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的成因与治理论文

2024-06-16

通货膨胀的成因与治理论文(共5篇)

通货膨胀的成因与治理论文 篇1

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造成了重大损害。政府为了救市, 启动高达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如此巨大的货币投放, 为本轮通货膨胀埋下了祸根。本文通过对通货膨胀原因分析, 试图找出治理通货膨胀的有效措施。

一、通货膨胀的含义及中国通货膨胀现状

弗里德曼称“无论何时何地, 通货膨胀无一例外都是货币现象”。当通货膨胀被定义为物价水平的持续快速上涨时, 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会同意弗里德曼的论断, 认为货币是通货膨胀的唯一原因。2010年之前, 我国通货膨胀没有引起重视, 当时CPI为负值。2009年11月开始, CPI呈波浪形上涨, 2011年7月达到峰值, 同比增长6.5个百分点, 创37个月以来新高。本轮通货膨胀从食品消费类开始, 随后推动各行各业物价上涨, 最后形成全面的通货膨胀。

二、通货膨胀的形成原因分析

通货膨胀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 通过对近近几年经济发展与CPI数据分析, 笔者认为, 本轮通货膨胀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 流动性过剩。流动性过剩是本轮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 我国经济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政府为了减少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 转向“保增长, 扩内需”的经济调控思路, 出台了4万亿投资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 超过了市场流通中需要的货币量。据统计, 2005年之前, 我国每年新增贷款一般低于2万亿元, 2009年之后, 信贷量则大量增加, 到2010年, 信贷增量为7.96亿元, 引起市场需求迅速扩大。

我国货币供给分为三个层次M0、M1、M2。通过M2与M1的增长率变化, 可揭示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如果M1的增长率在较长时间高于M2的增长率, 说明经济扩张较快, 活期存款之外的其他类型资产收益较高。相反, 如果M2的增速在较长时间内较M1的增速高, 则说明实体经济中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在减少, 货币退出流通领域。2009年, 我国M1的增长率为33%, M2的增长率是28%。2010年M1的增长率为20%, M2的增长率为18%。M1的增长率超过M2的增长率, 通过月度数据相比, M1的增长率普遍高于M2增长率。数据根据东方财富网货币供给量整理而来。由此可以看出, 前两年经济发展扩展迅速, 货币投放量大, 流动性过剩直接导致通货膨胀。

第二, 长期贸易顺差。我国是出口大国, 进出口贸易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90年代以来, 我国仅1993年出现贸易逆差, 1993年以后一直保持贸易顺差, 并且差额越来越大。2006年以后, 贸易顺差高达万亿, 其中2007、2008两年, 贸易顺差都超过2两万亿元人民币。长期以来, 我国汇率保持基本稳定, 中央银行被迫增加基础货币供给量满足日益增加的外汇需求, 较多的货币推高了通货膨胀, 进而引起物价上涨。

第三, 其他因素。国际热钱大规模流入中国, 推动中国经济虚假繁荣。热钱进入楼市, 推动房价上涨, 炒高楼市泡沫。同时热钱进入股市, 对农产品进行炒作, 推高物价, 促使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除此, 通货膨胀预期、自然灾害等因素也推动了通胀。

三、解决措施

如何有效治理本轮通货膨胀, 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 紧缩性货币政策, 积极财政政策, 双管齐下。2010年至今, 存款准备金率14次调整, 已达到20.5%, 对收回流通中的货币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提高存款准备金之后, 银行没有多余的资金放贷, 大量中小企业融资困难, 不得不转向民间高利贷, 使民间非法集资火爆, 大量的资金流向民间借贷, 流向实业的资金更少, 致使实业企业更难以生存。因此政府应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对中小企业征收合理税收, 使闲置资金流向中小企业, 降低实业企业成本, 当利润率回归正常水平, 消除成本上涨带动的通货膨胀。

第二,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当下贸易顺差大, 国内的商品涌向国外, 国内商品供应减少, 而国外的货币涌入国内, 造成货币供给量增加。因人民币的汇率没有完全市场化, 一直比较稳定。当外汇增多, 中央银行为了维持汇率稳定, 以增发基础货币的方式收购外汇。基础货币在存贷过程中形成货币乘数, 使流通中的货币成倍增加。如果人民币汇率市场化, 汇率由货币供需量决定, 保持外币与本币的平衡。这样可降低进出口贸易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第三, 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消费者是通货膨胀中的直接受害者, 同时盲目投资的消费者也是通货膨胀的推动者。多数购房者唯恐房价上涨, 透支买房, 使大量货币流向房地产。房地产行业的繁荣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民工荒引起工资上涨, 导致房产成本增加, 引起价格上涨。物价上涨之时, 消费者要量力而行, 缩小非必需品的消费。引导消费者认识到, 市场价格波动是正常的, 政府会采取政策使物价回归合理, 不要盲目跟风投资, 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 我国现目前通货膨胀的形成因素是多方面, 具有历史性、外生性、内生性。流动性过剩、汇率机制不完善是本次通胀的重要原因, 抓住主要矛盾, 解决通胀刻不容缓。本轮通胀问题不是短时间就是治理好的, 必须持之以恒、治标治本, 贯彻落实党中央的政策, 实现我国经济又快又稳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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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的成因与治理论文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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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通货膨胀的成因及治理对策 篇3

改革开放以来, 从1978年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 我国发生了四次明显的通货膨胀:第一次是1979-1981, 第二次是1984-1988, 第三次是1993-1996, 第四次是2003-2008年。而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 股市就一直处于低迷时期, 中国政府为刺激经济发展, 投资4万亿用以刺激经济, 而经济低迷时期各个国家开始了新一轮的汇率大战、贸易大战、成本大战、国际大量游资的流动等, 使我国在2010年又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

2 文献综述

狭义的通货膨胀通常定义为在一定时期内, 社会物价总水平全面的、持续的、公开的上涨。这一定义将通货膨胀等同于物价上涨。它包含三个基本要素:第一, 物价上涨是指社会物价总水平的全面上涨;第二, 物价的上涨是持续的;第三, 这种物价的上涨是公开的。广义的通货膨胀除了包括狭义通货膨胀之外, 还包括隐蔽型的通货膨胀和抑制型通货膨胀。由于通货膨胀的成因有不同, 国内外经济学家大致将通货膨胀的定义分成两类:一类观点认为通货膨胀是价格总水平的持续性普遍上升的经济过程;另一类观点认为只有货币数量过度增长引起的物价上升才称为通货膨胀, 即流通中的货币超过实际货币需求量, 引起价格总水平持续性普遍上升的经济现象。

3 因素描述

由于对通货膨胀的内涵认识不一, 对通货膨胀的衡量也就有了不同的标准。归纳起来, 大致有以下几种:

3.1 GDP平减指数 (GDP Deflator)

GDP平减指数是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对按固定价格计算的基期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它的统计范围包括一切产品和劳务, 也包括进出口商品, 所以它能反应社会总物价水平的趋势。

3.2 消费价格指数 (Consumer Price Index, CPI)

消费价格指数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城乡居民所购买的生活消费品价格和服务项目价格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 是对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综合汇总计算的结果。该指标的优点是资料容易收集, 能够直观反映消费者的价格负担, 可以逐月公布, 可以较快地反映价格趋势。

3.3 生产价格指数 (Producer Price Index, PPI)

生产价格指数, 在我国即为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 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全部工业产品出厂价格总水平的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 包括工业企业售给本企业以外所有单位的各种产品和直接售给居民用于生活消费的产品。因此, 该指数也常被用来测度通货膨胀。

就中国本身而言, 通行的通货膨胀衡量指标还有生活费用指数;实际工资指数;利息差额指数等, 在这里选取CPI作为测度通货膨胀的指标, 是基于数据的方便搜集和数据本身所拥有的代表意义。

根据经济学知识, 对影响通货膨胀的因素做出以下选择:国民生产总值GDP;货币供给量M2。

4 数据收集以及模型的估计

本文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获取了1990-2010年21年的cpi, gdp, m2数据。

由于所选取的数据均为时间序列数据, 所以首先对各组数列做时间序列平稳性的单位根检验, 以避免伪回归。单位根检验的结果如表1:

经检验, CPI GDP M2均为单整阶数为1的平稳过程, 接下来验证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我们进行协整检验以后得到的数据如表2:

以上数据显示得出迹统计量及 (λ—max) 统计量均大于5%显著水平的临界值24.275 96和17.797 30, 这说明研究的几个变量之间存在至少一个协整关系, 这就保证了接下来的OLS回归不是伪回归。

OLS回归:

我们对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得到方程如下:

CPI=0.654 888 011 7×GDP-0.011 192 092 33×M2+30.138 990 82

得到R2=0.733 324, D.W值为0.852 686, 效果不好, 对模型进行残差检验, 得到模型具有二阶自相关, 重新回归得到如下模型:

CPI=0.750 504 339 2×GDP+0.167 785 878 8×M2-2.609 447 078+[AR (1) =0.777 312 15, AR (2) =-0.274 2520 211] (1)

此时R2=0.948 641, D.W=1.871 522, 这说明模型对CPI与GDP, M2之间的关系拟合优度好, 并且没有存在残差自相关, 模型 (1) 就是我们所求。

在上述 (1) 式中GDP系数比M2大得多, 就说明在影响CPI上面, GDP比货币供应量明显, 我国公布的GDP是名义GDP, 名义GDP=实际GDP×通胀系数。CPI是反映通货膨胀的重要指标, 所以GDP越高, 通货膨胀系数也会相应的上升。

5 政策建议

治理通货膨胀, 应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着手, 在宏观上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结合的办法, 在微观方面通过引入市场竞争, 积极引导民营企业的发展, 同时通过企业改革来促进企业成本的下降。

具体可采取下面措施:

1) 控制货币发行量, 推行紧缩的货币政策。虽然针对近一段时期的物价上涨和投资过热, 央行已经数次调高准备金率, 但是, 由于这一措施的滞后效应, 效果并不能在短时期内显现, 而应控制信贷规模, 抑制过热投资冲动。

2) 缩小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差距, 引导居民建立正确的消费观。事实上由于居民收入增加, 需求扩大造成的物价水平上涨是与经济增长相吻合的, 短时期的供求不平衡造成的物价上涨是可以被调整的。

摘要:通货膨胀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经济现象, 如何应对通货膨胀也是各国经济学者都在研究的问题。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 通货膨胀的产生当然也是不可避免的, 已经并且会继续影响我国的发展和普通人民的生活。影响通货膨胀的因素有很多, 找出这些影响因素并采取一定的措施可以使得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更好地避免恶性的通货膨胀。

关键词:通货膨胀,货币供给,GDP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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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的成因与治理论文 篇4

关键词:输入型通货膨胀,成因,治理

一、我国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形成机理

(一) 进出口贸易输入通货膨胀

首先, 从我国进出口商品的结构分析。自2002年以来我国进出口商品结构呈现以下特征, 初级产品在进口商品中的占比逐年提高, 由2002年的16.69%提高到2011年的33.49%。而且在进口的初级产品中, 非食用原料和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占到80%以上。而初级产品在出口总值的占比却逐年下降, 从2002年的8.77%下降到2010年的5.18%。工业制成品进口额在进口总额中的占比逐年下降, 由2002年的83.31%下降到2011年的66.51%;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在出口总额中的占比逐步走高, 从2002年的91.23%提高到2006年的94.54%, 此后一直保持在94%以上的高位。可见我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 大量进口包括石油、铁矿石等初级产品, 通过加工制造, 大量出口工业制成品, 我国经济表现为对国际上铁矿石、原油、大豆等大宗初级产品进口和对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双重依赖。如果国际市场上原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经由进口传导, 首先推动PPI上涨, 最终会推动CPI进一步上涨, 从而出现全面的通货膨胀。

其次, 从我国进口商品的价格走势分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编制的初级商品价格指数显示, 2010年12月商品价格综合指数比上年同期上涨24.0%, 其中工业用农用原材料、有色金属和食品类价格指数涨幅居前, 分别为32.1%、32.1%和26.5%。去年以来粮食、有色金属、贵金属等商品价格均涨势迅猛, 西亚北非地区产油国局势不稳更进一步推动石油价格持续上涨。从粮食以及食品价格来看, 因主产区减产, 国际粮价于2010年下半年开始迅速攀升, 油价快速上涨及全球谷物库存急速下降, 助推国际粮价屡创新高。从铁矿石来看, 实行了近四十年的铁矿石年度定价机制于2010年宣告终结, 转而采用与现货市场挂钩的季度定价机制。新的定价机制令铁矿石价格与市场需求变化联系更加紧密, 价格波动也更为频繁。进口商品价格上升就会带动各部门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的上升, 进而带动整体物价水平的上升, 并最终由输入型通货膨胀转化为国内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再次, 从进口商品税负角度分析。由于我国进口商品需缴纳关税、增值税等流转税, 随着进口商品特别是工业用原材料的价格上涨, 税负明显加重, 无疑也推高了输入国内商品的价格, 或者提高了国内工业制成品的成本进而推高了价格。此外, 由于我国能源、原材料的对外依存度高且无定价权, 国际垄断企业肆意提高对我国出口商品价格, 而政府无法通过相应的限价措施缓解企业成本的上涨的压力。

(二) 国际资本流动输入通货膨胀

首先, 持续贸易顺差带来的外汇流入, 导致本币投放增加。自2002-2010年我国进出口贸易差额 (亿美元) 依次为304.26、254.68、320.97、1020.01、1775.08、2643.40、2981.26、1956.89、1820.83。持续的贸易顺差, 导致我国外汇储备不断增加, 国内基础货币大量投放。

其次, 外商投资增加, 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国际热钱的大量流入, 进一步增加了我国的外汇储备, 从而使外汇占款高企, 增大了流通中货币投放的压力。

理论上讲, 外汇储备的积累一方面表现为中央银行外汇资产的增加, 另一方面表现为基础货币的被动投放和其他形式储备货币的增加。投放的基础货币通过银行系统的货币创造和货币乘数的作用, 成为流通中的货币供应量。然后, 通过货币因素推高了国内资产价格, 进而推高了PPI、CPI, 加剧了通货膨胀。

可见, 通过对输入型通货膨胀形成机理的分析,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对铁矿石、原油等大宗初级产品进口的依赖以及国际收支持续顺差的累积效应, 成为引发我国通货膨胀爆发的主要原因, 也是直接原因。

二、我国输入型通货膨胀产生的深层原因

政府投资驱动型与出口导向型交替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 导致经济结构扭曲, 弱化了市场的修复功能, 是我国形成通货膨胀的深层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实际上走的是一条政府投资驱动与出口拉动交替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拉动中国经济走出低迷的是持续的投资增加。随着2005-2007年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 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贡献率和拉动作用明显增大,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的全球蔓延, 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接力棒又交到了投资的手上。可以看出这是一种明显的政府投资驱动与贸易拉动交替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

过分依赖政府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会导致经济结构的扭曲。一是政府高投资大多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必然加重对能源、原材料的消耗。在国内市场无法满足的情况下, 只能依赖进口解决, 被迫接受国际大宗商品的涨价, 进而推动生产资料价格的持续高涨;二是高投资容易加剧产能过剩, 对国有企业的高投资, 更加助长国有企业对上游产业的控制, 过多的产能只能通过出口寻找出路;三是持续的高投资财力不可能长期支撑, 有可能促使政府进一步加重税负或者增大赤字, 从而使政府更加深度干预经济, 导致市场作用受限, 失去自我修复功能;四是政府及国有企业的大量投资产生挤出效应, 民间投资的被挤出, 加剧了投资体制的不合理。

与之相伴随的过度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 同样扭曲了中国的经济结构。首先, 持续贸易顺差下累积的庞大外汇储备导致央行通过投放基础货币增加国内的流动性, 加剧国内通胀压力。其次, 次贷危机后, 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美元通过贬值拯救美国经济, 这就以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升值为代价。人民币预期升值, 进而带来热钱的大量涌入, 导致中国通货膨胀的压力加剧。再次, 中国经济长期依赖国际市场, 通过大量进口原材料、大量消耗能源与污染环境以及利用廉价的劳动力, 出口工业制成品, 赚取较少的加工费。一旦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爆发, 国内经济就会受到重创。结果造成了一方面人民币对内贬值, 通胀压力居高不下, 另一方面人民币对外升值的扭曲现象。为防止热钱的大量流入, 央行一直慎重加息, 维持着国内人民币存款的负利率, 资金价格被严重扭曲, 从而加剧了经济结构的扭曲, 使流通中高货币量长期累积, 通货膨胀不可避免。

三、我国输入型通货膨胀的治理

从短期看, 需要采取相应的财政与货币政策, 控制流通中过多的货币量, 减轻对商品价格上涨的压力;从长期看, 需要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提升产业结构, 扩大内需, 从深层次解决问题。

(一) 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从深层次解决问题

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要把扩大内需作为今后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而释放我国的内需潜力, 关键在于扩大消费。在当前政府投资不可能短期削减的背景下:首先, 要注重发挥投资与消费的协调拉动作用, 把增加消费需求作为主要的着力点。把投资增长更多的与扩消费、惠民生结合起来, 实现一举多得。其次, 增加消费需求, 重点在于增加中低收入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这就涉及到收入分配改革问题, 各级政府要重视收入分配改革, 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比重,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近年来, 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及增长率明显放慢, 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75元, 实际增长9.8%;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153元, 剔除价格因素, 比上年实际增长8.5%。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 实际增长7.8%;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 剔除价格上涨因素, 比上年实际增长10.9%。收入的增长低于同期GDP的增长, 更是低于税收的增长。再次, 要正视我国当前贫富差距过大的现实。一方面国内消费增长乏力, 消费对GDP的贡献率和拉动作用明显不足;另一方面, 中国又是世界奢侈品的消费大国, 尤其是通过出境旅游购物。这说明我国目前贫富两级分化严重, 因此要妥善处理好公平与效率和劳资关系, 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利用收入分配政策、税收政策、政府财政转移支付政策等, 逐步缩小贫富差距, 实现社会和谐稳定。

还有就是推动产业升级, 在提高制造业技术水平的同时, 将产业链向制造业两端延伸。如上游的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 下游的订单处理、批发、零售等。积极发展如信息咨询、担保服务、风险投资、信托租赁、金融保险等现代服务业。降低原材料及能源消耗, 减轻环境压力, 增加产业附加值, 逐步降低对国际大宗初级产品进口和低附加值商品出口的依赖。

(二) 运用财政与货币政策, 加强流动性管理, 抑制物价上涨

从长期看, 治理通货膨胀的治本之策是改变经济发展模式。但从短期看, 必须减少流通中过多的货币量, 这就需要加强对货币的流动性管理。作为货币政策的制定者中央银行而言, 一要分析和预测我国宏观经济发展动态, 掌握好宏观紧缩的力度和节奏, 继续运用包括法定存款准备率的调节、出售央行票据、调整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及浮动幅度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 调控货币供应量;二要继续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改革强制结售汇制度, 增强外币市场活力, 增大汇率弹性, 发挥对进出口贸易和投资的调节作用, 逐步降低外汇储备;三要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逐步赋予商业银行依据中央银行基准利率自主定价的权利, 中央银行通过对基准利率的调节, 影响商业银行的筹融资成本, 发挥市场利率对资金流动的调节作用。

由于经济增长模式的调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消费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马车在短期内很难有明显的改变, 在一段时期里, 经济增长仍需要通过投资和净出口来拉动。不过在运用积极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时, 要严格控制政府投资范围, 不与企业争利, 主要发挥对民间投资的示范和引导作用。积极财政政策运用要与转变政府职能相结合, 在财政收入政策调整中, 积极运用税收政策, 通过对中小型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减免税, 以及财政补贴或贴息的办法, 推动这些企业的发展, 扩大就业;通过转移支付, 支持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 对中低收入者发放生活补贴, 增强其抗通胀能力;完善包括个人所得税在内的税收制度改革, 调节不同收入者税负。在财政支出方面, 向民生方向扩张供给;积极支持城市化进程, 缩小地区差距;继续扶持粮食、生猪、油料、奶业、禽类的生产, 改善市场供给;将一定财力用于教育、医疗卫生事业, 继续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步伐等。

总之, 引发我国输入型通货膨胀既有直接原因, 更有深层原因。因此要多管齐下, 综合治理。既需要在短期内运用财政与货币政策遏制物价上涨势头, 又需要长期努力, 通过产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税收政策等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增强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能力, 解决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深层次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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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通货膨胀的特点与成因分析 篇5

通货膨胀是我国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关键词, 是影响货币政策的重要变量。我国CPI月度数据自1990年1月开始, 至今已有近23年的统计数据, 呈周期波动的现象。最近一轮的上升周期是在2011年7月见顶 (连续24个月上升) , 之后一直下行。“负利率”现象 (CPI大于1年期存款利率) 也持续了26个月, 于2012年3月结束。在CPI不断上涨的阶段, 国家实施较为紧缩的货币政策。而在CPI下行的阶段, 国家适度放松货币政策, 并在2012年上半年实施两次降息。我国现阶段通货膨胀的成因是什么?未来发展将何去何从?本文对此做一些分析。

二、我国通货膨胀的特点分析

纵观我国近23年的通货膨胀, 大致可以分为五个周期 (如下表所示) 。最长的一个周期为1990-1999年。最近一个周期从2009年7月开始, 2011年7月达到顶点后回落, 目前处于下降的通道。

我们先看CPI中的食品和非食品数据。长期以来, 食品在CPI中占比在30%以上, 且其很强的季节性导致波动性大, 基本上左右了CPI的走势。非食品占比近70%, 但由于品种众多、竞争激烈, 且多是工业品, 季节性不强、走势较平稳, 但近年来上涨幅度在扩大。我们再看CPI中的消费品和服务数据。消费品占比为75%左右, 服务约占25%。近年来, 服务类价格一改以往涨势平稳的特点, 持续上扬, 与消费品共同推动了CPI上涨。

针对我国经济生活的变化, 2011年国家统计局调整了CPI权重。CPI八大类中, 下调了食品、烟酒、衣着等七大类权重共4.22个百分点, 上调了居住类权重4.22个百分点。调整后, CPI权重最大的两类仍然是食品和居住, 占比分别为30.58%和18.91%, 两者合计49.49%。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从八大类CPI的走势来看, 最近一轮CPI上涨的主要贡献者正是占比最大的两类———食品涨幅第一, 居住第二, 两者涨幅高于CPI平均涨幅;其余6项涨幅低于CPI平均涨幅, 且走势较平稳。近年来, 食品和居住的走势共同决定了CPI的走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食品价格中, 占比最大的是肉禽及其制品价格, 受生猪生长周期及疫情的影响较大;占比第二大的在外用膳价格, 主要受劳动力、房租、原材料等成本推动, 刚性较强;菜、粮食、瓜果价格等受气候条件的影响大, 2008年以来, 国家连续四年上调粮食最低收购价格, 对其他产品价格有助推作用;油脂价格对外依赖性强, 受国际市场大豆及油脂价格的影响大。2010年, 受春旱及洪水影响, 鲜菜价格反季节上涨;受年初口蹄疫及生产周期影响, 猪肉价格先跌后涨。2011年年初以来, 鲜菜价格大跌, 是对前期非正常上涨的矫正;但猪肉价格处于上涨周期, 推高了食品类CPI。2012年初以来, 猪肉价格同比下跌, 拉低了食品CPI的数值。

数据来源:Wind

居住中, 占比最大的两项是水电燃料、建房及装修材料价格, 均受PPI影响大 (PPI受国际CRB影响较大) ;占比较小的两项是租房价格和自有住房价格, 受房地产市场及政策的影响大。

三、我国通货膨胀的成因分析

影响通货膨胀的因素很多, 针对我国现阶段的通货膨胀, 我们分为以下三大类因素进行分析:周期因素、结构变迁因素、外来因素。

(一) 周期因素

弗里德曼说:“一切通胀都是货币现象”。巴菲特在2011年伯克希尔股东大会上说:“一美元纸币背面印着‘我们信仰上帝’, 应该改为‘我们相信政府’, 因为任何与货币有关的投资都是一种赌博, 即押注于政府的货币政策。”

数据来源:Wind

货币政策的松紧, 影响实体经济的供求力量对比关系即产出缺口发生相应变化, 然后影响到物价。从我国近30年M2、GDP、CPI的走势来看, M2是影响CPI的重要因素。统计检验说明, M2领先CPI约12个月, M1领先CPI约10个月。

数据来源:Wind注:数据区间为1998年1月-2012年11月

我们将M1增速与滞后10个月的CPI、M2增速与滞后12个月的CPI放在一张图上比较。2009年11月M2增速达到多年新高29.74%, 2010年1月M1增速达到多年新高38.96%, CPI随后走高。M1的周期性决定了CPI的周期性, 即货币和经济的周期共同决定了CPI的周期。在中国, M1通常有两年的上升期和一年的下降期, 反映出政府喜欢经济上升大于经济下滑、宁愿忍受通胀的实质。因此, 通货膨胀是一个政策现象。

(二) 结构变迁因素

1. 趋近“刘易斯拐点”。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发展经济学的领军人物、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 (W.Arthur Lewis) 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 此时劳动力过剩, 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 此时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 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 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 相应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开始向上倾斜, 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开始不断提高。经济学上把联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拐点”。

注: (1) 为1953年、 (2) 为1982年、 (3) 为2000年、 (4) 为2010年

“刘易斯拐点”的表现为低端劳动力收入快速增长。对价格的影响体现为, 从成本方面推升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和服务品价格;从需求方面推升了食品等最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价格 (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和恩格尔系数都高) 。

2010年我国进行第六次人口普查, 下图是四次人口普查的年龄金字塔 (分别为1953年、1982年、2000年、2010年) 。可以看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速已在放缓, 在未来10年内可能出现劳动力绝对量的下降。

数据来源:Wind、根据人口普查数据估算

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 我国的劳动力成本将进入中长期上升通道。国家的“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低收入者收入明显增加, 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 贫困人口显著减少, 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过去二十多年中, 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一直在下降 (见下图) , 未来该比例预计会逐步上升。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估算, 居民收入包括城镇居民总收入、农村居民总收入。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估算, 居民收入包括城镇居民总收入、农村居民总收入。

数据来源:Wind

值得注意的是, 低收入者恩格尔系数和边际消费倾向均高。当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加时, 势必会增加食品的消费支出, 而目前CPI中食品权重仍占30%以上。

从日本、韩国的历史数据来看, 当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较快上升的几年里, CPI均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

2.“巴萨效应”。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 (BalassaSamuelson effect) , 是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贝拉·巴拉萨 (Bela Balassa) 和诺贝尔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 (Paul Samuelson) 的名字命名, 他们二人分别发现了这一理论。巴萨效应是指当贸易产品部门 (制造业) 生产效率迅速提高时, 该部门的工资增长率也会提高。国内无论哪个产业, 工资水平都有平均化的趋势, 所以尽管非贸易部门 (农业和服务业) 生产效率提高并不大, 但是其他行业工资也会以大致相同的比例上涨。这会引起非贸易产品对贸易产品的相对价格上升。对中国而言, “巴萨效应”出现的前提是劳动力无限供给结束即“刘易斯拐点”出现。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 1980-2005年间, 中国劳动生产率年增长率为5.7%, 其中制造业为7.9%, 高于农业和服务业。由于制造业部门工资上涨有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为支撑, 因而工业品价格涨幅有限, 这与工业品的实际表现相符。

非贸易品包括农业、服务业、房地产等这些难以在区域间随意移动的产品 (在中国, 为自求粮食安全, 粮食基本上属于非贸易品) 。“巴萨效应”将使得非贸易品的劳动力成本涨幅可能会明显超出其生产率增长, 导致价格出现上涨趋势。

3. 消费升级。

从CPI权重的国际比较来看, 消费趋势体现为支出重点逐渐从食品向非食品消费品再向服务品转移。美国2006年的CPI权重中食品仅占13.9%, 服务占59.7%, 欧元区的食品权重为19.6%, 服务权重为40.8%。我国CPI中的食品权重, 2011年调整前为33%, 调整后为31% (如果把烟酒加入, 则食品权重为37%左右) 。中国CPI权重的演变方向正体现消费升级的特征。由于服务是非贸易品, 随着人工成本、地价房价的不断上涨, 服务价格上涨将会成为CPI上涨的推动因素。

(三) 外来因素

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不断融合,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对国内价格的影响益甚, 体现在CRB对进口价格指数、PPI、通胀预期等方面的影响上。PPI与CPI非食品价格 (尤其是居住类价格) 密切相关。

数据来源:Wind

数据来源:Wind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的涨跌, 主要受全球经济景气、美元指数以及金融资本的投机力量等影响。2010年以来的全球经济复苏、美国QE2, 2011年以来美欧汇率的相对变化以及中东北非和日本地震等偶发因素, 带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扬, 直至2011年4、5月, 这对我国物价带来较大冲击。未来这些因素的影响可能相对弱化。

除此以外, 还有一些偶发因素, 比如:

1. 气候异常:2010年春旱对鲜菜价格的影响 (这在较大程度上导致2010年下半年CPI居高不下) 。

2. 动物疫情:2010年口蹄疫对猪肉价格的影响。

3. 地质灾害:2011年日本震对国际原油市场的影响。

4. 地缘政治:例如2011年中东北非事件对原油价格的影响。

(四) 小结

我国现阶段影响CPI原因相对较为复杂:

1.周期因素的影响, M2、M1的增速是货币政策调控的主要对象, 也是影响CPI的周期性因素, 货币投放很多和产出缺口较大推动CPI不断上升, 政策收紧、货币增速下降平抑了CPI上升的趋势;

2.结构变迁因素, 如“刘易斯拐点”趋近、“巴萨效应”、消费升级等, 结构变迁的因素将会贯穿我国未来十年经济发展过程, 将会成为CPI上升的持续推动力。

3.外来因素的影响, 如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冲击, 以及诸多偶发因素的影响, 这些因素体现为阶段性、偶发性。

四、我国通货膨胀的发展趋势预判

2011年下半年以来, 随着货币政策的不断收紧, 经济产出缺口的收窄 (产能过剩) , 影响CPI的周期性因素趋势向下, 不断拉低CPI下行。预计周期性因素已经在今年2季度见底, 3季度以来已有小幅上升的趋势。结构变迁的因素却始终贯穿现阶段的经济发展, 我们看到人工成本、房租成本等刚性成本不断上涨, 并没有回调, 所以本轮CPI下行我们不会看到通缩, 而且预计在今年底、明年初就会看到本轮CPI下行的底部, 预计就在1.5%-2.0%之间。外来因素方面, 全球经济景气回升缓慢, 大宗商品价格较为平稳, 不会成为我国CPI上升的主要推手。

我们对2013年预判, 从周期因素来看, 货币政策保持适度稳健, 不会有大的波动, 也不会出现2009年那样大的政策放松, 经济逐步回暖, 但强度不大;从结构变迁因素来看, 还会持续小幅影响CPI;从外来因素的影响来看, 不会有大的冲击因素。因此, 2013年我国CPI的走势预计小幅回升, 但幅度不大, 预计在2-3.5%之间、前低后高。由于结构变迁因素长期存在, 我们预计未来5-10年的CPI都不会太低, 经济增速下一台阶, 但CPI反而是上一台阶, 经济的结构转型仍是长期面临的主要任务。

参考文献

[1]弗里德曼.价格理论 (M)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1.

[2]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3.

[3]保罗.萨缪尔森.萨缪尔森谈失业与通货膨胀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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