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货币政策新格局

全球货币政策新格局（共5篇）

全球货币政策新格局 篇1

根据IMD对中国总体国际竞争力的判断和分析, 1998年中国的金融体系竞争力排名为42位, 反映了中国金融市场和金融服务的国际差距, 金融体系也是中国八大要素领域中竞争力最低的领域。经过近10年来以注资为主的财务重组、股份制改革、引进战略投资者和境内外证券市场上市等一系列改革之后, 现在的国际竞争力又如何?2007年英国《银行家》杂志公布的全球银行1000排行榜似乎给出了很好的答案, 按市值排序, 我国三家大型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已经跻身世界前十位。但中国人民银行北京管理部所做的一项关于北京地区中外银行竞争力比较的调研也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 为此欢呼雀跃还为时尚早。报告显示, 目前驻京并已开办业务的34家中外银行排名, 前12位均被外资银行占据 (高勇进, 葛兆强, 2008) 。2001年-2006年, 外资银行年均利润增长28.59%, 不良资产率累计下降了5.73个百分点, 2007年末不良资产率仅为0.46%, 外资银行在同业竞争中, 显示出很强的竞争力。

2006年底, 中国银行业依承诺全面开放, 中国的银行业真正迎来了与外资银行正面搏击的时代。2007年3月29日, 汇丰、渣打、花旗和东亚4家转制的外资银行拿到了法人银行营业执照, 从2007年4月1日起全面开办人民币业务。

一方面, 中国银行业综合竞争力还不强, 与国际知名银行仍有很大差距, 却遭遇全面开放, 迎来与外资银行在国内市场上的正面交锋的激烈竞争;另一方面, 全球金融大变革也给中国银行业进军国际市场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中国的银行业如何顶住压力, 迎接挑战, 同时抓住这次重新洗牌的机会在新的国际金融格局中搏得一席之地, 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银行, 培育与经济发展相符合、与经济地位相匹配的金融体系, 本文在实证对比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不仅要注重提高“战斗力”, 同时要辅以合理有效的“战术”, 机智应对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新局面。

一、全面提升服务质量

为什么要把服务质量放在第一位, 我们先来看下面一组数据。至2007年底, 外资银行在中国占到2.4%的市场份额, 有不少的分析冠上了“只有”的形容, 觉得这区区2.4%的市场份额完全不足以撼动我们庞大的根基, 但再挖掘一层来看就是另一番景象了。根据银行业的“二八原则”, 即20%的高端客户创造银行业80%的利润, 和综合考虑外资银行实施的“集中高端客户”战略, 我们很容易计算得出, 外资银行从抢走的2.4%的高端客户身上已经轻松拿走了国内银行业将近10%的利润份额。这个数字足以撼动我们了。

再看另一组数字, 总体上看, 外资银行目前在我国的收入主要包括利息收入、手续费及佣金收入、汇兑收益三块, 2006年三项收入合计占总收入的97.64%;外资银行支出主要集中在利息支出和管理费及业务费支出上, 2006年两项支出占比合计高达94.13% (高勇进, 葛兆强, 2008) 。由此可见, 外资银行在中国的收入和利润模式与中资银行没有多大区别, 也就是说外资银行在我国的主要收入来源也是传统业务, 这点与中资银行并无明显差别。

既然如此, 缘何会出现南京爱立信公司突然凑足巨额资金提前还完了南京工商银行和交通银行的19.9亿元的贷款, 转而再向花旗银行上海分行贷回同样数额款项的惊人之举, 这一事件被称为外资银行在国内争夺高端客户的标志性事件, 引起了国内金融业的激烈震荡。在没有任何研究表明外资银行有比中资银行更优惠的贷款价格的情况下, 只能推测出一个原因, 就是外资银行提供的更加快捷、高效和人性化的服务。

虽然中资银行“冷面判官”和“衙门作风”的形象已经改善很多, 并且也针对高端客户开办了私人银行的业务, 但外资银行“沙发+茶水+微笑”的服务还是略胜一筹。面对客户的多种选择, 中资银行在国内“非我莫属”的时代已经走远了, 现在需要主动开发客户和维护客户;而在国际金融市场, 我们面对的是已经习惯国际知名银行高品质服务的发达国家的顾客, 他们不会用“发展”的眼光去比较你跟“过去”的变化和进步, 他们只会客观地感受和评价你跟竞争对手之间的差别和优劣, 从而决定自己的选择。所以, 我国的银行业需要切实提升创新能力, 丰富产品种类和品种, 满足顾客对金融服务的多样化需求, 同时要更彻底地转变服务理念, 提供更高质量、全方位的服务。在国际竞争中, 质量就是品牌, 这条亘古不变的道理在银行业同样适用。

二、大胆革新人才机制

资金、信息与人才是现代商业银行经营的三大核心要素, 人力资本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人才对于银行业的发展尤为重要, 不管是对复杂的金融衍生品的研发设计, 还是优质高效的柜台服务, 人才就是打响品牌最有力的武器, 可内资银行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从人才引进、培养、转换到输出依然存在很多突出问题。

北京地区的银行招聘很流行这样一段话, “首选是有北京户口的男生, 次选是有北京户口的女生, 再次选是在京外地户口的男生, 末选是在京外地户口的女生”,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体制和制度让户口和性别一举取代能力和技术成为银行选择员工的新标准, 我们更为关注的是在这样的标准下我们用什么来保证强大丰富的人力支撑去跟有序高效的外资银行比拼。国有商业银行也缺乏完善、清晰、市场化的激励机制, 现有激励机制主要是官本位, 以控制权收益为主;个人收益和业绩联系不紧密, 使得员工, 尤其是高级员工和业务骨干, 缺乏足够的激励。

改革都需要大胆和创新, 我们除了要逐步建立市场导向和业绩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和激励制度以外, 还要敢于在一些关键的岗位上引入国际专才。

首先, 建立明确的业绩考核与评价体系, 准确衡量决策机构、管理人员以及员工个人对于银行所做的贡献。在科学、准确衡量业绩的基础上, 改变原有的基数分配、按人员分配以及按级别分配的做法, 推进隐性福利货币化, 根据业绩和贡献进行激励。

其次, 借鉴国外银行公司治理的先进经验, 采取多种方式相结合来增加银行工作人员的收益。核心人才多为知识型人才、进取型人才, 自我实现愿望强烈, 希望在企业中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 偏好宽松自由的工作空间, 勇于承担责任, 追求卓越。因此, 对核心人才的激励不能仅施以单一的薪酬管理, 要辅以能够更多地体现企业为满足核心员工个性化的主导需求而进行的绩效管理、职业生涯发展规划等。

第三, 以素质投资为要点, 突出培训激励。强者愈强是社会法则, 也是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应该鼓励的一种导向, 在知识经济时代, 知识折旧速度加快, 核心人才要特别注重自身素质的不断提升。良好的教育培训, 既是给核心人才充电, 进一步开发其人才资本的主要手段, 也是非常有效的激励手段。

三、准确勾画“走出去”战略蓝图

一方面, 纵观国际大银行的发展史, 当母国的金融环境趋于饱和或者已经在母国取得了强大的市场地位后, 向海外拓展是必然的选择;另一方面,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 改变我国经济大国、金融小国的不利局面, 我国金融业进入国际金融市场逐力, 在国际金融格局中取得与经济地位相匹配的地位也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经过近几年的改革与发展, 与国际知名银行相比, 我国的银行虽在某些方面具有一些明显的比较优势, 比如资本规模, 但在总体实力上还有很大差距, 要想在国际竞争中突破重围, 脱颖而出, 除了稳扎稳打提升“战斗力”以外, 采用明智有效的“战术”也很关键, “走出去”战略就是这个有效的“战术”。吸取老牌国际大银行成功的经验, 走向全球必须要有一个清晰的区域发展战略, 结合我国银行业的发展现状和国内资本的流向, 我们走出去的初期阶段, 目标可锁定在两个地区, 一是欧美等高度发达的金融中心, 二是中国资本主要流向的东亚、东盟以及中东地区。

1. 选择欧美等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 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大量优秀的高端金融人才, 二是成熟宽松的金融环境。在华尔街风暴甚嚣尘上的时候, 我国招商银行却逆风而行, 在2008年底毅然在华尔街设立分支机构, 网络招揽了一大批“刚好”失业的高端金融人才, 他们都是在华尔街这片滚钱的沃土上摸爬滚打多年的精英, 是我国银行业进军国际市场最紧缺的资源, 难怪招商银行把他们视为设立该分支结构最有价值的投资回报。

现代金融体制和竞争规则在我国还很年轻, 在国内成长起来的金融人才尚不能胜任引领我国银行业国际化的重任, 缺乏具有国际化管理经验的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富有创新能力和精通技术的业务开发专才是我国银行业国际化的最大障碍。在高度发达的金融中心开拓业务, 一方面可以利用自身的资金优势吸引优秀的国际金融人才加盟, 快速提升自身的国际业务水平, 也有助于实现本土化;另一方面, 国内派出的工作人员置身于成熟的国际环境, 通过与国际高端人才的交流也能快速成长, 通过这样一个人才引进和派出的过程快速实现我国银行业国际化的人才储备。

在发达的金融市场设立分支机构, 有利于在真实的环境中学习先进的经验, 如不良资产处置办法、管理模式和业务处理流程等, 进而提升整体的经营管理水平。这跟我们学英语是一样的, 在母语国家学习就更快更容易。此外, 发达市场丰富的金融产品线和宽松的制度环境也为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同时发达的金融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还是金融创新产品最好的试验田。最后, 在市场环境和法律体系都更加完善的金融中心, 为我国商业银行尝试混业经营, 走向多元化和国际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实践平台。

2. 根据“客户跟随效应”, 将海外扩张的重点目标放在中国周边的东亚、东盟以及中东等地区, 通过开设分支机构和并购当地银行等多种手段进行扩张, 并逐步将触角延伸至非洲和拉美地区。

之所以采取这样的策略, 首先与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分布有着密切关系。长期以来, 我国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 据商务部发布的《2006对外投资报告》显示, 我国对外投资存量中亚洲地区已经占到了将近70%,

此外, 我国对亚洲的投资, 多属实际扩张中的产业, 它们对跨国银行服务的需求也更大, 是我国银行跨国经营的重要利润增长点和支撑点。同时, 这些地区有着与我国大致相同的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 容易沟通, 管理文化易于融合, 能够有效降低扩张成本。

四、结语

银行业是规模优势比较突出的部门, 通过规模的扩张, 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管理资源和现金流量, 降低成本收入率, 提高资产回报率。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也许就是这个原因支撑了如火如荼的银行国际化进程, 虽然华尔街风暴引发了不少学者对银行业盲目扩张的质疑, 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汹涌浪潮中, 银行业国际化始终是大势所趋。在中国银行业改革20年后, 终于迎来了与国际知名银行在国内和国际市场展开全面竞争的挑战和机遇, 中国的银行业也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下正式步入国际化快轨。笔者所见只是冰山一角, 需要我国银行业精心备战, 做足准备, 灵活应变才能通过国际化进程的洗礼, 最终建立起现代化、国际化、富于国际竞争力的银行体系。

摘要：2006年底, 我国银行业全面对外开放, 外资银行在我国享受国民待遇, 与内资银行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展开了全方位的竞争, 这是一场不见硝烟却异常残酷的战争, 对我国内资银行造成的冲击和影响不言而喻。2008年, 由美国次贷风波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导致众多老牌国际知名银行倒闭, 意外的全球金融大变革也给我国银行业大举进军国际金融市场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文章通过对比分析, 提出了在新时期、新环境下我国银行业进入国际金融市场, 开展国际竞争的新策略。

关键词：国际竞争,服务质量,人才,“走出去”战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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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树生.我国商业银行跨国经营分析[J].金融与保险, 2008 (4)

新常态下全球格局再塑 篇2

新常态是本轮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上描述发达国家经济与金融状况的一个常用说法。进入2013年，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增长速度相比之前明显下降的发展阶段，新常态也因此被反复用来描述中国经济的新形势。

新常态对于中国和世界到底意味着什么？对这一问题的判断，无疑影响着中国经济、社会以及企业的相关决策。

发达国家：恢复发展与协调矛盾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6年后，发达国家陆续进入后危机时代的恢复进程。英国、美国以及危机深重的希腊、西班牙均已经全面进入逐步走出危机、不断修复创伤的调整阶段。

对于英、美等国，新常态意味着经济总体增长速度较危机前略有下降。这些国家在危机后的增长主要来自于金融、房地产、高科技、高端服务业等领域，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协调经济发展与经济恢复过程中的社会矛盾。

尤其突出的问题是，全球化的大格局导致发达国家一大批低技能人群丧失了经济竞争力。在美国，尽管失业率不断下降，但大量人口长期失业且已经不纳入失业的统计。美国的收入差距在扩大，美国的恢复是富人的恢复；在英国，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并不低，但员工薪酬在下降，这是连英国人自己都感到分外吃惊的经济现象。

综合分析，西方发达国家新常态的主要特征是：在全球化的压力下，经济社会体制和政策“向左转”，更加强调分配的公平性，强调对市场机制，尤其是金融市场的约束；同时，增加社会高收入人群的税收。这一点从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Piketty）的新作走红并引发热议中可以得到一定的佐证。

新兴市场国家：寻求经济体制改革

中国之外的新兴市场国家，在这一轮金融危机初期所受到的影响相对有限。从2009年开始，当发达国家大规模推行量化宽松及其他宽松的货币政策之后，大量资本涌入新兴市场国家，再加上中国经济迅速恢复所带来的对大宗商品需求的上涨，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出现了一轮蓬勃发展的格局。

不幸的是，这一轮发展的基础并不牢固。因为不少国家的市场机制并不牢固，宏观管理并不够稳健。当2013年初美联储宣布将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时，新兴市场国家遭遇新一轮撤资的冲击。可以预计，在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调整的影响之下，这些国家的新常态将是经济整体增长速度的低迷，而这个低迷的过程，又会刺激一部分新兴市场国家不得不推行一些面向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

因此，新兴市场国家新常态的基本主题，是在低增长时代寻求经济体制的改革，试图为新一轮的增长创造一个制度基础。简而言之，“向右转”。可以肯定的是，部分新兴市场国家能够抓住机遇，推行改革；而其他一些国家很可能回避改革，将经济推向更加艰难的困境。

中国：新旧增长点的拉锯式交替

新旧增长点的拉锯式交替将是中国经济新常态最明显、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出口与房地产是中国两个旧的经济增长点，它们将会有一定反复地退出。

总体上看，由于中国经济的体量在不断增长，世界市场将难以支撑中国出口的持续增长，所以，出口以及贸易顺差占中国GDP的比重将不断下降。这个过程也将是波动的。

在中国城市居民基本住房需求大致得到满足后，金融市场的调整使得百姓的投资回报率上涨，房地产增长也开始出现波动式的下降。这些旧增长点波动式的下降与新增长点不断波动式的上升，为整个宏观经济的增长带来阵痛。

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有三个：第一是长期性的、公共消费型的基础建设投资；第二是各种生产能力的转型和升级，包括高污染、高能耗的产能的升级，这也不可能是线性的、平稳上升的，一定会出现波动，也与资本市场融资成本的高低以及政府产业政策的调整有密切的关系；第三是居民消费。

问题的关键是，旧增长点的退出是波动性的，新增长点的发力也不是平稳的，因此，未来三五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会出现波动。

传统的宏观经济波动更多来自于总需求的波动，包括投资需求的波动，政府需要经常性地踩刹车，通过各种政策和行政手段来应对。而在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下，宏观经济波动的本质是新老增长点的交替。这种交替将不断导致增长的内在动力不足。因此，宏观政策在这段时间基本的主题将是稳增长，采取各种措施来催生新的增长点。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公共消费型基础建设投资的投入。这种投入在一定程度上显然需要政府来主导，这也是政府稳增长的主要发力点。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第二个表现就是潜在的、渐进式的，并没有完全被观察者所识别的结构调整。它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劳动工资率的持续上涨。蓝领工人劳动工资上涨已经带来了资本取代劳动力的趋势，各行各业都在想方设法提高资本对劳动力的比重。伴随资本取代劳动力，资本积累将会加速。

二是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除特大型城市外，户籍已经基本放开，中国劳动人口将实现60年来的第一次自由迁徒。今后，中国经济的区域布局将超出行政规划的约束，呈现各城市、各地区竞争高质量人口的格局，中国的经济地理将会发生重大变化。这一进程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将极为深远。

三是居民消费的比重、服务业的比重均不断上涨。而且，服务业不只是生产性服务业，也包括物流、配送、电商、金融服务等消费性服务业。劳动就业的主要流向也在服务业。

艰难的改革将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与前几轮改革相比，当前改革的重要特点是改革动力的缺位。

改革的动力应该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上层推动改革的能量。这种自上而下的动力现在非常充足，中央特别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但问题是，本轮改革中，基层政府与国有企业显得比较被动，整体上缺少创造力、能量不足。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是一些官员激励不足，胆小怕事，不愿冒头，担心改革引发矛盾，从而导致对自身历史问题的调查和追究。

目前经济领域最引人瞩目的三大改革，第一是金融体制改革。由于这一改革是自上而下推进的，其进展相对顺利。利率市场化未来两到三年内有可能基本完成，民间资本创办的银行已经开始布局，资本账户的开放也已提上议事日程；第二是正在规划中的财政体制改革。其重点是完善税收体制、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得到推进；第三大改革，是大家众望所归但处于相对停滞状态的国有企业改革。国企改革的根本在于进一步的市场化，在于把国企与政府进一步地分离，在于国企要进一步地资本化运营，但是这些方面的探索目前远远不足。

中国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国际规则的接受者，而是正逐步地变成一个积极务实的行动者。通过对国际经济秩序提出改革意见，让国际社会更好地接受中国经济的存在，在国际经济领域，中国要素正在提升，这也是未来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过去30年以来，中国基本处于一个接受国际经济规则、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大进程中。但时至今日，国际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已经是世界经济的“万吨巨轮”，由于国民储蓄率高企，资金雄厚，很快将成为世界第一大投资国，对外投资超过吸引外资，企业规模也随之不断扩大。

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已经成为一个双向反馈的过程，不仅中国经济要进一步接受国际规则的要求、提升国际化水平，同时，中国也在不断对世界经济的运行规则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不断通过各种运作让国际社会接受自己的一些基本诉求。比如，参与创办包括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以此来改善国际经济秩序。

总之，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与世界都进入到一个新常态。这个新常态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塑造新的中国与世界大格局的过程。认真分析、抓住机遇，是中国经济的所有参与者需要学习的必修课。（支点杂志2014年10月刊）

全球货币政策新格局 篇3

区域发展格局演进下中部地区的战略地位及其提升

从总体上看,建国以来,我国的区域发展战略经历了均衡发展、非均衡发展、协调发展、统筹发展4个阶段的演变,中部地区的战略地位也经历了上升—下降—上升的转变。

我国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演进轨迹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区域发展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

以国防安全为导向的均衡发展阶段。建国后,我国工业的70%都集中在东部沿海狭长地带。为了改变旧中国工业基础沿海与内地布局不均衡的格局,以及出于对国防安全的考虑,国家实施了均衡发展战略,提出了“均衡布局,重点发展中西部”的区域发展思路,促进工业布局向内地推进。依据这种战略,国家把50%以上的基本建设资金投入内地,经济重心从沿海逐步向中部转移[1]。

以效率优先为导向的非均衡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总体上实施了以效率为核心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东部经济发展提速,以珠三角、长三角为中心的东部沿海地区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区。非均衡战略的实施促进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缩小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但也导致了我国东部、中部、西部经济发展差距逐渐拉大,地区不协调与不平衡问题加剧,区域间的市场分割与利益冲突更加严重,东北落后、中部塌陷等问题凸显[2]。

以缩小差距为导向的均衡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期,国家开始注重实施协调发展战略,相继推出“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举措,逐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主要是通过产业转移、财政扶持和转移支付等,支持落后地区加快发展步伐,但是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区域失衡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甚至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以科学发展为导向的统筹发展阶段。2007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国务院关于编制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意见》,要求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谋划未来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2009年,在全力应对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密集出台了十几个区域发展规划,培育多个增长极的意图更加明显,区域发展进入新阶段,呈现出“多极并存、多轮驱动”的发展新格局,区域发展战略由“梯度推进”向“点区辐射”转变。

当前我国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新变化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尽管我国已经开始重视区域协调发展,东部、中部、西部、东北等四大区域板块协调发展格局也在逐渐形成,区域发展战略正从“东部率先”到“多轮驱动”转变,内地多个经济增长极雏形初现,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区域发展战略仍然是“粗线条”和“大尺度”。作为一个非均质的大国经济体,我国地理与空间差异较大,产业基础与环境承载力不均衡程度较深,区域发展战略对各区域的发展特征、发展阶段、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等异质性特征关注不够。从中央层面看,难以推出统一有效的区域政策,导致“撒胡椒面”式的投资刺激和政策措施普遍存在,造成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比较优势在某种程度上脱节[3]。

200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政府着眼于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优化空间布局与深化区域分工,一批各具特色的区域发展规划获得国家批复上升为国家战略,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区域概念外,“海西经济区”“关中—天水经济区”“成渝经济区”“中原经济区”等一批区域概念成为新焦点,“3+N”区域发展格局逐渐清晰,这一区域发展格局的形成有着深刻的背景。一是伴随着区域比较优势的变化,产业梯度转移明显提速。目前沿海地区的商务成本快速上升,劳动力供给面临“刘易斯转折点”,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明显提速,不仅是传统产业,甚至一些高技术产业也开始出现大规模内迁现象,未来一段时期,必然出现极化效应减弱与扩散效应增强的现象,“中心—外围”模式面临转型。二是伴随着先行先试政策作用的递减,区域竞争的主要内容明显转变。我国已经在支持部分地区优先发展上推出了各种政策,后进区域在先行先试政策上的空间已经很小,所以目前区域竞争已经由“争资金、争市场、争要素”向“争名分”阶段转变,以上升为国家战略在招商引资、集聚要素等方面获取竞争新优势。三是沿海地区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发展模式弊端凸显,国内价值链构建的重要性得到重视。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沿海地区外向型企业的表现充分说明,我国过度嵌入全球价值链造成了国内区域间产业发展不均衡,阻碍了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优化配置。通过构建国内价值链实现中国制造在世界产业分工地位提升,是我国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4]。

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转向与中部地区的地位提升

随着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由非均衡发展向均衡发展的转向,中部地区在我国未来区域发展格局中的重要地位逐渐显现,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一是“三个基地一个枢纽”提升了中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中的地位。2009年9月,国务院《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明确提出,中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装备制造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在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中部地区的资源优势与产业基础,加上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使其成为当前国内区域产业梯度转移的主要承接地,加之与东部沿海地区在产业分工的错位发展格局,承接产业转移不仅对本地产业升级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也为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型提供了战略空间,能够进一步优化全国区域资源配置,形成更加合理的区域分工体系。二是“两纵两横”强化了承东启西的纽带作用。《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首次提出了加快形成沿长江、陇海、京广和京九“两横两纵”经济带,把中原城市群、武汉城市群、长珠潭城市群、皖江城市带等中部地区的所有城市群都涵盖其中,更全面地为中部地区提出了新的区域发展构架。近几年,国家启动了扩大内需的政策,中部地区地处东西部连接处,“两横两纵”经济带贯通东西,连接南北,显然将在扩大内需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也加强了中部地区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海西经济区、成渝经济区等全国主要经济板块的联系。三是生产要素与战略资源通道优势提升了中部地区的战略支撑地位。中部地区是我国主要的集水运、陆路、航空、油气管网、信息光缆构成的全方位立体交通中心,是北煤南运、西电东送、西气东输与南水北调等重大工程的必经之路,是实现生产要素与战略资源西进、北上、南下、东出最为重要的枢纽和通道,近几年,各项基础设施建设的展开更加强化了中部地区的战略资源通道优势。

区域规划与中部区域发展空间新格局的形成

目前,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承接产业转移明显提速,产业空间布局持续优化,中部六省区域发展空间新格局正在逐渐形成。

中部六省区域发展规划的战略定位

国家批准的中部六省区域发展规划,突出了各个省份在全国区域发展格局中的战略定位,区域定位、发展战略、产业发展重点与区位优势、资源特点、禀赋结构等区域比较优势更加契合。

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作为全国“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武汉城市圈主要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优质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现代服务业中心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加快电子信息、生物技术与新医药、先进环保与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长株潭城市群侧重发展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制药、农产品深加工、机械制造等领域,成为中部崛起重要增长极、具有国际品质的现代化生态型城市群。

江西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战略定位是“三区一平台”,即全国大湖流域综合开发示范区、长江中下游水生态安全保障区、加快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带动区、国际生态经济合作重要平台,重点建设区域性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生态旅游基地,光电、新能源、生物及航空产业基地,改造提升铜、钢铁、化工、汽车等传统产业基地。

安徽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战略定位为合作发展的先行区、科学发展的试验区、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增长极、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基地,把装备制造业、原材料产业、轻纺产业、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等作为重点发展的六大支柱产业。

山西省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作为我国第一个全省域、全方位、系统性的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战略定位为资源型经济转型示范区,全国重要的能源、原材料、煤化工、装备制造业和文化旅游业基地,破解山西产业结构单一、资源生态与经济发展矛盾大的难题。

中原经济区。战略定位为国家重要的粮食生产和现代农业基地,全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示范区,全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板块,全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支点和重要的现代综合交通枢纽,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重点发展汽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轻工、建材等高成长性产业,化工、有色、钢铁、纺织等传统优势产业,新能源汽车、生物、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等先导产业,物流、文化、旅游和金融等现代服务业。

区域规划下中部地区发展新格局的形成

伴随着区域发展规划的出台,中部地区的区域发展战略逐步清晰,中部崛起的空间格局更加明朗,中部六省区域发展正在形成新的格局。

从总体上看,中部地区“四带六圈”的“井”字型区域空间格局雏形初现。所谓“井”字型格局就是沿长江、陇海、京广和京九“两横两纵”经济带,加上武汉城市圈、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皖江城市带、环鄱阳湖城市群、太原城市圈共六大都市圈,构成“四带六圈”的“井”区域空间格局,在发展过程中六省客观上已经形成了以省会为中心的六个都市经济圈,“两横两纵”经济带强化了六省内部依托主要轴线的经济联系,也加强了中部地区与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经济圈以及成渝经济区、关中—天水经济区等其他经济区之间的联系,逐步形成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区域发展格局,这一空间布局不仅符合中部六省的区域发展情况,也加强了中部六省与其他经济区的外部联系,有利于形成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格局。

从六省内部看,各具特色的空间格局正在形成。如江西围绕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形成了“两区一带”功能分区,即湖体核心保护区、滨湖控制开发带和高效集约发展区;安徽围绕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在空间布局上以沿长江一线为发展轴,以合肥和芜湖两市为“双核”,以滁州和宣城两市为“双翼”,构筑“一轴双核两翼”产业分布的新格局;湖北正在以武汉为中心的“1+8”空间布局进一步明确,包括武汉市和周边鄂州、黄冈、黄石、孝感、咸宁、仙桃、天门、潜江8个地级市(或省直管市)的全部辖区;长株潭城市群“3+5”城市群空间结构为“一核、两圈、三轴、四带、五心”,中原经济区“一极两圈三层”的空间布局更加清晰,核心区、以主体区、合作区三区互动融合发展态势逐步形成。山西正在形成以太原都市区为核心,以太原盆地城镇密集区为主体,以阳泉、忻州、吕梁为腹地的“一核一区三组群”的空间格局。可以看出,六省内部的空间结构更加合理,区域发展的耦合性与互动性更强。

新形势下中部六省区域发展比较分析

各具特色的区域发展规划厘清了中部六省的发展思路,已经成为省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带动了中部六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快速发展,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中部六省积极应对,围绕区域规划,抓住产业转型升级的历史机遇,利用金融危机的倒逼机制谋划“弯道超车”,成功抵御了金融危机的冲击,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由表1可以看出,从2010年生产总值、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出口等几个指标看,中部六省均实现了高于全国水平的增长速度,生产总值同比增幅均为12%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幅除河南保持在15.4%外,其他五省均为20%左右,固定资产投资增幅除河南外其他五省均高于全国水平,出口总额增幅六省均远远高于全国水平。

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区域规划的带动密切相关,如2010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共引进省外5 000万元以上项目605个,同比增长12.04%,高于全省同期增幅2.54个百分点,实际进资978.95亿元,同比增长43.09%,高于全省同期增幅2.11个百分点,而皖江示范区2010年实际到位省外资金4 473.3亿元,占安徽省全面实际利用省外资金6 863.7亿元的65.2%,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动力。

中部六省区域发展格局的演进趋势

随着中部六省区域发展规划逐步进入具体的实施阶段,中部地区的外在形态与内在结构都将发生重大转变。

中部六省区域发展格局的调整与分化

与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大经济区不同,中部地区整体上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一个经济板块,覆盖范围广、发展差距大、经济联系少、区域竞争强,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部地区的区内乘数效应较低,反映了中部地区内部各省之间经济联系较弱,产业关联度不高,因而区域内产业发展的相互带动效应较小,中部六省区域发展格局一直呈现分化态势,所谓中部地区的“龙头之争”毫无意义[5]。

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转向以及产业梯度转移提速,中部六省对自身区域发展战略进行了再定位,加快了空间发展战略的调整,“沿海指向”与区域发展战略分异性趋势明显,一些省份凭借区位优势很早就已经在努谋划“脱离中部”的发展战略,湖南省早在2003年就谋划“南下”战略,积极主动加入泛珠三角经济圈,安徽省2004年开始就将新发展的战略定位于“东向”上,积极融入长三角经济圈,2008年安徽正式被国家纳入《长三角规划》范畴,进入泛长三角范围,江西2002年在发展战略上就提出了提出“三个基地,一个后花园”的目标,积极对接长珠闽三大经济圈[6]。

这种积极主动融入沿海经济圈的区域发展战略对湖南、安徽、江西三省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对金融危机冲击下中部六省工业增长轨迹的分析表明,大经济区的辐射是拉动中部工业发展的一个主动力,山西、河南受冲击较大,而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四省受冲击相对小一些。从地域上看,安徽、江西与长三角接壤,受益于长三角在金融危机下加快产业转移,而湖南则属于泛珠三角的范围,湖北位于长江经济带,受长三角辐射较大,反观山西、河南,在地域上就没有这种优势。新世纪以来,安徽、江西、湖南等省纷纷制定了融入沿海经济区的发展战略,致力于承接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金融危机下产业转移进程加快,这些省份的投资和工业增幅均保持了良好的势头。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区域产业转移仍将处于加速期,承接产业升级无疑是中部地区各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中部六省区域发展仍将处于持续分化状态。

中部六省区域发展格局的演进机理

未来一段时期中部六省区域发展格局的演进机理总体上可以表述为,中部地区空间格局演进机理主要由空间分化与空间融合两种内生变量构成,国家区域政策与中部地区腹地效应作为外生变量也是中部地区空间格局演进的重要因素,目前来看,空间分化占主导地位,空间融合尚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

沿海三大经济圈的辐射带动与产业转移加剧了中部地区空间格局的分化。当前三大经济圈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中部地区可凭借资源优势、产业基础、劳动力成本较低等比较优势,主动承接产业转移,促进中部地区产业升级与空间重组,目前,长三角、珠三角对中部地区的辐射带动力较大,安徽、湖北、江西、湖南等受益匪浅。环渤海经济圈对中部地区的辐射效应虽然在不断增强,但明显弱于长三角与珠三角,山西、河南虽然与环渤海临近,但目前受其辐射效应较小,未来一段时期,随着环渤海经济圈的发展,其对中部地区的影响将不断增强,但由于辐射力不同,三大经济圈的辐射将进一步分化中部地区的发展格局。

地方政府行为与政策也将对中部地区空间格局分化产生重要影响。建立在发展竞赛基础上的区域竞争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对欠发达地区来说,地方政府一定程度上行使了一部分企业家职能,在招商引资、产业选择、园区规划等方面中部地区的各级政府都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但是,政府行为也造成了区域恶性竞争、市场严重分割、边界效应增强等负面问题。近几年,中部六省在强化区域合作方面做了许多尝试,但是效果并不理想,从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圈的发展历程看,只有在区域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合作收益大于竞争收益的阶段,区域合作与产业分工才能够全面展开,毫无疑问,中部六省目前尚处在竞争大于合作的阶段,这表明未来一段时期政府行为对区域发展格局的影响仍将是强化分化发展态势。

中部地区产业集聚与中部六大经济圈互动促进中部地区的空间融合。区域空间格局的基础是产业分工合作关系,随着产业结构的演进,区域分工与产业一体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由此促进中部六省的区域合作与空间一体化发展格局,但是,当前中部六省的发展阶段与产业结构决定了这一影响力较弱,中部地区各省农业比重大,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占绝对优势地位,服务业比重相对偏低。中部六省服务业比重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农业和工业比重明显偏高,决定了空间结构布局较为分散,经济发展的集聚阶段尚未完成,未来一段时期产业仍会向中心地区集聚,中心地区对周边地区的扩散能力不足。

腹地效应的发挥影响中部地区空间格局。中部地区是一个区位独特、潜力巨大、承载重大使命的经济区域,“三个基地一个枢纽”的战略定位凸显了中部地区的比较优势,发展腹地经济的优势非常明显,增强中部地区战略腹地效应,就是在发挥中部地区资源、交通以及区位等诸多优势的基础上,强化内陆经济战略支撑,发挥核心枢纽和物流中心作用,拓展内需增长空间,提高资源保障能力,加强东中西互动和区域合作,不断增强区域经济实力、影响力和辐射力,形成我国区域发展新的重要增长极,由于六省在区位特点、资源优势、产业基础、禀赋结构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各省腹地效应的发挥将使中部地区内部空间结构发生重大变化[7]。

中部六省区域发展格局的演进趋势分析

未来一段时期,中部六省区域发展格局的演进趋势将呈现以下特点。

离心力大于向心力,区域分化发展态势继续强化。受沿海三大经济圈的带动,以及六省内部竞争效应增强、区域分工体系尚未形成的影响,总体上看,中部六省在发展趋势上离心力大于向心力,较长时期内中部地区仍将是一个较为松散的经济板块。

集聚效应大于扩散效应,区域性“中心—外围”格局更加明显。从各省内部看,经济发展的集聚度明显不够,省会城市首位度偏低,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决定了经济集聚效应仍将进一步强化,向外围扩散的压力不足,未来一段时期,各省内部产业、资源、要素等继续向中心城市集聚,六省内部空间结构调整加剧,区域性“中心—外围”格局继续强化。

区域竞争大于区域合作,产业分工合作呈现弱化态势。当前,面临着以承接产业转移加快区域产业发展的压力,区域竞争仍将主导区域发展格局,六大城市群内部短期内难以形成区域分工合作体系,中部地区整体上的产业联系与分工较弱的局面难以扭转,中部地区不可能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心区,无论是武汉还是郑州,都缺乏像上海、香港、北京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经济圈中的核心带动力。

六省中心城市辐射的“空白区”多于“重叠区”。中部地区整体上的产业布局将主要沿“两纵两横”经济带展开,伴随着国家有关政策措施的落实,“两纵两横”经济带在集聚生产要素、产业资源、劳动力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将进一步强化,成为六大经济圈辐射的“重叠区”,六省之间的产业关联将主要沿“两纵两横”经济带展开,而六省边界地带由于基础设施、产业基础等差距明显,受中西地带的辐射带动难度比较大,成为六大经济圈辐射的“空白区”,未来一段时期边缘区将会继续弱化。

边界地带的融合需求强于中心城市间的融合需求。新近上升为国家战略的中原经济区,为中部地区融合发展提供了一个新思路,即在中心城市难以抱团发展的情况下,边界地区可以突破行政区划率先尝试融合发展。六省之间存在着很多交接地带,发展阶段相同、地缘条件接近、文化底蕴相近、资源禀赋相似、产业结构相同、区域协作广泛持久,具有合作发展的基础与条件,受中心城市的辐射比较弱,融合发展的需求更为强烈,可以以边界融合突破中部地区一体化发展困局。

基于以上判断,中部地区空间结构将呈现“多核带动、轴线支撑、边界融合”的总体格局,“多核带动”即六大城市圈的集聚效应继续强化,成为带动各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轴线支撑即“两纵两横”经济带将集聚六省产业资源,成为中部地区空间结构的重要支撑,“边界融合”即六省边界地区将会出现逐步融合的态势,形成若干个特色产业跨省域合作区,率先破题中部地区一体化发展。

中部区域新格局政策思考

总体上看,中部地区在未来一段时期仍将是一个松散的经济板块,当前区域发展格局的变化主要集中在内部空间结构上,以六省省会城市为核心的“中心—外围”格局将持续强化,六大城市群的集聚效应继续增强,六省之间的产业关联将主要沿长江、陇海、京广和京九“两横两纵”经济带展开,跨省域边界合作将更加普遍,中部地区将呈现“四带六圈”的“井”字型空间形态,形成“多核带动、轴线支撑、边界融合”的总体格局。

未来中部地区区域发展战略与区域政策重点可以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强化与其他经济区的联系,形成内陆对外开放新格局。通过多边及双边区域合作等方式,强化与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关中—天水、成渝等主要经济区的联系,发挥自身比较优势,促进中部地区与东西部地区之间形成分工合理的产业合作体系,增强在具有优势的产业或产业环节上的核心竞争力,形成内陆对外开放新格局。

增强中部地区内部经济关联。进一步加强区域之间的经济与产业联系,在内部形成分工合理、优势突出的分工格局,进而实现优势互补与共同发展,支持大型企业集团在中部地区的跨省域战略合作及兼并重组,形成合理的区域分工合作体系。

加强中部六省之间的政策协同。强化中部地区合作平台,建立健全政府层面、产业层面、企业层面的合作协商机制,避免恶性竞争与“以邻为壑”的发展政策,降低区域协调的成本,提高区域政策的执行效率,根据发展阶段的演进不断调整政策重点与政策手段,以增强区域政策与区域战略之间的对接,增强政策实施效果。

适时推出中部地区一体化发展规划。目前长三角、珠三角均在强力推进一体化发展步伐,中部地区也应适时推出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避免经济发展中的重复建设、过度竞争等现象,加强地方利益协调,破解区域发展的“囚徒困境”,强化联动发展与集中发展的整体战略意识,避免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圈在发展中已经出现的偏差与失误。

摘要：介绍了区域发展格局演进下中部地区的战略地位及其提升情况,通过分析区域规划与中部区域发展空间新格局的形成,得出中部六省区域发展格局的演进趋势,并提出中部区域新格局政策的几点思考。

关键词：中部地区,区域发展格局,空间结构

参考文献

[1]河添锦.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与政策演变的回顾及启示[J].经济论坛,2010(5):78-80.

[2]喻新安.中原经济区研究[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

[3]刘乃全,刘学华,赵丽岗.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空间结构的演变[J].财经研究,2008(11):23-25.

[4]李细键,范永立.基于博弈论的中部地区区域关系分析[J].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08(12):32-33.

[5]朱美光.基于知识溢出的中部地区协作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1(1):55-56.

[6]卢荣景.中部崛起需要着重解决六个问题[N].人民政协报,2005-7-19(3).

服务业革命：全球经济的新格局 篇4

一、世界经济进入再平衡

金融危机改变了旧有的全球分工格局——即欧美为商品消费国家，中国或其他东亚国家为制造业国家，而拉美、非洲则是资源提供国。金融危机后，这种旧的分工格局已经趋于解体。按IMF的估计，2013年，新兴市场国家和现在的OECD国家基本上并驾齐驱，发达国家消费、中国或亚洲生产、拉美非洲国家提供资源的传统模式难以为继，世界经济需要新的再平衡，发达国家提振制造，中国提高消费率，拉美非洲国家加大工业化推进。

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经济体在过去50 年中的28 次顺差逆转的经验（IMF2009），发现全球经济再平衡过程中表现为三大特征：第一，经济增长降速，平均降速1.2%，但经济存在普遍过热现象，通货膨胀较高，平均上升3.7%；第二，在再平衡过程中最为积极的贡献者为投资，投资上升较多，平均达3.3个百分点，私人消费提高0.8个点，贸易盈余带动明显下降；第三，结构调整和创新加快，特别是非贸易部门的份额明显提高，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就业的重新配置，而中高技术份额显著提高，由此体现一国经济在全球分工价值链中地位的提升。历次全球经济再平衡都能有效地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创新活动加快。

但2008年全球危机似乎不仅仅是通过商品贸易再平衡和各国经济结构调整就能够轻易解决，而正显现为更广泛的服务贸易、货币金融体系、全球公司治理、宏观政策协调规则等更为广泛的领域。

二、正在改变全球规则

全球化是货物贸易不断扩展的过程，金融危机改变了这种趋势。从金融危机后5年的情况来看，旧的全球商品分工格局结束，一般的全球再平衡已经难以解决问题，各国自我结构均衡收敛的同时，突破性的进展在服务业贸易的全球化发展和技术创新推动的能源独立、环保和智能制造的新工业体系建立，只有这样才能完成这次再平衡，但这些新的发展依赖于新的治理规则，通过这些规则的演进，才能有效地推动全球新的分工格局形成。

全球服务业发展指向了全球经济规则的改变，比如说TPP跨太平洋谈判中的竞争中立原则，将劳工标准、能源标准、反补贴标准纳入到谈判中来，并指向政府干预；全球贸易协议谈判则是从WTO的边界开放转向了各国的“境内开放”；而中美投资模式谈判中涉及的“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等，显现出很强的全球新的服务和投资谈判的规则演进趋势。

金融危机改变了过去商品贸易全球化的进程，开始推进服务贸易的全球化。互联网革命现在已经进入了新的架构，这个架构的核心是能方便地为现在全球产业进行大调整，基于互联网主导的服务贸易的全球化，而且也可以基于互联网建立新的智能制造体系。过去，人们认为服务业很难全球化，因为服务项目、人员受到地域限制，服务难以实现全球流动，因而把服务业称为不可贸易部门。现在，依托互联网已经可以实现服务的全球化，服务贸易的范围急速扩大。商品贸易在新国际贸易格局中的比重有所下降，而服务贸易的比重将从过去的20%提升到2020年保守估计的40%。

服务贸易是一个综合性的贸易体系，包括互联网、媒体、教育、医疗、金融体系、知识产权、软件服务等等，美国服务业比重占其GDP的87%，这是美国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也是它要贩卖给全球的东西。总的来说，美国的“再工业化”并不是其政策核心，其核心是服务贸易的全球化。服务业需要的是全球规则的一致化，它对各国知识产权体系、技术标准体系、制度环境都有很高要求，甚至挑战各国的意识形态体系。服务业开放、全球贸易水平的提升对中国是巨大的挑战，因为它涉及全面的境内开放，不积极参与到规则制定中去，已经很难独善其身了。“闷声发大财”的货物贸易时代的规则将无法保证在新的竞争格局下受益。

未来的经济竞争，不仅仅是生产能力的竞争，也是概念创新能力，甚至是意识形态的竞争。例如，欧盟一直想主导所谓全球的低碳经济，它在“绿色生活”这个概念下面隐藏了大量的实质性主张——要更改汽车生产的标准，要决定建筑物的建设标准（建材环保和能源标准），现在美国也开始争夺绿色主导权。在这个背景下，涉及的是方方面面的产业结构调整，包括分散式能源、页岩气等能源独立的主张。大规模制造在欧美已经过时，可以通过互联网依据客户的个性化需求进行定制化的智能制造，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业化以来大规模的工业制造模式。实际上，改变规则不仅体现在服务业上，也体现在制造业调整和创新上。

三、中国的挑战和政策体制选择

任何一国的发展道路都有其路径依赖性，中国经济“再平衡”直接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中国当前仍靠继续加大总需求来稳定经济，但有识之士都意识到了结构性改革是根本。结构改革的关键就是要大力提升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服务业供给，并加快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这些结构性改革必须通过规则和制度建设才能完成，其中，税收和金融的体制改革可以推动形成新的调整机制，激励企业进行发展，完成调整，走向一个更均衡的内生增长路径。

（一）通过开放来促进服务业的发展

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已经到了服务业大发展的阶段，推进中国服务业发展和服务业贸易全球化已成为中国结构性调整成功的关键。然而，中国服务业发展对现有的管理体制是挑战，这一挑战不仅来自于中国服务业发展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低，竞争力差，更来自于制度层面的挑战。中国服务业效率低的原因就是中国的现代服务业都处于管制或垄断状态，如金融、医疗、传媒、信息、教育和公共服务业；只有咨询、餐饮、物流、商业和家庭服务业等是放开的，这就必然导致中国服务业一直都处在较为传统的服务业中，其生产率和竞争力难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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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再平衡过程中，商品贸易出口占GDP的比重越来越低，简单靠商品贸易出口已难以带动中国经济，过剩的出口产能在国内仍需消化。服务业则供不应求，求医难、教育难、养老难、行车和停车难，城市排水不畅通和污染严重，相应公共服务严重缺乏，大量的国民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实际上，服务业已成为中国产业升级的重要方面，但又被管制或垄断，难以提高服务供给和效率。

积极对内开放并改革羁绊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是非常重要的，如服务业应采用“负面清单”（即拟限制的清单，其他都可做）制度来消除过度管制。同时要积极推进上海自贸区等试点，进行对外开放尝试，以开放促改革。归根结底，发展服务业制定新规则最为重要，服务业高质量的发展只能从改革中获得红利。中国未来发展必须要有强的规则和制度建设能力，否则服务业发展受制，国际化受损。

（二）税制改革

1994年分税制改革，到现在近20年了，分税制改革奠定的基于工业化的税收体系，形成了分权式地方竞争模式，这在金融危机冲击的今天已经不适应了。中国维持了30年高增长的地方分权竞争的发展模式，现在成为了结构调整的阻碍。中央要求限制高耗能、高污染、产能过剩的产业，但是地方却在变相鼓励相关行业。比如钢铁过剩现象，河北最近又增加了一个千万吨级别的高炉，新疆又上了中国最过剩的电解铝厂，地方政府在发展时有一句名言，叫“走别人走的路，让别人去死”，在目前局面下，这种结构很难调整。中国的产业转移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大约有80%所谓向中西部转移的资本其实是投在圈地和建厂房上，设备投资非常少。这些产业调整的不确定性，大量由政府造成，因此必须通过税收改革才能矫正相应的政府行为。

未来的分税制改革必须重建地方税制，特别是2012年以来推进了“营改增”后，营业税作为原有地方税的主税种被替代，原有地方税制解体，现在需要重新建立地方税制。当前所有税收都压在制造业、服务业等企业身上，这已经不适合当前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超过50%的历史阶段了。税制应基于城市化进行新的调整，减少企业税收，而把地方税重点放在向居民征税上，包括国外通用的消费税（即由消费者负担的价外增值税）和财产税，纳税应与城市居民社会保障体系支出相联系，从而从纳税权的角度逼迫政府转型。将增值税集中中央，让地方政府一心一意地进行区域服务，当然，不同发展程度要进行不同的调整，只有这样，才能切断地方的过度竞争倾向。当前税收改革的核心是要基于城市化来设计，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征税来源，并相互划分财权和事权，让政府转型为城市服务型政府。对税收格局进行企业、个人综合缴税的调整后，才有可能给企业减税，才能为创新、节能减排、加速折旧和更新改造减税，才能鼓励企业创新和激励企业向绿色方向发展。

（三）金融体系调整

金融危机的冲击增加了国际经济的波动，也冲击了国内的金融体系。中国反金融危机释放出大量的财政和货币资源，对于稳定经济，特别是基础设施上台阶（人均资本存量提高）有着积极意义，但也累积了风险，特别是地方债务等，因此，消除中国债务风险，进而推动利率市场化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仍是未来中国经济挑战的大命题。没有金融稳定和人民币资本项下的开放，中国对外进一步开放是难以完成的，金融体系调整仍是中国最为重要的战略调整。

从方向看，一是要用多种金融手段处理地方债务，让债务可持续，这次金融危机中的债务处理已经累积了很多经验，而中国1990年代处理银行坏账也有丰富的经验；二是要定义金融及其机构的风险，建立储蓄保险制度，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三是逐步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并加大人民币的浮动区间。这些步骤需要与服务业贸易的全球化规则谈判相一致，并要稳妥推进，进而促成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均衡增长。

（作者系本刊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

全球货币政策新格局 篇5

泰达宏利基金公司（简称“泰达宏利”）的一纸拟清盘的公告，让市场把目光聚焦到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基金的退出机制上。

8月20日，泰达宏利公告称，拟于9月7日起以通讯方式召开持有人大会，对终止旗下泰达宏利全球新格局证券投资基金（简称“泰达宏利全球新格局”）的基金合同有关事项进行表决。业内人士指出，如果表决获得通过，这只规模仅剩770万元的基金将成为全市场第一只清盘的QDII基金。

“泰达宏利全球新格局截至8月18日的累计净值为0.929元，即总体上该基金自2011年7月20日成立以来，就没有给投资者赚过钱。这样的产品，是否该给投资者保本补偿呢？否则，发行一只基金，收取了很多管理费，业绩做不好，清盘，合适吗？支持清盘，但前提条件是必须补偿。”济安金信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济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群航如是评论道。

对于这一只基金选择清盘的原因，泰达宏利独家向《投资者报》回应道：“对投资者而言，规模较小的基金各项固定的费用（如信息披露等相关费用）将对持有人的利益有较明显的侵蚀。而对于基金公司来说，迷你型基金由于本身规模较小，投资运行管理也有较大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及时对其进行清盘，是一种理性和对投资者负责的行为，有利于更好地满足投资者需求，保护基金持有人的利益。”

值得一提的是，据Wind数据，截至8月20日，全市场处于清盘红线5000万元以下规模的“迷你”型QDII基金的数量多达39只之多。它们是否会在泰达宏利全球新格局清盘之后逐渐跟进，同样也引起了市场的高度关注。

泰达宏利全球新格局

率先公告清盘计划

公开资料显示，泰达宏利全球新格局基金于2011年7月20日成立，至今已满4年。截至8月20日，该基金复权单位净值增长率为-5.69%，在39只迷你型基金中位于倒数行列。

从规模变动来看，这只基金的规模在去年第四季度曾有过大幅反弹。来自Wind数据，在2014年三季度末，其总份额仅1253万份，但到了2014年四季度末，反弹到4863万份，暴增了近三倍。但好景不长，在海外股市震荡及其他多重因素的影响下，2015年一季度末其规模很快缩水至1016万份，二季度末继续缩水至771万份。

拉长时间周期来看，泰达宏利全球新格局的规模除了成立之初的2013年一季度末达到了5174万份，在清盘红线之上外，其余时间一直徘徊在清盘红线之下。

值得一提的是，该基金之前一直由刘威独自管理，不过从业绩回报来看，刘威自2013年4月9日任职以来，业绩回报为-5.85%，在42只同类产品中排名靠后。2015年5月21日，另一位基金经理刘欣接手共同管理，但刘欣一直是位大忙人，他目前管理着泰达宏利旗下9只产品，分别是泰达宏利中证财富大盘、泰达500A/B、泰达宏利中证500、泰达宏利逆向策略、泰达宏利改革动力、泰达宏利创盈A/B、泰达宏利全球新格局。一个人的本事再大，面对需要打理的9只产品，显然有些超负荷运转。这一点从泰达宏利全球新格局的业绩回报上也不难得到印证。刘欣自今年5月21日接管泰达宏利全球新格局以来，任职回报为-14.06%。

39只迷你QDII面临清盘压力

“QDII基金由于涉及境外投资、外汇额度等诸多问题，并不能像投资内地股市或债市的基金那样能够很方便地转型成为其它类型的基金，此外，随着新基金注册制的实行，基金的壳价值也成为鸡肋，所以对持续低于相关法规中设定的5000万元‘红线’的迷你基金来说，清盘似乎是较为理智的选择。”中信建投证券分析师告诉《投资者报》记者，自2007年9月QDII基金首发以来， QDII基金整体业绩与规模都没有好的表现。来自基金业协会8月17日公布的最新规模统计显示，截至7月底，97只QDII基金总净值规模为611亿元，比6月底的943亿元锐减332亿元。

据Wind数据，截至8月20日，全市场处于清盘红线下的迷你型QDII基金共计39只。其中，从规模来看，列在后十位的依次是广发亚太中高收益美元、招商标普高收益美元、华安纳斯达克100美元现汇、华安纳斯达克100美元现钞、易方达标普消费品美元现汇、华宝兴业成熟市场、嘉实美国成长美元现汇、泰达宏利全球新格局、国富亚洲机会、国泰美国房地产开发，各自规模依次为273万元、325万元、378万元、378万元、420万元、537万元、689万元、770万元、1024万元和1179万元。

从今年复权单位净值增长率来看，除了泰达宏利全球新格局的业绩亏损之外，国富亚洲机会也出现了高达-21.55%的亏损。据国海富兰克林基金公司相关负责人向《投资者报》独家透露，对于国富亚洲机会未来是否清盘正在研究，但还未最终决定。“转型、合并、清盘或是延续，国海富兰克林基金公司将会与持有人进行密切沟通。”这位负责人如是说。

香港内地基金互认对

QDII行业短期影响有限

有市场观点认为，自7月1日正式实施香港内地基金互认以后，借道QDII基金投资海外或许将成为鸡肋。对此，不少业内人士在接受《投资者报》的采访中表达了不同的看法，认为香港内地基金互认对QDII基金的影响有限，更多的影响或许会加速QDII基金产品的分化。

上述接受采访的业内人士指出，QDII产品线经过多年发展已经较为全面，有环球股票、环球债券、区域性股票型、大宗商品类等多种类型，这是中港基金互认计划在短时间内难以覆盖的。此外，内地监管层在引进香港证监局认可的基金时也会考虑避免出现QDII产品同质化倾向的问题。

更多业内专家指出，香港内地基金互认后，QDII基金产品将出现明显分化，一些产品将会受到投资者追捧，比如港股QDII，由于“沪港深基金有机会利用两地市场在投资者结构、交易规则等方面的差异，通过事件套利、估值套利等策略争取获取绝对收益”等预期的存在，所以前段就受到了市场热捧，例如，易方达亚洲精选从3月30日到5月14日的一个半月时间里就大涨了28.7%， 4月8日一天的单位净值更是暴涨了1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