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效果分析（通用12篇）
政策效果分析 篇1
日间手术即患者在一天24小时内完成由住院到出院及手术治疗的全过程[1]。20世纪五六十年代, 日间手术在西方国家开始得到重视,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日间手术模式在欧美国家得以迅猛发展。20多年来, 日间手术量在欧美国家稳步增长, 近期很多国家已占择期手术的60%以上, 在丹麦、西班牙、瑞典等国家分别达到89%、87%和80%。
我国日间手术发展起步较晚, 我国香港20世纪90年代开始开展日间手术.而内地则起步更晚, 从2005年开始, 天津、武汉、上海、成都等地医院陆续开展。虽然手术量还很少, 但是上升势头明显。
日间手术具有很多优点, 它缩短了病人等待手术的时间, 减轻了病人经济负担。对儿科患者而言, 避免了在不熟悉环境中过夜所存在的弊端, 是一种颇受患者欢迎的手术方式。且改善了患者“住院难, 手术等待时间长”的困境,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看病难, 看病贵”的现状。
本文以长春市某三甲医院三种疾病的门诊手术与住院手术为样本进行对比分析, 探讨日间手术运行模式的效果及对医疗费用支出等方面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影响。从医保政策层面提出优化建议。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长春市某三甲医院2012年1月-2012年12月日间手术模式下收治的手术治疗患者1761例为日间手术组, 同期非日间手术收治 (即住院治疗) 的1512例患者为住院手术组。2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病程、病情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具有可比性。
1.2 实施方法
1.2.1 基本实施情况
日间手术室地点选择在急诊科, 增加急诊科手术室无菌术间、开放术间和相应的辅助房间, 手术、麻醉设备及医疗器械的配备与中心手术室相同。增加日间手术病房。由科主任管理配备日间手术室及病房人员, 设专职麻醉医师、专职手术医师、住院医师和专职手术室护士, 其余事宜由急诊科医护人员协同负责。
1.2.2 日间手术程序
按照表1步骤, 实施日间手术:
1.2.3 日间手术的管理
日间手术患者在手术前后得到直接的医疗照护相对住院治疗要少, 要确保医疗质量和安全, 贯穿患者整个治疗过程的规范化保障体系必不可少。
为此医院建立了手术、医师、患者的准入制度, 以及入院前、出复苏室、出院的评估, 抢救、转住院、延长出院等应急方案, 以及患者离院后随访制度。
同时, 结合纳入日间手术病种的变异相对较小、患者基础疾病少的特点, 将病种临床路径引入日间手术。入院评估及指导、术前准备、术中的麻醉用药、术中监护, 术后的麻醉复苏、健康宣教、出院后的随访内容、出院后健康指导书等均规范化管理。既确保了质量和安全保障体系得以有效实施, 又有效衔接了日间手术诊疗活动过程中门诊、手术、病房医生、评估预约、病房、随访护士的工作, 实现了医疗活动的细分与整合。
1.3 统计指标
对手术患者的基本住院情况进行统计和核算, 指标具体包括等待时间、平均住院天数、人均住院费用、费用支出组成 (即患者自付费用和医保支出费用情况) 等。
1.4 数据处理
采用SPSS13.0统计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录入、统计和分析。全部数据均以均数±标准差 , P<0.05则认为差异有显著性。
2 结果
2.1 等待时间和住院时间统计
手术组的平均等待时间和住院日为3.13±0.72d和4.50±1.13d, 日间手术组患者手术的平均等待时间和住院日为0.42±0.11d和1.21±0.17d, 表明开展日间手术后平均等待时间和住院时间都能有显著下降 (P<0.05) , 具体数据见表2。
日间手术组和住院手术组相比差异有显著性, *P<0.05
2.2 住院费用统计
从住院费用统计可以看出, 住院手术组总费用高于日间手术组 (P<0.05) , 但住院手术组个人支出费用小于日间手术组, 医保承担的比例大于日间手术组 (见表3) 。
日间手术组和住院手术组相比差异有显著性, *P<0.05
3 讨论
3.1 日间手术模式开展的必要性和优势分析
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型医院, 而老百姓到大医院“看病难、住院难”的问题日益突出, 到知名医院手术更是一床难求。日间手术缩短了住院时间, 无疑是提高医院服务效率的一种选择。目前, 国内只有北京、天津、武汉的部分医院尝试了这种新的手术管理模式。在未来的发展中, 日间手术可能成为中小择期手术的发展方向[2]。
近年来, 随着医疗费用不断攀升, 整个社会“看病贵, 看病难”的问题越发突出。目前, 大多数地区职工医保是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 其中统筹基金主要用于支付参保人员的住院费用, 个人账户主要用于支付普通门诊费用。而居民医保和新农合没有个人账户, 在门诊治疗只能自费[3~5]。这部分患者如需手术, 为寻求报销一般会选择住院治疗, 加剧了大、中型医院普遍存在着患者“住院难, 手术等待时间长”的问题。随着医学科技的发展, 手术的风险逐步降低, 不住院在门诊就能高质量的完成手术成为可能。这样的手术方式既可以发挥门诊地治疗作用, 减少患者住院时间, 减轻经济负担, 又有利于充分利用医院床位资源, 完善现有医保管理制度。本文统计结果显示, 住院手术组的平均等待时间和住院日为3.13±0.72d和4.50±1.13d, 日间手术组患者手术的平均手术时间和住院日为0.42±0.11d和1.21±0.17d, 证实了日间手术能有效缩短平均等待时间和住院时间。
3.2 不同医保类型影响患者手术种类选择
本组统计数据显示, 住院手术模式人均总支出为1210.2±593.1元, 采用日间手术模式患者人均总支出为921.1±371.3元, 表明从总费用上来说, 日间手术模式可降低总支出。但是, 日间手术患者自费部分占比较高。非日间手术患者医保承担费用占总支出费用的79.70%, 而日间手术模式患者医保承担费用仅为71.60%。其它文献研究与本研究结果类似[6,7]。对患者医保类型分析发现选择日间手术的多为职工医疗保险患者, 主要是省医保和市医保, 而选择住院手术的多为新农合、外地转诊医保、居民医保患者。而新农合、居民医保、外地转诊医保患者没有个人账户, 在门诊治疗需全额自费[8~10], 为寻求报销, 他们倾向于住院。正是由于这一原因, 虽然目前日间手术可加快病床周转率, 提升床位利用率节省更多医疗资源, 但还是有一部分患者为了降低个人负担, 更多享受医保, 宁愿选择住院治疗而非进行日间手术, 这是对医疗资源的浪费, 是开展日间手术的障碍。
3.3 加强日间手术普及率的政策建议
随着人民群众的健康意识逐渐提高, 医院的资源合理利用问题日趋明显, 床位压力不断增加, 医疗卫生行业面临着建国以来最为复杂的形势[5]。而成立日间手术病房, 减少病人治疗费用, 降低病人住院均次费用和住院天数, 可以切实满足短期手术患者的医疗需求。面对当前医保参保人员不断增加的形势, 如果在开展日间手术治疗的基础上, 能够将医保统筹报销与门诊日间手术相结合, 在政策和宣传引导下, 会有更多的医保患者主动选择在门诊日间病房进行手术[11~13]。因此, 从政策角度来说, 国家应当不断提升新农合、居民医保待遇, 大力推进门诊统筹、城乡统筹、地级统筹, 使得转诊医保、新农合、居民医保患者在门诊享受同样的报销。2011年度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文件指出:“在全面提升基本医疗保障水平, 增强保障能力的基础上, 应扩大门诊统筹实施范围, 积极开展提高重大疾病医疗保障水平。”因此, 适当扩大门诊医保统筹的范围, 针对一些医保患者短期手术, 设立门诊日间手术病房, 是符合我国医改要求和医保发展所需要的。并且, 医保患者在日间病房手术享受医保统筹待遇, 且日间病房的手术费低于住院手术费用, 可以有效的节省医保基金, 有利于医保资源的合理利用[14]。
为了更好的推广门诊手术治疗, 医院应该严格筛选日间病房手术病种, 将技术成熟, 适合在门诊完成的择期手术列入日间手术的范围, 保证医疗质量。同时, 医院的医保管理部门应辅助日间病房, 为医保患者开辟专门的日间手术接待窗口, 为患者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服务, 有效地发挥门诊日间手术的治疗作用, 使得患者在门诊就医与住院享受同样的医疗技术和治疗水平。在各部门的通力配合以及患者充分认知的环境中, 日间手术必会获得更好的发展空间。
政策效果分析 篇2
双月刊
总第 181 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JOU RNAL OF ZHONGNAN U NIVERS IT Y OF ECONOMICS AND LAWNO.4.2010 Bimonthly Serial No.181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及其效果分析
穆争社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北京100800）
摘要：结合主要经济体中央银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践,本文阐述了“定量宽松”和“信贷宽松”政策的异同点，分析了政策的实施阶段及所呈现的特点、政策工具的差异。认为在肯定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所取得成效的同时，也应当充分认识并高度关注其所面临的政策措施防卫性特征、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受到严重威胁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增强货币政策透明度，合理引导社会公众预期；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加强对金融衍生产品所创造的广义流动性的管理。
关键词：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定量宽松；信贷宽松;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
中图分类号：F82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230（2010）04-0003-05
为有效应对金融危机，2008年以来，主要经济体中央银行基本同时将政策利率（基准利率）快速降低至历史低点或接近于零后，实施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此政策为首次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已经并将继续对全球经济金融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全面分析、评价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将对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发挥重要作用。基于此，本文拟对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及其效果、面临的问题等进行分析、评判，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的研究观点，与所在单位无关。
一、政策的两种形态：“定量宽松”与“信贷宽松”
目前，在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过程中，主要经济体中央银行逐渐形成了以日本中央银行为代表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和以美联储为代表的“信贷宽松”货币政策。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面对经济金融危机，中央银行迅速将政策利率降低至历史低点或接近于零的水平后，直接向市场释放大量流动性，促进经济金融复苏；差异是中央银行所运用的货币政策工具不同。正是基于此，可以说“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和“信贷宽松”货币政策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不同形态。
1.日本中央银行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可追溯至1999年2月。当时，日本中央银行开始实行“零利率政策”，将政策利率（隔夜拆借利率）降低至接近于零的水平；同年4月，首次公开宣称“维持零利率政策直至通货紧缩担忧消失为止”，这标志着日本正式进入“零利率政策”时代。
为有效解决日本经济长期不景气和通货紧缩问题，2001年3月至2006年3月，日本中央银行实施了“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主要表现为：在实行“零利率政策”的同时，将金融机构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现金储备)作为主要货币政策工具，以此调节市场流动性。具体内容包括：一是通过增加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余额，确保商业银行拥有大量的流动性并向市场释放。为此，中央银行设定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增长的具体目标，并采取资产组合手段予以保证。二是加大公开市场操作，由传统的购买短期国债转变为购买长期国债，甚至购买商业银行股权，以增加基础货币，通过货币乘数的放大作用，扩大货币供给量。同时，影响市场利率下降的预期。三是承诺在核心指数环比大于零之前，将一直实行上述货币政策。
面对2008年爆发的新一轮经济金融危机，日本中央银行推出“企业融资支持计划”，重新大力推行“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中央银行的政策利率已降至接近于零，无法发挥作用后，主要通过加大对金融体系的货币[1]
投放，大幅增加商业银行流动性，间接为企业融资提供支持，促进经济复苏。具体表现为：2008年12月，将政策利率（基准利率）降至0.1%后，2009年1月22日，宣布从商业银行收购多达2万亿日元的商业票据，约占日本商业票据市场规模的147。，并将购买操作频率从原来的每月2次增加到4次，票据期限由1〜3个月延长至3个月，实施期限由2009年3月末延长至9月末。同时，2009年3月18日，又推出新的商业银行次级贷款和次级债券收购计划，并将长期国债购买额度从16.8万亿日元增至21.6万亿日元。
美联储的“信贷宽松”货币政策。2009年1月，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提出，美联储应对经济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是“信贷宽松”，有别于日本中央银行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同时指出，“信贷宽松”货币政策关注美联储所持有的信贷资产和证券资产的组合，以及这些资产组合如何影响居民和企业获得信贷的条件⑺。两类货币政策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单一规则”与“相机抉择”。“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事前设定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存款准备金的增长目标，有计划地控制商业银行现金的过剩程度，促使其向企业和居民发放贷款，而呈现“单一规则”的鲜明特征。“信贷宽松”货币政策主要依据经济金融形势和市场流动性的变化情况，灵活调整政策组合，事前并没有明确的目标而呈现“相机抉择”的典型特征。“定量宽松”货币政策面临的问题是，因为事前设定具体的目标，若经济金融形势好转，市场流动性就会相对过剩，将会导致通货膨胀压力；若形势恶化，市场流动性更显紧张，又会造成通货紧缩效应。而“信贷宽松”货币政策的“相机抉择”因事前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反而比“单一规则”更加宽松、更富有弹性、更能应对复杂多变的经济金融形势。
（2）分别关注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与负债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主要手段之一就是增加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进而刺激商业银行发放更多贷款，首先影响的是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负债方。“信贷宽松”货币政策主要手段之一是直接参与有价证券的购买，在扩大市场流动性的同时，努力降低金融市场上的借贷成本，首先影响的是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宣布入市购买3000亿美元国债后，因与“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工具（购买长期国债）相同而使两种货币政策的边界日益模糊。
（3）政策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存在差异。美联储认为，经济金融危机期间，受商业银行对经济前景悲观情绪浓厚和对自身资产损失难以准确估计等因素的影响，商业银行倾向于紧缩信贷，导致社会公众的信贷可得性降低，消费、投资需求下降，将导致经济金融形势进一步恶化。因此，“信贷宽松”货币政策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是，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提高社会公众的信贷可得性。“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关注的重点是核心指数环比是否已经大于零⑶。
（4）与社会公众的信息交流问题。“信贷宽松”货币政策是“相机抉择”，缺乏简单明了的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作为信息指示器，而且创新大量的货币政策工具，其政策效果难以评判，将会增大社会公众对市场长期利率走向、通货膨胀等预期的不确定性，从而强化社会公众与美联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影响政策的实施效果。因此，美联储十分重视就货币政策有关问题与社会公众的交流沟通，以引导社会公众的货币政策预期。“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单一规则”，社会公众对货币政策有相对明确的预期，因而日本中央银行与社会公众的信息沟通相对较少。
二、政策的实施及其效果
2008年以来，主要经济体的中央银行创新大量“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工具，积极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应对经济金融危机。从目前全球经济金融运行情况看，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有效遏制了经济金融的“自由落体式”下降，取得了较好的政策效果。
1.政策实施阶段及其特点。上文分析表明，随着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信贷宽松”货币政策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边界日益模糊而趋于统一，故下文将不再单独对其进行分析。同时，鉴于目前美联储是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重要代表和领头羊，故在下文中将主要以美联储实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为代表研究相关问题。截至目前，可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施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进入“零利率政策”时代。主要表现是，从2007年8月开始，美联储先后10次大规模降息，政策利率(即机构间的隔夜拆借利率)由5.25%降低至0%-0.25%的目标区。12次降低贴现利率，累计调低525个基点至0.5%。
第二阶段:补充流动性。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至2008年9月房利美与房地美危机和雷曼兄弟破产期间，美
联储主要通过与多个经济体中央银行签订货币互换协议、改革贴现窗口、推出定期标售工具(TAF)、定期证券借贷工具(TSLE)、一级交易商信贷工具(PDCF)、收购贝尔斯登公司的部分不良资产等措施，防止国内外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出现流动性短缺，履行的是传统的“最后贷款人”职责。美联储是危机救援的主力军，通过创新上述短期信贷工具，将补充流动性的对象由传统的商业银行扩展到受次贷危机影响最大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第三阶段:主动释放流动性。2008年9月~2009年3月，主要事件是美联储决定购买3000亿美元长期国债、收购房利美与房地美发行的最多1.25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呈现“直接救援’的显著特征。一是直接购买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房利美与房地美、美国国际集团公司(AIG)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等。二是直接向市场释放流动性。受风险预期恶化和不良资产累积导致紧缩信贷因素的影响，金融市场和商业性金融机构等金融中介已无法正常发挥作用。在此情况下，美联储扮演金融中介角色，先后推出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流动性工具（AMLF)、货币市场投资者融资便利（MMIFF)等创新工具，直接向市场释放流动性。
这一阶段的显著特点为:一是由于通货紧缩压力大，美联储主动出击，直接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已超越“最后贷款人”职责范围。二是财政政策作用日益显现，并与货币政策形成分工合作关系。分工关系表现为:美联储主动释放流动性、降低融资成本、提高社会公众的信贷可得性;财政部采取入股、购买不良资产等方式，救援问题机构，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并采取减税政策刺激经济。合作关系表现为:财政部通过补充融资计划（SFP)向美联储提供资金，以解决其释放流动性所导致的资金不足问题，并为美联储购买的资产提供风险屏障，如财政部对美联储购买的资产提供担保等。而美联储则将向美国国际集团提供的紧急贷款转换为财政部对其的认股权证，实现财政对其的控股权⑷。
第四阶段：引导市场长期利率下降。从2009年3月份开始，随着美国金融业日趋稳定，美联储开始更多地依靠公开市场操作购买长期债券，试图引导市场长期利率下降，减轻借款人的利息负担，以刺激投资和消费。购买长期国债，解决财政刺激经济的资金不足问题，支持财政向购买不良资产的私人投资者提供资金，促进实现恢复金融稳定计划。这表明，美联储逐渐由前台转向幕后，成为资金的主要提供者，以帮助奥巴马政府实现经济刺激计划和恢复金融稳定计划。
2.政策工具的差异。在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过程中，主要经济体在具体政策操作方面存在一定的个体差异，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所收购资产种类的差异。由于美国拥有发达的债券市场，商业票据在其融资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美联储十分重视非银行信贷市场的有效运行，通过购买资产抵押证券(MBS)、设立商业票据融资便利(CPFF)等向特定市场注入流动性。英国中央银行收购的资产种类与美联储的基本相同。因日本实行主办银行制度，商业银行持有企业大量股票，日本中央银行主要收购商业银行所持有的企业
股票。欧元区的资产支持证券市场较发达，欧元区中央银行主要收购资产担保证券。
(2)所收购资产期限结构的差异。美、日、英三个国家中央银行所收购资产的期限均较长。截至2009年8月末，美联储持有的资产抵押证券(MBS)占其证券持有总额的42%。日本中央银行收购的资产中，国债占59%。英国中央银行收购的也多是长期公司票据和国债。
(3)收购资产的资金来源。美联储主要通过吸收财政部特别存款的方式获得收购资金。日本中央银行主要通过出售商业银行票据的方式获得收购资金。英国中央银行主要通过直接增加储备的方式，解决收购资产的资金问题。
(4)向市场释放流动性的数量。从总量来看，美联储投放的流动性居各国之首。从相对规模来看，2009年8月末，各国流动性余额占其2008年GDP的比例，美国为8.37%、英国为9.68%、欧元区为1.04%、日本为0.65%。
3.政策实施的效果。从目前经济金融形势变化情况看，总体上，以美联储为代表的中央银行积极实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取得了重要成效。一是及时拯救了一些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和企业，有效地防范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二是向金融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和资金，提高了信贷的可得性，对缓解信贷萎缩、提振市场信心、促进金融市场正常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笔者认为，对以美联储为代表的中央银行所实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应予以积极的评价和肯定。具体表现在:一是美联储为更有效和全面应对金融危机积极推出了若干“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工具，大多数是全新的，也有部分是在原有工具基础上完善和改造形成的，有效地提高了中央银行流动性管理能力，有助于减缓金融危机的冲击及其进一步恶化。二是美联储积极合理地运用资产负债表的结构性调节功能，提高了“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应对金融危机的针对性。三是在应对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既充分考虑金融
稳定，也尽量维护价格稳定，在其资产负债规模“增肥”的同时，力保货币供应量缓慢增长，以减轻其可能造成的通货膨胀压力。据统计，2009年7月，美联储资产负债规模同比增长113.82%，基础货币同比增长98.75%，而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长仅为8.18%。
三、政策实施所面临的问题
在肯定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所取得成效的同时，也应当充分认识并高度关注其所面临的问题。
1.治理金融危机的措施缺乏系统性，呈现防卫性特点。本次金融危机具有鲜明的‘事件驱动型特征’，即几个重大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金融危机的走向。美联储事前并未能准确预测到一些重大事件的爆发及其严重后果，在事件爆发后，更多的是被动应付，哪个市场出现问题就解救哪个市场、哪个机构出现问题就救助哪个机构，具体操作办法不仅要滞后事件发生相当长时间，而且还在不断调整完善，是一种被迫的政策实验。同时，个人和企业的去杠杆化通过政府的加速杠杆化对冲，将其面临的问题转嫁到政府身上，仅仅缓解了危机的冲击而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些充分说明了所实施的政策措施缺乏系统性，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具有鲜明的防卫性特征。
2.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受到严重威胁。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美联储采取“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不仅购买私人部门发行的证券，释放流动性，增强信贷的可得性，而且购买长期国债，为美国政府扩大财政支出、实施经济刺激计划提供资金支持，导致了财政货币化。其后果为：一是直接干预了市场定价机制，导致市场价格水平和成交量不能反映真实的资金需求和风险承受水平。二是加大了财政赤字与货币增长之间的关联度，容易导致以牺牲物价稳定换取经济增长、货币政策被财政政策绑架的格局形成，使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受到严重威胁。
3.可能引发金融机构和中央银行的道德风险。具体表现为:一是美联储对金融机构实施大规模救援以及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责，强化了金融机构的“大而不倒”观念，易于导致其发生道德风险行为，进而有可能损害长期的经济效率和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二是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主要经济体中央银行在政策出台时间的一致性、政策措施上的趋同性以及政策决策间的相关性方面，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一致，这虽然有助于增强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力度，有效缓解金融危机的冲击，但也使主要经济体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互相牵制，其独立性受到影响，导致中央银行对本国货币政策的走向难以把握;同时，也增大了各国中央银行决策中的道德风险和全球中央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4.增大了整体流动性的不确定性。目前，由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派生的大量金融衍生产品形成的影子银行体系已成为全球“广义流动性”的创造者，极大地扩展了传统意义上的流动性范围。
据估算，由各种衍生产品创造的流动性已约占全球“广义流动性”的78%,是全世界GDP的9.64倍。从政策调控范围角度分析，在传统货币政策中，中央银行主要通过吞吐基础货币调节流动性，“广义流动性”并不在其调控范围内，但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中，中央银行扩大了直接购买资产的范围，通过购买私人部门发行的债券和资产，对特定市场的流动性进行直接干预，已将影子银行创造的“广义流动性”纳入其影响范围，拓宽了传统货币政策的操作和调控空间。中央银行通过影响资产价格作用于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行为，进而作用于基础货币和货币的流通速度，但传导链条也必然随之延长，导致中央银行对整个市场流动性的调控能力可能会有所减弱，从而加大整个市场流动性的不确定性。
四、评价与启示
近期，有关数据显示，主要经济体的经济金融形势开始出现好转迹象，“自由落体式”的经济下滑趋势基本得到遏制，但基础仍不稳固、不确定性较大。这些说明主要经济体中央银行前期所实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已逐步显效，但政策效应有待进一步检验。因此，笔者仅根据已显现的政策效果，对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有关问题作初步评价，以期对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有所帮助。
1.总体上，对政策的实施效果应予以肯定。为有效应对经济金融危机，以美联储为代表的主要经济体中央银行大胆突破传统，积极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经济金融危机的程度、阻止了危机的进一步恶化。正如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于2009年8月21日在堪萨斯联储银行经济研讨年会上所作的题为《危机一年来的反思》的演讲中所言，“现在看到的损失虽然十分惨重，但情况原本可能更糟’。因此，笔者认为，总体上，应该对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给予积极肯定。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充分体现了主要经济体中央银行的大胆、积极探索精神，扩宽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工具和政策操作空间，成为传统货币政策失效后，中央银行应对经济金融危机的重要政策选择。而且，在本轮经济金融危机结束后，危机中推出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也未必会完全退出，部分“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将被作为中央银行调控经济、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有益补充，纳入常规化货币政策工具范围。
2.增强货币政策透明度，合理引导社会公众预期。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对传统货币政策的大胆创新，其运行机制、政策工具的功能、特性等因有别于传统货币政策及其工具而不为广大社会公众熟知，易于导致社会公众和政策制定者对某些政策工具功能、特性的理解出现偏差，对政策效果的预期出现差异，社会公众对政策的适应和配合度较低，从而影响政策工具的实施效果。因此，政策制定者应采取有效措施，大力宣传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充分加强与社会公众的沟通交流，增强货币政策透明度，合理引导社会公众预期，寻求社会公众的有效配合，提高政策效果。在政策实施中，美联储的一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3.加强对金融衍生产品所创造的广义流动性的管理。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大量金融衍生产品创造的“广义流动性”已充斥于金融市场。今后，金融市场的创新步伐将加快，“广义流动性”的数量将会更加庞大，对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将会更加深远㈩。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施中，主要经济体中央银行创新大量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通过购买私人部门发行的债券和资产，直接干预金融衍生产品所创造“广义流动性”的价格形成机制，有效实施了对“广义流动性”的管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值得认真学习研究。
4.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践，充分体现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取得了较好政策协作效果。具体表现为:一方面，美联储通过购买长期国债，为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提供资金支持;通过降低利息，减轻财政融资的成本；通过调节汇率，避免财政刺激效果的过度溢出。美联储的做法，充分体现了货币政策对提高财政政策效果所发挥的作用。另一方面，财政政策通过收购金融机构不良资产、以注资方式拯救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有效地防范了系统性金融风险，为货币政策发挥作用创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为美联储收购的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提供财政担保等措施，减轻美联储未来出售不良资产可能产生的损失，降低其实施退出政策的财务负担，有助于增强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通过扩大国债发行并将所获资金转存美联储，以提高美联储实施退出政策回收市场流动性的效果。美国财政部的做法，将有助于提高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当然，在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过程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如货币政策财政化、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金融机构难以破产所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等，需要认真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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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0-05-26
政策效果分析 篇3
关键词：货币政策；政策工具；传导机制
目前我国货币政策效果不佳并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松紧造成的，而是由于我国货币政策制度缺陷造成的。本文将从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两个方面来阐述货币政策的制度缺陷是如何影响我国货币政策效果的充分发挥。
一、 1996年以来我国货币政策效果的实证分析
货币政策有效性是指货币政策能否有效影响产出等真实经济变量。在经济过热时，货币政策有效性表现为抑制需求、平抑物价作用的大小，在经济衰退时表现为启动需求、防止通货紧缩作用的大小。1997年以来，货币政策的效果分为两个阶段：1997年~2002年，以促进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为目标，2003年~2005年，主要是稳定物价、防止通货膨胀为目标。货币政策的效果分以下两个阶段来论述。
1． 1996年~2002年货币政策效果分析。自1996年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以来，政府加强了利用宏观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的力度，针对通货紧缩趋势，我国货币政策不断放松，从1996年5月到2002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连续8次降息，再加上停办保值补贴和出台利息税，实际降息共达10次。1998年3月，央行合并法定准备金账户和备付金账户，将法定准备金比率从13%下调到8%，1999年11月又下调到6%。从理论上来讲，中央银行连续降低利率并且增加公开市场操作吞吐量的重要目的，就是利用货币政策来调节货币供应量，降低工商企业融资成本及现有贷款的利息成本，刺激投资需求，引导储蓄分流，以有效的扩大内需和出口，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从总体上来看，利率降低和货币供给量的扩大对减轻企业的债务负担，扩大消费和投资，促进经济回升起到一定作用，但由于影响货币政策效果的制度性障碍因素的存在，货币政策的宏观效果并不理想。
自1996年利率下调以来，GDP增长率一路下滑，1997年~2002年间GDP增长率远低于1996年的水平，经济增长速度变缓。2000年以前，失业率控制较好，始终保持在3.1%左右，但是之后迅速增长，2002年达到4.0%，失业人数大幅增加，这也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健全有关。失业人口为领取失业救济金而导致城镇登记失业率迅速增加（注：国家统计局定义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口”，是指非农业户口，在一定的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无业而要求就业，并在当地就业服务机构进行求职登记人员。不包括没有登记失业人员以及大量下岗职工中尚未重新就业人员和农村隐性失业人口）。通货膨胀率从1998年~2002年五年间增幅很小甚至为负增长，通货紧缩并未得到很好的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也呈下降趋势，而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却不断快速增长，出现了消费增长率下降的趋势。近年来，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缓慢，而消费增长率的变化和储蓄存款增长率的变化与收入的增长率的变化趋势却不一致。
与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相比，储蓄倾向有增强的趋势，因为无论是居民收入提高还是下降，居民储蓄存款增幅线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线之间的距离都有拉大的趋势。
2000年后，中央银行连续降低存款利率，与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相比，储蓄存款的增长速度实际上却有提高趋势，这说明利率下降对分流储蓄存款的效果是微弱的，货币政策效果不明显。而1996年~2000年，储蓄存款增长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下降与我国的住房制度改革（取消福利分房）、医疗保障制度改革、高等教育改革所导致的支出增加有关。
2． 2003年以来货币政策效果分析。2003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为了抑制货币信贷增长和部分地区的盲目投资，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2003年4月，央行首次进行中央银行票据发行的公开市场操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用于公开市场业务的短期国债工具的不足；2004年1月1日起，央行扩大了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浮动区间，金融机构可在区间内根据市场原则自主确定贷款利率，从而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2004年4月25日起，根据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和资产质量的不同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度等。这些货币政策的实施带来了一定的效果，2003年开始，我国GDP开始出现明显的高速增长，通货膨胀率由负转正，但保持着正常合理的水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也从2003年开始大幅回升，而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增长率基本上与2001年和2002年的水平持平。由此看出，2003年以来的货币政策较前一阶段是有成效的。
二、 影响我国货币政策效果的制度性缺陷因素分析
1． 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的制度缺陷。货币政策工具是实现货币政策有效实施的必要操作手段，它可以分为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和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两大类。目前，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在我国扮演主要角色的还是一般性的货币政策工具。由于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的缺陷影响了货币政策效率，具体表现为：
（1）存款准备金制度的缺陷。与欧美国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目前的存款准备金比率偏高。据统计，发达国家中，美国的法定准备率为3%、德国为5%、日本为2%、英国为0.5%，而我国经过两次准备金率的下调后仍是6%。虽然国情各有不同，但是我国已经加入WTO，并且到2006年底全面对外资银行开放，所以随着银行的国际化，偏高的法定准备金率会让我们我国商业银行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状态，不利于促使银行主动寻找资金投向，参与市场竞争。曾经甚至有一段时间，超额存款准备金率超过居民储蓄存款利率，银行为了规避风险，直接把居民储蓄存到人民银行，从而导致放贷不足。因此，2003年中国人民银行将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从1.89%下调至1.62%，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金融机构提高其资金运用效率，从而使得货币政策发挥了一定的效用。
（2）再贴现制度的缺陷。再贴现这一货币政策工具发挥作用的基础性条件是商业信用的高度发达且票据化程度高、商业信用行为规范化和以中央银行再贴现率为导向的市场利率体系等。然而在商业信用体系建设落后、商业银行没有利率主动权的情况下，这一政策的作用机理受到多种限制而无法达到理想效果。我国商业信用度低，商业票据尚不能成为有效的信用工具，且没有本票的贴现，汇票又以银行的承兑汇票为主，商业票据市场尚未建立，因此1997年至2002年间中央银行对货币市场的调控不能有效作用于实体经济，因而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效果。2004年央行扩大了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浮动区间，并赋予金融机构在区间内根据市场原则自主确定贷款利率的主动权，此外，还于2004年实行再贷款浮息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再贴现制度作用的发挥。
（3）公开市场业务制度的缺陷。公开市场业务的开展，必须有一个发达的货币市场和国债市场。但是，我国国债市场上国债的期限结构和持有结构都不尽如人意。主要表現在：期限结构方面，我国目前发行的多为中期国债，2年~5年期的国债占了国债发行总量的80%左右，而适合于公开市场业务的短期国债却很少；从持有结构上来看，由于银行存款利率的一再下调，国债已经成为居民投资的首选，我国目前国债60%被居民个人所持有，而居民持有国债的目的一般是用于储蓄功能，因此流动性不大，很难成为公开市场操作的对象。同时，由于商业银行将国债视为低风险、高效益的优质资产，不愿将持有的大量国债卖给央行，存款充足时宁可把资金放在央行备付金账上，也不积极开拓贷款市场，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收回资金容易，投放资金则较为困难，公开市场规模难以扩大。针对这种情况，央行于2003年4月创造性的启用了中央银行票据发行的公开市场操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短期国债工具的不足。2003年下半年以来，央行通过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加大回笼基础货币的力度，对控制货币信贷的过快增长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2． 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缺陷
（1）利率机制的非市场化限制了货币渠道的传导机制作用的发挥。由于我国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利率市场化，利率管制使商业银行不能通过风险定价来提高资产质量，影响了商业银行贷款的积极性，从而限制了货币政策的作用的发挥。由于利率管制导致的商业银行的风险与收益不对称，商业银行普遍实行“大城市、大企业”的信贷战略，将资金集中贷给重点城市、重点行业的垄断企业和重点企业，导致县及县以下的中小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和消费信贷缺乏资金支持。更为严重是的，利率管制下的低利率降低了企业进入信贷市场的门槛，大量不具备信贷偿还能力的企业进入了信贷市场，造成了金融机制潜在的高风险，进而利率机制无法发挥作用。2004年4月25日起，央行决定实行差额存款准备金率制度：农村信用社和城市信用社、一般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低于一定水平的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分别为6%、7.5%和8%。这一举措旨在制约资本充足率不足且资产质量不高的金融机构贷款扩张，从而稳步推进了利率市场化进程。
（2）信息传导渠道不畅限制了信贷渠道传导机制的作用的发挥。信贷市场一直是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发挥作用的主渠道，但由于我国市场信用缺失，信用评价体系和中小企业的信贷担保体系不健全，使得非对称信息下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題严重，影响了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放贷的积极性，个人家庭创业经营等投资信贷的获得则更加困难。而大型国有企业多数资产负债率比较高，经营效益差，拖欠、逃废银行债务现象普遍，使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惜贷”和“慎贷”现象严重，信贷传导产生了复杂的效应。同时，金融秩序不规范，企业之间过度的债权债务不能到期清偿，降低了货币流通速度，货币政策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2004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实行再贷款浮息制度，使再贷款管理的科学性、有效性和透明度得到提高，这同时也是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又一重要步骤。此外，从2004年1月1日起，人民币各项贷款（不含个人住房贷款）的计息结息方式，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当中央银行调整基准利率时，商业银行可以根据借贷合同约定及时调整贷款利率，既减少了利率风险，也有助于货币政策尽快传导到生产和消费环节，从而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
（3）外汇管理体制的内在缺陷限制了汇率渠道传导机制作用的发挥。国际经济途径是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的巨额外汇储备已经成为影响货币供给量变化的重要因素，外汇占款已经成为我国央行基础货币投放的重要渠道。然而，我国外汇市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一方面，强制结汇制度使外汇市场成为直通车，中央银行政策操作受制于外汇市场的供求状况，处于被动地位，加上国债市场不健全，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通过冲销手段来稳定货币供应量的能力有限，基础货币吞吐呈现较强的内生性。同时，由于中央银行是外汇市场的最大买家和卖家，它也就成了外汇市场上最后的风险承担者。另一方面，通过外汇占款投放的基础货币上有结构性偏差，主要流向外汇供求顺差的地区和出口部门，使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发生了变化。我国从2005年7月21日起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更加市场化。这次机制改革，疏通了汇率渠道，有利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作用的发挥。
（4）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分割及资本市场的制度缺陷影响财富效应的发挥。就资本市场而言，资本市场制度的缺陷也导致了货币政策传导不畅。由于证券市场的上市和退出机制不完善，公司股权结构不合理，再加上市场信息披露不规范以及政府监管不利等因素，导致股价不能反映公司的真实价值和运行情况，股市价格被严重扭曲，从而导致积极的货币政策只能刺激股市的投机，而不能有效地刺激实质经济的发展。
此外，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还需要依赖于两个市场的有效连通。中央银行通过在货币市场调低基准利率，刺激资本市场工具价格的上升，增加私人部门的财富价值，降低其融资成本，强化其乐观预期，从而鼓励投资和消费，推动经济发展。然而由于我国证券业和银行业实行严格的分业管理，人为的分割了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的关系，从而导致货币市场不能有效地扩大货币供给，资本市场不能有效地吸引资金，整个经济体系的货币供给无法扩张，因此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
三、 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效果的策略选择
1． 大力发展金融机构债券市场和企业短期债券市场，加快推广商业信用票据，改进和完善中央银行再贴现的政策措施，促进票据市场的规范发展。调整国库券的期限结构、增发一年以内的短期国库券。尽快推动电子网络的发展，把众多的中小金融机构纳入货币市场交易范围。进一步扩大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员，使之可以包括银行机构和非银行机构。应进一步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吸纳企业成为外汇市场成员，实行意愿结汇制，逐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的范围，直至建立具有足够灵活性的汇率制度，中央银行通过外汇平准基金对外汇交易市场进行间接调控管理。
2． 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健全完善商业银行的法人治理结构，把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组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加快其公开上市的步伐。通过强化银行自身所有权约束，促使其经营管理的改善，形成对称的约束和激励机制，增强银行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积极发展中小金融机构，特别是面向县及县以下的中小金融机构，完善金融组织体系。信贷政策方面，在维持货币信贷总量适度增长的同时重点转向信贷结构的调整：一是调整贷款期限结构，鼓励银行增加对企业的短期贷款，同时控制中长期贷款的总量和投放规模，逐渐降低中长期贷款的比重；二是优化贷款产业结构，配合产业政策，调整对不同产业的信贷支持力度，通过这种区别对待的信贷调控原则，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巩固宏观调控的成果。
3． 注重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协调发展。从长远发展看，企业的资本投资将由间接融资为主转变为直接融资为主，随着资本市场在融资中的比重将不断上升，资本市场将逐步成为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传导渠道。中央银行应关注资本市场的发展和资产价格的变动，借助资本市场这一传导渠道影响实体经济。目前必须推进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和改革，使资本市场的发展规范化；适时建立信贷资金进入股票市场的合法渠道，使资金能够在两个市场间自由流动；通过资本市场的发展和金融产品的创新，调整居民资产结构，改变居民金融资产过度集中于银行储蓄的局面；在证券交易市场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逐渐将个人投资者吸引到投资基金中来，降低散户投资者比重，通过发挥股市财富效应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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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本照，工商管理博士，合肥工业大学人文经济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杨皓，合肥工业大学人文经济学院产业经济学专业硕士生；邱媛，合肥工业大学人文经济学院产业经济学专业硕士生。
中国房地产预期政策的效果分析 篇4
关键词：房地产,预期政策,税收,货币
中国房地产市场存在失灵问题, 房价长期居高不下, 房地产的有效供给与需求不相适应, 住房结构性问题突出。在政府和房地产商的共同作用下, 许多城市盲目建造高档商品住宅和别墅, 而对中低档普通商品住房, 特别是经济适用房、保障房等的建设, 则经常被忽视, 甚至是出现空档。一方面, 地产和商品房大量囤积和闲置, 另一方面, 广大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难以得到满足。而政府的房地产调控以控制房贷、提高贷款利率、限购等措施为主, 长时间以来并未解决商品房结构性难题。究其原因, 政府调控效果微弱, 本质在于缺乏调控的动力。地方政府近年来财政困难, 基本依靠土地出售和收取土地增值税、土地 (房产) 契税等预算外收入维持运转。房价越高, 涨幅越大, 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越高。加之地方政府考核以经济为主要导向, 调控政策的最终结果往往以牺牲公众利益为代价。因此, 就形成了房价“越调越高”的局面。
然而, 房价的调控却是一个始终摆在现实的问题。针对这种情况, 相关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先后产生了开征物业税 (房产税) 、规范土地增值税和继续货币利率调节等房地产政策调控构想, 这些政策在未来的时间内可能陆续推行。在这里, 将集中对其政策可行性进行分别讨论。
1 物业税
近期, 社会各界对于是否征收物业税的反响很大, 争议颇多。许多学者认为物业税将有效对房价产生遏制。然而, 仔细分析, 物业税对房价的调控作用将十分有限。综合看来, 原因有二。首先, 房价高企的症结在于市场上强大的住房需求, 无论征税与否, 民众都不可能放弃既有的住房要求。不可否认, 在目前房价高企的诱发因素中, 投机势力过于兴盛是一个重要原因, 一些“先富起来”的人在投机因素的驱使下, 进行大量的住房囤积, 引发住房价格的上升。然而, 拥有多套住房的投机客, 其住房通常不会闲置, 大多已经投入出租市场。在物业税征收后, 他们完全可以将这部分支出转嫁给租客。由于物业税是一种全民税种, 不可能只向一部分投机者征收, 因此, 当这一税种面世的时候, 最先感受到压力的, 必然是那些收入不高的普通民众, 而不是投机者。这样一来, 物业税的开征将明显增加民众的住房负担, 房价也不可能因为这一税种的出现而大幅度下滑。其次, 影响住房价格的因素有很多, 物业税只是其中之一, 长远而言, 物业税对于平抑住房价格的作用将非常有限。况且, 物业税对住宅价格的影响程度还取决于税率的设定。如果税率过低, 势必对房价的影响微乎其微;如果税率过高, 投资性购房行为将严重受到限制, 消费性购房行为则受到影响有限, 而投机性购房行为反而将因为房地产投机交易成本的降低而受到鼓舞, 效果将完全与预期背道而驰。
2 土地增值税
作为房价的影响因素之一, 近期, 土地增值税改革又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土地增值税, 指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地上的建筑物及其附着物并取得收入的单位和个人, 以转让所取得的收入包括货币收入、实物收入和其他收入为计税依据向国家缴纳的一种税赋, 不包括以继承、赠与方式无偿转让房地产的行为。课税对象指有偿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和其他附着物产权所取得的增值额。一方面, 土地增值税自始至终都是房地产税收体系中, 税种设计最复杂、征税成本最高、税制最不统一、官企扯皮最多的一个税种。众所周知, 房地产行业经营情况比较复杂, 土地增值税税制设计也比较复杂, 土地增值税的清算需要审核大量跨若干年度的收入、成本和费用情况, 税收征管难度大, 并容易产生执法风险。另一方面, 土地增值税也成为城市房价上升的推手。根据中国土地国有的制度, 政府收入的部分所占比例较大, 房价的相当一部分由房地产税和土地出让金构成, 税费冗杂, 各种税费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自然对房价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考虑土地增值税上述弊端, 真正意义重在用之于财政而非用之于民。因此, 取消土地增值税有助于解决税制混乱, 推动房价回归合理区间。进而保持财政稳定, 维护税收的正常用途。
3 利率手段
在货币手段层面, 银行贷款利率和人民银行准备金率的调整对于遏制房价的过快上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住房困难和房价居高不下的难题。深层次看来, 利率手段在调整房价方面仍然存在着很大缺陷。第一, 利率政策存在滞后性, 调控的效应有待进一步考察。分析其原因, 与房地产行业密切相关的国土资源部和中央银行, 在数据信息收集和处理的过程中, 尚未建立数据信息的共享机制, 利用各自渠道收集的数据信息的误差较大, 难以及时获得房地产市场运行状况及其变动趋势的精确数据, 导致利率政策本身存在一定的时滞性, 再加上房地产开发本身的滞后性, 使得宏观调控的滞后更加明显。第二, 由于我国房地产的需求旺盛, 从而也影响了利率政策的有效性。众所周知, 贷款利率的调整将同时作用于房地产市场供求双方, 通过影响供求曲线来影响房地产价格。然而, 近乎无弹性的需求曲线对于小幅度的利率政策调整反应极其不敏感, 对于资金比较雄厚的房地产开发商与房地产投资者, 其供给曲线的弹性也不大, 小幅度的利率变动对他们也没有多大影响。第三, 在我国房地产成本中, 土地成本占了很大一部分, 直接制约着利率政策的效果。然而, 人民银行只能调整货币政策, 而无法有效的对土地交易进行调控。在利率提高时, 大型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通过抬高房价来转移利息成本, 将增加的融资成本转嫁到房地产价格上, 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利率政策的效果, 从而导致房地产价格的继续上涨, 甚至造成房地产市场的混乱。
4 结语
因此, 根据以上分析, 中国房地产未来可能推行的政策, 从深层次考虑, 其可行性和政策预期等方面并不乐观。在学理上, 除土地增值税改革外, 其他政策很难对房价的调控形成正面影响。而土地增值税改革作为单一税种的调整, 对房价降低的程度也非常有限。据此来看, 未来的房地产政策仍需要继续调整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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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效果 篇5
1.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
中国政府控制人口的努力在下个世纪将充分显现出来。1950年，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为22%，1998年为21%，到2050年将下降到15%，亦即中国人口从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强降到七分之一弱。同期，占发展中国家的比重从1950年的32%下降到2050年的17%，或者说，从三分之一下降到六分之一。到2050 年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桂冠将戴在印度的头上，我国计划生育的成效可谓不言自喻。
2.中国人口增长速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总和生育率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我国人口已经从过去的高增长转向低增长，人口增长率已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发展中国家属于较低之列。总和生育率已接近目前发达国家水平，当人口惯性增长消除后，我国人口将出现负增长。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倍增时间如果包括中国为40 年，如果不包括中国则为35年。我国对减缓世界人口增长所起的作用可见一斑。
3.计划生育使中国人口转变时间缩短，人口乘数降低
人口转变是世界各国已经或正在经历的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转变过程。由于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的时间和速度不同，人口转变必然带来人口的转变增长。人口乘数是用来刻划人口转变增长特征的一个综合指标，它指的是转变结束时的人口规模与转变开始前人口规模的比。人口乘数受转变的时间长度和转变的高度即人口峰值增长率两个因素的制约。生育率下降越晚，下降速度越慢，人口乘数越大，反之，加速生育率下降，缩短转变过程，则人口乘数就会大大降低。同样，转变乘数与峰值人口增长率成正比。我国在人口转变的早期没有采取控制人口措施，因而人口的峰值增长率很高（例如，1963年达到3.3%）。如果不采取急刹车的办法降低人口生育率，缩短人口转变的时间长度，我国的人口乘数将非一般之高。然而，事实是，我国推行了快速降低人口生育率的政策，大大缩短了转变时间，把人口乘数控制在了最低限度。表5的数字表明，我国人口乘数不仅在发展中国家位于最低，甚至低于某些发达国家。研究表明，如果中国的计划生育推迟10年或20年实行，则人口乘数将会高达5－7，人口规模就有可能高达25亿以上，其后果将不堪设想（陈卫，1996）。计划生育使我国避免了由人口转变增长可能带来的人口灾难性膨胀，缓解了人地关系紧张的矛盾，为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和宝贵时间。
4.稳定低生育率有利于减低人口的增长惯性，削减人口的峰值高度
如果把人口转变开始到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时的人口增长称为转变增长，则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到人口实现零增长时的人口增长即为惯性增长（陈卫，1995）。欧洲国家的人口转变所用时间长，峰值人口增长率低，因而，人口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和实现人口零增长的时间几乎同时。而发展中国家则面临完全不同情形。由于人口的峰值增长率很高，生育率下降迅速，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因而，在总和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之后，人口仍要继续滑行30至40年的时间才能最终停止增长。世界银行曾计算过世界各国的人口惯性值，其结果为：发达国家均低于1.3，新兴工业国家为1.3－1.5，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为1.5－1.7户，中国为1.5，拉丁美洲国家在1.7－1.8，西亚和非洲国家则高达1.8－2.1。如果我们把生育率保持在更替水平之下，则我国的惯性值将降到1.2，峰值人口将不是世界银行估算的17亿而是15亿以内，这对于已经严重超载的我国，无疑是较好的结局。对于不堪重负的地球来说，也是一大幸事。
5.从老年人口乘数看计划生育产生的未来老年人口队列效应
同计算总人口乘数一样，我们可以计算老年人口乘数。结果表明，下世纪中叶前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乘数将大幅度上升，2050年达27.6。而老年人口中80 岁以上的老老年人口乘数增长更是惊人，2050年将高达115.17。下世纪中叶前将是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程度最高的时期。然而，这正是过去人口高增长的结果。低生育率对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长远效应将在低生育率时期出生的人口进入老年时充分显现出来。100年后我国的少儿人口乘数、老年人口乘数和老老年人口乘数将远远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政策效果分析 篇6
[关键词] 积极财政政策稳健财政政策税收通货紧缩
财政政策是国家调控经济运行的最重要的政策工具之一，一般分为扩张性、紧缩性和中性三类。
1998年，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需求不足的局面，中国开始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许多经验分析结果表明，199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财政投入拉动实现的。相比之下，货币政策对于刺激总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却相当微弱。
进入2004年后，由于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开始了稳健财政政策时期，并取得了积极效果。应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形势，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采取了相应对策，这将对未来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运行产生影响。因此，深入研究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取向具有重要意义。
一、1998年以来中国具体财政政策措施
1.1998年～2004积极财政政策阶段
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来源是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是通过财政分配活动来增加和刺激社会总需求，以达到供给和需求平衡或者其他特定目的的一种财政政策。
1998年，中国经济经过20年的高速增长，大部分制成品已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因此，中国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1999年～2004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出口形势困难，国内供给结构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经济增长粗放等问题尚未解决。为此，中国在以后几年时间里仍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财政支出规模根据形势变化有所调整。
2.2005稳健财政政策阶段
稳健财政政策具有新颖的、丰富的、深刻的科学内涵,概括地说,就是“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
当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时，应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但当通货膨胀压力增大时，继续实施这一政策，不仅不利于减缓通货膨胀的趋势，且易于加大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程度和经济健康运行的风险。中国2003和2004年间潜在经济增长率约为9%～10%，而这两年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分别为9.3%和9.5%。所以，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已不合时宜，中国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开始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
二、财政政策效果分析
1.积极财政政策效果分析
1998年～2004年,中国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100亿元，到2003年，共带动配套资金3.28万亿元。连续多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相关资料显示，从1998年至今，中国积极财政政策在每年拉动经济增长1.5～2个百分点的同时，也使国债规模达到2万多亿元，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已接近3%。2004年，中国经济基本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并呈现出加速发展态势，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也在不同程度和方面引起了一定的负面作用。
2.稳健财政政策效果分析
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和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对我国现阶段的宏观经济形势及经济结构产生重大影响。钢材、汽车、房地产等过热行业开始出现降温迹象或者局部出现降温，农业、教育、能源等相对落后行业开始看到较好的发展前景。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对于防止經济大起大落，控制通货膨胀和防止通货紧缩，保持中国经济继续持续平稳增长，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由于稳健财政政策实施时间较短，就目前实施情况来讲，还处于探索和实践阶段，但是其积极效果已经在部分领域内有所显现。
三、中国未来财政政策走向
尽管尚未公布明确的时间表，但诸多迹象表明，中国现行固定汇率制度将逐步转向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基于经济环境及各种增长要素的变化，中国实施的相应财政政策一定要和改革步伐保持一致，即应该将收入的增量更多地用于支持重大改革举措的出台，这样既可以实现财政支持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又可以加快体制改革的步伐。
根据中国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应该将宏观调控的重心从目前以需求管理为主转变为短期的需求管理与中长期的供给管理相结合方面来。通过“稳健”的财政政策解决短期稳定问题的同时,保证中长期的供给稳定，实现宏观调控的短期目标，使宏观经济指标维持在长期来看适宜的区间内。
四、结论
1998年以来，中国财政政策成功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经历了从积极财政政策到稳健财政政策过度的历史时期，成功解决了经济“软着陆”之后的国内需求不足、就业压力大、外贸出口困难等一系列经济问题。并且不失时机地开始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并取得了改善税收政策、刺激私人投资增长、废除部分农业税等积极效果。应对世界经济发展新格局及中国入世尚未解决的各种经济问题，中国应该适时采取正确的财政政策，探索和实践适合中国国情的相关财政政策体系及创新路径。
当前，中国经济呈现出快速升温的迹象。今后经济发展必须立足于国内资源和需求上，依靠市场机制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依靠民间投资和消费促进经济增长。财政政策应逐步回归年度平衡预算，并确立相应的规则体系。未来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发展趋势是基于有限平衡预算的相机抉择财政策略，增强财政政策的自动稳定功能，实现经济自主性增长，改善经济财政体系运行环境。
中国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效果分析 篇7
中国新一轮的房地产宏观调控于2003年全面展开, 相关部门从多个方面共同努力, 采取一系列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政府出台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既有土地政策、信贷政策, 也有经济政策和行政措施, 并且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具体归纳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严控房地产信贷、严格土地供给阶段 (2003.2~2005.2)
2003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同比继续增长了30.6%, 商品房屋竣工面积为3.95亿平方米, 销售面积为3.22亿平方米, 商品房销售率达到82%, 房地产市场供销两旺。针对房地产市场的过热现象,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措施, 其政策重点是围绕房地产开发商的资金问题和土地问题展开, 具体包括严控信贷, 提高项目自有资本金要求, 从而提高行业进入门槛;整顿清理土地市场, 彻查开发区与大型项目, 完善各项土地制度, 严格控制土地供给总量;土地交易实行招、挂、拍, 杜绝协议出让土地。其目标在于调控住房供给总量, 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使投资和供应的增长速度适度下降, 改变固定资产投资过热的状况, 抑制房价上涨的势头。
总地来说, 此次宏观调控基本达到了严格控制土地供给总量的目标, 但明显存在时滞效应。在宏观调控政策出台后一段时间, 住宅供给总量增速开始回落, 调控效果逐渐显现。2004年6月, 全国商品住宅开工面积同比增速15.2%, 增速首次回落到2002年以前的水平以下, 前后经历了17个月的时间;2004年和2005年住宅开工面积同比增速分别下降到11.7%和12.6%, 比2003年低了近1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 此阶段宏观调控政策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 也就是带来了地价房价飞涨的新问题。政府宏观调控政策中控制供给和鼓励消费的矛盾在2004年左右爆发。2004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额持续增长, 地价和商品房价格也双双走高。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 2004年房地产开发投资13, 158亿元, 比上年增长28.1%;商品房销售额10, 376亿元, 增长30.0%, 土地购置费同比增长19.9%, 全国商品房价格同比增长15.2%。2005年初, 房价同比增速超过了20%, 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
二、重点抑制房地产价格阶段 (2005.3~2006.4)
根据前面的分析, 第一阶段的房地产宏观调控在加强土地供给管理的同时带来了房地产价格飞涨的新问题。2005年的两会上, 温家宝第一次公开表达了政府对不断攀升的房地产价格的深切忧虑, 这是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的标志。随后,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措施抑制房地产价格上涨, 其政策重点是围绕打击供给环节和消费环节的炒作行为展开, 政府主要从提高房贷门槛、提高房地产投资成本和降低房地产投资收益的角度着手抑制房价过快上涨, 调控住房需求总量。具体包括:提高购房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限制期房转让、提高住房交易税等。调控政策要求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正确引导居民合理消费预期, 将房地产市场引入理性发展的轨道, 特别提出打击土地炒作;利用税收政策, 打击投机性购房等房地产交易行为。
本阶段政策推出初期, 中国房地产价格继续快速上涨。2005年全国商品房销售价格同比增长幅度达到12.6%, 比同期GDP增速高出2.2个百分点, 全国商品房销售量同比增长24.8%, 增速与1998~2004年年均增速 (26%) 基本持平。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06年下半年, 控制需求总量的政策效应开始显露, 上海等标志性城市的房价出现增长趋缓甚至下降, 宏观调控取得了一定的成果。2006年9月和10月, 全国房价同比分别下降8.1%和0.6%。2006年末住房销量同比增长11.8%, 比1998~2005年年均增速 (26%) 低了将近14个百分点, 滞后期约18个月。
三、全面治理房地产市场阶段 (2006.5~2008.8)
2006年以来, 中国部分城市房地产价格出现“报复性上涨”, 被暂时压抑的房地产需求开始反弹。2006年5月17日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提出了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六项措施 (国六条) , 新的房地产宏观调控由此拉开序幕。本阶段房地产宏观调控的政策重点是围绕部分地区房价过高、房地产市场结构性矛盾突出等问题展开, 主要目的在于抑制房价过快上涨, 调控住房结构, 促进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与以前的调控政策相比, 本次宏观调控政策有了很大的改进, 政府主要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调控房地产供求结构。具体包括:通过信贷政策和税收政策等来抑制房价上涨, 同时引导住房需求结构调整;通过调节住房供给结构, 增加小户型供给比例, 来降低当套住房的价格, 以缓解住房价格的上涨导致的中等收入阶层住房问题;通过住房分类供应机制, 兴建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来解决中低收入家庭及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
本阶段的宏观调控政策密集出台, 政府从各个方面采取措施全面整治房地产市场, 但对房地产价格的抑制作用不大, 效果不太明显。一直到2008年初, 效果方才显现。据资料显示, 2008年1月全国住房成交量首次出现负增长 (10年来第一次负增长) , 2008年7月全国住房价格开始下降。
四、紧缩性的宏观调控政策开始松动阶段 (2008年9月至今)
由于受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影响, 2008年1月, 全国住宅成交面积首次同比下降。2008年7月, 全国住房价格开始下降, 各大中城市纷纷出台救市措施。为了稳定房地产市场, 国家暂时放松信贷, 降低居民购房成本, 紧缩性的宏观调控政策开始松动。2008年9月16日和10月8日, 央行先后两次下调贷款基准利率和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为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住房困难问题, 2008年10月22日国务院有关部门采取一系列措施:一是降低住房交易税费。自2008年11月1日起, 对个人首次购买90平方米及以下普通住房的, 契税税率暂时统一下调到1%;对个人销售或购买住房暂免征收印花税;对个人销售住房暂免征收土地增值税。同时, 为加强税收优惠政策管理, 要求首次购房证明由住房所在地县 (区) 住房建设主管部门出具;二是扩大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浮幅度, 加强对个人首次购买普通住房的金融支持。金融机构对居民首次购买普通自住房和改善型普通自住房提供贷款, 其贷款利率的下限可扩大为贷款基准利率的0.7倍, 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20%。同时, 下调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 各档次利率分别下调0.27个百分点;三是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规模。加快廉租住房建设, 加大实物配租力度, 扩大廉租住房租赁补贴范围, 推进棚户区 (危旧房) 改造, 多渠道改善居民住房条件;四是出台《城市低收入家庭资格认定办法》;五是地方政府可以制定鼓励住房消费的收费减免政策。上述政策的实施有利于改善住房消费的政策环境, 减轻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购房负担, 扩大住房消费需求。
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中国政府针对房地产领域出台的一系列措施, 对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房价上涨速度有所减缓, 房地产投资增速过猛势头得到有效遏制。但是, 由于经济社会形势的快速变化, 政府在制定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时, 相关决策存在着一些误区, 政策执行中发生了一些偏差, 客观上导致调控政策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 城市土地价格持续攀升, 房价偏高的问题也没有得到真正解决, 房地产行业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因此, 政府要加强政策舆论导向, 引导消费者树立合理的住房消费观念;进一步完善房地产市场的信息披露制度, 建设信息透明化的房地产市场;改善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体系, 提高地方政府落实宏观调控政策的积极性;针对不同的对象, 实施有差别的调控政策, 避免“一刀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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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效果分析 篇8
居住是人类基本需求,房屋乃民生必需品,即使最贫穷的家庭,也需要居住空间,然而近几年中国城市房价的迅猛上涨,特别是发达城市房价的暴涨,百姓的承受力越来越弱,要求政府对房价的控制或打压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为顺应民生,也为了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更为了整个经济的稳定和协调发展,中央政府多次对房地产进行调控,从国六条到国八条,在调控声中,房价越调越高,离老百姓的实际购买力也渐行渐远。
针对当前这一现状,中央出台限购政策抑制投机需求,以维持楼市供需关系的平衡从而稳定房价。本文将利用四象限模型从经济学角度深入地剖析中央出台的限购政策对高房价的影响,并提出调控房地产价格的有效措施,这对于促进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
1 限购政策效果的四象限分析
1.1 住房限购的本质
住房限购的本质含义是强制住房回归居住属性,回归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住房限购首先是限制住房总需求,不仅包括限制投资投机需求,也包括限制改善性需求,在目前住房紧张条件下,不能无限制改善。其次住房限购不是简单等同于限房价,是通过限制不合理需求,间接影响未来房价[1]。
1.2 限购对房价的影响———四象限模型分析
四象限静态图是分析政策对房地产市场影响的重要工具,本文主要是针对限购这一外部因素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而进行定量分析[2]。限购的实质是设置进入市场的交易主体资格门槛,使许多原先符合主体条件的购买者退出市场,进而降低总需求。
通过四象限模型分析发现,限制购买即抑制一部分人的需求,从而使得市场上相对需求减少,需求曲线向左下方平移(如图1所示虚线部分),使原来的平衡状态发生变化。此时供需平衡点下移,均衡点由D降到D1,市场上预期收益租金下降,利率不变,则对应的资产价格即房屋价格下降(如图1虚线部分所示),从而导致第三象限中开发建设量的减少,最终导致物业市场的存量减少。此时由存量的变化引起新一轮的市场变动,最终导致物业市场租金的提升,房价下降进而达到供需平衡,供给结构达到合理状态。
应该说,国家宏观调控的措施和调控目的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是完全符合的,在限购作用下最终房价下降,成交量稳定,市场回归理性发展状态。然而,在现实的情景中,限购使得房屋的成交量应声而落,但是房价仍然坚挺如昔,从而限制了预期调控目标的实现,影响政策效果。本文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探究造成房价坚挺,成交量下滑的原因,下文将通过博弈论论述我国宏观政策为何未能达到预期之效。
2 限购政策达不到预期效果的博弈分析
2.1 双重博弈产生的背景
在成熟的市场条件下,楼市价格本应由市场供需关系决定。但是,目前我国房地产业并没有真正市场化,与财政收入、GDP增长、权力寻租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使得房屋价格无法完全由供需关系决定,更使得政府在对房价进行调控时,处于一种利益权衡的两难境地,在目前的房地产市场中,主要的利益主体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三方利益集团都为自身的利益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不断博弈,这也是限购政策对抑制房价作用有限的重要原因。
假设博弈双方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基于这一假设下文主要从中央、地方政府及房地产开发商之间博弈关系分析限购作用有限的原因,特别是博弈过程中地方政府的行为,并提出对这种行为的相应对策。
2.2 中央及地方政府之间的非合作型博弈
中央政府作为房地产市场博弈规则的制定者,肩负着为社会居民提供最大化社会福利的责任,其作为全体人民的利益代表,是国民经济宏观调控者。中央政府的博弈行为主要表现为指导性的政策建议以及宏观调控经济手段,以此来调节房地产供应量、供应结构和市场需求[4]。
地方政府作为宏观管理的中间层次,主要财源是土地财政收入,代表宏观利益及地方利益。而限购的实行恰恰阻碍了房地产业的发展,故地方政府在进行经济决策时,总是在中央计划和地区利益之间进行相机抉择。决策的结果必然是地方政府在财政分配上与中央讨价还价,形成大量的博弈行为[5]。
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中不存在利益一致的情况。在这一博弈中,中央政府处于主动地位,中央采取管制或非管制的方式直接影响到地方政府的选择。与此同时可以看出限购政策实行对中央更有利而对于地方则利益不大。在现行政策实施的博弈中,由于地方政府处于信息优势和操作优势地位,地方政府为自身利益着想选择反对限购。而评估一个政策的实际效用,最重要的还是要看政策的执行力,再严厉的政策如果不执行,形同虚设。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力混淆或完全对立起来,其结果只会削弱政府的调控能力,不利于房价的调控。
从利益关系的博弈可知,二者利益不均衡使得地方政府在决策时选择自身利益最大化,最终导致利益对立,政策无法落实。
2.3 地方政府与开发商之间的博弈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围绕分配政策进行博弈,地方政府在不违背中央政策的基础上,又与房地产商展开讨价还价博弈。地方此时同样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市场调控者又是市场参与者,一方面政府要落实国家限购政策减少土地出让,另一方面又希望通过高价出让土地以获取更多的财政收入。而开发商作为房地产业的开发者运营者,始终坚持利润最大化原则。开发商们认为住宅限购的出台从另一面反映了土地资源的稀缺性,从经济学的角度讲,资源稀缺导致商品价格较高,同时限购抑制需求并不代表市场实际需求减少,故导致开发商对住宅市场的价格预期过高;此外市场是由供求决定的,政策只能短期执行,房地产业最终要回归市场。基于以上原因出于自身利润最大化考虑,开发商选择实行坚持高价,由此形成房价坚挺如昔的格局。
从博弈的角度看,执行限购会导致双方利益减少,而不执行限购会增加彼此的利益。政府从财政收入最大化的角度考虑自然不会强制执行限购,这导致各地限购政策不能真正落实,很多地方政府即便执行限购也为开发商留有余地;开发商考虑到政府自身利益不会强制执行限购,故不会主动降低房价。两者都从自身利益最大化角度作出选择,利益被政府和开发商共同瓜分,这就使得目前调控作用不明显,社会购房公众的利益受到极大的伤害。
2.4 博弈结果分析
房地产价格形成是市场参与者共同博弈的必然结果,在政策约束下,理性的参与者以收益最大化为原则进行策略选择,并最终形成某种博弈均衡。中央政府既是博弈规则的制定者也是博弈的参与者,中央充分保证自身利益的前提下结合实际适当给予地方权限和收益;地方政府则在不违背中央政策的基础上,又与房地产商展开斗争与合作。但由于中央的管制监督不到位,真正影响消费者的实则是地方政府的政策,此时为了追求效益最大化,地方政府采取联合开发商制定利于自身的政策条例,导致中央政策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从而使得三方整体利益下降,利润最终流入开发商手中,而作为利益相关者的地方政府只是获得短期利益,房地产市场呈现非理性发展。
为了避免这样的恶性循环,中央政府应从多方面进行综合考虑,通过外部干预,调整博弈最优解,以保证房地产市场博弈中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进而使房价向政策预期的方向变动,达到政策调控目标,保证居民的居住权利,实现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3 结论
通过对限购政策的影响结果分析可知,限购对于稳定房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由于中央、地方政府及开发商之间的博弈关系,使得政策执行存在阻力。面对中央与地方的这种博弈现象,如何协调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以保持利益结构平衡,是降低房价的首要任务,同时应避免地方政府与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合作,只有如此才能保证社会整体利益,从而使得房价得以真正的控制,实现居者有其所。下文将给出具体的操作建议。
4 政策建议
第一、中央建立一个合理的、有效的地方利益表达渠道和机制。通过扩大地方政府参与中央决策的机率,避免中央和地方博弈的负效应;第二、地方政府应实行政企分立。通过分权,处理好地方政府作为土地供应者的市场作用,破除地方政府的双重身份和利益导向,改变地方政府作为土地唯一供应商的地位,避免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形成利益集团;第三、改变开发商价格上涨的预期。通过保障房及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增加市场供给量,改变市场供需不平衡的现状,使得住宅的投资价值下降,进而影响开发商的价格预期。
摘要：房地产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伴随着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它也带来了诸多问题。针对目前房地产市场量价齐升的现实,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宏观政策遏制房价的非理性发展。下文将基于住宅“四象限”模型分析限购如何影响我国的房价,并利用博弈论的方法对中央、地方政府及开发商之间利益关系进行分析,得出限购对我国的房价调控作用有限的结论。最后根据所得结论提出理论上可行的解决途径。
关键词：房地产市场,限购政策,四象限模型,博弈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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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效果分析 篇9
关键词：农业,财政直接补贴,乘数效应
一、引言
补贴作为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 同时在宏观和微观主体两个层面上发挥作用。政府作为宏观主体, 为了达到其政策目标, 利用市场机制中边际成本与边际利益的关系, 通过财政补贴对微观主体的利益激励, 来调动或者牵引市场力量服从政府的宏观调控, 实现政府的政策目标。而这些目标中, 有的属于市场失灵领域, 有的属于市场有效领域, 有的属于市场的组织和建设范畴。
近年来, 我国出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财政农业补贴政策。如2007年, 中央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其中有关补贴的政策提到, 健全农业支持补贴制度逐步形成目标清晰、受益直接、类型多样、操作简便的农业补贴制度。各地用于种粮农民直接补贴的资金要达到粮食风险基金50%以上。中央财政要加大对产粮大县的奖励力度, 增加对财政困难县乡增收节支的补助。2010年, 农业补贴的品种范围扩大了, 力度加大了, 补贴的重点对象更加明确———“新增农业补贴适当向种粮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倾斜”, 对补贴款专款专用不得他用的规定也更加严格和明确。纵观我国多年来的财政农业补贴政策, 其政策目标多属于农业处于市场失灵领域和增强农业竞争力的组织和建设范畴。
补贴是一种政府或其委托机构所无偿或优惠给予的利益。根据关贸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第十六条补贴以及乌拉圭回合达成的《补贴和反补贴协议》中所提到的补贴定义, 机构补贴行为的情况有以下两种:一是政府或非政府机构做出的财政支持, 如资金赠予、贷款担保、税收减免等;二是政府或非政府机构做出的价格支持, 初级产品的输出给予直接或间接的支持以使该产品出口售价低于同类产品国内销售价格。因此, 本文将补贴划分为三种类型:一类财政资助型的补贴;二类价格支持型补贴;三类收入支持型的补贴。其中直接财政资助, 如拨款、贷款、投股;资金潜在的直接转移, 如债务转移和担保;税收抵免或税式支出;政府提供除一般基础设施外的货物、服务或者政府采购。所以, 本文认为财政直接补贴应属于直接财政资助, 更加突出补贴的主体———政府直接给予财政支持, 而不是委托或指示一个私人机构完成政策目标。
农业补贴就是对农业进行的补贴。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 而有关财政农业直接补贴的研究却不多。例如, 闵宗陶、魏剑峰在2005年的《粮食财政补贴方式转变的经济学分析》中, 就粮食财政间接和直接补贴效应进行对比, 但是更多说明粮食间接补贴的缺陷, 而对粮食直接补贴分析不深入, 其中提到, 所谓直接补贴就是对生产者按一定标准进行直接转移支持。郭宏宝在2009年的《中国财政农业补贴:政策效果与机制设计》中, 在划分农业补贴时, 是按照我国现行财政预算账户中政府补贴支出分类、政府预算支出形式和补贴的作用和WTO《农业协议》的相关条款进行分类的, 没有突出财政农业直接补贴种类, 仅在第二种分类中的预算补贴中提到。
二、相关农业直接补贴政策
2004年, 中央在有关“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应当清醒地看到, 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中还存在着许多矛盾和问题, 突出的是农民增收困难。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多年增长缓慢, 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许多纯农户的收入持续徘徊甚至下降,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农民收入长期上不去, 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提高, 而且影响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不仅制约农村经济发展, 而且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对此中央提出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有: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 要建立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2006年, 中央在有关“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近几年, 采取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重大政策, 取得重大成果。但必须看到, 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 农业基础设施脆弱、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依然突出, 解决好“三农”问题仍然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对此中央提出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有:粮食主产区要将种粮直接补贴的资金规模提高到粮食风险基金的50%以上, 增加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
2008年, 中央在有关“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粮食连续四年增产, 农业生产全面发展。农业资源环境和市场约束增强, 保障农产品供求平衡难度加大, 要求加速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农产品贸易竞争加剧, 促进优势农产品出口和适时适度调控进口难度加大, 要求加快提升农业竞争力。农业比较效益下降, 保持粮食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 要求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对此中央提出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有:继续加大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力度, 增加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 扩大良种补贴范围, 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种类, 提高补贴标准, 将农机具购置补贴覆盖到所有农业县。
2009年, 农业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有:把保持农业农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 围绕稳粮、增收、强基础、重民生, 进一步强化惠农政策, 增强科技支撑, 加大投入力度, 优化产业结构, 推进改革创新, 千方百计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千方百计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 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继续提供有力保障。对此中央提出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有:增加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 加大良种补贴力度, 提高补贴标准, 扩大油菜和大豆良种补贴范围。大规模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 补贴范围覆盖全国所有农牧业县 (场) , 带动农机普及应用和农机工业发展。加大农资综合补贴力度, 完善补贴动态调整机制, 加强农业生产成本收益监测, 根据农资价格上涨幅度和农作物实际播种面积, 及时增加补贴。按照目标清晰、简便高效、有利于鼓励粮食生产的要求, 完善农业补贴办法。根据新增农业补贴的实际情况, 逐步加大对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种粮补贴力度。
三、有关经济模型的选择与分析
1、名义保护率 (NRP)
NR P由Bela Balassa于1965年提出, 是一种应用广泛、简单适用的补贴测定方法, 它利用农产品国内市场价格与世界市场价格之间差额的百分比来反映一国政府利用各种措施对农业进行补贴的程度。其测定模型是:
上述计算公式中, PD表示国内市场价格, PW表示国际市场价格。如果NRP为正, 则表明一国的农业政策为正保护政策, 且NRP的绝对值越大, 保护的力度越强;如果NRP为负, 则表明一国的农业保护政策为负保护政策, 且NRP的绝对值越大, 负保护的程度越强。
2、财政转移支付的收入乘数效应
财政农业直接补贴是财政转移支付的一种表现, 因而能用财政转移支付的收入乘数效应来衡量财政农业直接补贴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财政转移支付乘数是指收入变动与引起这种变动的财政转移支付变动的比率, 即财政转移支付的变动会引起收入乘数倍的变化。具体计算方法是:
Ktr表示财政转移支付乘数, △tr表示一定时期内财政转移支付的变化量, △y表示一定时期内收入的变化量。因此, 如果用△tr表示一定时期内财政农业直接补贴的变化量, △y表示一定时期内农业产出的变化量, 就能用Kt表示财政农业直接补贴乘数。用Ktr的数值反映财政农业直接补贴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 Ktr的值越大, 说明财政农业直接补贴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很大, 反之, 则说明影响程度较小。
四、数据验证
第一, 选择粮食作物中的主要谷物五年的国内市场价格和国际市场价格, 借助名义保护率 (NRP) 测定我国农业直接补贴水平。
由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 近几年我国给予农业直接补贴的政策未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水稻的名义保护率2007年前都为正值, 而2008年和2009年的数据却都变为负数, 说明我国水稻经过财政直接补贴, 在国际市场上还不具有竞争力。玉米的名义保护率也都为正值, 而且数值在前四年都比水稻的名义保护率的值大, 说明我国对玉米的财政直接补贴, 已使玉米比水稻在国际市场上更具有竞争优势。水稻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 国家对其进行补贴, 更多的是出于国家粮食安全储备的目的。从玉米的名义保护率的数值反映, 国家对玉米的财政补贴政策不稳, 但受当年主要谷物补贴量的影响。小麦的名义保护率的数值基本上是负、正值交替, 反映了我国对小麦的财政直接补贴很不稳定, 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大力度。2008年和2009年的小麦和水稻的名义保护率的值接近, 说明我国对水稻和小麦的补贴今后将采取一致的措施。从表1还可以看出, 水稻和小麦作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 国内市场价格逐年上涨, 这与国内的供给和需求密切相关;国际价格在2009年突转下降, 这与人民币和美元汇率有关。因此, 用名义保护率的值反映一国政府利用各种措施对农业进行补贴的程度时, 会受到上述相关因素的影响。
(注:资料来源: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2009年财政状况, 经过整理而得。)
第二, 由于农业是第一产业的主要构成部分, 因此借助第一产业的增加值来反映财政对农业的补贴政策对农业造成的影响。下面选择最近五年的第一产业产值和财政支持“三农”的投入额, 经过相关计算, 借助财政转移支付的乘数效应反映我国支持“三农”的财政政策效果。
由表2的数据Ktr的值都大于1, 说明财政支持“三农”的政策已对农业经济起到了拉动作用。从Ktr数值的变化看, 每年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效果差异很大, 2004年和2007年的Ktr数值明显都比其他年份高, 反映财政转移支付对农业经济的拉动需要其他相关方面的大力配合才会发挥应有的作用。另外, 从表2的数据可以看到, 财政支持“三农”投入增加值高时, 第一产业增加值也高, 反之相反。一方面说明我国财政支持“三农”政策不稳定, 另一面也说明第一产业需要国家财政支持。
五、结论
本文主要是从财政政策角度, 分析财政农业直接补贴对农业经济的影响和相应的政策效果, 借助名义保护率和财政转移支付的乘数效应模型, 利用相关数据进行验证分析, 得出的主要结论有:一是财政支农政策要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 必须保持政策的连续性、持续性和稳定性;二是财政支农政策要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 还需要有其他相关方面的大力配合, 才会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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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效果分析 篇10
一、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
为了应对这场全球性的金融海啸,各国政府纷纷采取不同的应对政策,包括金融监管、注入资金、收购股权、提供贷款、资产国有化、高管限薪、扶助就业、降息、退税、政府接管公司等,以支持和发展本国经济,共同对抗近年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纵观各国的救市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四种方式。
1、政府通过收购股权,直接向金融机构注入大量资金
大多数在金融危机中受害严重的国家都有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大量注资的行为。以英国为例,英国政府率先向商业银行注资、持有商业银行的股份,以国家信用维护银行体系的整体信用。2008年10月8日,英国率先宣布以向主要商业银行注资为核心的救市方案,第一批英国政府向皇家苏格兰银行、哈利法克斯银行和莱斯银行注资370亿英镑,还将向英国各大商业银行提供高达500亿英镑的资金。一向信守自由市场原则的美国政府的注资行为也广受关注。2008年10月15日美国政府向花旗、摩通、美银及富国银行注资250亿美元。10底又提出2500亿美元的银行注资计划。11月24日,美国政府再次向花旗银行注资200亿美元,换取花旗年息为8%的优先股;财政部向美国2 1家金融机构提供高达335.6亿美元资金。截至2009年1月5日美国政府向215家商业银行累计注资1875亿美元。
2、政府提供信用担保
向骨干银行的注资不足以保持整个银行体系的信用水平和流动性。因此,各个经济体同时以国家信用向货币市场提供国家担保,维护金融市场稳定运行,缓解金融机构短期流动性困境。主要措施包括为银行存款和银行债务进行担保:
(1)为银行同业拆借提供担保。在欧元区,各国纷纷出资为本国银行同业拆借提供担保,其中德国出资4000亿欧元、荷兰出资2000亿欧元、葡萄牙出资200亿欧元、奥地利出资850亿欧元;法国也出资3200亿欧元为银行借贷提供担保。
(2)为银行信贷和金融机构发行债券提供担保。在美国,财政部为1.4万亿美元的银行债务提供担保;美国财政部、美联储和联邦储蓄保险机构联合为花旗银行高达3060亿美元的问题资产提供担保;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为公司债券提供巨额担保。德国、比利时、法国、韩国等都为本国商业银行信贷提供了巨额担保,稳定了银行体系的信用和核心地位,巩固了国民消费和投资的信心。
3、各国出台积极的财政政策
在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甚至进入萧条的情况下,各个经济体除了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还配套出台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消除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造成的危害。
(1)修改税法,减免税收。中国、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都对税收制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动。中国国务院从2008年10月起,暂免征收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的个人所得税,降低住房交易税费,增加出口退税商品种类、提高商品出口退税率,还为中小企业出台幅度高达20%的一揽子减税方案;2009年2月美国国会批准了7870亿美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英国财政下调增值税至15%以刺激消费。
(2)扩大内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提出了两年内高达4万亿人民币的投资计划;俄罗斯计划在未来6年内投入6200亿美元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法国提出260亿欧元的经济救助措施,用于公共投资和补贴企业;德国计划投资400亿欧元用于道路、学校、体育设施、宽带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并实施价值320亿欧元的经济振兴计划。荷兰、意大利、西班牙、日本等国也推出了巨额的政府投资计划以促进经济复苏。
4、全球范围降低利率
全球范围内,为应对货币市场流动性不足和信贷萎缩,各经济体联合救市,一致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降低利息,同时降低国际市场利率。仅在2008年10月初到11月底,香港金融管理局、中国台湾货币当局、新西兰中央银行、印度央行、俄罗斯央行都不同程度的下调了基准利率;中国人民银行、美联储、欧洲央行、英国央行、瑞士央行、加拿大央行、韩国央行和瑞典央行更是两次下调了基准利率。同时,印度央行和中国人民银行还及时下调了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
二、政策效果分析
各国救市旨在遏制金融危机的蔓延,保证国家金融体系稳定和安全,减轻经济萧条的危害程度。那么,各国采取的救市政策对金融危机的影响如何?当前各个经济体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状况如何呢?从目前情况看,救市政策产生了一些积极效果,解决了部分问题,对于缓和金融危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政府注资的最终效果也充满了不确定性,还存在一些深层次的、待解决的问题。
1、各国救市措施已解决的问题
(1)对金融机构的直接注资直接满足了金融机构的现金需求,缓解了货币市场流动性紧张问题,帮助金融机构改善了资产负债结构。
次贷危机爆发以来,流动性问题就成了金融机构最主要的市场压力。在资本市场陷入恐慌或者说濒临崩溃时,货币市场流动性急剧下降,金融机构纷纷囤积现金,融资难度加大且融资成本大幅上涨。为缓解市场流动性紧张的局面,各国政府纷纷采取措施,先是几次大幅降息和开放借贷窗口,为金融机构提供融资便利;接着以国家信用为金融机构的已有债务和发行债券进行担保,保证市场融资和再融资顺利进行;对实体经济的直接融资则是通过购买企业的商业票据。在这一系列措施下,全球金融市场信贷萎缩的情况有了很大的缓解,银行拆借市场利率不断下降并趋于稳定,美国主要金融机构的资金状况有了很大改善,商业票据发行和流通都不断好转。
(2)为银行存款和银行债券进行担保,提升信用等级,避免银行挤兑。
美国数家大型金融机构的破产和国际金融市场的持续低迷,给储户和投资者造成了极大的危机感。为避免储户和投资者对银行等金融机构失去信心,发生银行挤兑,英国、美国、澳大利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香港特区政府等国家和地区推出或进一步扩大了存款、债券担保计划,以维持金融市场稳定。政府担保稳定了投资者的恐慌情绪,安抚了急于从银行取现的储户,避免了挤兑的发生和大规模的资金转移。
(3)扶持和救助大型金融机构,减少大型金融机构破产及其造成的负面影响,避免全球金融市场陷入崩溃。
在这场全球金融危机中,部分享有很好声誉和信用等级、并牵动全球金融市场的大型金融机构出现资不抵债的现象,甚至破产倒闭,对全球金融市场和投资者信心造成了很大的打击。雷曼兄弟倒闭对市场的巨大冲击让各国认识到大型金融机构破产可能引发的风险传染。为防止金融市场系统风险的发生,英国、美国、冰岛、比利时、葡萄牙、阿根廷等国家先后对本国陷入困境的大型金融机构采取了一系列救助措施,大大降低了全球性金融机构或者在一国金融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的大型金融机构惨遭破产的可能性,为维护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4)在全球金融海啸的背景下,各国加大合作,展开联合救市。在危机爆发初期,各国处于观望状态,不能及时、准确把握金融危机的危害程度,对于要不要救市、采取什么措施救市犹豫不决。随着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深化,各国普遍对联合救市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达成了共识,全球范围内一致降低利息并同时降低国际市场利率,全球及区域范围的协商及合作力度空前,有效地遏制了危机的进一步蔓延及恶化。
2、政府救市措施尚未解决的问题
政府救市措施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而且还存在一些未解决的问题。政府在金融危机的压力下入市,主要目标为短期救市,而引起金融危机的深层次根源尚未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引发次贷危机的房地产市场仍处于比较低迷的状态。这场金融危机的导火线是美国房地产业的危机,美国房地产市场调整已两年,但房地产价格仍在下跌,如果此状况进一步持续下去,与房地产相关的证券类资产就会继续贬值,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将进一步增加,从而引发更为严重的信贷紧缩,这无疑又会加速房地产市场的下跌步伐。日本国土交通省2010年3月公布的“公示地价”显示日本地价已连续两年下降,2010年1月1日,日本全国住宅用地平均价格比上年同期下跌了4.2%,已经跌至1983年的水平;商业用地价格同比下降了6.1%,是有调查数据以来的最低,不到1991年峰值的三分之一。
(2)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并未从根本上稳定下来。在政府的救助下,大部分金融机构都做了大规模的和次债相关的不良资产核销,但金融机构表内、表外仍存在一些未核销的损失。金融机构只有不断补充资本金才能进行进一步核销,但同时也会引起金融机构资不抵债的风险和相应的市场波动。而且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金融机构的其他资产也会受到影响,违约率上升,评级下降,资产价格下跌,增大金融机构破产的风险。金融机构为避免再次出现危机可能需要政府进一步救助。政府不能彻底解决金融机构的困境,近两年内,市场可能继续动荡,一些中小银行破产,大量对冲基金关闭,部分保险公司遭受严重损失。
(3)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已浸蚀到实体经济。全球各经济体的消费开始下降,投资减少,出口下滑,失业率上升。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都出现明显的衰退,新兴经济体也面临严重冲击,而全球范围的经济衰退必将使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其影响已深入实体经济,危机的化解需要更深层次的干预手段。各国政府纷纷加大财政投入,积极采取措施刺激总需求,以避免实体经济陷入严重衰退。
(4)欧美各国救市资金来源和偿还问题是影响未来的巨大不确定因素。以美国为例,美国的救市政策在资金方面给出了大量的承诺,包括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对“两房”的2000亿美元,AIG的800亿美元,1650亿美元的“阳光计划”,1500亿美元的债券担保以及500亿美元的货币市场担保等。救市需要一笔巨额资金,而美国政府有三个办法解决问题:增加税收、印发美元、发行国债。美国政府正努力刺激经济以避免经济陷入严重衰退,提高税收显然不可行;大量发行钞票容易引发通货膨胀;在外国政府已持有1.5万亿美元政府债券的背景下,美国很难再增加一万多亿美元的国债。
(5)全球金融监管改革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金融工具不断创新,场外衍生品迅猛发展,金融一体化进一步加深,全球金融市场透明度下降,流动性风险增大。金融监管体制已跟不上金融创新的步伐,无法适应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高杠杆率、高关联度、高不对称性的特性,对于风险和危机的监管明显乏力。这次金融危机加快了各国金融监管改革的步伐,各国将会加强对评级机构、对冲基金、跨国金融机构等方面的监管,提高衍生品市场的透明度,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协调。
各国积极出台的救市政策已经发挥出明显的效果,对于遏制金融危机进一步浸蚀实体经济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本次金融风暴导致的经济危机不会形成大萧条,实体经济已逐渐企稳。金融危机的爆发让更多的国家监管者认识到金融创新的风险性以及金融制度、金融监管的不完善性,对于预防金融危机的再次爆发敲响了警钟。各国在应对金融危机时采取的措施及其取得的效果对于各国制定经济、金融政策有很好的借鉴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理论研究的发展。
摘要：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给各国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为避免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各国积极出台政策应对近年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本文主要分析各国政府救市的措施及其产生的效果和影响,关注救市措施还未解决的部分问题。
关键词：金融危机,救市,政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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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政策效果评估研究综述 篇11
[关键词]扶贫政策；评价指标；评价方法
一、扶贫政策效果评价体系研究
1.国外理论研究。联合国经济发展与人类发展评价体系。1970年，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对73个社会经济发展指标进行分析后，最后确定用16个主要指标来衡量社会经济发展。这16个指标主要包括9个社会指标和7个经济指标。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了人类发展指数（HDI），并先后提出了人类贫困指数（HPI）、性别发展指数（GDI）和性别赋权尺度（GEM），提出了人类发展指数来衡量贫困状况。
世界银行反贫困监测和评价体系。世界银行对穷人进行调查研究后指出，解决贫困问题的决定性因素包括两个方面：获得赚钱的机会、提高对贫困的应对能力。世界银行对贫困的关注主要在于国家层面，实施注重成果的国家援助战略和试行基础上的自我评价，但其并未充分地以贫困为重点，对缓贫困效果的评价仍然是其减贫战略的薄弱环节。
亚洲银行返贫困监测和评价体系。亚洲银行把农民脱贫状况的监测作为主要内容之一，特别规定在资料的采集上应注重项目对扶贫的贡献和其它经济影响上，如项目受益人中贫困人口所占的比例，项目对当地社会经济条件改善的影响，贫困户生活条件的改善等。
阿玛蒂亚·森首次把能力贫困纳入到贫困内涵中，他提出，贫困不仅仅是相对地比别人穷，而且是没有拥有某些最低限度的能力。贫困的根本原因是贫困人口获得收入的能力和机会的贫困，甚至是能力和机会的丧失。
2.国内理论研究。田晋根据社会发展观的有关理念，分别从经济效益指标、生态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三个方面对民族地区村域扶贫评价的有关指标进行讨论。他指出，反贫困评价体系是一项动态的体系，不同阶段应该有不同的评价指标，所以还应该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谐社会建设，来构建新阶段民族地区村域扶贫指标体系。
郭建宇指出农业产业化扶贫的评价指标有：农户收入变化、农民获得机会的变化、农民能力变化。农户收入变化：农业经营收入、非农业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变化；农民获得机会的变化：农民拥有的机会多少以及是否公平，对农民的收入增加、能力提高有着重要影响，机会包括受教育机会、就业机会、靠近市场机会、获得信贷机会、获得技能和技术进步机会、获得要素投入机会、增加使用基础设施机会等内容；农民能力的变化：思想观念的变化、获取知识，提高技术的能力参与能力。
刘廷兰等人指出扶贫效果的主要目标是减贫和村庄的可持续发展，于是农村扶贫模式效果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必须理顺贫困、反贫困、扶贫、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含义与关系，农村扶贫熊爱国评价指标建立的理论基础必须建立在反贫困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理论之上。
徐映梅等人指出当前我国对农村贫困标准和农村扶贫标准都是以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作为测量依据，单用家庭人均消费支出作为测度指标较前者在贫困的瞄准性方面更有保障。
黄贞从共生关系和扶贫效果两个角度，借鉴袁年兴民族共生关系的评价指标体系，应用AHP法对扶贫措施进行了评估。
黄科指出参与发展理论在扶贫实践中的应用使中国的扶贫模式从政府主导扶贫资源的传递和控制的单向式扶贫模式过渡到以尊重扶贫客体意愿强调扶贫客体主动参与到扶贫活动中的一种互动性扶贫模式。雷梅在调查贵州贫困群体在农村扶贫政策及相关扶贫服务项目的具体评价时，也从受助方的视角来考察农村扶贫攻坚工作的成效。
二、扶贫政策效果评价方法研究
刘廷兰等人指出扶贫效果评价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扶贫模式效果评价，是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多种因素的影响，有些评价指标难以量化，如果仅仅运用客观评价法不能全面地反映真实情况；如果仅仅运用主观评价方法又缺乏客观性。她认为模糊综合评价方法与层次分析法结合能客观地表现人的思维判断以及事物本身的复杂性。理论界将模糊数学与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又称为模糊层次分析法。
王宏杰、李东岳以可行性能力低下作为确定贫困人口的标准，利用满意程度评估方法对整村推进扶贫政策执行情况进行评估。
潘经韬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研究扶贫资金不同来源构成和不同资金投向对扶贫效果的影响。灰色关联度分析根据因素之间发展态势的相似或相异程度来衡量因素间关联程度，它揭示了事物动态关联的特征和程度。由于发展态势为立足点，因此对样本量的多少没有过分的要求，也不需要典型的分布规律，便于处理扶贫信息系统的问题。张琦和陈伟伟采取多维动态评价研究和灰色关联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对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成效进行评价。
杨宾宾在研究产业扶贫模式效果时，采用定基比标准法、环比增长率法对数据进行分析，从而对产业扶贫效果评价。
综上，国内外学者在对扶贫政策进行评估时都是通过相应的评价指标、评价方法进行数据分析，国内的学者也纷纷提出对扶贫政策的评价要从经济、社会、生态效益角度出发，注重可持续发展，并提出从受助者的角度出发来衡量扶贫政策效果。通过整理近几年的文献发现，近几年研究扶贫政策效果的文章比较少，并且更多的是从评价指标的角度来进行分析，从评价方法的角度来分析扶贫政策的较少，即使有更多的是从经济学的领域进行分析。
目前，评价扶贫政策效果主要以扶贫对象的减少为标准，标准比较单一。为此，在进行扶贫政策效果评价过程中要建立一套综合评价指标，涵盖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政治权利、生态环境、文化等多个方面，更加注重贫困地区农民的能力变化。针对扶贫政策的特点，可基于目标性评价（既定目标是否实现的程度），采用“对比评估和“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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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效果分析 篇12
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指标体系与粮食财政补贴基本范畴
(一) 国家粮食安全指标体系构建
国家粮食安全的测度是一个基于对国家粮食安全内涵的本质理解、系统特征的选择及其观察数据的可用性, 遵循指标设定原则而进行综合评价的过程。本文是从国家的角度探讨粮食安全, 即为了实现粮食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 保持粮食供求结构以及总量基本的平衡, 满足人们在任何时候都能以正常、合理的价格获得足够安全的粮食这一目标, 国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 包括经济、法律、行政等多种手段, 对粮食生产、流通与消费进行有效、适当的调控,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其内涵可以概括为“充足的数量, 适当的粮价, 合理的储备、放心的质量、安全的生态”。由于国家粮食安全的整体性和复杂性, 评价其安全状况的指标也应当体现层次性、整体性、系统性。因此, 在设计国家粮食安全指标时应遵循全面性、代表性以及可操作性原则, 本文将国家粮食安全指标体系分为宏观指标和微观指标两个层次共10个指标, 具体指标体系如表1。
鉴于目前我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财政补贴政策主要是针对粮食数量安全, 而关于保障粮食质量安全和粮食生态安全财政补贴政策至今还没有具体的规定, 即便有所提及也只是作为保障粮食数量安全的辅助政策。因此, 本文以粮食数量安全为切入点, 对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财政补贴政策效果展开研究。
(二) 粮食财政补贴的基本范畴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间接性财政补贴政策到2004年推行的粮食直接财政补贴, 经过多年不断的发展和完善, 目前我国初步形成了以收入性补贴与生产性补贴相结合, 综合性补贴与专项性补贴相配套以及以粮食最低收购价为保障的粮食财政补贴政策体系。
综合性收入粮食财政补贴政策包括粮食财政直接补贴政策和粮食农资综合补贴政策。之所以说这两项补贴政策是综合性收入粮食财政补贴是因为国家财政按一定的补贴标准和耕地种植面积, 通过“一卡通”或者“一折通”或者直接发放现金的方式, 把补贴金直接发给种粮农民手中, 直接增加了种粮农民的收入。因此, 这两项粮食财政补贴政策属于综合性收入补贴。
生产性专项财政补贴政策包括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两类。该项政策实施的目的是提高我国粮食生产的质量和粮食生产效率, 从而实现粮食增产、农民增收,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目标。
二、粮食财政补贴政策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效果的灰色关联分析
(一) 研究方法与数据
1. 研究方法
针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财政补贴政策的效果评价, 本文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灰色关联分析是灰色系统理论重要组成部分, 是基于行为因子序列的微观或宏观几何接近, 以分析和确定因子间的影响程度或因子对主行为的贡献测度而进行的一种分析方法。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弥补了其他数理统计分析法的不足。它对样本量多少、样本有无分布规律的要求不大, 简单方便, 易计算, 其计算步骤如下。第一, 根据研究的对象和评价目的, 确定评价的指标体系, 即确定反映系统行为特征的母序列和影响系统行为相关因素的子序列Xi。第二, 无量纲化处理, 本文采用初值像。第三, 求母序列与子序列的绝对差序列, 确定两极最大、最小差。第四, 计算关联系数。
其中p为分辨率, 一般取值为0.2
第五, 计算关联度roi。
得,
2. 数据来源与指标的选取
本文研究的时间跨度为2002-2013年, 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02-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农业部、财政部等官方网站以及其他相关网站搜集到数据。以反映国家粮食数量安全的粮食总产量X01, 粮食人均占有量X02,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X03, 粮食自给率X04四个指标为参考序列, 比较序列分别是X1“粮食直接补贴额”、X2农资综合补贴额、X3良种补贴额、X4农机具购置补贴额。
(二) 粮食财政补贴政策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效果的灰色关联分析
1. 关联度计算
根据无量纲化数据处理结果求出参考序列与比较序列之间的关联系数roi (k) , 继而计算出Xoj与Xi的关联度rji, 其中j=1, 2, …, 4, i=1, 2, …, 4, 得到关联矩阵如下。
因此,
2. 实证结果分析
(1) 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该政策与粮食安全四个指标的关联度分别是0.6356、0.6378、0.6377、0.6372, 综合关联度为2.548, 不管是在各项具体粮食安全指标中还是在综合指标中, 该政策的效果都是第一。因此, 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作用是非常显著的。
(2) 良种补贴政策。该政策与粮食安全四个指标的综合关联度为2.3949, 排序第二。与其他三种政策相比, 良种补贴政策实施年限最长, 起始于2002年。补贴金额的增速非常快, 仅次于农资综合补贴。该政策激励了种粮农民采用优良品种和良法技术进行种植, 优良品种不仅提高了单位面积粮食产量, 而且具有抗病抗倒伏能力的品种, 直接减少了粮食生产的损失, 进而缩减生产成本。同时, 良法技术种植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科学性, 增加了农民的综合收益。但是, 从该政策与四指标的关联度来看, 其效果并未达到最好, 良种补贴的额度有待继续增加, 方能取得更好的成效。
(3) 农资综合补贴政策。该政策与粮食安全四个指标的综合关联度为2.045, 排序第三。近年来随着物价的上涨, 用于粮食生产的化肥、柴油、农药等农资生产资料的支出也逐渐增加。农资综合补贴政策的实施弥补了因农资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给种粮农民造成的损失, 降低粮食生产成本, 促进了种粮农民加大对农资生产资料的投入力度, 因而, 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粮食生产的规模和质量。这也是农资综合补贴政策实施的客观基础。
(4) 粮食直接补贴政策。从灰色关联矩阵第一列中, 我们知道r11>r21>r41>r31, 因此, 粮食直接补贴在提高粮食产量和人均粮食种粮面积方面的效果要优于扩大粮食播种面积和提高粮食自给率方面。但是, 总的效果是非常的不理想, 作用有限, 与粮食总产量、粮食人均占有量、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粮食自给率的灰色关联度分别为0.5634、0.5101、0.4472、0.4654, 由此可见, 粮食直补对增加农民收入、提高种粮农民积极性的作用不大, 主要因为其补贴力度较小, 农民实际获得的粮食补贴资金微不足道, 很难对农民形成较大吸引力。
三、相关对策建议
(一) 加大粮食财政补贴力度
有重点地向与粮食产量关联度高的粮食财政补贴政策倾斜。随着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效果的递减, 可以考虑试用粮食直接补贴政策退出机制, 将该项补贴资金转向其他与粮食安全关联度高的粮食财政补贴政策上或者作为专项资金分配到地方用于农业生产, 从而充分发挥粮食补贴政策的激励作用。
(二) 完善土地流转机制, 保障失地农民和种粮大户的双方利益
一是规范农村土地流转程序, 合法有序地进行土地规模经营。为了保障实际种粮生产者的利益, 应取消对失地农民粮食补贴款的发放, 补贴给实际种粮大户;对失地农民的生活保障, 可以通过增设失地农民保险基金或者为失地农民缴纳养老保险等政策。二是政府应加大对种粮大户的补助, 包括从贷款、机械、技术等方面进行扶持, 增强种粮大户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 不断提高他们的种粮的积极性, 扩大粮食生产规模经营, 提高土地规模经济效益。
(三) 丰富粮食财政补贴政策形式, 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民技术培训等非货币形式财政补贴
目前, 粮食财政补贴政策的对象是种粮农民, 补贴的形式是单一的货币。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民科学种田技术培训方面的补贴目前还比较少。为了提高农业生产能力, 提高农民种田的科学水平以及综合素质, 有必要增加在这方面的财政补贴。
(四) 推行粮食生态安全财政补贴政策, 促进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
一方面加强生态环境监测力度控制粮食生产污染源, 另一方面财政支持各行业遵守环境保护标准以有效防控工业、农业污染。为了充分发挥粮食生态安全补贴政策的作用, 粮食生态安全补贴专项资金要实行统一管理, 专款专用, 如若直接补贴给农户, 则分散了粮食生态安全财政补贴的综合保障能力, 不利于生态环境污染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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