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政策对比报告

环保政策对比报告（通用5篇）

环保政策对比报告 篇1

背景资料：

一 河池市龙江河突发环境事件

2012年1月15日，宜州市龙江河拉浪水电站群众网箱内所养的鱼种，突然出现不少死亡现象，环保部门调查发现，死鱼是由于龙江河宜州拉浪段镉浓度严重超标所致，龙江水体已遭受严重镉污染。

二 紫金山铜矿湿法厂7月3日突发渗漏事故

导致汀江大量鱼类死亡，污染主因是铜浓度超标。专家称紫金矿业污染事件暴露环保制度性缺陷。1，环保监管止不住企业污染，这些公司环保守法意识淡漠，存在应付心态和侥幸心理，导致其所做的环保整改承诺成为一纸空文。2，GDP冲动是个不老的话题 3，环保制度缺陷致难破“重围” “紫金矿业污染事件的发生，让中国环保制度上的漏洞暴露无遗”。

各国主要环保政策 一、美国环保政策

美国联邦政府主要通过执行环境法规，制定国家层次的宏观战略、联邦政府机构的研究与开发活动、与工业界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提供财政支持以及为企业提供培训和信息服务等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

1、环境法规推动了环保产业的增长。

2、环境技术政策

3、财政支持政策

4、研究与开发政策支持

5、加速商业化政策

6、建立政府和工业界的合作伙伴关系

二、芬兰环保产业政策

芬兰政府的环境政策主要包括三方面。

1、立法。

2、行政手段。

3、经济手段。

三、瑞典环保产业政策

1、完善环保法律和政策

2、多渠道支持环境研究

3、政府部门和公共部门采购和投资

4、积极参与环保领域国际竞争

四、匈牙利环保产业政策

1、新环境法案

2、实施经济调控手段

3、研究和发展

4、环保教育和公众意识

五、日本环保政策

1、环境基本法

2、环境投资主体结构

3、环境投资的资金援助

4、环境教育和公众参与

中国的环境保护政策在哪些方面滞后于国外？

环境政策型立法源于美国，是一种新型的法律形式，因其比较适应环境保护的特殊性，受到了日本、欧盟各国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仿效。美国政府环保方针政策最为全面。包括环境技术政策、财政支持政策、研究开发政策、建立政府和工业界的合作伙伴关系、加速商业化政策。这些政策方针全方位地支持着企业进行环境保护，为环保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支撑。我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建立一套完善的环保产业发展政策，入世后国外环保产业必将对我国的环保产业带来冲击，为了提升我国环保企业的竞争力，我们必须建立完善的产业发展政策，引导、支撑环保企业的发展。

因此，剖析美国的经验或做法对我国的环境政策的立法具有借鉴意义。因此本文对比了中美两国的环境政策型立法，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对比：

第一．法律文本的比较

首先是形式与功能的差异。美国的《国家环境政策法》，第一次用新型的政策型的法律形式，类似基本法的形式，规定了立法的目标、原则；规定联邦政府各机构环境的管理权限；包括机构、职能、经费和人员，以及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在环境管理与保护上的分工。最为重要的是，这部法律确立其在环境法律体系中的最高位置。该法第二条规定：美国的各项政策、条例和公法的各种解释与执行，均应与本法规定的政策相一致。反观我国效力最高的《环境保护法》，虽然也带有纲领性的某些特征，但没有从宏观上来配置资源和调整各种利益关系，反而规定环境污染和破坏的相关领域的内容，与《环境保护法》颁布之前和以后的许多单行法重复，没有确立其基本法的地位。

其次是内容的差异。美国的各个领域的相关法律规定非常细致，而我国的单行法却不够细致，使法律在实行时缺乏可操作性。如《联邦水污染控制法》是世界公认的一部比较完善的水污染防治法，大约16万字，从字数上就相当于我国包括《环境保护法》在内的所有单行法的总字数。每条之下有许多款，款下面还分项，项之下还有细项等。我国的污染防治和自然保护方面的单行法却普遍存在着规定过于简单，缺乏操作性的特点，像《大气污染防治法》这样重要的法律，却只有8000字左右，这样的字数怎能把问题讲清楚。

第二．调整方式的比较

美国环境法最大的特点是重视经济手段的运用。在《清洁水法》中对各种技术为基础而制定的各种排放限额进行分类和优化，分出 “最佳可行技术”、“最佳污染控制技术”、“最佳可得技术”等。如在《清洁大气法》中，采用一种具有美国特色的“抵消政策”和“泡泡政策”。按照抵消政策的要求，在某一区域，新建企业意味着增加新的污染源，但必须以不增加该地区排污总量的限额为前提。“泡泡政策”就是把多个污染源的工厂看作一个大的污染源、一个大的整体，根据这个政策，如果某工厂在将从其所属的不同设施中排放的污染物的增量和减量抵消后，总的排污量并未增加，那么就不会产生任何附加的法律后果。同时，联邦环保局还允许将不使用的排污额，以“信用卡”的形式储存起来，并实行其所有权、使用权的市场自由交易。

我国基本上是以行政管理为主。只有“排污收费”制度涉及到经济手段，但收费仅限于超过某一规定水平的排放，这种收费类似于对违法行为进行的罚款，对环境保护的作用不大。而排污交易等仅处于试验阶段。

第三.法律实行效果的比较

评价美国环境政策法的效果，有不同的观点，但总体上是成功的。自该法颁布以来的几十年里，从美国联邦法院所产生的许多判例，以这些判例在环境保护中的推动作用来看，该法的影响相当大。虽然这也得力于美国独特的法院系统的作用，但法院的许多判例的依据都得来源于国家环境政策法。该法所确立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以及在环境与发展的问题上的综合决策机制，开了预防为主的环保理念之先，被世界各国所仿效。我国的《环境保护法》的地位比较尴尬，如果作为基本法，不够全面，无法承担其作为指导性法律的功能；而作为单行法律来使用，却又不够具体和详细，缺乏操作性，许多规定难于落实到法律实务中。各个单行法或部门法之间又存在着各自为政、互不协调，甚至相互矛盾的地方。

第四．国外对我国环境政策改进的启示

我国虽然与美国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上，但碰到的环境问题都差不多，只是我国的污染和破坏程度更大。在不能照搬美国的标准和制度的情势下，怎样因地制宜、汲取人家的先进经验，完善自身制度的不足，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

1.重新定位我国的《环境保护法》

参照美国的《国家环境政策法》，通过修改环境保护法，把我国的《环境保护法》修成我国环境保护基本法，主要规定立法的目的和原则，以及环境管理的体制、人员和资金；规定中央与地方在环境保护上的相互配合，以及中央涉及环保各机构的协调关系；规定一些促进环境保护的政策型措施，并确立司法审查的作用。把污染防治和环境破坏以及责任规定放到各个单行法中，以环境保护法统领其他单行法，指导其他环境领域的立法和执法。修改后的环境保护法就成为宏观的指导法。

2.确立单行法的可操作性

除了《国家环境政策法》，美国其他的单行法有一个普遍的特点就是规定得非常详细，像前面提到的《联邦水污染控制法》，洋洋洒洒16万字左右，涉及水污染的相关因素都考虑得十分周详。而我国的《水污染防治法》太过抽象和简单。法律规定详细对法律的适用非常重要，能避免法官过分的自由裁量，减少法律适用的差异。所以建议充实我国相关的环境保护单行法，这对我国尤其重要。我国属于大陆法系，法官的自由裁量度较小，法律规定的详细有利于法官充分、合理和准确的适用。

3.提升环境管制的水平

现阶段，我国政府在环境管理行政体制方面要配备像美国环保部门那样的权力是不可能的，但引进一些管制方法的运用还是有可能的。首先，政府在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时，在涉及环境因素的考量中，不能只考虑环境经济利益，还应该重视生态效益的因素。可以在地方政绩考评上引入绿色GDP。考察干部的政绩不能单纯看其经济GDP，因为有些地方是以过度开发环境和自然资源来获得经济的发展，这样的GDP要扣除环境或生态成本，扣除后的GDP才是真正的、增量的GDP。考察领导干部的政绩应注意以绿色GDP为主。其次，引入环境问责制。在领导干部的任内，由于人为的重大的环境污染或自然资源的破坏事故的发生，该任内的领导干部要负领导责任，如干部接受适当的处分等。这个政策的引入一来可以防止行政干部以杀鸡取卵的方式发展地方经济，二来能督促行政首长重视环保，增长环保意识，在决策时综合考虑各种与环境有关的因素，减少决策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再次，重视政府公共选择的能力。美国为了应对环境的复杂性和解决起来牵涉面广的特点，基本上采用综合决策机制，并取得不错的效果。美国法律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卡多佐表示，法律的逻辑推理固然重要，但影响判决结果最重要的依据应该是公共政策的考量，比较原告与被告的行为，分析整个案件社会观念与价值判断，得出合乎公平正义的结果。环境立法与政策同样是为了解决环境问题，其创制不能不考虑与环境有关的公共政策。随着法律经济学在西方的流行，结合公共政策分析的治理已经成为法律经济学发展的方向。在法治的复杂背景下，政府公共政策与法律之间的关系、法律与非正式规则之间的关系、公共政策与非正式规则的关系应该成为立法者必须考量的因素。

4．对待环境政策观念的更新

环境政策是环境法的渊源，这在国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在我国，可能是受民法帝国思想的影响，民法学界的许多学者经常对环境法是法律还是政策表示疑惑；也许是因为在我国历史上法律曾经遭受的尴尬地位，所以对政策特别不信任，好像政策之治就是滥用权力或者政策就一定比法律实行效果差。如果客观地看看世界上法治比如果客观地看看世界上法治比较发达的国家的新兴法律的类型就会发现，其实法律的形式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其能否解决问题，合理分配利益，达到维持秩序的作用。如果说环境法的实行效果差是因为其法律形式不完善，或者缺乏操作性，那就更站不住脚了。我国环境法实行效果不尽人意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与法律形式基本无关。当前我国法律实行效果差是普遍的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这有待我们的努力。因此，要破除僵化的思想，应该多关注法律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其形式。

5.环境意识的提高是环保产业发展的基础动力。

社会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可以极大地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有关资料表明，80%的德国人在购物时考虑环保问题，77%的美国公众表示企业的环保形象会影响他们的购买意向，60%的英国消费者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购买绿色产品。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极大地促进了企业发明、使用新的生产技术方法，推动了环保产业的发展。今年春季非典的肆虐，再一次让我们认识到了破坏自然的最终结果是人类遭受巨大损失，再一次让我们认识到了环境质量的重要性，环境保护的迫切性，我国公众环保意识得到了提高，但是，我们还需要加大力度，继续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改变公众的生活习惯及消费结构，推动环保事业的发展。

4、政府应加大环保技术投入，推动环保产业技术创新。

环保技术创新是环保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是环境技术开发与创新的主体，政府除了积极促使企业加大技术开发的投资强度外，还应加大环保产业重点领域关键技术的开发，提高企业技术开发和创新能力，促进环保产品的更新换代，加快先进、成熟技术的推广应用，依靠技术进步，促进环保产业升级。从上述各国的经验中可以看出，政府的产业政策在加大环保技术创新投资和提高企业技术开发、创新能力方面都有具体的措施，我国在此方面还需要积极努力。

公司车辆环保管理政策 篇2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建立和完善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制度、管理制度、环保投入制度、公众参与制度，推动我公司的环境质量再上一个新水平，特制定本环境质量建设目标与政策。

一、总目标

动员各方面的力量，进一步加大环境质量建设力度,到2010年，各类污染源得到有效治理，环境质量进一步提高，达到功能区的要求；到2010年，创造一个与现代化国际性城市相适应的清洁、优美、安静、舒适的环境。

二、主要任务

针对我公司环保存在的薄弱环节，重点对环境污染、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综合治理，通过实施车辆排放治理、大气环境改善、环境噪声治理、固体废物处理,保证我公司在环境质量建设目标内的实现。

（一）水污染治理工作

通过加强环境监督管理,完善污水处理设施等手段，减轻地面水环境 污染,由安技部监察维修部和下级供应商实施。

（二）大气环境改善工作

通过加强机动车尾气监管，推广使用无铅汽油和低硫柴油,改良设备,减轻机动车尾气污染，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使空气质量总体水平保持在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之内，空气污染指数不超过75，汽车尾气达标率不低于90%。加大车辆尾气的监管工作和治理力度,降低机动车尾气污染。

a.加强机动车尾气检测工作，把车辆定期年审中的尾气检测与不定期的抽查结合起来，并对排气超标车辆依据《深圳经济特区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规定》给予整改。

b.在全公司行政车全面推广使用无铅汽油，拒绝购买含铅汽油和超标柴油。

（三）环境噪声治理工作

通过开展城市道路交通降低噪声污染，交通干线噪声平均值控制在70分贝以内；2010年交通干线噪声平均值控制在68分贝以内。

1、落实完成《深圳市城市交通综合治理实施方案》的整治内容，减轻交通噪声污染。此项任务按《深圳市城市交通综合治理实施方案》执行。

2、进一步加大车辆鸣笛管制的力度，严禁车辆在禁鸣路段鸣笛。

3、加强对车辆防盗报警器的监管，减轻报警器的噪声污染。

4、严格各类噪声污染源的监督管理，对达不到相应功能区标准的噪声源，要限期整改。

（四）固体废物处理工作

加强废物的管理，提高废物集中处理能力，有效地控制固体废物污染。到2010年危险废物处置率达到100%。

（五）环境教育工作

加强环境宣传教育，不断提高各级员工的环境意识。通过建立全面性的环境科普教育活动，使环境保护深入人心、成为全体员工的自觉行动。

三、保证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为确保环境质量建设工作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公司管理高层决定成立安全管理委员会小组。

（二）落实责任制由安全管理委员会领导下，指导各部门负责各辖区的环境质量建设，各部门按照责任分工做好本部门承担的建设任务。对环境质量建设的各项任务，各部门要拿出具体落实方案，并制定具体的工作计划报安全管理委员会，真正做到责任到位、投入到位、措施到位。

（三）健全管理法规要尽快配套完善相关的政策法规，充分利用法律手段来推动各项建设工作的开展。

（四）保障环境质量建设所需的资金，按分级负责的原则，由各级部门上报安全管理委员会，由安全管理委员会统一调拨。各级部门要把环境质量建设投资纳入到投资计划项目去，保证环境质量建设任务的完成。

瑞泰科技：受益未来环保政策 篇3

瑞泰科技（002066）：耐火材料龙头受益未来环保政策

作者：贺军

公司是国内熔铸耐火材料技术研究、推广和产业化的发源地，已掌握氧化法熔铸氧化铝生产技术，能够规模化生产熔铸氧化铝耐火材料系列产品，打破了我国高档玻璃熔窑熔铸耐火材料长期依赖进口的格局。

节能环保玻璃结构调整,促中高档熔铸耐火材料需求.公司目前在中高档熔铸耐火材料市场占有率预计已提高至30%,节能环保政策将在玻璃行业持续推进,玻璃熔窑的富氧和全氧燃烧技术会逐步普及,促进玻璃生产线的更新改造,刺激中高档熔铸耐火材料需求.从国家行业政策来看,生产线的更新,产品的升级换代将是玻璃行业重要主题,未来中高档熔铸耐火材料市场将持续发展。

碱性耐火材料受益环保政策,空间广阔.公司生产的碱性耐火材料为无铬耐火材料,主要用于水泥旋窑,使用期限为8月左右属于易耗品.公司目前拥有碱性耐火材料产能1万吨,预计二期项目2010年投产后,整体产能达到3万吨.目前欧洲,日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由于政府强制规定已基本不用含铬材料,而国内企业生产的碱性耐火材料仍为含铬耐火材料,我们认为无铬耐火材料强制使用是必然趋势,瑞泰科技未来在水泥窑耐火材料扩张可受益于节能环保政策的推广。

上海证券报报道，在11月24日举办的中国环境服务国际合作论坛上，环保部有关负责人透露，“十二五”期间，我国环保投入将达到3.1万亿元，规模将比“十一五”的1.4万亿增长一倍以上。公司的耐火材料将极大受益政策利好。

技术上，该股近期多头排列趋势非常明显，并创出了上市以来的新高，前方已无套牢筹码，打开了上升空间，可重点关注。

环保政策对比报告 篇4

陕西师范大学

社会工作专业

2011级研究生

耿童

一、前言

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没有之一。同时，美国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高等教育资源，在硬件设施、师资力量、教育经费、教学水平甚至教育氛围、教育风气以及整个社会对教育的认可和重视程度上，美国无疑都是世界的NO.1。在2011年 “泰晤士报全球大学排名”中，美国大学在全球前十中占据7个席位，哈佛大学、加州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依次占据了前五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耶鲁大学分别排在了第8和第10。在今年的前十排名中，美国军团依然保持其强有力的竞争地位，保持7个席位不变。前20名中，14个是美国大学，前200名大学里美国占据了75个席位。（“泰晤士报全球大学排名”主要考评参选大学的科研实力，各院校需提供13项独立的考评指数，划分为五大类：教学、科研、论文引用数量、产业收入、国际视野）。然而，美国并没有完全的陶醉在一片盛世赞歌中。1957年前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引发了美国战后大规模的科学教育改革，美国人深感他们在科学技术上的落后构成了对其国防安全的威胁，因而在 1958年颁布了旨在促进基础科学教育课程现代化的《国防教育法》。到了八十年代，美国人再次发现，他们在科学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受到日本、德国等“二战” 后重新崛起的经济大国的严峻挑战，1983年，美国高质量教育委员会提出了一份令人惊讶的报告——《国家处在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2002年1 月，美国总统布什颁布了《不让一个儿童掉队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堪称美国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而奥巴马总统在上台后，又宣布全面改革布什签署的教育法。

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为引人瞩目的发展中国家，在教育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1977年恢复高考，作为中国、中华民族以及一个时代的一个拐点，中国的教育和科学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1985年，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后，《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将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次年，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开启了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第一次提出了“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振兴教育的希望在教师”。1999年召开的第三次全 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以提高民族素质和创新能力为重点，深化教育体制和结构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振兴教育事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2001年6月，教育部发布《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2001年秋季，基础教育新课程体系开始试行。2004年12月25日，教育部印发了《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 力标准(试行)》。这是我国颁布的第一个中小学教师专业能力标准，是我国中小学教师专业化发展的重要“里程碑”等等，中国教育的发展与取得的成绩是举世瞩目的。然而，纵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严峻的问题和弊病却让人难以放下心弦，教育资源分配不平等、过高的教育花费、应试教育的积弊、教育与市场需求与社会发展的脱节等等，每一个问题都让人心中无比沉重。北京大学原校长许智宏说：“当年鲁迅讲要救救我们的孩子，今天恐怕我们也要到了这个地步。”而2009年温家宝总理在北京某中学听课后也曾说：“中国教育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了！”

中国同美国尽管在国情上相差甚大，但两国对于教育的重视和对于教育改革的强烈诉求上是十分相似的，中美两国也都颁布和实施了相当数量的教育政策来作为调控的主要手段，下面，本文以新中国成立为时间起点，以进入21世纪为结束点，结合各自的社会背景，对中美教育政策50年的历史发展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二、中美教育政策梳理

1.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末（1）中国

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党的教育政策更多的是体现出为战争服务的导向，而到1948年10月10日，在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后改变了这种导向。《通知》提出了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并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各项工作的干部。而在解放区的学校教育工作，必须恢复和发展。这体现了党将教育的主要目标转移到了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上。

1949 年9月29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这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奠定了精神灵魂。建国初期，国家建设是时代的主旋律，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步步推进，同时受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影响，苏联作为社会主义的模范成为我们主要的学习对象，这一阶段的教育政策都体现了这些问题。

12月23日—31日 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向工农开门；建设新教育要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借助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

1949年夏到1950年底，全国开展了以大学教师为主兼及中小学教师的政治思想改造运动，以阶级斗争的立场全面批判杜威的教育思想，将凯洛夫、巴甫洛夫等教育理论作为正统的教育思想加以贯彻。

1951年10月1日，政务院公布施行《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新学制原定小学为五年一贯制，入学年龄以七足岁为标准（效仿苏联学制）。改革了我国解放前的小学是六年制，分初小、高小的两段初等教育，但因为农村条件不成熟，五年一贯制未能实行。后来随着国家经济、文化建设的发展，小学就实行了六年一贯制。同时，学制中强调工人农民的干部学校、各种补习学校和训练班在学校系统中的地位。以法令形式确立和保障劳动人民和工农干部受教育的机会。自1952年到1953年，国家开始了第一次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从京津开始，陆续在华东、西南、中南、东北及西北等大行政区展开。1953年又进行了第二次院系调整，主要以中南行政区为重点。高等学校的类型，基本上仿效苏联高等学校的类型。分为综合大学（只设文、理两类学科）及专门学院（技工、农、医、师范、财经、政法、艺术、语言、体育等学科分别设置）。这次改革为新中国专门人才的培养做出了相当的贡献，但也削弱了通才教育和综合大学的力量。1952 年7月8日 政务院通知，在全国高、中等学校学生中实行人民助学金制。到9月10日 教育部决定，将全国私立中小学全部由政府接办，改为公立。从1953年春季起，高等学校的学生开始享受公费医疗待遇。

1952年9月10日 教育部决定，将全国私立中小学全部由政府接办，改为公立。教育系统的改革积极配合了我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

1954年5月24日，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关于解决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学习与从事生产劳动问题的请示报告》，为此，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央宣传部《关于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的宣传提纲》。此后，许多城镇高小、初中毕业生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形成知识分子青年上山下乡第一高潮。

1956年5月28日—6月1日 中央宣传部召开部分省市委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反思学习苏联教育经验中的生搬硬套等问题。而在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揭开了中苏关系恶化的序幕。

1958年 9月19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工作方针。这是和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和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紧密相连的，我国的教育事业也一步步的迈向了了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

1960年4月9日，陆定一在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教学必须改革》的发言，提出在中小学教学改革中应“适应缩短年限，适当提高程度、适当控制学时，适当增加劳动”。此后，全国各地开始较大规模的学制改革试验。11月24日-12月12日，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召开全国文教工作会议。会后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1961年和今后一个时期文化教育工作安排的报告》。次年2月7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批示提出，当前文教工作必须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由此，教育系统开始进行教育事业和教育政策的调整、整顿。(2)美国

美国在二战结束以前，通过不断地改革，应经拥有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体制，联邦支柱体系，公立教育等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在50年代还是掀起一股改革的浪潮。

二战以后，美国推出了《退伍军人就业法》，已解决严峻的退伍军人的就业问题，这则法案在美国教育政策的历史上有很高的地位，原因可以体现在其效果上——该法案资助了200万退伍军人上了大学。在法案颁布后的7年时间内，780万退伍军人接受了某种形式的中学后教育。这一法案的实施使联邦对高等教育的资助达到了一个高峰。1948年，大学收入的34%来自联邦，通过这一法案，不仅避免了大规模失业的可能性，而且造成了几百万专门人才，大大增强了美国在“冷战”中的实力。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一致同意地裁定，公立学校中的种族隔离是违反宪法的。它要求学校以“审慎的速度”废除种族隔离。某些南方学区立即同意取消种族隔离。另一些学区关闭了它们的公立学校并建立了有私人基金投资的私立学校。无数的学校采纳了用校车同时接送白人和黑人学生去邻近的学校的计划，以实现学校和教职工的种族混合。美国教育的种族隔离情况尽管并没有因此彻底改变，依然有很多学区抵制黑人同白人同校学习，但这依然是美国轰轰烈烈的反种族歧视运动的伟大胜利。

1958年美国颁布了《国防教育法》,确立了以培养高科技人才为目标的教学新体系。该法案拨专款资助科学、数学和现代外语三门“新三艺”课程的研究和改革;提供相关教学设施;推进引导、咨询和测试计划,特别重视发现和培养天才儿童。很快,新数学、新化学和其他新的修订版本被引入学校教学,暑期学校则为教师提供了新教材和新教法方面的培训。此后,学者们进一步提醒人们充分认识:“教育是我们的第一道国防线”。正如佳斯特斯·华伦(Justice Warren)在最高法院的建议案中所指出的:“今天,教育或许是国家和地方政府最重要的功能。义务教育的立法和给教育大量的投资,均可说明我们已经认识到了教育对一个民主的社会是多么的重要。”而这些变化的导火索是由于是苏联在五十年代末期生工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而不是美国，这引起了美国对教育成果的极大反思。公众责备美国的宇航技术落后是学校教育质量下降所致,进而认为这是进步主义教育偏废基础性、系统性,降低学术标准所造成的恶果。《国防教育法》规定:从1959年至1962年拨款8亿多美元资助美国教育事业。当然拨款是有条件的，它主要以专项拨款的形式资助理科教育，由此开创了美国理科教育的“黄金时代”。2.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末（1）中国

这个阶段是在新中国不太长的历史上极为特殊的一个阶段，因为这个阶段发生了“文革”和“改革开放”两个左右了国家命运的大事，而这一阶段的的教育政策也是和国家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

1961年，教育部正式定新中国的教育方针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由于60年初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国家还发布了《关于保证学生、教师身体健康和劳逸结合问题的指示》和《关于保证学生、教师身体健康的紧急通知》等，要求保证学生和教师的身体健康，特别提到保护学生的视力。

1962 年5月25日 中共中央批发教育部党组《关于进一步调整教育事业和精简学校教职工的报告》，改变国家对教育事业包得过多的做法。这也体现了经济困难时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对教育的态度。

1964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对全日制教育进行继续改革，试办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学校，并明确这“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的长远发展方向”。

1966年6月1日，经毛泽东批准，新华社播发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攻击学校党委和北京市委的一张大字报。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从此“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接见全国各地来北京进行串联的红卫兵和学校师生。至11月26日，共8次接见红卫兵和学生教师共1100万人。此时全国学校已完全停课，广大学校师生卷入全国大串联，整个社会都进入了一种非常规的无序状态。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其中第十条“教学改革”提出:“在各类学校中，必须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与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一篇报道中引述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从此，全国各地城镇出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1600多万人。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废除招生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学员。高考被废止了，但从此高等学校也开始了招生复课。

文革期间的教育事业几乎不能算是一个有自身独立发展机制的事业了，而是彻底的成为了社会运动大熔炉里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于知识的学习和渴求的途径已经很少通过正规的学校教育，还是靠社会教育和政治教育了。

1976年，文革结束，粉碎了四人帮，而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从此恢复了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的制度。1977年11月3日，教育部、中国科学院联合发出《关于1977年招收研究生的通知》。“文化大革命”期间长期中断的招收培养研究生的工作从此开始恢复。

1977 8月8日 邓小平主持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全面否定了“两个估计”；提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1978年初，根据邓小平指示，教育部成立巡视室，标志着我国督导制度的恢复。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讲话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8月 根据邓小平关于大量派遣留学生的指示，教育部发出增选出国留学生的通知。9月22日 教育部重新修订和颁布《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和《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10月4日修订和重新颁布《全国重点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恢复和重建大中小学各项工作制度。12月18日—22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全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启我国改革开放新时代。教育战线进一步拨乱反正，教育工作全面恢复，新时期教育的改革和对外开放由此起步。1980年 2月12日 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标志着我国学位制度正式建立。

12月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在60年代提出的普及小学教育的历史任务应在80年代完成

从文革结束到80年代中后期，是教育体制恢复和重塑的阶段。这一阶段国家领导人要求恢复过去的好的传统，并开始走教育的改革开放道路，这对我过未来教育发展之路至关重要，同时我们看到，在那个阶段，对于素质教育是身份重视的，1978年3月24日，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作体味《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讲话。华国锋指出:“青少年要从小健全地发育身体，培养共产主义情操、风格和集体英雄主义的气概，还要从小养成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优良风尚。”整个教育系统和相关部门对于体育和德育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讲甚至要好于现在。（2）美国

相比于于中国教育政策的起起落落，美国在这个阶段的教育政策对于前一阶段有一个很好的衔接，教育改革也比较稳健，这一阶段也是联邦政府对于教育直接干预的黄金时期。

1964年美国国会决定将《国防教育法》延长3年，并增加拨款，改善阅读、英语、地理、历史、公民学等课程的教学质量.从1959到1968年10年间，联邦拨款近40亿美元用来资助教育.这一法案的实施，促进了美国科技的发展.1969年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成功，一直被看做这一明显体现冷战思维的法案的直接结果。

60年代是美国民权运动如火如荼的时代，而争取教育机会平等的运动也应运而生，虽然前一个阶段美国订立了废除种族隔离的教育制度，但各学区执行的力度并不是统一的坚定不移，一些学校尽管实行了不同种族儿童的同校制度,但事实上在学科学习和学校活动方面仍然采取了不同的做法。因此各种相关运动依然在继续。为提高全民素质，促进教育机会均等，联邦也被寄予了更高的希望，希望他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基于此，1965年《中小学教育法》通过。该法案要求根据各学区贫穷儿童的数量分配资金,通过为小学、初中学生提供课本、器具和实物来确保贫困生有足够的学习资料,资金由各州和地方政府控制,到1966年,这项计划的投入总额达120亿美元。该法标志着联邦干预教育达到一个顶峰。从此以后，联邦政府对教育的投资迅猛增加。联邦的拨款占教育经费的比例，在1947一1948学年为2.8%，50年代初基本上保持在4.5%以下，但到了1965一1966学年猛增至7.99%，1968年,国会又通过了另一补充法案《双语教育法案》,主要是为那些英语能力较差的低收入儿童提供联邦资助。社会改良派希望通过这些政策消除贫穷和种族歧视，为贫困儿童提供了平等的受教育途径以促进他们基本技能的发展。最初这一法案的有效期是1965一1968年，但由于它在促进教育机会均等和教育改革方面所起的作用，赢得了美国教育界的赞成和支持，因而一直生效到现在。而且联邦向中小学拨款数目也逐年上升，至1975年联邦拨款已由1964年的6.6亿美元增至50亿美元。1980年达70亿美元。

为了更有力的争夺全球霸权，美国对于高等教育的重视在这一阶段也有了极大地提升，这集中表现在1965年的《高等教育法》极其修正案上，《高等教育法》及其修正案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规定了联邦政府向全国公立和私立院校提供长期资助的计划，通过更加具体的细节条文，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财政保障。它表明国家对高等教育采取了直接干预的方式。正如哈佛大学校长帕西所言，“1965年通过的《高等教育法》是联邦政府问心无愧地直接关心高等教育而制定的第一个法令。《高等教育法》的实施改变了美国教育界对联邦干预的消极甚至反对态度。”本法颁布后，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资助大幅度增加，60年代中期，联邦政府拨款在大学财政收入中比例已达22.4%。

1971年美国教育总署署长西德尼·马兰提出了《生计教育计划》，该计划主张把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结合起来，并把这种思想落实到小学、中学、大学的各个阶段，美国政府推动了这一模式的实行.1974年《生计教育法》通过。到70年代末，全美有9300个学区开展了生计教育，占全国学区55%，与此同时形成了形式多样的生计教育模式。生计教育是在美国的高速发展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其目的是提高现有人才的素质，为了使更多的学生尽快地适应社会的发展。

1973年美国因中东石油危机而陷入战后第七次经济危机，到70年代末增长速度呈停滞状态。进入了滞涨时期，美国联邦政府对于教育干预的黄金时代与美国发展的黄金时代一起渐渐步入了萧条。3.20世纪80年代（1）中国

中国的教育在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间里依然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因此也制定了大量相关的驾驭政策，主要有：

1981年5月20日，国务院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国家教委据此制定了研究生培养和学位授予系列规章制度。此后，我国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不断扩大。10月7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国家劳动总局《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1981年1月13日 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试行办法的报告》，决定建立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9月1日 中共十二大确立教育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1984 8月8日 教育部发出通知，在22所全国重点高等院校试办研究生院。1985 1月21日 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关于教师节的决定》，确定每年9月10日为教师节。5月29日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实施，拉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序幕。1986年 4月12日 六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行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有步骤地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1987 5月29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6月23日 国务院批转《国家教委关于改革和发展成人教育的决定》。1989 5月5日 国家教委下发意见，高校招生开始实行公费生与自费生并存的“双轨制”。

在这一阶段明确了教育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教师的社会地位也得到了较好的恢复，教育渐渐步入正轨。而为了追回科学技术和教育的落后，邓小平提出两条腿走路、办重点大中小学校.这也就是我们国家当今社会中，各种重点学校的来源，这在拨乱反正初期.是有积极意义的，也是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治国战略”相辅相成的。

这一阶段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职业高中的兴起，在国家教育政策的指导下，职业高中发挥了巨大的活力，它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适应了中等教育结构不合理急需改革的需要。它为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第三产业发展提供了中等技术人才也为那时为数众多的“升学无指望、就业无专长“的学生提供了就业途径(当时高等学校升学率还很低，比如1979年北京市的升学率只有5%).也使一些因为高考升学率低而濒于困境的普通中学获得了新的生机。在职业技术教育发展最好的时期形成初中升入高中时的职业技术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入学人数之比为1:1，甚至还高(简称职普分流)。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这个优势到1999年高校大规模扩招才宣告结束。（2）美国

进入80年代以后，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生产大幅度下降，造成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失业率也超过10%。受经济的影响，教育也出现了危机，如毕业生过剩、就业困难、教育质量下降、青少年犯罪率增加、教育经费短缺等。在这一背景下，是根政府上台。里根政府代表右翼势力，认为国家权力的任何扩大都意味着对个人权力的侵犯，强烈反对联邦政府卷入教育事务，加之财政状况的恶化，所以里根政府为了转嫁危机对教育政府作了调整，终止联邦教育拨款方案对教育的直接导向。1981年国会通过了《多项预算撮合法》通常称作“整批资助”。该法令要求将联邦资助各地的多种教育专项拨款合并成“整批资助”拨给各州，由各州自行决定怎样使用。里根政府的教育政策遭到了美国公众的强烈批评，特别是美国在80年代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危机，美国学生SAT成绩不断地下降,17岁以下人群的文盲率居高不下等不良表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忧虑、重视。1983年4月,美国国家高质量教育委员会甚至发表了《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报告。美国掀起了一波对基础教育改革的热潮，1983年,恩斯特·鲍尔在为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所著的《高中:美国中等教育报告》中要求强化高中学术课程的建议被广泛采纳。1987年底,美国教育部的秘书威廉·本奈特提出为所有高中生开设严格的学术性核心课程,这时高中课程优异化达到了一个高潮。可以说,《国家处于危险之中》以及80年代其他相似的报告引导了这个时代的教育改革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各州制定了较高的毕业要求,统一了课程的管理,增加了对教师和学生双方的考核,提升了对教师的资格要求。全国各学区进一步强调计算机知识、家庭作业和基本技能，制定了参与运动的最低标准;延长了在校时间和学年长度。1988年10月1日，里根主持的联邦政府颁发并实施了《霍金斯—斯塔福德中小学改进修正案》，该法案否定了“整批资助”的做法，提出了今后5年中一些新的拨款项目，它们包括:专门用于资助低收入家庭或成绩差的学生改善基本技能，以预防流失生的新方案，给教育质量超众中小学授勋的方案，若干外语教学示范方案，新的天才教育方案。由此联邦政府对教育的干预职能的又重新得到加强。

在里根任内（1981-1989），美国逐渐从经济危机中复苏，教育也随着这种复苏而一步步调整，但调整的最后依然回到了政府对于教育的强力调控上来。3.20世纪90年代（1）中国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深化改革期，“**”的**刚刚过去，国家的经济在这期间也遇到一定的困难，教育的改革和调整也必将更加深化。总体来说，在这个阶段国家对于教育也实行了市场化的改革，教育进入了“人民教育人民办”的时代。

1992年，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4%的目标。但是，由于我国GDP增长迅速、财政收入占GDP较低等多种原因，这一目标在提了20年后依然未能如期实现。

而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国家拨给的教育经费不足导致学校发展的困境和教师队伍的不稳定。拖欠教师工资的事在全国各省市屡有发生。为了筹集资金，一开始许多中小学校甚至办起了“校办企业”。有一些学校的“校办企业”很火爆，也使得教师结构工资有较大幅度提高，但是多数学校“校办企业“状况不佳。而后.不少学校以出租校舍为主要收入来源。再以后.这些学校就主要以收取学生的“赞助费“为主了。这就是“高收费”和“乱收费“的肇端。这也真正实现了“人民教育人民办”。

在这一阶段，教育市场化的步伐必然带来国家对教育政策颁布和实施的力度，也就是在这个阶段，学校乱收费、应试教育变态发育、学生身体素质不断下降等问题也随之出现并暴露的越来越可怕，积累了越来越多的教育改革动机。当然，在这一阶段的教育政策也是有很多成效的，1992 年10月12日—18日 中共十四大提出，到20世纪末，全国要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简称“两基”)。到2000年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如期实现“两基”的宏伟目标。

1995年11月 国家计委、国家教委、财政部联合发布《“211工程”总体建设规划》，“211工程”进入全面实施阶段。1998 5月4日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任务。此后，教育部启动“985工程”，重点支持部分高等学校创建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和一批一流学科。

1995年9月14日 国家教委、财政部发出通知，启动“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1999年 9月7日 教育部启动国家助学贷款工作，帮助高等学校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业。90年代，我国的教育朝着更加现代化和市场化的步伐迈进，但90年代也是我国当今教育问题的初始积累期，1999 1月13日 国务院批转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跨世纪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蓝图。6月1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这些也算是在世纪之交党对已有教育问题的一个回应。（2）美国

1989年老布什当选美国总统，此时，冷战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宣告结束，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国际间的经济竞争日趋激烈，欧共体及日本的经济迅速发展，而美国的经济却处于衰退中。世界范围的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使教育的地位日趋重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布什政府从竞选那一刻起就给予了充分重视并将其作为一个很重要的筹码。因此，不是对于教育行政的力度进行了进一步的加强。其标志是1989年，布什总统提出的《1989年优化教育法案》，并在1990年拨款2.5亿美元作为总统奖，1993年增加到5亿美元。这个奖项规定任何公立学校，只要在提高教育质量、创造安全无毒品的学校环境、降低失学率3个方面达到一定的标准就能获总统奖。

布什总统虽然没有能够连任，但后来的上台的克林顿总统对前任的教育政策予以了继承，共同推动了90年代美国教育的改革。

美国历来没有国家统一的教育制度,也没有统一的国家课程,而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所提出的教育目标和标准在实践中并没有受到普遍的认可和重视,也根本无法起到实际的指导作用,各州有各州的要求,各校有各校的做法。到了90年代,教育质量的参差不齐已经成为美国教育的一个突出问题。1991年和1993年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分别公布了指导整个美国教育改革的纲领性文件《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和《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这两份文件吹响了美国教育标准国家统一化的号角。美国教育部为制定标准的专业团体和机构提供资金支持。这使得政府能够影响学校教什么、如何去教学以及如何评价的问题。尽管这项政策得到了施行，但在美国一直存在着“政府侵犯教育”的争议。

此外，90年代还推出了对美国教育影响深远的一项政策，即鼓励对学校的选择，1990年,布什总统在《美国2000年》法案中明确支持择校入学这一新的教育实践。具体地说,家长有权根据学生的兴趣以及各校的教学情况为学生选择合适的私立学校或公立学校,而不受学生家庭所在地的限制。州政府则将学生的学费以券票形式(voucher)直接付给所选学校或父母手中。这种通过券票形式分配资金的做法为家长提供了择校的后盾支持,促进了教育机会的平等和校际之间的办学竞争。然而,这种选择具有一种市场价值取向,它冲击了美国以公立教育为基础的教育体系,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从《等待超人》这部片子所反映的美国教育问题来看，这项教育政策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甚至成为了很多家庭为了能使孩子得到理想教育的救命稻草。

三、结语

中俄民族政策对比及反思 篇5

在广阔的东北亚大陆上屹立着两个伟大的国家：中国，已经觉醒的亚洲之狮开始在国际事务中崭露头角；俄罗斯，昔日的西伯利亚之熊正在大国回归之路上奋力前行。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这两个国家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其中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两国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都有着相应的一系列的民族政策。虽然两国在处理民族问题上卓有成效，但是这些政策并非尽善尽美。所以，笔者寄希冀于两国民族政策的对比，来找寻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之路。

一、俄罗斯民族政策：

 沙皇俄国时期：各族人民的监狱

众所周知，大俄罗斯民族是在莫斯科公国的基础上形成的。经历历代公爵和沙皇的侵略扩张，1517年统一的俄罗斯国家终于建立，这也标志着俄罗斯民族的最终形成。然而，如列宁所说，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是“各族人民的监狱”。

在政治上，沙皇政府对于被征服的非俄罗斯民族地区采取种措施，实行殖民统治和政治迫害；在经济上，沙皇政府是贵族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所以在征服其他民族后，沙皇把他们的土地收归国有，并对少数民族征收名目繁多的沉重赋税，借以经济掠夺；在思想文化上，沙皇实行愚民政策，限制少数民主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更为甚者，沙俄当局极力推行“义务国语制”，强迫各少数民族学习、使用俄语，同时歧视、摧残非俄罗斯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同时强迫各少数民族放弃原有信仰，改信东正教。

有必要指出的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正是始于沙俄时期。当局竭力使“统治”民族，即大俄罗斯民族享有种种特权，“竭力把住在俄国的一切其他民族的权利削减得愈来愈小”。它一方面给予俄罗斯官吏、地主、资本家以种种特权，让他们毫无限制地掠夺、欺压和剥削广大非俄罗斯民族；另一方面又在俄罗斯人中间，散步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情绪，制造大俄罗斯民族优越感，让他们盲目地歧视非俄罗斯民族。从此以后，时代虽历经变迁，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却在俄罗斯人心中根深蒂固。

 前苏联时期

 列宁时期：民族平等、民族自决

列宁十分重视民族问题。他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学说，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在革命实践中，列宁提出了实现民族平等是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实行民族自决是促进各民族联合和团结的重要原则，并把这两项原则作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思路。围绕这两项原则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布尔什维克采取了以下措施：在政治上承认各民族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和实行民族自治的权利；在经济上帮助少数民族地区改变落后面貌，为实现各民族事实上平等创造基本条件；从语言文化发展上帮助从前受压迫和受歧视的少数民族，以便使法律上规定的民族平等权利能得以实现；建立各民族统一的联邦制国家——苏联。列宁提出民族自决权的出发点完全是为了维护各民族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他始终坚持民族自决要服从无产阶级革命利益的要求，在权利平等基础上促进各民族联合和团结。列宁在许多著作中都反复强调无产阶级革命利益高于民族自决权的利益，认为民族自决权不是为了促使各民族分离或建立独立国家，而是为了推动各民族接近、联合和团结。

 斯大林——勃列日涅夫时期：东拆西补，得不偿失

从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中期，苏联民族工作方面虽然取得一定成就，但也存在许多严重问题和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使加盟共和国丧失了应有的自主权，使原有的联邦制变成了单一制。各加盟共和国与联盟中央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加剧，使多民族国家日益失去发展的活力；在一味推广俄语的同时，忽视甚至无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发展；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死灰复燃，苏联政府歪曲沙皇侵略历史，继承“沙俄帝国意识”，并且宣称俄罗斯是苏联的“领导民族”，歧视其他少数民族。与此相对的是地方民族主义甚嚣尘上；在推行农业集体化和工业五年计划中操之过急，损害了少数民族的利益，直接加剧了当局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矛盾。

 戈尔巴乔夫时期：民族问题落下了“最后一根稻草”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并提出自己改革苏联社会的构想，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当此之际，戈尔巴乔夫错误地估计国内形势和民族情况，对加盟共和国领导层做了一系列变动，直接导致了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关于加强社会和政治生活“民主化”和扩大“公开性”的苏共中央会议上，戈尔巴乔夫肯定苏联已形成了“崭新的社会和族际主义的共同体——苏联人民”，认为这个共同体是由“一致的经济利益、意识形态和政治目标结合而成的”。正是由于一味的锐意改革和在改革过程中忽视甚至粉饰民族矛盾，导致了大规模的民族暴动，从而促使波罗的海三国宣布独立和苏联解体。

 俄罗斯联邦时期：

与苏联时期相比，俄罗斯在民族政策上发生了许多新变化。

第一，俄罗斯的法律法规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培养对统一国家认同感。俄罗斯联邦民族政策构想等文件强调国家的统一和完整，不再有原苏联宪法中民族自决权的内容。“民族自决权”不再包含有政治独立的意味，而被解释为保证公民和民族文化同一体选择自主文化发展的权力，排除了政治独立的可能性。在俄罗斯议会中也不再像苏联时期那样设有民族院。俄罗斯努力把维护国家统一建立在法律基础上，避免出现苏联那种理论与实际脱节的问题。

第二，把民族关系建立在平等、互利、团结的基础上，淡化民族意识，不再强化民族特征和强化民族差别，不要求公民确定自己的民族归属，废除了1934年开始的在证件上登记居民民族成分的做法，证件只有证明国籍的使命。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民族政策构想》中规定，俄罗斯继续奉行公民平等和民族平等的原则。为了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俄罗斯联邦用地方自治代替民族自治（尽管保留了原来以民族冠名的行政区，但其政权组成和运行方式与其他行政区无异）。限制因民族歧视而导致的地方民族主义和违反人权的行为，各共和国决定自己的经济、政治和语言文化生活，但共和国的国家体制不属于某个民族，共和国是相应区域内所有公民的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更大的意义在于为这些冠名民族提供一种心理上的归属地。

第三，重新界定民族的概念。苏联以往的民族概念源于西方，把所有民族都上升到政治民族的地位，是不科学的。

第四，加强对北方原住民和人数较少民族的保护。针对生活在西伯利亚、远东、欧洲北部地区，人数在 5万以下的少数民族和原住民，国家给予他们特殊的支持。为他们划定固定的生计区域，从石油、天然气等公司获得补偿，建立寄宿学校，上大学有专门的指标。

第五，民族问题的管理机构发生了重大变化。2000年5月普京将俄联邦联邦和民族事务部改为俄罗斯联邦联邦事务、民族和移民政策事务部，2001年10月16日，普京颁布总统令将该部撤销，其职能移交俄联邦内务部、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和俄联邦经济发展与贸易部。2004年9月13日，根据普京总统的命令成立了俄联邦地区发展部，俄联邦国家民族政策和民族关系以及保护俄联邦少数族裔和少数原住民权利的问题是该部的职权范围，意在表明在促进地区发展中解决民族问题。

在新的民族政策下，俄罗斯联邦基本解决了民族分离、国家分裂的问题，国家的认同得到加强，现在大多数的俄国人不再像苏联时期那样首先认同自己的民族属性，而首先认同的是国家属性，认同自己是俄国人，而不是某个民族的人。

二、中华民族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56个民族。为促进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民族政策。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主要有：

一、坚持民族平等团结 在中国，民族平等是指各民族不论人口多少，经济社会发展程度高低，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异同，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具有同等的地位，在国家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依法享有相同的权利，履行相同的义务，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民族团结是指各民族在社会生活和交往中平等相待、友好相处、互相尊重、互相帮助。民族平等是民族团结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民族平等，就不会实现民族团结；民族团结则是民族平等的必然结果，是促进各民族真正平等的保障。

二、民族区域自治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政府解决民族问题采取的一项基本政策，也是中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一样，同为我国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之一。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使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自己管理本自治地方的内部事务。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如下两个显著的特色：一是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的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都是中央政府领导下的一级地方政权，都必须服从中央集中统一的领导。上级国家机关在制定各项政策和计划、进行国家经济文化建设时，必须充分考虑各民族自治地方的具体情况和需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予以帮 助和支持。二是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不只是单纯的民族自治或地方自治，而是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结合，是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结合。在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既要有利于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利民族团结，又要有利于实行自治的民族的发展和进步，有利于国家的建设。

三、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事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国家根据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特殊的政策和措施，帮助、扶持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并动员和组织汉族发达地区支援民族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有十三条规定了上级国家机关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的义务。国家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时，有计划地在少数民族地区安排一些重点工程，调整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结构，发展多种产业，提高综合经济实力。特别是随着近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国家加大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投资力度，加快了少数民族地区对外开放的步伐，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呈现新的活力。

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历来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把少数民族干部队伍的状况看作是衡量一个民族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情况，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一是根据民族工作以及社会发展的需要，通过各级各类院校培训学习，全面提高少数民族干部素质。二是注重实践锻炼，各地、各部门有计划地开展干部交流、岗位轮换，选派少数民族干部到中央、国家机关和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挂职锻炼，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三是在坚持德才兼备原则的前提下，同等条件优先选拔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使少数民族干部在各级党委、政府、人大和政协等领导班子中占有适当比例。

五、发展少数民族科教文卫等事业

在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方面，国家坚持从少数民族的特点和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积极支持和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教育事业。如赋予和尊重少数民族自治地方自主发展民族教育的权利，重视民族语文教学和双语教学，加强少数民族师资队伍建设，在经费上给予特殊照顾，积极开展内地省市对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对口支援等。

六、使用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中国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和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公务的时候，依照本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的规定，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十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障本地方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第二十一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依照本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的规定，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同时使用几种通用的语言文字执行职务的，可以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语言文字为主。”第三十七条规定：“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班级)和其他教育机构，有条件的应当采用少数民族文字的课本，并用少数民族语言讲课。”“各级人民政府要在财政方面扶持少数民族文字的教材和出版物的编译和出版工作。”第四十七条规定：“保障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浯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

七、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

中国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表现在服饰、饮食、居住、婚姻、礼仪、丧葬等多方面。国家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少数民族享有保持或改革本民族风俗习惯的权利。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政府对少数民族保持或改革本民族风俗习惯的权利加以保护。第一，尊重少数民族的饮食习惯。第二，尊重和照顾少数民族年节习惯。第三，尊重少数民族婚姻习惯。第四，尊重少数民族丧葬习俗。第五，在大众传播媒介中，防止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事情发生。第六，尊重少数民族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

八、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

中国是一个有着多种宗教的国家，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中国少数民族群众大多有宗教信仰，有的民族群众性的信仰某种宗教，如藏族群众信仰藏传佛教。有一些民族信仰同一种宗教，如我国有10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在中国，宗教信仰自由，即每个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在一种宗教里面，有信仰这个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那个教派的自由；有过去不信教现在信教的自由，也有过去信教现在不信教的自由。

反思: 国家民族认同感

这里所说的国家民族认同感是指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国家层面上的归属感，如中国各族同胞对外统一宣称中华民族。就像个体民族一样，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必须为自己境内所有民族找寻共同的文化符号和文化内涵，使其在真正意义上融合为一个集体，而不是类似于苏联时期的“民族拼盘”。这样的国家集合体貌似强大，但却极难管理：大家“面合心不合”，利益纠葛，矛盾繁杂；而且在国家发展受挫时却极易全盘崩溃，趁机独立，摆脱中央机构管理。只有在国家层面上达到高度统一时各民族才不是各自为政，而是紧密团结，形成一股民族合力，如铁桶般牢不可破，真正做到“同呼吸，共命运”。

为了找寻国家民族认同感，必须要找到普遍意义上的文化载体，如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信仰（视国情而定）、共同的价值体系、共同的政治目标等等，而且所有这些文化符号必须要建立在一定的历史基础和当代国情之上，而不能为了迎合某个特定阶层的利益而凭空捏造，强迫各民族做出政治牺牲和利益让步，甚至奴役和剥削少数民族。要做到这一切，更要坚持一条原则：民族平等 论民族平等：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却常常是个空谈的话题。自人类诞生民族国家的几千年来，有多少不屈的灵魂倒在了这句口号前，有多少不朽的文艺作品把自己的血泪挥散在这块标语牌上。抛去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不谈，即使在人类进入所谓的“文明社会”至今，我们的星球上仍然存在着各种的民族歧视和压迫。

从大俄罗斯主义到汉族的“夷汉之分”，从寒风凛冽的西伯利亚到瘴气四溢的南岭蛮荒，民族沙文主义无所不在。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民族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不停地在政治经济上压迫其他少数民族，甚至在思想上同化奴化少数民族，却不知道这样做常常会引起更大的反抗，甚至为后代遗留了一系列的民族矛盾和历史问题，而这样的问题常常会在一个国家发展的关键时刻突然迸发，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苏联国内局势岌岌可危之时，正是波罗的海三国的宣布独立促使它最终解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苏联惨痛的教训告诉我们，大民族主义要不得。

谨慎处理民族问题

在对历史的横向纵向的剖析基础上，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在一个多民族国家里的任何一项政策都要全盘考虑，慎之又慎。因为每个民族都有一定的“民族意识圈”，这里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独立意识之所在，更是民族地区宗教、经济、文化、政治、思想、人民生活等等问题集合体。决策者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斯大林贸然推进工业化和集体农庄，戈尔巴乔夫改组共和国领导层，最终都酿成恶果。所以，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政策问题上一定要考虑到民族问题。

我们国家正处在改革的关键期，在稳步推进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同时，民族问题应该放在首位。它是所有政策的受体，它也是所有矛盾反应的形式。可以说如果不能解决好民族问题，就不能维护好社会的稳定，就不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就不能彻底实现“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