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效果（共12篇）
政策效果 篇1
2007年以来,价格波动成为我国生猪业发展中的突出现象,短短几年内,生猪价格先后经历了暴涨、暴跌及再度上涨。2007年4月至2008年4月,生猪价格一路攀升,从9.02元/kg涨至16.87元/kg,达到1985年以来生猪价格的历史最高点。随后,生猪价格迅速转入下行周期,2010年4月生猪价格仅为9.53元/kg,而后生猪价格又进入新一轮恢复性增长。受消费通胀的影响,2011年生猪价格一直处于高位运行阶段。生猪价格的剧烈波动,不仅严重影响了生猪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市场稳定,制约了生猪产业的发展,同时也给我国居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为了稳定生猪价格,促进生猪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国家于2007年开始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对于政府出台的调控政策,学术界对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政策效果的评价,目前还没有学者对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运行机制进行研究。本文将从政策实施的背景、主体和客体、工具、约束条件和效果等方面对其展开系统研究,以期为今后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些许启示。
1 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实施的背景
1985年开始,我国放开了生猪及猪肉价格,生猪市场实行自由上市、自由交易,随行就市,按质论价的价格管理体制。从此生猪产业获得快速发展,同时,在市场机制发挥主导作用的情况下,生猪价格呈现上涨的总体趋势。2000-2011年间,我国生猪价格由5.94元/kg涨至16.88元/kg,年均增长率达到14.02%。其中,生猪价格较上年下降的有4年,分别是2002年、2005年、2006年和2009年,下降的平均幅度为11.66%,最大降幅为24.37%。
粮食价格下跌和国际生猪价格持续走低是2002年生猪价格下降的主要原因。在经历了2004年生猪价格的大幅上涨之后,2005年生猪价格理性回归。2004年上半年我国部分地区爆发禽流感导致禽肉消费减少,猪肉消费增加,生猪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上涨。禽流感过后,猪肉消费逐步减少,生猪价格出现下降。2006年上半年生猪存栏减少,出栏增多,猪肉产量增加引起生猪价格下降。由于2007年至2008年上半年猪价一路走高,养殖户纷纷补栏,导致生猪市场供给过多,最终引发2009年生猪低价。其余7个年份,包括2001年、2003年、2004年、2007年、2008年、2010年和2011年生猪价格均较前一年有所上涨,平均涨幅为26.70%,涨幅最大的年份是2007年,该年生猪价格较上年增长了64.05%。2006年下半年我国南方地区爆发生猪蓝耳病疫情,部分散养户退出养殖,规模养殖户也缩小了养殖规模,生猪市场供给紧张,导致生猪价格大幅上涨。其余年份生猪价格上涨的原因很多,包括我国经济的发展、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生猪养殖成本的上升以及通货膨胀等,可以说,生猪价格的上涨趋势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图1)。
我国生猪价格在表现出长期上涨的趋势下,生猪价格运行还呈现明显的波动性特点,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图2)。
第一阶段:2000年1月至2006年6月。这一阶段生猪价格的平均波动率为2.63%,波动率最大的2006年1月,其值达到14.89%;其余76个月份的波动率数据中,有65个月份的数值都在5%以下。生猪价格波动方向方面,38个月份的生猪价格较上月上涨,另外39个月份的生猪价格较上月出现下降。总的来看,该阶段生猪价格波动幅度相对较小,实际生猪价格在5.56元/kg—9.66元/kg之间波动。
第二阶段:2006年7月至2011年12月。这一时期,生猪价格波动加剧,平均波动率达到5.58%,是前一时期的2.12倍左右。在所有66个生猪价格月度波动率数据中,有10个月份的波动率超过10%,31个月份的波动率超过5%,分别占总样本数据的15.15%和46.97%,而第一阶段这两项的占比仅为1.3%和14.29%。生猪价格波动方向方面,42个月份的生猪价格较上月增加,24个月份的生猪价格较上月下降。上涨幅度最大的是2010年7月,其值达到15.56%,下降幅度最大的月份则是2009年4月,降幅达到11.01%。与前一阶段相比,该阶段生猪价格波动十分剧烈,实际生猪价格的波动范围在6.47元/kg—19.68元/kg之间。
综上所述,2000年以来,我国生猪价格波动有加强的趋势,尤其是进入2006年下半年以来,生猪价格波动成为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难题。由于该时期生猪价格始终在高位运行,且生猪价格上涨的时间多于生猪价格下降的时间,因此,生猪养殖户和消费者的利益受到较大损失,并且,推动了我国整体物价水平明显上升。基于此,中央和各地方政府于2007年下半年开始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生猪价格调控政策,以缓解生猪价格波动。
2 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实施的主体和客体
政策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一方面,政策主体制定政策的目标并规定政策客体的范围和性质,另一方面,政策客体也对政策主体起着限制和约束作用[1]。因此,研究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运行机制,必须了解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主、客体,并运用系统的观点加以分析。
2.1 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主体
当前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由国务院统一领导与部署,多部门联合参与完成的。具体实施时,遵循分级负责,以属地管理为主的原则。在中央一级,多个部委共同构成了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实施主体,具体包括农业部、商务部、财政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卫生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相关职能部门及其下属机关。除了中央一级外,地方一级的政府及相关部门也参与实施了生猪价格调控。他们承担的主要职能是负责本行政辖区和部门职责范围内的生猪市场调控工作[2]。
2.2 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实施的客体
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实施客体:分别是市场、生猪养殖户和消费者。针对客体市场的主要是国家储备肉政策。客体是生猪养殖户的政策包括:能繁母猪补贴和保险、生猪良种补贴和调出大县奖励、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生猪信贷支持、重大疫病免费疫苗和强制扑杀补偿、屠宰环节的病害猪无害化处理、粪污处理设备补贴和生猪生产和监测预警。其中,部分政策如生猪调出大县奖励、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主要针对的是生猪规模养殖户。此外,生猪信贷支持政策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其客体是生猪规模养殖户,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只有具有一定资金和养殖规模的生猪养殖户才能获得信贷支持。可见,生猪规模养殖户是目前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最主要的实施客体。针对的客体是消费者的政策,主要是妥善安排低收入群体和大中专院校学生的生活。
3 我国生猪价格调控的主要政策
与2007年之前国家采取的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相比,现阶段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实施工具或手段可以说是总量巨大,手段繁多,运用复杂,概括起来主要有四大类:
3.1 生猪生产扶持政策
2007年《国务院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提出要加大对生猪生产的扶持力度,具体来说,要建立能繁母猪补贴制度,积极推进能繁母猪保险工作,完善生猪良种繁育体系,建立对生猪调出大县(农场)的奖励政策和扶持生猪标准化规模饲养[3]。2011年国家继续发文《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平稳健康持续发展防止市场供应和价格大幅波动的通知》,强调继续实施以上政策[4]。
3.2 生猪疫病防控政策
针对生猪疫情给我国生猪价格带来的不利影响,《国务院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提出建立和完善生猪的公共防疫服务体系,具体出台重大疫病免费疫苗、重大疫病强制扑杀补偿和屠宰环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三项政策,以加强生猪疫病公共防控体系建设,减缓生猪市场价格波动[3]。2011年《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平稳健康持续发展防止市场供应和价格大幅波动的通知》提高了因防疫需要而扑杀的生猪补助标准,由以前的每头600元提高到800元,对屠宰环节病害猪损失补贴由每头500元提高到800元[4]。
3.3 生猪信贷支持政策
要解决猪周期的难题,仅仅依靠国家的财政补贴是远远不够的,金融机构贷款也是引导生猪规模化发展、稳定生猪价格的重要手段。2007年的《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和2011年的《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平稳健康持续发展防止市场供应和价格大幅波动的通知》都强调了信货支持对稳定生猪生产的重要性[3,4]。
3.4 生猪价格监测和调控政策
从短期来看,无论是生猪生产扶持和疫病防控政策,还是生猪信贷支持政策,都不会对生猪价格产生直接影响,即这些政策的效果是通过生猪生产传递到生猪市场。因此,他们都属于一种间接的生猪价格调控政策。与之相反,国家储备肉政策是一种直接的生猪价格调控政策,政府的买入或卖出行为将直接对生猪市场供求和价格产生影响。它和生猪生产和市场统计监测制度共同构成了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第四个重要工具:生猪价格监测和调控政策。2009年《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调控预案(暂行)》明确规定了不同预警区域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响应机制,主要是根据猪粮比价的变动情况,分别或同时启动发布预警信息、增加储备等措施[5]。
4 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实施的约束条件
4.1 资金约束
虽然与2007年以前相比,现阶段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资金投入总量较大,但从目前政策实施的反馈情况来看,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实施仍然受到资金方面的约束。中央方面,近些年其财政收入大幅增加,有足够的资金用于发展生猪产业,但由于国家基本建设的需要,中央财政对该部分的投入仍显不足。以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补助为例。2008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农业部办公厅发布《关于申报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生猪扩繁场和种鸡场建设项目投资计划的通知》规定,国家补贴的起步标准是养殖场的生猪年出栏量达到500头以上[6]。若按此标准,湖南省约有16000家养殖场可以获得补助,而事实上,2007年湖南省获得补贴的养殖场仅1079家,2008年为925家[7]。也就是说,超过9成的“合格”养殖户没有获得补贴。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央补贴的不足。对于地方而言,政府收入源减少,资金压力大,难以完全承担起扶持生猪产业发展的要求。尤其是县级财政,其资金配套压力相对更大。如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2009年度县财政配套支付能繁母猪补贴896万元;支付能繁母猪保险配套费538万元;配套支付免费疫苗费650万元;直接支付免疫注射劳务费1000万元。当年财政合计支付3000多万元。尽管国家每年对生猪调出大县补助1000万元,但相抵后地方财政仍增加了2000多万元的支出[8]。
4.2 人员约束
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实施不仅受到资源、资金约束,同时还受到人员约束。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专业人员配备不够,即人员数量上的约束。尽管国家和各地方政府提高了基层动物防疫员等的工作经费标准,但仍不足以吸引相关人士从事生猪价格调控的基层工作,致使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实施受到一定约束。同时,生猪价格监测统计工作也由于缺乏专业统计人才而存在统计资料不健全、统计信息更新较慢等问题。二是人员素质欠缺,即人员质量上的约束。为了落实好生猪良种补贴等政策,全国畜牧总站于2007年在北京等地举办了生猪良种补贴项目管理和技术培训班,对项目管理和技术人员进行了种公猪的培育和选择、母猪饲养管理,以及生猪疫病防疫等方面的培训。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仍然存在基层人员服务不到位的现象。一些基层防疫员由于免疫注射操作不规范,导致生猪发生疫病死亡现象,给生猪养殖户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4.3 时滞效应约束
在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约束条件中,时滞效应约束对其影响最大。2007年生猪价格暴涨之际,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采取能繁母猪补贴、能繁母猪保险、生猪调出大县奖励等政策来扶持生猪生产,目的是通过增加生猪市场供给以降低生猪价格。然而,由于时滞效应的存在,该轮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并未立即发生作用,而是在政策实施了一段时间后才发挥效用。由于市场高价使得很多养殖户扩大了养殖规模,生猪市场供给增加。此时,政府的政策进一步增加了后期生猪市场供给,最终引发新一轮生猪低价,整个2009年以及2010年上半年我国生猪价格一直在地位徘徊,最低时仅为9.33元/kg。可见,时滞效应对于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实施时机的确定、政策工具的选择都有着重要影响。按照生猪价格调控政策时滞发生的根源和性质,可以将其分为内在时滞和产出时滞两大类。(1)内在时滞。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内在时滞指生猪价格发生非正常波动,需要采取对策加以缓解开始,直至国家最终实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为止的这一段时间。它又可以分为认识时滞和行政时滞两部分。第一部分认识时滞,即从生猪市场价格发生非正常波动到中央取得比较明确的认识,决定开始研究对策的时间。第二部分行政时滞,即国家明确生猪价格变动的原因及其产生的影响后,到决定实施何种政策工具之前的这段时间。2006年下半年我国生猪价格触底反弹,12月生猪价格突破9元/kg,2007年6月达到15.35元/kg。在生猪价格持续大幅上涨一年后,中央才于2007年7月采取全面的调控措施。(2)产出时滞。产出时滞指国家采取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后,到对生猪市场价格产生作用的这段时间。产出时滞分为:决策时滞和生产时滞。决策时滞指中央和各地方政府实施相关生猪价格调控政策以后,生猪生产者和消费者面对新形势,改变自己的生产决策和消费决策的时间。生产时滞指生猪生产者和消费者做出生产和消费决策后,对整个生猪市场的供给和需求产生影响的时间。相比内在时滞,产出时滞的长度变化很大,并且更加复杂。针对生猪高价,国家于2007年7月实施调控措施,但猪价直到2008年5月才开始出现回落。
5 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实施的效果
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实施的效果与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实施的背景、主体和客体、工具、约束条件等,共同构成了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整体运行机制。有关政策实施的效果,理论界存在一定争议。部分学者认为其实施效果较好,初步达到了稳定生猪市场价格的目标,但大多数学者认为现有政策作用有限,未能有效缓解生猪价格波动。本文认为,在对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实施效果进行评价时,不能简单地以其是否较迅速地稳定生猪价格为依据,因为时滞效应等约束条件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效用的发挥。因此,本文在评价其效果时,将以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目标实现情况为依据,即综合考察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对于保持合理的生猪价格水平、稳定生猪市场供应、推进生猪规模化养殖和增加生猪养殖户收入等目标的作用。中央政府对全国生猪市场价格进行系统调控,以国务院2007年发布的《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为标志。因此,本文以2007年为界,在此之前为政策实施前的时间,此后为政策实施后的时间。
5.1 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对保持合理生猪价格水平的效果
根据《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调控预案(暂行)》(以下简称《09预案》),当猪粮比价位于9∶1-6∶1之间时,生猪价格正常[5]。2000-2006年间,我国猪粮比价的平均值为5.82∶1,其中月度猪粮比价最高值为7∶1,最低值为4.37∶1,47个月份的猪粮比价低于6∶1,占样本数据的55.95%。2007-2011年间,猪粮比价平均值达到7.1∶1,最高值高达9.64∶1,最低值4.61∶1,13个月份的猪粮比价低于6∶1,占样本数据的21.67%,另有5个月份的猪粮比价超过了9∶1。可以看出,政策实施后,生猪价格大部分时间在正常范围内,只是生猪价格始终在高位徘徊,消费者利益较政策实施前受到一定损失,相对地,生猪养殖户的收益增加。但是,生猪价格的波动幅度较政策实施前增加。从表1可以看出,表示月度生猪价格最大值与最小值之比的极值比这一项,政策实施后的数值高于政策实施前;表示数据离散程度的标准差和数据相对变异程度的变异系数后者高于前者。这表明,2007年以来的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并未能有效遏制生猪市场价格大起大落的势头。
注:极值比=最大值/最小值。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畜牧业信息网(http://www.caaa.cn/)数据计算整理得出。
从政府陆续出台的调控措施来看,政府对生猪市场的调控日趋成熟。2007年生猪价格大涨之际,国家出台以生猪补贴为主的系列生猪价格调控政策,一方面生猪价格上涨势头得到有效控制;另一方面政策的实施导致了下一轮的生猪低价,该轮生猪低价持续了近一年半,生猪价格最低仅为9.33元/kg。随后,生猪价格再次上涨,2011年6月达到17.54元/kg。与之前调控措施不同,各级政府部门调控此轮猪价上涨的思路不是打压猪价,而是将调控的重点放在了促进生猪规模养殖、加快市场建设和完善市场调控机制方面[9]。在猪粮比价未高于9∶1的情况下,国家发改委、商务部等部门均表示不会通过大量抛售国家储备肉或者进口猪肉来打压猪肉价格。各政府部门坚持完善已有调控机制、完善低收入群体补贴和物价上涨联动机制,以保障消费者福利。
5.2 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对于稳定市场供应的效果
生猪价格是由生猪市场的供求状况决定的。由于我国生猪市场需求基本稳定,因此生猪市场供给更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生猪价格。一般来说,生猪供给或生产的波动先是由能繁母猪的波动开始。当猪价达到高峰时,养殖户先调整能繁母猪数量,后逐步调整生猪产量,使其与需求相适应[10]。2009年开始,国家定期公布能繁母猪存栏和生猪存栏数据,因此有关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对于稳定生猪市场供应效果的分析也从这一年开始。《09预案》的调控目标之一是生猪存栏不低于4.1亿头,能繁母猪存栏不低于4100万头。按此标准,国家的调控政策达到了预期目标。然而,《09预案》主要是针对生猪价格过度下跌采取的措施,并未明确生猪价格上涨时能繁母猪存栏和生猪存栏的合理范围,后续政策也未涉及,这是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存在的不足。通常认为,能繁母猪存栏占生猪存栏的比重在8%-10%比较合理[11]。利用农业部提供的数据,计算出我国2009年以来能繁母猪存栏占生猪存栏比重(表2)。从表2可以看出,我国能繁母猪存栏占比一直高于10%,其中2009年2月、3月、2010年2月,能繁母猪存栏占比都超过了11%,说明现有政策对于稳定生猪市场供应的效果并不理想。但值得肯定的是,国家政策的效用正慢慢显现,2009年能繁母猪存栏占比的平均值为10.71%,2010年降至10.62%,2011年进一步降至10.41%。
(单位:%)
数据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网站(http://www.moa.gov.cn/)数据计算整理得出
5.3 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对于推进生猪规模化养殖的效果
与国外生猪产业发展良好的国家相比,我国生猪规模化发展水平还比较低。1999年50头以上规模养殖户提供的生猪占全国生猪总量的比重仅为20%,2003年这一比例也只有28.7%。大量散养户的存在使得我国生猪市场供给经常处于波动之中,受此影响,生猪价格波动频繁。因此,推进生猪规模化发展是我国生猪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从国家制定的有关生猪价格调控政策来看,政府推进生猪规模化发展的意图十分明显,2007—2010年间,国家每年至少安排25亿元资金用于生猪规模化养殖场建设,“十二.五”期间,国家每年继续投资25亿元用于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并视情况适当增加投资。受此影响,全国生猪规模养殖比例出现较大幅度上升,2007年其值达到48.5%,2008年、2009年生猪规模养殖比例相继超过了50%和60%(表3)。
数据来源:根据2002-2010年《中国畜牧业年鉴》数据计算整理得出。
生猪规模养殖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使大规模生猪养殖户生猪出栏占比越来越高。1999年年出栏量50-499头、500-2999头和3000头以上的规模养殖户提供的生猪分别占50头以上规模养殖户提供生猪的65.4%、15.6%和18.9%,到了2009年,50-499头规模养殖户提供的生猪占比下降了17个百分点,而500-2999头和3000头以上规模养殖户提供的生猪占比则分别上升了13.1%和4%。这些变化一方面是生猪生产自然发展的趋势所致,另一方面也是我国从2007年开始实施的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引导的结果。可见,现阶段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对于推进生猪规模化养殖的效果是比较理想的。
5.4 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对于增加生猪养殖户收入的效果
目前来看,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对于增加生猪养殖户收入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作用有限。2001-2006年,全国生猪平均成本利润率为11.44%,其中散养生猪成本利润率为9.66%,小规模养殖为14.27%,中规模养殖为12.95%,大规模养殖为8.85%;2007-2010年全国生猪平均成本利润率上升至20.41%,较2001-2006年增长了78.41%,其中散养生猪、小规模生猪、中规模生猪和大规模生猪的成本利润率分别为17.92%、21.42%、22.26%和20.06%,分别增长了85.51%、50.11%、71.89%和126.67%。不仅如此,最高年份和最低年份的成本利润率数值也较政策实施前有所提升。2001-2006年间,全国生猪平均成本利润率最高的年份2004年,其值为19.79%,最低年份2005年,其值为7.48%;2007-2010年间,成本利润率最高的年份为2007年,其值高达37.85%,最低的2009年,成本利润率为10.51%。这说明,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对于增加生猪养殖户收入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从表4可以看出,我国生猪成本利润率年度间差别较大,即生猪养殖户收入不稳定,即使在政策实施以后,该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说明现阶段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对于增加生猪养殖户收入还存在一定局限。
(单位:%)
注:散养、小规模养殖、中规模养殖和大规模养殖的划分标准,参见《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即指生猪年出栏量:农户散养在30头以下,小规模养殖30-100头,中规模养殖100-1000头,大规模养殖1000头以上。数据来源:根据2002-2011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数据计算整理得出。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6.1 结论
对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运行机制的分析表明:(1)现阶段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实施工具总量巨大,手段繁多,运用复杂。(2)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实施受到资金、人员和时滞效应等条件的约束,其中时滞效应的影响最大。(3)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实施效果较好,初步达到了推进生猪规模化养殖和增加生猪养殖户收入的目标,但对保持合理的生猪价格水平和稳定生猪市场供应的作用还有待加强。
6.2 政策建议
(1)加强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立法工作。现阶段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大多是通过“一年一个文件”的形式出台,如2007年的《国务院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2009年《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调控预案(暂行)》、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平稳健康持续发展防止市场供应和价格大幅波动的通知》等。这不利于生猪养殖户形成政策稳定的预期,政策会不会变的疑虑影响着生猪养殖户的的长期生产决策。因此要加强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立法工作,尽早将我国政府对生猪产业的管理纳入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2)加强部门协调,完善监测统计工作。我国生猪市场数据统计工作由国家统计局、农业部、商务部、发改委等至少四个部门负责,因此要加强各部门的协调,形成资源共享,以完善监测统计工作。
(3)加快流通体系建设。政府要大力扶持生猪专业合作组织发展,鼓励养殖户与屠宰加工企业、批发市场、超市等建立稳定的购销关系,逐步实行订单生产,防止猪价大起大落。
(4)促进生猪产业科技创新,增强养殖户抵御风险的能力。由于生猪良种繁育体系滞后、疫病防控体系和科技推广服务体系不健全等,我国养殖户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差。政府应加快推进生猪养殖的科技创新,加大对生猪品种改良与选种育种、重大疫病防治、规模养殖场环境控制与污染治理等重大技术的研究,提高养殖户抵御风险的能力[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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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效果 篇2
(一)外部效应指标
1.反映总体社会经济状况的指标：gdp指数和gnp指数；失业率；国际收支概况
2.反映通货膨胀程度的指标：国民生产总值平减指数；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消费物价指数和批发物价指数
（二）内部效应指标
1.反映供给数量及结构变化的指标：货币供应量增长率；货币供应量结构比率
2.反映币值情况的指标：货币购买力指数；货币贬值率
2010货币政策：
2010年3月5日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10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2010年7月2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强调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2010年12月12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1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要积极稳健、审慎灵活,重点是更加积极稳妥地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所谓“积极稳健、审慎灵活”,就是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
货币政策动用一览表：
1月12日，央行宣布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农村信用社等小型金
融机构暂不上调。这是央行时隔一年半以来，首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也预示着在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基调下，流动性收紧的开始。
2月12日，央行再次宣布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农村信用社等小型金融机构暂不上调。
5月2日，央行年内第三次宣布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暂不上调。
6月19日，央行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的新闻稿。这意味着央行开始重启2005年7月至2008年6月的汇改进程。人民币汇率不再“紧盯”单一美元，而是重新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专家认为，未来人民币汇率将呈双向浮动态势，弹性加大，不会一次性大幅升值。
10月19日，央行宣布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这是时隔3年后的首次加息，也被市场视为货币政策从适度宽松回归稳健的标志。市场观点认为，新一轮的加息通道开启。
11月10日，央行再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从这一次开始，小型金融机构不再享受政策照顾。
11月19日，仅时隔9日，央行宣布了年内第五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决定。这也成为历史上央行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时间间隔最短的一次。央行此举主要是为加强流动性管理，调控货币信贷投放节奏。
12月10日，央行宣布年内第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书号实名申领政策效果测评设计 篇3
关键词：书号实名申领；政策效果测评；多小组前测/后测
书号管理是我国出版监管的重要内容，为治理长久以来存在的买卖书号的痼疾，也为了更加规范有效地进行出版业的信息化管理，新闻出版总署于2009年1月7日颁布了《书号实名申领管理办法（试行）》，并规定从2009年4月1日起全国所有出版社全部实行网上书号申领，即出版单位已完成“三审”的书稿通过网络（书号实名申领信息系统）进行书号实名申领，管理单位见稿给号，一书一号，这一举措标志着我国沿用多年的书号定额分配制退出了历史舞台。
现在，该规定已经实施两年多，为检验其效果，本文提出了一种测评方案设计，希望有关部门在拥有数据和其他研究资源的情况下能够进行实际测评，从而为政策评估与完善提供参考。为了更有效地进行评估，我们首先要对书号痼疾作简要分析，以便明确问题来源。
一、书号问题回顾
买卖书号虽然近年来是着力整治的问题，但其起源却是曾经得到肯定的“协作出版”。1983年底到1984年初，湖北和辽宁一些科研单位的学术成果难以出版，他们经过与出版社协商，决定采取由科研单位支付出版经费、出版社终审终校的方式出版。①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一举措却渐渐变了味道：一些出版社为了追求利益，只顾转让书号而并不认真对图书内容进行终审终校，从而形成了出版社卖书号的问题。其后多家管理部门虽然先后推出许多措施，但治理与逃避治理一直交替存在。
到了1994和1995年，新闻出版署先后出台《关于对书号使用总量进行宏观控制的通知》②和《关于书号总量宏观调控的通知》③，这是中国第一次明确对书号进行总量上的调控，这两个文件也将书号资源推向更为紧俏的地位。这一政策主要体现了按出版社规模均衡分配书号的方针。但问题是，出版规模与出版能力并不等同，在实践中就体现为围绕书号和出版能力而展开的两种主要矛盾：书号多但出版能力较低的大社和出版能力强但书号少的小社之间的矛盾，以及拥有书号的正规出版单位和具有出版能力但没有出书资格的民营公司的矛盾。④
要想解决书号数量与出版能力之间的矛盾，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消除书号的稀缺性，当有用的书号可以比较容易获得时，买卖自然也就减少了。2009年实行的网上书号实名申领遵循的就是这一思路，正如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阎晓宏所言：“书号实名申领就是按照生产能力和出版的需要配置书号，解决过去有的单位有书号没有出版能力，有的单位有出版能力却没有书号这样一个问题。”⑤有能力出书就可以获得书号，这解决了大社与小社之间的矛盾。但是在这套系统中，民营公司与正规出版社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这也成为影响书号实名申领效果的一个因素，所以对图书数量的放开能否带来买卖书号案件的减少还有待考察。
对买卖书号案件数量的关注，其实质是对图书质量的重视。以前分配书号是先发号、后出书，所以一些出版社可以通过虚报选题的方式，在获得书号后将多余的书号出售，由此导致申报书号时的选题和最终出版物有较大出入，有时甚至截然不同。但是在新系统下，出版社在申领书号时必须明确出版物的全部属性，比如选题策划、书稿组织、作者、书名、价格、字数等，这有利于对图书宏观属性进行把关，有助于提升图书质量。但对图书质量进行评估，除了要从整体上检查其选题立意，还要从微观方面检查其具体的编校、排版、印刷质量，而这些内容在网上信息申报系统中并没有体现。所以，书号实名配发、管理端口前移能带来多大程度的图书质量的提高也是需要考察的内容。
综上所述，评估书号实名制申领的效果主要是考察买卖书号的发案数量和正规图书质量两个方面，其中前者是测评重点。
二、测评方法和数据的说明
本测评主要采取的是非实验设计中多小组前测/后测的方法来评估项目实施效果。所谓非实验设计，是指该项测评的发生地是真实的出版市场环境，而非人为控制的实验场。实验设计与非实验设计各有利弊：一般说来，实验设计具有易于控制变量、对比效果明显的特点，但同时也具有将复杂因素简单化的弊病；非实验设计则正好相反，真实性是其最大优点，但排除不相关变量的干扰则是这种测评的难点。
本测评之所以不采取实验设计，主要是因为书号控制涉及出版、印刷、发行等诸多环节，其影响因素包含时间、地域、经济趋势等一系列问题，很难将其简化为网上实名申领这一单一变量，也很难在一个封闭的区域内进行实验模拟。虽然实名申领在全国正式推广前，曾经于2008年7月在北京率先试行，测评人可以选取与北京出版结构相似的上海进行政策效果对比，分析采用了实名申领的北京和没有采用实名申领的上海在买卖书号案件上有何不同，但由于北京和上海的出版业都不是封闭性的环境，无法控制变量，因此两地的数据并不满足实验设计的要求，我们只能将其作为非实验性测评的对比参考，而不能当成实验性设计分析。
所谓多小组前测/后测是指在政策出台前后，选取多个指标、多年度数据来进行项目效果分析。网上书号申领是2009年4月正式在全国推广使用的，属于年中政策，而一般统计数据都以自然年为周期，所以2008年和2010年是进行效果对比的较好时机。为了让测评更具准确性，我们还需要进行长周期和短周期的分析，也就是说，对比2007～2008年与2009～2011年这几年间的书号买卖情况，以及考察2009年新政出台前后各季度的案件变化幅度。
数据主要选用新闻出版总署和各地方新闻出版管理机构对买卖书号案件查处的统计资料。选用这类数据的好处是，官方统计较为全面，且有权威性，便于分析不同地区、不同级别出版社、不同种类图书的违规状况，有利于进行分析比较。并且这些数据已经有人统计过，可以相应地节约研究成本。但困难的是，这些数据在每年出版的《中国出版年鉴》中没有专门提及，仅零散出现于扫黄打非办公室的工作报告中，或是行政管理部门的内部文件中，为了获取资料，就需要得到主管部门的支持。另外，也可以通过整理公开报道的重点案件，对其涉案规模、地域分布等信息进行量化研究。
除运用官方数据，还可以采用调查、访谈的方式进行补充性研究。书号买卖有很多隐蔽形式，许多出版社采用“体外循环”的方式将非法买卖变成合法合作，所以单凭查处案件的数据还不足以对这一问题进行全面评估，这就需要对实名申领之前具有买卖书号动机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个别抽样调查，以便以点带面地进行研究。
三、测评方法
1.第一步：买卖书号案件规模初步测评
在多小组前测/后测中，通过统计政策实施前后全国书号买卖的涉案图书规模来进行初步测评。这主要包括两个指标：买卖书号案件的规模和买卖书号图书的规模。其中第一个指标包括案件数量、违规图书品种占总检查品种比例、违规图书品种占全国图书品种比例，这些数据主要在对比中对违规图书进行衡量，并通过与全国图书市场的比较来确定违规案件的相对规模。第二个指标包括违规图书品种、总印数、总印张、定价总金额和利润总额，这几项数据主要是考察违规图书的绝对规模，以便对这一问题有更清楚的认识。具体测评表格设计如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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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列中，可以是长周期，比如2007～2011年，也可以是短周期，比如政策实施当年的各季度统计。
测评主要依靠管理部门的统计数据，他们更多反映的是监管力度，而不是专门的政策效果评估，所以我们要有选择性地组织资料，选取一些切入点来分析庞大的数据，这就要进入测评的第二阶段。
2.第二步：选取适当数据，设置关注点
关注点一：发现违规图书的途径
在统计短期内书号买卖案件发案频率时，需要注意排除这一影响因素。一般说来，发现违规图书有两个途径：管理机关的主动检查和知情人员的举报。从各年度出版年鉴上公布的扫黄打非办公室的工作报告看，前者是主要途径。我国一向有在某些重大活动之前突击进行专项治理的习惯，比如2010年２月上旬至４月底，春节、全国两会前后的专项行动；4月1日至10月31日，上海迎世博“扫黄打非”专项行动；9月27日至11月30日，广州迎亚运“扫黄打非”专项行动。在这些活动进行期间，查处的大案要案可能比较多，数额也较为巨大。所以在测评过程中就要比较同样的时间跨度内管理部门的检查频率是否大致相当，在面对某一个阶段的案件激增激减状况时，则要考虑是否因检查频率和力度不同而产生不均衡的现象。
关注点二：违规图书的品种
目前使用的中国标准书号共有22类出版物，由于各类图书热销程度不同，出现违规使用书号的“动力”也不相同。从理论上说有两种可能：第一，就出版社来看，更愿意将有限的书号投放于获利较多的大众性经济、文化读物，而专业性强、受众少的图书作者为了能获得出版，便可能有意或无意地陷入违规书号的漩涡中，所以“冷门”书籍一号多用、买卖书号的情况也许比较多。这一点从“协作出版”最初起源于读者范围较窄的学术书就可以得到印证。但与此相反，还可能存在另外一种解释，正由于畅销书的利润大，所以违规书商更愿意涉足这一题材，以便获得更多回报。这两种猜测究竟哪一种是书号买卖中的真实情况，还需要数据来验证。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利于在今后图书检查时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
关注点三：涉案出版社的类型
如第一部分所述，新政策遗留了民营出版公司无独立出书资格的问题没有解决，而据估算，国内民营出版工作室超过1万个，从业人员超过20万人，这些工作室对读者群、市场都比较敏感，策划了大量的畅销书，目前民营出版公司占据了国内出版业的半壁江山，占有国内畅销书70%的市场份额。我们在测评过程中，要注意比较政策出台前后涉案出版社的类型有无明显变化，是否如想象的那样，正规出版社买卖书号的现象骤然减少，也要考察民营公司是否因为可以通过与出版社合作的方式参加到出版工作中而减少了买卖书号的行为。同时，也要分析不同级别的出版社涉案的比例，找出其中的问题，这对于以后新闻出版系统的行政管理较为有利。
关注点四：案件地域性
2009年新闻出版行业统计报告显示，我国图书出版业首先集中于北京，其次为上海和江苏等省市，出版物发行明显集中于北京，其次为江苏、山东、浙江、上海、安徽、广东等省。⑥某一地区出版的活跃程度与买卖书号案件的多少是否具有联系？实名申领对不同地域的违法案件有何影响？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在横向比较各省区违法案件情况的时候具有作用，它可以从空间上评价政策效果。
多小组前测/后测设计虽然可以比较实名申领政策实施前后目标群体的状况，但并不能保证测量中所有的变化都是由政策实施引起的，为了有效地测量出项目效果，我们还必须排除非政策性因素的影响。
3.第三步：排除影响涉案图书案值规模的干扰因素
有许多因素可能对涉案图书案值规模产生影响，在面对这些因素时需要以“P×涉案规模”的公式来计算案值的增减情况，其中影响度P=Pn（Qn/Qn-1），n-1与n分别代表进行对比的不同时间点，Q为干扰因素。
影响因素一：图书价格上涨
在没有涉案数据的情况下，我们只能以正规图书的营业状况类比说明问题。据统计，2009年全国图书出版总产出为477.7亿元，实现增加值188.5亿元，营业收入462.8亿元，利润（结余）总额74.8亿元。需要注意的是，受物价上涨等因素影响，书刊纷纷涨价，2009年全国图书定价总金额为848.04亿元，增长5.86%。图书自身定价的水涨船高在一定程度上也拉动了营业额的上升。⑦那么违法图书的定价大概与正规图书类似，也会不断上涨，并进一步影响涉案总金额。
影响因素二：全国经济总形势
准确、真实地揭示图书价格及其变化趋势，除了对图书定价总金额、平均每册图书定价进行绝对值分析外，还应将图书价格指数与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对比。
近两年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与此相伴的是物价上涨。面对不断攀升的物价，人们自然收紧了钱袋子，对于可不买的商品尽量不买。由此给出版行业带来的影响是，对于非生活必需品的图书可能出现减少购买的情况。这就对全国的图书业——哪怕是违规图书都会造成购买力下降的潜在影响。当然，不断升高的物价也使商品成本增高，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书价增长。
影响因素三：行业内部竞争
在数字化和电子产品大行其道的今天，传统的图书出版行业无疑也会受到强烈冲击。虽然目前电子出版物暂时没有对图书出版造成根本性影响，但其迅猛发展的势头不容小觑。如2009年，电子出版物发展态势良好，与2008年相比，品种增长了10.76%，数量增长了45.30%，电子出版物出版总产出6.5亿元，实现增加值2.0亿元，营业收入6.3亿元，利润（结余）总额0.6亿元。当人们将目光转向存储方便、获取费用低的电子出版物时，会影响图书购买量，并影响图书总销售量，⑧违规买卖书号的图书也会受此影响。
4.第四步：作为补充分析的图书质量评估
对于图书质量测评，时间上的选点方法与涉案图书规模的评估方式类似，也是进行长期和短期的分别考察，而测评项目则采用图书质量管理规定中的指标，分别为内容、编校、设计、印制四项，具体表格设计如表2：
四、总结
其实在书号实名申领政策正式出台之前，出版业内已经有许多人撰文讨论这一政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但我们不仅要在政策出台前开展充足的事前论证，而且更要对政策执行的效果进行测评，及时修正不完善之处，这样才能确保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本文针对书号实名制的监管效果设计了一套评价体系，在测评中采用非实验设计方式，通过排除非实验设计中的一些额外影响因素，来达到较为客观、准确地测评网上书号申领效果的目的。不无遗憾的是，由于人力、物力所限，目前笔者难以充分获取各级出版管理部门的统计数据，所以暂时无法得出实际的测评结果，但笔者希望这一测评设计方案能够引起相关管理部门的关注，能为管理部门将来的监管工作提供参考。
（戴木茅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闾洪庆系机械工业出版社编辑）
注释：
① 章宏伟. 买卖书号问题的历史考察[J]. 新闻出版交流，1998(4).
② 新闻出版署办公室. 新闻出版工作文件选编（1994年）. 中国ISBN中心，1995.
③ 中国出版年鉴（1990-1991）[M]. 中国书籍出版社，1993.
④ 除民营公司外，还有一些不具备出版资质的机构和个人也对书号具有需求，主要包括：1）集、个体书商，他们不满足于图书零售或二级批发的利润，而试图向出版领域进军；2）党政机关，也就是社会上所说的“党政工青妇，编书又卖书”；3）新华书店和印刷厂，他们利用自己的行业优势，从出版社买书号出书，牟取利润；4）作者和编者，为促使自己的作品尽快出版而购买书号。参见：章宏伟. 买卖书号问题的历史考察[J]. 新闻出版交流，1998(4).
⑤ 李秀荣.’09岁末话书号[J]. 编辑之友，2010(1).
⑥ 新闻出版总署出版产业发展司. 2009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 2010（7）.
⑦ 中国出版年鉴2010. 中国出版年鉴社.
⑧ 新闻出版总署出版产业发展司. 2009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2010（7）.
港口企业的“营改增”政策效果 篇4
在我国现行流转税制中，增值税和营业税是最为重要的两个税种，两者相互补充，平行征收。但由于营业税为价内税，按营业额全额征收，易导致其在各个流通环节重复征税，加重企业税负，不利于社会分工。此外，由于两税并存，服务业企业普遍存在进项无处抵扣而导致增值税实际税负偏高的情况。
为了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支持现代服务业发展，2011年11月16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经国务院同意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等文件，拉开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以下简称“营改增”)的序幕。
试点行业改革前后的具体使用税率有：
(1)一般纳税人：提供有形动产租赁服务(增值税税率17%，改革前营业税税率5%);提供交通运输业服务(增值税税率11%，改革前营业税税率3%);提供部分现代服务业服务，包括研发和技术服务业、信息技术服务业、文化创意服务业、物流辅助服务业、鉴证咨询服务(增值税税率6%，改革前营业税税率5%)。
(2)小规模纳税人：提供应税服务(增值税税率3%，改革前营业税税率5%)。
由于港口企业的主要业务均属于营改增的征税对象，营改增的过程对港口企业有着巨大影响。为能探究营改增的政策效果，笔者拟从港口企业出发，分析营改增对港口企业税负、财务、竞争力等方面的影响，并对如何完善相关政策提出一些建议。
二、营改增对港口企业的税负影响
港口企业主要提供货物的装卸、理货、仓储、运输等服务以及延伸的物流辅助服务。营改增后各项服务的税率变化如下：装卸业务原营业税税率为3%，改征增值税后的税率为6%;仓储业务由5%改为6%;理货业务由3%改为11%;运输业务则由3%改为11%。
由于营业税是价内税，可以在所得税前列支，从而抵减一部分所得税;增值税是价外税，不能在所得税前列支，不可以抵减所得税。因此相比之下，改征增值税减少了企业收入的抵减项目而增加了所得税负。而实际增值税税负水平将取决于增值税税率的高低及可抵扣成本在应税营业额中所占比例及进项抵扣税率。对于可抵扣项目较少，或者进项抵扣税率低于销项税率的企业而言，其实际增值税税负很可能高于原实际营业税税负。
港口企业资产的主要特征是：不存在抵扣条件的资本化利息、非流动资产如码头、堆场、土地使用权等比重大，而允许抵扣的燃料、水电、材料、设备修理修配以及备品备件等项目比重小。同时，港口属于先期投入巨大的行业，初建时包括码头的基础建设、作业设备的购买等项目，其成本都是以亿元为单位的;投入使用后，使用期限非常长，短期内更新的可能性及比例都非常小。而存量固定资产按照营改增政策要求目前是不能抵扣的，因此实际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很少。港口企业还是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无论是理货业务、代理业务还是装卸业务，人力成本占营运成本的比重相对比较高，而职工薪酬却没有进项税额可以抵扣，这也会造成港口企业税负增加。此外，仓储服务也是港口企业提供的主要服务之一，其经营模式大多为租赁业主的房产后再对外出租以赚取利润，租赁费往往占据该业务成本的50%以上。而此次改革只涉及有形动产租赁服务，不动产租赁没有进项抵扣。这意味着港口企业提供仓储服务要多缴1%的税却没有进项来减轻税负。
由以上分析可知，营改增对港口企业的税务有着巨大影响，它普遍存在着销项税额单方面增加而抵扣环节却没有相应完善的缺陷。
以厦门港务为例，经测算，只有当可抵扣成本大于营业收入的18.61%，即当外购燃材料和修理修配劳务及购置机器设备等动产大于营业收入的18.61%时，才会实现税负降低;反之上升。具体测算如下：
金额单位:元
从整个行业来看，这种进项抵扣不足导致税负上升的情况普遍存在。此前唯一的试点港口企业———上港集团，尽管可以沿用洋山港保税区的免征营业税优惠政策，并且免税业务占其收入的90%，在这样的情况下，集团整体税负仍是略有增加，集团下的50多家单位税负则有增有减;若没有洋山税收优惠政策，营改增后集团税负增加明显。这样的结果显然和改革降低税负的初衷不符。这主要是因为港口企业原本多处在生产链的上游，重复征税的现象并不明显，所以仅就征收营业税来看，税负相较其他服务行业而言尚属正常水平。但是在改征增值税之后，税率上升而行业特征导致抵扣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反而税负加重。
三、营改增对港口企业的财务影响
1. 营业收入方面：
现行港口业务指导价格是由国家制定和颁布的，各港口企业的收费均以此为基准。营改增之后，国家对相应的业务指导价格还未作出调整，港口企业仍按此指导价格作为定价标杆，会造成税基被高估，增值税负增加;由于增值税是价外税，所以企业在定价时要考虑所收价款是否为含税价。如果是含税价，那么还要对价款进行还原，即计税价格为收费标准/(1+增值税税率)。这就意味着企业要牺牲一部分的营业收入作为增值税的销项税额。由于港口业务竞争激烈，企业的定价话语权并不高，无法轻易抬价，即无法通过提高收费来弥补收入的减少。
2. 成本费用方面：
港口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巨大，(一个300米集装箱专用泊位，包括水工基建、设备、土地、堆场及配套设施等往往需要10亿元左右)。在营改增之前，这些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的自制或外购的固定资产是没有进项税额而计入固定资产初始成本的。港口企业在定价时通常需要考虑补偿这部分固定成本。前文已经述及，港口业务的指导价格由政府统一制定，但在实际执行中，由于业务竞争激烈，港口企业的业务收费大多低于指导价格。在此种情况下，大额的折旧费用无疑进一步挤压企业的利润空间。对于这部分在现行消费型增值税制下本应抵扣的成本加成导致虚高的定价，在改征增值税之后将不合理地增加企业的销项税额，同时增加由增值税为计税基础的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等费用。当然，我们应该看到，由于外购燃材料、机器设备和机械修理等费用所含的增值税可以抵扣，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日常经营成本。
此外，对港口企业而言，营业税往往占到营业税金及附加的绝大部分(以厦门港务为例，2011年财报显示这个比例达到78.96%，其中营业税36 545 565.21元，营业税金及附加46 285 318.14元)。因此营业税取消之后，作为企业一项成本的营业税金及附加会大幅减少。
3. 现金流量方面：
营改增之前，营业税计入企业固定资产的初始成本，列支在“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项目中，是投资活动现金流量的组成部分;改征增值税之后，购买固定资产而获得的可抵扣进项税额则是“支付的各项税费”项目的子项，是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组成部分。相关税费从投资活动转移到经营活动，对于以现金流量评价港口企业经营成果的财务指标将会产生较大的影响。由于固定资产进项税额在改革后是可以抵扣的，这将刺激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进而放大前述影响。
此外，由于服务业本身性质所致，在港口企业的实际业务中，代收代付的情况极为普遍，其中尤以港口代理业务最为典型：港口企业通常在接受委托时按照实际业务结算的价款开具增值税发票，但是在执行委托业务的时候却因为结算的原因很难从第三方立刻收到所有的增值税发票，即两个环节的结算时点存在差异。而增值税按照要求是按开出的发票缴税，并且凭票抵扣。这就导致港口企业不得不在当期支付一笔实际上不应由其承担的税金，企业通常将其视为一种递延收益处理，但这部分现金流出的确会影响港口企业的日常资金周转。
四、营改增对港口企业的竞争力影响
航运业所使用的固定资产使用年限长，如一艘船的法定折旧年限为十年，因此其更新换代的周期至少在十年以上。而财政部此次营改增的假设是固定资产更新周期为3～5年，对企业购进固定资产的抵扣并不溯及以往，因此企业无法在后期摊薄当初的成本。而国外的增值税大多在上世纪70年代便开始推行，涵盖的征税范围更为全面，即外国企业当初购入航运业务设施所支付的成本是不含增值税的。这意味着，与外国企业相比，我国的航运企业在未来至少十年的竞争中都需要缴纳税率更高的增值税，没有成本优势，极大地削弱了国内企业的竞争力。
在营改增之前，企业为了减少流通环节以避免重复征税，并购了许多上游提供辅助服务的企业。复杂的业务对集团的协同管理的要求更高，这在很大程度上占用了企业的资源。改征增值税之后，这种重复征税的情况不复存在，企业就可以分割出部分业务，如物流业务。这有利于第三方物流的发展，促进相关服务有更为细致化的分工，使港口企业获得更好的支持，提高其提供的主营服务的效率。而当企业分割出这些辅助业务之后，又可以集中资源发展核心竞争力，加强港口基础建设，进行区域港口资源整合，以更好的硬件设备去吸引更多的业务量。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营改增确实可以为企业发展核心竞争力提供机遇，通过资源整合占据价值链的关键环节，为我国港口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增加砝码。但是从对竞争力有直接影响的成本来看，我国企业由于存量资产的进项税额无法抵扣使得在成本上始终不占优势。无论现时的政策如何调整，历史原因所带来的影响若不加以肃清，我国的港口企业始终无法以一个更健康的姿态应对国际竞争。
五、营改增政策效果评价与建议
从营改增政策实施效果来看，该税制设计总体还是比较合理的，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有利于解决营业税重复征税的问题，并最终减轻企业税负。但从短期来看，该方案仍太过粗糙，并未认真识别不同行业的特征从而区别对待。这导致有些行业确实受益，有些行业的税负却不降反升。正如前文所分析的，港口企业是一个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大量存量固定资产的存在，增加了处于相对成熟阶段的港口企业的税负，蚕食企业持续发展的资金源泉;在人力成本不断攀升的今天，人工成本却无法抵扣将进一步压缩企业的盈利水平。总的来说，企业税负增加，进而无论是在企业财务、运营竞争力方面都带来连锁反应，形势不容乐观。港口企业是交通运输业和物流辅助服务业综合的一个行业，所以透过港口企业我们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这次改革试点方案并不完善。因此需要政府在过渡时期给予相关企业一些扶持，并且有针对性地完善改革方案。笔者试从长短期分阶段对改革方案提出一些建议。
首先就短期内而言，即在政策过渡期内，地方政府如何采取有效的财政补助政策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是营改增平稳实施的关键。根据目前各试点地区政府所公布的改革方案来看，主要做法是当企业在一定期间内的税负累计达到一定金额的时候，由财政部门按照一定比例给予补贴，年底再进行清算。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如何确定补贴标准应依据当地财政承担能力而定;而在设定补贴门槛之后，如何避免财政补贴过多地向大企业倾斜，造成补贴不公平的情况产生则要求各地方政府依据“重要性原则”，只有当营改增影响的实际税负水平确有增加，对企业生产经营产生影响时才进行财政扶持。具体来说，要求财税部门收集申报企业“按试点政策规定计算缴纳的增值税”、“按原营业税规定计算缴纳的营业税”和“上年同期营业税”等数据，通过数据分析进行同期比较，确定企业税负增加是由于税制结构变化还是由于企业本身业务增长导致的。同时还要注意的是，税负变化可能不是一两个月的事，也许只是业务原因本月进项较少，导致税负急剧上升。因此除了按年度清算之外，地方政府还可以采取政策期满后统一清算的方法，避免企业进行纳税筹划，骗取财政补贴。此外还需要考虑的是原营业税优惠政策的衔接问题，即原优惠政策是否适用于改征增值税之后的应税劳务，这些都需要政府加以明确。
从长期来看，则要继续深化增值税改革。前文已经多次提到，进项抵扣不足是企业税负水平上升的重要原因，因此完善增值税抵扣链条，实行一个完整的消费型增值税政策是进一步改革的主要方向。笔者认为，应主要从以下几点着手考虑：
其一，适当增加进项税额抵扣项目，对于港口企业而言，人力成本、房屋租金等占到企业经营成本的很大一部分，应将这些纳入进项税抵扣范围。而在实务应用中，对于那些经常会碰到的供应商不愿意提供或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有困难的支出，如燃油消耗、修理费等，可以按照行业平均水平测算应抵减比例。
其二，存量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抵扣：对于折旧费用直接计入企业主营业务成本的固定资产，对其进项税额可以进行一定比例的抵扣，以使旧固定资产的成本水平与新购固定资产的成本水平基本一致，保证港口企业的竞争力。至于如何抵扣存量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是值得商榷的，这里笔者认为主要有两种选择：一是按照年折旧额在固定资产的使用期间内分次申报抵扣，二是按照固定资产的重置成本一次性申报抵扣。考虑到这部分税额金额巨大，会对地方财政产生较大影响。所以如何选择适当的抵扣方法，不仅要看申报企业的实际情况，还要考虑地方财政状况，通过地方政府和企业相互协调，以达到双赢的局面。同时在过渡期之后，还应该对服务业的增值税税率进一步细分，适当降低港口服务的增值税税率，保证港口企业的盈利水平。
另外需要引起重视的是，虽然过渡期间由营业税改征的增值税归地方所有，但是从长期来看，由于营业税属地方税收，而增值税则由中央与地方按75∶25的比例共享，随着增值税改革从转型到扩围的推进，不仅是税种合并的问题，同时还包含着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再划分的问题。如果不理顺这个关系，将会极大地挫伤地方政府扶持和补贴改革企业的积极性。
摘要：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是我国税制改革的重大举措, 旨在消除服务业流通领域的重复纳税问题。但具体到不同行业, 由于不同行业的特征不同, 该政策的现时效应, 尤其是在政策过渡阶段, 存在明显差异。本文以我国的港口企业为切入点, 探析“营改增”在港口企业的税负、财务、企业竞争力等方面的政策效果, 并对如何完善相关政策提供一些建议。
关键词：营改增,港口企业,政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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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克亮.试析营业税改增值税对交通运输业的税负影响.经济研究导刊, 2012;33
我国外资政策的演变及效果分析 篇5
摘要在简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资政策演变的基础上分析了利用外资的正负效应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关键词外资外资政策外资效应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外资政策的不断调整我国利用外资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正确分析我国利用外资的正负效应有助于我们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更加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资政策的演变 1.1初创阶段19791985 这一阶段的主要举措为转变指导方针由排斥外资转向利用外资设立经济特区和沿海经济开放区实行特殊灵活和优惠的外资政策开始制定外资法规
1979年7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是我国第一部吸收外商投资的法律成立外资管理的专门机构1979年8月国务院设立了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全国的利用外资工作1982年3月合并成立对外经济贸易部。这一阶段的特点表现为外资政策是非常粗略的并缺乏可操作性对外资流入实行限制的特点非常突出且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外资政策体系。1.2发展阶段19861993 这一阶段的主要举措为进一步明确利用外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意义以及利用外资的指导思想和战略部署建立了一系列利用外资的法规体系包括《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指导吸收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等对外资实
行普遍的优惠政策建立针对外资的分级管理体制。这一阶段的特点表现为在指导思想上已经完全确立了积极利用外资的观念对外资的限制不断取消外资允许进入的规模和领域不断扩大外资政策激励的重点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尽管仍然对外资实行一定的限制但实行鼓励和优惠的特点更加明确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外资政策体系。1.3调整阶段19942001 这一阶段主要是针对第二阶段利用外资实践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加以规范同时根据加入WTO的需要逐步取消对外资的一些限制对外资实行一定程度的国民待遇。采取的主要措施表现为①1995年6月我国重新发布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同时发布《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将外商投资产业鼓励类、限制类和禁止类项目具体化。除此之外皆为允许对外开放的领域②1997年12月修订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扩大了国家鼓励外商投资的范围突出了产业重点同时体现了鼓励外商向中西部地区投资的政策③1999年8月外经贸部等部门就进一步鼓励外商投资制定了相关政策措施鼓励外商投资企业技术开发和创新加大对外商投资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这一阶段的特点表现为对外资的限制大幅度取消国民待遇原则越来越明显对外资的优惠政策仍然很突出但相应的规范和管理有所加强外资政策逐步与国际惯例特别是WTO的规则接轨单纯依靠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的倾向有所缓和但尚没有发生
根本性变化。1.4完善阶段2002 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根据WTO的规则和承诺于2002年3月4日经国务院批准4月1日起施行由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和外经贸部发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及附件在投资准入方面进一步开放其主要变动如下①将鼓励类目录由186条增加到262条而限制类目录由112条减少到75条大幅度放宽了行业准入限制②扩大投资领域逐步开放金融、保险、电信、物流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③投资地域多样化鼓励外商投向中西部地区参与正在实施的中西部大开发战略④投资方式多样化。2利用外资的正效应 我国利用外资数额的不断增加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增长其正效应十分突出主要表现为 利用外资促进了我国GDP的增长。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分析结果19812000年在我国GDP年均9.7的增长速度中大约有2.7来自于利用外资的直接或间接贡献。罗余才、严俊2002对20世纪90年代国际直接投资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分析表明FDI增加1GDP将增加0.396736说明FDI流入对中国GDP增长的影响是正面的。外商投资企业工业产值对全国工业总产值的贡献也是非常巨大的。从19902001年外商投资企业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不断上升由1990年的2.28上升到2001年2798。同时外商投资企业上缴的税收对我国的工商税收也起了重要作用增加了我国的财政收入外商投资企业上交的税收占我国工商税收的比重逐年上升从1992
欧洲央行量化宽松政策的效果 篇6
正如市场预期的那样，近日欧洲央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多招齐发，而且新措施比市场预期更为积极，不但调低全部三大利率，扩大买债金额，还贴钱向银行提供贷款。
可以说，这次欧洲央行量宽的多招齐发，把边际存款利率降负0.30%降低到负0.40%，这是市场预期之内的，但意外地连降另外两个政策利率。
还有，欧洲央行6月起将推出4次新的“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TLTRO II），每次为期4年，贷款利率可低与存款利率看齐，也就是付息给银行向消费者及企业贷款。每月买债额度4月起将由600亿欧元，增加到800亿欧元，至少持续到2017年3月，有需要时可延长时间；买债范围将扩大至欧元区非银行机构发生的投资评级欧元企业债券。即向企业买债，把流动性直接注向企业及实体经济，而不是企业融资仅靠银行贷款。
在有关措施公布之后，欧洲各国股票齐齐上升，欧元则下挫，但是，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在议息决定公布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不需要再减息，只说利率将继续维持在低水平。德拉吉话一说完，市场趋势立即逆转。
欧元曾下挫1.6%，低见1.0823美元的6周低位，在德拉吉发言后一度倒升1.8%，高见1.1193美元的3周高位。美国市场中段报1.115美元，升1.4%。美元汇率指数也倒跌0.7%，报96.285。欧洲各国股市大幅波动，德国和法国股市，曾分别升2.8%和3.5%，收市时却倒跌2.31%和1.7%。市场投资者担心，欧洲央行再无招可出，从而开始恐慌。
这次欧洲央行多招齐发推出量宽货币政策，就如德拉吉所强调的那样，是为了防范“二轮通胀”效应，避免油价低迷的负面影响蔓延至整个实体经济，这与美联储认为低油价在中长线来看不会影响通缩的看法大相径庭。欧洲央行也大幅调低欧元区今年通货膨胀预测，由原先的1%大降至0.1%，可见欧洲央行认为通货紧缩对经济威胁相当严峻。
还有欧洲央行所推出的过度量宽的货币政策既为了拉低利率促进银行向企业借贷，更是为了遏制欧元汇率上扬，但是要做到这点是相当不确定的，这还得看美联储及日本央行即将要推出的货币政策。如果美国及日本的央行不配合，欧元汇价随时都有可能不跌反升。市场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这次欧洲央行推出的量宽，企业债可能是最大受惠者，欧洲央行虽然只购买投资级别的企业债，但优质的企业债有一个大买家，价格贵了，其他投资者为求得更好回报，便会向次一级的企业债先下手，一级一级下传，最后高风险的投资都会受惠。
这次欧洲央行的量宽政策，不仅在于让银行向企业及消费者发放更多的贷款，在于推低欧元利于出口市场，更是把资金直接送到实体经济，送到企业手上，这自然会摊薄购买欧洲国债的购买力，所以德国国债利率不像前几次欧洲央行量宽那样下跌，反而上升，欧元也先跌后回升，这可能与欧洲央行量宽目标背道而驰。所以，欧洲央行量宽之后，实际效果如何是相当不确定的。
加上目前全球股市仍然没有摆脱熊市的困境，欧洲央行这次市场预期外的量宽能否改变此局势同样是不确定的。
政策效果 篇7
1 加快了农业机械化进程, 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实施, 使更多农民购买农业机械的愿望得以实现, 推动了农业机械化的快速发展, 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水平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2010年全省农机总动力达到4 000万k W, 比2005年增长近30%, 年均增长6个百分点。大中型拖拉机、水稻插秧机分别达到9.76万台、6.53万台, 分别比2005年增长1.36倍、3.4倍, 年均增加都超过1万台。全省粮油生产机械化水平达到78%。水稻种植机械化取得重大进展, 机插秧面积达到92万hm2, 是2005年的5.4倍, 机插率比全国水平高出21个百分点, 种植机械化水平达到48%, 全省已有19个县、325个乡镇、4 350个村基本实现了水稻种植机械化。农机作业领域由种植业向畜牧业、渔业、林果业、设施农业、农产品加工业等领域扩展, 作业环节由生产环节不断向产前、产后延伸。
2 促进了农机社会化服务水平提升, 推动了农机化发展方式转变
全省各级农机部门以实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为契机, 大力培育和发展农机大户、农机合作社和农机专业服务公司等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 积极拓展农机服务范围, 延伸服务领域, 创新服务模式, 提高农机服务的产业化和规模化水平。2010年, 全省新增农机专业合作社600多个, 总量达到1 800个, 各类农机服务组织总数超过4 500个, 全省农机作业总收入超过200亿元。2010年, 全省组织跨区作业机具超过9万台 (次) , 跨区作业收入达到38亿元, 为全省农民人均创收100元左右。一家一户经营农机提供单项农机作业服务正逐步向以农机合作社为主的农机合作组织提供全程“保姆式”、“一条龙”作业服务转变。
3 促进了农业节本增效, 推动了农村劳动力转移
新型农业机械的广泛应用, 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 提高了农产品产量和质量, 推动了农村劳动力转移。以水稻生产机械化技术应用为例, 使用联合收割机收获水稻与人工收获相比可减少损失3%左右, 仅此一项全省每年减少水稻遗洒损失近5 000万kg;水稻机插秧与人工栽插相比, 每亩可增产25 kg以上, 且节本100元/亩以上。在替代人工劳动力方面, 农业机械的广泛普及, 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后的农业生产提供了支撑和保障。人工栽插水稻每亩需用工1.5个工日, 采用手扶插秧机和高速插秧机栽插只需0.13个和0.05个工日, 效率分别提高11.5倍和30倍, 全省2010年水稻机插秧面积达到92万hm2, 可以替代2 000万个工日, 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转移。
4 拉动了农村需求, 促进了农机工业发展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实施直接拉动了农村消费, 特别是发展型的消费需求, 带动了农机工业及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2004年至2010年, 省级以上财政共投入补贴资金21.2亿元, 引导农民直接投资78亿元, 全省已有37万多购机农民享受到补贴, 累计补贴机具近60万台。由于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带动, 江苏省规模以上农机工业销售收入由2005年的300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600亿元, 农机工业销售收入平均每年以20%左右的速度递增, 其中部分整机平均以30%的速度递增, 农机销售收入占全国的20%左右。
5 形成了一套科学规范、行之有效的制度和办法,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 把建立健全管理制度作为政策实施的前提。为使农机补贴政策实施和管理工作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 各级农机部门均成立了农机购置补贴工作领导小组, 明确购机补贴管理工作责任制, 并层层签订责任状, 形成了职责明确、责任到人的管理机制。为提高监管成效, 省农机局对补贴机具产品目录制定、受益对象公示、执行过程监督、实施效果考核、补贴档案管理、补贴资金结算等各个环节都作出了严格的规定, 建立健全了相关管理制度。与此同时, 各地也结合实际相继制订了有关实施细则, 强化农机购置补贴管理工作。
(2) 把提高政策知晓率作为政策实施的基础。近年来, 为了让广大农民及时全面了解农机补贴工作的有关政策, 各地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 认真宣传政策规定。调查显示, 目前江苏省农民对购机补贴政策的知晓率已达85%以上。相关宣传活动的开展, 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的购机积极性。
(3) 将建立完善补贴工作程序作为提高服务水平的重要保证。在企业自主经营补贴机具方面, 在全国率先实行了经销商备案制度, 由生产企业自主选择确定经销商;在资金结算方面, 在全国率先实施了农机购置补贴资金预结算制度, 缩短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结算和企业垫付补贴资金的周期;在强化财政补贴资金审核报账管理责任方面, 从2008年开始, 补贴机具申报企业的报账资料通过市、县级农机和财政部门共同审核确认, 报省财政厅、省农机局集中支付;在提高补贴工作规范化水平方面, 在全国率先开发运用全省农机购置补贴管理网络系统, 为农机企业提供了政策、信息咨询, 监督投诉等快捷方便的网络化服务平台, 进一步增加了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工作的透明度。
(4) 把构建社会监督网络作为提高监管工作成效的关键。为加强对购机农户的监督管理, 各地通过向社会公开举报电话、对享受购机补贴政策的农民公示到村组等多种途径, 广泛接受农民群众的监督;同时, 还采取村组或第三方担保、地方财政配套补贴考核支付、牌证监管以及对购机农民实行人机合影拍照留档等措施, 进一步加强对补贴机具的监管。为了加强对操作部门的监督, 在积极发挥全省农机系统纪检监察部门作用的同时, 采取聘请行风监督员, 聘请社会中介机构开展独立审计, 不定期组织市、县自查和互查以及省级督查等方式, 不断扩大监管面, 努力提高监管成效。
政策效果 篇8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系统的波及程度到底多大?特别是如何应对以及政策措施的直接效果和间接效果如何?目前, 国内外很多专家和学者正从不同的角度和方法上进行深入研究。由于问题涉及面广且经济体系结构复杂, 构筑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系统模型, 并结合不同的汇率、利率机制, 深入探讨应对金融危机所采用的公共支出政策产生的综合效果, 为政策的制定和有效实施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在现阶段就显得十分紧迫和必要。
本文在国内外学者前沿研究的基础上, 构建了一个实物部门与金融部门相统合的经济系统模型——可计算性一般均衡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CGE) 模型, 主要从产业和宏观层面分析应对金融危机的公共支出政策对经济效率和收入分配的影响。
1 金融CGE模型的结构框架及模型数据
结合本文的研究需要, 构建了一个动态的中国金融CGE模型。本模型以Devarajan et al. (1997) 开发的静态CGE模型为出发点, 把生产行业概括为16个行业江崎等 (2002) 、Hertel (1997) 的模型结构。模型包括6个模块:生产模块、贸易模块、国民收入分配模块、居民消费模块、要素供求及其均衡模块和递推动态模块。
关于金融CGE模型的数据编制②, 本文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及本文构建金融CGE模型实证分析的需要, 根据模型的基本结构和2002年投入——产出表与资金流量表的相关数据资料, 构建并编制一个反映中国经济的金融社会核算矩阵 (Social Accounting Matrix, SAM) , 这个金融SAM包括16个生产部门、两种劳动力类型 (技术型和非技术型) 。同时, 实物SAM被扩展成包含金融资产和交易, 具体包括7类资产:货币、银行存款和国外资产等。
2 模型的模拟分析
2.1 情景方案设计
首先设计的是基准情景 (Business As Usual, BAU) 方案, 基准情景的仿真结果用于提供对照情景的参照系。随后评价公共支出政策对实物部门和金融部门影响, 为此本文设计6种动态变动的模拟情景 (S1～S3a) 以及作为参照系的比较基准情景 (S0) 。具体如下所示:
S0 基准值。
S1 增加10%公共消费;假定汇率、利率完全浮动。
S2 增加10%公共投资;假定汇率、利率完全浮动。假定公共投资对TFP没有影响。
S3 增加10%公共投资;假定汇率、利率完全浮动。假定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公共投资部分对TFP有影响。
S1a 增加10%公共消费;假定汇率完全浮动, 利率固定。
S2a 增加10%公共投资;假定汇率完全浮动, 利率固定。假定公共投资对TFP没有影响。
S3a 增加10%公共投资;假定汇率完全浮动, 利率固定。假定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公共投资部分对TFP有影响。劳动力自由流动;资本市场自由流动。
2.2 模拟结果分析
本文基于一个实物部门与金融部门相统合的动态CGE模型, 定量公共支出政策对中国经济系统的影响。
(模拟情景S1—S3) 分析汇率、利率完全自由浮动下的影响结果 (如表1所示) 。
资料来源:CGE模型的计算结果
模拟情景 (S1) 表示增加10%公共消费支出所引发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的经济效果。财政赤字增加, 而新增的财政赤字部分通过商业银行借款进行融资, 因此政府在商业银行的负债第一年增加7.6%, 最后一年增加24.4%;较高的政府借款会减少私人部门的资金供给, 导致国内利率第一年上升13.3%, 最后一年上升13.4%;同时增加公共消费支出显著地提高国内价格, 在第一年上升1%, 最后一年上升4.8%;人民币名义汇率上升, 导致实际币值升值;同时较高的利率水平导致企业利息支付成本上升、利润下降。并引发企业股票的回报率下降。在实物部门中, 增加10%公共消费支出对总需求产生不同的影响。由于国内利率上升提高资金的借入成本, 从而减少投资需求, 在第一年下降1.7%, 最后一年下降2.4%。由于实际汇率上升, 从而出口下降、进口上升, 影响经常项目账户。可见, 增加公共消费支出政策产生的正效果会部分被私人投资减少和净出口下降所抵消;实际GDP上升, 但是GDP的增长率下降。另外, 由于居民收入上升, 居民消费和储蓄增加。
模拟情景 (S2) 表示增加10%公共投资所引发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的经济效果, 与模拟情景 (S1) 相似的是:财政赤字上升, 国内利率上升;同时国内价格由于需求增加而上升;实际汇率上升, 利润下降、企业股票的回报率降低。国内利率上升提高国内资金的借入成本, 而人民币汇率升值减少国外贷款的借入成本;但由于最终的平均借入成本上升, 导致私人投资下降, 并且下降的幅度大于模拟情景 (S1) 。而公共投资的增加会部分抵消私人投资的下降, 因此总投资额的下降率减缓, 在第一年下降率为1.6%, 最后一年下降率为0.6%。区别于公共消费, 公共投资提高经济的供给能力。公共投资增加不仅会提高经济系统的资本存量, 还会对生产率的提高产生积极影响。
模拟情景 (S3) 假定政府将公共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增加对道路、电信和电力等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 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最初的两年里, 增加10%公共投资所引发的经济效果与模拟情景 (S2) 中的效果相似, 较高的政府借款导致国内利率上升, 提高资金借入成本, 私人投资需求下降。公共投资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第三年产生效果, 生产率的提高促进实际GDP增长, 使总供给增加, 导致国内价格和汇率相对下降;同时总产出增加还提高了居民收入和储蓄。由于银行存款等金融资产的增加使居民财富提高, 部分抵消公共投资的“挤出效应";利率上升的幅度减小, 实际私人投资在最后一年的下降率为2.4%。
以上情景 (S1～S3) 是假定国内汇率、利率自由浮动下, 模拟公共支出政策对中国经济系统的影响。下面3个情景 (S1a～S3a) 将模拟在信贷配额下,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所引发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的经济效果 (如表2、3所示) 。在这3个情景 (S1a～S3a) 中, 假定国内利率固定, 并且中央银行设定最高信贷额度。如果信贷需求超过最高信贷额度, 个人投资所需将按信贷配额实施。
资料来源:CGE模型的计算结果
在信贷配额约束下, 扩张性的公共支出政策将直接影响私人投资。模拟情景 (S1a) 表示增加10%公共消费支出所引发短期、中期和长期的经济效果。增加公共消费支出明显影响政府预算, 财政赤字增加, 而新增的财政赤字将部分通过商业银行借款进行融资, 因此政府在商业银行的负债 (如表3所示) 第一年增加7.4%, 最后一年增加23.4%;并直接减少私人部门的信贷供给, 从而导致私人投资以及总投资的下降。
增加公共消费支出引发国内价格水平上升, 在最后一年提高5.7%;并导致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 但升值的幅度小于第一个模拟情景 (S1) 。通货膨胀降低了国内借款的实际成本, 并提高了企业利润, 引发企业股票的回报率提高。同时, 实际利率下降, 促使居民将手中的有价证券从银行存款形式向股票形式或国外债券形式的金融资产转换。实际的私人投资下降, 在第一年下降5.2%, 最后一年下降2.3%。可见, 增加公共消费支出政策产生的正效果大部分被投资减少所抵消;实际GDP上升, 但是GDP的增长率下降。同时, 由于居民收入上升, 居民消费和储蓄增加。由于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 导致出口下降, 但由于投资减少而最终导致进口下降, 从而使经常项目账户状况好于模拟情景 (S1) 。
资料来源:CGE模型的计算结果
模拟情景 (S2a) 考察了增加10%公共投资所引发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的经济效果, 与模拟情景 (S1a) 相似的是:公共支出政策导致了“挤出效应”。在模拟情景 (S2a) 中, 增加公共投资直接“挤出”私人投资。由于人民币实际汇率下降, 促使居民进一步将手中的有价证券从银行存款形式向国外债券形式的金融资产转换, 实际的私人投资与第4个模拟情景 (S1a) 相比较下降得更快。由此导致实际GDP下降0.1%, 居民收入增长率下降, 从而居民消费和储蓄增长率也出现下降。
资料来源:CGE模型的计算结果
模拟情景 (S3a) :公共投资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在第三年产生效果。从第三年开始, 生产率的提高改变了居民收入增长率下降的趋势, 而收入增加使居民消费和储蓄也出现上升。居民财富的增加部分抵消了金融资产向国外转移所引发的不利影响。因此, 私人投资下降的幅度减小。实际GDP从第一年开始一直下降, 但从第三年开始增加。增加公共消费和投资政策对产业部门产出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如表4所示。其中, 收入分配的影响主要关系到要素收入的变化, 而要素收入又受到不同经济政策所导致的部门产出和相对价格变化的影响。在第一个模拟情景 (S1) 中, 由于增加公共消费支出, 导致公共服务部门的扩张, 而其他大多数产业部门遭受损失。其中遭受损失最大的部门是与投资相关的产业, 如建筑业;另外, 人民币汇率上升还抑制了出口导向型产业, 如纺织、服装产业等。功能性收入的分配情况根据部门产出的变化而变化, 正规部门的劳动力工资收入在第一年增加1.4%, 但最后一年下降到1%。
依照5类居民组收入情况看, 其中第5组 (最富裕阶层) 以及正规部门人员收益最大, 第2组居民收入在第一年增加, 而在最后一年下降。第3组和第4组的居民收入因为政府转移支付下降的影响而出现明显下降。消费根据收入的变化而变化, 其中第5组居民在消费和福利上增加幅度最大。模拟情景 (S2) 中, 出口导向型产业得到较大发展, 而与投资相关的产业部门产出下降。在非农产业部门要素收入增加, 而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收入出现下降。依照不同居民组收入情况看, 5类居民组实际收入在第一年都出现增长, 但是前3组居民在最后一年出现下降, 第4组居民全期收入增加, 而第5组居民收益最大。在第3个模拟情景 (S3) 中, 由于生产率提高导致所有产业产出扩大, 所有居民组的收入增加。5组居民的收益状况与S2相似, 第5组 (最富裕阶层) 居民的收益最大。在最后3个模拟情景 (S1a～S3a) 中, 部门产出的状况与利率自由浮动条件下的前3个模拟情景 (S1～S3) 不同的是:与投资相关的产业部门收缩, 但出口导向型产业由于实际汇率下降而受益。
3 结束语及政策含义
在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背景下, 中国如何应对以及政策措施的直接效果和间接效果如何?本文构建了一个可计算性一般均衡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CGE) 模型, 结合不同的利率机制, 深入探讨应对金融危机所采用的公共支出政策产生的综合效果。主要从公共支出政策对中间品及相关产品价格、产量、宏观经济指标、金融指标及居民收入等方面进行分析, 本文研究发现: 从比较动态的模拟 (S1～S3a) 结果看: (1) 在实物部门中, 增加公共消费支出, 导致公共服务部门的扩张, 而其他大多数产业部门遭受损失, 其中遭受损失最大的部门是与投资相关的产业, 如建筑和房地产业;这种情况与政府对经济适用房、廉住房建设等公共服务性政策的逐步落实导致当前国内房地产行业步入调整的情形类似。 (2) 增加公共消费支出对总需求产生不同影响:利率上升提高资金的借入成本, 国内投资需求下降;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 导致出口下降;因此, 增加公共消费支出政策产生的正效果会部分被私人投资减少和净出口下降所抵消;这种情况与中国目前经济实际运行情况基本一致。同时模拟结果还显示, 最终实际GDP上升, 但是GDP的上升幅度减弱并且长期增长率下降。结合当前经济实际运行情况, 这一结果暗示通过增加公共支出政策支撑中国经济2009年初可能走出谷底, 但如果目前经济模式不转变, 那么中国经济的未来增长速度将更多依赖于外部经济的状况。 (3) 区别于公共消费支出政策, 公共投资政策提高经济体的供给能力:公共投资增加能提高经济体的资本存量, 而且对生产率的提升产生积极影响。导致总供给增加, 国内价格和汇率相对下降;同时总产出增加还提高了居民收入和储蓄, 增加私人消费支出, 导致部门扩张。这一结果暗示, 通过以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为中心公共投资政策能有效地缩短经济调整期, 促进经济复苏。根据目前经济结构, 政策实施的第一年效果开始显现, 并在未来持续放大积累效果。从不同利率政策的模拟结果看: (1) 在利率自由浮动条件下 (模拟情景S1～S3) , 模拟公共支出政策的结果表明:要素收入相对增加, 但收入分配趋于恶化。这是因为根据目前的经济结构, 金融自由化不利于农业部门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个结果暗示着在当前经济结构背景下, 金融自由化不利于收入分配的改善。 (2) 利率固定条件下 (模拟情景S1a～S3a) , 模拟公共支出政策的结果表明:与投资相关的产业部门收缩, 但出口导向型产业由于实际汇率下降而受益。这一结果暗示目前国内的利率、汇率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抵御了金融危机的冲击。
摘要：金融危机可以通过贸易和资本流动的渠道传导到中国。由于当前国内利率没有市场化, 因此利率和汇率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但在中国有所放宽金融和资本账户下, 金融危机传导到我国经济的路径更趋多元化。基于这样的前提, 如何应对金融危机冲击将成为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研究的分析框架、政策措施及其效果越来越受到政府部门和中外学者的密切关注。本文基于一个实物部门与金融部门相统合的可计算性一般均衡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CGE) 模型, 从比较动态的角度定量分析在金融自由化背景下应对危机的公共支出政策对中间品、相关产品价格和产量、宏观经济指标、金融指标及居民收入的影响, 并提出模拟结果的相关政策含义, 为政策的制定提供更充分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外部冲击,金融自由化,CGE模型,TFP,模拟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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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产业政策效果的比较 篇9
一、重视企业能力构建的产业政策有效性分析
企业能力是指企业的组织能力。即组织人、资源和工作去实现企业目标的方式, 它体现了企业关于做什么和怎样做的知识, 主要表现在企业的目标与定位、企业的价值标准和评价奖惩体系、管理和组织的流程和结构、学习与变革、市场制度环境及企业的应对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概括了每个企业都以实际行动回答的关于做什么和怎样做的问题, 企业的知识和能力主要与做什么和怎样做的问题有关, 知识是其在思想形态的抽象表现, 能力是其在活动和行为方式上具体表现”[1]。企业能力构建是企业在竞争的市场上, 为获得更高回报而实施的一系列能力和知识积累的过程。由于企业能力的构筑离不开竞争性的外部条件, 因此我们把能够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环境、鼓励企业进行自主研发, 有意识引导和协助企业进行能力建设的产业政策称之为“重视能力构建的产业政策”。注重能力构建的产业政策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产业政策能够为企业能力的发展打造合适的政策环境, 支持企业进行组织学习和交流合作。迈克尔·波特认为, 产业政策可以通过影响钻石模型的四种主要因素, 来打造产业竞争环境。四种主要要素分别是:
(1) 生产要素, 包括初级的生产要素 (一般的人力资源和天然资源) 和被创造出来的生产要素;
(2) 需求条件, 包括国内需求的结构、市场大小和成长速度、需求的质量、需求国际化的程度等方面;
(3) 相关产业和支持性产业的表现, 包括纵向的支持和横向的支持;
(4) 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和竞争对手, 包括企业的经营理念、经营目标、员工的工作动机、同行业中竞争对手的状况等方面。
2、产业政策对企业的某种能力 (如自主研发、技术创新等) 的培育有明确的要求, 并能够帮助、引导和协助企业进行能力构建。企业能力理论认为, 企业在构建核心竞争力的过程中, 容易形成核心能力刚性。 (Leonard-Barton, 1992) 当企业在外部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时, 往往会迷恋、固守过去的成功经验而忽视环境的变化, 对市场动态的敏感性降低, 导致企业原有竞争优势的丧失。核心能力刚性产生的原因主要有:
(1) “路径依赖”。企业能力演化具有“路径依赖”的特性。即企业知识的增量取决于原有的知识存量, 因此, 企业知识的积累和创造容易偏向于某一类知识而容易陷入核心刚性。
(2) 资产套牢。企业长期积累的专用性资产由于难以承担巨大的转换成本, 因此, 原有无形资产的价值限制了公司核心竞争力的转变, 使其核心竞争力表现出刚性。
(3) 文化束缚。企业长期形成的企业文化、价值观、企业的业务范围等因素, 也影响和制约着企业核心能力的转变, 使企业陷入核心刚性。
波特认为, 国家是企业在国际间创造或保持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国家环境帮助企业克服了惰性和依赖保护的心态, 从而也影响到产业发展和竞争力的提升。[2]由于存在能力刚性, 所以指望企业自身来加以克服难度较大, 因此, 需要产业政策帮助、协调和引导企业进行能力构建。
笔者认为, 重视企业能力构建的产业政策能够对产业发展起到有效的作用。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日本汽车产业政策的例子来说明。以丰田汽车为代表的汽车产业是日本制造业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产业, 拥有强大的产业竞争力。丰田汽车公司2007年全球销量达936.6万辆, 仅次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2007年全球销量达936.9万辆, 但是, 从盈利能力、从发展前景来看, 丰田汽车是毫无争议的世界第一。[3]目前, 日本的汽车产业已经成为“日本的十分之一产业”, 生产总额占日本制造业的10～15%, 设备投资和研发投入占日本汽车产业的10%, 出口约占产值的20%, 汽车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10%。从全球来看, 日本汽车产量约占世界汽车产量的30%。[4]日本汽车产业最初建立的时候, 面临着美国福特汽车的严酷竞争, 当时, 丰田汽车一年的产量还不及福特汽车一个月的产量, 日本最大的丰田汽车是从纺织机械企业转型而来, 技术水平也很低下, 除了在军用卡车领域具有一定的实力外, 在其他领域根本不能与美国汽车产业相提并论。日本汽车产业正是凭借持续不断的能力构建, 才逐步告别了技术引进和技术模仿, 走上自主创新的健康发展之路。竞争产生竞争力!竞争不仅是价格的竞争, 而是包括企业各层次能力的全面竞争。在激烈的国际、国内竞争环境中, 日本汽车企业进行了持续而有效的深层次能力构筑, 实施了各种组织学习, 从而使日本汽车产业在质量 (Quality) 、成本 (Cost) 、交货期限 (Delivery) 、灵活性 (Flexibility) 等方面具有了比欧美企业更高的能力。2008年, 日本著名的经济学家藤本隆宏在《能力构筑竞争》一书中, 以日本的汽车产业为例, 说明了日本汽车产业强大的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于产业内部长期持续积累的组织能力, 尤其是来源于车间现场制造环节的、不为消费者和竞争对手所了解、学习和把握的各种能力。这些能力打造出了日本汽车产业深层次的竞争力。可见, 产业政策对产业发展的有效作用离不开企业能力构筑的支撑, 缺少了能力构筑导向的产业政策, 单靠外部因素, 是无法起到有效作用的。
二、忽视企业能力构建的产业政策有效性分析
传统的产业政策理论基础, 无论是比较优势理论, 规模经济、还是SCP理论, 大都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前提来研究问题的。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看作是一个同质性的黑箱, 显然不符合客观实际。因此, 其所倡导的产业政策自然不会强调企业微观能力的构建。我们姑且把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假设的产业政策称之为忽视企业能力构筑的产业政策, 这种产业政策容易失效, 下面以产业技术政策为例来说明。
产业政策的目标之一是实现技术升级、提高本国产业的竞争水平。许多后发展国家为了实现技术的跨越, 纷纷采取了技术引进的产业政策。为什么有的国家技术政策失败了, 而有的国家则成功了呢?技术引进政策能否成功取决于技术引进的同时是否单伴有微观企业能力构建过程, 即能力、知识的吸收、消化和创新过程。单纯的“技术引进”或“市场换技术”的产业政策之所以失败, 在于把技术本身等同于技术背后体现的能力和知识了。显然, 这违背了企业能力理论的常识。企业能力理论认为, 企业能力是内生的, 是企业在竞争的环境中, 通过长期的学习不断积累的。因为, 技术能力中包含大量的缄默知识, 不容易被察觉、表达, 无法通过交易、复制等简单方式获取, 只能通过复杂的学习过程获得。技术学习过程能否实现, 不仅取决于知识本身的属性、而且还取决于知识输出者的意愿、知识接收方的意愿、知识交易双方的学习努力程度、各自的知识存量、知识传递方式, 知识吸收方式, 知识交换双方的激励机制、外部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5]不容易编码的知识因为默会性、“因果模糊性”、嵌入型等特征, 很难通过买、复制等方式获得, 即使在学习过程中, 也会由于遗漏、疏忽等原因而很难学到;知识传递者 (跨国公司) 往往缺乏知识传递的意愿, 只是为了占领东道国的市场;知识接受者未必有愿望和能力进行知识吸收和学习。学习双方地理位置的远近、制度文化的差异等都会影响彼此的关系, 继而影响知识学习效果和企业能力的提高。因此, 缺乏企业能力构筑的单纯产业技术政策容易失效。
我国的汽车产业技术政策多年来一直实行的是从国外引进技术的政策, 即“市场换技术”的做法, 结果经过20多年的发展, 产业技术升级速度极其缓慢, 真正属于自主创新的还微不足道。除了哈飞、吉利、奇瑞少数企业在中、低档车型上进行了少量自主创新外, 大部分汽车企业、高档轿车的关键开发设计、制造技术均严重依赖于外方。汽车产业政策被讽刺为“鼓励的废了, 限制的活了, 具体的丢了, 总体上歪了。”[6]
“市场换技术”的产业政策之所以失效, 在于我国的汽车产业政策根本没有对汽车企业的技术自主研发提出过系统的要求。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路风教授研究发现, 我国的汽车产业政策长期以来缺乏支持自主创新的政策环境, 有的时候, 虽然一方面说要支持自主创新, 但实际上对自主创新则是给予了事实上的限制, 自主开发没有作为企业准入的根本原则, 相反, 产业政策的目标主要集中在市场集中度、企业规模等方面, 采取的是保护少数“在位”企业、限制竞争的手段。因此, 在一个垄断的气氛和环境下, 国内汽车凭借垄断的地位就可以获得高额的利润回报, 自然没有冒大风险进行自主研发的勇气和能力。我国的汽车产业很少对产品开发投入资金, 甚至有的把技术开发机构也合并到为国产化服务的机构中, 其结果是企业原有的自主开发能力逐步萎缩, 产业政策失效。可见, 忽视企业自身能力构建基础上的产业政策无助于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三、实行能力构筑的产业政策
必须要保持产业政策的竞争性
企业能力的构筑是在竞争的环境中激发出来的, 因此, 实行能力构筑的产业政策必须要保持产业政策的竞争性。迈克尔·波特曾把企业竞争优势分为低层次竞争优势和高层次竞争优势。低层次竞争优势是指借助于很容易被模仿和取代的资源和能力建立起来的;高层次的竟争优势是指难以被模仿和取代的资源和能力。由于基于低层次竞争优势的资源和能力具有短暂性、很容易被竞争对手所模仿和取代的。因此, 企业必须不断改进自身的能力向深层次能力 (比如, 技术创新能力、生产制造能力、营销服务能力等) 发展。凡是能够在竞争中不断改进和提升企业能力的企业, 就能够胜出, 相反就会由于能力不足而被淘汰。
日本早期实行的产业政策在汽车、钢铁、缝纫机等少数产业之所以取得了成功, 与其产业政策的竞争型有很大关系。战后的日本, 每一个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成功产业, 都有几家到数十家的竞争者。激烈的国内竞争导致日本产业的创新和能力提升提供了温床。日本企业之间的竞争程度几近白热化程度。索尼公司流传的口号是“BWM” (“beat Matsushita Whatever”不计代价, 打垮松下) 。由于日本竞争对手的实力都在伯仲之间, 厂商对竞争对手的虚实往往了如指掌, 任何行动很快就会被模仿跟进;厂商们也经常在同一时间, 针对提高产能而大胆投资。产业的龙头地位也在企业之间频繁变动。因此, 激烈的国内竞争使得日本企业试图依赖廉价劳动、便宜的各种初级生产要素, 指望表层能力建立优势的做法在竞争中起不了作用, 日本企业被迫逐步放弃基于廉价劳动、原材料的表层能力竞争, 而纷纷走上依靠技术进步的深层次能力竞争之路。[7]
四、结论
以是否重视企业能力为依据, 可以把产业政策分为“忽视企业能力构建的产业政策”和“重视企业能力构建的产业政策”两种类型。实践证明, 重视企业能力构建的产业政策有利于产业竞争力的培育和提升。而实施这种产业政策的关键是必须保持保持产业政策具有一定的竞争性。
摘要：根据是否重视企业能力构建, 我们可以把产业政策分为“忽视企业能力构建的产业政策”和“重视企业能力构建的产业政策”两类。两种类型的产业政策在实践中所产生的政策效果是不同的。实践证明, 重视企业能力构建的产业政策有利于产业竞争力的培育和提升。
关键词：产业政策,竞争力,企业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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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 篇10
一、实施机制
在补贴种类方面, 补贴农机类型有农田基本建设机械, 动力机械, 田间管理机械, 耕整地机械, 排灌机械, 种植施肥机械, 收获机械, 收获后处理机械, 农产品初加工机械, 畜牧水产养殖机械, 设施农业设备和其他机械等。此外, 各地可自行增加20个品目以内的其他机具。
在补贴标准与重点, 同一档次和种类的产品实行统一的定额补贴标准, 不允许差别对待。所以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因地制宜, 把综合的因素考虑在内, 各地可根据本地实际需要, 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利用地方财政资金对当地农业生产急需和薄弱环节的机具给予累加补贴。
补贴对象有, 纳入实施范围并符合补贴条件的农牧渔民, 农场 (林场) 职工, 农业生产经营组织, 奶农专业合作社、奶畜养殖场所办生鲜乳收购站及企业参股经营的生鲜乳收购站。
范围覆盖全国所有农牧业县 (场) , 根据各地实际情况调整需要, 要调查、分析、整理农村购置补贴的情况, 确定分省资金控制的规模, 包括区、市、兵团、农垦。
补贴资金的下发是需要经过一定的流程的, 各个环节必须做到高效、认真的执行。首先是审核和批复阶段, 由农业部、财政部对各省《农业机械购置补贴资金使用方案》进行审核和批复。其次, 是由下级落实, 各省、市、区、县, 要按照上级的文件与指示进行组织实施。第三, 是实际核准情况阶段, 要根据现实中真实的情况, 直接将补贴资金支付给相关企业或供货方。农民实行差价购机, 缴纳扣除补贴的差价款。
对受益对象实行公示制。为了保证受益方的公开、透明性, 必须要对受益对象进行公示。各省市要根据申请的程序、相关的法定要求, 通过乡村公示、最新的传媒方式, 及时向农民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 组织供货和开展补贴工作。购机者要保证自身的权益, 就要遵循相关的程序和方法, 购机者购机时应向供货方提交购机补贴协议, 并按机具差价款交款提货, 供货方出具购机发票。县级农机主管部门提供相应的组织协调服务工作。县级农机主管部门应对本辖区购机情况进行核实, 并将核实结果报省级农机主管部门。
对执行过程实行监督制。自古以为有效的监督能够促进执行的发展, 保证执行力的高效。每个部门都是相互制约, 相互促进的, 有效的监督, 政府管理部门监督购机农户和农机企业;农机管理部门公开补贴政策实施的内容、程序、要求等, 接受社会监督。还包括财政部门的互相配合, 共同合作。
各级农机主管部门应建立和落实工作责任制, 加强对资金使用情况的管理和检查, 自觉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省级以上农机主管部门分别建立购机补贴档案库, 实行计算机管理。县级农机主管部门对已购补贴机具及时进行登记、编号, 建立购机补贴档案, 并在机具显著位置做出国家补贴机具和编号的统一标记。
二、实施效果
第一, 农业机械装备水平发展迅速, 机械化作业水平稳步提升:
第二, 解决了农民购机的资金困难: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比例较高, 为农民节省了大笔开销, 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第三, 加快了农村劳动力的解放步伐:机械化作业使得农民从田间劳作中解放出来, 农村剩余劳动力产生, 并想第二、三产业转移, 促进了城乡交流与互动, 使农村从业结构发生得到改善, 既加快了城市化进程, 也增加了农民收入。
第四, 完善了农村农机社会化服务机制:在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推动下, 农机数量、品种大大增加, 新型的农机服务组织应运而生, 并将农机经营者组织起来, 开展专业化、社会化服务, 使农机拥有者与使用者紧密相连, 提高了农机利用率, 对农机经营效益也产生巨大促进。
第五,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实施促进了我国农机工业的发展, 极大地推动了第二产业的发展实现农业工业双赢:一方面补贴政策的实施极大地刺激了农民对农机的需求, 扩大了农机企业的市场和生产规模;另一方面, 农机市场扩大, 企业间竞争愈发激烈, 使得企业纷纷采用新技术, 促进了整个农机行业的科学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为农业生产提供了质量可靠、科技含量高的农机。
第六,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有利于解决我国的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 使农民享受到了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成果, 加快了农民步入小康社会的进程, 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和和谐社会的构建。
三、存在问题及对策
第一, 宣传工作不到位, 主要表现在政策宣传和产品宣传力度不够两方面。2004年国家正式出台了农机购置补贴政策, 但信息传播不到位, 仍有农民对国家实施农机购置补贴意义、申请购置补贴程序及开展农机购置补贴的核查工作不了解, 甚至有极少部分农民认识不足, 不配合政策的实施和工作的开展。另一方面, 农机产品的供货企业不善于利用媒体广告对产品进行宣传, 许多有意愿购机的农户了解农业机械, 因此应利用新媒体对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及农机进行宣传, 使农民及时了解新政策和新产品。
第二, 补贴产品品目灵活性差:我国地域辽阔、地形复杂, 农作物条件、种类呈多样性。目前我国农机补贴政策有较大的局限性——对补贴品目只做了一般性规定;一些适用于特殊地形的机具尚未列入补贴品目;部分列入品目产品不适合当地的生产条件;在实施补贴中, 根据一般性原则而未考虑具体条件, 补贴金额平均化, 没有突出的区域性特点;农机购置补贴产品以大中型农机具为主, 超出当地农民的实际购买力。因此产品品目灵活性急需改进。
第三, 部分农机企业售后服务有待提升:农机生产厂家在售后服务、机械维修工作方面的重视和投入不够, 服务意识较差, 没有有效的跟踪服务。农机购买者不能正确使用产品, 安全生产意识不强, 更不能处理小故障, 企业提供的技术人员远满足不了农机户的需求。大大影响了农机投入使用的效率和质量, 也产生了大量的安全问题。因此, 企业要重视售后服务工作, 对购机者进行基本的培训, 并进行跟踪服务。
第四, 部分农机价格不合理:补贴农机销售价和市场上的零售价相差无几, 但是市场上零售价包含着管理、质检、维护、存储等费用, 供货企业直接直接从生产厂家提取农机, 并不存在这些费用, 也不存在货物积压、资金周转不畅等问题。因此, 补贴农机的销售价格应该低于市场价格, 使政策更好地惠及农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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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效果 篇11
关键词：利率作用 利率政策 有效性 经济杠杆
利率是经济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也是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2006年4月到2007年12月，央行连续7次上调存款准基准利率、8次上调贷款基准利率。时隔3年中国人民银行2010年10月19日晚间宣布，自2010年10月20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基准利率，这是我国自2007年12月以来的第一次加息。
一、中国利率政策的调控效果
（一）利率政策对居民储蓄的影响
从理论上讲，利率政策与居民储蓄呈正相关的作用，低利率刺激居民减少储蓄，而高利率有利于增加居民储蓄。1995年12月—2002年12月，1年期的储蓄存款利率下降了9个百分点，储蓄存款总额则增长了193%，从29662.3亿元上升到86910.7亿元。2001年1月—2006年7月，名义存款利率基本保持稳定，储蓄存款总量同比增长率却高达17.07%。2006年8月—2007年12月，随着存款利率的连续上调，储蓄存款总量增长率却一路下滑，从16.2%降低到11.3%。所以，利率水平的降低对储蓄存款总量及其增长速度无明显影响，同时利率上升对储蓄的调控作用也收效甚微。
中国1995年到2002年这七年间国内生产总值从60793.7亿元增长到了120333亿元，增长率为97.9%，储蓄率（储蓄占GDP的比例）从48.79%上升到72.23%，即利率水平的下调使储蓄率不降反升。2001年到2006年存款利率比较稳定，储蓄率由67.27%上升到74.7%，显示出储蓄与利率同方向变化这一合理变化。2006年到2007年连续7次上调存款名义利率，储蓄率回落到64.91%。从而得出储蓄率的增长或降低并没有像凯恩斯理论所说的与利率水平同向变化。因此利率政策效果并不理想。
（二）利率政策对消费的影响
从理论上讲，利率下降，会降低人们当期消费的机会成本，刺激需求，因此有利于增加居民当期消费，相反，利率上升则增加消费的机会成本，使人民延期消费，不利于当期扩大消费。我国1995到2000年的利率下调并没有减缓消费下滑的趋势，不管从全国零售商品总额增长率，还是从城镇与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看，均呈下降趋势。而2002到2005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都没有明显变动。
原因分析：首先，當利率下调，居民预期对外支出会增加，同时预期收入却不确定，支出和收入的不对等抑制了消费增长。其次，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比较滞后，制约了当时的消费需求。再次，中国现处于买方市场，消费需求的利率弹性较低。最后，国内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进一步制约了有效需求的增长。
（三）利率政策对投资的影响
从理论上讲，企业投资由利率和资本的边际收益率两者的关系决定，在投资的边际收益率不变的情况下，利率下降，投资成本减少，投资净收益将增加，有利于增加投资；反之，利率上升会减少投资净收益，有利于抑制投资。1995年以来，多次下调利率，并没有抑制投资下滑：1995到1998年间，三次下调利率，1998年相较于1995年的投资增长率不增反降，低了3.6个百分点；1999年相较于1998年又低了8.7个百分点。为了抑制投资过热，2004到2007年央行八次上调利率，结果是投资增长率继续一路攀升，至2005年已经达到25.96%。
根本原因是利率与投资预期报酬率之间关系的影响。1995年到1999年，利率多次下调，但由于消费需求不足以及税费过重，造成价格下滑，投资预期报酬率低于利率，使企业不愿投资。自2000年以后，国家利用投资政策来刺激经济的增长，利率上调，但由于居民对住房的刚性需求，企业的预期报酬率远高于银行利率，造成企业大量投资。由此可见利率下调时，其对投资结构的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但在利率上调时，虽然在贷款幅度上中长期贷款调整大于短期贷款，但由于房地产的刚性需求，中长期贷款比重并没有明显的下降，反而有上升态势，显示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时滞性。
二、总结
利率杠杆在我国未充分发挥作用。其原因主要有：1、利率政策工具使用不佳导致杠杆作用失衡；2、金融市场不完善主要表现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不够深入；3、微观经济主体阻碍利率传导。提高利率杠杆作用的有效性对策：1、借鉴原则导向监管理念来完善监管方式，它能够较好地处理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之间的平衡。2、加强人民银行对金融市场的监管职能；随着我国与国际金融市场之间的联动性越来越强，必须强化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系统风险监测的职能，以维护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3、优化宏观经济环境，营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使企业成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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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效果 篇12
1 实现正确的学科定位是增强教学效果的前提
人们常常听说,研究古猿人头盖骨的是历史学中的考古学;研究蚂蚁、蚊子、臭虫和草履虫的是生物学中的动物学;研究人类说话的是语言学。无论是考古学、动物学、语言学,还是别的什么学,统称为科学。然而,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主要课程的《形势与政策》是不是一门学问,是不是科学?对此,可能许多人都没有准确的定位。而对本课程的科学定位,将直接决定大家对该课程的态度,从而也就影响到该课程的教学效果。因此,要增强该课程的教学效果,首先就要对其进行正确的学科定位。
《形势与政策》主要是引导和帮助学生全面、正确地认识党和国家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增强实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的信心和社会责任感,并且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关观察分析形势、制定政策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真正理解、拥护、执行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树立讲政治的意识,养成讲政治的习惯,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逐步形成正确分析判断国内外时事政治的能力、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能力、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影响的能力。因此,《形势与政策》是一门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要求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时政,同时达到一个独特的思想、政治和品德教育的目的。
另外,由于“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线”[2],“政策又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3]。而且,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如果我们忘记了党的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时,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4]。甚至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古代教育家孔子就告诫自己的学生,要施好政,就必须要有“兵足、粮足、老百姓相信政府”这三个条件,而老百姓相信政府就是要相信政府制定的政策。所以政策的政治性很强,这也就决定了《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政治性比较强,铸就了其政治教育的学科性质。
所以,我们对待政策和策略的教育千万不可粗心大意,并且要不断探讨对大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规律,提高教学效果。事实上,早在1980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到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时候,就明确提出要加强“政治教育、形势教育、思想教育”,“要把国家的形势和困难,党的工作和政策经常真实地告诉群众”。其后,国家教委等部门将《形势与政策》课程列为“两课”内容之一,从制度上确立了《形势与政策》的学科地位。对此,我们要毫不懈怠地贯彻执行,千万不可对该课程的定位产生丝毫的偏差,否则就会失去设置该课程的意义,那也就更不用谈该课程的教学效果了。
2 形成科学的教学管理是增强教学效果的关键
正是由于目前对《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学科定位偏差,导致了现实中对该课程的教学管理不规范,比如不将其列入课表,或是列入课表而不上课,或是随便放个电影了事等。然而,在实现正确的学科定位前提下,对该课程的教学管理就需要严格、规范了。《形势与政策》是高校课程体系中最具特殊性的课程,它是“最不像课”的一门课[5]。它所讲述的内容既处于相对静态又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具体表现为政策是相对稳定的,形势是变化发展的;而且授课对象是不同层次的,教育要考虑连续性和系统性,又要考虑针对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对《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教学管理则更显必要。
2.1 加强对《形势与政策》课程的领导管理
国家教委于1987年在《关于高等学校思想教育课程建设的意见》中将《形势与政策》规定为大学生必修课,同时规定该课程应当“由学校主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部门和教务部门共同领导,由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室负责组织实施”。所以,高校党委宣传部、教务处、学工处、团委、思想品德教研室等有关部门要通力合作、明确分工、功能互补,从而形成管理合力。如果各部门互相扯皮推诿,这门课就要落空。因此,校党委应该树立课程观念,理顺管理体制,明确各部门的责任和分工。党委宣传部是学校意识形态和形势教育的主管部门,应该负责对全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做出规划,提出教学要点和有关要求,并不定期举办大型形势报告会。此外,还要积极协调各方关系,尽最大可能帮助解决教学和管理中的实际困难。“两课”教学部门负责有计划的课堂教学,教务处负责教学计划、排课、成绩管理,学工处负责学生思想动态分析等。总之,应该形成上下畅通、左右协调、有分工、有协作、责任明确的领导管理机制。
2.2 将《形势与政策》课程纳入教务管理
《形势与政策》既然是一门课,就要以课的形式在制度上予以保证,将其纳入教务管理。只有在教学管理体系中,才能使这门课程正式而规范,才能深入对教学体系的重点、难点进行研究。所以,需要将该课程列入教学计划,排入课表,计学分,并进行考核。
2.3 加强教学行政管理
由于《形势与政策》有其特殊性,所以对其管理要和其他课程相区别;但它仍然是一门课,所以对该课程的教学行政管理也要和其他课程一样注重其规范性和一致性。因此,在将其纳入教务管理体系后,就要解决好课程的具体管理问题。在此,需要做好“集中与分散”的工作。所谓集中,就是大学生在四年中每学期集中一段时间(约20学时),开展国际国内形势的重点问题、基本格局,我国外交的政策及对形势走向的教育。只有这样,才能维持这门课程的稳定性;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制度和量化上解决教学工作的一致性。所谓分散,就是面对不同年级全体同学的教学,是抓热点问题的及时性教学,是集中教学的补充、扩展和深入。只有这样,才能既保证学时,又保证教学效果。
3 完善师资队伍建设是增强教学效果的重要保证
良好的师资队伍是增强《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效果的重要保证。当前,课程的高要求与教师素质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这门课程的特殊性要求任课教师在政治上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牢固的共产主义信念;在业务上有较深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基础,有广泛的知识面和创新意识;在能力上,对新事物有较强的观察分析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同时,还要有无私奉献的精神。然而,从目前的队伍看,教这门课的多数为从事学生管理工作的辅导员。尽管他们在学生管理工作方面比较熟悉,其中也有一些辅导员的理论水平还不错,但是也有很多人在理论水平上有所欠缺,这样,教学效果就会受到影响。因此,完善师资队伍的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课程教学上,需要有一支稳定的教学队伍。这个队伍可以由“两课”专职教师、党政领导干部、宣传部有关人员和热爱思想政治教育的专业教师组成。“两课”教师开设《形势与政策》课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党政领导政治理论水平较高,知识面广,思想政治教育经验比较丰富;宣传部是学校党的“喉舌”,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该部门应尽的义务;专业课教员是《形势与政策》课教员的有益补充,他们可以以专业知识为切入点,进行形势与政策的教育。
对教师进行有计划的、分期分批的培训,不断拓展其知识面,提高其综合素质。由于当今世界风云激荡,国际形势瞬息万变,一些问题并无现成的研究成果供教师使用和参考。因此,教师应具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独立研究形势与政策问题的能力,对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形势与政策》课涉及面广,教师除应具备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外,还应具有相当广博的知识。这样,讲起课来才能旁征博引,游刃有余。学生在课堂上方能感受到教师的知识面和魅力,教学效果方能由此得到保证。
4 改革教学方法是增强教学效果的生命力所在
教育活动是以学生为中心展开的,包括两方面:一是教育者主动向受教育者传输一定理论、观点的教育过程,二是受教育者能动地对教育内容进行认可、吸纳的接受活动。离开教育就谈不上接受,但有教育没有接受,一切教育活动都将成为无效劳动而失去意义。因为作为外因的教育活动只是实现教育目的的手段和条件,而教学目的和教学效果只能通过受教育者的接受活动才能完成和体现。因此,要增强《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教学效果,达到开设这门课的预期目的,学生的接受程度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教育心理学认为,动机是激励人们去行动以达到一定目的的内在原因,而动机又产生于一定的需要。接受既然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认识活动,就必然与一定的需要相联系。没有需要,就没有主动地接受活动的发生。不同层次、不同指向、不同强度的需要——无论是物质的、精神的、生理的还是心理的,都将作为一种驱动力,调节主体的自身状态,形成对客体接受的欲求倾向——接受动机,从而引起接受活动的发生。作为动力要素,主体的需要意识将直接影响接受过程的效率。需要意识越强烈,动机越端正,主体的接受活动就越积极、越认真,反之则会出现消极应付或表面接受。这就是著名的“需要——动机——接受”三步曲接受理论。基于这一理论,我们要增强《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效果,就需要从多方面着手来激发学生的兴趣,从而使其形成内在需要,进而产生接受的动机,并最终接受,以达到增强该课程教学效果的目的。而如何激发学生的兴趣,又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取决于教学方法,因此,教学方法便是增强教学效果的生命力所在。
采用何种教学方法因学科、课程不同而异。《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教学目的一是为了让广大学生了解当前的国内外局势、政策等内容,另一个也是最主要的就是要培养学生树立正确地观察形势、理解和掌握党的方针、政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确定科学理性。也就是说,我们在向学生提供“黄金”的同时,还要教会其“点金术”。这样的教学目的就为该课程采用何种教学方法确立了指导思想,为教学效果的增强指明了方向。
在明确教学目的的前提下,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时,需要改变传统的“满堂灌”、“填鸭式”的教学方法,而要遵循接受理论的规律,从激发学生的兴趣入手,采用启发式、研讨式的方法使学生能够积极参与。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意一点教学艺术。比如,在课堂上教师介绍当前形势与政策后,对此政策进行分析前可以用一些其他相关的事例作一对比,激发学生的兴趣;在兴趣被激发起来后,便可以进行分析,教会其分析的方法,也就是“点金术”。在学生有兴趣的情况下,大家的注意力一定很集中,教学效果当然就比较好。当然,具体的教学方法很多,只要遵循该指导思想和规律便可得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在加强理论教学的过程中,社会实践环节的教育更具有直观性、可靠性。因此,要引导学生广泛参加社会调查、社会考察以及党团组织生活,特别是寒暑假期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通过论文评比、交流感想等加深大学生对党的方针、政策、路线地理解和认识,提高了解和分析社会问题的能力。
5 小结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形势和政策环境中,没有人可以离开一定的形势与政策环境。《形势与政策》课程设置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大学生分析和认识形势与政策的能力,而该课程教学效果的提高和增强则有赖于对该课程正确的学科定位。在正确的学科定位的指导下,将其纳入教务管理体系,同时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教学方法的改革,以此来增强该课程的教学效果,从而达到《形势与政策》课程设置的目的,培养大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摘要：形势与政策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肩负着向大学生宣传政策和介绍形势的任务,其目的在于培养大学生分析形势与政策的能力,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然而目前的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效果不佳,很多人不重视。综合分析之后,发现需要对该课程进行正确的学科定位,并将其纳入教务管理体系,同时加强师资建设和教学方法的改革,以便可以增强该课程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教学效果,形势与政策,教学
参考文献
[1]刘乃斌.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研究[J].大连大学学报,2002(3):60.
[2]毛泽东选集(合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1296.
[3]毛泽东选集(合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1284.
[4]毛泽东选集(合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1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