高了, 竞技体育水平与原来相比, 是有很大的进步, 但中国的举国办体育机制也只是花很大精力, 庞大的经济支撑为少数运动员服务, 对国民的体育支出平均值仍是很低的, 它是一种全民办体育, 行政办体育;在我国, 从事体育的运动员恐怕在十几万到几十万人, 加上官员、行政后勤、教练以及各类体育院校研究所人员等, 估计有几百万人受惠于“举国体制”。在十几万到几十万的运动员中, 能当上奖金丰厚的世界冠军的每年最多也就是几十名, 当上奥运冠军更是稀少, 而且相当部分是一人所兼。从这里可以看出, 所谓“举国体制”, 就是国家拿人民的税金养育一个与民生没有关系的行业 (它跟国有企业有很大区别:国企由国家投资, 必须创造价值承担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 , 培育一批体育精英和运动富豪, 大多数成绩平平的运动员生活也平平, 他们乐意牺牲小时候的学习机会主要是既希望长大后能跳出“龙门” (“为国争光”是胜者赢得锦标时宣传机构给他们戴上的高帽, 因为输者都不是“争光”的英雄, 从小锻炼时也不知道能练到何种程度, 离“为国争光”还十分遥远) , 他们只是国家培养挑选体育精英过程中的备份。这个饱受体育官员赞誉的“举国体制”, 给广大的老百姓带来什么呢?除了上面提到的某些大城市里的社区健身器材是免费的, 没有一处公共场所的体育设施是免费的, 村镇的露天免费篮球场是村镇投资的, 职工运动会、农村运动会以及学校运动会都是本单位自己筹钱举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几乎没有遇到过国家培养的运动员教练员主动上门免费或低收费传授运动知识或技巧, 你要学习太极拳、武术、游泳或任何一项球类技术, 都必须交学费。“举国体制”花全国人民的钱培养了他们, 他们学成后却把国家培养的结果变成自己挣钱的工具, 或搞单位合作替本单位谋利, 国企在国家有难是还能捐款回报, 运动员和教练员享受国家的恩惠后却不能以义务教学的形式每年为大众免费服务几天十几天, 这样的“举国体制”好处何在?

体育官员对继续“举国体制”上也有两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一是体育能凝聚爱国心;二是得了一项冠军可以带动一项运动的兴起。乍一听似乎有理, 但细细分析你就可以发现这些观点根本不能成为主张“举国体制”的理由, 因为所有不搞“举国体制”的国家在他们取得冠军时也一样能激起狂热的爱国热情, 南美和欧洲足球取得世界冠军时全国狂欢就是例证, 奥运会奏冠军国歌时冠军国的观众起立同唱也是例证。在我国除了传统的乒乓球羽毛球篮球外, 其它项目参与人数都不多, 我们的金牌强项中的举重、体操、射击、跳水、女排等, 带动了全国的运动热情了吗?体操、射击、跳水这几个项目根本就没有条件普及, 几乎所有的泳池边上都有一个牌子提醒人们“禁止跳水” (白岩松语) 。偶尔能得到冠军的110米栏、女子长跑、马拉松、竞走、花样滑冰、女子速滑、冰壶 (女) 、柔道 (女) 、皮划艇、帆船、自行车、游泳、射箭、跳伞、击剑、拳击、军事五项全能等, 经常徘徊在冠军附近的女足、女曲、女垒, 20年来屡战屡败的汽车拉力、手球、水球、冰球、花样游泳、艺术体操、滑雪、短跑、跳高、跳远、标枪、链球、铅球等, 哪一项真正带动群众的普及运动?昨天体育节目还说:日本有几万注册女足队员, 而我们13亿人口的中国, 注册女足队员少得可怜。另一个是加拿大平时练习冰壶的人有50万, 而我们只有区区200多人在练冰壶, 全国只有三个冰壶馆。其实, 不光是女足、冰壶, 在中国很多项目如跳水、体操、射击、射箭、举重、田径、皮划艇、帆船、竞走、跳伞、曲棍球、手球、垒球、水球、冰球、花样游泳、花样滑冰、汽车拉力等都没有群众性, 假日你想去玩一下都不知道哪儿有专门的场馆。去年两起落水救人的事迹中, 一起同船落水的11人中只有一人会游泳, 湖北长江大学三位大学生救人英勇牺牲, 整个过程中也没有几人会游泳。游泳, 算是中国的传统项目, 为何到了21世纪, 会游泳的中国人反而越来越少?群众普及体现在哪里?然而为了撑面子, 硬是拨钱培育那些根本不普及的运动, 目的无非是希望能得到金牌壮壮门面, 给体育官员创造点政绩, 或用体育给政治外交加分, 而根本就不是为了“增强人民体质”。可见, “举国体制”对老百姓没有好处。官员希望继续“举国体制”, 因为他们在实行“举国体制”中已经成为利益集团:拿着公务员的高薪, 掌握着体育领域中的权力, 周游列国, 劳动强度不大, 体体面面, 吃吃喝喝看看玩玩基本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 换了谁都不想改变这个现行体制, 这一点很容易理解。运动员同样喜欢这个体制, 国家包吃包住包穿包医, 还给一些工资, 有的工资还很高, 如果出身家庭贫寒, 谁不愿意有这样的优惠?练好得冠军还能改善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 练不好起码也改变了自己贫困的人生经历, 至少还过上几年国家供给的日子。除了官员和运动员, 十几亿广大的百姓, 广大的青少年, 享受到“举国体制”的什么好处?恐怕最大的好处就是在学校免费做做课间操和眼保健操, 参观看看鸟巢水立方还要花上几十元。全国人民劳动创造的价值, 被无偿拿去一部分培养或供养跟自己民生没有关系的运动精英和体育界的官员, 是否一件有违价值规律事情?是否不尊重纳税人劳动的举动?体育在反映其政治属性的同时, 应该体现其内在的人文内涵价值, 弱化其工具价值取向, 强化其人文主义价值取向。

其实, 体育比赛只是一种娱乐, 是人们吃饱穿暖后的一种消遣行为。过分强调体育的政治功能是极为不恰当的, 尤其把体育变成少数人的专利, 让绝大部分人把锻炼和消遣的机会倾斜给少数人是不公平的。与加拿大、瑞典等这样的国家相比, 虽说在奥运金牌数量比他们多得多, 但国家对国民体育的投入上比他们却少得多;2008年奥运会后, 体总官员们连篇累牍地为“举国体制”唱赞歌, 放言要坚定不移地继续走“举国体制”的道路, 还得意地告诉全国人民西方国家要向我们学习“举国体制”的做法。但形成对比的是在2010年两会中媒体报道我们青少年的身体健康这些年大幅下滑, 中小学生近视率超过59%, 比2008年的统计增加2.1%;青少年身高放缓, 体重增加, 腰围增粗。原来说要向我们取经学习“举国体制”的西方国家也没有了下文;原来让体总骄傲的中国冰壶女队在全国人民的注视下, 从冠军掉到第四名;媒体还披露了前女足国脚宁愿摆地摊也不踢球;让人难以感觉“举国体制”给中国老百姓带来什么自豪感和幸福感。现在所说的职业化也没有真正的职业化, 它受当地一些行政管理部门的过分参与, 这就是中国的国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某些官员的政绩密切相关, 大到国家体育总局, 下至各地方的行政主管部门, 始终将比赛成绩放在第一位, 只管结果, 不管过程, 于是就出现了以大打小, 改年龄, 职业队打业余队等许多弄虚作假的事情, 为什么这种现象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与各级政府主管部门有很大关联, 因为成绩的好坏与他们的政绩息息相关, 对他们今后的提拔会增加砝码。这就使得培养少儿, 发现苗子, 激发少儿运动兴趣的比赛变得异常沉重, 使得比名次更重要的比赛弄得也只剩下名次了, 没有达到锻炼队伍, 发现后备人才的效果;在选材上容易形成急功近利, 缺乏系统性, 对天才运动员有很大的扼杀作用。使得中国的一些项目, 在青少年时, 在世界上有一定的地位和水平, 但到了成年队, 就不行了。还记得2009年全运会上, 闹腾得沸沸扬扬的“跳水冠军内定”事件吗?说到底, 无非还是被那跳水队所谓的“潜规则”给贻害的, 全运会本就是发掘新人, 培养新人的最佳场所, 可为了照顾各代表队和名将们的利益, 大搞冠军分配主义, 无形中就遏止了年轻队员的成长步伐, 试想, 国内比赛的成绩靠安排, 久而久之下去, 就让小将们失去竞争的动力和信心, 一上国际赛场就难免不出错, 在“梦之队”里, 一出错, 就难出位, 领导们又为了追求成绩, 就更加得依赖老将们的作用。同时“举国体制”下缺乏监督, 体育官员还有机会疯狂贪腐, 或为一个权力岗位互相争斗, 排挤能人。为了金牌奖金, 有的不惜吃违禁药、内定名次、挤走意见相左的运动员或教练员、或改年龄, 被国际组织发现后却把普通人根本不可能乱改的年龄归咎个人行为, 让个人遭受没收奖牌的同时还得为某些组织行为背黑锅。反思“举国体制”, 改进“举国体制”, 或变换“举国体制”非常必要, 是符合国情的明智之举 (我国人多, 人均收入少, 发展很不平衡, 需要用钱的民生项目很多) , 是检验全民体育良性发展的最好成绩单, 更是尊重广大纳税人的正确态度, 也是党的“实事求是”务实作风的具体实践。

其次是成本因素:前面提到的中国的竞技体育仍处于举国体制中, 花全国人民的钱搞体育, 全国人民的健康并没有一点改善, 老百姓也没能享受免费的运动馆所 (只有北京等不多的大城市有一些免费的专供老人锻炼的露天的健身器材) , 广大的农村人口锻炼的场所更是少得可怜, 村镇有一些露天的篮球场就算奢侈的了。文革以前我们还有不少体育之乡 (如排球、举重、游泳、足球、射箭等) , 现在, 花在“举国体制”上的钱越来越多, 民间的“体育之乡”却越来越少。全国人民劳动创造的价值, 被无偿拿去一部分培养或供养跟自己民生没有关系的运动精英和体育界的官员, 是否一件有违价值规律事情?是否不尊重纳税人劳动的举动?这就使得运动员人力资本过高而引发综合症。因为各级政府对相应级别的运动员进行投资, 国家、各级政府投资占绝大多数, 甚至是全额投入, 既然有如此大的投入, 就要考虑其最大程度的利用, 提高其利用率, 才能对待得起如此高的成本, 而年龄的变化无疑对他们能参加更多的比赛取得好的成绩 (实际上就有以大打小的机会) 具有很好的作用, 一旦获得好成绩就可以为当地政府官员脸上添光, 教练员、家长脸上也有光, 再适当的给予经济鼓励, 整个一片皆大欢喜, 何乐而不为?这可能也是改年龄时绝大部分家长保持沉默的一个原因 (另外可能就是来自当地官员、教练员施加的压力) 。

再次是中国复杂的人际关系: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几千年文化沉淀的国家, 非常注重人际关系, 有些关系还错综复杂, 牵一发而动全身, 如果你处理不好这些关系, 你将无法在这个圈子里混, 这就容易为中国体育界“潜规则”的产生提供条件, 比如国内参加比赛运动员的真实身份即使有问题, 各队之间是你不说我, 我不说你, 彼此心照不宣 (都有假) ;如果有理直气壮者 (他的队员身份是真实的) 检举揭发, 哪些被检举揭发者首先想到的不是反省自己, 而是动用人际关系, 有的甚至超越法律界限达到自己的目的;主管部门迫于中国体育大环境及各级行政部门及其他各方面因素的考虑, 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对事件的处理不了了之, 于是吃过一次亏后, 群起而效之, 下次也开始造假, 形成恶性循环。

为什么会屡禁不止?就在于组织造假者的既得利益远大于冒险。那么如何有效遏制呢?笔者认为, 问责机制及惩罚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很有必要, 出现重大事件时司法介入也很有必要, 一旦查出“假冒行为”, 除对教练员、运动员实施经济处罚外, 按照相关条例实施禁赛, 对俱乐部相关人员及实施造假事件的背后官员处以行政处罚, 以欺骗公众罪处理, 要让他们承担处罚的代价大于所获利益, 使他们准备在造假前有很大的顾忌。

以上几点是产生中国体育“潜规则”的温床, 在中国已进入竞技体育强国的前提下, 只有铲除形成“潜规则”的温床, 实事求是, 依照客观规律办事, 不要急功近利, 拔苗助长, 而应是循序渐进, 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 大力发展少儿体育, 青少年体育, 为更高水平的队伍提供人才储备。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里应该是不缺乏各种运动项目人才;只有形成很丰富的人才梯队, 中国竞技体育才能长久立于世界体育强国之林, 为中国获得更多荣誉, 为中国争光。

参考文献

[1]高明华.运动员为何难有平常心[J].特别文摘, 2008 (11) .

[2]林伟.中国体育文化探略[J].体育文化导刊, 2004 (6) .

[3]曹春宇, 周爱光.从人文主义视野审视体育价值观的嬗变[J].体育文化导刊, 2004 (10) .

[4]重庆大坪中学“造假事件”令中国体育蒙羞[J].2009.

中国人的抽奖规则 篇2

(一) 专利申请标准的“抉择”

Wiki Leaks泄露的TPP的药品专利条款草案里, 我们看到, 主要参与制定的经济大国始终旨在降低药品专利“新形式”申请难度。国家保护药品专利的专有性与维护药品的普及性间的矛盾始终是不可避免的, 而TPP选择了保护药品的专有性。例如在近期的美国礼来公司 (Eli Lilly) 诉加拿大案中, 加拿大的做法对于跨国创新性药品产业而言是苛刻的, 但却是对药品普及度与公益性的大力度维护, 是为了防止“有药难医”的状况出现。同作为FTA而言, TPP条款确定对药品专利的保护程度远比NAFTA的保护程度更高。因此条款本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药品专利大国与仿制平价药品泛滥国家间的利益较量的结果, 但为保护其跨国药企大规模生存, 这种降低药品专利标准以扩大保护幅度的倡议被美澳大力推动。

其次, 是对政府行为的限制, 其一, 条款试图取缔TRIPS给政府保留的对其专利申请标准衡量的“灵活性”, 因为对于专利大国而言, 赋予政府政策弹性的权利无疑是对大型制药企业专利权利的潜在损害。其二, 一旦政府作出为保护本国企业而损害跨国企业专利权利的行为, 跨国企业可以直接对政府提起诉讼。也即TPP授权跨国药企可以向政府行为发出挑战, 并与该国法庭规则和国内法律相对抗, 由独立的制裁机构来做出判决, 一旦败诉, 政府就要承担赔偿责任。这是美国自称不惜加大政府诉讼负债也要鼓励成员国到国内投资故而倡议纳入TPP的新规则, 这让非药品创新型成员国背负了更大的压力。更强行限定成员国政府在授予专利的标准、行政审批时间等方面将跨国药企和国内药企一视同仁地对待。

(二) 保护范围划定

美澳的意向是将药品专利保护的空间范围延展到植物以及动物专利、同意对人或者动物治疗的诊断、质量和手术方法, 同时, 美国还倡议将药品上市前的临床实验数据加入未披露数据的保密行列, 提供为得到上市许可提交的安全性和药用效用的试验数据信息不低于五年的数据专有权保护, 同时给予相关现存药品新用途或新适应症的I临床试验数据信息至少三年的数据专有权保护。这种规定一方面可以让仿制企业在高昂的实验经费面前止步, 另一方面即便承受得住这样的经费, 也必须耗费它们大量的实验时间。另外, 美国更提出了将“专利链接制度”纳入TPP条款, 对仿制药品的市场准入提出极高的要求。中国目前对待仿制药品采取的态度是鼓励在可及范围内扩大药品的社会价值, 但TPP条款恰恰相反。一旦此条款得到共识, 市场上的仿制药将被遏制, 廉价同疗效药的市场竞争力将被削弱, 被逼退出专利市场舞台。不仅如此, 成员国内的药品仿制企业将被诸多大型跨国药企以侵权为由提起诉讼, 对发展中国家运用医疗资源造成阻碍。

二、对中国的影响及中国的对策

(一) TPP成员国药品知识产权制度变化对中国的反作用

可以说现有TPP草案, 由于部分参与国家的发言权小, 加之况且美国今年面临着很大的经济问题, 财政赤字寻求经济复苏, 作为药品专利大国, 势必将与日澳等国试图一起在亚洲能够寻求更高的利益。仅就目前的几个成员国而言, 除了美、澳、日等发达国家, 其他国家的药品专利保护与TPP的保护水平相距甚远, 比如越南, 文莱等国。成员国一旦提高专利保护, 对于药品创新力不大的我国而言, 跨国新型药物引进及推广成本将激增, 导致进口专利药品的额度比例改变。

(二) TPP其他方面给中国药品专利制度带来的反作用

TPP的谈判达成后, 将导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分化, 原本的人口红利优势被TPP内部成员国消除关税壁垒等优惠政策大大削弱, 经济大国的地位岌岌可危。国家经济整体被影响, 划拨到知识产权建设领域的资金和技术、人口流动也会受到影响, 同样推及于药品专利领域。也即国家划拨到药品专利领域的资金结构将要大幅度改变。

就此而言, 我国应该加强国际间自由贸易合作, 稳住亚洲的经济主导地位, 通过减少相关合作国的贸易壁垒等方法以保证进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防止我国的经济利益受到大规模的损害。保证我国经济增长, 无疑就是保护药品专利政策实施的有力后台。

TPP已经成为跨太平洋自由贸易之大势, 不可否认世界药品专利制度发展走势与TPP的规则方向是一致的。中国目前对药品专利的保护规则仍然与TPP格格不入, 若想往TPP靠拢, 在药品专利领域不仅是市场整顿,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结语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将对中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中国必须以积极的态势、制定全面且具有针对性的策略应对TPP的药品专利制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日]高见泽磨.现代中国的纠纷与法[M].何勤华, 李秀清, 曲阳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中国人的抽奖规则 篇3

一、建国初期至改革开放

党中央历来对保密工作十分关心。毛泽东同志曾经指示机要人员说:“必须十分注意保密工作,九分半不行,九分九也不行,非十分不可。”[1]11又说:“保守党的机密,慎之又慎。”[2]44在建国初期, 由于我们过去所处的农村环境中的简单保密制度和办法,已不适应全国解放后新的复杂的社会环境,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引起全党极大的关注。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在1950年曾做出了关于加强保守党与国家机密的决定。决定要求:“(1)一切重要的带机密性的会议,一般的不准个人记录……(2)所有一切文件的印发、 阅读和保管,都应规定严格的手续与制度。……(3)某些领导干部,对经常接触机密的秘书、文书、打字、收发以及警卫人员、通讯人员等,所采取的放任态度,是泄露秘密的一个极大的漏洞…… (4)对于保守党与国家的机密,是所有党员及一切政府工作人员、 军事人员,必须遵守的纪律……”[3]69

自建国以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背景下,这一时期的保密工作具有很强的时代感。保密信息的范围宽泛。此时,党的工作重心从革命转移到了社会主义建设上,随着党工作重心的转移,保密工作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革命战争时期, 保密工作的任务主要是保护军事秘密,内容上比较单一。而进入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后,保密工作主要是为维护和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保障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而展开的[4]186。建国初期,新生政权尚不稳固,党和政府面临着诸多棘手的问题,为了维护和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于1951年6月8日发布了《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该条例中规定了国家机密的基本范围,依据该《条例》规定,包括一切国防及军事的计划和建设措施在内的十七个方面被列为国家秘密。 虽然在《条例》中只规定了十七个方面的保密信息,但是由于规定用语模糊,因此在实践当中,被确定为保密的信息范围相当宽泛。

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随着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对外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为了确保国家秘密的安全,党中央、国务院对保密工作方针、政策作了重大调整,提出保密工作要注意正确处理保密与交流的关系,既要保守秘密,也要方便工作,为各项业务工作服务的要求。依据这一要求,保密政策也进行了调整。开展划密工作,区分密与非密的界限。随着工农业生产建设的发展,我国在科学技术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但由于一些部门保密严格,把很多无需保密的信息定为秘密,甚至各业务部门之间也对信息互为保密,互相封锁,妨碍了成果的交流和推广。这种现象不但限制了信息交流,不利于工作,而且也并不利于保密工作的开展。鉴于此,1956年10月9日,国务院发出了 《关于划分保密规范和改善资料供应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不要把一般机关内部的保密事项列为国家机密的范围。正确地具体划分文件、资料密与非密的界限和密级的工作,是严格保守国家秘密和有利国家各项工作进行的必要措施。必须按照‘既能便利工作,又能严格地保守国家机密’的原则,认真研究,切实把这项工作做好。” 据此《通知》,国务院各部门普遍地开展了划分保密范围工作。通过这次划分工作,保密的范围有所缩小,乱定密级的问题得到了改观。 使一些可以公开的信息得到了充分利用,促进了经济建设的发展。

正确地处理了保密与交流的问题。在技术革新的运动中,特别是在“四化”、“双革”运动中,我国在一些领域取得了重大科研成果,这些先进技术能否转化为生产力,在更为广泛的领域内应用,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是科技保密工作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突飞猛进地发展,取得了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前来我国进行参观、访问和考察活动的代表团日益增加。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考察团纷纷要求我国提供有关技术材料,有些国家还带来了自己的材料希望与我方交换、分享,面对上述这些情况,有些部门担心泄密、过度保密,不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科学技术交流和生产建设的发展,而且还妨害团结,助长神秘化。针对这些问题,为了缩小保密范围,正确处理保密与交流、保密与对外合作、保密与公开的关系,党中央、国务院在1960年先后下发了三个文件,规定了在对外合作交流时,针对不同情况予以处理。1961年7月,中央在批转一份报告中指出:“最近出现了保密范围过宽,用人条件过苛,保密项目越来越多,用人圈子越来越小,本来可以协作交流的事情也不能协作交流,形成互相封锁, 耳目闭塞的现象。因此应当:(1)要根据不同情况规定密级;(2)要正确地进行人员审查;(3) 要妥善解决科学技术资料和经验交流问题。”[5]86此后,在1965年5月,中央在国家科委党组的一份报告批语中指出:新的科学技术的保密,是一个对敌斗争的问题,科学技术上的发明创造和新的经验推广,是一个有关生产力发展的大问题,二者必须兼顾。凡是还需要保守的机密,必须区别对待地保守。为了解决科技保密工作中政策界限不清和神秘化的问题, 1965年9月,中央保密委员会组织国家科委党组、国防科委党委等六个部门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交流和保密工作会议。会议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向大会作了《加强保密,打破封锁》、 《关于科学技术的交流与保密工作》、《加强科学技术保密工作,促进科学技术交流与发展》的报告。20世纪60年代,党中央和国务院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政策,正确处理了保密与公开的关系,强调:既要保密,又要打破封锁进行交流。凡是该保密的不保就会损害革命利益,不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凡不打破封锁也会损害革命利益,不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文化大革命”时期,各项工作停滞,保密工作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

二、改革开放以后

改革开放以后,例外规则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改革开放至1988年,第二个时期是1988年至2007年,第三个时期是2007年以后。

1.第一个时期:改革开放—198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新背景下,保密工作也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确立了保密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针,突出重点,放宽对一般秘密限制,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此时,我国确立了新时期保密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针“:提高革命警惕,贯彻突出重点、积极防范的方针,坚持内外有别、既便利工作又确保秘密,确保党和国家的核心秘密,有领导、有控制地放宽对非核心秘密的控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2.第二个时期:1988—2007。1988年9月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开启了我国保密工作的新时代。自此以后,我国在规范定密、保密法制建设、保密管理、保密技术等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规范定密工作,正逐步走上依法管理的轨道,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首先, 定密行为有了法律依据和具体标准。长期以来,什么是国家秘密, 其含义模糊不清,常常是在实践当中,因定密的人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秘密。《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对于国家秘密的具体范围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因而缺乏可操作性。而《保密法》的通过恰恰弥补了这一缺陷,依据《保密法》的规定,有七个方面的事项可以被列为国家秘密。除规定了这七个方面的信息不得公开以外,另外还规定了八种损害后果,一个事项无论是属于七方面不公开的信息,还是属于可能造成八种损害后果的信息,都不得公开。这也成为开展保密工作的依据。但是进步的是,与1951年的《暂行条例》相比,保密事项的范围明显缩小,同时具体授权了负责保密事项的机关,使保密工作更具有可操作性。第二,依据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具体保密范围,国家秘密数量相对减少。国家秘密是具有时代性和地域性特征的。《保密法》的颁布以及范围的调整,将原来曾经属于国家秘密的部分内容分离出去,国家秘密的范围缩小,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经过不断地调整和完善,国家保密事项减少,应当保密的内容受到更好地保护,适应了新背景的要求。

3.第三个时期:2007—至今。2007年1月17日国务院第165次常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该《条例》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这在我国政府信息公开例外规则发展历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6]85。《条例》第二章规定了政府应当公开信息的范围以及各级政府应当主动公开信息的重点内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虽然没有列出例外规则的具体内容, 但是其列举了政府应当公开的信息内容,在公开与例外之间形成了一条界限。更重要的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使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在我国正式确立,政府信息公开成为行政主体履行行政职能过程中的基本原则。政府信息公开成为评估行政主体行政绩效和行政能力的又一个重要标准。在此背景下,《保密法》进行了修改,于2010年10月1日开始实施。此次《保密法》的修改虽然也受到了很多争议,但是毕竟在坚持现行有效制度的基础上, 结合我国之前保密制度实施的具体经验,并且借鉴国外的成熟制度,立足我国目前的具体情况,对现有的保密制度进行了完善。新修改的《保密法》增加了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的规定。在总则部分明确规定了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明确了保守国家秘密的责任。 依据《保密法》的规定,保守国家秘密应当本着既确保国家秘密又便利各项工作的方针。这一方针明确了公开与保密之间的平衡关系。同时,新修订的《保密法》增加了确定国家秘密事项的标准、定密责任人制度、定密级和定密权限的规定、保密期限与及时解密条件等内容,明确了定密争议主管机关,完善了涉密人员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了法律责任制度,完善了现有的保密制度。在这一阶段,我国例外规则与公开的关系日趋明确,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在公开之下的例外。

三、例外规则历史演进的分析

1.历史上例外规则与当代例外规则的关系。这是研究例外规则历史首先要探讨的问题,也是研究例外规则历史的根本目的。 历史上的例外规则与当代例外规则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也呈现出许多不同。首先,历史上的例外规则与当代例外规则都是不允许公众知悉部分,是少数人对于信息的垄断。依据法律规定或者当时的政治体制,这些信息只能被有限的少数人知悉,不能对不特定的多数人公开,从而形成了少数人对于该项信息的垄断。其次, 例外的范围从古至今呈现出明显缩小的范围。在古代的中国,帝王的行踪等都属于例外规则的范围,范围之大,难以想象,并且缺乏明确的依据,难以梳理出明确的范围。而当代例外规则往往采取法律明确规定的形式,对于法律没有规定,应当公开。第三,历史上例外规则的基础与当代例外规则的基础截然不同。历史上并没有严格地区分“公开”与“例外”的界限,也没有严格的“公开”与 ““例外”的依据,如果将“公开”与“例外”的地位相比较,应当是以例外为原则,而以公开为例外。而在当代,在人民主权与民主理念下的例外规则,是政府信息公开的特殊情形,是政府掌握信息中少量信息因保护需要而呈现出的一种异态。因而,历史上的例外规则与当代的例外规则有着完全不同的基础和理念。

2.历史上例外规则对研究当代例外规则的意义。历史上例外规则与当代例外规则有着不同的基础,但并不意味研究梳理历史中例外规则对于当代例外规则的研究没有意义。无论是历史上的例外规则还是当代的例外规则,其范围与内容都是与当时的意识水平、 政治制度、面临的政治、法律所密切相关的。每个时代例外规则的范围和内容都是与其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的。梳理历史上例外规则的范围首先可以了解该例外规则所处的时代背景,考量其政治制度以及整个社会的信息流动状态,便于了解当时社会精神文化层面生活的状况。第二,梳理历史上例外规则可以整理出例外规则发展的脉络,为今天例外规则的发展提供方向和趋势预测。最后,研究历史上例外规则的具体内容,可以为目前例外规则的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摘要：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政府信息公开例外规则虽然与当今的政府信息公开规则有着不同的理念,但是仍与今天的制度一脉相承。梳理历史上的例外规则,便于了解当时社会精神文化层面生活的状况,为今天例外规则的发展提供方向和趋势预测,为目前例外规则的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中国人的抽奖规则 篇4

关键词：中国,国际气候规则,经济含义,影响分析,发展现状及趋势

气候变化是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所面对的最为严峻的环境挑战和极为典型的全球性问题，通过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已经并正在为世界各国所努力实践。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为重要基础和核心机制的国际气候规则成效并不理想。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既有规则的实施和处于谈判关键期的未来规则的制定进一步受制于各国对经济利益的考量。尽管多哈会议已从法律上确保《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存续，发达缔约方的强制性量化减排指标还需通过进一步的谈判加以提高与明确;德班平台下2020年后纳入所有《公约》缔约方新气候协议的磋商刚刚展开。中国在国际气候规则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日渐增大，所受到的影响也在日渐增强。

一、国际气候规则的经济含义

气候变化并非单纯的环境问题，而是涉及人类生产生活的众多方面，尤其凸显了与经济之间的矛盾。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气候变化评估报告表明，人类影响作为20世纪中叶以来变暖最主要原因的可能性，已由“很可能(90%以上)”进一步提升为“极可能(95%以上)”;1970年至2004年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增幅来自能源行业(145%)、交通运输(120%)和工业(65%),2000年至2010年人为温室气体排放中能源供应、工业和交通运输所占比重分别为47%、30%和11%。

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发展问题。除提高自身能力尽可能适应气候变化之外，控制并减少主要由能源供应、工业和交通运输所导致的人为温室气体排放被视为应对气候变化最为重要的举措和极为关键的途径。世界各国为确保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不断反思传统发展模式，低碳经济转型渐成趋势。而温室气体排放的大气空间是一种典型的全球性公共资源，任何国家为稳定大气温室气体浓度所做出的努力均会产生极强的外部效应;全球气候治理的目的正在于通过适当而有效的机制安排，尽可能地规避应对气候变化集体行动的逻辑困境。国际气候规则的制定和实施毫无疑问居于全球气候治理的核心地位。其不但可以引导、约束并鼓励成员方的气候变化减缓行为，对各自的生产和消费方式、现实利益和竞争优势及未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而且涉及成员方国内对减缓气候变化包括技术可行性及合理性在内的成本—收益分析和经济手段、政策工具的选择及评估，并能够相对自然地向外延伸并渗透至国际经济的相关领域，对现行国际经济规则产生相应的冲击，引起成员方相关政策、标准的再度调整，并极有可能被纳入未来的国际经济规则;进而通过二者的互动发展，推动国际经济秩序的变革与重构。联合国贸发会议《2009年贸易和发展报告》指出，必须把缓解气候变化视作全球性的结构调整进程，减少碳排放与发展目标之间存在着多种协同效应。也正因为如此，全球经济治理同样将国际气候规则的构建作为自身的重要议题。

二、国际气候规则的关键点、发展现状及趋势

从《公约》及其《议定书》到后京都时代的巴厘路线图及德班平台，国际气候规则的制定在各国经济利益、发展空间和国际公平的角力中缓慢前行，并形成3大最为根本的博弈力量———欧盟，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伞形集团，77国集团+中国。虽然《公约》早已明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并特别强调发达缔约方资金和技术转让承诺的有效履行对发展中缔约方的重要作用;《议定书》也只是规定发达和转型经济体单方面的量化减排义务和指标，但是南北阵营围绕如何基于历史和现实排放及其未来趋势界定碳排放权、再分配全球碳排放资源的争论从未停歇。总体而言，发达国家竭力维护自身优势，发展中国家强烈谋求发展权益;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和碳排放量及能源消耗的快速增长，发达国家的立场和姿态日趋强硬，新兴发展中大国的主动性和灵活性逐步增强。国际气候规则的关键点正在于减排责任的分担与量化、适应和资金及技术转移。

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其后经济的缓慢复苏，尤其碳排放的相应下降与再度回升，使各缔约方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参与全球气候谈判的立场相应调整，本就成效不佳的既有国际气候规则的实施和处于谈判关键期的未来国际气候规则的制定进一步受制于各国对经济利益的考量，集团博弈也愈演愈烈。尽管《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到2020年结束已获法律保证，发达缔约方的强制性量化减排指标还需要进一步的谈判方能提高与明确，目前的承诺离到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0%尚有不小的差距，且不说25%至40%的原有要求;更何况日本、加拿大、俄罗斯和新西兰已明确不再参与其中，加之早就游离于外的美国，其效力如何可想而知。发展中国家更为关心的资金问题，无论已有的绿色气候基金还是刚建的华沙损失损害国际机制，在某种程度上讲依然都更像是一个虚壳。德班平台下纳入所有《公约》缔约方、力争2015年前结束谈判形成2020年后国际气候规则基本框架的磋商刚刚展开，发达经济体已将更多注意力投入新气候协议的构建。

虽然发达缔约方2012年结束双轨制谈判框架、并轨运行的企图未能得逞，2020年前国际气候规则的实施和制定还是按照既有的双轨制，围绕减缓、适应、资金和技术4大议题展开，但利益的博弈已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特点。一方面，为推卸并转嫁责任，发达经济体进一步强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分化策略，就事关发展中大国的减排问题达成更多默契;强调只有主要经济体均接受有约束力的量化减排指标，才能确保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有效性，新兴发展中大国的减排不能再以发达经济体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为前提。而其对发展中国家最为急迫的适应问题和更为关心的资金及技术援助依然提不起兴趣，为保持自身竞争力更加强调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和以市场为基础的技术及资金转移。另一方面，南南合作日渐加强，坚持遵循公平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及各自能力原则，与发达经济体的交锋更为频繁而激烈;面对发达国家的分化策略和自身越来越大的量化减排压力，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结成“基础四国”，每年召开4次部长级会议协调彼此立场，并在年底气候会议上联合举办新闻发布会就争议问题做出专门的集体回应、提出促成实质性进展的相关建议，强调发达经济体要对其过去无节制的历史累计排放和当前的高人均排放负责，率先减排并切实履行量化减排承诺，成为国际气候规则日渐积极的建设者。主要博弈集团的重组与分化也在悄然展开。除减排目标及强制与否仍存分歧外，欧盟呈现向伞形集团靠拢的态势;小岛屿国家等认为，新兴发展中大国和美国均应在国际框架下做出自上而下的减排承诺。新兴发展中大国2020年后承担一定的量化减排责任已不可避免。

除此之外，碳交易市场和碳税的构建及实施正逐步在各经济体内部展开，包括欧盟航空碳税和美国碳关税在内的碳边界调节也在探讨之中;国际碳足迹标准和碳标签制度不断推进，碳贸易保护初露端倪。越来越多的双边/多边合作将气候变化列为磋商议题;美国更是一直都在单边主义下努力寻求由自身主导国际气候规则，构建包括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新伙伴计划、主要经济体能源与气候变化论坛、气候和清洁空气联盟在内的自愿且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双边/多边气候合作平台;国际气候规则的碎片化状态仍将继续甚至还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加强。

需要强调的是，国际气候规则的制定和实施，从来都是政治经济紧密交织在一起，已成为世界各国谋求国际公平和话语权的又一角力场。无论减排责任的分担与量化，还是适应和资金及技术转移，隐藏在背后更为本质的是经济利益、发展空间和权益、国际地位和未来福祉的维护与争取。也正因为如此，国际气候规则的博弈最终聚焦于到底该如何理解、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较之于发展中国家的“有区别的责任”根在历史，发达经济体更强调“共同承担国际责任”、“区别”只是发展中国家内部可依据经济发展规模和碳排放程度等承担不同的责任。显然，发达经济体的目的在于通过强调排放的现实水平和未来趋势，迫使新兴发展中大国超越自身发展阶段和历史责任及现实能力，与自己在同一框架下承担量化减排义务;通过限制未来可能竞争对手的碳排放量，遏制其发展速度并压缩其发展空间，进而维护自身的国际主导地位。巴西在2013年底华沙会议上发布提案，邀请IPCC基于1850年后各国排放情况评估其历史责任，并将相关数据作为制定2020年后气候协议的参考，得到“77国集团+中国”的支持;美国在2014年初率先提交德班平台下关于气候新协议的展望，再次强调各个经济体的排放情况和经济面貌已发生并将继续发生变化，《议定书》式的“两分法”确定减排义务行不通，新型经济体排放大国应承担减排义务。发达国家淡化其历史责任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倾向还在进一步加强。

三、国际气候规则对中国的影响及因应之道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不仅荣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第二大经济体，还“晋升”为最大的碳排放和能源消费国;开始更多地面对发达经济体的“捧杀”策略，及其刻意忽视和选择性无视所形成的偏向性相对明显的舆论氛围，在全球气候谈判中承受着较之其他“基础四国”更大的超出自身发展阶段和能力的量化减排压力。总体而言，随着中国在国际气候规则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日渐增大，自身所受到的影响也在增强，机遇始终和挑战并存。

(一)现行国际气候规则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首先，目前正在运行的《公约》及其《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双轨制国际减排机制和格局，只明确发达缔约方的强制性量化减排义务;不但可以使中国的自主减排就此占据道义上的优势，而且能够使中国不承担有约束力的国际量化减排指标具有相应的法理基础，有利于中国维护自身的发展空间和尽可能地争取战略机遇期。其次，《议定书》下的清洁发展机制(CDM)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国获取减排技术和资金。截至2012年底，中国在全球CDM项目注册数、“经核证的减排量”签发数中所占比重均已超过50%。再次，中国的强制性量化减排压力日渐增大。其占世界碳排放的份额已由2000年的12.9%提高到2010年的约23%,2020年还将继续上升为25%-28%，到2035年将达到美国的两倍;人均CO2排放量目前也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减排已不仅仅是自身的主观意愿，也是国际形势使然，中国低碳化发展的步伐必须进一步加快。最后，现行条件下中国控制碳排放的难度较大。2012年人均GDP仅居世界第87位，按照联合国的标准尚有近1亿的贫困人口，发展仍为第一要务;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能源需求依然呈刚性增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表明碳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还会持续扩大。更何况无论技术还是设备都存在锁定期。超越自身发展阶段和历史责任及现实能力提前与发达国家在同一框架下承担量化减排义务，无疑会压缩中国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合理的碳排放增长空间，并很可能使发展清洁能源、提高化石能源效率付出更昂贵的代价，而生产成本的提高也会使国际竞争力相应减弱，进一步延缓自身的发展进程和速度。

(二)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规则制定的守与攻及基本原则立场

发达经济体认为，经济规模已升至世界第二的中国不能再被称为发展中国家，而同时作为最大的碳排放和能源消费国，就更应该承担起同发达经济体一样的强制性量化减排义务。这是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规则制定相对守势的一面。发达经济体视清洁技术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现实及潜在的就业源泉，更多考虑以清洁技术合作为核心开发并拓展国际低碳市场;发展中国家无论适应还是减缓都迫切需要资金和技术的支持。而中国的节能环保产业未来年均增长15%以上，到2015年总产值可达4.5万亿元;通过7省市的碳交易试点，2014年有望成为全球第二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中国的某些清洁技术也已处于行业领先地位;据2011年世界自然基金会报告，其位列德国之前是仅次于丹麦的清洁技术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气候组织《中国的清洁革命Ⅱ低碳商机》指出，中国正快速成长为低碳产品和服务等领域的世界领跑者，巨大的市场潜力有待激发。跨国公司日益重视并着力加强中国清洁市场的开发和竞争。这是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规则制定相对攻势的一面。

就守而言，应善于利用西方的语言和论据尽可能地反映自身减排的困难与障碍，突出不同于发达经济体的阶段性特征和与其密不可分的现实问题。如，以生产国为基准核算碳排放本就未能体现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所承接的“碳泄露”;作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中国碳排放中源于出口生产的比例到2005年就已攀升至1/3。再如，生存排放和奢侈排放的巨大差别，中国1900-2020年的人均累计排放仅相当于美国1900-1915年、德国1900-1928年、日本1983-2005年的水平。就攻而言，不仅应善于利用自身市场优势推动发达经济体清洁技术的转让，还应通过自身适应性优势技术的适当输出满足发展中国家对减排技术的需求，并适当让渡自身利益，尤其不与发展中国家争夺气候援助资金，尽可能化解来自各方的量化减排压力。

无论怎样，任何美好的愿望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替代或改变自身现实的能力与水平。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规则的制定，不得不在着眼未来的同时立足自身实际，原则立场问题必须有所为而有所不为。首先，坚持气候正义和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是基本底线。其次，积极推动资金和技术的转让。中国的碳交易试点已经展开，适时与国际碳市场相衔接，进一步增强全球气候谈判的影响力。再次，基于消费者也好，基于生产者也罢，尽可能争取以人均累积排放量为标准，公平合理地确定碳排放权、分担减排责任，承担与自身发展阶段和水平相适应的责任及义务。最后，面对发达国家日渐清晰而强硬的分化策略，坚持发展中国家身份，进一步推动南南气候合作，尽快落实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网络与基金，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真切感受到自身的诚意与责任，切实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互信与凝聚力。

(三)内外联动，应对国际气候规则制定的新情况

中国已经把约束性的碳强度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党的十八大报告更是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明确要将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根据《中国气候变化应对法(建议稿)》，将坚持自愿和强制减排相结合的原则;实行总量控制、低碳标准与交易制度，排放收费或征收碳税、排放许可和豁免许可及信息公开制度;反对假应对气候变化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并采取反制措施。

一方面，截至目前中国已发布包括《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关于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的意见》、《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低碳产品认证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统计工作的意见》、《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法规。全国已有42个省市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低碳社区试点的帷幕刚刚拉开;深圳、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湖北的碳排放交易试点正式启动，京津冀晋蒙鲁也签订了跨区域碳排放权交易合作研究协议。内部制度框架的日益完善和自主节能减排的大力推进及国际气候传播的不断加强，无论碳交易市场体系的积极进展，还是碳标识制度及排放统计核算体系的初步形成，抑或自愿减缓承诺的认真履行和政策行动透明度的提高，均能够增加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规则制定的谈判筹码和争论底气。另一方面，中国正有意识地通过国际气候谈判中的适度妥协加强外部环境约束，进行自主节能减排的自我施加。如，由坚决反对量化减排，到明确提出无任何附加条件、不与其他经济体减排目标相挂钩的自愿减缓承诺，再到接受发达国家支持的减缓行动可接受“三可(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利用本土资金的自主减排行动可接受“国际磋商与分析”;再如，由满足一定条件即可参加2020年后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框架协议、承担与自身发展阶段和水平相适应的责任及义务，到对2020年后的气候协议持灵活态度，由其内容决定法律形式。也正是通过内外促进、相互施压，充分发挥倒逼、联动效应，中国不断推动着自身的低碳化发展;既体现出对现有国际气候规则的切实遵守，以问题解决者的姿态主动参与全球气候谈判，又表明对未来国际气候规则制定的大国责任和政治意愿，有利于赢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从而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基本发展权益，尽可能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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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气候组织.中国的清洁革命II低碳商机[EB/OL].气候组织网站,http://www.theclimate group.org.cn/arc/201303/4009.shtml

中国人的抽奖规则 篇5

一、高职学生规则意识培养的重要意义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 规则就是制定出来供大家遵守的制度或章程。大到国家的法律, 小到集体的规章制度, 以及大家共同认可的行为准则;规则意识, 是指是发自内心的、以规则为自己行动准绳的意识。

规则是公共的, 是享受权利的保证, 是形成秩序的保障。规则意识是个人的, 是决定做人的境界, 是衡量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国家的法治成熟度的重要指标。规则意识的缺乏直接导致的就是社会运行成本的居高不下, 效率的停滞降低。

高职学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他们的规则意识强弱关系着个人的成长成才, 影响着法治中国的目标及和社会和谐稳定。

(一) 规则意识的培育是完善高职学生人才素质培养与教育的重要方面。规则意识是现代人才素质的重要方面, 大学是一个人的价值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 是健全人格培养的关键时期。高职院校应把学生规则意识培养纳入育人的重要位置。

(二) 培养规则意识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必然要求。法治对于国家来说, 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对于公民个人来说, 应该是一种基本生活方式。推进法治社会的建设, 就是公民要学会在法治状态下生活, 把法治作为基本的生活方式,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培养公民的规则意识。高职学生就是要在法治中国的目标建设中起推动作用, 通过规则意识的培育, 建立公民意识、权利义务观念、平等自由观念, 形成依法办事的行为方式。

(三) 培养规则意识有助于高职学生健全人格, 成为合格职业人。高职学生作为社会未来高级技术型人才, 应该是具有规则意识的人。然而, 高职院校往往把工作重点放在学生专业技术发展的教育上, 规则意识教育是个盲点。加之高职学生文化基础与行为习惯“双弱势”, 规则意识缺失尤为突出。而现代企业对规则非常重视, “制度是铁, 谁碰谁流血”。企业在用人标准上强调爱岗敬业, 遵规守纪。高职学生要想把自己打造成合格的职业人。最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培养规则意识, 遵守规则, 从而赢得社会和企业承认与接纳。

二、高职学生规则意识培育的现状及原因

目前高职院校学生的规则意识状况不容乐观。校园里, 违规违纪现象屡见不鲜:上课迟到、旷课, 考试作弊, 在宿舍违规使用电器, 毁坏公物, 盗窃等等。更有资料表明, 近年来我国大学生违法犯罪现象呈现上升趋势。

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规则文化传统的缺失;高职学生是文化基础与行为习惯“双弱势”的群体, 他们自控能力, 自我约束力较差;加之高职院校规则意识教育的薄弱。然而规则意识是法治中国的基石, 因此, 注重和加强高职学生规则意识的培养刻不容缓。

三、高职学生规则意识培养的基本途径

鉴于当前高职学生规则意识淡薄的现状, 当务之急的就是要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和措施, 强化学生的规则教育, 强化责任意识, 克服个人主义, 牢固树立依照规则办事的意识, 塑造学生良好个性, 提升社会适应能力。这样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谋得一席。

笔者根据规则意识的三个层次认为对高职学生进行规则意识的培养基本途径应从法制教育和公民道德教育两个方面着手。

(一) 法制教育是高职学生规则意识培养的基础

高职院校要培养学生的规则意识, 其前提条件是必须让学生对规则知识的学习和掌握。法律是明确的硬规则, 法律是公民行为的普遍规则, 是社会运行的刚性底线。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是高职学生规则意识培养的基础。它可增强学生敬畏法律的自觉性, 使他们真正懂得, 法律存在的必要性主要在于保障公民安全、财产、幸福等基本权利。

具体措施:首先通过依法治校营造有利于学生法律意识养成的校园氛围;其次学校要切实抓好《法律基础》课的教学工作, 发挥课堂教育主渠道、主阵地的作用。不断增强学生的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 明确权利和义务是统一的, 两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没有绝对的权利, 也没有绝对的义务, 任何人都不能将一己之利凌驾于国家和他人的合法利益之上。要坚持程序义务和实体义务相统一, 在追求自身正当利益时, 必须重视手段的合法性。以中国游客大闹曼谷机场为例, 任何通过不法手段去追求本为正当利益的行为, 最终会变得不正当, 不会受到法律保护。尤其是要推行实用法律教育, 如学校可通过聘请实用法律教育的专项和常年法律顾问, 还可组织学生参观监狱、旁听法庭审判, 开设法律咨询等。让学生领悟、感受法律的威严, 自觉敬畏法律, 从而养成遵守法律习惯。

(二) 公民道德教育是高职学生规则意识培养的关键

规则意识的最后一个层次是遵守规则成为人的内在需要。在这种境界下, 外在规则内化为人的基本素质。“规则意识”重在意识, 重在自觉和习惯, 这其实就是一种道德修养, 因此它仅靠法制教育是远远不够的。规则意识之形成的前提是人的敬畏观念, 显然, 这种敬畏的源动力更多来自于理性或人文精神。要实现这两点, 离不开道德教育和人文启蒙, 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公德是柔化的软规则。于当下而言, 价值冲突无处不在, 我们每时每刻都在选择, 现实中公德私化非规则行为广泛存在才使得中国式过马路、中国式堵车等现象一直驱之不散。而现代社会的秩序是建立在规则之上的, 社会是由无数规则构筑起来的稳固结构, 人要生活在社会中就只有去适应这个结构, 以自我约束的方式享受自由, 个人对自由的追求不能妨碍他人的自由, 个人对权利的行使不能损害他人的权益。

在高职学生社会化进程大大缩短的情况, 学校要教会学生应遵循的做人最起码的准则, 让学生掌握社会规则中最重要的“品德、原则、责任”, 把培养学生的规则意识作为一项素质教育内容来抓, 从公民道德教育入手使学生遵纪守法, 怀有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让“规则意识”融进每个学生的血脉。

具体做法有:首先, 学校领导及老师要起示范作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学生做出表率, 以高尚的道德修养感化、影响学生;其次以日常管理为基点, 从完善学校的规定, 严格执行学校的规定做起。让学生参与制定一些规则, 了解规则, 理解规则的意义, 从而真心接受它。在规则执行过程中做到公平公正;再次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相结合, 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功能和优势, 突出培养学生的道德素质及公民意识。同时加强社会实践活动环节, 加大实践教学的投入, 为学生的社会生活教育提供机会和平台。通过实践活动, 让学生在体验中内化自省。最后, 重视舆论氛围的营造, 发挥学院的学生社团作用, 在这些小集体中, 每个成员对其有一定的依赖和信任, 在这里违背规则的行为到底是受到默认、嘉许还是鄙视、责备, 对于个体的影响甚大。这是非常有约束力的舆论氛围, 且易于培育人们内在的羞耻心和内疚感, 能扬正气去歪风邪气。

参考文献

[1]童世骏, 周武.现代社会与规则意识[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2]赵修义.思想者小传[N].解放日报, 2015-1-3.

[3]饶世权.当代大学生规则意识的现状及教育对策[J].青年探索, 2007 (2) .

中国人的抽奖规则 篇6

泰勒规则于1993年, 由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泰勒提出。泰勒认为, 短期名义利率应该等于通胀率加上充分就业状况下的自然利率, 再加上通胀缺口和国民产出缺口偏离百分比之和。用公式表示如下:

其中r*为短期名义利率, r为充分就业状态下的真实利率, π为通胀率, π*为目标通胀率, y*为国民产出缺口, 而α与β为参数。

在经典泰勒规则中, 为使得货币政策对通胀和国民产出的关注度相同, 相关参数均被做简要处理, 而泰勒 (Taylor, 1993) 本人依此检验了1987年-1992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操作, 并得出积极结果。由于这一规则的操作简便和透明, 自问世以来便得到了理论界的极大关注, 并在理论拓展和实证检验两个方面都取得了许多成果。而在大量的研究论证之后, 为了与现实情况更为契合, 泰勒规则这一模型本身及其运用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修正和补充:比如在开放经济和资本市场条件下, 单纯只考虑利率和商品价格指数是不完整的, 有学者提出将目标利率修正为真实利率和真实汇率的线性函数, 而通胀缺口中加入资产价格因素;有学者 (谢平, 2002) 提出使用滞后一期的数据假如模型, 即本期政策基于上一期数据制定, 这使得泰勒规则具有了前瞻性;此外, 有学者认为参数权重可以由央行货币政策对产出缺口和通胀缺口的偏重度进行分配, 以鲜明体现制定者的货币政策侧重点。

二、泰勒模型的修正

而泰勒规则所强调的利率市场化背景, 和央行的独立性条件目前随着我国金融开放程度的提高, 不断吻合模型的需求, 因此本文将依此对央行货币政策的偏重度进行检验。

原始泰勒模型中只考虑通胀缺口和国民产出缺口, 其中传统研究方法中的通胀只对商品价格进行考察, 然而在实际经济生活中整个市场的价格指数应当由商品价格和资本价格两个部分组成, 而由于我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以开放的姿态在世界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因此在真实利率估计中, 我们有必要在其中加入汇率因素, 因此结合原模型, 我们修正如下:

其中, i*为美国联邦储备利率, Ei为第i期人民币兑美元汇率, CPI为代表商品价格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SPI为代表资本市场价格的资产价格指数, ρ为两者所占比例。

三、实证检验

本文中r*选取2006年10月至2012年2月的每月银行间7天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 i*选取同期美联储每月联邦基金利率, CPI为同期每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E选用同期人民币兑美元当月平均加权汇率, SPI仿照CPI计算公式, 用当月上证A股最高综合指数减去上月上证A股最高综合指数, 再与上月上证A股最高综合指数相比计算, 以衡量每月资本市场的价格指数变动情况。而CPI与SPI的权数, 由股票筹资额和商品零售总额在两者之和中分别所占比例计算得出, 通胀目标依据同期政府工作报告年度4%的要求, 设立为每月1.12%, 而产出缺口, 仿照其他学者 (郭庆旺, 2004) 的做法, 计算获得。

对模型进行OLS检验, 建立回归模型如下:

回归结果如下:

回归结果展现自变量与应变量间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 t值和F值检验结果表明变量对利率影响显著。但可决系数结果相对不高, 或许与月度GDP结果经过后期调整有关。

四、实证解释与结论

如前所述, 在经典泰勒模型中人们将产出缺口和通胀缺口前的系数人为设定为0.5, 以表明美联储在设定货币政策时平等考虑产出和通胀所面临的问题。而本文模型结果中, 通胀缺口系数为0.417281, 产出缺口系数为0.137052, 说明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更多考虑对通胀目标的控制而非产出, 而两个系数之和低于1, 表明尽管通胀和产出与预期值的偏离会导致名义利率的同向调整, 但在两者之外, 仍有其他因素影响央行的货币政策决策。

本文模型的结果就很好的证明了泰勒规则的优点———体现政策的偏重目的。在泰勒规则条件下能够使市场立即把握住政策制定的目标, 这无疑有利于市场做出正确的判断, 减少波动, 从而使政策效果实现得更好。制度化模型的优势正是在于可以快速达到上述目标, 使市场对央行每次调节利率的目的有更清晰的认知, 对央行信誉的提高本身也极有益处。而通过文中模型我们发现, 央行自2006年以来货币政策的重点在于调控物价, 对抗通货膨胀, 对产出的关注降低, 这与近年来从“保增长”变化为“保民生”的政策基调变动是相一致的。

摘要：本文在引入经典泰勒规则的基础上, 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所取得的成果, 引入更多的相关变量对泰勒规则表达式进一步定义, 并选取相应数据, 在通过一定的方法进行处理之后, 通过回归计算建立起符合中国条件的泰勒规则表达式, 从而通过回归模型中的系数解释中国货币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偏重目的。

关键词：泰勒规则,货币政策,偏重度

参考文献

[1]John B.Taylor, 1993, Discretion Versus Policy R ules in Practice, Carnegie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

[2]郭庆旺, 贾俊雪.中国潜在产出与产出缺口估算, “经济研究”, 2004年第5期.

中国人的抽奖规则 篇7

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状况

1.1 投资规模创新高, 增速保持可喜态势

2015年, 中国OFDI首次超过了1456亿美元, 虽与美国有约1500亿美元的投资差距, 但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对外投资国, 其全球流量占比达到近10%的比重, 2002年该值仅为0.4%, 这得益于全球工序化生产的深化、中国与全球经济深度融合, 以及“一带一路”等建设的不断推进等因素。从增长率来看, 2015年OFDI同比增长超过18%, 保持了13年的连续高速增长, 年均增长率约为33.6%。

1.2 投资流向多样化

若按经济体集团分类, 2015年, 中国约有14%的OFDI流向发达国家, 而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分别约占84%和2%。其中, “一带一路”区域的中国投资表现突出, 2015年其投资总额超过189亿美元, 同比增速为38.6%, 占总投资流量的比重达到13%。在亚投行等相关机构的支持下, 工程项目承包尤为突出, 中国承揽该地区的工程项目达3987个, 约占44%的新签合同同期比重。

1.3 投资主体出现新变化

据统计, 2015年非公经济首次成为中国OFDI的投资主体, 占流量额比重约为65.3%, 其存量占比也达35.6%, 这表明中国的非公经济具有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其中, 并购成为非公企业的首选方式, 其并购金额占该年并购总额的3/4。中国重要的大型非公企业, 如华为、万达、三一重工、海尔、万向集团等, 已经成为中国OFDI的重要组成部分。

1.4 投资领域较广

从投资行业看, 2015年中国OFDI涵盖了所有的国民经济行业, 除了制造业同期增长108.5%外, 装备制造业超过了158%, 而一些重要的生产性服务业, 如金融业、信息服务和软件或传输的增长率也超过115%、52%, 中国OFDI投资开始表现出制造业、服务业并重的格局。

2 国际投资新规则及其内容

在中国OFDI越来越活跃的状况下, 国际直接投资领域开始出现了一些发达国家力推的新规则, 如以美国为主的国家, 通过国内立法、双边投资协定、TPP和TTIP等超级区域贸易协定、甚至国际组织等各种途径, 加强这些投资规则的未来影响力。

2.1“竞争中立”规则

“竞争中立”最早源于澳大利亚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项国内规则, 意在消除地域上和企业性质方面的企业差别待遇, 赋予国企、私企相同的经营政策及环境, 包括税收、信贷、管制等相关政策的中立, 这一规则已被澳大利亚运用于其双边贸易协定, 并将其国内法向OECD、TPP等国际层面推展。欧盟的竞争规则, 除了公平对待所有企业外, 也重在促进其内部市场的公平竞争, 即消除不同国家间企业, 以及私有企业与公有企业之间的差别待遇, 且欧盟委员会被授权可以处理国企经济活动的权利。

与之不同, “竞争中立”成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重要构成内容, 其在金融危机后除了扶持国内大型的跨国公司外, 还开始大力推广该规则, 尤其指责中国国企在税收、贷款、债务、重大项目等方面获得的优势, 并将该规则的适用范围从国有企业扩大至所有与政府相关的市场商业活动, 并模糊化推断凡与政府相关的商业活动均获得了不合理的竞争优势, 这无疑偏离了“竞争中立”的初衷。

2.2“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规则

“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规则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 , 与传统国际法和WTO框架下的国家之间的争端解决不同, 赋予了投资者在投资国遭遇投资争端时诉告外国政府的权利。由于目前中国参与或被参与的国家与投资者投资争端不多, 这一规则直至TPP、TTIP等协议谈判前, 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 但从国际范围看, 无论是在美国—阿根廷BIT等双边投资协定, 还是在以《华盛顿公约》为基础建立的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 (ISCID) 等国际组织, 援引该争端解决规则的频率并不少见。

另一方面, 该规则存在很多争议。在TTIP谈判过程中, 欧盟与美国的争议之一正取决于此, 欧盟公众及某些政府担心赋予外国企业过大权利将影响国内合理的政府监管, 因而协议谈判并未取得重大进展。2015年, 欧盟委员会曾建议, 将联合国关于透明度的规则应用于欧盟与各成员国的ISDS投资条款中, 这表明IS-DS案件开放等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即便美国内部, 也对TPP、TTIP的ISDS机制有较大争议, 这不仅使政府在国内食品安全、环保、金融等合理监管遭遇到挑战外, TPP中规定的“不公开例外”实质上违背了长期以来贸易自由化框架下的透明度原则。

3 国际投资新规则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3.1“竞争中立”及其影响

不论“竞争中立”在其国内的具体规则和内容如何, 显而易见, 该规则的全球推广已经在美国、欧盟、澳大利亚等取得了共识, 这也成为发达国家制约部分发展中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工具之一。

对于中国而言, 国外以安全等为借口的投资审查制度, 不仅损害中国国有企业, 也对众多数量的非国有企业不利。一方面, 尽管2015年非公有企业成为OF-DI的投资主体, 但国有企业仍是对外投资的重要来源, 且国企在大型项目的国外并购中居主体地位。随之而来的是, 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投资审查层出不穷, 理由涵括国企审查、国家与产业安全、市场垄断等, 根源则基于国家利益、战略产业和关键基础设施。就澳大利亚而言, 凡涉及中国的投资交易审查, 在其对外国投资审批的交易总数中占比最高;另一方面, 由于美国任意扩大了竞争中立的范围, 除了国企外, 还对拥有政府背景、资本关联、甚至是商业业务关系的非公企业设置更多审查障碍, 如资源与能源, 以及信息技术企业成为审查不予通过的“敏感”企业, 这意味着中国的大型非国有企业也很难通过投资审查, 美国甚至出台了专门法律以禁止华为、中兴的信息企业与其政府部门的业务合作。

3.2“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及其影响

从全球公开的案件数量看, 一国投资者对东道国的投资争议诉讼案尽管略有升降, 但表现出大体增长的态势。1998年之前, 全球基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相关投资争议年度案件均不超过10起, 2006年相比于2004、2005年的三四十起, 案件数大幅下降至约25起, 2013年超过60起, 2015年达到了70起。从案件数据总数看, 1987-2015年间案件总数达到696起, 涉及约107个国家。尽管中国的应诉案和起诉案均不多, 但这一现象仍值得关注。

仅就中国的OFDI而言, 发达国家的歧视性投资审查等政策极大地损害了中国公司的竞争力和权益。如美国以国家安全受威胁为由, 禁止三一集团关联企业对其一项风电项目的收购, 而该项目原本并不由美国国内公司经营, 而是由希腊公司经营, 随后三一集团对奥巴马政府提出了诉讼并最终胜诉。总体而言, 与中国遭受各国审查的投资案件相比, 中国提请诉讼并胜诉的案件极少, 但这为中国企业提供一种可能性, 即根据实际情况, 积极、合理地利用ISDS规则。

4 结语

在中国企业不断“走出去”的过程中, 除了总体的投资规模, 以及区域、主体、行业等投资结构逐步调整等可喜局面外, 还要重点关注双边、区域和国际投资协定的新投资规则, 积极利用有利规则和研究不利规则的应对策略, 以便更好地推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持续性、效益性和包容性发展。

摘要：2015年, 中国OFDI首次超过IFDI, 彰显了中国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潜力, 因而对外投资领域出现“竞争中立”、“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等新规则更应引以关注。总体而言, 由于规则的模糊性和争议性, 相关规则还未成为普遍被接受的国际标准, 但已被引入TPP、TTIP等协议谈判中, 这对我国OFDI的发展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关键词：投资新规则,竞争中立,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中国OFDI

参考文献

[1]UNCTAD.Investor Nationality:Policy Challenges[J].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6, Gene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