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分析报告

政策分析报告（共8篇）

政策分析报告 篇1

公共政策分析

——关于延迟退休政策的争议

姓名：张扬 学号：13325038 学院：教育学院 专业：公共事业管理

关于延迟退休的政策的概述

为什么延迟退休？因为养老基金有亏空。为什么养老基金有亏空？因为养老制度转轨时，留下了巨大的空账。为什么养老制度需要转轨？因为最初制定的国家养老体制，已无路可走。

近日公布的2015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显示，剔除财政补贴后，2015年养老保险“亏空”将超过三千亿元。《经济参考报》记者获悉，为填补养老金缺口、缓解财政补贴压力，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的工作已经进入实施阶段。

2008年11月，人保部社会保障研究所负责人就称，有关部门正在酝酿等待条件成熟时延长退休年龄，有可能女职工从2010年开始，男职工从2015年开始，采取“小步渐进”方式，每3年延迟1岁，逐步将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在2030年前，职工退休年龄将延迟到65岁。

2010年9月，关于“是否应该推迟退休年龄”的话题再度引发热议。起因是在《中国的人力资源状况》白皮书的发布会上，人保部副部长王晓初表示，有专家指出，到2035年中国将面临两名纳税人供养一名养老金领取者的情况。

2012年7月，社科文献出版社和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 发布了《人力资源发展报告(20112012)》。报告显示，中国当前城市人口总体的平均退休年龄为56.1岁，其中男性平均退休年龄为58.3岁，女性为52.4岁。报告认为，中国退休年龄偏低，因为在这个年龄段中，大多数劳动者依然身体比较健康，精力比较充沛，这种退休年龄造成了中国人力资源的浪费。

2013年11月20日下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在国新办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延长退休年龄是大势所趋但将采用“渐进式”。

2014年3月9日上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表示，人社部会在2020年前，将延长退休年龄的方案推出来，此方案是渐进式的退休年龄办法。2014年3月9日上午，列席全国人大会议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延迟退休方案将在2020年前推出。

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中，健康状况较差的仅占 26.9%，且这些人口有不少具备较高技术水平，积累丰富的专业技术和领导管理经验。他们认为，中国低龄老人利用率偏低，开发不足。莫荣和陈兰预计，未来20年，随着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第三产业发展，对劳动者体力要求会下降，而对沟通能力等要求将提高，对老年人力资源的需求将上升。而且未来的劳动年龄人口变化也会使得社会对老年人就业的需求增加，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未来将不断下降，由 2011年的 9.2亿逐步下滑至2050年的 7.0亿。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结合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进行专题询问。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在回答委员询问时表示，现在的养老保险缴费水平确实偏高，“五险一金”已占到工资总额的40%至50%。

对于近期同样受到高度关注的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问题，马凯表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作了明确要求，但是社会上分歧很大，认识并不统一。其解决思路是，“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还有明确目标的问题，退休年龄是推迟到63岁还是65岁?还有时机选择、节奏掌握、配套措施以及监督实施的问题”等都需要深入研究。

2012年7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提出，我国应逐步延龄退休，建议到2045年不论男女，退休年龄均为65岁。在建议未被采纳的时候，法定退休年龄是如何规定的?各行各业的退休年龄是否是一样的 2015最新法定退休年龄的基本概述：

法定退休年龄是指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批准，《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国发〔1978〕104号)文件所规定的退休年龄。即：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工人：

(一)男年满六十周岁，女年满五十周岁，并且连续工龄满十年的;(二)男年满五十五周岁、女年满四十五周岁，连续工龄满十年的，从事井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或其他有害身体健康的工作;(三)男年满五十周岁，女年满四十五周岁，连续工龄满十年，由医院证明，并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应当准予退休。[1] 专家测算，从全国来看，延迟退休可以使我国养老统筹基金一年增加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约200亿元。延迟退休可以降低国家养老金支出的压力。

关于延迟退休政策的分析

一、讨论许久的“延迟退休”政策：政策的起原与进展

延迟退休，也称延迟退休年龄，简称延退，是指国家结合国外有些国家在讨论或者已经决定要提高退休的年龄来综合考虑中国人口结构变化的情况、就业的情况而逐步提高退休年龄或延迟退休的制度。

1951年，我国颁布的《劳动保险条例》中规定了我国男职工的退休年龄为60周岁，女职工的退休年龄为50周岁；195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中规定男工人与男职工年满60岁，女工人与女职工年满50岁可退休养老；1955年颁布的《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暂行办法》中规定退休年龄有“女职工”与“女干部”之分；而从1978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暂行办法》中，第一次对退休年龄进行了调整——“办法”中规定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参加革命工作年限满10年的干部均可退休；1992年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国家人事部（组通字[1992]22号）文件》中规定从发挥女领导干部作用和有利于女干部培养选拔的角度规定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以及事业单位中担任党务和行政工作的女干部，其退休年龄可到60周岁；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125号《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中规定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应当退休以及公务员在工作年限满20年后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50周岁或工作年限满30年可提前退休，这一条例也沿用至今。

目前，我国现行退休政策下的退休情形及其退休年龄的规定中规定退休分为提前退休、到龄退休以及延迟退休三种情况，提前退休分为三种情形，分别为特殊工种退休（男55周岁，女50周岁）、病退以及退职（男50周岁，女45周岁）、矿产企业员工提前退休；而到龄退休则是男60周岁，女工人50周岁，女干部55周岁；而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则可以延迟退休，男干部、专业技术人员60-70周岁，女干部、专业技术人员55-60周岁。

“延迟退休”政策引发了激烈的政策讨论。近日，人民网推出“聚焦养老金改革”系列报道，有关养老金是否存在缺口、延迟退休等热点问题引起社会关注，得到网友强烈回应，仅人民网网友留言达3千余条。其中关于延迟退休留言占大多数，9成以上都不赞成延迟退休。根据人民网2012和2013年两次网调显示，反对延退的网友分别占93.9%和68.6%。另一边，建议延长退休年龄的专家反映称，国外退休年龄普遍为65岁，我国还是60岁，与国际不接轨。来自企业界的代表则反映，老人退休后，年轻职工跟不上，部分老人60岁还可以继续工作，但也只能退休后作为返聘人员回到单位，一则没有正常的劳动关系，二则一旦发生工伤，无法获得赔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专家也表示，据了解，企业中部分技能高、身体好，还有余热需要发挥的老同志，通常愿意延迟退休，在现实生活中早已经有很多人如此做，但是由于法定退休年龄横亘在此，法律对他没有形成特别保护。

“延退”政策的出台，从制定计划到即将实施，受到了大批专家学者的鼓励推动，却也遭受着几乎所有民众的反对，对于这一政策的出台一方面是由于相较国际上，中国的退休年龄和其它国家比起来算早的，中国目前的法定退休年龄为男60岁，女55岁(干部)或50岁(工人)。而在欧美国家普遍的退休年龄都为65岁，美国为67岁，日本为男65岁，女60岁；另一方面，中国各地不断曝出养老金亏空的事件，许多地方的养老金已经入不敷出，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且老人比率不断上升，加之养老金逐年提高支付比，这就使得未来养老金亏空数额会变得越来越大，需要使用更多的财政补贴来添补这一空白；而民众方面，因为受影响的大部分是处于基层工作的人们，特别是即将到来的退休，马上可以休息享清福了，却因此要继续工作多五年，也就意味着除了要多副处五年的劳动外还得多缴纳五年的养老保险，少拿五年的养老金，这当然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的。因此“延退”政策的出台也就成了利益相关者与政府间的一场博弈。

二、“延迟退休”政策出台后利益相关者分析

公共政策的实质是对价值和权利的权威性分配，因而会对不同利益相关者产生不同利益受益或者受损效应，一般可将其分为政策的利益受益者、受损者以及利益无涉者或者说利益中立者。

“延迟退休”政策出台的利益相关者可以分为：一是利益受益者，二是政策受损者、中立者两大派别。利益受益者包括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对于适龄退休想要留任职务的人（如技术骨干、高层领导等）；利益受损者、中立者包括即将退休的基层职员、刚刚参加工作的职员、已经退休的干部（领导、职员）。

（一）政策受益者：政策出台过程中的支持派

1.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延迟退休是由人社部最初提出来，目的在于缓解目前全国范围内养老金发放的巨大压力，他们是“延退”政策的倡议者和推动者。2008年11月，人保部社会保障研究所负责人就称，有关部门正在酝酿等待条件成熟时延长退休年龄。2010年9月，关于“延迟退休”的话题再度引发热议。起因是在《中国的人力资源状况》白皮书的发布会上，人保部副部长王晓初表示，有专家指出，到2035年中国将面临两名纳税人供养一名养老金领取者的情况（目前我国是9个劳动年龄人口对应1个65岁以上老年人口）。人社部部长尹蔚民于2015年3月10日说，希望今年制定出渐进式延迟退休方案，明年报经中央同意后公开征求意见，后年推出。

2.中央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延迟退休势必是为了暂缓眼前庞大的养老金缺口，就目前来看，这个缺口是各级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申请补贴发放，加之各级地方部门自己补贴一部分因此得以按时发放养老金。另外，有专家也算过一笔账，“延退”政策实行后，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我国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约200亿元。这极大缓解了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

3.对于适龄退休想要留任职务的人。一般的基层的职员或者公务员到达退休年龄后，自然想要退休，脱离繁忙的生活，享受生活。但是对于高层领导和核心的技术骨干来说，延退意味着继续享受高额的薪酬和掌握巨大的权力，这与基层人员退休的心理必然是不同的，延退对他们来说有着巨大的利益。

（二）延迟退休政策的反对者

相较于政策的支持者（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对于适龄退休想要留任职务的人）来说，政策的反对者的势力就略显弱小了，基本就是一些基层工作人员，没有什么权力。

但是他们是延退政策施行以后受影响最大的人群，虽然上至中央下到各级地方政府均竭力推行“延退”，但是延退在网上依然受到网民几乎一致的反对，在网上搜索“反对延退”的词条，跳出来的“近九成网友反对延退”的词条多达十万余条。同时，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搜狐新闻客户端，对25311人进行的一项题为“你对延迟退休持什么态度”的调查显示，94.5%的受访者明确表示反对延迟退休，仅3.2%的受访者表示支持，2.3%的受访者表示中立或未表明态度，受访者中，60后占19.1%，70后占39.4%，80后占32.9%。这项调查也印证了这一事实。延退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多交五年的“五险一金”（据统计占薪金比率单位为29.8%，个人为11%左右，合计超过个人工资的40%，），少拿五年的养老金，这必然会引起巨大的反对而声音。

三、“延迟退休”政策形成分析

从中央带头开始延退计划开始，到2013年8月4日，《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报告2012》在武汉发布。这份报告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国家人社部、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暨南大学、军事经济学院等部门和高校的众多专家、学者共同攻关完成。报告称，延迟退休目前条件并不具备，暂时行不通。再到2014年3月9日上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表示，人社部会在2020年前，将延长退休年龄的方案推出来，此方案是渐进式的退休年龄办法。

这是一项由始至终都遭受着巨大非议的政策，在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和民众巨大的抗议下，这个政策最终还是修改后即将确定实施。从发现养老金缺口开始制定政策，遭到民众的反对，这个阶段一定程度上对政策的延迟推行以及改动有着极大的影响，毕竟这牵扯到生活在基层的群众的利益。

人社部渐进式延退时间表时间

现在关于“渐进式的退休年龄”的计划时间表——2015年指定延迟退休方案、2016年上报中央同意并公开征求意见、2017年公布方案、2022年实施时间。政策的施行计划以及内容已经初步制定了下来。

“延迟退休”政策的制定的决策者主要由体制内的各级政府与官员构成。人社部作为该政策的主要倡议与推动部门，自始至终坚持政策必须推行；个地级政府、主管部门不管从目前的养老金缺口来看，还是未来面临的巨大的养老金压力也好，也积极主张政策应该推行，尤其是类似于上海这种养老金资金收支缺口每年达到100亿的城市地区，更是迫切希望中央能够拿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案来解决燃眉之急。

虽然对于这项政策，体制内包括给类专家学者中都鲜有反对声音，有的也只是认为现行的“双轨制”才是养老金入不敷出的真正原因，而并非退休年龄过早。因此在整个决策过程中，缺少了有实力雄厚的行动者，这使得这项决策的推行受到的阻力并没有想象中大，大批工作于基层的民众是反对派的生力军。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已经确定了中国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规划蓝图，延迟退休已经是大势所趋，需要尽快细化和落实，变为现实。延迟退休与整个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紧密联系，牵一发而动全身，互相制约。所以，这项改革要与其他社会保障改革协同推进。改革的实质，是一场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我国的延退应该兼顾公平与效率，延退对于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部门，不同阶层以及不同年龄的劳动者们来说，影响的程度各不相同，对于企事业、机关单位影响也各有不同。改革本就是一次社会利益的调整再分配，公平本来就是相对而言的，要做到对所有人公平是不可能的，所以，决策应该寻求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在保证了了绝大多数的人的利益以后，再去想办法解决小部分人的困难，降低民众抗议情绪，接受新政策，让政策合理化、合法化。

政策分析报告 篇2

关键词：延迟退休,养老保险,养老制度改革

一、我国实行延迟退休政策的积极作用

(一) 有利于减轻养老金的支付压力

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和人均寿命的提高, 我国养老保险的制度赡养率将越来越高, 这就意味着我国未来养老保险的缴费人数将逐渐减少, 而领取养老金的人口将越来越多, 这必将导致养老保险统筹账户积累的基金收不抵支, 国家在养老金给付方面的压力将越来越大。为此, 国家可以通过延迟缴费职工的退休年龄来延长养老保险参保人员的缴费年限, 从而增加养老保险统筹基金的积累, 缓解养老保险金的给付压力。

(二) 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源利用率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迅猛增长, 社会医疗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得到了很大改善, 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也在不断延长。在这种情况下, 法定退休年龄仍保持几十年前的标准而不进行调整会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许多职工在达到退休年龄时身体状况良好, 对工作也保持着充分的热情与活力, 加之基于多年参加工作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和知识, 不少老年人仍然希望并且实际上还在继续工作。特别是对一些以技术、经验见长的工种来说, 推迟退休年龄可以更好地发挥老年职工的人力资源优势, 提高人力资源利用率。

(三) 有利于提高职工退休后的养老金待遇水平

根据我国现行政策规定, 企业职工退休后可领取的基础养老金数额与该职工退休前一年当地在职职工平均工资相关联, 而在职职工的月平均工资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如果推迟退休年龄, 职工退休后领取的基础养老金数额也将较之前有所增加。此外, 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职工在退休后可领取的退休金与其工龄和职称有关, 推迟退休年龄也就是延长了职工的工龄, 从而也就提高了职工退休后可领取的养老金金额。

(四) 有利于缓解家庭养老的负担

自20世纪70年代我国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 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了较大转变, “4-2-1式”的家庭结构逐渐成为主流模式。在这种家庭模式下, 一对年轻夫妻往往需要面对四位甚至更多老人的养老负担。加之当下我国就业形势严峻, 许多年轻人本身的就业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 如果再背负过重的家庭养老负担, 将会对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产生不利影响。实行延迟退休政策可以让老年人继续保持稳定收入, 从而减轻家庭养老的负担,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子女不在身边所引起的老年人的空虚和孤独感。

(五) 有利于应对人口老龄化

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2年首次出现了绝对下降, 这标志着我国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和老龄化现象的加剧。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施, 我国劳动力人口数量将会出现下降, 这将增加企业的用工成本, 阻碍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延迟退休政策可以间接增加劳动力存量, 补足人力资源缺口, 能够较为有效地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各种压力。

(六) 有利于保证制度的公平性

目前我国法律规定的女性职工的退休年龄普遍低于男性, 这就导致女性职工退休之后可获得的养老金数额往往低于同等条件下的男性职工。但是由于女性的平均寿命高于男性, 女性退休职工领取养老金的平均时间往往长于男性。因此, 可以通过适度提高女性职工的退休年龄来保障女性职工的利益, 从而维护养老保险制度的公平。

二、我国实行延迟退休政策的负面影响

(一) 从年轻人的角度看, 延迟退休会加剧新生劳动力的就业压力

目前我国的人口红利期虽然正趋于衰退, 但劳动力市场仍然呈现出供大于求的态势。近年来大学生毕业人数急速增长, 农村剩余劳动力也大量涌入城市, 但经济的增长远不能够为每年新增的劳动力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推行延迟退休政策将会挤压现有岗位需求, 造成新生劳动力缺少就业机会, 面临更加严峻的就业压力, 从而导致社会整体就业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倒挂”之势, 即老年人比年轻人的就业相对充分。这种年轻一代和年老一代的隐形竞争关系, 将会引发新的社会矛盾。

(二) 从老年人的角度看, 延迟退休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不利

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增长, 他们的身体机能将呈现衰退趋势。有一些职业本身并不适合老年人, 如果延迟退休, 强制他们留在工作岗位上, 可能会诱发各类疾病和心理焦虑问题, 不利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老年人由于体力和精力有限, 工作中往往力不从心, 如果在和年轻人竞争的同时, 还要求他们继续缴纳养老保险, 推迟退休时间, 这对于那些从事体力劳动和工作压力较大的老年人来说无异于是沉重的负担。

(三) 从企业的角度看, 延迟退休对企业的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不利

年轻人在整体上比老年人更有活力和创造力, 延迟退休将会限制年轻一代才能的发挥, 使企业活力大打折扣。市场经济的竞争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得科技创新能力成为决定企业发展的最大竞争力, 而老年职工尽管拥有丰富的工作经验, 但是其可塑性较差, 难以快速适应知识的更替和技能的升级。延迟退休致使企业无法在控制成本的前提下更多地吸引创新型人才, 同时还要依法留用老年职工并为其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长此以往, 在当前大力倡导企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 将会降低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四) 从国家的角度看, 延迟退休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财政负担

推行延迟退休政策在缓解养老金支付压力的同时会产生新的财政负担。随着退休年龄和生活成本的提高, 退休人口的养老金标准也会随之提高, 社会保障水平刚性增长的特点必然会导致财政支出的增加。此外, 养老保险缴费负担的加重会导致企业市场竞争力的下降, 政府对企业的扶持力度也必将加大, 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财政负担。

(五)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 延迟退休会加剧社会的不平等

对于一些重体力劳动者、基础岗位和一线工人而言, 延迟退休无疑会加重他们的生活负担。企业职工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数额取决于他们的工资水平和缴费年限, 在他们的养老金水平原本就和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有较大差距的情况下, 还要多缴几年养老保险费才可以领取养老金, 这必然会加剧企业职工和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和矛盾。尤其是对于一些工资较低的企业职工, 他们平时的生活负担本来就比较沉重, 原本期待着可以早日退休, 通过领取养老金来缓解经济压力, 但如果推行延迟退休政策, 可能会导致他们的经济入不敷出, 生活陷入困境。因此从社会分层的视角看, 延迟退休会导致不同身份群体社会地位的缓冲地带作用减弱, 加剧社会的不平等。

三、完善我国延迟退休政策的对策建议

(一) 推行灵活的退休政策

由于知识文化水平的差异, 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条件和时间有所不同。一般情况下, 掌握较多知识的劳动者将会较晚进入到劳动力市场中, 因此这类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往往短于其他劳动者, 难以实现劳动者使用效率的最大化。此外, 体力劳动者希望能够提前退休, 而脑力劳动者更愿意延长自己的工作时间。现行统一的退休政策间接增加了社会培养人才的成本, 不符合公平和效率的原则, 不能满足不同层次劳动者的各种需求。因此, 笔者认为, 政府应当制定较为灵活的退休政策, 使退休方式更加具有弹性, 从而给予劳动者自己决定退休时间的权利——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可以选择退出劳动领域, 也可以选择延迟退休时间, 继续参加工作, 以获得更多的劳动收入和积累更多的养老保险金, 从而在退休之后享受较高的生活品质。

(二) 逐步推行延迟退休政策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各地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也存在差异。因此, 中央政府最好只限制退休年龄的范围, 具体标准由各地政府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微调。政府还要考虑到各行业、各群体退休年龄的不同状况和实际需求, 针对特殊职业和特殊群体要单独制定延迟退休的方案。总之, 提高退休年龄需要循序渐进, 在这个过程中, 政府需要同时加强养老基金的收缴及管理, 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 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 以避免延迟退休政策推行后相关制度衔接中出现不必要的脱节和阻碍。

(三) 提高女性劳动者的退休年龄

目前我国政策规定企业的女性职工退休年龄为工人50岁, 干部55岁, 均低于男性职工的退休年龄。然而在现实社会中, 女性与男性在受教育程度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小, 女性劳动者在达到退休年龄时仍然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和较高的工作积极性, 而且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高于男性, 因此, 提高女性职工的退休年龄可以充分体现在劳动权益方面的男女平等, 充分发挥女性劳动者的人力资源优势, 同时也使女性职工获得更多的劳动收入和退休收入, 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养老金在女性退休职工群体方面的支付压力。

(四) 严厉禁止内部提前退休的行为

当前在我国还有不少地方政府和企业为了减轻地方和企业的负担, 违反国家规定, 通过非正常渠道为职工办理提前退休手续, 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 加重了养老金支付的负担。在延迟退休政策推行之前, 政府应当首先制定相关法律法规, 针对此类现象建立严格的惩罚机制, 尽量减少内部提前退休现象的出现。

(五) 妥善处理延迟退休与促进就业的关系

延迟退休意味着人力资源的更新将受到阻碍, 年轻的劳动者难以进入劳动力市场, 就业形势更加严峻, 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也会产生负面影响。为了应对这些不可避免的问题, 政府需要出台扩大就业的相关政策, 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以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 进而从根本上解决延迟退休与就业压力之间的矛盾。

参考文献

[1]陈煜.延迟退休的利弊思考以及政策建议[J].时代金融, 2013年第2期.

[3]樊明主编.退休行为与退休政策[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年版.

政策分析报告 篇3

关键词: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积极 稳健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国内经济运行的新情况新变化,我国实施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一、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我们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继续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加大民生领域投入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而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预算法修正案草案,明确规定地方政府不能举债。与过去两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相比,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在着力点上已进行调整。令人关注的是,对我国今年财政政策,会议提出了“结构性减税”内容。通过税制的调整与完善,我们可以为服务业、小微型企业等减负,以此促进经济的转型。

在2012年积极的财政政策下,我们应扩大财政支出,而且通过增加“三农”、保障性住房等领域的投资,不断扩大民生投入,可以反推结构调整,促进经济自主协调发展。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将成为2012年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投资领域。

二、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与去年我国货币政策总体上还是偏紧相比,今年我国实施了稳健的货币政策。按照总量适度、审慎灵活的要求,兼顾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物价稳定和防范金融风险。优化信贷结构,支持国家重点在建项目、加强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加强储备资产的投资和风险管理,提高投资收益。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发挥好融资工具的作用,更好地满足多样化的投融资需求。着力优化信贷结构,密切监控跨境资本流动,防范“热钱”流入。

三、关于今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调控目标的分析

1.建议央行采用信贷调控模式

我们以存款准备金率调整为主要调控手段,以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资金利率为中介调控目标,通过调整银行间市场基础货币的供应来间接实现既定的信贷目标。

2.将“稳增长”的重点放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上

2012年宏观调控政策的主基调是“稳增长”,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相比,稳健货币政策的发挥空间有限。我们应该发挥出财政政策的作用,加大民生建设的投入如医疗卫生等。同时,优化产业结构,更早地实现产业的转型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环。

3.大力支持科技创新与节能减排

科技创新与节能减排是发展方向,对于2012年的经济发展这仍然是十分重要的。我国正在努力从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这对于科技的创新有着十分高的要求,企业应该加大对创新的投入力度,国家也应给予很大支持。而节能减排这一点就更不用说了,它对于我们的环境也好,可持续发展也好,都是非常重要的,不容忽视。

4.扩大内需,对冲外部风险

众所周知,世界市场的金融危机还在蔓延,从冰岛到希腊到西班牙都是如此,而德国也被此连累,欧元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而英国这个与欧元区有着密切经济往来的国家也被波及。所以我国对外贸易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而美国等国家所设置的贸易壁垒也给我国企业带来了不小的损失。因此我们应该扩大内需,把眼光投向国内市场,也应该想办法扩大居民对国产品牌的购买力。同时我们还应该保持物价总水平的基本稳定,增强市场自身的调控能力。

财政政策加上货币政策是政府对投资市场的一个政策态度,往往能够左右市场的运行趋势,所以必须重视对财政政策的分析,从而把握投资市场大的运行趋势或者一段较长时间内的价格运行趋势。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2012年我国经济的走势将会更好,市场将会得到稳定,促使经济平稳较快地

发展。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比较分析 篇4

财政政策一般是指政府通过改变财政收入和支出来影响社会总需求，以便最终影响就业和国民收入的政策。财政政策的目标是要实现充分就业、经济稳定增长、物价稳定，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综合目标。

财政政策包括财政收入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财政收入的政策工具有税收和公债等；财政支出的政策工具有政府购买、转移支付和政府投资。这些财政收支的政策工具作为财政政策手段，对社会总需求乃至国民收入的调节作用，不仅是数量上的简单增减，它们还会通过乘数发挥更大的作用。

财政乘数主要包括政府购买支出乘数、转移支付乘数、税收乘数和平衡预算乘数。这些乘数反映了国民收入变动量与引起这种变化量的最初政府购买支出变动量、转移支付变动量、税收变动量和政府收支变动量之间的倍数关系，或者说国民收入变动量与促成这种量变的这些变量的变动量之间的比例。通俗地讲，这些变量的变动在连锁反映下，将引起国民收入成倍的变动。

财政政策的调控力度反映为财政政策效应，取决于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挤出效应是由扩张性财政政策引起利率上升，使投资减少，总需求减少，导致均衡收入下降的情形。挤出效应大，政策效应小，调控力度就小；挤出效应小，政策效应大，调控力度就大。影响政策效应和挤出效应的主要因素是IS曲线和LM曲线的斜率。即：

LM曲线斜率不变，IS曲线斜率小（平坦），利率提高幅度小，从而挤出效应大，政策效应就小；IS曲线斜率大（陡峭），利率提高幅度大，从而挤出效应小，政策效应就大。IS曲线斜率不变，LM曲线斜率小（平坦），利率提高幅度小，从而挤出效应小，政策效应就大；LM曲线斜率大（陡峭），利率提高幅度大，从而挤出效应大，政策效应就小。

货币政策一般是指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来调节货币供给量以实现经济发展既定目标的经济政策手段的总和。货币政策目标是货币政策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一般是指经济发展的目标。如一定的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和国际收支平衡等。货币政策由中央银行代表中央政府通过银行体系实施。货币政策工具是指要实现货币政策目标所采取的政策手段，一般包括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率和法定准备率等。

由于银行之间的存贷款活动将会产生存款乘数；由基础货币创造的货币供给将会产生货币乘数，又叫货币创造乘数。

货币政策调控力度反映为货币政策效应，就是货币政策工具的变化影响国民收入和利率的变化程度。一般讲，货币供给的增加，可使利率下降、国民收入增加；货币供给量的减少，能使利率提高、国民收入减少，这就是货币政策的效应。影响货币政策效应的主要因素也是IS曲线和LM曲线的斜率。即：

LM曲线斜率不变，IS曲线斜率小（平坦），货币政策效应大，对国民收入影响就大；IS曲线斜率大（陡峭），货币政策效应小，对国民收入影响就小。IS曲线斜率不变，LM曲线斜率小（平坦），货币政策效应小，对国民收入影响就小；LM曲线斜率大（陡峭），货币政策效应大，对国民收入影响就大。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各有其局限性，以及各自所采用的各种手段的特点、对国民收入产生的影响不同，因此，在进行宏观调控时，必须将二者有机地协调起来，搭配运用，才能有效实现预期政策目标。两种政策的搭配方式，主要

有三种协调配合模式：

1、双扩张政策。经济产重衰退时，同时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例如在政府增加支出或减少税率的同时，抑制利率上升，扩大信贷，刺激企业投资，从而扩大总需求，增加国民收入，在保持利率不变的条件下，缓和衰退、刺激经济。这种双扩张政策会在短期内增加社会需求，见效迅速，但配合如果不妥当，则可能带来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在运用时应慎重，其适用条件是：大部分企业开工不足，设备闲置；劳动力就业不足；大量资源有待开发；市场疲软。

2、双紧缩政策。经济过热，发生通货膨胀时期，配合运用紧缩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例如在减少政府支出，提高税率的同时，减少货币供应量，从而压缩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减少国民收入，减缓物价上涨。这种双紧缩政策对经济起到紧缩作用，不过若长期使用，将会带来经济衰退，增加失业。因此，应谨慎使用作用幅度较大的双紧政策，它的适用条件是：需求膨胀，物价迅速上涨；瓶颈产业对经济起严重制约作用；经济秩序混乱。

3、松紧搭配政策。某些特定条件下，可以根据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特点，按照相反方向配合使用这两种政策。具体搭配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扩张性财政政策与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搭配。扩张性财政政策有助于通过减税和增加支出，克服总需求不足和经济萧条。紧缩性货币政策，则可以控制货币供给量的增长，从而减轻扩张性财政策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但这种配合也有局限性，即扩大政府支出和减税，并未足够地刺激总需求增加，却使利率上升，国民收入下降，最终导致赤字居高不下。其适用条件是：财政收支状况良好，财政支出有充足的财源；私人储蓄率下降；物价呈上涨趋势。

另一种是紧缩性财政政策与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搭配。紧缩性财政政策可以减少赤字，而扩张性货币政策则使利率下降，在紧缩预算的同时，松弛银根，刺激投资带动经济发展。但这种配合模式运用不当会使经济陷入滞胀。其适用条件是：财力不足，赤字严重；储蓄率高；市场疲软。

总之，不同的政策搭配方式各有利弊，应针对经济运行具体情况，审时度势，灵活适当地相机抉择。一般来说，一种政策搭配运用一段时间后，应选用另一种政策搭配取而代之，形成交替运用的政策格局，这也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运用的重要形式。

政策分析报告 篇5

财政2班卢亚冰201041000190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两大重要政策工具。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必须协调配合。为了实现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目标，提高宏观调控的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更好地维护我国在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利益,必须进一步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关系。

根据财政政策调节国民经济总量和结构中的不同功能可以将财政政策划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按照对总产出的影响可以将货币政策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选择和组合必须适应经济形势发展需要,根据宏观调控目标、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和经济管理体制的特征来选择恰当的政策、措施和合理的搭配方式。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两者要在一致的宏观目标下,相互配合与协调。以下主要通过面对两次金融危机，我国政府采取的相关政策来解释两种政策的搭配问题。

（一）受1997-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外贸出口连续下滑，国内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长趋缓，加上国企改组改制、减员增效，失业问题非常严重。为了增加有效需求，解决失业问题，刺激经济增长，中央决定实行以扩大内需确保实现经济增长目标为目的的“双松”政策。

1、积极的财政政策措施。（1）发行长期建设国债。（2）通过增加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工资、提高“三条保障线”等措施增加了居民消费需求。1999 年以来，我国连续三次较大规模地提高了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基本工资标准，1998-2002 年中央财政大幅度增加“两个确保”和城市“低保”的投入，共安排资金1934 亿元。（3）实施灵活的财税政策。

2、稳健的货币政策措施。（1）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2）对国债项目提供配套贷款。（3）积极推进金融调控方式的改革，增加金融机构的信贷扩张能力。在经济萧条时，增加货币供给，降低利息率，刺激私人投资，进而刺激消费，使生产和就业增加。中央银行一手下调存款准备金，仅98年一年就下调了5个百分点，从13%降至8%；另一手，降低银行利率，朱总理任内，利率一连降了九次。不仅如此，为刺激消费，1999年起央行又推出消费信贷，鼓励人经济萧条时，政府采用减税和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给个人和企业多留些可支配收入，以刺激消费需求从而增加生产和就业。们购房买车，以刺激消费需求。还加大了出口信贷力度，支持外贸企业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扩大对欧美等国家的出口。

正是扩大内需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为克服经济萧条，实现经济增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世界经济增长下降，许多国家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仍增长7.8%。

（二）源于2007 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在2008 年下半年加速恶化，并迅速演变成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相比较亚洲金融危机而言，呈现出范围更广、影响更深、损失更大等特点，其中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就是亚洲金融危机是我国的竞争对手遭遇危机，而国际金融危机是我国经济依赖程度较高的出口市场遭遇危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压力空前加大。与此同时，经过几年的高速发展以后，我国经济发展遇到了通货膨胀、产能过剩、结构失衡等问题，客观上也进入了下行区间。在这双重的压力下，我国经济面临着新世纪以来最为困难的局面。为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从2008 年11 月开始，我国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1、积极的财政政策措施。（1）扩大政府支出规模。根据凯恩斯理论，政府投资主要是通过乘数效应刺激经济增长。扩大政府投资主要是靠财政支出和转移支付两个方面，政府投资直接形成有效需求和购买力，一方面政府投资以乘数级效应增加国民生产总值，另一方面通过转移支付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而增加他们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政府投资对于当

前增加就业机会和促进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我国为应对金融危机进行4万亿投资，2009年第一季度便开始了大规模投资计划，这些政府投资引导和带动社会投资增长，从而刺激经济增长，为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2）实施结构性减税措施。由于受金融危机内外因素的影响，我国企业尤其是外向型企业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为了减轻企业负担，减税让利成为必然的措施。我国自金融危机以来修改各种税法制度和实施了结构性减税方案。（3）增加国债发行规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很重要一点是扩大政府投资，而又不能增加微观主体的税负负担。而这时只能靠发行国债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我国增加了国债的发行量，并且允许发行地方债券进行融资，增加地方投资。

2、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措施。（1）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中国人民银行于2008 年下半年先后4 次下调了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4 次下调了存款基准利率、5 次下调了贷款基准利率，存款基准利率累计下调189 个基点，贷款基准利率累计下调216 个基点。（2）取消信贷规划。在从紧的货币政策背景下，为有效防控银行信贷扩张冲动，中国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实施信贷规划，以控制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规模和节奏（3）加大信贷投放，优化信贷结构。

社会政策分析 篇6

社会政策分析的参考框架

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为例 过去是运用何种政策来处理该社会问题的？

政策的发展及推动力

过去的政策实施效果如何？

对旧政策的价值与法理分析

1、人身自由与正当程序

2、平等权

3、公平之差别待遇

目前的政策是如何处理社会问题的“救助管理制度”的合理性分析

1、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

2、救助者与被救助者之间的平等

3、维护受助者的基本生活权益

新旧政策的比较

“救助管理制度”运行的困境

1、救助对象目标与现实发生了偏离

2、应对职业乞讨等类行为的效果欠佳

3、治安管理功能的缺位加剧了流浪乞讨现象的复杂化

政策分析报告 篇7

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工具类型

推进低碳经济的政策工具, 根据管理手段分为4大类:环境命令控制、经济刺激政策、教育与宣传、自愿协议。这些管理方式分别作用于能源需求管理和能源供给管理中, 从而推进能源效率提高、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低碳技术的研发与推广、消费模式的转变等。

命令与控制的规制手段, 是传统的环境污染控制手段, 本质上是一种通过政府的强制命令来减少污染的管理方法, 如:环境标准、认证制度、行政处罚、禁令等。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 欧美国家以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为主, 加强节约能源的管理与规划, 从而遏制迅速上升的能源消耗。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 欧美等发达国家对环境的管制手段从命令控制型政策转向经济刺激型政策。经济刺激型政策试图通过财政政策和市场机制, 鼓励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环境友好行为, 或惩罚环境损害行为, 从而在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福利之间找到最理想的平衡点。经济刺激可以分为3大类:一是降低节能投资成本的正向刺激, 主要包括:补助津贴、能源审计补助、合同能源管理、绿色基金、技术税收减免。二是增加能源使用成本的反向刺激政策, 主要包括:能源税或碳税、公众效益收费、生态补偿费、抵押金返还制度等。三是混合型政策, 其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引导企业节能和提高能效, 如:碳排放交易机制、可交易认证制度等。

教育与宣传主要通过对消费者开展低碳理念教育, 为生产管理者提供节能技术培训和咨询, 或通过环境友好型技术的标签化 (labeling) 等途径改变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 促进消费者对低碳产品和低碳技术的购买, 直接或间接地降低能源消耗的环境影响。教育与宣传对消费模式的转变有明显的促进效用。

欧美国家中, 政府、企业和社区的环境管理影响力保持平衡状态, 在利益相关者的作用下, 政府的纵向管理减少, 对企业社会责任激励的环境政策制定增加, 而企业也逐步进入环境自治管理轨道。

发展低碳经济的财政政策比较

第一, 各国发展低碳经济都离不开政府的干预, 政府通过建立完善的财政政策体系, 为节能减排和新能源开发提供资金支持和政策保障。政府干预表现在首先制定明确的减排目标, 然后围绕着该目标制定实施适当的财政政策措施。如美国纽约决定到2030年实现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05年的水平上减少30%, 并制定以整套生态税制度, 对节能设施进行财政补贴;日本东京的目标是使2020年得碳排放量降至2000年的75%,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政府拨付巨额资金用于低碳技术和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并对节能设施和建筑实行财政补贴;英国伦敦计划以1990年为基期, 到2025年的温室气体排放减少60%, 对此, 政府通过财政投资、财政补贴、绿色采购、征收气候变化税等措施支持低碳产业发展。

第二, 各国普遍运用税收政策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 但税收政策的政策取向和侧重点存在差异各个发达国家在税收政策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美国主要是对有利于减少碳排放的技术设备减免税, 通过征收汽油税鼓励消费者使用节能汽车, 对高能耗的企业实行“出口退税”以增强其国际竞争力;欧盟各国为抑制温室气体的排放, 征收生态税, 如碳税、气候变化税等, 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特别是丹麦、瑞典、奥地利、德国、英国, 实行碳税政策后碳排放量大大降低, 完成了最初设定的的碳减排目标;日本的税收政策主要侧重政府通过财政投资和补贴来扶持节能技术和开发利用新能源的技术, 并且在2009年的税制改革中, 考虑实施把二氧化碳作为课税对象的环境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国家通过开征能源开采税来抑制矿产资源的过度开采, 最具典型的德国通过征收“燃油税”附加的方式使近几年的单位油耗下降1 0%, 同时二氧化碳减排2%~3%。总体来看, 美国、日本比较倾向于节能以及新能源和开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 而欧盟侧重于通过生态税限制碳排放, 鼓励低碳消费。

第三, 各项税收优惠措施多管齐下, 直接调控与间接引导相结合。各国普遍采用的鼓励低碳经济发展的税收优惠措施包括减税、免税、加速折旧、退税等手段, 政府制定的税收优惠措施多、惠及面广, 争取最大范围内促进节能和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如美国和日本在节能、开发及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方面较多地运用税收抵免和设备加速折旧手段, 使企业能够尽快收回投资资金, 很好的调动企业发展低碳经济的积极性。此外, 政府制定实施的税收优惠与绿色采购、财政补贴等财政政策通过正面激励和逆向约束、直接调控和间接引导相结合的方式, 达到节能减排的目标。

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财政政策启示

当今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也应考虑低碳经济发展对绿色税制的要求, 将绿色税收思想贯彻到税制改革中去。这里所说的绿色税制, 是指有利于污染防治、环境保护、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税收体系。它不是一个单一的税种, 而是一整套系统的税收制度。税收立法要体现绿色目的, 税基、税率、纳税人等税收要素的设计要有绿色的理念, 遵循收入中性原则, 应以调控为主, 积极发挥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除增加有关环保税种外, 在一些传统的税种中也要加入环保、绿色的内容。建立绿色税制的意义在于, 通过重建国家税收结构, 从对劳动征税转向对经济活动中使用的自然资源征税, 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 向生产者和消费者发出正确的市场信息, 使微观经济主体能够纠正落后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 使其与生态建设目标、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致。

财政投资性支出可以针对我国现阶段低碳产业的发展特征, 加强对产业链薄弱环节的投入, 如加大在新能源、节能环保、碳捕捉、智能电网和新型电池等可再生能源、节能环保领域相关基础性、关键性和共性技术研发上的支持力度。在增加技术储备的同时, 逐步提高我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 缓解目前煤炭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耗中比重过大的矛盾。在低碳领域的财政投资性支出已经起到了初步的效应, 国家之前的投资计划部分惠及到了新能源领域, 对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现有的政府采购目录对各级政府在集中采购低碳相关产品方面的指导性和限定性并不强。同时, 我国的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还处在征求意见阶段, 预计即将出台。可以结合我国低碳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 进一步在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中明确加大对低碳产品的采购力度, 并在执行层面上与各级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挂钩。真正发挥出政府采购对低碳产品的认证和示范作用, 培养消费者对低碳产品的消费信心和认可度。

楼市限购政策松绑分析 篇8

一、限购松绑的原因

1.市场层面

2013年房地产市场的火热终没能在今年得以延续，市场鬼使神差地步入下行轨道。“高库存”和“低去化率”开始成为二三线城市的梦魇。有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6月底， 35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库存总量为26218万平方米，去化周期超过18个月，连续5个月攀升。而温州、济宁、西安、福州、常州、杭州、沈阳、青岛等15个城市存销比已超过20个月。

与库存高企相伴的却是销量的下滑。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上半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6.0%；销售额同比下降6.7%；截至6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54428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4.5%。

房价下跌态势业已形成。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下降的城市达到35个，环比增加了27个；6月份，环比下降的城市达到55个；7月份增至64个。就连房价最为坚挺的北京，7月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也环比下降1.0%，为2012年4月以来首度环比下跌。

房市的低迷迅速传导至地市，与之相关的土地财政问题也开始凸显。据中国指数研究院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300个城市土地成交面积同比减少20%，其中二季度下降29%。土地出让金上半年仅仅同比增长0.1%，其中二季度下降15%。北海、昆明、呼和浩特、宁波等城市的土地出让金降幅超过了50%。楼市的下行成为地方政府松绑限购的直接原因。

2.政策层面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房地产问题虽着墨不多，但也勾勒出了我国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的轮廓，如土地制度改革、房地产税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确立了用市场化手段解决住房问题的思路。以平衡供求关系为准则的市场调节，是解决房地产病症的唯一出路。

2014年或将成为中国房地产发展的革新元年。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指出，以全体人民住有所居为目标，坚持分类指导、分步实施、分级指导，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度。同时强调，针对不同城市情况分类调控，增加中小套型商品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供应，抑制投机投资性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难看出，新一届中央政府对待房地产的态度，倾向于通过增加中低价位普通商品住房供应、改变市场供求关系的角度来调控楼市。就调控手段而言，弱化原有的限价、限购等行政化手段和措施，更多的是运用市场的、经济的手段。调控政策的转向为房地产限购政策的日后退出埋下了伏笔。

针对今年上半年房地产市场的新形势，新任住建部长陈政高指出，下半年要千方百计消化库存，这无疑给了库存消化压力大的城市政府敢于自行松绑限购的信心和勇气。

二、限购松绑潮的特点

1.差异性

限购松绑的差异化，因城市、区域甚至产品的不同而不同。截止9月10日，绝大多数限购城市均不同程度松绑限购，只剩下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珠海、三亚和南京等7城仍在坚守。毋庸置疑，北上广深四大城市是从重调控的对象，目前还难以看到限购松绑的迹象。在松绑的其它39城中，各有不同。像苏州、武汉等城市属于定向松绑，苏州90平方米以上中高端住宅市场放开限购，武汉140平方米以上的住宅不再纳入限购范围；天津整体松动，因区而异；而呼和浩特、温州、沈阳、郑州、济南等城市干脆直接取消限购；无锡、杭州等多地则是二次松绑，最终取消了限购。

2.自救性

与其说是地方政府救市，不如说是自救。限购松绑潮的背后是地方政府难以克制的自救冲动。楼市转冷，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风雨飘摇。地方政府无法保持镇静。相对于地方政府的焦虑不安，中央政府则淡定得多。不因一时市场波动而出台强刺激政策的定力，让地方政府不敢过多奢望。虽有货币政策的定向宽松，房地产领域却是被遗忘的角落。银行的冷淡，也让地方政府感到世态炎凉。地方政府为自救可谓使出浑身解数，已远远超出限购松绑之外。

3.渐次性

在呼和浩特明文取消限购之前，地方政府松绑限购一直是在小心翼翼地试探之中。中央政府虽然提出了分类调控的方针，但并没有明确授权地方政府可以自行取消限购，这未免让地方政府感到迷茫和纠结。此前地方政府触及限购底线的做法被叫停的教训，让地方政府不得不倍加小心。在呼和浩特“首吃螃蟹”之前，各地城市政府要么曲线救国，要么只做不说。对舆论的关注讳莫如深，对公众的质疑躲躲闪闪。呼和浩特高举市场化大旗，取消预售方案备案制度和商品房限购政策，使各地政府顿觉柳暗花明，于是纷纷跟进。尽管呼和浩特顺利过关，但还是向社会做了详尽的解释，呼和浩特的做法与中央的政策并不相悖，同时，呼和浩特的房地产市场健康理性，房价不会因取消限购而暴涨，民众尽可放心。二三线城市先行撤退，一线城市在后掩护的布局，也同样体现出了限购政策渐次退出的特征。限购松绑不是溃逃，而是按部就班地撤退。

三、限购松绑不能越过“微刺激”这一红线

在房地产市场下行的当下，仅仅松绑限购，对市场的提振效果相当有限，这一点儿也已得到市场的验证。鉴于此，有人主张，限贷政策也应松绑。对此，笔者坚决反对。

其一，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虽被归于“限字令”行列，但它与限价、限购手段有着质的不同，限贷政策鲜明的经济化特质是限价和限购所不具备的。限价和限购纯粹是行政化手段，限贷政策则主要体现为经济化特征。在笔者看来，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非但不能解除，相反应该作为长效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继承下来。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可以说是相对完美的，较好实现了对自住型需求的支持、对投机投资性需求的抑制的政策目标。当然，鉴于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的逆转，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也应作相应的微调，比如对二套房的认定，应回归“认房不认贷”的初始状态，这样才更人性化。其二，如果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不分青红皂白，盲目取消，那么，对楼市的“微刺激”势必会演化成强刺激，本处于调整态势的房地产市场会就此转向，市场理性回归的进程将遭到破坏。其三，央行对待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的态度是一贯的，在今年5月份央行主持召开的住房金融服务座谈会上，央行对商业银行严格执行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的积极成效进行了充分肯定，并就合理配置信贷资源，优先满足居民家庭首次购买自住普通商品住房的贷款需求等问题提出了要求。央行此举主要是对当前商业银行嫌贫爱富，对首套房贷审批和操作不力问题进行纠偏，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并未有些许动摇。

在此轮限购松绑潮中，中央一直没有明确表态，地方政府与中央就限购松绑问题事实上已达成一种默契。就中央而言，倾向于让地方政府松绑限购，而不直接出手施以更多的刺激手段出于更多的考虑。一是2008年为应对金融危机，央行放开货币闸门，大水漫灌，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加剧了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困难，其对经济造成的不良影响还需慢慢消化。中央政府虽不希望房地产对整体经济的拖累过于明显，但也不可能回到以往通过强刺激拉动经济增长的老路上去。今年9月11日在天津举行的第八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李克强总理指出，政府要保持定力，主动作为，不搞强刺激，而是推动强改革。二是眼下房地产市场的下行是我国房地产市场长期上涨之后自我修复的过程，是市场规律的正常反映。本轮调整是由于阶段性供应过剩、房价过高、以及需求提前透支等市场内生因素所致，它只是阶段性调整，而非全面崩盘，市场经过此轮调整会更加健康。三是鉴于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巨大，为对冲房地产投资下滑对GDP的负效应，政府力推保障性住房建设已经足够。四是考虑到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的不平衡性，允许地方政府因地制宜松绑限购，化解楼市泡沫化比较严重的城市可能因泡沫急剧破裂而重创经济的风险。五是市场理性回归一直是中央政府梦寐以求的目标。据央行2014年第二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63%的城镇居民仍认为目前房价“高，难以接受”。而保障房到2015年也只能惠及20%左右的城镇居民家庭，因此，房价收入比的合理回归是公众所盼，政府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