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效果（共10篇）
审计效果 篇1
政府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宗旨就是通过权力来制约权力,从而达到及时发现腐败苗头,遏制腐败蔓延的目的。但观其实际运行效果,目前的政府审计还远未实现该目标,这其中既与审计体制的设计有关,又与审计部门处理处罚违规问题的方式有关。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学者都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审计体制的设计问题上,还鲜有学者从审计处理处罚违规问题的方式入手对政府审计的有效性及其对策进行分析,本文就尝试弥补这一空白。实际上,政府审计对违规问题的处理和处罚不仅是对已发生问题的监督,更是对未发生问题的预警,如果处理处罚方式不得当,就很容易出现“屡审屡犯、屡犯屡审”的低效审计问题,因此,如何从经验角度对政府审计处理处罚方式进行科学的评价和改进就成为提高审计效率的必由之路。
一、政府审计处理处罚违规问题的理论分析
根据我国审计法和审计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审计机关属于行政执法机关,其主要按照审计署规定的程序对被审计对象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行为进行审计,并对其中发现的违规问题依法给予相应的处理和处罚,或者向相关主管机关提出处理、处罚的意见。审计机关处理处罚违规问题的方式有以下几种:上交财政、减少财政拨款或补贴、归还资金、调账处理以及将直接责任人移送至司法或监察部门等五种。根据法学理论,实际上可以将审计机关处理处罚违规问题的方式分为两大类:仅对违规单位进行处理(前四种) 的单罚制和既对违规单位也对违规个人进行处理(前四种加第五种)的双罚制。
到目前为止,大多数法学文献都认为双罚制的效果要好于单罚制,其基本法理依据是个人具有独立的意志,有权决定是否执行一个错误的决定,而且根据民商法,个人在整体的违法活动起主要作用,只有对个人进行处罚才能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因此,理论上来讲,从提高审计效率、预防腐败的角度而言,双罚制的效果要好于单罚制。但是根据震慑理论,刑罚的严厉性是震慑效应或预防犯罪效应形成的必要条件,但刑罚的严厉性绝不是预防犯罪的充分条件,因为严厉程度有一个临界点,只有在要遵循罪罚相当和刑法公正适度条件下,惩罚强度与预防犯罪之间的正相关性才成立,过了这个临界点,就违背了罪刑相当原则,不仅不能实现威慑效应而且会出现效应递减甚至刑罚的负效应。因此,虽然双罚制对于违规个人的处罚具有一定的法理依据,但是如果这种处罚超过了罪罚相当的临界点,反而会使降低预防犯罪的效果。
从以上分析可知,作为预防腐败重要利器的政府审计,其违规行为的处理处罚方式选择对其目标的实现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虽然对违规个人进行处罚是预防犯罪的重要载体,但是这种处罚方式如果超过一定临界点,也会降低政府审计的效率。如果对违规个人的处罚超过一定界限,就很容易造成一种“人人自危”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下,个人即使不参与腐败或者腐败行为较轻,也会受到较严厉的惩罚,这一方面会严重挫伤个人的工作积极性,使其在工作过程中畏首畏尾,责任落实不到位,另一方面则会从反面激励个体放大自己的违规行为,以实现“罪罚相当”,因此,政府审计处理处罚违规问题方式的选择就成为一个在理论上无法辨明的问题,本文从经验角度对其进行实证检验。
二、政府审计处理处罚违规问题的经验分析
为了分析政府审计处理处罚违规问题方式的选择问题,笔者尝试从审计效果入手,即上一年度审计方式选择对于下一年度违规问题产生的影响。本文采用两个指标来测度被审计单位的违规问题,即违规概率和违规程度。而对于处理处罚方式的度量上,分别采用上交财政率、减少财政拨款或补贴率、归还资金率及调账处理率来表示。由于审计机关以行政区划为单位进行审计,因此本文主要使用2002—2013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西藏自治区除外)的数据进行分析,相关的数据主要来自各地审计机关的审计报告和《中国审计年鉴》,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给出了相关变量的统计分析结果。由此可知,首先,各地的违规概率和违规程度存在很大差异,最严重地方的违规概率甚至超过最轻微地方违规概率的5倍,而最严重地方的违规程度则是最轻微地方的上百倍以上;其次,各地在处理处罚违规问题的方式和程度上也存在显著差别,这种差别也普遍在几倍到几十倍之间,而差别最大的恰恰表现在对违规个人的处罚上,处罚最严重的地区平均每单位移送接近一人,而处罚最轻微的地方每五百个单位平均才移送一人;最后,从均值大小而言,各地均突出了对单位的处理和处罚,特别是在上缴财政率和归还资金率方面,但是对于个体的处罚上则明显较轻,单位平均移送处理人数还不到十分之一,这反映了我国政府审计机关在处理和处罚违规问题的方式上较为重视对单位的处理和处罚,而对于个体的处理和处罚力度不大。
在表1的基础上,笔者将进一步分析各种处理和处罚方式对于政府审计效果的确切影响,为相关的决策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根据上文的理论分析,任何一种处理和处罚方式都可能具有最佳的临界点,在该临界点之前,处罚程度越高,预防效果越好,超过该临界点,处罚程度的增加可能会降低预防效果,因此将在计量模型中引入处理处罚方式原始变量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这些变量的二次项,并建立计量模型如下:
Y=b0+b1X+b2X2+ε
其中,Y表示因变量,X表示自变量,X2表示自变量的平方项,如果该处罚方式的威慑效应存在,其系数估计值b2将会为负数,反之则不显著。为了更好地说明各种处理处罚方式对于审计效果的影响,笔者对各自变量分别取滞后一期值,并采用面板模型的估计方法来进行估计,经过Hausman检验和F检验,我们最终使用个体固定效应对模型进行估计,其估计结果见表2。
从表2可知,首先,无论因变量是违规概率还是违规程度,上交财政率、减少财政拨款或补贴率和归还资金率都是显著为负的,且其平方项都是不显著的,这意味着这三种处理方式能够显著降低被审计单位的违规问题,但是调账处理率均不能有效降低违规概率和违规程度,这说明只有惩罚才能够提高政府审计的效率,达到预防腐败、防患于未然的目标,因此,政府审计部门必须被赋予一定的处罚权。
其次,在因变量为违规概率时,归还资金率对其抑制作用最明显,这说明大多数单位都会选择在非财政资金的收入来源上进行违规,因为这些资金的隐蔽性和正规性较差,所以对这些资金的减少会显著降低单位的违规概率;但是在因变量为违规程度时,自变量的影响程度发生了变化,对违规程度抑制作用最明显的不再是归还资金率,而是减少财政拨款或补贴率,这可能是因为向在于财政拨款或补贴,财政外收入和资金来源较少,因此单位或个体会选择资金量较大但是相对于财政收入而言又不是特别正规的财政拨款或补贴,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财政拨款或补贴的减少会显著降低违规程度。
最后,在所有影响因变量的处理处罚措施中,只有单位平均移送处理人数的平方项是显著的,而且显著为负,说明这一处理措施需要政府审计部门格外引起重视。一方面,其实施程度存在一个最优临界点,无论是违规频率还是违规程度,其都存在一个最优的移送人数比例,即20%的移送比率,而根据“二八定律”,在单位中存在违规行为的所有人当中,只需要移送20%的情节较为严重者,剩余的80%可以酌情从轻处理;另一方面,将此最优值与表1中单位平均移送人数的均值8%相比较,可知目前我国大多数区域的政府审计在对个体处理上存在普遍较轻的问题,仅存在个别省份达到了20%的最有要求,还有个别省份存在惩罚个体过重的问题,这也会降低政府审计防范腐败有效性。
注:***、**、* 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三、政府审计处理处罚违规问题的对策建议
综上所述,在对个体和对组织的惩罚中可能存在截然不同的法理机制。根据本文理论和经验分析,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进一步完善财政收支体系和监督机制,最大限度的减少违规问题产生的空间。从审计处理处罚的方式对于违规问题的影响程度而言,将财政外资金收入纳入财政内预算,进一步规范财政拨款或补贴的制度可以有效降低违规的概率和程度,因此提高政府审计效率、达到防治腐败目标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完善政府审计的配套制度建设,最大限度的减少违规问题产生和存在的空间。具体的措施包括将预算外收入和支出纳入预算内收入和支出体系;建立和完善《预算法》;建立健全各级人大、政协和公众舆论对于政府收支特别是财政拨款或补贴的监督力度和程度;切实落实相关的责任追究制度,这样才能使政府审计在最大的限度上发挥其作用。
第二,变处理为处罚,赋予政府审计部门相应的权力和权限。目前政府审计存在严重的“屡审屡犯、屡犯屡审”的问题,其症结在于审计部门缺乏相应的权力和权限,且处罚决定执行不力,甚至难以处罚。由上可知,仅仅对被审计对象进行处理,或者处罚的力度不够,很难起到预防腐败、制约权力的目标。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应增加审计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使其尽量少受行政部门的干预;其次尽可能赋予审计机构必要的处罚权,并保障其处罚决定得以有效贯彻。此外,审计部门自身的执法规范性也亟需提高。
第三,增强对事故责任人和主要行为人的惩罚力度,有效震慑官员腐败行为。由上可知,目前我国政府审计部门在对单位违规问题进行审计时,普遍存在对个体特别是相关责任人的惩罚力度不够,甚至是不惩罚的问题,很难起到防治犯罪的作用,当然也有部分地区存在惩罚过重问题,其也会降低审计的有效性。对此,审计部门需联合相关部门制定审计个体处罚的标准,哪些是主要责任人和行为人,应该如何处理等等。此外,审计部门也应该建立起自身的问责制度和激励体系,对于审计过程中出现的人为失误应该严肃追究,其惩罚力度要大于被审计对象的处罚力度;而对于那些审计过程中认真负责并作出有效成绩的个体和组织予以优厚奖励,才能真正提高政府审计的有效性,达到及时发现腐败问题,有效遏制腐败的最终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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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Ashton,R.H.,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internal control judgments1,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1974,12.
审计效果 篇2
一是关注土地供应环节。审查土地供应计划执行情况，查看当地政府是否优先落实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是否存在因政府原因造成的土地闲置；
对新征用土地，是否严格遵循土地征用政策、法规，是否存在违反政策未报即用、边报边用、少批多占等问题；
对已批复的保障性住房用地，是否存在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的违规问题。对于通过市场方式取得的保障性住房用地，是否存在免费搭乘的情况。对于配建的经营性设施用地，是否严格遵循招拍挂程序，是否存在挤占相配套的保障性住房指标的情况。
二是关注资金筹集环节。审查地方财政是否将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纳入预算安排，是否按照国家政策要求足额配套资金；
审查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在提取贷款风险准备金和管理费用之后是否全部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
审查是否存在地方政府违规减免和欠征土地出让收入问题，出让土地净收益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比例是否达标；
审查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收入是否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是否专项用于住房的维护和管理；
审查企业参与的保障性住房建设是否存在弄虚作假问题。
三是关注工程建设环节。审查建设资金是否存在挤占、挪用或者浪费现象；
审查有资质的企业中标后是否存在将工程层层转包给不符合开发条件的房地产企业建设的情况；
审查建设过程中是否存在虚列材料和人工开支、偷工减料等问题。
四是关注分配环节。审查当地政府是否建立了科学和有效的申请、审核、公示、复核、退出等制度；
审计效果 篇3
一、树立科学审计理念，由“警察”向“参谋”转变
传统的审计理念认为审计就是查会计、查错误、查舞弊。在审计工作中就是查找问题和漏洞，获取各种各样的证据，这种工作定位就导致了工作中只关注眼前的表面现象。同时，审计人员职业怀疑体现在工作中，满脑子都是如何多查出问题来体现审计力度和审计成果，向“一把手”交差，而不关心被审计单位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不去科学推断被审计单位未来的发展变化，甚至出现问题夸大现象。而现代审计在审计理念和审计目的上，由以财务收支真实性为主向以国家经济安全性和提高社会综合效益为主的转变。审计干部由过去的“警察”向“顾问”、“参谋”和“保健医生”转变。审计工作在摸清家底，查找隐患上增加了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审计人员在思想上牢固树立由查账到服务的审计新观念，明确审计为企业服务的同时，也应为被审单位提供服务，帮助被审单位健全制度，完善管理，防范风险，提高效益。如果达到这种审计模式，就会实现审计的增值服务效果，被审单位也会心悦诚服地接受审计建议，积极进行整改，有效地促进整个企业经营活动在健康轨道上行进。同时，要密切关注国际国内内部审计发展动态，跟踪掌握发展趋势，学习借鉴领先实践。重点在审计理念、职能定位、内容拓展、技术方法和质量控制等方面，加强学习研究，吸收借鉴，为深入推进审计工作创新，全面提升审计工作水平提供先进指引。
二、充实审计知识体系，由“专家”向“杂家”转变
以前的审计工作被公认为就是查账，审计人员只要掌握会计知识和审计知识就能满足工作需要。可是今天的审计强调了服务，即：全心全意为企业服务，为被审计单位服务。这就需要审计人员具有渊博的知识体系，多掌握相关的知识，由“专家”向“杂家”过渡。这其中包括：
一是心理学知识。心理学是研究人的心理现象发生、发展变化规律的一门学科，审计工作中就涉及审计人员与被审计人员之间将有大量的心理活动，如何及时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来应对被审计人员的不同阶段的心态，对审计工作将起到关键作用。
二是人际关系学知识。人际关系学是人们在交往过程中的技术、方法和规律科学。审计工作不仅是与帐面、实物打交道，更多的是与被审计单位沟通交流，与形形色色的人员打交道，特别是在调查了解、调查取证和交换意见中，沟通与协调尤为重要。工作中应懂得尊重对方，平等相处。
三是侦查学知识。审计工作中大量取证的过程实质就是在进行侦查工作。在取证中，可以用非常规的取证方法，但取证方式与方法必须合法，要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这点运用在复杂恶劣的环境下取得有力证据，显得格外重要。
四是文学知识。审计工作开展的好坏，审计成果的大小，审计建议质量的高低全部体现在审计报告中。我们的审计报告大多枯燥，不但别人不愿看，连自己都不愿多看，它的作用可想而知。审计人员要多读书，多记笔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加强写作能力训练，将审计报告写成言简意赅、文字、数据、图形集一体的报告。
三、加强思考实践能力，由“管理”向“服务”转变
一是要拓宽审计思维。要学习辩证思维分析，查出存在问题的环境因素和客观条件，不要把问题简单归咎于被审计单位。同时，要肯定被审计单位的成绩，肯定被审计单位在加强管理中取得的进步与成效和积极配合审计的态度。
要学习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思维。注重分析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是体制上机制上的原因？还是管理制度上的原因？查找缺陷，寻找对策，帮助企业进行消缺处理，从根本上杜绝屡查屡犯的现象。
要学习换位思维。学会换位思考，就避免了先入为主，避免了自我封闭。不要总站在自己的立场看问题，从被审计单位的执行和管理角度来审视问题，才可能有全新的视角。既利于被审计单位接受，又能使我们的审计报告或专项审计调查更有力度、深度和广度，增值效果更加明显。
二是要规范审计行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实施《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中，对经济责任审计进行了详实的规定，强调是新时期干部管理和监督机制，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规范审计机构和审计人员审计行为的准则。这就要求审计人员掌握正确的审计方法。传统审计方法往往认为就是审计取证，但随着审计“免疫系统”理论的提出，传统审计方法显得力不从心。新的审计方法就是一个体系，包括：书面资料审阅方法、客观事物证实方法、审计调查方法、逻辑思维方法、分析判断方法、审计评价方法、审计报告方法、审计沟通方法、制度建设方法和审计心理分析等十大方法。审计人员要熟练运用好这些方法，更好地做出审计判断，实现审计的“增值服务”效果。
三是要适应外部监管要求。审计工作要积极适应外部监管要求，要主动学习国家法律法规、行业规范，了解掌握政府监管、行业自律最新要求和监督重点，加强沟通，积极配合，主动接受检查，为企业改革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油田企业能源审计效果统计分析 篇4
关键词：能源审计,效果分析
1 油田企业能源审计概况
1.1 油田企业能源审计的发展过程
2006年4月, 国家发改委等五部委下发了《千家企业节能行动实施方案》 (发改环资[2006]571号文件) , 要求对“千家企业开展能源审计, 编制节能规划”。中原油田分公司作为千家企业之一, 必须开展能源审计。
2006年底, 中原油田开展了分公司能源审计, 并编制了《中原油田分公司二O一O年度能源审计报告》及《中原油田分公司“十一五”节能规划》。
国家启动“千家企业节能行动”以来, 能源审计成为国家倡导的一种行之有效的节能管理评价方法与模式, 是推进节能与提高能效的有效办法。中原油田也将能源审计列为进一步深化节能降耗管理工作的重要手段。
2009年-2011年, 根据中原油田文件要求, 油田对采油二厂等30家单位开展了能源审计工作。
1.2 油田企业开展能源审计的目的与意义
通过能源审计, 规范油田企业节能管理工作:
满足政府节能监管需要。政府可以通过对用能单位的能源审计来考核评价用能单位节能目标的完成情况, 以达到节能监管的目的。
促进节能管理工作规范化。通过能源审计, 中原油田在节能管理工作发现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各用能单位管理水平不一, 通过解决能源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有效地促进了油田节能工作的制度化、系统化、规范化管理, 推进了油田节能降耗的深入开展。
促进油田企业节能减排, 为分析能源管理水平和用能状况、挖掘节能潜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耗成本提供依据。
2 油田企业能源审计效果分析
2.1 能源管理制度
用能单位虽然都制定了节能能源管理办法, 但缺乏有针对性的能源管理制度。
通过能源审计, 60%的用能单位单位建立了《节能管理办法》、《节能目标评价考核办法》、《能源统计管理办法》、《能源计量管理办法》、《能耗定额管理办法》等节能管理制度, 对节能目标考核、能源统计、计量和定额等方面进行了规定, 基本能够满足能源管理的需要。
2.2 能源计量
2009年, 制定能源计量管理制度的单位占被审计单位总数的25%, 2010年制定能源计量管理制度的单位占审计单位总数的90%, 2011年制定能源计量管理制度的单位为100%。至2012年, 各单位设立了管理机构, 配备了管理人员, 建立了能源计量器具统计台帐, 绘制了网络图。
2.3 能源统计
经审计, 用能单位虽普遍有相应管理制度, 但存在着以下2个问题:能源统计管理制定过于笼统;存在能耗统计漏失现象。
随着审计结果在用能单位的应用, 油田在能源统计方面管理水平逐步提高, 各单位都制定了能源统计管理制度, 设立了管理机构, 配备了管理人员, 建立了能源消耗统计台帐。
2.4 能源定额
各用能单位虽都根据实际情况对能耗进行了定额管理, 但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能源定额管理不全面, 如大部分单位只对成品油进行了定额, 未对其它能源进行定额。
能耗定额指标未细化到单台耗能设备, 如某单位制定了比较完善的油料、天然气、外出车辆用油定额管理制度, 但是没有细化到单台设备。
为规范用能单位的能源定额管理, 2011年-2012年, 油田起草并发布标准Q/SH1025 0866-2012《油田主要用能单位能耗定额编制方法》, 并取得了一定的节能效果。
2.5 节能目标考核
经审计, 各用能单位在节能目标考核过程中还存在“节能指标约束性不强、年度节能奖励侧重力度不够”等问题, 随着油田节能目标考核的规范, 各单位建立了节能目标责任制和评价考核体系, 开展了节能目标考核及树标达标活动, 促进了节能工作的开展。
2.6 更换高耗能设备
至2012年, 油田在淘汰高耗能设备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2.6.1 国家明令淘汰电动机情况
2010年11月总共更换国家明令淘汰电动机402台, 更换国家明令淘汰成套设备103套。目前油田已无使用国家明令淘汰型号电动机。
2.6.2 高耗能变压器淘汰情况
油田利用三年的时间分批更换了挂网运行的S7及以下型号的高耗能变压器。截止到2009年底, 更换高耗能变压器1042台, 安装S11型节能变压器942台。目前分公司挂网运行的配电变压器全部为S11型的节能型变压器。
通过能源审计, 摸清了油田企业的能源管理状况、企业的用能概况、生产工艺和能源流程, 并通过对审计资料和测试数据进行分析研究, 找出了目前在能源利用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提出了节能潜力所在和改进措施建议, 推进了油田节能降耗的深入开展。
3 油田企业能源审计发展方向探讨
油田企业能源审计主要以规范节能管理工作为目的,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 能源审计提高了油田节能管理水平, 规范了节能管理工作, 并形成了中石化标准《油田企业能源审计方法》标准, 油田企业下一步能源审计工作重点是什么, “审什么, 如何审”这是我们能源审计人员目前思考的问题。
按能源审计内容来分, 能源审计可分为初步审计、专项审计、全面审计, 油田对用能单位审计为初步审计, 下一步油田企业能源审计方向应向专项发展, 更加充分发挥能源审计在节能管理中的作用, 保证节能目标的顺利完成。
4 结束语
审计效果 篇5
关键词：审计；消防部队；审计效果；提升策略
引言
十八大以后，我国积极开展了反腐倡廉工作，这充分说明了我国对反腐的重视。消防部队是我国重要的职能部分，是消防执法的核心力量，事关国计民生，社会和谐稳定。保障消防部队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消防部队审计效果并不理想，不仅缺乏审计制度，且审计范围狭窄，手段方式落后，有效性差，强化消防部队审计工作势在必行。
一、 消防部队审计工作的主要内容
消防部队审计是指对消防部队财务收支、装备物资等经济活动，依法进行审核检查判断其真实性、合法性，并作出评价、审查以维护消防部队经济活动秩序的监督活动。消防部队审计工作开展不仅能够促进消防部队健康、稳定、持续的发展，更能够起到预防贪污腐败、避免会计造假舞弊、节约消防部队开支的重要作用。消防部队不仅担负着消防执法任务，还肩负着应急抢险、公共突发事件处理、抗震救灾等公共管理职能，是国家应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1]。因此一直以来我国政府都十分重视消防部队建设，消防器材和设备十分昂贵，例如一台原装进口奥地利消防车就要一千五百万元，所以每年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都会拨出大量经费和预算保障消防部队的平稳发展，壮大消防部队力量。然而如此巨额的资金下拨后，实际利用率却十分低下，使用中存在着重复购买、资产缺乏管理、资源浪费严重等问题，想要保障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必须提高消防部队审计效果，保障审计职能发挥。审计是提高资金利用率的重要手段，更是保障国家资金安全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2]。我党在十八大之后，十分重视反腐倡廉，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消防部队要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加强内部反腐倡廉建设，提高审计质量和效果，借助审计监督部队内部经济活动，以便于及时发现隐藏在部队内部的贪污腐败行为和现象，给予抱有侥幸心理的不法之徒足够震慑，避免部队内经济犯罪的发生。
二、消防部队审计工作中存在的不足
通过分析不难看出审计工作对消防部队发展的重要意义，新形势对消防部队审计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提高消防部队审计效果，使审计职能得到更好发挥，已成为了一项重要课题。想要从根本上提升消防部队审计效果，就必须要正确认识到当前消防部队审计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改进。下面通过几点来分析当前消防部队审计工作中存在的不足：
（一）缺乏重视。实际上多数消防部队对审计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在管理中长期以来都存在着“重训练轻管理”的现象，过于注重士兵体能训练、应急演习、职业技能强化等方面，而忽视消防部队内部管理。这导致消防部队审计工作开展随意性较大，审计力量薄弱，疏于深入分析，有效性较差，仅在走形式，所以审计效果与实际需求相差甚远，审计工作无法得到有效落实[3]。此外，还有许多消防队审计工作依然停留在事后设计阶段，审计范围十分狭窄，缺少全方面审计。
（二）缺乏审计制度。消防部队审计工作效果不理想和缺少必要的审计制度有着直接关系。制度能够为审计工作开展指明方向，规范审计工作流程，对审计工作落实有着重要意义。保障审计效果制度必不可少，制度是保障审计顺利开展的基础。缺少制度的协调，在工作开展中易出现混乱和遗漏。另一方面，缺少制度约束，审计人员在工作中也会缺乏责任心，工作开展时随意性较大，甚至会发生受贿等现象。
（三）审计工作方式落后。审计工作具有一定专业性，消防部队涉及到的经济活动更具复杂性，不仅财务数据庞大涉及领域宽泛，且审计任务繁重，这给审计工作带来了难度。传统审计工作方式不仅审计效率，时效性差，而且会使得犯罪行为无法得到及时揭露。另一方面，在审计技术方面，同样存在着许多不足，不仅审计评价停留在初级阶段，且审计程序也并不规范，多忽视事前审计，缺乏事前预警。因此，审计效果较差，审计职能并没有得到发挥。想要提高审计效果，强化审计有效性，应转变审计思路，积极改革审计工作方式和手段。
三、 提升消防部队审计效果的策略
从前文分析不难看出，当前消防部队审计工作存在着许多不足，所以审计有效性较差，无法真正发挥出审计职能。想要提升消防部队审计效果，必须针对当前消防部队审计工作中的不足采取相应措施。下面通过几点来分析提升消防部队审计效果的策略：
（一）提高对审计工作的重视。随着近些年消防部队建设投资的加大，审计工作在保障消防部队经济活动真实性、合法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职能越发突出，但当前消防部队审计效果并不理想。想要保障消防部队审计工作的有效落实，应提高对审计工作的重视，正确认识审计工作开展的必要性，强化审计部门独立性为审计工作开展创造有利条件，保障审计工作顺利进行[4]。另一方面，应积极对审计人员进行培训，提高审计人员综合素质，强化其专业技能和理论知识，加强职业思想道德教育，以提高审计人员思想觉悟。优秀的审计人才是保障审计职能发挥的前提条件。
（二）完善审计制度。审计效果的提高离不开相关制度的保驾护航，制度是提高审计效果的有效途径。通过制度不仅约束了审计人员行为，更规范了审计流程，保障了审计工作流畅性和协调性。另一方面，除了必要的审计制度外，还应构建起审计监督制度，通过监督来保障审计工作的落实，提升审计工作实施力度，提升审计效果。
（三） 改革审计方式方法。审计目的不仅仅是揭露犯罪，更重要的是预防犯罪，防止舞弊、贪污、公款挪用等现象。事后审计根本无法有效发挥预防职能。因此，消防部队审计工作开展中应加强事前审计，发挥预防职能。另外，在审计方法方面应加强对信息技术的应用。二十一世纪是一个信息时代，审计工作信息化是审计工作发展的必然趋势。审计信息化不仅提高了审计效率和水平，更强化了审计时效性，通过信息技术能够实现对消防部队财务、资产、物资、资源等信息实时收集、分析、编制，这些信息数据能够为审计工作开展提供更多有价值的参考。
（四） 制定详细审计工作计划。目前许多消防部队审计工作开展中缺少详细审计计划，没有养成制定审计计划的习惯。详细的审计计划对审计工作开展有着重要意义。审计计划能够明确审计目标，为审计工作开展指明方向，是有效提高审计效果的有效手段。计划内容应明确审计任务、审计目标、审计策略、审计方案。消防部队在国家发展建设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为了保障消防部队的健康发展，规范消防部队财政，加强消防部队审计势在必行。
结束语
新时代背景下，审计工作的重要性越发突出，提高消防部队审计效果对消防部队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加强消防部队审计工作是当前消防部队建设的首要任务。消防部队管理中应积极针对当前审计工作中存在的不足，改革审计方式，制定审计制度，制定详细审计计划，以提高审计有效性和时效性，将部队审计落到实处。（作者单位：河北省石家庄市消防支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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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宝生.提高我国消防部队审计有效性的重要意义[J].武汉职业经济技术学院，2012，31（32）：112-125.
审计效果 篇6
对审计发现的违规行为进行处理处罚,是为了惩处违规行为,并遏制违规行为的再次发生。那么,审计处理处罚力度达到什么水平才是适当的,并能遏制违规行为的发生呢?这涉及审计处理处罚力度的下限问题。本文针对我国地方审计机关的相关数据,研究目前我国审计处理处罚力度是否达到最低限度,是否能够有效遏制违规的再次发生。
有些文献涉及审计的效果与审计处理处罚之间的关系,但是,对于审计处理处罚力度的最低限度问题尚缺少系统的理论解释。本文借鉴法学理论中的刑罚力度相关理论,通过论述审计处理处罚力度对违规者的预期收益和预期损失的影响,来解释审计处理处罚力度必须达到一个最低限度这一理论,并用这个理论框架来分析目前我国政府审计处理处罚力度是否合适。
二、文献综述
根据本文的主题,相关文献包括两方面:一是审计领域的审计处理处罚力度之研究;二是法学领域的刑罚力度之研究。
审计领域关于审计处理处罚的研究主要涉及审计处理处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例如:只处理不处罚(张宗乾,1998);处理处罚轻重失衡(周生安、吕云松,2001);处罚力度存在差异(陈宋生、刘淑玲,2010);审计处理处罚尺度不够统一(王万江,2011);审计处理处罚制度与非制度间的冲突(郑石桥、和秀星、许莉,2011)。
法学领域对刑罚力度的研究有不少文献。郭建安(1994)认为,刑罚的严厉程度应当适当,以使刑罚产生的痛苦足以抵消行为人从犯罪活动中获得的快乐为宜。赖早兴(2011)对刑罚力度有较系统的研究,论述了刑罚力度的特征、影响刑罚力度的因素、刑罚力度确定原则、刑罚力度实现的环节等。陈屹立、陈刚(2009)指出,潜在犯罪人被惩罚的概率和被惩罚的严厉程度都极大地影响犯罪成本。因而,提高惩罚概率或惩罚严厉程度都能够威慑潜在犯罪人。
综上,总体来说,关于审计处理处罚力度下限问题的理论研究较为匮乏,尚无太多文献涉及这一问题。而刑罚力度理论对审计处理处罚力度的研究有较大的启发价值。本文借鉴法学理论中的刑罚力度相关理论,构建最低审计处理处罚力度的理论框架。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违规成本与违规收益的比较决定了违规者是否选择违规
Becker(1968)认为,犯罪者作为理性人,在犯罪之前,会权衡犯罪的成本和收益,在此基础上做出是否犯罪的选择。审计中违规行为的违规人员与犯罪行为中犯罪者的心理选择是类似的,如图1所示。
违规预期收益是由违规行为本身特征所决定的,违规者无法改变它。但是,违规者会估计违规的成本。违规预期成本包括违规实施成本及违规被发现之后被处理处罚所带来的损失,而违规的预期损失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违规被发现的概率,二是处理处罚的严厉程度。要提高违规者的处理处罚损失,有三个途径:一是提高违规被发现的概率;二是加大处理处罚严厉程度;三是同时提高被发现的概率及处理处罚严厉程度。所以,违规者正是从违规被发现概率和违规处理处罚力度这两个角度来估计处理处罚损失的。而在审计工作中,发现违规的概率不太容易改变,因此对于审计工作来说,最有效的提高违规预期损失的途径是加大违规发现后的处理处罚力度。
贝卡里亚(2005)认为,个人如果能从越轨行为中捞到好处,就会增加犯罪推动力。因此,刑罚的力度应当使惩罚造成的损失能够超过犯罪的收益为宜。审计对违规行为的处理处罚也存在同样的道理。当审计处理处罚力度低于某一水平时,违规者从违规中获得的收益大于其成本,所以违规者倾向于选择违规。在这种情形下,需要加大审计处理处罚的力度,增加其违规成本,强化对违规行为的抑制。
(二)最小审计处理处罚力度的确定
图2列示了预期违规损失、预期违规收益及审计处理处罚力度,其中X表示审计处理处罚力度,Y表示违规损失、违规收益的预期值。
审计对违规行为的处理处罚力度影响违规者对于预期违规损失的判断。如图2所示,从逻辑上来说,审计处理处罚力度显然与预期的违规损失正相关。为了提高预期违规损失,在发现违规行为概率以及其他相关条件不变的前提下,提高审计处理处罚力度是一种可行的方法。审计处理处罚力度的提高必然会使违规者重新估计其可能受到的违规损失,而违规损失提高至超过违规收益的水平,违规者将会选择放弃违规行为,那么审计遏制违规行为发生的作用就能得到体现。
而违规的预期收益则是由违规行为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它通常不会因违规者的意愿或审计工作而发生改变。如图2所示,违规行为的预期违规收益是固定的,不会因为审计处理处罚力度而改变。
根据上文分析可知,政府审计的处理处罚对违规者造成的损失必须大于违规者通过违规获得的收益,才能迫使违规者放弃违规行为,政府审计才能发挥其遏制违规行为的作用。那么,怎样才能使违规损失大于违规收益呢?
如图2所示,预期违规收益线(S2)和预期违规损失线(S1)存在一个交点A。在A点处,审计处理处罚造成的违规损失正好等于违规者通过违规行为获取的违规收益,而其对应的审计处理处罚力度为a,其被称为最小审计处理处罚力度。可以看出,当审计处理处罚力度小于a时,违规的预期收益是大于预期损失的,在此条件下,违规者不会停止其违规行为,只有当审计处理处罚力度大于a时,预期违规损失大于预期违规收益,这时违规者才不会选择违规。由此看来,只有审计处理处罚力度大于a,才是一个适当的审计处理处罚力度。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审计处理处罚要发挥作用,其力度必须达到最小审计处理处罚力度,才能使违规收益低于违规损失,从而使违规者放弃违规。
四、研究设计
(一)变量设计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平均违规金额,平均违规金额的计算公式如下:
总违规金额及被审计单位数均来源于《中国审计年鉴》。其中,2004~2006年的《中国审计年鉴》中并没有记录总违规金额,因此计算平均违规金额也就无从谈起,所以这三年的数据不属于本文的研究范围。
2. 解释变量。
根据本文的研究假设,将审计处罚度、司法移送率、纪检监察移送率作为解释变量。各解释变量的计算公式(金额单位:百万元)如下:
审计处罚度=(应上缴财政+应减少财政拨款+应归还原渠道资金)÷违规金额
司法移送率=移送司法机关人数÷违规金额
纪检监察移送率=移送纪检监察机关人数÷违规金额
3. 控制变量。
根据法学领域的相关研究,经济与犯罪具有普遍联系(王勇哲,2006),并且经济情况的好坏将会对犯罪行为的发生产生重要影响(张德发、郭鹏,2000),这些研究对审计研究中考虑经济发展情况对违规行为的影响有启发意义。在审计领域,也有关于经济发展对政府审计产生影响的研究(黄俊晨等,2011)。
根据上述相关研究,我们认为将各地GDP作为衡量地区经济总体规模的重要指标,可能会影响违规行为的发生概率或者审计处理处罚的效果。因此,本文选择采用各省市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研究的控制变量。
本文所有变量的定义如表1所示。
(二)样本选择和数据收集
本文的样本选自2002~2003年及2007~2011年我国各省市的统计数据(2004~2006年审计年鉴数据不完整,因此剔除,共计31个省市,不包括新疆建设兵团)。审计数据来自《中国审计年鉴》,GDP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五、统计分析
因为政府审计对违规的处理处罚效果应当反映在次年的违规情况上,所以本文的分析均为审计处理处罚对次年的效果影响。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从表2可知,解释变量的标准差不大,并且最小值在部分情形下为0。
(二)各变量的面板分析
表3为各变量的面板数据,由表3可以看出,在所有的解释变量中,审计处罚度、司法移送率与次年的平均违规金额都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即目前我国政府审计的处罚程度和移送司法机关的情况并不能影响次年的违规行为。只有纪检监察移送率与次年的平均违规金额具有负相关性,表明移送纪检监察机关的情况对违规行为起到了遏制作用。这说明相关数据研究不能支持本文的假设,我国的政府审计处理处罚力度尚不合理,审计效果并不理想。
根据本文的假设和理论预期,政府审计的审计处罚度、司法移送率、纪检监察移送率都应当与平均违规金额显著负相关。然而本文的统计分析表明,审计处罚度、司法移送率与次年的平均违规金额均没有相关性,仅纪检监察移送率与次年的平均违规金额显著负相关。为什么审计处罚度、司法移送率不能有效地影响违规行为的发生呢?
如图3和图4所示,基于地方审计机关的数据计算得出的各地区平均审计处罚度的值是很小的,而平均司法移送率在2002~2010年均是极低的,虽然在2011年度较往年有所上升,但是从数值上来看还是偏低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理由认为,审计处罚度和司法移送率过低导致其无法影响审计效果。总体来看,当前我国政府审计的处理处罚力度过轻,并没能起到审计应有的威慑作用;另外,相对于审计查出的违规或者犯罪行为,移送至司法机关进行审判的人员数量偏少,没有及时对涉案人员进行惩处或者真正进行惩处的人员数量偏少。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目前我国政府审计处理处罚力度偏小,没有达到使违规者放弃违规行为的最低限度,违规收益依然大于违规损失,从而导致政府审计效果不明显,未能有效遏制违规行为的发生。
六、结论与启示
我国政府审计的重要目的之一是揭露违规违法行为并发挥预防功能,遏制违规行为的再次发生。通过政府审计能否降低以后年度违规的严重程度,是衡量政府审计是否有效遏制违规行为的重要指标。
通过统计分析,我们发现,当年的审计处罚度、司法机关移送率与次年的平均违规金额都没有显著相关性,也就是说,以上指标对审计效果的影响都是不显著的,这些审计处理处罚措施并没有对违规行为产生有效的遏制作用。仅有纪检监察机关移送率与次年的平均违规金额显著负相关,可以认为当前我国政府审计中,纪检移送对违规行为产生了有效的威慑和遏制作用。而通过观察审计平均处罚度和司法移送率的具体数值可以得出:目前我国的审计处理处罚力度是过轻的,司法移送率与违规规模相比是不合理的。因此,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当前我国的政府审计处理处罚力度总体来说过轻,尚未达到使违规者放弃违规的最低限度,因此无法对违法违规行为产生威慑作用。
本文的研究结论启示我们,要提高政府审计的效果,需要优化目前政府审计对违规行为的处理处罚。从我国的地方审计机关数据来看,应当适当加大审计处理处罚力度。那么如何才能适当加大政府审计的审计处理处罚力度,从而使我国政府审计能够更好地发挥应有的作用呢?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一是严格对违规金额的处理,违规金额应当如数上交财政、减少相应拨款或者及时归还原渠道,同时应当确定违规金额的处理时限,促使违规金额能够及时得到处理,审计工作组可以采用跟踪审计的方法,对被审计单位违规金额的处理情况进行后续调查,减少违规金额处理不及时甚至不处理的可能性;二是要建立相应的部门间协作机制,针对移送至司法、纪检监察部门的违法人员,审计工作组应当时刻关注其后续调查处理的进展,审计作为监督方尽管自身没有行政处罚或司法等权限,但应当确保移送的违法人员均得到深入调查,并根据调查的结果得到应有的处罚或刑罚,同时审计机关应当敦促并协助司法、纪检监察等部门确保完整、及时地移送所有的违法人员;三是审计人员应当强化自身的法律意识和职业能力,提高工作效率和业绩,在工作中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在严格依据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对违规违法行为从严处理、从重处罚,使得政府审计能对潜在的违规违法行为形成威慑并产生遏制作用。
审计效果 篇7
1、强制轮换的收益分析
1.1 强制轮换可以提高审计独立性。
一般会计事务所与客户之间曾经职员的相互任职, 导致审计者轻信管理当局的各种解释与承诺, 也会因审计以前同事工作结果而放松审计谨慎性, 也将导致被审计者熟悉审计师的审计重点与风险评估等而诱导审计师编制错误的审计计划与审计程序, 在存在作假动机的情况下, 他们就知道如何避开审计人员的视线。同样也损害实质上的独立性, 大大加重了对投资者信心的打击。
1.2 审计任期将会导致审计质量降低
审计师在连续审计中都是基于去年的审计结果正确的基础上, 只观察今年的变动情况, 这不利于审计师发现过去的错误, 也不利于审计师发觉公司所处环境或宏观经济变化以及未发生变化的数据。同时, 长期的审计任期使得审计人员不容易发现过去审计的错误, 即使发现了, 审计师为了保持自身声誉和避免更改以前错误带来的一系列变动带来的工作, 一般不会在审计报告中披露和更正以前的审计失误。因此, 审计师与客户管理当局之间在长时间的合作下逐渐相互认识、相互信任, 从而缺乏审计师应有的谨慎和怀疑, 也会力图掩盖自己曾经犯的错误而继续发表错误的审计意见。
1.3 轮换促进会计师事务所提高知信度
强制轮换还可以提高签字注册会计师的专业胜任能力, 进一步提高会计师事务所的信誉。在强制轮换实施时, 签字注册会计师不再一直只接触少数几个行业, 而是接触更加广泛的行业, 积累各行各业的经验。这对签字注册会计师了解各个行业之间的联系和对整个宏观经济的了解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2、成本分析
注册会计师可以逐步加深对客户的生产经营特点和交易流程、运营体系和内部控制体统、行业的市场竞争地位、所采用的会计政策等的了解, 从而更好的鉴别客户会计报表的风险, 采取有效的审计程序、搜集适当的审计证据, 最终得出正确的审计报告。也即在连续审计中, 审计师积累了公司所处行业的经验, 形成了团结合作的审计小组, 找到了有效的风险评估程序, 熟悉了客户经营、系统和财务报告惯例。当审计师定期轮换时, 这些积累都将随着轮换消失。
3、强制轮换加大监管机构的监督成本
会计部、财政部会计司以及负责监管被审计相关机构的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告证券期货审计业务签字注册会计师的轮换情况, 并将有关信息填入中国证监会网站会计部“会计资产评估机构监管数据库;上市公司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有关轮换签字注册会计师的事项;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应当检查辖区内会计师事务所执行强制轮换的情况;中国证监会、财政部可以对会计师事务所执行本规定的情况进行抽查;等等这些加大了监管机构的监督难度。
审计效果 篇8
我国于2007年开始实施新审计准则后, 审计模式由传统风险导向审计转变为与国际趋同的现代风险导向审计, 这一转变的核心在于现代风险导向审计要求“风险评估与应对”贯穿审计全过程, 虽然其各高等院校在理论教学上能够较快地跟进审计准则的相关要求, 但我们对湖南省高等院校160名参加过审计实验的注册会计师专业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 审计实验中最突出的问题在于学生对于“风险”并不完全理解, 由此导致无法充分进行风险评估与应对。
根据现有审计实验设计的特点, 我们的调查分别针对审计计划、实施和报告三个阶段, 仅8.11%的学生在实验的计划阶段高度关注了审计风险, 70.27%只予以一般关注, 21.62%完全不关注审计风险, 审计实施阶段这一比例分别为32.43%、47.3%、20.27%。在实施阶段, 有17.57%的学生对注意到的审计风险采取了针对性的应对措施, 24.32%对风险未采取任何应对措施。在审计报告阶段, 32.43%的学生在出具审计意见时关注了审计风险, 并反映于审计意见中, 47.3%关注了但并未反映于审计意见中, 20.27%完全未关注审计风险。可见, 审计实验还很难深入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的内核, 实现实质上的转型。多数学生对于现代风险导向的基本理论未能正确理解, 普遍存在将审计视同为“只是实施审计程序”的错误观念, 甚至狭隘地将其理解为“查账”而已。如何让学生在实验中形成风险意识, 以合理地进行风险评估, 培养其应有的职业素养, 是当前审计实验教学面临的主要挑战。这一挑战的破解有待于厘清审计实验设计与实验组织中存在的问题, 以便有的放矢地完善实验设计, 正确有效地组织实验工作, 从而切实提升实验教学效果。
二、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实验设计存在的问题
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实验在设计上主要存在以下四类问题:
1. 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实验与审计理论教学内容难以做到“无缝对接”。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模式对审计风险的评估与应对有具体的要求, 需要对实验案例中所涉及的客户的背景资料有翔实了解。而客户的背景资料涉及到行业背景、经营战略、风险管理、筹资与投资、内部控制、公司组织结构设计等多项内容, 现有各审计实验教材鲜有较为全面、系统的客户背景资料。背景资料的欠缺将难以满足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实验中实验者对风险评估和风险应对的相关技术的学习和掌握的要求。
2. 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实验难以走出流于审计程序的传统弊病。受制于传统风险导向模式的惯性思维和客户背景资料的有限、指导教材的欠缺, 由此将导致实验流程的过度程序化, 实验中对被审计风险的评估往往流于形式, 学生无法接触实质性的风险评估与应对技术。
此外, 审计流程往往被人为设计为计划、实施和终结三个阶段, 而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理论则认为, 审计计划、审计风险的评估与应对都应当是贯穿于整个审计过程的, 由此, 将审计过程“三分”将使学生无法将审计过程作为一个连续的过程来理解, 也易于使实验程序化。
3.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是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的一个重要内容, 但实验内容在设计时即很少涉及职业道德因素。2009年10月14日由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颁布并将于2010年实施的《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职业道德守则》对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做了详细的规定。随着法律环境的完善, 2006年以来, 新的《公司法》、《证券法》以及《刑法修正案》、《注册会计师法》均对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有所强化。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业务活动中民事侵权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7]12号》公布后, 更是细化了注册会计师民事赔偿的责任。这些客观上均要求在实验中就应重视良好职业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的形成, 但现有的审计实验内容很少涉及现有准则所要求的职业因素。
4. 审计质量控制作为风险控制的重要手段未能体现在审计实验中。现有的审计实验更多关注审计过程, 实验中很少涉及质量控制内容的设计。即便有, 也往往只是要求项目经理或部门经理的签字, 以示复核, 对于初学的学生而言, 缺乏有效的监督设计。
三、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实验组织过程存在的问题
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实验在教学组织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在实验中的交流与沟通上, 学生与指导老师的纵向交流较为欠缺。
我们对项目组成员解决问题的途径的调查显示, 有63.64%的学生通过同一项目组成员帮助解决实验中遇到的疑问, 只有19.48%的学生通过指导老师寻求帮助以解决问题, 其主要原因在于实验课的师生比往往过低 (在我们的调查中这一比例为60:1) , 指导老师负荷很重, 很难满足此类实验强度大、指导密度高的实验需求。
项目组内学生的横向交流与讨论也不充分, 调查显示, 仅43.24%的学生在实验中经常组织项目组讨论, 47.3%只是偶尔, 另9.46%的学生很少参与讨论与交流。项目组讨论是审计质量控制的重要手段, 由此可见现有审计实验在组织上, 并未充分引导学生进行讨论与交流。
2. 在教学方法上, 教师对于“现代风险导向”理念的引导不足。
调查发现有超过1/5的学生对于各个阶段的风险均不予以关注, 在实施审计程序时, 有近1/4的学生对关注到的审计风险没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其主要的原因在于实验中指导老师更侧重于审计电子工作底稿的编制而不是审计基本理念的传授。
3. 在实验工作量的分配上, 存在分配不均和总量不饱和共存的现象。
被调查者中, 担任部门经理、项目经理、注册会计师的比例分别为12.16%、20.27%、67.58%, 部门经理、项目经理、注册会计师中分别有88.89%、40%、52%的学生愿意承担更多的工作;其他均认为工作量基本饱和。
这说明三类角色中, 部门经理的工作量最小, 注册会计师次之, 项目经理的工作量最大, 工作量分配存在较大不均, 而仍有较大比例的实验者愿意承担更多的工作, 说明工作量普遍不饱和现象严重。
四、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实验效果提升的路径
如下图所示, 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实验效果的提升必须抓住审计风险的评估与应对这一关键, 从实验设计和实验组织两个方面入手。
1. 在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实验的设计上, 应做到:
(1) 通过审计客户背景的设计为实验实现理论与实务的“无缝对接”提供可行性, 与风险评估准则对应, 审计客户背景资料的设计可从行业背景、经营战略、风险管理、筹资与投资、内部控制、公司组织结构设计六个方面进行, 在调查问卷设计上也可从这六个方面来设计拟调查的问题。
(2) 通过实验流程的整合设计使实验不再流于审计程序的形式。前一问题的解决对于风险评估与应对不流于形式将起到重要作用, 但同时实验流程的整合设计也是必要的途径, 整合设计的审计流程不再人为“三分”审计流程, 而是将整个审计过程视为“风险与应对”的环环相扣的一个连续体, 如审计计划并不是指只在专门的审计计划阶段需要考虑, 而是在整个审计过程要不断根据审计所发现的新情况、新证据进行计划的调整, 对风险进行修正, 对相应的程序加以完善。
(3) 通过引入职业道德因素的考虑, 增强学生的职业道德和法律意识。职业道德因素可纳入实验内容的设计, 如在接受客户实验中, 可增加对自身独立性、胜任能力等道德因素的背景资料, 从而让实验者自己去决策业务承接与具体分工, 加深其对职业道德的感性认识。在实验开始前, 也可向实验者强调法律责任, 并要求其加强实验过程的风险防控。
(4) 通过引入质量控制内容设计, 培养学生重质量的意识。对于质量控制, 实验中可引入质量控制制度, 如项目组内部复核制度、独立的质量控制复核制度, 通过复核制度以及对项目组讨论具体项目与规程的设计, 使实验者体会质量控制的流程, 掌握质量控制的相关技术。
2. 从实验的组织与教学上, 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进行改善:
(1) 应通过提高师生比来为学生提供更多与指导老师沟通的机会, 也可通过网络通讯工具为学生提供更多沟通的渠道, 而不局限于现场有限的沟通。可指派协调能力较强的学生担任项目经理, 组织项目组讨论, 使组内学生加强横向交流与沟通。 (2) 工作量的分配应通过科学合理的实验设计来实验均衡, 同时充实实验的背景资料, 以提高实验的仿真性, 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方法训练基础资料, 从而解决工作量总体不饱和的现象。 (3) 在教学方法上, 指导老师可以加强对“现代风险导向”理念的强调与引导。审计实验教学旨在巩固审计理论教学的成果和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 在教学中, 可运用案例教学法、启发式教学法来引导学生, 而不是只停留在“填鸭式”的程序讲解中。实验内容本身就是一个大型的案例, 指导老师对这一案例的深入分析和步步为营的引导, 将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兴趣, 对每一环节的“风险”的提示和相关小案例的展示与分析, 将有利于学生建立“风险”概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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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效果 篇9
一、审计人与被审计人的博弈:难以获胜的审计人
经济责任审计被称为是中国特色的一项审计工作。在我国社会转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 它在实现政府“反腐败”的吏治策略方面, 的确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但是, 经济责任审计还远远没有达到老百姓所期望的程度。因为, 老百姓所察觉到的一些腐败, 还没有被经济责任审计检查出来, 事实上, 经济责任审计的效果弱化了。
经济责任审计的对象, 是公共管理领域的各级官员, 这些官员, 除了在公共机构行使公共权力的官员 (主要是作为各级公共管理机构负责人的党政领导) 以外, 还有在政府投资的国有企业、国有控股的公司和国有事业单位任职的负责人。在制度化的经济责任审计环境下, 官员肯定已经具备了足够的“反审计”或者“反侦查”意识。常见的策略是: (1) 分散责任。集体决策的民主外衣, 可能会取代“一言堂”的个人专制的决策方式, 但是, 取代不了个别领导做主的现实本质。如果一个负责人具有专制倾向, 他所发表的主导型意见已经为决策定下了基本格调, 在中国“明哲保身”的传统观念指导下, 集体中的大部分人的“失语”, 可能会使集体做主事实上变成了个人做主, 这时, 领导者的个人责任在法律上就摊薄了。 (2) 转移责任。一些棘手的事情, 领导人可以授权下属去办, 但是, 领导人会有一些事后查无实据的“暗示”, 如果出了不大的问题, 领导人自然是没有责任的, 被“替罪羊”无可奈何地承担了责任。 (3) 逃避责任。逃避责任的具体表现主要包括:对可能存在风险的有责任的行政事件不作为;对应当负有的责任予以推卸;通过对下属的处理来淡化个人的责任。 (4) 减少责任。对实在无法推卸的责任, 领导人可能仅仅愿意承担极小的一部分责任。在这四种策略实施的情况下, 审计人员对同一事件中不同人员的经济责任的划分存在很大的难度。
审计人员代表审计机关执法, 这意味着审计行为本身是公共事件;但是, 这种公共事件是依靠审计人员的个人力量完成的, 在此时, 将一个公共机构 (审计机关) 对一个个人 (领导人) 的评价, 就演变为个人 (审计人员) 对个人 (领导人) 的评价, 此时, 审计人员作为实施审计行为的现场监督者, 可能处在一种弱势群体的位置。在审计关系中, 作为被审计人的该领导人, 通过他的特殊地位, 获得了许多行政资源和其他的社会资源, 这些都可能会形成对审计客观性、独立性的外部影响因素;而在正常情况下, 审计人员对该审计对象的特殊背景知之甚少, 无论出于职业需要的小心求证, 还是作为社会人的谨小慎微, 都可能使审计人员的心态存在先天不足。在这场博弈中, 审计人员往往没有明显优势。即便是在“上审下”的制度下, 这种格局也是无法改变的。
在审计人与被审计人的博弈中, 在“公”对“私”的较量中, 复杂的心理与纵横交错的人际关系等等, 使审计人的监督变得弱化。这就是为什么有相当数量的经济责任审计报告“不痛不痒”的真实原因。
二、审计人与审计委托人的博弈:
审计报告的适用性下降
在审计关系的分析中, 审计人与被审计人之间、被审计人与审计委托人之间的博弈关系十分明显, 而审计人与审计委托人之间为什么也存在博弈关系呢?这种关系的根源是, 审计人与审计委托人在法律上、理论上的合作关系, 在审计人员作为审计机关的代理人时, 审计委托人作为组织部门的代理人时, 可能发生代理人背离其所代表的身份的情况, 这时, 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 可能演变成为代表不同机构的自然人之间的人与人的博弈关系。这种现象是一种隐性博弈, 可以称为“背离身份博弈”。
当人们深入分析经济责任审计制度时, 大部分人会认为这是一项可以提高政府治理效率的优秀制度。然而, 中国政治制度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可能会使经济责任审计制度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其原因是: (1) 审计委托人的“先入之见”影响审计的独立性。组织部门 (指中国共产党的专门管理干部的组织部门, 以下同) 是经济责任审计的主要委托人, 组织部门的真实意图可能影响经济责任审计的结论, 这显然与经济责任审计的独立性相悖。需要重用提拔的领导干部, 审计结论应当有利于组织部门的重用提拔;需要退休离职的领导干部, 审计结论应当对这些有过贡献的人员给予足够的肯定;而有错误需要免职的领导干部, 审计结论应当更加严厉, 不过, 最后一种情况是少量的。从整体上看, 审计人是加强了或者显性化了组织部门的任用意见, 这时, 审计的独立性受到挑战。 (2) 审计委托人的“组织属性”在无意中可能被“自然人”所取代。组织部门的个人意见很容易作为组织意见被“组织化”, 当个人意见与组织意见冲突时, 可能对审计意见产生某些扭曲。组织意见被过滤, 是因为组织的职能需要通过个人行为来实现, 貌似组织的个人, 代表组织实现了个人的想法, 这导致了审计结论的立场错位。审计为审计委托人服务, 这是永恒的真理, 但是, 审计不能在事实上为审计委托人的代表人 (个人) 服务, 这同样是一个真理。一旦“公权力”的行使者出于个人目的处理公共事务时, 审计意见可能被有选择的采用, 这实际上是一个权力配置的漏洞。
审计职业的“审计语言”, 是影响经济责任审计意见被采纳的一个重要原因。组织部门通常习惯于使用“组织语言”, 即任用与否、为什么任用或者为什么不任用的语言, 对“审计语言”在理解上存在障碍, 造成了审计意见利用效率低下。实际上, “职业语言”的存在, 是一种现实状况。这就是为什么在现实中不同行业之间的专业人员的沟通比较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问题是, 审计人员提交的审计报告应当使用“审计语言”还是“组织语言”, 是一个难题。一方面, 审计报告的编制范式不同于人事任用报告的编制范式, 审计人员不能编制一个审计界不予认同的、专门用于人事任用的不伦不类的报告, 这必然存在着不少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障碍。另一方面, 经济责任审计报告不能取代人事任用报告, 因为, 审计人员没有足够的人事管理知识, 他们无法对人事任用的组织工作风险进行准确判断, 也无法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 因此, 由审计人员编制符合人事任用的经济责任审计报告, 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要求。
审计机关面临两难选择。在采用“审计语言”与“组织语言”之间, 固然各自都有合理的理由, 但是, 如何巧妙地予以结合仍然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审计人员是不是必须编制符合人事部门人事任用需要的审计报告, 并不是一项法定要求, 所以, 使用审计语言编制的经济责任审计报告也并无不妥。然而, 如果这个审计报告并未被利用, 那么, 审计本身的意义又何在呢?与其将大量审计资源的消耗变成浪费, 还不如做出必要的妥协, 编制体现人事任用特点的审计报告。事实上, 审计机关有义务为审计报告的使用者编制适用的审计报告。
编制体现人事任用需要的审计报告, 应当做到: (1) 对可能影响任用条件的审计事项进行评价。关键是, 应当充分了解党和国家在人事任用方面的一些具体规定, 在对这些规定有准确把握的情况下, 才可能提出有针对性的审计意见。 (2) 突出缺点, 淡化成绩。对作为审计对象的相关领导人取得成绩的说明, 应当高度概括, 没有必要进行逐项列举。对确实在经济责任履行方面表现特别优秀的领导人, 可以通过审计意见的类型进行区分, 没有必要从正面进行大篇幅肯定。 (3) 区分审计意见的类型。可以考虑采用以下五种形式表述审计意见:完全履行经济责任;基本履行经济责任;履行主要经济责任;未履行主要经济责任和未完全履行经济责任。
三、被审计人与审计委托人的博弈:
改变审计报告的利用程度
审计报告是审计活动的结果。审计信息主要是通过审计报告传输的, 而在这个载体上, 可能会产生出不同的理解和阐述。正是因为存在这样的漏洞, 被审计人可能会通过各种途径, 改变审计委托人对审计报告所表达人事评价信息的利用。因为, 只要组织部门的有关人员并不关心某项敏感信息时, 审计报告中应有的效果可能被忽略, 就可能达到被审计人所要求的结果。这时, 就可能存在被审计人与组织部门有关人员幕后交易的情况, 如果后者被收买, 将以组织的名义对审计报告视而不见。这时, 审计机关会很无奈。
在现实中, 审计机关对组织部门利用审计结果的状况, 通常不愿意做出过多的评价;作为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 由于身份的限制, 审计人员审慎表达意见是可以理解的。审计机关普遍性的观点是, 组织部门有组织管理的一整套规则, 对政府官员的评价是综合评价, 而不仅仅关注审计评价这一个方面;只要审计意见提交给组织部门, 其最终利用的情况并不是审计机关应当关心的事情。对这种观点, 笔者持不同意见。组织部门作为审计委托人, 有权决定对审计报告的利用程度, 但是, 并不意味着审计机关在提交审计报告后, 对有关事项漠不关心。如果能够从有关规定 (例如,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 上提出对组织部门的行为规范, 即要求组织部门反馈官员任用的最终评价信息, 可能更有利于审计工作的改进。
在与组织部门的交往上, 审计机关的困惑是多方面的: (1) 权威压力。受制于组织部门的权威, 审计机关的审计结论往往十分谨慎, 甚至到了拘谨的程度, 这可能影响审计信息的充分披露。 (2) 动议不明。许多审计委托可能是离任审计, 但是, 任职期间的审计需要表达什么样的信息, 不是十分明确, 这需要仔细分析。如果组织部门已经提拔了某位官员, 可能使审计结论的表述变得微妙起来。 (3) 信息封闭。近几年, 公开披露审计报告已经成为我国政府审计制度改革的重点, 而且, 按照国务院令 (2007) 第492号《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 审计机关对审计报告的公开, 已经从上到下展开,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是, 对经济责任审计报告的公开, 因为内容的敏感性而没有提到议事日程。当然, 经济责任审计报告能否公开, 主要取决于组织部门的意见。对于审计机关而言, 如果没有舆论的支持, 这种审计报告的公开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如果审计报告不公开, 审计的地位可能更加尴尬。
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是, 审计机关在观念上存在误区, 即认为, 人事任免是组织部门的法定行为, 审计机关不能越权表述对政府官员个人任用的意见, 这显然是错误的观点。审计机关固然不能进行人事任免, 但是可以表示相关的意见, 就像普通公民应当可以自由评价一个政府官员的功过一样, 将可以表示意见与实际行使权利混为一谈, 是对组织部门的人事任免权力的误解。显然, 如果审计机关明确表示某一个政府官员不可任用, 那么, 组织部门在做出人事任用的决定时, 通常应当慎重考虑。实际上, 如果某个官员的经济责任审计的结论, 已经由组织部门在委托审计时做出了暗示, 那么, 审计机关的意见可能流于形式。
总之, 在经济责任审计所表现的特殊的审计关系中, 审计机关与审计委托人、被审计人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表面上的合作关系, 掩盖不了事实上的权力博弈关系。有博弈, 就有公平, 就有公正;有博弈, 就有制衡, 就有秩序。但是, 在博弈中, 经济责任审计报告的利用效果可能弱化, 这是当前中国审计的一个特色。解决这个问题, 需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等手段, 可能还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 (10YJA790050) 和西安市2010年科技计划项目 (SF1018[3]) 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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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性〔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3]冯均科.审计问责:理论研究与制度设计〔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9.
审计效果 篇10
2013年,我国内部审计协会修订了《内部审计准则》,首次将内部审计的职能由“监督和评价”拓展为“确认和咨询”,以期内部审计在公司治理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内部审计作为一种服务,质量是其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只有不断提高内部审计的质量,内部审计才会不断被认可。内部审计工作的质量和效率直接影响内部审计在组织内的生存与发展。近些年,无论是企业内部的管理层和治理层,还是企业外部的社会公众,都越加重视内部审计部门的作用。以期通过内部审计部门的优化以及内部审计工作质量的提高来加强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发现并抑制舞弊行为的发生。因此,提高内部审计质量,使内部审计发挥更大的作用,成为我国内部审计发展的重要问题。而内部审计作用的发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质量,同时内部审计质量的好坏关系到内部审计部门在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所以理论界都认为很有必要对内部审计质量进行研究。
我国对内部审计的相关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内部审计的相关问题始终是理论界关注的热点,理论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而对于内部审计质量的相关问题理论界研究情况如何?内部审计质量高低如何影响公司治理的效果?研究中又存在着哪些问题?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通过对近年来内部审计质量相关研究文献的整理,对近年来我国内部审计质量的研究过程进行综合分析,旨在了解内部审计质量评价与效果研究的现状与阶段变化,并指出存在的问题,以便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借鉴。
二、载文统计
(一)学术论文增长曲线
文献计量学中科技文献增长四阶段理论显示:在某学科刚刚诞生时,论文绝对数量相对较少;而在学科大力发展以及日趋成熟的过程中,论文数量先持续增长后保持稳定;随着理论的完备,学科文献日趋减少。本研究试图借助此理论来判断内部审计的质量研究处于该学科研究的哪一个阶段。我们以“内部审计&质量”为关键词对2003~2015年中国期刊网进行精确匹配搜索,并对获得的文献进行了手工筛选,由于在研究时我们并未取得2015年完整的统计数据,因此将2015年的数据剔除,最后共获得样本文献118篇。
鉴于与内部审计部门相关的信息披露制度在2012年才开始实施,相关研究在2012年之后才有较详实的数据保障,本文以2012年为界限进行了文献数量的数据分析,见下图。
由于2012年之前的内部审计信息较难取得,所以我们对2003~2012年之间的文献数量进行了平均化处理。从图中示可以看出,内部审计质量的相关研究在2012年开始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而2013年和2014年的研究成果数量相当,这表明,内部审计质量研究正处于研究的第二到第三阶段,研究正在大力推进并日趋成熟。
(二)研究内容
我们对118篇样本文献进行手工筛选之后进一步整理发现,学者对内部审计质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大的方面,分别是:内部审计质量的影响因素、内部审计质量的评价体系、提升内部审计质量的相关建议以及内部审计质量与其他问题的相关程度。其中,对内部审计质量评价体系的研究始终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占到118篇研究文献的32.20%;学者的关注重点其次放在了内部审计质量是否有利于抑制盈余管理的行为方面;对内部审计质量的影响因素以及提升内部审计质量的建议及意见的研究比重相当;有相对较少的学者关注了内部审计质量与公司绩效以及信息披露的相关关系。具体见表1。
(三)研究方法
按照研究惯例,我们将审计研究的方法分为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两大类,并对样本文献进行了研究方法的进一步分析。在所有研究样本118篇文献中,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的总共有39篇,占到了总研究的33%,占比相对较低。在进一步分析中我们发现,不同的研究内容采用的研究方法有较大的差异。其中,采用实证方法研究最多的领域在于内部审计质量是否有利于抑制盈余管理的行为,25篇文献中共有21篇文献采用了实证研究方法,并且占据了所有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的39篇文献的53.85%;其次39篇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的文献中有17.95%探讨了内部审计质量和公司绩效的相关关系,详见表2。
三、研究综述
根据之前对文献研究内容的划分,下面简要梳理了主要研究内容的相关文献。
(一)质量影响因素
李莲(2011)选取内部审计部门的设立和独立性、人员素质、董事会的独立性作为解释变量,选取资产规模、资产结构、公司业绩、股权集中度和公司成长性作为控制变量,选取公司市值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并以209家上市公司2007~2009年的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上市公司单独设立内部审计部门、增强内部审计部门独立性、提高人员素质都有助于提高企业价值,而董事会的独立性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鲁文红(2013)概述了内部审计质量的控制因素、控制目标及其重要性,分析了内部审计质量控制系统的构成要素及其质量控制的现实需求,并以某公司的案例进行了深入分析。赵晓铃、雷雨嫣(2014)基于中国内部审计协会2012年5月颁布的《中国内部审计质量评估手册(试行)》将内部审计质量影响因素分为内部审计环境、内部审计主体、内部审计流程及内部审计结果四个方面,并进一步对其进行了深入分析。
孙青(2014)通过设计和发放企业内部审计质量调查问卷,利用数据来验证企业内部审计质量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研究显示,企业内部审计质量的影响因素按照影响程度排序,分别为:审计人员的素质、内部审计机构的独立性、内部审计部门的规章制度、内部审计协会的监管、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对审计过程进行的督导,并据此提出了建立高素质的内部审计师队伍、合理设置内部审计机构、完善内部审计部门制度及充分发挥行业监管和部门督导的作用等政策性建议。赵华光、马日波(2008)对影响审计质量因素中的审计环境、审计机构、审计人员、审计程序、审计标准、审计方法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建议。樊奕呈(2015)通过案例研究得出:影响内部审计质量的内部因素中最为关键的是人员素质,其次是机构的设置方式;在企业外部,法律环境和行业环境对内部审计质量的影响最为直接。
(二)评价体系的构建
内部审计质量评价是保证与提高内部审计质量的重要措施,因此,内部审计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始终是学者重点关注的话题。对于此问题的探讨,部分学者借鉴平衡计分卡的原理,试图通过多维度分析来构建综合评价体系,在这方面,高岩芳和苍乐(2013)、曹若霈(2014)、王芳芳(2015)等学者都做了积极的尝试。与其他学者固守平衡计分卡基本原理的四个维度不同的是,曹若霈(2014)做了创新尝试,基于价值增值理论和平衡计分卡的原理修正了内部审计质量评价的六个维度,分别是管理层、董事会、外部注册会计师、管理能力、执行能力及创新能力。翁贤东、涂明金、柯星角(2012)基于平衡计分卡和价值链管理理论,通过设计发放调查问卷进行因子分析,将内部审计质量评估体系分为五大模块,分别是财务水平、内部审计环境、内部审计流程、客户服务、内部审计成长与创新,构建了内部审计质量评估的基本框架。
其他学者则从不同的视角对此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讨。郭群、潘长宇、郭礼全、严忠新(2012)尝试利用服务差距模型对内部审计质量进行评估,并以中国第一家内部审计通过IIA完全外部质量评估的中广核工程公司为例,解析了模型的应用。柯金秀(2011)构建了内部审计质量评价体系,并使用了内部审计质量评价的改进方法——评分法,定位于对内部审计“投入”与“产出”的量化,使评价结果更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张亚男(2014)则从外部评价的视角,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分别从人员、制度、意识三个方面对我国组织内部审计机构的现实水平进行了评估,得出我国绝大部分组织内部审计机构达到了一定水平,基本具备开展内部审计质量外部评估的条件。同时,也对阻碍组织开展内部审计质量外部评估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进而从意识、制度、人才、技术四个角度提出保障机制,为我国全面开展内部审计质量外部评估提供外部保障。
(三)建议
裴芳荣、魏素艳(2006)基于公司治理视角,提出了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内部审计机构设置的双重监督模式,一方面由监事会对董事会和总经理层进行监督和宏观方面的调控;另一方面由内部审计机构对总经理及其下属各职能部门的责任履行情况进行监督评价,内部审计对审计委员会负责,最终向董事会负责,保障经济责任链条上各方的监督都能有效实施。赵璐(2014)提出,应从保障内部审计的独立性、提高内部审计人员专业素养和完善知识结构以及创新审计方式三个方面来提升内部审计质量。汪彦君(2010)从系统的角度提出从内部审计质量控制主体、目标、作业程序控制和内部审计质量标准控制四个方面构建企业内部审计质量控制体系,并进行了应用。黄国瑞(2007)从政府、内部审计协会、内部审计机构和内部审计人员三个方面提出了企业内部审计质量的保障措施。唐欣荣(2015)认为可以借助质量波动理论5M1E来分析产生内部审计质量缺陷的六大要因,并采取相对应的控制措施来保障内部审计质量。
(四)相关性
1. 与盈余管理相关。
王守海(2009)选取2006~2007年沪深上市公司的部分样本实证检验了操作性应计与内部审计质量为负相关关系,即高质量的内部审计能够降低盈余管理发生的可能性,但其对内部审计质量的度量仅仅从客观性、人员的专业胜任能力和内部审计部门的规模三个方面进行,难免不够全面。王兵、陈运佳、孙小杰(2014)则以独特的视角,选取中小板企业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内部审计负责人的特征与盈余质量的关系,结果表明,内部审计负责人的年龄越大、学历越高,对盈余管理行为的抑制作用越大,而内部审计负责人的性别、资历以及工作经验对盈余质量没有显著影响。蔡春、蔡利、陈幸(2009)从内部审计的独立性、部门规模、设立动机和制度规范四个角度衡量了内部审计的质量特征,并通过2007~2008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样本实证检验得出和其他学者相似的结论,即内部审计质量与盈余管理负相关。赵瑜(2011)认为内部审计部门规模的大小、内部审计人员的专业胜任能力以及内部审计部门的独立性和权威性都可能影响盈余管理,并从公司治理的视角选取2007~2009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390个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同样显示高质量的内部审计确实能够对企业盈余管理进行约束。除此之外,张培(2012)、蔡利(2013)也采用相同的思路进行了实证检验。
2. 与公司绩效相关。
钟浩(2011)将五个特征指标合成衡量内部审计质量水平的综合指标(IAQ),选取2007~2011年深交所A股上市公司为初选样本,通过实证检验得出内部审计质量与企业价值正相关,并区分不同实际控制人性质和第一大股东是否拥有绝对控制权的不同情况进行了内部审计质量和企业价值相关关系的进一步探讨。杨晶(2015)构建实证模型对内部审计部门规模、内部审计模式、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内部审计制度的健全性、内部审计部门独立性以及有无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意见六大方面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内部审计质量与企业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高质量的内部审计对企业绩效的增长产生重大的推动作用。肖慧萍(2014)则着眼于内部审计制度执行稍显落后的民营企业,以是否设立内部审计部门、内部审计的独立性、财务报告是否发生重述和是否受到证监会处罚这四个变量作为衡量内部审计质量的指标,并分别采用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收益率和托宾q值作为衡量公司绩效的指标,对于内部审计质量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
3. 与会计信息披露相关。
程新生、孙利军、耿祎(2007)从审计委员会与内部审计关系模型出发,实证检验了我国上市公司内部审计制度的建立和实施能够完善企业的财务控制,而财务控制情况越好,信息透明度也越高。刘怡芳(2012)从内部审计的五大特征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入手研究,结果表明,内部审计质量对会计信息质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开展内部审计活动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李嘉明、陈芳(2013)主要围绕内部审计的独立性、内部审计的专业胜任能力、内部审计的规模探讨了内部审计对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的影响,结果显示,内部审计质量与公司信息透明度呈正相关关系,而他们对信息透明度是通过六个维度进行界定的,即会计资料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合法合规性和公平性,这较其他学者仅仅以会计报表数字为基准更加科学。
四、研究趋势与展望
(一)研究视角有待拓宽
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学者对内部审计质量进行研究的视角仍然较为狭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研究热点单一,缺乏创新。
对内部审计质量与盈余管理的程度研究始终是关注的热点,尽管从2006年开始就有学者通过实证方法对内部审计质量与盈余管理程度的负相关关系进行了检验,但直到2015年,对此问题的研究仍然热度不减。诚然,内部审计质量与盈余管理程度的相关关系是重要的理论问题,但我们在文献整理的过程中发现,大多数学者就此问题的研究所采用的思路和手段基本相似,如对于盈余管理程度多采用操作性应计来反映,而内部审计质量通常选取内部审计部门的规模、内部审计人员的专业胜任能力以及内部审计部门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来反映,仅仅是采用的数据有所差异,这样的重复研究缺乏理论创新。
2. 对内部审计质量影响因素的考虑欠全面。
我们认为,对内部审计质量的评价必须以内部审计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为基础,而影响内部审计质量的因素本身就是较为复杂的问题,应从多方面来考虑。现有的研究,不论是研究内部审计质量和其他方面的相关性,还是仅仅研究内部审计质量各项影响因素,多是通过内部审计部门的规模、内部审计人员的专业胜任能力以及内部审计部门的独立性和权威性这三大要素来进行,这样的研究视角过于狭窄,并不能全面地衡量内部审计的质量。
3. 对内部审计质量相关方面的研究欠深入。
就内部审计质量和其他方面的相关性研究,绝大多数学者是对内部审计质量和某一方面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研究,实际上,就学者们探讨较多的三个方面——企业的价值、盈余管理程度以及会计信息的质量同样存在着相关关系,能否对内部审计质量与企业的综合评价进行进一步的研究?除此之外,内部审计的价值增值功能已经得到了理论和实践的一致认同,是否可以考虑检验内部审计质量的提升对企业价值增值程度尤其是隐形价值增值的程度?这些问题都可以作为后续理论研究的方向。
(二)构建评价体系的方法有待多样化
1. 内部审计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方法较单一。
已有的文献对内部审计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主要采用了两种方法,即:平衡计分卡和评分法。尽管有学者对这两种方法进行了修正,但研究方法仍显单一。
2. 所构建的评价体系有待完善。
已有研究所构建的评价体系多停留在理论层面,可操作性不强,部分研究成果仅仅在小范围内应用,没有得到推广。并且在选取评价体系指标时首先要对影响内部审计质量因素的各个方面进行分析,现有研究中所进行的因素分析并没有充分利用结构分析和系统论的观点进行整合,基本上是孤立的。另外,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并不是简单的指标堆砌,内部审计质量的影响因素具有较高的综合性,并且兼具定性和定量评价指标,所以构建评价体系还需要考虑如何对评价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同时,指标体系的权重代表了指标的重要程度,如何通过科学的方法确定各个指标所占权重也是评价体系构建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
(三)对内部审计质量的建议可以多角度进行
内部审计质量不高并非由单一因素引起,而往往是内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有审计人员的原因,也有被审计单位的原因,既有审计职业界的原因,也有社会环境方面的原因。
因此,已有研究中仅仅针对内部审计机构设置方式、内部审计人员专业素养以及创新审计方式等方面提出建议,对内部审计质量的研究工作还是停留在企业内部控制的层面,关注的重点仍然是组织内部如何控制内部审计质量的问题,这难以有效提升内部审计的质量。
未来的研究更应将内部审计放置于社会大环境中,只有从内外部、多角度探讨提升内部审计质量的方式、方法,才能更有成效。同时,还可以借鉴其他学科的成果,从技术层面有效提升内部审计的质量。
参考文献
李莲.上市公司内部审计质量影响因素分析[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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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怡芳,黄政.内部审计特征对会计信息质量影响研究--基于深交所主板上市公司2009~2012年的经验证据[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