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的中国经济

焦虑的中国经济（精选12篇）

焦虑的中国经济 篇1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 要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居民消费需求。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 扩大内需对于我国保持宏观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言而喻。但是, 扩大内需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棘手的难题。在崭新的经济发展阶段, 我国应该如何着手以有效解决这一难题呢?日前召开的“2010年首都经济学界新春论坛”上, 来自首都经济学界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就如何扩大内需, 实现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转型展开深入讨论。扩大内需作为解决中国经济结构性矛盾的重要途径, 虽然已有共识, 但在经济学家眼中, 扩大内需的具体切入点却有所不同, 对如何扩大内需的意见和建议也各具特色。与会专家的共识是, 扩大内需是一项系统工程, 应当统筹兼顾、多管齐下。

动力切换结构转型已经刻不容缓

“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表明, 改革是不竭的发展源泉, 只有通过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 通过体制转型来促进内需增长和国民经济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刘迎秋认为, “当我们度过国际金融危机, 并将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时, 转型问题已经变得更加鲜明、更加现实、更加紧迫”。

在刘迎秋看来, 第一, 从美国的次贷危机到国际金融危机, 再到美国在世界上信任度的下降和人民币声望的提升, 国际经济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实现转型;第二, 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 要求我们用转型的方式促进新的发展;第三, 我国今年开始进入到追赶和超越美国的阶段, 按照美国经济每年2%的平均增长速度和我国经济每年9%的平均增长速度计算, 大约还需要15年, 超越的过程中需要的不是一般的改革、一般的发展, 而应该是整个思路的转型。

这种“思路”的转型, 即坚持走扩大内需、有效改善民生的道路, 同时正确处理内需和外需的关系。如果没有思路的转型和内需的启动, 在新的发展阶段用转型的方式促进新的发展, 必然会遇到很大挑战。

人所共知, 2009年我国宏观经济实现了超预期的、政策刺激性的反弹。但从总体上看, 这种复苏是不稳定的, 毕竟其结构不平衡性、动力不稳定性的特征已经凸显。“促进消费需求持续较快增长, 继续保持合理的投资规模”, 自然地将成为2010年的消费和投资政策重点。

此外, “作为一个大国, 我们不能把经济增长的基础长期建立在对外部市场的过度需求上”,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邱兆祥认为, “以往那种‘大进大出’的经济增长方式应当逐步改变”。他坦言, 在后危机时代, 外资的需求是中长期的趋势。虽然金融危机没有改变中国制造业的全球比较优势, 我国外贸出口“不会太差”, 但2010年很难达到2008年2.5万亿美元的出口规模, 金融危机在外贸方面的影响要到2011年才能恢复。

邱兆祥据此提出, 调整需求结构的重点在于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扩大消费需求, 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应当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长期战略方针。

那么, 我们所期待的消费“井喷”能否实现呢?显而易见, 消费增长的关键还是收入分配问题, 而收入分配问题是艰难的改革问题, 短期内很难有大的突破。

提高收入扩大内需首重消费能力

如何扩大消费需求?关键是要让老百姓能消费、敢消费。长期以来,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主要向企业和财政倾斜, 居民收入增长相对较慢, 直接制约了消费增长。目前, 消费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约三分之一, 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而居民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还在不断下降。要想让老百姓手中有钱、能消费, 就必须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 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的消费能力。

“数据显示, 1985年以来我国内需在GDP中的比重其实并不小, 但最终消费的占比却不大, 近几年还有缓慢下降的趋势。而与此同时, 随着经济的发展, 近几年还出现了收入差距扩大, 劳动者报酬在GDP中占比缓慢下降的情况, 这些对于扩大消费, 进而拉动内需都是不利的因素”, 针对促进内需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泊溪指出, 进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切实提高居民收入和劳动者报酬应该成为扩大内需优先考虑的问题。

“低收入者、农民、农民工、80后、90后, 都有很大的消费需求, 但问题是这批人都因为收入不足而没有支付能力”, 中国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强调, “要解决我国的内需问题, 首先需要通过市场机制解决这些人的收入问题”。

“刺激消费已非当前拉动内需的主要环节”,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与公共管理教研室主任王占阳支持汤敏的建议, “现在的主要问题不是人民缺少消费愿望, 而是有消费欲望的大多数人没有必要的消费能力”。

他认为,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是现在必须作为重点考虑的。初次分配非常重要, 我国工资水平从长远来看必须大幅度提高, 但是在短期内大幅度提高工资水平势必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必须要有一个过渡。所以, 目前主要应该解决二次分配问题。王占阳向记者表示, 2007年我国政府总收入是9万亿元, 而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仅仅是10万亿元, 基本上是1∶1。可见, 二次分配必然会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在拉动内需问题上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短期内拉动内需靠二次分配改革, 真正建立公共财政制度。

金融改革扩大内需有赖体制抓手

“我国目前最有消费意愿的人群大多是新生代的年轻消费者, 他们虽然有着很强的消费愿望, 但却缺乏相应的支付能力。进一步的金融体制改革, 目的就是在现有的金融机构之外, 鼓励更多面向小企业、服务业的中小型金融机构的发展, 从而扩大就业、增加收入”, 汤敏表示, “扩大内需, 其抓手是要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

汤敏介绍说:“去年上半年的7.3万亿贷款里, 大中型企业拿了整个贷款的91.2%, 300人以下的小企业只拿了整个贷款的8.2%左右, 却创造了绝大多数的新增就业。”因此, 未来金融改革非常重要的方向之一, 就是要建立起一个能够为小企业融资的机制。这个机制一旦建立起来, 劳动力市场才会紧缺, 人们的收入才会不断增加, 从而为扩大内需提供前提。

关于金融体系怎样向中小企业倾斜, 汤敏认为:“现在不是理论问题, 甚至都不是政策问题, 而是一个执行的问题。包括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消费信贷公司等机构, 怎样让它扩大规模并真正活跃起来, 是需要我们真正思考和研究的。”

对于80后、90后的消费能力不足的年轻人, 汤敏建议应该通过消费贷款的方式或者金融方式来解决其消费问题, 当然这需要进行一系列的金融改革来实现。对此, 中国社会科学院企业经营管理研究室主任张承耀持有相同观点。他认为, 扩大内需要大力发展消费信贷, 银行信贷放在生产领域不如放在消费领域。美国的次贷危机是因为消费信贷太多了, 而我国则是消费需求不振、消费信贷不发达。在个人征信系统日益完善的当前, 扩大内需就是要鼓励消费者利用消费信贷提前消费、分期消费, 通过金融方式解决即期消费能力不足问题。

城市化扩大内需抓住空前时机

“最大的内需在于中国的城市化”, 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指出, 目前我国正加速进行的城市化是扩大内需的关键节点, 给扩大内需提供了机会。

辜胜阻说:“美国有人写了一本书《谁来拯救美国?》, 答案是9亿有巨大的潜在需求而没有现实需求的中国农民。”他分析道, 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说要放开中小城市的户籍, 一系列配套举措马上要出台。1.5亿农民工, 加上他们的家属大概3亿人, 如果能全部实现市民化, 仅仅简单的低水平住房这一项起码就能拉动20万亿元的内需。

辜胜阻特意强调,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 要引导更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 在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 把农民变成市民、把蓝领变成白领。同时, 通过金融、财税等政策的引导, 鼓励这部分新兴城市人口从简单的打工、就业向自主创业转变, 从而为扩大内需创造更大的空间。

与城市化相关, 张承耀也提出了一个具体的突破口——大力发展轨道交通。“中国‘衣’和‘食’都解决了, 但‘住’和‘行’没有解决。‘住’的本质是‘行’, ‘行’解决好了有助于‘住’的问题的解决。”他举例说:“伦敦、巴黎市民都住在郊区, 开着小汽车, 到郊区接合部乘地铁上班。现在北京的天通苑有类似的试点, 车开到地铁口后, 不是按小时计费而是按天计费, 有了这么点意思。而困难在于, 城区的地铁没有形成网络, 北京说要搞500公里地铁就很了不起, 但是须知东京的郊区铁路大概有2000多公里。”张承耀认为, 大力发展轨道交通, 同时也会解决城市高房价的问题, 有助于消灭城乡差别, 从而能够为扩大内需提供保障。

焦虑的中国经济 篇2

近日，360搜索联合中国平安健康险发布国内首份《中国“癌症焦虑”大数据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统计了不同年龄、性别、星座的受众对癌症的焦虑程度和种类，以及致癌原因，抗癌就医等其他方面信息。

年轻人更易焦虑

不同于人们认为年纪大的人更容易对疾病产生焦虑心理的惯性思维，报告数据显示，25到34岁的年轻人更容易癌症焦虑，占比高达49%。

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转型步入压力社会，25到34岁的年轻人需要应对来自房价、工作、赡养父母的多重压力，难免会对各种疾病产生畏惧心理。另一方面，癌症早期各种身体不适的症状类似食欲减退、头疼乏力等病理反应，也年轻人焦虑患癌的一个重要因素。

肺部、胃部成两性共同重点关注对象

报告显示，不同性别的人焦虑的癌症种类并不尽相同。男性最焦虑的十大癌症中，肺癌、直肠癌所占比例较高。而由于生理构造的不同，女性更怕患上乳腺癌、宫颈癌等。

尽管如此，人们对“肺癌、胃癌”的焦虑却是惊人的.一致。睡眠严重不足、饮食几无规律、工作和心理压力过大，以及对胃部不适或胃部感染幽门螺杆菌不以为然，都是越来越多中青年人患胃癌的主要因素。青年人最近几年胃癌的发生情况经常在我们身边看到，胃癌不再是老年人专利，我们认为胃癌是越来越年轻化了，青少年胃癌的患病率一直高速上涨。一项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近5年来，19至35岁的青年人胃癌发病率比30年前翻了一番，可见大家对癌症的关注度、焦虑度都如此之高并不无道理。

三聚氰胺、空气污染致癌风险等级较高

三鹿奶粉中三聚氰胺含量超标事件余威不减，报告中显示33%的参与者都将三聚氰胺列为危险等级的第一级。可见，人们对饮食安全的关注度正在逐渐增加。

除此之外，人们对空气污染致癌的焦虑也占较高比例。研究显示，拥有大量人口、正处在快速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出现了空气污染加剧的情况，亚洲地区是空气污染较为严重的地区，其中包括中国，随着暴露在颗粒物和空气污染中程度的增加，罹患肺癌的风险也相应增加。

公众保险意识增强，接近半数愿意参保

74%的人在癌症焦虑产生之后，会选择搜索调整饮食结构、注意饮食习惯等方式的相关信息，以改善自身状况避免患病。43%的调查参与者愿意购买保险以降低癌症在经济上带来的危害，而在购买保险时，保险理赔、保险种类是用户重点关注的两大因素。

中国经济的后奥运焦虑 篇3

急跌的可能性不大

北京奥运会的总投资规模，可能超过400亿美元，这个数字超出过去108年现代奥运会历史上的所有举办城市的所有投资之总和。400亿美元无疑是一个大数目，不过分散在四年投资，每年不过100亿美元，中国经济GDP超过3.3万亿美元，北京市的投资仅占全国总投资的1.8％。在2008年8月以前，中国经济增长不是靠北京的奥运投资撑起来的，之后也不会因没有奥运投资而垮下去。从投资意义上看，北京的体育场馆、酒店道路对中国经济的实际推动作用并不大，因此奥运之后经济出现急跌的机会也不大。

事实上中国经济的增长风险，似乎已经减少。最近去过上海的人，发现那里到处都是地铁工程；去过重庆的人，发现那里到处都是道路、桥梁建设。中国省市两级的地方政府刚完成换届过程，新上任的省长、市长不约而同地要求在经济上有所作为，一轮新的基础建设投资已经展开。

地方政府五年一次的换届，例必带来投资反弹。1993年如此，1998年（尽管遭遇亚洲金融风暴）如此，2003年（尽管遭遇ＳＡＲＳ）也是如此。笔者相信在2008年，地方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一定不会少。其实3月份开始，地方政府的招商、投资活动明显在加速。

中国的出口，相信在今年很难不受美国衰退的影响，何况下半年还有欧洲、日本经济放缓。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的出口企业，已经深受人民币升值加速、工人工资激增、材料能源价格暴涨的影响，去年推出的削减出口退税、两税合一带来更沉重的经营负担。今年新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冲击甚大，劳资关系恶化，出口业的确面临严峻挑战。

不过内需增长至少可以部分抵消出口产业的负面因素。除去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的消费增长也在加速。今年第一季度零售消费增长接近２１％，为十年以来最高。服务性消费和农产品消费，正成为带动整体个人消费的两大主力。而且政府目前的负债比率已经降到近十年的最低。如果有需要，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通过财政扩张政策，抵挡可能出现的增长失速。在亚洲金融风暴期间，朱镕基便是依靠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渡过需求不足难关的。笔者不相信中国经济会在奥运会之后失速。

股市、房市，是最弱的一环

中国的股市、房市，是经济中最弱的一环，也是最容易出事的地方。股市、房市在2006至2007年的暴涨，的确加大了资产价格暴跌的可能性。不过股市、楼市在过去一年的持续下跌中，在相当程度上释放出了调整的动能，减少了进一步暴跌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股市还是楼市，政府的言论最近均由吹冷风改为吹暖风。至少在政策层面上，中国政府再度强力打压股价、楼价的可能性不大。

与股市相比，房地产市场的风险可能更大一些。自去年第四季度以来，房屋销情急转直下，开发商的售房回款大幅下降。在银行贷款基本断绝，Ａ股融资受到政策性歧视之下，开发商将希望全部放在香港上市上。当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已，Ｈ股ＩＰＯ难产时，相信一批开发商都面临着资金链断裂的威胁。笔者估计不少开发商熬不过今后的六个月。但是整体经济处于负利率时期，流动性大量过剩，因此其他公司愿意趁机吸纳土地储备。相信资金短缺的开发商，可以通过卖地度过财政困难，房价不至于因此大跌。

最大挑战是通胀

奥运会后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可能并非增长失速，而是通货膨胀升温。食品通胀的最坏时期，应该在2008年上半年。随着灾害影响的消失和统计基数的提高，食品价格应该出现回落。不过价格从来是易升难降，食品价格的回落速度不会快，同时国际粮食价格飙升也会影响国内粮价以及价格预期。

最大的担心来自工资的上升。在已知的第一季度上市企业的季报中，工资成本激增几乎成为例牌，而且劳工短缺明显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笔者相信，在通胀预期加剧之下，工资上涨已成普遍趋势，而随后出现全面通胀的可能性甚高。除了食品价格过高，遍地出现“油荒”、“电荒”外，一些十几年都未涨过价的产品（如冰箱、可口可乐）开始涨价。成本压力，似乎在通过各种渠道拉动价格上升。

中国在2009年出现双位数通货膨胀，并非天方夜谭。这种发展暂时还不是笔者目前认为最可能发生的状况，不过出现此状况的风险与日俱增。这个可能是奥运会后，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

[编辑 胡 浩]

焦虑与期待中的中国快递 篇4

主持人语:中国快递业可能让很多人有美好的憧憬。据最新的数据显示, 中国快递业的年增长率达20%以上, 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地区。而这其中, 民营快递的行业规模和市场份额日渐增大, 特别近十年来, 每年都以120%~200%的速度递增, 远远高于国内快递市场的增速。单从这些数字来看, 身处局外者或许惊奇欣喜, 但身在其中者却焦虑彷徨, 这就是中国的快递业。因此, 有人问, 中国的快递市场是否真处在寒流之中?并存于快递市场的机遇与挑战又是什么?

王之泰:中国企业经过近年的迅猛发展, 已经具备了自己的独特优势, 比如在国内快递、区域快递、同城快递方面都有比较强的竞争优势, 网络建设也基本成形。此外, 其廉价的成本和灵活的客户配套功能也是国外企业难以企及的。所以, 国内企业首先要做的, 就是发挥自身的优势, 把已有的特色做足做大, 在所有的变革中, 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谈到挑战, 来自国际的快递企业和中国邮政等方面的竞争还是很激烈的。针对国际快递这一块, 我们竞争起来劣势多一些, 这个劣势主要是我们国际平台没有构建好, 我们对国际运作还不太熟悉。国际方面有很多法律规范快递, 在法律方面、国情方面我们还要有个适应的过程。

徐勇:我调查发现, 凡是做“大”的都没做大, 凡是做“小”的都做大了, 比如做小包裹的做成了世界500强的企业, 像UPS、DHL、联邦快递, 像美国邮政、德国邮政、日本邮政、法国邮政等邮政企业。中国快递的市场潜力非常大, 拥有3亿人口的美国产生了三个世界500强的快递企业 (美国邮政、UPS、联邦快递) , 我认为将来小包裹快递是一个非常大的潜在市场, 中国目前拥有顺丰、宅急送、申通快递三家有影响的民营快递企业, 宅急送过去一直做大货, 从去年开始从事小包裹的快递, 这三家从现在开始都做快递, 宅急送主要是物流配送、电子商务配送, 申通和顺丰都是40个亿以上营业额, 这说明我们的小包裹市场非常好。

夏祖彬:很多快递企业的业务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整个市场的拓展速度会逐步地缓慢下来, 如何做一个有效的市场拓展, 这也是我们在快递市场上看到的最大的问题, 同时我们也看到目前的一些机遇。

电子商务的崛起让民营快递意外抓到了电子商务物流, 很多快递企业开始将信函业务转型到为电子商务物流服务的小件业务领域。2008年5月份到6月份之间整个C2C市场以淘宝网为代表, 每天大约有100万个快件通过快递市场配送, 同时这个市场以200%的速度在增长, 申通从2007年下半年进入C2C商务市场领域, 进入之前通过电子商务产生的快件量平均每天在六万票到七万票之间, 2007年的12月份已经增长到每天的12万票左右。在整个快递业当中这个数字的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 电子商务C2C市场占到申通市场增长模块的80%, 这是一块很大的蛋糕。

这个市场就相当于专业型的销售网络平台, 集合了行业内的一些大企业, 通过网络平台来实现企业的销售, 典型的物流特征是这些生产企业的产品都是在全国各地自己的仓库中, 通过统一的订单系统进行销售, 这就要求快递企业能够在第一时间里及时地响应订单。

目前已经有很多企业通过电子商务的销售渠道作为新兴的市场拓展方式, 像宝鸟等一些传统的企业都通过电子商务这种方式来实现产品的销售, 这些市场在以后将会逐步扩大。传统的企业在以前通过两种方式进行营销, 第一个是经销商的方式, 第二种方式是建立自己的直销队伍, 现在已经出现第三种方式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进行销售, 未来这也是很大的市场。

主持人语:我们看到, 中国快递业背后有一个焦虑的群体, 这个群体就是加盟连锁模式的民营快递企业。在价格低、网络全等优势尽显的同时这个群体存在哪些问题呢?

王之泰:作为民营企业, 基础设施能力不足、技术装备落后、管理分散等也制约着其服务效率。而且由于体制的原因, 民营快递企业与邮政也一直存在着摩擦与矛盾, 给双方的发展都造成了影响。

徐勇:快递市场的潜力很大, 但同时快递行业也存在一些问题。目前快递企业中加盟连锁快递这种模式相当普遍, 这种模式从1993年开始, 那时因为资金有限和法律的因素 (主要是“同业不同策”) 导致加盟连锁的商业模式成为中国快递业中的特例, 而这种情况在国外很少。我们快递咨询网做了一些统计, 每天一万件以上的加盟连锁企业有20家, 所占比例非常大, 同时特许加盟企业占到33%, 加盟企业在中国快递行业地位是不可取代的, 仍是中国快递市场的主力。

实践证明, 特许加盟模式不能实现一体化运作, 就难以改变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就难以通过“有偿派送”理顺“派件多、取件少”之间的成本合理分摊的关系。与此同时, 特许加盟商发展越强“离心力”越强, 加盟商发展越弱“向心力”越差。加盟商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就会不断制约相互之间健康、有序的发展。

夏祖彬:民营快递企业从开始到现在已经发展了十几年, 已经形成初步的规模, 作为之前的一块蛋糕大家都已经吃到嘴里了, 同时大家又都有一些困惑, 我们如何进行二次创业?

目前快递企业面临的一些问题, 第一个便是即将出台的《邮政法》将对部分民营快递企业产生一定的冲击, 包括重量等方面的限制, 不得不使很多快递企业在这方面有所考虑, 在某些方面做一些业务转型。第二, 包括申通、圆通、顺丰等快递企业的服务产品相对是雷同的, 大家提供的是同一个服务, 例如提供从上海到北京一天送达或是两天送到的同一内容的服务, 彼此之间没有太多的差异化的竞争模式。第三个是服务的同质化, 众多民营企业之间服务同质化的现象特别严重, 基本上是这家企业能做到的, 另外一家企业也能做到, 当然顺风是走在比较前面一些的, 没有哪家服务能够做到一个超标准的服务水准。

博弈中的快递

主持人语:《邮政法》成为邮政企业与非邮政企业之间争夺市场的砝码之一, 在您看来, 《邮政法》对快递企业的未来, 尤其是民营快递企业来讲究竟意味着什么, 快递市场标准的缺失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王之泰:第一, 法律的核心要素是“公平”, 当然, 不同制度、不同时期的“公平”概念不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法律, 在经济领域“公平”体现应当是鼓励发展、保护竞争。不能用法律固化“行政垄断”。

第二, 邮政的主要任务, 应当是承担这个领域“基本服务”的社会责任。这应当受《行政许可法》、《邮政法》的法律保护。但是《行政许可法》明确不主张对市场经济的经营性业务实行行政许可。原来的邮政法草案, 把快递这种竞争性的增值服务确定邮政专营, 无论多少重量 (我想本质不在于是50克或者150克) 都是不应当的。

第三, 快递这项业务邮政当然可以做, 但是只有作为市场经济中竞争者之一的身份去做, 就像现在的邮政储蓄业务那样。首先不要企图用法律固化行政垄断的地位;其次, 邮政的快递业务, 也必然应当受《反垄断法》的约束。

第四, 要给民营快递企业一个发展的空间, 但是不能形成对落后保护, 适当的挤压并非坏事。民营快递企业业务创新空间非常大, 不是只有和邮政抢夺阵地这一条路。

徐勇:调查中一些企业表示, 如果目前的《邮政法》第九稿得到立法通过, 其后果则不可想象。所以说, 快递企业是在焦虑中煎熬;可又充满期待, 盼望新邮法有利于中心快递企业。数据显示, 民营快递企业的业务主要由信件 (商务信函等) 、印刷品和包裹构成, 信件和小包裹在企业总业务量中占绝大比例———超过90%。而如果150克以内的所有信函邮政专营后, 同城非邮政快递将会丧失90%左右的业务, 城际间的非邮政快递将丧失30%左右的业务, 这将迫使同城非邮政快递基本“倒闭”。

为什么邮政法始终通不过呢, 原因就在这里。会影响到很多企业的生存, 所以邮政法第九稿、第十稿始终没有通过, 民营企业一直对他们现有的业务影响很大。另外配送企业的车辆什么时候能合法地进入市区这也是我们最关心的。

除此之外, 快递的相关标准还没有出台, 《快递服务标准》刚刚出台有的条款就滞后了。标准中概念性的东西多, 量化的东西少。标准化是快递企业做强、做大的基础, 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础, 是保证快递服务质量持续稳定的基础, 是降低企业运营成本的基础。没有标准, 企业的成本就降低不下来, 服务质量也难以保证, 今后民营快递企业之间的竞争就是企业的标准化体系的竞争, 民营快递应尽快建立企业的标准化体系。

夏祖彬:新邮政法的出台是把双刃剑, 如果企业早做判断, 及时调整战略与策略, 相信新出台的邮政法还是有一定正面意义的。反之, 如果企业不早做准备的话, 可能将对企业带来灭顶之灾, 灭顶有可能言重, 但肯定会对部分企业的经营带来一定的影响。

快递市场标准实际上已经出台, 关键是看其标准的可执行度如何, 是否贴近市场, 是否具有实际操作意义, 这个很重要。

主持人语:《邮政法》只是这个市场缺失的一个内容, 中国快递市场要想成为一个培育世界百强企业的摇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于中国快递市场来讲, 还有哪些因素是企业本身所不能左右的?

王之泰:当前我们国家现在物流发展要有很多工作要做, 不能太轻视它了, 到逐渐建立标准的时候了。尤其是那些基础性的标准, 体系性的标准应该首先建立。现在很多快递企业都感觉有点害怕。别再造成一些我们自己内部的摩擦。业务的竞争不可怕, 就怕体制方面的。

徐勇:快递企业中申诉率比较高的也是加盟模式的公司, 出现的问题主要是延误、丢件、短缺、损毁、服务态度、代收货款等问题, 问题最多的还是在延误, 现在快递公司延误的不能只怪快递公司, 是由于各种客观原因造成的, 比如特殊时期不给通行证, 我们作过一个分析, 在快递延误中由于天气、法律等各种非快递公司的客观因素造成的快件延误占到60%左右的比例。

在非快递公司因素中, 如快递车被交警、运管扣留而不能准时被送达这个损失要由谁来承担?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因此法律法规问题不解决就是对快递的最大制约之一。与此同时, 国家民航局什么时候给予快件优先“配舱权”?现在快递面临的情况是只要有其它货, 尤其是价格高的情况下肯定先上其它货。众所周知, 上海是航空快件最大的一个城市, 每年的8、9月份是航空运输大闸蟹的一个高峰, 其货物经常被“拉舱”滞港, 快件被拉舱是经常的事, 这个便是制约快递发展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可见, 航空快递企业要做大要成立航空货运公司, 顺丰正在申请成立航空货运公司但一直未被批准, 因为政府方面一直没有类似的扶植政策。

大家普遍面临的成本上升问题, 对快递公司来讲最大的成本问题不是燃油单一的因素而是人工运营成本等综合因素, 新的合同法出台以后对快递企业的挑战比较大, 我个人认为出台合同法的实施应该逐步进行, 比如先买意外伤害保险和基本保险, 两年后逐步过渡到购买现在所有的保险, 这个对企业来讲可以减轻一些压力, 现在快递企业面临着谁先涨价谁先死, 谁不涨价谁等死的尴尬局面。

夏祖彬:做为牌局来讲, 要玩首先就需要制定一个游戏规则, 大家都按这个规则出牌, 这个是根本, 所以说作为快递企业来说, 是绝对希望有一个公平的、规范的、完整的、具备一定前瞻性的行业标准以及新邮政法的出台, 这样对政府相关职能管理部门、对企业而言都是具有积极而实际的意义。国家在制定相关行业标准及新邮政法时应从各个角度客观的制定相关法规及标准。之所以有人说是不平等的牌局, 其实际含义也是担心即将出台的法规对企业发展不利, 出现不平等的条款, 这些是企业不能左右的。

打好下一枪

主持人语:我想无论我们曾经以什么样的心态和情绪看待中国的快递业, 都应该看到, 在种种力量博弈背后, 往往是一种实力的体现。而未来这样的博弈, 还将不断地进行下去。虽然说有一些因素已经成为了过去时, 而有一些因素正在成为进行时。所以在多方角力当中快递企业如何更好地生存?诸位认为有哪些政策层面的问题急需解决?

徐勇:建议邮政法的修改本着鼓励竞争、鼓励就业、鼓励规范的原则, 采取资费限制与重量限制二采一的方式实行信件专营, 给民营企业一个生存的机会。另外建议国家发改委牵头协调交通运输部和公安部尽快制定相关法规允许快递车辆进入市区配送, 在法规没有出台前可参照天津市的的办法发给企业“快递专用证”。

建议国家民航局尽快制定相关法规给予快件优先“配舱”权, 我们邮政现在有优先“配舱”权, 民营企业没有优先“配舱”权, 可以讲“同业不同策”, 如果法规迟迟不出台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会造成快递业资金逆转现象, 很多快递企业在法律不明晰的情况下不敢继续向快递投资, 已经开始转向其它行业投资, 社会资本也不会向一个是否违法不确定的行业投资, 不会向一个得不到法律保障的行业投资。经营的行业不合法如何去融资, 企业又如何能做大?

如果民营快递经营信件不能合法化, 将失去一个重大的历史发展机遇!它将延后中国民族快递企业10至20年进入世界500强!美国联邦快递不到30年进入世界500强, 中国快递是从1993年起步的, 在20年的时间里能不能进入世界500强, 除了市场容量以外, 我们的经营环境给快递企业的发展来讲非常重要。中国的民营快递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同样是我们的梦想。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产业链时代, 对于政府有关部门来说, 是扶持民族快递产业链还是保护信件的专营权?孰重孰轻需要从国家快递的产业战略与国家的经济安全定位!

夏祖彬:电子商务配送是民营快递发展的市场机遇, 也是中国快递业容量高速增长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目前需要完善哪些资源有机会来进入到这一个新的领域。从整个行业来讲第一是制定一个适合电子商务的服务标准, 过去传统的快递企业做的主要客户是商业客户, 投递和配送的特性是非常显而易见的, 基本是白天, 有相对固定和集中的模式。现在新型电子商务模式的出现改变了以前的服务标准, 例如现在会有很多人在家里签收快件, 对快递企业来讲单位投递成本会增加, 这是急需改变服务标准中的一块。第二是过去的签收标准是先签收再打开包装。现在的标准在改变, 先打开包装再签收, 这就产生一个很大的矛盾, 这个矛盾目前也是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我们也希望建立相对规范的一个服务标准, 可以把外包装的完好作为签收快件的标准, 同时在客户签收完毕以后可以提供一个服务, 在当着客人面打开外包装看里面包装是否完好, 里面的货物有货损或是遗失的情况, 业务员有做旁证的义务。

主持人语:2008年已经过了一大半, 在这一时刻我想所有人心中当然都有一个期望, 希望我们能够打破宿命, 中国的快递业在2008年底能够有所收获, 快递企业在发展中能交上一份精彩的答卷, 对此我们有什么样的应对策略?

王之泰:能与国外快递企业竞争, 国内企业的品牌建设至关重要。目前在中国, 恐怕除了EMS以外, 始终缺乏叫得响的民族品牌。由于国内民营快递企业规模偏小、实力较弱, 所以急需加强合作, 整合资源, 建立战略联盟, 以此来增加服务品种, 扩大服务的覆盖面, 为客户提供一体化服务, 提升市场份额和竞争能力。

作为本土企业的最大优势就是本土化, 他们熟悉中国市场, 熟悉中国人做事的习惯, 中国人的理念, 中国的人际关系等, 这些潜移默化的文化传承。这比外资企业要更容易让中国的客户去接受合作。但从长远看, 如果国内企业不能从服务理念、服务方式、服务标准、服务范围等方面有一个全面的提升, 其面临的市场压力和挑战将会越来越大。所以, 国内企业首先要做的, 就是发挥自身的优势, 把已有的特色做足做大, 在所有的变革中, 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与此同时, 在竞争中, 那些不具备网络规模优势、运营成本高昂和对市场不能做出灵敏反应的物流企业将逐步被兼并、重组或淘汰出局。所以网络建设、技术和服务的高低将是未来竞争的关键。

徐勇:民营快递企业是“小、弱、散、差”的弱势群体, “小”是规模小, “弱”是加盟连锁这种模式的综合实力弱, “散”是资本集中度不高, “差”是指服务标准不统一服务质量差, 这是目前民营快递的一个特点。我写了一个2008年快递发展预测, 15%的快递企业将面临倒闭, 为什么要倒闭呢?油价对运输型的企业影响很大, 但分解到每一件快件里油价不是很多, 油价本身对快递业的影响不是最大, 是特许快递企业的模式本身有问题, 是产业集中度低的问题。特许加盟这种形式只适用初期创业的时候, 在世界500强中的快递企业没有一个搞加盟模式的。

如果特许加盟连锁模式民营快递企业不能在3年内加快改制的步伐, 那么就难以用“集约化”、“标准化”的规模效益抵御每年成本上涨的挑战, 难以发挥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其特许加盟的模式的快递企业将会在5年内面临以下结局:一是被淘汰出局;二是裂变为区域性的快递公司;三是改制为以“直营化”为主的新型快递连锁的商业模式;四是向零担“快运”类连锁企业转型;五是向经济型包裹 (价格低、时限在3至5天) 配送公司转型。

目前, 民营快递企业出现招聘递送员 (业务员) 难的现象, 说明靠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即将失去, 因此建议特许加盟模式的民营快递企业尽快通过集约的发展思路和创新的思路进行“三三制”改造, 以从经营机制上保证可持续发展的势头。

夏祖彬:对于市场中电子商务配送这样一个机遇, 作为企业本身首先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自身拥有哪些资源适合做这样的业务, 其一是快递企业拥有比较完善的运输网络, 适合做C2C这样的模式, 这在快递企业里有一些成功的案例, 就像申通、圆通等与淘宝网合作产生了新的业务契机。其次快递企业拥有比较成熟的营运模式, 每天全国的运作是比较平稳的。第三是能够提供完善的信息跟踪系统, 每一票快件都能够通过网上系统查询到。第四, 拥有相对规范的服务标准, 目前已经初步建立了相对完整和规范的行业服务标准, 这些标准在快递企业里基本达成了共识, 正在逐步实施。

但是作为快递企业本身要加强IT系统的建设, 传统快递企业的IT系统体现在信息的跟踪上面, 而现在则提出更高的要求, 例如希望这些定单能够做到实时的反馈, 包括在途情况、签收情况以及发生意外的情况, IT系统方面需要一些投入和改变。

第二规范从业人员的服务标准, 提高企业形象。当我们讲快递企业的服务差, 大多体现在投递人员非标准化上。我们的从业人员必须要规范标准, 同时来提高自身的企业形象。

第三建立全新的客户服务体系。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 应该改变客户服务体系, 增加网上实时查询的系统, 客人通过网上下单, 产生问题的时候点击进入当时就能面对客服, 客服在收到这些信息以后能够看到客户定单的基本情况, 从而加快售后服务的时效。

第四, 加强全国快递企业的协同能力, 同时加强全国快运市场的协同能力。

焦虑的中国经济 篇5

焦虑症有哪些表现?

焦虑症的行为表现

当处于焦虑状态时，身体自然处于激动状态，准备好随时都可以采取行动去战斗或逃避。但因为不知道威胁来自何方或隐藏何处，所以往往在无可奈何，束手无策情况下，只会做出无目的，无效的动作，焦虑又不知如何处理安顿身心烦燥变化。

焦虑症的情绪表现

处于焦虑状态他感到受威胁压力。威胁的感觉可能来自挑战，也可能来自威迫的情境。威胁的情况可能会导致失去重要的事或物，如果当事人不能把威胁的内容看清楚或不知如何应付它，那他可能会感到很严重，产生挥不去的恐惧、忧虑、不舒服、凶兆的不当情绪。同时为了自我保护，会对周遭产生对立的敌意。

有些人不知道自己怕什么或不知为什么自己害怕，变成他害怕自己会害怕，这变成一种习惯性、强迫性的焦虑，不知道原因。焦虑的原因，根据心理学家的分析，Frued认为焦虑是自性欲的压抑;Horney认为每人都有焦本焦虑感(自己孤单、无助、而周围是充满敌意)是由于父母管教态度缺乏真诚、温暖与爱心所致。Epstein认为焦虑是一种无行为目的的兴奋心态，而这心态只随个体对危险的感受而产生。Arkoff认为焦虑是因利益受威胁而引起的警惕心态。我认为用佛法来分析焦虑的原因更能清楚展现出来，焦虑是生命个体一种无明的状态，自我中心为本，所导致自我防卫。基本上个体为满足自己生存所需。

焦虑症的躯体表现

当个体面对威胁时，他的交感神经系统活动就占优势，而副交感神经系统相对地变成较不活跃。交感神经系统活动导致生理上的变化，有瞳孔放大、口容易干燥、消化功能降低、心跳加速、脉搏加快、血压增高、呼吸急促、甚至出冷汗等现象。这些都是焦虑症常见的躯体表现。

中国如何走出“发展的焦虑” 篇6

走出“发展的焦虑”，中国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汤因比说，“避免人类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这种“独特思维方法”就是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众缘和合。其核心是“和”，“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这样“斯为美”的文化，这样推陈出新的文化，可以作“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支撑。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释义，就是“命运相连，休戚与共”。走出“发展的焦虑”，中国提出五大发展新理念。这就是：“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樹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也是为世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贡献。

（摘自《环球时报》）

焦虑的中国经济 篇7

一位长期从事学生心理咨询的中学教师王常春, 根据多年来丰富的咨询经验, 以及自己辅导孩子从备受高考煎熬到战胜焦虑的体会, 本着帮助众多考生同样摆脱考试磨难的目的, 写出了《中国传统文化教你应对考试焦虑:考出最好的自己》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2) 一书。该书收集了数以千计的学生个案咨询材料, 是各种类型考生经验的汇聚, 也是作者数年来上百场考前讲座、师生互动的宝贵心得。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教你应对考试焦虑:考出最好的自己》一书的案例都由第一手资料整理而成, 内容贴近考生、生动有趣, 所以无论学生和家长将书置于案头, 忙里偷闲地随手翻翻, 还是专门去听作者的讲座, 往往顿觉醍醐灌顶、获益匪浅。作者在重点学校做考前讲座时, 珍惜时间的学生常常怀抱各种课本和复习资料, 准备边听讲座边复习。但在阵阵开心的笑声中听完讲座时, 学生们却发现, 手中准备阅读的复习资料根本没有翻过页去, 自己已完全被幽默、生动的讲座吸引, 心里获得了难得的轻松和应考信心。

考前焦虑虽有多种, 但各类考生焦虑却有共性。作者根据在诸多省份讲座的经验和对考生准确的了解, 提出了关于焦虑的几条见解。

一、焦虑只需弱控制, 不必强排除

多数考生都深受考前焦虑所扰, 不得化解招数, 常为此遭受了至少10%以上的分数损失。家长和教师们一般会千方百计地帮助考生控制焦虑, 但该书另辟蹊径, 阐述了“焦虑只需弱控制”的根本原因。作者通过讲析汉字结构与相关的心理原理启发读者, 深入浅出地为考生开出了立竿见影地消除焦虑的“药方”。作者在解释“焦虑”二字时, 用传统的五行学说, 结合与中医对应的相关理论分析“焦虑”的来源。“焦”为“火”, 与“心”相对应;“虑 (慮) ”为

思虑过多, 心思过重;二字合为“焦虑”一词, 即心火过盛。所以, 欲消除焦虑, 作者不主张“扬汤止沸”, 而主张“釜底抽薪”。作者在“目标与焦虑”一节中给出了具体的解招:“明确目标除焦虑”“确定目标分数降焦虑”。

其后, 作者还专门谈了易产生焦虑的根源是“过度追求完美”。第二章的第四节讲了减少焦虑的办法之一是“抓住时间少焦虑”。作者从“时 (時) ”字解析, 以具体案例加以说明, 教会读者学会“排除打扰法”“使用闹钟法”“时间运筹法”及“整理学具法”等简便易行的破解之招, 让读者一学就会, 一试就灵。

减少焦虑的办法之二是“学法得当免焦虑”。作者从“学 (學) ”字解析中提倡学生多动手, 从“左右”两字构成揭秘脑功能, 从“看”“听 (聽) ”“读 (讀) ”字所藏的玄机启发学生什么是真正正确的学法。

二、紧张不必强对抗, 适度紧张反有益

作者主张紧张不必强对抗, 紧张是本能, 放松须锻炼。该书既对“紧张”二字本义进行了解说, 也科学地阐明了适度紧张的益处, 提出了应对之策。

三、担忧过度寻烦恼, 消除恐惧是根本

考生的担忧多数来自于对既有考试失利经历的耿耿于怀, 但失败阴影的挥之不去会直接影响考试。消除烦扰的根本办法, 就是将易产生负面影响的“过去”与“曾经”彻底放下, 专心致志地正视眼下与未来, 以积极的心态驱除“曾经”的不快, 学会接受存在。对此, 作者结合直接收集的案例, 详加阐释。

四、压力适度不可怕, 过大过小皆不宜

作者在该书第五章提出, “学会以柔克刚, 学会与之维持平衡状态”是正确的压力观。关于如何合理释放压力, 作者主张可以采用“写出来”“说出来”或者“喊出来”“唱出来”, 甚至“哭出来”的办法, 利用一些游戏手段, 将压力驱逐出心境, 让学生轻装上阵, 告别烦恼。

(作者单位: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焦虑的中国经济 篇8

近些年来,国内研究者也对考试焦虑与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是研究结果仅仅回答了两者之间关系的“有或无”的问题[9,10]。在测量工具使用上,国内的研究者一部分直接使用了修订的国外的经典 量表,还有一部 分使用的 是自编问卷[11,12]。这些测量工具所测得的结果与自我效能感的关系是否受到其他研究特征( 如被试群体) 的影响,还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使用Meta分析( Metaanalysis) 可以对以往的研究结果进行定量的综合,考察不同研究背景下研究结果之间的差异,避免由于单个研究中样本来源、地域差异等因素的影响而使结果产生偏差,从更全面的角度来研究问题,得出更可靠的结论。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1. 1资料来源本文Meta分析的文献搜索范围是国内截止2013年所有相关的中文文献。文献搜集数据库选择CNKI( 中国知网文献总库) 、万方数据( 万方检索—学术论文) 、维普资讯,文献检验流程为: 第一步,搜索关键词、题名中包括“考试焦虑”“自我效能感”“焦虑”“效能感”的文章。然后将所有文章收集归档。第二步,逐一排查全部文献,分别按照纳入标准[用实证方法考察考试焦虑与自我效能感关系,两者相关数值( r) ,研究的群体是普通学生群体,使用完整独立的测量工具和剔除标准[探讨关系的综述类文章: 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和回归分析模型等进行的研究; 仅包含一方面研究( 如仅单独考察考试焦虑) 的文章; 对教师或者灾后学生进行的研究; 仅使用某一维度进行测量的研究]进行筛查。最终将所有符合条件的文献保留并编码。进行Meta分析需要尽可能全面地获得研究目的以内的全部文献,包括已发表的和未发表的文献。对数据库中不包含全文的学位论文和会议论文,采用馆际互借、网络搜寻、联系作者获取等方式得到,最终满足要求的文献共计41篇,其中学位论文15篇。1. 2文献编码文献编码采用以下标准: ( 1) 以独立样本为单位进行编码获得效应值,如果文献中仅包含1个独立样本则仅编码1次,如果包含多个独立样本则按研究目的进行多次编码。( 2) 如果文献中对同一个独立样本采用不同的测量工具测量,为防止从同一样本中获得过多效应值导致Meta分析结果出现偏差,仅对其编码1次,效应值取其均值。( 3) 除了主效应分析之外,本研究还涉及调节因素效应的分析,因此如果文献中报告了相关的数值,在调节效应检验中被编码为新的效应值。如果文献中报告了多个相关的独立样本,则按研究目的分别编码为独立样本的效应值。

1. 3统计分析本研究选用CMA 2. 0( comprehensivemeta-analysis 2. 0) 专业版软件进行具体数据分析和处理。Meta分析采用r值作为效应值,r值指研究中单个相关系数或者经过处理的平均相关系数。在计算中先将r值转换为相应的Fisher' Z值,然后在计算后转换回r值。

由于本文Meta分析假设测量工具等调节因素会影响其效应值,所以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并且以异质性检验结果作为参照。

2 结果

2. 1考试焦虑与自我效能感的关系考试焦虑与自我效能感关系的Meta分析共纳入符合要求文献41篇,包括独立样本41个,涉及被试人数27 506人,样本中被试人数从145到4 770人。见表1。

2. 1. 1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Q = 644. 492,P <0. 01,拒绝虚无假设,各研究所得的效应值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是不同质的。这可能是因为使用测量工具不同、研究时间不同、被试的年龄和发展水平不同等因素导致的。研究间的变异占总体的94% ,提示存在影响效应值离散的调节因素。

2. 1. 2主效应检验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计算得出,考试焦虑与自我效能感之间存在中等程度的负相关( r= - 0. 365,P < 0. 01) 。

进一步对考试焦虑与各类型自我效能感之间关系的检验,按照具体自我效能感类型的不同进行了重新编码,其样本总量、独立样本量和总被试人数可能与之前结果有所不同。从表2可以看出,不同类型自我效能感与考 试焦虑的 相关有统 计学意义 ( P =0. 005) 。

2. 2调节因素效应检验对影响考试焦虑和自我效能感关系的因素的调节效应分析见表3。分别检验受教育水平和测量工具是否会对两者的关系产生影响,结果表明,受教育水平不同的群体相关无统计学意义,不同测量工具所报告结果的相关有统计学意义。

2. 3发表偏倚检验从图1可以看出,研究基本对称分布在平均效应周围。Egger检验表明,无统计学意义( 双尾检验P = 0. 760) ; Begg秩相关检验结果也无统计学意义。Rosenthal失安全数 ( fail-safe N) 为35 101,即需要额外纳入35 101篇相似的报告且结果无统计学意义的研究才能够拒绝考试焦虑与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关系; Orwin失安全数为132,即需要额外纳入132篇平均效应值为 - 0. 01的类似文献才能使得考试焦虑与自我效能感的关系降低到较小( r = - 0.1) 。提示本文存在发表偏倚的可能性很小。

3 讨论

本研究对考试焦虑与自我效能感关系的实证研究进行综合分析发现,自我效能感与考试焦虑之间有中等程度的负相关( r = - 0. 365) ; 进一步考察不同的自我效能感与考试焦虑之间的关系发现,不同自我效能感指标与考试焦虑关系不同,其中学业能力自我效能感与考试焦虑相关最高,一般自我效能感相关水平低于学业及能力和行为效能感,自我调节效能感最低,与预期结果是一致的。

Bandura[52]指出,自我效能感水平不同的人对任务、困难等方面的知觉是不同的。自我效能感高的个体专注于任务,将任务看做一种挑战,面对困难的任务时会更加努力; 而效能信念较弱的个体不能专注于任务而对自我专注,把失败归因于能力不足。出现这种特征的原因可能是个体在判断自身的效能感时,不仅包括对成功实现目标的能力的判断,还包括对承受未能实现目标结果的能力判断。在考试情境中,高自我效能者将考试视为整个学习过程中的一个反馈,将得到的不良结果看作需要进一步学习的象征,而不是自身能力的缺失,将更多资源用于解决问题; 低自我效能者倾向于将考试视为最终目的,将得到的不良结果看作是自身能力不足的证明,是个体不愿意承受的。这种夸大使得个体不能将精力集中在问题解决上,反过来又会进一步使得个体增加对结果的担忧,陷入恶性循环。田宝[11]的研究发现,被考试焦虑困扰的人会将注意力从任务上转向自身认知、唤醒的生理反应等方面,怀疑自身任务相关的能力和自我能力,甚至否定自我。自我效能感的高低会影响考试焦虑的水平,而考试焦虑水平反过来会证明或者削弱对自身能力的判断。

总体而言,本研究考察了自我效能感与考试焦虑之间的关系。尽管影响考试焦虑的因素很多,如神经质[53]和自尊[54]等人格因素,但是自我效能感在调节考试焦虑上具有直接和快速的优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断收到来自教师、家长、学校以及社会的评价,重视自我效能感在调节考试焦虑上的作用,可以在学习过程中通过提高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来降低他们的考试焦虑水平,需要学生正确认识和评价考试的不良结果和得到的不良评价。从Meta分析结果来看,学业能力自我效能感与考试焦虑的关系更加密切,即可以教会学生进行自我效能感的迁移,进行特殊自我效能和一般自我效能的转换,从而在某些自我效能感低的特殊领域也可以降低考试焦虑。何先友[55]指出,特殊的自我效能( specific self-efficacy) 经过长期经验积累会演变成一般自我效能( general self-efficacy) 。对有些学生来说,他们在优势学科上具有高自我效能感,但是在弱势学科考试时焦虑,这种情况就可以考虑通过迁移优势学科自我效能感来降低弱势学科的考试焦虑。

Meta分析结果表明,不同考试焦虑测量工具测得的考试焦虑与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关系不同。其中采用STAI为测量工具的研究报告的结果相关值最低( r= - 0. 179) ,说明与专门的考试焦虑测量工具相比,使用一般性焦虑测量工具,如SAS( 焦虑自评量表) 、STAI( 状态—特质焦虑量表) 等可能无法达到准确测量考试焦虑的目的。提醒以后的研究者要谨慎按照自己的研究目的选择考试焦虑测量工具。

另外,国内一部分研究者[35,36,40,41,48]采用了田宝[11]编制的问卷,该问卷加入了“典型行为”这一新的维度。与当前公认的成熟问卷( 以TAS为例) 相比,该问卷( TAQ) 测量结果无差异,表明考试焦虑测量三维构想是有效的,Meta分析对所有TAQ问卷研究的汇总和概括也可以作为该问卷预测效度的证据。

焦虑的中国经济 篇9

“真实的焦虑是对危险的一种反应”, 常附着于一定的对象和情境之上, 是“各种不同的特殊的恐怖症的焦虑”, 比如对蛇的恐惧、对乘坐火车的担忧, 以及因一只硕鼠在身边窜过产生的惊恐等都会引发焦虑;神经症的焦虑“则与危险全无关系”, “这种焦虑里头有一种普遍的忧虑, 一种所谓‘浮动着的焦虑’, 易附着在任何适当的思想之上”。

在心理学家看来, 适度的焦虑是人们预期到某种危险或痛苦即将发生时的一种适应反应, 是一种常见的生理防御手段;但过度的焦虑则是一种病理现象。

上述心理学家讨论的“焦虑”是具有负面特征的个体心理现象, 但社会学家所关注的“焦虑”则是一种群体心理现象, 是带有时代特点的宏观社会心态。比如, 尽管我们这个民族在过去的30多年中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尽管我们每个个体的生活也同样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积极改变,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体, 甚至每一层、每一届政府或每一家企业, 都觉得社会发展或变迁的速度还是太慢, 自己所在的地区、企业或单位发展得也还是太慢, 个人生活的改变同样也还是太慢。几乎所有的个人、群体或组织都希望能有更为迅疾的改变, 恨不能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状态或自己的行动都能够“一步到位”。

这种深切的期待, 以及因此形成的巨大的超越他人或怕被他人超越的精神压力, 日积月累, 慢慢演化成一种四处蔓延的“全民焦虑”, 或者说成为一种波及全社会的时代症候。以致2011年7月23日“动车追尾”事故后, 人们会动情地恳请:“中国, 请停下你飞奔的脚步, 等一等你的人民”。

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在近代又远远落后于世界诸强的民族, “全民性”的焦虑显然并不是一种鲁迅先生所称的代代相继的 “ 国民性”。林语堂先生在那本被赛珍珠誉为“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中国人》中, 将“知足常乐”列为传统中国人最重要的性格特征之一, 而其中“悠闲”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品质:如果一个中国人能够做到“‘因过竹院逢僧话, 又得浮生半日闲’, 他便会快活得像一只小鸟”。显然, 在一个变迁缓慢的社会, 当“父亲的今天就是你的未来”之时, 所有的人都会倾向于接受命运的安排, 此时作为个体的焦虑虽然可能存在, 但作为一种普遍流行的社会心态, 则常常会是无可奈何或消极避世。

这样看来, 我们今天所体验到的四处蔓延的“焦虑”, 也许倒是一种随社会急剧变迁而出现的社会心理特征, 或者说是一种齐美尔所说的“现代性体验”。其实, 尽管今天你去巴黎、维也纳或布拉格, 看到人们都在街头悠闲地喝着咖啡, 一杯蛇胆酒大小的Espresso就能够泡上一个下午 (有意思的是, Espresso的意大利文的原意却是“加速奔驰”) , 但在面临19世纪的社会大转型时欧洲的前辈们也同样遇到过类似的“焦虑性”体验。

《红与黑》作者斯丹达尔在《罗马漫步》中就曾写到, 在法国大革命后, “ 因为有一个法国中尉当了皇帝, 并且把两三百个生来靠每年三千法郎收入生活的法国人提拔到社会的顶层上去。所以, 全体法国人都滋生出一种疯狂的和必然要使你倒霉的野心。甚至年轻人也都抛弃了他们那种年龄所喜爱的娱乐, 而渴望成为议员”。

换言之, 急剧的社会变迁带来的一部分政治暴发户个人地位的火箭式上升, 最终成了200多年前法国民众人人怀揣的焦虑性体验。 这也许正是后来无论是民主还是专制都不能使人民满意的症结所在, 持续的焦虑和不断变革的意愿最终影响到整个欧洲, 用雨果的话说, “ 革命沉闷的轰响, 仍然在地层深处, 正在欧洲的每一个王国底下, 沿着其地下坑道, 从矿场的中心竖井——巴黎——向外涌出”。

从这样的意义上说, 今日中国社会的焦虑源头其实一直可以追溯到1840年因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所导致的国门洞开。正是因为民族危亡和西风东渐, 使得我们民族的一大批仁人志士如赛珍珠所言“开始为自己的国家感到不安”, 从洋务运动、百日维新再到辛亥革命, “他们迫使古老的封建王朝退出了历史舞台, 他们用极快的速度改变了教育制度, 他们用坚持不懈的热情设计了现代化管理的蓝图”。1937年, 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打断了这种现代化的努力, 也因此进一步加深了整个民族的危亡感和普遍焦虑。

抗日战争的胜利及其后中国革命的胜利避免了民族消亡的危险, 但并没有解除中国人对落后及快速改变国家面貌的焦虑。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心态左右下, 在1950—1970年代, 除了 “ 阶级斗争” 以外, 整个中国最豪迈的语言都是和“快”这个与“慢”对应的词相联系的。比如, “大干快上”“快马加鞭建设社会主义”“一天等于20年”, 等等。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确实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 但一样没有改变中国人内心深处的不安和焦虑。进一步, 因为下述几方面的原因, 这种焦虑反倒沿着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蔓延开来, 最终成为一种全民性的时代症候:

1

由于改革开放和其后推行的市场经济, 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而这种变化在改变中国人民物质生活的同时, 也使人产生了过度的速度自信;加之对经济发展速度的强调, 尤其是GDP崇拜愈演愈烈, 使得举国上下都为赶超他国、他地区和他人所激励, 这30多年来我们对“深圳速度”“高铁速度”以及GDP年增长率的推崇实际上都反映了日益加重的内心不安和焦虑。简单说, 越是变就越想变, 越想变就越觉得变得太慢。

2

正是因为快速的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 使得原有的社会秩序受到了冲击或者挑战, 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 甚至带来了“更为迫切的心态秩序的危机”。秩序危机最突出的表现, 就是旧秩序受到了广泛的挑战, 但新秩序却又远远没有形成或左右人们的日常生活。旧制度和新方案相重叠, 旧风俗和新潮流相重叠, 旧观念与新词汇相重叠, 虽然“这种新与旧的作风的混合, 现代与传统观念的重叠, 或许正是转型社会的一个突出特质”, 它为社会和个人生活的变革提供了可能, 但也同时使得生活与其间的个人或群体变得“无所适从”, 因变迁而产生的陌生感和不确定性不可避免地导致整个社会焦虑的产生。

3

除了市场经济的法宝以外, 整个改革开放最成功之处就在于它通过对个人利益的激励, 激发了整个民族的才智和拼搏精神 (当然也滋生了“一切向钱看”的拜金心理) , 但事实上也使得一个国家或民族在近代以来的唯恐“落后”的焦虑传导为13亿人唯恐“落后”的个体体验。改革开放赋予我们的人民改变自己命运的可能:如果你努力一点, 上升的空间就大一些, 机会就多一些, 同样财富也多一些, 由此进一步激发了人们改变个人命运的斗志。事实上, 焦虑的产生不仅要有危机, 也同样要有通过努力克服危机的可能。危机与努力之间的张力, 正是焦虑的滋生空间。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说, 焦虑的积极意义在于, 它同样也是我们前行的动力。

2009年我应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之邀, 去华盛顿参加有关中国中产阶级的研讨, 其间重回哈佛大学看望裴宜理和傅高义两教授, 这离我1999年访问哈佛大学正好十年。裴宜理教授问我有什么感受, 我答道“十年了, 一点都没有变化”;裴教授再问:“没有变化好还是不好?”我再答:“没有变化的美国尤其是哈佛所在的坎布里奇小镇让人感到无比的宁静, 不会有丝毫的慌张;但是对我的那个不发达的祖国来说, 一天没有变化, 那里的人民就会感到没有奔头, 就会慌张, 或者说焦虑。”

在美国或者说在坎布里奇的遭遇, 让我进一步思考“焦虑”作为一种“现代性体验”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 美国和中国的差异, 以及因此差异造成的两国人民不同的心理体验或社会心态, 实际上就是一个后现代国家和一个尚未实现现代化但却对现代化无比渴慕的国家之间的差异。

诚然, 如前所述, 在美国和欧洲现代化的历程中, 他们的民族和人民当时也一定经历过类似的发展的“焦虑”, 只是有这样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了他们的焦虑在性质和程度两方面与我们迥然不同:

一方面, 由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原发性的, 并且至今仍在相当程度上遥遥领先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发达国家, 因此他们从未体验过因“落后”于人甚至“落后就要挨打”而产生的焦虑;而作为后发性现代化的国家, 这种焦虑却贯穿我们自1840年以来整个的近代历史, 以致中华民族这100多年来的行为逻辑都是以“赶上别人”为前提的。

另一方面, 无论在变迁的广度还是速度上, 中国的变化尤其是1978年以来的变化都是前所未有的。无论是美国、欧洲还是日本的现代化, 充其量都只是1~3亿人的变化, 世界上确实还没有一个国家经历过13亿人这样一个广度的变化。至于速度, 一个连续30年GDP以10%的速度狂飙突进的国家同样也不多见。我相信, 由此产生的作为一种“现代性体验”的中国人的焦虑也一定是他人曾经体验过的焦虑的倍数。

近年来, 我在一系列论文中将中国人在现代化进程中所体验到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独特嬗变称之为“中国体验”, 并认为它与人们广泛讨论的“中国经验”一起作为1978年开始的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变迁或社会转型的一体两面, 赋予我们这个独特的时代以完整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

当然, 我们强调 “ 中国体验”的独特性, 但并不否认中国体验的正反两面性。同理, 我们既经历了中国高铁短短10多年间就达全球里程第一 ( 11028公里) 、总营运里程全球一半, 以及速度第一 (从每小时200公里到350公里, 再到380公里) 的幸福体验, 也在2011年7月23日这天经历了“当头棒喝”的沮丧体验。

应该说, 这种 “ 冰火两重天”的体验其他国家确实没有感受过:既没有感受过从骑蜗牛立马“换乘”火箭的体验, 也没有感受过从火箭上掉下来的体验。不必回避“动车追尾”的难堪, 正是这“难堪”才能使我们反思前述“恐后”式焦虑中潜藏的危险。1992年, 费孝通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潘光旦纪念讲座”上提倡心态研究时, 希望中国社会最终能够养成“安其所, 遂其生”的心态秩序;尽管我们强调, 只要中国社会的剧烈变迁不基本完成, 我们就无法最终彻底解决中国人精神上的“漂泊”问题, 但我们还是认同费孝通先生的“警示”是解决我们民族心理上的焦虑或精神上的“虚火”的一剂良药。惟愿我们的民族能够尽快放慢飞奔的脚步, 等一等你的人民, 也等一等我们多少已经弃之不顾的“灵魂”。

焦虑的中国经济 篇10

由于梅因的“从身份到契约”运动思想的提出, 导致了我国很多法理学者把取消基于身份的特权作为我国现代法理学研究的重点, 并把它法治建设要达到的目标。但对法治较为完善的发达国家的法理学“身份”问题进行分析后会发现, 在这些国家, 特权越来越少, 但是对“身份”问题的探讨依然是它们法理学研究的重点。本文分析的“身份”是指法理学范围内人民的社会“角色”。

一、中国法理学者出现“身份”焦虑的表征

中国法理学者追求能够改变法理学缺陷, 提高我国法治社会的发展水平的身份, 法理学者身份的多样性, 导致了他们产生焦虑心理。

(一) 法理学学者产生政治焦虑希望能够跻身“统治阶级”

早期, 法理学学者一直焦虑自己能否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 他们担心自己提出与马克思主义相反的理论, 因而在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是, 刻意地将自己的理论划分到无产阶级的层次, 并在理论中提出自己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见解。当时, 中国的法理学学者都在进行法律阶级本质的探讨, 但是在本质上严重的阶级对立现象在中国大陆是不存在的, 资产阶级的概念只是中国人民群众主观臆断的。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 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这就导致了中国出现贫富差距, 进而在主观上以财富的拥有量对中国人民群众进行了阶级划分, 这时候经过长期的发展, 法理学学者刚刚解决了由统治阶级身份产生的焦虑, 正在这个时期, 国家宣布将知识分子纳入工人阶级的范畴, 在法理学学者心中知识分子成为“统治阶级”。引起了他们对体制的探讨, 他们担心体制限制自由, 并滋生权利滥用问题, 他们大都主张对现有体制进行改革, 来表达对自己身份的不满

(二) 法理学研究中的“国别”身份焦虑

改革开放后, 西方法理学传入中国, 于是就产生了“中国的法理学在根本上是不存在的, 中国当今的法理学是西方法理学在中国的传播”的断言, 而中国的法理学学者对此断言心怀不满。中国的法理学是对西方法理学的完全吸收, 并没有根据中国文化底蕴、中国国情来进行改革, 并不能在中国取得较快的发展速度。中国学者缺乏自己独到的见解, 他们只是简单的将西方法理学重要文献翻译成汉语, 并提供给大家学习、研究。这就引起了法理学者对中国法理学国别身份的焦虑, 他们正在思考中国的法理学是对西方人学术的拓展、西方学术思想的传承, 还是为了适应中国国情发展的新学科。

(三) 困惑法哲学或法理学学科的独立性

我国当下的法学教育通常都是向学生介绍中国的法律, 使同学在心中形成基本的法律体系的轮廓, 在教授过程中, 往往使用西方的法律原则来进行侧面教学。这样的教育缺乏自己的保守性, 在根本上, 中西方法理学学科有相反的保守方向。西方法理学是对自由、平等、人权等法律价值的保守, 中国则把西方法理学的保守内容视为激进思想。

二、身份焦虑的积极意义

法理学方面引起“身份”焦虑问题, 能够引起大家的忧患意识。

(一) 身份焦虑可能引起人们思考法治问题

法国思想家卢梭长时间具有身份焦虑现象, 但是他却形成了自己对法治、自由、平等等思想独到的见解, 他编写的《社会契约论》引起了世界思想界的共鸣。“思维方式”能够决定自己的人生方向。法理学主要研究方向是:研究在实际生活中实现法治, 是对时间观和方法论的探讨。社会矛盾突出、法治难以实现等问题使学者产生“身份”焦虑。季卫东教授曾经说过“中国社会要积极进行司法改革, 仅仅从理论方面来促进中国实现法治是远远不够的”, 这句话侧面评价了法理学家当今的理论地位, 笔者认为他的观点能表达法理学学者希望摆脱尴尬身份。

(二) 身份焦虑能够使大家正确认识自身的社会角色

中国在进行法学教育时, 就把法理学列为中国法学教育的必学课程, 再后来的法理学教育中, 有关机构又把它列为教育重点科目, 而在其他大多数国家, 法理学都是一门选修课, 这证明了中国法理学的地位并不低。但这对法理学的身份焦虑并不能起到消除作用。中国法治逻辑中, 个人高于集体。当个人的努力得不到社会的认可时, 往往会使大家对自己的社会角色进行思考, 正式由于对身份的追求, 减少了大家的焦虑。法理学学者希望能够通过立法的形式将法理学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法律, 然后融入大家的生活中。

三、身份焦虑会产生负面影响

之所以能够产生身份焦虑是由于自己渴望的利益难以实现。适当的焦虑能对人的思维产生积极影响, 过度的焦虑就会产生抑郁, 甚至影响人们的健康。

结语

中国法理学的身份焦虑问题在根本上没有摆脱西方法理学的束缚, 中国学者应该结合我国国情, 从法理学的角度, 推荐建设法治中国。

参考文献

[1]陈金钊.中国法理学研究中的“身份”焦虑[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4, 04:145-153.

[2]吕明.政策是什么——对我国法理学研究“去政策化”现象的反思[J].法学论坛, 2010, 03:102-107.

[3]张超, 李陆欣.法社会学在中国法理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J].改革与开放, 2013, 16:51.

中国股市的生态焦虑:失衡与冒进 篇11

那么，根据生态理论，当前的中国股市存在哪些问题呢?简单来说，就是失衡与冒进。所谓的失衡，是指在包括供应与需求、投资与回报、风险与收益等方面，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现象，这使得市场缺乏内在的良性运行的条件，进步迟滞，矛盾丛生。而在这些现象的背后，一个很本质的问题是，主观推动下的市场发展在相当程度上与客观存在的市场实际存在差距，在不少地方市场出现了冒进。进一步说，正是这种冒进，带来了市场的失衡，从而令中国股市的生态显得十分严峻。这里，大家不妨思考这样的现实：2000年，中国股市就上涨到了2000点，而现在已经是2011年了，股市仍然徘徊于2600点。这不但与中国经济相脱节，而且在众多发展中国家市场中，也是属于后进之类。这就清楚地表明，这个市场是存在很大问题的。

股市供求的失衡

下面，具体谈谈中国股市生态失衡的几个最基本问题。第一个失衡的是供求关系。

股票市场作为一个交易市场，其价格稳定的前提应该是供求的基本平衡。在中国这样一个实行审核制的国家中，股票的发行与上市以及再融资，都是受到严格制约的。按理来说，不会导致长期的供求失衡。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20多年来，中国股市一直存在供求失衡的问题，过去曾经是以暂停新股发行的方式来予以调节。但是近几年，这种方式已经不再有效。这是因为，一方面市场规模大了，供求失衡的状况日趋严重，已经不是停几个月发行新股可以解决；另一方面，由于供应的扩大在相当程度上与“大小非”、“大小限”有关，这种根据相关日程排定的供应增加，是不可能再用其它方式予以限制的。这就是说，现在股票的供应实际上有着很强烈的刚性特征。

但是，在股票的需求上，则是多年来处于停滞状态。自2008年以来，股市已经鲜有明显的增量资金进入，而通过各种形式从股市上套现离场的资金是越来越多了。反映在成交金额上，就是高峰时段越来越短，而且高峰的峰值也越来越低，日均成交水平在持续下降。

一方面是供应源源不断，甚至在国内企业还在排队上市的时候，就在考虑要引进海外企业来上市了。还有，不但符合条件的企业要上市，另外又在设计搞柜台交易，让那些现在还不符合条件的企业也能够挂牌交易。应该说，无论是国际板还是新三板，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说都是必要的，但在供求失衡如此严重的时候，它们的出现就未必是最理想的安排。这也就难怪股市二级市场对于国际板与新三板之类，闻之会噤若寒蝉。

投资与回报失衡

如果说仅仅是供求失衡，那么这种失衡在理论上就不会是长期的，因为一个有投资价值的市场，总能够吸引投资者参与。在市场有效的条件下，不可能有持久的价值洼地。这道理很简单，就是资金总会向有高回报的地方流动，而且这种流动不可能被人为的行政措施所抑制。但是，就中国股市而言，这么多年来的一个现实问题是，投资者买进股票，如果不是在二级市场获得差价收入的话，那就没有其它盈利的可能。多年来，上市公司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重融资，轻回报。

在几年前，还曾经有个别绩优公司，号称多年来给投资者的回报已经超过了它所筹集的资金。不过，随着近年来其再融资的实施，就再没有上市公司反哺投资者的资金超过融资资金的案例了。有人计算过，现在每年投资者为买卖股票所支付的佣金与缴纳的印花税，远远超过上市公司派发的现金红利。这就是说，如果没有后续资金入市，那么股市一年交易下来，存量资金会越来越少。钱少了，股票还要增加，那么这个时候就只能让股市跌下来了。也许有人会说，现在也有一些上市公司，分红还是很慷慨的，股息率要高于银行存款利率。的确，别的不说，现在一些银行股就是这样的。但是，大家不要忘了，这些银行股左手给股东分红，右手又在向股东要钱，而相关的法规也要求上市公司进行再融资的条件之一就是要实施现金分红。这样的游戏，导致投资者无限度地付出，投资与回报严重不对称。于是，也就有了第二个失衡，使得公司失去了长期投资的价值，参与者不得已而以投机为基本盈利手段。

总是有人指责中国的投资者不理性，但是现在即便是那些号称是以价值投资为理念的机构投资者，不也同样以开发“高频交易”模式为亮点吗?在这样的背景下’股市怎么可能会有良性发展的空间呢?

收益与风险失衡

第三个失衡，即收益与风险失衡。投资者参与股票投资，出发点是想通过有效的操作，获得良好的收益。投资者都知道市场是存在风险的，他们之所以不回避风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都在想象根据最一般的市场规律，高风险的市场应该有相应的风险补偿存在。这种状况，在2005-2007年的股改时，的确表现得很突出。作为对股市实现全流通的一种风险补偿，上市公司大股东向流通股东支付了一定的对价。也因为有了这样的风险补偿，股市走出了一波大牛市。但是，在股改以后，人们发现，一方面股市的风险还在堆积，譬如新股发行市盈率要高于市场同类品种的二级市场市盈率；另一方面却没有什么制度来限制这种风险，更不要说是提供风险补偿了。进而，随着股市规模的日益膨胀，其与宏观经济的联系也变得十分密切，结果在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就难免为调控政策所累。虽然，很多调控政策的出台，并不是针对股市的，但是在实践中，这些调控都不可避免地对股市产生了向下的拉动。最典型的例子是，自2010年4月房地产调控全面开始以来，全国的房价并没有什么下跌，但是房地产股票却已经跌得不像样了。少数几个表现尚好的房地产股票，其主业已经在悄悄转型，开始涉及矿业投资了。这表明在股票市场上，收益与风险是不匹配的，讲得更为明确一些，就是风险投资得不到风险补偿。

中国经济在世界上应该属于优等生，而中国股市呢?大家都知道，在2010年，其在世界的排名是倒数第二。股市风险经常被人为放大，市场本身缺乏最基本的抗御风险的能力，以致无法成为反映经济状况的晴雨表。这表明，由于第三个失衡，即收益与风险失衡的存在，市场本身已经不具备良性循环的能力。

焦虑的中国经济 篇12

在5-HT1AR众多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位点中,位于转录调节区C(-1019)G(rs6295)的多态性,尤为引起关注[5]。目前,国外已有5-HT1AR基因C(-1019)G(rs6295)单核苷酸多态性与焦虑障碍相关的报道[6,7],国内也有学者对五羟色胺转运体基因多态性与广泛焦虑障碍(general anxiety disorder,GAD)的相关性进行报道[8,9],但未见5-HT1AR基因C(-1019)G(rs6295)单核苷酸多态性与焦虑障碍的相关报道。因此,本研究探讨5-HT1AR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位点C(-1019)G(rs6295)是否和汉族人群焦虑障碍(GAD和PD)相关。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2014年2月-2014年12月在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临床心理科和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精神科门诊就诊或住院的患者。GAD患者210例,其中男性85例,女性125例;年龄18~60岁,平均(36.4±12.1)岁。惊恐障碍患者109例,男性45例,女性64例;年龄18~60岁,平均(33.2±10.6)岁。纳入标准:①符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Ⅳ,DSM-Ⅳ)中广泛性焦虑障碍或惊恐障碍的诊断标准;②排除继发及共病情况;③汉族。排除标准:①患有严重躯体疾病者;②精神活性物质滥用者;③有自杀企图者;④妊娠或哺乳期妇女。广泛性焦虑障碍诊断标准:①对于许多事件或者活动(比如工作、学习成绩等),呈现过分的焦虑和担忧(担忧的期望),至少持续≥6个月;②患者感觉难以控制自己不去担忧;③焦虑和担忧有以下6种症状中≥3项(在6个月中,多数日子里有至少几种症状),a.坐立不安或者感觉紧张;b.容易疲劳;c.思想难以集中,或者头脑一下子变得空白;d.易激惹;e.肌肉紧张;f.睡眠障碍(入睡困难或经常醒转,或辗转不安、令人不满的睡眠)。惊恐障碍诊断标准:①反复有不期而来的惊恐发作,一段时间有强烈的害怕或不适,≥4项下述的症状突然出现,且在10 min内达到高潮,a.心悸、或心率加快;b出汗;c震颤或发抖;d气促感或窒息感;e喉头哽塞感;f胸部疼痛或不适;g恶心或腹部不适;h头昏失平衡感、头重脚轻、晕厥;i现实解体(非真实感)或人格解体(感到脱离自己);j害怕失去控制或发疯;k害怕即将死亡;l感觉异常(麻木或针刺感);m发冷或潮热。②≥1次发作后10个月内存在以下≥1项:a.继续担心再度发作;b.忧虑发作所产生的影响或后果(例如失去控制、心脏病发作、将会发疯);c.与发作有关的行为显著改变。

对照组来源于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职工、进修医生、实习医生及体检中心体检者。纳入标准:①没有符合DSM-Ⅳ诊断标准的精神疾患;②汉族;③中学及以上文化程度;④愿意参加本研究。排除标准:①患严重躯体疾病者;②妊娠、哺乳及药物滥用者。对照组300例,其中男性141例,女性159例;年龄18~60岁,平均(35.4±10.7)岁。所有入组对象签署知情同意书。广泛性焦虑症、惊恐障碍患者与对照组年龄、性别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实验方法

1.2.1 临床资料采集

所有入组对象经2位副主任及以上医师明确诊断,并由经培训过的专职研究员完成基本人口学资料和包括首次发病年龄在内的临床资料采集,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nanxiety scale,HAMA)评定疾病严重程度。

1.2.2 DNA提取

所有研究对象在完成临床资料采集后,于清晨空腹抽取肘前静脉血10 ml,乙二胺四乙酸(ethylene diamine tetraacetic acid,EDTA)抗凝,总DNA抽取试剂盒为北京天根生化科技有限公司的Axy Prep-96全血基因组DNA试剂盒,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DNA抽取,提取的DNA置于-70℃冰箱冷冻保存待测。

1.2.3 SNP位点多态性检测

5-HT1AR基因C(-1019)G(rs6295)位点多态性检测由上海翼和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完成,采用高温连接酶检测反应基因芯片(ligation detection reaction techniques,LDR)技术测定基因多态性。rs6295正向引物:5'-ACGGAGGGTACCGTTTTGTTG-3',反向引物:5'-CCCAGAGTGGGCAATAGGAGA-3'。LDR探针系列分别为rs6295_modify:5'-PTTTTTAAAAAGCTACCTCCGTTCTCTTTTTTTTTTTTTTTTTTTTT-FAM-3';rs6295_C:TTTTTTTTTTTTTTTTTTTTTTGGAAGAAGACCGAGTGTGTCTTTCG;rs6295_G:TTTTTTTTTTTTTTTTTTTTTTTGGAAGGAAGACCGAGTGTGTCTTCC。LDR反应原理为高温连接酶一旦检测到DNA与互补的寡聚核苷酸接头对应处存在基因点突变类型的碱基错配,则连接反应就不能进行,通过温控循环该特异性连接反应可反复进行,达到线性扩增的效果。用Genemapper进行数据分析,位点的分型截图见附图。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6.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用χ2检验,分别比较GAD组、PD组及对照组的基因型、等位基因分布差异,并与广泛性焦虑症,惊恐障碍进行关联分析。用Hardy-WeinderggDiagnostics Version 2.0软件分析基因型、等位基因频率是否符合Hardy-Weinderg平衡定律,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SNPs位点的检测结果及Hardy-Weinberg遗传平衡检验

采用Hardy-Weinberg遗传平衡(H-W平衡)检验,对rs6295的SNPs基因型和等位基因进行检验,发现其符合H-W平衡定律,其等位基因频率也符合H-W平衡定律。

2.2 各组SNPs位点基因型和等位基因分布的频度比较

研究发现,GAD+PD组rs6295位点的基因型频度为CC 9.1%(29/319),CG 39.8%(127/319),GG 51.1%(163/319),其等位基因频度为C 29.0%(185/638),G71.0%(453/638);对照组rs6295位点的基因型频度为CC 7.3%(22/300),CG 32.0%(96/300),GG 60.7%(182/300);其等位基因频度为C 23.3%(140/600),G 76.7%(460/600),经χ2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5.912和5.238,P=0.206和0.073)。本研究还探究rs6295位点的基因型和等位基因是否与性别差异有关。研究发现,男性GAD+PD组rs6295位点的基因型频度为CC 10.0%(13/130),CG 38.4%(50/130),GG 51.5%(67/130),其等位基因频度为C 29.2%(76/260),G 70.8%(184/260);男性对照组rs6295位点的基因型频度为CC 7.1%(10/141),CG 29.8%(42/141),GG 63.1%(89/141),其等位基因频度为C 22.0%(62/282),G78.0%(220/282),经χ2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4.213和4.218,P=0.378和0.121)。女性GAD+PD组rs6295位点的基因型频度为CC 8.5%(16/189),CG 40.7%(77/189),GG 50.8%(96/189),其等位基因频度为C 28.8%(109/378),G 71.2%(269/378);女性对照组rs6295位点的基因型频度为CC 7.5%(12/159),CG 34.0%(54/159),GG 58.5%(93/159),其等位基因频度为C 24.5%(78/318),G75.5%(240/318),经χ2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3.259和2.637,P=0.516和0.268)。见表1~3。

例(%)

例(%)

例(%)

3 讨论

5-HT1AR基因位于5q11.2~13.1,是哺乳类动物脑中表达最多的亚型之一[10,11]。5-HT1AR作为突触前自主受体和突触后受体同时起作用,自主受体被5-HT或5-HT1A激动剂激活后可以减少5-HT能神经元的放电频率,继而减少神经末梢投射区域5-HT的合成、转运及释放。同时其还通过负反馈系统,调节突触间的神经传递。突触后5-HT1AR的激活将引起细胞膜的超极化,从而降低神经元的兴奋性,因此5-HT1AR是5-HT系统神经传递的重要调节因素[12]。

位于5-HT1AR基因上游调控区内的C(-1019)G基因多态性引起人们的兴趣,其所在区域内有一个26 bp不完全的回文结构,而C(-1019)G多态性位点与5-HT1AR基因的双重抑制因子作用类似,核畸形表皮自调节因子-1(deformed epider-mal autoregulatory factor 1,DEAF-1)相关蛋白(nu-clear DEAF-1-related protein,NUDR-protein)与发状分裂相关增强子(hairy and enhancer of split 5,Hes5)相邻。而C(-1019)G多态性位点能影响NUDR及Hes5的表达,使5-HT1A突触前、突触后受体表达受影响,导致5-HT系统神经传递发生异常改变,增加羁患精神障碍的风险[13]。FAKRA等[14]的研究进一步表明,C(-1019)G的C/G和G/G基因型与C/C型比较,能显著降低与威胁有关的杏仁核反应,而杏仁核被认为是情绪反应的中枢。因此本研究选取5-HT1AR基因C(-1019)G(rs6295)单核苷酸多态型与焦虑障碍(GAD和PD)进行关联分析。

本研究首次报道,5-HT1A的C(-1019)G基因多态性与中国汉族人群焦虑障碍(GAD和PD)的关联研究。本研究未发现,rs6295的3个基因型与焦虑障碍(GAD和PD)有关联。考虑到女性比男性更容罹患焦虑障碍[15],本研究进行亚组分析,以期寻找影响焦虑障碍性别差异的生物学基础,但也未发现C(-1019)G多态型在性别中有差异。与CHOI[15]、CHIPMAN[16]、HETTEMA等[17]的研究结果一致。

考虑出现本研究结果可能是因为:①5-HT1AR的C(-1019)G的多态性位点位于5-HT1A 5’端启动子区域,尽管其多态性导致转录活性的改变,影响所翻译的蛋白质产物表达,但是该产物可能对引起焦虑障碍(GAD和PD)的脑功能环路作用不大,推测该位点可能不是焦虑障碍(GAD和PD)的功能位点。②本研究仅考虑基因、性别因素在焦虑障碍(GAD和PD)病因中的作用,未将人格、生活事件和心理社会等因素纳入本研究行进一步分析,而既往的双生子研究证实,广泛性焦虑的遗传度约为37%[18],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将基因—环境因素的交互作用加以考虑,以完整的阐述焦虑障碍(GAD和PD)的病因学机制。③本研究样本量较小可能会影响检验效能,导致假阴性结果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