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效果（精选12篇）
货币政策效果 篇1
摘要：统一的货币政策对城市的效果强于对农村的效果;城乡在经济金融条件方面的差异是造成货币政策城乡效果差异的原因;应采取多种措施提高货币政策对农村经济的效果。
关键词：货币政策,城乡效果,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
我国存在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 研究统一的货币政策对城乡经济效果的差异并分析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 对于利用货币政策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货币政策城乡效果差异实证研究
本文所谓的货币政策城乡效果是指货币政策对城乡经济产出的作用, 货币政策用货币供应量M1表示, 农村的经济产出用农村生产总值表示, 城镇的经济产出用城镇生产总值表示。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农村经济绿皮书》、国家统计数据库、《数字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30年统计资料汇编》和央行网站。对城乡GDP分别以1993年为基期的城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缩减, 货币供应量使用名义值。对相关变量进行对数一阶差分处理, 处理后的城乡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和货币供应量变量分别记为dlrcy、dlrry、dlm1, 对该三个变量构建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以考察统一的货币政策对城乡产出效果的差异。
1.1 脉冲响应
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的重要目的是研究变量之间的脉冲响应, 即某个变量的冲击引起的其他变量的响应。图1显示了城乡实际生产总值对货币量冲击的响应, shock1表示由M1引起的冲击。结果表明:货币冲击对城市生产总值的影响在第一期就达到最大值 (图的上半部分) , 而对农村生产总值的影响要在第2期才达到最大值, 并且对农村影响的最大值要小于对城市影响的最大值。这表明货币政策对农村产出的影响滞后于对城市产出的影响, 并且对城市的影响幅度大于对农村的影响幅度。
1.2 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用于评价不同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重要性。图2和图3展示了城乡生产总值的方差分解结果。
由图3可见, 货币冲击对城市产出变化的贡献率在第三期以后基本稳定在22%左右, 而对农村产出变化的贡献率则在第四期以后基本稳定在11%左右。货币冲击对城市产出变化的贡献率要大于对农村产出变化的贡献率。
总之, 对货币政策城乡效果差异的研究表明:统一的货币政策对城市产出的作用要大于对农村产出的作用。
2 货币政策城乡效果差异原因分析
我国货币政策城乡效果存在差异的原因可以从城乡存在的影响货币政策传导的因素中找到, 本文把这些因素分为两类:金融因素和经济因素。
2.1 金融因素
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发挥作用需要以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等作为基础和中介, 城乡在金融条件方面的差异必然导致货币政策城乡效果的差异, 这些金融条件包括城乡存贷款规模、城乡金融机构和城乡金融市场等。
从存款看, 2000年, 城镇存款为108806.2亿元, 农村存款为14998.2亿元, 城镇存款比农村存款多93808.0亿元, 农村存款在各项存款中的占比为12.1%;此后, 城乡存款及两者的差距都在不断增加, 及至2007年, 城镇存款达347037.4亿元, 农村存款为42333.71亿元, 农村存款与城镇存款的差距达到304703.7亿元, 农村存款在各项存款中的占比下降为10.9%。
从贷款看, 2000年, 城镇贷款为88421.3亿元, 农村贷款为10949.8亿元, 农村贷款在各项贷款中的占比为11.0%;此后, 城乡贷款及两者的差距都在不断增加, 及至2007年, 城镇贷款达239148.9亿元, 农村贷款达22542.0亿元, 农村贷款与城镇贷款的差距达216607.0亿元, 农村贷款在各项贷款中的占比下降为8.6%。
存贷款资源主要集中在城镇, 这一方面不利于货币政策在农村的传导, 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农村资本的形成, 而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四大要素之一。
从金融机构看, 城市金融机构除了以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等为主以外, 还包括政策性银行、外资金融机构及资产管理公司等各类金融机构。尽管农村有一定数量的金融机构, 但农村金融机构的实力与城市金融机构相差甚远。真正在农村发挥作用的金融机构主要有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等。近年来, 我国四大商业银行的营业网点陆续从县域撤并, 从业人员逐渐减少, 部分农村金融机构也将信贷业务转向城市, 以致部分农村地区出现了金融服务空白。农村金融机构不但不能有效地支持农村经济发展, 反而成为农村资金外流的主要渠道。
金融机构集中于城市, 广大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网点不足, 并且农村资金不断外流城市, 这使得货币政策通过影响金融机构行为以作用于城乡经济的效果出现差异。
从金融市场看, 我国城市金融市场包括各种直接金融市场和间接金融市场, 市场体系不断发展完善。而农村金融市场则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 主要以单一的信贷市场为主, 并且随着国有银行业务从农村地区的撤出, 作为农村金融市场主体的信贷市场也在不断萎缩。在农村正规金融发展不足的情况下, 农村非正规金融逐步发展, 但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存在往往成为货币政策的抵消力量。
2.2 经济因素
我们从城乡产业结构、城乡居民收入和支出情况考察导致货币政策城乡效果差异的经济因素。
李海海的研究认为, 第二产业对货币政策的反应最为灵敏, 第一产业对货币政策的反应最不敏感, 第三产业居于第一和第二产业之间。本文接受这一结论, 首先考察城乡的产业结构差异。1990~2008年间, 城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城市GDP的比例平均为52.9%和47%, 相应的农村指标分别为42.1%和23.1%, 而农村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农村GDP的比例平均为34.9%。
尽管城乡GDP在总量上不相上下, 但在产业结构上存在较大差异。对货币政策敏感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城市的比重都大于在农村的比重, 而对货币政策不敏感的第一产业在农村GDP中的占比较高。城乡三次产业结构差异导致货币政策对农村的效果要弱于对城市的效果。
居民是货币政策传导的末端环节之一, 城乡居民经济行为的区别将会影响到货币政策的效果。本文主要考察城乡居民的收入支出行为。2008年,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220.1元, 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2011.0元, 不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一;从生活消费的绝对水平看, 2008年, 城镇居民平均生活消费支出为4431.5元, 而农村居民平均生活消费支出仅为1546.4元, 仅为城镇居民平均生活消费支出的三分之一强;同时, 从平均消费倾向看, 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水平接近, 但大部分时间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大于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 1990~2008年间, 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约为0.790, 而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约为0.786。
3 提高货币政策对农村经济的有效性
货币政策对城市的效果强于对农村的效果, 长此以往, 货币政策本身可能加剧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矛盾, 因此, 应采取多种措施提高货币对农村经济的有效性, 而要达到这一目的, 可以从完善货币政策在农村的传导条件做起。
从经济条件看, 首先应努力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收入是影响居民经济行为的决定性因素, 因此, 要增强货币政策对农村居民经济行为的影响程度, 最根本的是要通过多种措施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这需要改善农民就业, 加强农业经济管理, 完善农村土地制度, 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
其次应加大政府对农村经济的支持力度。农业本身是弱质性产业,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若没有政府政策的倾斜, 农业发展将面临不利的环境。因此, 需要政府采取各项措施加大对农村经济的支持力度, 有效落实各项支农惠农政策, 将各项支农惠农政策长期化、法制化。
第三应积极改善农村经济结构。农村以传统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不利于货币政策发挥作用, 因此, 应积极调整农村经济结构, 提高农村经济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应大力发展现代农业, 发展农村非农产业, 创新农村经济组织, 支持乡镇企业发展。在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中, 要注重因地制宜, 发展地方特色农业, 基于地方特色和区域比较优势, 发展壮大适合本地的特色农业经济。
从金融条件看, 首先应健全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农村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等金融组织要有机结合, 优势互补, 协调发挥好支持农村经济的作用。培育各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规范和引导民间非正规金融的发展, 鼓励城市各类银行、外资银行等开展农村金融业务。
其次应完善农村金融市场。放宽市场准入限制, 允许各种中小金融机构进入农村金融市场, 提高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程度和运行效率。丰富金融产品种类, 设计出符合“三农”特点的金融产品。发展农村保险市场、资本市场和期货市场等。
第三应构建良好的农村金融发展环境。加快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村信用体系建设, 改善农村信用环境, 增强信用意识, 有效控制信用风险, 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信用担保机构。推进利率形成市场化, 由农村金融机构根据市场资金供求情况和风险情况自主决定利率水平。完善农村金融 (下转P87) (上接P92) 法律体系, 为农村金融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参考文献
[1]李海海, 中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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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国金融年鉴编辑部:中国金融年鉴[M].北京, 2005～2008历年.
货币政策效果 篇2
关键词：货币政策；城乡差异；VAR模型
一、文献回顾一般情况下，在地区经济结构有明显差距的国家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其军事论文发表/jslwfabiao/政策效果必然在各地区产生较大的差异，这就是货币政策的差别效应。国外研究货币政策差别效应的相关文献比较丰富，货币学派的 Beare［1］利用简约式模型对加拿大平原地区的三个省份进行分析，指出各地区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差异能够解释货币对不同区域造成的不同影响；新古典凯恩斯学派的 Fishkind［2］利用大型区域宏观模型分析，证实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对印第安纳州经济的影响与对全美的影响相比存在差异，认为这主要是由印第安纳州的相对经济结构造成的；Rochoff［3］等人对区域利率差异和区域信贷可得性差异进行分析，认为地区间存在的成本和风险差异是最主要的原因；Karras［4］等人对欧洲国家货币政策不对称效应进行了研究；Carlino和 Defina［5］等人通过国家货币政策对区域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来鉴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李善燊（1980-），陕西省平利县人，国际商务师，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理论与政策；何炼成（1928-），湖南省浏阳市人，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别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指出经济结构的地区差异导致货币政策出现区域非对称效应。截至目前，国外已发展起来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来分析货币政策影响的区域差异。
相对来说，国内关于货币政策差异性的研究起步比较晚，而且多采用描述性研究、一般回归、因果分析等方法的居多。如张志军［6］等国内学者，在一定程度上研究了区域金融发展不平衡问题并一致认为应该实施差别化的货币政策，特别要向欠发达地区倾斜。最近几年国内学者也尝试采用国际流行的VAR，SVAR等计量模型来研究，如李成［7］、周好文［8］、丁文莉［9］、张晶［10］、杨开忠［11］等，但他们只局限于研究统一的货币政策在不同行政区域或者东、中、西地理区域间的差别效应研究。
本文在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基础上，尝试用向量自回归的研究方法，结合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研究我国统一货币政策的城乡差别效应。本文分三部分论述，首先通过实证研究证实统一货币政策对城乡经济影响的差异化存在以及这种影响的程度，然后分析产生差异性效果的原因，最后提出消除这种差异性后果的建议。
二、差异性影响的计量模型分析1980年，西姆斯(Sims)针对大型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存在的不足，首次提出了非约束性向量自回归(VAR)模型，这种模型以多方程联立的形式出现，系统内每个方程右边的变量是相同的，包括了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然后通过模型中所有内生当期变量对它们的若干滞后值进行回归，进而估计出全部内生变量的动态关系。一个 VAR(p)模型的数学形式是［12］：
yt=Atyt-1+…+Apyt-p+Bxt+逭饫飝t是一个 k维的内生变量，xt是一个d维的外生变量。A1，…，Ap和 B 是要被估计的系数矩阵，錿是扰动向量，它们相互之间可以是同期相关，但不与自己的滞后值相关即不与等式右边的变量相关。本文基于VAR模型计量分析步骤
（一）数据的选取与处理本文对货币政策城乡效体育论文发表/tylwfabiao/应的分析主要立足于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货币供应量）到最终目标（经济增长）这一过程，指标选取1978～2004数据，具体为：
1、狭义货币供应量指标m1；
2、城乡经济产出指标，cy表示城市
货币政策效果 篇3
（一）早期银行信贷渠道观点
早期银行信贷渠道观点也称为信贷可得机制理论。该理论研究的焦点是信息不完全的各种微观经济基础及其导致的后果，例如，逆向选择对市场分配的后果，这一文献的开创者是Akerlof(1970) 、Rothschild和Stiglitz (1976)，已经被Stiglitz和Weiss (1981)运用到信贷市场、Myers和 Majluf (1984)运用到资本市场研究上。
该理论从资金需求者获得信用的可能性和供给者资金供给可能性两方面，分析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其分析的前提是信贷市场的不完全性，因此特别重视对信贷资金供给层面，尤其是对贷款者偏好和可贷资金供给的利率敏感性分析。他们认为，流动性是影响金融机构放款的核心因素。如果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增加货币供给，使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增强，势必增加信贷，反之则相反。
（二）银行信贷渠道观点
银行信贷传导机制理论认为，货币政策通过银行信用发挥作用的方式有三种：一是影响特定贷款者的融资水平进而影响其投资支出；二是影响特定贷款者的资产负债表进而影响其投资支出，三是通过影响特定贷款者的资产负债表进而影响其消费支出。
银行信贷渠道观点由Jensen和Meckling (1976) 首先开始提出，他们把金融经济学中委托—代理问题的研究运用到银行信贷渠道机制研究中，随后Diamond (1984)、Gertler (1988)和 Bernanke (1983)等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Bernanke 和 Blinder (1988)指出了信貸渠道存在至少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中介性贷款和公开市场证券是不完全替代的，至少对某些企业如此，那就是说，MM关于资本结构无关定理必须被打破。如此，这些企业就不能简单地通过直接从公开市场中的家庭部门借款，弥补贷款供给的下降；第二，中央银行必须能够影响中介性贷款的供给，改变银行系统能够获得准备的数量。第三，价格调整不完全，保证货币政策冲击在短期是非中性的。
伯南克和布林德还提供了一个银行信贷传导机制模型，认为银行贷款融资对特定主体(中小企业和个体)是不可或缺的，而大厂商可以在没有银行贷款融资时直接进入金融市场。这样，信贷的松紧直接影响小厂商和个体的投资支出。伯南克和格德尔则认为，货币供给变化从两方面影响投资支出：其一是导致利率变化进而影响融资成本，从而影响资产负债表上现金流量，进而导致投资支出变化；其二是影响股票价格，使现有资本产品价值变化，影响投资者的资产状况，从而导致投资人资产负债表的变化，进而影响投资支出，两方面的作用最终会导致国民产出的变化。
Holmstrom和Tirole (1997)的研究表明：各种形式的信贷紧缩（信贷紧缩、抵押紧缩、储蓄紧缩）如何沉重打击资产质量较差的企业。另一方面，Repullo和Suarez (2000)在货币政策传导框架下分析了道德风险问题如何影响市场借贷和银行借贷之间的选择。从理论上讲，拥有高净值率的企业更倾向于市场借贷，而拥有中等程度的企业倾向于银行借贷，净值率较少的企业得不到借款。因此，规模小、流动性低、资产质量差的银行依赖型企业在紧缩性货币政策中遭受的影响大。
（三）实证研究
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机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但实际中是否存在， Romer和Romer (1989 &1990)的著作以及Kashyap和 Stein (2000)的著作，提出了反对或赞成的例证。
1.实证不支持货币政策信贷渠道观点
Romer和 Romer (1989)、R&R (1989)分析了美国二次大战以来的六个时期， 1947年10月，1955年9月，1968年12月，1974年4月，1978年8月，1979年10月，美联储运用紧缩性货币政策治理通货膨胀。运用如下模型，
InMt=α+bt+Σ24i=1ciΔInMt-i+Σ12i=-12diΔInYt-i+Σ11i=1kiDit
通过对样本区间1946-1989年的货币回归和1950-1986年的银行借贷回归，发现在上述序列中货币和银行信贷的大部分变动仅仅反映了通常的周期性行为，而且借贷方面的变动比货币方面的变动更能反映通常的周期性行为。R&R (1990)得出结论：“证据似乎更支持传统的货币观点而不是最近的理论—强调银行信贷活动，两种类型的证据尤其支持传统的货币观点，第一个是金融市场的结构和银行的筹资能力，因为对CD存款的准备金比较低，银行能以较少的准备较少的费用获得资金，即使银行贷款具有特殊性，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于银行的借贷能力只有很少的直接影响。相反对交易平衡表的准备金要求更高，货币政策对交易平衡表有更强的影响。货币政策对利率的影响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银行负债而不是银行资产”。
2.实证支持货币政策信贷渠道观点
Kashyap、Stein (2000) -K&S (2000)对1976—1993年期间美国商业银行业进行了研究，得出的结论与R&R相反，声称对银行信贷渠道的存在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支持了Bernanke 和 Blinder (1992)的发现，即货币政策的变化引起了银行信贷总量的巨大变化。
伯南克的研究也对货币政策信贷渠道观点提供了实证支持。伯南克检验了货币政策传导的货币观点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释1930-1933年美国产出的下降，发现大部分的产量下降是不能通过货币机制来唯一解释的。银行恐慌的破坏性后果似乎能够解释萧条的持续性，这开启了贷款供给移动随着贷款需求移动的可能性。Bernanke和Harold (1991)的一项更深入的研究包括24个国家的样本资料，发现了同样的结论。在大恐慌时期，产出的下降不能唯一的由标准因素如汇率、利率、财政政策来解释。1986年，伯南克利用VAR模型提出了另外的证据，工具变量估计显示：信贷震荡确实对总需求有很大的影响。
Kashyap、Stein和Wilcox (1993分析了银行信贷和作为银行信贷替代品的企业商业票据发行之间的波动性，发现在同样时期，货币紧缩减少了银行借贷，但增加了商业票据的规模。这提供了一个信贷供给向内移动的证据，正如信贷观点所示的那样，不仅仅是贷款需求向内移动，这方面的文献表明在紧缩性货币政策情形下小银行相比大银行受到更严厉的打击。Kashyap 和Stein (1994)分类研究了银行有价证券，发现在贷款种类上，大银行更集中在工商业贷款上，而小银行则倾向于农业、不动产和消费贷款上。
1993年，在Kashyap和Stein的另一项研究中，他们考察了1977-1991年这段时期，发现尽管非银行融资性贷款、商业票据、快速增长，传统的商业银行依然是融资的最重要的来源，1991年达到融资总规模的67%以上。利用季度金融报告，调查了7000个以上的制造业企业，Kashyap和Stein (1993)把制造业企业划分为三类，即大、中、小，他们考察了1973-1991年间不同种类的企业平衡表是如何变化的，有趣的是1973年银行贷款占总贷款的34.4%，1991年只有33%。虽然这增强了市场融资并没有减少银行作用的结论，但这一结果并没有披露更多关于在一时期贷款在企业规模上的变化。例如，银行在短期贷款领域已经失去了根基，银行总的短期贷款规模从78.8%下降到44.9%，制造业中的最大部分是大公司，它们有能力发行商业票据，作为大公司短期贷款一部分的银行短期贷款从1973年的64.9%下降到1991年的22.8%。然而中小企业的短期银行贷款份额引入很大，分别达到77%和82.9%。Oliner 和Rudebusch (1996)对这一结论提出了调整，认为这可能是在衰退期中，小企业受到更大冲击，因此急剧减少了对银行信贷的需求，而大企业则增加它们的信贷需求，由于商业票据中很大部分是来自最大的公司，这就是Bernanke和 Gertler (1995)称为的平衡表渠道。所以人们会得出结论，效果是组合性的，所有这些研究提供了银行信贷渠道的强有力的证据。
3. 国内学者关于中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机制的研究
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中，国内大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信贷渠道比较重要。王振山、王志强(2000)对1993—1998年季度数据和1981—1998年的年度数据分析；廖国俊、邹忠良、廖小华(2006)对1990—2004年数据相关分析；周孟亮、李明贤(2006)对1998年1月-2005年8月的相关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协整关系检验及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时间序列研究，都发现信贷渠道是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途径。而有些学者认为货币渠道是货币政策传导的主渠道。陈飞、赵昕东和高铁梅(2002)、王欣(2003)、孙明华(2004)都通过不同的研究证明，货币政策是通过货币渠道而不是信贷渠道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周英章、蒋振声(2002)运用协整理论、格兰杰因果检验、预测方差分解等分析方法，对1993—2000年数据进行分析，得出我国货币政策是通过货币渠道与信用渠道两个传导途径共同影响的结论。也有部分学者研究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问题，如刘玄(2006)、周孟亮和王凯丽（2006）、林元辉、宛旭明，提出了区域金融结构差异对货币政策传导具有不同影响的观点。
二、银行业结构的货币政策效果
正如上面所讨论的，货币政策传导的信贷渠道机制可以用两种机制来解释：平衡表渠道和银行信贷渠道，平衡表渠道强调了货币政策变化对借者平衡表和收入的潜在影响，例如，应对紧缩性货币政策，利率的上升提高了借贷的成本，降低了净资产的现值，因此增加了外部融资的边际成本，降低了企业执行新投资的能力(Bernanke and Gertler, 1995)。银行信贷渠道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货币政策变动对银行借贷供给的影响上，银行负债受到准备金要求被放大，因此紧缩性货币政策会引起准备金减少，降低了银行贷款能力，结果分配给依赖银行的借款者的信贷下降 (Bernanke and Blinder, 1992)。由于银行在货币政策的信贷渠道传导机制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银行业结构的不同会导致同样货币政策的效果存在很大差异。因此，不同银行业结构的货币政策效果就是银行信贷渠道机制中必须关注的一个问题。
(Bernanke and Blinder, 1992)发现，紧缩性货币政策伴随着银行信贷总量的下降，虽然这一发现支持了银行信贷渠道的思想，它也暗含了另一种解释，即利率的增加抑制了经济活动，导致贷款需求的下降而不是贷款供给的下降，为了解决这一识别问题，Kashyap, Stein, and Wilcox (1993)证明，在紧缩性货币政策减少银行信贷的同时，增加了商业票据的数量，这预示着是贷款供给减少而不是贷款需求减少了。
一些研究者阐述了银行规模在吸收传导机制中的重要作用，Kashyap and Stein(1994)对银行资产组合进行分类，尤其是资产方，发现大银行倾向于把相对多的贷款分配给工商企业，而小银行倾向于把相对多的贷款分配给农业、不动产、消费者信贷。因此，由于工商企业贷款对于货币政策震荡的反应相对于其他贷款比较滞缓(Gertler and Gilchrist, 1994)，这就提供了为什么小银行贷款需求比大银行贷款更具有顺周期性的一些证据。关于银行规模影响的另一条证据是由Romer and Romer (1990)提供，他们指出，如果银行把存款和CD存款作为完全的替代品，那么公开市场操作和对银行依赖者的信贷供给之间的联系就被打破，假定大银行在发行CDs上具有相对优势，那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大银行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屏蔽货币政策的影响？
在Kashyap and Stein (2000)的一项研究中，作者把银行融资约束和银行平衡表流动性联系起来，他们提供的证据说明，对于平衡表中流动性较少的银行，货币政策对银行借贷行为的影响更受到重视。在同样类别的银行中，那么资产、信贷质量好的银行对货币政策紧缩的反应相对于资产、信贷质量差的银行不那么敏感。其他的研究集中在拥有银行控股公司银行的附属银行更容易获得非准备资金，Campello (2002)发现，银行控股公司的附属银行——小银行的银行信贷对于紧缩性货币政策不那么敏感，而具有同样特征的小银行则较为敏感，在Holod and Peek (2004)的另一研究中，作者得出结论：公开上市银行的贷款受到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影响相对于非公开上市银行较小。
研究的另一个分支集中在银行合并对银行借贷的影响上。例如在Berger, Klapper,and Udell (2001)的一项研究中，他们研究一个企业从不同银行借贷的情况，如从大银行、小银行；外资银行和国内银行；健康银行和处于困境中银行下的情况，他们也分析了一个企业从单一银行对复合银行下借贷的情况，发现大银行把关系贷款拓展到信息不透明的小企业比较困难，因为大银行在关系贷款上处于不利地位，这种类型的贷款常常需要大量的软信息，而这种信息通过大组织的信息渠道传递比较困难(Stein, 2001)，因此就产生了这种情况。许多关于银行业兼并和收购的研究，在银行借贷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影响上得出了相互冲突的结论。然而，也有一些一致的结论，例如，小银行之间的兼并和收购增加而不是减少小企业的贷款。
Strahan and Weston (1998)研究银行成长发展过程中，银行信贷行为的变化，发现在起初阶段对小企业的贷款增加迅速，因而增加了小企业的贷款资产比率，但是后来随着银行规模扩大，对
大企业的贷款起飞，降低了对小企业的贷款资产比率，但不是对小企业贷款总体水平的降低，这一结果同证据是相符合的，就是随着小银行的合并，小企业贷款增加，但随着大银行的合并对小企业的贷款下降(Berger et al.,1998)。随之而来的是，大银行的复杂性导致了组织的非经济性，使关系贷款对它们来说根据昂贵，大银行经理通过分散风险可以很容易的从资产组合中获得收益(Diamond, 1994)。这一结论存在相反的两个效果：一方面多样化降低了监管费用，改善了内部资本市场，随着银行规模的扩大，这些效果降低了风险借贷费用。另一方面，与银行规模、复杂性相连的组织非经济，增加了对小企业贷款的费用。（Strahan and Weston (1998)当小银行合并时，对小企业的贷款资产比率提高了0.95个百分点（资产规模100万美元以下），当中型银行（资产规模在100万至1亿美元之间）认购小银行时，这一比例则为0.55，当大银行（资产规模1亿以上）认购小银行时，这一比例则为0.31-0.35。
上述这些研究分析了银行规模、结构、银行兼并等对信贷数量的影响，从一个方面证明；了银行结构不同货币政策效果不同。但大部分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银行集中程度对货币政策传导的作用，而只单独分析银行规模变化对信贷渠道的影响，尽管其中暗含着银行业的货币政策效果差异。Ali Termos验证了这样一个假设：银行业集中程度的提高，弱化了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认为随着银行规模的扩大，银行部门总资产的分配规模，倾向于少数几个最大的银行以适应这种规模分配；银行在筹集资金而不是在非借入储备上更有效率，提高了这些银行隔离或者减轻中央银行采取措施控制经济的能力，不管这些措施是公开市场业务还是银行准备金。实证结果业表明，1976——2000年期间，由于美国银行业的兼并，银行业集中程度提高，货币政策效果被减弱。
中国学者在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机制上进行了大量研究，也意识到货币政策对不同银行信贷行为的影响不同，这是由于不同规模银行的主要贷款对象不同，小银行主要贷款对象是中小企业，大银行主要贷款对象是大型企业。所以在紧缩性货币政策下，中小企业贷款困難。但具体到银行业结构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方面，目前还没有看到专门研究银行业集中程度变化和货币政策效果之间关系的文献。
三、银行业结构对货币政策效果影响的未来方向
Bernanke and Blinder（1992， Gertler and Gilchrist (1994)，Kashyap and Stein(1994)，Romer and Romer (1990)，Berger, Klapper,and Udell等研究了不同规模银行对货币政策的反映。 Ali Termos研究了银行业兼并的货币效果。就目前关于银行业结构和规模对货币政策的反应来，存在着如下几个不足：
1.货币的全球化问题。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大银行更有能力从不同渠道筹集资金，甚至可以从国外市场筹集资金，这就使大银行对货币冲击的反应变小。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如果不控制资本的全球流动，分析货币政策的影响是不完全的。
2.巴塞尔协议及其实施
巴塞尔协议及其实施为银行的资产平衡表施加了一定的限制，制定了一系列规则，例如，资本充足率、流动性、风险暴露及风险处理。这些规则将影响货币政策影响经济的方式，货币当局是否会失去他们控制经济的工具？这些都是以后需要认真研究的内容。
货币政策效果 篇4
货币政策工具是中央银行为达到货币政策目标而采取的手段。一般而言, 为实现既定的货币政策目标, 中央银行一般需要通过货币政策工具的运作, 调节货币供应量, 实现宏观经济调控目的。因此, 货币政策工具在货币政策贯彻和目标实现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我国, 货币政策从直接调控方式转向间接调控方式, 中国人民银行可以运用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以下五种, 其作用与意义如下:①公开市场业务: 运用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券等作为交易品种, 主要包括回购交易、现券交易和发行中央银行票据, 调剂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需求。②存款准备金: 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 影响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供应能力, 从而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③中央银行贷款:运用再贷款政策、再贴现政策调剂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需求, 影响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供应能力。④利率政策: 根据货币政策实施的需要, 适时的运用利率工具, 对利率水平和利率结构进行调整, 进而影响社会资金供求状况, 实现货币政策的既定目标。⑤汇率政策: 通过汇率变动影响国际贸易, 平衡国际收支。
2 影响当前我国货币政策效果的因素分析
针对2007年流动性过剩、信贷扩张过快, 以及物价上涨压力不断增加的现实 , 货币政策逐步由“稳健”转向“从紧”。2008年年初以来, 由于受美国次贷危机和全球流动性过剩的影响, 再加上人民币购买力被低估以及经济结构不合理等因素, 使得中国的经济过热, 为此央行再次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 以保证经济的平稳有序运行。 (除去2008年9月15日以后, 为遏制经济衰退, 中国人民银行下调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
但是当时, 因为以下几个主要因素共同冲击着货币政策, 使得其有效性下降, 达不到预期的调控目的。
2.1 外汇占款的影响
影响机制:国际收支盈余→外汇储备增加→外汇占款增加→货币供应量增加 (影响紧缩政策) 。
自1995 年外汇体制改革以来, 中国的外汇储备快速增加, 2006年2月达到8537亿美元, 总体规模位居全球第一, 而且在2006年年底突破万亿元大关, 到2007 年年底, 中国的外汇储备额为15282.49 亿美元。截至2008年9月末, 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19056亿美元, 同比增长接近33%。如此规模巨大的外汇储备必然伴随着高额的外汇占款, 到2007年年末, 中国的外汇占款已经高达12.84 万亿人民币, 相应的2007年基础货币的投放量达到了10.2万亿人民币。2008年上半年外汇占款呈现直线式快速增长, 同比月增长率始终保持在2.5%以上。2008年前5个月, 通过新增外汇占款共投放人民币2.3万亿元人民币, 2008年上半年就能达到甚至超过2007年全年的新增外汇占款。相应的2007 年基础货币的投放量达到了10.2 万亿人民币。截至2009年11月, 我国外汇储备已超过2300亿美元。 (如下图所示)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此外, 随着我国出口加工型贸易的发展, 外贸总额增长迅速, 其中, 净出口总额更是连年大幅增长, 这也直接导致了外汇储备持续走高。
根据克鲁格曼“三元悖论”原理, 浮动汇率制度下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不具有独立性, 否则只能被动适应和救急。对于中国来说, 短时期内汇率完全浮动并不能实现。面对高额的外汇储备与外汇占款, 一方面, 央行为了控制物价, 又需要紧缩银根。另一方面, 为了“币值稳定”这一目标, 必须采取措施, 抛本币买进外币, 增加本币的供应量。货币政策陷入了“一手软, 一手硬”的矛盾境地。
2.2 资本流入因素影响
影响机制:人民币汇率被低估, 躲避次贷危机, 国际上看好中国经济→大量外资涌入 ( 热钱过多) →投资旺盛, 经济过热→通货膨胀 (影响紧缩政策) 。
由于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且浮动的区间较小, 而且人民币的购买力被严重低估, 这在短期内就形成了一个套利空间, 由于存在资本逐利的法则, 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外资涌入, 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中国的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目前, 境外资本流入国内主要有下面几种方式: 第一种是QFII, 即境外合格的机构投资者; 第二种是FDI ( 实际利用外资) ; 第三种就是通过不正当途径涌入的境外资本,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热钱。相比QFII 和FDI, 热钱对中国货币政策能构成更大的冲击。从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看出, 2008年第一季度中国外汇储备增加了1539 亿美元, 较2007年同期增长40%, 其中贸易顺差414.2亿美元, 同比下降10.6%, FDI ( 实际利用外资) 274.1 亿美元, 同比增长61.3%, 二者相加为688.3亿美元。说明2008 年第一季度“其他外汇流入” ( 含热钱) 增加851 亿美元左右, 同比增加16%, 2010年以来单月热钱流入量大概是2009年的3倍。这种情况下, 市场对于热钱流入加快的担心逐渐加剧。央行《2008 年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也指出, 次贷风波持续发展, 国际金融市场动荡, 中国可能成为国际资金的“避风港”。事实上, 直到2010年上半年, 资本的净流入一直不断增加。
可以看出, 虽然中国实行严格的资本管制, 但是由于资本的逐利性, 人民币预期升值的可能性看好, 再加上国际上普遍看好中国的经济强劲发展。因此, 这种情况下, 将对中国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2.3 产品供给因素的影响
影响机制:供给减少 (或原料价格上升) →需求相对过剩→价格上升, 通货膨胀。
2008年年初的南方雪灾和5月的四川汶川地震, 以及国际石油价格上涨, 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部分产品的供应紧张, 这不可避免地会加剧通货膨胀, 2008 年上半年CPI 指数居高不下就反映了这一现实。同样在2010年年初, 大量游资利用“天气灾害导致粮食减产”的概念大肆炒作大蒜等蔬菜的价格, 导致其价格翻倍上涨。这种情况下, 中国货币政策的效果将大打折扣。
2.4 银行业“脱媒”趋势日显, 货币政策工具效力下降
影响机制:银行业脱媒→资金从商业银行流失→货币政策工具效力下降。
利息是我国商业银行的主要收入。在目前我国金融结构调整正在不断走向深入的背景下, 我国商业银行也正在经历着“脱媒”的过程。2006年以来的股市热使银行“脱媒”的进程更加明显。每天高达30多万的新股民开户, 不仅使从商业银行资金来源大幅度减少, 更导致数以千亿的存款从商业银行流失。股票的成交金额从2004年的4万多亿元直线增加到2009年的26万多亿元, 增加了6倍多。资金大面积的从商业银行流向资本市场, 优质大企业客户贷款将被资本市场迅速分流, 银行中介机构的重要性相对下降, 从而就会影响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存款的调控, 降低其政策工具的效力。
2.5 价格扭曲, 部分企业成本存在外部化倾向, 对中央银行加息敏感度低
影响机制:企业成本外部化→对加息敏感度降低→货币政策工具效力降低。
部分企业将大量的个别成本转化为社会成本, 从对全面利益的侵害和掠夺中获取其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利润。具体包括了:企业社会保障成本外部化, 企业环保成本外部化, 资源价格、折旧水平被认为压低。这样导致了部分企业对央行加息政策的敏感度低, 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
此外, 随着经济货币化程度的逐渐提高, 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作用日渐微弱也会影响到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3 总结以及建议
从上面的讨论, 我们知道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了以上多方面的因素影响。但是, 我们也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综合考虑, 根据影响因素来减少其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第一, 人民币汇率升值。一方面, 可以缓解当前的贸易顺差, 平衡国际贸易, 以减少外汇储备, 在一定程度上缓和通货膨胀。另一方面, 从三元悖论的分析可知, 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放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第二, 积极合理利用外汇储备, 改善外汇储备结构, 缓解外汇占款对经济带来的压力, 并提高外汇储备收益, 减少风险。一方面, 中国可以用过多的外汇储备, 在国际市场采购例如石油、矿石等战略性资源, 以维护国家安全。我们还可以动用外汇储备建设中国的医疗、教育体系, 提高国民福利等, 这些用途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外汇占款对经济带来的压力。另一方面, 改善中国的外汇储备结构。考虑当加大储备欧元等币值比较坚挺的币种, 以降低巨额外汇的风险。
第三, 合理调整经济结构, 刺激国内有效需求, 把经济发展的助推力转移到主要依靠本国国内的力量上。此外, 加强政府对加工贸易的引导作用, 促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 进行6+1小系统的升级。
第四, 面对金融脱媒给银行业带来的挑战, 国内商业银行关键是从现状和优劣势出发, 最大限度地利用或创造内部优势和外部环境机会, 把这种不利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完善支付结算体系, 大力拓展针对市场交易的支付结算业务;拓展合作渠道, 加快代理销售业务发展;积极拓展企业理财、现金管理、资产管理等咨询业务。由此来增大商业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重要性。
第五, 为防止企业成本外部化, 就要加快建立规范的社会保障制度, 建立环境保护制度, 同时加快推进资源的市场化改革, 建立更能反映市场供求的资源价格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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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效果 篇5
一、党中央、国务院作出2011年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决策 2011年是我国执行“十二五”规划的第一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一年，也是确保“十二五”时期开好局、起好步的重要一年。做好明年的经济工作，既有许多有利条件，也面临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
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党中央、国务院准确而及时地调整了宏观调控政策，作出了2011年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决策。这对做好2011年的经济工作、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积极的财政政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是：首先，保持适当的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但应比2009年—2010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严重时有所控制。其次，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财政支出向民生和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倾斜，将更多的钱用于“三农”、科技、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等领域，重点支持保障性住房、农村水利交通、城镇公益性基础设施、医疗卫生体系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等的发展。第三，继续实施结构性减税，在改革税制的同时减轻中低收入居民的税负负担。第四，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防范地方政府财政风险，防止盲目铺摊子、上项目。
三、稳健的货币政策
稳健的货币政策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按照总体稳健、调节有度、结构优化的要求，保持货币供给和信贷投放总量合理增长，既要满足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需要，又要把握好流动性总闸门。第二，着力优化信贷结构，把信贷资金更多地投向实体经济，投向“三农”、中小企业、中西部地区，发挥金融服务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作用。第三，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第四，保持金融稳定，切实防范各种形式的金融风险。
四、2011年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必要性
2011年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必要性在于：首先，虽然我国经济已经逐渐步入正常增长的轨道，但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仍未消除，还需要对经济保持一定的刺激力度。其次，很多已经开工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需要后续资金支
持，这也要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第三，财政政策主要是用于解决结构性失衡问题的。只有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才能发挥财政政策在稳定增长、改善结构、调节分配、促进和谐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可行性在于：目前我国财政赤字、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均在国际公认的警戒水平之下，我国财政、金融状况良好以及宏观经济有力的增长势头，都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提供了空间。
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必要性在于：一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势头进一步巩固，完全可以通过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二是因为货币政策回归稳健有利于加强通胀预期管理，防范资产价格泡沫。2）稳健货币政策的内涵。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求央行，要控制好货币总量，要保持贷款总量合理适度增长（“银行信贷增长要与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主要目标相吻合”），要继续优化信贷结构，要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加快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3）央行下一阶段的工作。下一阶段，央行要继续运用各种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同时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工具。运用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配合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等常规性货币政策工具发挥作用。
2011年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必要注重从社会融资总量的角度衡量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力度，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继续推进市场机制建设，完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扩大直接融资规模，进一步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深化金融改革，进一步加强行业监管，完善金融机构资本补充和约束机制，着力防范和化解重点领域潜在风险，全面提升金融业综合实力和抗风险能力；探索建立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防范系统性风险，切实维护金融稳定。
班级:08注册会计2班
姓名:周仙汝
我国货币冲销的效果分析 篇6
关键词：货币冲销；公开市场操作；央行票据
中图分类号：F83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09)04-0025-03
一、引言
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买人外汇资产所引起货币扩张的同时，是否采取相应的冲销措施紧缩货币，对干预效果会有所影响。因而，根据中央银行直接外汇市场干预是否采取相应的配套市场操作、是否最终引起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又可分为冲销干预和非冲销干预两种类型。所谓冲销干预(Sterilized intervention)是指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上买进外国资产，抛出本币，抑制本币升值，维持汇率的稳定，，从而客观上造成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增多、货币市场上货币供应量增大。为了控制国内货币供应量、抑制通货膨胀、保持物价稳定。中央银行又要进行逆向操作，在货币市场上采取相应的配套操作措施(如通公开市场操作、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措施)回笼增加的货币供应量，以稳定经济。
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的许多产品由于价格低廉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逐步增强，外商直接投资也迅速增长，形成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长期的“双顺差”局面。从1997年开始。我国经常项目余额快速增长，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也强劲增长。平均超过了300亿美元。为维护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和市场的流动性，央行必须被动大量收购外汇，其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买卖外汇的数额约占整个外汇交易总额的60％。随着外汇储备的迅猛增长，外汇占款对我国货币供给的影响越来越大，人民银行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从外汇市场上大规模吸收外汇，从而导致基础货币的大幅度增加，对国内经济造成了冲击。因此，本文就如何冲销外汇占款迅猛增长引起的基础货币供应量飞速增涨，避免造成国内经济波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对策建议。
二、我国冲销外汇占款的渠道分析
1994年至2002年期间。外汇占款余额相对较小，外汇占款与基础货币之比在50％以内，中央银行可以从容地通过削减对商业银行的再贷款来冲销外汇占款导致的基础货币的增长。在此期间，除了削减再贷款外，央行还试图通过国债的正回购办法来回笼基础货币。但随着外汇占款规模不断增长，央行持有的国债数量已难以满足冲销外汇占款的正回购操作需要，于是在2003年不得不通过发行央行票据方式来回收基础货币。自此之后，发行央行票据便成了我国央行冲销外汇占款最常用、最有力的工具。下面分别就两种主要的冲销措施进行分析。
(一)再贷款方式
中央银行再贷款，是我国特有的一种货币政策工具，也是中国人民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渠道之一。由于它是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或存款机构提供贷款，再由商业银行贷放给普通客户的资金，所以被称之为“再贷款”。我国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再贷款可以分为政策性再贷款和一般性再贷款两种形式。由于政策性再贷款政策性目的特殊，不适宜作为货币政策调控的工具，所以人民银行进行货币冲销的都是一般性再贷款。
1994年到2001年，人民银行曾多次通过对金融机构再贷款规模调整来冲销外汇占款。1994年全年累计收回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再贷款800多亿，并且调高了再贷款利率，通过对再贷款渠道投放的基础货币比1993年少增加2059亿元。但随着我国金融机构种类、数量上的不断增加，银行间货币市场的不断发展，再贴现业务体系的完善，金融机构对央行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小，加之在执行的过程中，中央银行再贷款的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我国央行再贷款的泛化削弱了货币政策实施效果。人民银行的再贷款越来越多地被用于为资不抵债的单个金融机构出资解决亏损或补充资本金，损害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信用度。其次，再贷款的广泛运用，使得再贷款的获得者越来越倾向于将其当作是一种补贴或优惠政策，而不是一种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信贷关系，使得对再贷款获得者缺乏一种约束机制，久而久之导致了中央银行再贷款的回收率降低，这实际上是各个金融机构的风险向中央银行的转移。再贷款中存在的不良资产，也增加了影响金融稳定的不确定因素。从近几年央行冲销的实践上来看，再贷款这种冲销手段已很少被采用了。央行通过限制金融机构的再贷款规模已经不能有效地对货币供给产生明显的影响。
(二)公开市场操作
公开市场操作是指中央银行与指定交易商进行有价证券的交易行为。它是中央银行引导市场利率、吞吐基础货币、调节市场流动性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中央银行通过与指定交易商进行有价证券和外汇交易，实现货币政策调控目标。我国的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真正开始成为主要的货币政策调控工具是在1998年1月1日取消贷款规模管理控制以后。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人民币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已经成为央行冲销外汇占款所采用的重要手段。人民银行公开市场业务冲销外汇占款的主要手段有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和国债的正回购交易。
1对国债的正回购冲销手段的分析
央行通常在市场成员中选取一些资金实力雄厚、信誉良好、交易活跃的商业银行，证券公司或信托公司，即公开市场的一级交易商来作为交易对方，通过招投标方式进行正回购交易。一般而言，央行为使其正回购操作成功。在进行数量招标时，其给出的回购利率往往会略高于市场回购利率。当央行进行正回购操作时，央行作为资金的借入方出现，从而使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减少，直接影响银行自身对债券投资的能力，同时减少了银行对企业的贷放能力，进而从整体上使市场资金收紧，最终抑制市场对债券的需求。
这种操作的实质是央行通过减少自身持有的各种债券(主要是国债)来换取货币的回笼。但该手段有效实施的前提是央行手中要持有一定数量的有价证券。相对发行央行券来说，人民银行通过债券正回购来吸收货币的能力很有限，一旦外汇占款规模快速扩大，央行通过连续几轮正回购或卖断现券的操作，就会面临无券可售的尴尬局面。另外，我国国债市场的发育的不完善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央行冲销干预的效力。从历史数据上可以看出，我国国债规模较小。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人民银行才只能通过发行央行券来缓解缺少可售债券的压力。就目前的情况看，我国通过公开市场的正回购和现券卖断来对外汇占款冲销是不可长期持续的，其效果并没有发行央行票据那样持久。
2对发行央行票据冲销手段的分析
央行票据由中国人民银行在银行间市场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债券发行系统发行。其发行的对象是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目前我国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有52
家，其成员均为商业银行。央行票据通常采用价格招标的方式贴现发行。
2002年，人民银行将1937.5亿未到期的正回购转换为央行票据。自此。发行央行票据成为央行可以采用的又一冲销工具。随着外汇储备的持续增加，人民银行若是要继续保持国内经济的稳定发展，其发行频率提高、发行量也逐年增加，从而回笼更多的基础货币才能避免货币供给的过快增长。但由于人民银行大都采取贴现的方式来发行票据，相应的债务成本也会大大增加。并且，发行的票据就越多，利率就越高，付出的代价就越大。不仅如此，如果利率不断升高，会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入国内货币市场，就会大大削减央行冲销措施的效果。
3对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冲销手段的分析
由于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对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影响大，其调整效力也相对较大。从1984年到2007年6月5日以来，央行对存款准备金率进行了16次调整，其中，1999年至2004年，存款准备金率从6％上升到7.5％，其对货币乘数的影响很明显，其紧缩效应也很明显，有效地控制了2004年物价上涨的幅度。可以说该手段有效控制了货币供给，对外汇占款的冲销作用十分明显。但由于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易频繁使用。
笔者认为，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的态势表明了我国货币当局采取的以发行央行票据和债券正回购等一系列冲销外汇占款的措施确实缓解了外汇收支巨额顺差对国内货币供应的压力，保证了货币供应量的稳步增长和物价水平的基本稳定，为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证。但是，这些冲销手段，在面对持续的国际收支失衡时，很快就会显得鞭长莫及。调控的效果，尤其是对银行体系的流动性管理的效果也始终难以如愿。并且，这种连续不断的大规模冲销所需成本也在不断增加。因此，急需对我国冲销手段进行更加深入的“创新”。
三、对我国货币冲销的对策建议
1缩小国际收支差额
我国目前外汇冲销干预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巨额国际收支顺差，所以纠正国际收支不平衡，保持贸易顺差的合理规模，是解决我国内外经济矛盾的最根本方法。首先。要转变我国的贸易增长方式，调整出口鼓励政策，使出口鼓励的重点从劳动密集产业逐渐向资本、技术密集产业转移。其次，我们还应该重视进口贸易对国内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鼓励部分行业尤其是高科技产业扩大进口规模。加大对提高科学技术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有着深远影响的新技术、适用技术、关键设备的进口比重，减少一般工业制成品的进口比重，突出进口对于国民经济的重要战略作用。
2建立外汇平准基金
外汇市场平准基金是用来干预外汇市场的储备基金。称为外汇平准基金，它是由黄金，本币和外币资产构成。当外汇汇率上升，超出政府限额的目标区间时，就可通过在市场上抛出储备购入本币缓和外币升值；反之，当本币升值过快时，就可通过在市场上购入储备放出本币方式增加本币供给，抑制本币升值。中国人民银行可以通过其他的资金来源，以市场化操作来消化外汇增量。可以像美国、英国、日本那样，专设外汇平准基金，主要资产为外汇资产，负债主要是特别债券、外汇资产债，以充分协调内部与外部经济活动，根除汇率政策和利率政策相互矛盾、相互制约的障碍。
3进一步改革外汇市场
尽管人民币汇率制度已经有所改革。人民币汇率的弹性有所增强，银行间人民币外汇掉期业务也已经顺利开展。但是我国外汇市场的发展仍然比较落后，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依然较大，其汇率形成机制仍需改进。
货币政策效果 篇7
为了稳定生猪价格,促进生猪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国家于2007年开始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对于政府出台的调控政策,学术界对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政策效果的评价,目前还没有学者对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运行机制进行研究。本文将从政策实施的背景、主体和客体、工具、约束条件和效果等方面对其展开系统研究,以期为今后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些许启示。
1 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实施的背景
1985年开始,我国放开了生猪及猪肉价格,生猪市场实行自由上市、自由交易,随行就市,按质论价的价格管理体制。从此生猪产业获得快速发展,同时,在市场机制发挥主导作用的情况下,生猪价格呈现上涨的总体趋势。2000-2011年间,我国生猪价格由5.94元/kg涨至16.88元/kg,年均增长率达到14.02%。其中,生猪价格较上年下降的有4年,分别是2002年、2005年、2006年和2009年,下降的平均幅度为11.66%,最大降幅为24.37%。
粮食价格下跌和国际生猪价格持续走低是2002年生猪价格下降的主要原因。在经历了2004年生猪价格的大幅上涨之后,2005年生猪价格理性回归。2004年上半年我国部分地区爆发禽流感导致禽肉消费减少,猪肉消费增加,生猪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上涨。禽流感过后,猪肉消费逐步减少,生猪价格出现下降。2006年上半年生猪存栏减少,出栏增多,猪肉产量增加引起生猪价格下降。由于2007年至2008年上半年猪价一路走高,养殖户纷纷补栏,导致生猪市场供给过多,最终引发2009年生猪低价。其余7个年份,包括2001年、2003年、2004年、2007年、2008年、2010年和2011年生猪价格均较前一年有所上涨,平均涨幅为26.70%,涨幅最大的年份是2007年,该年生猪价格较上年增长了64.05%。2006年下半年我国南方地区爆发生猪蓝耳病疫情,部分散养户退出养殖,规模养殖户也缩小了养殖规模,生猪市场供给紧张,导致生猪价格大幅上涨。其余年份生猪价格上涨的原因很多,包括我国经济的发展、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生猪养殖成本的上升以及通货膨胀等,可以说,生猪价格的上涨趋势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图1)。
我国生猪价格在表现出长期上涨的趋势下,生猪价格运行还呈现明显的波动性特点,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图2)。
第一阶段:2000年1月至2006年6月。这一阶段生猪价格的平均波动率为2.63%,波动率最大的2006年1月,其值达到14.89%;其余76个月份的波动率数据中,有65个月份的数值都在5%以下。生猪价格波动方向方面,38个月份的生猪价格较上月上涨,另外39个月份的生猪价格较上月出现下降。总的来看,该阶段生猪价格波动幅度相对较小,实际生猪价格在5.56元/kg—9.66元/kg之间波动。
第二阶段:2006年7月至2011年12月。这一时期,生猪价格波动加剧,平均波动率达到5.58%,是前一时期的2.12倍左右。在所有66个生猪价格月度波动率数据中,有10个月份的波动率超过10%,31个月份的波动率超过5%,分别占总样本数据的15.15%和46.97%,而第一阶段这两项的占比仅为1.3%和14.29%。生猪价格波动方向方面,42个月份的生猪价格较上月增加,24个月份的生猪价格较上月下降。上涨幅度最大的是2010年7月,其值达到15.56%,下降幅度最大的月份则是2009年4月,降幅达到11.01%。与前一阶段相比,该阶段生猪价格波动十分剧烈,实际生猪价格的波动范围在6.47元/kg—19.68元/kg之间。
综上所述,2000年以来,我国生猪价格波动有加强的趋势,尤其是进入2006年下半年以来,生猪价格波动成为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难题。由于该时期生猪价格始终在高位运行,且生猪价格上涨的时间多于生猪价格下降的时间,因此,生猪养殖户和消费者的利益受到较大损失,并且,推动了我国整体物价水平明显上升。基于此,中央和各地方政府于2007年下半年开始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生猪价格调控政策,以缓解生猪价格波动。
2 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实施的主体和客体
政策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一方面,政策主体制定政策的目标并规定政策客体的范围和性质,另一方面,政策客体也对政策主体起着限制和约束作用[1]。因此,研究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运行机制,必须了解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主、客体,并运用系统的观点加以分析。
2.1 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主体
当前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由国务院统一领导与部署,多部门联合参与完成的。具体实施时,遵循分级负责,以属地管理为主的原则。在中央一级,多个部委共同构成了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实施主体,具体包括农业部、商务部、财政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卫生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相关职能部门及其下属机关。除了中央一级外,地方一级的政府及相关部门也参与实施了生猪价格调控。他们承担的主要职能是负责本行政辖区和部门职责范围内的生猪市场调控工作[2]。
2.2 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实施的客体
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实施客体:分别是市场、生猪养殖户和消费者。针对客体市场的主要是国家储备肉政策。客体是生猪养殖户的政策包括:能繁母猪补贴和保险、生猪良种补贴和调出大县奖励、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生猪信贷支持、重大疫病免费疫苗和强制扑杀补偿、屠宰环节的病害猪无害化处理、粪污处理设备补贴和生猪生产和监测预警。其中,部分政策如生猪调出大县奖励、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主要针对的是生猪规模养殖户。此外,生猪信贷支持政策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其客体是生猪规模养殖户,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只有具有一定资金和养殖规模的生猪养殖户才能获得信贷支持。可见,生猪规模养殖户是目前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最主要的实施客体。针对的客体是消费者的政策,主要是妥善安排低收入群体和大中专院校学生的生活。
3 我国生猪价格调控的主要政策
与2007年之前国家采取的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相比,现阶段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实施工具或手段可以说是总量巨大,手段繁多,运用复杂,概括起来主要有四大类:
3.1 生猪生产扶持政策
2007年《国务院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提出要加大对生猪生产的扶持力度,具体来说,要建立能繁母猪补贴制度,积极推进能繁母猪保险工作,完善生猪良种繁育体系,建立对生猪调出大县(农场)的奖励政策和扶持生猪标准化规模饲养[3]。2011年国家继续发文《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平稳健康持续发展防止市场供应和价格大幅波动的通知》,强调继续实施以上政策[4]。
3.2 生猪疫病防控政策
针对生猪疫情给我国生猪价格带来的不利影响,《国务院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提出建立和完善生猪的公共防疫服务体系,具体出台重大疫病免费疫苗、重大疫病强制扑杀补偿和屠宰环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三项政策,以加强生猪疫病公共防控体系建设,减缓生猪市场价格波动[3]。2011年《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平稳健康持续发展防止市场供应和价格大幅波动的通知》提高了因防疫需要而扑杀的生猪补助标准,由以前的每头600元提高到800元,对屠宰环节病害猪损失补贴由每头500元提高到800元[4]。
3.3 生猪信贷支持政策
要解决猪周期的难题,仅仅依靠国家的财政补贴是远远不够的,金融机构贷款也是引导生猪规模化发展、稳定生猪价格的重要手段。2007年的《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和2011年的《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平稳健康持续发展防止市场供应和价格大幅波动的通知》都强调了信货支持对稳定生猪生产的重要性[3,4]。
3.4 生猪价格监测和调控政策
从短期来看,无论是生猪生产扶持和疫病防控政策,还是生猪信贷支持政策,都不会对生猪价格产生直接影响,即这些政策的效果是通过生猪生产传递到生猪市场。因此,他们都属于一种间接的生猪价格调控政策。与之相反,国家储备肉政策是一种直接的生猪价格调控政策,政府的买入或卖出行为将直接对生猪市场供求和价格产生影响。它和生猪生产和市场统计监测制度共同构成了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第四个重要工具:生猪价格监测和调控政策。2009年《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调控预案(暂行)》明确规定了不同预警区域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响应机制,主要是根据猪粮比价的变动情况,分别或同时启动发布预警信息、增加储备等措施[5]。
4 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实施的约束条件
4.1 资金约束
虽然与2007年以前相比,现阶段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资金投入总量较大,但从目前政策实施的反馈情况来看,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实施仍然受到资金方面的约束。中央方面,近些年其财政收入大幅增加,有足够的资金用于发展生猪产业,但由于国家基本建设的需要,中央财政对该部分的投入仍显不足。以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补助为例。2008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农业部办公厅发布《关于申报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生猪扩繁场和种鸡场建设项目投资计划的通知》规定,国家补贴的起步标准是养殖场的生猪年出栏量达到500头以上[6]。若按此标准,湖南省约有16000家养殖场可以获得补助,而事实上,2007年湖南省获得补贴的养殖场仅1079家,2008年为925家[7]。也就是说,超过9成的“合格”养殖户没有获得补贴。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央补贴的不足。对于地方而言,政府收入源减少,资金压力大,难以完全承担起扶持生猪产业发展的要求。尤其是县级财政,其资金配套压力相对更大。如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2009年度县财政配套支付能繁母猪补贴896万元;支付能繁母猪保险配套费538万元;配套支付免费疫苗费650万元;直接支付免疫注射劳务费1000万元。当年财政合计支付3000多万元。尽管国家每年对生猪调出大县补助1000万元,但相抵后地方财政仍增加了2000多万元的支出[8]。
4.2 人员约束
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实施不仅受到资源、资金约束,同时还受到人员约束。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专业人员配备不够,即人员数量上的约束。尽管国家和各地方政府提高了基层动物防疫员等的工作经费标准,但仍不足以吸引相关人士从事生猪价格调控的基层工作,致使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实施受到一定约束。同时,生猪价格监测统计工作也由于缺乏专业统计人才而存在统计资料不健全、统计信息更新较慢等问题。二是人员素质欠缺,即人员质量上的约束。为了落实好生猪良种补贴等政策,全国畜牧总站于2007年在北京等地举办了生猪良种补贴项目管理和技术培训班,对项目管理和技术人员进行了种公猪的培育和选择、母猪饲养管理,以及生猪疫病防疫等方面的培训。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仍然存在基层人员服务不到位的现象。一些基层防疫员由于免疫注射操作不规范,导致生猪发生疫病死亡现象,给生猪养殖户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4.3 时滞效应约束
在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约束条件中,时滞效应约束对其影响最大。2007年生猪价格暴涨之际,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采取能繁母猪补贴、能繁母猪保险、生猪调出大县奖励等政策来扶持生猪生产,目的是通过增加生猪市场供给以降低生猪价格。然而,由于时滞效应的存在,该轮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并未立即发生作用,而是在政策实施了一段时间后才发挥效用。由于市场高价使得很多养殖户扩大了养殖规模,生猪市场供给增加。此时,政府的政策进一步增加了后期生猪市场供给,最终引发新一轮生猪低价,整个2009年以及2010年上半年我国生猪价格一直在地位徘徊,最低时仅为9.33元/kg。可见,时滞效应对于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实施时机的确定、政策工具的选择都有着重要影响。按照生猪价格调控政策时滞发生的根源和性质,可以将其分为内在时滞和产出时滞两大类。(1)内在时滞。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内在时滞指生猪价格发生非正常波动,需要采取对策加以缓解开始,直至国家最终实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为止的这一段时间。它又可以分为认识时滞和行政时滞两部分。第一部分认识时滞,即从生猪市场价格发生非正常波动到中央取得比较明确的认识,决定开始研究对策的时间。第二部分行政时滞,即国家明确生猪价格变动的原因及其产生的影响后,到决定实施何种政策工具之前的这段时间。2006年下半年我国生猪价格触底反弹,12月生猪价格突破9元/kg,2007年6月达到15.35元/kg。在生猪价格持续大幅上涨一年后,中央才于2007年7月采取全面的调控措施。(2)产出时滞。产出时滞指国家采取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后,到对生猪市场价格产生作用的这段时间。产出时滞分为:决策时滞和生产时滞。决策时滞指中央和各地方政府实施相关生猪价格调控政策以后,生猪生产者和消费者面对新形势,改变自己的生产决策和消费决策的时间。生产时滞指生猪生产者和消费者做出生产和消费决策后,对整个生猪市场的供给和需求产生影响的时间。相比内在时滞,产出时滞的长度变化很大,并且更加复杂。针对生猪高价,国家于2007年7月实施调控措施,但猪价直到2008年5月才开始出现回落。
5 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实施的效果
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实施的效果与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实施的背景、主体和客体、工具、约束条件等,共同构成了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整体运行机制。有关政策实施的效果,理论界存在一定争议。部分学者认为其实施效果较好,初步达到了稳定生猪市场价格的目标,但大多数学者认为现有政策作用有限,未能有效缓解生猪价格波动。本文认为,在对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实施效果进行评价时,不能简单地以其是否较迅速地稳定生猪价格为依据,因为时滞效应等约束条件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效用的发挥。因此,本文在评价其效果时,将以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目标实现情况为依据,即综合考察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对于保持合理的生猪价格水平、稳定生猪市场供应、推进生猪规模化养殖和增加生猪养殖户收入等目标的作用。中央政府对全国生猪市场价格进行系统调控,以国务院2007年发布的《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为标志。因此,本文以2007年为界,在此之前为政策实施前的时间,此后为政策实施后的时间。
5.1 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对保持合理生猪价格水平的效果
根据《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调控预案(暂行)》(以下简称《09预案》),当猪粮比价位于9∶1-6∶1之间时,生猪价格正常[5]。2000-2006年间,我国猪粮比价的平均值为5.82∶1,其中月度猪粮比价最高值为7∶1,最低值为4.37∶1,47个月份的猪粮比价低于6∶1,占样本数据的55.95%。2007-2011年间,猪粮比价平均值达到7.1∶1,最高值高达9.64∶1,最低值4.61∶1,13个月份的猪粮比价低于6∶1,占样本数据的21.67%,另有5个月份的猪粮比价超过了9∶1。可以看出,政策实施后,生猪价格大部分时间在正常范围内,只是生猪价格始终在高位徘徊,消费者利益较政策实施前受到一定损失,相对地,生猪养殖户的收益增加。但是,生猪价格的波动幅度较政策实施前增加。从表1可以看出,表示月度生猪价格最大值与最小值之比的极值比这一项,政策实施后的数值高于政策实施前;表示数据离散程度的标准差和数据相对变异程度的变异系数后者高于前者。这表明,2007年以来的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并未能有效遏制生猪市场价格大起大落的势头。
注:极值比=最大值/最小值。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畜牧业信息网(http://www.caaa.cn/)数据计算整理得出。
从政府陆续出台的调控措施来看,政府对生猪市场的调控日趋成熟。2007年生猪价格大涨之际,国家出台以生猪补贴为主的系列生猪价格调控政策,一方面生猪价格上涨势头得到有效控制;另一方面政策的实施导致了下一轮的生猪低价,该轮生猪低价持续了近一年半,生猪价格最低仅为9.33元/kg。随后,生猪价格再次上涨,2011年6月达到17.54元/kg。与之前调控措施不同,各级政府部门调控此轮猪价上涨的思路不是打压猪价,而是将调控的重点放在了促进生猪规模养殖、加快市场建设和完善市场调控机制方面[9]。在猪粮比价未高于9∶1的情况下,国家发改委、商务部等部门均表示不会通过大量抛售国家储备肉或者进口猪肉来打压猪肉价格。各政府部门坚持完善已有调控机制、完善低收入群体补贴和物价上涨联动机制,以保障消费者福利。
5.2 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对于稳定市场供应的效果
生猪价格是由生猪市场的供求状况决定的。由于我国生猪市场需求基本稳定,因此生猪市场供给更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生猪价格。一般来说,生猪供给或生产的波动先是由能繁母猪的波动开始。当猪价达到高峰时,养殖户先调整能繁母猪数量,后逐步调整生猪产量,使其与需求相适应[10]。2009年开始,国家定期公布能繁母猪存栏和生猪存栏数据,因此有关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对于稳定生猪市场供应效果的分析也从这一年开始。《09预案》的调控目标之一是生猪存栏不低于4.1亿头,能繁母猪存栏不低于4100万头。按此标准,国家的调控政策达到了预期目标。然而,《09预案》主要是针对生猪价格过度下跌采取的措施,并未明确生猪价格上涨时能繁母猪存栏和生猪存栏的合理范围,后续政策也未涉及,这是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存在的不足。通常认为,能繁母猪存栏占生猪存栏的比重在8%-10%比较合理[11]。利用农业部提供的数据,计算出我国2009年以来能繁母猪存栏占生猪存栏比重(表2)。从表2可以看出,我国能繁母猪存栏占比一直高于10%,其中2009年2月、3月、2010年2月,能繁母猪存栏占比都超过了11%,说明现有政策对于稳定生猪市场供应的效果并不理想。但值得肯定的是,国家政策的效用正慢慢显现,2009年能繁母猪存栏占比的平均值为10.71%,2010年降至10.62%,2011年进一步降至10.41%。
(单位:%)
数据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网站(http://www.moa.gov.cn/)数据计算整理得出
5.3 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对于推进生猪规模化养殖的效果
与国外生猪产业发展良好的国家相比,我国生猪规模化发展水平还比较低。1999年50头以上规模养殖户提供的生猪占全国生猪总量的比重仅为20%,2003年这一比例也只有28.7%。大量散养户的存在使得我国生猪市场供给经常处于波动之中,受此影响,生猪价格波动频繁。因此,推进生猪规模化发展是我国生猪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从国家制定的有关生猪价格调控政策来看,政府推进生猪规模化发展的意图十分明显,2007—2010年间,国家每年至少安排25亿元资金用于生猪规模化养殖场建设,“十二.五”期间,国家每年继续投资25亿元用于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并视情况适当增加投资。受此影响,全国生猪规模养殖比例出现较大幅度上升,2007年其值达到48.5%,2008年、2009年生猪规模养殖比例相继超过了50%和60%(表3)。
数据来源:根据2002-2010年《中国畜牧业年鉴》数据计算整理得出。
生猪规模养殖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使大规模生猪养殖户生猪出栏占比越来越高。1999年年出栏量50-499头、500-2999头和3000头以上的规模养殖户提供的生猪分别占50头以上规模养殖户提供生猪的65.4%、15.6%和18.9%,到了2009年,50-499头规模养殖户提供的生猪占比下降了17个百分点,而500-2999头和3000头以上规模养殖户提供的生猪占比则分别上升了13.1%和4%。这些变化一方面是生猪生产自然发展的趋势所致,另一方面也是我国从2007年开始实施的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引导的结果。可见,现阶段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对于推进生猪规模化养殖的效果是比较理想的。
5.4 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对于增加生猪养殖户收入的效果
目前来看,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对于增加生猪养殖户收入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作用有限。2001-2006年,全国生猪平均成本利润率为11.44%,其中散养生猪成本利润率为9.66%,小规模养殖为14.27%,中规模养殖为12.95%,大规模养殖为8.85%;2007-2010年全国生猪平均成本利润率上升至20.41%,较2001-2006年增长了78.41%,其中散养生猪、小规模生猪、中规模生猪和大规模生猪的成本利润率分别为17.92%、21.42%、22.26%和20.06%,分别增长了85.51%、50.11%、71.89%和126.67%。不仅如此,最高年份和最低年份的成本利润率数值也较政策实施前有所提升。2001-2006年间,全国生猪平均成本利润率最高的年份2004年,其值为19.79%,最低年份2005年,其值为7.48%;2007-2010年间,成本利润率最高的年份为2007年,其值高达37.85%,最低的2009年,成本利润率为10.51%。这说明,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对于增加生猪养殖户收入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从表4可以看出,我国生猪成本利润率年度间差别较大,即生猪养殖户收入不稳定,即使在政策实施以后,该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说明现阶段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对于增加生猪养殖户收入还存在一定局限。
(单位:%)
注:散养、小规模养殖、中规模养殖和大规模养殖的划分标准,参见《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即指生猪年出栏量:农户散养在30头以下,小规模养殖30-100头,中规模养殖100-1000头,大规模养殖1000头以上。数据来源:根据2002-2011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数据计算整理得出。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6.1 结论
对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运行机制的分析表明:(1)现阶段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实施工具总量巨大,手段繁多,运用复杂。(2)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实施受到资金、人员和时滞效应等条件的约束,其中时滞效应的影响最大。(3)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实施效果较好,初步达到了推进生猪规模化养殖和增加生猪养殖户收入的目标,但对保持合理的生猪价格水平和稳定生猪市场供应的作用还有待加强。
6.2 政策建议
(1)加强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立法工作。现阶段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大多是通过“一年一个文件”的形式出台,如2007年的《国务院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2009年《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调控预案(暂行)》、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平稳健康持续发展防止市场供应和价格大幅波动的通知》等。这不利于生猪养殖户形成政策稳定的预期,政策会不会变的疑虑影响着生猪养殖户的的长期生产决策。因此要加强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立法工作,尽早将我国政府对生猪产业的管理纳入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2)加强部门协调,完善监测统计工作。我国生猪市场数据统计工作由国家统计局、农业部、商务部、发改委等至少四个部门负责,因此要加强各部门的协调,形成资源共享,以完善监测统计工作。
(3)加快流通体系建设。政府要大力扶持生猪专业合作组织发展,鼓励养殖户与屠宰加工企业、批发市场、超市等建立稳定的购销关系,逐步实行订单生产,防止猪价大起大落。
(4)促进生猪产业科技创新,增强养殖户抵御风险的能力。由于生猪良种繁育体系滞后、疫病防控体系和科技推广服务体系不健全等,我国养殖户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差。政府应加快推进生猪养殖的科技创新,加大对生猪品种改良与选种育种、重大疫病防治、规模养殖场环境控制与污染治理等重大技术的研究,提高养殖户抵御风险的能力[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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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企业的“营改增”政策效果 篇8
在我国现行流转税制中，增值税和营业税是最为重要的两个税种，两者相互补充，平行征收。但由于营业税为价内税，按营业额全额征收，易导致其在各个流通环节重复征税，加重企业税负，不利于社会分工。此外，由于两税并存，服务业企业普遍存在进项无处抵扣而导致增值税实际税负偏高的情况。
为了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支持现代服务业发展，2011年11月16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经国务院同意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等文件，拉开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以下简称“营改增”)的序幕。
试点行业改革前后的具体使用税率有：
(1)一般纳税人：提供有形动产租赁服务(增值税税率17%，改革前营业税税率5%);提供交通运输业服务(增值税税率11%，改革前营业税税率3%);提供部分现代服务业服务，包括研发和技术服务业、信息技术服务业、文化创意服务业、物流辅助服务业、鉴证咨询服务(增值税税率6%，改革前营业税税率5%)。
(2)小规模纳税人：提供应税服务(增值税税率3%，改革前营业税税率5%)。
由于港口企业的主要业务均属于营改增的征税对象，营改增的过程对港口企业有着巨大影响。为能探究营改增的政策效果，笔者拟从港口企业出发，分析营改增对港口企业税负、财务、竞争力等方面的影响，并对如何完善相关政策提出一些建议。
二、营改增对港口企业的税负影响
港口企业主要提供货物的装卸、理货、仓储、运输等服务以及延伸的物流辅助服务。营改增后各项服务的税率变化如下：装卸业务原营业税税率为3%，改征增值税后的税率为6%;仓储业务由5%改为6%;理货业务由3%改为11%;运输业务则由3%改为11%。
由于营业税是价内税，可以在所得税前列支，从而抵减一部分所得税;增值税是价外税，不能在所得税前列支，不可以抵减所得税。因此相比之下，改征增值税减少了企业收入的抵减项目而增加了所得税负。而实际增值税税负水平将取决于增值税税率的高低及可抵扣成本在应税营业额中所占比例及进项抵扣税率。对于可抵扣项目较少，或者进项抵扣税率低于销项税率的企业而言，其实际增值税税负很可能高于原实际营业税税负。
港口企业资产的主要特征是：不存在抵扣条件的资本化利息、非流动资产如码头、堆场、土地使用权等比重大，而允许抵扣的燃料、水电、材料、设备修理修配以及备品备件等项目比重小。同时，港口属于先期投入巨大的行业，初建时包括码头的基础建设、作业设备的购买等项目，其成本都是以亿元为单位的;投入使用后，使用期限非常长，短期内更新的可能性及比例都非常小。而存量固定资产按照营改增政策要求目前是不能抵扣的，因此实际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很少。港口企业还是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无论是理货业务、代理业务还是装卸业务，人力成本占营运成本的比重相对比较高，而职工薪酬却没有进项税额可以抵扣，这也会造成港口企业税负增加。此外，仓储服务也是港口企业提供的主要服务之一，其经营模式大多为租赁业主的房产后再对外出租以赚取利润，租赁费往往占据该业务成本的50%以上。而此次改革只涉及有形动产租赁服务，不动产租赁没有进项抵扣。这意味着港口企业提供仓储服务要多缴1%的税却没有进项来减轻税负。
由以上分析可知，营改增对港口企业的税务有着巨大影响，它普遍存在着销项税额单方面增加而抵扣环节却没有相应完善的缺陷。
以厦门港务为例，经测算，只有当可抵扣成本大于营业收入的18.61%，即当外购燃材料和修理修配劳务及购置机器设备等动产大于营业收入的18.61%时，才会实现税负降低;反之上升。具体测算如下：
金额单位:元
从整个行业来看，这种进项抵扣不足导致税负上升的情况普遍存在。此前唯一的试点港口企业———上港集团，尽管可以沿用洋山港保税区的免征营业税优惠政策，并且免税业务占其收入的90%，在这样的情况下，集团整体税负仍是略有增加，集团下的50多家单位税负则有增有减;若没有洋山税收优惠政策，营改增后集团税负增加明显。这样的结果显然和改革降低税负的初衷不符。这主要是因为港口企业原本多处在生产链的上游，重复征税的现象并不明显，所以仅就征收营业税来看，税负相较其他服务行业而言尚属正常水平。但是在改征增值税之后，税率上升而行业特征导致抵扣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反而税负加重。
三、营改增对港口企业的财务影响
1. 营业收入方面：
现行港口业务指导价格是由国家制定和颁布的，各港口企业的收费均以此为基准。营改增之后，国家对相应的业务指导价格还未作出调整，港口企业仍按此指导价格作为定价标杆，会造成税基被高估，增值税负增加;由于增值税是价外税，所以企业在定价时要考虑所收价款是否为含税价。如果是含税价，那么还要对价款进行还原，即计税价格为收费标准/(1+增值税税率)。这就意味着企业要牺牲一部分的营业收入作为增值税的销项税额。由于港口业务竞争激烈，企业的定价话语权并不高，无法轻易抬价，即无法通过提高收费来弥补收入的减少。
2. 成本费用方面：
港口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巨大，(一个300米集装箱专用泊位，包括水工基建、设备、土地、堆场及配套设施等往往需要10亿元左右)。在营改增之前，这些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的自制或外购的固定资产是没有进项税额而计入固定资产初始成本的。港口企业在定价时通常需要考虑补偿这部分固定成本。前文已经述及，港口业务的指导价格由政府统一制定，但在实际执行中，由于业务竞争激烈，港口企业的业务收费大多低于指导价格。在此种情况下，大额的折旧费用无疑进一步挤压企业的利润空间。对于这部分在现行消费型增值税制下本应抵扣的成本加成导致虚高的定价，在改征增值税之后将不合理地增加企业的销项税额，同时增加由增值税为计税基础的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等费用。当然，我们应该看到，由于外购燃材料、机器设备和机械修理等费用所含的增值税可以抵扣，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日常经营成本。
此外，对港口企业而言，营业税往往占到营业税金及附加的绝大部分(以厦门港务为例，2011年财报显示这个比例达到78.96%，其中营业税36 545 565.21元，营业税金及附加46 285 318.14元)。因此营业税取消之后，作为企业一项成本的营业税金及附加会大幅减少。
3. 现金流量方面：
营改增之前，营业税计入企业固定资产的初始成本，列支在“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项目中，是投资活动现金流量的组成部分;改征增值税之后，购买固定资产而获得的可抵扣进项税额则是“支付的各项税费”项目的子项，是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组成部分。相关税费从投资活动转移到经营活动，对于以现金流量评价港口企业经营成果的财务指标将会产生较大的影响。由于固定资产进项税额在改革后是可以抵扣的，这将刺激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进而放大前述影响。
此外，由于服务业本身性质所致，在港口企业的实际业务中，代收代付的情况极为普遍，其中尤以港口代理业务最为典型：港口企业通常在接受委托时按照实际业务结算的价款开具增值税发票，但是在执行委托业务的时候却因为结算的原因很难从第三方立刻收到所有的增值税发票，即两个环节的结算时点存在差异。而增值税按照要求是按开出的发票缴税，并且凭票抵扣。这就导致港口企业不得不在当期支付一笔实际上不应由其承担的税金，企业通常将其视为一种递延收益处理，但这部分现金流出的确会影响港口企业的日常资金周转。
四、营改增对港口企业的竞争力影响
航运业所使用的固定资产使用年限长，如一艘船的法定折旧年限为十年，因此其更新换代的周期至少在十年以上。而财政部此次营改增的假设是固定资产更新周期为3～5年，对企业购进固定资产的抵扣并不溯及以往，因此企业无法在后期摊薄当初的成本。而国外的增值税大多在上世纪70年代便开始推行，涵盖的征税范围更为全面，即外国企业当初购入航运业务设施所支付的成本是不含增值税的。这意味着，与外国企业相比，我国的航运企业在未来至少十年的竞争中都需要缴纳税率更高的增值税，没有成本优势，极大地削弱了国内企业的竞争力。
在营改增之前，企业为了减少流通环节以避免重复征税，并购了许多上游提供辅助服务的企业。复杂的业务对集团的协同管理的要求更高，这在很大程度上占用了企业的资源。改征增值税之后，这种重复征税的情况不复存在，企业就可以分割出部分业务，如物流业务。这有利于第三方物流的发展，促进相关服务有更为细致化的分工，使港口企业获得更好的支持，提高其提供的主营服务的效率。而当企业分割出这些辅助业务之后，又可以集中资源发展核心竞争力，加强港口基础建设，进行区域港口资源整合，以更好的硬件设备去吸引更多的业务量。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营改增确实可以为企业发展核心竞争力提供机遇，通过资源整合占据价值链的关键环节，为我国港口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增加砝码。但是从对竞争力有直接影响的成本来看，我国企业由于存量资产的进项税额无法抵扣使得在成本上始终不占优势。无论现时的政策如何调整，历史原因所带来的影响若不加以肃清，我国的港口企业始终无法以一个更健康的姿态应对国际竞争。
五、营改增政策效果评价与建议
从营改增政策实施效果来看，该税制设计总体还是比较合理的，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有利于解决营业税重复征税的问题，并最终减轻企业税负。但从短期来看，该方案仍太过粗糙，并未认真识别不同行业的特征从而区别对待。这导致有些行业确实受益，有些行业的税负却不降反升。正如前文所分析的，港口企业是一个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大量存量固定资产的存在，增加了处于相对成熟阶段的港口企业的税负，蚕食企业持续发展的资金源泉;在人力成本不断攀升的今天，人工成本却无法抵扣将进一步压缩企业的盈利水平。总的来说，企业税负增加，进而无论是在企业财务、运营竞争力方面都带来连锁反应，形势不容乐观。港口企业是交通运输业和物流辅助服务业综合的一个行业，所以透过港口企业我们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这次改革试点方案并不完善。因此需要政府在过渡时期给予相关企业一些扶持，并且有针对性地完善改革方案。笔者试从长短期分阶段对改革方案提出一些建议。
首先就短期内而言，即在政策过渡期内，地方政府如何采取有效的财政补助政策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是营改增平稳实施的关键。根据目前各试点地区政府所公布的改革方案来看，主要做法是当企业在一定期间内的税负累计达到一定金额的时候，由财政部门按照一定比例给予补贴，年底再进行清算。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如何确定补贴标准应依据当地财政承担能力而定;而在设定补贴门槛之后，如何避免财政补贴过多地向大企业倾斜，造成补贴不公平的情况产生则要求各地方政府依据“重要性原则”，只有当营改增影响的实际税负水平确有增加，对企业生产经营产生影响时才进行财政扶持。具体来说，要求财税部门收集申报企业“按试点政策规定计算缴纳的增值税”、“按原营业税规定计算缴纳的营业税”和“上年同期营业税”等数据，通过数据分析进行同期比较，确定企业税负增加是由于税制结构变化还是由于企业本身业务增长导致的。同时还要注意的是，税负变化可能不是一两个月的事，也许只是业务原因本月进项较少，导致税负急剧上升。因此除了按年度清算之外，地方政府还可以采取政策期满后统一清算的方法，避免企业进行纳税筹划，骗取财政补贴。此外还需要考虑的是原营业税优惠政策的衔接问题，即原优惠政策是否适用于改征增值税之后的应税劳务，这些都需要政府加以明确。
从长期来看，则要继续深化增值税改革。前文已经多次提到，进项抵扣不足是企业税负水平上升的重要原因，因此完善增值税抵扣链条，实行一个完整的消费型增值税政策是进一步改革的主要方向。笔者认为，应主要从以下几点着手考虑：
其一，适当增加进项税额抵扣项目，对于港口企业而言，人力成本、房屋租金等占到企业经营成本的很大一部分，应将这些纳入进项税抵扣范围。而在实务应用中，对于那些经常会碰到的供应商不愿意提供或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有困难的支出，如燃油消耗、修理费等，可以按照行业平均水平测算应抵减比例。
其二，存量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抵扣：对于折旧费用直接计入企业主营业务成本的固定资产，对其进项税额可以进行一定比例的抵扣，以使旧固定资产的成本水平与新购固定资产的成本水平基本一致，保证港口企业的竞争力。至于如何抵扣存量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是值得商榷的，这里笔者认为主要有两种选择：一是按照年折旧额在固定资产的使用期间内分次申报抵扣，二是按照固定资产的重置成本一次性申报抵扣。考虑到这部分税额金额巨大，会对地方财政产生较大影响。所以如何选择适当的抵扣方法，不仅要看申报企业的实际情况，还要考虑地方财政状况，通过地方政府和企业相互协调，以达到双赢的局面。同时在过渡期之后，还应该对服务业的增值税税率进一步细分，适当降低港口服务的增值税税率，保证港口企业的盈利水平。
另外需要引起重视的是，虽然过渡期间由营业税改征的增值税归地方所有，但是从长期来看，由于营业税属地方税收，而增值税则由中央与地方按75∶25的比例共享，随着增值税改革从转型到扩围的推进，不仅是税种合并的问题，同时还包含着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再划分的问题。如果不理顺这个关系，将会极大地挫伤地方政府扶持和补贴改革企业的积极性。
摘要：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是我国税制改革的重大举措, 旨在消除服务业流通领域的重复纳税问题。但具体到不同行业, 由于不同行业的特征不同, 该政策的现时效应, 尤其是在政策过渡阶段, 存在明显差异。本文以我国的港口企业为切入点, 探析“营改增”在港口企业的税负、财务、企业竞争力等方面的政策效果, 并对如何完善相关政策提供一些建议。
关键词：营改增,港口企业,政策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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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效果 篇9
1 加快了农业机械化进程, 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实施, 使更多农民购买农业机械的愿望得以实现, 推动了农业机械化的快速发展, 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水平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2010年全省农机总动力达到4 000万k W, 比2005年增长近30%, 年均增长6个百分点。大中型拖拉机、水稻插秧机分别达到9.76万台、6.53万台, 分别比2005年增长1.36倍、3.4倍, 年均增加都超过1万台。全省粮油生产机械化水平达到78%。水稻种植机械化取得重大进展, 机插秧面积达到92万hm2, 是2005年的5.4倍, 机插率比全国水平高出21个百分点, 种植机械化水平达到48%, 全省已有19个县、325个乡镇、4 350个村基本实现了水稻种植机械化。农机作业领域由种植业向畜牧业、渔业、林果业、设施农业、农产品加工业等领域扩展, 作业环节由生产环节不断向产前、产后延伸。
2 促进了农机社会化服务水平提升, 推动了农机化发展方式转变
全省各级农机部门以实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为契机, 大力培育和发展农机大户、农机合作社和农机专业服务公司等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 积极拓展农机服务范围, 延伸服务领域, 创新服务模式, 提高农机服务的产业化和规模化水平。2010年, 全省新增农机专业合作社600多个, 总量达到1 800个, 各类农机服务组织总数超过4 500个, 全省农机作业总收入超过200亿元。2010年, 全省组织跨区作业机具超过9万台 (次) , 跨区作业收入达到38亿元, 为全省农民人均创收100元左右。一家一户经营农机提供单项农机作业服务正逐步向以农机合作社为主的农机合作组织提供全程“保姆式”、“一条龙”作业服务转变。
3 促进了农业节本增效, 推动了农村劳动力转移
新型农业机械的广泛应用, 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 提高了农产品产量和质量, 推动了农村劳动力转移。以水稻生产机械化技术应用为例, 使用联合收割机收获水稻与人工收获相比可减少损失3%左右, 仅此一项全省每年减少水稻遗洒损失近5 000万kg;水稻机插秧与人工栽插相比, 每亩可增产25 kg以上, 且节本100元/亩以上。在替代人工劳动力方面, 农业机械的广泛普及, 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后的农业生产提供了支撑和保障。人工栽插水稻每亩需用工1.5个工日, 采用手扶插秧机和高速插秧机栽插只需0.13个和0.05个工日, 效率分别提高11.5倍和30倍, 全省2010年水稻机插秧面积达到92万hm2, 可以替代2 000万个工日, 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转移。
4 拉动了农村需求, 促进了农机工业发展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实施直接拉动了农村消费, 特别是发展型的消费需求, 带动了农机工业及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2004年至2010年, 省级以上财政共投入补贴资金21.2亿元, 引导农民直接投资78亿元, 全省已有37万多购机农民享受到补贴, 累计补贴机具近60万台。由于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带动, 江苏省规模以上农机工业销售收入由2005年的300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600亿元, 农机工业销售收入平均每年以20%左右的速度递增, 其中部分整机平均以30%的速度递增, 农机销售收入占全国的20%左右。
5 形成了一套科学规范、行之有效的制度和办法,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 把建立健全管理制度作为政策实施的前提。为使农机补贴政策实施和管理工作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 各级农机部门均成立了农机购置补贴工作领导小组, 明确购机补贴管理工作责任制, 并层层签订责任状, 形成了职责明确、责任到人的管理机制。为提高监管成效, 省农机局对补贴机具产品目录制定、受益对象公示、执行过程监督、实施效果考核、补贴档案管理、补贴资金结算等各个环节都作出了严格的规定, 建立健全了相关管理制度。与此同时, 各地也结合实际相继制订了有关实施细则, 强化农机购置补贴管理工作。
(2) 把提高政策知晓率作为政策实施的基础。近年来, 为了让广大农民及时全面了解农机补贴工作的有关政策, 各地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 认真宣传政策规定。调查显示, 目前江苏省农民对购机补贴政策的知晓率已达85%以上。相关宣传活动的开展, 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的购机积极性。
(3) 将建立完善补贴工作程序作为提高服务水平的重要保证。在企业自主经营补贴机具方面, 在全国率先实行了经销商备案制度, 由生产企业自主选择确定经销商;在资金结算方面, 在全国率先实施了农机购置补贴资金预结算制度, 缩短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结算和企业垫付补贴资金的周期;在强化财政补贴资金审核报账管理责任方面, 从2008年开始, 补贴机具申报企业的报账资料通过市、县级农机和财政部门共同审核确认, 报省财政厅、省农机局集中支付;在提高补贴工作规范化水平方面, 在全国率先开发运用全省农机购置补贴管理网络系统, 为农机企业提供了政策、信息咨询, 监督投诉等快捷方便的网络化服务平台, 进一步增加了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工作的透明度。
(4) 把构建社会监督网络作为提高监管工作成效的关键。为加强对购机农户的监督管理, 各地通过向社会公开举报电话、对享受购机补贴政策的农民公示到村组等多种途径, 广泛接受农民群众的监督;同时, 还采取村组或第三方担保、地方财政配套补贴考核支付、牌证监管以及对购机农民实行人机合影拍照留档等措施, 进一步加强对补贴机具的监管。为了加强对操作部门的监督, 在积极发挥全省农机系统纪检监察部门作用的同时, 采取聘请行风监督员, 聘请社会中介机构开展独立审计, 不定期组织市、县自查和互查以及省级督查等方式, 不断扩大监管面, 努力提高监管成效。
货币政策效果 篇10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系统的波及程度到底多大?特别是如何应对以及政策措施的直接效果和间接效果如何?目前, 国内外很多专家和学者正从不同的角度和方法上进行深入研究。由于问题涉及面广且经济体系结构复杂, 构筑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系统模型, 并结合不同的汇率、利率机制, 深入探讨应对金融危机所采用的公共支出政策产生的综合效果, 为政策的制定和有效实施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在现阶段就显得十分紧迫和必要。
本文在国内外学者前沿研究的基础上, 构建了一个实物部门与金融部门相统合的经济系统模型——可计算性一般均衡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CGE) 模型, 主要从产业和宏观层面分析应对金融危机的公共支出政策对经济效率和收入分配的影响。
1 金融CGE模型的结构框架及模型数据
结合本文的研究需要, 构建了一个动态的中国金融CGE模型。本模型以Devarajan et al. (1997) 开发的静态CGE模型为出发点, 把生产行业概括为16个行业江崎等 (2002) 、Hertel (1997) 的模型结构。模型包括6个模块:生产模块、贸易模块、国民收入分配模块、居民消费模块、要素供求及其均衡模块和递推动态模块。
关于金融CGE模型的数据编制②, 本文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及本文构建金融CGE模型实证分析的需要, 根据模型的基本结构和2002年投入——产出表与资金流量表的相关数据资料, 构建并编制一个反映中国经济的金融社会核算矩阵 (Social Accounting Matrix, SAM) , 这个金融SAM包括16个生产部门、两种劳动力类型 (技术型和非技术型) 。同时, 实物SAM被扩展成包含金融资产和交易, 具体包括7类资产:货币、银行存款和国外资产等。
2 模型的模拟分析
2.1 情景方案设计
首先设计的是基准情景 (Business As Usual, BAU) 方案, 基准情景的仿真结果用于提供对照情景的参照系。随后评价公共支出政策对实物部门和金融部门影响, 为此本文设计6种动态变动的模拟情景 (S1～S3a) 以及作为参照系的比较基准情景 (S0) 。具体如下所示:
S0 基准值。
S1 增加10%公共消费;假定汇率、利率完全浮动。
S2 增加10%公共投资;假定汇率、利率完全浮动。假定公共投资对TFP没有影响。
S3 增加10%公共投资;假定汇率、利率完全浮动。假定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公共投资部分对TFP有影响。
S1a 增加10%公共消费;假定汇率完全浮动, 利率固定。
S2a 增加10%公共投资;假定汇率完全浮动, 利率固定。假定公共投资对TFP没有影响。
S3a 增加10%公共投资;假定汇率完全浮动, 利率固定。假定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公共投资部分对TFP有影响。劳动力自由流动;资本市场自由流动。
2.2 模拟结果分析
本文基于一个实物部门与金融部门相统合的动态CGE模型, 定量公共支出政策对中国经济系统的影响。
(模拟情景S1—S3) 分析汇率、利率完全自由浮动下的影响结果 (如表1所示) 。
资料来源:CGE模型的计算结果
模拟情景 (S1) 表示增加10%公共消费支出所引发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的经济效果。财政赤字增加, 而新增的财政赤字部分通过商业银行借款进行融资, 因此政府在商业银行的负债第一年增加7.6%, 最后一年增加24.4%;较高的政府借款会减少私人部门的资金供给, 导致国内利率第一年上升13.3%, 最后一年上升13.4%;同时增加公共消费支出显著地提高国内价格, 在第一年上升1%, 最后一年上升4.8%;人民币名义汇率上升, 导致实际币值升值;同时较高的利率水平导致企业利息支付成本上升、利润下降。并引发企业股票的回报率下降。在实物部门中, 增加10%公共消费支出对总需求产生不同的影响。由于国内利率上升提高资金的借入成本, 从而减少投资需求, 在第一年下降1.7%, 最后一年下降2.4%。由于实际汇率上升, 从而出口下降、进口上升, 影响经常项目账户。可见, 增加公共消费支出政策产生的正效果会部分被私人投资减少和净出口下降所抵消;实际GDP上升, 但是GDP的增长率下降。另外, 由于居民收入上升, 居民消费和储蓄增加。
模拟情景 (S2) 表示增加10%公共投资所引发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的经济效果, 与模拟情景 (S1) 相似的是:财政赤字上升, 国内利率上升;同时国内价格由于需求增加而上升;实际汇率上升, 利润下降、企业股票的回报率降低。国内利率上升提高国内资金的借入成本, 而人民币汇率升值减少国外贷款的借入成本;但由于最终的平均借入成本上升, 导致私人投资下降, 并且下降的幅度大于模拟情景 (S1) 。而公共投资的增加会部分抵消私人投资的下降, 因此总投资额的下降率减缓, 在第一年下降率为1.6%, 最后一年下降率为0.6%。区别于公共消费, 公共投资提高经济的供给能力。公共投资增加不仅会提高经济系统的资本存量, 还会对生产率的提高产生积极影响。
模拟情景 (S3) 假定政府将公共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增加对道路、电信和电力等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 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最初的两年里, 增加10%公共投资所引发的经济效果与模拟情景 (S2) 中的效果相似, 较高的政府借款导致国内利率上升, 提高资金借入成本, 私人投资需求下降。公共投资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第三年产生效果, 生产率的提高促进实际GDP增长, 使总供给增加, 导致国内价格和汇率相对下降;同时总产出增加还提高了居民收入和储蓄。由于银行存款等金融资产的增加使居民财富提高, 部分抵消公共投资的“挤出效应";利率上升的幅度减小, 实际私人投资在最后一年的下降率为2.4%。
以上情景 (S1～S3) 是假定国内汇率、利率自由浮动下, 模拟公共支出政策对中国经济系统的影响。下面3个情景 (S1a～S3a) 将模拟在信贷配额下,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所引发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的经济效果 (如表2、3所示) 。在这3个情景 (S1a～S3a) 中, 假定国内利率固定, 并且中央银行设定最高信贷额度。如果信贷需求超过最高信贷额度, 个人投资所需将按信贷配额实施。
资料来源:CGE模型的计算结果
在信贷配额约束下, 扩张性的公共支出政策将直接影响私人投资。模拟情景 (S1a) 表示增加10%公共消费支出所引发短期、中期和长期的经济效果。增加公共消费支出明显影响政府预算, 财政赤字增加, 而新增的财政赤字将部分通过商业银行借款进行融资, 因此政府在商业银行的负债 (如表3所示) 第一年增加7.4%, 最后一年增加23.4%;并直接减少私人部门的信贷供给, 从而导致私人投资以及总投资的下降。
增加公共消费支出引发国内价格水平上升, 在最后一年提高5.7%;并导致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 但升值的幅度小于第一个模拟情景 (S1) 。通货膨胀降低了国内借款的实际成本, 并提高了企业利润, 引发企业股票的回报率提高。同时, 实际利率下降, 促使居民将手中的有价证券从银行存款形式向股票形式或国外债券形式的金融资产转换。实际的私人投资下降, 在第一年下降5.2%, 最后一年下降2.3%。可见, 增加公共消费支出政策产生的正效果大部分被投资减少所抵消;实际GDP上升, 但是GDP的增长率下降。同时, 由于居民收入上升, 居民消费和储蓄增加。由于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 导致出口下降, 但由于投资减少而最终导致进口下降, 从而使经常项目账户状况好于模拟情景 (S1) 。
资料来源:CGE模型的计算结果
模拟情景 (S2a) 考察了增加10%公共投资所引发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的经济效果, 与模拟情景 (S1a) 相似的是:公共支出政策导致了“挤出效应”。在模拟情景 (S2a) 中, 增加公共投资直接“挤出”私人投资。由于人民币实际汇率下降, 促使居民进一步将手中的有价证券从银行存款形式向国外债券形式的金融资产转换, 实际的私人投资与第4个模拟情景 (S1a) 相比较下降得更快。由此导致实际GDP下降0.1%, 居民收入增长率下降, 从而居民消费和储蓄增长率也出现下降。
资料来源:CGE模型的计算结果
模拟情景 (S3a) :公共投资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在第三年产生效果。从第三年开始, 生产率的提高改变了居民收入增长率下降的趋势, 而收入增加使居民消费和储蓄也出现上升。居民财富的增加部分抵消了金融资产向国外转移所引发的不利影响。因此, 私人投资下降的幅度减小。实际GDP从第一年开始一直下降, 但从第三年开始增加。增加公共消费和投资政策对产业部门产出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如表4所示。其中, 收入分配的影响主要关系到要素收入的变化, 而要素收入又受到不同经济政策所导致的部门产出和相对价格变化的影响。在第一个模拟情景 (S1) 中, 由于增加公共消费支出, 导致公共服务部门的扩张, 而其他大多数产业部门遭受损失。其中遭受损失最大的部门是与投资相关的产业, 如建筑业;另外, 人民币汇率上升还抑制了出口导向型产业, 如纺织、服装产业等。功能性收入的分配情况根据部门产出的变化而变化, 正规部门的劳动力工资收入在第一年增加1.4%, 但最后一年下降到1%。
依照5类居民组收入情况看, 其中第5组 (最富裕阶层) 以及正规部门人员收益最大, 第2组居民收入在第一年增加, 而在最后一年下降。第3组和第4组的居民收入因为政府转移支付下降的影响而出现明显下降。消费根据收入的变化而变化, 其中第5组居民在消费和福利上增加幅度最大。模拟情景 (S2) 中, 出口导向型产业得到较大发展, 而与投资相关的产业部门产出下降。在非农产业部门要素收入增加, 而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收入出现下降。依照不同居民组收入情况看, 5类居民组实际收入在第一年都出现增长, 但是前3组居民在最后一年出现下降, 第4组居民全期收入增加, 而第5组居民收益最大。在第3个模拟情景 (S3) 中, 由于生产率提高导致所有产业产出扩大, 所有居民组的收入增加。5组居民的收益状况与S2相似, 第5组 (最富裕阶层) 居民的收益最大。在最后3个模拟情景 (S1a～S3a) 中, 部门产出的状况与利率自由浮动条件下的前3个模拟情景 (S1～S3) 不同的是:与投资相关的产业部门收缩, 但出口导向型产业由于实际汇率下降而受益。
3 结束语及政策含义
在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背景下, 中国如何应对以及政策措施的直接效果和间接效果如何?本文构建了一个可计算性一般均衡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CGE) 模型, 结合不同的利率机制, 深入探讨应对金融危机所采用的公共支出政策产生的综合效果。主要从公共支出政策对中间品及相关产品价格、产量、宏观经济指标、金融指标及居民收入等方面进行分析, 本文研究发现: 从比较动态的模拟 (S1～S3a) 结果看: (1) 在实物部门中, 增加公共消费支出, 导致公共服务部门的扩张, 而其他大多数产业部门遭受损失, 其中遭受损失最大的部门是与投资相关的产业, 如建筑和房地产业;这种情况与政府对经济适用房、廉住房建设等公共服务性政策的逐步落实导致当前国内房地产行业步入调整的情形类似。 (2) 增加公共消费支出对总需求产生不同影响:利率上升提高资金的借入成本, 国内投资需求下降;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 导致出口下降;因此, 增加公共消费支出政策产生的正效果会部分被私人投资减少和净出口下降所抵消;这种情况与中国目前经济实际运行情况基本一致。同时模拟结果还显示, 最终实际GDP上升, 但是GDP的上升幅度减弱并且长期增长率下降。结合当前经济实际运行情况, 这一结果暗示通过增加公共支出政策支撑中国经济2009年初可能走出谷底, 但如果目前经济模式不转变, 那么中国经济的未来增长速度将更多依赖于外部经济的状况。 (3) 区别于公共消费支出政策, 公共投资政策提高经济体的供给能力:公共投资增加能提高经济体的资本存量, 而且对生产率的提升产生积极影响。导致总供给增加, 国内价格和汇率相对下降;同时总产出增加还提高了居民收入和储蓄, 增加私人消费支出, 导致部门扩张。这一结果暗示, 通过以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为中心公共投资政策能有效地缩短经济调整期, 促进经济复苏。根据目前经济结构, 政策实施的第一年效果开始显现, 并在未来持续放大积累效果。从不同利率政策的模拟结果看: (1) 在利率自由浮动条件下 (模拟情景S1～S3) , 模拟公共支出政策的结果表明:要素收入相对增加, 但收入分配趋于恶化。这是因为根据目前的经济结构, 金融自由化不利于农业部门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个结果暗示着在当前经济结构背景下, 金融自由化不利于收入分配的改善。 (2) 利率固定条件下 (模拟情景S1a～S3a) , 模拟公共支出政策的结果表明:与投资相关的产业部门收缩, 但出口导向型产业由于实际汇率下降而受益。这一结果暗示目前国内的利率、汇率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抵御了金融危机的冲击。
摘要：金融危机可以通过贸易和资本流动的渠道传导到中国。由于当前国内利率没有市场化, 因此利率和汇率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但在中国有所放宽金融和资本账户下, 金融危机传导到我国经济的路径更趋多元化。基于这样的前提, 如何应对金融危机冲击将成为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研究的分析框架、政策措施及其效果越来越受到政府部门和中外学者的密切关注。本文基于一个实物部门与金融部门相统合的可计算性一般均衡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CGE) 模型, 从比较动态的角度定量分析在金融自由化背景下应对危机的公共支出政策对中间品、相关产品价格和产量、宏观经济指标、金融指标及居民收入的影响, 并提出模拟结果的相关政策含义, 为政策的制定提供更充分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外部冲击,金融自由化,CGE模型,TFP,模拟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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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石头”政策难现效果 篇11
时至今日，这种探索和创新精神依然可以有效地指导各项工作，但笔者认为，在具体实在的房地产市场调控过程中，如果迟迟拿不出有针对性、有明确预期的措施与手段，却以“摸石头”者自我安慰，则只会让一次次的调控失去效果。
前事不叙，单论最近14个月内的主要房地产调控措施。
行政指导类有“90/70”，等于是指导开发商建筑规范。可是这个标准前后多次修订，而且直接造成了开发商观望半年，今年的房价暴涨即有此政策的影响。
税收制约类有“营业税”、“个税”、“土地增值税”等，但各地情形不一、执行尺度可疑。
此外有金融政策类，如商业银行不得向一些标准规定内的地产商和个人发放以商品房为抵押物的贷款，政策也不见明朗。
其他甚至有一些虚拟的“恫吓”性政策，比如时不时提及的“保有税”等。殊不知“狼来了”喊多了就没人信了。
总而言之一句话，这些政策体现的正是“有形之手”的犹豫心态。又想管又不知道具体怎么管，措施之间矛盾丛生，笑话不断，条条块块间也是全无默契，难成合力。
“踩着油门刹车!”这是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刘福垣评论房地产调控政策时的表述，笔者以为精当。
政府的矛盾心态直接导致了市场的表现远远超过调控者的预期。撇开今天讲的北京、上海的事情，前几期笔者写过深圳房价暴涨的故事，其中一个有意思的插曲是，5月份很多中介公司的销售人员突然给客户打电话，称国家为调控房价，将要在近期实施强征个税方案，买卖双方各承担20％的个税。中介鼓吹说，调控根本无效，如果征税房价不会下跌，买卖成本反而会大大提高，想买房者如果不赶紧动手将后悔终身。结果，房价果然应声暴涨一截。
这个故事的核心是：市场上的买卖双方和中介都有一个共同的预期，那就是国家的所有调控措施都是无效的，甚至是助涨的，房价永远是上升的，不买房是必定后悔的，所以，再高的房价也有支撑下去的基石。
这种认识不能简单地说是市场非理性，更应总结的教训是调控政策的制订者。他们其实从一开始就没有想好调控的具体目标和步骤，而是幻想跟随下场进展走一步摸一步，摸一步再走一步，结果一走就走出个十八摸，且每次都挺偏位，回回都起反效果，极大地损害了公信力与执行力。
笔者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也不算难，无非是大家现实一些，爽气一些。
如果暂时没有调控目标，比如说，也的确不想让房价跌的，那别调控就是了，让市场自己来促进效率，你只要保证公平公开合法合规就行了。不用让大家预期这么高，更不用拍胸脯说房价一定降，大家先别买房，这么说是要负责的，在资本市场里你就等于发行了认购权证了，你兑现得了吗?千万别为了显示自己很有能耐而硬去调控。
如果真是想降低房价，依我说其实也不是不能，股市就是最好的学习经典，关键是你要弄坏房产投资者的预期，恶心他们一把。比如说，设定个期限，2008年6月1日，从那天开始，实实在在地收土地增值税(30％累进到60％税率)和个税(增值部分20％，没发票算增值100％)，在此期限前交易的，全部不收这两项税。此外，从2008年6月1日开始对持有多套房产者开征物业保有税，第三套5％一年、每增一套累进5％，没发票按周边房产给你评估。你看看能逼出多少抛盘出来。我看房价降个20％没问题。
两种产业政策效果的比较 篇12
一、重视企业能力构建的产业政策有效性分析
企业能力是指企业的组织能力。即组织人、资源和工作去实现企业目标的方式, 它体现了企业关于做什么和怎样做的知识, 主要表现在企业的目标与定位、企业的价值标准和评价奖惩体系、管理和组织的流程和结构、学习与变革、市场制度环境及企业的应对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概括了每个企业都以实际行动回答的关于做什么和怎样做的问题, 企业的知识和能力主要与做什么和怎样做的问题有关, 知识是其在思想形态的抽象表现, 能力是其在活动和行为方式上具体表现”[1]。企业能力构建是企业在竞争的市场上, 为获得更高回报而实施的一系列能力和知识积累的过程。由于企业能力的构筑离不开竞争性的外部条件, 因此我们把能够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环境、鼓励企业进行自主研发, 有意识引导和协助企业进行能力建设的产业政策称之为“重视能力构建的产业政策”。注重能力构建的产业政策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产业政策能够为企业能力的发展打造合适的政策环境, 支持企业进行组织学习和交流合作。迈克尔·波特认为, 产业政策可以通过影响钻石模型的四种主要因素, 来打造产业竞争环境。四种主要要素分别是:
(1) 生产要素, 包括初级的生产要素 (一般的人力资源和天然资源) 和被创造出来的生产要素;
(2) 需求条件, 包括国内需求的结构、市场大小和成长速度、需求的质量、需求国际化的程度等方面;
(3) 相关产业和支持性产业的表现, 包括纵向的支持和横向的支持;
(4) 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和竞争对手, 包括企业的经营理念、经营目标、员工的工作动机、同行业中竞争对手的状况等方面。
2、产业政策对企业的某种能力 (如自主研发、技术创新等) 的培育有明确的要求, 并能够帮助、引导和协助企业进行能力构建。企业能力理论认为, 企业在构建核心竞争力的过程中, 容易形成核心能力刚性。 (Leonard-Barton, 1992) 当企业在外部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时, 往往会迷恋、固守过去的成功经验而忽视环境的变化, 对市场动态的敏感性降低, 导致企业原有竞争优势的丧失。核心能力刚性产生的原因主要有:
(1) “路径依赖”。企业能力演化具有“路径依赖”的特性。即企业知识的增量取决于原有的知识存量, 因此, 企业知识的积累和创造容易偏向于某一类知识而容易陷入核心刚性。
(2) 资产套牢。企业长期积累的专用性资产由于难以承担巨大的转换成本, 因此, 原有无形资产的价值限制了公司核心竞争力的转变, 使其核心竞争力表现出刚性。
(3) 文化束缚。企业长期形成的企业文化、价值观、企业的业务范围等因素, 也影响和制约着企业核心能力的转变, 使企业陷入核心刚性。
波特认为, 国家是企业在国际间创造或保持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国家环境帮助企业克服了惰性和依赖保护的心态, 从而也影响到产业发展和竞争力的提升。[2]由于存在能力刚性, 所以指望企业自身来加以克服难度较大, 因此, 需要产业政策帮助、协调和引导企业进行能力构建。
笔者认为, 重视企业能力构建的产业政策能够对产业发展起到有效的作用。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日本汽车产业政策的例子来说明。以丰田汽车为代表的汽车产业是日本制造业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产业, 拥有强大的产业竞争力。丰田汽车公司2007年全球销量达936.6万辆, 仅次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2007年全球销量达936.9万辆, 但是, 从盈利能力、从发展前景来看, 丰田汽车是毫无争议的世界第一。[3]目前, 日本的汽车产业已经成为“日本的十分之一产业”, 生产总额占日本制造业的10～15%, 设备投资和研发投入占日本汽车产业的10%, 出口约占产值的20%, 汽车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10%。从全球来看, 日本汽车产量约占世界汽车产量的30%。[4]日本汽车产业最初建立的时候, 面临着美国福特汽车的严酷竞争, 当时, 丰田汽车一年的产量还不及福特汽车一个月的产量, 日本最大的丰田汽车是从纺织机械企业转型而来, 技术水平也很低下, 除了在军用卡车领域具有一定的实力外, 在其他领域根本不能与美国汽车产业相提并论。日本汽车产业正是凭借持续不断的能力构建, 才逐步告别了技术引进和技术模仿, 走上自主创新的健康发展之路。竞争产生竞争力!竞争不仅是价格的竞争, 而是包括企业各层次能力的全面竞争。在激烈的国际、国内竞争环境中, 日本汽车企业进行了持续而有效的深层次能力构筑, 实施了各种组织学习, 从而使日本汽车产业在质量 (Quality) 、成本 (Cost) 、交货期限 (Delivery) 、灵活性 (Flexibility) 等方面具有了比欧美企业更高的能力。2008年, 日本著名的经济学家藤本隆宏在《能力构筑竞争》一书中, 以日本的汽车产业为例, 说明了日本汽车产业强大的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于产业内部长期持续积累的组织能力, 尤其是来源于车间现场制造环节的、不为消费者和竞争对手所了解、学习和把握的各种能力。这些能力打造出了日本汽车产业深层次的竞争力。可见, 产业政策对产业发展的有效作用离不开企业能力构筑的支撑, 缺少了能力构筑导向的产业政策, 单靠外部因素, 是无法起到有效作用的。
二、忽视企业能力构建的产业政策有效性分析
传统的产业政策理论基础, 无论是比较优势理论, 规模经济、还是SCP理论, 大都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前提来研究问题的。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看作是一个同质性的黑箱, 显然不符合客观实际。因此, 其所倡导的产业政策自然不会强调企业微观能力的构建。我们姑且把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假设的产业政策称之为忽视企业能力构筑的产业政策, 这种产业政策容易失效, 下面以产业技术政策为例来说明。
产业政策的目标之一是实现技术升级、提高本国产业的竞争水平。许多后发展国家为了实现技术的跨越, 纷纷采取了技术引进的产业政策。为什么有的国家技术政策失败了, 而有的国家则成功了呢?技术引进政策能否成功取决于技术引进的同时是否单伴有微观企业能力构建过程, 即能力、知识的吸收、消化和创新过程。单纯的“技术引进”或“市场换技术”的产业政策之所以失败, 在于把技术本身等同于技术背后体现的能力和知识了。显然, 这违背了企业能力理论的常识。企业能力理论认为, 企业能力是内生的, 是企业在竞争的环境中, 通过长期的学习不断积累的。因为, 技术能力中包含大量的缄默知识, 不容易被察觉、表达, 无法通过交易、复制等简单方式获取, 只能通过复杂的学习过程获得。技术学习过程能否实现, 不仅取决于知识本身的属性、而且还取决于知识输出者的意愿、知识接收方的意愿、知识交易双方的学习努力程度、各自的知识存量、知识传递方式, 知识吸收方式, 知识交换双方的激励机制、外部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5]不容易编码的知识因为默会性、“因果模糊性”、嵌入型等特征, 很难通过买、复制等方式获得, 即使在学习过程中, 也会由于遗漏、疏忽等原因而很难学到;知识传递者 (跨国公司) 往往缺乏知识传递的意愿, 只是为了占领东道国的市场;知识接受者未必有愿望和能力进行知识吸收和学习。学习双方地理位置的远近、制度文化的差异等都会影响彼此的关系, 继而影响知识学习效果和企业能力的提高。因此, 缺乏企业能力构筑的单纯产业技术政策容易失效。
我国的汽车产业技术政策多年来一直实行的是从国外引进技术的政策, 即“市场换技术”的做法, 结果经过20多年的发展, 产业技术升级速度极其缓慢, 真正属于自主创新的还微不足道。除了哈飞、吉利、奇瑞少数企业在中、低档车型上进行了少量自主创新外, 大部分汽车企业、高档轿车的关键开发设计、制造技术均严重依赖于外方。汽车产业政策被讽刺为“鼓励的废了, 限制的活了, 具体的丢了, 总体上歪了。”[6]
“市场换技术”的产业政策之所以失效, 在于我国的汽车产业政策根本没有对汽车企业的技术自主研发提出过系统的要求。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路风教授研究发现, 我国的汽车产业政策长期以来缺乏支持自主创新的政策环境, 有的时候, 虽然一方面说要支持自主创新, 但实际上对自主创新则是给予了事实上的限制, 自主开发没有作为企业准入的根本原则, 相反, 产业政策的目标主要集中在市场集中度、企业规模等方面, 采取的是保护少数“在位”企业、限制竞争的手段。因此, 在一个垄断的气氛和环境下, 国内汽车凭借垄断的地位就可以获得高额的利润回报, 自然没有冒大风险进行自主研发的勇气和能力。我国的汽车产业很少对产品开发投入资金, 甚至有的把技术开发机构也合并到为国产化服务的机构中, 其结果是企业原有的自主开发能力逐步萎缩, 产业政策失效。可见, 忽视企业自身能力构建基础上的产业政策无助于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三、实行能力构筑的产业政策
必须要保持产业政策的竞争性
企业能力的构筑是在竞争的环境中激发出来的, 因此, 实行能力构筑的产业政策必须要保持产业政策的竞争性。迈克尔·波特曾把企业竞争优势分为低层次竞争优势和高层次竞争优势。低层次竞争优势是指借助于很容易被模仿和取代的资源和能力建立起来的;高层次的竟争优势是指难以被模仿和取代的资源和能力。由于基于低层次竞争优势的资源和能力具有短暂性、很容易被竞争对手所模仿和取代的。因此, 企业必须不断改进自身的能力向深层次能力 (比如, 技术创新能力、生产制造能力、营销服务能力等) 发展。凡是能够在竞争中不断改进和提升企业能力的企业, 就能够胜出, 相反就会由于能力不足而被淘汰。
日本早期实行的产业政策在汽车、钢铁、缝纫机等少数产业之所以取得了成功, 与其产业政策的竞争型有很大关系。战后的日本, 每一个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成功产业, 都有几家到数十家的竞争者。激烈的国内竞争导致日本产业的创新和能力提升提供了温床。日本企业之间的竞争程度几近白热化程度。索尼公司流传的口号是“BWM” (“beat Matsushita Whatever”不计代价, 打垮松下) 。由于日本竞争对手的实力都在伯仲之间, 厂商对竞争对手的虚实往往了如指掌, 任何行动很快就会被模仿跟进;厂商们也经常在同一时间, 针对提高产能而大胆投资。产业的龙头地位也在企业之间频繁变动。因此, 激烈的国内竞争使得日本企业试图依赖廉价劳动、便宜的各种初级生产要素, 指望表层能力建立优势的做法在竞争中起不了作用, 日本企业被迫逐步放弃基于廉价劳动、原材料的表层能力竞争, 而纷纷走上依靠技术进步的深层次能力竞争之路。[7]
四、结论
以是否重视企业能力为依据, 可以把产业政策分为“忽视企业能力构建的产业政策”和“重视企业能力构建的产业政策”两种类型。实践证明, 重视企业能力构建的产业政策有利于产业竞争力的培育和提升。而实施这种产业政策的关键是必须保持保持产业政策具有一定的竞争性。
摘要：根据是否重视企业能力构建, 我们可以把产业政策分为“忽视企业能力构建的产业政策”和“重视企业能力构建的产业政策”两类。两种类型的产业政策在实践中所产生的政策效果是不同的。实践证明, 重视企业能力构建的产业政策有利于产业竞争力的培育和提升。
关键词：产业政策,竞争力,企业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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