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的德国人

中国乡村的德国人（通用9篇）

中国乡村的德国人 篇1

摘要：旅游观念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在具备一定的相似性的同时也各具特色。本文从旅游社会学宽广视角与“跨文化比较”独特视角, 结合专业人士一线实践经验与市场调查资料, 对中法两国旅游观念进行思考总结, 分别从旅游在生活中充当的角色, 偏爱方式以及旅游主要人群三方面剖析。

关键词：旅游观念对比,中国人,法国人

旅游观念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备受学者关注, 随着经济的发展, 生态旅游与自由旅游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 成为全球趋势。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因各国经济发展历程与水平的差异, 其旅游观念在享有一些共同点的同时, 又有很大的差异。可是目前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并不多, 且很多都是脱离实际的理论, 本文结合实践经验, 从三大方面分析中法旅游观念的异同, 旨在引起更多对各国旅游观念差异的研究, 同时作为文化交流的媒介, 促进广大群众了解异国旅游观念, 取其精华, 相互借鉴, 生活得更为惬意!

一、相同点

“旅游”从字意上很好理解。“旅”是旅行, 外出, 即为了实现某一目的而在空间上从甲地到乙地的行进过程;“游”是外出游览、观光、娱乐, 即为达到这些目的所作的旅行。二者合起来即旅游。所以, 旅行偏重于行, 旅游不但有“行”, 且有观光、娱乐含义。从社会学家度来看, 旅游是人的本能需求。也就是说人要旅游的本能与生俱来。人的本性决定了人需要一种差异化的环境、差异化的文化和新鲜感的东西来吸引他, 来打动他, 来解脱他。小孩走出去换了环境, 获得了新鲜的感受, 就停止了哭闹, 抱孩子的人一旦停留在某个地方孩子就会继续苦恼, 人长时间处于同一环境便会觉得枯燥乏味, 而旅游使得人觉得放松愉悦。旅游使人回归到本能状态、全身心释放的最好的最轻松的方式。不仅仅是法国人和中国人, 世界上的人类旅游皆为放松猎奇寻乐。

二、差异

1、法国人度假多为必需, 中国人度假偏重奢侈

法国人与中国人的旅游观的差异在一则笑话里体现的淋漓尽致:一位富翁度假时遇到一位渔夫, 他问渔夫为什么躺在这里晒太阳而不去打鱼。渔夫反问道:“我打鱼干什么?”“挣钱。”“挣钱干嘛?”“再买一些渔网, 这样就可以捕到更多的鱼。”“然后呢?”“就可以再买几条船, 组成一个团队, 捕更多的鱼, ”“然后呢?”“然后就可以成立一个公司了, 这样就可以赚更多的钱。”“然后呢?”“然后你就是一个富翁, 就像我这样, 可以度假晒太阳了。”“那我现在在干嘛呢?”这就是我们的观念差异:法国人度假是因为他们觉得生活就是边工作边享受, 而中国人就像那位富翁一样, 拼命工作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奢侈的旅游一次。对于法国人而言, 只要手上有了足够的钱, 就可以毫不犹豫的出门旅游或是度假, 因为他们认为旅行和度假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 努力工作就是为享受生活提供资本。对于中国人而言, 只有资金足够充裕或者出于度蜜月等喜事当头才会出去度假, 毕竟有钱也要用在刀刃上, 生活需要未雨绸缪。法国人旅游重点在体验到度假的感觉, 身心得到放松, 旅途愉悦有趣即可, 住所食物的档次属于其次。中国人则正好相反, 我们的旅游往往是具备特殊意义的, 犒劳员工, 情侣度蜜月或者表示儿女表孝心, 讲究一切都得好。况且难得出去旅游挥霍一次, 旅游质量不高又会觉得不尽兴。

2、中法偏爱的旅游方式不同

(1) 法国人喜欢静态的自己, 中国人则喜欢动态的

比如游山玩水, 中国人喜欢先上山后下山, 爬山就像一出戏, 登到顶峰像是戏的高潮一般必不可少, 我们有“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的雄心壮志, 我们的“游”重在“动”, 重在观光, 舒活筋骨, 磨砺意志。而法国人重视度假的惬意, 即使山不高, 他们也未必愿意登至顶峰, 他们个个喜欢在半山腰的某一处风景停留, 游泳晒太阳晒干衣服之后就打道回府了。中国人旅游不仅要怡情而且要磨砺身心, 法国人怡目怡情身心舒坦即可。

(2) 法国人喜欢找麻烦, 中国人不喜欢惹麻烦

法国游客出门喜欢自己制定路线和行程, 甚至会为了出国旅游而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外语, 他们把旅行中的困难看作是旅游的一部分。可是中国游客喜欢跟团出行, 因为省事儿, 衣食住行全部不用自己操劳。不过两国的年轻人应该都是喜欢自助游的。我自己虽知跟团出行价格低廉, 行程准确, 全程无忧, 却偏爱自助游, 因为年轻时候遇到的麻烦越多增长的经验就越多, 多花费些金钱时间精力来获取成长的经验和技能, 我认为是十分值得的。

(3) 法国人喜欢拍别人, 中国人喜欢自拍

法国人看到中国人的旅游照片时, 总是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每张照片上都有你自己?你的身体都挡住好多风景了!拍自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办到的, 何苦跑那么远去拍自己呢?”我觉得中国人的最终回答大概会是:“跟你们老外讲不清楚。”我们到一个景点拍照时最主要的, 而且为了追求景点数量, 哪怕到一个景点拍张照片就走也是可以的。

3、欧洲人旅游中孩子多, 女孩儿更多, 中国反之

法国有一种婴儿车, 专攻法国夫妇带着婴儿旅游用, 可是中国都没有这样的婴儿车。而且尽管中国有“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的说法, 中国孩子独自出游尤其是出国旅游的并不算太多。其实中国的治安比起法国要好很多, 可是中国家长总是担心孩子的安全问题, 所以, 中国青少年自助游的现象并不多见。

三、原因分析

1、福利制度的不同导致了两国人民出游态度的不同

因为不怕老无所养, 不怕没钱看病, 不用为昂贵的学费而捉襟见肘, 所以法国人可以很洒脱惬意的度假。而中国的福利制度尚待完善, 国家刚刚把教育和医疗纳入小康生活的标准, 度假这一项估计还需要大家一起耐心期待。

2、旅游心理的不同

法国人旅游主要是身心放松, 有睡袋面包自来水就可以了。而中国人觉得旅游是奢侈品, 衣食住行当然不能像日常生活那样平凡。而且法国人比较注重自我的体验, 所以照片里没有自己也罢。可是中国人喜欢把这些奢侈经历用照片向人炫耀, 照片中的自己自然就成了最直接的证明。此外, 法国人不像中国人一样具有天人合一的思想, 中国人觉得景色里有了人才算完整, 可法国人眼里, 景色就是景色, 人类就是人类。最后, 法国人喜欢冒险, 而中国人偏爱稳妥。

3、家庭观念不同

法国的祖父母没有照顾孙辈的义务, 而保姆的价格不菲, 因而带着婴儿出行也有法国人的无奈。而中国就不一样, 中国的祖父母不仅有照看孙辈的义务, 而且还会尽心照料自己的成人儿女, 以求老有所养。此外, 法国人注重子女的独立生存能力以及与人交往能力培养, 而中国父母总是舍不得放手让子女经受磨砺。

四、结论

从经济基础, 旅游心理和家庭观念等角度出发, 分析了中法两国人的旅游态度, 方式及主要人群, 我们发现中国人注重稳妥, 不会随心所欲的花钱出游, 也不爱冒险自己探索, 即便青少年有独自出行的想法, 中国家长也不放心。而法国人注重自我放松与探索以及孩子各方面能力的培养, 因此出游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方式不拘一格, 青少年所占比例比重过大, 甚至婴儿也随父母出游, 而且他们注重心灵体验, 对旅游设施的基础设施的档次要求不高。

参考文献

[1]林淼.法国旅游概况·法国旅游业发展现状·世界经济年鉴[M].2004-2005.

[2]马波.现代旅游文化学[M].青岛出版社, 1998.

[3]喻学才.近七年旅游文化研究综述[J].旅游经济, 1997 (2) .

[4]邹统钎, 主编.中外旅游目的地比较研究[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 2008.

中国乡村的德国人 篇2

中国人的“身”

与西方人或是拉丁人不同，中国人把个人看作是一个“身”，也就是一个身体，对于中国人来说，身体比心灵或是灵魂都更加重要，所以中国人特别注重养身。中国人的语言当中对个人的描述也充满了这样的概念，例如，描述自我，便可称为“自身”、“本身”，讲一个人的所有，叫“身家”，讲一个人的来历，叫做“出身”，讲一个人改变了命运，是“翻身”，讲一个人的感觉，叫“体会”，“身体力行”，对一个人的攻击，叫做“人身攻击”，等等。古代中国士人也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见，对于中国人来说，对一个人的描述，完全是身体性的，一个中国人，就是一个“body”，而他的心灵与灵魂，就不那么重要了。而对中国人来说生活最大的主题，就是保存这个身，就是“明哲保身”。

中国人的心

中国人也有心理活动，但是中国人的心不是用在自己身上的，而是用于关照他人。上一辈的中国人总会教导年轻人“先人后己”，“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中国人讲与“心”有关的词，总与他人有关，如“关心”、“伤心”、“寒心”、“操心”等。中国人讲究人与人之间的“合和”性，认为只有自己先关心了他人，他人才会关心自己，于是在不太熟悉的人相见的时候，先要将自己的“心”作用于他人身体之上，然后别人才会将他的“心”交给你，作用于你的“身”之上，双方“交心”之后，于是都“安心”，这样就变成了自己人。

中国人的人性设定

对中国人的人性的设定，为作对比，特引入西方人与拉丁人的人性。

西方人的人性是以获得圆满的“灵魂”为中心的，“灵魂”这个东西是超自然的，是超越物质与精神，乃至是超越今生今世的。

西方人把肉体和精神看作是一个整体，认为肉体就是一部机器，许多时候，他们只是粗茶淡饭，把肉体填饱了去实现自己的精神需要和“灵魂”需要。这就是为什么许多西方人义无返顾地去挑战自我，游海峡的，坐热气球环球旅行的，到中国农村来支教的。很多是出于“灵魂”的完善，觉得自己这样做是“灵魂”的驱使，有时候在这种问题上的有意无知和有意迷信，往往会让人觉得更加快乐。

总之西方人对待肉体是最粗略的，对待精神要好一些，而最重要的，个人都是统一于“灵魂”的。社交中不太在意他人的看法。

再说拉丁人，拉丁人的人性设定中，重点是“精神”，“精神”包括其激情、感情和精神认知。所以拉丁人对于生活的热爱通常以“欢歌、美酒、佳人”的方式来表达，这是他们追求激情的具体表现，而在社会生活中，拉丁人也非常重视自己的精神追求，所以他们的政府当中的反对派也是最多的，政府经常倒阁。

在社交中，拉丁人把宗教中讲到的“灵魂”作为自己“精神”认同的参考，而对于世俗的评论他们一方面要顾及，而另一方面也非常顾及自己的精神追求。

中国人就不一样，中国人生活的中心是“肉体”，凡事皆以照应肉体为主，要求“吃饱穿暖”，注重饮食文化，讲究安身静养。在社交中，对于世俗的在意是最多的，对于精神的关心则很少，对于“灵魂”更是闻所未闻，中国不存在超越现世的宗教，一切都是要求现世就有报偿的。

所以如果有一个女儿与男友交往受到父亲的反对的话，西方人的做法一般就是拉开架势与父亲对着干，大吵大闹到离家私奔，都是很有可能的。而拉丁人的做法则是阳奉阴违，表面上会跟父亲说我们不来往了，下来还是偷偷摸摸地自己按自己的意思干；而中国人则会非常在意地，真的断绝与男友的来往。

二人结构

所以，中国人从来不是一个人，而是通过一个基本的“二人结构”来完成社会结构的。一个人把自己的“心”，关照到另一个人的“身”上，而另一个人也同样这样回报，双方都在对方的关怀之下达到了“安身”的目的，而同时，双方因为“交心”，也同时“安心”了。所以一般来说中国人之间的互相问候就是“你身体可好？”或是“你别来无恙？”讲的都是对对方身体的关心，而另一方则回答：“你有心！”“谢谢你的关心！”这一问一答，正是对中国二人结构的最好描述。中国人最常见的二人结构，就是中国人常说的“五常”，即“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儒家说：“仁者，人也”，就是这个意思，“仁”这个字拆开就是“二人”，也就是说，一个成功的为人，就要讲究“二人”的相对性。所以中国人都讲究“相对”，两个人当中的另一方称为“对方”，相适合的事情称之为“对”，否则就是“不对”，有什么错误就是“对不起”。中国人的这种相对性的“二人结构”，是检验一个中国人成功与否的标志，中国人在社交场合喜欢问：“你工作在哪里？”“你结婚没有？”“你生孩子没有？”都是在确认对方是否已经具备了君臣、夫妻、父子这样的二人关系。特别地，在中国，一个人哪怕已经三十几岁，只要是没有结婚，就会被当作不成熟的个体，被当作没有长大的半成人来对待，而结了婚又没有小孩的，则又会被有小孩的当作未成熟的个体来对待。相对的，在中国没有具备“二人关系”的个人，都被认为是一种可怜、失败、不能自理的状态，大凡是描述“一人”的词，多是贬意的，如：“孤独”、“孤单”、“寡人”、“孤立”、“形单影只”等。

中国人的“吃”文化与“口腔化”倾向

中国人对“身”的关“心”，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吃”，吃饭，是对身体最直接最简易的关心。所以中国人为了表达自己对他人的好感，必先要请客吃饭，客人吃过之后，便是领了情，双方一交心，就成了自己人。“吃”，为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拓展创造了一个契机。而西方人往往不管这些，吃便吃了，情还是不领的，并且西方人不愿意接受他人的好意，害怕对方利用卖人情从而达到对自己的控制。

中国人于是发展出一套与“吃”有关的，用于描述人际关系的语言。没有交往的人，是“生”人，不能“吃”；相互有交情的人，是“熟”人，可以彼此依赖；在人群里是不是好过，称之为“吃得开”或是“吃不开”；对于看不惯的人，叫做“不吃他那一套”；对于不好相处的人，称之为“孤寒”、“冷淡”，都有艰涩难“吃”之意。

中国人通过不断重复的二人关系，联结出一个又一个“圈子”，在“圈子”内部，人们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关系，个人要在某一个圈子里面成为中心，则必须压抑自我，“多吃亏”，关心他人无微不致，往往这样做了的人，会被大家认为是圈子里的“仁义”之人，获得尊重。在这样的文法规则之下，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权谋之术。

在圈子内部，既然大家都已经“交心”，于是便可以在圈子里面“安身”，也可以通过关心他人来使自己“安心”。所以中国人多不习惯西方的环境，因为西方没有中国这样的圈子，中国人到了美国，大多数是先来到唐人街之类的地方，进入中国人的圈子以求“安身”，中国人在国外的事情，也是致力于安身下来，而不是更广阔地接触社会，开放自己，发展自己的心灵与灵魂，国内的中国人，终身致力之事，也是车子房子妻子孩子之事，“安身”而已，至于海外华侨，只做两件事，一是如何在海外安身，二是通过“关心祖国建设”之类的事务来使自己“安心”而已。

所以中国人的圈子的文法规则与二人结构是一致的。

“腔门化”与“他制他律”

中国人深谙对于与他人相处之道，然而对于自己的一个人的世界，就不那么在行了。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人最早懂得对自己的控制，就是对于自己排泄的控制，西方小孩很小就被要求形成自己的排泄习惯，这便是对自己的控制，而中国的孩子基于父母的“关心”，小的时候要“司尿”，父母通过吹口哨等方式来控制小孩的排泄。最早的对自己的身体器官的控制都在二人结构中失去了，更不论其它。

稍大，西方的小孩常说的话就是“我已经不是小孩了。”而中国的父母却常说：“你还是小孩，不能如何如何。”西方对小孩叫“培养”，中国对小孩叫“管教”，这些都是迥异的。再往大了，中国人就对自己无法控制，例如随地吐痰、乱丢垃圾、不自觉地挖鼻孔、无法控制地抖动手或是脚，在公共场所突然做出李小龙一般的动作等。

中国人的“腔门化”倾向是严重的，然而在有“二人结构”存在的环境下，中国人却可以显示出让人感动的大度有礼貌。例如，圈子内的人可以相互欠钱，并且在对方相归还的时候大手一挥说：“算了”；或是自己无意间提及需要什么东西，再次相见的时候，对方已经为自己准备好了；抑或是对方宁肯自己不去玩乐，也要陪自己去买必须的东西等。然而这样的礼貌往往与中国人在圈子之外的表现形成鲜明对比。例如坐公交车时，彼此之间不认识的中国人，相互推搡，似乎要把别人挤下车方才甘心，而如果突然遇到一个熟人，则又会将熟人让到前面，还会替对方买票。中国人就是通过“二人结构”中的另一方来约束自己的，直接地说，就是“做给别人看的”。可见，中国人的“真诚”与“面子”背后，是荒芜的个性和“他制他律”的人格。

对待外人和外面世界的态度

所以，中国人对待圈子之外的人乃至中国文化之外的人时的态度就是矛盾的。一方面，对于“生人”，中国人采取的是区别对待，因为只能通过打压外人，才能显示对圈子内的人的不一般的关心，所以中国到处充满了内部图书馆、内部规定，对于陌生人的冷漠和对于熟人的热情；另一方面，对于中国人想要接近的，特别是有一些特别地位的陌生人，中国人又显得特别谦卑，处处压低自己，给别人以优待，给这样的陌生人以特殊的待遇。例如许多到中国来留学的外国学生，中国人都准备了单独的留学生公寓，让他们住带空调的房间，并且不充许中国人进入，以示优待，殊不知外国学生并不习惯这样的集体管束，反复与校方发生矛盾，并且在国外，对待留学生，往往只是让他们和本国学生住在一起。所以有留学生嘲笑说，以前西方人在中国挂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的牌子，而中国人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赶走了洋人，现在却又把洋人请回来，还是不让华人入内，真是可怜。最近，中国铁路为方便几个日本人乘飞机而临时停车的特殊对待，也是中国人对外人谦卑的发作。

所以对待外面的世界，中国人有一种一厢情愿的想象，觉得他既然是圈外的人，想要获得我圈内的资源，就理所当然地应该来求我；或是对待想要接近的人，觉得我既然已经对他好了，他就理所当然地来报答我，也对我好。然而这种中国人的文法规则，却很多时候不起作用。许多外国人对于中国的这种关心并不领情，他们与中国人谈生意，对于中国人不谈正事却先要请客吃饭并不理解。即使在中国国内，这样的情况也时时发生，许多青年追求女友，觉得我已对她好了，为什么她还不报答我，于是转而变为愤怒和报复等。

中国人对待圈外人的冷漠，是有圈子内的二人结构为其撑腰的结果；中国人对圈外人的优待，又是利用二人结构期望获得对方的回应。很多时候，外国人会觉得中国人非常低贱，并且在外国人面前有意地整自己的同胞，这样的行为更让外国人不屑。同时，中国人却像是长不大的孩子一样，一厢情愿地去想像和等待别人来关心自己，不懂得经营，也不懂得浪漫，当外人不领情的时候，就认为别人“不吃自己这一套”，觉得此人“孤寒”，“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中国人对自己“二人结构”的文法规则的依赖，就是中国人个性的压缩。

儿童化与老年化的并存

中国人的“二人结构”的社会，的确给人以人情味十足的感觉，但这样的感觉有时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在“二人结构”的统治下，中国人都无法建立起真正的自我，必须要依赖他人，才能定义自己。问一个中国人，为什么要发财致富，他一定要说一是为了“光宗耀祖”，一是为了“荫泽子孙”，就是不说是为了自己。因为这样说不符合二人结构，会被指为“自私”、“孤傲”。在香港曾经采访一位女明星，会不会容忍婚前性行为，结果她说：我不会这样做，一来我要让父母放心，二来我要给年轻的未成年人一样好的榜样。她就是不愿意说，这种事情不符合我的原则！

所以很多时候，对于中国人来说，在压缩自己的存在，一方面，相对父母，自己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常有三十多岁的女儿还向父亲撒娇；另一方面，相对于下一代人，自己又必须与他们相对，成为他们的父母，所以，小小年纪就要有向下一代人“交心”的责任感，于是自己又显示出老年化的倾向。

所以中国人在来到陌生的环境，面对陌生人的时候，要么就是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手足无措，诚惶诚恐，要么就像一个老头子一样故作深沉，远离他人。中国人不懂得如何通过合适的方式去展示自己，不懂得如何用浪漫、幽默、从容的态度与融入。这种儿童化与老年化的并存，却恰恰挤压掉了中国人的青春时代，中国人于是没有反叛，没有与主流社会和前辈对抗的年龄段。要么是儿童，要么是老年，独独没有青春。

这种失去自我，不懂得自我经营的事情在中国人的婚恋问题中特别突出。可以知道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人热衷于为他人介绍结婚对像，当人们发现一个人没有结婚，“形单影只”的时候，总是生出一种可怜感，认为他是“孤独”的和不能自理的，于是一定要帮他介绍一个人结束他的单身状态。而中国人也习惯于让他人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和定义自己的存在，既然排泄都可以通过他人来定义，那么结婚亦然，“腔门化”再度发作。而很多中国人对于如何组织去追求异性，往往不知所措，不懂得如何组织，不懂得如何愉悦对方，而往往是把对方吓坏，如此产生很多畸形的恋情乃至悲剧。

青春的一代往往对社会充满反叛，而这种反叛往往是社会前进的动力，中国人却没有这种反叛，所以社会的进步总是非常迟缓。纵观二战后的世界青年成长史，你会发现中国的青年反叛史要比西方的青年落后十年，西方在六十年代有所谓“垮掉的一代”，而中国的六十年代却是由上至下的“文化大革命”，及至八十年代，西方的青年才走入社会主流，而中国才有了一些反叛的表现。

铲平主义

中国人对于自己在群体中的利益有一个预想，即我能得到什么，当自己得不到时，也不要他人得到，如果他人要在群体中出头，则必定要去阻挠，要实现群体的平均性。当一个人太出色时，群体中的他人就以为你拥有特权所以区别对待，不再把你当作圈子内的人。而一个人如果有任何区别于他人的行为，人家就会认为你“自外于国人”，打压你而把你当作外人对待。所以中国人做事情总是不敢以自己的原则为准，往往要看他人的表现行事。例如许多女孩子到了夏天想穿裙子，却总是不敢第一个穿，宁愿在家里面换好裙子，画好妆，自己欣赏一番又把裙子放起来，也要等到他人都穿起裙子来以后才敢穿出去见人。中国人照相也有这样的习惯，往往带着漂亮衣服，临到照相时才换上，照完又换下来。就是因为中国人不敢表现自己，害怕被他人“铲平”使然。

及至今日，中国仍然有“仇富”的情结，有“共同富裕”的情结，还是“铲平主义”的残留。不能承认自己的局限，不能承认他人的长处，害怕的是自己无法与他人再结成可以“相对”的“二人结构”，无法使自己“安身”，这也是中国人的“儿童化”使然。

养与教的文化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及至整个国家时，就变成了一种“教”与“养”的文化，中国的社会理想就是使“普天之下皆有所养”，问题是，普天之下都被“养”，那么是谁来“养”“普天之下”的呢？当然就是政府。所以这个时候“政府”与“社会”就变成了一对“二人结构”，在中国，天下被称之为“家天下”，政府官员被称之为“父母官”，对官员的评价是“爱民如子”。政府负责对社会进行“教”化，好的政府，往往是使社会上众人都有所“养”的政府，一旦众人皆有所养，并且政府采取一些克制的态度，“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社会便认为政府是向自己交了心，遂向政府“交心”，来表明自己的“忠诚”，不会“作乱”，这样又使政府“安心”。另一方面，政府要对社会进行教育，这也跟家长“管教”孩子一样，不是由孩子去自主“发展”，而是规定固定的模式让孩子去走，中国家长最担心孩子“动”，因为“动”和“乱”相联系，所以，中国社会的最终目的就是防止社会的“动”与“乱”，而这固然要通过“教”与“养”来实现。

中国社会的静态目标

综上，可以知道中国社会的运行目标与世界上其它民族的社会的运行目标有很大的不同，一般来说，其它社会一般有一个动态的运行目标，例如日本，讲究的是太阳神的子民，要行其“国运”，所以造成了日本国民的国家紧张感，日本历来在追逐世界强国的脚步，害怕被其它国家所超越，再比如英国，强调其国家的运行目标就是要在全球的范围内称霸，成为“日不落”帝国。而反观中国，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然而整个社会形态的变化是很小的，无非一乱一治，当出现政府与社会相互所不能“养”的矛盾时，社会就趋于“乱”，而当政府和社会相互“交心”，相互能够“安身”和“安心”的时候，社会就呈现“大治”的局面。当有外于整个中国社会的侵略发生的时候，例如日本侵华，才能调动整个中国人的趋同性，形成对外一致的局面，而事实上，中国内部的大大小小的圈子仍在发挥作用，熟悉中国的外国人会说，其实不只是有一个中国，在中国的内部还有许多个中国。例如甲午海战后，广州的南洋水师就去找日本人谈判，要求归还其战舰，理由是战争是北洋水师和日本人打的，与他们无关。再比如说辛亥革命后，全国各地纷纷宣布独立。

但另一方面，中国人的圈子之间也是缺乏完全的独立性的，这与中国人的儿童化的相互依赖有关，总要通过他人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军阀混战的年代，也没有哪一个军阀建“国”，而是非要相互剿灭，这也是中国人缺乏独立性和相互间的“铲平主义”倾向在作怪。

所以，五千年的中国社会，归结为一个目标，那就是：镇止民心，使之少知寡欲而不乱。

不乱，则不能动，不动，则社会不进步，所以，中国社会的目标是静态的，而这样的静态是由于中国人的人性设定和社会深层结构造成的。当年毛泽东为了打破中国这种千年静态，自上而下地发动了由下级来反对上级，由社会来对政府施加压力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真正的“文化”大革命，毛希望通过这样的社会活动，来打破中国的二人结构，觉醒中国人的个人意识，拉伸政府、社会的二元结构，通过串联的方式来打破狭碍的“圈子”。但中国文化深层次结构的复杂性远超越了包括毛在内的所有人的预计，最终“文化大革命”导向了中国社会的人性危机，最后只好通过华国锋等人 “拨乱反正”的方式，回归到中国传统的文化深层结构上面来。

中国人的“官念” 篇3

在古汉语中, 富和贵是两个概念, 有钱财曰富, 有权势曰贵。所以才有“财富”和“权贵”之说。但“富”与“贵”又是紧密相连的, 自古至今, 以“富”买“贵”和以“贵”得“富”的事例比比皆是。因而做官本身成了不少人发家致富的“终南捷径”。常言道, 千里做官, 为的是吃穿, 实则不止于吃穿, 所谓“三年清知府, 十万雪花银”, 得利之丰厚, 前景之诱人, 不能不让人心动。这也说明, 中国人追求做官, 从骨子里是为了追求富贵, 追求名利, 与商人逐利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 偶尔出上几个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而做官的官员, 便成了国之廉吏, 世之清官, 以至于能够名垂青史。

如果说中国人做官的功利性目的十分明确, 那么在功与利之间, 又多倾向于利, 而功则成为取利的手段和途径。历史上许多有功于社稷的人, 最后又往往为利所害。更多的官员, 则是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甚至以权谋私, 以权求利, 把官场做成了生意场。如此积习日久, 中国特色的官场文化便发展起来, 从本质上说, 其实是一种“官商”文化。这和官员经商的“官商”不是一个概念, 而是把做官作为了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手段。正因为如此, 官也是可以拿来买和卖的。这种文化, 或者说“官念”在官场中早已根深蒂固, 并在国人当中形成了相当的共识。古人所谓“万般皆下品, 惟有读书高”, 说白了就是“惟有做官高”, 而做官则是做官者本人及其家族彻底“翻身”过上好日子的关键, 不然, 怎么会有“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之说呢?做官也就理所当然成了中国人最高的理想和追求。当下的应试教育, 公务员热, 也可以说是这种“官念”在现实中的体现。虽然口头上唱着“咱老百姓”, 但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 没有一个人想当“老百姓”, 都在想方设法和它划清界限。就连艺人们也都张口

闭口称“老百姓”如何如何, 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从“老百姓”中分离了出来, 尽管此时他们的父母或许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尽管如此, 要说当官有百利而无一害也是不客观的, 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有风险的, 只是由于它的风险远远小于它所带来的利益, 才让人趋之若鹜。但仔细分析起来, 和传统意义上做官所承担的责任风险相比, 还存在着另外的一些风险, 或者说代价, 就是当官有可能伤神、伤身、伤心:要认真地听和不断地说令人讨厌的大话、空话、套话甚至废话;要把地球人都知道的道理津津有味地讲给别人, 还要显得很有水平;要违心地用最美好的语言对特定的人和事进行赞美和评价, 还不能让人觉得不真诚;要以极大的热情和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来送往, 还不能让人觉得有懈怠的表情……这些在某种程度上带有悲剧色彩的东西, 人们常常会把它忽略了。

除此之外, 还要承受国人对当官的矛盾心理。古往今来, 一方面人人都想着当官, 从上学的第一天起目标就很明确;一方面又都对当官的有一种天然的仇视。人们常常讲“仇富”心理, 其实“仇官”心理有时更甚, 原因与“仇富”相同, 当官的人比一般人过得好, 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利用权力获取了更多的好处, 为自己争得了更多的利益, 还要说假话、空话、大话, 老百姓当然不会满意。古时候的贪官视百姓为“刁民”, 老百姓则称其为“狗官”, 连人都做不得了。而与此同时, 就像人人都想成为富人一样, 人人也都想着当官, 尽管存在着“做不得人”的危险。

中国人与外国人友好交往的故事 篇4

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在非洲，中国人的脸就是通行证，2007年非洲开发银行集团理事会年会(“非行年会”)16日上午9时许在上海开幕。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称，中国和非洲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中国政府和人民真诚支持非洲和平与发展事业，中国累计已免除非洲国家欠华债务109亿元，目前已承诺并正在办理的免债还有一百多亿元。

温家宝表示，中国和非洲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中国政府和人民真诚支持非洲和平与发展事业。新中国与非洲国家开启外交关系50多年来，中国帮助非洲国家实施了900多个基础设施和社会公益项目，为50个非洲国家提供政府奖学金名额近2万人次，向47个非洲国家派遣医疗队员，累计达1.6万人次，共诊治疾病患者近1.8亿人次。中国还给予部分非洲最不发达国家输华商品免关税待遇，为非洲商品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便利。采取积极措施缓解非洲债务负担，累计已免除非洲国家欠华债务109亿元，目前已承诺并正在办理的免债还有一百多亿元。中国和非洲国家的多方面互利合作，给双方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中国什么时候开始和非洲有交往的？

周恩来总理1963年底到1964年初访问非洲十国，提出了中国与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以及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80年代初中国又提出了“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四项原则。1996年江泽民主席访问非洲时，又提出了中非面向21世纪长期稳定、全面合作国家关系的五点原则建议，即“真诚友好、平等相待、团结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

中非贸易关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与中国有贸易关系的非洲国家只有埃及和摩洛哥。而现在,中国同非洲59个国家和地区基本都建立了贸易关系。截至1999年，中国己与39个非洲国家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与17个非洲国家签定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与4个非洲国家签定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与非洲国家相继建交以来，中非贸易经历了记帐贸易、易货贸易、现汇双轨制贸易，直至当前以现汇贸易为主的几个阶段。中国对非洲：帮助建设基础设施（公路、铁路、医院、水利设施、港口等），贷款以及免除其债务等等，很早就建立起了友谊。

《时代》眼中的中国人 篇5

最早出现在《时代》上的中国人为直系军阀吴佩孚,他出现在1924年9月8日的《时代》封面上。

1976年,中国历史走入重要转折点。这一年登上《时代》封面的是邓小平、毛泽东。前者即将影响中国的未来,后者的去世,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1980年代以后,《时代》对于封面人物的选取也发生了微妙变化,不再专注于中国政治人物,开始留心普通老百姓。1984年4月30日,登上《时代》封面的,是一个有着明亮笑容的小伙子,他站在长城上,手里拿着一瓶可口可乐。

进入20世纪之后,《时代》(美国版)对中国的封面报道逐渐减少,截至目前仅有三次。值得一提的是,此后《时代》对于封面的选择,开始倾向于社会、经济事件或现象。

2009年12月16日,《时代》周刊评出了2009年度人物。四名“中国工人”作为唯一上榜的群体人物位居亚军。她们代表着中国广大的工人群体荣登封面。《时代》称,中国经济顺利实现“保八”,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最快的发展速度,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这些功劳首先要归功于中国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普通工人。

中国人的信任结构 篇6

(一) 信任的概念

Hosmer认为, 信任是个体面临一个预期的损失大于预期的收益之不可预料事件时, 所做的一个非理性选择行为 (1) 。

较之Hosmer的无奈, 信任在吉登斯那里却积极、主动得多。他认为就信任本质而言, 信任本身具有一定的创造性, 因为它需要一种“跳入未知”的承诺, 或一种幸运的抵押品, 这种抵押品意味着接受新鲜经验的准备状态, 并将“创造性”界定为在面对预先确定的活动模式时创新地行动或思考的能力 (2) 。

(二) 信任的种类

基于研究的需要, 研究者将信任划分为不同的种类。以下三种分类比较具有代表性, 在研究中国信任问题的文献中也比较常见。

1. 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

卢曼将信任分为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前者是建立在熟悉度及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联系的基础上, 后者则是建立在用外在的像法律一类约束或制裁上, 来降低社会交往的复杂性 (3) 。人际信任是对个体的信任, 有时又称为人格信任。制度信任是对机构、群体、组织以及较抽象的对象等的信任, 相类似的表述有非人格信任、程序信任等。

2. 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

在中国文化背景的信任研究中, 较多地将信任划分为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 (4) 。一般认为, 中国人的信任是一种以血缘家族关系或其他关系中所包含的情感的亲近远疏为基础的特殊信任, 即是一种差序性信任, 而非以社会团结、共同道德价值观念或共同信仰以及法律、社会制度等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普遍信任。特殊信任有时又称为私人信任, 普通信任有时也称为社会信任。

3. 情感型信任与认知型信任

Allister将信任划分为情感型与认知型信任。Lewis和Weigert对社会关系与人际信任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论述, 认为情感的信任与认知理性的信任分别与首属群体和次属群体相联系, 而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和次属群体在社会中所占比例和地位的变化, 认知型信任将越来越成为人际信任的主要形式 (5) (6) 。

显然, 上述不同种类的信任, 不仅存在于个体行动者之间, 而且存在于个体与系统之间, 甚至存在于系统与系统之间以及各种系统之中。

二、信任的影响因素及其形成机理

(一) 文化类别

与人类的大多数行为一样, 信任行为也带有文化的烙印。一般认为中国是一个特殊主义文化盛行的国家, 因此被认为是生成特殊信任的绝佳土壤。在国外学者对中国信任问题的研究中, 韦伯与福山的论点比较具有代表性。

韦伯在对中国儒教与道教二类主流宗教研究基础上, 指出中国人彼此之间存在着普遍的不信任。中国人的信任不是建立在信仰共同体的基础之上, 而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即建立在家族亲戚关系或准亲戚关系之上, 是一种难以普遍化的特殊信任 (7) (8) 。

福山将人际信任扩展到更深层领域的探讨, 即关于社会信任的分析探讨, 认为诸如中国、意大利和法国这样的国家, 很多社会组织都是建立在以血缘关系维系的家族基础之上, 因而对家族之外的人缺乏信任, 这样的社会是一种低信任度的社会, 或一种缺乏普遍信任的社会 (9) 。

国内一些学者从人际交往的模式出发, 探讨了中国人人际信任的本土特点。如关于“自己人”的研究, 揭示了中国人对外人的信任是通过——拟亲化和个人之间心理情感的亲密认同——这样两个将外人变为自己人的过程建立的。而“自己人”身份的获得是外人获取信任的一个重要条件。

上述研究的结论似乎趋于一致, 即中国人的人际信任是特殊信任, 而非普遍信任, 进而推演出中国是一个低信任度国家。

然而一些后续研究却与上述论点相左10 11 12 13。特别对于一个经历了二次剧烈社会变迁 (即1949年新的国家政权的建立与自1978年推行至今的改革开放) 、通信技术与互联网技术被广泛应用、资讯越来越发达的国家, 其国民人际信任的特征绝非以特殊信任即可简单概括的。事实上, 中国人选择特殊信任还是普遍信任往往因时、因地、因人而异14。动一台危险性较大的手术, 我们是信任一个实习生的外甥, 还是一个具有高超医术的医生呢?当然我们会选择后者。当然为了使自己更加“放心”, 我们又会以包括与医生交谈、请客送礼、利用关系网、登门拜访和帮忙办私事等方式增强与医生之间的可信程度, 将普遍信任转化为特殊信任。

(二) 社会与制度

1. 关系本位

中国是关系本位社会15。关系是建构中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认识理解中国人社会行为的重要依据。有人将信任比喻为空气, 认为它无所不在。而在中国, 关系也无所不在。

关系对信任的影响在于二者的紧密结合, 同时关系也是成为中国式信任的前提、有力保证。

首先, 血缘家族关系是制约中国人是否信任他人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二, 在个人的关系网中, 不同关系类型与不同的信任程度相关联。一般而言, 以已为中心, 在亲人、同学、同事、战友、上下级等各种关系中, 同自己的关系越近的, 对其的信任度就越高。反之, 则越低。

其三, 关系 (包括血缘家族关系和社会交往关系) 中所包容的双方之间的情感内涵, 对中国人之间的信任具有明显和重要的影响作用16。对人们社会关系、社会行为的嵌入性关注代替了对人们身份和从属群体的关注, 强调人们对资源的占有转变成强调人们对资源的动员能力, 这些都赋予人们在社会空间的位置以客体性。

2. 社会结构与制度变迁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 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 信任的结构与特点并不完全相同。例如, 传统社会中以私人信任为主, 现代社会则更依赖于系统信任或制度信任。研究表明, 在中国社会, 私人关系的运作与正式的法制手段都可以成为信任建立的机制, 而且二者之间可以相容17。同时信任与社会结构、制度变迁存在着明确的互动关联, 信任本身是嵌入在社会结构和制度之中的一种功能化的社会机制18。即如果从非正式的习俗、道德到正式的法律、规定, 这些制度性因素通过其内化于社会成员后形成的约束力量来增进社会信任度, 这时信任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被提升了;普通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 已经掺杂了该社会成员对涉及其中的社会制度的信任, 于是社会制度就拥有了作为信任的保障机制和作为信任本身的一部分的双重内涵19。

事实上, 在仍处于剧烈制度变迁的中国社会, 所谓正式的约束——宪法、法律、规则、规定等越来越受到国民的重视。当社会制度、法律等对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约束力 (特别是他们信任这些制度) 时, 当对社会信任不是严重缺失的情况时, 不足以让行动者做出关于信任的判断时, 行动中所涉及的那些正式的制度性因素将会给予行动的达成以有力的支撑。

3. 伦理道德

如前所述, 虽然正式的制度运作空间在逐渐扩大, 但对于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 属非正式制度的伦理道德仍扮演着重要角色。

“信”是儒家的五常 (仁、义、理、智、信) 之一, 一般认为“信”即信用, 诚信。可见中国人对于信用、诚信的笃信, 古来有之。商家讲“童叟无欺”, 普通人为人处事也要讲个“信”字。无论社会境况是路不拾遗还是世风日下, 个人是否守信均被视为评判其道德行为最为重要的标尺之一。

Zucker曾系统总结了三种主要的信任产生机制:由声誉产生信任, 由社会相似性产生信任和由法制产生信任20。而前二者均与伦理道德有关。伦理道德作为对信任形成和运作的一种制约力量与保证机制在中国人这里一直以来都是相当有分量的。

三、信任结构

如前所述, 信任作为一种在后天社会交往活动中所习得的对周围其他人行为表现的预期, 其本身自然摆脱不了本国人文或地域风俗、社会遗风、社会制度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并呈现出因时因地的多变性和复杂性。我国国人的信任结构构成, 也有其多元化的特点, 但与西方人的信任结构构成还是存在较明显的差别, 与传统社会以及改革开放前相比, 也发生了一些似乎显而易见的改变。基于前文的分析, 现以五个命题的形式进行简要的总结或描述。

1.西方人对信任的概念认知是以“信心”为基础的普遍信任, 而中国人则是以“关系密切”“忠诚”为基础的特殊信任。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 较之普遍信任 (社会信任) , 特殊信任 (私人信任) 占据了更多的空间。中国人总试图通过某种途径将普遍信任转化为特殊信任。

2.中国人对其所信任的对象, 存在较明显的等级差序, 关系差序未必与信任差序严格对应, 起决定作用的是情感差序。

3.制度变迁、资讯的日趋发达等外部环境的巨变, 使原有人际信任中的首属群体由直接可以接触到的基本人群如亲属、朋友等, 次第向次属群体如一些只能通过间接方式获取其部分信息的群体扩充, 中国人的信任半径在逐步增大。

4.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人, 对社会群体、社会角色和机构或组织的信任也在发生改变。改革开放前后, “单位”用人制度发生了较大改变, 随着职业流动成为一种常态, 中国人对“工作单位” (组织) 与“工作单位”领导 (社会角色) 的信任, 逐渐由人际信任变更为制度信任, 由情感性型信任变更为认知型信任。

5.较之正式制度或约束, 非正式制度或约束——道德的力量同样强大。

四、结论

中国人的信任结构问题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论题, 它涉及对到一些基本信任问题的厘清。其他一些论题, 如中国人的信任行为、品牌信任、组织中的上下级信任、信任修复等都以此为基础。上文归纳的关于中国人信任结构的五个命题中, 部分论点已得到实证验证, 部分还有待今后进一步的研究与补充论证, 特别是实证研究方面的补充。

参考文献

[13] 17 20彭泗清.信任的建立机制:关系运作与法制手段.社会学研究, 1999 (2) .

中国乡村的德国人 篇7

畸形消费行为与一个健康的社会、健康的经济以及个体的健康生活是高度不相容的从理论上来讲, 畸形消费的现象是不可能出现在健康社会环境里的, 两者之间存在不相容的特点。因此研究畸形消费状况, 把握其特征, 能为企业制定科学合理的营销策略提供依据, 有利于促进中国本土消费者行为研究理论体系构建。

一、畸形消费分类

1. 炫耀型消费

依据世界权威奢饰品协会数据显示, 我国奢饰品的消费总量在世界范围内首屈一指, 以2011年的数据来看, 我国居民在国外购买的奢饰品总额高达460亿美元。而结合对于消费者的调查发现, 其中很多的人只是处于爱好去购买, 对于奢饰品的本身的价值不是很重视, 一致认为奢饰品是身份和地位的代名词。

2. 攀比型消费

这种类型的消费者所进行的消费并非立足于需求和自身能力所能, 盲目攀比。前不久新闻报道的“中学生卖肾买iphone”事件可以说是此种畸形消费的典型表现。

3. 人情型消费

众所周知, 中国以礼仪之邦驰名, 在人情关系上讲究的是礼尚往来。随着生活的多样化发展, 使得现在的人情节日越来越多, 相对于传统的婚丧嫁娶随礼, 展现出更多的形式。比如小孩子的百日宴, 老人的寿辰宴, 房屋的升迁宴等等。通过对于中国人的人情消费负担调查发现, 其中要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人情消费负担是超限度的。

4. 愚昧型消费

此类型的消费者身上有着一些共同的特点, 比如一味的将钱财寄托在虚幻的愿景上, 开展一些迷信式的消费活动。今年媒体揭露的所谓“气功大师”王林, 引无数“明星、官员、名人”尽折腰, 这些“明星、官员、名人”的行为就是愚昧型消费。

5. 恶习型消费

从本质上来讲, 此类型的消费没有适用到身心健康, 更没有用到社会的发展,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消费, 有的甚至出现了社会危害性质的消费行为, 给予社会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其典型表现是赌和嫖, 还有公款吃喝浪费行为等等。

6. 破坏型消费

这种销费行为与以上五种消费行为都有关联, 强调的是销费行为最终导致对社会资源的破坏, 其典型表现为送礼礼品过度包装行为。

二、畸形消费心理剖析

结合目前的研究情况, 我们发现现阶段的中国人的畸形消费行为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其主要可以归结为心理因素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1. 贫穷情节根深蒂固, 很容易滋生炫富的心理

长期贫困的人, 不仅缺乏安全感, 自尊心也长期受到挫伤, 一旦经济状况改善, 很容易产生非正常的炫富心理。

2、安全感的缺失导致的“面子”攀比心理

安全感 (safety feeling) 是相对于恐惧感来说的, 其主要指的是在危险情境中的摆脱和保护所表现出来的感觉,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可以理解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不害怕的感觉具备稳定的状态。

3. 渴望从物质性享受中获取快乐

随着人们消费观念的变化, 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消费行为给予我们物质性享受的同时, 能够给与我们带来快乐的感受。但是, 现实中消费问题的出现, 物质的缺乏会使得人们面对着很多难题。对此, 美国学者艾伦·德宁指出, 活在当下的人, 按照生活水平来说, 他们比其曾祖辈们富裕数倍, 但是其不一定比其祖先更快乐:

三、原因与对策

1、中国人的畸形消费原因探析

结合目前的研究结果显示, 使得中国人出现畸形消费行为的主要诱因是心理因素。而这种心理因素的外部环境间接的影响着这样的消费行为:

1.历史传统渊源

从文化历史上来追溯, 勤俭节约是我国人民的传统美德, 以此在社会形成了良好的氛围。但是无论是什么时代都难以排除有奢靡之风的存在。

2.传播媒介的误导

随着现代媒介的飞速发展, 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态度产生了很大的改变。新媒介似乎就是我们行为的主导, 往往在诱发我们消费行为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在探析我国人民奢饰品畸形消费行为的时候, 必然要去探析传播媒介的作用, 因为两者之间存在着很重要的联系。

2、中国人的畸形消费对策构建

1引导消费者树立理性、健康的消费观, 丰富自身精神生活之所以会有畸形消费现象的出现, 正是由于人们错误地把物质享受当作了人的本质, 把商品的拜物教奉为信条。同时消费者要明确, 人真正意义上的幸福是由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相互平衡发展的结果。如果把所有的时间、金钱都花费在“虚假需求”的畸形消费上, 必定会阻碍了自我发展, 精神世界受到极大的压抑。因此, 要扭转畸形消费, 必须注重自己精神世界的建设和丰富, 不能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顾此失彼, 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 才能体会到真正的幸福。

2积极开展消费教育

积极开展宣传和教育, 引导消费者树立正确的消费观。仔细探析畸形消费产生的原因, 我们不难发现是人们意识上的错误, 往往将物质的享受作为了人的本质需求, 以拜金主义为信条。在于此方面, 消费者应该清醒的认识到人的和谐发展在于对于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追求, 单方面的注重物质, 将钱财花在无形的虚拟的消费上, 不仅仅会阻碍自身的健康发展。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我们应该积极扭转畸形消费倾向, 高度重视精神方面的发展。

3发挥政府相关部门带领者的实际作用

一方面, 积极使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去规范市场主体的消费行为, 开展节约型社会的教育和宣传, 政府应以身作则严格控制消费行为, 保证消费处于合理的范围, 对于铺张浪费的情况给予严厉的惩罚;另外一个方面, 强化市场监管力度, 对于商家以奢饰品消费为由的活动要坚决予以打击, 以此来肃清社会主义市场环境。

4强调媒体社会责任, 规范大众文化的传播

作为大众媒体应该清醒认知自己的社会责任, 强化传统美德的宣传, 削弱奢饰品为主消费行为的宣扬, 使得消费者获取最健康的消费信息。

中国城市中的德国Show 篇8

>超越文化年

2007年, 由德国总统霍斯特·克勒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做活动监护人的“德中同行”项目, 在主办方德国外交部委托下, 德国经济亚太委员会和歌德学院共同协办。接到任务后, 他们开始组织针对“文化年”性质的策划, 因为这是外交部的初衷。但在这个过程中, 策划人员越来越感觉再举办类似“法国文化年”或者“意大利文化年”这样的活动意义不大。他们在想, 能否将范围继续扩大?能否找到德中两国共同关注的一个话题?

有了想法, 便立刻行动, 开始了漫长而复杂的计划制定。在中国面临的诸多问题中, 到底哪个与各国共同利益关系比较大?阿克曼介绍说, 当时在策划的时候, 有很多主题都闪过他们的脑海, 但目前的中国正以极快的速度推进城市化进程, 在这个进程中, 如何更好地进行城市规划, 如何保证城市的移动与交通, 如何做到节能环保等等一些问题正困扰着中国, 也在一定程度上困扰着德国。于是, “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进程”这一主题顺利出炉。有了主题, 还得考虑开展的城市。经过思考, 他们将目标抛开北京等一线城市, 活动地点选择了南京、重庆、沈阳以及武汉等二线城市, 最后借世博会之机到达上海。阿克曼说, 在他们看来, 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由于信息的发达, 使其对德国已经有了足够的了解, 但二线城市却未必, 这正是他们策划中考虑的一个因素。一切准备就绪, 却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 那就是说服德国外交部。阿克曼说:“当时, 想改变他们的想法真的很难, 但我们必须去做。”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讨论, 外交部最终同意。因此, 一场场精彩的活动于2007年便开始在中国上演。

>公共场地的乌托邦

作为一个为期三年多的项目, “德中同行”项目有安联、戴姆勒、巴斯夫、德意志银行、DHL以及西门子和德中生态商务平台 (Econet) 六个全程赞助商, 博世集团、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德国联邦教育和科研部等30多家单位参与进来。作为这些官方合作伙伴的交流与沟通机构, 德国司媒公关全程参与了这一项目。为此, 记者在具体细节问题上与德国司媒公关咨询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刘飞平进行了交流。

在她看来, 无论是德国政府, 还是这些赞助机构, 都是立志想来到中国, 将自己最有特色的东西展现出来, 将最新的科技成果带到中国。但他们并没有把自己看成中国人的老师, 而是本着一个学生的心态, 同时来中国学习。试图了解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百姓的生活, 从而为自己以后的业务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刘飞平在接受采访时, 衷心地表示, 如果中国也能有类似的项目去德国或者其他国家开展, 将是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事情。

关于项目形式, 阿克曼做了详细介绍。最核心的形式是“德中大道”, 每一站会有9-10天的活动, 在这里, 参观者可以感性地体验整个项目。他认为,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来说, 也许缺少的正是“公共场地”, 而“德中大道”便可以提供这样一方场地, 让人人可以参与和观看, 因此阿克曼将之称为“公共场地的乌托邦”。

在公共场地中, 有各赞助企业、机构自己建立的展厅, 当然, 在搭建的过程中会一直秉持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将中国的传统材料竹子与高科技结合, 这应该是一番别样风景。展厅里边, 参加活动的企业和机构可以充分展示他们对可持续发展的想法以及解决问题的技术, 用直观的设计与浅显的道理让市民明白, 可持续发展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除了展厅, 在德中大道还有文化厅。在这里, 有诗人在朗诵诗歌, 艺术家在进行人体艺术彩绘, 同时, 还会有中国哲学领域的专家为每位观众讲解德国哲学。此外, 在会议厅, 有各种各样的小论坛会, 在公共的广场开会, 这样的机会对于参与其中的市民来说也许并不多。在德中大道, 还设立了中央舞台, 每天晚上会举办德中流行音乐节等活动, 所有市民都可以参与。一边喝着德国的啤酒, 吃着德国菜, 一边欣赏着中西合璧的演出, 应该是无与伦比的享受。

正是通过这种中心以及外围的各种活动, 不但向人们强化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同时, 德国也借机展示了自己最有魅力的东西, 使德国人幽默、严谨, 德国企业高科技的形象更加深入中国百姓的内心。

>故事性整合传播

就“德中同行”项目的活动城市来看, 从南京、广州、武汉, 到沈阳, 可以说覆盖南北, 每个地域特色不一。大主题可以不变, 但如果所有活动都类似, 则缺少差异化。很明显, 他们考虑到了这一点, 每一站都会选与地方有关的项目。司媒公关也会为项目的官方合作伙伴寻找每一站中最好的切合点去传播。

阿克曼表示, 他们所到之处, 首先要做的是提前与当地的媒体沟通, 因为他们的需求与兴趣点都会千差万别, 如果只准备单一的新闻稿或者资料不但难以引起媒体的报道兴趣, 也不会收到良好的传播效果。于是, 如果某个晚报喜欢具有人情味的故事, 他们则会为其去挖掘。如果电视台想要专门摄制其中某一个活动, 他们则会极力配合, 并提出好的建议。

除此以外, 整个项目采用了整合传播的方式。从报纸、杂志, 到电视、网络, 不一而足。除了覆盖当地一些有影响力的传统媒体, 还大大利用了网络的传播功能。专门设立“德中同行”项目官网, 在新浪网设立专题、开博, 在CRI、中国网和华龙网也设立了专题。

在整合传播的过程中, 重视故事化传播也是此项目的一大特色。总部位于德国巴登符登堡州的司媒公关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发现, 发源于这个州的黑森林蛋糕深受生活在城市的中国人的喜爱, 但在中国做出来的黑森林蛋糕与德国巴登符登堡州存在一定差异, 最主要的表现是油太多。这让司媒公关的人感到惊讶, 原来大家一直熟悉的蛋糕有着另外的做法。

春晚:属于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篇9

集体记忆 (collective memory) 这一概念由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 (Mau riceHalbw achs) 在《记忆的社会结构》中首次提出的, 之后他又在《论集体记忆》中系统地阐述了社会群体 (家庭、宗教、社会阶级) 和集体记忆之间的关联, 将“记忆”置于社会框架的分析中, 赋予其以社会学的意义。因此, 哈氏被视为集体记忆研究领域的先驱。由于师承涂尔干, 哈氏关于集体记忆的观点更多地受到涂尔干“集体意识”的影响, 将其定义为:“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 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 (1) 换言之, 在哈氏看来, 集体记忆的“集体性”最终落脚在“群体活动”上, 即只有参与到集体的社会互动与交往中, 人们才有可能产生回忆, 进而将这些对过去的重现渗透入各种公共表达之中。这既是集体记忆形成的社会过程与机制, 也是其最终的结果, 因为“要到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当中去体会各种事实的特殊涵义, 社会思想无时无刻不在向我们提示着这些事实对之具有的意义和产生的影响。” (2) 可以说, 哈氏对于集体记忆“在仪式活动中所激发的精神价值何以在日常生活中加以贯彻和延续”的解答, 填补了涂尔干有关集体意识理论中的一个空缺, 这也是理解集体记忆何以借助于仪式活动而被强化的经验凭据。

保罗·康纳顿 ( (Pau l Connerton) 是继哈布瓦赫之后对集体记忆研究有进一步发展贡献的学者。他将“集体”的概念从个人记忆的层面中剥离得更加彻底, 即集体记忆并非“集合起来的个人记忆”, 而是“真正社会群体的记忆”。在其著作《社会如何记忆》中, 康纳顿明确指出:一个群体通过各种仪式塑造的共同记忆, 并不仅是每一个群体成员的私人记忆相加的产物, 而是属于这个群体本身的。 (3) 这就将“集体”变为一个抽象概念, 真正成为了记忆的主体。同时, 康纳顿还强调了集体记忆的保存和传播对社会产生的重要作用, 指出无论是借助于“重演性仪式语言”的纪念仪式, 还是沉淀于“个体化实践”的身体习惯, 两者都折射出记忆社群的共同过去, 都对社会文明的传承起着“无意识展演”的作用。

哈布瓦赫和康纳顿对集体记忆的研究, 在德国学者阿斯曼 (Jan Assmann) 那里得到了重新梳理。阿斯曼将哈氏理论中的集体记忆定义为一种“沟通记忆” (co m m u nicat ive m em o ry) , 即人的个人记忆如何在集体沟通中获得实现;而康纳顿的“社会记忆”则被阿斯曼用“文化记忆”的概念进行了延展。 (4) 文化记忆是超越个人的、以文化体系为主体的记忆范畴, 这一体系不只停留在语言与文本中, 还存在于各种文化载体当中, 比如博物馆、纪念碑、文化遗迹、歌曲以及公共节日和仪式等。通过这些文化载体, 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会获得一种“凝聚性结构”, 将过去与现在连接起来, 不断使事件重现以获得现实意义, 同时又使社会成员从中获得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等具有约束力的东西。法国学者诺拉 (PierreNora) 将这些能够传承文化记忆的载体形象地称为“记忆的场” (sitesof memory) 。 (5)

二、春晚与集体记忆的自然关联

春晚的主体文本, 说到底就是一档在传统节日中 (春节) 呈现出来的电视节目, 它何以历经30余年发展成为了属于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呢?可以说这是由春晚的先天属性所决定的, 它自诞生之初就已经深深刻上了关乎集体记忆的烙印。

(一) 传统节日作为集体记忆渠道的正当性

春晚对应的时间节点, 是中国人最为重视和不可替代的传统节日———春节。春节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中, 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 其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是强化集体记忆的最佳载体。这是因为“过去的文化不像此时此地不带神话色彩的、矛盾的世界主义文化, 它们是建立在由每一个这样的文化共同体一代一代地讲述、体现的原型神话和象征、价值观和记忆基础之上的。过去和现在的许多独特文化不像价值中立、没有传统的未来全球文化, 它们总是试图保持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它们‘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 保持那些创造并参与其中的人们的独特象征、仪式、理想和传统。” (6) 春节的形成以中国特有的农历为依据, 在岁时基础上意味着新年伊始, 且与中华民族古老的神话传说相关联, 因而自然成为唤醒民族集体记忆的重要时间标杆, 在年复一年、周而复始的节日仪式和传统中记述着一个“文化共同体”的过去和现在。

当然, 集体记忆带有实体性, 不是虚幻地停留于人们的脑海里, 而是存在于具体的社会生活中———无论多么宏大的文化价值理念, 最终都会栖身在族群仪式和社会关系当中。例如每一个中国人提起春节, 都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放鞭炮”、“拜年”、“吃饺子”、“团圆”等传统习俗, 这一系列的共同行为构成了具有参与性和亲和性的集体记忆, 成为“不自觉”的约定俗成。春晚将“看晚会”嫁接在春节这个时间节点之上, 毫无疑问为这一人为的行为建构提供了集体记忆的天然正当性。当社会成员需要在“节日”当天以“仪式”、“场域”等方式进行纪念和庆祝时, 春晚通过一台指向明确的晚会暗合了群体需求, 建构了符合记忆心理的表达空间, 并随着时间的推进, 将这一过程本身也逐渐融入到了集体框架下的过去记忆中, 最终成为获得社会认同和共享价值的“新民俗”形态。

(二) 电视媒体作为集体记忆渠道的合理性

在当今社会, 意义的生产和传播绝大多数时候是通过大众传媒来进行的, 它们通过截取具体素材, 以种种方式来建构集体记忆。电视作为一种大众媒体, 通过影像来呈现和记载过去的经验, 比文字、广播等形式的描述来得更为清晰和生动, 更容易给受众以真实感和客观感。英国学者戴维·莫利曾指出, 电视媒介在构建集体记忆和集体认同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 他认为公众以“原子化”的小团体单位, 通过观看电视这样的仪式会制造出一种持久的集体记忆, 从而消解了距离, 公共性被家庭内部化, 私人的身份也在全国性的体验中被社会化。电视正是以这样的一种“流散仪式” (7) , 将散居与各地的群体定期的统合起来, 将公共典礼调换成一个亲密的聚会, 典礼的空间在家中被重组, 专注于一个象征性的核心。聚集在电视周围的小团体会敏锐地意识到还有无数其他的团体, 正以相似的方式, 在相同的时间内做相似的事情, 这种仪式给观众制造了参与的感觉, 也给他们带来体验共时性和历史性的感觉。

春晚以电视媒体作为传播媒介, 无疑十分有利于集体记忆的建构和延展。具象的电视语言符号可以将记忆情境的渲染力扩大到最大化, 使观众在观看晚会的过程中, “无意识”地进入到愉悦状态, 进而自然浸润在春晚所表征的各种意义符号之中, 在头脑中获得共同记忆的文本, 在心理上贴合共同记忆的认同, 将具体的画面和表达都诉诸于既有记忆和情感中。同时, 在特定时间、特定空间内时空共享的观看感受, 赋予了春晚作为特定事件的“经典”地位或作为“分水岭”的历史意义, 使其成为电视文本隐喻的最佳形式, 让全中国的电视观众都成为记忆的“亲历者”, 以自身体验提供了为春晚“加冕”的机会, 进一步强化了其成为集体记忆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三、春晚对集体记忆的建构途径

春晚的影像表征下, 暗涌的是关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丰富素材, 折射的是社会年度集体记忆的庞大文本。在这“丰富”与“庞大”的背后, 体现出春晚在进行记忆建构时采取的多种途径, 其中每一种途径都在与集体记忆勾连之间制造着新的可能。

(一) 利用故事叙述重现集体记忆

哈布瓦赫曾说, “我们保存着对自己生活的各个时期的记忆, 这些记忆不停地再现;通过它们, 就像是通过一种连续的关系, 我们的认同感得以终生长存。” (8) 因此, 一个社会群体如果没有彼此相同的生活印象片段, 那么人们互相之间的共同记忆就无法被唤醒, 这个群体也势必会出现某种程度上的断裂。而春晚作为节日里的集体仪式, 就为这样的记忆塑型提供了最隐秘而有效的契机和平台, 可以在一种选择性的“策划”与“操演”中赋予具体事件以符号的重要性, 更新、强化出独特的记忆轨迹。而作为一种呈现过去与召唤记忆的方式, 故事叙述无疑是在电视传播语境下最为理想的表现手段——通过相声、小品、访谈等多种艺术形式的表达, 可以将社会现实浓缩进十几分钟的对话与幽默中, 既可以简单化地对故事进行白描, 也可以戏剧化地对故事进行重组, 直观生动地营造出“相同生活片段”的记忆经验。事实上, 经过艺术加工, 春晚中更多地呈现的是“叙事”而非“事实”, 但春晚仪式中的“叙事”无疑可以印证观众以往获悉的“叙事”, 这是一个集体记忆的完整链条。观众通过重现的故事得以确信:在过去一年的无数瞬间里, 中国同胞在进行着某些“稳定的, 匿名的, 同步的活动”。

如在1984年的春晚, 实现了三连冠的中国女排集体现身晚会现场, 由当时著名的体育赛事解说员宋世雄进行逐一介绍, 还设置了前女排队员上台献花、现女排队员签名送球的环节, 让无数为女排荣誉而骄傲的电视观众再次群情激昂;在2003年的春晚, 由于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在过去一年中火爆荧屏, 许多观众都十分熟悉其剧情内容, 于是两位主演孙海英和吕丽萍就延续了剧中角色的设定, 出演小品《激情依旧》, 紧扣“过年”这一故事背景, 重新演绎了一段退伍老兵对祖国和儿女深沉的爱。

(二) 利用固定模式制造集体记忆

春晚不仅重现了集体记忆, 它本身的内容文本也已经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记忆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存在, 媒体的介入干预极有可能建构起“设计出来”的过去。经过媒体呈现的中介表征, 历史与记忆会实现连接, 形成社会群体共享的常识。因此现实可经由媒体主观建构, 传统可以被人为地创造和界定, 春晚也就能够根据现实的需要, 借助于媒体的力量进行“量身订做”的设置。将这些设置赋予仪式性的重复, 一遍又一遍地根植和巩固观众心中对固定模式的认知, 就可以实现集体记忆的再造。倘若这些新的集体记忆与可追溯的历史形成某种契合, 对传统进行一种累积性、穿插性的建构, 那么记忆的认同将更加地顺畅和深入, 真正会被当作事件的本来面貌而被接受。

如春晚在每年跨年钟声敲响前后, 全体主持人会带领观众共同迎接新年的到来, 之后会有相互拜年的环节设置, 这已经被当作春晚的一个固定模式延续下来, 成为了观众的集体记忆。而“倒数计年”和“拜年”的行为动机原本就是“年文化”中所蕴含的内容, 因此根植于古老传统的新记忆就理所当然地被纳入到共识的范畴中来了;又如每年春晚的结束曲锁定《难忘今宵》, 也是人为延续的结果。这样的延续形成了标签化的固定模式, 从而建构起春晚特有的符号表征———以至于《难忘今宵》的旋律一响起, 无论彼时彼刻的情境如何, 都会瞬间唤起国人有关春晚的记忆。

(三) 利用年代标签唤醒集体记忆

不同的社会群体都会有完全不同的、专属的集体记忆, 每一个集体记忆都需要在时空被界定的特定群体中获得支持。以年代为区分的不同群体往往会持有更为细化的集体记忆, 并以此作为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判断依据。哈布瓦赫认为, “集体记忆可用于以重建关于过去的意象, 在每一个时代, 这个意象都是与社会主导思想相一致的。” (9) 也就是说, 在社会进程嬗变的大环境下, 特别是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环境下, 每一个阶段的社会意象都有可能相应地发生调整甚至颠覆, 处于这个阶段的亲历者就会因此生发出更强烈的时代感和代际感, 自然地对贴有时代标签的集体记忆产生心理上的亲近和认同。一些看似没有使用价值的指代, 对于相伴成长的一代人来说也许意义非凡, 一旦在某个契机下被唤醒, 就会触发洪水倾泻般的记忆流。特别是那些在少年时代留下的心理印记, 孩童体验的真实感受带来的记忆往往更加历久弥新。

如在1988年的春晚上, 由著名配音演员李扬挑梁的节目《孙悟空与唐老鸭》, 就将富有时代特征的动画人物作为主角, 展开了一段发生在中国春节的“穿越”故事。由于节目角色的设定十分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 加之对场景的设置进行了艺术重构, 所以整个动画片的呈现都有利于观众在集体记忆上的归顺;又如2010年的春晚中, 小虎队的《再聚首》, 勾起了无数70、80后观众的青春记忆。在熟悉的旋律中, 人们追忆的不仅是对年少时偶像的喜爱, 还有属于每个人自己的青葱岁月。

四、集体记忆对创新春晚的启发

集体记忆这一研究传统不仅可以用来解释春晚被赋予特殊意义的原因, 推进一步, 我们还可以利用集体记忆来挖掘未来创新春晚的手段和方式。下文将从春晚的创意策划角度、社会使命角度、媒介环境角度来逐一分析集体记忆可利用的价值空间。

(一) “怀旧情绪”触共鸣

“怀旧情绪”可以说是现代社会下人类感性泛化的一种文化表征。具体到当下这个瞬息万变、竞争激烈的环境中, “怀旧”成为每一个孤独个体的内心渴望, 是个体对自身价值和身份确认的心理支撑, 这就是马斯洛文化心理学所说的“归属的需要”。归属感是人的基本需求之一, 每个社会成员都希望自身归属于某一个群体或者共同体中, 同时在这个归属体中得到关爱和支持, 获得生命存在的价值认可。因此, 现代人急需一种集体怀旧的仪式, 来化解现实与理想的矛盾, 获得情感心灵上的共鸣。

春晚无疑是中国人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最好方式之一。春晚自身的娱乐属性使每个个体在轻松的氛围下, 极易被“怀旧”姿态包装下的节目所打动;同时在一个公共的文化场域中, 又极易因“怀旧”事件的重现而展开一系列后续话题的讨论, 因此, 合理地利用好“怀旧”这张牌, 依托集体记忆的素材基底, 策划有创意、有趣味的节目内容, 将在触发观众共鸣的目标上, 有事半功倍之效。

(二) “家国同构”建认同

春晚不应停留在简单满足受众消费娱乐需要的层面上, 还应该增加其文化内涵, 使春晚担负起民族国家身份建构的历史使命。国家认同建构是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任务, 不可否认, 伴随着世界多元文化的兴起, 群体意义上的集体记忆出现了部分缺失, 因此运用大众媒介进行“家国同构”就更显得十分必要。春晚作为电视媒介“创造”出来的传统, 是国家通过媒介将民族传统习俗与国家政治话语相结合的产物, 典型地反映了媒介“家国同构”的内在逻辑, 如何在文本建构中使国家认同的文化符号呈现得更为合理和巧妙, 可以说是春晚不变的精神内核。

将凸显国家意象的符号嵌入到电视本文之中, 可以用艺术化的审美传达主流意识形态, 更重要的, 还可以让观众在祥和喜庆的氛围中不知不觉地接受认同建构的教化, 获得民族国家身份的认同感。与此同时, 春晚的家庭收看特征非常鲜明———在除夕之夜的团圆时刻, 一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收看, 营造出一种奇特的公共参与方式, 这种参与感印证了所有观众都在时空共享中成为了“国家共同体”的一份子, 从而顺理成章地把对家庭团圆幸福的期盼移情到了对祖国统一繁荣的渴望中。因此, 以“家”为起点的平民化、亲民化的节目就为“共同体”的想象提供了物化的对象, 也为民间草根、流行通俗等“接地气”的符号元素提供了创作的空间。

(三) “跨屏传播”扩辐射

媒介融合的趋势已不可逆转, 春晚也从最初单一的电视传播形态, 逐渐扩展到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媒介终端, 首次或复次地送达受众端的形态。当跨屏传播成为现实, 不仅意味着春晚的呈现渠道有了更多选择, 更意味着全媒体的生态环境成为春晚集体记忆存在的体系空间。电子媒介的发展极大地打破了时空限制, 以一种横向的维度创造了新的文化联结方式, 使超时空领域的受众进行实时或随时的共享和互动成为可能, 从而在经验亲历和分享中建构出新的记忆区块。

新媒体背景下的集体记忆有了不同以往的内涵和外延。当受众在移动终端上点击春晚视频, 在公共平台上交流春晚话题, 在社交网络上“吐槽”春晚优劣时, 这一切共时性的文化消费, 都成为春晚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而这部分记忆的活跃周期远远超越了晚会播出时段的四个小时, 延展为一个阶段性的持续存在。春晚如果能够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 解放思路将跨屏传播的语境纳入到创新制作的考虑范围内, 有意识地联动各个媒体之间的粘合效应, 有针对性地投放适合于不同终端的视频内容, 就可以主动地制造出关注度高的热门话题, 有效扩大春晚在集体记忆层面的辐射力度, 从而最终全面提升春晚在认同感和归属感方面的积极作用。

注释

1[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著, 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著, 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Connerton, Paul.How Societies Remembe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4Assmann, Jan.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 In New German Critique, 65th.1995.

5Pierre Nora.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Les Liecx de Memoire.In Representations.1989.

6[英]安东尼·D·史密斯著, 龚维斌、良警宇译:《全球化时代的民族语民族主义》,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7[英]戴维·莫利、[英]凯文·罗宾斯著, 司艳译:《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8[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著, 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