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的中国人

焦虑的中国人（精选12篇）

焦虑的中国人 篇1

每个时代都会有一个或几个最贴切的标签。对于中国人来说, 60年代的奉献、90年代的迷茫与激情都是那个时代的不二标签。我们今天的时代标签是什么?高房价?高CPI?其实只有一个词——焦虑。可以说, 焦虑无处不在, 大到房子、车子, 小到筷子、杯子, 从我们很多有意或无意的行为中, 能感受到汹汹的焦虑情绪扑面而来。

房贷

在如今, 还有比房贷更能给人带来焦虑的词吗?相比于无房族的快乐并痛着, 背上房贷的房奴们则是快乐并焦虑着。他们在享受着终于拥有房子的快乐的同时, 却为更多的事情焦虑着:不断上调的利率、有可能下跌的房价、不敢失去工作的压力……今年8月份, 《新华字典》第11版, 在“奴”字的的释义中加入了“为了支付贷款等而不得不拼命地工作的人:房奴车奴”。

421

421是一对独生子女结婚生子后的家庭结构:4个长辈、小两口和一个孩子。被宠着爱着的独生子女们步入而立之年时突然发现, 在独自享受了多年父母的全心关爱之后, 他们也要开始独自承担起赡养父母的责任。每个421家庭要负担起4个老人的养老重任和至少1个孩子的养育压力。除了经济负担外, 愈来愈大的工作压力也让小夫妻们投入家庭生活的时间比起他们的父母来大幅缩减, 交流和照顾父母子女成了他们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重。

看病

现在的人几乎是不敢生病了, 去医院看病除了意味着要为某些高达2000%利润的药品埋单、忍受漫长的挂号等待, 还不得不去做众多价格昂贵却未必有用的检查。于是愈来愈多的人在生小病的时候选择自诊。随着医患冲突的增加, 医生开始寻找在医患冲突中保护自己的方法。

路怒

现代人焦虑的情绪, 在“路怒”这个源自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舶来词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很多人在开车上路的时候脾气会变得比平时暴躁很多, “路怒”是一种迁怒, 长期的焦虑让人们愈来愈缺乏耐心和容忍。在自家汽车这样一个相对私密的空间里, 只要有一点儿路况上的问题做引子, 人们就会很容易把自己郁结的焦虑情绪通过一些言语和过激行动发泄出来。

指数

最让老百姓焦虑的指数, 一定非股票和居民消费价格 (CPI) 莫属了。CPI不断上涨, 让人对未来生活产生了不可预知的焦虑。

吃饭

总要再洗一遍本已洁净的碗筷才放心、总是纠结于餐厅是否使用了地沟油……这些下意识的行为透露出的是人们对于吃饭安全的无奈焦虑, 只能通过一些聊胜于无的行为来给自己些许心理上的安慰。

同学聚会

只有三种人热衷于参加同学聚会:刚毕业的社会新人、自觉颇有成就的成功人士、在聚会中寻求人脉的人。除了这三种人之外, 大部分人对于同学聚会的热情是随着参加次数成反比大幅下降的。曾经缅怀往昔的温情聚会在时间和现实的扭曲下, 已然在一个“比”字里成为引发参与者焦虑的温床。如果你很难摆正心态面对昔日的同窗, 为了不焦虑, 请远离同学聚会。

疑病

现在愈来愈多的人为疑病而焦虑。一些人时常因身体不适而怀疑自己患上重病, 即使就医后确认身体无恙也不放心, 还要自己对照医书去查, 看到有任何一点症状和自己相符都会加强确认自己得病的信心。愈来愈大的工作和生活压力造成亚健康状态人群数量激增, 人们对于于健健康康的的焦焦虑虑普普遍遍增增大大。。这这种种对于自身健康状况的过分焦虑除了让一批伪健康专家通过绿豆之类的东西发了大财之外, 长期的疑病倾向也会导致人的精神紧张, 最终让不良的情绪将疑病变成真的病。

秘密

对于身处职场的人来说, 秘密这个词让他们处在兴奋而焦虑的矛盾中。在办公室, 秘密成了一种焦虑的源头。很少掌握办公室秘密的时候会焦虑, 因为这意味着你没能融入这个圈子。而当你掌握了很多办公室秘密的时候只会更加焦虑, 因为保守秘密是件艰难的事情。而当秘密涉及职场特别是上司和办公室政治的时候, 就有可能演变成为救命的炸弹。说与不说, 就成了焦虑的来源。

年关

愈来愈普遍的年终焦虑, 是当今社会巨大的工作、生活压力在年终这样一个特殊时期的集中爆发。这种焦虑让心理素质不好的人心情低落、头昏脑涨, 更严重的会出现情绪抑郁, 甚至内分泌紊乱。年终, 在焦虑中变成了年关。

裸婚

但凡有点能力的人, 谁不愿意给自己的婚姻和未来生活一个安稳的居所和保障。只是在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的大环境下, 随着基尼系数的增加, 越来越多的人只能在无力买房的焦虑中无奈地选择裸婚。然而, 由此产生的压力和焦虑并没有消失, 只是由婚前买房转移到了婚后而已。裸婚的人愈多, 这个时代的焦虑其实愈严重。

油价

车越来越便宜, 可是油却越来越贵。当年取消养路费的时候一阵欢呼。可是短短几年之后, 人们就明白了世界上没有白得的便宜。眼看着汽油价飞涨, 不知道有多少人纠结于买了车开还是不开的问题。

养老

养老的焦虑, 已经压到了人们的身上, 诸多看上去很美但争议颇多的方式, 也正在另一个方面证明了整个社会对于养老问题的焦虑和不安。

就业

就业压力已经从4050人群蔓延到更为年轻的人群中。毕业人数骤增, 创业空间狭窄, 高期望值与低就业率的巨大反差, 使很多求职的大学毕业生以及他们的家人不可避免地产生就业焦虑。中国社会调查所的调查显示, 约71%的受访者认为当前的就业形势严峻、不好找工作, 56%的受访者对未来的就业前景存在非常焦虑的情绪。

社交

据报道, 我国有社交焦虑问题的人群呈上升趋势。一个保守估算的数字是, 每10个人中就有1人或多或少遭遇社交障碍的困扰。社交焦虑症就是对暴露在陌生人面前或可能被别人注视的一个或多个社交场合产生持续、显著的畏惧, 严重影响患者的正常生活。患者在每个社交场合、每次与人交往时, 这种紧张状态都会出现。

环境

生态焦虑是对环境灾难的慢性恐惧, 这种担忧随着人类发展日趋严重, 许多人认为污染将带给人类不可避免的洪水灾难、饥荒、热浪、物种灭绝, 最终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一些心理学家表示环境焦虑真实存在, 它使人苦恼, 是一种特别的焦虑。更何况每年按时赴约的沙尘暴、各种污染事件……

孩子

养大一个孩子要花多少钱?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 在上海地区父母养大一个身体健康的孩子平均要花费49万元, 这还是2005年的数据。到了2010年, 这个数字提高到了100万。更让人焦虑的不仅仅是所要花费的金钱, 现在的孩子从学前教育就开始了残酷的竞争, 家长们要面对的是如何为孩子争夺更好的教育资源。

收入

不管你挣多少钱, 为什么总会感觉到不够花?住房、教育、孩子、父母……有太多太多的地方等着我们花钱。特别是对于城市中产阶层来说, 要保持期望中的生活水准, 就不得不在各种愈来愈重的负担面前努力去赚钱。

焦虑的中国人 篇2

雅虎今年通过30万份有效调查数据， 描绘出了一幅普遍中国人眼中的中产者图谱：月收入在万元以上;开标致307或奥迪A4轿车;住明星楼盘;用IBM、索尼、三星等笔记本电脑办公;用索爱、摩托罗拉、诺基亚的高级手机;经常出入五星级豪华酒店;用招行一卡通或中行长城卡这样的银行卡刷卡消费;向往的旅游地点是“法国、东南亚以及东部非洲”等等。

他们是有产者，比大多数人物质更丰裕，比下有余，比上不足。他们的财富没有暴富的指望，他们的职业没有收工的暂停键，他们的阶层待遇没有确定的法律保障。他们一步一步向上爬，风光的物质享受背后是手停口就停式的职业压力，体面的社会地位背后是患得患失的身份焦虑感。在上行的中国社会里，他们是抓住了机会的人;他们的烦恼，也折射着中国发展青春期和中国法治青春期的烦恼，

基于中国中产阶层的定义存在争议，你不确定他们是谁，但你能感受到他们的焦虑。

之一 社会转轨期的仇富替罪羊

仇富是偏狭的想法，但仇富心态在发展不均衡的中国仍有土壤。每一个富豪的倒下，都引来整个社会的“痛打落水狗”。当社会的仇富意识抬头，客观需要更多的中产者作为保持社会稳定心理的杠杆。有理论认为，一个社会的中产阶层超过30%，这个社会就会相对稳定;超过40%，就达到稳定期。中国现在的中产阶层是一根脆弱的杠杆。

中国大牌的中国式焦虑 篇3

每隔一段时间，不同行业的中国企业总会发生一些整体性的“危机”。

由于市场的多元性和多层次性，中国的市场环境、消费水平、消费观念、渠道变化太快，因此，出现这种现象，也许并没有什么不正常。

不正常的是同一行业的中国企业不断地重复着被动。比如从多年前的双星，到现在的李宁、安踏。

去年在看到李宁公司计划拿出3亿元用于从经销商手中回收存货，并且存货清理收入占到销售收入15％的比例时，我曾经感叹：如果不是产品出了问题，那一定是营销管理出现了问题。

更让我疑惑的是李宁对于工厂店的认识和安排。由于李宁的工厂店运转效果良好，平均单店的月流水达到40万元，高于李宁折扣店和品牌店，它据此认定工厂店是效率最高的一种门店业态。“李宁”甚至认为，工厂店更重要的价值在于有助于维护品牌，而没有工厂店以前，正价店常年打折促销，不利于品牌建设。

随着清货渠道成为整个渠道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宁坚持认为应该形成“工厂店、折扣店进行数量竞争，正价店经营品牌”的良性发展模式。为此，李宁继续增加工厂店的数量。

我当时就预测：

1．工厂店都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李宁们”未来的发展。

2．工厂店会迅速从“主要经营的产品是剩余或积压产品、过季产品”，转化为“主要经营工厂店产品”——专门为工厂店供应的产品。耐克、阿迪达斯的工厂店，较新款式的产品已经占到一定比重。

3．强大品牌的品牌店、旗舰店因其强大的品牌力和忠诚的顾客群体，会继续得到强化。而二线品牌则极有可能会被工厂店拖下水，甚至自己的工厂店可能干脆淹没自己的品牌店与旗舰店。由此，工厂店会很意外地成为强大品牌狙击中小品牌的“防火墙”渠道，或渠道防火墙。

4．耐克、阿迪达斯的工厂店越红火，“李宁们”的品牌建设越没戏；而“李宁们”的工厂店越红火，效率越高，“李宁们”的品牌提升就越发艰难。

事实上，工厂店也好，折扣店也好，对耐克、阿迪达斯来说，已经培育了市场下沉的营销基因：在一线市场逐步饱和的情况下，向下渗透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透过汽车行业、饮料行业、快餐行业，运动用品行业早就该意识到，那些有坚定的中国战略的跨国品牌，早晚会经由依靠核心竞争抢占中国市场，转变为在中国再造竞争优势扎根中国市场——即所谓的本土化战略。

汽车拥有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可口可乐在产品组合中，拥有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化饮料；肯德基走得更远，甚至更彻底。

我早就做过这样的论断：中国企业是在中低端市场与跨国品牌的竞争胜出中成熟的，是在高端市场与跨国品牌的竞争胜出中强大的。

道理很简单。中国市场是逐步扩大和升级的，最具发展潜力的是中低端市场。如果中国企业能够主导这个市场，那么，就斩断了跨国品牌扩张、渗透的路径，并把它们占领的市场变成孤岛。家电行业、食品行业、服装行业大抵如此。

中国企业什么时候具备与跨国品牌在一线城市争夺高端市场的能力时，品牌对决就开始了。目前几乎所有由跨国品牌参与的行业，都没有达到这个程度。

“李宁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未来李宁们的日子肯定很不好过。

一方面，跑马圈地的空间不大了，这同时意味原有的营销或市场拓展模式开始失效了，这是创新的压力。

另一方面，与跨国品牌的有限竞争态势发生了变化：原先是李宁们进入跨国品牌的领地，虽然占不了多大便宜，但最起码对自己的进步有好处；现在则不然了，跨国品牌进入自己的腹地，毫无疑问会对自己的业绩、促销费用，甚至品牌影响力，都会形成实质影响。

更有甚者，原先李宁们在二、三线市场基本上是领先品牌，与低端竞争者最起码拥有相对的品牌优势。现在问题却复杂了，跨国品牌对品牌构成压力，低端竞争者对价格构成压力。如果不能及时调整策略甚至战略，那么，李宁们极有可能进退失据。

我认为李宁们从战略战术上有两个关键点必须把握。

一，如何确保已经布下的终端网点能够稳固下来，并在此基础上，如何有效地继续合理布点。如果出现关店潮，那将会出现兵败如山倒的局面。

无论是面对跨国品牌的布点压力，还是面对店面租金、人员工资大幅上升，李宁们首先必须挺得住，进而还能拓展。这不仅仅是几个店面的问题，还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二，如果跨国品牌仅仅是渠道下沉，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它们顺应中国消费能力，进入多层次细分市场。国际品牌的汽车已经启动这种战略；日化领域的国际品牌更是将这种战略做到了极致。

对于营销策略，我仍然坚持一贯的认识：李宁们必须在产品研发和设计上下工夫。消费者进店前认品牌，进店后认产品和价格。面对爱不释手的产品，价格和品牌不再是最重要的问题。

与跨国品牌竞争，最重要不是如何摸高，而是如何坚守ABC。

在中国这样一个市场，必然充满中国式焦虑——为寻找突破点焦虑，为价格竞争焦虑，为跨国品牌给予的压力焦虑，为市场多变、渠道多变焦虑，为产品升级焦虑，为品牌塑造焦虑。

不在焦虑中平庸，就在焦虑中崛起。

转型中国的内需焦虑 篇4

动力切换结构转型已经刻不容缓

“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表明, 改革是不竭的发展源泉, 只有通过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 通过体制转型来促进内需增长和国民经济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刘迎秋认为, “当我们度过国际金融危机, 并将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时, 转型问题已经变得更加鲜明、更加现实、更加紧迫”。

在刘迎秋看来, 第一, 从美国的次贷危机到国际金融危机, 再到美国在世界上信任度的下降和人民币声望的提升, 国际经济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实现转型;第二, 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 要求我们用转型的方式促进新的发展;第三, 我国今年开始进入到追赶和超越美国的阶段, 按照美国经济每年2%的平均增长速度和我国经济每年9%的平均增长速度计算, 大约还需要15年, 超越的过程中需要的不是一般的改革、一般的发展, 而应该是整个思路的转型。

这种“思路”的转型, 即坚持走扩大内需、有效改善民生的道路, 同时正确处理内需和外需的关系。如果没有思路的转型和内需的启动, 在新的发展阶段用转型的方式促进新的发展, 必然会遇到很大挑战。

人所共知, 2009年我国宏观经济实现了超预期的、政策刺激性的反弹。但从总体上看, 这种复苏是不稳定的, 毕竟其结构不平衡性、动力不稳定性的特征已经凸显。“促进消费需求持续较快增长, 继续保持合理的投资规模”, 自然地将成为2010年的消费和投资政策重点。

此外, “作为一个大国, 我们不能把经济增长的基础长期建立在对外部市场的过度需求上”,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邱兆祥认为, “以往那种‘大进大出’的经济增长方式应当逐步改变”。他坦言, 在后危机时代, 外资的需求是中长期的趋势。虽然金融危机没有改变中国制造业的全球比较优势, 我国外贸出口“不会太差”, 但2010年很难达到2008年2.5万亿美元的出口规模, 金融危机在外贸方面的影响要到2011年才能恢复。

邱兆祥据此提出, 调整需求结构的重点在于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扩大消费需求, 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应当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长期战略方针。

那么, 我们所期待的消费“井喷”能否实现呢?显而易见, 消费增长的关键还是收入分配问题, 而收入分配问题是艰难的改革问题, 短期内很难有大的突破。

提高收入扩大内需首重消费能力

如何扩大消费需求?关键是要让老百姓能消费、敢消费。长期以来,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主要向企业和财政倾斜, 居民收入增长相对较慢, 直接制约了消费增长。目前, 消费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约三分之一, 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而居民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还在不断下降。要想让老百姓手中有钱、能消费, 就必须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 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的消费能力。

“数据显示, 1985年以来我国内需在GDP中的比重其实并不小, 但最终消费的占比却不大, 近几年还有缓慢下降的趋势。而与此同时, 随着经济的发展, 近几年还出现了收入差距扩大, 劳动者报酬在GDP中占比缓慢下降的情况, 这些对于扩大消费, 进而拉动内需都是不利的因素”, 针对促进内需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泊溪指出, 进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切实提高居民收入和劳动者报酬应该成为扩大内需优先考虑的问题。

“低收入者、农民、农民工、80后、90后, 都有很大的消费需求, 但问题是这批人都因为收入不足而没有支付能力”, 中国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强调, “要解决我国的内需问题, 首先需要通过市场机制解决这些人的收入问题”。

“刺激消费已非当前拉动内需的主要环节”,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与公共管理教研室主任王占阳支持汤敏的建议, “现在的主要问题不是人民缺少消费愿望, 而是有消费欲望的大多数人没有必要的消费能力”。

他认为,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是现在必须作为重点考虑的。初次分配非常重要, 我国工资水平从长远来看必须大幅度提高, 但是在短期内大幅度提高工资水平势必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必须要有一个过渡。所以, 目前主要应该解决二次分配问题。王占阳向记者表示, 2007年我国政府总收入是9万亿元, 而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仅仅是10万亿元, 基本上是1∶1。可见, 二次分配必然会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在拉动内需问题上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短期内拉动内需靠二次分配改革, 真正建立公共财政制度。

金融改革扩大内需有赖体制抓手

“我国目前最有消费意愿的人群大多是新生代的年轻消费者, 他们虽然有着很强的消费愿望, 但却缺乏相应的支付能力。进一步的金融体制改革, 目的就是在现有的金融机构之外, 鼓励更多面向小企业、服务业的中小型金融机构的发展, 从而扩大就业、增加收入”, 汤敏表示, “扩大内需, 其抓手是要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

汤敏介绍说:“去年上半年的7.3万亿贷款里, 大中型企业拿了整个贷款的91.2%, 300人以下的小企业只拿了整个贷款的8.2%左右, 却创造了绝大多数的新增就业。”因此, 未来金融改革非常重要的方向之一, 就是要建立起一个能够为小企业融资的机制。这个机制一旦建立起来, 劳动力市场才会紧缺, 人们的收入才会不断增加, 从而为扩大内需提供前提。

关于金融体系怎样向中小企业倾斜, 汤敏认为:“现在不是理论问题, 甚至都不是政策问题, 而是一个执行的问题。包括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消费信贷公司等机构, 怎样让它扩大规模并真正活跃起来, 是需要我们真正思考和研究的。”

对于80后、90后的消费能力不足的年轻人, 汤敏建议应该通过消费贷款的方式或者金融方式来解决其消费问题, 当然这需要进行一系列的金融改革来实现。对此, 中国社会科学院企业经营管理研究室主任张承耀持有相同观点。他认为, 扩大内需要大力发展消费信贷, 银行信贷放在生产领域不如放在消费领域。美国的次贷危机是因为消费信贷太多了, 而我国则是消费需求不振、消费信贷不发达。在个人征信系统日益完善的当前, 扩大内需就是要鼓励消费者利用消费信贷提前消费、分期消费, 通过金融方式解决即期消费能力不足问题。

城市化扩大内需抓住空前时机

“最大的内需在于中国的城市化”, 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指出, 目前我国正加速进行的城市化是扩大内需的关键节点, 给扩大内需提供了机会。

辜胜阻说:“美国有人写了一本书《谁来拯救美国?》, 答案是9亿有巨大的潜在需求而没有现实需求的中国农民。”他分析道, 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说要放开中小城市的户籍, 一系列配套举措马上要出台。1.5亿农民工, 加上他们的家属大概3亿人, 如果能全部实现市民化, 仅仅简单的低水平住房这一项起码就能拉动20万亿元的内需。

辜胜阻特意强调,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 要引导更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 在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 把农民变成市民、把蓝领变成白领。同时, 通过金融、财税等政策的引导, 鼓励这部分新兴城市人口从简单的打工、就业向自主创业转变, 从而为扩大内需创造更大的空间。

焦虑的中国人 篇5

焦虑症有哪些表现?

焦虑症的行为表现

当处于焦虑状态时，身体自然处于激动状态，准备好随时都可以采取行动去战斗或逃避。但因为不知道威胁来自何方或隐藏何处，所以往往在无可奈何，束手无策情况下，只会做出无目的，无效的动作，焦虑又不知如何处理安顿身心烦燥变化。

焦虑症的情绪表现

处于焦虑状态他感到受威胁压力。威胁的感觉可能来自挑战，也可能来自威迫的情境。威胁的情况可能会导致失去重要的事或物，如果当事人不能把威胁的内容看清楚或不知如何应付它，那他可能会感到很严重，产生挥不去的恐惧、忧虑、不舒服、凶兆的不当情绪。同时为了自我保护，会对周遭产生对立的敌意。

有些人不知道自己怕什么或不知为什么自己害怕，变成他害怕自己会害怕，这变成一种习惯性、强迫性的焦虑，不知道原因。焦虑的原因，根据心理学家的分析，Frued认为焦虑是自性欲的压抑;Horney认为每人都有焦本焦虑感(自己孤单、无助、而周围是充满敌意)是由于父母管教态度缺乏真诚、温暖与爱心所致。Epstein认为焦虑是一种无行为目的的兴奋心态，而这心态只随个体对危险的感受而产生。Arkoff认为焦虑是因利益受威胁而引起的警惕心态。我认为用佛法来分析焦虑的原因更能清楚展现出来，焦虑是生命个体一种无明的状态，自我中心为本，所导致自我防卫。基本上个体为满足自己生存所需。

焦虑症的躯体表现

当个体面对威胁时，他的交感神经系统活动就占优势，而副交感神经系统相对地变成较不活跃。交感神经系统活动导致生理上的变化，有瞳孔放大、口容易干燥、消化功能降低、心跳加速、脉搏加快、血压增高、呼吸急促、甚至出冷汗等现象。这些都是焦虑症常见的躯体表现。

美债危机的中国焦虑 篇6

8月2日将是美国债务违约的最后期限，目前,美债总额已经触及14.29万亿美元的法定上限。

如果美国政府不能在8月2日之前提高债务上限，那么美国经济将面临一场比2008年金融危机更为严重的灾难。为了及时提高债务上限，美国两党就此展开僵持近两个月的艰难谈判。

有分析人士表示，一旦美国技术性违约或遭信用评级降级，中国将首当其冲受到影响，手里的资产会因美元下跌而大幅缩水。这无疑会对中国等美债债主造成莫大的冲击。

8月2日大限的末日危机

随着8月2日偿债期限的步步逼近，共和党人的“不合作”令美国总统奥巴马神经紧绷。在多次谈判无疾而终之后，他在近期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再次敦促决策者尽快提高债务上限，改善美国财政的可持续性，并称“我们已经快没时间了。”

美国财政部警告称，如果14.3万亿美元的国债上限未能提高，8月2日之后美国政府将无资金用于支付开销。“在那之前没能敲定协议的话，可能导致全球金融市场混乱，令美国掉进又一次衰退。

美国民主党重要智库“美国进步中心”经济政策副总裁米歇尔·埃特林格表示，如果债务上限在9月份仍处于冻结状态，将迫使美国经济规模缩减2%以上，“这将比上轮美国金融危机时所面临的形势还要差”。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近日的货币政策听证会上强调，短期内过度削减政府支出可能破坏本就脆弱的经济复苏。有分析人士指出，伯南克此举意在提醒国会，假如财政上没法妥协，美联储必要时也只能启动QE3（第三次量化宽松）了，至于最终会带来什么负面后果，国会自己掂量。

尽管分析人士认为，两党的争吵只是一场争夺民意的政治秀，债务上限终会被抬高，而且条件不会太苛刻。

美债评级摇摇欲坠

不过，国际评级机构的反应却浇熄了这样的乐观情绪。穆迪﹑标普已经将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列入负面观察名单。金融市场已经开始讨论最坏的可能。

自1941年以来，标准普尔给美国国债的评级一直是最高债券评级AAA级，但今年4月，该公司史无前例地将美国短期和长期国债都列入负面观察名单，称其在3个月内下调美国国债评级的可能性为50%。

惠誉也警告称，如果8月份美国政府的债务不能兑现，无法支付8月15日到期的国库券的票息，惠誉将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至“受限违约”评级。

7月14日，中国评级机构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宣布，将美国本、外币国家信用等级列入负面观察名单。大公称，如果在观察期内仍未出现实质性改善其偿债能力和意愿的重大事件，大公将适当下调美国的国家信用等级。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董事长关建中表示，美国国债债务违约的风险一定存在，只是表现形式会有所不同。一种是出台新一轮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另一种是直接的违约。

对美国信用等级下调的直接影响，关建中指出，第一，它会直接导致美国国债市场交易价格下降，增加美国国债的融资成本和债务利息支出，而且这种情况会持续很长时间；第二，这也是对投资美国的一种风险警示，应当谨慎决策。

美国国债长期以来被视为世界上最安全的投资产品。如果下调信用评级，则有可能推高利率，并打压股市走低。

不过，到目前为止，还少有迹象表明金融市场对美国政府的信用感到担心。基准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3%左右，仍然处于历史性的低水平。为躲避欧洲债务危机，投资者仍在争相投资美国短期国库券，将其收益率压至接近于零的水平。

但是，美债如若真违约，便将冻结短期拆借市场，阻止资金在全球金融体系流动。被广泛用作抵押品的美国国债和其他政府担保债券的价值将被贬低。而债权人将迫使债务人出售其他资产，以补充抵押品，这意味着雷曼兄弟公司2008年倒下时出现的情景可能重演。

一旦美国国债发生违约，世界将出现美元抛售狂潮，先是金融机构的抛售，后是小国政府抛售，接着就可能是大国抛售。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夏斌提醒，中国必须评估作为美国国债主要投资者所面临的风险，并且必须加快外储多元化步伐。

中国目前是美国国债第一大持有者，央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31975亿美元，同比增长30.3%。而根据美国财政部最近一期的《国际资本流动报告》(TIC)显示，2011年4月末，中国持有美国国债1.1525万亿美元，较3月末的1.1449万亿美元增加76亿美元。

美国债权一旦遭到抛售，美国唯一的还债方式就是美联储通过大量发行货币购买债券，从而引发全世界空前的通货膨胀。

此事对美国有利有弊。弊是，美国信用尽失，美元的国际地位必然崩溃，国际货币体系势必重新构建，美国发生严重“滞胀”，经济大萧条在所难免，整个世界经济过去60年多年形成的规则重新洗牌。利在于，美国趁机甩掉大部分债务，而在洗牌的过程中，美国不一定会失去很多，旧的货币可以废掉换成“新美元”，强势的金融巨头可以在一轮巨幅的通胀中洗劫世界。

但像中国这样的、以实业为本的制造业国家就倒大霉了。且不说庞大的债权将被无情地稀释，购买力几乎归“零”，而且高涨的原材料价格会使其经济基础遭受严重灾难。当然，中国可能会在国际货币体系中获得一席之地，但仅仅是可能而已。

如何走出美债迷局

中国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和复杂的结汇、换汇制度，这不但使中国绝大部分外汇流量控制在政府手中，还能对相当大部分非经营性外汇流入实行有效控制。如果从绝对量来说，中国总体拥有的外汇总量并不十分惊人，但正因为外汇管制，大多数外汇集中于国有，中国政府便成为第一外汇储备大国。

根据各国最新公布数据，全球外汇储备一共是84134亿美元，中国内地便占了31975亿美元，以比率计算达三成。

看起来，确有必要减少外汇储备中的美元资产比例。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仍待解决。第一，如何避免或减少在降低美元储备资产比例的过程中所可能招致的损失？第二，应增加哪种资产储备？

外汇储备的投资无非两个方向：一是具有保值增值可能的实物资产，如黄金、白银等，也包括房地产；二是证券类的虚拟资产，如股票、期货、债券等。因此中国决定将资金投放在哪种货币或商品，都是一个影响市场的决定。

以“股神”罗杰斯为代表的一些人主张，中国应“大胆抄底”，将外汇储备用于在国际市场购买战略物资，进行储备和投资。然而如此庞大的资金流量，和如此明显的投资意图，势必造成市场价格的暴涨，和国际游资的蜂拥而至，回顾近几年来铁、铝、石油等价格走势的轨迹，便不难明白这一点。此外，对一个国家来说，因为实物需要运输、储存，还会产生损耗和折旧，且流动性极差，因而投资实物的成本非常高。作为游资的代言人，罗杰斯提出这样的建议并不难理解，因为这符合他们的利益，但如此冒险，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有人提出，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可向IMF等国际机构注资，并借机提升中国的发言权。日前中国外汇管理局表示，中国正“积极考虑”购买至多500亿美元的IMF债券。然而,此次注资是因为此系4月伦敦G20峰会各国承诺总额5000亿美元增资的一部分。但BBC财经预计，中国扩大持股和发言权比例的努力，将受到欧洲许多国家的顽强抵制，因为中国发言权和控股比例的增加，势必意味着他们发言权和控股比例的下降。

也有人建议，与其把钱交给美国政府，让他们去股市抄底，还不如自己去抄。这种想法本身并无问题，问题在于，在高风险的市场里，中国的胜算并不大。

国债是最稳妥的投资，剩下的选择无非就是买哪个国家的国债。市场一直估计，中国将逐步减少美元的投资，转向其他货币。但美债之外，其他的外币资产并非就“安然无事”，中国只好在3月份开始又再度增持美债，至4月份持有金额已逾9000亿美元。

焦虑的中国人 篇7

一位长期从事学生心理咨询的中学教师王常春, 根据多年来丰富的咨询经验, 以及自己辅导孩子从备受高考煎熬到战胜焦虑的体会, 本着帮助众多考生同样摆脱考试磨难的目的, 写出了《中国传统文化教你应对考试焦虑:考出最好的自己》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2) 一书。该书收集了数以千计的学生个案咨询材料, 是各种类型考生经验的汇聚, 也是作者数年来上百场考前讲座、师生互动的宝贵心得。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教你应对考试焦虑:考出最好的自己》一书的案例都由第一手资料整理而成, 内容贴近考生、生动有趣, 所以无论学生和家长将书置于案头, 忙里偷闲地随手翻翻, 还是专门去听作者的讲座, 往往顿觉醍醐灌顶、获益匪浅。作者在重点学校做考前讲座时, 珍惜时间的学生常常怀抱各种课本和复习资料, 准备边听讲座边复习。但在阵阵开心的笑声中听完讲座时, 学生们却发现, 手中准备阅读的复习资料根本没有翻过页去, 自己已完全被幽默、生动的讲座吸引, 心里获得了难得的轻松和应考信心。

考前焦虑虽有多种, 但各类考生焦虑却有共性。作者根据在诸多省份讲座的经验和对考生准确的了解, 提出了关于焦虑的几条见解。

一、焦虑只需弱控制, 不必强排除

多数考生都深受考前焦虑所扰, 不得化解招数, 常为此遭受了至少10%以上的分数损失。家长和教师们一般会千方百计地帮助考生控制焦虑, 但该书另辟蹊径, 阐述了“焦虑只需弱控制”的根本原因。作者通过讲析汉字结构与相关的心理原理启发读者, 深入浅出地为考生开出了立竿见影地消除焦虑的“药方”。作者在解释“焦虑”二字时, 用传统的五行学说, 结合与中医对应的相关理论分析“焦虑”的来源。“焦”为“火”, 与“心”相对应;“虑 (慮) ”为

思虑过多, 心思过重;二字合为“焦虑”一词, 即心火过盛。所以, 欲消除焦虑, 作者不主张“扬汤止沸”, 而主张“釜底抽薪”。作者在“目标与焦虑”一节中给出了具体的解招:“明确目标除焦虑”“确定目标分数降焦虑”。

其后, 作者还专门谈了易产生焦虑的根源是“过度追求完美”。第二章的第四节讲了减少焦虑的办法之一是“抓住时间少焦虑”。作者从“时 (時) ”字解析, 以具体案例加以说明, 教会读者学会“排除打扰法”“使用闹钟法”“时间运筹法”及“整理学具法”等简便易行的破解之招, 让读者一学就会, 一试就灵。

减少焦虑的办法之二是“学法得当免焦虑”。作者从“学 (學) ”字解析中提倡学生多动手, 从“左右”两字构成揭秘脑功能, 从“看”“听 (聽) ”“读 (讀) ”字所藏的玄机启发学生什么是真正正确的学法。

二、紧张不必强对抗, 适度紧张反有益

作者主张紧张不必强对抗, 紧张是本能, 放松须锻炼。该书既对“紧张”二字本义进行了解说, 也科学地阐明了适度紧张的益处, 提出了应对之策。

三、担忧过度寻烦恼, 消除恐惧是根本

考生的担忧多数来自于对既有考试失利经历的耿耿于怀, 但失败阴影的挥之不去会直接影响考试。消除烦扰的根本办法, 就是将易产生负面影响的“过去”与“曾经”彻底放下, 专心致志地正视眼下与未来, 以积极的心态驱除“曾经”的不快, 学会接受存在。对此, 作者结合直接收集的案例, 详加阐释。

四、压力适度不可怕, 过大过小皆不宜

作者在该书第五章提出, “学会以柔克刚, 学会与之维持平衡状态”是正确的压力观。关于如何合理释放压力, 作者主张可以采用“写出来”“说出来”或者“喊出来”“唱出来”, 甚至“哭出来”的办法, 利用一些游戏手段, 将压力驱逐出心境, 让学生轻装上阵, 告别烦恼。

(作者单位: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焦虑的中国人 篇8

“真实的焦虑是对危险的一种反应”, 常附着于一定的对象和情境之上, 是“各种不同的特殊的恐怖症的焦虑”, 比如对蛇的恐惧、对乘坐火车的担忧, 以及因一只硕鼠在身边窜过产生的惊恐等都会引发焦虑;神经症的焦虑“则与危险全无关系”, “这种焦虑里头有一种普遍的忧虑, 一种所谓‘浮动着的焦虑’, 易附着在任何适当的思想之上”。

在心理学家看来, 适度的焦虑是人们预期到某种危险或痛苦即将发生时的一种适应反应, 是一种常见的生理防御手段;但过度的焦虑则是一种病理现象。

上述心理学家讨论的“焦虑”是具有负面特征的个体心理现象, 但社会学家所关注的“焦虑”则是一种群体心理现象, 是带有时代特点的宏观社会心态。比如, 尽管我们这个民族在过去的30多年中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尽管我们每个个体的生活也同样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积极改变,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体, 甚至每一层、每一届政府或每一家企业, 都觉得社会发展或变迁的速度还是太慢, 自己所在的地区、企业或单位发展得也还是太慢, 个人生活的改变同样也还是太慢。几乎所有的个人、群体或组织都希望能有更为迅疾的改变, 恨不能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状态或自己的行动都能够“一步到位”。

这种深切的期待, 以及因此形成的巨大的超越他人或怕被他人超越的精神压力, 日积月累, 慢慢演化成一种四处蔓延的“全民焦虑”, 或者说成为一种波及全社会的时代症候。以致2011年7月23日“动车追尾”事故后, 人们会动情地恳请:“中国, 请停下你飞奔的脚步, 等一等你的人民”。

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在近代又远远落后于世界诸强的民族, “全民性”的焦虑显然并不是一种鲁迅先生所称的代代相继的 “ 国民性”。林语堂先生在那本被赛珍珠誉为“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中国人》中, 将“知足常乐”列为传统中国人最重要的性格特征之一, 而其中“悠闲”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品质:如果一个中国人能够做到“‘因过竹院逢僧话, 又得浮生半日闲’, 他便会快活得像一只小鸟”。显然, 在一个变迁缓慢的社会, 当“父亲的今天就是你的未来”之时, 所有的人都会倾向于接受命运的安排, 此时作为个体的焦虑虽然可能存在, 但作为一种普遍流行的社会心态, 则常常会是无可奈何或消极避世。

这样看来, 我们今天所体验到的四处蔓延的“焦虑”, 也许倒是一种随社会急剧变迁而出现的社会心理特征, 或者说是一种齐美尔所说的“现代性体验”。其实, 尽管今天你去巴黎、维也纳或布拉格, 看到人们都在街头悠闲地喝着咖啡, 一杯蛇胆酒大小的Espresso就能够泡上一个下午 (有意思的是, Espresso的意大利文的原意却是“加速奔驰”) , 但在面临19世纪的社会大转型时欧洲的前辈们也同样遇到过类似的“焦虑性”体验。

《红与黑》作者斯丹达尔在《罗马漫步》中就曾写到, 在法国大革命后, “ 因为有一个法国中尉当了皇帝, 并且把两三百个生来靠每年三千法郎收入生活的法国人提拔到社会的顶层上去。所以, 全体法国人都滋生出一种疯狂的和必然要使你倒霉的野心。甚至年轻人也都抛弃了他们那种年龄所喜爱的娱乐, 而渴望成为议员”。

换言之, 急剧的社会变迁带来的一部分政治暴发户个人地位的火箭式上升, 最终成了200多年前法国民众人人怀揣的焦虑性体验。 这也许正是后来无论是民主还是专制都不能使人民满意的症结所在, 持续的焦虑和不断变革的意愿最终影响到整个欧洲, 用雨果的话说, “ 革命沉闷的轰响, 仍然在地层深处, 正在欧洲的每一个王国底下, 沿着其地下坑道, 从矿场的中心竖井——巴黎——向外涌出”。

从这样的意义上说, 今日中国社会的焦虑源头其实一直可以追溯到1840年因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所导致的国门洞开。正是因为民族危亡和西风东渐, 使得我们民族的一大批仁人志士如赛珍珠所言“开始为自己的国家感到不安”, 从洋务运动、百日维新再到辛亥革命, “他们迫使古老的封建王朝退出了历史舞台, 他们用极快的速度改变了教育制度, 他们用坚持不懈的热情设计了现代化管理的蓝图”。1937年, 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打断了这种现代化的努力, 也因此进一步加深了整个民族的危亡感和普遍焦虑。

抗日战争的胜利及其后中国革命的胜利避免了民族消亡的危险, 但并没有解除中国人对落后及快速改变国家面貌的焦虑。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心态左右下, 在1950—1970年代, 除了 “ 阶级斗争” 以外, 整个中国最豪迈的语言都是和“快”这个与“慢”对应的词相联系的。比如, “大干快上”“快马加鞭建设社会主义”“一天等于20年”, 等等。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确实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 但一样没有改变中国人内心深处的不安和焦虑。进一步, 因为下述几方面的原因, 这种焦虑反倒沿着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蔓延开来, 最终成为一种全民性的时代症候:

1

由于改革开放和其后推行的市场经济, 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而这种变化在改变中国人民物质生活的同时, 也使人产生了过度的速度自信;加之对经济发展速度的强调, 尤其是GDP崇拜愈演愈烈, 使得举国上下都为赶超他国、他地区和他人所激励, 这30多年来我们对“深圳速度”“高铁速度”以及GDP年增长率的推崇实际上都反映了日益加重的内心不安和焦虑。简单说, 越是变就越想变, 越想变就越觉得变得太慢。

2

正是因为快速的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 使得原有的社会秩序受到了冲击或者挑战, 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 甚至带来了“更为迫切的心态秩序的危机”。秩序危机最突出的表现, 就是旧秩序受到了广泛的挑战, 但新秩序却又远远没有形成或左右人们的日常生活。旧制度和新方案相重叠, 旧风俗和新潮流相重叠, 旧观念与新词汇相重叠, 虽然“这种新与旧的作风的混合, 现代与传统观念的重叠, 或许正是转型社会的一个突出特质”, 它为社会和个人生活的变革提供了可能, 但也同时使得生活与其间的个人或群体变得“无所适从”, 因变迁而产生的陌生感和不确定性不可避免地导致整个社会焦虑的产生。

3

除了市场经济的法宝以外, 整个改革开放最成功之处就在于它通过对个人利益的激励, 激发了整个民族的才智和拼搏精神 (当然也滋生了“一切向钱看”的拜金心理) , 但事实上也使得一个国家或民族在近代以来的唯恐“落后”的焦虑传导为13亿人唯恐“落后”的个体体验。改革开放赋予我们的人民改变自己命运的可能:如果你努力一点, 上升的空间就大一些, 机会就多一些, 同样财富也多一些, 由此进一步激发了人们改变个人命运的斗志。事实上, 焦虑的产生不仅要有危机, 也同样要有通过努力克服危机的可能。危机与努力之间的张力, 正是焦虑的滋生空间。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说, 焦虑的积极意义在于, 它同样也是我们前行的动力。

2009年我应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之邀, 去华盛顿参加有关中国中产阶级的研讨, 其间重回哈佛大学看望裴宜理和傅高义两教授, 这离我1999年访问哈佛大学正好十年。裴宜理教授问我有什么感受, 我答道“十年了, 一点都没有变化”;裴教授再问:“没有变化好还是不好?”我再答:“没有变化的美国尤其是哈佛所在的坎布里奇小镇让人感到无比的宁静, 不会有丝毫的慌张;但是对我的那个不发达的祖国来说, 一天没有变化, 那里的人民就会感到没有奔头, 就会慌张, 或者说焦虑。”

在美国或者说在坎布里奇的遭遇, 让我进一步思考“焦虑”作为一种“现代性体验”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 美国和中国的差异, 以及因此差异造成的两国人民不同的心理体验或社会心态, 实际上就是一个后现代国家和一个尚未实现现代化但却对现代化无比渴慕的国家之间的差异。

诚然, 如前所述, 在美国和欧洲现代化的历程中, 他们的民族和人民当时也一定经历过类似的发展的“焦虑”, 只是有这样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了他们的焦虑在性质和程度两方面与我们迥然不同:

一方面, 由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原发性的, 并且至今仍在相当程度上遥遥领先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发达国家, 因此他们从未体验过因“落后”于人甚至“落后就要挨打”而产生的焦虑;而作为后发性现代化的国家, 这种焦虑却贯穿我们自1840年以来整个的近代历史, 以致中华民族这100多年来的行为逻辑都是以“赶上别人”为前提的。

另一方面, 无论在变迁的广度还是速度上, 中国的变化尤其是1978年以来的变化都是前所未有的。无论是美国、欧洲还是日本的现代化, 充其量都只是1~3亿人的变化, 世界上确实还没有一个国家经历过13亿人这样一个广度的变化。至于速度, 一个连续30年GDP以10%的速度狂飙突进的国家同样也不多见。我相信, 由此产生的作为一种“现代性体验”的中国人的焦虑也一定是他人曾经体验过的焦虑的倍数。

近年来, 我在一系列论文中将中国人在现代化进程中所体验到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独特嬗变称之为“中国体验”, 并认为它与人们广泛讨论的“中国经验”一起作为1978年开始的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变迁或社会转型的一体两面, 赋予我们这个独特的时代以完整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

当然, 我们强调 “ 中国体验”的独特性, 但并不否认中国体验的正反两面性。同理, 我们既经历了中国高铁短短10多年间就达全球里程第一 ( 11028公里) 、总营运里程全球一半, 以及速度第一 (从每小时200公里到350公里, 再到380公里) 的幸福体验, 也在2011年7月23日这天经历了“当头棒喝”的沮丧体验。

应该说, 这种 “ 冰火两重天”的体验其他国家确实没有感受过:既没有感受过从骑蜗牛立马“换乘”火箭的体验, 也没有感受过从火箭上掉下来的体验。不必回避“动车追尾”的难堪, 正是这“难堪”才能使我们反思前述“恐后”式焦虑中潜藏的危险。1992年, 费孝通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潘光旦纪念讲座”上提倡心态研究时, 希望中国社会最终能够养成“安其所, 遂其生”的心态秩序;尽管我们强调, 只要中国社会的剧烈变迁不基本完成, 我们就无法最终彻底解决中国人精神上的“漂泊”问题, 但我们还是认同费孝通先生的“警示”是解决我们民族心理上的焦虑或精神上的“虚火”的一剂良药。惟愿我们的民族能够尽快放慢飞奔的脚步, 等一等你的人民, 也等一等我们多少已经弃之不顾的“灵魂”。

焦虑的中国人 篇9

艾司西酞普兰是外消旋西酞普兰的左旋对映体,为高选择性SSRI,对去甲肾上腺素(NE)和多巴胺(DA)再摄取作用微弱,是近年临床上广泛应用的新型抗抑郁药物。本文对近年来国内公开发表的艾司西酞普兰与其它抗抑郁药物治疗抑郁焦虑共病的对照研究进行Meta分析,以探索艾司西酞普兰与其它抗抑郁药物之间有效性及安全性的差异,以期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纳入与排除标准

1.1.1 研究类型

随机对照试验(RCT)。

1.1.2 研究对象

①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3)或《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ICD-10)中抑郁障碍诊断标准的中国患者。②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 17项版本总分≥17分,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总分≥14分。③试验组与对照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基线水平方面比较无显著差异。④排除合并明显的躯体疾病、神经系统疾病和其它精神障碍的患者,有酒精、药物依赖及药物滥用者,有严重自杀意念的患者,妊娠或哺乳妇女。

1.1.3 干预措施

试验组为艾司西酞普兰,对照组为其它抗抑郁药物。

1.1.4 结局指标

治疗后1周HAMD评分和HAMA评分,治疗疗程结束后的有效率、治愈率,治疗中所有不良反应。有效标准:HAMD减分率≥50%,治愈标准:HAMD减分率≥75%或HAMD分值≤7。

1.2 文献检索

以“艾司西酞普兰”、“抑郁”、“焦虑”为检索词并合并不同的检索方式,检索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1978～2013.4)、维普中文期刊数据库(VIP,1989～2013.4)、中文生物医学期刊数据库(CMCC,1994～2013.4)、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1979～2013.4)。

1.3资料提取和质量评价

1.3.1 资料提取

查找纳入评价文献的全文,2名评价员经统一培训后按统一规范的评价方法独立评价,逐篇阅读初选文献,然后交叉核对筛选结果,如有分歧则通过讨论决定或由第3名研究者协助解央。制定Excel文献登记表,对文摘所示信息进行采集。提取的文献信息包括原文题目、作者、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干预措施、结局测量与评价、不良反应情况报告、是否采用盲法、是否采用分配隐藏、是否进行了随访、有无失访、结论推导及评价人等。

1.3.2质量评价

纳入研究的方法学质量按Cochrane Reviewer's Handbook 5.1的质量评价标准进行评价,具体如下:①是否正确进行随机分配;②是否有分配隐藏方案;③是否采用盲法;④是否描述失访、退出,若有失访或退出时是否进行ITT分析。若以上4条均满足为A级;若1条或1条以上为不清楚为B级;若1条或1条以上为不正确为C级。由2名评价员独立对文献进行质量评价,交叉核对确保结果一致性,如有分歧则通过讨论决定或由第3名研究者协助解决。

1.4 统计学处理

应用Revman 5.0软件进行Meta分析。计量资料如HAMD评分值、HAMA评分值采用均数差(MD)为分析统计量,计数资料如有效率、治愈率、不良反应采用相对危险度(RR)为分析统计量,二者均以95%可信区间(CI)表示。森林图图示内的异质性检验的统计量服从χ2分布,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当各研究间有统计学同质性(P>0.1,I2<50%)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Meta分析;如各研究间存在统计学异质性(P<0.1,I2>50%),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2 结果

2.1 文献检索结果

初检到相关文献80篇,根据纳入标准,阅读题目和摘要,再通过阅读全文排除案例报道和综述,排除不符合纳入标准的72篇,最终纳入8个研究,共计677例患者。纳入文献基本信息见表1。

2.2 纳入文献的质量评价结果

8项研究均为中文文献。所有文献均提及随机分组,其中4篇描述了具体方法,但均未提及分配隐藏,只有1篇文献采用了盲法,8篇文献均报道了退出与失访情况。8篇文献质量等级均为B。具体评价指标和结果见表2。

注:①治疗后1周HAMD评分;②治疗后1周HAMA评分;③治疗结束后有效率;④治疗结束后治愈率;⑤不良反应

2.3 Meta分析结果

2.3.1 治疗1周后HAMD、HAMA评分

5项研究报道了两组治疗1周后的HAMD评分,5项研究具有异质性(P=0.003,I2=75%),采用随机效应模型。Meta分析结果显示:两组治疗1周后HAMD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D=-3.72,95%CI=(-5.31,-2.14),P<0.05](图1)。5项研究报道了两组治疗1周后的HAMA评分,5项研究具有异质性(P=0.003,I2=75%),采用随机效应模型。Meta分析结果显示:两组治疗1周后HAMA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MD=-0.42,95%CI=(-2.21,1.36),P=0.64](图2)。

2.3.2 有效率

8项研究报道了两组治疗疗程结束后的有效率,8项研究具有同质性(P=0.29,I2=18%),采用固定效应模型。Meta分析结果显示:两组有效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RR=0.99,95%CI=(0.88,1.10),P=0.80](图3)。

2.3.3 治愈率

8项研究报道了两组治疗疗程结束后的治愈率,8项研究具有同质性(P=0.26,I2=23%),采用固定效应模型。Meta分析结果显示:两组治愈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RR=1.07,95%CI=(0.85,1.36),P=0.56](图4)。

2.3.4 不良反应

6篇文献报道了不良反应发生的例数。两组主要不良反应为口干、便秘、头痛、头晕、失眠、嗜睡、恶心、呕吐、出汗、食欲减退、疲劳等,对不良反应进行统计,经异质性检验,6项研究具有同质性(P=0.24,I2=26%),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合并分析。Meta分析结果显示:试验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RR=0.53,95%CI=(0.40,0.69),P<0.05](图5)。

3 讨论

近年来,抑郁与焦虑的同病现象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此类患者多属于抑郁伴发焦虑[14],这可能与两者在发病机制上均与中枢神经系统的NE、5-HT等神经递质的异常有关,在对两组症状分别考虑时均符合相应的诊断标准。共病患者较单纯抑郁往往症状更严重,病程易迁延,功能损害更严重,自杀率较高且药物治疗效果不理想。艾司西酞普兰是西酞普兰的S-异构体,能高效、选择性地抑制5-HT转运体,抑制中枢神经系统神经末梢突触前膜5-HT的再摄取,从而发挥强大的抗抑郁作用。有研究表明,艾司西酞普兰具有较好的抗抑郁和抗焦虑作用[15,16]。

本研究提示,治疗1周后试验组HAMD评分低于对照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HAMA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明艾司西酞普兰在治疗抑郁焦虑共病患者时控制抑郁症状起效更快,控制焦虑症状与其它抗抑郁药物相当。试验组与对照组在治疗疗程结束后有效率、治愈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疗效相当。在不良反应发生率方面,结果显示艾司西酞普兰试验组不良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这可能与艾司西酞普兰的作用机制有关,艾司西酞普兰对5-HT转运体选择性较好,对5-HT1-7受体、多巴胺D1-5受体、多巴胺D2、肾上腺素能受体、组胺H1、胆碱能受体、苯二氮类和阿片受体没有或很低的亲和力,其有较好的耐受性,几乎无抗胆碱能作用,对心血管系统无反应且对Na+、K+、Cl和Ca2+离子通道也无亲和力[17],所以不良反应更少。

本研究共纳入8个RCT,纳入研究数量不多,样本量不大,有一半研究随机方法不明确,纳入研究中无1篇采用分配隐藏,仅1篇采用盲法,这提示纳入的文献总体质量不高,可能对本次研究结果有一定的影响。纳入研究的用药周期较短,缺乏对长期用药疗效及安全性的评价。试验组与对照组中相同药物的剂量也不尽相同,药物剂量的不均等也可能造成实验结果的偏倚。

焦虑的中国人 篇10

由于梅因的“从身份到契约”运动思想的提出, 导致了我国很多法理学者把取消基于身份的特权作为我国现代法理学研究的重点, 并把它法治建设要达到的目标。但对法治较为完善的发达国家的法理学“身份”问题进行分析后会发现, 在这些国家, 特权越来越少, 但是对“身份”问题的探讨依然是它们法理学研究的重点。本文分析的“身份”是指法理学范围内人民的社会“角色”。

一、中国法理学者出现“身份”焦虑的表征

中国法理学者追求能够改变法理学缺陷, 提高我国法治社会的发展水平的身份, 法理学者身份的多样性, 导致了他们产生焦虑心理。

(一) 法理学学者产生政治焦虑希望能够跻身“统治阶级”

早期, 法理学学者一直焦虑自己能否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 他们担心自己提出与马克思主义相反的理论, 因而在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是, 刻意地将自己的理论划分到无产阶级的层次, 并在理论中提出自己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见解。当时, 中国的法理学学者都在进行法律阶级本质的探讨, 但是在本质上严重的阶级对立现象在中国大陆是不存在的, 资产阶级的概念只是中国人民群众主观臆断的。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 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这就导致了中国出现贫富差距, 进而在主观上以财富的拥有量对中国人民群众进行了阶级划分, 这时候经过长期的发展, 法理学学者刚刚解决了由统治阶级身份产生的焦虑, 正在这个时期, 国家宣布将知识分子纳入工人阶级的范畴, 在法理学学者心中知识分子成为“统治阶级”。引起了他们对体制的探讨, 他们担心体制限制自由, 并滋生权利滥用问题, 他们大都主张对现有体制进行改革, 来表达对自己身份的不满

(二) 法理学研究中的“国别”身份焦虑

改革开放后, 西方法理学传入中国, 于是就产生了“中国的法理学在根本上是不存在的, 中国当今的法理学是西方法理学在中国的传播”的断言, 而中国的法理学学者对此断言心怀不满。中国的法理学是对西方法理学的完全吸收, 并没有根据中国文化底蕴、中国国情来进行改革, 并不能在中国取得较快的发展速度。中国学者缺乏自己独到的见解, 他们只是简单的将西方法理学重要文献翻译成汉语, 并提供给大家学习、研究。这就引起了法理学者对中国法理学国别身份的焦虑, 他们正在思考中国的法理学是对西方人学术的拓展、西方学术思想的传承, 还是为了适应中国国情发展的新学科。

(三) 困惑法哲学或法理学学科的独立性

我国当下的法学教育通常都是向学生介绍中国的法律, 使同学在心中形成基本的法律体系的轮廓, 在教授过程中, 往往使用西方的法律原则来进行侧面教学。这样的教育缺乏自己的保守性, 在根本上, 中西方法理学学科有相反的保守方向。西方法理学是对自由、平等、人权等法律价值的保守, 中国则把西方法理学的保守内容视为激进思想。

二、身份焦虑的积极意义

法理学方面引起“身份”焦虑问题, 能够引起大家的忧患意识。

(一) 身份焦虑可能引起人们思考法治问题

法国思想家卢梭长时间具有身份焦虑现象, 但是他却形成了自己对法治、自由、平等等思想独到的见解, 他编写的《社会契约论》引起了世界思想界的共鸣。“思维方式”能够决定自己的人生方向。法理学主要研究方向是:研究在实际生活中实现法治, 是对时间观和方法论的探讨。社会矛盾突出、法治难以实现等问题使学者产生“身份”焦虑。季卫东教授曾经说过“中国社会要积极进行司法改革, 仅仅从理论方面来促进中国实现法治是远远不够的”, 这句话侧面评价了法理学家当今的理论地位, 笔者认为他的观点能表达法理学学者希望摆脱尴尬身份。

(二) 身份焦虑能够使大家正确认识自身的社会角色

中国在进行法学教育时, 就把法理学列为中国法学教育的必学课程, 再后来的法理学教育中, 有关机构又把它列为教育重点科目, 而在其他大多数国家, 法理学都是一门选修课, 这证明了中国法理学的地位并不低。但这对法理学的身份焦虑并不能起到消除作用。中国法治逻辑中, 个人高于集体。当个人的努力得不到社会的认可时, 往往会使大家对自己的社会角色进行思考, 正式由于对身份的追求, 减少了大家的焦虑。法理学学者希望能够通过立法的形式将法理学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法律, 然后融入大家的生活中。

三、身份焦虑会产生负面影响

之所以能够产生身份焦虑是由于自己渴望的利益难以实现。适当的焦虑能对人的思维产生积极影响, 过度的焦虑就会产生抑郁, 甚至影响人们的健康。

结语

中国法理学的身份焦虑问题在根本上没有摆脱西方法理学的束缚, 中国学者应该结合我国国情, 从法理学的角度, 推荐建设法治中国。

参考文献

[1]陈金钊.中国法理学研究中的“身份”焦虑[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4, 04:145-153.

[2]吕明.政策是什么——对我国法理学研究“去政策化”现象的反思[J].法学论坛, 2010, 03:102-107.

[3]张超, 李陆欣.法社会学在中国法理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J].改革与开放, 2013, 16:51.

中国股市的生态焦虑:失衡与冒进 篇11

那么，根据生态理论，当前的中国股市存在哪些问题呢?简单来说，就是失衡与冒进。所谓的失衡，是指在包括供应与需求、投资与回报、风险与收益等方面，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现象，这使得市场缺乏内在的良性运行的条件，进步迟滞，矛盾丛生。而在这些现象的背后，一个很本质的问题是，主观推动下的市场发展在相当程度上与客观存在的市场实际存在差距，在不少地方市场出现了冒进。进一步说，正是这种冒进，带来了市场的失衡，从而令中国股市的生态显得十分严峻。这里，大家不妨思考这样的现实：2000年，中国股市就上涨到了2000点，而现在已经是2011年了，股市仍然徘徊于2600点。这不但与中国经济相脱节，而且在众多发展中国家市场中，也是属于后进之类。这就清楚地表明，这个市场是存在很大问题的。

股市供求的失衡

下面，具体谈谈中国股市生态失衡的几个最基本问题。第一个失衡的是供求关系。

股票市场作为一个交易市场，其价格稳定的前提应该是供求的基本平衡。在中国这样一个实行审核制的国家中，股票的发行与上市以及再融资，都是受到严格制约的。按理来说，不会导致长期的供求失衡。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20多年来，中国股市一直存在供求失衡的问题，过去曾经是以暂停新股发行的方式来予以调节。但是近几年，这种方式已经不再有效。这是因为，一方面市场规模大了，供求失衡的状况日趋严重，已经不是停几个月发行新股可以解决；另一方面，由于供应的扩大在相当程度上与“大小非”、“大小限”有关，这种根据相关日程排定的供应增加，是不可能再用其它方式予以限制的。这就是说，现在股票的供应实际上有着很强烈的刚性特征。

但是，在股票的需求上，则是多年来处于停滞状态。自2008年以来，股市已经鲜有明显的增量资金进入，而通过各种形式从股市上套现离场的资金是越来越多了。反映在成交金额上，就是高峰时段越来越短，而且高峰的峰值也越来越低，日均成交水平在持续下降。

一方面是供应源源不断，甚至在国内企业还在排队上市的时候，就在考虑要引进海外企业来上市了。还有，不但符合条件的企业要上市，另外又在设计搞柜台交易，让那些现在还不符合条件的企业也能够挂牌交易。应该说，无论是国际板还是新三板，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说都是必要的，但在供求失衡如此严重的时候，它们的出现就未必是最理想的安排。这也就难怪股市二级市场对于国际板与新三板之类，闻之会噤若寒蝉。

投资与回报失衡

如果说仅仅是供求失衡，那么这种失衡在理论上就不会是长期的，因为一个有投资价值的市场，总能够吸引投资者参与。在市场有效的条件下，不可能有持久的价值洼地。这道理很简单，就是资金总会向有高回报的地方流动，而且这种流动不可能被人为的行政措施所抑制。但是，就中国股市而言，这么多年来的一个现实问题是，投资者买进股票，如果不是在二级市场获得差价收入的话，那就没有其它盈利的可能。多年来，上市公司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重融资，轻回报。

在几年前，还曾经有个别绩优公司，号称多年来给投资者的回报已经超过了它所筹集的资金。不过，随着近年来其再融资的实施，就再没有上市公司反哺投资者的资金超过融资资金的案例了。有人计算过，现在每年投资者为买卖股票所支付的佣金与缴纳的印花税，远远超过上市公司派发的现金红利。这就是说，如果没有后续资金入市，那么股市一年交易下来，存量资金会越来越少。钱少了，股票还要增加，那么这个时候就只能让股市跌下来了。也许有人会说，现在也有一些上市公司，分红还是很慷慨的，股息率要高于银行存款利率。的确，别的不说，现在一些银行股就是这样的。但是，大家不要忘了，这些银行股左手给股东分红，右手又在向股东要钱，而相关的法规也要求上市公司进行再融资的条件之一就是要实施现金分红。这样的游戏，导致投资者无限度地付出，投资与回报严重不对称。于是，也就有了第二个失衡，使得公司失去了长期投资的价值，参与者不得已而以投机为基本盈利手段。

总是有人指责中国的投资者不理性，但是现在即便是那些号称是以价值投资为理念的机构投资者，不也同样以开发“高频交易”模式为亮点吗?在这样的背景下’股市怎么可能会有良性发展的空间呢?

收益与风险失衡

第三个失衡，即收益与风险失衡。投资者参与股票投资，出发点是想通过有效的操作，获得良好的收益。投资者都知道市场是存在风险的，他们之所以不回避风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都在想象根据最一般的市场规律，高风险的市场应该有相应的风险补偿存在。这种状况，在2005-2007年的股改时，的确表现得很突出。作为对股市实现全流通的一种风险补偿，上市公司大股东向流通股东支付了一定的对价。也因为有了这样的风险补偿，股市走出了一波大牛市。但是，在股改以后，人们发现，一方面股市的风险还在堆积，譬如新股发行市盈率要高于市场同类品种的二级市场市盈率；另一方面却没有什么制度来限制这种风险，更不要说是提供风险补偿了。进而，随着股市规模的日益膨胀，其与宏观经济的联系也变得十分密切，结果在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就难免为调控政策所累。虽然，很多调控政策的出台，并不是针对股市的，但是在实践中，这些调控都不可避免地对股市产生了向下的拉动。最典型的例子是，自2010年4月房地产调控全面开始以来，全国的房价并没有什么下跌，但是房地产股票却已经跌得不像样了。少数几个表现尚好的房地产股票，其主业已经在悄悄转型，开始涉及矿业投资了。这表明在股票市场上，收益与风险是不匹配的，讲得更为明确一些，就是风险投资得不到风险补偿。

中国经济在世界上应该属于优等生，而中国股市呢?大家都知道，在2010年，其在世界的排名是倒数第二。股市风险经常被人为放大，市场本身缺乏最基本的抗御风险的能力，以致无法成为反映经济状况的晴雨表。这表明，由于第三个失衡，即收益与风险失衡的存在，市场本身已经不具备良性循环的能力。

焦虑的中国人 篇12

在5-HT1AR众多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位点中,位于转录调节区C(-1019)G(rs6295)的多态性,尤为引起关注[5]。目前,国外已有5-HT1AR基因C(-1019)G(rs6295)单核苷酸多态性与焦虑障碍相关的报道[6,7],国内也有学者对五羟色胺转运体基因多态性与广泛焦虑障碍(general anxiety disorder,GAD)的相关性进行报道[8,9],但未见5-HT1AR基因C(-1019)G(rs6295)单核苷酸多态性与焦虑障碍的相关报道。因此,本研究探讨5-HT1AR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位点C(-1019)G(rs6295)是否和汉族人群焦虑障碍(GAD和PD)相关。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2014年2月-2014年12月在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临床心理科和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精神科门诊就诊或住院的患者。GAD患者210例,其中男性85例,女性125例;年龄18~60岁,平均(36.4±12.1)岁。惊恐障碍患者109例,男性45例,女性64例;年龄18~60岁,平均(33.2±10.6)岁。纳入标准:①符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Ⅳ,DSM-Ⅳ)中广泛性焦虑障碍或惊恐障碍的诊断标准;②排除继发及共病情况;③汉族。排除标准:①患有严重躯体疾病者;②精神活性物质滥用者;③有自杀企图者;④妊娠或哺乳期妇女。广泛性焦虑障碍诊断标准:①对于许多事件或者活动(比如工作、学习成绩等),呈现过分的焦虑和担忧(担忧的期望),至少持续≥6个月;②患者感觉难以控制自己不去担忧;③焦虑和担忧有以下6种症状中≥3项(在6个月中,多数日子里有至少几种症状),a.坐立不安或者感觉紧张;b.容易疲劳;c.思想难以集中,或者头脑一下子变得空白;d.易激惹;e.肌肉紧张;f.睡眠障碍(入睡困难或经常醒转,或辗转不安、令人不满的睡眠)。惊恐障碍诊断标准:①反复有不期而来的惊恐发作,一段时间有强烈的害怕或不适,≥4项下述的症状突然出现,且在10 min内达到高潮,a.心悸、或心率加快;b出汗;c震颤或发抖;d气促感或窒息感;e喉头哽塞感;f胸部疼痛或不适;g恶心或腹部不适;h头昏失平衡感、头重脚轻、晕厥;i现实解体(非真实感)或人格解体(感到脱离自己);j害怕失去控制或发疯;k害怕即将死亡;l感觉异常(麻木或针刺感);m发冷或潮热。②≥1次发作后10个月内存在以下≥1项:a.继续担心再度发作;b.忧虑发作所产生的影响或后果(例如失去控制、心脏病发作、将会发疯);c.与发作有关的行为显著改变。

对照组来源于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职工、进修医生、实习医生及体检中心体检者。纳入标准:①没有符合DSM-Ⅳ诊断标准的精神疾患;②汉族;③中学及以上文化程度;④愿意参加本研究。排除标准:①患严重躯体疾病者;②妊娠、哺乳及药物滥用者。对照组300例,其中男性141例,女性159例;年龄18~60岁,平均(35.4±10.7)岁。所有入组对象签署知情同意书。广泛性焦虑症、惊恐障碍患者与对照组年龄、性别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实验方法

1.2.1 临床资料采集

所有入组对象经2位副主任及以上医师明确诊断,并由经培训过的专职研究员完成基本人口学资料和包括首次发病年龄在内的临床资料采集,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nanxiety scale,HAMA)评定疾病严重程度。

1.2.2 DNA提取

所有研究对象在完成临床资料采集后,于清晨空腹抽取肘前静脉血10 ml,乙二胺四乙酸(ethylene diamine tetraacetic acid,EDTA)抗凝,总DNA抽取试剂盒为北京天根生化科技有限公司的Axy Prep-96全血基因组DNA试剂盒,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DNA抽取,提取的DNA置于-70℃冰箱冷冻保存待测。

1.2.3 SNP位点多态性检测

5-HT1AR基因C(-1019)G(rs6295)位点多态性检测由上海翼和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完成,采用高温连接酶检测反应基因芯片(ligation detection reaction techniques,LDR)技术测定基因多态性。rs6295正向引物:5'-ACGGAGGGTACCGTTTTGTTG-3',反向引物:5'-CCCAGAGTGGGCAATAGGAGA-3'。LDR探针系列分别为rs6295_modify:5'-PTTTTTAAAAAGCTACCTCCGTTCTCTTTTTTTTTTTTTTTTTTTTT-FAM-3';rs6295_C:TTTTTTTTTTTTTTTTTTTTTTGGAAGAAGACCGAGTGTGTCTTTCG;rs6295_G:TTTTTTTTTTTTTTTTTTTTTTTGGAAGGAAGACCGAGTGTGTCTTCC。LDR反应原理为高温连接酶一旦检测到DNA与互补的寡聚核苷酸接头对应处存在基因点突变类型的碱基错配,则连接反应就不能进行,通过温控循环该特异性连接反应可反复进行,达到线性扩增的效果。用Genemapper进行数据分析,位点的分型截图见附图。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6.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用χ2检验,分别比较GAD组、PD组及对照组的基因型、等位基因分布差异,并与广泛性焦虑症,惊恐障碍进行关联分析。用Hardy-WeinderggDiagnostics Version 2.0软件分析基因型、等位基因频率是否符合Hardy-Weinderg平衡定律,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SNPs位点的检测结果及Hardy-Weinberg遗传平衡检验

采用Hardy-Weinberg遗传平衡(H-W平衡)检验,对rs6295的SNPs基因型和等位基因进行检验,发现其符合H-W平衡定律,其等位基因频率也符合H-W平衡定律。

2.2 各组SNPs位点基因型和等位基因分布的频度比较

研究发现,GAD+PD组rs6295位点的基因型频度为CC 9.1%(29/319),CG 39.8%(127/319),GG 51.1%(163/319),其等位基因频度为C 29.0%(185/638),G71.0%(453/638);对照组rs6295位点的基因型频度为CC 7.3%(22/300),CG 32.0%(96/300),GG 60.7%(182/300);其等位基因频度为C 23.3%(140/600),G 76.7%(460/600),经χ2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5.912和5.238,P=0.206和0.073)。本研究还探究rs6295位点的基因型和等位基因是否与性别差异有关。研究发现,男性GAD+PD组rs6295位点的基因型频度为CC 10.0%(13/130),CG 38.4%(50/130),GG 51.5%(67/130),其等位基因频度为C 29.2%(76/260),G 70.8%(184/260);男性对照组rs6295位点的基因型频度为CC 7.1%(10/141),CG 29.8%(42/141),GG 63.1%(89/141),其等位基因频度为C 22.0%(62/282),G78.0%(220/282),经χ2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4.213和4.218,P=0.378和0.121)。女性GAD+PD组rs6295位点的基因型频度为CC 8.5%(16/189),CG 40.7%(77/189),GG 50.8%(96/189),其等位基因频度为C 28.8%(109/378),G 71.2%(269/378);女性对照组rs6295位点的基因型频度为CC 7.5%(12/159),CG 34.0%(54/159),GG 58.5%(93/159),其等位基因频度为C 24.5%(78/318),G75.5%(240/318),经χ2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3.259和2.637,P=0.516和0.268)。见表1~3。

例(%)

例(%)

例(%)

3 讨论

5-HT1AR基因位于5q11.2~13.1,是哺乳类动物脑中表达最多的亚型之一[10,11]。5-HT1AR作为突触前自主受体和突触后受体同时起作用,自主受体被5-HT或5-HT1A激动剂激活后可以减少5-HT能神经元的放电频率,继而减少神经末梢投射区域5-HT的合成、转运及释放。同时其还通过负反馈系统,调节突触间的神经传递。突触后5-HT1AR的激活将引起细胞膜的超极化,从而降低神经元的兴奋性,因此5-HT1AR是5-HT系统神经传递的重要调节因素[12]。

位于5-HT1AR基因上游调控区内的C(-1019)G基因多态性引起人们的兴趣,其所在区域内有一个26 bp不完全的回文结构,而C(-1019)G多态性位点与5-HT1AR基因的双重抑制因子作用类似,核畸形表皮自调节因子-1(deformed epider-mal autoregulatory factor 1,DEAF-1)相关蛋白(nu-clear DEAF-1-related protein,NUDR-protein)与发状分裂相关增强子(hairy and enhancer of split 5,Hes5)相邻。而C(-1019)G多态性位点能影响NUDR及Hes5的表达,使5-HT1A突触前、突触后受体表达受影响,导致5-HT系统神经传递发生异常改变,增加羁患精神障碍的风险[13]。FAKRA等[14]的研究进一步表明,C(-1019)G的C/G和G/G基因型与C/C型比较,能显著降低与威胁有关的杏仁核反应,而杏仁核被认为是情绪反应的中枢。因此本研究选取5-HT1AR基因C(-1019)G(rs6295)单核苷酸多态型与焦虑障碍(GAD和PD)进行关联分析。

本研究首次报道,5-HT1A的C(-1019)G基因多态性与中国汉族人群焦虑障碍(GAD和PD)的关联研究。本研究未发现,rs6295的3个基因型与焦虑障碍(GAD和PD)有关联。考虑到女性比男性更容罹患焦虑障碍[15],本研究进行亚组分析,以期寻找影响焦虑障碍性别差异的生物学基础,但也未发现C(-1019)G多态型在性别中有差异。与CHOI[15]、CHIPMAN[16]、HETTEMA等[17]的研究结果一致。

考虑出现本研究结果可能是因为:①5-HT1AR的C(-1019)G的多态性位点位于5-HT1A 5’端启动子区域,尽管其多态性导致转录活性的改变,影响所翻译的蛋白质产物表达,但是该产物可能对引起焦虑障碍(GAD和PD)的脑功能环路作用不大,推测该位点可能不是焦虑障碍(GAD和PD)的功能位点。②本研究仅考虑基因、性别因素在焦虑障碍(GAD和PD)病因中的作用,未将人格、生活事件和心理社会等因素纳入本研究行进一步分析,而既往的双生子研究证实,广泛性焦虑的遗传度约为37%[18],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将基因—环境因素的交互作用加以考虑,以完整的阐述焦虑障碍(GAD和PD)的病因学机制。③本研究样本量较小可能会影响检验效能,导致假阴性结果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