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与货币政策

通货膨胀与货币政策（精选12篇）

通货膨胀与货币政策 篇1

一、凯恩斯的通货膨胀是为政府服务的

凯恩斯持有的是半通货膨胀理论, 他不同意任何货币数量的增加都具有通货膨胀性的观点。在达到充分就业之前, 货币量增加后, 就业量随有效需求的增加而增加。所以货币数量的增加不具有十足的通货膨胀性, 就业量产量的增加和物价逐渐上涨是同步的, 但其幅度小于货币量的增加。凯恩斯认为, 只有在达到充分就业的状态之后, 货币量的增加才产生显著的膨胀性效果。而在凯恩斯的理论模式中, 充分就业是不可能的, 所以增加货币数量指挥出现利多弊少的半通货膨胀, 而不会出现真正的通货膨胀。

凯恩斯在1919年还认为“要推翻现存的社会基础, 再没有比破坏通货更巧妙、更可靠的手段了。这个方法使经济规律的一切隐藏力量都帮助起破坏作用, 而且是在百万人中无一人能诊断的程度上发挥这个作用。”然而在30年初的英镑国际价格猛升, 所有英国工人的实际工资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大大提高, 从而降低了英国出口商的出口竞争能力, 影响了国内生产和就业。凯恩斯认为降低工资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 既无效又有害, 从而提出了膨胀性政策的主张。

然而当时英国的状况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 或者可以说几乎是唯一的情况, 凯恩斯以此为依据建立的理论和提出的主张不可能具有普遍性和正确性。这也就是为什么次贷危机来临, 美国不断加大对经济的投入力度, 然而收效甚微。

正是凯恩斯的观点迎合了政府扩张货币的欲望, 使政府摆脱了最大范围的约束, 开始名正言顺地持续推行膨胀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所以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论”就是为政府服务的, 为政府的发行货币提供了错误的理论基础。受伤的不仅是国内的通货膨胀带来的经济危机, 还有外国, 比如中国持有美元的储备却因为美联储的邪恶做法而缩水。

二、通货膨胀的非货币性成因不是真正原因

新剑桥学派向来以“正统”的凯恩斯主义自居。在通货膨胀的问题上, 他们认为形成原因是复杂的、多层次的。从直接原因来看, 是工资推动货币数量增加的结果, 而从深层次原因来说, 主要是国民收入在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分配不公平、不合理的结果。还有其他学派的观点更直接, 工会力量日益强大推动了工资上升或是提高个别垄断商品的价格所致。但是, 强有力的工会和垄断商品的提价都只能引起相对价格的变动和物价的一次性上升, 不可能造成普遍、持续的物价上涨。工资增长超过生产率增长和垄断商品的提价是通货膨胀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因此排除中央银行的行为, 这种原因是不成立的。事实也证明, 在通货膨胀很高的国家中, 有的工会力量相对软弱 (如巴西) , 有的工会力量比较强大 (如英国) ;通货膨胀既发生在垄断企业很强大的国家, 也发生在垄断企业弱小的国家, 可见他们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同样的原因, 将通货膨胀归咎于是有输出国组织的成立和加强, 认为通货膨胀是他们猛然提高原油价格的结果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它混淆了相对价格和平均物价水平的界线, 还混淆了一次性的平均物价水平波动与物价持续上涨趋势的界线。简单地说, 如果货币量不增加, 人们在石油上的支出增加, 就必须要减少其他商品与劳务的开支, 这样其他商品的价格将下跌, 只是石油的相对价格上升, 平均物价水平没有理由上涨。

所以, 根本就不存在成本驱动型的通货膨胀。除非政府发给这些购买者更多的钱来购买这些东西。新古典综合派所谓的成本推动说, 不过是货币量的增加所导致的;政府觉得不得不增加货币供应, 为的是阻止成本上涨导致的失业;本来失业应该发生在增加货币供应之先, 但它却被政府将会增加货币量的预期给掩盖了。政府是打算以此增加对于工人生产之产品的需求, 从而使所有工人都找到就业机会。如果政府不增加货币量, 那么, 工人群体工资提高, 就不会导致普遍的价格水平的上涨, 而是会导致销售量的下降, 因为会导致失业。

2009年3月18日, 美联储再下一剂猛药, 决定在未来六个月内购买总额3000亿美元的美国长期国债。而对于持有2万亿美元外债的中国, 无疑是致命打击。连巴菲特在股东大会上都抨击这种行为。

三、唯一原因就是货币量过多

通货膨胀, 指的是长期的、持续的现象。至于特定的物价和总的物价水平的短期变动, 可能有多种原因, 包括非货币性因素和货币性因素。而无论是哈耶克还是弗里德曼, 坚持通货膨胀的唯一原因就是货币发行量过多。

第一, 执政者本身就存在着增发货币的内在冲动。执政者作为一个经济理性人, 往往会出现道德背离, 当他将本届政府的利益看作第一位, 就很容易留个烂摊子给下一届的政府。通过牺牲抑制通货膨胀带来的利益而单纯的追逐GDP, 就是以未来的经济衰弱为代价。但执政者可不这么想, 当他获得了足够的名誉, 通货膨胀再严重都不会影响到他。

第二, 政府开支的增加。当政府的收入相对稳定, 但同时因各种原因日益增加名目繁多的开支时, 必然需要筹措新的资金来源来应用于日益扩大的开支。政府一般有三种方式来弥补资金来源:一是增加税收;二是向公众借债;三是增加货币供应。然而前两种因为被私人消费和投资减少所抵消而不会产生的通货膨胀, 但在政治上却不得明心。所以政府一般都会采用通过增加货币量来抵补政府支出的办法, 这样既有可能增加政府支出, 又为选民提供吸引人的东西, 而无需为此表决税提案, 也无需向公众借债。

第三, 政府推行充分就业的政策。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过后, 人们对失业比对通货膨胀怀有更大的戒心, 因此, 政府只要许诺执行充分就业的政策就能拉拢民心, 争取选票。为了讨好公众, 政府一方面制定不恰当的过高的充分就业目标, 另一方面采用增加货币数量、扩大政府支出的办法来提高就业。于是一旦出现经济衰退的迹象时, 政府就立刻实行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

第四, 中央银行实行错误的货币政策。其错误首先是货币政策的目标转移。例如美国的中央银行把维持充分就业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在要求增加就业的压力下, 联邦储备系统地货币正财也有着与政府财政政策同样的通货膨胀倾向。”而中央银行扩大就业的唯一手段就是增加货币供应量, 使商业银行有能力进行更大规模的贷款, 但这样做的记过非但无法保持长期真正的充分就业, 却带来了通货膨胀。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里一个错误是把中介指标定在它不能控制的利率上。

所以, 通货膨胀真正的原因是货币供应增长率大于经济增长率, 而货币量过多的原因是政府的错误政策和行为。但是政府却不肯承担通货膨胀的责任, 经常把推诿给各种利益相关者, 甚至一些非常可笑的借口和理由, 却从不思考自身的行为。然而, 这些个别商品的价格提高, 并不能使一般物价普遍提高, 它可能使通货膨胀率发生短暂的波动, 但不会由于某种原因而出现持续性的通货膨胀。

四、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

政府的货币政策可有多个目标, 例如发展经济、维持充分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等, 政府各部门也可以有自己的政策目标, 但对于中央银行来说, 货币政策的目标只能以稳定货币为主。只有稳定货币, 才能稳定经济, 为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保持正常的秩序;才能保障其他经济政策的贯彻执行, 为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的其他目标奠定基础。因此, 保卫货币、稳定币值是中央银行基本职责和首要目标。当这以标准和其他目标发生冲突时, 央行必须要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坚定不移地把稳定货币放在首位, 这样做事实上是对其他政策目标的最大支持, 也是对经济发展的最大贡献。

如果货币将影响产出或者至少在短期内如此, 中央银行就不得不面临对货币政策操作规范的选择, 即按规则形式还是运用相机抉择来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这里的规则是指在货币政策实施期间事先确定并据以操作政策工具的程序或原则由立法机构授予货币当局以特定的任务, 事先制定社会众所周知的固定规则行事。而相机抉择则是指中央银行在操作政策工具以实现既定目标时, 不受固定程序或规则的束缚, 而是灵活取舍, 以最优地调整到与经济运行态势相适应。

凯恩斯学派选择相机选择货币政策的理论依据是:由于经济中存在着不确定因素而产生需求扰动, 企业在运行中具有不稳定性, 所以政府必须借助能动的货币政策来加以调节, 相机抉择不仅包括扩张性内容、刺激总需求, 也涵盖紧缩性内容。

但是, 这在客观上存在着难以把握的长而多变的时滞, 容易形成未能预知的未来冲击, 货币当局不可能成功地拟定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一是我们必须避免货币政策受政治因素左右;二是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操作规范提供了判定中央银行业绩的标准;三是单一规则操作确保经济主体享有稳定的货币政策环境预期。

对于研究动态经济规划, 控制理论并不是一个非常恰当的工具, 这是由于公众当期的决策依赖于未来政策预期, 而且他们的预期不是针对所选择的政策是一成不变的。如果在每一个时期选择的政策实现了当期产出最大化的目标, 这个政策将是一致性但不是最优的。利用理性预期均衡理论, 通过投资、税收以及信贷政策的例子证明了这一个点。政策制定者应该遵循规则而不是采取相机抉择, 如采用单一的货币供给增长率或者稳定的税率将是更为稳妥的选择。

通货膨胀目标是对更加系统、理性货币政策的承诺。它可以被解释为一种目标规则, 以实现相对明确的损失函数最小化。无疑, 这个损失函数考虑到了实体经济的稳定性问题。而目标规则可以被解释为中介目标规则。我们将通货膨胀目标与货币增长目标进行比较发现, 货币增长目标作为中介目标规则, 只能间接接受实现通货膨胀目标。整体而言, 货币增长目标和名义GDP目标的困难在于两者都不是通货膨胀的中介变量。而通货膨胀目标实现了规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 增加了政策的透明度。通过定期公布的《通货膨胀报告》, 使社会公众对本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手段及政策调整依据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有利于公众增加对货币政策的信心。正因为它的可测性和相关性非常出色, 公众就能形成合理稳定的预期, 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而且货币当局可以保留在工具运用上的灵活性, 从而真正有效实现经济增长。

五、改革货币政策

第一, 我们必须要停止货币增长率降低到实际生产增长率。虽然, 通货紧缩会带来短期的经济衰退, 但是这是消除货币对市场机制作用障碍的必要之路。事先必须要向公众宣布, 使人们能适时调整预期。因此, 货币政策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防止货币数量或收入流量的大幅度流动。尽管金融当局很难有效地顶得住政治等各方面的压力, 政府会迫使他们采取在短期内政治上得利, 而在长期内使社会蒙受损失的各种措施, 但是明确稳定货币是货币政策第一要义是最重要的。

第二, 改造相对价格和工资体系。当货币数量得到控制之后, 市场机制就能满意地起作用, 人们将重新调整对稳定价格的预期。通过对各种商品和劳务需求的调整, 使各部门的产品和劳动趋于合理配置。同时, 短期的通货紧缩可以打破货币工资向下的刚性, 逐步恢复由市场来决定的相对工资。

第三, 改革货币制度。我们知道政府对货币发行权的垄断在于国家货币制度, 因此, 彻底改变货币发行制度, 制约政府对货币发行的垄断。我们必须把政府发行货币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参考文献

[1]、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流通[M].1936.

[2]、罗宾逊.现代经济学导论[M].商务印书馆, 1982.

[3]、哈耶克.货币的非国家化[M].新星出版社, 2007.

[4]、弗里德曼.自由选择[M].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7.

通货膨胀与货币政策 篇2

2010年的中国经济，稳固回升，势头平稳。但随着美国的两次定量宽松，以及国内信贷的超高增长，中国的流动性过剩压力越来越大，通货膨胀也不期而至。过去相当一段时间，中国人民银行（以下简称央行）存在货币超发的问题。特别是2009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采用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超发严重，多年累计起来的过量货币已经给中国经济实体带来了巨大的通胀风险。同时央行货币政策中，存款准备金率一直很低，存款利息率低，也导致居民不愿存款，导致货币流通量增大，物价涨幅远高于利息率。进而导致了恶性循环。2010年11月，高达5.1%的C PI涨幅超出了大多数机构的预料。与此同时，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黄金价格也节节攀升，接近和超过了金融危机前的高点，这些都可能成为推高新一轮通胀的动力。面对如此巨大的通胀压力，为了解决货币超发严重以及流动力过剩的问题，央行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直接制订者，在2010里年两次加息、六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继续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这一系列措施无不显示了其在稳定货币总量上的决心。以期通过稳定货币总量达到防通胀，抗通胀的目的

宏观经济学重视对货币供求的分析，不仅在于可通过对货币供给、利息率的调节去影响总需求，而且在于货币供给的变动与总的物价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关于货币供给量与物价水平之间的关系，宏观经济学著作大多承袭传统的“货币数量说”，本文主要通过央行在控制货币数量上所做的努力来解析其在抑制通胀上的作用。

首先，在2010年里，央行两次加息，六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2010年10月19日，央行发布公告宣布自10月20日起金融机构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12月25日晚央行再次宣布自12月26日起加息0.25%。加上下面存款准备金趋势图我们可以看出：

从2010年1月起，央行便希望货币货币政策可以回归正常化，从10月份起这种意愿显得愈加迫切。此前央行曾于10月20日起加息0.25%，此后分别从11月16日、11月29日、12月20日起，每次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算上12月26日再次加息，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央行收缩流动性动作频频，此次加息后，五年以上贷款利率由6.14%提高到6.40%。通过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加息央行可以达到如下目的：

(1)通过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央行通过增加商业银行在央行存放的资金,可以直接收回回收货币,控制货币总量。

(2)防止货币信贷总量过快增长，投资的过快增长，不仅带动了煤、电、油、运的全面紧张，也促使投资品价格上涨，再与部分消费品价格上涨叠加，进一步加大了价格全面上涨的压力。而货币信贷过快增长，正是造成投资迅猛增长的主要动因。所以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直接针对当前的“货币信贷增长偏快”，进一步捂紧了商业银行的“腰包”，也就是说你金融机构没有那么多“本钱”，没有那么多“现钱”，就不要放那么多款。首先抑制了贷款的过快增长，防止市面上的热钱的增加，降低了流动性。

(3)央行通过加息，可以影响资金使用成本来控制货币量，具体说来，加息不能直接减少基础货币，却会抑制公众的消费和投资，减少负债，增加储蓄。其结果，一方面使货币周转的次数减少，速度下降，货币供应量也相应下降；另一方面又会直接导致社会总需求下降以及盲目投资或投机行为的减少。

通过加息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两方面的合力作用，减少流通货币总量，降低投资热潮，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

其次，面对流动性过剩的压力，央行采取了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来回收货币流动性。公开市场操作就是中央银行通过买卖有价证券和外汇，来实现自己货币政策意图的活动。当央行认为需要收紧银根时，就将手中的证券和外汇卖给有关金融机构（一级交易商），收回一部分基础货币，这样，金融机构可用资金的数量就相应减少了，社会上的货币供应量也随之收缩。反之，当央行认为需要放松银根时，便通过买进证券和外汇的方式，投放一部分基础货币，这样，金融机构可用资金就增加了，货币供应量也随之扩大。2010年10月21日央行继19日突然宣布“加息”之后，又将公开市场操作这一数量型工具的“阀门”拧紧。公开市场操作央票及正回购操作净回笼资金610亿元，而就在此前一周央行还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向市场净投放资金1810亿元。这意味着央行在加息后，仍认为有必要通过数量型工具加大货币回笼力度。本周四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发行了500亿元3月期央票，同时开展了1450亿元的正回购操作。其中，3月期央票参考收益率为1.7726%，较此前同期限央票收益率上行20.22个基点，91天正回购操作中标利率亦同步上行20个基点。值得关注的是，1450亿元的91天期正回购操作量创下该品种的历史新高。央行此举是通过数量手段加大货币回笼力度。近几年我国房地产行业以及资本市场的快速增长，致使银行信贷业务飞速增长。于是，央行果断决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进行收回基础货币的“对冲”操作。央行近期频频出手，累计回笼基础货币最高达2467.5亿元，就是为了保证了基础货币总量的稳定。央行通过发行央行票据可以回笼基础货币，央行票据到期则体现为投放基础货币。还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影响了商业银行可用资金的数量，进而影响货币市场的资金供求状况，最终有效地引导了货币市场的利率。

最后，央行在抑制通胀的同时继续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当前我国的通货膨胀压力有一部分是输入型的通货膨胀，为了抵御外来的通胀输入，央行采取人民币温和升值的策略以应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由于近期美元持续贬值，其购买力降低，需要更多的美元才能达到以前的购买力，也就是说出现涨价，然而中国为了保证出口商品的价格竞争力，保持人民币汇率与美元固定在一个很小的幅度上，因此，当美元贬值引起商品价格上涨时，由于没有人民币汇率升值作为对冲，以人民币计价的这些原材料价格也就同时上升了，这样就直接引起了相关产品价格的上涨。央行对人民币采取逐步温和升值的政策，据一份5000家制造业企业和2100家出口企业参与的调查显示，人民币升值有利于降低进口成本、减少通货膨胀压力、促进贸易平衡。如果央行允许人民币兑美元一年上升3%，将导致进口增长0.3%，出口萎缩0.6%，并且削减近6%的贸易盈余。而且人民币升值不会损害中国的出口企业。相反，出口企业已经采取相应措施以应对人民币升值，通过增加产品附加值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2）输入型的通货膨胀还有一种途径就是通过资本流动而输入的。近年中国的外汇储备高速增长，这其中有一部分是出口部门的创汇，同时还有相当巨大的部分是国外投机资本的流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热钱，由于美国出现的通货膨胀是由于美联储滥发货币造成的，因而在美国国内拥有充分的流动性，而流动性需要升值机会，而中国便成为了国际投机资本的目标，这些投机资本进入中国国内并不会从事周期过长的投资，因而他们总是涌向资本市场以及房地产市场，当中国国内的证券价格以及房地产价格在他们的带动下炒高后，热钱带着巨大的收益退出，而为他们买单的都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中国人民。人民币升值，提高了人民币对外币的购买力，降低通货膨胀。有效遏制通货膨胀对低收入阶层的财富侵蚀，人民币的温和升值提高了居民的实际收入，保持了社会经济的稳定。

通货膨胀与货币政策 篇3

与1990年代之前物质短缺时期由需求推动引发的通胀不同，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物价上涨更多表现出成本推动特征。2006年以来的通货膨胀就是在全球流动性过剩和初级产品国际市场价格快速上涨的背景下出现的。与此同时，国内工资也出现大幅上涨且部分地区开始劳动力短缺。与需求型通胀不同，在成本冲击下，紧缩性政策可能造成有效供给不足，从而加剧经济收缩压力，成本推动型通胀治理难度更大。虽然应主要采取促进产出效率的供给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毫无作用的空间。

伍戈博士和李斌博士的新作《成本冲击、通胀容忍度与宏观政策》（中国金融出版社，2013年出版）就是这方面研究的出色成果。作者并没有仅仅针对成本冲击来分析通胀，而是通过对日韩台湾等典型经济体和历次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冲击的考察，发现如果同时考虑货币供给因素，成本冲击对通货膨胀的边际解释力几乎为零，这实际上强有力地支持了货币主义观点。

虽然劳动力价格和国际大宗商品都属于成本冲击，但对总供给曲线和宏观经济影响不同。前者对总供给曲线斜率产生影响并在短期产生不可逆的中长期冲击，而后者仅体现在斜率的变化。面对劳动力成本冲击，应适当降低经济增长预期并更多地改善效率提高供给，这对于正处于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已经历长达三十年约10%高速增长并将逐步回归中低速度常态经济增长的中国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大宗商品价格冲击是短暂且可逆的，因而决策者一般不需要考虑修正其既定的中长期经济增长及通胀目标，但可以适当提高短期通胀容忍度。这种做法其实与1990年代以来很多国家采用的事实上的弹性通胀目标制策略是一致的。虽然不同国家策略不同，但Svensson（2002）认为只要是遵循跨期通胀和产出缺口模式，都是弹性通胀目标制，几乎所有独立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都可归为此类（Mishkin，2011），这对中国货币政策转型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者还对日益全面融入全球经济情况下的成本冲击和中国通胀新形势，以及如何以成本冲击的观点看待货币数量论的现实背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虽然研究的题目是成本冲击，但该书具有非常强烈的货币主义色彩，这可能与作者身份有关。考虑到中央银行家对通胀都持有高度警惕的职业心态，这对中国来说无疑是件大幸事。更难得的是，该书无论在理论模型、计量检验，还是在国际经验比较等方面，都遵循了严格的学术规范，并且结合大量专栏案例深入浅出进行说明，逻辑严密结论可靠。通过该书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也可从中观察未来货币政策当局的决策方向。

作者单位：广东金融学院

责任编辑：廖雯雯

注：

Friedman， M.， 1963， Inflation：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New York： Asia Publishing House.

Mishkin， F.， 2011， “Monetary Policy Strategy： Lessons from the Crisis”， NBER Working Papers， No.16755.

Nelson， E.， 2007， “Milton Friedman and U.S. Monetary History 1961-2006”，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Review， Vol.89， p.153-182.

结构性通货膨胀与货币政策 篇4

关键词：结构性,通货膨胀,货币政策

在传统理论中, 货币政策天生就被赋予了反通货膨胀的功能和使命。因此, 物价上涨从来就是责难货币政策的最主要理由 (李扬, 2008) 。2008年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2006年的那场由食品价格飙升所导致的巨幅物价上涨可能已经被人们所遗忘。但是, 当危机过去 (可能仅仅是刚刚见底) , 我们需要对过去的政策做一些反思。

回顾我国之前的宏观经济政策, 不难发现这种倾向:治理通货紧缩主要以财政政策为主, 货币政策为辅;治理通货膨胀则主要以货币政策为主, 财政政策为辅。其思路基本是以凯恩斯的政策理论为依据的。面对2006—2007年的物价飙升, 从2006年开始, 央行连续17次提高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连续6次提高了存贷款利率。就政策操作而言, 货币政策可谓一紧再紧。从理论上说, 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之下, 高企的物价理应得到遏制。而就政策的实绩来看,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走势保持同步, 连创新高。紧的操作导致松的结果, 自然需要对其内在原因一探究竟。

一、结构性通货膨胀的定义及其产生的原因

结构性通货膨胀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通货膨胀, 是经济结构失衡在总量形式上的表现。结构性通货膨胀理论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初, 进入70年代, 该理论进一步发展, 特别是斯堪的纳维亚的一些经济学家还根据结构性通货膨胀论, 建立了一种“斯堪的纳维亚通货膨胀模式”。

结构性通货膨胀是指在没有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的情况下, 由于经济结构的因素使一般价格水平持续上涨而造成的通货膨胀。根据西方学者的解释, 从生产率提高的速度看, 在社会经济结构中一些部门生产率提高速度快, 另一些部门则慢;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 一些部门迅速发展, 而另一些部门则渐趋衰落;从同国际经济的关系看, 一些部门是开放部门, 与国际经济联系密切, 而另一些部门是非开放部门, 与国际经济没有密切联系, 生产要素在这些部门中存在转移的障碍, 但是各部门在工资水平上却追求与生产率高、发展速度快的部门保持一致, 因此造成了一般价格水平的上涨 (李晓西, 2005) 。

马建堂 (1989) 分析了非货币总量因素导致通货膨胀的机制。他认为, 只要经济系统是非均质的, 我们就能证明, 即便是在总需求等于总供给的条件下, 也可能出现通货膨胀。他进一步指出了在这种条件下可能发生通货膨胀的五种情况: (1) 存在垄断部门; (2) 信息成本的存在和部门需求反应形式的不对称; (3) 劳工市场的结构差异和企业对劳工市场反应的不对称; (4) 当部门收益率存在较大差异, 且收益率低的产品短缺时; (5) 国家对牌价的提高。

我国的经济结构中, 易于引致通货膨胀传递的结构性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农业部门发展落后, 从而易于形成“食品价格先行通货膨胀模式”;二是进出口结构不合理, 加剧了通胀的输入。在这两者的基础上, 再通过贸易部门向非贸易部门的传递而形成全面的物价上涨。

2006年以来的通货膨胀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第三次通货膨胀。第一次是在1985—1988年之间, 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商品短缺、供不应求。第二次是在1993—1996年之间, 发生的主因是投资热情空前高涨, 带动总需求扩张。

仔细分析这轮通货膨胀, 首先, 我国的能源、原材料存在结构性短缺, 这种短缺需要从国际市场上得到平衡。当国际市场上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时, 我国的相关各产业就形成了巨大的成本压力, 并会最终传导到消费品上。其次, 一国外贸依存度越高, 它受国际通货膨胀传导的影响越大。2006年, 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达67%, 2007年超过70%。如此高的外贸依存度及不断增长的进口额使得国外产品的价格较易通过外贸途径影响国内物价水平。再次, 我国进口商品的结构多为原材料和燃料等资源性产品, 需求弹性小, 是生产必需品, 其价格波动易于引起制造业生产成本的波动。这样的进口结构易受到国际通货膨胀传导的影响。

根据价格传导规律, PPI对CPI有一定的影响。从传导路径看, 整体价格水平的波动一般首先出现在生产领域, 然后通过产业链向下游产业扩散, 最后波及消费品。产业链传导主要包括两条路径:一是以工业品为原材料的生产, 存在原材料→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传导;另一条是以农产品为原料的生产, 存在农业生产资料→农产品→食品的传导。

首先, 看第一条传导路径, 即工业品传导路径。图1显示的是2005年1月至2009年7月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的走势。

资料来源:2005—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月度统计数据

从图1中可以看出, 从2005年1月到2008年9月以前, 大部分时间, PPI和CPI根本不同步, 甚至反向运动。可见, 在我国从PPI到CPI也就是从工业品向消费品传导的路径并不顺畅。

其次, 看第二条传导路径, 即农产品传导路径。影响中国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四个主要方面是:供求变化、生产成本变动、政府调控和国际市场联动。2006年以来, 推动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的因素中, 除了国内农用土地减少、国内产量下降以及消费增长之外, 国际市场农产品和化肥价格的上涨对中国农产品价格上涨也有一定的拉动作用。此外, 国内猪蓝耳病的爆发等因素导致肉类及肉制品价格随之上涨。尽管在猪肉价格暴涨后, 政府对生猪养殖给予了一定的补贴, 以鼓励农民养猪。但由于生猪生产受到母猪繁育时间的制约, 从农民留养母猪到生产出仔猪再到育肥猪上市需要1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因此猪价偏高和猪肉供应偏紧的局面不可能在短期缓解。因此, 以肉禽及其制品为主的农产品价格上涨是本轮拉动CPI上涨的主要因素。图2描述了2005年1月至2009年7月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类走势。

资料来源:2005—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月度统计数据

综上所述, 本轮通货膨胀的引发因素较以往复杂, 其中既有成本推动的因素也有需求拉动的因素, 但主要归因于食品价格, 特别是肉禽及其制品价格的飙升 (见图2) , 而非货币总量因素导致的通货膨胀, 因此, 可以将其归类为“结构性通货膨胀”。与前两次有重大区别的是, 本次中国通货膨胀是在全球通货膨胀趋势抬头的国际背景下发生的。

二、货币政策治理结构性通货膨胀的效果

在《中国人民银行法》中, 中国货币政策的目标被确定为“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 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这说明, 控制货币供应量是中国货币政策操作的根本任务。货币政策自诞生之日起就被赋予了反通货膨胀的功能和使命。面对2006年以来高企的物价, 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央行应该通过各种货币政策工具、手段来紧缩货币政策, 控制货币供应量。回顾2006年、2007年和2008年连续3年的货币政策, 突出看到这样的矛盾现象:从2006年开始, 央行连续17次提高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连续6次提高了存贷款利率, 货币政策操作之紧, 历史罕见。然而, 2007年全年, M2增长16.7%, M1增长21%, M0增长12.1%, CPI增长4.8%;2008年全年, M2增长17.8%, M1增长9%, M0增长12.8%, CPI增长5.9%。由此可见, 紧缩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一) 货币供应量失控

M1增长率/M2增长率指标趋升, 说明经济中的流动性充裕, 经济活动较为活跃。但是, 如果该指标长期剧烈攀升, 则说明经济承受着通货膨胀的压力。反之则反。图3描述了2005年1月至2009年7月我国货币结构流动性的变化情况。

图3中国:货币流动性的变化 (M1/M2)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据

由图3可见, 从2006年初开始, M1/M2比值趋势开始向上, 表明开始出现通货膨胀;整个2007年, M1/M2比值基本稳定在相对高位。2007年末, M1/M2比值开始掉头向下, 从该指标来看, 其实经济已经出现了通货紧缩局面。

在现行的货币供应统计口径中, M2与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的关系最为密切。因此, M2/GDP能够在总体上反映货币供应与国民经济运行的适应程度。图4给出了2005年1月至2009年6月我国的M2/GDP的变动趋势及其变化率。

图4中国:M2与GDP的关系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据

从图4中可以看出, 2005年以来, 该比率的变化可以较为明显的区分为两个阶段。2005年年中至2007年年末, 该比率在波动中缓慢下行;2008年年初开始, 该比率呈现了快速的上升趋势。M2/GDP变化率则显示, 从2007年初开始, 该比率经历了四个波动周期, 并且波动幅度越来越大。这说明, 货币供应的状况与经济运行的需要无法相互适应, 货币供应失控。

(二) 实际利率长期为负

由于传统货币供应指标不能准确衡量经济运行的状况, 实际利率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被欧美发达国家运用。如图5所示, 我国的实际利率自2006年底至2008年下半年, 长期保持在负值水平。负利率环境将诱使储蓄从银行体系流出, 刺激投资和消费, 很容易引起资产价格的泡沫, 并有可能进一步推升通胀。如果说央行保持实际利率为负的初衷是为了抑制过高的GDP增速, 但这也加剧了物价水平的进一步上涨, 结合图2可以明显看出, 也就是从2006年末开始,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入快速增长阶段。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据、国家统计局月度统计数据

2007年, 美国发生次贷危机, 美联储开始降息;而中国有加息需求, 这可能会吸引更多的外资流入, 从而又与稳定汇率的目标相悖。从这一视角看, 这种政策很难持续, 且不利于内外均衡的协调。随着人民币利率和美元利率的利差缩小甚至倒挂, 中国的货币政策面临对内均衡 (利率和货币供应) 和对外均衡 (汇率稳定) 难以兼顾的问题, 所以从图6中可以看出, 央行在加息的问题上显得颇为犹豫。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据

(三) 存款准备金率过高

众所周知, 货币政策工具主要包括:公开市场操作、法定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由于中国的货币政策操作正处于转型过程之中, 公开市场操作以及回购交易存在着一些先天性缺陷。现阶段, 人民银行持有的政府债券规模甚小, 不仅难以进行大规模和持续的现券交易, 而且只能进行小规模的回购交易。其次, 从技术上说, 回购交易只适合进行短期的流动性管理。然而, 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长显然是一个长期的大规模过程, 所以, 依靠这一交易手段来对冲外汇储备的增加, 不具有可持续性。发行央行票据意味着央行增加了市场上对资金的需求。这一操作, 必然会对市场资金供求和市场利率产生影响, 同时增加了中国人民银行宏观调控的复杂性, 并加重了其在货币政策操作的两个主要对象 (货币供应量和利率) 之间进行协调的难度。

如果说一定要动用货币政策工具的话, 在价格工具 (利率) 已然失效的情况下,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现实选择。作为替代发行央行票据的调控手段, 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显然有降低成本的好处。

然而, 中国存款准备金制度存在重大缺陷, 即央行要对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支付利息。这种制度扭曲了存款准备金的功能。它客观上为金融机构提供了从央行获取利息的便利, 从而弱化了准备金作为对金融机构“课税”的调控功能。除了法定准备金之外, 中国的金融机构还在央行保有相当高的超额准备金头寸。商业银行持有超额准备金是有原因的, 这些原因不会因法定准备金率的调整而消失, 因此, 可以认为超额准备金率在一定阶段内是稳定的。如果法定准备金率的变化并不能有效地吸收超额准备金, 那么准备金制度的效力就要被进一步打折扣。而这正是中国目前的情况。图7描述的是2005年1月至2009年7月, 我国存款准备金率、利率与CPI走势。

图7中国:存款准备金率、利率与CPI走势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据、国家统计局月度统计数据

从图7中可以看到, 从2006年开始, 央行连续17次提高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最高达17%, 此为中国历史最高, 亦为全球最高。同时也可以看出, 尽管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一再提高,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亦随之连续走高, 并且在GDP增速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下滑的情况下, 央行还是坚持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推向高位, 对此我们颇有责难。

之前已经指出, 结构性通货膨胀并非总需求大于总供给, 即有效供给不足的通货膨胀。因此, 用紧缩货币供应量的手段来控制, 不但达不到抑制价格上涨的效果, 反而不能与经济发展相适应, 同时为后来的应对金融危机增加了不小的障碍。

从货币供应量和利率的走势上, 其实早就可以察觉经济即将下滑进入通货紧缩的端倪。从我国的情况来看, 易纲 (Yi Gang, 1994) 对1983—1991年的货币供应量和工业产出进行了格兰格尔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 证明两者存在相关关系。然而, 受制于高企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2007年下半年至2008年底的货币供应量增幅趋缓, 这不仅增加了通货紧缩的压力, 而且进一步放慢了经济复苏的步伐 (见图8) 。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据、国家统计局月度统计数据

三、货币政策困境

我国的货币政策的调控能力递减或者存在困境已是不争的事实。关注这一问题的多数研究者都认识到, 在我国, 以货币供应总量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的中介目标, 已经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

李扬 (2008) 认为, 我国货币政策困境的主要表现是, 货币供应的可测性、可控性和相关性, 都越来越难以令人满意。同时, “价格手段”——利率方面的调控效果同样不尽如人意。其主要原因为: (1) 在中国, 由于利率市场化尚未彻底完成, 转向以利率调控为主的操作范式, 有着不可逾越的困难; (2) 价格 (利率) 手段要充分发挥作用, 以数量 (货币供应) 调控手段发生联动为前提; (3) 汇率政策的刚性是制约利率政策灵活性的又一原因; (4) 货币政策由调控数量转向调控价格 (利率和汇率) , 只是实现了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转变。

夏斌和廖强 (2001) 则提出了非一致性预期结构下的货币传导机制, 以此说明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发生了扭曲, 使货币供应量目标难以实现。

同时, 多数学者都支持转变我国货币政策范式, 建立以通货膨胀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通货膨胀目标制 (inflation targeting) 最早于20世纪90年代在新西兰出现, 随后逐渐被20多个国家采用。美国虽然否认自己实行的是通货膨胀目标制, 但从其货币政策操作实践看, 至少也是“准”通货膨胀目标制。诚然, 长期来看, 这是货币政策框架调整的发展趋势, 但是短期来看, 其在我国的实行还不具备可操作性。

除了通常提到的不具备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市场化的金融体系、完善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等原因, 根本问题在于当前我国的高储蓄率。这就决定了我国经济的大背景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 并且这一现象是由一系列体制、机制、发展阶段以及人口等非金融因素所决定的。因此, 这种状况并不能简单地依靠政策措施予以调整。而且, 只要中国的人口结构依然处于可以提供“人口红利”的阶段, 只要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改革依然进行, 这种现象就不可能消除。在总供给大于总需求这一前提下, 就不会出现真正意义上的通货膨胀, 也就是货币现象的通货膨胀, 而只可能出现由于经济结构失衡而导致的结构性通货膨胀。从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 运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来遏制非货币性的结构性通货膨胀, 收效甚微, 甚至会产生负效应。进而可以想象, 在当下中国, 将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与通货膨胀率 (结构性) 挂钩, 实际效果恐与预期出现较大出入。

因此, 在没有最优选择的情况下, 只能追求次优选择。短期内我国比较适宜的措施是放弃货币供应量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但暂不宣布新中介目标。这一做法也得到了夏斌等人 (2001) 的赞同。

在实际操作中, 笔者认为, 宜参考泰勒规则, 将短期利率工具与核心物价水平以及失业率挂钩, 依据经济状态进行调整。

资料来源:2005—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

刘树成 (1997) 考察了1981—1996年三轮经济周期波动中的“失业——物价”曲线, 认为在我国目前条件下, 在经济周期波动中, 不是简单的存在与不存在菲利普斯曲线的问题, 而是既要看到其存在, 又要看到其陡峭型变形的特点。

结合2005—2008年“失业——物价”曲线 (见图9) , 可以看出, 近年来, 我国的菲利普斯曲线已经基本符合传统意义上的菲利普斯曲线理论了, 因此, 我们认为结合核心物价水平和失业率来调整货币政策, 在中国当前情况下, 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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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扬.试析“从紧的货币政策”[J].中国金融, 2008, (1) .

[3]李扬.中国金融改革30年[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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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Yi Gang,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in China.Westview Press, 1994.

[6]刘树成.论中国的菲利普斯曲线[J].管理世界, 1997, (6) .

[7]夏斌, 廖强.货币供应量已不宜作为当前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J].经济研究, 2001, (8) .

[8]米什金.货币金融学: (第七版)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9]李晓西.宏观经济学 (中国版)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10]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05—2008年各版) ;中国统计摘要 (2009) 。

通货膨胀与货币政策 篇5

繁荣与选择-从通货膨胀到通货紧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两次经济的快速增长时期，也曾两度遭遇到经济不景气的威胁，经济的繁荣与经济的相对萧条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是什么造就了中国经济近的快速增长?这些因素是否能够继续推动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本文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作 者：卫志民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天津市 300071刊 名：求是学刊 PKU CSSCI英文刊名：SEEKING TRUTH年，卷(期)：29(2)分类号：F120.2关键词：通货膨胀 通货紧缩 经济增长 经济转轨

虚拟货币引发通货膨胀？ 篇6

因此我们要重新提起这个话题，看一看：虚拟货币到底是不是货币，或者说它在多大程度上与货币相关？Q币这样的东西，真的能引起通货膨胀吗？将来真正的虚拟货币会有什么不同？

Q币不是货币

首先，我开门见山地表明观点：我认为Q币不是货币。因为它只是作为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而非一般等价物。Q币的商品属性大于它的货币属性。

用商品来充当等价物，具有悠久的历史。贝壳、贵重金属等具有一定使用价值的商品，都曾充当过等价物，用来进行商品交换。这种特殊等价物不同于一般等价物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它们本身也是商品，具有一定的实用功能。Q币本身就是一种商品，只不过是在一定范围具有交换功能的特殊商品。

我们在生活中遇到许多这种东西，例如邮票、商场里的打折卡、游艺园内的游戏币等。从表面看，它们似乎具有货币的某些特征，但并没有人把它们当作真的货币来看待。

第一，有交换功能不等于是货币，这些特殊商品可以无条件用人民币来交换，但它们本身却不可以无条件地交换人民币。说明它们与人民币的交换条件并非对等。

Q币只是在腾讯服务所及的范围内流通，用来支付QQ秀、QQ游戏、QQ会员、QQ家园、QQ贺卡等具体服务的费用，出了这个圈，就像游戏币出了游艺场、打折卡出了所在商场一样，不再具有等价物的一般交换功能。

第二，货币有贵重金属作为抵押，而Q币是一种没有贵重金属作为抵押的信用凭证，它只能用服务商的商誉作为抵押，因此作为货币是不可靠的。

就Q币可以对应的物品，如游戏中的装备等来说，它们甚至不具备起码的保值功能。房地产也是一种可以交换的特殊商品，但与Q币性质也不一样。当前外资投资房地产，看中的是它本身既有使用价值，又具有一定的流动性。Q币具有流动性，但却缺乏使用价值的保值性，因此作为投资对象是不利的。开个玩笑说，作为典当物，当铺都不会收的。

第三，人民币由央行发行，货币总量由央行决定。Q币由服务商发行，服务商只能决定Q币的数量，但不能决定货币总量。

有人担心Q币会引发通货膨胀，我认为毫无道理。不管有多少人用Q币，只要Q币不能形成与人民币交换的全国统一市场，不能实现对等交换，更主要的是只要人民币不因Q币而增发，就不会出现通货膨胀（从字面来说，通货是指现金，只要现金不增发，何来“通货”的膨胀呢）。以上三个条件都是非现实的，因此不可能出现所谓对金融秩序的冲击。

第四，最重要的，货币不光具有价值，而且是价值尺度；而Q币只具有价值，并不能充当价值尺度。Q币既不存在利率那样的资本价格水平尺度可以调节价值，也不存在存款准备金比率那种的通货价格水平尺度可以调节价值。

Q币本身出现膨胀或贬值，是有可能发生的，但那不会是货币现象，而只是商品现象。也就是说，Q币对应的服务的供求关系的变化，可能引起Q币相对于这些服务的流动速度的变化。但要注意，此时人民币本身的价格水平（V）是不会发生变化的。许多人，包括专家，可能把货币价格与货币价格水平的概念搞混淆了。Q币的货币价格发生变化，与货币价格水平发生变化，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两回事，不要在这里犯常识性的错误。

央行怎样面对虚拟经济

据《竞报》援引学者曹红辉透露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将在明年起草制定电子货币相关管理办法。”这是一条很重要的信息。如果属实，我认为央行应更加广泛地征求各方意见。按照以往经验，对发展过程中本质没有充分暴露出来之前的新事物进行规范，90%的可能，将是用旧的生产关系去束缚新的生产力，而违背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

我个人10年以来，一直呼吁人们注意，在货币市场之外，已经出现了信息市场（不是信息产品市场，而是信息价值市场）这种现象。这意味着，电子货币的规律，只有在信息市场规律得到充分认识的条件下，才能真正得到理解；相反，就会把电子货币当作一种货币市场现象来理解，从而导入传统规范之中，限制其积极的一面的发展。关于这个问题，争议很大。随着互联网迅猛发展，游戏币、Q币这些现象层出不穷，到了我们该正视的时候了。我认为问题的本质，是出现了“不完全信息市场”这种新现象。不正面面对，就会跟不上形势，落在国际潮流后面。限于篇幅，我只谈结论，而且点到为止。

第一种信息市场最接近完全市场，这就是股市。股市的本质不是货币市场，而是信息市场。这是虚拟经济的核心观点。之所以说它最接近完全市场，是因为在发达国家，股市可以同实体货币市场进行国民经济整体水平的对接。信息市场具有两大不同于货币市场的根本特点：第一，市场的交易量和价格水平（股指）不再由货币多少决定，而由信息决定，第二，市场不再由央行决定，而由网络结点上的参与者共同决定。这导致了货币理论新一轮的反思，要求从货币市场中分离出一个独立的信息市场。典型如斯蒂格里茨在货币经济学新范式中提出的注重信贷市场的观点、行为金融学中提出的行为观点等。

第二种信息市场是不完全的信息市场。典型如游戏市场、网络信息服务市场。其中已经出现游戏币、Q币这种“准信息货币”。我认为信息货币不是货币，它是在本质上不同的另一种东西（我下面还会谈到）。这种信息市场（包括其信息货币）的特点是，第一，没有在国民经济整体水平形成统一市场，其等价物不能与货币进行对等交换；第二，它具有“信息+货币”的混合价值形态。像邮票一样，其价值一方面取决于面值，一方面取决于基于内容的信息；第三，其价值决定是分布式而非中央控制类型的。

央行面对两种选择，或者在金融和信托分离的观点上，抑制信息现象的独立化；或者在货币和信息结合的观点上，鼓励金融创新（不如说是信息创新）。对中国来说，这是个不容易的选择。

未来的信息货币具有何种特征

有一位记者非常坚持地追问我，假设Q币们具有发展前途，它会有成为虚拟货币的一天吗？那时的货币与现在的货币有什么根本不同？

据我所知，这个问题10年前就开始争论，至今也没有形成共识。我只能谈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从自然经济到工业经济，等价物的发展趋势，是由特殊等价物向一般等价物方向发展；从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等价物的发展趋势，将是由一般等价物向特殊等价物复归。

第一，信息货币的本质，将是“等价+不等价”的“一对一”对价物。对价是个法律概念，它强调对等，但不一定相等。所以不是等价物，是对价物。它将包含两种构成成分，一是起一般等价物作用的成分；二是起特殊对价作用的成分。这种本质的外在表现，是一物一价。但一物一价，并不完全否定一般等价，而是在P2P交换中，首先进行社会化网络询价，确定一个半成品价格，在此基础上通过讨价还价形成完全的个别价格。

第二，信息货币的形式，将是“货币+语言”的行为金融方式。由于“讨价还价”成为个性化生产条件下“一物一价”定价的主要方式，货币就退居基础地位，而由语言主导“议价”过程。通过语言确定的，主要是不可比较之物的心理价格（行为价格）和意义价格。目前的拍卖，就接近这种形式。

第三，信息货币是基于电子网络的分布式的价值中介。它的整体价格水平将是由分布式的网络节点，以信息化的方式决定，并且与服务、自我服务本身内在相联，密不可分。随着生产与消费的合一而被扬弃。

Q币也许坚持不到那一天，但它如果要向那个方向坚持，最低限度要记住一个原则：不要去模仿传统货币，一定要同一对一的信息服务，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发展壮大。

通货膨胀目标制与我国的货币政策 篇7

一、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在我国的实践效果

我国目前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的中介目标, 其正式被引入货币政策框架始于1996年。1996年起我国中央银行采用货币供应量M 1和M 2作为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 并于1998年取消信贷规模控制转而盯住货币供应量。

然而, 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操作在我国的效果并不理想。自从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操作实施以来, 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目标值和理论值一直存在偏差, 作为中介目标的货币供应量指标的可控性、可测性和与最终目标的关联性上, 都不甚理想 (夏斌、廖强, 2001) , 且从稳定价格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这一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来看, 以货币供应量目标作为中介目标的政策效果也不佳。

货币政策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缺乏有效性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关于居民活期储蓄存款、证券交易保证金和外币存款是否应当计入货币供应量的争论导致的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口径不能很好地指导政策操作;二是近年来我国房地产市场、证券市场的急速发展形成对储蓄的吸引使货币需求函数不稳定, 导致货币供应量与价格总水平之间不能保持良好的对应的关系;三是我国对内盯住货币总量目标、对外维护汇率稳定的货币政策使得基础货币投放常因外汇干预的“倒逼机制”而难以控制, 被动地偏离了国内货币供应量目标;四是货币流通速度非常数以及货币乘数不稳定。

基于此, 国内许多学者主张建立一个通货膨胀目标下的货币政策框架 (夏斌、廖强, 2001) , 认为从长期看, 货币政策应追求价格稳定的目标 (卢宝梅, 2009) , 以通货膨胀目标制取代货币供应量目标将是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的合理选择 (奚君羊、刘卫江, 2002) 。

二、通货膨胀目标制及其在发达国家的实践

通货膨胀目标制, 是一种以价格稳定作为货币政策首要的、长期的目标的一种货币政策运行框架。在通货膨胀目标制下, 不设置任何中介目标, 货币政策不再直接盯住汇率或货币供应量目标, 而是直接盯住通货膨胀率, 由政府、中央银行或二者联合宣布一个中期的通货膨胀预期目标, 货币政策通过盯住这一中期通货膨胀预期目标, 同时以利率、货币供应量、经济景气指数等其他重要的经济变量作为监测指标, 进而实现长期内稳定价格的最终目标。

通货膨胀目标制包括了以下约束因素:一是中期通货膨胀目标的设定和公开宣布;二是通货膨胀的计量和预测指标, 如以广义价格指数、消费价格指数或零售价格指数对其衡量;三是政策操作的透明度, 这要求货币政策对经济状况有高度前瞻性并对其反应有实质性的变化;四是中央银行行长对通货膨胀目标制所承担的责任。

通货膨胀目标制具有其他几种制度所不具备的优点:它使货币政策得以顾及国内的经济状况并积极做出反应, 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增强了政策的透明度, 且宣布的一个具体的通货膨胀目标水平易为公众所理解;由于明确了具体的通货膨胀目标水平且有相关法律保障, 增强了中央银行的信誉, 防止货币政策的动态不一致;由此提供的对预测通货膨胀的一个清晰可靠的路径有助于引导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 避免不确定性造成对经济的冲击;同时央行保留了在面对无法预见的国内外冲击时的灵活性。

各国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主要是基于传统名义锚失控的背景和反通货膨胀的要求。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框架最初由新西兰于1989年率先引入, 之后荷兰、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典、芬兰、西班牙、英国、以色列和墨西哥等国也先后采用了通货膨胀目标制, 并且大都取得了良好的政策效果, 其国内实际利率的波动幅度降低, 经济环境更加稳定。

三、通货膨胀目标制在我国的适用性

由本文第一部分的分析, 我国可以考虑引入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政策框架, 但是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良好实践效果虽然在发达国家得到了实证数据的支持 (艾洪德、武志, 2005) , 其在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方面却缺乏足够研究的支持, 而且我国由于中央银行建立时间较短, 金融市场尚不完善, 经济发展尚有许多不健康因素等特殊情况, 通货膨胀目标制在我国是否适用值得思考。本部分将通过以下四个方面分析通货膨胀目标制在我国的适用性。

(一) 央行的独立性

一个国家要想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 中央银行必须具有足够的相对独立性。央行应该摆脱财政控制, 避免财政部向中央银行直接借款, 只有如此, 中央银行才可能为通货膨胀承担责任。

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一个制度设计的问题, 我国中央银行受国务院的领导, 从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 (2003年修订版) 中可以看到如下规定:

中国人民银行就年度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重要事项作出的决定, 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就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有关货币政策事项作出决定后, 即予执行, 并报国务院备案 (第五条) ;

中国人民银行为执行货币政策, 可以运用下列货币政策工具: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按照规定的比例交存存款准备金;确定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为在中国人民银行开立账户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办理再贴现;向商业银行提供贷款;在公开市场上买卖国债、其他政府债券和金融债券及外汇;国务院确定的其他货币政策工具 (第二十三条) ;

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 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 (第二十九条) ;

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向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提供贷款, 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提供贷款, 但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向特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贷款的除外 (第三十条) 。

从第五、二十三和三十条可以看到, 我国中央银行被赋予了一定的货币政策操作的独立性, 但仍有诸多限制;在重大事项的决定、货币政策工具选择及规则的变通方面仍受限于政府的意愿, 一定程度上会限制央行对货币政策工具的灵活运用;然而从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可以看到, 我国中央银行在摆脱财政的控制方面有较好的法律保障。

(二) 货币政策目标的单一性

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 必须明确设立通货膨胀率为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所盯住的唯一目标, 避免制定其他名义变量的目标或途径, 以防目标之间发生冲突时对央行选择的挑战 (艾洪德、武志, 2005) , 除非这种目标足够清晰明确, 且中央银行能够向公众表明当冲突发生时, 通货膨胀目标处于优先地位。然而在实际中, 双重目标或者多重目标往往允许政府以一种近乎随意的方式变化, 降低了政策的可信性、责任感和透明度并引发通胀预期, 难以真正取信于民。如新西兰在引入通货膨胀目标制之前货币政策多重目标的设定带来的巨大弊端。

我国在1995年以前的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发展经济, 稳定币值”, 是典型的双重目标;1995年以后, 我国货币政策目标改为“保持货币币值稳定, 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 这是我国货币政策发展过程中的一次有益改进。然而, 对该目标表述的措辞仍有不明确之处, 其似乎是在双重目标与单一目标之间的折中, 难免会引人质疑。如唐志新 (2005) 认为:“通货膨胀率或货币稳定没有成为压倒其他目标的首要目标……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 这实际上是双目标货币政策, 并且经济增长对中央银行制定与执行货币政策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故我国在货币政策的目标选择上逐步侧重防止通货膨胀、保持币值稳定的目标, 然而却并没有放弃如经济增长等其他目标。

(三) 央行对经济走势的预测能力, 统计资料的真实可靠性

通货膨胀目标制要求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具有高度的前瞻性, 央行能够准确预测未来通货膨胀并及时调整通货膨胀的预测误差;而任何预测模型和分析检验方法的有效性都取决于统计数据质量的高低。这就要求一国要有分类科学的经济统计制度, 做到统计分类的细化, 统计数据连贯、口径一致, 且保证统计数据的真实性。

我国在统计制度方面取得了不少进步, 统计方法不断改进, 统计口径趋于一致;然而正因为我国统计制度目前处在完善阶段, 所以我国缺乏对经济走势预测所必要的连续、长期的历史统计数据;同时在我国普遍存在的“数据出官”追求政绩的做法, 对数据的真实性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没有真实可靠的长期数据, 对通货膨胀的准确预测将无从谈起。

(四) 金融市场和银行体系的健全程度、汇率制度的市场化程度

发达的金融市场有利于避免财政对货币政策的干涉, 健全的银行体系有利于货币政策的顺利传导;同时发达的金融市场有助于对宏观经济运行态势进行合理预测, 有助于公众在合理预期基础上进行正确的决策。金融基础设施越完善, 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越强。

我国金融市场从90年代初到目前经历了将近二十年的发展, 不断趋于完善, 然而与西方发达国家比, 仍有诸多不足, 如我国的股市某些时候受到政策干预的严重影响, “政策市”难以发挥其宏观经济晴雨表的作用, 某些时候甚至误导了公众的合理预期。

此外, 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与独立性还取决于汇率制度。当一国盯住汇率目标, 保持汇率稳定时, 往往会为了外部均衡而牺牲内部均衡, 我国既是如此。自1994年以来, 我国出现了国际收支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持续、巨额的双顺差, 对人民币形成巨大的升值压力。由于我国对外实行汇率稳定的政策, 央行不得不大量购入外汇资产, 导致基础货币的非意愿投放, 国内通胀预期不断增强, 国内的经济均衡受到威胁。

因此, 我国要实行通过膨胀目标制, 使货币政策唯一盯住国内通货膨胀目标, 必须保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 使汇率充分发挥调节国际收支的作用, 解决由于汇率缺乏弹性带来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我国2005年汇率体制改革开启了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改革进程, 但要达到真正市场化的汇率制度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 对于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某些条件, 我国尚不具备, 有些条件正在改进, 有些条件已经具备;因此通货膨胀目标制对于我国不是处于“完全适用”或“完全不适用”的两极;本文认为, 目前我国不能完全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 应注意到货币供应量目标的重要性, 但也不可能短期内完全引入通货膨胀目标制, 在当前, 应该在两者之间建立一个“混合体制”的过渡阶段, 逐步过渡到通货膨胀目标制。

首先明确通货膨胀压倒一切, 在此基础上同时宣布通货膨胀预期目标和货币总量目标;其中短期评价以货币供应量评价为主, 中长期评价以通货膨胀率为主, 两者相互校验;当两者出现冲突时, 以通货膨胀率指标为主;在进行相应的货币政策操作时, 力度大小的确定可以参考货币供应量的评价结果。从长期看, 我国的货币政策应追求价格稳定的目标, 最终建立起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框架。

除此之外, 我国应该进一步完善中央银行制度的设计、增强央行货币操作的独立性, 完善金融市场和银行体系, 进一步推进汇率的市场化形成体制、解决我国外部不均衡问题, 加强统计制度建设、保证统计数据的真实可靠性, 为长期完全引入通货膨胀目标制货币政策框架奠定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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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卢宝梅, 汇率目标制、货币目标制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比较及其在我国的应用的探讨[J], 国际金融研究, 200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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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于慧君, 赵铠, 通货膨胀目标制在我国的可行性研究[J], 统计与决策, 2009 (4) :

通货膨胀与货币政策 篇8

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 货币政策的效应主要有两种传导渠道:一种是以凯恩斯学派和货币学派为主的传统经济学派, 他们认为政策效应主要通过货币渠道传导的。中央银行通过控制和改变货币供给量, 经由利率水平的变动进行传导, 影响投资和有效需求, 进而对产出和就业产生重要影响。另一种观点则是信贷渠道。即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 通过信贷配给理论, 信贷影响商业银行的信用可得性, 信用的延期和展期, 使储蓄和投资主体发生变动, 进而影响到经济活动。

在国内众多文献中, 不乏关于货币政策和通货膨胀周期之间相关关系的研究, 这些研究深化了对货币政策和通货膨胀不稳定关系的间接认识, 为判断二者周期波动关系提供了有利的经验证据。但也应该看到, 以上学者的研究方法在指标选取上, 没有对影响货币政策的因素进行全面和到位的分析。

二、货币状况指数的重新构建

对于MCI (货币状况指数) , 存在实际MCI和名义MCI之分, 考虑到本文是针对价格水平构建MCI, 在这里主要构建名义上的MCI。

(一) 变量的选取

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强调利率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 利率是投资和消费的价格, 利率的上升或下降会抑制或刺激投资与消费, 导致产出与价格水平的变化, 因此本文在此选取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代表利率水平;在开放经济条件下, 汇率也是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传导机制。货币政策还会影响金融资产 (如股票、房地产等) 的价格,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多重性说明在货币政策实践中仅仅关注利率和汇率的变化是不够的, 我们必须综合考虑利率与汇率、信用状况、金融资产价格等因素间的相互作用。

(二) 数据的处理

根据以上对变量的选择, 本文选取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代表利率水平, 名义有效利率NEER代表汇率水平, 考虑到我国过去几年房地产业繁荣以及房地产业事实上已经成为我国的支柱性产业, 本文选取全国房地产开发业综合景气指数 (简称国房指数, 下同) 作为变量之一。货币供应量则采用狭义货币供应量M1。以上数据均为月度数据, 时间范围从1996年1月—2012年2月,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等。所有时间序列均取自然对数以避免数据剧烈波动, 并消除潜在的异方差性。

(三) 指数的计算

考察各变量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冲击响应, 从而计算每个变量在MCI中的权重。针对月度数据可在1年期内考察所有冲击的特征, 因此将脉冲响应函数的滞后期设定为12, 即period=12。表1显示了消费者价格指数作为因变量对来自各变量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在未来12个月的响应过程。

最后即可构建名义MCI, 根据公式计算, 各变量权重各为0.32、0.16、0.43、0.09, 进一步, 假定基期 (1996年1月) MCI=100, 则可根据以下公式构建名义货币状况指数:

根据前文对货币状况指数的定义和所估计的各变量权重, 可以构建自1996年1月到2012年1月的月度的我国名义货币状况指数MCI。对比指数则是居民消费价格月度同比价格指数。

从图1可以看出, 我国名义货币状况指数MCI综合了货币供应量、利率和汇率因素, 较全面地反映并测度了我国货币政策调控与通货膨胀的关系。MCI与通货膨胀率趋势变化相似, 尤其是在通货膨胀的上升区间, 我们可以从上图看出MCI与CPI具有特别好吻合效果, 特别呈现出的是MCI相比CPI具有一定意义上的预测功能 (我们从上图看出MCI总是相对于CPI更早的出现上升趋势, 更早的出现下落趋势) , 这表明MCI与通货膨胀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货币状况指数领先于通胀膨胀的变化, 特别是货币状况指数拐点对通货膨胀率拐点经常领先1—3月。

三、政策建议

由于利率调整进入下行周期。2008年以来的外部经济形势的恶化加速了中国经济的衰退进程。中国人民银行于2008年9月开始逐步放弃紧缩的货币政策。通过直接调控信贷规模, 中国经济在2009年保持了较高的增长, 但是也埋下了通货膨胀的隐患。

针对上述货币状况指数表示的货币政策和通货膨胀周期波动相关性的检验结果, 本文的政策建议如下:

1.加强对货币增长量的控制, 深入研究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使货币供应增长率达到符合经济发展所需的要求。在我国货币政策的政策工具选择和实际操作过程中, 中央银行应该继续致力于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主要中介目标和调控体系, 抑制货币需求, 从而抑制通货膨胀。相关研究表明, 无论哪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都是通货膨胀率变化的原因, 这与货币数量论的基本思想一致。因此, 应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 控制货币发行量, 寻求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社会需求的平衡点。

2.完善我国的金融体系, 以抵御外部货币对我国经济的冲击。作为当前宏观调控部门, 央行应该进一步做好深化外汇体制和利率市场化改革, 完善货币政策的监控体系, 加强外汇储备的结构性调整, 建立黄金战略储备体系, 保持货币政策和财政、产业政策的协调, 提高对各种复杂条件下的调控能力, 特别是在通胀和紧缩时缩短经济波动的周期, 减少经济波动对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

3.在实施货币政策的过程中应密切关注信贷渠道梗阻对于在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制约, 开发央行货币政策新的调控工具。中国人民银行所能控制的对象是基础货币, 它已经无法代替商业银行做出信贷决策, 只能通过手中的工具约束商业银行的行为, 如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再贴现以及利率等间接调控工具被越来越广泛的使用。这些政策有其自身的优点, 但往往存在局限性, 是否应该完全转向使用间接工具值得进一步研究。

摘要：本文基于我国的现实经济状况和日益复杂的外部经济运行环境, 综合利率、汇率、货币供应量等显性指标, 重新考虑我国货币状况指数实际构成状态。利用小波变换分析方法研究货币状况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之间的关系, 得出货币政策的改变应与物价保持一致性跟随, 并从我国货币政策执行的历史沿革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执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和对策。

关键词：货币政策,CPI,小波变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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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辰.切勿推倒通货膨胀的多米诺—基于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的实证研究[J].企业家天地, 2010 (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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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梁雅敏.货币状况指数研究文献综述[J].西南金融, 2010 (06) .

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关系研究 篇9

通货膨胀是衡量一国宏观经济运行是否稳定和健康的重要指标。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是经济运行中价格总水平大幅度持续上升的货币现象, 并指出货币在长期是中性的, 其扩张率将全部转化为通货膨胀率, 也就是说货币供给增加是通货膨胀波动的主要根源。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表明, 价格变动与货币供应密切相关。弗里德曼利用美国1867年～1960年间货币供给 (M2) 与通货膨胀 (GDP缩减因子) 的数据分析发现高的货币供给导致高的货币膨胀, 但两者没有短期相关性。另外, McCandless和Weber考察了110个国家, 得出通货膨胀率和货币供给量的变化具有非常强的相关关系, 其相关系数在0.92～0.96之间, 几乎接近于1, 并且长期来看, 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将最终导致相同程度的通货膨胀率的上升。也就是说, 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最终体现在物价的变化上。我国的众多学者在该问题的分析上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王少平以1978年～1994年为样本, 验证了中国通货膨胀形成的基本原因是货币发行过量。

1 指标选取

判断是否发生了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程度如何, 涉及到通货膨胀率的侧度问题。目前, 常用的通货膨胀的衡量指标有消费价格指数 (CPI) , 零售价格指数 (RPI) , 批发价格指数 (WPI) , 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 以及国内生产总值缩减指数 (IPD) 等。国际上, 一般采用CPI指标来观察某个国家或地区是否发生了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虽然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只是局限于统计居民家庭消费的商品和劳务, 而把国家消费和集团消费排除在外, 不能全面的反映物价的变动, 但它编制较为简单, 有可靠的数据来源, 且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 所以本文选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作为衡量通货膨胀的指标。

我国货币供应量一般分为三个层次, M0、M1、M2。其中, M0为流通中的现金, M1=M0+活期存款, M2=M1+准货币 (定期存款+储蓄存款+其他存款) 。笔者认为广义货币供应量M2最能反应货币的总体情况, 而之前也有学者作了研究发现M0、M1和通货膨胀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 (刘金全, 2004) , 所以笔者认为选用M2具有代表性及可行性。

2 实证研究

2.1 平稳性检验

利用Eviews分别对三个原序列以及一阶差份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得到检验结果见表1。由表1的结果表明:用ADF单位根检验和PP检验得到的较为一致的结论, M2、CPI均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不能拒绝原假设, 即存在单位根。而M2、CPI的一阶差分序列均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即差分序列均为平稳序列, 分别记为:DM2、DCPI。检验结果表明M2、CPI均为一阶单整序列。

2.2 协整分析

CPI与M2均为一阶单整的, 而同阶单整的序列的某种线性组合可能是平稳的, 也就是说有可能CPI与M2存在协整关系, 即长期均衡关系。所以首先要对是否具有协整关系进行检验。常用的两变量检验方法为恩格尔—格兰杰法 (E—G两步法) 。

分别建立CPI与各种货币供给量的一元线性回归方程, 并利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得到方程如下:

CPI=8.540223+0.7941M2

(0.5323) (6.0379)

R2=0.7225 F=36.4568 DW=1.2285

从上述模型可知CPI与M2的回归效果较好, 模型通过F检验, 拟合优度达到0.7225, 系数通过t检验, 不存在自相关。

对回归方程的残差进行ADF和PP单位根检验, 其中 表示方程的残差, 且检验结果见表2。

从表2看出, 在显著性为1%的情况下, ADF检验及PP检验均表明 是平稳的。综合上述结论, 在1%水平下M2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较显著的长期均衡关系。

2.3 误差修正模型

建立误差修正模型一般采用两步, 即分别建立区分数据长期特征和短期特征的计量经济模型。误差修正项的大小表明了从非均衡向长期均衡状态调整的速度, 该模型突出了长期均衡关系对短期的影响。

对短期动态关系中各变量的滞后项的选取, 进行从一般到特殊的检验, 在这个检验过程中, 不显著的滞后项被剔除, 直到找到了最佳形式为止。本文通过了多次的试验检验 , 并利用Eviews软件得出的结果为:

由上式可得, 在样本期内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与CPI的误差修正模型的误差修正项系数小于零, 符合反向修正的原则, 即上一期的CPI高于均值时, 本期的CPI的涨幅便会下降, 反之上升。

3 结语

本文以我国1991年～2009年的年度数据, 综合利用平稳性检验, 协整分析, 误差修正模型, 分析各个层次的货币供给量与通货膨胀率的关系, 得到了以下结论:

(1) 从长期来看, 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率存在正的长期均衡关系, 并且它与通货膨胀率的乘数为0.7941, 明显的小于1, 这说明在我国货币变量的长期中性的说法不是准确的。

(2) 从短期来看, M2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短期动态关系, 本期的M2的增量对CPI起到正相关的关系, 同时本期的通货膨胀率对下一期的通货膨胀率也有正的影响。然而, 较为奇怪的是误差修正系数为-2.16948, 绝对值很大, 这表明短期波动对长期均衡趋势偏离的程度很高, 它们的波动幅度很大。

综上所述, 我国的通货膨胀率仍是一种货币现象, 但并不像弗里德曼所说的货币是中性的。广义货币供给量M2与通货膨胀之间有显著的长期均衡关系, 也就是说如果国家要控制通货膨胀主要应该控制准货币 (定期存款, 储蓄存款及其他存款) , 其中提高定期存款利率以及增加法定存款准备金是比较可行有效的办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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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海斌, 朱静平.我国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关系的实证分析[J].广西农村金融研究, 2006, (2) :51-55.

[5]章红.中国通货膨胀指标的度量及其变动成因[J].统计与决策, 2007, (5) :84-86.

通货膨胀与货币政策 篇10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改革开放至今, 中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通货膨胀的影响。中国历史上一共经过了四次通货膨胀。第一, 1987-1988年是一个经济扩张的阶段, 物价指数上升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历史高点。第二, 到1993上半年, 通货膨胀压力又开始上升, 金融业陷入无序状态。第三, 2003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涨1.2%。当年中国的通货膨胀压力主要来自对投入工厂、道路及其他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原材料和其他商品的庞大需求。第四, 2005年开始, 由于经济增长过快和长期的国际顺差导致的通货膨胀。

目前, 经济学界主流观点认为, 通货膨胀仍然是一种货币现象, 货币供给、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关系比较密切。大多数国家在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却引起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而理智的通货膨胀又使经济陷于停滞状态。所以, 研究货币供给、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 对于我国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2研究目的

促进经济快速稳定的发展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至关重要, 货币政策作为一项宏观经济政策, 对于国家经济调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可以加快经济增长, 但同时会引起通货膨胀, 而过度的通货膨胀又会阻碍经济的增长。所以在保持较快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持较低通货膨胀率对于正在发展中的中国来说是急需解决的一个难题。本文对货币供给、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总结, 从而提出可行的意见和建议。

2.国内外研究综述

2.1 国内研究综述

陈彦斌等 (2009) 认为, Mo、M1、M2 均对我国的通胀没有影响, 且不能预测通货膨胀。刘霖、靳云汇 (2005) 、王宏利 (2005) 认为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对通货膨胀没有影响。王少平 (1996) 考察1978-1994年的季度数据, 运用计量方法检验得出, 我国通货膨胀产生的基本原因是货币的过量发行。如易纲 (1996) 通过实证分析得出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成反向变动的结论。王智勇 (2008) 使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VEC来研究我国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认为不管是使用年度数据还是使用季度数据, GDP增长率都是通货膨胀率的格兰杰原因, GDP增长率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大约要滞后三个季度, 经济增长过快会引起通货膨胀。

2.2国外研究综述

Me Candless, Webel (1995) 在通过对1l O个国家近30 年的产出增长率、平均通胀率和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后得出, 通胀率和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具有非常强的相关性。Friedman和Kuttner (1992) 分析了美国1960~1990年的数据, 结果表明货币变量与收入及价格之间的关系是稳定的, 发现中国货币总量与通货膨胀在这段改革后有相对稳定的关系。Hasan (1999) 研究认为, 中国货币增长与通货膨胀存在密切联系, 货币供应量与物价水平也存在长期紧密关系。Helge Berger, par osteriaholm (2008) 通过BVAR模型对欧元区货币供给和通货膨胀的关系进行检验, 他们发现货币供给的增加能显著引起通货膨胀的发生。

3.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定性分析

3.1货币供应量

我国现阶段也是将货币供应量划分为三个层次, 在这三个层次中, M0与消费变动密切相关, 是最活跃的货币;M1反映居民和企业资金松紧变化, 是经济周期波动的先行指标, 流动性仅次于M0;M2流动性偏弱, 但反映的是社会总需求的变化和未来通货膨胀的压力状况, 通常所说的货币供应量, 主要指M2。

3.2 通货膨胀

3.2.1通货膨胀的内涵

通货膨胀 (Inflation) 指在纸币流通条件下, 因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 即现实购买力大于产出供给, 导致货币贬值, 而引起的一段时间内物价持续而普遍上涨的现象。

3.2.2 通货膨胀的成因

(1) 需求拉动。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又称超额需求通货膨胀, 是指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所引起的一般价格水平的持续显著上升。 (2) 成本推动。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又称供给通货膨胀, 是指在没有超额需求的情况下, 由于供给方面成本的提高所引起的一般价格水平持续和显著的上升。 (3) 结构性因素。结构性通货膨胀指在没有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的情况下, 只是由于经济结构因素的变动造成一般价格水平的持续上涨。

4.货币供应量、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定量分析

4.1数理模型的构建

本章首先通过确定要研究的变量, 作为计量经济学建模的基础。我们总共选取3个因素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变量, 分别为货币供给量、经济增长、通货膨胀。

4.2实证分析

4.2.1对X1、X2、Y这三个因素用VAR进行分析

首先对数据X1、X2、Y取自然对数, 消除异方差的影响。为了避免因数据的非平稳性造成的伪回归现象, 在设定向量自回归模型 (VAR) 时要进行数据的平稳性检验。首先应对LX1、LX2、LY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 为下面的协整检验做准备。

(1) 单位根检验

从上表可以看出, LX1、LX2、LY在1%的置信水平下, ADF的检验值均大于5%的临界值。ADF检验的原假设是:H0:ρ=1;被择假设是:H1:ρ<1.ADF检验采用的是单边检验的左侧检验法, 如果统计量大于临界值, 则接受原假设, 意味着所考察的序列是非平稳的:反之, 如果统计量小于临界值, 则拒绝原假设, 说明序列是平稳的。所以LX1、LX2、LY在1%的置信水平下是非平稳序列。但LX1、LX2、LY的1阶差分序列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是平稳的, 因此LX1、LX2、LY是一阶单整序列。

(2) 变量之间的协整检验

从上面分析看出各个变量都是单整变量, 且它们的单整阶数相同, 均为一阶单整序列, 所以满足存在协整关系的前提条件。在此, 我们首先对LX1、LX2、LY这三个变量进行协整检验, 先得到LX1、LX2、LY这三个变量的残差序列e, 然后再其对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

1%的著性水平下, t检验统计量值分别为-9.565773, 都小于相应临界值, 从而拒绝H0, 表明残差序列不存在单位根, 是平稳序列, 说明GDP、CPI、M2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3) 建立VAR模型

通过Eview软件分析, 结果得出Y1、X1、X2的VAR模型为:

4.3实证结果分析

通过对经济增长、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 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 通货膨胀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早期, 人们对通货膨胀并没有预期, 所以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负相关, 不仅不会促进经济增长, 还会损害经济的发展。持续的通货膨胀最终可能迫使政府采用全面价格管制措施, 降低竞争性和经济活力。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最终会和它对经济的各种效应, 正负效应会相互抵消。通货膨胀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但不具有长期均衡关系。

第二, 货币供给是通货膨胀的格兰杰原因。中国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之间并不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但中国货币供给却是导致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但是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 它具有一定的反周期性, 其效果存在着滞后性。2000年之后, 高的货币供给与较低的通货膨胀并存, 与货币数量在一定程度上是相悖的。

政策建议

现阶段, 在我国货币供给仍然是货币政策执行中的中介变量, 要想让货币政策的效果更为明显, 央行必须及时审慎地相机抉择, 能针对通胀、产出的各种变化而及时做出正确反应, 对货币供应量做出相关的调节, 从而更好地掌控住当前宏观经济的发展大方向。因此, 央行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主观上的非对称性操作:一、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贷款额度。在保证银行资金安全的情况下, 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贷款, 缓解信贷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二、加强对信息披露制度的建立和和监督实施, 保证信息的完整性和和透明性。三、加强政策实施的时效性, 缩短内部时滞。

摘要：控制通货膨胀, 促进经济发展一直是我们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点。货币供给增加可以促进经济发展, 但是过多的供给会引起通货膨胀从而使货币贬值, 又反过来阻碍经济的发展。所以如何衡量三者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本文主要通过对GDP、M2、CPI进行了分析。在研究中采取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主要用VAR法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通货膨胀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货币供给是通货膨胀的格兰杰原因, 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显著的因果关系, 货币供给通过影响通货膨胀从而影响经济增长。针对研究结果, 政府在实施宏观调控的时候, 要适度的调节货币供给量, 从而既可以将控制通胀, 也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关键词：经济增长,货币供给,通货膨胀,实证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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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易纲.中国的货币供求与通货膨胀[J].经济研究, 1995 (05)

通货膨胀与货币政策 篇11

《投资者报》从银行销售渠道获悉，规模大的几只货币基金在二季度以来都获得了大量净申购，其中尤以机构客户资金为主，一些货币基金甚至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净申购份额高达100多亿份。

进一步调查显示，不光是基金公司今年以来加大了货币基金的持续营销力度，第三方支付公司汇付天下也加入了货币基金“战场”，推出了基于旗下天天盈理财支付平台的创新产品“超级现金宝”。

令业界关注的是，“超级现金宝”采用“T+0”的申购转换时间，而目前通过基金公司平台、银行平台购买货币基金的投资者，如果发生申赎，操作基本都无法实现“T+0”，通常需要“T+1”日、甚至“T+3”日才能完成。

深圳一位基金公司分管销售的副总经理向《投资者报》透露，之所以难以实现“T+0”，原因主要在于银行渠道的结算“障碍”，这也使得一些大型基金公司正在酝酿近期推出货币基金ETF产品，以实现货币基金申购赎回的“T+0”交易。

货基收益持续超活期存款

自去年四季度以来，货币基金就因较高的收益率成为投资市场的明星。今年货币基金流动性继续改善，从规模到收益仍然维持增长。

银河证券5月21日数据显示，83只货币基金中（区分A、B级）超过七成基金的7日年化收益率超过一年期定存利率（3.5%），今年以来的最新平均收益率为4.08%，这也意味着，货币基金今年以来的年化收益率是活期存款利率的8.3倍，是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的1.2倍。

其中，收益稳定的绩优货基尤其受到保险机构等大资金的偏爱。在银河证券看来，大资金风险厌恶程度高，对于收益预期的稳定性有一定要求，一旦稳健型理财产品的年化收益率超过银行定存甚至协议存款利率时，就对大资金构成了强烈吸引力。

这直接体现在货币基金规模不断膨胀上。货基份额规模由去年底的2948.95亿份，提升至今年一季度末的2971.04亿份，净申购22.09億份。这一上升趋势在二季度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投资者报》从相关银行销售渠道进一步获悉，规模大的几只货币基金在二季度以来都获得大量净申购，其中尤以机构客户资金为主，如易方达货币基金一季度末规模为277亿元，据相关渠道称其目前规模已超过400亿元。

相关银行人士透露，收益率稳定且持续较长时间，是机构资金看重的因素。易方达货币今年以来的7日年化收益率持续保持在4%以上，并且多数时间超过5%，“双跑赢”当前CPI（3.4%）和一年期银行定存利率。

“在此基础上，规模较大的货币基金更加容易获得加分项。”他分析称，“规模大的基金能够满足大资金流动性的需要，基金收益受申购赎回的冲击更小，比如400亿的货币基金在月末比较容易承受100亿元以上的净赎回，以及每天10亿到20亿元的申购赎回的波动。”

申购货基关注申购时间

在这位银行人士看来，经过2008年以来的股票市场震荡，投资者对于资产安全性的需求大大增加，因此固定收益类产品在今年颇为流行。货币基金由于资产流动性好，本金安全性较高，且具备一定抗通胀能力，尤其容易受投资者追捧。

“此外货币基金作为现金管理工具，具有零申购赎回费、低风险、低门槛、变现快捷、网上交易简单方便等特点，是颇具吸引力的活期存款替代品。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将暂时不用的闲钱投资于货币基金，可以避免现金闲置，等待行情明确之后再进行不同类别资产的转换。”

值得注意的是，在货币基金持续获得青睐、多家基金公司均在大力对旗下货币基金进行持续营销的背景下，关于货币基金申购转换实现“T+0”的“技术创新”亦在业界紧锣密鼓的推进。

除了尚未面世的货币基金ETF在业界被广泛热议外，作为第三方支付机构，汇付天下推出的“超级现金宝”因能实现货币基金“T+0”申购转换而倍受关注。

据汇付天下相关人士向《投资者报》透露，现金宝主要联结基金公司的货币基金，向“现金宝”账户充值等同于购买对应基金公司的货币基金，因此带有货币基金的高安全性、高流动性、稳定收益性，类似于“准储蓄”。

“一般而言，购买基金公司现金宝的用户如果需要转化基金，仅能在同一家开户基金公司的产品中进行选择，投资面、产品选择等十分有限，且基金转换、取现等交易较繁琐，操作时间无法实现当日完成，通常需要‘T+1’日、即下一个交易日方能确认，往往因此错失最佳交易时机。”

相比而言，“超级现金宝”采用T+0的申购转换时间，能更好的保障资金的流动性。投资者可通过“超级现金宝”进行“基金实时转换”，在一天时间内任意转换天天盈支持的46家基金公司的800多个基金产品，申购费率仅四折，当天完成交易，变现灵活，并不受基金公司交易范围的“地域限制”。

此外，“超级现金宝”在天天盈原有“持任意银行卡申购任意基金公司产品”的基础上，将第三方支付行业和基金行业直接对接，收益每日结算，分红免收所得税。且充值无手续费，无需承担利息税，投资者节假日仍享收益，最大限度地提高资金的收益。

他指出，现金宝和货币基金收益属于复利计算，且每天计算，天天都有收益。更多步骤，更多时间消耗，就意味着利息收益的损失。因此，投资者在选择货币基金时，还需多留意申购转换时间。

实现跨行业双重创新

在基金业诞生的第14个年头，当全行业都在寻找变革之路时，今年以来，通过产品创新、服务创新、业务创新等不同管道，越来越多的基金业上下游公司找到了实现质变的突破口。

如近期刚刚结束募集的短期理财基金产品、沪深300ETF基金产品，无疑都是新基金募集市场的引爆点。短期理财基金产品因填补了基金市场上短期理财产品的空白，受到持有人的强烈关注，并刷新了近几年低风险基金首募规模纪录。

在上述深圳基金公司副总经理看来，只有为投资者提供真正有特色的基金产品，敢于在业务中不断推陈出新、自我挑战，才能切实满足投资需求。

他乐观看好基金行业的各类跨界创新。

“超级现金宝不仅实现了第三方支付行业和基金行业的双重创新，还融合了现金管理和投资理财的双重功能——即能让用户闲散资金获得比银行活期更高的收益回报，同时‘T+0’的申购转换时间保障了资金的流动性，这样既节省了时间，又使得资金利用率提高，能够让平时忙于工作的投资者免于陷入买卖基金中的繁琐程序。”■

通货膨胀与货币政策 篇12

量化宽松政策始于20世纪初的日本, 是日本为促进经济复苏采取的极端货币政策, 美国此次推出的量化宽松政策和日本略有不同, 但共同内容都是中央银行迅速将政策利率降低至接近于零的水平后, 直接向市场释放大量流动性, 促进经济金融复苏。主要政策工具都是央行购买长期国债。量化宽松政策有着一定的理论基础。凯恩斯最先提出零利率条件下存在流动性陷阱, 货币政策无效。自2007年8月始, 美联储已多次大规模降息, 利率长期保持在0.25%, 传统货币政策效果有限;为避免重蹈大萧条时期美国紧缩政策加剧危机的覆辙, 美联储被要求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以加快经济复苏;美国巨额的财政赤字也限制了财政政策的实施, 这些都使得及时的货币政策愈发显得必要。美联储推出量化宽松政策旨在向市场注入超额货币, 降低市场利率, 促进经济复苏。

这一政策一经推出就引起了巨大争议。基于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及美国的经济地位, 美元的超发很有可能引发全球通胀, 美国推出此项政策有以邻为壑的嫌疑。目前认为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必然会引发通货膨胀者占了大多数, 对传导机制的分析中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种:1.美元的超发引发美元贬值, 使得以美元标价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最终推动输入性通货膨胀和成本上升型的通胀。2.美国超发货币, 其他国家为避免本币变相升值都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 使得全球流动性过剩, 导致全球范围内的通胀。3.美元超发会使得其他国家货币间接升值, 而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复苏较快, 容易吸引热钱流入, 产生资产泡沫进而引发通胀。但从美国两轮量化宽松政策实施以来, 相关的数据并不能完全支持这些观点。根据美国及全球经济数据可以发现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和全球通胀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二、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和全球通货膨胀

自美国决定推出首轮量化宽松政策之后, 就被认为此举将加剧全球通货膨胀。然而目前来看, 全球普遍的大规模的通货膨胀并未发生, 从各个环节进行分析就可以看出这些上述观点存在一定的片面之处。

1. 美元超发

首先从美元是否超发来看, 首轮量化宽松政策以来, 美联储大量购买国债, 资产规模增长了近1.4倍。但要注意的是美联储购买长期国债和抵押担保债券体现出的资产负债表的变化只是基础货币的变化, 总货币供应量除了受到基础货币的影响外还受到货币乘数的影响。而在整个政策实施中, 美联储不仅向存款性机构注入资金, 而且向一级交易商等非存款性机构提供流动性, 即直接向市场提供资金, 跳过了商业银行创造货币的过程。同时, 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化及实体经济的衰退, 美国银行业惜贷现象非常严重, 注入的流动性被囤积在银行体系内, 货币乘数自危机以来急剧下降。居民和企业信心不足也导致消费和投资的不足也使得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各方面因素的作用限制了美元实际增发的程度。美国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后, M1的数量虽有大幅度上升, 但M2的上升幅度较小。总的来说, 虽然美国QE政策超发大量货币, 但广义货币增长缓慢, 仅为10%左右。考虑到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等因素, 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对美元流动性过剩的影响可能被夸大了。

2.美元汇率贬值问题

其次, 关于量化宽松是否会导致美元贬值也值得商榷。货币发行量的增加的确会使得货币贬值, 但货币汇率与货币发行量之间并不完全挂钩。在政策实施初期, 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有不同幅度的贬值, 但长期来看美元并没有急剧贬值。以美元指数为例, 美元指数初期有小幅度的下降, 之后即有反弹。在首轮量化宽松过程中美元指数虽有下跌, 但到后期又开始走强, 这说明量化宽松政策对美元贬值的影响有限且难以持续。具体到各个币种, 考虑两国货币汇率变动情况则要看两种币值的相对变化。以新兴市场国家巴西为例, 可以看出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并不能保证美元的持续贬值。美元的贬值仅发生在量化宽松实施初期, 而贬值的原因也不能完全归结于量化宽松政策, 与危机中美国自身实体经济发展的停滞也有关系。

美元增发量与其汇率不完全一致的原因大致如下:首先, 由于货币乘数有限, 实际增加的美元流动性有限。其次, 国际收支状况是决定汇率趋势的主导因素, 而危机后美国国际收支平衡表逆差状况改善, 促进了美元的升值。再次, 其他货币相对走势更弱, 例如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使得欧元贬值。最后, 美国经济增长潜力较大, 虽然深受金融危机的不良影响, 但其领先地位并未改变, 其劳动生产率和技术创新水平仍然处于世界前列, 实体经济的支撑使得美元的下跌幅度有限。

3.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问题

由于国际大宗商品主要由美元计价, 美元贬值往往会引起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上文表明量化宽松政策并不直接导致美元贬值, 因此也无法推定这一政策会引发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以CRB指数作为衡量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指标, 从图六的数据可看出, 美国广义货币量与CRB指数之间并不完全负相关,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还受到除美元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从美元指数和CRB指数的数据也可看出, 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并没有带来预期中大宗商品价格的

迅速上涨。数理统计显示CRB指数与美元指数相关系数约为-0.86, 即总体上两者呈负相关, 但这种负相关并不完全。具体到量化宽松政策, 也可看出在某些阶段还出现了两者同时上升的情况, 这说明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不能完全由美元贬值来解释。实际上, 除美元汇率外影响大宗商品价格的因素还有很多。供求关系仍是决定商品价格走势的基本因素。而目前实体经济没有完全好转, 对大宗商品的需求不会大幅增长;随着美国等国新能源政策的实施, 对大宗商品中传统能源的需求会进一步下降。需求的相对不足限制了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除此之外, 大宗商品的自身趋势、科技因素和全球流动性都会对大宗商品的价格产生影响。例如自然灾害使得农产品减产, 科技进步使得能源开发成本降低等。特别是近来各项大宗商品金融工具如期货产品的创新, 使得大宗商品日益具有金融属性, 其价格也愈发受到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 价格的波动基于金融的杠杆作用被放大。金融市场虽然不能从根本上决定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趋势, 但能够放大价格涨跌的幅度。

4. 全球竞争性的货币政策

自危机发生以来, 各国大多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发达国家中, 英格兰银行将基准利率从5.75%降至0.5%;欧洲央行将基准利率从3.75%调至1%;之后也相继推出量化宽松政策。发展中国家中, 印度将基准利率下调100个基点;俄罗斯政府向银行体系注入9500亿卢布;中国的货币政策也由紧缩转向宽松。各国货币政策与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呈同步的趋势, 但这种同步并不是争相贬值打响的货币战, 而是各国出于自身经济情况独立作出的决策。各国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主要以应对金融危机为目的, 保证经济的快速恢复。因此美国单方面的货币贬值政策并不一定会引发全球的货币战。

M2/GDP这一指标虽然具有片面性, 但也能部分的反映一国货币发行量的合理性, 因为对货币的需求量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从图八中可看出, 美国M2/GDP的指标一直以来相对平稳, 在金融危机之后有一定幅度的上升, 而世界M2/GDP的指标在20世纪80年代中就超出了美国的比例, 这证明全球流动性的增加不能完全归因于美元的超发, 全球范围的货币战并未发生。从后金融危机时期的政策也可看出, 各国出于对国内通胀的担忧也开始逐步考虑紧缩的货币政策。澳大利亚、以色列和印度央行等早在09年就已收紧货币;澳大利亚央行自09年10月以来连续6次加息, 基准利率高达4.5%;中国央行近期也陆续开始转向紧缩政策。当然也有些国家仍然坚持宽松货币政策, 典型的如美国和日本。后危机时代货币政策的分流也体现了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从长期来看, 一旦经济复苏走上正轨, 扩张的货币政策必然不能持久。

5. 新兴市场化国家资产泡沫

目前大多数人认为美国国内投资信心不足, 实际上的零利率也使得美元持有者更乐于在海外投资, 而新兴市场国家更容易成为资本流入的对象, 但这一观点的前提是资本自由流动。事实上为抗击热钱的流入, 各国特别是新兴市场化国家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例如巴西政府把金融操作税调高至6%。IMF在近来的文章中也指出, 目前国际资本主要是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 完全资本流动易造成全球经济失衡。这也体现了IMF从反对资本管制转为容许并鼓励的态度。

当然, 即使在资本管制下热钱也可以通过其他隐蔽的方式流入新兴市场国家, 资金的数量也较难估计。美欧溢出的大量货币可以避开监管通过其他途径进入金融新兴市场, 从而推升资产泡沫, 但这部分资金主要集中于资本市场, 主要是对股市房地产的投资等, 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是间接性的, 往往在泡沫破灭后才会产生影响。因此资产价格上涨并不一定会完全反映为实体经济的通货膨胀, 因而热钱的流入虽然会推动资产泡沫, 但并不必然导致实体经济的通货膨胀。

三、总结

美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必然以本国利益为出发点, 基于美元的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地位, 大规模印发美元对他国的确会有不利影响, 但客观来看该政策对美国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也不可避免。首先, 美元的滥发必然会影响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竞争性的世界货币体系是大势所趋, 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中其货币的国际化进程加快, 美元很难继续保持其强势地位, 无限制超发货币的做法必然会动摇其世界货币的地位。其次, 美元贬值使得各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贬值, 美国国债真实价值减少, 新债发行更为困难。最后, 从央行经济目标来看, 控制通货膨胀无论何时都不会被排除在宏观政策目标之外。虽然增发的美元会有很大一部分流出美国, 使得国内通胀压力变小, 但并不能否认美元增发和国内通胀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见图九) 。美国历史上也有过多次滥发货币导致国内通胀严重从而被迫转变货币政策的情形。

因此, 一旦美国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加大, 或者量化宽松政策的弊大于利时美国必然会转变政策, 这种极端的货币政策是应对危机的特殊选择, 并不会持久。一旦美联储决定退出量化宽松政策, 可采取的政策工具有很多, 例如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 这些政策的及时实施能够限制量化宽松政策的负面影响。

在这场危机中美联储的独立性备受质疑, 因此美联储能否避免政府的压力及时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显得非常重要。而美联储号称世界上最独立的中央银行之一, 伯南克也在公开演讲中多次强调了保持央行独立性的必要, 控制通胀也是美联储的重要目标。量化宽松政策虽然较为极端, 但其退出渠道完善, 而且美联储基于自身的政策目标和高度的独立性有望及时转变这一货币政策, 这也使得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下全球发生通货膨胀的风险降低。

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确会给其他国家带来负面影响, 但现在看来负面效应有被夸大的嫌疑。中国所应做的首先是正确认识美国这一政策对本国经济负面作用的大小, 以此为基础更好的采取应对措施。从目前的数据来看, 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在实施中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 对全球通货膨胀的影响并不严重。对中国来说, 虽然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并不必然会加剧国内及全球通胀, 也应积极筹备以避免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不利影响, 从中汲取经验进而采取更好的应对方式。最根本的解决途径还是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扩大人民币的竞争力, 改变美元独霸的世界货币体系, 真正对美国货币政策的随意性形成制衡。这不仅有利于中国本国的金融安全和经济稳定, 也有利于全世界的经济繁荣。

参考文献

[1].《关于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与大宗商品价格的思考》, 方晓波, 《财经视线》

[2].《量化宽松政策--资产泡沫与通胀隐忧》, 刘劲松等, 《金融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