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政策实施效果评估

D政策实施效果评估（通用7篇）

D政策实施效果评估 篇1

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作为企业界关注度最大的激励自主创新科技政策, 既增加了企业盈余, 更激发了自主创新热情, 使企业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近年来, 国家发布并实施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相关的税收政策, 紧接着安徽省以及合肥、芜湖、蚌埠三市也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创新试点政策, 助推合芜蚌试验区的发展。

2008年12月, 国家印发了《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扣除管理办法 (试行) 》国税发[2008]116号, 对研究开发费用的税前扣除提出了很多新的要求和注意事项;2013年2月,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下发了财税[2013]13号文, 对中关村、东湖、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有关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试点政策作了规定和说明;2013年9月,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下发了财税[2013]70号文, 对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有关政策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2008年6月, 安徽省印发了《企业研究开发费用所得税前加计扣除政策具体操作办法》, 从法律法规政策依据、适用范围、审核程序及报送材料、有关要求和注意事项4个方面明确了落实企业研究开发费用所得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具体操作办法。2009年12月, 安徽省下发了《关于印发企业研究开发项目审核的通知》, 对相关研究开发项目的审核程序作了进一步规定和说明。

1 政策执行与落实情况

1.1 政策执行情况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执行, 特别是新出台试点政策 (财税[2013]13号文) 的实施, 扩大了研发费用列支的范围, 进一步从很大程度上减轻了税负, 增加了企业研发投入, 推进了企业自主创新, 增强了企业市场竞争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建立配套制度。建立了窗口申报、部门联审、多层监督、绩效评估和责任追究等管理程序, 完善备案管理联动机制, 根据项目申报种类组织相应专业领域的专家, 开展企业申报加计扣除的研发项目集中评审, 研究存在的问题, 指导企业按照要求编制、上报并组织专家审核加计扣除申报材料。

二是开展政策宣传。安徽省科技厅在合芜蚌试验区开办自主创新政策培训班, 利用科技活动周、“三下乡”等主题活动, 定期邀请税务、财政部门的专家开展研发项目税前加计扣除专题培训, 组织相关企业的技术负责人、财务人员学习培训, 科技、财政、税务部门针对部分重点企业上门开展辅导。

三是加强审核监管。在研发项目和研发费用审核上, 省科技厅与税务部门通力协作, 同时对于企业申报的研发项目按照技术领域来聘请专家, 开展企业申报加计扣除的研发项目集中评审, 共同会商解决。

四是开展调研评价。面向合芜蚌试验区开展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支持创新创业的税收政策试点, 面向重点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和创新型企业) 开展政策实施效果调研与评价。

1.2 政策落实情况

本次研究面向合芜蚌试验区1 000家左右的高新技术企业和创新型企业发放调查问卷, 回收917份, 回收率超过了90%。根据调查问卷分析得出, 2009-2012年获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的合芜蚌试验区企业比重在逐年增加, 由2009年的192家增加到2012年的334家, 增长了近两倍;2009-2012年加计扣除额在逐年放大, 由2009年的18.79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39.29亿元, 增长了两倍以上;2009-2012年所得税减免额在逐年增长, 由2009年的1.94亿元增加到2012年4.24亿元, 增长超过两倍;2009-2012年所得税减免额占企业当年所得税减免额的比重基本上在三成左右, 近三年都在平稳上升。这反映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落实情况较好, 执行力度较大, 切实通过减免税政策鼓励企业开展自主创新, 取得了积极的成效。详见表1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整体执行情况。

本次调查研究发现, 2009-2012年享受政策优惠的高新技术企业数增幅较大, 由2009年的134家增加到2012年的310家, 增加了两倍以上, 增幅超过了享受政策的企业数增幅, 2009-2012年享受的高新技术企业数占当年享受企业数的比重, 由七成上升到九成以上;2009-2012年加计扣除额也在同比增长, 由2009年的15.93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37.35亿元, 增长超过了两倍;高新技术企业加计扣除额占享受企业加计扣除总额的比重由2009年的85%上升到2012年的95%。这反映了合芜蚌试验区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企业绝大部分都是高新技术企业, 而且比重也在逐年上升, 高新技术企业也越来越重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 加大落实政策执行力度, 以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详见表2高新技术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执行情况。

2 政策实施效果分析

2.1 直接作用

调查显示, 2009-2012年合芜蚌试验区企业享受政策少交所得税总额和均量都有所增长, 减税总额增幅较大, 2012年减税总额较2009年增加了一倍以上, 减税均量都在稳步增加, 2012年减税均量较2009年增加了35.75%。调查显示, 2009-2012年合芜蚌享受政策的企业数在不断增加, 近四年合芜蚌享受政策所得税减免额占企业所得税减免额的比重在80%~100%的企业占了近1/4, 比重50%~80%的企业占了被调查企业的近1/5, 比重在50%以上的企业占了四成, 这说明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 加大落实政策执行力度, 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税负, 增加了利润, 体会到了政策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效果。

2.2 间接作用

实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 给企业、产业和地区的创新进步与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通过有效回收448家企业数据调查显示, 其中有半数以上的企业认为政策带来的主要效果体现在研发投入增加和研发和管理人员的积极性提高, 有三成左右的企业认为实施该政策加强了研发管理, 增加了研发项目, 增加了专利、商标、版权等知识产权的授予量。详见图1。

3 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此次还针对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调查, 共回收有效问卷829份, 有效回函率达到了90%。其中认为“政策执行和落实”以及“与其他政策配套协调”方面有问题的企业有749家, 占被调查企业的90%。

从政策本身来看, 调研发现,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本身还存在着诸如研发领域限制过多、研发费用范围过窄、研发费用归集方法和标准不统一等方面的问题, 政策的管理和监督细则较少, 多项目费用分配方法不明确, 不利于企业的操作。

从政策执行和落实来看, 调查发现,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在执行和落实方面还存在着政策管理机制不健全、中小企业受益有限、政策宣传和服务力度不够等方面的问题, 导致企业无法享受相关政策, 降低了企业申请享受政策的积极性。

从与其他政策配套协调来看, 调查还发现,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缺乏研究开发费用具体操作细则, 与其他政策配套协调不畅, 使原本能享受的优惠没有享受, 降低了企业享受政策的力度。

4 政策建议

4.1 健全完善政策设计, 降低享受政策门槛

建议在研发项目申报与审批、研发费用归集与核算等方面放宽限制, 扩大并细化研发费用认定范围, 明确加计扣除的具体财务科目, 增加具体可操作细则, 同时针对不同行业及产品制定更加详细的政策, 分行业制定详细研发项目, 适当扩大支持高新技术领域范围, 加大对中小企业的加计扣除力度, 在政策上予以倾斜, 在资金上予以扶持, 增加有利于创新型中小企业的特别优惠条款。

4.2 加大政策执行与管理, 强化落实政策力度

建议简化政策申报手续和审批流程, 加强税务部门与科技部门的沟通, 加强对企业研发项目的日常跟踪管理, 主动与企业对接与跟进, 同时加大政策宣传和培训力度, 利用多渠道强化对管理人员的培训督促, 加强对企业的研发费用归集和研发项目认定管理的培训指导, 指导企业完善加计扣除审批和备案, 增强政策的指引性和可操作性。

4.3 加强与其他政策的配套协调, 提高审核政策效率

建议加强政策配套联动, 协助符合政策的企业享受政策, 加强高新认定与科技项目加计扣除政策享受的协调, 加强企业研发费用贷款、贴息等政策协调, 加强政策实施部门和归口管理部门的协调, 协调税务部门、科技部门共同审核企业资料, 提高审核效率, 统一研发费用的归集标准, 形成推动企业政策落实的工作合力, 避免政策之间的冲突, 加强政策实施的可行性, 以及与相关政策配套措施的完整性。

摘要：本文对国家及安徽省出台的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进行了梳理, 基于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高新技术企业和创新型企业进行问卷调查, 总结了目前合芜蚌试验区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执行情况, 并通过数据分析对政策落实情况和实施效果进行阐述与说明, 针对该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提出进一步完善该政策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研发支出,加计扣除,税收优惠,效果评估

参考文献

[1]赵彤, 范金, 周应恒.长三角地区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实施效果评价与对策建议[J].中国科技论坛, 2011 (6) :71-73.

[2]夏太寿, 皮宗平, 刘中正.江苏省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实施现状及对策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2, 29 (8) :97-99.

[3]祝侣, 李辉, 汤琦.高新技术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落实情况探讨[J].财经界, 2012 (14) :105-106.

D政策实施效果评估 篇2

国内外学者对于政府补贴对企业R&D投入的激励效应并非持一致看法: 大量研究以实证的方法得出政府补贴与企业R&D投入之间的互补、替代或无显著相关关系( 熊维勤,王俊,朱平芳,徐伟民;David,et al,Robson)[3,4,5,6,7]。在不同行业,不同国家地区中,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往往不同。对于这种互补或替代的关系,学者大多引入其他客观因素,诸如融资约束、信息不对称等,给出一种可能的解释,但并未证明其作用机制。除了采用实证方法研究补贴对企业R&D投入的激励效应以外,另一部分学者从博弈的角度用理论模型对政府和企业这两个市场主体加以分析( Dasgupta and Stiglitz,shleifer,Grossman and Helpman,Aghion, 安同良、 周绍东、皮建才,柳剑平,2005,2008) ,其中一部分研究以AJ模型( Aspremont and Jacquemin ) 和KMZ模型( Kamien,Muller and Zang) 为基础,引入政府补贴的因素,分析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做出的决策[8,9,10,11,12,13,14,15,16]。这些研究从理论上分析和证明了补贴激励效应的作用机制。其不足之处是,由模型得出的补贴激励效应均为正向效应,即政府补贴促进企业R&D投入,这一结论与实证研究中存在互补、替代与无显著相关三种相关关系的情况存在矛盾。一种可能的情况是,现实中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对其创新行为的影响间接地影响了补贴的激励效应。

首先,技术溢出对企业的创新活动乃至经济增长都有着直接的影响( Solow,Siebeck ,et al; 于旭、朱秀梅,赵中华) ,而知识产权保护作为一个制度因素则制约着技术溢出的程度[17,18,19,20]。学者研究表明,知识产权保护一方面赋予技术创新者以获取垄断利润的地位,激励企业开展创新活动,但另一方面则降低了市场竞争,使得垄断企业缺乏进一步创新的动力,同时,由于技术溢出受限也使得其他市场参与者的后续技术创新变得困难( Lucas,1988;Romer,Helpman; 吴凯,蔡虹,蒋仁爱,而实证研究中也发现了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的倒 “U”型关系( Allred and Park,Gangopadhyay and Mondal,)[21,22,23,24,25,26]。因此,在不同的产权制度下,技术溢出作为一个外部环境因素,其水平高低影响着企业的创新活动。

其次,政策歧视对企业行为的扭曲也是外部环境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一个方面( 戴静,张建华,叶庆宏,等)[27,28]。政府补贴作为一种干预手段,其本身带有的歧视性可能对存在竞争关系的企业的创新行为造成影响,未获得补贴的企业或得到较少补贴的企业可能由于竞争者在政策上获得优势地位而调整其创新活动的决策。而以往对于补贴的研究则更多的聚焦于对补贴对象的激励作用,较少将补贴政策作为一种外部环境来看待。

企业创新活动的强度取决于其预期收益,处在不同市场环境下的企业对创新收益的预期不同,进行创新活动的意愿和实际的R&D投资强度便不同。因而政府补贴对于企业的经济价值也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因此我们认为,政府补贴的激励效应将受上述因素的影响,而不同外部环境下企业对相同的政府补贴政策的敏感程度也因此不同。

同时,在不同的行业中,创新活动对行业发展起到的促进作用及其对于资源的要求均不同,因此上述诸因素在不同行业中对企业的影响情况可能不同( 安同良) ,从而不同行业中企业对于政府补贴的敏感程度和反应也将不同( 张同斌, 高铁梅)[29,30]。因此我们认为,行业差异是上述因素作用于政府补贴激励效应的具体表现形式。

本文在经典AJ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改进,考虑了补贴政策的歧视性,考察面对不同竞争者及外部环境时企业如何进行R&D投资决策,分析不同外部环境下政府补贴对企业决策所产生的影响,并试图刻画其所对应的行业特征,揭示实证研究中政府补贴与企业R&D投资存在三种不同相关关系的本质。最后我们给出对政府设计补贴激励政策的建议及其判断依据,使政策实施效果与预期能够相符从而提高R&D补贴的效率。

1 企业R&D投资的决策方式及过程

我们首先建立企业的R&D投资模型来描绘其决策过程。

我们在AJ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政府补贴的因素,构建一个两阶段双寡头博弈模型: 两家企业在R&D阶段和产品生产阶段分别选择各自最优的R&D投入及产品产量,从而获得最大的企业利润。企业的利润函数形式为:

其中 β 为技术溢出参数,θ 为政府对R&D支出的补贴率。与原AJ模型不同,我们认为政府对不同企业的补贴政策并非一视同仁。现实中,政府往往划定具有某些资质的企业以进行特定的补贴,补贴计划内的企业与计划外的企业接受的政府补贴不完全相同,因此在模型中我们对两家企业采用不同的补贴率来反映这一情况。

原AJ模型及相关研究中博弈双方被视为对称的双方,其生产、研发各方面参数均为相同,因此,模型最终导出一组对称解,即企业采取相同的R&D投资及产品生产策略。而大量学者的研究显示,企业规模对R&D投资有显著影响( Rosenberg,Scherer等) ,拥有不同的市场控制力也影响着企业的创新行为( Arrow, Demsetz,Kamien and Schwartz, 等) ,Chang - Yang Lee的研究则指出,企业技术能力的差异将导致企业间R&D强度的不同[31,32,33,34,35,36]。为此,我们将衡量企业强弱对比的因素加入AJ模型,以刻画企业自身特征对 “补贴- R&D投入”关系的影响。以企业的初始单位生产成本Ai作为反映企业规模的指标,研发成本 γi作为研发能力的衡量,实力雄厚的一方由于具有规模效应,并且其人才储备及研发能力均占有优势,因此,平均而言,初始单位生产成本Ai及研发成本 γi都较小。我们采用逆向归纳法来求解该博弈模型的均衡解。

产品市场上的古诺竞争:

将( 1) 式对产量求一阶导数,联立解得:

将( 2) 式回代,整理得:

在R&D阶段的决策:

将( 3) 式对R&D投入求导:

一阶条件联立解得:

其中:

对应的企业产出为:

我们看到,不论是在R&D投入还是在产品产出环节的决策,都包含了双方以市场第一单位产品售价与企业初始单位生产成本之差ei来衡量的企业潜在盈利能力及以研发成本 γi衡量的企业研发能力的因素。按照前面的假设,实力越强的企业单位生产成本越低,潜在盈利能力也越强; 同时研发能力也越强。同时,均衡解中也包含了技术溢出 β 及竞争者补贴率 θ 的因素,作为外部环境的因素影响着企业的决策,因此当政府补贴在实质上改变了其中一方的实力时,对另一方意味着竞争环境的变化,则其决策将可能受到影响。

2 政府补贴的影响机制分析

下面考虑政府补贴对企业决策的影响。

2. 1 政府补贴对单个企业R&D投资的影响

由两阶段博弈模型解出R&D投入的均衡解为:

其中

如前文所述,政府补贴是通过某些标准,筛选出接受补贴的企业并确定其补贴比率,因此我们将模型中两家企业的补贴率设定为相互独立,而企业单位研发成本 γ 在博弈过程中为定值且独立,我们采用带补贴的实际研发成本 λ 来代替单位成本与补贴率的乘积:

模型简化为:

其中

我们将政府补贴的因素转化为实际研发成本,两者呈反向趋势,补贴率越高,则实际研发成本越低。

在原AJ模型中,二阶条件保证了R&D投入为正,本模型中,由于企业参数的差异使得二阶条件无法保证R&D投入为正,因此,对于博弈模型的均衡解,我们分为两种情况进行讨论。

情况1:

条件( * ) 保证了R&D投入xi,xj为正。易知( * ) 存在和的正数解。

将R&D投入对本企业的研发成本求一阶导:

由二阶条件及( * ) 可知,导数x('iλj)为负,说明对本企业来说,自身的研发成本越高,即政府补贴越少,则企业R&D投入越少,补贴与R&D投入呈相同的增减趋势,也就是实证研究中得出的 “互补效应”,补贴促进了企业R&D投入的增长。这与经典AJ模型中的结论相一致。

接下来我们考察对方企业接受政府补贴时对本企业的影响:

将R&D投入对对方企业的研发成本求导:

由条件( * ) 及0 < β < 1 可知,导数x('iλj)取决于技术溢出参数 β 的取值:

当时,导数x'(iλj)为负,本企业与对方企业的研发投入呈相同的趋势,对方企业受政府补贴比率越大,本企业的R&D投入越多。

当时,导数x'(iλj)为正,本企业与对方企业的研发投入呈相反的趋势,对方企业受政府补贴比率越大,本企业的R&D投入越少。

从上述结果来看,在( * ) 条件的限定下,企业R&D投入的变化与技术溢出参数有关: 首先,对于自身企业受补贴来讲,政府补贴降低了企业的研发成本,提高了研发活动带来的实际利润,给企业释放了足够的利润空间以激励其进行创新活动,这一结果与我们的直觉和经验相符。而对于对方企业受补贴时的情况,技术溢出参数起到了一个方向性的作用: 在技术溢出较大,极端情况例如 β→1,技术共享的情况下,对方企业在接受政府更大额度的补贴时,将会提高自身的R&D投入,而对方进行的创新导致的成本削减却完全被本企业所利用。在研发支出与实际成本下降成平方关系的这种 “付出多,获益少”的经济行为中,本企业采取 “偷懒”的方式来无偿使用对方企业的增量劳动以弥补自身的研发削减要比自身进行等量研发获益更多; 而相反的情况,在技术溢出较小,例如 β→0,企业技术完全保密的情况下,对方企业接受补贴并提高R&D投入时,本企业无法利用对方的技术创新,因此将会加大研发投入,在技术上追赶差距或扩大优势,使自身的产品成本与对方的成本削减保持相对对等的下降,从而避免产品市场上竞争力的大幅下降。这种情况下,政府对任何一家企业的补贴都能够使得整个行业中的相关企业都加大自身的R&D投入,总的R&D投入增量显然为正: 因此,该情形下,知识产权的保护对于创新活动的开展和扩大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有以下结论:

命题1: 一般情况下( ( * ) 条件成立) ,单方的政府补贴促进了被补贴企业的研发活动; 对未补贴企业,在低技术溢出下起促进作用,而高时起抑制作用。

我们对另一种情况进行讨论:

情况2:

同理,条件( **) 保证了R&D投入xi,xj为正。首先,我们对( **) 条件的可行性进行讨论:

对于(**)的第一个条件,由二阶条件,同时联立

不妨设ej≤ei,其中ei,j为上文所定义的反映企业产品竞争力的潜在盈利能力参数。

当ei<2ej时,有;

当ei>2ej时,有;

因此,存在可行的β使得:

对于(**)的第二个条件,为证明其存在可行解,不妨设λ1=λ2,则条件化为:

不等式左边第二部分在 β 的取值范围内恒为负,而第一部分的最小值恰好在二阶条件的边界取到,因此,由( 9) 可知,必存在一个邻域Ф 使得 λ1,λ2满足( **) 条件。我们称邻域 Ф 为技术溢出 β对应的 “逆转陷阱”。

接下来我们分析,在逆转陷阱中政府补贴对企业R&D决策的影响。

R&D投入对本企业的研发成本的一阶导数:

由二阶条件及( **) ,此时导数x('iλj)为正值,R&D投入随成本上升而上升,即政府补贴率越高,企业的R&D投入越小,补贴抑制了企业的R&D投入,这一结果对应了实证研究中将补贴与R&D投入的负相关关系称为的 “替代效应”。

我们再考察对方企业接受补贴时的情况:

R&D投入对对方企业的研发成本的导数:

由于逆转陷阱中 β 的可行域均包含点,因此对方企业受补贴对本企业的影响取决于 β 与的大小关系。

当时,导数x'(iλj)为正,本企业与对方企业的研发投入呈相同的趋势,也即对方企业受政府补贴比率越大,本企业的R&D投入越少。

当时,导数x'(iλj)为负,本企业与对方企业的研发投入呈相反的趋势,也即对方企业受政府补贴比率越大,本企业的R&D投入越多。

由上述推导,对于情况2,在( **) 条件的限定下,政府补贴起到的效果出现了变化: 根据博弈双方以潜在盈利能力衡量的企业力量对比,当技术溢出因子处在某个特定的水平时,将会出现补贴的逆转陷阱: 若此时企业的研发成本落在逆转陷阱内,政府加大单个企业R&D补贴从而降低其研发成本时,该企业不但不会增加反而减少其R&D投入。从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出,在逆转陷阱中,企业的研发成本相对较低,根据其初始决策进行了较大规模的R&D投入,当补贴率提高时,企业通过较少规模的R&D支出便可获得相同的补贴,同时,研发支出与成本缩减的平方关系使得在大规模的R&D投入下削减R&D支出能够使企业获得更大的当期收益。

从模型的数值特征来看,约束条件( 9) 表明,企业研发成本处在较低水平,因此,对于技术创新而言,逆转陷阱可能出现在高技术产业中,这些企业以研发创新为企业盈利和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因此具有较强的研发能力,其研发成本从长期平均来看相对较小,而总的投资规模则较大; 而情况1 相反,较为可能出现在传统工业中。

对方企业的R&D补贴变动对于本企业的影响与情况1 类似: 根据技术溢出参数的大小,采取R&D追赶或 “搭便车”的策略: 溢出较小时,当对方企业R&D投入削减时,技术更新压力减小,本企业相应削减投入以节省成本; 溢出较大时,对方企业R&D投入削减使得本企业 “搭便车” 的获益减少,同时产品市场上相应的产量下降使得本企业进行R&D投入的潜在获益空间增大,因此本企业加大R&D投入量。总的来说,在逆转陷阱之内,特殊的数量关系使得企业通过与正常情况相反的策略调整能够获得更大的收益,这一结论提示了政策制定者,对于希望以补贴激励其扩大研发活动的企业,必须考虑企业特征、行业特征和竞争者的影响,避免补贴在这种特殊情况下造成对研发活动的抑制。

命题2: 逆转陷阱中( ( **) 条件) ,单方的政府补贴抑制了被补贴企业的研发活动,对于未补贴的企业,在技术溢出低时呈现促进作用,溢出高时为抑制作用。

2. 2 政府补贴对整体R&D投资的影响

我们考察单个企业补贴率发生变化时,总体R&D投入变化情况:

易知无论处在正常情况下还是逆转陷阱中,都存在 λ 使得( 15) 取正值或负值,因此,政府补贴对于总的R&D投入受到溢出参数的影响:

由上文推论,我们针对逆转陷阱中的政策制定有以下建议:

命题3: 高技术产业中,当技术溢出较高,或企业结成研发合作联盟( research joint venture) 时,政府加大补贴能提高行业整体的研发水平,而当技术保密程度较高时,政府的策略应当以市场自由竞争为宜。

事实上,对于高技术产业,由于其研发活动复杂度和风险更高,因此较高的技术溢出水平减少了研发风险并规避了重复研发的成本,因此政府补贴能够激励企业进行研发活动并有效帮助企业将研发成果转化为经济价值。

2. 3 歧视性的补贴方式对R&D补贴效应的影响

本文模型所得结论与原AJ模型有所不同,对此我们与原AJ模型做一个对比:

我们将本文模型中两企业产品生产及研发能力的参数在满足( **) 条件的限定下调至相同,这即是原AJ模型中的设定,但在这种情况下,补贴的逆转陷阱依然存在,补贴率增大使得两家企业R&D投入均减少。而在原AJ模型中,无论研发成本及技术溢出参数取值情况如何,政府补贴都一致的促进了R&D投入的增加。

我们设想逆转陷阱在低技术溢出下的两种情景,其一: 两家企业分别从不同的政府补贴项目中获取补贴,企业1 所在的政府补贴项目首先提高其补贴率,此时,由上述结论,两家企业都下调了各自的R&D投入,接着企业2 所在的补贴项目上调相同的补贴率,两家企业再次下调各自R&D投入: 政府补贴导致总的R&D投入下降。第二种情景: 两家企业处在同一个政府补贴项目中,政府上调了与情景1相同的补贴率,由AJ模型,总的R&D投入增加。

对此我们着重强调一点:

命题4: 同样的政府补贴投入在不同的执行方式下会产生截然相反的效果。

推而广之,对一部分企业的补贴政策,其激励效应可能会受到行业中其他补贴项目或计划的影响,而在政策制定时却可能并未考虑到来自外部的影响因素,因而一项政策的实施效果可能随着行业中补贴项目的增减变化而变化。

逆转陷阱的存在并非仅仅由于企业实力强弱或实力差异的大小,更重要的是由于补贴的执行方式的不同: 在本文的模型中,企业1 与企业2 的研发成本变动并不相互挂钩,对于其中一家企业的补贴率变化并不影响另一家企业的研发成本,而在原AJ模型,包括其他相关研究中,两家企业适用同一个研发成本,因此补贴政策对双方研发成本同时起到相同作用,此时博弈过程中减少了一个不确定因素,而恰恰是这一因素的消失,消除了逆转陷阱中下调R&D投入带来获益的可能,因此企业的决策也不相同。

作为参照,我们对两家企业的补贴率做了关联处理,结果表明不再出现逆转陷阱中补贴使R&D下调的现象。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相同的补贴政府投入下,由于执行方式的不同,导致截然相反的效果: 在本文的模型中,单边的补贴方式对于未受到补贴的企业来说是不公平的,因此给予了受补贴的一方更大的选择空间。Rodrik的研究认为政府补贴对于不同行业应该是普遍性而非选择性的,而我们认为,同一行业中的补贴也应该是普遍性的,因为这避免了不公平的竞争方式[37]。一视同仁的补贴政策能够改善行业的研发投资环境,同时,也避免了补贴在某些情况下的 “挤出效应”,将使得补贴政策更为有效。

3 结论与政策建议

政府补贴对于企业R&D投资在不同情况下会产生不同的实施效果,不单受企业自身的实力及市场控制力影响,也受技术溢出水平、政策实施方式及行业特征等外在环境的影响,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影响着R&D补贴政策的实际效果,本文考虑了上述因素的作用,从理论上解释了实证研究中补贴与企业R&D投入间存在三种相关关系的原因。

对于现有研究,AJ模型的应用中过于简化的处理,使得模型无法全面的刻画补贴政策的作用机制及最终影响; 实证研究中所谓的 “互补性”、 “替代性”或不相关性是上述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得出 “互补性”结论的研究中,补贴效应中可能也具有未受补贴企业下调R&D投入的变动,但这种负向调整并未抵消补贴带来的促进作用,或者,受补贴的企业因竞争对手也受补贴而未将R&D投入提高到本该到达的水平,但仍然呈现补贴的 “促进”作用,因此整体显现出正向的 “互补性”; 对于得出“替代性” 及 “不相关” 结论的研究亦然。因此,实证研究中由企业的 “补贴- 投入”数据得出两者某种相关性结论的做法并未显示其本质联系,所反映的仅仅是数据上的统计关系,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其相关性便可能发生改变,故其所得的定性结论是值得商榷的。

根据本文的分析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对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的分析在制定补贴政策时是必要的,不同的产权保护制度下技术溢出的程度不同,技术溢出水平对于R&D补贴所起到的激励效应会产生影响; 对某一企业的补贴会影响到其他市场参与者的创新活动,应综合考虑行业特征及溢出水平的影响,避免挫伤了其他企业进行创新活动的积极性。

其次,对传统产业与高技术产业的补贴政策宜有不同,由文章推论,高技术产业中,创新活动高复杂度及高风险的特点可能使R&D补贴成为规避风险的方式,从而表现出对R&D投入的 “替代性”,因此,政府对这类企业适宜从税收或贷款优惠等其他方面而不是R&D补贴去进行扶持; 相反,传统工业则需要政府对创新活动以直接补贴的方式促进其发展。

最后,政府补贴的执行方式也影响着补贴的激励效果,现实中出于国家产业战略及资金投放效率等因素的考虑,将不同企业划分于不同的补贴计划中,根据本文的观点,不同计划或项目之间的R&D补贴产生的效果可能会相互影响,这种歧视性补贴政策造成的可能的激励效应的变化也需根据行业及外部环境特征加以分析。

摘要：建立一个博弈模型,力图揭示R&D补贴对企业创新活动决策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受技术溢出水平、政策的歧视性及行业特征的多重影响,并非呈现单一的互补或替代性。并给出不同情况下提高政策实施针对性和准确性的方法和建议。

D政策实施效果评估 篇3

1 信贷政策作用于产业结构调整的机理

一般而言, 产业结构的调整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存量结构调整, 既可能是常规产业兼并重组式的调整, 又可能是政策倒逼的经济结构提升和落后产能淘汰;另一种是增量结构调整, 是在存量结构基础上, 对发生的流量及变动幅度、速度和方向的调整和控制。产业调整的方式与信贷增量和结构调整形成了相互影响和耦合关系。概括来讲, 信贷政策通过引导以银行为主体的信贷活动, 通过改变信贷结构影响资本流向, 继而改变区域内部的生产资料分布结构, 通过在信贷过程中减少企业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进一步增强区域内产业结构转换速率。信贷结构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机理如下文所述 (见图1) 。

1.1 信贷政策有利于促进产业资本积累

产业发展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由于直接融资市场门槛较高, 融资工具有限和资金退出方式受限, 作为产业发展初期主体的中小微企业所需资金主要依靠企业自身积累和银行间接融资。在此阶段, 信贷政策通过促使金融部门适当信用扩张, 选择具有超前性、扩散带动效用较强的产业和项目进行投资, 可以加速生产要素积累。而随着产业结构高度化达到一定水平并相对稳定, 通过信贷政策可以进一步优化区域金融市场结构, 并形成高效金融体系, 为相关产业文件运行提供稳定、专业的金融服务。并可诱导金融机构进行融资工具创新, 引导居民和企业将剩余资本投入新型的主导产业, 进一步提升社会资本积累水平和边际回报率, 从而促进产业布局集中化。

1.2 信贷政策有利于引导产业资本流向

监管部门可以凭借其信息优势、组织网络以及制度优势引导资本流向潜在利润率较高的部门。通过适度金融监管, 可实现市场化竞争机制和政策性金融的有机平衡。在有效遵从市场机制条件下, 通过有效的信贷指标体系设计, 加强对金融定价机制、结构调整机制的评估, 可以引导信贷资金根据收益性、安全性、流动性原则进行投资结构调整, 将资本配置到边际效率最高的产业和地区, 有效避免市场失灵, 从而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

1.3 信贷政策可促进区域产业组织方式转换

信贷政策的导向作用会促使区域内组织效率优化并形成资金规模效应。从宏观层面讲, 通过信贷活动的协调配合, 差异化的金融组织和金融工具有了明确的导向目标, 通过金融资本积聚和在局部产业的集中, 加速了企业集团化经营和产业集聚效应。从微观层面来讲, 在具体信贷活动中, 金融机构对企业进行潜在增长和收益能力的双重评估和选择, 将倒逼企业通过不断优化组织构架、创新管理模式、提升资产管理水平等提升综合竞争力, 即加强微观组织和产业主体建设, 从而促进产业组织优化。

1.4 信贷政策可以加速产业技术升级

产业结构升级的根本动力在于技术进步, 信贷活动推动产业技术结构现代化的机制着重体现在它对技术开发各阶段的支持上, 顺应和满足企业各成长阶段的资金需求, 从初始研发、技术改进以及成果产业化等各阶段充分介入, 通过信贷扶持和金融资本运作增强企业成长力和风险分散力, 使市场化潜力巨大的技术迅速产业化, 并进而推进产业竞争和高度化的进程。在具体操作上, 一方面, 可通过信贷政策、产业政策和财税政策的综合配合, 如政策性优惠贷款、对商业性贷款的政策性担保和贴息等, 将资金引向管理素质好、技术可行和市场前景好的企业和项目;另一方面, 可引导银行机构加强同风险投资、保险等机构的配合, 通过鼓励开展投联贷、组合型融资等不断完善资本循环和退出渠道, 有效地推动潜力技术开发、优势技术推广和成熟技术市场化, 并通过组合融资和金融资本集聚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

2 产业政策调整中的信贷政策导向评估机制

在信贷政策传导及执行过程中, 应根据自然禀赋、产业结构、经济发展阶段性等的区域实际, 围绕需重点推进的产业开展专项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

2.1 评估指标体系

在设置评估指标体系时, 坚持评估与提升信贷政策公信力相结合、评估与改进信贷政策管理相结合、评估与构建激励约束机制相结合的原则, 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评估机制, 因地制宜确定指标及其权重。为反映信贷政策导向效果的数量特征和发展水平, 主要采用静态指标与动态指标相结合的方式。在数量关系上, 相关指标主要分为贷款总量指标、贷款增量指标、贷款结构指标等。结合区域工作重点, 将相关指标分为不同模块, 主要包括:信贷支持区域经济增长、信贷支持产业结构调整指标、金融创新情况等。

金融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指标。该类指标旨在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在资本充足、风险可控的前提下, 按照年度信贷投放计划, 保持贷款规模合理均衡增长, 有效满足实体经济信贷资金需求, 规避贷款投放偏快或偏慢现象, 防止出现大起大落倾向, 力求实现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平衡。主要包括:贷款余额、新增贷款量、贷款余额增速、贷款项目数、资金到位率等指标。

信贷支持产业结构调整指标。该类指标主要结合区域产业结构布局和区域产业机构发展方向, 充分发挥信贷结构调整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 (1)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指标。设置对区域支柱产业、重点行业及重点区域的信贷支持的评估指标, 引导资金积极流向实体经济。 (2) 绿色信贷和节能减排指标。国家产业政策淘汰和限制高耗能、高污染、技术落后的企业和项目, 信贷上相应采取禁止和退出的政策;国家产业政策积极鼓励低耗能、绿色环保、技术先进的企业和项目, 信贷政策相应予以支持。 (3) 适度超前支持转型升级重点方向产业和行业, 如对金融支持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新能源新材料等采取较为宽松政策, 并设置较强的正向激励机制, 对不良贷款等适度提高容忍度。

金融创新指标。该类指标主要反映金融机构内生增长潜力, 未来收益能力及服务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1) 金融改革创新。衡量金融机构推进金融管理机制创新、信贷管理模式创新、拓展金融服务领域等的创新情况。 (2) 金融产品及工具创新。该类指标体系主要包括信贷产品创新、运行情况以及市场认可程度等, 金融衍生工具创新, 中间业务收入占比, 票据业务开展情况以及金融支持直接债务融资发展情况。 (3) 金融服务创新。主要包括服务意识创新、服务环境和服务设施创新、服务方法创新和服务手段创新等。

2.2 评分方法

一是排序赋值法, 即将金融机构的某个指标值按升序或降序排列, 若是正向赋值指标, 按降序排第一的得满分, 每降低一个位次扣减一定分数, 扣减值适当考虑相邻两个位次指标值之间的差距;逆向指标则按升序排列, 取分方法与正向指数类似。二是基准加减法, 即在金融机构某指标值的分布区间内先确定一个基准指标值和基准计分值, 然后指标值以此为参照, 每上升或下降一定幅度, 相应地增加或扣减一定分数。三是投影法, 即将金融机构按照一定的规则划分为不同的积分区间, 按照均匀分布进行投影计分。还可以结合以上三种评分方法的优势和特点进行组合应用。

2.3 评估结果

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形成:一是直接排序法。即将全部金融机构按照评估得分进行直接排序, 不进行等级划分。二是采用百分制并划分等级。即按照比例将被评估对象的得分折算为百分制, 按照被评估对象总量将其划分为若干个等级, 第一档次为优秀, 其余依次为良好、一般、较差。三是分组评估后按比例确定等级。即按照特定标准将被评估对象进行分组, 按照百分制对每组的信贷政策执行情况进行打分, 最终根据每组的评估对象总数按照比例划分等级。

3 对进一步提升信贷政策效果的建议

随着信贷政策评估工作深入开展, 需要加强对信贷评估工作内在逻辑、评估理念等的深化认识, 使评估方法和评估手段更加符合客观规律, 其可操作性和系统性逐步增强。

3.1 不断提升信贷评估的科学性

一是加强政策整体性和兼容性评估。在评估主题、指标选择等方面更加注重政策的兼容性, 避免评估过程中的内在逻辑冲突和指标之间相互排斥。二是切合区域产业发展实际, 合理选择评估主题。评估内容更加突出区域经济发展重点、切合实际。如可以根据区域内高新技术产业密集的实际情况, 将金融支持科技和新兴产业重点纳入综合评估并给予较高评分权重;传统农业地区可以将金融支持“三农”以及农业产业化等作为评估对象。

3.2 不断优化赋值方法和评估手段

一是延长评估区间, 增量与存量并重。为克服部分数据波动较大、稳定性差的问题, 通过拉长比较基准的考察时间避免个别年份和个别样本数据的巨幅波动对整体数据的影响。二是合理确定分值差距, 降低数据波动。为避免部分指标商业银行得分差距过大的问题, 应适当缩小了分值差距, 有效降低个别指标巨幅波动对综合评估结果的影响。三是改进定量评估方法, 提升分析水平。借鉴成熟、系统的综合评估理论, 采用因子分析、层次分析法等评估方法和技术, 进一步优化评估指标体系。

3.3 不断拓展评估范围

一是将融资方式创新纳入评估体系。为了加强实体经济的金融支持, 可将金融机构开展的直接融资创新工作纳入评估, 有利于拓展实体经济融资渠道。二是将金融支持新兴经济领域、新型经济主体或行业的评估纳入评估体系。例如, 加强金融对支持家庭农场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等工作的评估, 引导金融支持城乡统筹发展。三是将贷款定价机制纳入评估体系。在利率市场化背景下, 将定价机制及服务收费等情况纳入信贷政策导向评估, 以利于从量、价两方面进行综合考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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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政策实施效果评估 篇4

农业技术培训是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重要基础。目前,农业技术培训形成的是以政府为主导[1],非政府组织广泛参与的格局,随着农村经济发展,以政府为主体的农业技术培训服务已难以满足农业生产需要,农业技术培训正呈现出培训主体多元化,培训形式多样化,培训内容多层次等特征。农技培训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培训内容供求脱钩、培训次数少、培训内容过于大众化等[2,3,4]。在农村改革进一步深入的背景下,农户对培训的需求差异性特征日益突出,农业技术培训主体多元化的趋势日趋明显,不同培训主体的培训效果存在差异。有的学者认为,政府部门培训资金相对充裕,培训设备良好,农技人员专业技能强,培训效果相对较好[5,6],而非政府部门提供的培训以利润最大化为出发点,注意节省支出,农技人才队伍薄弱,设施老化,效果较差[7];另有一些学者则认为非政府部门提供的培训内容更具有针对性,培训形式多样,为满足农户不同层次培训需求提供了更多选择,培训效果较好[8],而由政府部门提供的培训内容和方法陈旧,培训部门职能交叉,运行成本高,培训效果一般[9]。

综上所述,农业技术培训主体在资金、设备、人才、信息等方面各具优势,培训效果呈现差异。农业技术培训通过提高农民科学技术知识水平,转换为人力资本,进而影响农户的种植行为,农作物产量水平的高低是度量农业技术培训效果好坏的指标之一,因此,本文以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为例,通过构建生产函数,探讨农业技术培训对粮食产量水平的提高是否有影响?如果有,影响程度有多大?不同培训主体的效果是否存在差异?哪一类培训主体的培训效果更显著?如何进一步提高培训效果?

本文以安徽、甘肃、广西、河北、河南、湖南、吉林、山东、陕西9个粮食主产省玉米种植户为研究对象,从培训服务、培训主体多角度实证分析其对玉米产量的影响,为提高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培训效果提供政策参考。

1 模型选择和样本情况

1.1 模型选择

根据生产理论,农业生产者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在粮食种植中,粮食从播种到收割的过程就是资本、劳动力、土地、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组合投入的过程,在各生产要素达到最优组合状态条件下,如图1所示,Q0=F(X0)为粮食产量达到的最理想水平,但受到经济条件、外在环境、农户禀赋差异等方面的影响,在现实中,粮食产量不太可能处于最理想的水平。粮食产量的提高可以通过增加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投入来实现,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培训能提高农户科学施肥水平,形成人力资本,进而提高人力资本对粮食的边际产出水平。

假设农户在接受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培训前的粮食产量为Q1=F(X1),参加培训后,如果培训对农户积累人力资本产生效果,则在其他投入要素不变的情况下,培训使粮食产量从Q1提高到Q2;如果培训反而降低了农户的人力资本水平,则在其他投入要素不变的情况下,产量下降,小于Q1;如果培训未对农户人力资本积累做出贡献,则产量维持不变。

图1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培训对粮食产量影响

数学家柯布·道格拉斯在前人研究结果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生产函数,将产出和投入之间的关系以C-D生产函数形式表达:

本文旨在探究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培训对玉米产量的影响,根据C-D生产函数结构,本文选取玉米产量(斤/亩)为被解释变量,选取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培训服务作为解释变量,除培训服务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对玉米的产量产生影响,这些因素包括劳动投入、播种面积、资本投入、农户年龄、农户受教育程度、病虫害发生情况等,本文在计量模型中将这项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为考察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培训、施肥结构优化对玉米产量的影响,本文引入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培训与使用测土配方肥行为的交互项,进一步探讨培训如何通过影响农户施肥结构调整进而影响玉米产量水平。

结合本文研究目标和样本特征,在C-D生产函数的基础上,构建关于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培训对玉米产量影响的生产函数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式(2)中,Y为玉米产量(斤/亩),K为资本投入量(元/亩),L为劳动投入时间(小时/亩),F为玉米播种面积,age为农户年龄,edu农户受教育水平,train为是否参加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培训,formula为是否使用测土配方肥,train×formula为培训与使用测土配方肥的交互项,insect为是否发生病虫害。

各变量的设定、赋值、均值、标准差见表1。

1.2 数据来源

本文分析所用数据来自“2014年农业部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十年实施效果评估”项目2014年的调研。此次调研共覆盖了河北、河南、山东等11个省份,共获得2 172个农户有效样本。因不同粮食作物的产量存在差异,为了使样本更具有代表性,本文选取玉米种植户为研究对象,共1 224个农户样本。

表1 变量选取、含义和统计性描述

注:劳动力投入指农户在整地、播种、施肥、打药、间苗、补苗等生产环节的自用工时间;资本投入指种子、化肥、农药、地膜、化控等生产资料支出及相应生产环节的雇工、机械操作等支出。

1.3 样本特征

调研样本统计结果显示(见表2),培训农户与未培训农户在年龄、受教育程度、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方面差异并不大。从玉米产量来看,培训农户组明显高于未培训农户组,两者均值相差69.47斤/亩,从整体上看,参加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培训的农户玉米产量比未培训的农户高。

表2 样本描述性统计情况

1.4 玉米产量的差分分析

为了验证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培训对玉米产量的促进作用,本文运用方差分析参加培训与未参加培训农户在玉米产量上的差异。

表3方差分析结果显示,F统计量为13.671,显著性水平为0.000 2<0.01,拒绝假设H0,接受假设H1,差分分析结果显示,培训组农户玉米产量与未培训组农户玉米产量具有显著差异。

表3 农户玉米产量单因素分析

2 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2.1 培训与未培训产量差异

将指标变量数据导入到建立的生产函数模型,在eviews7.1软件中进行模型回归,模型的最终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培训变量回归系数为0.114,在0.01的显著水平下对提高玉米产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培训对玉米产量水平提高有正向促进作用,接受过培训的农户玉米产量水平比未培训的农户高11.4百分点。按照2013年我国玉米单位面积产量为803斤/亩来计算1,培训农户每亩玉米产量比未培训农户高91.54斤。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培训与配方肥使用的交互项在10%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符号为负,系数绝对值小于0.1,说明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培训促进玉米增产的手段中,在引导农户优化施肥结构方面的促进作用还未显现。今后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培训需要在引导农户优化施肥方面加大力度。

表4 玉米生产函数的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2.2 不同培训主体的产量差异

为进一步分析不同培训主体对玉米产量水平的影响,以培训主体为标准,把农户分为三组:科研单位组,农技站组,非政府组织组,其中这三组均包含了未培训的农户,目的是比较不同培训主体环境下培训农户与未培训农户的玉米产量高低以及对比不同培训主体间的培训增产效果。

获得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培训服务的农户样本如表5所示,由统计结果可知,为农户提供培训服务最多的是农技推广部门。

表5 获得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服务农户样本分布

培训主体模型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模型1中科研单位的系数为0.159,在10%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符号为正,说明科研单位提供的培训对玉米有显著增产作用;模型2中农技推广部门的系数为0.093,符号为正,在0.01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农技部门培训对玉米产量有显著促进作用,由农技部门培训的农户比未培训农户玉米产量高9.3个百分点;模型3中,非政府组织变量的系数为0.240,在0.01水平下显著,说明由非政府组织提供培训服务的农户的玉米产量比非培训农户高出24个百分点;值得关注的是,非政府组织培训的回归系数绝对值是所有培训主体中最高的,反映出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培训中,非政府组织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进一步分析非政府组织内部三个培训主体分别对玉米产量的影响,本文按照培训主体类型把农户划分为三组:合作社组,农资店组,肥料企业组,对每组主体的培训效果分别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模型1中合作社培训对玉米产量提高有正向促进作用,但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在促进玉米产量提升的培训主体中,合作社并不是关键的影响因素,合作社对农户培训产生的玉米增产作用需要进一步挖掘;模型2中农资店培训回归系数为0.264,在0.01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农资店培训对提高玉米产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由农资店培训的农户玉米产量比未培训农户高26.4百分点;模型3中肥料企业培训在0.05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系数为0.223,反映了由肥料企业培训的农户比未接受任何培训的农户玉米产量高22.3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农资店培训系数值在所有培训主体中最高,其次是肥料企业,表明农资店、肥料企业在宣传、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可能与农资店与农户接触频繁,对农户的需求了解更全面,肥料企业提供的培训内容更专业、针对性更强有关。

综上所述,科研单位、农技站、合作社、农资店、肥料企业五个培训主体的培训均对玉米产量提高有正向促进作用。由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培训与配方肥使用交互项的系数符号可知,培训主体通过引导农户优化肥料施用结构来实现玉米增产的潜力还未挖掘出来。

3 研究结论

本文以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培训为例,分析比较了不同培训主体的效果,主要研究结论为:1培训对玉米增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接受过培训的农户玉米单位面积产量比未接受过培训的农户高11.6%;2农技推广站、合作社、农资店、科研单位、肥料企业提供的培训服务对玉米产量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其中农资店的促进作用最明显,其次是肥料企业和科研单位;3培训主体在引导农户优化施肥结构,实现玉米增产方面的潜力需要进一步挖掘。

表6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培训主体对玉米产量水平的影响

表7 非政府组织培训对玉米产量水平的影响

4 政策启示

本文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为,培育以市场为主导的多元化农业技术培训主体是进一步提高农业技术培训效果的措施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市场导向型的农业技术培训主体希望多卖肥料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与政府希望农户减少化肥施用量之间存在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需要构建一种能在企业目标与政府目标之间达到平衡的服务机制。具体措施包括:1构建市场化运作的农业技术培训体系,政府主要提供公益性的培训服务,市场主要提供经营性的培训服务;2在硬件方面,为非政府部门提供培训设施,在软件方面,加强农业技术培训人才向非政府部门的输送,丰富培训内容,注重培训效果;3采用政府购买服务、合同外包等方式,引导非政府组织参与农业技术培训;4向非政府部门提供适当补贴,以弥补非政府部门在实施政府引导农户减少化肥施用量政策中可能会带来的利润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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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政策实施效果评估 篇5

1 材料与方法

1.1 疫苗接种率调查

1.1.1调查单位和对象。以乡(镇、街道)为单位开展接种率调查,选择2009年9月1日—2011年8月31日出生、且在被调查县区内居住≥3个月的儿童为调查对象(不包括外籍适龄儿童)。非本地户籍且在当地居住<3个月的适龄儿童作为调查对象,需填写调查表,但不作为接种率统计对象。

1.1.2调查疫苗接种品种和剂次。乙肝疫苗3剂及首针及时接种、卡介苗1剂、脊灰疫苗3剂、百白破疫苗4剂、A群流脑疫苗2剂、含麻疹成分疫苗2剂、乙脑疫苗2剂/3剂及甲肝疫苗1剂/2剂。

1.1.3抽样和调查方法。采用批质量保证抽样方法(LQAS),在每个乡(镇、街道)调查2~3岁组适龄儿童42名(2岁组为2010年9月1日—2011年8月31日出生儿童,3岁组为2009年9月1日—2010年8月31日出生儿童,现场调查要求每乡2岁和3岁儿童均≥18人,尽量保证调查对象年龄组均衡)。采用入户方式调查,调查员填写适龄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情况入户调查表。

调查村抽取:在调查乡(镇、街道)随机抽取5个行政村(居委会、社区)进行调查,其中乡政府所在地的行政村(居委会、社区)为必选,其他4个行政村(居委会、社区)随机抽取。不足5个行政村(居委会、社区)全部抽取。

调查儿童抽取:对于选定的调查行政村(居委会、社区),根据该村2012年(或最新)人口登记、户籍登记、门牌号、自然村(小区)及住户数量、居民健康档案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档案(选取覆盖率最高的一种)等,利用系统抽样方法确定调查户。

若调查户中有1名适龄儿童,则调查该儿童;有几名适龄儿童,随机抽取1名调查;无适龄儿童,选择距离最近的户继续调查(在户数累计号段内调查),直至找到1名适龄儿童。当调查区域为楼群时,可按门牌号顺序由楼下到楼上寻找最近户,如此门牌号无适龄儿童,在临近门牌楼内继续调查,直至找到1名适龄儿童。

1.1.4接种情况和接种率判断。调查儿童有接种证和接种卡(或预防接种信息系统个案资料),以接种证记录为准;无接种证但有接种卡,以接种卡记录为准;接种证和接种卡均无,判定为未接种。

接种率判断:分疫苗、分剂次判断以乡(镇、街道)为单位接种率。乙脑减毒活疫苗第2剂或灭活疫苗第3剂、甲肝灭活疫苗第2剂只用于评估3岁组儿童接种率。在42名适龄儿童中出现某疫苗/剂次≤1名未接种者,判定该乡某疫苗/剂次接种率≥90%;若出现≥2名未接种者,判定该乡某疫苗/剂次接种率<90%。

质量控制:接种单位提供的儿童接种登记情况不作为适龄儿童抽取的抽样框。适龄儿童的寻找避免人为误导。入户调查至少由2名经过培训的人员组成。1人负责调查,1人负责监督审核。调查时如该户有适龄儿童,应核对户主和适龄儿童姓名。审核调查表发现漏项时,应当天查明原因并予以补充,必要时要补充调查。

现场调查过程中,不可集中访视幼儿园适龄儿童。现场调查要尽量安排在合适的时间,以保证入户调查能够找到适龄儿童。调查数据库实行计算机双人双录入,不一致再核对检查。

1.2 计划免疫接种疫苗可预防疾病发病率调查

通过传染病疫情报告网络收集计划免疫可预防传染病发病情况,与计划免疫疫苗接种率结合评价计划免疫接种效果。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五峰县地处鄂西南,国土面积2 400 km2,辖5个镇3个乡,108个行政村。在册总人口数203 340人,实际常住人口约145 000人,其余均外出读书、务工。地形和人口特点是山大人稀。全县共设8个预防接种门诊,16个村级接种点,其中0~6岁儿童数10 352人。全年开展12次常规冷链运转,80%适龄儿童以乡镇卫生院接种门诊定点接种方式进行接种。

2.2 接种率调查结果

本次调查共调查1个乡5个行政村,抽查儿童294名,其中男163名,女131名,男女比例1.24∶1;2岁组和3岁组儿童各145名和149名,比例为1∶1.003。

294名被调查儿童预防接种建证建卡率为100%。疫苗漏种情况,除付家堰镇有2种疫苗、采花乡有1种疫苗漏种人数≥2人外,其他6个乡每种疫苗漏种儿童数均≤1人,见表1。

例

按照接种率判断标准,8个乡镇疫苗接种率均≥90%。从接种疫苗的种类来看,乙肝疫苗3剂次、卡介苗1剂次及脊灰疫苗4剂次,接种均达到了100%。乙肝疫苗及时接种241人,及时接种率为96.78%。原因是有禁忌症(早产、低体重或出生时情况较差新生儿)的新生儿不能及时接种,见表2。

百白破疫苗4剂次、含麻疹成分疫苗2剂疫苗全程接种率分别达到99.60%;百白破疫苗和含麻疹疫苗分别有1例次没有接种,分别是百白破第四剂次和麻疹第二剂次。

A群流脑疫苗全程接种率为99.20%,有2名儿童未完成全程接种,都是第二剂次未接种。乙脑疫苗全程接种率为98.39%,未种的4剂次疫苗都是第二剂次。甲肝疫苗全程接种率为96.79%。所有调查对象都接种一剂次疫苗,有8例未接种第二剂次疫苗。

未完成全程疫苗接种对象的有15例,其中1例为预防接种禁忌症不能接种,4例为患病未接种,11例在接种疫苗期间随父母务工外出。

2.3 疫苗可预防疾病发病情况

麻疹、脊髓灰质炎、白喉、百日咳、乙脑、甲肝、乙肝、流脑及甲肝近20年发病情况见表3。

从五峰县近20年疫苗可预防疾病的发病情况看出,甲肝、麻疹和风疹发病率呈明显下降趋势。脊灰、流脑、白喉及百日咳已经10余年没有病例出现,已达到消除水平。

3 讨论

本次调查表明,五峰县儿童免疫规划各项工作得到落实。8种疫苗的全程接种率达到95%以上。五峰县近5年疫苗相关疾病如甲肝、麻疹及风疹呈逐年下降趋势,脊灰、流脑及百白破10余年无病例出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中传染病网络直报疫情资料),预防接种工作已在保护儿童健康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1]。

五峰县采取以乡镇卫生院接种门诊为主开展儿童接种工作切实可行。目前,对山区县开展儿童免疫接种时以村卫生室为单位还是以乡镇卫生院接种门诊为单位接种存在争议。从五峰县的情况来看,以乡镇卫生院接种门诊为主的接种服务方式切实可行。两种接种方式各有其优缺点。乡镇接种门诊的优点是:人员素质较高,接种实施计算机信息化管理,疫苗运送环节减少,保存条件好;接种质量好;降低疫苗损耗;消毒严格,群众信誉度高。缺点是:儿童接种不便;天气变化影响,路途远影响到点率;流动人口、计生外儿童到点率低。村级接种点的优点是:对应接种对象熟悉情况;儿童家长方便。缺点是:接种技术相对较差;疫苗损耗较大;个别不按免疫程序或不按要求接种。我们通过平时的走访调查发现,群众对乡镇接种门诊预防接种好的意向反应率最高,说明实行以乡镇卫生院门诊为主的预防接种最受欢迎。究其原因,除以上所述优点之外,还有利于加强安全注射的管理[2]。

笔者认为,目前五峰县需进一步完善现有的接种门诊。由于地域条件、交通不便、天气变化、农忙、计划外生育儿童及流动儿童等多种因素的存在,一个时期内村级预防接种方式仍将持续存在,基层农村接种方式需要多元化[3]。村级接种点是我县免疫规划工作的有生力量,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需要卫生计生及免疫规划业务部门加强村级医生的管理,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和技术培训,同时引入竞争机制,调动乡村医生自觉参与计划免疫工作的积极性,增强专业人员责任心,与乡镇接种门诊无缝对接,不留免疫空白,以适应日益繁重的计划免疫工作任务[4]。

从疫苗的接种率来看,原来的老五苗(卡介苗、乙肝疫苗、百白破疫苗、脊灰疫苗和麻疹疫苗)接种率较高。扩大免疫规划的疫苗接种率较低。说明在预防接种的健康教育方面存在薄弱环节,今后要进一步加强免疫规划的健康教育力度,使家长能积极配合,提高新疫苗的接种率。免疫规划是一项需要全社会参与的工作,因此,做好免疫规划的健康教育十分重要,不但要面对卫生专业人员、儿童家长/ 监护人,而且还要面对政府和有关部门领导及公众,大力宣传相关政策和技术措施,积极争取政府支持和广大群众主动参与。流动儿童免疫规划工作的开展,要注重社会宣传,要得到村级居民的支持,可以充分利用广播、电视和报纸等宣传媒体,通过张帖宣传画、标语和公告,设置宣传栏,利用每年“4·25”免疫宣传日和其他流动人口居住地、工作场所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工作,广泛宣传普及预防接种知识,引导群众自觉接种疫苗[5],加强对流动儿童的管理,提高疫苗接种率。从调查的漏种原因来看,大部分疫苗漏种是流动儿童,特别是五峰县系山区县,大量儿童在2岁以后随父母外出务工,村级卫生室对本村外出儿童联系不畅,导致疫苗不能及时接种或漏种。采用健康教育干预能促使流动儿童疫苗接种率显著提高。在健康教育干预中,还应增加二类疫苗和相关传染病危害性知识教育,提高家长对二类疫苗的重视程度,更好地发挥疫苗在传染病控制方面的作用,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6]。影响流动儿童接种率最主要的因素在于家长缺乏预防接种知识,忽视其重要性,另外预防接种通知形式、通知人员类别和家长对当地预防接种单位的熟悉程度也影响着流动儿童预防接种的服务利用状态[7]。实践证明,将健康教育融入免疫规划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中,建立一支培训有素的健康教育队伍,开展多种形式的健康教育,是促进免疫规划工作,提高预防接种率,防控传染病,保障儿童健康的有力措施[8]。

为了有效防止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发生,基层接种人员往往对接种禁忌症掌握过度严格,导致了不适当的禁忌症[9],使本可以接种疫苗的儿童不能按时接种。全社会应共同努力营造和谐医患关系,特别是媒体要科学地宣传疫苗接种在保护儿童健康方面的作用,使基层预防接种人员能有一个宽松的服务环境。

摘要：目的 了解五峰县扩大国家免疫规划工作实施情况,评价其效果,为完善免疫规划工作策略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批质量保证抽样方法(LQAS),采用入户调查方式,调查适龄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通过国家传染病疫情信息网收集疫苗可预防疾病发病数据,评价接种疫苗控制传染病的效果。结果 8种疫苗的全程接种率达到95%以上,相关传染病控制在较低水平。结论 五峰县儿童免疫规划工作落实情况好,预防接种工作已在保护儿童健康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D政策实施效果评估 篇6

本文以上海市长宁社区医疗卫生服务综合改革政策评估为案例进行研究，提出了政府公共政策实施后，对其进行评价的指标体系内容，评价的主体、评价的主要对象、评价的方式和途径等。本文主要内容包括：(1)建立公共政策评估的逻辑模型;(2)设计政策评估的指标体系;(3)对上海市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政策评估的案例研究。

为了更好地发挥社区卫生服务“预防、保健、医疗、康复、健康教育和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六位一体功能，创新社区卫生服务模式和运行管理机制，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政府根据区域实际情况，于2005年9月开始正式实施了“三医联动”、社区卫生服务模式和运行机制的综合改革试点。经过一年多的试点工作与运行，长宁改革已经积累了初步的经验与成效，本课题组在过去已有的调研和跟踪观察的基础上，对本次改革的试点情况作一个相对全面的政策评估。

二、政策目标与政策实施：一个效果评价模型设计

（一）改革的政策目标

长宁区的医疗卫生改革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出发，坚持以人为本，切实加强公共卫生、疾病预防和基本医疗工作，有效利用卫生资源，坚持为民、便民、利民的宗旨，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看病贵”和“看病难”等问题，推进社区卫生服务的综合改革和全面发展。具体来说，改革的目标可以分解为以下三个方面：(1)保障群众基本医疗，减少医药费用浪费，杜绝不合理检查，切实减轻病人的经济负担;(2)完善医疗保险基金管理和支付办法，年度医疗保险基金费用发生数控制在核定的预算经费内;(3)促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充分发挥“六位一体”功能，凸现社区卫生服务的公益性，使社区居民得到综合、连续、价廉、便捷、优质的社区卫生服务。

综观长宁区“三医联动”与社区卫生服务的综合改革模式，其改革目标具有几个基本的特征。

首先，改革的政策目标方向性明确。长宁区“三医联动”改革凸现了社区卫生服务的公益性与综合性，以达到减轻群众“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问题;无论是改革政策的方案设计，还是政策执行效果的评价，都要以是否有助于顺应和实现这一目标为准则。

其次，改革的政策目标具有一定可度量性，即改革目标是否具有可行性，能否实现以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都可以一系列的可操作化指标来加以度量，如表示机构服务质量与效率评价指标的“次均费用”，以及公众满意度测评指标。改革目标的可测量性决定了长宁医疗卫生改革目标是否可以实现相应的绩效管理的程度。只有通过这样的长期绩效目标管理，才能稳定地提升和改进卫生服务机构的效率以及服务的公平性。

最后，改革目标既具有现实性，又具有挑战性。长宁医疗卫生改革的现实性在于：一方面，社会群众由于“看病难”和“看病贵”问题对医疗卫生体系的改革呼声以及压力日益强烈;另一方面，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都对推进医疗卫生改革具有坚定的决心和信念，因此，顺应民意的改革势在必行，这就为长宁区的改革目标提供了可靠的现实性基础。但是，长宁的医疗卫生改革也具有极大的挑战性与风险性，因为这次改革不仅涉及政府、医疗机构、公众乃至医保机构和药品流通部门等多方关系的重构，而且受到传统医疗卫生体系的历史惯性、民众期望模式的改变以及改革配套性的制约。改革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观念与组织行为方式的转变, 以及社会公众对此服务模式转变的态度评价和可接受性。无论哪一环节出现问题, 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六位一体”服务的综合性与公益性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或者公众对此不理解或难以接受, 都有可能致使改革失败。

（二）政策实施效果评估模型

一般而言，对社区医疗卫生改革进行全面而细致的评估，是需要付出大量智力与体力的努力。我们需要检查每一个细节部分或相关环节的关键行为，但并不是一次或几次就能够准确捕捉到卫生改革对社区卫生和居民健康可能产生的实际影响及其程度。考虑到政策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政策实施的策略与方式都会对本研究评估工作提出巨大的方法上的挑战。为此，必须对本次评估研究的逻辑结构与组织工作做进一步的说明。

为了对社区卫生服务“三医联动”综合改革评估研究提供一个清晰的框架基础，我们将其中的研究逻辑进一步简化为表1所示。从政策过程来看，本研究的评估对象是涉及卫生改革的政策目标、政策设计与实施及政策效果等三个最基本的环节。而从政策改革的方向性来看，改革的最终政策目标是加强公共卫生、疾病预防和基本医疗工作，有效利用卫生资源，解决人民群众“看病贵”和“看病难”等问题，与之相对应的政策设计与实施的方向性就是要通过“六位一体”的模式来改进社区卫生服务供给能力，其方向性的效果最终是要改善社区居民的健康状况。但具体来看，改革的直接政策目标是要提高社区卫生服务体系的制度能力，与之相对应的政策设计与实施是重新构造相应的卫生体制与组织架构、团队与服务模式、质量控制与管理、收入补偿机制以及权力与责任分配等;其实际追求的政策效果则可以通过以下指标加以度量, 如病人流向;居民的认知、利用与满意度;费用控制;配置效率;社会公平;常见病、慢性病发病率等。

由于改革的政策过程与衡量政策效果的指标之间存在十分复杂的关系，有必要对评估的体系进行分解以便更清楚地展现出社区卫生服务改革评估研究的逻辑结构。为此，我们将评估的体系大致分为政策目标过程评估、组织机构与公众满意度评估、改革政策实施的成效评估三个部分。其中，政策目标过程评估更多地从政府的视角观察政策的目标与政策设计以及实施之间的逻辑关系;而组织机构与公众满意度评估则分别从社区卫生服务的供给方和需求方两个不同的角度评价社区卫生服务供给能力的改进(“六位一体”)状况、团队与服务模式和员工激励程度以及公众对社区卫生服务的满意度水平。最后，直接从改革的成效角度进行综合评价，如病人流向;居民满意的社会效益;费用控制;配置效率;社会公平;常见病、慢性病发病率等。限于篇幅，本文以下经检验部分则仅仅以政策效果评价为例，而不涉及政策目标与设计过程的评估。

（三）研究方法及数据调研说明

评估工作主要是根据政策目标和政策产出，开展专题性调查，整理和使用以往的相关数据资料，对社区卫生服务综合配套改革及其结果作出评估。本研究采用的是2006年10月对上海市长宁区的两个街道随机抽样入户调查数据。该项调查样本为1010份，回收的有效样本为1007份。调查对象为上海户籍居民家庭，所有家庭成员均为非沪籍人口的外来户家庭不属于调查的对象。

三、长宁社区医疗卫生改革的政策效果评价

（一）政策目标与执行过程评价

1.改革目标管理模式比较清晰。从过去以经济效益为核心的考核模式向现在的以居民满意度为核心转变。无论是卫生服务中心的中层管理者，还是普通的医护人员，无论是街道居委会干部，还是普通的居民代表，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现在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原来的街道医院不一样了，不再以追求盈利为目标，而是要以服务社区居民和居民满意度为工作目标了。虽然一些居民并不清楚这是政府在为居民购买公共卫生服务，而是认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免费或无偿为居民提供服务，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管理的目标模式转变已经被广泛认同和接受，只是还需要向更多的居民宣传。

2.改革目标的实施和配套政策体系比较完善。改革总目标能够被分解成为具体的子目标，并且能够通过相应的方案被落实和传递。如保障群众基本医疗，凸现社区卫生服务的公益性;减少医药费用浪费;完善医疗保险基金管理和支付办法;促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充分发挥“六位一体”功能;这些改革目标不仅清晰明确，而且都配套了相应的政策措施，具有较高的可实施性和操作性。

3.改革方案具有比较高的认知和接受程度。从机构内部看，无论是管理层(部门科长和全科团队队长)，还是普通全科医生和护士，都对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和较高的热情，对医院向全科团队的倾斜表示理解;从机构外部来看，反响也是十分积极的，社区群众和街道对改革持欢迎和配合的态度，通过这一段时间的试点和运行，很多群众对医院改革给予了“较好”的热情评价。

4.组织机构和管理形态建立并运行起来。组织结构由原来的“三科一室”(办公室、医疗康复科、预防保健科和后勤保障科)转变为5个系统，即全科团队服务系统、全科团队支持系统、病房系统、医技系统和管理系统。以“全科服务团队”为核心的新型社区卫生服务组织和管理模式开始运作，访谈显示，组织运行比较良好，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混乱。管理的平台和团队支持系统的效率改善给访谈者留下深刻印象。

5.改革政策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1)一部分医生和群众对“全科医生”角色的认知和观念没有转变。本来全科医生应该发挥合理的“导医”作用，却总想看所有的病，又想把所有的病都看好。而也有一些人觉得全科医生的标准与理念难以实施：现在的全科医生中除了中医具有全科的优势以外，传统的内外科很难真正做到全科的要求，原来所在科室的诊疗习惯难以将全科的概念融入其中。(2)认为改革成功有很大难度：全科团队的服务内容离改革的目标还有一定的距离。对团队个体的访谈中，大多提及改革还需要时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改革硬件和软件都需要进一步完善。医生普遍认为，硬件上下设到社区的服务点需要的硬件设施还有待健全，软件上团队医生能提供的服务也参差不齐，虽然改革期望整合预防和医疗的多重功能，但不可能一蹴而就，一些医生对改革的质疑也集中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革目标的实现上。(3)有的医生对激励机制存在忧虑。例如，激励考核的主观性难以控制，全科医生担心责任风险可能会增加，而一般的医护人员则可能会担心考核激励机制内在的不公平倾向。

（二）公众利用与满意度

1. 选择率

(1) 患病率与就诊率

对于被访者是否患有慢性病的问题，其中，445人患有慢性病，占45.1%，没有患病的有542人，占总人数的54.9%。过去两周内，249人曾经有过身体不适，占25.3%，有734人没有感到身体不适，占74.7%，大部分人在两周内身体健康。过去两周内，曾经去看过病的有239人，占26.1%，没有去看过病的有675人，占73.9%，其中，有一定比例的慢性病患者没有明显不适症状但仍然去医院复诊或拿药。

(2) 已签约率和愿意签约率

知道社区卫生有签约服务的有369人，占37.5%，不知道的有614人，占62.5%。知道签约服务优惠内容的有245人，占总人数的26.5%，不知道的有681人，占73.5%，显然社区卫生签约服务的知晓率还有待提高。被访者中，已签约的有149人，只占总人数的16.2%，没有签约的共768人，占83.8%，目前的签约率还比较低。目前没有签约的被访者中，246人愿意接受签约服务，占37.3%，126人不愿意接受签约服务，另外287人还未决定，占43.6%。

2. 便捷、合理与有效性

(1) 便捷性

从表2中可以看出，对于社区卫生服务的便捷程度，居民选择最多的是“很满意”，占了43.1%，其次认为“比较满意”的占38.4%，认为“一般”的居民占16.7%，认为“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共占1.8%。

(2) 有效性

对于社区卫生服务的有效性，居民大多认为“比较满意”，占42.3%，其次是“很满意”，占34.7%，认为“一般”的占21%，认为“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共占2.1%。

(3) 收费合理性

关于收费价格，有40.6%的居民认为“很满意”，其次有37.8%的人认为“比较满意”，19.5%的人认为“一般”，认为“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占2.1%。

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居民对于社区卫生服务的便捷性、有效性以及收费价格等方面，都是持认同和较满意的态度。

(4) “乱开药”与“乱检查”现象

从表3中，我们看到，47.1%的人认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肯定没有”出现对其“乱开药”的现象或嫌疑，有28.7%的人认为“大体上没有”出现上述情况，有19.8%的人“不清楚”，有2.8%的人觉得“或许有的”，有1.6%的人认为“肯定有”上述情况。

而对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没有给你‘乱检查化验’的现象或嫌疑”，有44.8%的人选“肯定没有”，28.4%的人选“大体上没有”，20.5%的人选“不清楚”，4.2%的人认为“或许有的”，2.1%的人认为“肯定有”。

3. 居民对于社区卫生服务的满意率

(1) 满意度比较高的服务

社区卫生服务在医护态度、就医环境和实际诊疗时间等方面基本能够满足居民的需求，因而满意度较高：使用过社区卫生服务的居民中，对于这三项评价为“很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加和比率分别为74.6%、68%和67.1%，是满意率最高的前三名，这可以看作是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的比较优势。此外，问卷中所列出的10项中，选择“很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比率超过50%的项目还有排队等候时间(64.9%)、健康教育(61.8%)、预防保健(60.6%)、医疗技术(58.2%)、上门服务(54.2%)和医疗设备(52.5%)。此处需要提醒注意的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发展并非面临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经常抱怨的发展困境，即认为“医疗设备不如三级医院因而很难提高患者满意度”，通过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对于使用过社区卫生服务的患者而言，有超过半数以上的患者对其医疗设备还是比较满意的。

使用过社区卫生服务的居民对于问卷中列出的10项服务评价指标的满意度总体是较高的：选择“不满意”和“很不满意”两个选项的问卷在除“健康教育”之外的其他9项评价指标中均占较低的比率：最高比率为1.4(排队等候时间-不满意)，最低比率为0。

(2) 不满意的服务方面

需要注意的是，对“健康教育”这一服务项目有160人“很不满意”，占总数的19.7%，虽然绝对数不是很高，但相对其他9项指标较低的不满意率而言，该项的不满意率如此之高是值得关注的。

在调查的10个项目中，唯一满意率没超过50%的是“转诊机制”，对于该项选择“很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加和比率为39.2%，而有高达42.7%的被调查者选择“不清楚”，同时，选择“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人也很少，只有4个人。可见，社区卫生服务在建立完善的“转诊机制”方面还有较大发展空间。

(3) 公众“不清楚”的服务项目

选择“不清楚”占较高比率的项目都是未来社区卫生服务发展可以加强的项目，通过加强对居民的宣传，使其对社区卫生服务的内容有所了解，这些项目包括：健康教育(21.6%选“不清楚”)、上门服务(30.1%)和预防保健(20.9%)。

4. 忠诚率

对于已经使用过社区卫生服务的居民，有694人仍然会继续使用社区卫生服务，占使用过该服务的被调查者总数的86.1%，有2.4%的居民明确表示今后不会继续使用社区卫生服务，而有11.5%的被调查者不确定是否会继续使用，这类人群中有一部分可以发展成为社区卫生服务的“忠诚消费者”。

对于从未使用过社区卫生服务的居民，有627人表示今后会考虑使用社区卫生服务，占从未使用过社区卫生服务的被调查者的82.1%，有4.7%的居民明确表示不会考虑使用社区卫生服务。与上面的数据比较可以发现，一旦使用过社区卫生服务，拒绝继续使用的比率要低于从未使用过该服务的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的拒绝率。

（三）政策实施的综合评估：经济与社会效益

1. 经济效益评价

(1）门诊次均费用明显下降

改革通过机制创新，彻底改变了传统的“以药养医，以药养防”的补偿机制，以服务、质量和效率的政策导向取代过去的追求“经济效益”的导向机制。通过实施“医保预付”和“收支两条线”，从源头上彻底切断医疗机构的趋利行为，使社区卫生服务的基本医疗服务行为趋向合理，不合理用药和不合理检查得到了有效控制。社区卫生服务的门诊次均医疗费用出现了明显下降的趋势。

从社区就诊的三大主要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和胃肠炎，可以清楚地显示出，从2003年以来，这三大疾病的门诊次均费用一直在上升，2006年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拐点，两种疾病的次均治疗费用均有明显下降。不仅有效扭转了医疗费用“节节攀高”的快速增长势头，而且医疗费用下降到近年来的历史最低点。

从总体上看，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的次均费用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长宁区的8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次均门诊费用下降幅度在11.33%～23.71%之间，全区的社区卫生服务门诊次均费用从改革前的137.93元下降到改革后的116.20元，平均每次节省了21.73元。改革一年以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门诊量达到1, 752, 045人次，由此可以估算，由于门诊次均费用的降低，全年节省门诊治疗总费用达到了22, 512, 752元。

(2）医保费用快速增长的有效控制

控制医疗保险费用的快速增长是一项世界性难题。导致医疗费用增长的因素非常复杂，有人口老龄化、健康需求提高以及医疗技术水平提高和医学科技进步等合理因素，也有医疗机构趋利行为，导致不合理用药、不合理检查等不合理因素。但由于医疗市场上，医生的“垄断地位和垄断特权”，医生对医疗费用拥有最终和最大的决定权，使得医疗费用的控制政策存在很大变数。为了实现和强化社区卫生服务公益性，本次改革采用“医保预付”和“收支两条线”，不仅从源头上彻底切断医疗机构的趋利行为，而且探索了社区卫生服务医生从医疗服务供给者向“守门人”的转变。第一次通过利益机制的调整，以医疗控制转变医生的利益意愿和利益行为，取得明显的成效，医保总费用的快速增长得到有效控制。这是一项十分了不起的成绩。

改革采用医疗保险基金实施区域预算包干预付制，即以2004年对本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保险基金实际支付数为基准，按照本年度合理增长幅度确定预付总量。2004年向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际支付的医疗保险基金为15, 309.7万元，2005年度医保总费用增长率为16.53%，实际支付的费用增长率为14.98%，2006年实施医保预付制，全年医保资金拨付实施在2004年核定总金额的基础上按7%的比率预付全年医保资金，即实际拨付金额为16, 381.38万元。如果2006年仍然按改革前一年医保实际支付的增长率(14.98%)增长，则2006年的医保总费用将达到20, 240万元。由此，改革所带来的医保总费用的节省达到3, 859万元。

(3）病人就诊的合理分流

引导居民优先利用社区卫生服务，提高卫生资源配置效率，是社区卫生服务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促进城市卫生体制改革的切入点。改革通过两方面来引导居民优先利用社区卫生服务，使得病人就诊合理分流。一是政策引导机制。通过社会医疗保险不同医疗机构的报销比例，以及社区卫生服务的减免政策，来引导居民优先利用社区卫生服务。二是服务引导机制。通过社区卫生服务经济、安全、有效、适宜和便捷的服务，来引导居民优先利用社区卫生服务。并通过社区卫生服务的特点和优势，树立医患诚信，建立稳定医患关系，大大缓和医患关系的紧张，构建以“家庭伙伴式”为核心的新型医患关系。评估调查数据表明，通过一年来的改革实践，不仅是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利用程度提高了，而且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二、三级医疗机构的竞争力明显提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利用已经超过了二、三级医疗机构的利用，占整个门诊医疗服务的40.8%，上升到首位。在基本医疗市场竞争中，社区卫生服务竞争力提高了4.6个百分点，而三级医疗机构下降了5.4个百分点，实现了引导病人合理分流的政策目标，优化了卫生资源配置效率。

根据对长宁区居民健康状况与医疗机构利用调查和长宁区卫生服务统计报表资料，推算全年门诊医疗总人次数为4, 294, 228人次。其中，社区卫生服务的门诊人次数为1, 752, 045人次，二级医疗机构服务的门诊人次数为1, 202, 384人次，三级医疗机构服务的门诊人次数为1, 339, 799人次。对长宁区居民健康状况与医疗机构利用调查资料显示，改革一年来，三级医疗机构门诊医疗服务向社区卫生服务的下沉率为12.9%。即过去在三级医疗机构就诊的病人，其中有12.9%的病人转向到社区卫生服务就诊。由此，估算全年三级医疗机构总的门诊下沉人次数为173, 120人次。根据长宁区卫生局提供的资料估算，二、三级医疗机构的门诊的次均医疗费用为187元，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门诊次均医疗费用为116元。由此，推算改革一年来因居民就诊合理分流而节省的医疗费用为12, 291, 528元。

注:表中括号内的数字单位是百分数 (%) , 即每一选项占同行或列的百分比。

(4）慢性病的有效防治

“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的服务模式在目前的国情下，是解决群众看病贵、看病难的最重要的可行路径。长宁社区卫生服务综合配套改革，不仅从社区卫生服务运行机制和体制上彻底切断医疗机构的趋利行为，而且通过政策价值体系的重构，从追求“经济效益”的政策价值取向转变为追求“经济效率”的政策价值取向，即从过去看一个病得到最大的经济利润，转变为花最少钱看好一个病，改变过去“重医轻防”的服务格局。同时，由于政府公共财政投入尤其是公共预防保健经费投入增加，社区居民的慢性病防治得到有效开展。建立了完善的高血压和糖尿病综合干预的预防模式。高血压管理的覆盖率从2004年的17.82%上升到2005年的35.64%;高血压的控制率由2004年的66.16%上升到2005年的79.18%。2004年，全区并未将糖尿病管理纳入工作范围之内，但到了2005年，仅仙霞、江苏和北新泾三个街道就实现了对1562名糖尿病病人的管理。

作为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网点的社区卫生服务，由于其便捷性、连续性、综合性和个性化服务的特点和优势，对诊断明确的慢性病，通过社区服务的早期检测，定期观察，合理用药，按时足量服药，以及行为生活方式指导等综合干预，可以用比二、三级医疗机构低很多的费用治疗或控制病情。

以实施高血压慢性病管理为例，根据长宁区卫生局相关部门测算，一名高血压患者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的次均费用为106元左右，而在区内二级医疗机构的高血压病门诊次均费用为150元左右，后者比前者高出了44元。一个高血压病人一年的门诊总次数大约在24次。由此，可以估算一个高血压病人，在社区卫生服务控制的费用比在二、三级医院控制的费用，全年约节省1056元。根据上海市疾控中心的“社区高血压管理系统”所提供的数据，长宁区2005年的高血压实际管理人数为16, 840人。根据2006年各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上报的各中心高血压管理覆盖率的数据可以看出，改革启动后的一年比前一年的管理覆盖率各中心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可以由此推断，改革一年来所实现的高血压管理的总人数要大于2005年的实际管理人数。按照保守的估计，以16, 840人来代替改革实施一年来所实现的对高血压病人的规范管理人数，那么按照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二级医院在高血压病人的就诊费用上的差额，可以计算出，通过社区卫生干预控制高血压病情要比二级医疗机构的治疗节省费用达17, 783, 040元。

2. 社会效益评价

随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不断推进，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呼声日益提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医疗费用过快增长。在过去的20多年，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28倍，而医疗费用增长却高达100倍以上。其中，一个备受社会指责和无法容忍的因素，就是医疗机构的趋利行为，导致“乱开药，乱检查”。长宁社区卫生服务综合配套改革不仅从根本上扭转这一趋势，使医疗费用增长控制在一个合理可承受的范围，而且切实减轻了群众的疾病医疗负担。这表现在：一是社区卫生服务门诊次均费用明显下降;二是居民社区卫生服务利用的提高而减轻疾病负担;三是慢性病得到有效控制而节省医疗费用;四是预防保健公共卫生服务的增强，降低了疾病的发病率和因早期发现而降低疾病的严重程度。由于每个人都存在健康需求，长宁社区卫生服务改革几乎给每个家庭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实惠，也由此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来自于居民满意度调查报告显示，有55.6%的社区居民表示今后在生病就诊时会首先选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于曾经使用过社区卫生服务的人群，有98.3%的人表示今后会继续使用社区卫生服务;对于从未使用过社区卫生服务的人群，有71.7%的人表示今后会考虑使用社区卫生服务。75.8%的社区居民认为现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没有“乱开药”的现象，73.2%的社区居民认为现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没有“乱检查化验”的现象，这与目前社会评价中，90%以上的群众认为医疗机构存在“乱开药、乱检查”现象，构成了强烈反差。

96.9%的居民认为发展社区卫生服务体现了政府为民谋利;有85.8%的居民认为社区卫生服务近几年的发展给“自己”带来了实惠和好处;88.9%的居民认为发展社区卫生服务对于增进社会和谐与缓和“看病贵，看病难”具有明显的效用;97.3%的居民认为社区卫生服务的最大受益者是低收入者、老人、儿童、妇女。社区卫生服务发展成效，可以用“5个有”来概括——“看病矛盾有缓解，为民政府有认可，发展共享有体现，社会公平有提高，和谐社会有促进”。

四、结论与讨论

研究表明，长宁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促进了社区卫生服务发展，提高了社区居民的社区卫生服务利用程度，减轻了群众疾病医疗服务负担，有效缓解了居民“看病难、看病贵”的矛盾，取得了良好社会效益，提高了党和政府的亲和力，增强了社会的凝聚力。

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具有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长宁社区卫生服务改革，区政府投入了2000万元，对应的其中几项经济收益为：次均费用下降节约2251万元，病人合理分流节约1229万元，医保增长得到合理控制而节约3859万元。高血压慢性病的社区综合防治节约1778万元，合计产生的经济收益为9117万元。投入产出比为1∶4.56，具有极高的投资收益率。需要说明的是，评估中经济收益的计算是不完全的，仅仅是可计算经济收益中的一部分。如在直接经济收益中，目前长宁社区卫生服务已经普遍开展的糖尿病的经济收益，没有计算其中。此外，长宁社区卫生服务改革，还将产生远期经济收益，包括因预防保健公共卫生服务加强而使得社区居民发病率和死亡率下降所带来的经济收益。因改革的观察时间较短，目前尚无法计算。此外，经济收益也没有考虑因健康水平提高而产生的间接经济收益，以及社会效益所需要的社会经济成本。

建立科学、客观、公正的政策评估机制，不仅是检验过去改革成效的重要手段，而且也是推进和完善政府工作的重要基础。长宁区政府非常重视“评估”的“指挥棒”作用，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尤其强调以群众满意度作为衡量改革成效的重要依据。为此，建立以专业化评估为主、民主化评估为辅的综合性评估机制。专业化的满意度评估机制，通过科学的评估方法，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客观、科学、全面地反映改革进程和改革结果，从总体上更好地把握改革成效，把握改革方向，把握改革重点。本研究证明，科学严谨的第三方政策评估可以起到改革成效的“显示器”和政策完善的“导向器”作用，为政府不断有序推进经济社会体制改革提供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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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赵德余.政策利益相关者行为模式的变化及其对政策决策者的预期含义[C].第三届社会政策国际论坛论文集.2007.

D政策实施效果评估 篇7

一、物流政策评价方法综述

物流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属于政府公共政策评估的范畴。目前关于政策评价方法主要由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政策科学研究专家提出, 其中最具代表性和概括性是韦唐博士提出的政策评价方法和模式。韦唐博士从政府干预的结果着手, 根据“政策实施组织者”的不同将评估模式划分为效果、经济和职业化三种不同模式;并明确了每一模式的内涵和外延, 指出了各自的应用领域及其优缺点。

国内的公共政策评估起步较晚, 目前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在对西方研究理论的综述和阐释。其中陈振明总结了常用的评价方法有自我评定法、对象评定法、专家判断法、前后对比法等四种, 并明确介绍了四种方法的不同应用情景和方法。中科院王瑞祥从政策评估的理论基础、评估标准、评估方法等入手, 对国外的政策评估内容作了简单的概述, 并具体介绍了几种常用的评估模型。杨铭也提出了对比分析法, 即将某城市现行物流政策与其他城市进行对比分析, 从而全面认识该城市的物流政策并找出完善物流政策的方向。上述方法各有所长, 不分优劣, 可以结合实际情况灵活选择应用;但是, 它们大都是对韦唐博士评价模式的阐释和延伸。

此外, 弗兰克·费歇尔认为进行政策实施效果评价时不应超越文化和历史来创造政治和道德中立, 只通过高度精确和数学抽象的符号来评估政策的得失。他认为纯数学的评估方法和模型背后隐藏的是价值中立的理想, 这些评价方法只关注公共政策实施造成的可以量化的事实结果, 没有考虑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程度;在考虑政策投入与政策收益时, 没有考虑政策本身是否合理、合法;在量化数据分析的基础上, 没有进行对社会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影响的思考和论证。因此, 应该采用一种综合考量事实结果与价值维度评价指标的新方法对公共政策实施效果进行评价。而这种新方法就是在政策评价的数学模型或模式中加入弗兰克·费歇尔的价值立场观点, 对公共政策实施效果进行综合评价。因此, 本文的物流政策实施效果评价综合考虑了二者的优点, 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上加入价值维度的指标, 运用FAHP成功地对具体事例进行了评价。

二、应用FAHP评价物流政策实施效果

FAHP评价法是一种将模糊综合评价法和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评价方法, 在体系评价、效能评估的系统优化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 是一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评价方法, 一般是先用层析分析法确定指标集, 然后用模糊综合评价确定评价结果。模糊法是在层次法之上, 两者相互融合, 对评价有着很好的可靠性。它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是一种综合化程度较高的评价方法。FAHP与单纯的模糊综合评价法相比可以有效地减少评价过程中的主观性和随意性。

由于物流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要考虑众多的影响因素和指标, 并且这些指标对物流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程度缺乏充分的实证性研究, 所以, 物流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因此, 物流政策实施效果符合“模糊问题”的界定范畴, 可以运用FAHP方法对其进行评价。以下结合具体事例进行说明。

1. 构建指标集和评语集

(1) 构建指标集

如前所述, 基于弗兰克·费歇尔提出的价值维度观点, 并参考专家意见, 本文将物流政策实施效果评价指标分为两个一级指标, 分别是事实维度和价值维度指标。每一层一级指标包括若干二级指标。表1给出了选定的具体指标。

(2) 确定评价结果等级

对于物流政策实施效果要事先确定评价结果等级, 分别为{特别好, 比较好, 达到预期目标, 勉强及格, 不理想}。相应的, 各评价结果等级按不同的分数段进行区分, 分别对应 (100-90], (89-80], (79-70], (69-60], (59-50]。

2. 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模糊权重向量

(1) 确定判断矩阵

首先, 确定参与物流政策实施效果评价的专家, 然后向各位专家发放调查问卷, 最后回收问卷并通过综合有效问卷之后, 确定判断矩阵如下。

1二级指标层的判断矩阵:

a.价值维度指标的判别矩阵:

b.事实维度指标的判别矩阵:

2一级指标层的判断矩阵

通过计算, 可以确定一级指标层的判断矩阵

(2) 计算过程

运用层次分析法, 并利用数学软件MATLAB对上述矩阵进行运算, 可以得出特征向量w、最大特征值λmax、一致性指标CI、一致性比率CR及其一致性的满意程度, 并且可以判断权重是否可以接受。表2列出了具体计算结果。

3. 构建模糊评价矩阵

(1) 初级评价

通过统计各个专家对各评价指标的打分, 可以得出各评价指标的模糊评价矩阵。

1价值维度指标的模糊评价

对价值维度指标打分构成的模糊评价矩阵:

通过计算可以得出的价值维度综合评价向量:

2事实维度指标的模糊评价

对事实维度指标打分构成的模糊评价矩阵:

通过计算可以得出事实维度综合评价向量为:

对该市物流政策实施效果打分构成的模糊评价矩阵:

通过计算可以得出物流政策实施效果综合评价向量为:

4. 进行模糊层次综合评价

利用公式可以计算出该市物流政策实施效果的加权综合分数为:

由计算结果可知, 该市物流政策的实施效果属于“达到预期目标”的等级。

三、结语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的发展, 政策的方向和内容必然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所以, 评价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指标体系也会跟着发生改变, 特别是价值维度的评价指标, 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尽管运用FAHP评价方法可以有效地减少政策评价中的随意性, 从而更加全面地评价物流政策实施效果, 但是在物流政策实施效果的实际评价中还是要注意到时间推移对实际情况造成的影响, 灵活选定评价指标, 切不可盲目乱套。

摘要：目前, 关于物流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已有一定的理论基础, 但还不完善。其中, 物流政策实施效果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是物流政策实施效果评价的关键环节。鉴于此, 本文认真梳理了关于物流政策的评价方法, 构建了物流政策的评价指标体系, 并运用FAHP评价方法对物流政策实施效果进行了评价。

关键词：物流,政策,效果,指标,评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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