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法利夫人文学分析

包法利夫人文学分析（共4篇）

包法利夫人文学分析 篇1

论包法利夫人的悲剧成因

通过阅读整本小说，我对于包法利夫人的悲剧成因很感兴趣，这也刚好迎合了作者最初的写作目的。包法利夫人的悲剧是社会的压迫、外界的诱惑、他人的欲望驱使、和她自己内心欲望的无限扩张所造成的。

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着眼点不在写她的爱情故事，而在写她从纯真到堕落，从堕落到毁灭的前因后果。浪漫主义文学的熏陶，灌输给她满脑子的诗情画意，什么风啊，树林啊，月下小艇，林中夜莺啊，什么勇敢如狮，温柔如羔羊啊，这一套思想与现实生活相隔十万八千里。她在幻想中生活，一生都受着幻影的欺骗，不知不觉犯下许多过失。她追求细腻的感情，丰富的精神生活，结果却耽于物质与淫乐。她是个乡下人的妻子，却向往着贵妇人的生活方式，她根本不理解现实，如何能逃脱自我毁灭的命运，她最大的错误是不理解贵族的“风雅”是需要财富运作的。小说有个副标题叫做《外省风俗》，除了包法利夫人的生活经历外，这本书还给读者提供了当时社会的很多外省风俗画。从中，大家看到的是一幅形形色色的外省资产群丑图。在这个外省乡镇，有头有脸的人物竟全是些蝇营狗苟之辈。一个乡镇如此，整个资产阶级，整个社会，不是可想而知了吗?这就是为什么《包法利夫人》虽然写的是外省乡镇，却具有震动整个统治阶级的力量。通过对这些社会环境的刻画，作者更为包法利夫人最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一开始，夏尔偶然“奇迹般”地治好了侯爵的病，导致包法利夫妇被邀请到侯爵家里参加舞会。这就是造成包法利夫人悲剧的导火索。在这里，爱玛看到了侯爵府邸豪华的摆设，这让她第一次大开眼界。明显的差距让爱玛心生嫉妒和对荣华富贵的向往。再加上子爵翩然而至，爱玛和他跳了两曲舞，这让爱玛真正体验了“小说中爱情的感觉”，导致她最后“曲终人散”后，都还“挣扎着睡不着，竭力延长这种豪华的生活境界”。从此以后，爱玛开始追求爱情，就像“沉了船的水手，在雾蒙蒙的天边，遥遥寻找白帆的踪影”。这使得爱玛不再满足于夏尔·包法利在现实中给予她的平淡无奇的生活。她开始萌发欲望，开始放纵自己，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行为上。

作者一再对爱玛进行非常细腻的心理描写以及刻画，继而又用通过叙述残酷的现实来与其心理对比形成极大反差，进而更有力地抨击了当时社会对人的摧残。

就像后来爱玛遇到莱昂，内心对于“唯美爱情的渴望”和莱昂的诱惑，使爱玛慢慢放下了心中的贞洁，接着，爱玛开始通奸婚外情，不停地给莱昂写情书。至于爱玛的另外一个情人罗道尔夫，他对于爱玛的爱情仅仅止于肉欲。而莱昂，也只是未来爱玛可以借债了供养他们的奢靡。他们两者都是卑污之流。他们的奢靡和淫荡，造成了爱玛后来的悲剧。最后，爱玛债台高筑，无路可走，两个男人都冠冕堂皇地逃之夭夭。从中可以看出，爱玛一直沉浸于自己梦中，其实现实是残酷而肮脏的。作者通过这里来象征性地证明了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反差。

对于作者多次在文中提到的“子爵”，那是爱玛美梦的开始。正是这个叫“子爵”的无名男子，开启了爱玛对上流社会和美好爱情的向往。在爱玛心中，他永远是她“最热烈的回忆、最美好的读物和最殷切的愿望所形成的幻影”。与莱昂和罗道尔夫这两个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爱玛一生都在追求不切实际的幻想，最后也化为乌有，同时这也就是作者所想传达给读者的所谓欲望，或有或无。就像在书的最后，爱玛死后，夏尔·包法利

向她告别，“香草还在燃烧，浅蓝的氤氲飘到窗口，和进来的雾混合起来，天上有几颗星宿，夜很柔和⋯⋯他觉得她离开身体，迷迷蒙蒙，化入四周的什物，和寂静、黑夜、过往的风、升起的润泽的香气成为一体。” 作者用如此凄凉的环境描写写出了爱玛这一生的悲惨，虚幻，同时也暗喻爱玛终于可以再死后如愿进入自己想象中那样的轻松自由的世界。

《包法利夫人》是一步象征性极强的小说，也具有隐喻性。它不但象征了那个时代的悲剧，也象征了作者福楼拜本人以及人类。这是一本写欲望的小说。现实生活中，人人都具有或大或小的欲望。没有人没有欲望，但是人们需要的是控制欲望并且适当的利用欲望。而不是被欲望控制从而变成一个悲剧结果。帕斯卡曾说过：“我们所有的不幸都来自于不能安静地待在自己的房间里。”现代社会，人们的欲望正在无限量的膨胀扩大，从而导致战争的暴发，环境的破坏。这是很大的悲剧。人不能永远沉浸在自己的梦里不能自拔。欲望会驱使人去做很多自己都想不到的事，这就是欲望本身可怕之处。

Dar Wu

包法利夫人文学分析 篇2

可以说, 世界文坛对《包法利夫人》高度的认可和评价更多的是依据小说的内容和思想。虽然《包法利夫人》没有能够像现代主义小说和后现代主义小说一样在艺术风格上自成一派, 但是谁也无法否认《包法利夫人》在艺术手法上表现出的巨大魅力。只是长期以来, 对小说艺术手法的研究更多的是附属在小说思想内容的研究之上的。上世纪五十年代, 在《包法利夫人》的评论声音中, 也出现了一个不同于主流的声音, 即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这一时期, 西方文学批评界盛行新批评理论, 以《文学理论》为代表的新批评理论对纳博科夫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他将艺术分析的视角完全集中于文本本身, 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 对小说的艺术风格进行探索, 从而为《包法利夫人》的研究开辟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在《包法利夫人》文学笔记的开头, 纳博科夫就一再申明, 不要追究一首诗或一本小说的真实性, 因为“文学没有任何实用价值” (1) 。纳博科夫认为, 小说只是“神话”或“童话”, 是作家对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或着说是虚构, 而《包法利夫人》也只不过是一部“最上乘的神话” (2) 罢了。那些因为《包法利夫人》从内容上有力地抨击了庸俗的资产阶级和庸俗的浪漫主义而大加赞赏的观点, 纳博科夫是不屑一顾的。纳博科夫认为, 《包法利夫人》的价值在于作品独特的艺术风格所带给读者的独特的审美体验。在申慧辉所写《文学讲稿》的中译本序言中提到, 纳博科夫的艺术观可以概括为, “在文学创作中, 艺术高于一切, 语言、结构、文体等创作手段和表现方式, 要比作品的思想性和故事性更重要。”小说的创作手段和表现方式被上升到了无限的高度, 是凌驾于思想和内容之上的, 甚至可以说是作品的灵魂要素。至于小说与现实世界的关系, 我们不可能通过一部带有虚构性、幻想性甚至是欺骗性的小说来看到真实的客观世界和时代。

在小说的接受过程中, 纳博科夫认为不能带着先入为主的思想和观念, 否则只会越走越偏, 越走越错。他在其所写的《优秀读者与优秀作家》一文中指出, “没有一件艺术品不是独创一个新天地的, 所以我们读书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要研究这个新天地, 研究的越周密越好。” (3) 纳博科夫在评论斯蒂文森的《化身博士》时, 更是特意提醒读者, “请完全彻底地忘却这本书的内容……使你的大脑对这部小说的任何见解呈现完全空白的状态。” (4) 同样, 对于《包法利夫人》, 纳博科夫也反对先入为主地将其作为一本“谴责资本主义”的小说来读, 在他看来, 包括《包法利夫人》在内的所有的优秀作品, 在阅读之前都是一个完全崭新的天地, 与已知的现实世界没有任何联系。即使可以建立起这种联系, 也只有在阅读完小说之后方可。以这种理论为指导, 在《文学讲稿》中, 纳博科夫完全抛开当时已存在的对《包法利夫人》的定位和看法, 按照自己对艺术的理解, 重新进行文本细读, 抛开小说内容, 单纯以艺术风格来确定作品的价值和地位。因此, 在《文学讲稿》中, 纳博科夫对《包法利夫人》中独特的创作手段和表现方式进行了探索, 主要包括小说的结构 (或动作) 、主题线索、风格、意境和人物等方面。

纳博科夫首先指出《包法利夫人》中地点、人物以及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的虚构性。与现实世界中的人物相比, 影响主人公艾玛的三种因素———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和未知因素是完全处于作者的控制、指挥和运用中, 包法利夫人生活的社会环境是福楼拜精心设计的, 是不同于当时客观的法国社会环境的。因此, 艾玛是典型的福楼拜式的人物, 是带有作家鲜明的主观印记的, 甚至是艾玛标致但却线条生硬的手也是福楼拜故意为之, 以表现艾玛美丽、聪慧之外致命的庸俗。这种主观印记不仅表现在艾玛沉迷于幻想但又极度庸俗的性格塑造上, 同时也表现在对艾玛命运的安排和控制上。例如, 艾玛烧掉婚礼花束与艾玛最终自尽的暗合与预示;艾玛死后, 守护她的是伪科学的信徒郝麦和庸俗的上帝的信徒布尔尼贤, 两人相对而眠, 鼾声大作;以及后来郝麦为艾玛绞尽脑汁想出的墓志铭, 都是福楼拜对庸人的嘲讽, 无不表现出福楼拜主观控制的痕迹。

对于《包法利夫人》的主题线索, 纳博科夫作出了详尽的分析。首先汇聚了贯穿作品始终也是最重要的“千层饼”主题 (层次主题) :查理的混合式帽子, 查理与艾玛婚礼上的多层蛋糕, 查理在道特的家, 艾玛死后用于安葬的一棺两椁。其次是作品中起到重要作用的“马”的主题, 查理第一次去艾玛家所骑的马受惊是对未来生活的预示, 以及马在艾玛与情人罗多夫幽会中所起的作用。还有贯穿作品始终的一个主题是梦幻的主题:艾玛对爱情的幻想、艾玛对巴黎的幻想贯穿在作品的始终, 另外还有艾玛那一瞬即逝的对包法利的幻想, 以及给孩子起一个浪漫的名字以寄托自己对生活的幻想等等。梦幻的主题自然而然地牵引出欺骗的主题。在《包法利夫人》中, 欺骗主题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是联系艾玛现实世界与幻想世界的桥梁。欺骗使艾玛不时地与幻想的生活更进一步, 但同时又使幻想加速破灭, 更快地面对残酷的现实。

纳博科夫认为《包法利夫人》是最具有浪漫色彩的一篇童话故事, 而在文体上是“以散文担当了诗歌的职责” (5) 。在小说中, 虽然福楼拜表现的是庸人的庸俗无聊的生活, 但是作家却用美妙和谐的文字、独具风格的结构和手法来表现这种粗俗的人和事, 这一点得到纳博科夫的赞赏。在《包法利夫人》中, 福楼拜运用了“多声部配合法”、预示法和呼应法。其中, 纳博科夫最为赞赏的是“多声部配合法”。“多声部配合法”不仅使小说实现了不同主题之间的近距离过渡和转换, 而且将庸人的群相表现出来。通过这种手法, 艾玛无病呻吟的伪浪漫、郝麦借以谋私的伪科学、罗多夫虚情假意的丑恶嘴脸以及查理、教士等人物质化的庸俗被随意组合在一起。福楼拜的小说向来以一种无动于衷的客观冷静而为人称道, 在作品中, 福楼拜极少对人物的情感和所作所为作过于主观的评价, 而“多声部配合法”的运用, 则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作家对所关注的庸俗的人和事的态度, 即鄙视和讽刺。

纳博科夫十分重视文本细读, 他曾经说过, “谁要能熟读五六本书, 就可成为大学问家了” (6) 。而在对《包法利夫人》的分析中, 纳博科夫也是如此强调的, 大到一个事件, 小到一个细节, 甚至是一个词语的准确含义, 他都力求做到精确。例如, 对于福楼拜提到的“布尔乔亚”这个词, 纳博科夫做出了详尽的说明, 指出这个词并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上的含义, 不是指经济状况, 而是指人的心灵状态, 而作品中的人物, 则都属于“布尔乔亚”, 都是福楼拜所痛恨的只关心物质生活和传统道德, 而忽视人的内心感受的庸人。对于艾玛终生孜孜以求的庸俗的浪漫主义, 纳博科夫也作出了精确的分析, 与艾玛庸俗的内心相对应, 作品中的浪漫就不可避免的带有庸俗和不切实际的幻想的成分, 纳博科夫为其作如下定义:“一种梦幻式的, 富于想象力的心态, 主要由于受到文学作品的影响, 时常沉缅于美妙的幻想之中, ” (7) 可以说非常准确的击中了艾玛的要害。另外, 纳博科夫也在提醒我们注意一些微小但是对我们理解作品却相当重要的细节, 如意大利种小猎犬与艾玛的浪漫幻想之间的关联, 绿匣子所勾起的艾玛对巴黎的幻想, 查理两位妻子婚礼花束的结局对人物命运的预示, 以及艾玛婚礼与葬礼的奇妙对应, 等等, 这些都只有对文本的仔细品读才能领悟到。

纳博科夫在《包法利夫人》研究道路上开辟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因为受到新批评理论的影响, 纳博科夫强调文本细读的重要性, 将关注的视角全部放在文本本身, 并对小说的艺术风格和手法进行极其细致的解读, 可以说为以后的文学批评提供了新思路。另外, 纳博科夫所提倡的不可带有先入为主的观念阅读小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它可以避免局限我们的思路, 让我们以更尖锐的眼光、更多的角度、更大的空间来理解和解读作品。但是, 不可忽视的是, 纳博科夫对《包法利夫人》的评论存在着绝对化和片面化的错误倾向。

纳博科夫艺术观的最大的不足之处就是将小说的内容与形式的割裂, 甚至是对艺术形式的绝对肯定和对内容的绝对否定。他认为文学作品的价值只能从作品所带给人的审美感受来评判, 而不能从其思想性来评判, 认为“文字风格和结构是一本小说的精华, 伟大的思想不过是空洞的废话” (8) 。很多凭借其伟大思想而留名的文学家在纳博科夫眼中是不足道的。《包法利夫人》之所以能够受到纳博科夫的赞赏, 完全是由于独具特色的创作手法。可是, 文学作品所承载的故事性和思想性是不可能被忽略的。我们很难想像, 真正的作家在写作一部小说时, 仅仅是为了表现作品在艺术上的风格和特色, 否则, 很多作品将会使我们不愿卒读或不能卒读。纳博科夫非常尊崇意识流小说家乔伊斯, 纵然是因为作品独到的结构、语言、视角转换等创作手法和特色, 但是谁能忽视意识流小说所表达的对人类灵魂、精神和命运的关注。小说向来以故事性和思想性见长, 虽然我们可以说, 独特的艺术结构与风格可能会产生一部优秀的小说, 但是我们可以确定地说, 优秀的小说一定是能表达深刻思想的作品。其实, 我们看纳博科夫收入《文学讲稿》的作品, 除了《包法利夫人》, 还有简·奥斯丁的《曼斯菲尔德庄园》、查·狄更斯的《荒凉山庄》、罗·路·斯蒂文森的《化身博士》、马·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七章节之一的《斯旺宅边小径》、弗·卡夫卡的《变形记》和詹·乔伊斯的《尤利西斯》, 它们无不以独特的创作手法而受到纳博科夫的推崇, 但是细读作品, 谁又能不被小说中所表现的思想和内容而折服和影响呢?所以, 纳博科夫重艺术形式而轻思想内容的做法, 是非常片面的。

其次, 纳博科夫过度强调小说的虚构性, 认为任何小说都只是“神话”, 带有欺骗性, 这其实是否定了作品思想内容方面的价值, 尤其对现实主义作品更是这样。他认为, “任何一部杰出的艺术作品都是幻想, 因为它反映的是一个独特个体眼中的独特世界” (9) , 所以小说无法反映真正的现实, 而说一部小说反映的是真事, 是对艺术和真实的侮辱。因此, 他反对将小说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但是, 我们无法否认, 小说与现实世界之间真实地存在的联系。《包法利夫人》的故事就是取材自现实世界中的人和事, 这一点也得到了福楼拜本人的认可。小说中的医生包法利和包法利夫人都是有原型的, 故事的情节与真实的事件也是存在关联的。而综观小说的内容, 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作品所表现的对庸人人生和庸俗世界的讽刺与批判。纳博科夫在分析小说时, 也会不可避免地提及与作品内容相关的社会历史背景。例如, 他在评论《包法利夫人》时, 就提及与作品所跨年代相符的一八三〇至一八四八年的法国历史, 提到“公民国王”路易·菲力浦, 并认为路易·菲力浦是十足的“福楼拜式的人物”。文学作品必定会不可避免地带有作家的主观印记, 会与现实有差异, 但是艺术来源于现实, 反映现实是有道理的, 也是有事实依据的。这一点在《包法利夫人》这部小说中也是不容置疑的。

另外, 对于文学界把《包法利夫人》简单地定性为现实主义小说或自然主义小说, 纳博科夫表示了自己的怀疑, 这种怀疑与纳博科夫上述对小说内容虚构性的过分强调不无关系。纳博科夫重申, “所有的小说都是虚构的, 所有的艺术都是骗术”, (10) 《包法利夫人》也不例外。它是福楼拜想象中的世界, 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作家自己的逻辑、规律和例外。在纳博科夫看来, 在小说中, 即使是现实主义, 也是带有主观意识的现实主义。现实世界是具有普世性的, 但这种具有普世性的现实反映在每个作家头脑中并最终付诸笔端的结果却是不一样的。诚然, 所有的现实只是相对的现实, 会随着作者的书写、时代的不同、读者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是, 我们不能偏激地由于这些或主观或客观的因素而否决对作品的现实主义定性, 因为相对之中是有绝对的。定性一部作品是否是现实主义作品, 文学批评界是有一套标准的, 而这套标准是是带有普遍性和稳定性的。作为一部现实主义小说, 要广阔而又真实地展示社会的各种姿态, 同时要揭示现实世界中的矛盾, 而要达到这一目的, 就要在特定的环境中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 通过作品中人物的言行举止、所见所闻所行来完成。文学作品的普世性又要求作家不可能用现实世界中的个别偶然事件来反映普遍的道理。所以, 即使是现实主义作品, 其中的世界也不会是现实世界的复制, 它是作者在现实世界之上的升华, 以此来表现具有普世性的深刻道理。所以, 我们不能像纳博科夫这样以绝对的现实来诘难现存的现实主义作品。小说是艺术, 艺术就应该允许虚构, 而这种虚构的程度要根据艺术的不同类型来定。即使是现实主义小说, 虚构也是绝对不可能消除的。

与《洛丽塔》一样, 纳博科夫的文学评论也是独具一格的。它一反过去对小说故事性和内容性的偏爱, 将视角转向作品的艺术形式和风格。虽然他的艺术观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片面和绝对化倾向, 但是他对新批评理论的接受和利用对后来的文学批评产生了影响。

摘要：纳博科夫在其《文学讲稿》中对《包法利夫人》的评论, 一反传统文学评论对作品思想内容的过分强调, 在文本细读的前提下, 侧重对作品的艺术风格进行分析, 可以说为《包法利夫人》的批评研究开辟了一条独特的道路。但是, 纳博科夫对《包法利夫人》的评论也带有极大的绝对化和片面化倾向:首先表现在将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绝对割裂, 其次则是过度强调作品的虚构性, 否定作品的思想内容方面的价值。

关键词：纳博科夫,《文学讲稿》,《包法利夫人》

参考文献

①纳博科夫著.申慧辉, 等译.文学讲稿.北京:三联出版社, 1991:185.

②同上, 第20页.

③同上, 第19页.

④同上, 第247页.

⑤纳博科夫著.申慧辉, 等译.文学讲稿.北京:三联出版社, 1991:185.

⑥同上, 第19页.

⑦纳博科夫著.申慧辉, 等译.文学讲稿.北京:三联出版社, 1991:192.

⑧这句话取自纳博科夫的文学讲义.纳博科夫曾在美国多所大学中任教, 《文学讲稿》是以纳博科夫在50年代的文学课讲稿为基础写成的.

⑨纳博科夫著.申慧辉, 等译.文学讲稿.北京:三联出版社, 1991:339.

论抗战时期的“夫人文学奖” 篇3

关键词：抗日战争 文学奖励 妇女写作 抗战建国

1940年3月8日，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妇指会）以宋美龄名义创办“蒋夫人文学奖金”并发起征文竞赛。随后，湖南、贵州两省相继创办“薛夫人湖南妇女文学奖金”、“吴夫人贵州妇女文学奖金”。经过充分征稿与匿名评审，各地妇指会公布了获奖名单并对获奖者进行表彰，之后获奖作品集为“夫人文学奖金专号”出版。

作为具有现代意义的比较规范的文学奖励活动，“夫人文学奖”不仅对“奖励妇女写作及选拔新进妇女作家”产生了积极作用，而且有效调整了妇女问题的关注重心，明示了“时代妇女”的价值观。尽管战时文学奖励活动众多，但针对女性群体的文学奖励极少，“夫人文学奖”的创办有其特殊意义。由于史料挖掘不足，现有研究多在对冰心轶文进行考释时提及此奖项，对该奖励于女性创作的意义和引发的思考重视不够，且未能注意“蒋夫人文学奖金”创设后，湖南、贵州两省的仿办情况。另外，一直以来对抗战时期女作家的研究，往往集中于成名的冰心、丁玲、萧红、张爱玲等人，忽略了对普通知识女性创作实践的研究。而“夫人文学奖”的获奖者皆是“三十五岁以内未曾出版单行本著作”的年轻女性，其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出战时普通知识女性的写作水平与思想状况。因此，通过对文学奖励活动的分析和对获奖作品的解读，不仅可看出权力话语在文学评奖、文学创作中的潜在影响，也可了解普通知识女性创作观念与性别观念自五四以来的变化。

1940年，新运妇指会创办“夫人文学奖”，该奖以“奖励妇女写作及选拔新进妇女作家”为宗旨，“凡以抗战建国中妇女问题妇女工作及妇女生活为中心题材者，均可应征”。从征文发起到评选结束，再到作品出版，各奖进度不同，历时不等，征文整体水平也有高下之分。

“夫人文学奖”中，以“蒋夫人文学奖”级别最高、影响最大。“蒋夫人文学奖金”总额三千二百元，分论文和文艺创作两组，各取十名获奖者。因征文宗旨为“选拔新进妇女作家”，所以参赛作者限于“三十岁以内未曾出版单行本著作之女性”。原定截稿日期为当年8月底，后因“时间过促，各地应征人要求延期者甚多”，截稿日期一再延长，至12月底。征文消息发布后，“应征者异常踊跃”，1940年5月，“尚有安南五十余岁之男侨胞前来应征。”最终，报名应征者共五百五十二人，实收应征文卷三百六十本，经妇指会初审后，保留一百二十本。论文组稿件由陈衡哲、吴贻芳、钱用和、陈布雷及罗家伦评阅，文艺组稿件由郭沫若、杨振声、朱光潜、苏雪林和冰心审阅。1941年7月，妇指会公布评选结果，共十九名获奖者，其中论文组十一名，文艺创作组八名。由于文艺创作类应征作品未能达到“第一名标准分数”，故该组第一名空缺。1941年9月，获奖作品以“蒋夫人文学奖金征文专号”形式，藉《妇女新运》三卷三期出版。卷首刊宋美龄所作《告参与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文艺竞赛诸君》，卷末刊冰心所作《评阅述感》。至此，“蒋夫人文学奖金”从创办到“专号”出版，历时一年半，发起虽早，却最晚揭晓。

早在“蒋夫人文学奖金”创办的当月底，即1940年3月20日，湖南省就做出响应，仿办“薛夫人湖南妇女文学奖金”。囿于自身实力，奖项设置相对简单，奖金额度也大幅下调。该奖征稿对象为三十岁以内未曾出版单行本著作之湖南妇女，论文和文艺作品皆可。奖金总额二百一十元，取五名获奖者。原定截止日期5月30日，后因交通不便加之妇指会办公地址迁移，延长至6月30日。7月1日，妇指会组织评审，聘请湖南省名流朱经农、方学芬、伍仲衡、任启珊、周天璞五人审阅四十二篇应征稿件。9月9日，评审结果揭晓。当月，《湖南妇女》三卷三期出版，定名“薛夫人文学奖金专号”。从征文发起到作品出版，历时半年，虽也有拖延，但结果揭晓比“蒋夫人文学奖金”早一年。

同年6月，“吴夫人贵州妇女文学奖金”也发起征文竞赛。就征文简则而言，“吴夫人贵州妇女文学奖金”基本照搬“薛夫人湖南妇女文学奖金”，其创办宗旨、征文题材、奖金数额、录取人数皆与后者相同，只是在应征者资格上有所放松，将年龄上限由三十岁调至三十五岁，便于更多的贵州籍女性参与。扩大遴选范围的效果直接作用于应征稿件的基数，7月30日征文截止时，共收到应征文稿五十四篇，多于湖南。10月4日，评选结果揭晓，共七名获奖者，前五名均为贵州籍。值得注意的是，奖项中增加特别奖二名，给予非贵州籍应征者，逸出此前征文简则中的籍贯限定，可见征文活动影响力不限于贵州，且评奖具有一定灵活性。

“夫人文学奖”是具有现代意义的比较规范的文学奖项，从文学奖金创设、征文比赛发起，到评选结果揭晓，再到获奖作品出版，各地媒体均适时刊发相关消息，一方面有效调整大众关注重心，引导大众对抗战建国中的妇女问题进行思考，另一方面便于读者了解评奖进度，彰显评奖活动的公开公正。

文学奖励制度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性，权力话语以隐蔽的方式与此发生联系，它毫不掩饰地表达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意图和标准，它通过奖励制度喻示着自己的主张和原则。抗战时期，多政并立，与军事力量在地理空间上的争夺相对应，政治力量也在话语空间展开角逐。文学奖励作为一种温和的规训手段，常被当政者所使用。因此，这一时期颇有意味的一个现象便是，尽管战乱连连，生存异常艰难，文学奖励反而有增无减。如解放区的“鲁迅文艺奖”、“七七七文艺奖”、“五月文艺奖”，国统区的“文艺奖助金”、“国民政府教育部学术奖励”、“夫人文学奖”，沦陷区的伪“华北文艺奖金”等。这些文学奖励呈现出迥异的精神风貌和审美特征，但都或隐或显受地缘政治影响。一方面，政治力量通过文学奖励等制度性手段巧妙地调整社会关注重心，引导文学走向，使其为政治服务；另一方面，在民族国家遭受异族侵吞的空前危机下，救亡成为社会共识，民族国家话语具有压倒性的优先地位，文学观念向他律倾斜。文学奖励的政治功利性与文学观念的政治化走向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从“夫人文学奖金”的征文宗旨、评审标准及获奖作品中，不难看出政治与文学的缠绕。奖金规定以“抗战建国中妇女问题妇女工作及妇女生活为中心题材”，这就明示应征者必须以“抗战建国”为中心，在这一主题下思考妇女工作、妇女生活、妇女修养等问题。奖项的创设目的性极强，不仅针对专门的群体，也限定政治化的主题，征文宗旨、奖项设置本身就隐含着重思想、轻文艺的倾向。征文虽冠名文学奖，却包括论文和文艺创作两类，且论文是对“抗战建国中妇女问题”的思考，非文艺评论。“蒋夫人文学奖金”将两类作品分开评比，尚有可比性，湖南、贵州两省笼而统之，不进行分类评审的做法实在有失严谨。可以说，奖项并不偏重于文艺作品，更多的是借文学评奖之名达政治动员之实。参与审读的张佩珍直言不讳地道出了征文对现实效用的注重：

这项奖金，虽定名为文学奖金，但用意所在，并不偏重于文艺作品，其他凡是抗战建国中妇女

问题、妇女工作和妇女生活的理论和经验，都在征求之列。这样，奖金的意义就超越了提高本省妇

女的写作能力这一点。同时，我们感觉到，它还可以引起本省妇女对抗战建国过程中的妇女问题作

广泛的研讨，并使大家注意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所以这项奖金的设置，是有着它深刻的意义的。

可见，征文的用意除奖励妇女写作及提拔新进妇女作家外，更多的是通过奖励这一手段引发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和探讨，使之服务于工作和生活，同时征求妇女工作经验，以便有效地推进妇女工作，从而更好地为抗战建国服务。在此意图下，评审标准向政治性和实用性倾斜在所难免。“思想占百分之四十五，结构占百分之三十，修辞占百分之二十五”的评审原则，使得论文在评选中更占优势。原计划各取十名获奖者的“蒋夫人文学奖金”，最终论文类取十一名，文艺创作类取八名，湖南、贵州两省的评选结果也是论文类获奖者多于文艺类。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文艺类作品整体水平欠佳，离获奖标准尚有差距，难以按照征文计划取足名额，但在命题作文下，文艺作品要在较短的篇幅内表达鲜明的主题，对于未曾发表单行本著作的年轻应征者来说，要做到思想性和艺术性兼顾极难，写作流于表层也在情理之中。另一方面，以政治正确为前提的实用性评审原则，更适于对论文的选拔。评审委员对获奖作品的褒奖也是首肯其思想性，如陈布雷评语：“思想纯正，主张切实，内容精深，文字通畅，组织严紧”。先是政治正确，再是可操作性强，最后才是写作技巧佳。苏雪林的评判逻辑也是如此：“所阅稿子中，尽有佳作，思想之高超，题材之得当，结构之精美，技巧之纯熟，虽抗乎一般老作家，亦无愧色，可见新文学前途自有希望。”如此拔高，虽有鼓励意味，但不乏敷衍之词。实际上，征文的思想倾向、题材范围早在公布之时就做了限定，应征者可发挥的空间并不多。应征者也很好地理解了奖金意图，“无论文艺或其他论文，虽然各类题材都有，但是都能把结论归结到为抗战建国而努力的中心点上。就是文艺作品中有描写两性恋爱的，但是它的背景仍是抗战建国，主题也都是为了说明唯有‘抗战建国才是我们的生路这句话。”征文目的是达到了，可文学的自主性大打折扣，加上新人新作，优秀之作较少。作《评阅述感》的冰心就坦言“不好的较多，好的较少”，并从题材、技巧、文字三个方面分析了存在的问题：题材方面，最大的缺点是太偏重于英雄主义，其次是爱写理想的事物，不求经验；技巧方面，突出的问题在于缺少剪裁，以致事实杂乱，人物太多，轻重倒置，无法收场；文字方面，不会运用标点符号，别字太多。这些问题不仅是初学写作者的通病，也是“革命文学”后文学工具化的病症。

级别最高的“蒋夫人文学奖金”征文水平尚且如此，有籍贯限制的湖南、贵州两省征文，更是难出佳作，整体未能达到评委预期。张佩珍在《读湖南妇女文学奖金应征文章书后》中总结道：“这次应征文章的成绩，大家是在水平线上，却没有发现特别优异的作品，这和征文简则上应征者资格限于未曾出版单行本著作者的规定有很大的关系。”确实，参加应征的女青年写作经验不多，尚处于学习和探索阶段，加之命题作文需契合征文主旨，承载政治意图，就更难出彩。文艺作品有其自身的审美特性，它既不是达成政治教化的工具，也不是治愈社会疾患的药方，若过于强调文艺作品的宣传性和实用性，显然溢出其范畴。这样的作品，生命力也不会长久。不过，从参与应征情况来看，奖项达到了鼓励妇女写作的目的，也激发了妇女对抗战建国的思考。

抗战时期，相对于各种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民族共同体的存续具有无可争议的历史优先性，群体活动以此为前提展开。作为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成员，抗战建国同样成为女性面临的压倒一切的奋斗目标。为响应抗战建国最高纲领，1938年5月，新运妇指会领导人宋美龄在庐山召开有共产党人邓颖超等参加的妇女代表谈话会，制定了《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大纲明确了抗战时期妇女的任务，并理想化地描绘出极具诱惑力的前景：“随着抗战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妇女大众亦可走上了自由解放的光明大道。”这里，民族国家解放是妇女解放的前提，因此，为抗战建国而奋斗就是为了妇女自由解放而奋斗。抗战建国就这样整合了妇女解放的诉求，与妇女解放捆绑在一起，以妇女解放为名的妇女动员很大程度上是实现理想政治蓝图的手段而非目的。这时，妇女解放的内涵更多的是压抑个体需求，自觉为抗战建国奉献和牺牲。

“夫人文学奖”正是在上述话语体系下，通过激发民族意识、家国意识来统一妇女思想，达成战时动员目的。从《时代妇女应有的自觉和解放》《妇女修养》《战时家庭妇女生活之改进》《抗战期中我国妇运的中心工作》等获奖论文篇目中，不难看出在浓烈的民族危机意识影响下，应征者将女性的生活、工作与国家、民族之需要相联系，从“改造自身”出发，于思想和实践层面打造“时代妇女”的努力。抗战使得知识女性的生存境遇和生命体验发生了极大改变，从追求个性解放的“娜拉”到投身救亡大业的“时代妇女”，被鼓动走出家庭面对残酷社会现实的部分女性意识到，人格独立、个性解放充其量只能是一种终极人文关怀，于生存境遇的改善、现实问题的解决无能为力。既然大量的事实证明，娜拉出走以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那么要想改变这一命运，不被时代所抛弃，就必须认清社会形势，了解时代需要，从根本上寻求解决之道。那社会形势和时代需要又是什么呢？“就目前的情形论，我国正值抗战建国非常时期……唯有抗战胜利以后，妇女们才能谈到自由和解放。同时，新的妇女地位，而待确立于新的建国基础之下。改良自己，革新社会，更是妇女们应该加紧劳力的工作。”由于“男女平等，已由学者理论而成为法律条文，所以我们现在不是对国家争权力的时候，乃是对国家争贡献的时候，我们今日不要对国家争取我们个人的自由平等，要与全国人民不分男女站在同一阵线上，来争取国家民族的自由和在国际上的平等。不必对国家争取我们的个人的独立和解放，要与全国男女同胞站在同一阵线上，来完成国家民族的独立解放的大业。”在近乎乌托邦的憧憬下，对抗战建国的理想化认知消解了娜拉问题所象征的性别解放与社会解放的内在冲突。尽管于漫长的历史中遭受的性别压迫，使觉醒了的知识女性产生强烈的摆脱附属地位的愿望，但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众志成城抵御外辱成为社会共识，妇女解放的诉求只能暂时搁置。否则，难免会陷入孤立无援的被动境地。至此，获奖女性对自身问题的思考，未能跳出意识形态主导的民族国家宏大叙事。

如果说获奖论文是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指引“妇女改造”，那么文艺作品则是通过树立典型形象来传达时代妇女的价值在于为抗战建国牺牲和贡献这一核心观念。应征文稿中的女性形象几乎涵盖了妇女动员的各类对象，女工、农妇、女学生、女间谍、女战士，甚至妓女，多在群体中找到归属感，于抗战中获得新生。在“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前提下，性别叙事与国族叙事有了交集，其中，“妓女抗战”颇富意味地缝合了二者的间隙。《达可儿》讲述蒙古族姑娘达可儿怀着对浪漫爱情的向往，跟随异族恋人远走他乡，却不幸被其玩弄沦为妓女，饱受三教九流和日本人凌辱之苦，在欲寻求救赎却不知如何挣脱困境之时，一位与诸多嫖客不同的男性革命者将其引入正途走上抗战之路的故事。从底层妓女到抗战女英雄，女性惨遭蹂躏的“不洁”身体，在觉悟后通过参加抗战得到了洗白。不难看出，对达可儿命运影响至深的两位男性，一位是世俗情欲的化身，一位是民族大义的象征。女性在象征世俗情欲的他者诱骗下走向堕落之途，沦为男性欲望的发泄对象；在象征民族大义的革命者指引下走上抗战之路，完成自我价值的升华。这样的对比意味着，沉湎于男女两性的欢爱只会让人沉沦，只有从世俗情感纠葛中挣脱出来，投入民族国家解放大业才是正确之途。在此逻辑下，“现代新女性不是家庭所有的，不是她爱人所有的”，而是“国家的，民族的”，其“生存是为着妇女解放和民族解放”。从五四时期“我是我自己的”到抗战时期“我们是国家的，民族的”，女性的思想意识和身体归属发生了重大改变，从个体价值的强调到群体价值的凸显，国家话语完成了对女性思想的改造和对女性身体的征用。

同样，其余获奖作品中宣扬的时代妇女都能“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充实自己的生活，改进自己的生活，拯救自己，同时也拯救国家”。不管是年轻貌美的女英雄，还是白发苍苍的革命母亲，不管是饱受剥削的女工，还是勤俭操劳的家庭妇女，都能从各自的本位为国奉献，并团结他人。在民族受辱、家庭破碎的悲痛中，她们意识到，没有国就没有家，没有民族国家的独立就没有世俗的温暖和个人的自由。只有抗战建国完成，才能享有真正的人的权利。而抗战的过程，不仅仅是个人按照时代需要重塑自我、获得新生的过程，也是一个国家驱除外辱、重拾民族自信的过程。这样，抗战过程中的磨难被转换为新生过程中的受难，外患成为一种历练，是自我提升的考验。“国家兴亡，责在自己，如果我们能自己振作，那么敌国外患不但不是灭亡国家的原因，反而是兴盛国家的原因”。这样的认识不但化解了战争于现实境遇中带给人的痛苦与绝望，而且给人以新生的信心和希望，从而更加坚定地将个人与国家捆绑在一起，个人的完善有了国家层面的崇高意义。

红楼梦邢夫人人物分析 篇4

记得我第一篇写邢夫人的文章，重点讨论了邢夫人的“尴尬人”角色，也许还不全面，所以误导了很多人，加之小说里有些描写，是曹雪芹一贯的方法，障眼法。比如第四十六回尴尬人难免尴尬事鸳鸯女誓绝鸳鸯偶，有几句说邢夫人的话，就很能迷惑人：

“凤姐儿知道邢夫人禀性愚 , 只知承顺贾赦以自保,次则婪取财货为自得,家下一应大小事务, 俱由贾赦摆布.凡出入银钱事务,一经他手,便克啬异常,以贾赦浪费为名,“须得我就中俭省,方可偿补”,儿女奴仆,一人不靠,一言不听的.”

关于这段话的理解，就大有文章。站的角度不同，理解也会不一样。

首先，我想问，邢夫人很愚蠢吗?

很显然，站在王熙凤的角度，她认为邢夫人是很愚蠢的。这不错。但是，站在邢夫人角度呢?邢夫人愚蠢吗?大家可以想想，一个续弦妻子，没有子女，得不到贾母的欢心，又遭受王夫人和王熙凤的排挤，她要在贾府立足，唯一的救命稻草是谁?是她老公贾赦呀，是荣国府的长子呀，再怎么说，贾赦的这个地位是不会变的。因此，邢夫人认定，任你们任何人不喜欢我排挤我，但是，有一条，只要贾赦喜欢我重视我，我邢夫人就可以在贾府立足，其奈我何?站在邢夫人的角度想想，这样的决策愚蠢吗?

不愚蠢。相反，还很有智慧。

其次，我想问，邢夫人所谓“尴尬人”的含义，是站在那个角度得出的?

很显然，这个尴尬人的说法，是站在贾母、王夫人和王熙凤的角度得出的。为什么会得出这个结果呢?很简单，因为贾赦的所作所为，贾母、王夫人和王熙凤是看不惯的，而邢夫人是贾赦的坚定追随者，当然不入贾母她们的法眼了，所以，邢夫人得了个尴尬人的绰号。其它说邢夫人克扣刻薄呀，是次要的，这才是关键原因。

第三，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邢夫人并不是一个愚蠢的人，也不是一个智商很低的人。相反，她是一个能够抓住主要矛盾的人。包括冒险为贾赦讨要鸳鸯为贾赦妾的事情，邢夫人不可能不知道只有两种结果，一种是成功，一种是失败，成功了，在贾母贾赦和众人眼里都有面子，失败了，即便不讨贾母欢心，又何妨呢?本来贾母就不喜欢她，再厌恶一点也无妨，但是，老公贾赦那里，就会更加的倚重和相信我了。我相信，这就是邢夫人的盘算。这样的盘算，其实很高的。事实也证明，这件事后，贾赦虽然失败了，受到了羞辱，但对于邢夫人是更为相信了，可以说是言听计从了。邢夫人的目的达到了，她的地位更加稳固了。这也是她后来能够得到贾赦的支持迫害王熙凤的.主要原因呀。这样的女人蠢吗?

第四，加之，她之前对于林黛玉耍的苦留吃饭的一个小心眼，以及，她对王熙凤的一而再再而三的陷害和羞辱，到最后支持和怂恿贾琏休妻，都展示了她的步步为营的计谋能力。这样的女人，可不是愚蠢的。

第五，还有，邢夫人对财货的贪婪。为什么?因为她无儿无女，贾府对她又不是很待见，将来靠什么过活?不存留点家底，怎么办?贾府有这样心思又不止邢夫人一个，王熙凤、李纨，那个没这样做?不过是邢夫人做得更直白一点罢了。

我这样说邢夫人，并不是我认同邢夫人。而是说我们看待一个人，分析一个人，要站在各方面的角度，综合考量，才能全面的还原一个人，不能被曹雪芹的障眼法给迷惑住了。说白了，邢夫人还是一个在贾府苦苦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的女人，本质上和王夫人、王熙凤其实并没有什么分别呀。

从我的角度，我当然不认同邢夫人为人和做法，因为她追随贾赦的所作所为，害了贾府。但我以为，并不能就此认定邢夫人就是个傻瓜呀，这也太概念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