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过程

公共政策过程（共12篇）

公共政策过程 篇1

1 不健全的制度是政府自利性行为存在的根本原因

在一个比较完善的公共政策制度过程中,制度中明确规定了国家公务人员的行为、责任和权力,并对违反法规行为制定了相应的惩戒办法,从而为政府行为提供了明确的政策手段和依据。主要表现在 :

1.1 权力过度集中

在公共政策的过程中,公共政策的制定是由少数精英的所谓专家和顾问等组成,他们的思想和价值观等对政策有一定的影响,他们只是广大民众中占比重很小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尽可能的选择制定那些有利于政府自身利益实现的政策,包括权限、人员配备和机构设置等。在这种情况下,就避免不了某些政策是为了满足个别决策者的个人偏好而制定的,这样就造成了实现公共政策效益的偏差。

1.2 没有明确政策责任

在公共政策的过程中,政策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凭借的是国家公共的权力,动用的是国家公共的资源,但是由于实现公共政策过程中没有明确公务人员的责任,当政策过程中出现问题时,具体责任很难追究到个人,最后大家共同承担责任或者没有处理结果而不了了之。这样的公共政策行为助长了政府公务人员滥用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的行为,也助长了政府自利性行为的实现。

2 缺乏利益激励机制和社会监督是政府自利性行为实现的直接原因

在传统的思想观念中,政府公务人员都是公仆,他们服务于人民和社会,除了所谓他们正常的工资没有任何其他的利益可言,我们只注重他们的奉献精神,却忽略了公务人员的个人问题,没有建立理性、合理的利益激励机制,他们无法通过正常的途径实现自身的利益,只能通过非法的手段来实现自身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各方面利益的诱惑,公务人员就利用在政府工作本身的优势和工作的职务便利,有时会占用公共资源,有时也会滥用公共权力,想尽办法获得非法的经济收入,以达到自身利益的实现。在政策的过程中,国家也有针对一些政府部门出现的自利性行为采取了一系列的整顿措施,绝大部分是通过整顿的方式进行的,最后都不了了之了。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处罚力度小,没有对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造成一定的影响,或者真正给予一定的处罚,有些整治措施根本没有达到预期的政治效果,也没有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说到底,还是没有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激励和整顿体例。另外,社会监督不够,当政策出现时,或者在执行政策时,广大人民群众还是缺少社会监督意识,老百姓也不知道监督的途径、作用等,致使政府自利性行为的无度扩张行为一直存在并愈演愈烈,给社会造成了一定的伤害。

3 克服政府自利性行为的有效途径

3.1 完善公共政策的制度建设

要想使公共政策过程真正的发挥作用,那么就要使政府做到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程序合法化,政策程序的合法化是指公共政策的所有备选方案必须要得到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和权威人士的认同和批准。简而言之,就是使公共政策的方案被广大人民群众认可和接受并愿意遵从,这样的公共政策才是合法的和被列入法律的,只有这样人民群众才能做到服从和认可。政策程序合法化是非常重要的立法过程,也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只有经立法机关批准了是合法化的公共政策,才会被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接受,这样的公共政策也才能在社会上得以顺利实行。要想实现公共政策制定程序的合法化,不仅要对公共政策的整个过程步骤进行正规的合理的规定,还要对整个公共政策过程中的每个步骤和环节做出具体的规定,按照规定,制定每个阶段的内容,然后由专家和专业权威人士对公共政策进行分析。在分析过程中,应根据多方面的因素,以防这个过程受到某些人的意志和观念的影响,从而建立起一套科学有效的、合法合理的、具有正义感的公共政策。

3.2 完善建立相对合理的政府自身利益的结构机制

在一个大的社会环境下,任何一个集体组织或者个人要想保障自身的最起码的生存和自身的发展,都需要具备一定的物质和基本条件,也是他们存在的最基本的自身利益需求,作为政府公务人员,他们也是社会生存大集体中的一员,他们也是需要最基本的生存和生活条件的,他们也有为自己诉求自身利益的权利和义务。如果没有完善的制度建设,他们就会动用手中的方便条件和权利,为实现自身利益的诉求,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国家利益,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社会的发展。那么,合理满足政府公务人员自身利益包括精神和物质激励,不仅要提高公务人员的工资水平和住房、医疗、退休和养老等问题,目的是解决公务人员的后顾之忧,使他们能够安心的好好工作,建立良好的社会利益机制。

3.3 加强社会监督,实行政务公开,增加公共政策实施过程的时效性

随着现代化社会政治经济的进步和快速发展,人民群众获得信息的途径也比较广泛,对社会上发生的很多事情和现象也都想通过一定的途径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也想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中来,同时对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等具有一定的监督作用。首先,要从法律上规定制度的合法化,使人民群众在行使自己权利时有法可依,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要想此过程顺利得以实现,应该保证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正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中讲的,人在社会上最基本的就是生存需求,只有不为生存而担忧时,才会关心社会的发展,才会有更高层次的需求。其次,要用法律保障人民群众监督的合法性,使人民群众在实现对公共政策进行监督的过程中能够达到预期的目标,真正实现公共政策的价值和目标。实行政务公开工作也是顺利实现公共政策目标的必要措施,应该使政府公务人员在行使权力时是透明和公开的,在透明的工作环境下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使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摘要：在公共政策的过程中,从某种意义上讲,政府自身利益的实现与社会公共利益的价值或多或少会存在内在的一致性,政府自利性行为的实现是在公共利益实现为前提的,合理范围内的政府自利性对公共利益的实现是有益的,同时也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在寻求政府自利性行为的同时是以侵害或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的,则该行为必然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这必然会影响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通过分析政府自利性行为存在的原因,从完善公共政策的制度建设、建立相对合理的政府自身利益的结构机制和加强社会监督等方面提出了如何克服政府自利性行为。

关键词：公共政策,政府自利性,问题,对策

公共政策过程 篇2

2013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推进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削减资质认定项目，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把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逐步改为认缴登记制。

2013年12月28日，人大常委会对《公司法》作出修改。2014年2月7日，国务院批准《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2014年2月14日，国家工商总局发文要求停止企业年检。2014年2月19日，国务院对涉及市场主体登记的两部法规予以废止，对包括《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在内的八部法规作出修改。

2014年2月20日，国家工商总局对涉及市场主体登记的四部规章进行了修改，发布新的《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

公共政策过程 篇3

关键词：公共政策;公共政策的制定;公民参与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7-0011-02

当前，我国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方式已发生变化，正在逐步从拒绝公民参与到积极吸纳公民参与，从由少数人制定到参与主体多元化，从利益主体的单一化到利益主体的多元化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一、相关概念的概述

界定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民参与的相关概念是开展本选题研究的重要前提。

（一）公民政策

公共政策是国家机关和政治团体为了实现某种政治目的，运用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配置公共资源和分配公共利益，制定和实施公共行为准则的过程和结果。其实质是公共权力机关为着一定目的而进行的社会资源配置和社会价值的分配。公共政策的制定是指公共组织针对某一政策问题，依照一定的程序和方法确定政策目标，提出、评估和选择各种政策方案并最终抉择的过程。本文主要是在论述这个过程中的公民参与。

（二）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民参与

政府所进行的公共行为活动都是为了解决一定的社会公共问题而进行的，而社会公共问题的认定都是靠公共政策的制定来实现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民参与，是公民就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公共政策的制定提出建议，并通过与政府互动，形成合意，进而对公共政策的出台起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公民参与政策制定凝聚了民意，整合了公共利益，极大地提高了公共政策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二、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存在的问题

（一）公众参与意识弱，参与水平低

封建社会时期形成的“恪守庶民不预政务”的政治心理，现在仍然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和价值取向。大部分公民参政议政意识薄弱，他们认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是公职人员的事情，公民只是一味地服从政策，缺乏主动参与意识。当下，我国的整体教育水平参差不齐，公民的受教育程度也高低不同。然而由于公民的自身知识水平的局限性，使得对公共政策的目标的理解和信息的掌握有所欠缺，在具体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掌握仍然相对薄弱。特别是语言表达、综合理解和参与渠道方面欠佳，缺乏理论与实践的锻炼，导致公民参与积极性不高，政策的参与效率不高，民众的意愿得不到体现，长此以往政府成为政策的主导者。

（二）政府官员民主意识不强，“官本位”思想禁锢

受传统的韦伯官僚制的影响，政府公务员的“官本位”思想严峻，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管理一切社会事务，而政府官员的角色是“掌舵者”，他们操控着一切的政治资源。公务员的职责不再是服务社会，而是由社会的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公务员的地位和公民的地位产生了错位。由于受“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公职人员在制定政策过程中忽视公民的政治参与的权利，许多政策的制定漠视公民的参与，将公民划为边缘人。公职人员依据自己的意愿制定政策，使政策不具代表性不能表达公民的诉求，出现政策的失效和公民参与意识受挫。

（三）强势的利益团体影响政策制定

由于公共政策决策过程随意性较大且缺乏相应部门的监督，这就为利益集团提供参与政策制定的机会。一些利益集团通过不正当手段与官员进行权钱交易，以此来左右政府制定有利于集团利益的政策，有些政府部门由于考虑到自身的利益会和一些强势的利益集团形成天然的同盟，那么政策制定会体现双方的意愿。在这个政策过程中严重损害了弱势群体的利益，他们较弱的政治参与意识被扼杀在摇篮里，如被大众所关注的房价和成品油价问题。

（四）政府信息公开不足

公民与政府之间存在信息的不对称，政府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的组织者和管理者，自然会用行政手段封锁有些对自己不利的负面信息，来巩固自身在整个社会的权威性和合法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政府行为的主观性、随意性，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距离拉大。信息不对称会导致政府与公民沟通渠道不畅，有时会出现暗箱操作、信息寻租，致使腐败滋生，公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降低。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

（五）参与机制和非政府组织不完善

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发展尚不成熟，民主發展的进程也相对落后。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力量还很薄弱，在公共治理中所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另外，我国的非政府组织依附性较强，它与政府间存在一种附属关系，是按照政府的意愿产生的。政府拨款是非政府组织的绝大多数收入来源，在处理组织事务的过程中受到较多的行政干预。因此，民众通过非政府组织这个平台来诉求自己利益与政府进行协商时，它更多的是表达政府的意愿，不能有效整合公共利益参与政策的制定。

三、解决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增强公民参与意识，提高公民参与能力

公民民主参与意识的提高和参与能力的提升，主要是通过公民的政治实践来实现的，通过政治实践来促进了公民权利的实现，有效的构建浓郁的政治文化环境。因此，在我国的组织和宣传工作中，要积极主张提升公民的参与意识，激发公民的主人翁意识、维权意识以及法律意识。同时，加强民主教育，积极运用社区宣传、网络宣传、新媒体宣传等方式，丰富沟通的渠道，增强与人民的互动交流，增强公民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实现从政治的观望者变为参与者，实现以人民为本的核心价值理念。进而全面推进工作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提高政府官员民主意识，消除官本位思想

我国工作政策制定的主体是各级政府，是政府政策制定的核心，政策制定者的知识水平、实践水平、业务水平以及决策水平与决策民主化原则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官本位思想的存在，致使在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未能真正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首先，我们应该完善我国干部考核与任用制度，逐步改变我国政策制定者的官本位思想，提高政策制定者的民主意识。其次，要大力宣传和普及公民的民主意识，引导其逐步了解自己的权利以及履行自己的职责。再次，完善监督制度，增强民主监督，确保权力的正确使用。政治权力的配置必须是平衡配置，在设置一种权力的同时，就要考虑到这一权力被滥用的可能性，同时设置相应的监督权力。

（三）防止强势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过程的渗透

强势利益集团为了实现自我利益，往往会对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进行操纵，使得消极作用大于积极作用，因此，在政策制定的过程，应该加强对强势集团的警惕和防备，因此，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防止渗透。

第一，政策的制定者应该坚持正确的人民利益观，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应该始终坚持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政策的落脚点也是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体现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和广泛性，只有和广大人民站在同一战线，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也是遏制强势集团的有力保障。第二，通过透明和公平公正的制度，来约束各利益集团的行为和竞争界限，协调利益集团彼此之间的关系，从而，遏制利益集团操纵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第三，通过制定法律制度对强势的利益集团进行约束，切实做到保障我国公共政策在正常的经济运行的条件下制定和施行。

（四）大力推行信息公开

相关调查结果显示：公民信息资源匮乏是影响公民参与政治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当今社会，公民对于信息的需求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强烈，而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也是政府应尽的责任。因此，政府应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公民的意愿，大力推行政务公开，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制度。如与公民切身利益相关的信息资源;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并积极参与的;反映政府行政机关机构设置、职能、办事程序等情况的以及其他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应当主动公开的信息。通过推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一方面可以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激发公民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另一方面实行政府管理行为透明化，主动公开各种政务信息，有利于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接受公民的监督，促使政府办事效率和作风的改善，树立政府的公信力。

（五）促进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非政府组织作为非官方的组织，可以有力地补充政府的管理和服务职能。在当今的国家和国际组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为公民有效参与政治提供了一个重要途径。促进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可以从以下四点对策进行改进。一是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保障公民和非政府组织享有合法的地位。同时，在体制框架内设计出合理的制度，明确规定其职能范围、享有的权利和应该履行的义务。二是改善非政府组织的内部管理机制以强化其自治地位。形成非政府组织自我管理和组织构建，以此增强社会合法性和募集资金的能力。三是创新非政府组织政策参与方式，如采用社会问卷调查、舆论宣传、民意测验、网络调查等方式，创造机会让公民参与政治并表达自己的观点。四是转变政府管理职能，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适当放权，将一部分公共权力让渡给非政府组织，使其发挥自身优勢。

四、总结

“民主既不是多数人的统治，也不是代表的统治;它是公民的自治。如果没有公民，那么就只会有精英政治或者大众政治。”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与高新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自己在政治社会中地位和权利，不断地要求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获得发言的机会。因此，增强公参与意识、权利意识以及主人翁意识，对政策的有效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陈庆云.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192-196.

[2]张国庆.公共政策分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77-78.

公共政策过程 篇4

我国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长期以来都是以政府为主导的“自上而下”模式, 也就是说, 公共政策制定在实际操作中变成了政府独自对关系到全体社会利益结构的问题进行的解决方案设计, 这些传统理念与方法势必增加了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行政成本。除此之外, “官本位”在在全体公民的观念中根深蒂固, 这就导致公民顾虑重重而不敢大胆的表达自身意愿、维护自身利益, 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热情也就被压抑。所有这些制度困境、政治文化困境等等都极大地妨碍了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 没有经过全体公民参与、检查、监督而制定的公共政策就不能更好地为公民服务, 这就违背了公共政策的本质要求和内涵, 进而阻碍了民主化进程。因此, 本文的目的就在于对上述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问题进行系统的分析与讨论, 并试图给出一些相对合理的对策建议。

二、公共政策制定与公民参与的内涵

(一) 公共政策制定的内涵

公共政策制定是指政府等公共权力部门为了维护全体公民的长远利益, 解决某一公共问题, 针对某一特定对象而采取某种整治行动的过程, 它主要包括政策目标的确定、政策方案的设计、政策方案的确定三个主要环节。

(二) 公民参与的内涵

公民参与是指公民为了维护自身权利或利益通过各种合法的方式和途径参与政治生活的活动行为, 目的在于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 使之向自己愿望的方向倾斜, 公民参与是公民谋求公共利益的主要方式。我国是公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国家, 公民是政治参与的主体。当然, 这里的公民参与指的是公民以合法合规的方式参与政治生活、影响政府活动, 并不包括违法违规行为。

公民政策制定只有通过公民的参与和表达才能更好地得到广大政策对象的认可、节约执行成本、减少社会矛盾, 最终达到预定的公共政策目标。简言之,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可以有效地提高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与合理性, 对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三、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新特点与困境

(一)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新特点

1. 利益主体呈现多元化状态。

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 市场经济竞争日趋激烈, 经济主体呈现出多元化趋势, 这就必然导致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结构复杂化的特点, 同时, 利益冲突也越来越明显。对于政府等公共权力部门而言, 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实际上就是减少利益冲突和矛盾, 调整全社会整体利益结构并使之合理化。对于各利益主体而言, 公共政策更像是一种资源, 公共政策保护、倾向的一方将会得到有利地位、获得更多利益。因此, 在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各利益主体为了使政策向自己倾斜, 必然会展开激烈的竞争。

公共政策的制定变成了各经济主体的一场利益博弈, 一方面提高了社会公民对于参与政治生活的积极性, 有利于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 另一方面给政府等政策制定部门带来的极大的挑战。

2. 网络民意成为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重要力量。

近年来, 互联网技术和网站功能的迅猛发展使我国网民数量不断激增。截至2014年6月, 我国网民规模达6.32亿, 半年共计新增网民1442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6.9%, 较2013年底提升了1.1个百分点。在当下崇尚言论自由的时代, 网民在论坛上可以自主交流彼此对于公共政策以及其他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公共议题的看法和意见, 网络为公民的意愿表达提供了广阔的平台。网络信息的共享性和快速传递性打破了政府对于公共政策制定的垄断性。

互联网的发展缓解了公民与政府在公共政策方面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是民意表达的一个新途径, 但同时它也是一把双刃剑, 网络民意代表存在不完全性和信息传递失真性, 互联网本身存在的技术缺陷等, 这些都给公共政策的制定带来的新的挑战。

3. 公民参与的形态由被动型逐渐转为自主型。

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 公民也会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 但那个时候的公民参与几乎都是在政府部门的号召和动员下被动进行的, 人们缺乏表达自身意愿的观念和意识。但是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民主政治观念在全社会的深化, 如今的公民参与以往相比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特点, 在意见表达方面更加积极主动, 表达方式和渠道也趋于多样化。公民完成了传统观念的转变, 真正把参与政治生活作为自己的基本权利而非义务。

(二)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困境

1. 公民参与渠道不畅通。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首要前提就是民意表达的渠道畅通, 这就需要在政治制度上给予一定的保障。我国公民参与方面的制度主要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听证制度和信访制度, 然而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缺陷:

(1)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法律和理论上意义较大, 但实际操作过程中可以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我国人口众多, 人大代表的选举也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意愿, 虽然在选举方面已经不断地完善, 但是我国《选举法》规定全国人大代表总数不得超过3000人, 实际上一般控制在在2800~3000人之间, 而截至到2014年年末, 我国大陆总人口达13.6亿人, 这样的比例下, 人大代表对民意的顺利表达是有所局限的。

(2) 政治协商制度是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主要渠道, 它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让各民主党派有着民主监督的作用, 但实际上由于各党派之间的合作关系, 这种监督作用必然会被弱化,

(3) 听证制度是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重要渠道之一。但是目前来看我国的听证制度仍然存在很大的缺陷, 参与者缺乏民意代表性。听证制度更多的只是一种形式, 因此并没有得到广大民众的信任。

(4) 信访制度是我国反映民意、救济权利的一种特殊制度。但在实际运行中存在地方政府强行截访、侵害公民权利的扭曲现象。信访惨案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公民的积极性。

这些制度的缺陷和不足严重影响着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积极性和有效性, 进而影响了公共政策的执行效果。

2. 信息不对称弱化了公民参与效力。

互联网的产生和发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政府等公共权力部门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垄断局面, 但在政策对象和政策制定部门之间仍然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现象, 政策制定部门了解更多的信息, 掌握着更多的技术和主动权, 政策对象仍然相对被动。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将公民排挤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之外。即使参与到其中, 也会由于信息处理能力方面的不足而导致信息传达有误, 不能更好的参与到政策制定中去。

3. 非制度性参与影响参与效果。

公民参与包括制度性参与和非制度性参与。制度性参与是指公民通过正常的合法的途径、严格按照公民参与制度的要求和程序进行民意表达。而非制度性参与则相反, 公民如果无法通过合法途径表达自己的声音, 很可能就会做出违法违规的非制度性参与, 比如行贿、越级上访等, 甚至会试图用暴力解决问题。多数非制度性参与复杂无序, 难以受政府部门控制, 经常带来相反效果, 严重影响社会的团结安定。

4. 公民参与质量不高。

公民参与的组织化程度低, 我国的公民组织主要以社会团体为主, 但多数政治社会团体代表性不足, 甚至有的团体组织纪律性差, 难以组织成员有效地参与或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此外, 我国存在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区贫富差距大的现象, 各地区公民的整体文化水平和素质也不平衡, 贫困地区弱势公民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 缺乏法律意识, 在信息理解能力和意愿表达上相对欠缺, 加上弱势群体一直被政策制定部门忽视, 失去了话语权。影响了我国的社会公平与和谐稳定。

四、提升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几点措施

(一) 加强和改进各项制度安排, 健全和完善公民参与机制

公民有效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前提条件是民意表达渠道畅通, 而健全的公民参与制度是渠道畅通的必要保障, 否则公民参与就缺乏实质内容。首先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提高人大代表的代表性, 提高普通民众所占比例, 这是扩大公民参与的根本途径。同时, 党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办事, 依法治国, 还要多管齐下, 健全和完善听证制度、信访制度等其他公民参与制度。

(二) 健全地方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规范互联网信息传递

第一, 地方政府应逐渐扩大政策信息公开的领域和范围, 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向公民公开他们需要知晓的相关政策信息。尤其是公共政策制定的程序, 通过公众对政策制定过程的监督, 避免暗箱操作的现象。第二, 公开的政策信息必须要真实可靠。第三, 将公开的内容和程序简单化、通俗化, 方便公民顺利的参与到其中, 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和表达。第四, 加强互联网信息传递的规范性管理。互联网是当前公民了解政府公共政策指定等信息的重要渠道, 杜绝互联网信息失真可以有效提升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效果。

(三) 提高公民参与的组织化水平

一方面, 政府应当支持合法的公民组织, 切实帮助各种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加强立法工作, 为公民组织的发展壮大提供法律保护, 为其提供政策或资金方面的支持, 保持其独立性, 使其充分有效地代表公民的利益。

另一方面, 公民组织也要加强自身建设, 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和规范, 正确处理组织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关系, 增强公共责任感。

(四) 强化公民教育, 提高公民素质

只有具有较高素质的公民才能。构建完整的公民教育体系, 提高公民整体的科学文化素养, 使社会公众按照合法合规的方式和途径正确有效地表达自身意愿, 降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民参与成本, 有效地提高公民参与度, 达到我国建立现代民主政治的目标。

摘要：本文以公共政策制定以及公民参与的内涵为切入点, 详细分析了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新特点和面临的困境, 并以此为依据给出了几点关于提升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措施和建议。

关键词：公共政策制定,公民参与,困境

参考文献

[1]张宇.公共政策制定的民意向度[J].江海学刊, 2008 (6) .

[2]陈庆云.公共政策分析[M].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6.

公共部门战略管理的过程分析 篇5

战略分析。外部环境因素分析――pest分析、利益相关者分析。

分析的任务是运用系统思考去识别与组织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外部环境系统，探讨组织在与其有关联的外界环境中所面对的机遇和威胁。

内部系统因素分析――组织资源、现行战略、组织绩效、核心竞争力。

分析的任务是认清组织的优势和劣势，以便决定采取某种可能的行动方针(战略)

战略选择的标准：适用性、可行性、可接受性

战略选择的影响因素：现行战略的继承性、对外部环境的依赖程度、组织领导人的价值观、时间因素、竞争对手的反应、权限。

战略选择技术： swot矩阵、波士顿咨询集团矩阵、内部和外部因素组合矩阵、战略定位与行动评价矩阵、定量战略计划矩阵。

战略实施是将战略构想转化为行动与现实绩效的过程，是战略管理的主体。

战略实施是组织为实现战略目标，而根据组织内外部环境变化调整组织行为模式的动态过程。

战略实施是建立、发展组织的行动能力的过程。

公共政策过程 篇6

陈利会（1987-），河南省濮阳市，专业：云南民族大学社会保障硕士。

摘 要：公共政策制定是政策过程最主要也是最关键的环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信息化、全球化浪潮的不断延伸，对我国公共政策制定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本文阐述了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特点及存在的主要问题，从加强公民参与、完善咨询系统、促进伦理建设三个方面提出建议，为制定科学化的公共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公共政策；政策制定；问题；对策

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旨在为本国或本地区的行政机构、社会团体、人民群众等的社会公共行为提供规范性、指导性的方向，以此来达到缓解社会矛盾、预防社会暴力、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等政策执行的目的，从而为人民提供一个良好、有序的社会环境。公共政策的表达形式有法律规章、行政命令、政府首脑的书面或口头声明和指示以及行动计划与策略等等。[1]公共政策制定从程序上讲，包含目标确立、政策方案设计、评估论证方案与抉择四个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的阶段或环节。公共政策的制定与盈利性组织所制定的各项政策有质的区别，并且过程呈现复杂多样、动态的特征。

一、我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特点

1.政策输入机制的特点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政策科学界逐渐形成了理性模式和渐进模式两种政策制定过程分析模式。理性模式从最初的过于理想化的理性分析模式经过创新后发展为以赫伯特·西蒙为主要代表人物的有限理性分析模式。渐进分析模式包括两种决策模式：多元决策模式和精英决策模式，美国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是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在中国，由于政策制定是在社会结构分化程度偏低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而且大部分的制定政策的任务都不能被具有代表性的社会结构来承担，大都是政治系统中的政治精英按照自己所认为的政治发展走向来确定政策制定的内容。因此，就呈现出一种“内输入”的政策制定特点。

2.公众的参与性

公共政策制定的最根本的受众目标就是人民群众，公共政策从开始的信息采集到政策分析再到政策制定与执行，任何一个环节都离不开与公众对将要制定的政策进行沟通与协调。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形成了重大政策的形成一定要和群众通过自上而下而后又自下而上的过程来反复沟通、实践、修正。在我国，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就曾说过：“群众既制定政策，又执行政策”。也正是因为共产党对民意、民心的重视，以及对群众路线的坚持不懈的贯彻执行，才会出现党、军、民一条心开创并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新面貌。

3.“摸着石子过河”的政策制定模式

“摸着石子过河”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创造的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政策制定模式。虽然这种政策制定模式创造于改革开放时期，但是其注意摸索、大胆创新、循序渐进等政策制定精神依然适用于当代社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我国社会改革已进入“深水区”，要攻坚克难，抓住各项问题的关键点，基于从点到面、协调发展的指导原则制定科学的公共政策。

二、我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存在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秉承着科学决策的政策指导方针，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正确的重大决策，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然而，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还是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

1.政策参与主体的不平衡性

根据系统论的观点，可以将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分为三个阶段：输入阶段、转换阶段、输出阶段。政策输入阶段是指给予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所需要的基本信息；政策输出阶段则是相对于政策输入阶段而言，是指贯彻与实施政府的政策；政策转换阶段就是指从政策制定到政策实施的过程。在一个有效运行的公共政策系统中，输入性参与和输出性参与应该处于平衡状态。[2]然而在我国，在由政府主导的政策制定背景下，公民對政策制定的参与表现的相对消极与冷漠，由此造成的失衡就不可避免的降低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权威性和有效性。

2.智囊系统出现负面影响

根据世界各国政府的政策制定实践，不难发现科学合理的政策制定缺少不了智囊机构的支持与辅助。美国民间智囊团兰德公司，日本智囊团野村综合研究所，联邦德国工业设备企业公司等都是对本国政府政策制定做过突出贡献的智囊系统。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智囊系统为公共政策的制定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存在更多的却是负面教训。在一些重要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对于比较关键的决策因素只是任由领导者个人对政治形势的判断与经验来决定，而并没有经过科学的论证和规划。当前，我国部分智囊系统已逐渐依附于政府，独立性大大减弱，并没有起到连接政府与人民的重要桥梁的作用。

3.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价值冲突

我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伦理价值标准的冲突问题也是长期以来难以根除的一种意识障碍。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价值冲突主要分为以下三类冲突，首先，效率优先原则与社会公正原则的冲突，这两种原则的冲突实质上就是市场经济与伦理价值的冲突。其次，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冲突，在政策制定过程中难免存在一些被个人利益蒙蔽双眼的个人，为了一己私利而扰乱科学决策。最后，经济合理性与社会合理性的冲突，经济合理性强调效率优先，社会合理性则强调“人”的价值，强调以人为本的原则以及追求文化的进步和社会的健康发展。

三、我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存在问题的对策

1.提高公民参与的有效性

基于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疆域宽广、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同时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体制具有发展晚、速度慢等特点，[3]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不可避免的成为一个庞杂的系统工程，再加上政策制定很难达到不存在相反意见的现实，所以政策制定者就会为了达到摆脱繁杂事务，减少责任承担的目的，而减少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途径。因此，加强公民参与政策制定，首先要加强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制度建设，建立公正、合理、科学的制度环境；其次，加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有效互动，深入基层调研，体察民情；最后，培养公民的主动参与意识，提高公民政治文化素质，使公民参与从被动变主动。

2.进一步发挥咨询系统的功能

目前，就我国咨询系统而言，也就是所谓的智囊团，还存在着人才单一化、制度相对不健全、机构独立性较低、社会公众对其工作内容及性质不够全面了解甚至存在误解、政策制定者对咨询系统的政策建议不够重视等众多问题亟待解决。因此，针对以上问题可以采取如下解决方法：向社会各界招聘政策咨询系统所需的优秀综合多学科类人才；增加有利于提高机构独立性的预算制度；在全社会为政策制定工作从业人员营造良好的研究氛围；鼓励建立民间的咨询机构，充分发挥民间咨询机构所具有的与群众密切沟通交流和政策信息广泛收集功能，使其能更好的为上层咨询系统提供政策制定所需要的关键信息。

3.促进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伦理建设

首先，提高公共政策制定者的伦理素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以公共政策制定者进行的道德判断为前提的决策过程，因此培养其高尚的道德情操，强化政治素养具有重要意义。其次，建立公共政策伦理评估体系。通过从设立专职的公共政策伦理评估组织、形成公共政策伦理评估信息网络系统、加强公共政策制定的监督反馈机制等方法来有效缓解公共政策制中的各种价值冲突，不让评估流于形式。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

参考文献：

[1] 张金马.政策科学导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2] 王学杰.改善我国公共政策参与方式的思考[J].中国行政管理，2001（2）.

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政策过程 篇7

(一)土地物权化

新时期农村土地管理的基础性工作是进一步明晰和稳定土地的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加强土地的确权登记颁证。2008年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发布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并明确提出“搞好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地籍调查是确权的基础。自2007年1月以来,国土资源部启动了大规模的第二次土地调查工作,其中农村土地调查是第二次土地调查的重点任务,包括农村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和农村土地权属调查两部分,目标是查清全国耕地、园地、草地、林地、农村居民点等各类土地的分布和利用现状,以及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并充分利用土地调查成果,加快推进土地登记发证,完成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发证工作,从而进一步明晰和保护集体和农民的财产权利,逐步实现土地物权化。

(二)土地财产化

土地财产化的关键是避免权利侵蚀。权利侵蚀的两种主要形式是村集体的土地调整和政府部门的征地。集体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权能不完整,是土地权利物权化,财产化的主要障碍,影响权利人财产权益在市场中的实现。为此,当务之急是需要明确两级主体的相关权利,即村民小组或村集体的所有权和农民家庭的承包经营权。从现实情况来看,尽管一些地区已经实现了土地确权颁证工作,但土地权利仍不能得到保障。即便土地实现了确权颁证,政府力量仍凌驾于农民土地权利的基础上。为此,更为重要的是约束政府权力,避免政府行为跃居法律之上,违背农民,损害农民利益。征地制度侵蚀农民土地权利的主要方式是随意性较大、征地范围过宽、补偿不足等。十七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改革征地制度和完善征地补偿机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要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逐步缩小征地范围,并提出通过明确地界定“公共利益”来缩小强制征地的范围,是今后征地制度改革的重要方向。明确公共利益的途径是编制《国家征地目录》,将明显属于社会公益用地的项目以目录的形式细化列举,列入《国家征地目录》的项目用地,经依法批准可以行使土地征收权,并建立认定“公共利益需要”的法律程序。同时,要完善征地补偿机制,合理确定征地补偿标准。2004年国务院通过《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对完善征地补偿机制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依法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按照同地同价原则及时足额给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民合理补偿”。征地补偿不应仅仅是“原用途补偿”,而逐步转向“市价补偿”,使农民同样享受市场化和城镇化的收益。

(三)土地资产化

土地资产化的关键是确保处分权和收益权,而这其中土地有序有偿流转是主要形式。首先需要强调的是,土地流转的根本前提是“农地农用”,即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土地流转首先要处理好与保护承包权的关系。土地流转以保障农民的承包权为前提,但农民对于丧失承包权的思想顾虑仍是制约流转的重要原因。为此,需要进一步全面落实好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能。在此基础上,当务之急是建立健全土地流转机制,加强服务平台建设,规范土地流转的运作和管理。构建土地信息共享平台、土地使用权价格评估中心和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为土地流转提供有效服务。以县、乡农经部门为依托建立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形成下联村、上联县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服务体系;形成村有信息员、乡镇有中心、县市有网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信息体系;开展居间服务、价格评估,形成以公共服务机构为主体,市场化、专业化服务组织为补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介服务体系;建立健全乡村调解、县市仲裁、司法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调处体系。

德国教育过程层面的均衡发展政策 篇8

1. 加大教育投入

加大教育投入是落实各个层面上教育均衡发展政策的关键。为了提高教育质量, 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德国政府决定大幅提高教育投入。德国在2006年对教育和科研的总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5%, 新的政策目标是到2015年将对教育和科研的投入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0%。

2. 均衡配置资源

德国的教育管理制度和教育成本分担制度有利于实现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作为一个联邦制国家, 德国各州享有文化主权, 自主负责州内的文教事业。因此, 联邦政府将自己的职责局限于全国性的教育事务, 如科研资助和对学生的教育援助, 其余事务均由各州负责。在每个联邦州内部, 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工明确。州政府负责教育体制的结构规划, 如学校形式, 学制等, 确定全州统一的课程目标和内容, 如教学计划、课程表、教材、考试等, 统一负责全州教师的招聘和培训, 统一支付教师工资。地方政府负责按照州政府确定的标准建立以及维护校舍, 聘用及资助非教师类工作人员以及制定学校发展规划。为此, 地方政府会从州政府得到相应的资助, 如校舍建设资助、学生交通资助、教材资助以及运营经费。

3. 扶助弱势群体

公共政策过程 篇9

1、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内涵

现实生活中, 我们会遇到各种社会现象, 需要解决各种社会问题, 而在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之前, 我们就要搞清楚隐藏在这些表面现象后面的原因是什么。寻找真理、认识真理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我们可能会走很多弯路, 甚至陷入绝境, 为了少走弯路, 我们就需要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

在一个社会中, 公共政策的决策是社会管理的重要环节。当前, 我国正处于发展的新阶段, 各种新事物、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 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日趋多元化。各种因素的错综交织, 使得决策的风险和随机性不断加大, 决策的难度和要求不断提高。为此, 迫切要求公共政策的决策加快由经验决策向科学决策、由传统决策体制向现代决策体制转变。与传统的经验决策的随机性不同, 现代决策是一种讲求科学化、民主化及其内在统一的制度性的程序决策。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作为现代公共决策的两个基本维度, 共同决定着公共政策制定的质量。所谓决策科学化是指决策的方法和程序符合科学的要求, 决策的结果符合客观规律。所谓决策民主化是程序民主并采纳公众意见, 力求各方利益的正和博弈。

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是从纯粹理论层面上讲的。比如, 休谟提出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是操作层面的问题, 即具体的研究工具。社会现象所表现出的不是单一的关系, 而是涉及到多方面的关系, 这客观上需要运用多种研究方法。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主要来自实证主义和解释主义。实证主义认为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必然存在某些逻辑因果关系, 对事物的研究就是要找到这些关系, 并通过理性的工具对它们进行科学论证。解释主义认为价值和理论中的事实是不存在的, 人们看待事物的方式决定事物的性质。解释主义者特别强调研究者要深入研究现场, 在尽可能自然的环境下和被研究者一起工作生活, 以了解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并倾听他们的心声, 同时对自己所使用的方法也要进行深刻反省, 然后在这一基础上对被研究者的解释系统进行建构和再现。

2、公共政策制定中政治权力与科学分析的关系

公共政策是政府的一种政治输出, 人们通过对这些公共政策的优劣判断来评估政府的绩效和能力, 从而影响到政府管理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在现代社会, 人们期待政治体系选择的公共政策是人类理智而不是政治权力的产物, 人们也期望在公共问题存在或发生的场合, 政治体系能够迅速反应, 及时提供有效对策。在这种情况下, 公共政策制定中便出现政治权力与科学分析的矛盾。在公共政策制定中, 强调政治权力意味着排斥科学分析, 但排斥科学分析势必增加公共政策失误的风险, 使人类社会掉入自己设计的陷阱;强调科学分析意味着排斥政治权力, 特别是排斥专断的、个人的权力, 但排斥政治权力势必拖延决策, 使公共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因此, 要正确处理公共政策制定中政治权力与科学分析的关系。

二、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1、现代的政策制定手段和方式广泛采用, 但经验决策方式仍较普遍

任何政策制定都离不开一定的方式方法, 改革开放后, 现代的政策制定方式和手段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推广与应用。一方面, 中央积极鼓励加强包括为科学决策提供理论支撑的社会科学研究, 在政策制定过程中, 不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不决策, 不经过系统的咨询论证不决策, 不充分征求各方面意见不决策的“三不决策原则”, 开始成为越来越多的政策制定者的自觉意识。另一方面, 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未来学等一批新兴理论, 为公共政策制定行为提供了新的方法论, 并极大地推动政策科学向更高层次发展。此外, 计算机、问卷调查、数据统计、模型分析等已经被越来越多地在公共政策制定中采用。所有这些促进了决策过程中宏观、系统、定量分析的内容逐渐增多, 研究、评估、论证的成份明显增大。

目前, 虽然我国公共政策制定的方法和手段有所丰富、但并没有完成由传统的经验决策向现代的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彻底转变。具体来说:一是在许多地方及部门特别是基层, 经验型决策仍然是一种基本的政策制定方法。二是“单方案决策”现象比较普遍。决策就是从多个方案中选择一个或综合出一个最优的方案。“单方案决策”不仅无法保证决策质量, 而且难以应对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突发事件。三是决策方案论证不充分。许多时候只是在拍板前匆匆忙忙开个座谈会, 事先并没有让与会者有足够的时间对公共政策方案做认真的研究。四是战术研究多, 战略规划少。在许多政府官员看来, 所谓政策制定就是项目审批、资金分配、人事任免等等, 决策视野狭窄、决策方法简单、决策手段贫乏。

2、政策制定者离科学决策的素质要求尚有较大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 公共政策制定者无论学历水平, 还是知识结构方面, 均比过去有了显著提高, 但离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要求尚有较大差距。具体表现在:一是一些政策制定者缺乏责任意识。二是一些政策制定者缺乏求真务实的作风。有的政策制定者不作深入的调查研究, 不作认真的理论分析, 未经专家的详细论证, 未作广泛的充分讨论, 凭想当然决策的情况时有发生。三是一些政策制定者喜欢依照习惯和传统, 用老办法处理新问题, 以至于出现一系列所谓“好心办坏事”和“交学费”等现象。

三、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离不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运用

1、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运用是公共政策制定的重要前提

随着社会问题复杂性的迅速提高以及社会问题数量的不断增长, 传统的研究方法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和挑战, 方法问题作为解决实践问题的先导, 在公共政策研究中尤为重要, 忽视公共政策的方法研究必然降低政策研究中的进程和速度, 降低研究成果的可信度和准确性。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公共政策研究提供了有效的手段, 建立信息网络、构建数学模型等研究方法正为越来越多的公共政策研究者所采纳。

2、定性研究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的关系

定性研究注重社会现象质的方面, 能迅速地、基本准确地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但是, 任何事物都是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的统一, 要全面准确地把握事物, 还必须对事物进行定量研究。数学方法以及现代科技成果, 特别是电子计算机为定量研究提供了基础。定性研究即在自然环境下、使用实地体验、开放型访谈、参与型和非参与型观察、文献分析、个案调查等方法, 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细致和长期研究, 其分析方式以归纳为主。与之相对应, 定量研究方法的基本理论基础来自于实证主义。长期以来, 人们认为只有客观的、实证的和定量的研究才符合科学标准, 只有当资料通过可信的计量工具用数量来加以表示时, 不同研究者的研究结果才能直接地加以比较。没有量化, 社会科学就只能停留在印象主义的臆想和未经证实的见解这样一种水平上, 因而也就无法进行重复研究, 更无法确立因果关系和提供证实的通则。定量研究方法的目的是通过对相关环境变量的控制以消除它们对研究变量的影响, 从而考察研究变量之间的内在因果关系。

两种方法尽管有各种区别, 但也有密切的联系。定性研究方法往往用来构建理论, 而定量研究方法则用来检验理论的正确性, 将两种研究方法结合起来运用, 将会使研究的过程更加客观公正, 理论支持更加丰富完备, 得出的结论更加缜密准确。

3、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社会科学家参与制定公共政策

为了使决策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必须依靠集体的智慧。因此, 组建由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参与的研究机构“智囊团”, 让他们为决策提供多种方案, 成为现代科学决策不可缺少的部分。比如, 许多国家直接任用一些社会科学家进入政府部门工作, 有的协助领导人就国内外重大问题提出建议和对策, 有的直接担任政府重要部门的领导职务, 在对内对外的重大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

4、社会科学研究进行广泛的科学调查, 为公共政策制定提供客观依据

科学调查是对调查对象进行严密、系统、精确的统计, 它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环节, 不了解实际, 就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例如, 要进行宏观经济决策就必须了解基本国情, 如人口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资源的分布、工农业的结构及布局等, 要了解这些情况就要进行人口普查、资源普查、工业和农业普查。通过这些科学调查, 我们可以预先知道决策的大致后果, 以避免决策的失误, 而且, 通过科学调查也增强了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使我们可以及时了解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

四、运用科学研究方法提高公共政策制定的质量

1、决策参与民主化

在某种程度上说, 政治产品是政治力量与社会力量相互博弈的结果。政治学理论认为, 在一个民主、稳定的社会, 公共政策的制定应该不是官僚特权, 各类社会机构和全体公民都要参与到政策制定的过程中。由于公共政策的客体是全体公民或某些目标利益群体, 要让政策目标群体最大限度地执行政策, 就必须积极开发多渠道的决策参与途径, 扩大决策的参与主体, 由民意决定公共政策的制定。只有让政策相关人参与决策, 充分表达他们的意愿和建议, 才能减少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政治冲突。单一的群体或个人, 很难周全地判断所有相关政策因素。因此, 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 应建立容纳多种意见甚至是反对意见的科学的论证制度, 严谨科学地对待“异见”。

2、完善公共政策制定的咨询系统和信息系统

(1) “有位才能有为”

决策咨询研究作为公共决策的智力支持系统, 只有将其纳入法定程序, 完善体制机制, 才能充分和稳定地发挥其作用。因而必须从立法角度确立决策咨询研究机构独立的法律地位, 确立决策咨询程序在政府重大决策中的法定地位。

(2) 掌握科学的决策咨询研究方法

一方面注重社会调查,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用科学、客观的态度开展调查研究, 掌握更多的第一手资料和全面真实有效的信息。另一方面, 要善于借鉴和运用国外己经比较成熟的定性、定量分析和各种创造性思维的研究方法和技术, 并加强对决策咨询研究的基础理论及方法论的研究, 提高研究能力和水平, 以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支持科学决策。

(3) 确保信息管理过程客观公正

公共政策是一个政策信息不断输入、转换和输出的过程, 即外部信息通过信道传导给政策主体, 进入政策体系, 通过政策体系转换机制变成公共政策方案输出, 作用于环境, 引起环境变化, 产生执行反馈, 进一步引发新一轮政策系统循环运行。政策制定中的信息管理都与人的选择取舍密切关联, 因而, 基于价值和偏好的判断始终贯穿于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信息管理过程。所以, 在信息管理过程当中必须设法保证信息管理过程能够客观公正地进行。

参考文献

[1]李乾贵、罗峰:和谐社会视野下政府科学决策的制度保障[J].中国行政管理, 2007 (3) .

[2]刘雪明:政策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问题研究[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02 (2) .

[3]顾戛良:论政府决策机制的改革和完善[J].行政论坛, 2003 (5) .

[4]徐元善:论基层政府决策伦理的失范与制度安排[J].中国行政管理, 2007 (9) .

公共政策过程 篇10

1 车站公共区冷负荷计算

在确定空气处理过程前,首先进行车站公共区冷负荷计算,确定站厅、站台层冷负荷、湿负荷,热湿比等。

地下车站的负荷不受外界环境的影响,不需要考虑建筑物围护结构对负荷的影响,其主要来源于车站的人员、设备、车站与隧道区间的热交换、车站与出入口之间的热交换等。关于冷负荷计算的内容在参考文献[1]中详细论述,不再赘述。

2 确定空调系统送风量

2.1 送风温差

根据《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2]7.4.10规定:舒适性空调送风温差不宜大于10℃(送风口高度不大于5 m时),所以计算将送风温差设定为10℃。

设定厅台混合状态点为29℃,送风状态点为19℃,对于站厅层送风温差为11℃,站台层送风温差为9℃。

2.2 送风量

首先根据负荷计算及相关规范确定以下风量:

G1——送风量,m3/s;

G2——自然进风风量,m3/s;

G3——回风风量,m3/s;

G4——屏蔽门漏风量,m3/s;

G5——空调新风量,m3/s。

2.2.1 送风量G1

利用显冷负荷及送风温差,分别计算站厅及站台层送风量:

式中:Q显为显冷负荷,k W;Δt为送风温差,℃。

2.2.2 空调新风量G5

确定空调新风量需要考虑3个因素。

(1)满足人员要求[3]:公共区空调季小新风量运行时,新风量每位乘客按≥20 m3/h计算;非空调季新风量每位乘客按≥30 m3/h计算,且换气次数≥5次/h。

(2)空调系统新风量不小于总风量10%[4]。

(3)屏蔽门漏风量。

一般新风量计算有2种,即在以上3者取最大值计算,或以(1)(2)项中取两者最大值计算。

由于屏蔽门漏风量随着行车间隔呈脉冲性变化,在其开启期间达到峰值,关闭后,漏风量趋近于零。新风机的风量是稳定的,无法随着这种波动而变化,所以车站内的压力变化无法避免。因此,建议新风量按照(1)(2)项中取两者最大值计算,而与屏蔽门漏风量的差值按照由出入口车站自然进风考虑,并将这部分负荷计入车站。

2.2.3 回风风量G3

回风风量=送风量G1-空调新风量G5。

2.2.4 屏蔽门漏风量G4

屏蔽门漏风量,一般可取7.5~10.0 m3/s[1]。

2.2.5 自然进风风量G2

自然进风风量G2=屏蔽门漏风量G4-空调新风量G5。

3 空气处理过程及处理状态参数

3.1 绘制焓湿图

根据车站空气处理过程,绘制焓湿图(见图1)。由于参数尚未确定,此时是根据已知的空气状态点温度及热湿比绘制的示意图,室内空气状态点湿度控制在40%~70%。

站厅站台回风N经风机及管道温升达N',与新风在H点混合后,经表冷器进行降温减湿处理至状态点S',经风机及管道温升达到S,并由管道送至站厅及站台,送至站厅及站台的空气分别吸收余热余湿,并沿热湿比线ε1、ε2到达站厅及站台的设计参数N1、N2,站厅空气N1与站台空气N2混合后达到回风状态点N。空气处理过程状态点见表1,碧海站空气处理过程见表2。

3.2 空气处理过程的确定和校核

采用循环迭代的方式,确定送风状态点的参数,设定其相对湿度,由此计算出其他状态点参数;判别站厅和站台的相对湿度是否满足40%~70%的要求,同时表冷器出风状态点应尽量使接近机器露点(90%~95%);如果满足,则计算结束,否则需要重新调整送风状态点参数计算。具体步骤如下:

(1)确定站厅N1、站台N2、室外W、送风状态点S、表冷器出风状态点S'的温度。

(2)根据温度查表得到该温度下饱和分压力Pgb。

(3)试输入送风状态S点相对湿度φ为85%。

(4)计算送风状态点的焓湿量:

式中:B为标准大气压,101 300 Pa。

(5)计算站台站厅、空气状态点的焓湿量及相对湿度:

将式(5)代入式(4),可得到:

式中:站厅层送风温差Δt为11℃,站台层送风温差Δt为9℃。

(6)计算表冷器出风状态点S'的温度及相对湿度。

风机和管道温升使表冷器出风状态点S'沿等湿线到达送风状态点S,确定S'点的状态,需要确定风机和送风管道产生温升。

(1)风机温升及由此产生的冷负荷[5]。

风机机械能转化成热能,造成空气温度升高(该温升并不是由电机散热产生,即使空气不流经电机,仍会使空气温度升高)。空气通过风机的温升计算可以参照《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暖通空调:动力》5.2.5,记做Δt1:

式中:QF为风机负荷,k W;H为风机风压,Pa;G1为风量,m3/s;η为电机安装位置系数,当电机安装在气流内时,η=1,否则η=η2;η1为风机效率;η2为电机效率,取0.8~0.9。

式(10)所计算结果即为空气通过风机时由温升引起的冷负荷。

由式(9)、式(10)可得:

(2)管道温升及由此产生的冷负荷[5]。

空调送回风管的温升可以参照《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暖通空调:动力》5.2.6,记做Δt2。

采用式(9)可计算空气由管道温升引起的冷负荷。

例空调箱风机风量为80 000 m3/s,压头为600 Pa,风机效率80%,电机效率85%,车站两端各设置空调箱1台,则Δt1=0.71℃(空调箱η=1),单台发热量为19 k W,总发热量38 k W。

管道平均长度100 m,则Δt2=0.8℃,发热量43 k W。

S'—S的温升为Δt1+Δt2,则S'的温度为17.5℃,ds'=ds。

(7)根据式(8)计算相对湿度,判别站厅和站台的相对湿度是否满足40%~70%,同时表冷器出风状态点应尽量接近机器露点(90%~95%)。

不满足以上条件时,应重复步骤(3),直到满足要求为止。

(8)碧海站空气处理过程及校核见表3。

3.3 计算空气处理过程状态点参数

3.3.1 计算流程

(1)焓值。利用式(5)计算N1、N2、S、S'的焓值。

(2)混合状态N点。

N点为N1、N2的混合状态点,

式中:G厅、G台、G分别为站厅、站台的送风量及总送风量,m3/s。

(3)混合状态N'点。

N—N'为等湿过程,dN'=dN。

风机及管道温升计算同上所述,因管道与环境温差很小,按0.5℃计算。

tN'=tN-0.5,用式(5)计算焓值。

(4)室外空气状态W点。

W点为室外空气状态点,参数可查表得到。

(5)送风状态S点。

S点已经设定。

(6)表冷器出风状态S'点。

S'—S为等湿过程,dS'=dS。

i=1.01t+d(2 500+1.84)t。

(7)新回风混合状态H点,计算同N。

式中:G3、G5、G1分别为回风量、新风量及总送风量,m3/s。

(8)根据计算结果,校正焓湿图[6]。

3.3.2 碧海站空气处理过程计算

碧海站空气处理状态点主要参数表见表4。

4 确定空调风量及冷量

组合式空调箱:风量G=(1.05~1.10)G1。

冷水机组冷量:Q=G1ρ(iH-iS'),一般冷水机组选型不再考虑冷量附加值。

5 结束语

以深圳地铁11号线碧海站为例对空气处理过程进行系统梳理,列出常用的经验数据、计算公式及算法。采用循环迭代的方式,简单实用,为地下车站公共区空气处理过程的设计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杨宁.深圳地铁地下车站公共区冷负荷计算[J].铁路技术创新,2016(4):20-23.

[2]GB 50736—2012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S].

[3]WS 394—2012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S].

[4]GB 50157—2013地铁设计规范[S].

[5]陈重.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9.

公共政策过程 篇11

关键词:公共政策执行;官员问责;引咎辞职制

中图分类号:D6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09)28—0009—02

民主政治不仅要求政府是有限政府、高效政府、服务型政府,而且必须是责任政府。在政府系统中,人力资源是整个系统的血肉,建立责任政府,归根到底需要各级行政人员的努力。负责任的行政人员是建设责任政府的重要条件和根本保证[1]。在中国庞大的行政人员队伍中,具有决策、指挥职能的官员,肩负着政府的重要职责,其责任感和承担责任的能力直接关系到政府责任的履行和公共政策的执行效果。

建设“责任政府”的目标要求政府官员: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及时公开政策信息,并如实向公众解释其行为的理由;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如出现差错或损失,承担道义上、政治上、法律上的责任;在这三种责任中选择对应的责任形式,做到罚当其责,即承担“官员问责”的全部后果。

官员问责是西方政治发展的产物,典型代表是英国式的责任内阁制度。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大兴安岭火灾等几件事件的处理上体现了官员问责的特征,但却只是局部小范围的运用。真正把责任制度化并提上日程的首先是中国香港地区,而内地开始追究官员责任以2003年4月20日政府应对“非典”危机的举措为标志。在“非典”危机中,被免职的人员包括卫生部部长和北京市市长等省级部级官员,这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在突发事件中,短时间内就同一问题连续大范围的追究政府责任[2]。总体上,中国官员问责涉及的领域经历了一个变化和扩展过程:首先从突发事件公共危机(如“非典”危机)、重大恶性事件(如密云灯会踩踏事件等)开始,然后推广到不作为(如阜阳劣质奶粉事件)、滥用执行权(如嘉禾非法拆迁事件)等事件。

从实际情况看,当前中国官员问责制的推行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缺陷。

(1)在责任主体即由谁来负责问责方面,仍主要限于“通体问责”(即同一部门内上级对下级的问责),其中又以政府部门内上问下责为主,比如长沙、重庆、大连等地的问责主体均是市人民政府,而异体问责(即由外部机构对责任人的问责)特别是立法机关的问责机制还基本未启动。如果问责制度仅仅是上级追究下级的责任,那么在上级需要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况下,往往难以保证问责结果的公正性。(2)在被问责对象方面,与掌握更多权力的上级行政领导人相比,需要承担责任的官员,往往是下级。在问究过程中,下级总是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听从上级安排,配合上级的工作。(3)在问责责任的承担方面,“目前中国的做法是,往往以行政责任去取代政治责任,其用意是提高政府官员的责任心。但是,这样做容易鼓励应该承担政治责任的政府官员放弃进行战略思考,而只是着眼于如何在细节问题上避免自己的责任。”[3]

总结已经发生的问责事件,我们可以发现,引咎辞职是当前中国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得最多的官员问责结果,并且已经被纳入法律条文的规定范畴而制度化。

引咎辞职制度特指领导成员认为,其自身存在的过错行为已使其失却担任公职的民意基础,从而主动向法定机构提出辞去现任职务的申请并由后者依法对此做出处理决定的制度。200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82条规定,“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的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应当引咎辞领导职务。”引咎辞职制度的实施,对中国政府自身建设来说,是一个具有操作性意义的大事,它使得官本位的中国政府官员开始面临除政治斗争之外的责任约束[3]。

然而,作为西方国家一项成熟惯例的引咎辞职制度,在中国实践中的“本土化”困境也十分明显。

首先,引咎辞职制度存在标准与实施间的悖论。从理论角度上看引咎辞职制度能否顺利实施,关键取决于能否建立科学合理的认定标准和完善的考核监督体系,特别是认定是否应引咎辞职的标准要具有明确性——对什么是直接责任,什么是间接责任;哪些属于领导责任,哪些不属于领导责任;究竟到了何种程度才算构成严重失误;什么样的影响才能称为恶劣;什么样的损失、事故可算作重大;一级对一级负责,负什么责,怎么负责等,都应具体的界定。但问题在于制度本身比较模糊,难以把握,而一旦真正确立了硬性指标也定会包含不合理因素[4]。

其次,责令辞职能否成为引咎辞职的有力补充。引咎辞职的单一的自律行为并不足以追究那些不愿意辞职的领导干部,责令辞职正好填补了引咎辞职的缺陷。《公务员法》第82条同时规定,“领导成员应当引咎辞职或者因其他原因不再适合担任领导职务,本人不提出辞职的,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可以看出,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制度是一项较为完整的公务员领导责任追究制度,是自律与他律的有机统一。

其实,2002年出台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在明确引咎辞职的同时就已经规定了责令辞职制度,但责令辞职制度却尚未真正实行。出现责令辞职制度“纸上谈兵”的原因在于:

首先,与引咎辞职的主动权相比,责令辞职属于被动型,显得较为难堪,领导干部不易接受,所以即使有些本应被责令辞职的领导干部,相关组织为了减少工作上的阻力和麻烦,往往通过劝导的方式,让其引咎辞职,而不是理直气壮的责令辞职。在这种情况下责令辞职制度的实际效用颇令人担忧。

其次,“神化”与效果的差距。近年来,各种媒体、舆论纷纷报道中国官员引咎辞职的事件,言辞多称引咎辞职“是领导者政治伦理升华的体现”,“是政治觉悟的梦醒”,“是政治文明进步的标志”,“是官员们基于责任感而做出的自觉选择”等等而将其“神化”,反映出媒体和舆论对中国引入引咎辞职制度寄托了很高的期望。引咎辞职作为体现民主和宪政原则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其实只是西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常规现象。当公共行政领域或政府官员私人生活领域发生了引起政府合法性降低的重大事件,为了恢复民意、维护政府合法性,相关的政府官员必须引咎辞职[4]。

从引咎辞职制度在中国的具体实施效果来看,情况的确不尽人意,“神化”与效果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从相关规范性条例的颁布到制度最终法律化,相距的实践时间已有几年,但期间真正主动引咎辞职的领导干部少之又少。“非典”时期,全国数百名大小官员受到各种惩处,但主动引咎辞职的者甚少。而对于那些工作业绩平平,不适宜继续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而言,要使他们以就辞职就更难。尽管有些地方大张旗鼓的推行引咎辞职,但是在施行上却存在安抚政策[5]。江苏省泗洪县推行引咎辞职制后,为了照顾这些辞职人员的“情绪”,经审查无违法违纪行为的,仍保留原有的职务待遇,另行安排工作。在深圳龙岗区,引咎辞职也遇到了类似的尴尬,虽然推行这个制度不到一年,该区已有两名处级干部因工作不力被调离原岗位,可他们仍然是“处级调研员”。因此,有学者认为对于政府治道变革,尤其是政治文明建设来说,引咎辞职只是责任政府建设的内容之一,不能指望引咎辞职制度以及相关的问责制对于政府治道变革,尤其是政治文明建设具有实质性的推动作用[5],我们需要重视引咎辞职和问责制,但不应过分的强调引咎辞职和问责制的作用。

综上所述,中国官员问责制的不完善一方面使政府官员在执行公共政策时,因为最坏的后果一般是行政责任方面的引咎辞职(引咎辞职并不意味着政治生涯的终结)而导致权力缺乏约束,过于追求地方、部门、个人的利益,甚至滥用职权,损害公共利益。而另一方面,政府官员也容易形成“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工作态度。在问责的压力下,一些官员最关心的可能不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执行政策,而是如何预防各种问题的出现,并形成“机械执行不会犯错”的工作理念[4]。因此,加快建设和进一步完善我国官员问责制是提高我国政策执行能力和效用的当务之急,尤其是在官员问责的机理方面应进行一些相关性的研究论证和反思,从而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为官员问责制的建构和拓展形成一个良好的生态空间。

参考文献:

[1]纪培荣,刘纪鑫.官员问责与建设责任政府[J].理论学习,2006,(2).

[2]岳晓.从问责制的推行看责任政府的重塑[J].广西社会科学,2005,(6).

[3][5]毛寿龙.引咎辞职、问责制与治道变革[J].浙江学刊,2005,(1).

[4]谢炜.中国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利益博弈[D].华东师范大学,2007.

[6]丁煌.政策执行阻滞机制及其防治对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7]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浅议我国资产减值政策演化过程 篇12

总的来说, 我国会计领域对于资产减值的处理, 是一个从认识到实际运用的过程, 从统一计提标准到分类细化, 从单一项目 (仅针对应收账款) 计提到现在的八项计提内容等等, 前后可分成以下四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 (1992年以前) :对资产减值的认知阶段

1992年以前, 我国经济处于改革初期, 会计上还处于学习和研究西方的经济管理和会计核算方法的阶段, 因而当时公布的会计准则中没有提到资产减值准备, 企业多为国有, 而且除指定的对外贸易企业外, 一般企业国际业务不多, 资产的计价方法只有历史成本法, 并且当时的市场处于国家控制的计划经济, 不存在所谓市场价格, 因而在会计核算上对于企业财物的计价不需要考虑减值的情况。

二、第二阶段 (1992-1998年) :对资产减值初步运用阶段

1992年以后, 我国企业经济的迅速发展, 为适应经济的改革发展, 在当年11月国家财经部发布的会计基本准则中对资产定义进行了调整, 定义为:“资产是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 包括各种财产债权和其他权利。”并在会计核算原则中增加了谨慎性原则。依照谨慎性原则, 企业在核算资产、收入时, 如果存在不确定性情形, 则宁愿低估而不能高估, 在核算负债、费用时, 则宁愿高估而不能低估, 以保证利润、所有者权益合理性。对资产计量可按实际成本与市价 (可收回金额、可变现净值) 两种计量, 并按两者孰低核算, 在资产负债表上按较低者列示。因此, 在1992年的会计核算改革中增加了坏账准备金项目, 即是对应收账款项目在年末按规定方法进行评估后, 计提减值准备金, 而对坏账损失核算既可采用备抵法, 也可用直接转销法核算。也只有在采取备抵法核算应收账款时, 企业才能提取坏账准备。例如, 提取准备金时是采用年末应收账款余额百分比法的, 工商企业可按年末应收账款余额的3‰-5‰计提。当期计提的坏账准备在会计报表中作为应收账款的备抵项目列示。

这一时期, 企业确认坏账计提准备的时点是年末。在会计核算上, 年末应计提的坏账准备计入“管理费用”项目内。如若当期坏账准备项目余额大于应计提的金额时, 可以将多提的部分转回。

1998年, 国家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债务重组》中引入了“公允价值”新概念。在此后几年中, 会计核算上开始出现关于企业资产的减值核算业务。

1999年财政部颁布第35号文《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中划定, 公司提取的资产减值准备有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短期投资跌价准备和长期投资减值准备四种。

三、第三阶段 (2001-2003年) :取消公允价值计量阶段, 并正式提出了八项计提的内容

1998年虽然在会计准则中使用了“公允价值”概念, 但当时我国会计领域对于这方面的理论还处于研究认识阶段, 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 国内市场经济在价格控制上虽已不是计划经济, 但也不完全具有“公允价值”所需的活跃价格市场的存在, 编制报表时, 各企业对资产公允价值的估计存在着较大的不合理性, 从理论与操作上, 都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于是2000年以后颁布的会计准则及会计制度中对于企业资产计提减值时没有再提到“公允价值”概念。因而, 2001-2003年, 我国针对企业资产的有关核算发布了八项准则, 并在这些准则中放弃了公允价值计量。

在公布的资产减值的八项准则内容中, 明确规定了企业除应收账款外的存货、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四个资产项目可计提减值准备金, 以下就新增部分的内容进行对比:

第一, 《企业会计准则———存货》的第23、25条提到, 每期重新确定其可变现净值, 有减值可计提准备金, 如前影响因素消失, 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的金额可转回。减记的金额, 可确认为当期费用。根据以上的规定, 企业在期末计提的存货减值准备计入当期“管理费用”项目中核算。

第二, 《企业会计准则———投资》第3条将投资分为长期与短期两种, 其中根据所占份额多少将长期股权投资的计价方法分为成本法与权益法。准则第23条:“企业应当定期对长期投资的账面价值逐项进行检查如果由于市价持续下跌, 应将可收回金额低于长期投资账面价值的差额, 确认为当期投资损失已确认损失的长期投资的价值又得以恢复, 应在原已确认的投资损失的数额内转回。”从以上规定得出, 企业在期末计提的长期投资的减值准备是归入“投资收益”项目进行核算也可转回。

第三, 《企业会计准则———固定资产》第28条:“如果固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 企业应当按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并计入当期损益。”第30条:“如果有迹象表明因素发生变化, 则以前期间已计提的减值损失应当转回, 但转回的金额不应超过原已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根据以上的规定, 企业在期末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计入当期“营业外支出”项目中核算, 每期计提的准备金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允许转回处理, 期末将当期确认的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第四, 《企业会计准则———无形资产》第16条中:“企业应定期对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检查, 至少于每年年末检查一次。如发现符合条件的, 应对无形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 并将该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超过可收回金额的部分确认为减值准备。”第17条同样提到了, 如发生减值的迹象全部消失或部分消失, 企业才能将以前年度已确认的减值损失予以全部或部分转回;转回的金额不得超过已计提的减值准备的账面余额。根据以上的规定, 企业在年末可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但没有说明计入项目, 因而在会计核算中, 一般将计提的减值准备计入“营业外支出”项目中。

根据规定, 应收账款在内的四个项目当期所计提的减值准备金均要求在报表附注中进行披露。

从2001年颁布的这几个准则来看出, 对于企业资产存在减值的情况, 在会计领域上逐渐形成了共识, 但由于一些客观的原因, 在会计准则中仅对其中的几个项目计提减值准备, 而且各项目计提准备金时所使用的会计科目有所不同, 除应收账款外, 其他项目计提减值准备时没有提到计提的比例。

四、第四阶段 (2003-2006年) :

再次运用公允价值概念阶段, 对企业资产减值的核算内容、方法、规定进行了细化

2003-2006年期, 是我国现行会计准则体系正式建立的时间。

2006年2月15日颁发38项具体准则形成企业会计准则体系, 这些具体准则的制定颁布和实施, 规范了中国会计实务的核算, 其中在基本准则中重提“公允价值”概念, 对资产减值的处理更趋向合理。

企业资产计价方法有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及公允价值四种计价方法。在此重提公允价值法, 是因为从2000年开始, 我国与世贸组织协议的正式生效, 此前会计领域也进行了各方面的改革, 国内市场发展日渐规范, 各项资产都出现了活跃的市场, 市场价格也合理, 因而会计准则中重提“公允价值”概念, 以便更好地对企业资产的价值进行计量。根据这一准则, 企业资产从应收账款、投资、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项目计提减值准备外, 新增了以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的减值、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减值、建造合同形成的资产的减值、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减值、融资租赁中出租人未担保余值的减值、金融资产的减值和未探明石油天然气矿区权益的减值等12个项目的减值准备。

为了规范资产减值的确认、计量和相关信息的披露, 我国财政部在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基础上制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准则中还规定:除了存货的减值、以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的减值、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减值、建造合同形成的资产的减值、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减值、融资租赁中出租人未担保余值的减值、金融资产的减值和未探明石油天然气矿区权益的减值等八项减值以外的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 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

以下列示出2006年以来公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中有关资产减值的部分内容:

第一, 《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中有关规定与以往不同的是, 计提减值准备的时点改变, 以往计提的时点是年末, 而新准则定义为“资产负债表日”。期末存货在报表上以账面余额列示。

第二, 《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第15条:“按照本准则规定的成本法核算的、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 其减值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处理;其他按照本准则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 其减值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处理。”

第三, 《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第20条:“企业固定资产的减值, 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处理。”

第四, 《企业会计准则第5号———生物资产》中的第21条:“企业至少应当于每年年度终了对计提生物资产跌价准备或减值准备, 并计入当期损益。”

第五, 《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第29条:“企业无形资产的减值, 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处理。”

第六, 《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第4条:“企业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判断资产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

根据2006年颁布的38个《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要对企业的资产进行评估, 有发生减值并符合有关条件的要计提减值准备, 而计提减值准备时在时点 (资产负债表日) 与2001年 (年末) 《企业会计准则》中的规定有所不同外, 另外, 新准则中还规定了除特定的资产减值准备可转回外, 其余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 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 而2001年的准则中是没有此项规定的。

2006年的《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中还将计提的应收账款、存货、长期股权投资、持有至到期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货款等的减值准备金统一计入新增损益类科目“资产减值损失”项目核算, 于期末列示于损益表中, 而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计提的减值准备金计入损益类科目中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项目, 递延所得税资产计提的减值准备金则计入“所得税费用”项目核算, 这两个项目在期末列报时也计入当期损益表中。

在新会计制度中不再规定准备金的具体计提比例, 由企业根据当期具体情况进行合理的估计确定, 这也给企业在编制当期报表提供了一个自由空间。为了控制企业有可能夸大或缩小估计, 准则中要求企业将当期确认的各项减值损失金额、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累计金额在报表附注是进行详细披露列示。

从1992-2006年以来的企业资产减值准备的演化来看, 我国会计领域对资产的减值概念是从一种模糊认知到一种较为准确计量运用过程, 虽然现在理论界对于资产减值准备金的计提金额确定还存在着争执, 但对于企业资产在现时的市场下普遍存在减值的问题已达成了共识。

参考文献

[1]、企业会计准则[M].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2, 1997, 2001, 2006.

[2]、企业会计制度[Z].财会[2000]25号, 2000.

[3]、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6.

[4]、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应用现状及展望[DB/OL].土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