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价值（共12篇）
公共政策价值 篇1
摘要：价值理念是现代公共政策的基石,一切公共政策都是为了寻求价值、确认价值、实现价值,本文首先对社会转型时期公共政策价值理念进行分析,通过对我国公共政策价值理念转变的历史演进过程进行梳理,提出了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公共政策价值理念的创新与定位。
关键词：社会转型时期,公共政策,价值理念
一、社会转型时期公共政策价值理念概述
1. 公共政策
中西方学者对公共政策内涵的界定有所不同。西方学者把公共政策内涵的界定分为:政治行为型、政治过程型、价值分配型和生态行政型四种。例如:美国学者詹姆斯·安德森认为,“公共政策是由政府机关或政府官员制定的政策”。哈罗德·拉斯韦尔与亚伯拉罕·卡普兰认为,“公共政策就是一种既定的目标、价值与策略的大型计划。”罗伯特·艾斯顿认为,“公共政策就是政府机构和它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我国学者陈振明认为,“公共政策是国家机关、政党及其他政治团体在特定时期为实现或服务于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目标所采取的政治行为或规定的行为准则,它是一系列谋略、法令、措施、办法、方法、条例等的总称”。总结并借鉴中西方学者对公共政策含义的界定,本文认为社会转型时期公共政策是指社会公共权威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根据公众需要所制定的各项行为准则和行为规范。
2. 公共政策价值
在现代社会,政府如果能够适应社会需要,满足公共需要,实现公共利益,那就是有价值的,否则,就是无价值的,其存在的合法性就会受到怀疑。因此,“政府为了摆脱合法性危机,在公共事务管理的过程中,会根据不同社会主体多元化的公共需求,进行公共政策制定、执行与评估,促进公共利益实现,以达到各社会主体的利益共享。”基于不同社会主体多元化公共需求的公共政策制定模式,既体现了公共政策的科学价值,又体现了公共政策的民主价值。
3. 公共政策价值理念
公共政策价值理念表现为一定的需求和利益、有用与无用。因而,公共政策价值也就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政策本身的价值,即公共政策本身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二是公共政策的价值影响,即公共政策所追求的价值,所要达到的目的。本文中的概念是指公共政策的价值影响,即公共政策价值分配的利益要求和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公共政策价值理念是指在一定价值观支配下的公共政策价值分配的利益倾向与选择,亦即公共政策制定者以及其他涉及政策决策过程的人共有的偏好、个人愿望和目标。
二、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公共政策价值理念转变的历史演进
1. 我国公共政策价值理念的第一次转变:以物为本
20世纪80年代,我国公共政策价值理念经历了第一次转变,围绕着效率与公平展开的,这次转变是以急转方式出现的。在政策领域方面,它从“抓革命,促生产”的以政治革命和阶级斗争为纲,转向“发展才是硬道理”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出了“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决策原则。由此产生的公共政策价值理念中,效率被作为中心价值,公平只是作为补充性价值。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关注公平时,考察的主要不是现实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经济和社会公平的价值要求,而更多地是考虑为促进经济效率而出台的改革政策是否超出了“民众的承受能力”。这种公共政策价值理念对推动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 我国公共政策价值理念的第二次转变:以人为本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公共政策价值理念经历了第二次转变,是绕着改革、发展与公平展开的,这次转变是以平缓方式出现的。我国公共政策价值理念在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一是公平和正义的概念不再仅仅是以“兼顾”的方式出现;二是提出了“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和建设的成果”原则;三是在处理发展中的各种矛盾时,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以人为本”成为更高的价值理念;四是认识到公平对效率的正面影响;五是提出了改革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手段;六是明确政府在促进和保障经济和社会公平方面的责任,将政府工作的重心更多地转移到维护经济和社会公平,并且成为衡量政府是否称职的重要标准。
三、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公共政策价值理念的创新与定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政策价值理念经历了以物为本和以人为本两阶段,如何定位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公共政策价值理念,成为我们当下必须要解决的首要任务。
1. 基于治理的公共政策价值理念:公共治理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个人暴力恐怖事件、社会群体性事件等社会问题凸显,这些长期积累下的社会问题随时都可能引发公共危机。每当爆发公共危机时,人们习惯于依赖政府解决。然而政府的管理、责任、能力是有限的,政府必须寻求社会力量的参与、合作与支持,全社会共同面对危机、共同承担化解危机的责任,构建一个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和衷共济、相互信任的危机应对机制。
2. 基于和谐的公共政策价值理念:公共和谐
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改革的收益与代价之间呈现出一种不平衡的状态,贫富分化、环境恶化、城乡差距等社会问题凸显。政府必须重新审视公共政策,满足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这些问题的解决都依赖于公共政策核心价值理念的确立。在社会转型时期,以公共和谐作为公共政策价值理念,有利于各社会阶层、社会群体之间的协调与发展。公共和谐理念的提出,为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选择提供了新的视角。
3. 福的公共政策价值理念:公共幸福
近几年,公共政策学开始把幸福作为衡量公共政策优劣的一项重要价值标准。“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幸福是一种公共幸福,即大多数社会公众为了个体或集体的美好愿望,在创造以及享受劳动成果的过程中,基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美满而产生的一种持久的、深刻的、美好的心理状态和心理体验。”随着幸福问题的深入研究,幸福理念正在融入各国公共政策的价值体系中。社会转型时期,我国一些城市开始加强了对公众幸福感的关注,这正是公共幸福作为公共政策价值理念的一个良好开端。
4. 理政策理念+公共和谐政策理念+公共幸福政策理念:以心为本
由人本位的管理升华到心本位的管理,其最大的区别是:人本管理强调的是来自外在引起的心灵感动;心本管理更强调内在心灵的自觉。管理的核心是“人”,管理的本质是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最高的管理可类比如“生命的管理”,而“生命的管理”是“没有管理的管理”,是一种最高形式的“管理”,也是多快好省的“管理”。物本管理的特点是人被外在控制的;人本管理的特点是人受外界感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的是“我对你好,你也应该对我好”;心本管理的特点是人是内在的自觉,一切都出自内在的自觉。往最好的方向去努力,最严格的要求,才能获取最大的超越以及最大的幸福。“综上所述,心本位管理阶段就是由外在的控制到外在的感动,再到内在的自觉这样一个过程。心本管理的理念,实际才是真正把握了人本管理的核心。”因此,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公共政策价值理念的定位应该是一种“以心为本”的价值理念,具体表现为公共治理的公共政策理念、公共幸福的公共政策理念和公共和谐的公共政策理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种公共治理的公共政策理念的体现;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层面的价值理念,这是一种公共和谐的公共政策理念的体现;公共治理和公共幸福的公共政策价值理念离不开公共幸福的公共政策价值理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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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价值 篇2
政策价值观浅论
公共政策能否满足政策价值主体的需要直接影响到政策价值观的.形成、变化和发展.而政策价值观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稳定性,并反过来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因此,值得加强对政策价值观的研究.本文对政策价值与政策价值观的关系;政策价值观的分类;政策价值观的构成要素;政策价值观对政策价值主体行为的影响等四个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
作 者：陈路芳 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学院管理学院,广西,南宁,530006刊 名：经济与社会发展英文刊名：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年，卷(期)：1(12)分类号：F019.6关键词：政策价值 政策价值目标 政策价值评价 政策价值观
公共政策价值 篇3
关键词：价值理性;公共政策创新;困境分析
对公共政策创新能力的研究，以往人们倾向于从政策的工具理性层面着手，坚持用实证主义或理性主义的观点，试图站在价值中立的立场上来寻求构建一种纯粹科学的政策研究范式。然而，公共政策本质上是“对全社会的价值做权威性的分配”，[1](P.129)公共政策研究和分析不应该也不能够将价值问题剥离出去，其原因：一是公共政策作为一种调节公共利益的工具，它本身就应该包含着一定的价值倾向，如公平、正义等；二是公共政策的制订过程中，决策者的有限理性决定了政策制订中必然包含着价值选择；三是政策分析过程中，纯粹的理性和客观事实是不存在的，必然也会有价值的存在。
价值理性最初是由马克斯·韦伯在考察人们的行为时提出的与工具理性并行的概念。价值理性是作为主体的人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对价值及其追求的自觉意识，是在理性认知基础上对价值及价值追求的自觉理解和把握。[2]公共政策创新的过程就是对全社会价值进行重新分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论是价值主体、价值取向还是价值选择都需要一定的价值理性作为指导和约束，从政策创新价值理性的层面来分析，价值主体、价值取向和价值选择三方面的偏差可能会导致政策创新陷入困境。
一、价值主体的困境：公共人与经济人
价值是在主客体关系中产生的，是客体属性、功能与主体需要的统一。从最一般的涵义上说，价值就是客体对主体生存与发展的意义，即客体对主体的功效、功用或效应。价值主体则是指价值关系中作为价值享用者与消费者的价值受体与需要者，是价值关系的主动建构者与价值的追求、实现者。[3]在公共政策创新的过程中，创新的价值也是在其主客体关系中产生的，是政策创新价值客体属性、功能与政策创新价值主体需要的统一，即新政策通过对社会利益的重新调整和分配以实现和满足政策价值主体的利益需求。需要说明的是，政策创新的主客体结构与政策创新的价值主客体结构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对于这两个概念的混淆或认识偏差往往是导致现实中公共政策创新困境的重要因素。
公共政策的主体也是政策创新活动的主体，它可以一般的界定为：“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政策制定、执行、评估和监控的个人、团体或组织。”[4](P.5)在政策实践中，政策（政策创新）主体的构成一般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政党、利益团体、思想库、大众传媒和选民等。但由于各国的政治体制、经济条件以及文化传统的不同，其政策主体的实际构成要素和结构各不相同。在我国的公共政策决策中，不论是领导决策还是专家决策，大多都是一种精英决策，在决策过程中缺少公众的参与和利益表达。因而有人认为目前我国是“有政策，却没有公共政策”,[5]政策主体的实际构成中缺乏甚至没有公众的要素。公共政策（政策创新）的客体指的是政策所发生作用的对象，包括政策所要处理的社会问题和所要发生作用的社会成员，即包括人和事两个方面的要素。
公共政策创新的价值主体则是指政策创新中创新价值的享用者与需要者，是政策创新价值关系的主动建构者与价值追求、实现者，它包括两个方面的要素，即政策创新的价值主体既包括政策主体，也包括政策客体中的人的要素，公共政策创新的价值客体则是指作为创新结果而客观存在的新公共政策（如图1）。
在政策创新实践中，人们往往将政策创新的价值主体与政策创新的主体混为一谈，这种认识偏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政策创新的价值主体范围缩小，即把政策创新主体只限于政策制定者而忽略政策受众的价值诉求，把新政策的价值由本该满足所有或大多数政策相关者的诉求缩小为仅仅满足极少数参与政策制定的人的诉求；二是将政策制定者的角色颠倒，即在政策制定者的角色到底是自利的“经济人”还是利他的“公共人”问题上颠倒角色关系，把本该以公共利益至上的“公共人”角色颠倒为追求个人利益、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的“经济人”角色。这两种状况都会导致在公共政策创新中，掌控政策创新决策话语权的社会精英把个人、部门或地方的利益作为政策创新的主要价值诉求，而忽视了社会公众的根本利益诉求，公共政策的公共性被淡化，导致公共政策创新最终陷入“部门利益”的泥潭和“地方保护主义”怪圈。
二、价值取向的困境：公平与效率
从价值的主客体关系中我们可以得知，事物本身不存在价值上的好与坏，事物的价值与价值主体的需求取向有关，因此，不同的主体从不同的价值取向出发对同一事物会有不同的价值评价。这种评价形式一般只限于私人物品的评价中，即对私人物品的评价是多元的，如人们在选择衣服、食品的时候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但公共政策作为一种公共权力机构向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其价值取向应具有一定的规定性——公共政策应该是以实现全社会价值的合理分配作为基本价值取向的，即公平价值取向。从哲学意义上看，公共政策的公平就是指其对社会价值分配的合理性。当然，合理性又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标准，但无论其含义和标准有多大的差异，特定社会中大多数人的认同应该是判断合理性的一个基本标准。也就是说，一项特定的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必须与这一特定时期的大多数人的利益相一致，能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公平归根到底是反映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状态，是衡量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特定尺度。
与公平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概念是效率，从哲学的观点看，效率其实是从属于公平的。[6]有学者认为，“效率也是一种关系范畴，但这种关系范畴的实质是实践关系，即人们在改造自然、社会、人自身过程中所具备的水平和能力。”[7]从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角度来看，公平能够为人们有效的发挥能力提供内在的动力，没有公平的条件和环境，人们的积极性就会受到压抑。我国改革开放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使全社会的活力得到极大的释放从而大大提高的企业效率就是典型的例子。同时，效率也是公平的物质基础和重要内容，公平实质上是一种社会合理性，没有效率的“公平”肯定是不合理的，如我国解放初期的“大锅饭”、“平均主义”绝对不是真正的公平。因此，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辨证统一。
公平和效率的内在统一性要求我们在公共政策的创新过程中，应该把公平和效率作为两个基本的价值取向，同时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因素。但在现实的政策创新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地方利益、局部利益和部门利益，割裂了公平和效率的辨证统一，奉行“效率至上”的政策价值观，盲目决策，使政策创新陷入困境。现实中的政策创新的“效率至上”主义表现在：
一是政策创新决策“拍脑袋”。由于官员的任期制，一
些地方官员为了追求政策创新能够带来立竿见影的政绩效果，在创新决策中盲目求快，“拍脑袋”决策，缺乏对政策长远效果的科学论证和政策公平基础的民主讨论，最终政策创新也“人走政息”。
二是政策创新设计“走捷径”。在政策创新设计中，一些部门为了走捷径，盲目照搬国外或国内先进地区的经验做法，“开快车”、“搭便车”，缺乏对实际情况的认真思考，不愿深入基层开展调查，胡乱跟风、四处乱学，最终却一事无成。
三是政策创新缺乏“公平性”。在政策创新中，受地方利益、部门利益或集团利益的主导，一些新政策将效率视为至高的目标而不顾的公平性，导致政策创新中的公平效率价值追求异化为对“部门利益”、“局部效率”和“垄断效率”的追求。
三、价值选择的困境：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
公共政策创新过程是一个政策选择的过程，在若干备选方案中选择最优方案的过程。同时，公共政策又是一种有价值的行为，其价值体现在公共政策创新成果对社会需要的满足上。因此，“政策主体同政策客体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一种价值关系，政策选择本身就是一种价值选择”。[8]在公共政策创新中，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两种价值选择之间的矛盾时常困扰着政策创新主体的决策，主体在政策创新中往往容易把目光囿于眼前利益和短期利益，而这种短期行为终将使得政策创新走向失效。导致政策创新主体选择眼前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因素有：
一是认识条件限制。政策创新主体由于自身认识水平和发展眼光的限制，往往只能看到眼前的利益。政策创新是一项专业性非常强的政府行为，它是反映一个政府能力状况的重要标志，它不但需要政策创新主体通过掌握丰富的知识、充分的信息和专业的技术来对政策问题的现实状况有一个准确的认识，更重要的，它还需要创新者对政策问题长远发展的趋势和未来潜在的情势有一个战略性的远景判断。然而现实政策创新活动中，一些政府决策者难以达到这样的要求，加之政策咨询机制的不健全，智囊团和专家团队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导致政策创新中短期行为频频出现。
二是政治利益的考虑。政策创新主体出于自身政治利益的考虑，往往更倾向于将政策资源投向短期见效的项目。在现有的官员任期制和政绩考核体系下，作为政策创新主要决策者的政府官员为了能够在短期内做出政绩，谋求政治升迁的资本，更热衷于将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资源投入到能立竿见影的创新项目上，追求政策创新的短期利益和眼前利益，而很少愿意去考虑更不愿去追求政策创新的长期利益，因为长期利益不能纳入到当前的政绩考核中去，也难以得到公众的认可。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创新成了许多地方官员为自身政治生命“强身健体”的“速效药”，而由于官员各自特点的不同，换一届领导就改一剂“药”，结果政策创新往往像“走马灯”一样，朝令夕改、更替频繁，政策效果也是昙花一现，难以产生长期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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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价值 篇4
近年来, 住房价格不断攀升, 民众的压力越来越大。党代会报告在重点强调教育、医疗问题的同时, 也将住房保障写入其中, 体现了对民生的关注和对民意的尊重。在中共十七大报告的第八部分, 胡锦涛提出:“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同时还提出:“健全廉租住房制度, 加快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中国的住房保障工作已经进行了十多年。十多年来, 住房保障工作的重心一直是经济适用房, 然而, 在十七大报告中, 却只见廉租房, 而不提经济适用房。同时, 保障对象也从原来的“中低收入家庭”转变为“低收入家庭”。在《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中, 廉租房已经成为住房保障方式的首选, 经济适用房则退居第二位, 而十七大报告更是确定了廉租房在住房保障中的重要地位。
二、案例分析
(一) 公共政策价值
1. 什么是价值
价值是人类维持生存与走向完善的双重需要, 是人思想与行为的目标, 在指导人类的同时, 又评价着人类关注的外在物与自己之间的关系, 以及人类的相关思考行为。价值是指人们所“希望的事件”, 没有人的需要, 价值就不可能得以体现。
公共政策价值是人们对政策的愿望和要求的反映, 是政策对于人的意义。它伴随着政策产生、发展和消亡, 伴随着政策的制定、实施和监督。任何政策的制定都是出于一定的价值需要, 并在一定目的的支配下进行的。
2. 公共政策价值取向
正义、效率、平等、民主、秩序、发展、利益是公共政策价值内涵的主要方面。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是指政策主体确立的政策价值活动的方向, 它取决于主体的政策价值追求, 而主体的政策价值追求决定于主体的利益与需要。
对于公共政策来说, 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目的是希望实现政策效益的最大化。公共政策的利益导向必须惠及全体人民, 在努力实现公共政策社会效用的最大化的同时, 还要努力提高公共政策的产出效益, 将这种产出效益惠及全体人民。所以, 公共政策价值取向也便只能以人民公益为基准, 以公平正义为基点。
(二) 中国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
1. 我国公共政策的价值追求
我国是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 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基于这样的政治背景下, 我国政府的公共政策应该是以人文关怀、民主、透明、责任、法制等为基石, 强调社会公众的参与和监督下, 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 以提供公平、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为标志, 实现服务职能, 承担服务责任, 一切着眼于人民, 一切为了人民, 从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对我国来说, 平等与效率一直以来是政府追求的两大目标。在过去的几十年改革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政府过多得发挥了效率而忽略了公平, 而贫富差距就是在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主要问题, 因此政府现在的工作重心应该以公平为其根本的价值取向。
2. 我国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公平
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时回答记者说:“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我国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
(1) 公平的内涵
公平是一个社会性概念, 是对人与人之间涉及利益分配的社会关系的平等状况的肯定性评价, 是一种有条件的平等, 但又不同于平等, 本质蕴涵着合理性。
(2) 公平理念是公共政策的公共性的本质要求
公众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 主要体现在分配过程中的公平理念和公共服务精神。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在他的《正义论》中把他的公平观概括为两个原则:第一, 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去拥有可以与别人的类似自由权并存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权。第二, 对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安排应能使这种不平等不但可以合理地指望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而且与向所有人开放的地位和职务联系在一起。第一个原则可概括为平等自由原则, 第二个原则可概括为机会的差别原则与公平原则。遵循公平原则, 才能在分配公共物品上最大程度的满足公众需求, 反映社会多元利益的协调和发展, 使公共性得以最终实现。因此, 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在本质上蕴含着公平理念。
(3) 公平是当前我国市场机制的根本诉求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加速期, 市场机制不健全, 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来弥补市场功能的不足。在市场机制不能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的情况下, 需要公共权力机关制定公共政策为社会公众提供市场所不能或不愿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以解决市场在自发作用下的公平与效率的矛盾,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市场经济遵循价值规律, 等价原则是进行交换的标准, 而只有公平作为前提等价交换才具有意义。所以, 在发展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 要注重防止贫富差距悬殊以及收入的两极分化, 要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因此, 我国政府公共政策价值趋向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巩固和增强执政合法性的现实需要。
(三) 关于廉租房政策解读
1. 何为廉租房?
廉租房是政府向具有本市非农业常住户口的最低收入家庭和其他需保障的特殊家庭提供的一种非赢利的保障性租住用房, 即由国家出资建设的规格适当、设备齐全的住房, 以低廉的可以接受的方式向住房弱势群体成员 (或家庭) 提供, 保证其住房达到社会最低生活标准, 属于住房保障的补充性措施。
2. 廉租房政策提出的背景
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固有的理念“居者有其所”, 作为一个可以与社会上其他人平等交往的资本, 中国人一定要有自己的住房, 这种价值观一直影响着政府对于房屋政策的方向。然而城市房价与城市人口数量逐年不断攀升, 普通城市居民工资水平与房价水平比例极为不协调。
早在1998年住房商品化改革之时, 国务院曾经下文要求各级政府尽快建立起以经济适用房为主和租售并举的住房供应体系。但由于责任不清、资金来源缺乏等问题一直没有实质进展。2006年, 在商品价格飞涨, 经济适用房建设制度被广为质疑的背景下, 要求加强廉租房建设的呼声越来越高, 由此拉开了实施廉租房政策的序幕。
(四) 廉租房制度发展历程
1. 政策初始阶段
1998年, 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 第一次提到廉租房这个概念, 指出最低收入家庭租赁由政府或单位提供的廉租房;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房:高收入家庭购买商品房。“廉租房”就在这个时候, 进入了我们生活。
1999年, 建设部制定下发了《城镇廉租住房管理办法》, 提出建立城镇廉租住房制度。
2004年3月1日, 由建设部、财政部、民政部、国土资源部、国家税务总局等5部委制定的《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办法》开始实施。
2. 政策发展阶段
2005年, 国办发「2005]26号文件—关于“抓紧开展城镇最低收入家庭住房情况调查”, 要求对低保家庭住房困难状况开展调查, 其中北京、上海、天津、河北等省 (市) 还在调查的基础上, 建立了住房保障对象档案。
2006年, 建设部要求各地至少要拿出土地出让金净收益的5%用做廉租房建设。全国121个地级以上城市明确了土地出让净收益用于廉租住房制度建设的比例。
2007年11月, 建设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廉租住房保障办法》, 强调住房租金实行政府定价;廉租住房单套建筑面积规定控制在50平方米以内, 并根据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居住需要, 合理确定套型结构;以及申请登记继续向社会公布。
3. 政策强化阶段
2010年04月23日建设部发出《关于加强廉租住房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2010年06月08日《关于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指导意见》
2011年03月03日《关于住房保障规范化管理检查情况的通报》
2012年2月1日李克强在保障性住房公平分配工作座谈会上强调牢牢把好公平分配这个保障性安居工程持续发展的生命线;2012年7月15日起施行《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
(五) 廉租房政策提出的原因
随着我国经营投资环境的恶化及市场经济的自发性, 泡沫经济、通货膨胀有增无减, 多数人愿意将自己的资产转化为不动产, 造成楼市过热。富人将多数房产购走, 将这些空置房坐地起价, 利用投机手段推高房价, 令自身资产迅速膨胀, 从而拉大了贫富差距。与此同时, 高额房价对穷人造成了巨大的生存压力, 导致住房市场的供需矛盾突出、社会贫富差距过大, 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发展。因此, 为了整顿市场经济, 消除经济不健康发展所造成不良经济影响, 进一步保证政府公平的政策理念得以延续和发展, 避免贫富差距的加剧和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廉价房作为我国住房市场供给结构体系中的重要内容被提出并有效实施。
(六) 廉租房政策是我国公共政策公平价值取向的具体体现
公共政策的基本功能在于及时有效地解决社会公共问题以及对稀缺的社会资源进行合理配置, 体现公共权力机关的价值取向和偏好。廉租房政策作为国家的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正是如此, 它体现了政府为保证社会公平, 遏制房价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带来的社会资源分配不平等, 政府以公平的政策理念为基础推出这一政策。
1. 从社会层面看, 廉租房政策充分体现了公共政策的公平价值取向
公平是全人类追求的价值目标, 廉租房政策体现了公共政策的公平价值取向。卢梭的“人权理论”认为, 人人生而平等, 人权是人的本性的要素, 不可转让、放弃、剥夺。廉租房政策的出台, 正是基于对人性的公平权利的肯定。廉租房政策作为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一个重要的公共政策, 使得“居者有其屋”就是其具体体现。其目的就是为了保障社会公平, 维护社会稳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发展的成果”。因此, 向居民提供廉租住房就是让中低收入家庭来分享国家财富和国家发展的利益, 这就是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来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可见, 廉租房政策体现了公共政策的公平价值取向。
2. 从政府层面看, 廉租房政策具体表达了公共政策的公平价值取向
公平是我国公共权力机关制定政策的出发点, 廉租房政策是公平价值取向的具体表达。公共政策是公共权力机关为解决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方案。其主体是公共权力机关, 目的是为了解决特定的公共问题, 达成公共目标, 进而实现公共利益, 它隐含着公众的价值观和偏好。公共政策作为政府意志的表达, 代表着公众的意志, 分配全社会利益, 解决社会全局性的、公共性的问题。其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出发点应充分考虑公民利益。廉租房政策的出台是为了调节社会关系, 解决社会问题, 它满足公平原则, 能解决社会弱势群体的首要问题———住房问题。关于如何解决居民的住房问题, 温家宝总理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回答提问的时候说:“如果提起人民生活, 我最为关注的是住房问题。政府的职责最重要的是要搞好廉租房, 让那些买不起房或者进城打工的农民工能够租得起房住得上房。”由此可以看出让人人享有住房, 不仅是政府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的体现, 也是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的出发点, 更是政府的责任, 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 是公共政策公平价值取向的具体表达。
3. 从个人层面看, 廉租房政策深刻蕴含了公共政策的公平价值取向
廉租房政策是政府对楼房市场所做出的宏观调控措施, 是为了保证国家资源再次分配的公平性。由于经济的发展不平衡, 社会分工的不同等原因使人们对资源的占有不等量, 引起贫富分化, 进而致使社会弱势群体产生。而最终的影响是, 这些弱势群体由于贫困, 无力负担高额房价, 无法满足最基本的生理需要。廉租房政策作为社会保障的一个重要内容, 是政府的福利性公共政策, 着重解决低收入家庭基本居住问题。这一制度的建立, 强化了政府住房保障职能, 为弱势群体提供了基本的生活空间, 满足了社会成员对住房的基本需求, 使得公共政策的公平价值取向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三、总结
(一) 廉租房政策实施的重要意义
1. 廉租房政策是缩小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措施
目前, 我国处于社会转型的加速时期, 许多制度都处于建立健全和完善之中, 缩小贫富差距就是制度建设的重中之重。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报告称, 中国城镇居民最贫困中的20%的人, 年收入仅占城镇居民年收入的2.75%。社会上很多贫困家庭都无力负担高额房价, 人均居住面积仅几平方米, 居住条件相当差, 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因素。因此, 为稳定社会, 体现社会公平, 建设和谐社会, 解决贫困家庭的住房问题, 必须施行廉租房政策。
2. 廉租房政策是完善政府职能、实施有效管理的重要举措
目前, 我国的房地产发展过快过热, 致使房价上涨迅速, 价格偏高。政府在众多管理职能中更多运用的是经济职能。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进行了一系列的宏观调控, , 但收效甚微。通过市场宏观调控都不能有效解决的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 政府只有直接介入, 制定并实施廉租房政策才能有效解决低收入者的住房困境。因此, 廉租房政策是政府完善职能, 进行有效管理的必然措施。
3. 廉租房政策是保护弱势群体、实现住房权利的重要途径
住房弱势群体主要是指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 在现实生活中的居住水平处于社会平均水平以下并且在未来的一定时间内存在无法改变自己住房现状的可能的一个群体。安居才能乐业, 住房是百姓安生立命之所, 对于弱势群体来说, 其重要性更为明显。因此, 要保证我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稳定, 就要求尽可能地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尤其是低收入者住房保障。廉租房这一住房保障体系要保障的就是住房弱势群体的居住问题, 是保障住房弱势群体实现其住房权利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代建明、张艳、孙威, 《从服务型政府看我国以人为本的公共政策价值取向》, 《北方经济》2008年14期
[2]王蕾, 《住房权实现中国家平等对待义务的客观性——兼论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政策的合理性.》, 《求是学刊》2010年02期
[3]蒋健, 杜琼, 《服务型政府政策价值取向探析》,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02期
[4]胡象明, 《论以人为本的政策价值理念》, 《国家行政学学院学报》2007年02期
依托公共文化,核心价值观教育 篇5
依托地方公共文化设施开展核心价值观教育说明报告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指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坚持联系实际，做到贴近性、对象化、接地气，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发挥优秀传统文化怡情养志、涵育文明的重要作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我校所在的安阳市是八大古都之一，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殷墟遗址、甲骨文字、二帝陵、岳飞庙、羑里城等名闻天下，安阳及周边历史人文资源非常丰富。
一、具体措施
1.加强领导，高度重视。制定具体可行的实施方案，明确职责，强化管理，做到活动开展扎实有效。把这项工作当做长期任务来抓，不能看成突击性工作。要加大对活动开展过程的检查和指导，把过程抓实，把管理抓细，推动工程持续、稳步开展。
2.统筹规划，合理安排。要结合工作实际，统筹安排好研学活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的关系，要与当前开展的群众路线实践活动、开展的“四文明”创建等活动紧密结合，相互促进。
3.广泛宣传，浓厚氛围。充分依托公共文化设施，把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青少年课外活动基地等建设中，营造健康、积极向上的活动氛围，积极向师生、家长和社会宣传解释“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动员广大师生和家长积极参与活动开展。指派专人宣传报道活动中的好思路、好做法和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事例，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实施过程
1.红旗渠研学之旅——自然与人文的精神游历。
红旗渠风景区依托这里独有的石工建筑、精神价值和太行山优美的自然山水景观等资源优势，结合国家教委素质教育的规划要求，我校于今年5月 进行“九中学子太行行”红旗渠研学之旅。走一次红旗渠，通过脚步的丈量，推演 1500 公里红旗渠的蜿蜒与壮阔。看一场红旗渠电影，让学生追随生动鲜活的黑白光影，走进那段难忘岁月，见证一段艰苦卓著，精神永存、战天斗地的历史。忆苦思甜，比对今昔，获得心灵震撼，激发豪迈情怀。当一次红旗渠讲解员，使红旗渠的故事在同龄人当中得以流转，使红旗渠精神在同龄人当中得到传承。
2.甲骨文化之旅 青春研学之行
安阳市第九中学“青春飞扬”校园主题邮局系河南省首家中学校园主题邮局。校园主题邮局由学生小信使在学校辅导员的指导下自主管理、经营，传播集邮文化知识，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提升社会实践能力。
我校利用这一优良实践活动平台开展第二课堂活动，积极进行研学旅行。
2017年5月21日九中“青春飞扬”校园主题邮局小信使开始首次甲骨文化研学旅行。2017年12月16日中国文字博物馆第二次研学旅行。这两次活动是主题邮局“青春飞扬•游学季”系列活动，引导学生走进文化景点，实现校园文化、景点文化、邮政文化共同发展。丰富青少年课余学习生活，让学生在活动中愉快成长，在体验中培养自主生活能力，助力青少年综合素质提高和学校特色文化教育建设。
我校也因此被评为“安阳市青少年集邮活动示范基地”、“河南省青少年集邮活动示范基地”。
三、效果显著
1、丰富青少年课余学习生活，让学生在活动中愉快成长，在体验中培养自主生活能力，助力青少年综合素质提高和学校核心价值观教育教育建设。
2.依托公共文化设施，近距离了解优秀的传统文化，用心感悟道德的深刻内涵，汲取崇德向善的精神力量，从而增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性。
公共艺术价值何在？ 篇6
笼统来看，当代中国的公共艺术可以分为两类：其一，便是随处可见、普遍存在的由“行活模式”产生的公共艺术，这些公共艺术也可冠以“城市雕塑”、“壁画”或“环境艺术设计”之类的名目，其基本的特点就是西方的大型艺术作品和纪念碑传统与中国古代“扎彩应景”传统的结合。纪念碑传统在威权政治和宏大话语衰落之后，变成了一种空洞的形式，但是这种传统在当代中国的造城运动中又找到了经济上的支撑，它与行政和资本权力为伴，颂扬政治的功能被作为美化和装饰的城市点缀功能所取代。这其实是复活了中国古代社会为了节庆、时令的需要而在城市的重要节点“扎彩应景”的传统，古代的“扎彩应景”也是装饰、点缀，强调“热闹”、“讲头”，它没有精神层面上的价值，是短暂的，但有明确的实用功能。也可以说，这类公共艺术，其实是把古代“扎彩应景”的传统“纪念碑”化了。其二，是展览和学术意义上的公共艺术，艺术家和策展人把当代艺术方式、方法与艺术的公共性结合在一起，围绕展览而推进、基本上只为展览的时间段而存在的公共艺术。比如近几年在国内外一些著名的艺术展览机构、双年展、艺术节上，以“中国当代公共艺术”的名义展出的一些作品。这种公共艺术，一般更强调观念和艺术价值，艺术家在进行创作时也常常会使用“行为”、“参与”、“事件”等当代艺术语汇，强调实验性、学术性和当代性，有时甚至以挑战“公共性”的方式来推进公民对公共价值的思考。这类公共艺术作品，放在当代艺术展览中就是“当代艺术”、“实验艺术”，放在“公共艺术”的展览中就是“公共艺术”。可以说，这类作品是为了展览要求而被定义为“公共艺术”的实验艺术。
纪念碑化的“扎彩应景”公共艺术，与强调客户市场的设计、实用美术没有区别，从事这类创作的人可以是有一定艺术追求的艺术家、设计师，也可以是完全以赢利为目的的园林公司、装饰公司，这类作品给中国当代城市景观提供的正面价值是美化和装饰，其反面就是连形式都无法让人信服的视觉垃圾。这类作品大都是成熟风格或视觉模式的再生产，它几乎不提供任何有创造性的、批判性的价值观念。作为展览的“公共艺术”，会提倡创造性和价值观上的突破，这类公共艺术一般来说都是艺术家个体思考和创作观念的延伸。这类作品现在还特别依赖相对独立的“艺术世界”，脱离了由策展人、美术馆（或特定的展场）、媒体等形成的固定氛围，很难在当下的公共空间中持续地存在并与社区产生有益的对话。艺术家一般也更看重其作为“作品”或“事件”的相对独特的存在意义。这类公共艺术的所有优点都来自当代艺术，缺点也同样如此。尤其是当中国的当代艺术越来越被金融化、时尚化和媒体化的时候，我认为，我们必须要注意这类“公共艺术”所提供的价值对于塑造一个成长中的公民社会是否有积极的意义和价值。抑或说，他们只是在一种高调的自言自语中，以公共艺术的名义不断重复完成一个个艺术个体的名利场逻辑。
显然，我们有理由对这两种公共艺术的存在现状都表示担忧。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从事公共艺术创作的主体，仍将是毕业于各种艺术类科系的艺术家和设计师。我们很难脱离当代艺术与设计的语境，脱离艺术教育的现实，在大学里培养出一些与以往的艺术家完全不一样的“公共艺术家”。因此，我想或许可以在当代艺术哲学和设计哲学的语境中，寻找一些不一样的思想资源，重新审视当代公共艺术的创作取向和话语路径。我想说的就是德国观念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和美国设计师、设计理论家维克多·帕帕奈克（Victor Papanek），他们的思想和实践对今天的艺术和设计都有深远的影响，但他们对于公共艺术的价值仍有待我们深入发掘。
博伊斯的重要观点是“社会雕塑”。所谓“社会雕塑”就是指：“一切由人类构造、发展、创制的事物，以及一切具有生长能力并处于不断的变化发展之中的思想成果，它们共同从本质上造益于人类的生活。”博伊斯继承了杜尚的达达主义传统，把艺术和生活的界限抹平，把艺术引入生活，又把生活转变为艺术。但他却扬弃了达达主义者的玩世不恭，把平等、自由、奴役、社会不公和物质主义对自然的破坏等传统艺术家不怎么关注的问题作为“社会雕塑”去做，力求通过艺术，批判性地建构人类未来的乌托邦。他把艺术与政治、自由、社会等大问题混融在一起，强调思想和观念的创造性，强调艺术对于社会的建构作用。总之，艺术在博伊斯那里既不是远离社会的象牙塔里的“念珠游戏”，也不是只给社会提供美化、装饰的手艺活，而是积极主动地介入到对重要社会问题的关注中去的思维力和行动力。他的“社会雕塑”概念对当代世界的公共艺术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尤其是博伊斯在卡塞尔种的七千棵橡树（该作品全称为《七千棵橡树—城市绿化代城市统治》），哪怕是艺术观念最保守的人也会承认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艺术”。博伊斯认为，长久以来，人类的城市文明是建立在对大自然的侵略和征服的基础上的。包括“园林景观”、“公园建筑”在内，人造景观本质上都体现了人类试图掌控自然法则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他的“七千棵橡树”就是要彻底反叛这个传统。他从一九八一年开始筹划，经过和卡塞尔市民和市政官员的不断沟通获得支持，从一九八二年三月十五日开始正式实施该项目。很快，七千块象征着原始能量，象征着历史和过去的玄武岩被运到了卡塞尔市内的弗里德里希广场。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六日，他在弗里德里希博物馆入口处的草坪上栽了第一棵寿命可达八百年、象征未来和进步的橡树。博伊斯不幸于一九八六年逝世，但是这个艺术项目的目标仍旧被人们坚持了下来。一年多之后，一九八七年六月二日，人们种下第七千棵橡树。作为“社会雕塑”的“七千棵橡树”，作品的最终完成，成为献给卡塞尔市的一份厚礼，也成为该市各市政部门和普通市民用自己的双手创造更美好的生存环境的永久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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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说博伊斯的“七千棵橡树”是当代公共艺术的一个里程碑事件，我认为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是敏感的、宏伟的问题意识。作为德国环境保护运动的先驱，博伊斯所关注的是关系人类生存和未来的大问题，这需要艺术家有大智、大爱，有非凡的洞见和勇气。其次，他采用了激进的艺术方式。尤为重要的，就是广泛地发动民众参与艺术的创作过程，把当地居民的看法意见和日常情感融入到艺术的创作过程中，因为最终这个作品毕竟是在当地居民的家门口，必须得成为社区生活的一部分。在这里，民众也是艺术的创作者，而不只是艺术的被动接受者。这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当代建筑和设计思想中越来越强调用户和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是相通的。
作为“二战”后最重要的设计理论家之一，维克多·帕帕奈克是可持续设计、通用设计、社会设计和责任设计运动的先驱。他有两本著作，对当代的设计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一，是《为真实的世界设计：人类生态与社会变革》，该书一九七零年首版于瑞典，包括中文版在内，迄今已被翻译成二十四种语言，被称为“责任设计运动的圣经”。一九九五年，帕帕奈克出版了他最后一部重要著作《绿色律令：设计与建筑中的生态学和伦理学》。此书可以说是《为真实的世界设计》一书的“绿色版”，继续对设计伦理、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第三世界的生存状况与设计、设计的精神与设计的未来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可谓集其晚年思考之大成，在西方的设计界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帕帕奈克一生坚持设计的平民政治，强调设计的伦理和精神价值，强调对历史和自然的谦卑和敬畏，认为设计师必须担负起他对人类的生存状况和未来所负有的社会责任。这些设计观念虽然是在四十多年前提出来的，但许多问题今天依然值得我们深思。
当然，艺术家和设计师的思维方式有很多不同之处，比如帕帕奈克强调脚踏实地的设计研究，强调科学、理性和系统思维的价值，博伊斯则强调顿悟超越，擅长萨满式的、碎片化的思考（尽管他的思维和实践也有一以贯之的完整性）。博伊斯令人费解的行为艺术可能是帕帕奈克所厌恶的。但是，作为同龄人，他们的思想都成熟于六十年代，观念上有许多共通之处。比如，博伊斯说“人人都是艺术家”，帕帕奈克则说“人人都是设计师”，他们都反对形式主义，强调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介入，关注物质主义给社会和自然环境带来的灾难，都强调艺术或设计实践中的客体参与，强调艺术及行为的平民政治和人道主义关怀，强调艺术或设计的伦理和精神价值。尤其是在环境问题上，他们的见解可谓高度一致。比如，博伊斯在一九七九年的一次谈话中曾公开表示：
伟大艺术的标志是它完全没有自我彰显的意志，而是完全地融入，甚至是消失在自然造化之中。
十多年后，帕帕奈克在《绿色律令》中谈到设计师的工作时也说：
我们必须得解决在暂时和持续、短暂和永久之间似乎存在的矛盾。如果我们整体地观察这些表面看相反的事物，我们很快就会意识到，任何房屋或建筑，任何工具、物品或人工制品不过都是永无止息的发展长河中短暂的插曲而已。
显然，帕帕奈克的这个设计观点与博伊斯的艺术观点不谋而合。这种类似于中国文化中所讲的生生不息、循环往复的道家哲学，与后来美国设计师威廉·麦克唐纳（William McDonough）和德国化学家迈克尔·布朗加特（Michael Braungart）提出的“从摇篮到摇篮”（Cradle to Cradle）的循环设计概念也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
相较而言，当代中国的设计，在很大程度上仍旧深陷于消费主义和市场的逐利生存法则中不能自拔，与自然、社会和文化责任形同路人。而中国的当代艺术，则似乎已经或正在渴望变成金融衍生品，无论是新潮、革命、批判还是艳俗，如今都变成了生意。放眼望去，它们之中究竟有多少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历史文脉息息相通，又有多少能够与我们生存在其中的这个“真实的世界”有切肤之痛的关联？中国未来的“公共艺术”如果仍旧把价值追求建立在这两者之上，将很难提出对艺术与社会真正有意义、有突破性的议题。当然，中国当代公共艺术思维力的迟滞和幼稚，也与大的思想环境有关系：主流话语过于强大，相比之下，边缘的、民间的思想尽管活力充沛，创造性和前瞻性却显得严重不足，且缺乏支持。如果科斯（Ronald H. Coase）所强调的开放、自由的思想市场在不久的将来、在中国真的会出现，包括公共艺术在内，艺术的未来或许才真会有所改观。
事实上，公共艺术恰恰处在设计与艺术之间，它一方面应该在设计的消费属性和工具理性之外强调公共价值和公共精神，另一方面，公共艺术又应该为大写的“艺术自由”提供一种限度，这种限度就是以理性、开明、健康的公民社会的成长为旨归。我认为，当代中国的公共艺术，无论是作为“艺术”还是作为“设计”，可以从博伊斯和帕帕奈克的这些具有原创性、且彼此具有共通性的思想观念中得到一些启发。尤其重要的是对更加人道的、生态的理想社会的追求，对社会议题的思维力和行动力，以及面对“真实世界”的公共精神和责任伦理。在我看来，这些启示有可能也应该成为中国未来公共艺术实践和批评的一种新的价值起点。
（《社会雕塑：博伊斯在中国》，王璜生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二零一三年版；《为真实的世界设计：人类生态与社会变革》，维克多·帕帕奈克著，周博译，中信出版社二零一三年版；《绿色律令：设计与建筑中的生态学和伦理学》，维克多·帕帕奈克著，周博、赵炎译，中信出版社二零一三年版）
公共价值评估框架研究 篇7
关键词：公共价值,评估主体,评估标准,评估客体,评估指标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 “加强社会建设, 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必须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提高政府保障能力,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社会管理能力建设, 创新社会管理机制, 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这些政策下的中国需要充分考虑公共价值, 不断进行公共价值创造;坚持以人为本, 发挥公共资产能力因素的作用, 最大范围的满足公众利益。为了让政府以及管理者明确政府基本的公共价值创造, 建立符合公共价值创造要求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是当务之急。
一、政府角色与公共价值
美国的总统里根说过:政府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政府本身就是问题所在。政府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明确自身存在的价值, 确定自己的角色。
在过去, 政府被看作为“守夜人”。认为政府就是保障社会秩序, 解决社会纠纷的机构。但是随着政府开始不断花费资金, 行使权利进行政府活动, 公民开始逐渐承认政府作为公共价值生产者的角色。并且由于功利思想的影响, 公民更多强调的是政府行为所改变社会的结果, 因此此时政府创造的公共价值在于不计成本的达到公共价值产出值, 政府的角色从守夜人开始转变为生产更多公共价值生产者的角色。
随后, 由于政府存在是在为了保障公平这一新理念的提出, 政府的公共价值目标开始转变, 政府的角色也随之改变。所谓的公平就是政府在基本运作, 行使权力的过程中保证公平性, 在任何情况下, 尊重每一个公民的权利, 这同时也是自由主义的基本基础, 此时公共价值在于保障社会公平。
由于上述情况的发生, 加之民主社会对公民权利的保护, 导致公民开始不断尝试加强自己的权利, 并且认为自己有权利与责任去判定与追求价值, 提高自己的生活。于是, 公民开始希望有一个公共机构能够明确表达出自己的期望, 并且采取相应行动来完成目标。此时政府作为一个公共机构, 当之无愧的成为最好的选择。政府此时的角色是通过政府活动完成公民全体意愿的公共机构, 政府需要生产公民期望的公共价值。政府不仅仅要在面向重大问题时集中决策, 也应该有定期的讨论, 不断地发现当地问题, 提出最佳解决方案。私企会随着消费者意愿来指导公司的生产活动, 因此, 持有对政府意见的公民也能够在不同方面指导政府生产不同价值水平, 帮助社会了解自己需要创造的价值。
通过对政府角色的讨论, 我们发现公共价值一直在影响着政府的定位。政府只有明确的定位好自己的角色, 才能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利与义务。但是当政府遇到应该如何为公民更好的创造价值这类问题时, 政府开始在不同情况下随着公民期望的改变而产生不同的价值, 因此政府创造价值的结果与方法是不断变化的。因此需要对公共价值的评估框架进行总体的研究。
目前, 我国政府正积极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这是运用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服务、创造公共价值, 并体现其自身公共性的一种政府模式安排。而公共价值绩效评估作为政府治理工具, 体现了现代治理内涵和民主行政的趋势。服务型政府与公共价值绩效评估两者存在着共同的理论意蕴和价值追求。公共价值绩效评估体系是一个体多元、指标合理、标准适当、方法科学的有机体系, 其各个要素要体现了服务型政府的价值取向和体制秉性, 即在主体安排、评估标准、评估客体和指标构建均等方面能区别于传统管制型政府模式下的效率评估和责任考核, 整个体系必须以增进公共利益、提高公众满意度为根本目标选择。
二、公共价值评估主体
在私营部门中, 确定商品服务价值与公司活动的人是能够做出资金运用方面决策的个体, 也就是私营部门价值的评估主体。无论是一个企业还是一个国家, 只有明确了价值评估主体才能够明确需要生产的价值, 并且对公共价值进行有效准确的评估。
总体来说关于公共价值评估主体有两种:一种是个体公民, 他们自愿对各种公共价值的相关观点做出努力, 使用的是公民力量;另一种是由全体公民与人民代表组成, 人民代表能够决策出政府的公共资产如何使用, 评估政府的公共价值。这两类公民都是认为价值是由公民评估的。
公共价值作为评估对象, 不仅仅关注于个体的实质利益, 也包括公平对待每个个体。公共价值是利他无私的, 是在保障政治与公民权利的基础上, 追求经济利益。总之, 公共价值是从民主决策中产生的合法表示的价值, 并且规定了政府在使用资金与权力时, 应该达成的目的, 并且要求其提出最佳方案。然而, 民主决策有时会引发一些政治争论, 尤其是在个体公民会对相关观点有不同的意见时。但是, 通过这些争论行为, 公众能够发现过去忽视的但是却能够提高社会绩效的相关问题。民主决策的结果能够促使市民自愿直接的利用公共资产创造公共价值。同时, 也能够成为政府政策的政治保障, 产生新的价值观点与政府活动方案。
因此, 公共价值的评估主体是那些能够决定出政府生产的重要价值的公民。当个体公民代替其他公民自愿进行价值创造活动或者持有个人观点时, 那么, 他就在进行公共价值评估。或者, 当公民使用集体权利完成既定目标时, 也可以认为他们在评估与创造公共价值。当使用公共资产生产公共价值时最重要的价值评估者就是为民主政府活动就需要达成的价值提出指导意见, 并且能够影响政府机构的公民。
三、公共价值评估标准
在私有企业中, 价值创造的结果能够通过利润进行有效的衡量。这种收支数字是一种价值的评估标准, 因为消费者是价值评估主体, 精确的价格作为评估的标准能够使消费者进行明确的评估活动。在公共部门, 政府与私企一样, 需要有一个精确的评估公共价值的标准。公民作为公共价值的评估主体, 产生不同的公共价值评估维度, 政府根据评估主体对公共价值的不同需求创造公共价值, 只有归纳总结出不同公民的公共价值评估标准, 才能够使政府明确创造公共价值的理论基础。
在政治哲学中, 主要有两种重要的哲学思想, 即功利主义与公平主义, 前者注重政府的完善绩效, 后者注重政府的公平。这两种哲学思想可以作为公共价值的评估标准。首先, 公共价值概念的本身就代表着功利主义。通过公共价值概念促使政府为公民与纳税者创造公共价值。政府本身是有价值的, 因为他给公民创造价值。因此, 政府存在于功利主义哲学框架中。然而公民在评价政府更多注重的却是公平性, 即要求的公平主义。这主要是因为公民一直将政府作为一种司法机构, 旨在处理私有个体与公共机构的平衡关系。政府的工作就是平等对待每一个公民, 保障他们的平等的权利, 此时, 政府存在于公平主义哲学框架中。
公民作为评估主体评估政府创造的公共价值时总是同时运用这两个观点。关于这两种哲学思想的讨论是对公共价值进行评估的关键。原因是因为政府在使用资金与权力达成既定目标的同时, 不可避免的涉及了这两种哲学思想。功利主义规范资金的使用, 公平主义规范权利的使用。但是, 有时功利主义也能够应用于权利的使用过程中, 而公平主义也可以应用于功利主义。两者哲学思想均是公民确定价值的理论基础, 评估价值的具体标准。
四、公共价值评估客体
政府为了改变社会状况而进行政府行为并且创造公共价值时, 需要消耗财政资金、公益精神和公共权力。财政资金是由纳税筹集, 公益精神受政府领导力影响, 公共权力要求私人努力代表公共价值。在民主社会中, 政府最重要的是需要证明自己能够生产公众期望的公共价值, 那么就需要明确公民作为评估主体, 依照评估标准评估公共价值评估客体。
通过对公共价值评估标准的讨论发现, 公民不仅关注成本也关注公平, 即是功利主义也是公平主义, 那么对公共价值衡量时应该关注产出还是生产过程。近期关于政府绩效的评估导致政府不关注生产过程, 认为过程只是达成预期目标的方法, 政府更加关注绩效结果即公共价值产出, 因为它能够表示出政府已经进行价值创造, 并且受到公共价值评估主体的肯定。然而, 政府通过使用特定的方法将公共资产作为投入转化成价值产出, 完成既定目标, 这是政府生产公共价值的流程。只是衡量政府绩效产出就违背了这样的基础。将政府投入, 生产过程以及产出作为公共价值评估客体是对过去政府核算方法的纠正。过去的方法不能真正的回答是否产生了公共价值, 因为他只是在政府活动的最后一个点, 即产出值。过去只将公共价值产出值作为评估客体的思想将公共组织禁锢于已经存在的生产计划目标的方法, 使组织无法检验生产过程的有效性, 也无法创造出更加有效高效的方法。
新的评估客体强调了生产价值链, 即对生产过程进行衡量。从功利主义出发, 公民将对这类方法感兴趣。原因在于它能够明确政府活动的成本与产出值之间的关系。如果政府成功的生产出了净公共价值, 那么未来政府将开始关注现在方法的效率与效益。为了明确政府当前的绩效并且研究如何提高绩效, 那么政府需要拥有可靠衡量当前生产过程的方法。在私企中, 商人关注最终利润, 但他也明白提高利润的方法在于同时明确自己当期的生产过程与绩效水平。政府也是一样的, 在实用主义中, 我们不仅需要关注产出的衡量也要衡量生产过程, 那样才能反映出生产过程的特点, 并且进行相应的调整。
从公平主义出发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公民期望生产过程能够有效高效的同时保证公平, 并且生产过程能够反映政府与公民权利的关系。生产过程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不在于政府通过生产过程完成公共价值生产目标, 而是它本身某些特定的方面是有价值的。生产过程是创造价值还是减少价值在于它自己, 不在于它最终是否完成了公共价值目标。
通过同时将生产过程与实际产出值作为公共价值评估客体能够帮助评估主体明确评估对象, 有效高效的对公共价值进行评估, 并且促使政府管理者研究出新的能够完成既定目标的方法, 产生更多的公共价值。
五、公共价值评估指标
通过对整个生产过程进行衡量, 从生产开始到结果产出, 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公共价值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的方向。
1. 通过公共价值账户模型创造指标
Mark H.Moore以私有企业中利润表为模型, 提出了公共价值账户模型。这个模型涵盖了公共价值账户体系的主要概念分类, 可以为政府组织创造一个利润等价物。因为公共价值不会通过市场进行货币流通, 既不能以现有的财务测量体系衡量, 也不能很容易的变为货币。但是公共价值的评估主体可以通过公共价值账户对公共价值进行分类总结, 并且做出政策性的反应。账户的右边说明与计量企业活动产生积极价值影响, 并且确定生产的公共价值。另一边说明和计量生产净公共价值所必须花费的各类成本。作为基本的公共价值账户, 主要如表1所示:
通过公共价值账户模型可以建立一个大致的指标体系。这主要是依据账户的右侧内容。作为公共价值评估指标出发点的公共机构任务是公民期望一个特定公共机构产出的主要公共价值。公共机构任务除了包括完成公民赋予的任务, 也包括完成任务过程中对成本的削减。作为纳税者的公民更会要求生产公共价值的成本降低。
客户满意度作为一种评估指标建立依据, 代表社会公众对公共机构产出的公共价值所持态度与评价。这就意味着政府需要保障公民的权益, 在提高了客户满意度的同时也生产了公共价值。公平性作为第三个公共价值评估指标基础, 要求政府创造公共价值行为过程的公平性, 这也在高效达成既定目标与客户满意度起着重要的作用。
2. 通过战略三角与平衡计分卡连接创造指标
“三圈”理论是美国哈佛大学公共行政案例教学中的一种分析工具。Moore认为战略三角“价值-能量-支持”可随管理者需求不同和不同领域需要, 重塑其实用性与价值。因此, 战略三角发展得更有弹性。
1992年有哈佛大学名师罗伯特·卡普兰及大卫·诺顿首度提出其与平衡计分卡的财政、顾客、内部流程、学习与成长的四大视角, 是各国政府作为政策制定绩效评估指标的理论依据。平衡计分卡的财务、顾客、内部流程、学习与成长与Mark H.Moore提出的V.C.S.价值、能量、支持与授权等战略三角等理念可以相结合, 且其理论架构亦有异曲同工之处。 (见图1)
平衡记分卡作为一项战略性的管理制度, 促进公司或政府机关之战略及愿景能具体地达成目标, 将原本属于管理者才能订定的战略、愿景, 转化为人民可以实际感受到的公共价值衡量指标, 形成共识, 并与其他相关制度相配合, 发挥集体力量, 将之与战略相连接, 运用各目标间的因果关系等, 合并为组织的战略目标管理, 战略行动架构具体成形, 创造多赢的境地。
六、结论
公共政策价值 篇8
随着全球人口急剧增长, 资源紧张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在国际资本和科学技术的推动下, 人类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教育和文化等活动, 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向海洋空间发展。海洋是人类共同的财富, 也是全球气候和生态平衡的重要影响因素。由于海洋自身的流动性、变化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 人类涉海活动具有外部效应, 对海洋资源和环境的破坏将直接影响人类可持续发展。因此, 为了维护人类共同利益, 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科学、合理、有序地开发利用海洋资源, 海洋公共管理应运而生。海洋公共政策是海洋公共管理的法律依据, 决定海洋公共管理的目标和方向, 也是政府和社会组织管理海洋公共事务的基本途径。近年来, 许多沿海国家纷纷制定和修改本国的海洋公共政策, 以适应经济全球化向海洋空间扩展, 争取在海权和海洋资源开发中获得长远利益。海洋公共管理是政策与科学的有机结合。自然科学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物理和生物海洋过程, 掌握它们变化的规律;哲学社会科学使我们理解人类活动如何影响海洋环境和生态以及海洋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制约作用。
2 20世纪美国海洋公共政策发展变化
社会越发展, 思想引领实践的作用就越突出。1890年, 美国国会在海洋战略专家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权思想指导下, 通过了《海军法案》, 美国开始大规模发展海军。在19世纪最后10年里, 美国海军实力, 由世界第12位跃升为第3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权国家, 也是世界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中, 实力雄厚难望其项背的超级大国。这说明“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 就没有和平与发展的空间。谁控制了海洋, 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1]。
2.1 早期海洋活动与科学研究奠定海洋政策基础 (19世纪初至1945年)
生产力不发达的时候, 自然地理环境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人口分布、社会结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三面环海是由欧洲“喜欢冒险、有文化却不得志、甚至与政府相悖被通缉的人”等组成的移民国家。漂洋过海改变命运的经历和生存发展需要, 使他们比一般民族更关注获得海洋利益和从事海上活动。1807年美国财政部成立海岸测量局, 1830年成立海军海图及仪器库, 出版了第一幅湾流图。这个时期建造了“布莱克”和“信天翁”两艘海洋调查船, 搜集到大量海洋数据和资料, 绘制了第一幅现代海底图, 编制了首个海洋生物史年表, 并发现了上万种海洋生物新物种。1903—1949年, 国家成立了两个海洋研究所和一个地球观测所, 他们共同开展了水声学、波浪传播、水下爆破和地球物理学为重点的军事海洋学研究, 开创了海洋调查电子装置时代, 为海洋管理和政策制定奠定了基础。
2.2 以地理和行政区划为基础管理促进海洋渔业发展 (1945—1970年)
海底石油勘探表明, 海洋是新的能源产地, 其丰富的油气和矿产资源可以带来巨额的财政收入和良好的社会效益, 因此美国联邦政府和沿海州政府都试图掌握对近海岸的管辖权。1953年政府颁布《水下国土法》和《外大陆架国土法》用以调整彼此权利义务, 并通过最高法院做出的一系列裁决, 明确了州政府对海上资源的管辖权和所有权限制在3海里领海范围内, 州政府可以对其进行管理、租借、开发和利用。联邦政府在外大陆架海域拥有控制权和管辖权。杜鲁门总统发布公告, 声明“公海水下美国大陆架的海床和底下的自然资源也归美国所有;属于其对领土的管辖权和控制权……”1945年9月28日《美国总统宣言》这个时期, 针对美国渔业捕捞量下降颁布了促进海洋渔业发展的政策法规。如, 索顿斯托·肯尼迪法案 (1954年) 规定, 进口渔产品征收的关税30%要用于渔业科研和销售。1960年议会通过了联邦渔船建设补贴计划。船主可依法获得1/3~1/2的造船补贴。1966年设立海洋专属经济区法律生效, 同时把海洋基金概念写入了法律。1969年1月, 海洋科学、能源和资源委员会 (斯特莱顿委员会) 发表了《我们的国家和海洋》具有前瞻性的第一个国家海洋政策综合报告, 提出要全面实现国家海洋和海岸带资源的效益, 需要集中联邦政府的海洋管理。同时鼓励建立民用海洋和大气机构以进行有效利用海洋的活动。协调一致地计划和管理国家的沿海地区。在联邦和州政府层面的学校扩展海洋科学、技术和工程课程设置。1970年, 尼克松总统发布第4号重组命令, 在商务部成立国家海洋和大气行政管理机构, 并将环境科学局、商业渔业处以及海洋基金计划纳入其中, 建立了高级别综合性的海洋管理机构。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 政府高层乃至全国对海洋公共政策的关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个时期海洋管理主要是按地理和行政区划进行的, 并且海洋管理某种程度上受陆地法律的影响。
2.3 部门和行业立法繁荣的局限性导致综合管理思想产生 (20世纪70年代)
苏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后, 美国受到极大震撼, 开始在教育、科技、军事方面加大投入, 集中力量向海洋空间发展。先后修改和制定了《海岸带管理法》《联邦水污染控制法》《渔业保护及管理法》等10余部法律。构成美国海洋法律框架的大部分法律和政策都是这个时期制定的。这些法律的共同特点是分部门把解决单一具体问题作为立法目标, 解决海域使用者之间矛盾的法律由于缺少可操作性未能实现。
当时国际国内对海洋法律法规制度建设的客观需要促进了立法繁荣。1945年杜鲁门总统宣言使世界沿海各国都忙于圈定自己的领海国土导致乱象丛生, 促进了第一次联合国海洋大会召开和1958年《大陆架公约》的产生。发展中国家由于缺少实际开采和控制深海海底矿产资源的能力, 希望设立国际机构来管理他们认为应属于人类共同财产的矿产资源。1969年1月, 加利福尼亚圣芭芭拉湾严重的溢油事件引起公众对海洋环境污染的关注和担忧。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1962年写的小说《寂静的春天》, 对环境退化造成人类生存危机的描写, 唤醒了美国特别是年轻人的环保意识。1973—1974年石油禁运增强了尼克松、卡特政府增加近海石油生产的决心, 这引起了地方政府、利益群体、社会组织的高度关注。渔业捕捞过程中对海洋哺乳动物大量误杀和伤害, 农药、倾废、漏油等造成水体污染, 海洋动植物种类和数量减少直接促进了《洁净水法》《濒危物种保护法》《海洋哺乳动物保护法》和《海洋保护、研究和保护区法》的产生。关心海洋问题有专业能力的参议员, 积极参与并领导了海洋政策制定和海洋运动, 极大地推动了立法工作的进行。这个时期提出的“海洋和海岸带综合管理”概念, 对世界沿海国家海洋管理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上为国际社会接受, 并被写入《21世纪议程》。
整体性哲学思想和可操作性增强在立法中有所体现, 但不同法律之间的矛盾冲突依然存在。1976年, 在苏联、波兰等国际渔业捕捞影响下, 美国超过10个商业渔场严重枯竭。为保护美国渔业利益, 政府“单独行动”通过了《马格努森渔业保护和管理法》。这个法案确立了美国对大陆架海洋生物资源的独家管理权, 并将渔业保护区扩大到200海里的近海, 为保护和管理制定了国家计划。法案4个显著特征标志着美国海洋管理考虑经济和社会利益, 以及国家权力至上整体性思维的变化。 (1) 它确立了联邦政府对渔业保护区的管辖权。 (2) 为管理渔业设立了新的全国性标准, 提出运用当时最好的科学信息, 根据经济、社会、生态要素确定渔业产量, 提高渔业资源利用效率。不把追求经济利益当作管理的唯一目标。 (3) 建立了依赖于两级的复杂管理决策系统。联邦管理权威部门和区域委员会把参与决策的州、联邦和利益集团结合在一起, 将政策制定权力在区域委员会和商务部之间进行分割。 (4) 关于外国捕鱼, 除国际渔业管理协定中需要协商的外, 取缔了所有外国渔业作业。对渔产品出口国不允许美国渔船在其管辖范围内捕鱼或扣押船只且不能达成协议者, 美国有权对这些国家的渔产品下达进口禁令。尽管联邦政府的权力范围和作用增强, 但大部分法律还是处在责任范围狭小的不同机构单独的法定权力管理之下。这反映了人们对海洋实践活动认识的制约作用, 也是信息科学技术不发达, 无法进行复杂大系统管理的结果。《马格努森法案》还有一个创新是, 具有一种整体性的哲学思想。具体表现在:一是把人、渔业资源和整个生态系统联系起来, 考虑物种之间生态依赖性关系进行“多物种管理”“管理存量”。二是公平公正对所有渔民进行渔业资源分配, 并考虑经济、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作用。三是强调海洋资源美学、伦理学、生态学等多种价值。四是管理必须使用“最科学的可用数据”“节约成本”“管理方式多元化”, 五是管理主体是一个包含州、联邦、公众和使用者团体的区域委员会。
《海岸带管理法》自1972年颁布后, 在执行不到20年的时间里进行了3次重大修改。“其联邦一致性”条款规定, 联邦政府涉海机构开展的对海岸带土地或水资源的任何利用, 以及联邦许可证制度和财政援助, 都必须与海岸带管理计划可行政策保持完全的一致性。《海岸带管理法》体现的整体性表现在4个方面的综合: (1) 各级政府之间海岸带管理的综合协调; (2) 海陆过渡带纳入海岸带统筹管理; (3) 加强跨行业跨部门协调整合力度; (4) 海岸带管理不仅是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 还与经济、社会、文化密切相关, 应采取跨学科、多学科研究, 系统化、整体性管理。
总之, 整体性思想还体现在各个海洋部门之间在20世纪70年代末《外大陆架土地法修正案》制定过程中, 存在着“明显的、相当大的交叉和互动, ”这为海洋综合管理奠定了组织基础。
2.4 为解决政策冲突进行综合管理 (20世纪80—90年代)
政策法律制定后, 对其解释、实施成为主要任务。在政策法律执行过程中, 单目标解决具体问题的部门立法之间必然发生冲突。如, 能源开采与环境利益、海洋哺乳动物保护与渔业产业效益、海岸带有序开发与科学管理、联邦政府统一计划和依靠市场调节进行资源配置等。解决这些矛盾需要认识方法的转变, 即从以往局部分析的方法, 上升到整体系统考察。大量的海洋实践活动使人们认识到“海洋系统本身是一个资源和过程高度相互作用的系统———在这个复杂系统中, 每一种资源都依赖着其他的资源”[2]。基于这种认识, 强调自然生态系统而不是政治管辖范围, 制定和实施更为综合的海洋政策和管理方法成为这个时期主要的管理理念。
政治权利和经济政策对海洋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产生了一定影响。20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带来的国家安全问题, 使里根政府采取了财政紧缩政策。通过减税、严格控制预算、废止项目和废除联邦规定减弱了一些海洋政策, 包括废止海岸带管理和海洋基金项目, 削减非国防目的海洋科学研究基金等。政府还将国家气象服务“私有化”、国家海洋与大气局一些机构功能“承包出去”, 认为自由市场力量能更有效地配置国家资源, 主张把产业从政府规定中解放出来。尽管这些遭到来自议会、沿海各州、环境组织和公众的强烈反对, 里根政府很少考虑环境后果对海洋矿产资源开发的脚步没有停止, 并且为了维护其对沿岸海域的资源管辖权, 宣布了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 (1983年美国总统宣言) 随着联邦海域油气开发租赁急剧加速, 沿岸各州对这些油气开发可能产生潜在的重大社会影响感到十分担心, 各州州长对此的意见使1978年《外大陆架土地法修正案》不得不更多地考虑社会公众利益。
政策和法律在各种力量作用下不断修正趋于更现实地解决问题。
1980年对《海岸带管理法》进行了修正, 提出保护重要自然资源应有详细规范的措施, 沿海经济增长要在合理的范围内, 政府决策需更具前瞻性和可预测性。州政府可以在30~80海里“海洋管理区”主张其利益, 增强了地方政府制定多部门综合计划和政策的能力。《海岸带管理法》使美国97%的海岸线纳入管理计划中, 产生了35种不同的海岸带管理模式, 形成了沿海各州的关系网络, 这有利于管理经验教训的“相互借鉴”。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在海岸带问题上的政府间协调与政策和谐一致, 促进了公众对海岸带事务的参与, 保护了湿地等海岸带脆弱资源, 也保护了公众免受海岸带自然灾害的伤害。海岸带管理者、利益团体和学术界普遍认为, 在海岸带管理中要更多地吸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 加强科学信息在管理中的运用, 提升海洋与海岸带资源管理办公室在官僚等级中的地位以发挥其领导作用。
1976年《渔业保护与管理法》制定后, 经历了10余次修改。1980年修改为《马格努森渔业保护和管理法》。该法案经过修改在政策理论和实践效果上取得一定成效: (1) 建立了渔业管理的区域方法和共同管理 (联邦、州、公众参与) 模式。 (2) 为管理效果评估制定了详细程序和国家标准、指标, 促进渔业管理体系合理化。 (3) 对过度捕捞进行控制, 为国内渔业生产者提供更多机会。 (4) 强调科学研究和信息技术在决策中的重要性。在渔业捕捞方面突出的成果是:“外国在美国专属经济区的捕获量从1977年的38亿磅降到1992年的零。相应的, 美国海上捕获量从1977年的15.6亿磅上升到1993年的63.2亿磅[2]。”当然, 《马格努森法案》也有一些不足, 例如:允许某些渔场过度捕捞, “最适宜捕捞量”成为开发者短期竞争的理由, 管理成本高, 渔业信息资源匮乏, 产权不明确, 低效率的捕捞方法抑制创新等。针对以上问题, 环境组织和保护机构经过与政府及利益集团的谈判, 1996年将《马格努森法案》修改成《可持续渔业法案》。该法案对《马格努森法案》中的国家标准进行了大量的修改和增加。把“最适宜产量”定义为由相关社会、经济和生态因素决定的渔业“最大可持续产量”。建立了关于渔业群体误捕和安全的3个国家标准。
20世纪80—90年代的法律实施, 不同利益群体、不同使用者、政府机构、不同级别政府组织冲突是显著特征。这些冲突经常导致重大延误, 增加管理和生产成本, 甚至破坏环境, 导致失去经济和社会发展机遇。美国议会通过定期听证、重新授权和修正, 对法律监督起到重要作用。美国海洋政策中的矛盾, 如: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 政府和私人部门的角色冲突, 联邦和州之间的控制权等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由于“行政区划”和“部门管理”产生各自为政、重复建设、资源配置和管理效率低下, 海洋管理活动客观上需要新的变革。
2.5 重塑美国海洋领导地位进行政策调整 (20世纪90年代后期)
美国由于没有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和《气候变化协议》, 对世界的影响力受到挑战。加之全球气候变化对海岸带造成不良影响;世界范围内人口增长并向沿海地区聚集;海洋和海岸带旅游持续增长;使沿海生态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如:鱼类减少、产值下降、有毒藻类泛滥、水质危及人类和海洋生物健康、海岸侵蚀、自然灾害频发, 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美国需要从国家利益角度重新考虑国内海洋政策目标的一致性和与国际海洋政策的整体协调问题。
统筹规划国内海洋政策必须建立数据翔实内容丰富的信息库, 分析和评估全国现有的海洋和海岸带资产;详细了解海洋和海岸带开发利用的经济水平;估算海洋生态、社会、美学、国家安全等不可量化财富的价值;对涉海活动的各个部门进行成本—效益分析, 以便决定资源配置。然而, 实际获得的海洋各方面活动数据很少, 各个计划所使用的度量单位和标准也不同。为此, 克林顿总统在1998年召开的国家海洋大会上, 宣布了一项解决这个问题的新的研究计划。
全球海产品总量的1/4由养殖业提供。美国水产养殖总产值不到全球养殖总量的3%, 水产养殖需求的不断增长使美国海水养殖具有很大潜力。发展海水养殖面临解决石油开采、航行、海洋旅游等不同用海方式的干扰和冲突, 养殖可能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 养殖品种与野生品种杂交产生基因污染。在国家海水养殖促进法的基础上, 1998年通过新的立法, 将美国农业部的管辖权扩大, 并确定“私人海水养殖为一种农业生产形式”。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大部分内容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认可, 只有关于“深海海底采矿”这部分遭到美国强烈反对, 里根政府、布什政府、国会主要议员都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持反对态度。为了解决发达沿海国家反对的问题, 联合国秘书长在4年的时间里与相关利益方进行了磋商, 并达成了《关于执行1982年12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议》。这个协议根据自由市场原则调整了深海海底采矿制度, 并满足了允许美国公司有权对海底矿藏进行开采的要求, 去掉了强制性技术转让的要求和对生产的控制。这一作法保证了美国在国际海底委员会的资格, 强化了美国作为全球海洋大国的利益。
3 20世纪美国海洋公共政策体系的主要问题
由于海洋的流动性、复杂性和生态系统的相互依赖性, 海洋管理是一个需要多地区、多部门甚至多国家合作又要综合协调的复杂系统。对海洋整体的深刻认识取决于对各个部分、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科学全面的理解和把握。当计算机信息技术没有达到大容量、超高速、复杂化的程度时, 即使人类具有系统科学思想, 对海洋综合性网络化的复杂管理也很难实现。这就不难理解美国20世纪海洋管理存在以下问题。
3.1 各级政府分别行使管辖权缺少综合协调机制
海岸带和海洋区域由三级政府独立的司法部门管辖。当地政府控制海滨地带和海岸线的使用;州政府在高潮点以外3海里范围内行使管辖权;联邦政府则控制和管理3~200海里范围的领海。海水养殖、海滨旅游、海上运输、陆地排污等涉海活动都会影响到3个管辖区域, 由于缺少有效协调三级政府的管理机制, 增加了海洋统一规划管理的难度。同时, 各自为政、重复建设、产业结构趋同、环境污染严重、追求地方行政主体和部门及行业利益, 严重影响海洋资源优化配置和管理效率。
3.2 由部门利益决定单一目标的管理
不同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分属于不同管辖机构和立法框架。如, 海水养殖属农业部, 适用于《可持续渔业法》;石油开采属能源部, 适用于《海洋保护计划》和《外大陆架土地保护法修正案》, 这样就无法准确把握每一个海洋管理部门的决策对其他海洋部门造成的影响;因此很难对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保护进行国家总体的长远规划;公众由于不了解各个部门立法目标与全局优先考虑因素的关系, 没有机会参与科学决策;更为严重的是, 不同政府机构、各个海洋管理部门以及不同的海洋资源使用者之间在权力、责任、利益分配等方面的矛盾冲突, 没有更高级别权威性机构通过公共途径解决。这些问题给公众利益带来重大损害时, 政府为解决这些问题付出极高的代价。
3.3 只考虑短期利益而形成片面的甚至对抗性的决策
政策制定往往是一定利益集团的推动, 希望保护海洋环境促进他们对海洋某种资源利用的特殊群体参与下, 各级政府间博弈的结果。由于政策制定者需要在短期内取得成果, 很少考虑一种政策对其他部门的影响, 也无法顾及公众的长远利益、社会和自然长久的变化, 因此政策冲突经常存在。
3.4 政策制定缺少复杂性系统性哲学观
人类对海洋的认识还处在于初级阶段, 既没有对海洋自身全面深刻的了解;也没有人类活动与海洋生态环境交互作用长期影响的详细科学论证。受前者制约, 政策制定缺少复杂性、系统性哲学观指导, 人们对海洋资源开发利用, 陆地排放物对海洋影响性质和后果都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复杂性。没有复杂性科学系统的哲学指导, 政策制定缺少前瞻性、预测性和整体协调性。这些是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科学技术、哲学价值观、认识方法论决定的。也就是说, 分部门单一目标的海洋政策是人类海洋活动的必经阶段, 没有它作为基础, 也不可能有整体协调科学全面可持续的海洋政策。问题是怎样根据全球发展顺时应变把高科技、翔实可靠的数据信息和正确的哲学价值观方法论结合起来, 制定更为有效的适应全球生态系统平衡的可持续海洋政策。1998年成立的非政府组织———世界海洋独立委员会, 经过3年研究后提出了海洋管理一些建议, 其中定期举行全球海洋管理论坛、把政府、非政府、政府间组织召集在一起, 共同探讨全球海洋状况、评估各种管理计划实施效果、研究新出现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无疑对提高海洋公共政策水平具有积极作用。
4 21世纪初期美国新海洋政策价值观
4.1 变化背景及新海洋政策产生
20世纪由美国联邦政府实施的涉海法律超过140个, 但这些法律并没有根本解决涉海活动主体责任分担、利益分配、管辖权行使等冲突问题。全球化使海洋公共性增强, 不断产生的矛盾和摩擦表明, 海洋管理亟须目标一致综合协调的政策支持。“9·11”事件后, 国家和海洋安全优先级上升, 决策机构面临对海洋开发利用出现的问题和机会迅速做出反应的考验。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 海洋经济将为美国带来巨大利益。美国“95%以上的海外贸易量和37%的贸易额是靠水运实现, 每年海洋GDP贡献7 400亿美元, 海岸带和海洋水域提供2 800万以上的就业机会, 每年为1.89亿美国人提供旅游场所, 海洋油气产量分别满足了30%和23%的国内市场需求”[3]。在这个背景下, 2000年7月, 美国国会批准了《关于设立海洋政策委员会及其他目的的法令》 (简称《2000年海洋法令》) , 成立了“国家海洋政策委员会”和非政府组织“皮尤海洋委员会”, 两者的共同任务是对过去30多年的海洋政策法律及相关问题进行全面的审议;为改进海洋资源的研究、管理和恢复提供建议;协助国家制定真正高效、协调、统一的未来海洋政策。
《2000年海洋法令》对立法宗旨、海洋政策委员会人员构成和工作程序以及海洋政策的批准程序做了明确规定。指出国家海洋政策应包括8个方面的内容: (1) 保护生命和财产免受自然和人为的危害。 (2) 负责任的渔业管理, 包括对渔业资源及其他海洋和海岸带资源的利用。 (3) 保护海洋环境, 防止海洋污染。 (4) 增加海上贸易和运输, 消除不同海洋利用之间的矛盾, 鼓励私营部门可持续用海的创新。 (5) 拓展人类在海洋及气候变化相互作用方面的知识, 促进涉海活动的教育与培训。 (6) 继续促进海洋和海岸带活动的技术和资金投入, 以提高海洋和海岸带使用的能力和效益。 (7) 政府机构、社会组织、私人部门之间应紧密合作, 为海洋和海岸带规范管理提供人、财、物、信息、技术等支持。 (8) 为了保持美国在海洋和海岸带活动中的领导地位及国家利益, 坚持美国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间的合作[3]。
2000年, 美国海军部主持编撰的《21世纪制海权》丛书, 像马汉《海权论》一样, 进一步影响了人们的海洋价值观和海洋政策。2002年颁布《海上运输安全行动法》。2003年6月, 皮尤海洋委员会出版了《规划美国海洋事业的航程》的海洋政策报告;国会则提出了《海洋与人类健康法案》。2004年美国海洋政策委员会公布了《21世纪海洋蓝图》政策报告, 同年9月, 作为对这份报告的回应, 美国政府公布了《美国海洋行动计划》。2005年9月, 美国正式提出《国家海上安全战略》白皮书, 在此基础上, 2007年秋美国海军多兵种联合宣布“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2006年出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0年初, 墨西哥湾发生严重石油泄漏事件, 造成美国沿海长达数月的污染, 海洋生态环境受到致命打击。2010年7月19日, 部际间海洋政策特别工作组向联邦政府提交了《海洋、海岸和大湖区管理》的报告, 奥巴马总统当天签署行政令, 公布了美国《国家海洋政策》。《国家海洋政策》是美国历史上罕见的公开的综合国家海洋政策, “它明确了美国现阶段及今后一个时期关于海洋、海岸和大湖区管理决策和行动所依据的原则。确立了……一种可持续的明智的海洋利用和管理模式”[4]。21世纪初几乎每年都有新海洋公共政策出台的事实, 表明美国对国家海洋战略极其重视和保持海上强国领导地位的决心, 这无疑将影响美国外交政策、军事行动和经济体制等许多方面。
4.2 新海洋政策的基本原则
4.2.1 可持续性原则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是经济可持续性, 经济可持续性依赖于自然生态的可持续存在。保护自然生态平衡, 特别是海洋生态能够长久地造福于人类, 必须改变人们掠夺式的生产方式和奢侈浪费的生活方式。对于工业化已经造成的海洋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 要通过新的哲学价值观改变人类的行为;通过科学管理制度创新以及科技手段提高海洋自我修复能力, 维护海洋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 保证海洋既满足当代人生存需要, 又能为后代提供生存资源。
4.2.2 公共利益原则 (委托管理)
世界海洋的60%是公海, 沿海国家海域由于经济贸易、政治文化交往等原因, 某种意义上其海域也是公共活动领域, 因而海洋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海洋关乎全球气候变化、生态和经济安全, 关系到人类可持续发展。公众委托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个人管理海洋公共事务, 托管者应当以对全体公民及其长远利益负责的态度对海洋实施环境和经济控制。
4.2.3 生态系统原则
海洋生物物种之间存在相互依赖性;海洋、陆地、大气之间彼此相关联;人类活动和海洋生态环境交互影响;因此, 整个世界是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复杂系统, 无论哪一部分出现危机, 都会波及其他部分。海洋政策制定要以生态系统而非行政边界为依据, 以正确的哲学价值观为指导, 恰当地运用知识和技术科学地管理海洋, 保护海洋环境有利于生物多样性存在, 确保海洋多功能多用途的公平实现。
4.2.4 科学信息原则
科学决策离不开来自各个方面准确、翔实、有效的数据和信息。信息系统与信息管理水平直接影响决策模型建立、政策制定质量、公众参与海洋管理程度。以往海洋管理失效, 很大程度上是信息匮乏, 现有信息质量不高, 信息管理效率低, 公众可以获得和理解的信息太少, 海洋管理部门之间因知识差距造成信息交流不畅, 因而影响了科学决策。政府及海洋管理部门要在高等学校强化面向海洋开发管理的技术教育, 特别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技术。
4.2.5 依法管理原则
海洋作为公共活动领域, 利益冲突在所难免。海洋资源开发管理必须符合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海洋管理政策法律制定应当由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利益集团和公众参与。法律条文中不同部门管理者之间要责权利明确, 职责分工清晰, 对海洋管理活动进行阶段性评估有政策依据。
4.2.6 国际责任原则
美国应该以合作的态度, 同世界沿海国家一起制定和实施国际海洋政策, 并在政策中反映出美国和全球海洋的紧密联系。海洋流动性和生态系统相互依赖性决定了任何一个沿海国家海洋管理活动都直接或间接影响其他国家, 反之亦然。因此, 每一个沿海国家海洋公共政策制定都应当有“国际”理念。但美国的国际责任更多的是通过参与国际规则制定, 有条件的经济援助, 保持在国际海洋事务中的主导地位。
4.2.7 预防预警原则
海洋自身复杂性及不确定性给人类认识和利用海洋带来了困扰, 海洋公共政策的制定由于人类科技水平和认识能力制约具有一定历史局限性。为了防止人类不恰当的涉海活动造成意想不到的自然灾害, 预防预警原则十分必要。
4.3 新海洋政策的主要内容
4.3.1 倡导和实施终身海洋教育
非政府组织皮尤海洋委员会呼吁联邦政府开创“海洋普及教育新时代”, 《21世纪海洋蓝图》倡导“终身海洋教育”。其基本思想是:通过各种教育方式, 提高全民族对海洋重要性的认识, 加强多种形式高等教育, 培养海洋科学家、管理者、教师、领导者, 提升公民海洋文明素养。对涉海活动职工进行再培训教育不断更新海洋专业知识。建议在国家最高层协调机构设立海洋教育办公室, 负责全国海洋教育的协调及多部门合作。美国政府不仅采纳了终身教育建议, 而且将从财力和制度改革方面对公共海洋教育给以强有力的支持。因为政府认为终身海洋教育是培养掌握海洋科学知识具有竞争力的劳动者, 是繁荣海洋经济, 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手段。“充足的、多样化的、训练有素的、事业心强的人力资源, 为研究海洋、制定明智的政策、开发和应用新技术和新工程方案提供了有力保障”[4]。
4.3.2 设立海洋信托基金独立进行海洋预算
两个海洋政策报告提出设立“海洋信托基金”和“永久性专用基金”。资金来源为外大陆架油气开采资源税和新兴开发资源税等, 资金按比例分配给沿海各州、联邦机构、地方管理当局, 分别用于海洋可再生资源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 因实施海洋政策而新增的科研、教育和管理之需。皮尤海洋委员会和美国海洋政策委员会合并成立的联合海洋委员会向国会建议, 国会应将总统呈报的综合海洋预算作为独立立法, 或作为“拨款法案”的组成部分而制度化, 以便以此作为调控手段, 加大联邦涉海计划项目的综合协调力度, 对联邦政府各涉海机构彼此密切相关的大洋和近海计划现状和进展情况进行评估分析, 以保障海洋工作和科研优先重点的经费, 避免重复浪费。
4.3.3 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河口流域及海洋管理
以往人们认识问题缺少普遍联系观点, 认为海洋污染、沿岸水质退化、海洋生物物种减少等都是海洋自身的问题, 海洋管理一直“就事论事以海做文章”。自20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和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以及耗散结构理论、突变论和协同论出现以后, 人们认识到陆地、海洋、大气、海洋生态系统以及人类活动之间交互作用、相互制约, 因而确立了海陆统筹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管理价值观。“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管理不同于单一物种、单一行业或部门的管理方法, 它考虑到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及其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相互联系和能量流等客观现实, 强调对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和关键过程的保护”[4]。
《21世纪海洋蓝图》明确指出, 远离海洋的内陆河流排放的污染物和自污染源经大气远距离传输到海洋的其他污染物, 是造成沿海水域污染的主要原因。主张将沿海管理和河口流域管理有机结合起来, 在财力、技术、法律制度上给沿海河口流域管理以支持。《国家海洋政策》则进一步提出, “加强土地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不仅包括入海河流流域生态和污染源治理, 也包括改变土地利用与管理方式, 如:减少农药对土地污染, 控制沉积物, 防止海岸侵蚀等。海洋、海岸带综合管理发展为海陆统筹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管理, 表明人们对海洋管理的认识上升到整体性、系统性阶段。
4.3.4 开展沿海和海洋空间规划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
“在全国范围开始沿海和海洋空间规划, 并列为执行新的海洋政策的优先行动之一, ……加强沿海社区、海洋和大湖区的恢复力及其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和海洋酸化能力, 加强北极环境的保护与管理”。 (《国家海洋政策》) 伴随人口增长, 沿海地区人地矛盾突出;海洋旅游、港口建设等空间利用带来巨大经济效益;向海洋空间扩展不可避免。对海洋空间无序开发利用, 不仅破坏了海岸带生态资源, 也造成各种灾害频发。因此, 合理规划海洋空间, 减少人类活动对海洋生态、海岸带环境的破坏, 提高应对由海岸带生态破坏带来的气候变化、海洋酸化和防御自然灾害能力, 是国家海洋政策优先解决的问题。
4.3.5 海洋决策必须以可靠的信息和科学知识为依据
新海洋政策提出“加强海洋信息获取能力, 重大海洋决策必须以最佳可利用的科学知识为依据”。国家将对海洋发展必须依赖的科学手段和先进技术给以资金支持, 包括大气、水面、深海水底与海洋活动相关的遥感卫星、研究船、潜水器和现代计算设备以及能经受恶劣条件的新型传感器等, 这些是获得信息不可缺少的条件。通过广泛设立的观察站和监测网提供稳定可靠的数据信息源, 为不同层次的决策者、海洋开发利用者、教育者、社会公众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和产品。
4.3.6 增进国际合作确保美国国家利益
全球人口增长和陆地资源衰竭使世界沿海各国开始向海洋发展, 海洋活动主体数量迅速增多, 类型复杂多样, 海上贸易运输、矿产资源开发、海上空间利用等利益争夺加剧矛盾摩擦不断升级。新海洋政策提出, 任何国家都无法独立有效地确保全球海洋安全, 美国“必须加大力度, 显著增强海洋领域感知能力, ”通过国际合作获得必要程度的透明度, 为保持美国全球领导地位, “与其他伙伴,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通过有条件的经济援助, 开展科学、技术、工程、政策专门知识的积极交流, 并影响国际海洋政策的制定、国际海洋科学研究计划以及全球海洋观测系统建设等”[4]。事实证明, 美国与日本签订的《美日安保条约》就是美国为保证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利益, 采取的“国际合作”行动之一。
4.3.7 加强海岸带自然保护保证海洋可持续利用
尽管半个多世纪以来海洋法律政策对“管理海岸带及其流域”“防止自然灾害、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养护和修复海岸带生境”“保护海洋哺乳动物和濒危物种”等有诸多规定, 由于管理对象自身的复杂性, 实施过程中的技术和政治因素, 美国海洋生态环境依然面临严重危机。新海洋政策以生态系统管理为基础, 强调制定量化标准通过各种法律、项目计划、培训、经费、技术援助等管理手段控制海岸带水域污染。对海洋哺乳动物、濒危物种、珊瑚礁实施保护, 发展可持续的海水养殖产业。采用预防预警机制和科学管理, 加强对海洋和沿岸环境保护, 维护国家海洋利益, 为后代留下完整富饶可持续利用的海洋。
5 结束语
美国海洋公共政策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3个主要阶段, 即以地理界线和行政区划为基础的管理;以解决具体问题单一目标的部门和行业管理;以生态系统为基础以海洋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综合管理。在海洋公共政策演变过程中, 经济、政治、军事、科技作为一种物质力量起着基础性作用, 正确的哲学价值观和认识方法论决定了政策的前瞻性、合理性和科学性。21世纪美国新海洋政策对全球海洋事业发展具有积极影响。但美国所有海洋政策一个基本前提是:维护美国国家利益, 保证美国世界霸主地位, 遏制其他海洋国家强大。这一点, 我们在处理国际海洋问题时, 必须充分考虑。
参考文献
[1]马汉.大国海权[M].南昌:江西出版社, 2011:3.
[2]Biliana Cicin-Sain, Robert W Knecht.美国海洋政策的未来:新世纪的选择[M].北京:海洋出版社, 2010.
[3]Pew Oceans Commission.规划美国海洋事业的航程 (上下册) [M].北京:海洋出版社, 2005.
股利政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篇9
关键词：股利政策,企业价值,现金股利,股票股利
股利分配政策具体而言, 包括股利支付与否、股利支付方式、股利支付水平、股利支付的连续性四个维度。基于股利政策的理论分析和企业价值的评估方法, 本文将从这四个方面分别探讨股利政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一、是否支付股利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一鸟在手”理论尽管不够完善, 但是这个理论和大多数股票投资者更倾向于获得股息收入的现实情况相吻合。股票投资者购买股票是为了获得股息, 企业支付股利就会减少投资该公司股票的风险, 收益稳定、风险小股票价格就会上升, 企业就能筹集到更多的资金, 那么企业价值就会得到提升。
另外根据信号传递理论, 企业的股利支付会影响投资者对企业未来的预期, 从而影响企业股票价格, 进而对企业的价值造成影响。纵观国内外证券价格在股利宣告日的变化, 可以发现, 股利的宣告发放通常会引起股票价格的波动。
由此可见, 股利的支付使投资者获得更加稳定的收益, 降低投资该公司股票的风险, 并能够向股票投资者传递公司经营状况良好的积极信号。但是是否支付股利还要看公司的盈利状况, 如果公司本身经营状况不好但依然支付股利, 就有可能造成公司资金紧张, 影响公司的继续运营甚至导致公司破产。所以股利支付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是综合的。
二、股利支付方式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股利支付能够给投资者传递积极的信号, 但是股利支付方式的不同形式对企业价值产生影响的作用机理是不同的。股利支付方式主要有现金股利、股票股利两种。股票投资者进行投资的目的是要获得收益, 包括获得当期收益和获得未来收益的预期。发放现金股利使投资者获得当期收益, 降低了投资的风险, 从而获得投资者的青睐, 引起股票价格和企业价值的上升, 但现金股利的支付只能反映企业过去的经营成果, 却较少反映企业未来的成长性, 而发放股票股利股票投资者虽然不能获得当期收益, 但却能反映企业具有良好的成长性, 股票投资者可以获得未来收益的预期。如果股票投资者更加青睐于获得未来的预期收益那么就会投资于发放股票股利的企业, 从而引起该企业股价上涨, 进而引起企业价值的上升。
三、股利支付水平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企业向股票投资者支付股利,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投资者和管理层的利益冲突。一方面企业股利的支付会降低留存资金, 即管理层所能够控制的资金减少, 从而可以防止管理层对职权的滥用。另一方面企业要实现进一步的发展就必须从企业外部筹集资金, 那么相关的监管部门、新的债权人和投资者便成为了新的企业监管者, 更多的监督使企业的代理成本降低, 管理层对投资者利益的损害将被降低, 企业价值得到提升。股利支付信息发出的信号具有“低噪音”的特点, 企业股利支付水平越高, 支付信息向股票投资者所传递的信号越利好, 越能说明企业的经营状况良好。同时股利支付水平越高股票投资者所承受的风险越小, 越能获得投资者的青睐, 从而使股价上涨、企业价值上升。
企业支付股利会使企业价值得到提升, 但是是否股利支付越多企业价值提升越大?股利支付过多会导致企业留存资金的不足, 那么企业继续运营所需资金就要从外部筹集, 而无论是债务融资还是权益融资都是需要付出融资成本的, 不能及时获得所需融资或者过高的融资成本将会影响企业的经营, 从而给企业带来危机。
由此可见, 股利支付水平高有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 但股利支付水平并非越高越好, 进行股利支付的前提是要保证企业未来的发展拥有充足的资金, 要避免由于股利的支付给企业造成经营困难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四、连续支付股利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基于信号传递理论, 支付股利的信息作为一种有效传递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信号, 可以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和盈利能力。如果股利支付水平呈现大幅波动, 会给投资者传递出企业经营状况不确定性的信息, 由于投资者是厌恶风险的, 同样的, 投资者也会对企业的未来发展持怀疑态度, 此时投资者觉得该企业面临较高的经营风险, 那么投资者将选择抛售该企业的股票, 导致上市公司融资困难, 影响企业的未来发展;如果企业选择连续支付的股利政策, 则表明企业所处的经济环境稳定、经营状况健康良好、所面临的风险也都是可控的, 另一方面稳定的股利支付也意味着投资者会得到源源不断的股息收益或是红利, 该公司的股票受到更多投资者的追捧, 企业价值上升。
由于大多数的投资者都属于风险厌恶类型, 股利的大幅度波动通常会使投资者认为企业经营状况不稳定, 投资风险较大, 从而造成投资者谨慎投资, 股价下跌, 企业融资困难, 影响企业经营发展, 进而使企业价值降低。由此可见企业保持稳定的股利政策将有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
通过前文的分析, 上市公司进行股利支付, 能够促进企业价值的提升;同时现金股利与股票股利同时支付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大于只支付现金股利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股利支付水平越高企业价值越高, 但前提是要保证企业正常经营所需的资金;企业保持股利支付的连续性有助于提升企业的价值。上市公司在制定股利政策的时候要综合考虑上述四个方面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杨汉明.股权集中度、现金股利与企业价值的实证分析[J].财贸经济, 2008 (8)
高校公共雕塑的教育价值探索 篇10
进入大学以后, 要锻炼和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所以学生课堂以外的时间往往要多于上课时间, 大部分时间还是要在校园这个公共空间中度过, 这样公共空间的建设就大有可为, 而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公共雕塑更是不可或缺。大家都知道, 校园公共雕塑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意义。它既可以美化校园环境, 又是校园精神文明的物质载体, 可以从侧面反映出高校所独有的人文精神和理念, 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学生, 提高了学生的美学修养和文化品位, 并时刻渗透到日常生活中, 达到隐形教育的功效。我们所谓的隐性教育是指在课堂教育以外, 用潜移默化的方式, 对学生的知识、行为和能力等发生引导和影响的全部信息的总和及其动态的传递方式的教育;它以内隐的方式存在于校园内, 是正式课堂以外非预期的教育。校园雕塑则是隐形教育的一个有效载体, 它所蕴含的美留给人们的不仅是视觉上的享受, 更重要的是它给予人们的启迪和思考。优秀的校园雕塑可以将校园文化底蕴化为具象的物质载体, 可以让学生随时随地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 这样更有助于学生提高自身的审美能力和道德修养, 同时还能起到陶冶情操, 塑造健康人格的作用。
在校园雕塑被解读的过程中, 学生可以通过其特有的外在形式和表现语言, 领悟到大量无法用语言来准确表达的信息。使其不仅能够了解到特定群体的周边环境, 同时也能从中领会校园文化的设计思想、态度以及价值观, 受到多方面的感化和教育。校园雕塑具体的教育功能主要体现在道德构建、思想审美和人格塑造几个方面。
一、校园雕塑对学生价值判断和道德构建有巨大的影响, 其中对传统的伦理道德和时代的主导思想影响尤为明显
每一件校园雕塑都有自己的道德取向背景, 都蕴含着不同的道德追求, 一件优秀的校园雕塑作品能够使学生在观赏的同时, 还可以感受到在道德构建上的引领和感召力, 能激发学生对道德原则和规范方面的认同, 达成共识, 同时对道德理念构建指明了方向。校园雕塑都是选用积极向上和催人进取为主导题材, 通过积极的元素和语言营造出良好的氛围, 这样既可以为学生指明前进的方向、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和远大理想, 同时还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努力奋斗的动力, 也能够增强自身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起到激励和鼓舞的作用。使学生拥有坚定的信念和信心, 更加有毅力去追求自己的理想。一个良好的校园环境能使人产生积极的情绪, 释放正能量, 既可以有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向往, 还能够产生一定约束作用, 使学生更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这对学校开展道德教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二、校园雕塑是大学生审美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不可或缺的
在当代教育中审美教育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审美价值观和提升审美能力, 使精神境界上升一个层次;同时通过审美教育, 还能让学生知道什么是美, 在生活中如何发现美, 如何去找到美、感受美, 并且可以创造美, 从而拓阔视野, 陶冶情操, 促进全面发展和成长。高校不仅要教授学生专业知识和思维能力, 同时还有培养学生审美能力的责任和义务。校园雕塑作为校园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艺术家通过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和感悟后, 经过提炼后用特殊的语言和材质, 将美变得客观可见, 让观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让美以立体和直观的物化形象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让我们可以更加直观地去感受美, 它会通过一种特殊的渠道与观者进行心灵上的情感沟通, 激发出深刻的体会和美感, 并且与周围其他相结合, 营造出一个良好的氛围, 让所有处于其中的老师和学生从感知的角度更加直接地去感受这种美, 从而达到对思想、情操和行为的熏陶和影响目的。在学生欣赏雕塑作品的过程中, 通过潜移默化、耳濡目染的方式完成对真善美感悟的升华和自身人文精神的构建, 形成积极向上的思维模式和处事方法, 可以在接受美好事物熏陶的同时也完成审美教育的过程, 完成对个体情感的完美塑造, 实现审美教育的本质目的。
三、校园雕塑可以帮助学生塑造完美人格, 净化内在心灵
校园是教书育人的场所。优秀的校园雕塑与校园内部的其它景观构成独特人文环境, 升华校园空间, 营造一个优雅唯美的空间, 而校园雕塑在这个空间的衬托下变得更加有生命力, 它可以将人的精神与文化提高的一个新的水准, 使人变得崇高美好, 增强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 变得洒脱自如, 对人生有一个重新的思考, 形成一个崭新的认知, 让每一个经过的学生都能为之停下脚步, 驻足欣赏, 在学习之外的时间里得到精神上的陶冶, 心灵内部的净化, 提高道德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对人生观有新的认识, 形成崇高的人生理想和目标;让人随时随地受到更好的有关于人生和人格的教育与引导, 潜移默化地感受校园雕塑带来的熏陶, 给学生们一种精神上的享受, 在这种熏陶之下, 学生的内心会变得越来越纯净, 从而实现育人的最终目的。
校园雕塑是被物化了学校精神的载体, 对校园文化的塑造与提升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学生的教育作用非常独特, 它并不是传统的灌输式教育, 而是通过用美的形式来感染人, 触动人内在的灵魂深处;用美的形式去打动人, 陶冶人们的情操, 从内心深处去引导学生寻找真善美, 通过其深刻的内涵, 净化和引导每一位与作品精神互动的观者, 其教育作用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传达给受教育者, 这种教育方式也是最容易被学生所接受的。教育家霍林姆斯基曾经说过:“用环境、用学生自己创造的周围情景, 用丰富的集体生活的一切东西进行教育, 是教育过程中最微妙的过程之一。”处在当今时代背景下的大学生由于受到种种条件的束缚和影响, 大多数学生在拥有专业技能的同时缺乏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 而校园雕塑恰恰很好地弥补了这一课堂教育的缺陷。校园雕塑的教育功能不只是这样, 校园雕塑作为校园文化物化的载体, 不但可以升华学生的心灵, 同时也激发了学生积极上进的精神。校园雕塑如同春雨一般, 一丝一丝地渗透到每个人的心灵当中, 感染和熏陶着每一个学生, 使学生树立崇高的理想和目标, 奋发图强, 积极进取, 使自己不断得到完善, 不断得到升华。
参考文献
[1] .刘文忠, 刘黎明.校园雕塑的功能与价值初探[J].大众文艺, 2009
[2] .江山, 周群, 陈栩.浅析校园雕塑的隐性教育功能[J].文教资料, 2009
[3] .刘语.浅议校园雕塑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意义[J].大舞台, 2011
[4] .马金辉.浅议校园环境雕塑的隐性教育功效《世纪的嘱托——陈嘉庚与学生》组雕创作随感[J].雕塑, 2006
公共政策价值 篇11
关键词：价值体系；视角；公共图书馆；价值
中图分类号： G25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6）22-156-2
0 引言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互联网技术也在不断的提高，在此期间对图书馆价值所在的质疑也越来越突出。图书馆历经了三个时期的价值探索，由初探时期到反思时期，再到拓展时期一共经历了30年。如今图书馆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因此图书馆必须要反思自身改变策略，顺应经济的发展和时代的要求，图书馆才能够长远的走下去，得到社会的尊重和认可。
1 公共图书馆价值概述
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出资管理，面向社会公众提供阅读服务并免费开放的图书馆，叫公共图书馆。公共图书馆的特征是，有经营许可上的法律依据，有税收经费的来源和向民众开放三个特点。因此公共图书馆属于公共价值范畴，这个范畴里面的馆舍、文献资源、技术等公共产品都是通过政府和社会团体来提供，公共图书馆只是将文化和文献等信息进行了整合，以便更好的向读者提供公共服务。因此从理论角度上说，公共图书馆和其他图书馆的价值等同，但是公共图书馆的价值特性——公益性，则是公共图书馆独有的特性。
随着人文发展的不断进步，公共图书馆也随之出现和发展了，因为公共图书馆机构的出现符合人类理念，这种理念也契合了人类发展的需求。因此，以公益为前提，保证公民在知识信息上获取自由的权利是公共图书馆的核心价值，也是公共图书馆发展至今的普世价值。
2 公共图书馆价值的历史变迁
2.1 公共图书馆价值的初探时期
1984年召开的“杭州会议”是新时期下重新开始研究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前提。与此同时，做为基础理论的图书馆价值问题也被提了出来，作为图书馆的价值所在。于鸣镝提出，图书馆能够满足社会的需求，社会的需求同样也需要图书馆的存在。因此，社会需求与图书馆的社会价值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存在的。
2.2 公共图书馆价值的反思时期
图书馆核心价值的议题引发热议主要是在2004-2007年的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重塑百年图书馆精神”和“中国图书馆学会新年峰会”的召开期间。在此期间图书馆价值发生了转变，实现了学术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促进理论和实践融会贯通的过程当中，被学者们充分关注的图书馆价值逐渐转向了图书馆核心价值。
图书馆价值在促进经济、文献保存、空间容纳等方面不仅体现了图书馆服务在社会当中的作用，更体现了图书馆服务在社会当中的职能。然而图书馆核心价值在知识自由观、平等服务观和读者隐私保护观方面上体现了图书馆的职业理念。图书馆价值是图书馆核心价值构建的基础，图书馆的核心价值已经远远超越了图书馆自身的职能和价值。
2.3 公共图书馆价值的拓展时期
图书馆是否应该存在之所以成为争论的焦点，主要原因是因为科技的发展和计算机的广泛应用，拓宽了人们获取知识的途径。计算机的使用不仅方便快捷，而且存储的信息量也非常庞大，随着计算机应用的逐渐普及对于公共图书馆的冲击，图书馆已经不再是信息来源的唯一途径，互联网正在逐步改变着这一走向。
面对互联网的冲击，引导图书管理人员将重心放在图书馆的价值上，为图书管理人员在复杂的社会背景当中找到自己前进的动力。重申图书馆的价值，消除那些非理性的质疑，与此同时一部分学者也提出图书馆要适应信息化发展的趋势，开启智能化模式，通过网络多媒体等多功能平台为社会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
在全面开展图书馆核心价值研究期间，第三空间理论被提出。第三空间主要是指休闲空间，是工作和住所之外的空间。在第三空间里没有名利纷争，人们是自由平等的，在第三空间里只基于兴趣和爱好的自由交流。
3 新时期实现公共图书馆休闲功能的建设要求
3.1 建立高质量的图书馆，深化休闲的理念
图书馆作为一个文化气息浓厚的地标性建筑，其建筑风格应该是具有时代文化的特点，既高雅又有品位，环境即整洁又舒适，让人们痛快淋漓的遨游在知识的海洋里。另外在室内的装修设计上色彩搭配要合乎常理，清新典雅为主，在光线方面以柔和自然为宜，在背景音乐的渲染当中使人赏心悦目，行成于思。
3.2 建立休闲阅览室
新时期下的图书馆不仅要具备丰富的阅读资料和完善的阅览设备，还应拥有专业的资料阅览室，在阅览室增设休闲功能，设置沙发、茶歇和音乐等进一步提高图书馆的休闲功能。
3.3 建立事半功倍的连锁俱乐部
我国人口分布广泛，经济水平差距较大，我国的人均拥有图书率较低。因此普及兴建较高的规格和标准的图书馆与当前国情不符。通过互联网建立连锁的阅读俱乐部，不仅不受地域限制还能避免资源浪费，互联网连锁阅读俱乐部具有投资少，选址自由，规模灵活等特点，即能实现阅读的广泛普及，也能在知识面上满足读者的需求。
3.4 培养让读者满意的高素质的服务人员
服务上缺少热情和主动是公共图书馆工作人员留给人们的普遍印象。将服务业作为图书馆新时期的发展目标，首先要加强图书管理人员的服务意识，提高图书管理人员的自身素质。将图书管理作为一门学科设置在大学专业当中，通过对图书管理人员形象和专业素质的提升，实现服务业对图书管理人员的要求。
伴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公共图书馆在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的过程当中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在这过渡转型时期，只有将自身的职能进行调整，顺应社会的发展需要才是公共图书馆立足于社会的根本，才是地位赢得尊重的前提。通过调整和改变情况来看，多种形式下的社会合作对于公共图书馆的改革与创新而言，是一种公共图书馆功能的自我调整，是公共图书馆自觉适应社会的一种表现。随着图书馆的发展，这种改变和自觉还会持续的在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当中被运用，被作为公共图书馆精神在职业上的一种价值追求，也是公共图书馆变革和完善功能的指导方向和永恒目标。
4 结语
综上所述，公共图书馆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期间公共图书馆的价值所在也被探索了30年，在这30年的不断探索与发展过程中，公共图书馆的价值也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同时伴随着社会的更加进步，一个完善的，系统的图书馆法必将会呈现出来。覆盖在整个图书馆的系统当中，实现图书馆的价值所在，推动图书馆事业在我国的不断进步和发展。
参 考 文 献
[1] 程焕文.图书馆的价值与使命[J].图书馆杂志，2013（03）.
[2] 罗贤春，姚明.公共图书馆事业与区域经济的关联分析[J].图书情报知识，2013（02）.
[3] 王晓燕.基于均等服务的图书馆公共价值诠释[J].图书馆学研究，2013（02）.
[4] 吴建中.新常态 新指标 新方向（2012中国图书馆年会主旨报告）[J].图书馆杂志，2012（12）.
[5] 熊伟.图书馆社会价值学术思想演变的历史线索——图书馆社会价值学术思想史研究之一[J].图书馆杂志，2012（11）.
[6] 刘懿.服务范式转变：基于公共空间的图书馆休闲价值的实现[J].图书馆建设，2012（09）.
英国体育政策的价值导向作用分析 篇12
英格兰《奥运会计划书》指出,“许多体育项目在获得国际成功后得到的关注度显著增加,尤其是当该项目有被电视转播时。表面上这也说得通,一些重要的体育人物通常被视为激励年轻人的偶像。”同样地,政府公共财政在精英体育上的支出理由是体育的催化剂效应,“作为偶像,高水平运动员能够鼓励更多人去参与体育运动,也能使那些已经参与体育运动的人有更强烈的渴望”。然而,关键问题不是二手成功能否促进短期参与度的提高,而是这种参与能否持续下去。当然,在英国队在北京奥运会自行车项目上获得巨大成功之后,英国自行车协会的会员数量大幅增长,奥运会场地自行车赛冠军克里斯·霍伊、布拉德利·威金斯和丽贝卡·罗梅罗似乎使全英国的奥林匹克自行车馆的参观者人数短期内有了大幅增长,这些看起来像那么回事儿。
但是,从2004年起,英国自行车会员数就保持着稳定的同比增长,2008年奥运会上的成功似乎并没有对这个趋势有太大影响。要得到精英体育的成功对大众体育参与的长期影响的证据很难。例如,一份由加拿大体育理事会委托发布的研究报告称,“几乎没有证据可以支持精英体育能带来这样的社会效益这一说法,比如说建立国家自豪感、鼓励健康行为等”。这很有意思,因为多数精英体育发展系统都想在精英体育项目上取得好成绩的同时,还想提高大众体育参与度,并为大众体育和精英体育提供设施和所需条件。这种平衡即使是东德“奇迹”都无法实现的,因为与普遍的观念相反,精英体育其实是被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坚决排除在外的。而事实表明,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些国家里,“大众参与一直让位于青年体育和精英体育”。
以下介绍并评价国家通常就重视和投资精英体育给出的理由,重点关注的是英国的体育政策,但很多讨论中也会涉及其他国家,发达自由资本主义系统(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甚至是早已不复存在的独裁统治(如苏联和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通过提出“体育良性循环”这个概念,使当前精英体育发展(ESD)系统背后的理念概念化。简单来说,认为投资精英体育能够提高大众参与度,而这反过来除了能明显改善国民的健康水平,还能为未来冠军的产生提供更多的人选。以下简要介绍英国体育政策部来设定研究背景,然后介绍投资精英体育的主要原因,我们将从三大领域展开论述,这三大领域会有很多重合之处:(1)精英体育投资、大众参与体育和锻炼的情况(因为后者是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重要遗产);(2)促进“愉悦精神”的因素,提高国际声望;(3)大众参与,大型赛事和精英模范运动员。虽然以英国为个案研究对象,但通过分析其他国家的经验发现,很多对投资精英体育的理由的辩论和政策话语和其他精英体育发展系统类似。
2 英国体育政策部门的角色与作用
英国体育政策的结构很复杂,以下做一简要回顾,以便为接下来有关政府投资精英体育的讨论提供背景支持。英国的体育政策界在短时间内,从一个隐藏在一个默默无闻的政府部门的中鲜为人知的分散领域,转变为英国政府政策制定中一个重要的交叉领域。从1997年工党政府执政开始,“体育”就成了政府的一个部门。大众体育包括学校体育活动,也被提到政治议程中,精英体育也受到了国家前所未有的介入和重视。2005年伦敦成功申办2012年奥运会,进一步促进了已经在进行的体育政策政治化进程。这一决定可以被理解为英国体育政策重点转变的催化剂,从重视体育对社会的普遍作用转变为“为体育而体育”的议程,由此可以看出,精英体育的政治重要性在日益增加是很明显的。
但是,正如上文提到的,中央政府控制体育部这一趋势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显现,而不是从2005年成功申办奥运会才开始。工党执政期间(1997~2010年),精英体育政策和大众体育政策都受到了政府前所未有的干预。最近一份对复杂体育政策的文件表明,能够更清楚地看到了哪个组织做哪些事。拨给体育的国库资金和彩票资金由两个公平独立的体育机构进行分配,即英格兰体育理事会和英国精英体育联合会(包括英国奥委会)。这两个机构都对文化传媒与体育部(DCMS)负责,而文化传媒与体育部作为一个政府部门,对国库负有责任义务。在精英体育和大众体育的整条分配链上,政府的目标受益者是确定的,任何组织想要获得资金,就必须符合政府的规定。按计划在不远的将来,英国体育和英格兰体育将被英国联合政府合并为一个统一的机构。
虽然伦敦2005年成功申办2012年奥运会的消息进一步加强了对精英体育政策的关注,但投资精英体育的理据仍然不清楚,对此的研究还不够。有关对世界级体育水准的渴望和为取得精英体育的成功而投资的政策言论是积极乐观的,且极少受到挑战。一系列的政策文件持续强调精英体育在增强信心这方面的重要性。例如,在英格兰《奥运会计划书》中,投资精英体育被认为能带来一些正面结果。这被一份充满信心的最新政府官方文件所取代,名为《为胜利而比赛:一个体育新时代》,文件把精英体育作为核心。当然,有关精英体育政策的言论只是新公共管理的一部分,而新公共管理已经决定了体育的管理模式、资金模式和发展模式。
通过政府公平独立的机构进行的“新”管理工作把重点放在了一些实际的可测量的“目标”上,这些目标保证国家管理机构会执行政府下达的重要任务,而不在那些最有利于体育或大众的目标上。对体育“管理”的研究并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国家要投资精英体育,而是向我们展示,政府如何着手实施其政策战略,这通常是通过和利益相关者之间不平等的资源依赖型关系实现的。其他国家在精英体育方面取得的国际成功似乎已经对优先权和政策言论产生了影响,使其转向精英体育政策,尤其是悉尼的澳大利亚体育代表队取得的成功。英格兰《奥运会计划书》中指出:我们可以向澳大利亚学习。在澳大利亚政府和体育机构合作的支持下,他们有意追求精英体育。从人均上来看,澳大利亚已经成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成功的体育国家。有意思的是,澳大利亚最近才开始转变他们的体育政策,重新评估“拨款优先次序”,从重视精英体育向一个保持大众体育和精英体育平衡的模式转变。
3 结语
英国大多数体育偶像以及竞技体育所发出的信号,鼓励一些非常值得称赞的事例,提倡和精英体育的成绩、体育参与的普遍益处和其他个体发展目标有关的价值。然而,探索精英运动员和大众参与体育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文献很有限,在体育参与这个背景下的研究文献还要更少,值得今后做出进一步的研究。
摘要：查阅国外相关的文献资料,对英国体育政策的价值导向作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研究认为:英国大多数体育偶像以及竞技体育所发出的信号,鼓励一些非常值得称赞的事例,提倡和精英体育的成绩、体育参与的普遍益处和其他个体发展目标有关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