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与公共政策

政治文化与公共政策（共12篇）

政治文化与公共政策 篇1

今天, 民生已经不只是物质层面上的东西, 它还应当包含文化的层面。在城市建设、城镇化建设如火如荼进行之时, 在经济大发展的大背景下, 文化民生 (文化层面的人民生计, 也可以说人民生计中的文化层面) 日趋重要。我们应当加大投入力度, 从日常生活、生活方式等疏通文化民生的脉络, 提供更多的文化产品、设施、场所, 让人们随时随地浸润在健康的文化氛围之中, 让他们感受到文化生活的便捷和美好。由此, 各种公共文化设施迫切需要得以建设和完善, 以满足广大民众的文化需求。而在此建设过程中, 伴随出现的各种问题亟待我们去解决。 (栏目主持:牛依河)

N以科好, 据说你很喜欢打篮球?

X是的, 其实从小学开始一直到大学, 我一直对篮球情有独钟。小学的时候因为在农村就读, 农村的基础设施条件非常落后, 记得那时村里只有一个泥巴篮球场, 两个木板篮筐, 全校的师生和村里喜欢篮球运动的青年只能轮流在那里运动。后来到了城里念书, 篮球场的数量逐渐多了起来, 而且还是水泥场地和玻璃钢篮球架, 觉得篮球运动的设施比农村有了明显的改善。

N是的, 我也是一个喜好运动的人, 从小就喜欢踢球, 现在工作之余经常跟朋友组队去踢踢球。南宁有几个足球场馆不错, 但场费越来越贵了。我比较怀念大学以前的踢球生活, 记得我在大化县高级中学读书的时候, 当时大化县城还有一个公共足球场, 旁边有环场跑道和看台, 免费开放, 一块大场地常常被人们分成几块小场地, 每天都有很多人去踢球, 每年都搞联赛。但我跟你遇到的情况可能有点不同, 前几年路过县城, 想故地重游, 到那个足球场去看看, 而令我惊讶的是, 那么大一块足球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 是一个所谓的广场, 广场周边是高楼、商铺、KTV娱乐城。说实话, 当时心很凉。

X我觉得我们的经历跟一个地方的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有关, “两化”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 因为土地资源为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提供了生存根基和发展要素。由此可知, 在土地资源十分有限的条件下, 土地开发利用就需要进行价值评估了, 这样显然就不会空出几块大空地来留给人们免费去踢足球和玩耍, 因为从城市发展的角度上看, 似乎在有限的空地上建起专业足球场、商品房、工业园区或者休闲广场的经济效益和使用价值要比一块没被商业化的土地更高。生活在一座城市或者一个城镇, 当土地资源的使用受到限制后, 我们的生活需求空间也就自然跟着被“定格”了。

N我不知道, 这应该令我们感到高兴还是更值得我们去担忧。

你说的没错, 土地资源为城镇化和工业化提供了生存的根基和发展的要素。

据调查表明, 中国城镇人口已经超过50%, 首次超过农业人口。中国正以每天消失100个村子的速度和代价, 快步进入城镇化。而城镇化的深入将是继工业化、市场化之后, 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引擎。人们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经济发展”的这盘棋上, 一切都为“经济发展”的重点服务、让路。但作为发展的平衡, 在经济发展加足马力、提高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 我想, 应该需要为群众建设一个良好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为他们的文化生活提供保障, 以满足他们越来越高的文化生活需求。但在城镇化的过程中, 人们往往容易忽略掉这一点。很搞笑的一个例子, 有一次, 一个老家那边的老师给我打电话说想看电影, 让我帮她定几张南宁市任何一个影院的几张电影票, 我问她县里面影院没有票了?她说, 不是没有票了, 是电影院早没了, 原来的电影院现在变成了百货超市。

X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加快发展是大势所趋, 也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手段。而经济发展也应该是以人为本的、可持续的、平衡的、科学的发展, 因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加快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人民幸福的“中国梦”。

回归到我们的实际生活, 不管是在大城市还是小城镇, 当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精神生活需求往往也就更加强烈, 两者呈正比例关系。你提到的电影院其实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紧密相连, 电影院变成了百货超市, 这样的结果跟政府的服务职能, 特别是文化服务职能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区内, 我走过柳州、桂林、来宾、南宁、钦州等地方, 其实这样的案例并不少见, 特别是在城镇化发展相对集中的城乡一级, 都普遍存在电影院消失、文化馆关门、博物馆空壳、图书馆冷清、文化设施紧缺等尴尬的处境, 这跟群众的自我精神生活诉求有关, 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的缺失, 因为目前我国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公益性文化机构主要有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群众艺术馆、文化馆、文化站、文化中心以及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服务点等, 所提供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主要内容有读书看报、听广播看电视、看电影看戏、公共文化鉴赏、文化素质培训、群众性文体活动等, 这些跟广大群众的精神生活息息相关。

N城镇化建设其实遇到的问题很多, 需要一个长远的规划, 文化更是如此。一个充满活力的、开放而包容、有内涵有底蕴的城市, 除了经济上的发展, 还需要一种文化的长期沉淀、积累。但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这些公共文化设施一点点地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 这到底是谁之过?

X公共文化投入的不足自然有其本因, 孰是孰非, 暂且不下定论。但有个不争的事实或者共识,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

城市公共文化设施是城市文化中物质文化范畴的组成部分, 而城市文化又是城市之间竞争的重要元素之一, 综观区内外的城市可以看出, 一个文化软实力较强的城市其综合竞争力和社会影响力也会随之增长, 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也得到进一步的满足。

这里谈到了城市文化, 不得不提起有个名叫Lewis Mumford的美国教授, 他写过一本名为The Culture of Cities的著作, 评论界对这本书的评价很高, 是城市发展理论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献。这是一本关于城市和城市社会学的理论著作, 跟我们提到的公共文化有直接关系。但作者是从一名专业规划师的角度来探讨城市发展问题, 站在城市人文的立场上关注城市的社会问题, 指出城市的基本问题是城市发展是否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 (包含物质和精神两方面) , 城市的规划设计是否促进人 (包含本土和外来居民) 的步行交通和直接交流等实际生活需求。

事实上, 我们大都去过不少城市, 我主要涉足的区外城市有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南京、深圳、哈尔滨、长春、西安、香港、澳门, 区内的城市大多数都到过, 结合我以前在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和现在党委政策研究部门的工作经历来看, 每一个城市的文化积淀、人口结构和现代化程度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城市的公共文化设施在起步阶段就应该结合当地的文化资源和发展脉络做好长远规划, 明确好政府的公共文化服务职能, 围绕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城市文化的三个主要方面着手, 并根据城市格局和人口结构来实施建设, 最终保证城市公共文化找到得以附身的载体和受益的主体。

N是的, 我觉得, 每一座城镇都有每一座城镇的“性格”, 在进行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时, 应该考虑到这些方面。暂且不去说公共文化设施的缺乏, 即使建设有公共文化设施, 装修再豪华、设备再先进, 有的甚至成为城镇所谓的“标志性”建筑, 但没有出于合理的建设需求而建, 没有考虑到大众需求而建, 人气低下, 利用率低下, 那么, 拥有再多的这些所谓的文化设施都只是个无用的摆设, 唯独剩下它们空而大的躯壳远在人们的视野之外。比如, 政府出于土地便于规划、设施容易建设的考虑, 把一些新建的公共文化设施选建在远离人群的新城区和开发不久的地段, 交通不便, 使得人们享受不到日常的文化服务, 这有悖于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性”属性, 这无形中会让人们对这些东西抱有一种“无用”的心理, 而对它们产生一种拒绝和排斥。这样, 既对不起花费巨资建立起来的文化设施, 更对不起缺少文化服务的城乡百姓。

X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还得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具体内涵谈起, 它的主导者无疑是政府, 直接目的是满足社会的公共文化需求和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 体系结构是由公共文化设施、公共文化产品、公共文化服务以及运行管理系统和制度组成, 它的功能作用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 也是推进建设服务型政府职能的重要举措, 又是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加快文化事业发展、促进我国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必然要求。

可事实上, 由于主导者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目的性不够明确, 或者是受到地方客观要素、城市发展格局、城市管理制度等因素的制约, 部分城市和城乡都出现了不少“被遗忘的公共厕所”“被冷落的休闲公园”“被漠视的运动场所”“被尘封的展馆剧院”等现象, 表面上看这些公共文化设施似乎真的“无用”, 它们只是完成了一个地方公共文化产品建设的任务指标角色, 而没有实现其应有的实现公民基本文化权益的功能作用。

说简单点, 如果公共厕所被收费、被关门, 休闲公园超出了人们的生活半径, 公共运动设施建在人流稀少的区域, 各类展馆和影剧院保持高高在上的“富人姿态”, 这些都违背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等特征, 即便群众有精神文化需求, 也只可远观而不可共享, 甚至产生一种“他者之物非己所用”的心理误区。这一结果跟当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定位、规划、实施、管理等有关, 至于做得是否到位, 我觉得考核标准应该是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程度和公共文化产品 (包含设施和服务) 的使用效率。

N一些地方政府对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加大了人力、物力、财力投入, 这是值得肯定的, 但对公共文化设施的管理和维护, 却遇到了问题。

我们不能把建设只当成表面工程。在城市发展建设和城镇化建设过程中, 仍有一些地方和部门, 误认为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和目标就是建设施, 在他们这些人心目中, 只要设施建设起来了, 相关活动自然便都有了, 工作任务也就圆满完成了, 就一切都OK了, 就算他们完成所谓的“政绩”目标了。至于建成后的文化设施是否发挥了其应有的职能作用和社会效应, 他们往往不会再去持续关注和跟踪追问, 作为管理单位自然也无需再向社会作出使用说明和业绩交代。这些设施往往施建而少用, 阵地活动时有时无, 除开头一阵或重大节假日外, 整个场地设施一年到头用不上几次;有的建而他用, 一些管理单位和个人俨然以公共设施所有者自居, 他们出于利益的驱使, 以各种理由和借口, 任意把公共文化设施出借或出租给他人从事经营牟利活动;还有的建而不用, 只把公共文化设施当摆设, 名义上是文化设施, 而实际上并没有行文化之实, 徒有其名, 形同虚设。所以对公共文化设施的有效管理和维护迫在眉睫。

X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公共文化政策法规和制度的设计与制定等, 这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成要素在实施过程中都具有阶段性特征, 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完成了既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指标任务, 也就实现了绩效考评的目标要求,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但这只是一个开始, 如何去守护、如何去发展才是关键。公共文化设施的后期管理应该是长期性的、常态化的、公开化的, 因为公共文化设施是不以营利为目的, 为社会提供的公共文化资源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 这种管理应该也应该符合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初衷, 即基于实现公民的基本公共文化权利而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具有一定社会约束力和感召力的规章制度体系, 呼吁相关政府部门做好职能分工, 充分整合各自的权力资源, 不搞“各家自扫门前雪”的断层服务行为, 更不搞公共文化场所的“圈地运动”, 这些都有悖于我们的社会公德和服务宗旨。一方面要维护公共文化设施的完整性和稳定性, 另一方面要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作用和文化价值, 让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从中得以满足。

这样说吧, 公共文化产品的产生好比一个孩子的出生, 孩子出生后, 我们还得继续为他提供衣食住行, 提供社会保障, 提供教育机会, 提供成长环境, 提供服务平台, 只有将每个环节都串联在一起, 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和效益的最大化。说简单些, 如果把孩子生出来, 然后却弃之荒野了, 后果可想而知。

N你“养孩子”的说法挺有意思, 也就是说不可急功近利。巩固完善公共文化设施, 尤其是基层公共文化设施, 需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 打“持久战”, 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到的事情。

最近看一个资料, 西方的一些大城市, 他们在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这一块的确是在用时间来积累和沉淀的, 比如巴黎, 现在是世界上人文气息最为浓厚的城市之一, 它的图书馆、博物馆、剧院等公共文化设施最开始都是王室私人所有, 法国大革命之后, 随着教育的普及, 逐渐向公众开放服务, 二战爆发前, 在如今的城市中心地带已经有相当规模。二战后, 巴黎文化设施的建设散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而现在, 这座城市的公共文化设施多达364个, 其中博物馆134所, 剧院141个, 市属公共图书馆64座。市民出门15分钟即可步入图书馆, 参与各种文化活动被看做是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人家为什么能做到这样一个程度?就是因为它能把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作为一种城市发展策略融入城市整体的发展思考当中, 它以一种渐进的过程, 经过日积月累, 取得了可观的效果。建设要有长期和短期两种时间跨度的考虑。它的成长经历了开发、翻新、再开发、再翻新和扩张等过程, 这是一种长期的建设;而对于阶段性的新区集中建设项目, 则采用短期的建设方式, 嵌入新的公共文化设施。并且, 它在交通的便捷性上有着强有力的支撑, 文化设施周边公共交通、地铁等交通方式多样, 可达性极强, 与城市很好地融合在一起。这些客观规律对我们的公共设施集中建设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养孩子”不容易, 养一个有文化有素质有内涵的孩子更不容易, 它需要全方位的整体考虑。

X我再讲一个故事, 大学的时候有个广西的老乡因作家梦而中途弃学北漂, 孤身在北京一边摆地摊卖书挣生活费一边坚持文学创作。有一天, 我接到他的一个电话, 说他在北京被假书贩骗走了身上所有的钱财。我问他下一步怎么打算, 他说只想找个地方猛踢一场足球, 然后找个人迹罕至鸟语花香的地方大哭一场, 以此泄愤。我问他住的地方方便实现这两个心愿吗?他沉默了片刻, 说自己住在北京六环以外郊区的农村平房, 附近没有看到他想找的地方, 偶尔看到个足球场也是按时收费的, 享用不起。我后来给他出了个主意, 叫他去北大未名湖, 因为他一没钱, 二没北京户口, 好歹未名湖是免费公开观赏的。后来他几经周折才到达北大未名湖, 心愿有没有实现只有他自己知道。

从这个真实的故事背后我想说的是, 即使是北京这样的国际大都市, 其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也是存在一定的盲区, 或许六环以内各个区域的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分布点相对比较广泛和均匀, 这个圆圈内的市民的公共文化权利自然能够更容易地得到实现。而六环以外的郊区农村, 公共文化设施的投入力度和延伸的方向也就相对较少和缓慢, 这需要一个过程, 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广西区内一线二线城市的公共文化设施近些年也已经在逐日改善, 人们的生产生活半径与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分布点也进一步地科学合理, 尤其在城镇和乡村一级, 随着返乡人口的增多和外来人口的涌入, 居民的数量也在逐年上升, 人们对精神文化需求自然也愈加强烈, 地方政府要聚集人气来刺激经济发展, 就必须要创造更好的生产生活环境。除了物质生活上的基本保障外, 精神文化生活的供给也必不可少, 甚至成为一个公民去留的决定因素。因此, 政府方面在加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财力支持外, 又实施了“千村万户文化惠民工程”等系列公共文化服务举措, 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的量和质都有所提升, 这就涉及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问题, 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 不管是有钱人还是贫困人, 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乡村, 每一个公民都有均等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受益权, 每一个地区也都享有公平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机遇, 只有从横向的空间概念和纵向的时间概念同步推进, 如同血脉一样遍布一个充满生命和活力的机体,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成果才能绑定一个地方的根基, 才能融入人们的生活。

N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发展及有效使用, 必将会有效地改变整个城市的面貌, 提升人们的文化生活水平, 同时也会带动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发展。随着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第三产业对城市化的驱动力增强, 文化对经济的带动作用正逐步凸显。人们不再局限于对物质的需求, 更多转向于对精神食粮需求的演变。在空闲之时, 人们更倾向于进行文化活动、旅游、文艺表演、健身运动、看电影等。而这些项目不仅可以拉动内需、拉动地方经济建设, 还可以满足国民对此方面的需求, 而好的文化活动、文艺表演、旅游项目、健身运动、电影不仅局限于对经济建设方面的贡献, 同时也是对国民整体素质提升的一种重要方式。

另外, 据我所知, 广西区内基本上每个市县都办有自己的“文化节”, 这些“文化节”名目繁多, 比如中国名猪 (陆川) 文化节、广西大化奇石文化节、中国都安密洛陀文化节、河池市铜鼓山歌艺术节、百色 (田东) 芒果文化节、贺州市首届客家文化节、桂林山水文化节、天下来宾·红水河文化艺术节、来宾盘古壮文化节、宾阳炮龙节、广西隆安“那”文化节、中国 (横县) 国际茉莉花文化节、北流陶瓷文化节、武鸣“三月三”文化节、巴马国际长寿养生文化节、东兰板栗文化节、宜州刘三姐文化旅游节、恭城桃花节暨恭城油茶文化节……这些文化节, 对公共文化设施的使用率极高, 比如图书馆、文化馆、文化广场等, 同时也吸引了很多游客和客商, 对当地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可以说, 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 对文化旅游、特色文化产品和市场的开发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发展空间。当然, 文化节会与其他节会不同, 不能“闹腾”了一阵子完事, 也不仅仅体现为对周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更重要的, 是对整个社会、一座城市的未来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一座城市沉淀下来的文化张力和经济张力。

X不可否认, 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刺激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利因素, 而这个地方的公共文化设施和固有的文化资源也为这一可能性提供了载体和资本。

不管是在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或者是在一般的城镇和乡村, 我们实施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人们的基本文化权益, 满足人们的文化生活需求, 进而改善人们的生产生活条件, 实现以人为本的理想目标。而在这个过程中, 除了完成公共文化设施原本应有的功能作用外, 还附带着正能量推动当地的第三产业发展, 激活了当地的文化市场、旅游市场和服务市场, 进而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这一结果既符合社会发展规律, 也顺应人类文明发展进程, 证明人们正在追求更高层次的生活, 公共文化的发展程度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同向发展, 相互促进。

举办文化节已成为一个地方文化建设和旅游发展的重要手段, 但文化节是否成功, 是否达到预期目的, 是否产生社会影响, 这些都跟公共文化设施投入有着紧密的关系。而事实证明, 一个公共文化设施越完善越发达的地区, 其举办的文化节活动也就能产生更加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因为它为地域文化的保护挖掘与市场包装提供了基础条件和发展渠道。现在有个问题是, 人们往往觉得自己已经足够聪明, 连“文化”这么抽象、这么客观的东西也可以随手创造, 轻而易举地标杆成为自己的文化符号, 然后明码标价地抛向市场, 这样的方式却往往适得其反, 人们不但没有享受到文化发展带来的福祉, 而且还会被这“自以为是”的游戏所误导, 对自身的精神世界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即使他们设计加工出了“文化”这个漂亮的外衣, 但忽视了公共文化设施这个必要的“模特”, 导致文化建设投入的功能丧失和市场疲软。

在区内我比较熟悉的一个文化节是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曾获得中国节庆大奖的“中国侗族多耶节”, 目前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十届, 秘诀就在于当地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投入不断加大, 不断创新。这个县城本身就是一个国家4A级景区“大侗寨”, 除了建有一般的公共文化设施外, 他们还注重侗族传统文化元素的外移, 把城镇化建设、民族文化发展、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三者绑定在一起同步实施, 5平方公里不足的县城内就建有被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长度最长的三江风雨桥、单体木构建筑物规模最大的侗乡鸟巢、世界第一高度的三江鼓楼、中国侗族地区最大的中国侗族博物馆以及民俗风情月亮街和多耶广场等, 这些独具民族特色的公共文化设施平时除了为人们提供文化生活便利外, 更为“中国侗族多耶节”的举办提供了有力的基础保障。今年第十届“中国侗族多耶节”活动期间, 共接待游客25.5万人次, 同比增长13.3%, 旅游社会总收入达8500万元, 同比增长15.2%, 这样一组数据足以折服那些藐视公共文化设施投入的地方。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 就是在11月12日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 “要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体制, 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下一步如何做好公共文化建设, 如何走好文化市场路线, 都值得我们期待和思考。

政治文化与公共政策 篇2

摘要:2011年7月23日晚上20点30分左右，北京南站开往福州站的D301次动车组列车运行至甬温线上海铁路局管内永嘉站至温州南站间双屿路段，与前行的杭州站开往 福州南南站的D3115次动车组列车发生追尾事故，后车四节车厢从高架桥上坠下。这次事故造成40人（包括3名外籍人士）死亡，约200人受伤。D3115次动车为杭州发往福州，杭州发车时间为16时36分，全程约为740公里。D301次动车则由北京南发往福州，北京发车时间为7点50分，到达福州为21点26分。温家宝总理2011年7月28日上午实地察看事故现场并召开中外记者会。事故遇难人员赔偿救助标准为91.5万元。温州动车追尾不仅是一起事故 关键字:动车 追尾 原因 思考

正文: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有关高铁争议不断，但除了晚点和停开之外，谁也不会预料到同样作为高速运输工具的动车会发生如此严重的生命事故。在人们的印象中，所有交通工具里，火车理所当然应该是最安全的，它有自己专用的轨道，不用像汽车一样必须面对拥堵的车流，它也不像飞机漂浮在万米高空上，因为有陆地作为保障。可是为什么，这么严重的伤亡事故还是出现在了动车的身上，出现在了我们的身上？

我们所唯一知道的原因是：D3115次动车遭遇雷击之后失去动力，在缓慢行驶的过程中，被后上的D301次动车追尾撞上，导致列车脱轨多节车厢翻落铁路高架。如果只是因为雷击这样的不可抗力而造成事故，那么我们只能将怒火烧向不开眼的苍天——苍天已死。可除此之外，这起小概率悲剧事件的发生就没有别的原因了？

一团疑问挥之不去，为什么避不开雷击?调度中心在干什么?工作人员干嘛去了?我们的问责制呢? 无论列车追尾是天气原因、设备故障或调度系统失灵所致，都表明动车运行安全出现了严重纰漏。列车运行发生问题，当然与铁路部门的运作和管理出现漏洞直接相关。正如浙江省委组织部长蔡奇所说：“这么大的事故，怎能归咎于天气和技术因素？”

发生于温州境内的“7·23”动车追尾特大交通事故，已导致35人死亡，210人受伤。事故发生不久，有乘客在微博上发出求救信息，随即在网上形成舆论关注热点。24日，铁道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初步了解，事故原因是雷击造成设备故障导致的。

类似说法，人们并不陌生。本月上旬，京沪高铁刚开通，短短四天内就发生了三起停运事故。其中发生于7月10日的接触网故障，就是因为行经路段供电线路遭受雷击所致。这不能不让人质疑，为何中国高速铁路如此脆弱，不堪“雷”击？

照理说，动车、高铁运行必须要有很好的避雷防护装置，而在如此短时间内却连续发生类似事故，这究竟说明了什么？相应地，一旦查明事故确为上述原因引起，铁道部门还必须回应如下疑问：这究竟是发生事故地段气候实在恶劣，还是相关防护装置和技术不过关，这才导致了悲剧发生？不得不说，即便气候恶劣程度超乎想象，这也只能说明国内相关技术尚未达到高速铁路实际运行所需水平。否则的话，这种遭雷击导致列车停摆的状况，不要说设计上应当“50年一遇”，最起码也得“10年一遇”。

设备故障导致列车停车，并不是发生追尾的充分理由。列车在一条铁轨上跑，紧开慢开都需要服从调度，并采取相应防追尾技术手段。据介绍，我国拥有自主研发的自动闭塞系统，足以防止动车追尾。可为什么，事发前这套系统完全没有起到应有作用？前方动车停开后，后面列车为什么不仅未收到预警，反倒一路狂奔，冲向前方动车？这究竟是因为时间来不及，还是因为预警通讯系统发生故障？必须说，在现有技术手段下，时间来不及完全不能成为理由。那么，为何通讯系统不起作用后，调度部门没能启动其他安全预案，而是眼睁睁地让惨剧发生？据悉，前方列车D3115停车时间长达25分钟。在这么长时间内，铁路部门都做了些什么，或者什么都没做吗？

悲剧发生后，上述疑问让人们感到十分困惑。要彻底揭开谜团，恐怕只能等到事故调查结果出来。但这还只是关于事故本身的疑问。这里还有必要指出，温州列车追尾并不仅是一起交通事故。无论列车追尾是天气原因、设备故障或调度系统失灵所致，都表明动车运行安全出现了严重纰漏。列车运行发生问题，当然与铁路部门的运作和管理出现漏洞直接相关。正如浙江省委组织部长蔡奇所说：“这么大的事故，怎能归咎于天气和技术因素？”因此，彻查事故原因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起事故还应引起人们对铁路运行管理体制的深层次思考。

近些年来，中国高速铁路发展迅猛，一跃而成为世界高速铁路“大国”。然而，作为国内唯一政企不分的产业，中国铁路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发生了大量的制度性问题。去年以来，铁道部部长刘志军，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副总工程师张曙光等高官纷纷落马，正是中国铁路管理体制“有恙”的标志性事件。一个政府部门既充当行业监管者又直接参与市场运作，其中弊端不言自明。事实上，政府高层及铁道部并非没有洞悉其中弊端，无奈沉疴日久，部门利益纠葛太深，致使相关改革迟迟难以提速。

据报道，铁路体制改革步履缓慢，部分原因在于相关部门提出，当前铁路仍然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而且体制变了会影响协调问题，最后影响运输安全。但所有这些理由，在现实面前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事实上已经成了“集中权力搞腐败”的代名词。铁路体制改革会影响协调以及运输安全等说法，不仅在理论上难以成立，而且因为“7·23”特大交通事故的发生，也已显得不堪一击。这起事故表明，权力的集中并不能保证铁路运行的安全顺畅。相反地，由于权力过于集中，反倒可能导致管理不善与监管缺失，从而酿成更多悲剧。

今年4月底，新任铁道部长盛光祖就指出，铁道部目前存在的问题是，权力过于集中，企业经营机制不活，不利于铁路走向市惩改进运输服务。这也表明，让政府归于政府，企业归于企业，这是铁路体制改革的第一步。而前不久发生的京沪高铁停运事故，以及刚刚发生的这起动车追尾特大事故，使得加快迈开改革的这一步，显得尤为迫切。随着这起事故救援工作进入尾声，这些问题值得好好地讨论与反思了

小伊伊那只微动小手，点亮了她生命的奇迹。7月24日下午傍晚，在被困20小时后，2岁小女孩项伟伊被成功救援。7月26日，项炜伊的主治医生陈星隆介绍，孩子的生命体征恢复得很好，按照目前恢复的程度，应该不会考虑截肢，其他各器官功能还需观察。2011年7月27日...上午最新消息小伊伊已经开始进食，造血功能恢复到90%以上……

这几天小伊伊牵动了无数人的心，从父母在危机时刻的瞬间生命的保护到小伊伊奇迹般生还.从特警队长邵曳戎反对“把车厢吊起放到地上清理”坚持在铁轨清理到消防战士项阳、陈辉、姜建序、范波涛参与营救，从解放军118医院抢救过程中院方全体医务工作者努力创出的奇迹到护士在病床边对项炜伊进行心理安抚；从媒体的跟踪报道到到播报动车事故央视女主播秦方播报“失控”泪洒荧屏…….，让人们相信真情无处不在，这是爱的涌动…..这是爱的接力…….这几天从各大媒体和舆论界我们看到的是一边倒的问责、谴责、指责……，事情已经发生了，工作还要继续，生活还要继续，我想逝者在天之灵更希望看到的是他们用生命换来的血的教训不能再发生，他们更希望总结、反思.....反思之一：速度与效益。速度与效益同样重要，要两手并进一起抓，要借鉴参照国外的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模式，洋为中用，找出适合中国的切实可行的办法。中国的铁路确实是长期困扰人们的问题，由于铁路票价低成为国内运输乘客的重要载体，每次到各个大城市的火车站，总是人头攒动，人满为患，特别是节假日，一票难求更是经常的事；毫无疑问京沪高铁连接我国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和正在崛起的环渤海经济圈，将上海和天津两个国际航运中心连为一体，加快了两地人员、资金、技术的交流，对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和沿线地区的开发和经济社会发展将起到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

反思二：责任与安全。“安全责任、重在落实”，企业要切实可行的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组织体系的建立,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落实执行情况，定期召开安全例会，加强安全教育，在关键部位张贴警示标语，组织定期安全检查，制定企业应急救援预案，加强要害部位的事故、消防保卫、食品卫生、劳动保护的管理，责任到人，严格执行领导值班管理制度，责任落实到人和执行到位。

反思三：个人特质与岗位匹配。深刻理解胜任素质，调整每个人的动机，发掘每个人的特质，切实有效地将每一位员工的特质与岗位匹配起来，使你成为卓越绩效者。如果员工在企业里找到了与自己的职业兴趣、个人特质相吻合的岗位。因为工作辛苦，生活不规律，加上经常熬夜，疲劳驾驶，待遇也不高，所以火车司机岗位在铁路部门被称为人间炼狱，在铁路上工作的没有几个愿意干的，所以在高温季节更应该关心员工的工作生活。

反思四：运营与运营管理。以运营安全为核心、夯实企业安全运营基础；做好每次行车数据全程记录、超过规定安全速度后超速报警提醒、驾驶员疲劳驾车路程监控并 自动报警（即设置疲劳驾驶时间后），GPS自动报警，换班监控，在双驾驶员超长途客车通过拍照识别驾驶员是否换班、停车管理、防拆机保护，监控中心值班人员利用电子地图平台通过电话或者语音播报给司机人工导航帮助，营运车辆GPS车辆定位系统。

反思五：安全与家庭。让员工意识到个人小家与社会大家庭的关系，紧扣安全和家庭关系这条纽带，使员工意识到安全是和谐企业的根基，安全是家庭幸福的保障，发生事故不仅给企业造成损失，而且给家庭和亲人带来痛苦，甚至造成悲剧的发生。

微博与政治公共空间 篇3

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必须把自己在台面上的和台后的行为作出区隔。在亲戚、同事、朋友，以及在不同的公开场合，我们的表现需要与这些场合中大家期待的表现方式相符，否则会给自己和其他人都带来很大的麻烦。比如，你在一个聚会上碰到一个人，不但是话不投机而且人也不怎么样。回家后，在家人面前你怎么骂这小子都没有关系，但是在聚会中你就必须保持做人的礼貌。如果你在聚会中毫无顾忌地当着大家把该人数落一番，大家就会觉得你很不懂道理。

前台行为和后台行为的区隔是我们社会文明处事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但是在微博的公共空间中前台行为和后台行为的界限不再清晰。微博中的言论是面向社会的，它们本来应该是前台行为。但是微博中许多人并不在自己熟悉的圈子内混，不少人的真实面目我们完全不清楚。这些人因此能在微博中动辄破口大骂，而不怕受到惩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微博公共空间的出现把人类的许多后台行为前台化了，这就是微博语言暴力趋向背后的结构性原因。

从微博公共空间的这些性质可以推出的结果是：微博平台一方面缺乏现实社会中的礼仪和权威关系的约束，而另一方面却特别容易在网络公司、金钱等等的操纵下迅速形成虚假舆论和权威。从一定意义上说，在微博公共空间中，人们的表现会接近于勒庞所描述的“乌合之众”，他们一方面表现得特别不服从权威，另一方面又在操纵下特别容易对权威产生崇拜甚至盲从。微博中的狂热之士很像“文革”中的红卫兵：一方面喊着打倒一切、怀疑一切；另一方面喊着谁敢反对某个权威我们就打倒谁。

弄清楚了微博的性质后，我们把视角转入另一个面向，即微博中大量出现的各种讨论和争论，其本身具有什么性质？

简单讲，除了自然科学知识外，这世界上存在的大多数知识都属于对错非常难以讲清楚，或者说是属于没有简单意义上的正确与错误可言的价值观、意识形态范畴的东西。既然微博上的许多讨论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讨论，这些讨论就会服从意识形态权力的一些基本特性。

与本文有关的意识形态权力的特性有两个。第一是意识形态层面上辩论出输赢的不可能性：两个信仰不同宗教的人士辩论，结果往往都会觉得自己赢了。除非用强制手段，简单的说服是难以改变另一个人的价值观的。第二是价值观社会存在的自然多样性：一个人所持的价值观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他的经历和性格所决定，不同的经历和性格自然就会导致人们采取不同的价值观和对同一价值观作出不同理解。

意识形态权力的这两个特征决定了微博公共空间争论的基本特点：鸡对鸭讲，自说自话。比如最近作家代笔问题在微博上引发的争论。

我本以为这一场争论的核心是真假问题，而不是价值观问题，是比较容易说清楚的。但我马上发觉支持作家的人士大致可分为相互重叠的三类人士。第一是原教旨自由主义者。这些人士认定作家是盟友，并认为打假是政治阴谋，是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真假问题。第二就是作家的“粉丝”。不读大学就可以当作家、收入不菲还可以打扮得很酷的生活令年轻人羡慕，维护作家对他们来说，犹如维护宗教信仰一般是他们的责任。第三就是一些缺乏常识的人，对于这些人来说，什么奇迹都可以发生，常识简直就是对他们认知的亵渎。这三类人的存在把一个简单的问题搞得十分复杂，让那些自认为通过展现大量“客观”事实就能说服大众的人士大跌眼镜。

我举上面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一旦加入意识形态层面上的东西，哪怕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在网上要取得共识也是不可能的。意识形态性质决定了微博上的讨论具有一种原生的混乱多样性。问题是，在不少话题上，微博中的讨论却又能形成巨大的舆论一致。这是为什么呢？

我认为，决定当前中国时代性思维方式的最主要特征就是由几个原因而导致的社会共识的缺乏。

比如，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儒学。但儒学赖以生存的制度性基础，如科举制、宗法制和宗族制，都已经被革命洪流彻底摧毁。在当今中国，儒学已沦落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哲学体系或意识形态，而其他宗教与伦理体系也没有取儒学而代之的能力。因此，宗教尚不能为社会提供主流价值观。

比如，中国当代中学和大学人文教育方向不明。这两年我们在搞人文教育，核心课程。西方的核心课程背后的动因很简单：灌输西方现代社会中占主流的理性精神和人文主义精神。但是在中国，我们的人文教育到底要教什么东西？中学和西学之间应该是什么关系？我们学校和国家的关系应该怎么定位？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中学和大学人文教育方向十分不明确，因此也很难为建构主流价值观作出贡献。打开天窗说亮话，当前中国的大学就其本质来说只不过是学习和模仿当代西方技术的技校而已。

比如，当前中国的主流媒体在若干重要领域其报道得不到国民的尊重，他们因此也不能在这些领域为主流价值观的建构作出贡献。

这几个因素和其他因素加在一起，造就了当前中国民众的主流政治思维特征：反权威、民粹和缺乏基本常识。

微博的性质和意识形态的性质在民众的这一思维方式下得到了如下的体现：

第一，在当前中国的微博中，即使是最为简单的争论也几乎没有取得共识的可能。因此，微博上一旦产生大论战，只有自我感觉良好或者心理状态受外界影响较小的，或者思维相对偏执和头脑简单的才能在微博中坚持下来。

第二，在反权威和民粹思潮成为主流的情况下，在社会缺乏基本共识的背景下，谁敢在微博中打擦边球、诉诸民粹，谁就能通过操纵民意而做大。其实当前出现的不少打擦边球行为实际上只是在消费大众思潮。在当前中国，有消费国家体制的，消费自由主义的，消费民族主义的，消费左倾思潮的，消费民粹的，应有尽有。这市场实在是太大了。可以预见，一有风吹草动，微博就会成为传播信息和谣言的阵地。

动荡之后，缺乏学习能力的“精英”当然会进行“反思”，甚至是对以前的天真的想法和行为表示后悔。但是在后悔的同时，他们中的各路人马马上就会继续带着一种教主和消费民众的混杂心态为中国的出路继续提出各种天真的设想。

政治文化与公共政策 篇4

一、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后果

企业的经营业绩可以通过选择会计政策来实现, 但是这也会影响到其他相关者的利益。会计规范中有很多种选择可以供企业选择, 从而为企业争取更大的经济利益, 进而导致经济后果的出现。

从一些公司利用会计选择而实现利润操纵的例子中就可以看出, 在选择上也会出现不好的结果, 想要用政策选择作弊来提高业绩。以下是几种政策选择中的常见情况:企业会为了实现近三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标准, 使其不低于百分之十的配股资格线;为了实现不受到特别处理或者是企业摘牌的处理, 而作弊保持微利的现象;为了防止受连续亏损的特别处理, 通过作弊可以营造出转亏为盈的表象, 特意在本年亏损上加大数额。这些都是企业为了躲避市场监管, 为了形成自身有利局面而形成的经济后果, 在和政府监管部门以及其他企业博弈中的一种常见表象[1]。因此为了实现会计政策选择的规范操作, 保持市场经济的秩序, 政府就需要帮扶相关的法律、法规, 以此来领导和规范企业在会计造成选择上的行为。

二、企业会计选择的政治成本

(一) 寻租成本

寻租者会从政府的手上获得某种特权, 并以此来实现获利, 而在实现寻租行为的时候就会产生寻租成本, 其过程也是谋求会计政策的制定和选择权的过程。而寻租者对会计政策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对会计准则的制定权和选择权上谋求, 也就是说要谋求制定权。如果制定权分配结束, 寻租者就只能在制定好的准则中, 选择其中最利于自己利益的某项政策来具体实施。

(二) 税费管制成本

企业会计政策对税收的影响分别为对资产计价方法的选择以及对损益的期间确认以及会计政策和鼓励变更对损益的调整。无论是哪一方面, 企业必定会挑选税负最小化的会计政策。比如在遭遇通货膨胀时, 企业会为了节约税费, 而选择后进先出的存货发出计价方法。在这种情况下, 税费管制成本也让使得企业挑选降低收益等有益于自身利益的会计政策。

(三) 社会契约成本

企业会计准则也是一种社会公共契约, 因此如果单方面由市场主体进行讨论和制定, 就会使得其在推广时受到阻碍, 无法让社会各方达成共识, 公众的接受度也会降低, 进而导致成本升高, 使得制度选择无法体现出其效果, 甚至无效。因此在制定时, 就应该由政府或者其选定的机构参与制定, 否则市场主体环境所具备的一些特点是政府无法全面认知的, 因此为了保证制定的有效性, 政府就可以采取宏观控制制定, 将其余的制定权教给市场主体, 来提高制定的效率。

三、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启示

(一) 会训政策选择过程实质上就是社会上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过程, 这个过程也实现了对会计政策的不断优化, 因此是必须要经历的过程。企业会计政策在制定以及选择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有限理性的特点, 在实际中就表现为市场主体钻营、牟利和准则制定机构防范、堵塞的反复博弈过程, 但是经过反复的博弈, 可以促进会计准则更好的发展, 逐渐提升社会的公认度, 从中也可以看出对社会公平的改善以及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的改变。

(二) 在制定和选择中, 也是利益相关者在经济和政治利益中博弈的过程, 会计选择则贯穿始终。每个利益相关者都会以自身的利益为基点来选择会计政策[2], 因此在选择的时候, 企业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会计政策, 来增强自己的竞争力, 进行博弈, 因此企业会计的选择和制定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动态的博弈,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会计理论也在不断的进行优化, 也不断提高会计实物的水平。

(三) 会计政策制定时应该要保证决策的民主性, 因为在制定和实施方面, 相关的利益集团都会以有利于自己企业的会计政策为先, 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之间会进行博弈, 因此要使制定出的会计政策得到更好的实施和认可, 就需要保证过程的民主性, 我国在准则制定方面还缺乏健全的程序, 这就使得过程中的民主性不能够得到有效的保证。比如, 企业的最大债权人是银行, 但是在制定会计准则时却没有将银行也加入制定者中, 使得会出现企业利用会计政策的选择来躲避违反贷款合同的约束的问题, 使得银行的利益受损。因此政府在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中应保证民主性, 对企业的选择要进行适当限制, 这也是会计准则制定者需要注意的地方。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 在企业会计政策的制定和选择上保证民主性, 就需要对企业的选择范围进行适当的限制, 在各利益集团博弈中, 也需要注重这一问题, 不断优化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过程, 提高会计实务的水平。

参考文献

[1]戴奉祥.浅谈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后果与政治成本[J].财务与会计, 2011 (01) .

文化政策与公共文化服务 篇5

文化政策要成为公共文化服务提供者和接受者之间信息沟通的平台，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交互性。针对公共文化服务普遍存在的供给与公众需求脱节这一严重问题，在政府主导的框架内，突出“按需供给”的理念，进一步改变现行公共文化资源供给“自上而下”为主的决策机制，建成政府主导与民众需求相结合的公共文化资源供给机制。文化政策应发挥博弈平台的作用，使公共文化服务既体现政府的文化引导功能，又辅以必要的制度设计，吸引广大公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如，以参与、自治、共享为理念，建立比较成熟的公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组织形式及程序;构建社会多种机构进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准入制度，发挥其公共文化服务功能;探索专业性文化资源的共建模式，实现公共文化供给服务的有效性。 第三，文化政策要立足于公共文化服务的均衡性。

公共文化服务的均衡性体现在诸多方面。要以文化政策引导，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和目标，注重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的均衡共享，如整合图书、节庆、展览、群文演出活动、教育、人才等多种资源实现共享;要注重公共空间的结构均衡，如博物馆、公共图书馆、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和文化广场等在一定区域内分布均衡，并且其内部空间也要结构合理以利于发挥其服务职能;注重文化服务对象的结构均衡，要逐步改变当前公共文化服务对象集中为中老年赋闲人群的状况，服务要向青少年倾斜，向城市的流动人口倾斜，逐步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全面覆盖。

文化政策与文化法律的关系 篇6

关键词：文化政策；文化法律

一、什么是文化政策

在中国，政策是政党、政府、行政机构等组织为了完成特定目标所采取的行动的一种表达形式。政策中有关文化管理的行为规则就是文化政策。文化政策是对文化领域采取的政策措施，指一定时代，一定社会条件下，对文化领域所颁布的相关规定、规划、条例、规则、办法、决定、指示、意见、通知、公告、文件等。

党的文化政策，例如《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1）。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增强我国文化的总体实力，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提高国际影响力”。

最高人民政府的文化政策，即文化行政法规，国务院为领导和管理国家各项行政工作，根据宪法和法律，并且按照《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的规定而制定的文化法规的总称。其重要特征是原则的指导性或灵活性，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并且长期适用的政策，通过法定程序可以转变为法律，即政策的法律性倾向。例如，《文化产业振兴规划》（2009），《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17号），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与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2016），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2014），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实施绿色印刷的公告》（2011 年 10 月 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令第56号，2015年12月17日发布），2013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规范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上报成果的规定（暂行）》。

地方政府文化政策，地方政府及地方政府的组成部分制定的文化法规的总称。例如，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内党发〔2012〕10号）。

二、什么是文化法律

在中国，法律，立法机关，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依照法律程序制定、修改、废除。重要特征则是具体的细节性或固定化。在法律中，那些尚无程序法相配套缺乏可操作性，对社会生活主要起指导作用的法律，实际上起到了最高人民政府政策、行政法规的作用，即法律的政策性倾向。法律中有关文化管理的行为规则就是文化法律。

国家文化法律，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法》《人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地方文化法律，地方立法機关，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或认可。例如，2016年5月30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按照《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先照后证”改革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意见》要求，修改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市场管理条例》将第十二条修改为：“从事文化经营活动，应当提交申请书和《营业执照》等有关材料，经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发给《文化经营许可证》；按照国家规定需要领取《安全合格证》《卫生许可证》的，应当持《文化经营许可证》到公安、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办理。”

《宪法》第100条规定：“省、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们的常务委员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效力不能及于全国，而只能在地方区域内发生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在当代中国，地方性法规是一种数量最大的法律渊源，包括一般地方性法规与特殊地方性法规。地方性法规数量大幅增加，现行有效的8000多部地方性法规来看，不论在总体数量上，还是在实际功能上，都确立了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独特地位。

三、文化政策与文化法律的关系

文化政策与文化法律在形式上有某些区别。法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改废。地方法律由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改废。

文化政策与文化法律，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人人都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2000 年）对最高政府政策即行政法规与法律的界限作了区分。法律可以规定一切事项，且有些事项只能由法律规定。行政法规只能规定三类事项：一是为了执行法律而必须规定的事项；二是宪法第 89 条规定的属于国家行政管理的事项；三是在制定法律不成熟的情况下，由国务院先立法的事项，但这类事项必须通过法律授权解决。

中央立法权限得到凸显，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法》等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内，行使有限的立法权。2015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立法法的决定，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20号主席令予以公布。这是立法法实施15年来首次修改，“进一步明确地方立法权限”。

参考文献

[1] 张淑芳. 论行政法规与行政法律的界限[J]. 比较法研究， 2012年02期

[2] 立法法修正案草案通过 修改前后对照表（全文）

http：//www.guancha.cn/FaZhi/2015_03_19_312849.shtml

[3] 向立力. 地方立法发展的权限困境与出路试探[J].政治与法律， 2015， （1）： 68-78.

[4] 杜汉泽，周秀光. 政策与法律关系若干问题的思考[J]. 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 1992， （1）： 63-66.

[5]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2016-06-06 09：14：02

http：//xhpfm.news.zhongguowangshi.com：8091/v200/ newshare/877680？channel=360

政治文化与公共政策 篇7

一、构建新农村文化中公共服务体系的必要性

构建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建设新农村文化方面的一个重要内容, 而发展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繁荣社会主义文化,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大意义。

构建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提高农民素质, 发展农村生产力的有效途径。现代的三农问题仍然是国民经济的重中之重。农村生产力落后, 发展缓慢, 农民知识技能有限, 农村条件落后, 可持续发展后劲不足等成为了制约新农村建设的种种因素。生产者作为发展生产力的主导者, 应全面提高生产者的素质和意识, 带动农村生产力的发展。通过在农村中实施政策文化的引导和基础设施的建设, 加强了农民的素质意识, 增强农民的生产力发展知识, 为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源动力, 直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构建新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促进新农村文化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文化发展以经济为基础, 经济发展促进文化的先进性发展。要想构建新农村文化, 就得从经济抓起, 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随着服务性质的公益体系日益完善和先进文化的传播普及, 农村的文化得以洗礼, 先进文化氛围得以提升, 营造了和谐发展的文化氛围, 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搭建了理想之屋。

构建新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加强政府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随着人民物质生活的改善, 农民对精神需求表现更为明显, 加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影响, 农民的生产生活不再属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影响下, 农民日益萌发了想享受健康科学的新生活理念, 文化需求不断提升。况且, 公共文化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 通过它的实施能反映政策方向和党的执政方针, 它的实施情况如何直接影响到我党执政能力的高低。因此, 构建新农村公共服务体系, 不仅满足了农民的心理需求, 也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提高了政府的执政能力。

二、目前构建新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困难

首先, 落后的农村文化服务资源是阻碍新农村服务体系构建的一大难题。不仅如此, 农村的现有文化设施少之又少, 陈旧落后, 难以发挥其文化功效。特别在乡镇和村寨地区, 文化设备简陋甚至缺乏, 教学教学用具落后, 服务设置系统低级, 缺乏群众文化培训等现象较为严重。

区的文化建设, 实现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 发展并完善农村文化建设。

(五) 建立健全农村文化人才的选拔、培养和使用机制, 建立和组织一部分专业文化骨干, 并对农村有着深厚感情, 愿意为

其次, 农村人才资源匮乏, 且素质不高。在服务性质的公共服务体系中, 人才是至关重要的一块。公共性文化服务人员不具备专业的技能和知识系统, 且素质偏低, 年龄较大, 专业知识不适应现代科技的要求, 且没有专业的骨干培训等等原因是造成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过程中的一大瓶颈。

再次, 经费投入不足, 文化发展滞后。农村的有些地方物质生活仍然存在困难, 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在文化服务体系上原本就苦难重重, 加上投入文化服务经费偏低, 公共服务系统就严重滞后了。这不仅造成了农村地方的文化落后, 还造成了城乡文化发展水平的不断扩大。

最后, 公共文化管理体制、机制不适合服务体系的健康发展。从体制上来讲, 由于农村乡镇是全国的基层单位, 资金较少, 经济落后, 乡镇文化发展的目标定位于求生存而不谋发展, 对服务体系不重视。从机制上来讲, 乡镇由于落后的人才资源、陈旧的服务设施等因素造成服务人员的积极性不高。

三、构建新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议

加大经费投入, 发展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充足的经费投入是建设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基础和前提, 然而目前的农村服务性质经费投入远远不足, 制约了我国农村的公共文化建设。加大投入, 是政策支持, 基层政府重视, 农民共同参与的大工程。只有落实好文化资源流向农村, 基础设施健全先进, 农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 才能将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弘扬起来, 受农民受益。

加强服务设施的建设, 形成完善的农村公共服务系统。目前, 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城市居民的社会生活也呈丰富化趋势发展, 而农村的文化生活显得更为难得。只有将经费投入到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上来, 才能建设完善的服务性质的公共服务体系, 减少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 创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氛围, 丰富农民的生活。

加强人才培养, 提高服务人员专业知识和农民的参与意识。新型的服务设施需要专业的服务型人才进行管理和运用, 健全的新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也需要专业人才参与和支持。人才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培育一支优秀而实干的干部队伍, 置身于新农村的公共服务体系中去, 是新农村文化与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途径。

此外, 还要提高农村服务人员和村民的意识, 创新公共文化服务形式, 将科学的管理方式和技能知识投身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 切实为农民服务, 提升农民生活水平。只有全民达成共识, 将精神文化放在重要位置, 重视其发展, 才能为共同构建新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添砖加瓦。

摘要：自古以来, 三农问题是建设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重中之重。建设新农村文化与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密不可分, 是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繁荣社会主义文化,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和使命。本文从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出发, 分析了其重要性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 并提出了建议措施。

关键词：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参考文献

[1]李颖.新农村文化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J].大众文艺, 2011. (06)

[2]张翠英.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之我见[J].文化月刊, 2009, (07) .

[3]郭丽君.加强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J].大众文艺 (理论) , 2009, (12) .

[4]赵秀英.论乡镇文化站在农村公益文化建设中的作用[J].文化月刊, 2009, (11) .

论传统政治文化与当前政治改革 篇8

一、传统政治文化中对当代政治改革有益的成分

(一) 民本文化。

“民惟邦本, 本固邦宁”, 民本论是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题之一, 从盘庚的“重民”、周公的“保民”、孔子的“爱民”到孟子的“君舟民水”, 经过汉唐、两宋, 民本文化在清朝几近完善。民本文化受到历朝统治者的重视, 总体来说, 历朝各代统治者都对民众在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并吸纳各代思想家的重民思想, 不断将其转化为实际政策, 使社会、经济发展达到盛世局面。例如汉文帝的“三十税一”的爱民减税政策、唐太宗的轻徭薄赋政策以及明朱元璋的安民、恤民的宽和政策等。

(二) 吏治思想。

官吏是皇帝管理地方的载体, 也是皇权在地方的象征, 我国古代统治者历来十分重视吏治, 明朝宰相张居正有言“安民之要, 惟在于核吏治。”传统政治文化重视吏治的思想, 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可以借鉴的内容, 具体表现为:在官吏选拔上, 主张任人唯贤、选贤任能;在官吏教育上, 提倡正己修身、尊君重道;在官吏职责上, 强调执政清廉、爱民如子;在官吏考核上, 重视监督制约, 赏罚分明。另外, 我国传统统治者为了加强对官吏的管理, 维护其统治地位, 还会从自身角度做出表率, 比如隋文帝一生勤俭, 严于律己;唐太宗从谏如流、破格录用等;另外统治者还会借助民众的力量来监督制约官吏的行为, 比如朱元璋鼓励民众赴京告奸的措施等。

(三) 修身文化。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 修身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它被称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起点, 历来为历代学者与统治者所宣扬。修身文化强调个人修习, 注重理想人格的塑造, 强调个人品质在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修身文化的内容强调个人要“志于学、勤于思、躬于行”, 同时要“慎独”, 注重时常反思自己的行为, 即使单独一个人时也要保持思想行为彻底的一贯性。修身的外在标准是中庸之道, 在行动上是儒家孝、忠、知、信、仁、义等;在对待矛盾事物上要求“执两用中”;在言行上表现为要留有余地。通过这一系列的努力, 最终将人塑造成志高而行洁、具有社会责任心的君子形象。

(四) 变革思想。

变革思想是在总体上趋于保守的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璀璨智慧, 其认识论基础是中国朴素的辩证法, 早在《周易》中便出现了变革思想的光芒。《周易》中提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处于“苟日新, 又日新, 日日新”的不断发展变化状态中, 变化中有一个基本的规律叫做“穷则变, 变则通, 通则久。”而《庄子·天运》更进一步地指出“礼义法度者, 应时而变者也。”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 我国历史上出现了很多变法运动以及政治调整思潮, 特别是在近现代史上更为明显, 仁人志士们为挽救祖国与民族危亡所进行的所有变革的努力, 与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所强调的变革思想不无关系。

二、传统政治文化中阻碍当前政治改革进程的因素

(一) 权利主体意识的缺失。

“中国传统社会, 轻个人而重家族, 先家族而后国家, 故中国社会以家族本位为特色。”[2]所以, 对家族、对国家的责任与义务成为传统社会作为个体的个人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在实际生活中, 以这些责任与义务的践履为标准, 并结合儒家所倡导的尊卑有序的社会伦理秩序, 传统社会结成了一张适用于整个社会的、以忠孝为核心的伦理道德系统网络, 这个网络中的每一个个体均以义务主体的形式存在, 对内以“孝”为原则服从于家长的专制, 对外则以天子“子民”的身份无限忠于皇权。这种权利主体意识的欠缺, 造就了传统社会一大批政治冷漠群体, 他们忘记了自己本应具有的政治权利, 不善于权利的表达与维护, 对于政治权力和政治官员有着发自内心的心理恐惧与敬畏, 从而使我国传统社会极易陷入专制的怪圈。

(二) 政治制衡理念的无力。

政治制衡观念的核心理念是政治上的调节与均衡, 不同于西方的“权力制衡”, 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制衡理念着重强调“理想政治原则以及道德原则对于政治权力的制约, 我们姑且称之为‘道义制衡’”。[3]“道义制衡”观念在承认传统等级差别和君权至上的前提下, 要求群臣百官以道义原则为依据, 对君主的行为采用进谏等方式对君主的行为进行道德劝说, 从而达到矫正君主不合理政策、规范政治运作的目的。然而, 政治制衡理念不仅在于思辨, 其价值更多地在于它的实践性与可操作性, “道义制衡”就其本质而言不过是下级对上级的道德规劝, 而不带有任何的强制力, 规劝能否起作用的决定权仍然取决于上级的主观判断。总体来说, 传统政治文化中的道义制衡理念是行不通的。

(三) 权力观念和官僚主义。

我国古人历来对政治权力有着发自内心的敬畏, 这种权力观念首先认为权力可以私有化, 拥有权力就可以用手中的权力争取自身利益的实现, 权力的行使可以不受监督、不受限制;权力观念其次表现为官本位意识, 即认为官员是社会中最崇高的职业, 官员身份是社会地位的象征, 官员理所当然可以拥有不同于常人的特权。这种权力观念反映在官场中就形成了官僚主义, 在官僚机构内部有着严格的等级权力制, 实行从下到上的层层集权, 从上到下的层层控制;同时, 我国古代官僚机构不仅掌握着国家的执法权, 更重要的是, 它同时掌握着立法权和司法权, 不仅是社会生活的管理者, 而且是社会和人民的统治者。权力观念和官僚主义造成了传统社会的集权与人治高于法治, 权力滥用现象普遍。

(四) 亲缘政治的发达。

亲缘政治是传统中国特有的政治文化现象, “在传统中国, 孝亲义务的政治目的化使得义务主体履行孝亲义务的自觉无限扩张, 渗透到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这是一种‘极度扩张型的亲情义务观’。”[4]在这种义务观的指导下, “学而优则仕”成为为家族谋利益的手段, 于是“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 一旦踏入官场, 就免不了对其亲人的提拔与任用, 就免不了为其家族利益的考虑, 免不了关系政治。亲缘政治的发达, 造成了多方面的后果, 一是大大降低了政府运作的效率, 造成了政治资源的极大浪费;二是损害了政府及其官员在公众心目中的公正权威形象, 丧失了其公信力;三是扭曲了读书人为官的最初目的, 并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寻求报国的读书人的积极性;四是造成整个政治运作系统难于防范和治理的腐败, 形成恶性循环;五是加剧社会矛盾, 增加国家政治运行中的不稳定因素。

三、建立与政治改革相适应的新型政治文化的路径选择

(一) 在新的背景下, 对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优秀因子进行新的阐释。

我国目前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 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取得辉煌成就的前提下进行的, 新政治文化的建设也必须符合这一历史进步条件。所以在吸纳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的同时, 还要注意将其放到新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下对其进行新的阐释, 与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相适应。例如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民本文化肯定了人民群众的重要地位, 但其在公民参与政治方面则比较欠缺;吏治思想虽然给予官吏管理以足够的重视, 但管理思想是建立在集权和人治的基础上, 法治意识不足;修身文化培养了很多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 但其对人的主观能动性, 特别是创造性重视不足;变革思想认识到了与时俱进, 但却有些保守。这些都是我们对传统政治文化的优秀因子进行新的阐释时必须注意的。

(二) 强化公民权利主体意识, 建设公民参与型政治文化。

我国政治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公民进行广泛的政治参与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建设公民参与型政治文化是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的思想基础。在建设公民参与型政治文化的过程中, 政府应有目的地对公民加强以政治参与为主题的教育、培养、组织和引导, 增强公民政治参与意识和权利表达意识, 促进公民政治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行使, 促进民众政治意识由传统政治义务主体意识向现代政治权利主体意识转变;另外政府还可以通过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开拓公民利益表达渠道等措施为公民参与性政治文化的建立和进一步发展提供保障。

(三) 加强法治, 形成公民、司法与行政权的有效制衡新理念。

鉴于传统政治文化中制衡理念的缺陷, 结合当前政治体制改革, 新政治文化的制衡理念应是在法治的前提下, 借助民众力量, 对行政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首先, 一切行政机关必须依法行政, 不折不扣地按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和行政程序办事, 行政权必须接受法律的制约和监督;其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义务接受公民的监督, 公民有权利对行政权力的使用进行查询和监督, 并有权利对滥用权力的行为进行检举;再次, 对于公民的检举行为, 司法机关按照法律规定进行调查、取证、答复。通过将公民广泛的监督力量和法律的强制力相结合, 达到对行政权力有效制衡的目的。

(四) 转变政府理念, 培育服务型政治文化。

服务型政治文化要求政府和公务员彻底放弃“官本位”的文化传统和官僚主义作风, 坚守以民为本的理念, 树立为民服务的新型行政文化意识。具体说, 就是要树立以民为本、顾客至上的民主理念;提高政府能力, 改善服务质量的服务理念;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法治理念。另外, 完善公务员制度, 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 控制数量、优化结构、提高素质, 确保选人用人质量;加强培训, 搞好公务员的政治、理论、文化学习和业务培训;积极推行辞职、辞退制度。通过行政理念的转变和公务员制度的完善, 结合政治体制改革, 逐渐扭转传统的权力观念和官僚主义意识, 减少权力的滥用与亲缘政治现象。

参考文献

[1].孙正甲.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文化追问.理论探讨, 2001, 2

政治文化与公共政策 篇9

1 注重管理保障, 促进机制创新

近年来, 昌吉州各县市人民政府以实现广大农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作为文化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始终把促进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作为重点。为此, 专门成立了工作协调领导小组, 制定出台了《村级文化建设与基层公共服务目标管理考核标准》, 并明确了阶段性具体目标、任务和要求, 同时加以量化, 下发到各乡镇和村级单位。在执行中, 注重分类指导、适时监督, 不断完善创新机制, 鼓励创新实践, 构建创新体系, 不仅形成了社会的联动, 而且促进了参与文化共建的合力形成。其次, 为确保“考核标准”的落实, 各县市还明确地把其纳入到各乡镇、村年终工作绩效考核体系, 使这项工作既成为了农村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 又成为了一项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更从制度上保障了村级文化建设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连续性和规范性。再次, 在职能发挥方面, 实施有效管理。村文化站、文化室在履行服务和经营性职能的同时积极协助主管部门管好基层文化市场。对进入农村文化市场的民间艺术团体, 县市文化部门审核把关。乡文化站和村文化室对乡镇网吧、电子游戏室、图书销售点、棋牌室等发挥监督作用, 促使其依法统一管理, 有秩序集中经营, 遏制了黄、赌、毒现象。

2 注重硬件投入, 促进设施完善

村级文化室设施的健全完善, 不仅是衡量一个地方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而且也是彰显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近年来, 昌吉州各县市不断加大投入, 改善村级文化室基础设施, 扩大活动场地, 增添活动器材, 并把这项内容纳入到新农村建设的中体规划之中, 达到同步设计、施工、购置、使用之目标。

一是已先后完成了72个乡镇综合文化站、270个行政村篮球场、501个行政村农家书屋的新建工作。二是自2007年以来, 积极争取自治区新闻出版东风工程项目资金, 每年向全州各行政村免费投送党报党刊及各类出版物价值都在300万元以上。三是加强“一场四馆一院”建设, 2010年正式启动建设北庭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木垒县文博中心、吉木萨尔县文体中心、北庭西大寺遗址博物馆展厅以及呼图壁县博物馆、阜康市瑶池园建成投入使用。并陆续建成昌吉恐龙博物馆、体育馆、奇台体育馆、呼图壁县文体中心、玛纳斯县文博中心等项目。四是抢抓“春雨工程”机遇, 积极争取跑遍行政村 (社区) 文化室建设项目, 有望在2014—2015年在全州590余个行政村、110余个社区新建面积200～400平方米的文化室。文化室的修建工作虽然计划在2015年完成, 但昌吉州各县市根据本地实际, 依据“农家书屋”、“东风工程”, 结合福建援建项目, 在修建村委会的基础上, 在功能上将会议室和文化室资源共享。据统计, 至2011年年底, 昌吉州590余个行政村基本实现了村村有文化室, 建室率达100%;其中40%的村委会建起了高标准的村级文化室, 基本实现了“五个有”:即有现代化的电教设备;有门类较为齐全、数量较为丰富的图书;有群众开展文体活动的器材;有有线或调频广播;有桌椅齐全的办公设备等, 基本上能达到供农民群众学习、活动、娱乐的硬件需求。

3 注重队伍建设, 促进发展壮大

在人类文明史的发展过程中, 农民也是文化创造、文化接受的主体, 他们具有满足自己文化需求的能力和创造文化价值的能力。因此, 激发和引导农民的文化自觉, 不仅要当做政府职能部门的责任, 也是新农村村级文化建设的强力支撑。这更说明,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队伍建设是十分关键的。近年来, 昌吉州各县市一是创新机制, 培育新型文化队伍。在公招“村官”中, 择优招聘, 将入选的思想素质好、专业水平高、有较强文化管理能力的人才充实到村委会班子中, 并配好村级文化协管员, 平时注重加强对乡村文化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训, 提高文化工作人员的政治和业务素质。鼓励乡村文化工作人员自学、进修, 有目的地选送部分人员到相关文化单位跟班学习。同时进行业余文化人才资源普查, 大力培植本村业余文化队伍, 并对文艺骨干免费进行培训, 储备相应的文化人才, 为农村文化建设注入新的活力。二是抓好村级业余文化队伍建设, 采取有效措施, 鼓励农民组织各种文化队伍, 各乡镇、村组因地制宜地落实好“五支队伍”建设, 即社火秧歌队、戏曲演唱队、歌舞表演队、乒乓球篮球队、民间传统体育活动队。在县市、乡镇的正确引导和大力支持下, 村级业余文化组织和文化专业户纷纷建立起来, 并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各类文化活动。针对这一形势, 上级文化部门及时对具有长期开展特色文化活动的村给予相应的命名挂牌和鼓励支持;对具有一定文化专长的农户, 如戏曲演唱、器乐演奏、剪纸刺绣、木雕石刻、书法绘画等均分别命名为“小康文化户”、“文化中心户”、“文化专业户”等。实践证明, 各村的农民群众最了解自己的文化需求, 让他们在自己的文化活动中唱主角和自主创建文化组织、文化户, 这不但解决了文化需求问题, 而且能充分发挥他们开展文化活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同时, 更增强了他们的文化自豪感和幸福感。另外, 在村级文化队伍建设上, 还注重了年龄结构、文化程度差别的搭配和不同民族、不同层次的群众参加, 做到文化队伍以老带新, 全民参与, 从而保证村级文化队伍生命力的延续, 促进文化队伍的发展壮大。

4 注重典型引路, 促进整体发展

富裕的物质生活不能代替健康的文化生活, 没有文化小康相配套的小康经济, 只能是脆弱的经济。当前, 为民服务的内涵不仅仅是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 同时也要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为此, 昌吉州各县市在推进村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上, 重点扶持和培植了一批经济基础好、文化底蕴厚的村作典型示范, 并努力做到“三个结合”, 即与创建州、县、乡级文明村相结合;与创建“五好”文化阵地相结合;与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相结合。与 “农牧民健身工程”建设相结合, 借助体育活动的场所推广体育文化, 让农民在健身的同时, 也得到文化的提高;与开展文化下乡活动相结合, 尤其是科技、文化下乡和电影下乡巡影活动, 应多播放适合农民群众口味和需求的影片和科教片来赢得农村市场。这样一来, 不仅能为村级文化建设增添亮点, 而且还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树立了标杆和形象。通过典型辐射带动, 一些村有了学习的榜样和发展的方向, 很快地扭转了落后的局面, 并陆续跨入了乡镇、县市、乃至州级文化体育示范村的先进行列。

5 注重活动普及, 促进实效产生

村级文化建设的硬件硬起来之后,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效果也显现出来。其表现最为明显的是, 以各类活动为载体的文化体育活动得到了普及和健康发展, 并产生了可观的实际效果。如在农闲时间或节庆时日开展的自娱自乐型的戏曲、歌舞、曲艺等文艺表演活动, 村民们已逐渐从单纯的欣赏者向积极的参与者转变。通过这样的演出活动, 不仅使他们的在身心上得到了愉悦, 而且增进了群众之间的感情交流, 营造出了稳定和谐的新农村环境。再如村级文化室中的图书阅读、各类知识讲座和远程教育等活动, 让村民们真正开阔了视野, 增加了知识, 提高了素质, 得到了实惠。在充分发掘利用民间文化资源方面, 以 “一村一品”为载体, 全州广泛组织开展具有群众基础和地方民间特色的文化活动。昌吉州是多民族聚居之地, 各地农村都有不少民间艺术人才、民间绝活艺人, 由于多种原因, 大多面临断层后继无人的状况。笔者认为要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发掘、整理优秀传统民间艺术的工作, 解决传人问题, 并积极鼓励和帮助他们自编自演, 参与到弘扬时代主旋律和丰富农村文化生活的公益性文化活动中去。遵循古为今用, 推陈出新的方针, 文化主管部门积极加以扶持和引导, 借鉴“乡村百日文体竞赛”活动的先进经验, 积极开展“百村特色文化”竞赛, 变农村文化活动由政府主办为群众联办, 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如木垒县的阿依特斯盛会、阜康市的西王母蟠桃会、昌吉市打造的花儿之乡等都是在充分利用民间文化资源后开展的民俗文化活动, 很受欢迎, 使濒临消亡的民间节俗文化活动逐步成为广大农村社区民间文化的健康主流。

总之, 近年来, 在村级文化建设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方面, 昌吉州各县市除了采取以上做法之外, 还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地开展了诸多行之有效的工作, 初步形成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 较好地保障了农民群众的文化权益, 推动了农村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参考文献

政治文化与公共政策 篇10

一、注重管理保障, 促进机制创新

近年来, 昌吉州各县市人民政府以实现广大农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作为文化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始终把促进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作为重点。为此, 专门成立了工作协调领导小组, 制定出台了《村级文化建设与基层公共服务目标管理考核标准》, 并明确了阶段性具体目标、任务和要求, 同时加以量化, 下发到各乡镇和村级单位。在执行中, 注重分类指导、适时监督, 不断完善创新机制, 鼓励创新实践, 构建创新体系, 不仅形成了社会的联动, 而且促进了参与文化共建的合力形成。其次, 为确保“考核标准”的落实, 各县市还明确地把其纳入到各乡镇、村年终工作绩效考核体系, 使这项工作既成为了农村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 又成为了一项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更从制度上保障了村级文化建设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连续性和规范性。再次, 在职能发挥方面, 实施有效管理。村文化站、文化室在履行服务和经营性职能的同时积极协助主管部门管好基层文化市场。

二、注重硬件投入, 促进设施完善

村级文化室设施的健全完善, 不仅是衡量一个地方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而且也是彰显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近年来, 昌吉州各县市不断加大投入, 改善村级文化室基础设施, 扩大活动场地, 增添活动器材, 并把这项内容纳入到新农村建设的中体规划之中, 达到同步设计、施工、购置、使用之目标。

一是已先后完成了72个乡镇综合文化站、270个行政村篮球场、501个行政村农家书屋的新建工作。二是自2007年以来, 积极争取自治区新闻出版东风工程项目资金, 每年向全州各行政村免费投送党报党刊及各类出版物价值都在300万元以上。三是抢抓“春雨工程”机遇, 积极争取跑办行政村 (社区) 文化室建设项目, 有望在2014-2015年在全州590余个行政村、110余个社区新建面积200-400平米的文化室。文化室的修建工作虽然计划在2015年完成, 但昌吉州各县市根据本地实际, 依据“农家书屋”、“东风工程”, 结合福建援建项目, 在修建村委会的基础上, 在功能上将会议室和文化室资源共享。据统计, 至2011年年底, 昌吉州590余个行政村基本实现了村村有文化室, 建室率达100%;其中40%的村委会建起了高标准的村级文化室, 基本实现了“五个有”:即有现代化的电教设备;门类较为齐全、数量较为丰富的图书;有群众开展文体活动的器材;有有线或调频广播;有桌椅齐全的办公设备等, 基本上能达到供农民群众学习、活动、娱乐的硬件需求。

三、注重队伍建设, 促进发展壮大

在人类文明史的发展过程中, 农民也是文化创造、文化接受的主体, 他们具有满足自己文化需求的能力和创造文化价值的能力。因此, 激发和引导农民的文化自觉, 不仅要当作政府职能部门的责任, 也是新农村村级文化建设的强力支撑。这更说明,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队伍建设是十分关键的。近年来, 昌吉州各县市一是创新机制, 培育新型文化队伍。在公招“村官”中, 择优招聘, 将入选的思想素质好、专业水平高、有较强文化管理能力的人才充实到村委会班子中, 并配好村级文化协管员, 平时注重加强对乡村文化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训, 提高文化工作人员的政治和业务素质。鼓励乡村文化工作人员自学、进修, 有目的地选送部分人员到相关文化单位跟班学习。同时进行业余文化人才资源普查, 大力培植本村业余文化队伍, 再对文艺骨干免费进行培训, 储备相应的文化人才, 为农村文化建设注入新的活力。二是抓好村级业余文化队伍建设, 采取有效措施, 鼓励农民组织各种文化队伍, 各乡镇、村组因地制宜地落实好“五支队伍”建设, 即社火秧歌队、戏曲演唱队、歌舞表演队、乒乓球篮球队、民间传统体育活动。在县市、乡镇的正确引导和大力支持下, 村级业余文化组织和文化专业户纷纷建立起来, 并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各类文化活动。针对这一形势, 上级文化部门及时对具有长期开展特色文化活动的村给与相应的命名挂牌和鼓励支持;对具有一定文化专长的农户, 如戏曲演唱、器乐演奏、剪纸刺绣、木雕石刻、书法绘画等均分别命名为“小康文化户”、“文化中心户”、“文化专业户”等。实践证明, 各村的农民群众最了解自己的文化需求, 让他们在自己的文化活动中唱主角和自主创建文化组织、文化户, 这不但解决了文化需求问题, 而且能充分发挥他们开展文化活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同时, 更增强了他们的文化自豪感和幸福感。另外, 在村级文化队伍建设上, 还注重了年龄结构、文化程度差别的搭配和不同民族、不同层次的群众参加, 做到文化队伍以老带新, 全民参与, 从而保证村级文化队伍生命力的延续, 促进文化队伍的发展壮大。

四、注重典型引路, 促进整体发展

富裕的物质生活不能代替健康的文化生活, 没有文化小康相配套的小康经济, 只能是脆弱的经济。当前, 为民服务的内涵不仅仅是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 同时也要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为此, 昌吉州各县市在推进村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上, 重点扶持和培植了一批经济基础好、文化底蕴厚的村作典型示范, 并努力做到“三个结合”, 即与创建州、县、乡级文明村相结合;与创建“五好”文化阵地相结合;与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相结合、与“农牧民健身工程”建设相结合, 借助体育活动的场所推广体育文化, 让农民在健身的同时, 也得到文化的提高;以开展文化下乡活动相结合, 尤其是科技、文化下乡和电影下乡巡影活动, 应多播放适合农民群众口味和需求的影片和科教片来赢得农村市场。这样一来, 不仅能为村级文化建设增添亮点, 而且还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树立了标杆和形象。通过典型辐射带动, 一些村有了学习的榜样和发展的方向, 很快地扭转了落后的局面, 并陆续跨入了乡镇、县市、乃至州级文化体育示范村的先进行列。

五、注重活动普及, 促进实效产生

村级文化建设的硬件硬起来之后,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效果也显现出来。其表现最为明显的是, 以各类活动为载体的文化体育活动得到了普及和健康发展, 并产生了可观的实际效果。如在农闲时间或节庆时日开展的自娱自乐型的戏曲、歌舞、曲艺等文艺表演活动, 村民们已逐渐从单纯的欣赏者向积极的参与者转变。通过这样的演出活动, 不仅使他们的在身心上得到了愉悦, 而且增进了群众之间的感情交流, 营造出了稳定和谐的新农村环境。再如村级文化室中的图书阅读、各类知识讲座和远程教育等活动, 让村民们真正开阔了视野, 增加了知识, 提高了素质, 得到了实惠。在充分发掘利用民间文化资源方面, 以“一村一品”为载体, 全州广泛组织开展具有群众基础和地方民间特色的文化活动。昌吉州是多民族聚居之地, 各地农村都有不少民间艺术人才、民间绝活艺人, 由于多种原因, 大多面临断层后继无人的状况。笔者认为要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发掘、整理优秀传统民间艺术的工作, 解决传承人问题, 并积极鼓励和帮助他们自编自演, 参与到弘扬时代主旋律和丰富农村文化生活的公益性文化活动中去。遵循古为今用, 推陈出新的方针, 文化主管部门积极加以扶持和引导, 借鉴“乡村百日文体竞赛”活动的先进经验, 积极开展“百村特色文化”竞赛, 变农村文化活动由政府主办为群众联办, 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总之, 近年来, 在村级文化建设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方面, 昌吉州各县市除了采取以上做法之外, 还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地开展了诸多行之有效的工作, 初步形成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 较好地保障了农民群众的文化权益, 推动了农村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参考文献

政治文明与绿色文化 篇11

去年ＳＡＲＳ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引起了许多新的思考。为什么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今，人类新增了三十多种疾病﹖而且大多数疾病的起源都和动物有关﹖美国杰费里·考利认为除了气候变化的因素外，主要还是盲目改变了生态系统的人类活动，反过来给人类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他举例说，广阔的森林被开发和分割为小块林地以后，狐狸和山猫因丧失栖息地而锐减；相反的，老鼠就因失去控制而激增，老鼠携带的一些病源变得易于感染人类了。

大家知道，血吸虫病是通过湖泊浅水区域惟一中间寄主钉螺传染给人类的。过去中国血吸虫疫区的扩大，与围湖造田有很大关系，由湖到田，人畜感染后所排出的粪便，进一步扩大了疫情，加剧了血吸虫病的传播。

杰弗里·考利同时强调：“控制疾病传播有许多措施，而监测尤为重要。但监测是否有效，取决于管理者的坦诚。如果说ＳＡＲＳ恐慌有一些正面影响的话，那就是这一理论被再次确定。”联系到１９５８年６月“大跃进”中，由于《人民日报》报道了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毛泽东就写了两首动情的诗来歌颂这件事，用心是好的，可惜这个报道并不一定真实。在当时的政治情况下，这两首诗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上谕”。于是各地也争先恐后地报道自己地区消灭了血吸虫。我当年正好随同湖南农学院师生下放到湖南沅江疫区，也参加了这一“消灭”钉螺的壮举，举行了“纸船明烛照天烧”送瘟神的庆功大会。钉螺和血吸虫真的消灭了吗﹖我们在疫区劳动的几个月中，就有一些同学因感染了血吸虫病不得不回校医治。而且不争的事实是，时至今日，有些地区疫区仍在扩大，即以湖南而言，包括长沙在内，亦已发现钉螺，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公开报道而已。

温故知新，政治和科学都必须“求真务实”。以任何政治理由隐瞒疫情，是既害人又害己的，天灾决不应演变为人祸。政治体制改革理应进行，而那些欺上瞒下、草菅人命的官僚理应撤职，敢于揭露真相、救人济世的勇者才是真正的英雄。受到表扬也罢，未受到也罢

控制蛮横与盲目的权力和行为

某些错误的政治行为，为害当然不仅止于政治领域。例如人民公社化运动对农业生产的破坏，例如“知识越多越反动”、“停课闹革命”带来了几代人知识结构的“断层”现象。这些虽然都有很大的危害和深远的不良影响，但用上二三十年功夫，还是可以逐步恢复元气的。而一项错误的政治行为，一旦严重干扰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却是几十年乃至几百年也难以消除其后果。举其要者：一是人口，人口问题说到底，是生态环境问题，是地球资源消耗超负荷运转的问题，在政治上批了一个敢于直言的马寅初，带来了今天人口对社会对环境的巨大压力。正如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所指出的：“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人与自然的矛盾从未像今天这样严重，中国经济与社会的持续发展，中国人口的继续膨胀，开始面临资源瓶颈和环境容量的严重制约。”这种状况使后继的政治家和经济工作者失去了很多可供选择的机遇。今天温家宝总理在人口和环境问题上承受的压力，与上世纪五十年代周恩来总理所承爱的，不可同日而语。二是在“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及以后若干政治运动中，破坏了许多森林资源，水土保持能力下降了，许多河流断流甚至消失了，即令中国人民付出更多的劳动力去绿化荒山，而种下的不可能不是比较单一的树种松、杉、杨等等，原来一些缤纷万态的自然林消失了，脆弱的生态平衡更脆弱，抗御旱、涝及病虫害等自然灾害的能力下降了。保持“生物多样性”是环境生态最重要的原则，生态平衡是十分脆弱的。失去生物多样性的恶果，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消除和恢复，甚至是永远不能恢复了。上述人口和生态平衡的危机，多年来给我国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历史危害，决不亚于一场“文化大革命”。

不是吗﹖当时，在短短的四年时间内１９５８年“大跃进”到１９６２年１月七千人大会，由上而下发动的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干了许多无知的蠢事，诸如上亿人出动抓麻雀，几千万人上山砍树等等。仅就对中国生态环境的危害而言，其投入人员之众，翻新花样之多，影响地域之广，后果之惨重，都是有世界文明史以来从未有过的；也是随同科学的普及必将绝后的。这样说，毫无过分之处。翻遍中国历史，长江断航和黄河断流的现象，几曾有今日这样频繁﹖

大自然已经在向我们示警了正如《只有一个地球》所指出的，必须控制蛮横和盲目的权力和行为，以避免毁掉地球环境中的脆弱平衡。

权力中心不一定等于真理中心

在一个有限的历史时空内，错误的政治行为往往是最大的破坏力。当年斯大林发动的一场对摩尔根学派的政治打击，使苏联遗传学、生物学和农业生产停滞不前，从此更加落后于西方，而且波及到中国和东欧一些国家。

任何习惯于专制心态的人，例如斯大林或其他人，都总以为自己是超人，比一切人包括各个领域的专家都要无比英明，无比伟大，像神一样，能“洞察一切”。当年喧嚣一时的“农业八字宪法”，即所谓“水、肥、土、种、密、保、工、管”，由政治家主宰科学，就是这种心态的产物。只要略为查阅一下当年党报党刊上包括科学院的学报的吹捧文章，就知道这八字宪法主要是以无限向大自然索取为前提的，而单纯索取往往就是破坏。例如，八字宪法中的“土”，当年实际作的就是深耕，深到两三尺，还有更深的。结果有些地方，将富有肥力的上层土壤埋入深层。某些地方还将“敢说敢想敢干”发挥到极致，用食盐代替氮肥，食盐中的钠离子将土壤中铵离子取代出来，在当季可能显示了少许的肥效，而代价则是土壤团粒结构被破坏了。殊不知从岩石到形成可以耕作的土壤，需要几百上千年这样漫长的时间，不是“多少事从来急”所能急得的。当年还流行一句话，即“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作为文学语言无可厚非，但作为工作的指南，问题就大了。这是既不懂得从根本上说，人类只能适应大自然；也不懂得不是地球需要人类，而是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破坏了地球，哪有人类呢﹖哪有任何意识形态的是非呢﹖

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我推荐大家不妨对比一下１９９７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和三十年前１９７４年燃料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同一本书《只有一个地球》。这本书是当时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秘书长委托两位学者写成的一份非正式报告，也是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描述了人类生存环境的重要文献。１９９７年是公开出版，恰如其分地定位于“绿色经典文库”；而三十年前是“内部发行”，定位于“反面教材”，而且写了一篇长达三千多字的《译序》，对这本“反面教材”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果有可能重新发表这篇“译序”，倒是一篇真正的反面教材。这里毫无指责“译序”作者的意思，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写这篇“译序”是违心的，而敢于翻译和出版这本书，对于中国确实做了件大好事，中国人第一次懂得了人类是可以自己毁灭自己的。事隔二十三年，先后两次对这本书的不同诠释，反映了政治上的反差和环境决策上的反差。这样说有两个含义：一是说明我们的认识进步了，二是激励自我反省，我们进步的程度如何﹖

反对“国家环保主义”

众所周知，世界科学家早已达成共识，对全球环境和生态危害最大的，一是因对生活舒适和富裕的要求不断升级，能源消耗不断增加引致的温室气体排放；二是同一原因引致的对土壤和水域的污染。但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无例外的都受两个因素的制约，一是价值观念和文化观念；二是本国、本民族、本地区的“利益驱动”。

美国和日本都是很富裕的国家，对国内环境生态是极为重视的，群体的绿色文化观念是非常强的，可以说世罕其匹。而“利益驱动”，仍然是挥之不去的永存的价值文化观念。

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八次缔约方大会上，在欧盟十五国均已批准《京都议定书》情况下，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四分之一的美国再次拒绝接受温室气体排放指标，布什政府的谈判代表哈伦·沃森称，执行《京都议定书》将给美国经济带来不利影响，美国不能兑现《议定书》规定的承诺指标。日本虽承诺将其温室气体排放在１９９０年基础上减少百分之六，但实际上该国这几年来，已在１９９０年基础上增加了百分之十七。俄罗斯也未能批准这一《议定书》。陈谦先生在今年《人与自然》杂志第一期著文说：“无非是想让自己获得更大的利益，而让别人去承担更多的责任。”

政治文化与公共政策 篇12

一、文化政策的含义

雷蒙德·威廉斯将文化政策分为政策“本身”和政策“展示”两部分, 并提出五种文化政策:国家形象放大政策、经济还原主义政策、公共经费资助艺术的政策、媒介调控政策以及文化身份的协商构建政策。其中, 前两种涉及政策本身, 后三种涉及政策展示。吉姆·麦圭根将文化政策分为广义和狭义。广义指管理者的所作所为及其后果, 狭义指围绕文化问题的争论。

国内学者胡惠林认为, 文化政策是“国家在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物博物等领域实行意识形态管理、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所采取的一整套制度性规定、规范、原则和要求体系的总称”。

综合上述几种观点, 本文认为文化政策是国家文化政策主体所制定的一系列有关文化发展的总体方针和具体政策。文化政策确保文化朝着既定方向发展, 实现国家文化资源的合理配置, 从而建立一种适应社会发展的文化秩序。

二、文化政策选择中的矛盾及其本质

1.文化政策选择中的矛盾

关于文化政策选择中的矛盾问题, 国内学者胡惠林曾做过分析。胡惠林提出, 在文化政策选择中存在着国家文化意志与公众文化选择的矛盾。国家文化意志是从国家整体利益和目标追求出发, 在文化领域形成的文化要求和意愿, 具有强制性与权威性。公众文化是社会公众自主进行的文化选择, 这种选择是内心接受, 而非外在强加。当国家文化意志与公众文化选择不一致时, 国家文化意志的强制性与权威性便会导致二者间的冲突。此外, 文化政策选择中还存在着“文化控制”与“文化参与”之间的张力。此处的“文化控制”并非贬义词, 而更多指向中性含义。文化控制是指国家, 主要是政府通过相关文化政策, 引导社会文化的发展方向, 使社会文化的发展与国家利益相一致, 维持国家文化发展的稳定与安全, 文化控制侧重于国家宏观层面。而文化参与, 主要指社会公众个体、社会组织等在文化发展方面的诉求、追求, 体现的是“个体文化自由”, 文化参与侧重于社会微观层面。显然, 文化控制的“约束性”与文化参与的“自由性”从一开始就存在内部张力。

2.文化政策选择中的矛盾的本质

文化政策选择中之所以出现国家文化意志与公众选择的矛盾、文化控制与文化参与的矛盾, 主要因为文化政策选择的主动权掌握在政策主体手中, 即政策主体可以决定文化发展的方向、任务, 文化资源的配置等活动。而政策主体之所以掌握文化政策选择的主动权, 是因为其掌握国家公共权力, 公共权力体现的是国家意志。对文化政策的选择体现出了国家意志对文化的控制, 而文化控制是社会控制内容的一部分。因此, 探讨文化政策的选择问题必然涉及“文化控制”, 而探讨“文化控制”必然涉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文化政策选择的矛盾运动实质体现的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矛盾运动。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一直是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领域的重要命题。这里的“国家”并非指与一定领土、人口、政府、主权相联系的特殊政治共同体, 而是特指国家的政治机构, 主要指政府。此处的“社会”, 亦非指社会学意义上的广义社会概念, 更多的是指“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有多种定义, 安德鲁·海伍德认为, 市民社会被用来描述一个由自治性团体和组织构成的领域, 如企业、压力集团、俱乐部和家庭等。《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认为市民社会指国家控制之外的社会、经济和伦理秩序。从上述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阐述中, 可以看出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划分实际反映的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分。

三、中国文化政策选择的内在矛盾

1.中国文化政策的演变过程

关于中国文化政策的演变, 国内学者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研究。谢秋山、陈世香的《我国文化政策的演变与前瞻》一文, 认为新中国成立60 多年文化政策演变的基本趋势是从“一元主导、二元对立”到“多元和谐共存”。具体从“功能定位”“战略地位”“管理思想”及“政策话语权力配置”四个方面阐述了政策演变的基本趋势。其一, 功能定位方面, 文化从“思想管制工具”向国家“软实力”转变。其二, 战略地位方面, 文化从“边缘”向“主流”转变。其三, 管理思想方面, 从“统治”向“治理”转变。其四, 话语权力配置方面, 从垄断性“国家话语”向市场、公民和国家共同参与的“国家整合话语”转变。

而胡霁荣、张春美的《治理视阈下中国文化政策的转型脉络》一文在我国文化发展与转型的基础上, 提出了中国文化政策的四种治理逻辑:“党的革命理念”“国家文化领导权”“市场经济理性”及“公民权益理性”。“党的革命理念”主要指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文化政策与文化理念。“国家文化领导权”主要指国家如何运用文化政策引导与约束社会文化的发展。“市场经济理性”突出市场的主体地位, 通过市场的资源配置引导社会文化的生产与消费, 核心是“工具理性”。“公民权益理性”强调以人民的文化权益为导向, 注重多元主体的沟通。

周正兵在《我国文化政策演变历史研究——基于意识形态的视角》中, 把新中国成立后意识形态与文化政策演变的历史进程进行了如下概括:第一, “革命性意识形态与文化政策” (1949-1977) 。强调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 以及运用意识形态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 即“文化政治化”。第二, “建设型意识形态与文化政策” (1978-2002) 。建设型意识形态强调经济建设是中心任务的同时, 还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方式的包容性, 为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发挥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在建设型意识形态指引下, 我国文化政策逐步摆脱政治化思维框架, 文化政策进入市场化时期。第三, “和谐型意识形态与文化政策” (2003至今) 。和谐型意识形态倡导以人为本, 统筹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全面发展;既强调核心又关注多元, 主流意识形态需要包容社会多元化利益诉求。在文化目标诉求上, 将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文化政策的根本诉求。文化实现方式上, 强调核心与多样、政府与市场共生发展。

2.中国文化政策选择的内在矛盾

在上述研究成果中, 尽管关于中国文化政策演变的表现形式有所差异, 但仔细看来, 三者都反映了中国文化政策选择过程中所遇到的重要问题:如文化控制、国家文化领导权、革命意识形态、“统治”与“治理”及“国家整合话语”等。而无论是革命意识形态、文化管理思想的“统治与治理”, 还是文化政策的话语权配置问题, 都反映了国家层面对文化的领导、管理与控制问题。简言之, 在中国文化政策选择过程中, 国家的“文化控制”始终是一条主线, 只不过不同阶段的表现程度、表现形式有所差异而已, 伴随这条主线的则是社会公众的“文化参与”。因此, 可以推出中国文化政策选择的内部矛盾——国家的“文化控制”与社会公众的“文化参与”之间的矛盾。在这个矛盾中, 文化控制体现公共权力, 属于“国家”领域;文化参与体现社会个体和组织, 属于“社会”领域。因此, 文化控制与文化参与的矛盾的实质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四、中国文化政策选择的调整

1. 塑造“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局面

对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类型, 概括来说主要有“强国家—弱社会”“强国家—强社会”及“弱国家—强社会”三种。这三种关系类型实际上反映了国家与社会间力量的彼此消长关系。“强国家—弱社会”体现的是国家对社会的完全覆盖, 国家强大, 社会弱小且无组织、自治能力;“弱国家—强社会”体现的是社会对国家的完全覆盖, 社会强大, 国家弱小且无管理、引导能力。显然这两种模式并非理想选择。而“强国家—强社会”模式中, 国家在确保有效政治统治能力的前提下, 又为社会的发展预留了充分的空间, 有利于社会自治能力的提高, 形成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局面。

在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中可以比较清楚的对“国家职责”与“社会职责”进行定位, 达到二者之间动态、双向的制衡与补充, 这既能克服各自的弊端, 又能促进二者在互动中相互完善。国家与社会实现良性互动后, 将会为国家的“文化控制”与社会公众的“文化参与”之间的良性互动提供宏观背景与适宜土壤。

2.“文化控制”与“文化参与”的协调

在文化控制与文化参与的协调中,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值得借鉴。关于“文化霸权”, 葛兰西认为,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方式已经发生转变, 之前主要依靠暴力来统治, 而文化霸权主张通过精神、道德方面的领导, 使社会公众自觉接受现有的社会制度体系的约束, 以此来达到社会统治的目的。文化霸权的实现以社会公众的自愿服从、接受和赞同为前提, 形成社会公众所接受的社会规则体系。文化霸权并非仅仅体现统治阶级的文化成果与文化理念, 还体现了对社会公众的文化理念与意识形态的包容与接受。文化霸权体现了文化控制与文化参与的协调, 文化霸权的实现也可以视为文化控制与文化协调之间较为理想的博弈局面。

文化控制是社会控制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社会控制机制在社会文化运动和国家文化管理行为中的运用和体现。针对文化控制的这种特性, 胡惠林认为, “文化控制具有不可抗性。虽然对文化控制的手段、内容、程度、范围, 不同利益群体有不同的价值尺度, 但为了达到共同的文化目标, 社会需要其成员在一个共同的文化价值系统中规范和约束自己的文化行为, 并以此化解社会成员之间的文化冲突。没有统一的文化控制, 社会必然是混乱的。”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 若要实现文化的稳定发展与进步, 则文化控制是必须的, 也是不可抗的, 但这种“必须”与“不可抗”并非零和博弈, 不能借文化控制而强制剥夺社会成员的文化权利, 即社会文化的发展需要有社会成员的文化参与。文化也只有经过社会公众的参与并融入公众的文化生活中, 才能展现其生命力。

几千年尤其是近代以来, 文化问题始终是中国的文化人关注和争辩的焦点。但是文化问题又始终不是由他们决定的问题, 总是受到文化政策的影响和规定, 文化人和知识分子们经常只能在书斋里发起一次又一次的革命。但是随着整个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 文化政策问题逐渐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性问题。

当前, 国内的文化研究以及对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研究和探索, 已经在有关学术研究部门开展起来, 同时也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管理部门的支持。随着全面文化发展战略的制定, 文化政策法治化的不断增强, 文化政策制定方式的逐步完善, 文化政策的透明程度的提高, 中国的文化政策将更加适应文化多元发展的社会现状, 并且推动中国这个文化大国向全世界辐射其文化进程。

摘要：文化政策作为社会特定时期文化运行规则的体现, 是国家对文化发展有组织的指导和管理的依据, 直接影响着文化的发展。它不仅是国家政策体系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而且还是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文化制度的一种显现。在中国文化政策选择过程中, 一直存在着“文化控制”与“文化参与”的矛盾, 从更深层次来看, 这种矛盾实际体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要减少这种矛盾, 就要构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局面, 此外, 还需要“文化控制”与“文化参与”之间的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