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分析

2024-07-30

公共政策分析(共12篇)

公共政策分析 篇1

一、公共政策执行的重要性

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据特定时期的目标, 在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综合、分配和落实的过程中所制定的行为准则。公共政策执行就是政策方案合法化后, 政府执行者通过建立一定的组织机构和组织形式, 运用各种政策资源, 采取解释、宣传、实验、实施、协调与监控等行为方式, 将政策从观念形态转化为实际效果, 从而实现既定政策目标的活动过程。

二、公共政策执行的阻力因素

(一) 来自政策主体方面的因素

1、成本-收益预期。

公共选择学派认为, 在市场经济中人都是以追求个人经济利益为动机的, 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也就是公共政策执行主体与目标群体在互动中的利益选择、综合、分配和落实, 政府是经济人, 会进行成本-收益预期, 这将影响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的思想和行为。尤金·巴达克以博弈论来分析公共政策执行过程, 他把政策执行过程视为一种赛局, 在冲突和竞争的情况下, 每一参加者都寻求得到最大的收获, 并且将损失减少到最低。而每一项政策的成功与失败, 往往取决于各方参加者的“战略选择”。

2、政策执行主体的自身利益需求。

公共政策执行主体是人, 有自身利益的追求和行为倾向, 难以做到绝对的价值中立;一项政策威胁到自身利益, 执行主体就有可能抵制这一政策, 甚至恶意对某项政策进行歪曲、篡改。凡是对本地区、本部门有用有利的政策则传达、贯彻;凡是对本地区、本部门无用无利的政策内容则不贯彻、不传达。

3、执行人员的素质欠缺。

由于政策执行者政治素质不高, 对政策认识不够, 无法正确了解政策本质, 难以全面正确地执行政策, 导致执行失误, 使政策走样变形;政策执行主体业务素质欠缺, 消极被动或低效地执行政策, 影响和阻挠了公共政策的有效实施。

(二) 政策本身的因素

1、政策缺乏明晰性, 政策方案模糊不清。

导致政策执行主体判断不准确, 在实际执行中得不到有效的执行, 相反会导致政策界限不清以及对政策的随意变通。导致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一些不必要的漏洞, 给政策执行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给接受政策的目标群体带来认识上的偏差与分歧以至影响社会稳定, 间接地给政策执行造成极为不利的环境和影响, 阻碍政策执行的顺利进行。

2、政策缺乏稳定性与配套性。

政策朝令夕改常常会导致政策互相撞车的现象, 导致政策缺乏稳定性, 使政策体系结构紊乱, 影响政策目标群体的法定权利, 导致政策目标群体对政府产生不信任感和抵触情绪, 使政策执行无法达到预期效果。政策朝令夕改还会使政策产生不协调性。

(三) 资源与环境因素

1、政策资源包括财政、人力、信息和权威等。

目前, 我国许多政策难以执行的重要原因就在于经费的缺乏。人是公共政策执行的决定因素, 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是保证, 但现实中, 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还远没有达到所需要的水平。政策执行者的信息渠道不畅通, 使得政策制定者不能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政策, 使政策的执行缺乏必要的沟通和控制。权威资源是政策执行的保障。没有权威, 就不可能政令畅通、相互配合, 就无法实现政策目标。

2、政策环境包括目标团体的态度和执行机构之间的整合程度。

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必然涉及到多元利益群体的利益, 表现为对一部分人的利益进行调整, 公共政策对象对这项公共政策就会有不同的反应。从政策中获益的群体就会赞成这项政策;既无获益也无好处的群体对此项政策的态度则不十分明朗;而利益受损的群体对这项政策进行消极抵制, 甚至会采取反对政策的行为。

(四) 体制因素

1、信息沟通机制。

从控制论的角度来分析公共政策执行, 公共政策执行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有效的信息流通过程。信息是公共政策执行的重要资源, 是防止执行偏差的重要条件, 政策信息的不对称或沟通渠道受阻, 都将严重影响公共政策执行。

2、监督机制。

奥斯特罗姆指出:“在每一个群体中, 都有不顾道德规范, 一有可能便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人;也存在这样的情况, 其潜在收益是如此之高, 以至于极守信用的人也会违反规范, 有了行为规范也不可能完全消除机会注意行为。”政策监控是政策运行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和手段, 政策监控机制不健全, 表现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缺乏政策的监督, 政策执行效果缺乏明确的考核以及政策执行结果缺乏必要的赏罚措施。

三、克服公共政策执行阻力因素对策

(一) 加强政治社会化功能, 扩大政策宣传。

其一, 提高公共政策主体的执行水平和执政能力。这些基本技能决定了政策执行主体对业务工作的熟练程度、责任心和工作效率, 也决定了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对政策信息的搜集、筛选、处理和传递能力以及对政策信息的敏感程度。政策执行主体应该通过学习和培训, 熟悉政策执行的活动规则, 提高准确理解和把握政策规定的能力, 从而为有效地政策执行奠定基础;其二, 提高公共政策执行对象的政策认同感。政策执行主体应将政策执行对象群体行为所需要调适量降到最小, 以减少人为造成的抵制, 从而有利于政策的有效执行。加强政策宣传, 提高政策对象群体的政策认同感, 可以使政策执行者和对象群体认真领会和理解政策目标的具体内容, 为有效的执行政策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和良好的政策环境。深入目标对象进行研究, 结合其具体情况设计政策和政策执行策略, 避免由于政策本身缺陷导致目标对象的不顺从或不配合。

(二) 有效利用政策资源, 创造良好的公共政策环境。

公共政策制定部门要设立一定的程序、制度, 甚至专门的机构来进行信息沟通和协调。不仅执行者、执行机构之间需要沟通协调, 执行者、执行机构与目标群体之间也需要不断地沟通和协调。在政策执行过程中, 为了确保政策资源的有效获得, 应该注意在对政策执行资源的投入过程中坚持成本效益原则, 否则也会因为资源不足导致政策执行目标执行没有结果或者是效果差。

应根据执行反馈和实际情况不断追踪决策, 对执行决策不断调适, 最终取得一个满意的结果。根据系统论的观点, 公共政策执行本身是一个系统, 而这个系统又处在一个更大的系统中, 即公共政策执行的外部环境因素。公共政策执行的环境构成了公共政策执行的基础, 也影响着执行的整个过程。公共政策执行也要遵守可持续发展原则, 重视对自然资源的节约。

(三) 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构建完善的公共政策执行机制

其一, 信息沟通机制。建立健全政策执行的信息网络和政府上网工程。公共政策执行要求各级执行机构建立信息中枢系统, 强化政策信息网络的运行机制, 加强行政领导;加强信息网络的兼容与沟通, 尽快实现政策信息工程手段的现代化。加强政府上网工程建设, 加快电子政务进程。政府上网增加了群众了解政策信息的渠道, 增强了公共政策执行的透明度, 增加了目标群体与政策执行主体的沟通和反馈机会, 从而便于社会大众、新闻媒体监督政府施政, 实现政务分开, 促进廉政建设, 提高公共政策执行效率。

其二, 民主参与机制。公民参与执行计划。通过公民参与执行计划的制定, 有利于提高公民对公共政策执行的关切度, 完善政策执行计划的听证制度、电视电话会议和电子行政制度, 有助于公民意愿和实际情况的充分表达, 可以大大降低公共政策执行的盲目性和随意性, 使公共政策执行计划更具可操作性或可行性;公民参与执行监督。我国公民参与政策执行监督的主要保障机制是行政契约制。行政契约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公共政策执行机关与目标群体的权利和义务, 可以改变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双重混合角色, 提高公共政策执行效率。公共政策执行的行政契约主要体现在政府和部门签订的各种目标责任书、政府与社会团体和企业法人签订的行政合同、公务员制度等;公民参与执行评估。有利于公共政策评估的公开化和有效性, 也有利于加强公共政策执行的责任追究力度和行为监控力度, 有利于对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的重大责任问题和执行偏差问题及时披露, 提高政策和法律的权威性。公民参与执行评估主要体现在公民直接或间接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结果的考核制和执行人员的业绩评价的民主投票制。

其三, 监督控制机制。监督机构必须强化政策执行的监督意识, 认识政策执行监督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要增强政策执行的透明度, 使各种政策执行活动广泛置于公众的关注和监督下;要强化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职能, 制定国家权力机关对政府政策执行监督的具体形式、程序、手段以及咨询、调查、弹劾、罢免等实施方法, 使权力机关的监督落到实处;要完善社会监督制度。不仅要积极开拓社会监督的渠道和方式, 更要加强社会监督方面的立法, 使社会监督权威化、法制化;要完善责任追究制度, 促进政策执行者提高政策素质和政策水平, 控制政策执行方向, 提高执行效率。

摘要:公共政策的效果要受到公共政策执行过程相关因素的影响。在公共政策执行中, 政策主体方面的因素、政策本身的因素、资源和环境方面的因素以及体制因素是关键的阻碍因素。应加强政治社会化功能, 扩大政策宣传;有效利用政策资源, 创造良好的公共政策环境;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构建完善的公共政策执行机制, 保证公共政策有效实施。

关键词:公共政策,主体,环境,体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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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M].上海:三联出版社,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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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唐旭斌, 余二亮.公共政策执行阻力分析及对策[J].行政与法, 2003.8.

[6]戴艳军, 徐进.克服公共政策执行制约因素的对策分析[J].理论界, 2004.5.

[7]宁国良.论公共政策执行机制问题[J].求索, 2004.6.

[8]张为波, 王莉.试论公共政策执行的阻碍因素及对策[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5.3.

[9]庄国波, 公共政策执行难的原因及对策分析[J].理论探讨, 2005.6.

公共政策分析 篇2

关于少数民族预科班、民族班、非西藏生源定向西藏就业毕业生、内地西藏班、新疆班毕业生就业的有关规定如下:

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少数民族预科班、民族班管理办法》(教民[2005]5号)及《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少数民族预科班、民族班招生工作管理规定>、<普通高等学校招收非西藏生源定向西藏就业学生工作管理规定>、<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内地西藏班、新疆高中班学生工作管理规定>的通知》(教民[2005]7号)文件精神,现将民族预科班、民族班、非西藏生源定向西藏就业学生、内地西藏班、新疆班学生就业的有关规定告知如下:

1、少数民族预科班、民族班毕业生就业规定:《普通高等学校少数民族预科班、民族班管理办法》(教民[2005]5号)第十七条:民族预科班、民族班招生计划为国家指令性定向就业招生计划。《普通高等学校少数民族预科班、民族班招生工作管理规定》(教民[2005]7号)第一条:预科班、民族班招生计划作为国家指令性定向就业培养计划,由教育部单独下达执行;学生毕业后回生源地区就业。

2、内地西藏班、新疆班毕业生的就业规定:《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内地西藏班、新疆高中班学生工作管理规定》第一条:内地普通高等学校招收西藏班、新疆班学生招生计划包含在当年国家下达给有关招生学校的总规模之内并作为国家指令性定向培养计划,单列下达执行。学生毕业后原则上分别回到西藏、新疆就业。

根据文件规定,民族预科班、民族班毕业生、非西藏生源定向西藏就业毕业生、内地西藏班、新疆班毕业生的就业应按定向生的就业政策对待,毕业后回生源所在地就业。从政治环境的角度分析

以上是国家最近颁布的有关西部地区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少数民族预科班、民族班招生工作管理规定〉、〈普通高等 学校招收非西藏生源定向西藏就业学生工作管理 规定〉、〈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内地西藏班、新疆高中班学生工作管理规定〉的通知。

政策环境是至作用和影响公共政策的外部条件的总和。分析以上的政策:它涉及了诸多政策,从人到物,从自然到社会,历史到文化,几乎无所不包,我们的讨论围绕着那些对政策构成较大影响的相关因素。

1地理环境的影响: 西部和西藏地区是中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改革开放,提出西部大开发政策以来,西部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有了空前的发展。但是偏远地区和北疆地区地形方面不沾优势,气候恶劣,地貌复杂,土壤不适宜耕田,水源稀缺,有大量的矿物质等资源无法及时开发。如此的地理环境直接影响着这些西部地区的经济水平,进而影响着整个地区的总体经济水平和社会发展进度。可见:地理环境不仅为社会提供了各种可能性,同时也为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提供了各种可能性。总之地理环境作为政策环境的重要方面,对政策系统存在着直接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不是一时的而是永恒的。

2.经济环境的影响:西部地区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丰厚,有边疆商贸贸易优势,但是由于技术文化水平有限,大部分还是农业为主,游牧为辅,经济平均水平偏低,生产力水平地

下,生产力结构不完善,人民的收入不能支付更高的教育支出,每年有几万中学生高中生因为支付不了学费而放弃学业,这对西部地区的文化 教育社会发展是极大的打击,援助西部和西藏地区学生来内地上学增加了就读机遇从而缓慢了就业压力。总之:经济环境是对整个决策有重要影响的各种经济因素的总和,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同时上层建筑对经济也有反作用,从而说明社会经济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政策系统不可能超越经济环境提供的条件和要求,只有正确地人是经济环境,才能有效地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

3.政治传统与政治文化的影响:《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内地西藏班、新疆高中班学生工作管理规定》第一条:内地普通高等学校招收西藏班、新疆班学生招生计划包含在当年国家下达给有关招生学校的总规模之内并作为国家指令性定向培养计划,单列下达执行。学生毕业后原则上分别回到西藏、新疆就业。根据文件规定,民族预科班、民族班毕业生、非西藏生源定向西藏就业毕业生、内地西藏班、新疆班毕业生的就业应按定向生的就业政策对待,毕业后回生源所在地就业。西部与西藏地区是由30多个少数名族 组成的大家庭,有着多种多样的文化传统习俗,有什么养的政策环境就应该制定什么样的政策,如果政策与环境格格不入,那么这个政策就走向失败,如果不理解基本情况,盲目移植,机械照搬一些发达地区的政策经验,其实结果往往是枉费心机,事与愿违。所以决策者在借鉴别的地区的政策的时候,要融入适合当地的特色观念,这样是非常明智的。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整套政治态度,政治信仰和政治感情,是为一个民族在政治制度方面由社会遗传下来的传统和行为特征的总和。政治文化影响公共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不同的政治气氛中,政治系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政治文化影响政治行为,尽管它并非绝对地对地支配行为,大前年是与各种行为出现的平率和可能性直接相关。

综上所述,政策环境有多种要素构成,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人口的,国际的,自然地,社会的等等,设计的内容很多,包括的内容很广泛。随着经济的日益发展和科技革命的推动,公共政策领域出现更加多样化的趋势,不断出现一些前所未有的问题,以上只是择其主要方面进行了一般介绍,目的是一斑见豹,认识和了解环境的构成要素及其与公共政策的互相作用和影响。

热孜完·

20084080345

公共政策分析的模型方法探究 篇3

关键词公共政策;系统分析

中图分类号D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9671-(2010)062-0215-01

按照科学方法论的定义,模型即研究者为了特定的研究目的而对认识对象所作的简化描述。相对于模型而言,模型方法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模型方法是在模型基础上的升华,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研究手段和工具。本文尝试在各种公共政策分析模型的基础之上抽象概括出具有一般意义的政策分析模型方法。

1公共政策分析模型简介

1.1理性决策模型

理性决策模型强调通过科学方法进行计算,分析解决问题的各种公共政策方案的优缺点,从而求得最佳的公共政策方案。理性决策模型认为,决策过程的每一个步骤都应做理性的考虑,最后所决定的政策必然是科学的。理性决策模型的最终目的,是希望设计出一套程序,以使决策者能够据此制定出一个获取最大社会效益的政策。

1.2渐进决策模型

渐进决策模型把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看作是对以往政策行为的不断修补的过程。它只对过去的政策作局部的调整和修改,是过去政策的延伸和发展。它主张政策制定基本上应是保守的,应将创新之举限于边际性的改变。渐进决策模型源于对理性决策模型的质疑:既然不存在完美无缺的公共政策,就应对现行的公共政策不断进行修正。

1.3公共选择模型

公共选择理论把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工具用于政治研究领域,它以“经济人”基本假设为前提,分析政府的决策行为和公众的公共选择行为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公共选择模型把公共政策看作一种由公共选择决定的公共物品。公共选择模型从经济学最根本的经济人假设入手,在政治领域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1.4博弈论模型

博弈论模型是一种抽象的、演绎的政策模型,该模型意在说明在一种竞争的状态中,理性人是如何做出决策的。它认为方法的运用是千变万化的,很难有固定的模式来决定策略的选择。政策制定者应该用博弈论的观点来看问题,政策必须充分考虑别人可能采取的各种对策,以使其达到预期的效果。

2公共政策分析的模型方法

虽然模型的种类较多,且每种政策分析模型的侧重点也不相同,但仍有共性的因素隱含在各个模型当中。这些因素就是本文要讨论的公共政策分析的模型方法。本文认为最基本的公共政策分析模型有如下几种:

2.1数学模型方法

数学模型方法也可以叫做定量分析模型方法,强调通过科学方法的计算,把数学与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利用数学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对实际问题进行研究,从定量的角度对问题提供精确的指导。数学模型方法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1)按照建立分析模型的数学方法可以分为初等数学模型、几何模型、规划模型等类别;按照分析模型的表现特性可以分为确定型模型与随机模型、静态模型与动态模型、线形模型与非线性模型、离散模型与连续模型等;按照建立模型的的目的可以分为描述性模型、分析模型、预报模型、优化模型、决策模型、控制模型等。2)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还可以分为确定性数学模型方法、随机性数学模型方法和模糊性数学模型方法。确定性模型方法即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等过程符合确定的规律,根据该模型可以测算出公共政策在各个环节发挥的作用、受到的阻力和执行效果等。随机性数学模型用于公共政策的不确定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效果等各个因素都有不确定性,研究者只能作出近似的判断。模糊性数学模型方法用于最不确定状态之下的政策研究,政治文化、公民素质甚至宗教的影响都可能导致公共政策环境的复杂性骤增,在这种情况下,“模糊数学”运用于公共政策领域并成为一种研究方法就是必须的了。3)建立数学模型方法的步骤:①首先分析公共政策各影响要素及其属性,即是确定性、随机性还是模糊性,进而确定研究公共政策数学模型方法的类别。②确定影响公共政策要素之间的关系结构,分清楚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并找出各个因素之间的制约关系,建立关系图。③把各个影响因素抽象成数学符号,并用数学表达方法进行描述,建立数学表达式。通过计算找出各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规律,最终对公共政策发展状况作出预测。

有专家指出,政策环境千变万化,哪怕一个很小的影响因素也可能导致公共政策的失败,这使得数学模型方法在应用时根本就没有确定的答案。但是作为一种基本的分析模型方法,它还是有其独到之处的。

2.2系统分析模型方法

“系统分析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为解决人类活动和社会系统中不断涌现出的复杂的、庞大的和多层次的大系统问题而发展起来的以人为中心的并与决策紧密相连的科学”。

1)系统分析的概念:政策科学家克朗认为,“系统分析可以被视为由定性与定量或者两者相结合的方法组成的一个集合,其方法论源于科学方法论、系统论以及为数众多的涉及选择对象的科学分支。应用系统分析的目的在于改进公共的和私营的组织系统,系统分析既是一种解释性的,又是一种规定性的方法论。”我国学者宋健认为,“系统分析是研究系统结构和状态的变化或演化规律,即研究系统行为的理论和方法。”汪应洛提出,系统分析是一种针对系统的目的、功能、费用、效益等问题的一种程序,它强调运用科学的分析工具和方法,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在综合处理信息的基础上,提出备选方案,通过实验和分析,对各种方案进行研究,从而为系统设计、系统决策、系统实施提出可靠的依据。2)系统分析模型方法的特征及基本原则:系统分析注重以整体效益为目标,通过各种技术手段确定解决问题的满意方案。系统分析既有定量研究,也有定性分析。其基本特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如前所述,系统分析模型方法最大的特点是把研究对象看作一个整体系统,再把该对象进一步细分为子系统。各子系统之间分工协作进而实现整体系统的目标。其次,系统分析模型方法运用大量的定量分析方法。现今社会,依靠经验和直觉等方法解决问题已成为过去时。复杂情况下的问题解决必须依靠强大的定量分析能力作为支撑。在信息的采集分析,数据的处理以及决策方案的提出等许多方面,定量分析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再次,系统分析模型方法不能缺少价值判断。系统分析的着眼点之一就是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研究对象。在进行研究时,不仅要对研究对象的各组成部分进行分析,还要对其未来做出预测,综合考虑各个因素之后再做决定。基于系统分析方法的特点,我们可以总结出其原则。首先,系统分析必须坚持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相结合的原则。事物的变化不仅与其自身各个部分有关,还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环境的变化会导致事物发展方向甚至自身性质的变化。其次,必须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相结合。系统分析是一个选优的过程,考虑的因素很多,不能因为眼前的便利而放弃对未来的保护。再次,系统分析方法既要坚持定量分析,也必须坚持定性分析,也就是说,我们在进行系统分析的时候,既要用正确的方法做事,还要做正确的事。如果方向错误,事物发展越快,造成的危害越大。3)系统分析模型方法的内容:系统分析是现代社会必须坚持的一种方法,它的涉及面很广,内容非常丰富。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讨论。①整体分析。系统是由两个以上的要素互相联系形成的集合体。整体由部分组成,部分属于整体。②结构分析。结构指的是系统内部各要素的排列方式。一定结构对应着相应的功能。③逻辑分析。逻辑分析方法是指“对系统的实质内容进行逻辑分析,以揭示系统逻辑结构的方法”。逻辑分析的过程依次是目标、备选方案、模型、费用、效果评价、优化。④环境分析。环境是指系统之外的所有事物及其联系,主要包括物理技术环境、社会经济环境、文化心理环境等。环境提供给系统资源,系统可以影响环境的变化。

3总结

显而易见的是,公共政策从制定到执行评估不可能只有这两种模型方法可以分析,加之影响公共政策的因素千变万化,社会环境也复杂多变,要想真正透彻的分析公共政策困难重重。但是,以上两种模型方法最具有代表意义,正如决策者追求的是满意的政策而不是最优的政策一样,数学模型方法和系统分析模型方法在政策分析领域依然可以发挥巨大作用。

参考文献

[1]吕玉明,龚福麒.试论数学模型方法[J].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学报,19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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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克朗.系统分析和政策科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社,1985.

[5]宋健.系统控制论[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1989.

[6]陈庆云.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

邱冠林,男,河南省驻马店市人,天津师范大学政行学院行政管理专业08级硕士研究生。

信访的公共政策功能分析 篇4

一、信访政策功能的局限性

(一) 信访反映的问题与通过政策化解矛盾之间存在落差。

相关实践表明, 并不是所有的信访问题都可以通过制定政策来予以解决。但同时, 公共政策存在多种问题必然会对正常的社会秩序产生影响, 所以, 政策问题逐渐成为信访工作的重要内容。从目前情况来看, 信访和公共政策之间虽然存在关联性, 但并不能通过调整和制定相关政策来解决大多数的群体性矛盾与信访问题。也就是说, 虽然信访可以将社会问题与矛盾真实的反映出来, 但未必能对公共政策产生有效影响, 使其有效解决各种矛盾与冲突。

(二) 信访促进公共政策调整的功能与作用有限。

公共政策涉及的内容很广泛, 它关乎着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若公共政策缺乏合理性, 或者存在瑕疵, 在执行过程中就会遇到阻碍, 甚至会导致社会矛盾的出现, 所以一旦发现公共政策不够合理, 就需要进行及时的调整。但从实际情况看来, 虽然信访对公共政策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这种作用是有限的。

(三) 信访风险评估对重大公共决策影响有限。

如今社会经济飞速发展, 各种社会矛盾也随之而来, 如果不及时处理好这些社会矛盾, 很容易引发群众不满的情绪, 给社会秩序带来消极的影响, 甚至会使得公众逐渐对政府丧失信任。在这种情况下, 信访机构制定了重大决策的风险评估相关机制, 但其这种事后评估的方式也容易导致社会矛盾出现, 浪费政府资源。

二、完善信访影响公共政策功能的建议

(一) 明确信访参与公共政策的功能定位。

从法律层面来明确定位信访工作的政策功能是对信访给公共政策带来的影响进一步加强的重要前提。因此, 我国应结合信访工作的发展历史以及目前所处的社会背景来予以确定。信访工作的政策功能应当是对公共政策进行优化, 而不是作为公共政策的替代, 也就是说, 信访是通过参与到公共政策的过程当中来为其提供一些信息或提出一些意见, 以达到对公共政策进行优化的目的, 从而体现出自身的价值。这种特点应当成为政府为信访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的重要依据。

(二) 加强信息收集与聚合, 深入分析政策问题。

对信访工作中信息收集、汇总与分析等多个环节进行加强是提升信访工作影响力的首要任务。通过全面真实的信息可以为政府制定科学的决策和完善不合理政策提供依据。而群众在信访中所反映的往往是生活各个方面的真实问题, 对政府来说是最好的一手材料。但也由于反映的问题太过多样化, 所以需要对其进行分析、筛选与聚合, 找出最符合群众普遍需求的信息, 为增强信访工作对公共政策影响力奠定基础。当社会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之后, 就需要利用信访工作来对这些问题进行准确预判与诊断, 找出社会问题的发展特点与规律, 以此制定出科学的政策目标与方案。

(三) 强化对公共政策的信访风险评估。

科学评估政策方案有助于公共政策充分体现公众的意志并落于实处, 真正实现政策目标。因此, 应当对信访工作的风险评估进行完善, 充分发挥其价值, 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评估主体的多元化。重大决策一般都是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因此应当让与之相关的人民群众参与到评估当中, 及时发现可能存在的问题, 并制定出有效的调整方案。2.增加风险评估的对象。目前信访工作主要是以重大决策与项目为风险评估的对象, 但其实普通的公共政策也会对社会秩序产生影响, 所以, 应当将其纳入到评估范围当中。3.延长风险评估时间。评估时间应一直持续到公共政策实施之后, 以便及时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 对人民群众来说, 信访是一种反映社会问题、表达内心真实诉求、检举社会不良现象的有效途径, 它对维护社会秩序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通过分析信访的公共政策功能并加以完善, 有利于增强公共政策的实效性, 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 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发展。

摘要:作为我国特有的一种政治性的表达形式, 信访是人民群众直接向各级政府或县级以上的政府部门反映情况, 表达内心真实诉求的一种有效途径。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信访工作的重心已经逐渐转移到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上, 而信访本身的政策功能也遭到了多种因素的影响, 需要加以完善与提升。

关键词:信访,公共政策,功能分析

参考文献

[1]孙雅文.信访救济的公共政策分析[J].湘潮 (下半月) , 2011 (03) .

[2]范愉.申诉机制的救济功能与信访制度改革[J].中国法学, 2014 (04) .

公共政策分析复习提纲 篇5

第一章 导论:公共政策分析的基本理论与框架

1.关键术语:

公共政策:公共政策是由政府、非政府公共组织和民众,为实现特定时期的目标,在对

社会公共事物实施共同管理过程中所制定的行为准则。

利益分配:公共政策本身并不是资源,但公共政策具有配置资源的功能。对不同的政策

对象而言,既存在直接受益者,也有间接受益者。利益分配的结果使部分人获得利益,也可以使部分人失去利益。

2.利益究竟分配给谁(政策的主要受益者)?(P16)

(1)与政府主观偏好一致或基本一致者(如:对环保事业的支持)

(2)最能代表社会生产力发展方向者(如:知识分子政策)

(3)普遍获益的社会多数或绝大多数者

3.综合分析框架(P21)

(1)公共政策问题的构建

(2)公共政策方案的制定与通过

(3)公共政策内容的实施(条件、措施、影响)

(4)公共政策效果的评价

第三章 公共政策系统分析

1.关键术语

社会问题:社会的实际状态与社会期望之间的差距。住房问题、就业问题、环境问题。会

导致社会的紧张状态。

官方决策者:官方决策者是指广义的政府,即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我国,官

方决策者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执政党。

2.公共政策的客体

公共政策所发生作用的对象:包括公共政策所要处理的社会问题和所要发生作用的社会成员(目标群体)

(社会问题是公共政策的直接客体,目标群体是间接客体)

3.公共政策的环境(哪些要素,有何影响制约,表现在哪些方面)

包括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国际环境

公共政策的经济环境:

(1)经济环境是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2)经济环境提供了公共政策系统运行所必需的资源。

(3)经济环境影响公共政策系统的经济目标取向。

公共政策的政治环境:

(1)政治环境决定着公共政策系统的性质。

(2)政治环境决定着公共政策系统的民主化程度。

(3)政治环境决定着公共政策的合法化程度。

第四章 公共政策问题的构建分析

1.关键术语

政策议程:政策议程,通常是有关公共问题受到政府及公共组织的高度重视并被正式纳入

其政策讨论和被确定为予以解决的政策问题的过程。

政策问题的论证:在构建政策问题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对问题的争论。这种争论不仅包括

对即将采取的实际的或可能的行动有不同意见,也反映了对政策问题本

身性质的认识还存在分歧。为此,就需要进行政策问题论证。

2.政策问题的构建程序(P101)

第一阶段:以“问题感知”体悟“问题情境”。

第二阶段:以“问题搜索”认定“元问题”。

第三阶段:以“问题界定”发现“实质问题”。

第四阶段:以“问题陈述”建立“正式问题”。

3.社会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途径(P108)

(1)社会中部分团体或者个体主动,政府只是有限介入。

(2)政府主动介入发现和解决问题,社会团体或个人只是有限介入。

(3)政府及社会团体与个人都主动

(4)政府与个人、团体都不主动介入

4.看P11

5公共政策议程建立的模型

1.科布的政策议程建立模型

(1)外在创始型

(2)政治动员型

(3)内在创始型

2.约翰· W· 金登的多源流模型

5.案例P119

第五章 公共政策方案的制定分析

1.关键术语:

政策方案优选:经过政策方案设计并加以评估论证的多个备择方案,并非都能被决策主体

一一选中并加以执行。通过系统的分析与评价,决策系统只能选择或综合出一个最理想的方案,这一过程就是政策方案的优选,或政策方案的抉择。

公共政策法律化:是指享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依照立法权限和程序,把一些经过实践检验的、比较成熟和稳定的、能够在较长时间内发挥作用的公共政策上升为

法律。

2.政策方案规划的含义及特性(P130):

含义:政策规划就是公共权力机关针对特定的政策问题,依据一定的程序和原则确定政策

目标、设计政策方案并进行优选抉择的过程。

特性:

(1)政策规划的目标导向

(2)政策规划的变革取向

(3)政策规划的选择取向

(4)政策规划的理性取向

(5)政策规划的群体取向

3.案例P150

第六章 公共政策内容的执行分析

1.关键术语

政策执行:是指政策方案被采纳以后,政策执行者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运用各种政策资

源,经解释、实施、服务和宣传等行动方式将政策观念形态的内容转化为现实

效果,从而使既定的政策目标得以实现的过程。

政策执行过程:一般来说,政策执行过程包括三个阶段,一是政策执行的准备阶段,包括

进行政策宣传、加强政策认知、制定执行计划、进行物质准备和做好组织

准备等活动环节;二是政策执行的实施阶段,包括政策实验、全面推广、指挥协调和监督控制等活动环节;三是政策执行的总结阶段,包括政策执

行效果评估、追踪决策等活动环节。

准备阶段:进行政策宣传、加强政策认知、制定执行计划、进行物质准备和做好组织准备实施阶段:政策实验、全面推广、指挥协调和监督控制

总结阶段:政策执行效果评估、追踪决策

3.政策执行偏差产生的原因与矫正

原因:1)中央利益与地方利益间的矛盾

2)政策本身的缺陷

3)政策执行者的认知缺陷

4)政策执行的监控不力

矫正:1)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的问题

2)加强公共政策执行的成本—收益分析

3)加强公共政策的认知力度

4)努力提高公共政策执行者的素质

5)加强公共政策执行的控制与监督

6)加强公共政策执行的制度创新

第七章 公共政策效果的评价分析

1.关键术语

公共政策终止:政策制定者经政策评估后,发现一些政策已经过时、多余、失效,或引发

了重大不良后果,而采取必要措施予以终止的行为。

2.公共政策评价的功能(P203)

(1)提供政策运行的可靠信息,提升政策质量

(2)检查政策目标与政策执行存在的问题

(3)作为提出政策建议和分配政策资源的依据

(4)向各利益相关者提供政策信息,构建良好公共关系

3.公共政策评价的影响因素(P210)

(1)公共政策目标的多元性和弹性

(2)公共政策效果的多样性和影响的广泛性

(3)政策资源的混合和政策行为的重叠

(4)行动与效果之间因果关系的不确定性

(5)信息获取的难易程度

(6)公共政策评价的资源保障水平

(7)相关机构和人员的态度

4.公共政策终止的策略

(1)重视说服工作,消除抵触情绪

(目的:通过有效的宣传和说服工作,向各利益相关者说明政策终止的必要性和重要

性,提高思想认识水平。同时要向人们说明政策终止后的相关配套措施,消除他们的顾虑,使人们明白:政策终止并不是某些组织或个人前途的丧失,而是走出困境、寻求发展、迈向成功的新机会。)

(2)公开评价结果,争取支持力量

(3)旧政策终止与新政策出台并举

(4)不放“试探性气球”

(5)只终止必要的部分,减少终止代价

第八章 公共政策分析方法论

1.关键术语

规范分析:是对政策所体现的规范内容进行分析,对政策所产生的规范作用进行分析(社

会教化)

2.政策分析中建构数学模型的步骤P227

(1)找出政策研究领域中的主要变量及其基本关系

(2)用数学语言表达它们之间的关系,建立数学模型

(3)寻求解决数学问题的解

(4)对所得数学解加以解释、评价

(5)对照实际问题,提出对解的修正结果

(6)最终形成对政策方案的判断与预测

3.公共政策的利益分析框架

(1)利益主体及利益结构分析

(2)利益需求分析

(3)利益实现方式分析

(4)利益分配结果分析

第九章 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分析方法

1.关键术语

多角度分析:通过系统地运用个人、组织、技术等方面的多重认识,以获得对政策问题的看法及解决的途径。

2.兰德式的问题分析法

(1)定义问题

(2)从四个层面对问题加以叙述:问题确认、发生地点、时间、问题的程度

(3)从问题的四个方面搜取关键资料,综合找出可能原因

(4)检验“可能原因”,以便找出最可能产生的原因及特点

(5)证明真正的原因

公共政策分析 篇6

关键词:公共政策制定;博弈分析;房地产政策1.公共政策的概念和相关主体

1.1公共政策的概念

不同学者对于公共政策的概念认定略有差别。威尔逊认为其是由具有立法权利的政治家制定,由行政人员执行的法律法规。国内学者认为公共政策是由权利机关在政治过程中为解决公共问题所做出的选择。美国政治学家戴维对公共政策的概念阐释包含了两个层次的表达,一方面是利益,另一方面是博弈。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共政策制定是针对社会公众利益进行协调的过程。

1.2 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相关主体

首先是制定者。一般而言,市场运作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政策决策体是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是房地产政策制定最突出的利益相關者。其中,其关键性作用的是中央政府中的政治首脑,其是指副总理以上级别政府官员,权利和责任并行,决策制定往往基于对全盘的考虑。在房地产政策制定过程中,政治首脑起到了明确目标和变更政策的作用。其次是执行者,也就是地方政府。把公共政策付诸于现实的人就是执行者。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执行者会根据自身情况,考虑利益有意识地运用各种策略执行政策。因而,政策制定者和政策执行者之间的利益也许会存在冲突性。最后是政策对象,房地产政策对象涉及受众较多,且较为复杂。当房地产政策出台的时候,所有的相关群体都希望自身成为政策的最大受益方。

2.房地产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利益博弈分析

鉴于各方利益的冲突性,各方会为争夺自身利益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进行博弈。下文以房地产政策为例,分析各方是如何进行博弈的。

2.1 案例说明

2014年继济南取消房产限购后,半年后,房产限购政策路径越发明晰。对于济南而言,酝酿数月的限购松绑政策出台后,楼市热度上升。2014年全国有接近30个城市或取消限购政策。在2014年11月,央行下调利息,网上纷纷调侃“买房可省一辆车”,在政策刺激下,楼市整体飙升。

2.2 房地产政策制定过程中各利益主体间的关系

公共政策制定目的在于协调各方利益。在房产政策制定过程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都会为使得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进行博弈。其中,中央政府代表社会总体利益,在制定好房地产政策后,转交于地方政府执行。地方政府考虑自身需要,选择性下达政策于房地产商。房地产商在接收政策信息后,为了取得地方政府的保护,最大程度上与地方政府保持一致步调,以利益联盟的形式执行中央下达的一部分房地产政策或者是抵制中央的政策。

2.3 三方的博弈关系

(1)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

基于利益得失的考虑,地方政府会对中央的政策策划一系列的应对对策。双方都会把政策效用作为行动依据,成本、收益的不用是双方选择的行动组合的差异导致的,通过博弈均衡结果便得以产生。中央政府考虑整体利益制定决策,地方政府则代表着局部地方利益,地方政府在执政政策时,往往以地方利益作为参数。由于二者在某种情况下会存在冲突,博弈便产生。

(2)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的利益博弈

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所结成的利益联盟与中央政府的利益博弈是基于双方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中央政府博弈可能有两种方案,第一种是强行执行,第二种是非强行执行。二者结合而成的利益联盟博弈可以选择主动接受和不接受。举例说明,虽然国家一再调控房价,控制房价一度高居不下的态势。然而,不少二、三线城市与房地产商结成利益联盟继续出台鼓励房价上涨的政策。

(3)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的利益博弈

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的利益博弈是建立在地方政府利益和房地产商利益的区别性之上。地方政府是为了最大化地方利益,房地产商则处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地方政府作为地方管理者,具有垄断权利,影响着房地产商的开发行为,而房地产商则通过投资行为推动地方发展。在市场萧条时,地方政府可以选择鼓励房地产商加大投资。而当市场过热和投资过热时,地方政府为了防止地产泡沫,往往会选择抑制政策,使得市场回归常态。

3.结论

综上所述,在房地产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同利益方为了追求各方利益,会在房地产政策制定过程中进行博弈。由此可知,无论是利益的分配还是公共政策的制定,都是动态化的过程。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各利益群体在政策制定系统中放入自己的利益要求,政策制定者通过考察自身利益需求,协调和博弈各方复杂的利益关系。(作者单位:湖北工业大学经济政法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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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林志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值取向与公共政策[J].理论月刊,2001(8)

公共政策分析 篇7

传统理论模式主要理论基础来源于美国的伍德罗·威尔逊和德国的马克斯·韦伯。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官僚性, 一旦政府涉足政策领域, 它将成为通过官僚体制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公共利益被假定为公务员个人的唯一动机, 为公众服务是无私的付出;公共行政被看做是一种特殊活动, 因而要求公务员保持中立、默默无闻、终身雇用以及平等地服务于任何一个政治领导人;在政治、行政二者的关系中, 行政管理者一般认为政治与行政事务是可以分开的;行政任务的书面含义是执行他人的指令而不承担由此而致的个人责任。早期的传统模式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 都显示出了优势。与以前腐败盛行的制度相比, 它更具效率, 而且职业化公务员的思想对个人以及业余服务都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然而, 该模式现在也暴露出了问题, 公共行政的理论支柱已经难以描述政府现实了。传统模式的另一理论支柱———官僚制理论也不再被认为是组织的特别有效形式。传统模式的所有事实都已经受到了挑战, 官僚制的确有威力, 但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适用, 它会带来一些负面的结果。

20世纪50年代之后, 人们认识到建立在“经济人”假说之上的完全理性决策理论只是一种理想模式, 不可能指导实际中的决策。赫伯特·西蒙 (Herbent Simon) 提出了满意标准和有限理性标准, 用“社会人”取代“经济人”, 大大拓展了决策理论的研究领域, 产生了新的理论———有限理性决策理论。该理论认为, 人的理性是处于完全理性和完全非理性之间的一种有限理性。主要观点有手段—目标链的内涵有一定矛盾, 简单的手段—目标链分析会导致不准确的结论;决策者追求理性, 但又不是最大限度地追求理性, 他只要求有限理性;决策者在决策中追求“满意”标准, 而非最优标准。在决策过程中, 决策者定下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然后考察现有的备择方案。如果有一个备择方案能较好地满足定下的最基本的要求, 决策者就实现了满意标准, 他就不愿意再去研究或寻找更好的备择方案了。

这种模式认为, 只要决策过程的每一步骤都是出于理性的思考, 最后所决定的政策自然是合理的、能有效达到目标的。要使每一步骤合理, 必须用合理的方法和精细的计算, 分析各种政策方案的优劣, 从而求得最佳的政策, 其实质是一种政策优选的方法。一个理性的政策就是效率最高的政策, 而为了达成理性的政策, 它必须具备一些条件, 如完善的政府结构、畅通无阻的情报渠道、正确可靠的反馈信息、政策制定者有权衡各种社会影响因素的能力、政府的决策者必须知道所有的社会价值偏好及其相对比重等。

渐进决策模式又叫“枝干模式”, 认为公共政策的改变只能从现有的基础上改进。渐进模式的思想, 一般认为是耶鲁教授林德布罗姆在西蒙的满意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一模式认为, 公共决策的制定和修改, 是在现有的基础上渐进改革, 进步不是一蹴而就, 而是在混乱和无序中挣扎前行的。林德布罗姆把这个过程叫做“挣扎前行的科学”。这种模式认为公共政策是过失的修正, 是把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看做是对以往政策行为的不断修正的过程, 换句话说它是在以往的政策、惯例基础上制定的新政策, 只对过去的政策作局部的调整和修改, 而不是全面更替。渐进决策模式遵循三个基本原则, 即按部就班原则、积少成多原则和稳中求变原则。

这种渐进的决策模式是中国建国以来运用较为普遍的一种模式, 对缓解社会矛盾冲突, 维持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它根本的缺点是, 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带有维持现状和缺乏变革的保守主义色彩, 使公共政策的制定成为修修补补的过程, 创新性不够。

综合决策模式由美国学者埃特奥尼提出, 目的在于试图保留理性决策模型和渐进决策模型各自的优势和弥补其缺陷。综合扫描决策要求决策者在不同的情况下运用不同的决策模型, 把两种决策模型结合起来, 根据决策的情况来运用, 对变革时代制定较佳的决策方案具有积极的作用。这种决策模式强调公共政策应当是多种决策模式的混合使用, 取长补短、有机结合的结果。如它首先基于对现行政策的检查与评估, 避免了对所有备选方案的考察, 从而吸收了渐进决策模式的优点, 缩减了审查范围, 节约了大量开支;它也充分吸收了理性分析模式的科学方法, 对所考察的方案进行科学测量和优化, 同时, 它重视理性决策模式探讨长期方案和创新方案的优点, 克服了渐进决策模式的保守倾向。这种模式最大的特点是综合了不同模式的优点, 对在变革时代制定较佳的决策方案具有积极的作用。正是由于该决策模式强调公共政策应当是多种决策模式的混合使用, 取长补短、有机结合, 所以这种模式也被称为理想决策模式。

集体行动模式认为公共事务管理是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形式。而集体行动的逻辑或曰集体行动的困境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 是行动个体理性行为的非合作博弈结果。个人自私的行为并不一定能够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显然不能够在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产生最佳的社会共同结果, 个人理性并不能保证集体理性。因此, 公共管理危机的出现似乎在所难免。公共管理危机的克服有赖于行动个体的行为自主性, 但更多地仰赖于制度的安排。因为制度是长期迭演博弈所选择的均衡结果, 它是行动个体由不合作走向合作的路径依赖。每一次集体行动都是一次社会进步的契机。集体行动总是在寻求突破方向, 摆脱不合理的制度约束, 指向权力机器力所不及的地方, 能够帮助社会朝向更有效、更公平、更多关爱的位置运动, 达到更好的均衡点。但是由于公用地悲剧、囚徒窘境博弈和集体行动的逻辑使得集体行动存在着困境, 人类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并非轻而易举。而针对集体行动带来的问题美国的莉诺·奥斯特罗姆建构了公共池塘资源模型, 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阐述了运用非国家 (集权) 和非市场 (私有化) 的解决方案解决公共事务的可能性。奥尔森教授设计了一种动力机制——“选择性激励”, 这种独立的和“选择性”的激励会驱使潜在集团中的理性个体采取有利于集团的行动。其中, 实施“监督”和“分级制裁”是必需的。

精英决策模式, 由托马斯·戴伊和哈蒙·齐格勒提出, 认为公共政策不是由人民群众通过他们的利益需求与行动决定的, 而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精英决定并由政府官员加以实施的。戴伊认为, 标准的精英决策模式在描述制定政策的模式时过于简单化。因此, 他从探求掌权阶层在决定国家政策的主要方面的作用出发, 试图从关于全国性精英人物的资料中提出一种分析政策制定过程的理论模式, 即“关于国家政策制定过程的寡头论模式”。该模式认为, 最初用于国家政策的研究、调查、规划及制定的经费, 的确来自企业和私人则富, 但掌权阶层在整个制定政策的过程中起协调作用的中心点是各政策规划组织。尽管现实社会精英对政策的决定和影响作用不是绝对的, 但它的确是实实在在的, 因此这模式具有不可否认的现实意义。

在中国的决策实践中许多重大政策和决策都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袖与少数高层政治精英群体决定, 中国在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 由于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低, 加之不存在今天意义上的经济精英, 中国精英决策模式的构成成分比较单一, 主要是政治精英。在中国, 政治精英可以分成两个基本的类别:一类是权力精英, 他们是身处党和国家高层领导岗位的政治精英, 具有决策权或对重大决策具有实质影响力。如改革开放前重要的权力精英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一类是一般政治精英, 他们是身处地方党和政府高层领导岗位的政治精英, 包括地方党和政府的重要领导者, 如省委书记、省长、副省长、市长、人大常委会主任等。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权力精英的领导决策, 为权力精英的决策提供依据和决策信息。因此, 改革开放前中国精英决策模式的构成可以视为权力精英与一般政治精英的合作模式。但真正对中国的决策过程发生实质影响的是权力精英。毛泽东逝世之后的中国在邓小平等政治精英的领导下, 选择了改革社会主义的道路。改革带来了社会利益的重新洗牌, 在这场利益格局的调整中, 知识精英和商界精英获得了更多的社会资源。随着社会精英的崛起, 中国精英决策模式的构成开始悄然变化, 由单一的政治精英决策模式向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经济精英合作的模式转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 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大增, 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政府决策的重要参与者, 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合作的局面已经形成。

公共政策的形成是复杂的动态过程, 公共政策实践的动态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公共政策模式的随机性和复合性, 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下, 公共政策的决策模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不能笼统地说哪种模式更有用, 应该用多种决策模式作为工具, 对公共政策进行多方位的分析。由于现实世界中的社会与经济问题错综复杂, 每个问题的背后都蕴涵着数不尽的影响因素, 而其中的因果关系又盘根错节, 每个模式都有自己的长足之处和局限。因此, 无论是公共政策研究者还是决策者, 必须根据国情和社会存在的问题与特点, 抓住“主要”影响因素, 从而作出恰当的抉择。因此, 中国目前在公共政策制定的理论模式选择上, 需要遵循以下一些原则。

首先, 要以市场为基础。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其经济运行处于“转型经济”阶段, 即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换过程之中, 虽然党的十四大就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 但是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的转变都需要一个过程, 因此仍是存在着市场机制作用不够充分, 市场配置功能很不健全, 企业的非理性行为较为突出, 强大国际竞争压力下, 本国的幼弱产业难以发展, 以及经济、社会对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的超前发展要求较高等等。在这种情况下, 如何处理好市场配置与政府配置、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市场机制与政府引导、控制之间的关系, 就成了中国政策决策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决定中国经济运行状况和资源配置效率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公共政策的决策者应该明确, 市场始终是资源配置的基础, 公共政策制定的理论模式选择, 不能破坏这个基础, 只能促进、补充和有利于市场配置基础作用的有效发挥。

其次, 理论模式的选择要以法律为准绳。西方国家的经验证明, 现代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管理, 强调主要运用法律手段来管理社会经济生活, 规范社会经济秩序, 包括资源的配置与利用规则。但是由于法律所涉及的范围总是有限的, 其条款也只能是原则性的, 因而需要某种更为灵活, 同时用较为规范的方式来加以弥补或调节, 这就为公共经济政策的产生提出了需求、奠定了基础。它的制定和实施, 既解决了政府在某些无法可依情况下的被动与无奈, 同时又能在变幻莫测的经济变动和社会冲突中, 大大增强政府的宏观调控与相机抉择能力, 适时化解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和障碍。

再次, 理论模式的选择要以实现效率、公平、发展为重点。效率、公平、发展也是实行市场经济国家公共政策所追求的主要目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政府公共政策对提高效率的作用和影响, 从根本上说来自于纠正市场失灵所造成的效率干扰和效率损失。具体来说主要是对妨碍市场竞争、影响市场效率的垄断现象的消除, 对社会必要公共产品的充足提供, 以及对公共坏产品即外部负效应的克服;为所有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有利环境等。在保持效率的同时促进公平, 是现代政府和公共政策的一项重要职责, 主要手段包括实行累进所得税制, 建立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制度等。

最后, 理论模式的选择要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政治是属于人民的事业。不论采用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公共政策的基本目标必须坚持以人民利益为重, 制定公共政策也是为了更好更快地实现人民的利益。

而针对不同时期中国的公共政策模式的选择应该不断的调整, 同时模式选择也不应该是单一的。比如改革之初, 中国实行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策略, 这实际就是一种渐进性决策模式, 它以“积少成多”和“稳中求变”为基本特征。如前所述它是一种基于“策略性”的分析, 政策是依靠“试错”的过程渐进调适的, 不存在发展的总体规划和终极目标, 只注重眼前的、即时的和有限的问题。从中国目前所处的现实的历史条件和面临的种种因决策引起的问题来看, 不难发现, 改革当初取的渐进性决策模式战略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因为渐进性决策在取得相当成就的同时, 也带来了很多的社会问题, 如上面所述的政策“非市场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战略的一个结果, 而这些问题已不是渐进决策的零敲碎打和修修补补所能解决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纵深推进的今天, 我们就不可能再采用渐进决策的改革模式了。当前中国正处在体制转型期, 各种矛盾、磨擦和社会发展目标给政治体系的公共政策决策形成了多方面的压力, 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客观地要求中国的公共政策要适应复杂多变的外界环境, 选择出恰当的决策模式, 更好地承担其导向、协调与稳定社会的职能, 从而避免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尖锐冲突及其所可能导致的社会无序状态。实践证明, 只有符合中国化的决策模型才能解决社会转型所带来的问题, 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必须更多地借鉴综合决策模型的道路。同时, 目前的多元化社会迫切需要公民政策参与。在当前的中国, 由于改革开放而形成了利益主体和阶层主体的多元化, 而当社会变得相当多元化时, 即使有最无私、最仁慈的领袖, 政府也难以有效地调节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这时便有必要逐步开放言路、拓宽民众参与决策的渠道。因而, 精英决策与大众的民主调和也是中国今后决策模式的发展趋势之一。

摘要:作为指导政府处理公共事务的理论基础的公共政策理论发展经历了传统理论模式、有限理性模式、渐进决策模式、综合决策模式、集体行动模式、精英决策模式。通过对各种理论模式进行分析, 结合中国的目前情况得出中国公共政策的理论模式选择。

关键词:公共政策,理论模式,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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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哲菁.西方公共政策决策模式评价[J].理论探讨, 2001, (5) .

旅游产业演进与旅游公共政策分析 篇8

一、前言:

旅游产业演进实质上是旅游产业结构从低级向高级实现转型的过程,是其规模不断扩大、效益不断提升、结构不断升级等现象和关系的综合,所以对旅游产业演进过程的全面、准确分析,对旅游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完善至关重要,是推动旅游产业平稳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

二、旅游产业演进理论分析

旅游产业的演进过程不可能脱离人类的主观需求,所以其自身表现出自发性和人为性的统一特征;而旅游自身虽属于旅游者离开常住地到目的地探险猎奇的过程,但随着全球经济交流的频繁,促使旅游产业相似性和差异性的统一特征逐渐显现;在旅游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既受到经济缓慢发展的推动,又会受到其它突发因素的作用,所以渐进性和突变性的统一特征明显;旅游产业自身属于独立的产业,但受其它服务业构成的直接影响,所以独立性与依附性也具有统一特征。从旅游产业演进的时间路径方面可以看出其既具有常规的产生、成长、进化生命周期,又具有其特有的演进路径,在一般时间路径中其生命周期曲线平缓漫长,这是由其自身属于综合型产业的特性决定,另外在其生命周期中发生突变而进入新的生命周期的可能性较大,这往往与旅游地的发展理念有直接的关系;而在其特有的演化路径中表现出多样性,例如旅游产业在发展的过程中知名度更高、旅游环境更优越的地区旅游产业演进速度和趋势更理想的马太效应路径;而在知名度、旅游环境等方面并不存在明显优势的旅游地表现出渐进效应演化路径;影响力和旅游资源在发展初期并未表现出明显的优势,但在发展的过程中受理念、需求等方面的影响,而迅速占领旅游市场的突变效应演进路径等。

三、旅游公共政策理论分析

旅游公共政策是政府为推动并规范旅游产业的发展,使其真正发挥在社会民生方面的作用而制定的法律法规、政策办法的总和,其与旅游产业的特征、公共管理的方向、旅游产业的基本定位等都要保持高度的一致,因社会经济环境发生变化,导致旅游产业相关的基础型和服务型供给、内源型和外源型需求改变,影响政府理性目标的旅游产业自发行演进过程,和旅游公共政策为保证旅游产业发展而进行的旅游产业干预性演进过程都作用于旅游产业演进。

四、旅游产业演进与旅游公共政策关系分析

通过对世界范围内旅游产业演进的历时性分析,可以发现,世界范围内的旅游收益与旅游者数量呈现出较平稳的增长趋势,表现出较明显的年代特征,整个旅游产业表现出敏感但顽强的波动态势,但旅游格局中稳定性不平衡特征明显、表现出强烈的经济相关性和阶段波动性,旅游经济的增长空间与人均效益与国家富强程度表现出显著地正相关性、而且旅游产业的发展趋向与农业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及区域人口规模表现出一定的关系。通过旅游产业演进的态势与国际范围内旅游相关政策的形成分析可以发现,旅游产业演进是旅游公共政策形成的先决条件,直接决定了旅游公共政策的内容设置,而旅游公共政策为旅游产业演进提供法律保障,并在适应旅游产业演进的过程中不断地对自身进行优化,所以旅游产业强势区、拉动区、推动区和弱势区应结合自身的需求,选择不同的综合旅游公共政策、旅游供给政策、旅游需求政策。

结合国际先进国家在旅游产业演进与旅游公共政策关系处理方面的成功经验,可以发现旅游产业演进的相对水平会直接影响旅游公共政策的社会地位,特别是因经济发展所实现的旅游产业自发性演进影响更加突出,而在所有影响因素中政府的理性目标是旅游公共政策形成和改变的最直接因素,例如我国在解放初期旅游产业演进和旅游公共政策的目标都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化特征,而在改革开放初期两者都表现出显著的经济化特征;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两者又逐渐表现出综合化特征;旅游产业演进除对旅游公共政策目标产生直接的影响外,对旅游公共政策的管理方式、内容更新等方面也有直接的影响;而不断变化的旅游公共政策又会反作用于旅游产业的演进,例如旅游公共政策中的主要政策性文件、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等会保障、规范旅游产业的稳定发展,起到促进意义,例如《关于积极发展国内旅游业的意见》等,但也会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例如政策角度的限制等,所以应全面客观的认识旅游产业演进与旅游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

五、结论:

公共政策分析 篇9

一、文献综述

延迟退休年龄是一项涉及养老、就业、经济水平、社会保障水平等多方面的政策, 在制定时需要思虑周全。我国专家学者也很早就关注到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并对此纷纷提出自己的看法。

1.关于“延长退休年龄的可行性及必要性”研究

在《关于我国推迟退休年龄问题的思考》中杨海燕 (2009年) 认为我国现行的退休年龄制度不能适应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客观实际, 随之产生很多突出的诸如人口赡养率增高、人均人力资本投资周期延长的问题。金刚 (2010) 通过探究我国现行退休年龄现状与规定, 并与OECD国家进行比较, 发现我国的规定存在退休年龄设定偏低的问题、退休年龄人群差异大、提前退休情况较为严重的现实情况, 认为中国非常有必要实施推迟退休年龄的政策, 才可以减轻由于预期寿命增长引起的养老金支付压力, 应对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人口结构过快转变, 并且提高人力资本的应用率, 增强我国的经济竞争力。张笑丽 (2014年) 在《我国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分析》一文中也阐释了相似的观点, 另外她提出随着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逐年增长, 延长退休年龄可以增长劳动者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期, 实现劳动者个人效用的最大化。

2. 关于“延长退休年龄的不利方面”研究

柳文思和陈应雄 (2015) 认为一方面一部分民众从主观意识上希望提前退休, 从工作性质角度分析, 不同劳动对脑力、体力的需求具有差异。延长退休年龄无疑加重了体力劳动者的工作量与身体负担, 激起他们的消极、甚至是抵抗情绪, 而对于一些文职的稳定工作来说, 延迟退休则会造成其经济损失, 同样会造成反对。另一方面就业难、就业压力大已经成为我国劳动市场的主要特点, 延迟退休无疑会减少岗位需求, 进一步加剧就业压力。金刚 (2010) 将延迟退休年龄对不同人群的差异影响细化描述, 同样强调了推迟退休年龄会遇到民众抵抗的问题。 周辉 (2011) 也有类似的论述, 同时他提出延迟退休年龄会阻碍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的扩大。他认为延迟退休年龄可能使得许多原本未被制度所覆盖的人拒绝参保。养老保险覆盖面窄, 自然也减少了养老保险的收入。从这个角度而言, 许多学者主张的“延迟退休可以增加养老金收入”的观点会受到一定的冲击。Martins (2009) 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 由于企业减少了雇佣新的劳动力, 因此从短期来看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对于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性的贡献可能并没有预期的那么大。

3.关于“延长退休年龄方案”的研究

蔡秀丽 (2013) 认为延迟退休年龄应“小步慢走”, 规定一个退休的最低年龄, 同时加大对延迟退休年龄的宣传, 增加人们自动延迟退休年龄的自觉性, 但是是否延长退休年龄以及延长的时间由劳动者自主决定。李青 (2014) 对比美国的延迟退休年龄, 认为我国应该借鉴美国的经验, “小步渐行, 男慢女快”, 并且实施弹性退休, 根据个人意愿来实施退休政策。柳文思和陈运雄 (2015) 提出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策略, 有助于安抚民众情绪, 缓解就业压力的作用, 另外可以针对不同行业的需求, 实施不同的薪资策略, 将退休年龄与养老金发放分离, 使养老金发放更加合理。

目前, 学界关于延长退休年龄的必要性、可行性、好处等的研究较多, 且观点大多集中于现行的退休年龄与平均寿命不符、计划生育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缺乏和养老压力大等三方面, 主要是从必要性角度来论证, 从合理性角度切入的不多。并且已有研究中, 对于延长退休年龄对不同群体的影响分析较少, 只是粗略描述, 而没有针对不同人群进行深入分析。另外, 对于延迟退休年龄这样一个涉及社会多方面, 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公共政策, 虽然学者大都较为支持延迟退休年龄, 并且支持实施渐进式的延迟退休年龄政策, 但在政策方案具体制定时应该依照怎样的原则, 又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仍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后提出。

二、延迟退休年龄的合理性分析

1.从养老进行分析

截至2014 年, 我国女性的平均年龄达到77.37岁, 男性也到达72.38岁。也就是说, 对于一半左右的中老年人来说, 在退休后, 男性会经历10年左右, 女性会经历12 年左右退休养老期, 领取退休金的时间也比制定原有退休年龄时长了5 年多, 这无疑会加重社会的养老负担, 制约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另外, 随着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养老也不仅仅停留在温饱阶段, 更重要的是心灵的满足。经过调查了解, 对于大多数退休的老年人来说, 他们需要2~3年的适应期才能顺利接受退休。对于如此长时间的空闲期, 好的情况是, 老人顺利过渡, 融入社区老年活动或找到新的兼职等, 生活愉悦;坏的情况是, 老人难以适应, 变得孤僻寡欢, 导致心情郁结寿命缩短。另外, 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子女工作繁忙, 老人退休后缺乏子女关爱, 时间空余, 内心空虚, 情绪较不稳定, 养老期并没有预期中的幸福。延长退休年龄, 缩短了退休养老期, 帮助老人打发了一部分闲散空余的时间。另外, 在子女事务最繁忙的30多岁的养老压力, (包括经济养老和心理养老) 延缓到其工作生活较为稳定的40 岁左右, 更有利于提高家庭养老的水平。

2.从人才角度分析

首先需要明确, 我国退休年龄实行的是“一刀切”即, 无论何时进入工作岗位, 都是固定年龄退休。近年来, 随着我国科学文明的进步, 我国劳动者受教育的年限普遍延长, 劳动力素质也得到普遍的提高。据《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5 年报告》显示, 2014 年我国劳动力受教育年限以中等教育为主, 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9.28年。按照劳动经济学的原理来看, 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在教育方面投入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与劳动者的学历呈正相关关系。教育年限增长, 退休年龄不变的结果是低学历的劳动者留岗长而掌握了高知识高技术拥有高学历的劳动者留岗时间短, 而高学历人才获得的经济效益远高于低学历劳动者, 现行状况下, 保有之前的退休年龄制度无疑造成了人力资源的大量浪费。另外, 有很多掌握较多知识、技能的高素质人才, 在自己身体健康的情况下, 表示仍愿意在岗位上工作的意愿, 如果能弹性的延长退休年龄, 无疑一方面提高了人力资本的利用率, 另一方面, 满足了民众的意愿, 获得民众的认可和支持。

3.从平等角度分析

我国现行的男女退休年龄自施行以来一直存在差异, 即男性60周岁, 女性55周岁, 男性工人55周岁, 女性工人50周岁。因为我国养老金与工龄挂钩, 根据我国的入学年龄及九年制义务教育, 20岁意味着女性还处在大学阶段, 偏低的女性退休年龄会出现“学历越高, 参加工作时间越短, 退休金越少”的问题。女性比男性提早退休这一规定无疑损害了我国女性的养老金待遇, 与社会保障公平主义的原则相违背。而据科学院就显示, 女性的平均寿命高于男性近5岁, 如此一来, 对女性退休后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不公平。我国社科院在2015年12月提出的方案中显示:到2045年实现男女都为65岁退休。可以改变现有状况, 促使女性申领到与男性相同的退休金, 促进社会保障公平。

三、延迟退休年龄对民众的影响

1.对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影响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是指在党政、事业和社会团体机关单位中行使实际行政职权的领导干部。在我国现行情况下, 党和国家领导人本应按照公务员退休规定, 即男60 周岁、女55 周岁。但客观上, 国家级领导人如表1 (我国国家领导人职位与退休年龄统计表) 所示。

(数据如表1 所示) 我国国家领导人的退休年龄大多超过现行规定的退休年龄5~10 周岁, 并且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居于管理层, 从事的工作多为战略规划、决策等工作, 对身体素质的要求不是很高, 所以按照渐行政策延长退休年龄对国家与社会管理的阶层没有实质性的影响, 只是一定程度上使他们的任职期更加合理化, 更加符合规定。当然, 延长退休年龄对这部分群体也不是全然没有影响, 对这部分群体来说, 职位的升迁一定程度上受到年龄限制, 以副部级提拔正部级的年龄限制为例:一般是男同志年龄一般不超过48 周岁, 女同志年龄一般不超过45周岁;任副处级职务不少于7年的, 男同志年龄可放宽到50 周岁, 女同志年龄可放宽到48 周岁。我们有理由推测延迟退休年龄会导致官员升迁年龄的适当提高, 这样给了部分本因年龄而无法升迁官员升迁的机会, 也给了很多处于下级的上进工作者晋升的希望, 起到一个很好的激励作用, 整体提高了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政府工作效率和质量也会相应提升。

2.对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影响

专业技术人员是指经过中高等专业知识和专门职业技术的培训, 拥有适应现代化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专业知识和专门技术, 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各种经济型的企业中从事专业性工作和人文社会科学工作的人员。他们拥有文化、技术资源的优势, 是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老师、医生、律师等等职业就囊括在这一阶层当中。这一阶层的人虽然奋战在工作的第一线, 但是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 每一个病例, 每一次学术研究, 每一个案例的诉讼、每一个技术问题的突破都将积累, 转化成为精神和物质的财富, 这一阶层也是年龄越大, 人力价值越高。在现行退休年龄之下, 很多正值精力较好、经验也较丰富时期的医生、教师被退休返聘, 而返聘所花费的资金势必比退休前的工资是高的。对于这部分工作者来说既可以拿到退休金, 又可以拿到返聘工资, 他们自然是很满意现行的状态的。延长退休年龄, 从企事业单位的角度说是用比现行价格低的资本换取了较高的人力资源价值, 从员工的角度说是降低了自己的人力资本, 自己的智力、劳动成果换取不到心理预期的报酬, 势必会产生一定的抵抗心理, 导致消极应对工作的情况发生。从社会的角度说, 可以减少退休返聘的现象, 节约养老金的开支, 一定程度上减轻社会负担。

3.对办事人员阶层的影响

办事人员是指协助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专职办公人员, 主要是党政机关中的中低层公务员, 各种所有制企业中的基层管理人员和非专业性办事人, 也就是现在所称的“白领”。现阶段, 处于这一阶层的多为70、80以及部分90 后, 如果实施渐进式的退休政策, 受到影响最大的就是他们。对于这一阶层来说, 工作多集中为办公室内完成的文书工作, 延迟退休年龄短期看来对他们没有特别直接的影响, 因为他们还正值青壮年, 但是长期看来却也有不利影响。虽然, 制度上我国的公务员不实行终身制, 但实际上, 只要公务员没有犯较为严重的组织错误, 例如:重大的贪污、腐败, 泄密, 严重违法等, 就不会被解雇, 是一种“软性”的终身制。对于一部分本就不求上进, 只是求安稳“混日子”的人员, 延长退休年龄无疑是给他们更多的时间白领着工资, 却不做实事, 助长慵懒安逸之风, 导致政府的工作效率降低, 会引起民众对公务员的普遍不满, 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4.对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阶层的影响

商业服务人员是指在商业、服务行业中从事非专业的体力和半体力劳动人员。对于商业服务的人员来说, 从事的是和体力相关的工作。工人阶层指在第二产业 (工业、建筑业) 中从事直接和辅助性生产的体力、半体力劳动的人员。对于商业服务人员来说, 其工作时限不固定, 工作单位也不是很固定, 可变性大, 所以延长退休年龄对这一阶层的人来说影响不大。但对于产业工人阶层的人来说, 他们处在一种单纯靠劳力来换取报酬的状态, 相比较服务业而言、在第二产业中劳动的工人每天有较大的劳动量, 对于身体本就有一定的损害, 并且随着年龄的上涨, 身体素质下降, 劳动力下降是必然的结果, 延长退休年龄对于这一阶层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强迫他们再多从事体力劳动几年, 实际是对他们身体、心灵都造成了不可修复的损害。但是, 从事这一工作的工人家庭生活水平普遍不高, 很大一部分家庭是靠着一个人从事体力工作的工资度日, 延长退休年龄虽然是伤害, 但也是给这部分工人保持一份稳定的收入, 以维系家庭的生活, 也有其有利的一面。

5.对中、高等院校学生的影响

中、高等院校的学生即还在高中、大学、高等专科学校、高等职业学校学习的学生。延长退休年龄的政策预测在2017年实行, 他们基本是近几年内就业的主力军。近些年来, 中国大学扩招、大学生毕业后就业难问题一年比一年更突出, 有的学者认为延长退休年龄会导致老人停留在岗位, 挤占年轻人的就业岗位, 导致就业难问题更加严重。诚然, 的确有一部分这样的消极影响。笔者认为当今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主要原因在于就业观念的畸形, 而不在于就业岗位少, 国家每年空出的就业岗位越约100 万个, 但仍有人找不到工作。大学本科生、硕士毕业生大多认为蓝领阶层的工作辛苦、并且社会地位不高, 所以不愿将就, 而一心想从事社会地位较高的管理阶层、律师等等工作, 但却出现了能力、经验有所欠缺, 不适应岗位的情况, 最终导致“高不成, 低不就”的尴尬局面。所以, 延迟退休年龄, 是增加了就业的竞争, 反而是给当代中等、高等院校的学生一个警示, 社会选得永远是有才能的人, 所以注重培养自身的才能素养才是就业的必胜法宝。

四、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建议

渐进式的延长退休年龄的方案还在酝酿中, 其中很多细化的内容以及相关的配套措施还有待商榷。经过延长退休年龄对不同阶层的影响的针对分析, 形成如下建议:

1.延长退休年龄提前谋划, 适时推行

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政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涉及方案制定、舆论宣传、沟通协调、公布方案、应急预案、择机实施、评估反馈、修正完善等多个环节, 应尽早规划具体方案, 综合考虑劳动力供求和老龄化程度等因素, 兼顾企业职工、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以及城乡居民的情况, 择机实施。职工养老保险目前是3个在职人员养1个退休人员, 到2030 年这个比例将变为2:1, 人口老龄化相对严重的上海等地区更甚, 有专家预测2020 年上海可能出现养老金缺口830 亿元, 相当于财政收入的10%。社科院的方案表示, 我国预计在2018 年推行延迟退休年龄, 赶在2030 年人口老龄化高峰到来前10 年, 开始延长有利于积蓄部分养老金, 应对新一波的养老高压, 有一定合理性。

2. 推行延长退休年龄的政策一定不能单一进行, 而要打出组合拳, 形成确保延迟退休年龄的合力

许多国家在出台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同时, 出台相应配套政策。如严格控制提前退休, 对提前退休者只能领取部分养老金等, 如西班牙2009年1月通过的养老保险改革议案规定:年满65 岁并且已缴纳养老保险38.5 年者, 或年满67 岁已缴纳养老保险37 年者才能获得全额养老金。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说:

(1) 在缓步推行延长退休年龄政策的同时, 还要打破养老金“双轨制”完成并轨, 缩减由于社会转型带来的养老金缺口, 突破干部工人等不适应我国现状的等级差异。

(2) 针对中老年人就业难的问题, 制定适当扶持政策, 鼓励各类用人单位吸纳中老年人就业, 引导中老年人就业和创业。如此, 才可以让上了年纪的文化、经济资源的掌握者心理上接受延迟退休, 仍保有较高的工作积极性。

(3) 完善人才培育培养机制, 积极转变教育方式和青年人的就业观念, 促使青年人更好地满足就业岗位的需求。

3. 以人为本, 针对不同人群、工作性质, 弹性退休

为了保证民众的利益体现了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理念, 在制定延迟退休年龄的方案时, 应该综合考虑到每个阶层从事的工作不同、职业的性质不同、还有个体的差异与工作意愿, 以法定退休年龄为基准, 考虑制定差别的弹性退休政策。对与体力劳动行业可以较早退休, 对于技术创富行业可以较迟退休, 对于同等行业的部分特殊群体, 如因身体、家庭、心智或其他原因不能从事工作的因准予提前退休, 当然需要对提前退休的条件进行严格的考核, 做到客观公正、科学合理。

4.男慢女快, 促进社会保障公平发展

社科院的方案表示, 女性每3 年延迟一岁, 男性每6年延长一岁, 2045年达到男女共同65 岁退休。清华的方案显示男女依性别、出生的不同推迟领取养老金, 在艰苦岗位的提前10 年领取养老金, 最终用15 年达到男女都是65 岁领取养老金。西方发达国家基本均为男女相同年龄退休, 人大、武大的方案也均显示男女最终实现65 对同年龄退休, 足见男女共同退休有其合理性, 正如前文所述, 保障了女性养老金待遇, 促进了社会保障的公平。

对于大部分阶层来说适当延长退休年龄都是有好处的, 可以提高人力资源的利用率、增加竞争机制、提高员工积极性、满足了部分从业者自身的工作意愿、提高企业运作效率。

相信充分结合我国实际、充分考虑各方利益, 制定我国延长退休年龄政策, 并缓慢稳步推行延长退休年龄政策, 其可以有效发挥特有的政策优势作用。

摘要:自2000年我国便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发达国家普遍采取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缓解老龄化带来的压力。我国2013年也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行渐进式的延长退休年龄政策, 但具体方案一直未出台。作为一项与民众工作、生活息息相关的政策, 延迟退休年龄的推行必定影响社会中的大多数群体。本文就以此为突破口, 具体分析延长退休年龄对不同职业与不同阶层的群体造成的影响, 进行延长退休的利弊比较, 为具体方案制定提供参考。

关键词:延长退休年龄,公共政策,社会阶层,影响分析,政策取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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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青.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研究[J].社会学研究, 2014 (2) :12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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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柳文思, 陈应雄.从公共政策的视角解读我国延迟退休政策[J].Business商, 2015 (30) :83-84.

[5]杨海燕.关于我国推迟退休年龄问题的思考[J].中国经贸导刊, 2009 (19) :29.

[6]张笑丽.我国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分析[J].江西科技学院学报, 2014 (9) :58-61.

[7]周辉.我国延迟退休年龄限制因素分析与建议[J].学术交流, 2011 (2) :136-140.

[8]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与流动[J].江苏社会科学, 2003 (4) :1-9.

我国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失控分析 篇10

关键词:公共政策,失控,执行机制

公共政策作为政府调控社会成员之间利益关系, 实现公共利益的合理分配及具体行政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 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 越来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公共政策执行的失控, 即政策执行者在实施公共政策的过程中, 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制约, 其效果偏离政策的最终目标并产生不良后果的政策失真现象。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失控现象时有发生, 而如何改善现有的缺陷, 保证公共政策的有效实施, 正是我们如今亟待解决的问题。

1 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失控的主要表现

1.1 政策敷衍。

这是指公共政策执行者在实施政策过程中只做表面文章, 并未采取可操作性的具体措施来贯彻执行该政策, 而是将政策束之高阁, 阳奉阴违, 敷衍塞责, 从而使严肃的政令在形形色色的花架子下变成一纸空文, 根本谈不上解决什么具体的政策问题、实现什么政策目标。这样做的后果不但会浪费大量的政策资源, 同时也会给社会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

1.2 政策利用。

公共政策成了某些地方政府手中的资源, 为了满足自身的利益, 通过分配“特殊”政策, 从而控制企业行为。政策的分配结果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分配者的意志, 企业却可以通过各种关系与手段来获得有利于自己的政策。另外, 有的地方政府为了促进地区的发展, 吸引投资, 进行政策拍卖、政策竞争等, 严重偏离了中央的统一部署, 使公共政策失去原有的严肃性和公共意义。

1.3 政策附加。

公共政策执行者在原政策内容的基础上再自行增添了若干个新的内容, 使政策的调控对象、范围、目标、力度超出了原来的要求, 从而使原政策不能到位, 导致政策扩大化。例如, 许多地方性的“土政策”, 就是政策附加的一种表现形式。

1.4 政策照搬。

主要是指在政策执行过程中, 执行主体对上级下达的政策机械地照搬照抄。这样不但不能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 还容易形成责任推委, 把过错归咎于政策本身。

1.5 政策抵制。

公共政策的执行对象对现有的政策不认同, 不接受, 从而产生抵制情绪, 使公共政策不能够执行到位, 达到预期的效果。

2 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失控的主要原因

影响公共政策执行结果的因素有很多, 如环境因素、资源的投入度、公共政策的科学化程度等, 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公共政策的执行效果。但是公共政策执行的失控问题的根本原因却在于不同的价值观念及公私利益的剧烈冲突。具体来讲, 我国在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失控问题主要是由以下几种原因所导致的:

2.1 政府公共政策的目标错位

公共政策的本质特性是“公共性”。公共政策的目的在于调整和规范社会的利益结构, 促进整个社会的快速、健康发展。因此, 它适用于全社会, 代表和维护的是一种整体利益, 符合全体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然而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 地方政府或执行者往往从个人利益或局部利益出发, 使公共政策在执行中偏离了原来的轨道, 带有“自利”的色彩, 由此产生了政策利用、政策歪曲、政策敷衍等一系列问题, 当公共政策不能满足广大目标群体的整体利益时, 就会产生政策抵制, 从而最终导致公共政策执行的失败, 政府公共政策价值取向也违背了其“公共性”的基本原则。

2.2 政府公共政策的执行机制不健全

毛泽东曾经指出, 制定和执行政策都要遵循两条最基本的原则:一条是“群众实际上的需要”, 即公共政策价值取向问题, 另一条就是要“群众自愿”。这是指公共政策在满足整体利益需要的同时, 它能否顺利地执行, 还取决于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觉悟。要取得理想的政策效果, 首先必须使公共政策的目标群体认同该政策, 而这主要依赖于政府的传播机制。只有做好政策宣传, 才能使人们了解政策的内容和意义, 积极地配合政策的实施。而目前, 我国政府在公共政策的传播上, 由于传播渠道不通畅, 缺乏一定的信息反馈, 使公共政策在宣传过程中受阻、歪曲, 严重影响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

2.3 公共政策执行者的素质缺陷

在公共政策执行的实际过程中, 公共政策执行主体往往会由于自身的态度、素质和能力等原因, 消极、被动或低效地执行政策, 甚至影响和阻挠公共政策的有效实施。政策执行者不但要有过硬的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 更应该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现实中的政策失控在很大程度上是政策执行者的素质不高造成的, 如领导者缺乏理解和把握政策实质的能力, 执行人员的传达失误等等。

3 解决我国公共政策失控问题的主要对策

公共政策在执行中的失控导致政策失败将会造成整个社会各个领域的无序和混乱。因此, 针对现存的问题, 我们有必要在探析公共政策失控原因的基础上, 进一步探寻解决现存问题的具体对策及方案, 从而保证公共政策的顺利实施。

3.1 加强法律权威, 使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合法化、民主化、公平化

目前, 我国关于公共政策的法律法规还很不健全, 而行为规范体制上的“真空”也滋长了社会上公共政策执行中阳奉阴违、附加性“土政策”等不良现象的流行。实际上, 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所存在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有法不依的现象, 与政策执行人员缺乏法律和政策权威意识有直接的关系。因此, 树立法律和政策的权威是改善现有的状况正确选择。作为政策执行者, 必须在法律和政策的范围内行事, 不能够享有不受法律和政策制约的各种特权。另外, 由于政策的法律规范性, 可以对公共政策的目标群体施加强调的政策压力, 驱使人们去遵循社会的公共权威, 从而保证政策的顺利执行。

3.2 推进我国行政体制改革, 建立有效的政策执行机制

我国政策执行能力的强化与提高, 有赖于各个方面的综合改进与配套, 而建立一个有效的行政执行机制, 是进行其他改革的基本前提。

首先, 建立完善的公共政策执行机制, 离不开一个完善的管理体制。管理体制对政策的执行具有很大的制约作用。它能够处理政策执行机构内部及其与其它组织机构的各种关系, 使之运转协调、工作灵活, 从而为政策的顺利执行提供根本的组织上和制度上的保障。

其次, 建立有效的政策执行机制, 要强化监督控制。因为政策控制是政策运行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和手段, 只有实行有效的政策监控, 才能防止政策失控以及根据变化了的客观情况对该政策进行及时的调整和完善。因此, 要制定可行的控制标准, 并对照标准检查政策执行行为, 发现偏差, 及时采取得力措施和办法, 防止政策执行中失控情况的发生。

再次, 要使目标群体对现有的政策认同、拥护, 还必须改革现有的传播机制。目前, 我国政府公共政策的传播机制还很不健全, 如传播渠道少、传播过程干扰多、信息失真率高等。要完善公共政策的传播机制, 就要改革以往高度一元化的信息传播体制, 建立一个完整的信息传播网络, 同时还要建立起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互动机制, 使公共政策能真正地深入人心, 目标群体准确而深刻地了解政策的内涵及意义, 从而进一步转化为积极并自觉的行动, 保证公共政策的顺利执行。

3.3 强化我国政治社会化, 大力提高公共政策执行人员的素质

如前所述, 提高公共政策执行者的素质是防止政策执行失控的重要条件。因此, 还要建立一个健全的公务员体系, 完善其责任追究机制, 从而保证公共政策执行人员的高素质, 并对其公共行政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控制。只有在制度上真正得到改善, 才能规范和约束政策执行人员的行政行为, 从根本上解决公共政策在执行中的失控问题。

参考文献

[1]张成福, 党秀云.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2]湖北师范学院学报[J].哲学社会科学版, 25 (2) .

[3]谢明.政策分析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公共政策分析 篇11

关键词 转基因技术;食品安全性;生态环境;政策管理

中图分类号 TS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671-(2012)052-0219-01

转基因指利用生物技术将生物中某种基因抽出后植入另一种生物内,如科学家将北极鱼体内某个具有防冻作用的基因抽取出来植入番茄内,培育出耐寒性较强的新品种番茄,这种被作为原料而制造出的食品则成为转基因食品。随着转基因技术的蓬勃发展,转基因技术成果不断推广于食品行业等应用领域,传统食品概念由农业食品、工业食品发展到了转基因食品。近年来,转基因食品以其独特的品质和特性成为庞大食品家族中一名新成员,人们在寄予转基因食品厚望、以此改善人类生活质量的同时,也对基因移植、改性工作进行程度等造成的食品安全性提出质疑,这种技术究竟带给人类的是福还是祸,主动权是否还能掌握在人类自己手中,是否给人类健康和环境带来风险等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争论问题已成为全世界热门话题之一。加强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管理成为转基因技术进一步发展的关键,世界各国陆续出台了各自针对转基因食品发展的政策,通过政府政策导向手段来控制转基因食品潜在风险,规范转基因食品的健康发展,我国积极执行“积极发展、规范管理、消费知情、自主选择”的开发政策,不断完善转基因食品管理政策,切实维护消费者权益,促进转基因食品产业的健康发展。

1 转基因食品安全性问题分析

1.1 食用安全性分析

转基因食品的食用安全性是安全问题中最为重要和现实的问题,对于消费者来说,食用安全性直接关系到自身健康。受传统文化及思想意识影响,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概念认识模糊,对这种新鲜事物接触相对较少,而商家和媒体在转基因食品的宣传报道方面过于热情夸张,人为炒作偏多,缺乏客观性报道;政府部门对转基因科普教育宣传工作不到位,公众无有效渠道了解转基因食品客观情况,在未确定转基因食品为安全食品时,消费者对这种改变了传统食品或作物本质特性的新品种始终坚持保守和观望态度,认为转基因食品存在着短期或长期危害。

1.2 生态环境问题分析

对生态环境及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和破坏也是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另一个重要方面。由于转基因生物相比自然生物有着很大优势,释放在环境中可能会打破原有生态环境,使生物竞争关系扰乱;尤其一些转基因植物竞争能力极强,可能排挤原有物种基因结构,威胁生物物种的多样性,或生成其他新的物种;转基因食品还可能会引起基因污染,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

1.3 消费知情权和选择权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更加关心食品安全、质量,提高生活质量和档次,尽管还尚未发现转基因食品对人体有确切方面的不利影响,但消费者理应具有自己所消费食品的安全性和潜在危险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在关于消费者选择、涉及标识等公共政策监管方面应尽快进行不同国家之间的统一,以适应今后转基因食品普及后消费者明白消费和知晓如何消费。

1.4 伦理问题分析

人类利用基因工程创造产生各种转基因物体,对自然进化过程和生命直接进行人为篡改和彻底干预,这样人类似乎有了“任意改变上帝作品”的本领,甚至可以改变自然进化速度,这种自然及生命本身直接被干预的现象冲击着人类传统观念及内在价值,不得不令人担忧。转基因食品为人工制成而非经自然生长后加工制作,如将人的某些基因导入动植物食品加强其性状或增加生长速度等,这种非“天然”食品是否违背自然及其伦理道德,人类会不会产生“人吃人”等心理反应等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

2 转基因食品安全性分析

2.1 育种安全性

选择育种、人工杂交及转基因育种是当前动植物的主要育种方法,其中前两者必须限制在种内进行,为常规育种法,常以基因突变和有性杂交为基础,种内或同一种属之间的基因重组和交换时间偏长;而转基因育种可以跨越物种属性、界限,短时间即能将其中一种生物或人工合成基因转移至其他生物体内,彻底打破生物物种界限。实际上,自然界中生物基因重组一直处于缓慢的不断进化过程中,且其安全性需经历长时间过程才得以证明,转基因食品的基因再重组,仅是人为的加快了常规育种自然选择和进化速度,在理论上是与由常规育种获得的食品本质基本无二。

2.2 食用原理安全性

动植物及微生物食品中构成基因的DAN物质经食用进入人体后即被分解为小分子,转基因植物中的抗生素抗生基因为一种蛋白质,其在人体肠道内扩散的最大障碍是DNA的降解与失活,而人的胃液为强酸环境,在胃液降解酶的作用下,易能消除DNA生物活性。而且,先进的技术使得被转入动植物体内的基因只能在特定组织和条件下表达,如只在转基因植株茎杆内表达,完全不作用于食用种子,这样就不存在食用安全性顾虑。

2.3 伦理方面安全性

根据生命本质的一致性分析,动植物及微生物基因组中大量的基因存在同源性,这就说明,很多基因不是为某种动物或植物所特有的,其中一些动植物的基因组还与人的基因组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我们当前所食用的所谓的“纯天然”的生物食品也是经过人类长期人工培育、驯化得来的,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和知识的更新、生物伦理的发展,我们不能仅停留在转基因食品或生物冲击了“谁在扮演上帝”传统的伦理观和进化论的现代自然观的狭隘思想认识上,而需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新生事物的出现。

3 转基因食品安全性公共政策演变

当前,在针对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上,存在着三种具有代表性的政策观念,首先以美国为代表的对转基因食品采取宽松的政策,其次欧盟相对较为严格的政策,还有就是我国等一些国家在对待转基因食品开发与消费方面保持着积极态度,实施政策较为灵活。针对转基因食品的开发与消费,我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确保积极稳妥发展转基因技术,主要有:

1)2010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卫生部制定《新资源食品卫生管理办法》。

2)原国家科委于1993年颁布《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

3)1996年,农业部制定了《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实施办法》。

4)2001年国务院制定颁布《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

5)2007年卫生部发布实施《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取代了《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随后我国又先后酝酿制定了一些新的政策等,如《国家生物安全法》等。

4 小结

转基因食品是解决食品短缺、营养匮乏及相关资源、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只要开发政策合适,评价、监管措施得当,转基因食品均可以做到不比传统食品危险的保证;根据转基因食品及其特点,应以“积极发展、规范管理、消费知情、自主选择”为开发政策方针执行并调整控制转基因食品开发利用方向;同时,注重建设、运用非营利性机构,加强转基因食品安全性检测能力和评估体系的建设,加大科普宣传力度,为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安全管理提供表达愿望和意见的机会,有利于消除消费疑虑,提高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理性认识。

参考文献

[1]丁存宝,刘海燕.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探讨[J].生物学通报,2006,41(3):25-26.

[2]洪涛.我国转基因食品政策及其效应分析[J].中国食物与营养,2004,3:4-7.

[3]邓心安,于卫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分析及其政策完善环节[J].中国科技论坛,2008(6):10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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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分析 篇12

公共政策分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发达国家率先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它以对政策系统及其环境之间、政策过程诸环节之间及其系统内外诸要素之间, 进行因果分析或相关分析为主, 根本目的在于改进政策系统, 提高政策质量。同时, 公共政策又是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等专业的一门主干课程。在这门课程的传统教学中明显存在“重知识、轻能力”的弊端, 培养的人才难以满足“改进政策系统、提高政策质量”的要求。为了提高教学效果、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必须对公共政策分析课程教学进行改革。

在公共政策分析课程教学中, 要摒弃传统单一的“主体→客体”的灌输式的教学理念和模式, 树立以“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 强调“以问题为中心”来开展教学活动。要充分发挥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培养开拓精神及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本文结合教学实践, 对公共政策分析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谈点看法。

二、公共政策分析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思考

2.1强化教学内容, 拓宽知识领域, 实现多学科知识渗透

在以往的教学中, 大多教师往往注重教材或部分参考书的基础知识教学, 而不注重对于基础知识之外的相关知识的介绍, 这种状况不仅不利于学生对基础知识的理解与消化, 而且还会造成知识自身的孤立性、片面性。因此, 在继续强化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的同时, 必须关注教学内容的改进。在公共政策分析教学的发展过程中, 如何有效提高公共政策分析教学的效果已成为学者和从教人员十分关注的问题。一些研究和实践中获得的教学方法, 如电化教学法、案例法、角色转换法、专题讨论法、情景模拟法等开始在公共政策分析教学中广泛地使用, 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然而, 公共政策分析作为一门应用性学科, 公共政策学不仅要借助于社会科学及行为科学尤其是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伦理学的理论和方法, 而且也要借助于数学和系统分析及运筹学等理论和方法。

所谓公共政策学多学科知识渗透法是指在公共政策学教学中, 引入或应用其他学科相关知识, 使两类学科相关知识相互渗透、相互弥补、以扩大知识面、拓宽学生视野为目的的一种教学方法。公共政策学多学科知识渗透法的显著特点就是打破学科界限, 在教学中不但要进行本学科知识教育, 还要加强与相关学科更大范围内的相互交流。因此, 通过多学科知识渗透法来进行公共政策分析的教学, 不仅可以使学生更好地掌握政策的基础理论, 把握政策问题和对象, 更能开阔学生视野, 培养学生的综合、创新能力。

由于公共政策分析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性的研究领域, 因此教学必须注重与其他学科的关联性, 使学生认识到公共政策分析在人类总的社会科学体系中的重要位置, 进而从宏观的角度来把握整个公共政策系统。

2.2完善教学方法, 注重“实战模拟”

2.2.1增加案例教学, 实现教学效果

“公共政策分析”作为理论分析的学科, 虽然不能涉及每一项具体政策, 但是作为一种理论模式则是深入每一项具体政策之中的。因此, 对于公共政策抽象理论的教学, 必须从具体的案例分析入手, 以案例带动抽象理论的学习。

笔者认为, 案例教学最好是在大三、大四或更高层级的课堂上使用, 因为高年级学生已经掌握了基本的学科理论, 具备独立思考、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恰当地运用案例教学, 不仅可以继续培养和锻炼他们面对新问题的应变能力, 而且也会充分达到案例教学的预期效果。其次, 在课堂安排上, 采用“案例提出→主题界定→基础理论讲解→再对该案例进行分析”的循环教学模式。这种教学循环, 不仅不会使学生忽视政策科学的诸多抽象理论的学习, 而且理论联系实际, 能学以致用。

2.2.2提高授课质量, 进行“实战模拟”

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必须有目的地选取适当的问题, 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 实行多媒体教学, 使教师从繁重的板书中解脱出来, 从而有更充裕的时间来支配教学过程, 清晰、准确、形式新颖的课件也有利于学生的听讲与记录, 同时以学生为主体, 进行“实战模拟”。

这样, 学生不仅可以把学到的知识自觉地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 而且通过这种角色的转换, 更能体会到作为一个公共政策的制定者或行为者所承担的责任之重, 及公共政策对于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这种“实战模拟”可以放在某一案例教学之后, 也可以由教师单独提出某一政策问题以供学生进行模拟实战,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作为教师一定要摸清当时社会上哪一类问题正在为大多数学生所关注, 因为只有受到学生的普遍关注, 才能有效激起他们的共鸣, 从而更好地实现“实战模拟”的教学效果。

三、其他教学改革与实践方法

3.1举办专题报告

经常邀请有关专家、学者以及政府工作部门的领导到学校进行专题演讲和交流, 使学生接触政策科学研究领域不同的学术观点和流派, 了解学术前沿问题以及现实社会中的具体政策问题, 加深对政策科学理论和实际问题的认识与理解。

3.2开展读书活动

开展读书活动可以增强学生的主体意识, 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吸纳。要引导学生课外认真学习国内外著名的政策科学著作, 研究典型政策案例, 通过读书活动, 扩展学生知识视野, 促进学生独立思考, 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3.3撰写学术论文

任课教师应在规定的课程教学时间内, 要求学生就公共政策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撰写一到二篇三千字左右的小论文, 要对每篇论文进行审阅并写出评语, 作为平时成绩的重要参考依据。撰写小论文可促使学生进行课外阅读和思考, 锻炼理论分析、科学研究和文字表达能力, 提高了学生的专业思考能力和专业学习兴趣, 并为今后的专业学习、学年论文和毕业设计准备了一定的专业基础。鼓励学生参加教师所承担的科研课题研究及调研工作, 从中得到分析和解决实际政策问题能力及科研写作能力的训练。

四、结语

随着经济全球化、科技现代化、信息公开化的飞速发展, 加之世界各国政府、研究机构、民间组织越来越增加对公共政策研究的重视程度, 可提供“公共政策分析”的教学资源及教学手段越来越丰富。教师应当不断关注公共政策及公共政策学科的发展与变化学习和探索新的教学技术与方法, 从而适应社会对高层次公共政策管理人才的需求。

摘要:公共政策分析课程是一门综合性、跨学科的新学科, 与哲学、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和伦理学等相关学科有着紧密的联系。本文结合了公共政策分析课程教学的实际, 分析了采用多学科知识渗透法、辅以实践案例教学及政策导向教学法在教学改革中的具体运用, 达到有效提高公共政策分析教学的效果。

关键词:公共政策分析,政策导向法,实践

参考文献

[1]陈振明.公共政策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24

[2]宁骚.公共政策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58

[3] (美) 斯图亚特·S·内格尔.政策研究:整合与评估[M]刘守恒等译.吉林:吉林人民出版, 1994, 264-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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