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政策转型分析

农业政策转型分析（精选12篇）

农业政策转型分析 篇1

一、文献回顾

2009年1月1日起, 中国实行消费型增值税, 允许纳税人扣除外购固定资产所含进项税金, 增值税转型后的政策效应如何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在进行增值税转型政策效应分析前, 本文先对国内增值税转型方面的研究进行了回顾, 主要研究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增值税转型对宏观经济影响。有代表性的成果是陆炜、杨震 (2002) 《中国增值税转型可行性实证分析》, 作者从宏观经济的角度, 构建计税依据的实证模型, 阐明了不同类型增值税对政府税收收入、国民经济投资活动的影响, 结论是:消费型增值税具有良好的政府税收收入自动稳定器作用及对投资的反经济周期直接鼓励作用。二是研究增值税转型对企业财务行为的影响。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后, 企业的财务活动和会计政策会有相应变化, 因此会影响企业的经营业绩。李长春 (2006) 《增值税转型对企业筹资和投资活动的影响》一文, 对上市公司转型前后ROE变化进行了分析, 以说明增值税转型对配股融资的影响;通过对上市公司利润变化进行了分析, 指出转型后企业的融资能力会获得提高;通过对企业投资活动的变化进行了分析, 指出增值税转型后企业投资活动将会增加。

二、增值税转型的行业效应

1. 样本的选取。

本文相关原始数据全部来源于RESSET金融研究数据库。选取2008—2010年三年间各行业每年年初、年末固定资产原值的样本数据。样本选取标准为: (1) 2008—2010年间所有上市公司各年年度财务报告中的固定资产原值。 (2) 公司净利润和各年固定资产投资额均为正值, 剔除固定资产原值期末减期初的差额为负值的上市公司。因期末减期初差额为负值, 表明该公司当年固定资产不仅没有投资, 反而进行了固定资产处置, 故这种情况与增值税抵扣没有关系。 (3) 提供的数据资料足以进行增值税转型计算, 即净利润为正值, 股东权益为正值, 且有关财务数据完整的公司。 (4) 样本中排除了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业、房地产行业等非增值税实施范围内的行业。选取农林牧副渔业、采掘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制造业、信息技术业等增值税转型潜在影响较大的行业。

根据上述标准选取样本, 2009年符合条件的样本公司291家, 2010年符合条件的样本公司428家。

2. 行业影响分析。

各行业年内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等于年末固定资产原值减去年初固定资产原值。在消费型增值税下, 一般纳税人购进固定资产所含增值税额可以抵扣, 这里的“固定资产”指外购的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的设备、工具和器具, 由于在公开的财务数据中无法取得设备、工具和器具的投资额, 本文采用《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各行业每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设备、工器具投资额, 计算出全社会行业设备、工器具投资比例, 然后, 根据上市公司的有关数据, 计算出上市公司行业设备、工器具投资额。

各行业不含税设备工具投资额=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行业设备、工器具投资比例

当年抵扣增值税额=不含税设备工具投资额×17%

下页表1为全社会各行业设备、工器具的投资比例。《中国统计年鉴》已公布2007年、2008年、2009年的数据, 2010年的数据尚未公布, 为了计算分析的需要, 本文采用回归分析法计算出2010年全社会各行业设备、工器具的投资比例 (见下页表1) 。

假设购进设备、工器具的适用税率均为17%。下页表2是根据表1和各行业2009年和2010年数据计算的购进设备、工器具投资总额和已抵扣增值税额。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09年、2010年出版。

单位:万元

资料来源:中国股票市场交易数据库 (CSMAR) 。

由表2可以看出, 增值税转型后采掘业、水电煤气供应业和制造业平均每家上市公司抵扣进项税额较多, 增值税转型使这三个行业每家上市公司受益都在千万元以上。就2009年来看, 采掘业平均每家上市公司抵扣进项税额在12亿元以上, 水电煤气供应业平均每家上市公司抵扣进项税额近2亿元, 制造业平均每家上市公司抵扣进项税额6 000万元以上;就2010年来看, 采掘业平均每家上市公司抵扣进项税额在13亿元以上, 水电煤气供应业平均每家上市公司抵扣进项税额近7 000万元以上, 制造业平均每家上市公司抵扣进项税额3 000万元以上。就二年期限看, 农林牧渔业、采掘业和信息技术业平均每家上市公司抵扣进项税额, 2010年比2009年有所增加。为进一步研究上市公司的具体受益情况, 下面通过计算财务指标来分析。

三、增值税转型的微观效应

本文通过分别计算生产型增值税下和消费型增值税下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 来分析增值税转型的微观效应。

消费型增值税下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年度末股东权益

消费型增值税下每股收益=净利润/当年发行在外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因消费型增值税下可抵扣的进项税额在生产型增值税下计入设备的原值, 因此, 可抵扣进项税额通过影响每年折旧额而影响会计利润, 使得生产型增值税下的会计利润少, 消费型增值税下的会计利润多。本文假设设备的平均折旧年限为五年, 2009年是实施消费型增值税的第一年, 无累计折旧额影响, 故:

生产型增值税下净资产收益率= (净利润-当年抵扣增值税额/5) /年度末股东权益

生产型增值税下每股收益= (净利润-当年抵扣增值税额/5) /当年发行在外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因2010年需要考虑抵扣增值税额的累计影响, 故:

生产型增值税下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 (当年抵扣增值税额+上年抵扣增值税额) /5]/年度末股东权益

生产型增值税下每股收益=[净利润- (当年抵扣增值税额+上年抵扣增值税额) /5]/当年发行在外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1. 净资产收益率的统计分析。

通过对2009年291家上市公司ROE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得出2009年291家上市公司消费型增值税下ROE平均值为11%, 生产型增值税下ROE平均值为10%。因本文需要考虑折旧额的累计影响, 故删除了2010年有相关数据而2009年没有相关数据的公司, 因此, 2010年样本公司只剩下181家了, 这181家公司在消费型增值税下ROE平均值为12%, 生产型增值税下ROE平均值为11%, 即增值税转型使得上市公司ROE平均值提高1个百分点。表3列示的是增值税转型后两种增值税下ROE差异排名前十名的上市公司。

资料来源:中国股票市场交易数据库 (CSMAR) 。

由表3可知, 受益增值税转型的上市公司中, 600339公司2009年的净资产收益率提高6个百分点, 2010年的净资产收益率提高9个百分点, 600230公司2009年和2010年都提高4个百分点, 000898公司2009年提高3个百分点, 2010年提高4个百分点, 这说明增值税转型确实使得一些上市公司受益。

2. 每股净收益的统计分析。

每股净收益是持有每股股票带来的收益, 它是考查上市公司的重要财务指标。经过分析, 2009年291家上市公司消费型增值税下平均每股收益是0.47元, 生产型增值税下平均每股收益为是0.46元, 即增值税转型使得上市公司平均每股收益提高0.01元。2010年181家上市公司消费型增值税下平均每股收益是0.55元, 生产型增值税下平均每股收益是0.53元, 即增值税转型使得上市公司平均每股收益提高0.02元。可见, 增值税转型对企业的经营业绩产生了明显的有利作用。

单位:元

资料来源:中国股票市场交易数据库 (CSMAR) 。

从表4可知, 增值税转型确实提高了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 受益最大的是000898公司, 其每股收益2009年提高了0.24元, 2010年提高了0.29元。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说, 某些上市公司这二年每股收益提高并不一定是其盈利能力真正提高了, 而是受益于国家的税收政策。

四、研究结论与局限

通过对上市公司行业投资额和财务指标的分析, 本文得出以下结论:增值税转型受益较大的行业是采掘业、水电煤气供应业和制造业;增值税转型对上市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了明显的有利作用, 使得样本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平均值提高了1个百分点, 每股收益平均值提高了0.02元, 某些上市公司远远超过平均值。

在本文的研究中, 由于样本公司购入设备的具体使用年限无法获取, 文中以五年为折旧年限计算增值税抵扣额对公司会计利润的影响, 这很可能与购入设备的实际折旧年限不一致, 进而影响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结果。

参考文献

[1]陆炜, 杨震.中国增值税转型可行性实证研究[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 2002.

[2]王素荣, 蒋高乐.增值税转型对上市公司财务影响程度研究[J].会计研究, 2010, (2) .

[3]李长春.增值税转型对企业筹资和投资活动的影响[J].会计之友, 2006, (7) .

[4]黄明峰, 吴斌.增值税转型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中部6省26市的经验数据[J].财会月刊, 2010, (2) .

农业政策转型分析 篇2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知识产权仍旧处于初步阶段。从技术产业政策的演进历程来看，目前还处于启动发展阶段。尽管陆续出台了大量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政策，但主体知识产权意识薄弱，与科技、经济、市场和贸易相脱节，造成大量资源浪费。在实际保护上，由于制度不尽完善、执法管理效率低等原因，出现了侵权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的现象。在核心技术产品竞争力方面，特别是在参与国际竞争的自主知识产权数量和质量上，相比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转变我国产业技术产业大而不强、核心技术能力不足等问题愈加紧迫。

当前，我国技术产业中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和应用仍然存在不足。许多企业，特别是广大的中小型企业，较少有建立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专门负责知识产权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数量较少，既懂得产业经济发展又懂得知识产权管理及产品技术创新的复合型人才十分匮乏。除此之外，技术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再生推动力，其关键也就在于对知识产权的运用与保护。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更好地激发劳动者的创造力，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技术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产业的升级转型都有赖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与运用。

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研究 篇3

一、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中的案例分析

1、河南省确山县邢店新农村建设案例分析。

（1）基本情况。区位：邢店村位于河南省确山西部，距县城约10公里，小延安竹沟15公里，四A景区—老乐山景区3公里，是确山西部山区丘陵通往东部平原的咽喉。地形崎岖：三岭加两河，香店河、邢店河自北向南穿境而过。经济：以传统农业为主，多年以来，群众自发形成了驻马店最大的西瓜市场和红薯市场。交通：交通便利，前临332省道，后靠新阳高速，东有107和京广铁路，货物运输比较方便。人文：全村一千七百二十三口人，目前有一百多位在外地经营玉器古玩。

（2）产业规划。邢店村于2013年8月作出《驻马店市确山县瓦岗镇邢店新型农村社区空间发展规划》。产业发展总体思路：“扶农、优工、兴三”的政策，促进三产融合，形成相互协调、关联配套、结构合理、技术先进的现代产业体系。产业空间结构规划：产业主要围绕“一個基地、一个发展轴、两个林果带、多处发展区”的格局展开。将邢店村打造成旅游、娱乐、休闲、商贸兼顾商住办公于一体的特色旅游服务基地。依托香店河、邢店河种植板栗，形成两条滨河林果种植带。多处发展区，指的是在规划期内，东北部旅游发展区、高效农业示范区、畜禽养殖区、农副产品加工区。

（3）建设者。邢店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当地的一位知名人士，在2010年，当时全国地产开发如火如荼的进行，这位开发者，在其所在村，买了沿路两边的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当时由于其没有充分考虑到区位、经济发展现状、当地人的购买需求等因素，其投入了大量资金，建设了很多门面房但没有被广大群众所认可购买，致其在进行到一半时出现了巨大的资金漏洞。2012年国家进行新型农村建设，他正好搭便车，在原来的基础上，搞了个《驻马店市确山县瓦岗镇邢店新型农村社区空间发展规划》。

（4）现状。现在的邢店新型农村社区，成型的仅有一座规模1000多名学生的学校。其他的都是建设中的门面房，建设中的办公楼，建设中的古玩街，建设中的道路。多处塔吊锈迹斑斑，全部工地，不见一人。计划2015年完工的工程，除其公司办公楼一个院落之外，没有一处可以共使用的基础设施。

（5）邢店新农村建设之所以建设到现在无法进行下去的原因。

一、新农村建设，基本是纯粹意义上的新农村，没有考虑农民就业、农业的转型等问题。在其规划和具体的实施建设中，看到的也都是道路的延续、房屋的建设、街道的开发。在规划中，尽管也提到产业的转移，不具体，没实质内容，没具体的步骤方法。具体建设中，没有依照现有实际，在广大群众中进行实际的动员操作。群众在此新农村建设中，没有看到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和利益。

二、其规划不合理。在进行本次新农村规划时，建设者已在规划的土地上进行着房地產开发。之所以进行新农村建设，主要原因是原有地产开发失败，为了争取国家扶植而进行的。因此，新农村的规划受原有地产开发时的建筑的限制，无法最大限度地进行合理规划。

三、产业定位不准确。出于对地产开发的需要，开发者其看到是该地区的在做古玩和玉器的人很多的人文优势。因此，在规划和建设中，古玩一条街是起重中之重。这些做古玩生意的可以买店面，就可以多卖房屋。在规划中，开发者没有对当地的区位优势、特色瓜果、红薯、中草药、林业等充分考虑到并给于重视发展。其规划的出发点是以赚钱和盈利为目的，想靠古玩街、小吃街等开发地产，不是定位于当地的产业转移和升级。

四、建设无序。①建设好的商业出售的店面房大量闲置，占用大量资金而无法收回。建设中的古玩一条街和小吃一条街，由于平时没有人气，店面没人买，平时没人用。②需要建设的专业市场，反而没有规划和建设。由于前期规划的先天不足和产业定位不准，开发者没有把自己的利益与群众的需求和国家推进新农村建设的目的进行有机结合，没有规划专业的西瓜市场和红薯市场，广大群众的西瓜和红薯交易依然是马路市场，一到西瓜和红薯成熟季节，交通严重堵塞。③打算建设的，在没有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冒然进行整村搬迁征地。花费3000多万元，一下又征了1000多亩建设用地。④经济支柱的仓储物流业，直到目前还没有任何进展。在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巨大投入，没有得到任何回报，大面积被征的建设用地闲置，只有几个零星的塔吊在空旷的野外。

五、资金严重依赖银行贷款。调查中了解到，这位开发者目前已经投入3个多亿，建设了一个完整的学校和好多的门面房，早已经弹尽粮绝。建成的门面房之所以目前无法进行交易，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已经把这些门面房抵押给了银行。开发者想一直走低价买地—高价评估—抵押贷款—继续开发这样的路子。但事实上，国家政策和银行的运作体系不断完善，这样的路子不可能一直好走，资金链随时就可能断裂。也正是在这种资金的运作模式下，该处型农村建设，经常处于半停顿状态，直到现在还是由于资金问题而中断。

六、群众在新农村建设中参与度不高。①开发商的初衷和规划，压根没有把群众放到第一位，群众也就不是新农村建设的积极参与者。开发商所走的模式大体都是自己垫资—先行开发—赚钱出售—再接着开发的路子。②群众参与的意愿很高，但无从着眼。在改善居住条件、方便购物、就医等方面，经过多年的发展，群众的觉悟意识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也希望住的地方环境好些、房屋宽敞舒适一些，外出方便一些，就医便利一些。事实上，由于开发商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的考虑，基层政府由于干群关系紧张对群众不信任的问题等，在整体搬迁等问题上，无论是基层政府还是开发商都把群众放到一边，不予理睬，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得不到充分发挥。调研中了解到，他们对于整体搬迁，大多是支持的，他们希望政府能够在规划的区域，划一片建房用地，给个图纸，自己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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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基层政府和开发商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心中没把人民的利益放到足够的位置（这点非常重要）。《发展规划》重点强调的是健康宜居、康体养老、旅游服务和仓储物流，从字面上看，健康宜居和康体养老也是对广大群众的，可事实上，这都是以商业开发为主要内容的，对于旅游服务和仓储物流，普通的百姓更无缘此中。在实际的建设中，他们没有像史来贺和李天成这样的村官，把群众利益高于自己。因此在遇到困难时，群众不去理解、支持和宽容他们。

2、确山县竹沟镇鲍棚最美乡村建设案例分析。

（1）基本情况。鲍棚最美乡村位于红色旅游胜地—竹沟镇西五公里，省道334線南侧，西与泌阳接壤；总面积11.7平方公里，零星地分布在24个自然村，居住着412户1425口人；经济上以农业为主，大部分人员常年外出打工，2011年人均收入2200元，经济发展滞后省级贫困村；交通便利，省道在其北边穿过，距新阳高速竹沟站5公里；相对偏远，民风淳厚。

（2）产业发展规划。以市场为导向，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旅游服务业；依靠科技，发展生态能源林业和特色林果业、特色生态园，保护生态环境。产业定位，以可持续循环发展的现代生态农业，带动农产品加工和旅游服务三产的发展。

（3）开发过程中采取的措施。开发者决定对这个村域进行开发时，对其环境进行了仔细考察。对于11.7平方公里，相对封闭的小盆地，基本农田1500多亩，可耕地面积3500多亩，林地面积10000多亩，独立水系小型水库三个，周边没有任何污染的鲍棚村，生态地理环境非常优越。开发者抱着改善群众生活环境，提高群众收入，先群众后企业的精神，在与地方政府充分沟通基础上，与全村群众达成每人每月300元生活费，企业用工优先本村群众，多劳多得，保证收益不低于外出打工的原则，征用全村所有耕地、荒山。承诺群众，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逐渐把分散到24个村民组的群众，都集中到小洋房上来。开发者对群众的居住、就医、孩子上学等现实问题充分考虑，尽力照顾。群众的所有荒山、耕地、林地都交予了企业，企业在这样的条件和环境下，进行了2年的建设，大的框架已经基本建成。群众在这两年中，为企业干活也挣得了除生活费以外的工资，企业也在高标准的规划的基础上，一步步的进行建设。时间进行到2015年，全国性的非法集资问题，横扫全国大地，鲍棚最美乡村，也因此在投入了1.3亿元资金后而中断。

（4）发展建设现状。最美乡村—鲍棚，经过两年建设，道路宽敞整洁，环村观光路畅通无阻；用于改善村民居住条件的洋房别墅整齐划一；温室大棚，远远望去，特别显眼；苗圃花木，随处可见；大面积种植的中药材随处可见；草坪花苑，跑马场上不少的家長带着孩子在上面玩耍；别墅前的休闲广场，初具规模；依山而建的池塘边，停放着很多垂钓者的各型车辆。

但整洁难掩荒芜的窘迫，道路两边的杂草，显示出已经好久没人清理；沿着观光路一圈的行程，看到的是群众已经种植了烟叶、花生、红薯等的田地；显眼漂亮外观的温室大棚，里面杂菜丛生；苗圃里各色的绿化等用苗，好久没人整理；一栋栋别墅，白墙青瓦，走到近前，门前道路还没有硬化；坦荡如砥的跑马场、人工草坪，尽管还有不少大人带着孩子在上面玩耍，难掩无人精心照看的窘迫；大面积种植的中草药听说开发者已经把生产周期短的直接给了农户。

进入2015年以后，由于全国性的资金荒，非法融资等问题的出现，这个地方也出现了资金问题。基础设施建设中断，群众的每人每月三百元的生活保障没处发放。建设的停滞，工地也不在用人，群众可以挣点工资的来源也中断了。由于不能及时的兑付群众的工资，为了生活，好多群众要求恢复了自己的土地。对于那些已经无法恢复的建设占用地，公司在征得群众谅解后，暂时欠着承包费。因此，出现了温室大棚没人种，路边花木无人管，好多地块已经种上花生烟叶等农作物的情况。

（5）原因分析。一、开发者群众利益至上理念，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规划的公共服务设施与环境规划中，明确其发展目标是全面提高社区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公共产品供给内容、数量、质量，使社区居民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实现社区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在具体实施之前，开发者与群众谈的条件，每人每月300元生活费，群村的男女老少都可在公司中打工挣钱，多劳多得，不比外地打工挣的钱少。建设中，开发者优先建设了学校和共整体搬迁的别墅。

二、高标准专业的规划，是赢得村民信心的关键。选择的专业高标准的具有乙级城乡规划编制资质证书的规划公司。参与规划的是两名注册规划师、三名工程师。规划者对当地地理地貌，风土人情，生活习惯的了解是全面的，材料的收集是专业的。作出的规划是因地制宜的，符合当地实际的。从规划书的编制看，开发者基本没有干预前期的专业的规划。因此，规划是专业的。村民从规划的公示中看到了希望，因此，也赢得了当地群众的支持。

三、产业定位准确，以第一产业发展带动第二第三产业的做法值得参考。对于11.7平方公里相对封闭的小盆地，出于对农业客观规律的尊重，优先规划第一产业，发展第一产业，以第一产业带动第二第三产业发展，是符合产业升级和转移规律的，也是符合国家土地的规划政策的。

四、基层政府的大力配合和支持是其工程取得成果的保障。出于对农民的感情，科学的规划，开发者赢得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当地政府为了最美乡村建设，成立了专门的领导机构，配备了专业的人员，与开发者一起工作，在规划、宣传、农民征地、县乡协调等方面，给予开发者大力的支持和便利。

五、资金优势也是建设得以快速进行的保障。在这次最美乡村建设之前，开发者准备了相对充裕的资金。根据规划预算，建成最美乡村，初步预算1.3亿，他们基本把前期所需资金准备到位。规划中所没有准备的是给付群众的基本生活费，以及物价等因素造成的额外支出。他们没有充分预测到的资金的风险，全国非法集资的浪潮冲击了正在建设的最美乡村，在建设的关键的档口出现了资金断裂的问题。

二、农业转型的支撑点

通过以上两个案例的分析，农业转型的支撑点是科学的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观，心中要有农民，热爱农村，热爱农民，植根农业。

三、农业转型中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群众之上的理念，是取得农业转型的根基。开发者如果没有一颗热爱农民、热爱农业、植根农村的心，只想从农民身上榨取自己的财富，群众是不答应的，也是行不通的。只有奉献在先，才能赢得群众的信赖和支持，才能在企业困难时候。群众的群身心支持，才是农业转型的根基，也只有赢得群众的信赖，农业转型才能行得通；科学规划，是农业转型的前提；因地制宜，科学定位是农业转型的基础；资金保障，是农业转型的后盾；国家的政策支持，是农业转型的的补充。

农业政策转型分析 篇4

我国的对外贸易开展长期以来大多以加工贸易的形式进行组织, 这一组织形式在1994年的时候就已经成为我国的贸易出口份额中的支柱, 据来自国家统计部门的数据分析, 仅2010年前三个季度, 我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约5500亿美元, 占据全年贸易总额的近百分之五十的份额, 应该说, 加工贸易的有力跟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繁荣, 然而, 我们也应该看到, 我国对外贸易的巨额顺差产生也与加工贸易的加速发展有很大联系, 我国与发达国家也因此而导致贸易纷争不断。从我国对外加工贸易开展的地区来看, 呈现出了分布极其不平衡的现象, 而在整个对外贸易产业的上下游分布来看, 我国处在国际分工产业链的下游, 贸易生产的“三高现象 (高污染、高能耗、高消耗) ”很突出, 从而使得目前情况下的加工贸易组织方式成为了阻碍我国经济取得进一步可持续健康发展的绊脚石。

针对以上情况, 为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转型升级, 摆脱单一的加工导向型出口贸易, 引导我国对外贸易的良性轨道迈进, 在2007年6月, 由国家税务总局、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以及海关总署联合发文公布了《关于调整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 一批加工贸易限制性措施得以出台[1], 根据商务部和发改委部门确定的框架, 我国对外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包括产业地域重组、产业链升级、产品高端研发等, 具体措施涵盖了地域构划、生产调整以及品牌研发等工作, 发出了以加工贸易为典型特征的东部沿海生产向成本和资源导向型的中西部地区延伸转移的构想, 做出了以劳动密集型生产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生产的决定, 要求对外贸易部门由出口低附加值产品向高附加值型产品迈进, 给出了一系列的产业链部门研发和品牌创新的政策倾斜措施, 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我国对外贸易的转型升级的开始。

对于新时期我国的贸易税收政策调整及实施的必要性方面来讲, 以关税、出口退税以及反倾销税为代表, 具体来说, 关税作为贸易税收的政策核心作用突出, 定位标齐为财政和产业型收入, 可以说WTO进程下的我国关税水平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 保护功能弱化, 一方面促进了产品出口, 但是也导致了外国商品的低成本大量进入, 对于弱小产业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其次, 出口退税是我国贸易税收的重要组成, 其对于国内产业的保护性作用和出口的拉动效果显著, 然而今年也出现了一定的错位, 出口退税改革失败带来的资金断流问题严重, 其基本的保护和带动出口作用的发挥愈发受到限制, 因此也是贸易税收转型的一个促成因素;反倾销税方面, 这是我国乃至世界贸易保护的有效税收政策, 从我国的发展和利用反倾销税的情况来看, 其功能远远没有达到充分, 基本立法基础薄弱, 因此对于贸易转型升级的税收政策调整来说, 反倾销税的利用现状也构成了其促成因素之一[2]。

2 我国对外贸易转型升级的税收政策分析

2.1 对于进口产品和本土产品的税收政策倾斜不一致

在目前我国实行的对外贸易税收政策中, 对于产品进口加工, 我国对于进口原材料、机械设备以及零部件等实行保税制度, 进口渠道增值税和关税予以抵免, 对于进口加工产品的再出口, 我国予以免除消费税和增值税的政策, 不予退税, 占用的国内货物支付进行税额不予抵扣, 以生产成本计提, 而对本国的原材料已征税额不予退还。在来料加工贸易中, 进口料件实行同样的保税制度, 出口企业生产中的进口料件免征进口消费税和增值税, 关税则照常扣除, 对于以上内容生产涉及的出口退税以及免抵退、退税率和征税额之间的差额部分则转而计入成本项目。

对于进口料件, 免抵退税额的计算以进口品的出口退税率计算, 从不予抵扣税额中进行扣除;另一方面, 对于本土原材料加工生产的出口货物以全额计提, 税额不抵扣, 此外, 对于出口应征关税商品, 视其进口料件引用比例而划分, 全部使用则不征收关税, 部分使用则依据海关核准的原材料来源国的价值分成比例征收关税, 以上的这些措施都是对于外贸企业原料成本负担的加重。

2.2 深加工结转的税收政策施行不一致

深加工结转是指进口料件在不同本土贸易企业间的转移生产, 保税原材料进行深层加工后进而出口转移。我国当前税法明文规定, 深加工生产贸易一律按照内销计提, 先期全部征收15%至20%区间的增值税, 出口环节办理出口退税, 一般每个地区对于深加工结转税收的实际操作也存在着差异, 一种是以普通贸易出口规定进行免税管理, 道道征税;另一种是按照加工贸易协定处理, 道道免税。一般而言, 政府和地方的深加工结转税收征取不一致行为会造成税务机关业务冲突和操作盲区, 各地企业税收负担差异也来源于此, 因而存在竞争不公正的现象, 对我国的贸易产业链延伸和深加工结转业务的顺利进行造成阻碍[3]。

2.3 地区性差别税收政策尚未有效出台运作

典型的以我国的东西部地区贸易开展为例, 中西部地区相较东部沿海地区呈现出严重滞后的现象, 尤其需要政府的差异化税收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以加工贸易税收政策为例, 我国的税收政策全面向境外采购倾斜, 很难看到境内采购的激励政策, 而我国为了贯彻对外贸易转型升级的基本贸易政策, 明令降低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退税率, 向易引发贸易摩擦的产品实行优先退税, 取消资源高消耗产品的退税率, 这对于中西部地区的贸易初级发展水平而言, 显然是出口环境的极大恶化, 贸易生产的东西转移进程进一步受到阻碍。此外, 我国的出口退税政策也有缺点, 即规定地方政府承担全部退还税款的7.5%, 这一比例相对于2000年初的高达四分之一的水平虽然已是有所调低, 但是未充分考虑东西部省份的财政能力差异, 这样的比例对于财政资金捉襟见肘的西部地区依然是很大的负担, 对于其承接对外贸易产业集群的地域转移任务的积极性也是一种打击。

3 促进我国对外贸易转型升级的税收政策思路

3.1 出台本土产品的进口替代税收优惠政策

相关的进口替代鼓励政策应该被出台, 激励以国产原材料代替进口材料进行直接出口贸易, 普及这方面的推免税收政策优惠, 努力做到国产材料和进口同类材料的税收待遇相同, 出口产品符合国标要求并且采用境内保税进口的, 予以足额退税, 保证出口品增值税的国内实际零税率。此外, 对于加工贸易类出口产品, 应征出口关税的, 不管其产品原材料的来源地划分, 一律同等征税。我国的现行抵免退税计算方法也应该得到完善, 调整税率, 出口货物不抵扣税额的, 保税进口则要按征退税差征税, 政府还可以对贸易出口产品的国产原件最低使用比例进行限定, 对于完全的进口替代或是国产化率较高的出口贸易产品给予更高的税收政策优惠, 对加工贸易的国内原材料供应商实行退税照顾, 进而刺激对外贸易的国内采购积极性, 国产化率提升, 产业链优化, 间接或直接地支持我国贸易转型的既定国策[4]。

3.2 对于深加工产品税收结转的政策统一

对于长久以来我国地方政府执行深加工结转税收政策的各成体系现象, 我国应以中央政府为准绳, 明确统一深加工结转税收政策, 使得地方上对于税收政策的执行达到统一一致、有章可循。由于重重征税会对企业的税收负担造成压迫, 而重重抵免又会造成税收流失, 因此, 深加工结转税收政策的统一可以采取选择试点的方式进行, 对于受到主管部门认定、符合贸易转型升级要求的, 并且满足纳税评估和海关分级认证较高级别的企业, 税收部门给予免税优惠, 列名公示这些企业, 交由商务部门和海关共同监督执行。对于目前尚不能完成免税的企业, 深加工结转税收政策以既不征也不退的方式进行, 而对于国内物料消耗的保税料深加工贸易则必须采取税收强制征取, 结转类货物给予退税, 海关负责对结转产品进行监管保税, 以此达到降低配套要求的目的, 降低结转成本, 深化深加工贸易的发展。

3.3 有效的地区差异性税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在实际操作中, 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对限制类目录中涉及到的加工贸易商品银行保证金台账管理实行了政策区分, 被海关部门划入AB类的企业维持东部实转和西部空转的趋势, 因此可以使得西部地区面临较小的资金流压力, 东部地区的贸易梯度转移得以顺利进行。另一方面, 东部地区由于要进行高附加值导向下的生产服务贸易转型, 因此这些地区的税收优惠政策应本着对于服务加工贸易发展的角度来进行制定和普及, 鼓励各种服务性机构例如物流和采购中心等的建立, 税收投向咨询公司和研发中心, 对于经营性服务盈利实行税收减免。针对中西部地区, 发展其劳动密集性和资源密集性的优势, 对于其承接的高污染、高能耗的产品生产任务实行取消退税率的措施, 优化贸易环境, 制定材料采购的税收优惠政策, 对于国内采购实行比国外较为优势的税收倾斜, 降低贸易企业运作成本, 甚至可以采取出口退税款项全部由中央财政负担的措施, 全面减小中西部地区的财政压力[5]。

3.4 对于海关专项监管区的税收政策选择

在加大海关特殊监管区的建设力度和引导更多企业进入监管区的基础上, 继续实行贸易保税区和加工区等享有的贸易税收优惠现状, 推动贸易转型升级的顺利进行, 产业链上游的企业货物加入监管区时, 可以获得退税待遇;产业链下游的企业进入监管区, 在进口货物时可以得到发票, 以发票向海关办理来料加工, 进而享受进口原料的保税待遇。在进行这些税收管理措施实行的过程中, 还要注意到专项监管区域内存在的不合理之处, 例如对于专项监管区内部和外部的制成品补税的完税价格审核标准不统一, 监管区内部的企业以制成品结算成交价格审核, 而监管区外部的企业则更多地以来料进口成交价和替代物成交价进行核定, 制成品的成交价格和关税税率相对于进口原料来讲要高出一个档次, 这对于吸引更多企业的进入显然构成了阻碍, 加工贸易深加工结转业务不能顺利进行, 为此, 对于外贸转型升级的优化税收政策需要引起重视, 特别是监管区内外企业的产品内销税收待遇亟待优化。

4 结语

我国的对外贸易规模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加深而逐渐扩大的, 而作为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加工贸易的产业结构性问题日益突显, 以贸易税收为代表的国家政策倾斜急需改善, 这不仅是面对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后金融危机时代到来的现实挑战, 同时也是从根本上解决我国贸易结构性缺陷问题的方法。在当前, 由于贸易税收政策而造成的国际贸易争端屡见不鲜, 因而如何运用贸易税收政策来更好地对本国对外贸易利益进行维护的问题, 不仅仅是学术界需要关注的问题, 也是当今国际贸易界、国际税法界以及各国的税收政策制定部门需要直面的挑战。

摘要：本文在集中介绍我国对外贸易的基础上, 分析了贸易转型的内涵和其实施的必要性, 并且从我国对外贸易转型的角度对现行的贸易税收政策进行了梳理, 发现了其中存在的问题, 针对这些既定问题给出了相应的税收政策意见。

关键词：对外贸易,贸易转型,税收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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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志强.WTO框架下我国对外贸易税收政策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 2010 (4) .

[3]张莹.资源约束对我国经贸战略选择的影响[J].知识经济, 2010 (5) .

[4]邱少坤.论我国出口退税法律制度的完善[J].财经科学, 2011 (3) .

农业政策转型分析 篇5

陈 秀 花

就如何加快农业转型升级，推进现代农业发展，打造全省高效农业第一市，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一、围绕现代农业发展，建设三大载体。一是加快现代农业园区建设，按照国家、省现代农业园区的创建标准，突出重点，以点带面，集中打造，重点完善提升现有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在扩展规模、联农带农、提质增效、提档升级上下功夫。二是加快农产品加工集中区建设，抓好入园企业的建设进程，使其尽快投产达效；主动做好即将入园企业的相关服务工作，推促其尽快入园兴建；加快招商引资力度，拓展加工区规模，引进农产品加工项目；加快加工区提档升级步伐。三是加快农产品市场建设，以特色专业市场为支撑，全面提升农产品现代流通业态销售水平。

二、围绕现代农业发展，转变经营方式。一是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当今，土地规模小而分散是影响农业发展的重要瓶颈。我市应该结合特色产业和主导产业，引导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向优势产业和优势区域集中。注重发挥种养大户、龙头企业和农技服务机构的作用，围绕当地优势特色产品，把农民组织起来，通过统一布局、统一质量标准、统一技术培训、统一品牌、统一销售，达到规模经营的目的；二是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对加快农业结构的调整，推进农村主导产业的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当今世界，凡是农业发达、农村现代化水平高的国家，其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都比较发达。可见，只有大力促进各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才能使我市农业真正走上产业化、国际化和现代化之路；三是发展壮大农业龙头企业。就是用工业化的理念指导农业、经营农业、发展农业，优化整合生产、加工、流通等各个环节，壮大产业规模，提高产业层次，增加农业效益。

三、围绕现代农业发展，推广农业科技。实施农业重大技术推广计划，大力引进和推广现代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每年引进推广农业“三新”技术。使信息技术与农业技术融合，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农业，提升农业信息化服务率。加强现代农业科技人才引进培育，组织实施现代农业“双百双十”工程，大力引进和培育现代农业科技领军人才，为农业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继续深入开展农业科技入户、科技挂钩、技术承包等活动，拓展“送科技下乡，促强农富民”活动内涵。加大对农民现代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力度，努力提升现代农业科技的普及率。加大农业机械化新技术、新机具推广力度，促进农机农艺融合，尽快实现稻麦生产全程机械化，努力提高农业生产综合机械化水平。

四、围绕现代农业发展，提升质量创建品牌。品质是一个产品内在质量的表现，品质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一个产品的影响力、信誉度、市场占有率和生命力，尤其是农产品，它更关系到消费者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大力发展无公害农产品，尤其是绿色、有机农产品，注重农产品质量，确保其品质，这是发展现代农业应该确立的基本理念和意识。在确保品质的前提下，要确立品牌理念和意识，使自己的产品更富有个性、特点、影响力、信誉度、文化力、人格魅力和含金量，经久不衰。

农业：有机循环促转型 篇6

前锋区观塘现代农业园区（蔬菜新品种展示园）。

1998～2013年广安农业总产值趋势图

现代农业

四川缪氏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有机循环农业代表

四川缪氏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注册资金500万元，规划占地10000亩，一期核心区域3000余亩，现有员工200余人。公司位于伟人邓小平故里广安市邻水县，紧靠达渝高速公路与沪蓉高速之间，交通便利。

公司投资5亿元建设的缪氏生态农业示范观光园，内设生态农业、农产品深加工、观光休闲、科研教学四大功能区，配置有先进的进口生产科技设备，是集种植业、养殖业及微生物产业于一体的循环高效农业产业体系，形成以生态循环农业为龙头，带动科研、教学、会務、休闲等相关产业的综合性观光产业园。

独具特色的生态葡萄种植园，面积2000余亩，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大棚设施设备葡萄种植场，内设葡萄酒自酿体验区，生猪、鸡、鸭、鹅等健康生态养殖场，可容纳3000人就业。缪氏生态循环农业在西安渭南还拥有5000亩葡萄园，主要是以鲜食葡萄为主，主销北京、西安等地。

在广安市政府对旅游业的优惠政策支持下，依托广安特有的地理位置和自然风貌，拟建设“缪氏乡村生态旅游业观光园”，设置乡村生态旅游景点20个：自酿葡葡酒体验区、葡葡酒体验式自助吧、萄萄长廊观赏区、生态木屋区、葡萄盆景艺术栽培展示区、拓展训练区、科研培训中心、垂钓中心、游泳池、水上乐园、河道游船、高尔夫球训练场、生态美食馆、烧烤场、文化广场、7D影院、多功能娱乐室、棋牌室、会议室、直升飞机停机坪。

目前，已建设的景点有7个：葡葡酒体验式自助吧、萄萄长廊观赏区、垂钓中心、游泳池、生态美食馆、文化广场、棋牌室等。未建设的13个景点，将在2016年12月之前全部建成。

公司以有机循环农业为主导，依托国内外先进科学技术，倾力打造集生态旅游、有机葡萄和蔬菜种植、生态养殖等融为一体的现代生态农业发展产业基地。努力打造国内有机品牌，并利用园区的示范效应，带动和辐射周边农村种植业全面升级，拉动周边地区农业经济快速发展。

农业巨变

荣誉榜

全国现代农业示范区

国家森林城市

全省唯一整体推进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建设试点市

全国商品粮基地、瘦肉型生猪基地和优质柑桔基地

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逐步转变

设市以来，广安大力推进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建设。2006年，确立了发展优质粮油、优质生猪、优质柑桔、优质蔬菜“四大主导产业”和草食畜禽、速生林竹、优质蚕桑、名优水产、葡萄、梨等“六大特色产业”。

2011年，提出了整体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思路，并编制发布了《广安市整体推进现代农业（林业、畜牧）产业基地建设规划纲要（2011～2015年）》，对全市现代农业产业基地进行了整体生态布局：广安市西北以优质粮油、蔬菜、生猪、草食牲畜为主；西南以优质粮油、柑桔、蔬菜为主；东南以柑桔、蔬菜为主；华蓥山区以特色蔬菜、特色水果和速生林竹为主，依托产业基地布局，在适宜地区规划建设高标准万亩现代农业示范区。畜牧发展与农业产业基地联动，种养结合建设规模养殖场，通过畜—沼—果（菜）等方式实现生态循环发展。

2013年，广安进一步提出坚持产村相融、农旅结合、标准建设、成片推进的发展思路，大力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步伐。全市建成优质粮油基地50万亩（其中“千斤粮万元钱”粮经复合基地29万亩），优质柑桔基地55万亩，优质蔬菜基地57万亩，其他特色产业基地14万亩；建成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5099个；建成万亩现代农业示范区67个70.8万亩。

农业总产值从1998年的60.3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256.0亿元，增加195.7亿元，增长324.5%；第一产业增加值从1998年的41.5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150.0亿元，增加108.5亿元，增长261.4%。

农业经营主体多元化

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广安市高度重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工作，将其作为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重要工作内容，作为应对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发展趋势和解决未来“谁来种地”的有效途径。全市已初步形成以专业合作社为纽带、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为骨干、龙头企业为支撑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农业经营主体呈现出多元多样发展态势。在培育种植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方面：截止目前全市培育种植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4782个。

按主体类型分：龙头企业208个，占4.3%；专业大户2328个，占48.7%；农民专业合作社1615个，占33.8%；家庭农场631个，占13.2%。

按经营范围分：生产型4907个，占85.7%；加工型182个，占3.8%；营销型502个，占10.5%。

按投资来源分：工商资本投入为主的121个，占2.5%；以财政支持为主的3075个，占64.3%；农业经营主体自筹的1586个，占33.1%。

农业品牌建设硕果累累

广安市大力实施品牌发展战略，到2013年，已有30个产品获得省以上各类品牌证书，其中宝珍牌丝棉被、晓玲牌广安蜜梨、“大川”牌室内套装门等3个产品获中国驰名商标；莲桥牌米粉、胖大妈牌挂面等10个产品获四川省著名商标；袁记三兄弟牌豆干、胖大妈牌挂面等、5个产品获四川省名牌称号；龙安柚、邻水脐橙等12个产品获中国地理证明商标（地理标志登记保护和地理标志农产品）。

到2013年，全市已认定的无公害农产品60个，绿色食品25个，地理标志农产品1个。与2010年相比，无公害农产品增长87.72%，绿色食品、地理标志农产品实现零突破，并快速发展。链接：广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三最”

最大的龙头企业：岳池久发大米加工厂。该企业整体连片租地8500余亩建设优质水稻种植基地，已完成投资2100万元；

最大的专业大户：周光德。主要种植柑橘，经营面积63亩；

最大的专业合作社：岳池三安。主要从事蔬菜种植，经营面积达8000余亩；

最大的家庭农场：周福山经营的家庭农场。主要种植柑橘，种植面积56亩。

农业政策转型分析 篇7

一、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利益冲突的表现

1. 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

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之一是经济人理性行为假设, 即构成人的行为的基本动力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但在现实情况中, 公众的认知与社会存在问题的严重程度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务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务, 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 而忽视公共的事务;对于公共的一切, 他至多留心到其中对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务。”奥尔森在其代表作《集体行动的逻辑》中的论证表明:在存在共同利益的情况下, 理性的个体不会为共同利益采取合作性的集体行动而更倾向于搭便车。“不管每个个体多么明智地追寻自我利益, 都不会自动出现一种社会的理性结果。”

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在公共政策制定层面则突出表现为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这是因为:首先, 社会价值的标准是多元的。由于利益、权力、信仰、道德、习惯、情感等因素的交织作用, 人们对同一政策问题往往会形成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其次, 面对错综复杂、彼此冲突的价值选择, 政策制定者往往难以进行合理的比较和妥当的权衡, 政策选择在主观上也将随之陷入困境。最后, 政策制定者个人的局限性使其无法针对具体的公共政策问题做出完全理性的选择, 无法对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进行客观、全面、准确的判断, 这就使得政策方案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无法有效实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

2. 中央利益与地方利益的冲突

改革开放后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 中央赋予了地方政府一定的相对独立的利益和经济管理的自主权, 使地方政府的利益主体地位日渐突出, 地方政府也具备了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 进而成为独立的利益博弈主体。一方面,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得各地领导人都十分关注本地的经济发展, 不再像过去那样随意牺牲地方经济利益来换取政治利益;另一方面, 中央把满足地方民众利益要求的职责大量地转移给地方政府, 地方领导人不得不更多地考虑地方自身的利益。现代化的进程产生了许多社会利益要求, 人们的期望值愈来愈高, 而长期积累下来的诸多经济社会问题, 如失业下岗、住房奇缺、交通拥挤等问题逐渐尖锐起来, 使得地方政府必须设法解决社会民众的现实利益需要。因此, 各地方政府开始以实现地方利益作为基本的行为模式, 导致地方为了追求局部利益制定的微观性政策与中央从全局出发制定的宏观性政策偶有冲突, 因而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形成了中央与地方的利益矛盾。目前, 各地向中央争优惠政策、争投资、争项目等五花八门的竞争有愈演愈烈之势。

3. 正当利益与不正当利益的冲突

从理论上讲, 在法制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下, 随着社会利益的分化, 利益群体的存在和发展应该是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 这样既保证了整个社会链条的健康发展, 同时也保证了每一个利益群体都可以得到属于自己的合法利益, 而不去侵害其他群体的利益。但是, 中国社会的转型是通过政府强力拉动的, 公共政策对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调整一开始采取了非市场化的途径, 这使得社会利益结构重构的基础具有某种不公正的特征:一部分利益主体是在市场竞争中通过优胜劣汰形成的, 另一部分利益主体则是通过政治系统强力获取社会资源而形成的。由于新旧体制摩擦产生了一定的规则真空和制度漏洞, 导致部分利益主体对于利益的追求, 是利用市场经济体制的某些缺陷或者依赖政治权力来获取, 较少采用“公开博弈”的公平的、法制化的竞争形式, 而较多采取非规范化的、不正当的方式。

在现实中, 强势利益群体结成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团体, 有能力利用各种资源, 以各种形式诉求自身利益, 这样就会出现由某个强势利益群体影响甚至操控公共政策制定的情况, 严重破坏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与正义性。更为严重的是, 在现行决策体制下, 部门和地方容易被公民社会组织所“俘获”, 形成一种“合谋共生”的关系。而对于弱势群体而言, 其自身既没有资源, 也没有能力利用资源, 缺少有效途径和渠道来表达利益诉求, 他们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往往会被边缘化。

二、公共政策制定中利益冲突产生的原因分析

1. 社会利益格局调整

改革开放前, 中国的利益格局是铁板一块的集体利益, 个体利益 (包括局部利益) 服从于整体利益, 同时在以国家为代表的整体的协调与控制下, 个体之间在利益上平均化。改革开放打破了传统政治经济模式下分化程度低的社会利益格局, 使得中国社会利益格局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利益的驱动使不同的利益主体从自身的立场和观点来看待社会生活和改革中的一切事物, 并且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维护自身利益的倾向, 而不同的利益群体具有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利益, 尤其是新生利益群体, 更希望通过参与政策制定过程来保护自身利益, 希望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多考虑行业的利益, 一些拥有重要资源的个体也积极参与政策制定过程, 希望政策反映他们的呼声, 他们在争取、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已经较为充分地认识到政治在社会利益分配和人们利益实现中的权威性地位。而社会转型必然会带来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社会利益格局的重构, 即使不触动原有体制中既得利益者或者对其先期进行足够补偿而推行所谓无人受损的改革 (即经济学上的“帕累托改进”) , 也会发生相对利益受损的情况, 使利益受损者对任何损害其既得利益的决策方案改革都会强烈反对, 利益冲突就成为一种常态。

2. 公共物品有效供给不足

一方面, 公共物品的供给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 经济发展水平高, 社会财富总量就大, 公共政策制定中可以支配的物质资源也就相应增加。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的良好势头, 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由于人口多、基础差、底子薄, 社会生产发展仍然相对不足, 政策制定中可资利用的物质资料不充分, 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另一方面, 尽管“管理社会公共事务, 提供公共产品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 它体现了公共利益这一现代民主政府的本质属性, 离开了这种公利性, 政府就从根本上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和合法性”。但是, 政府在公共物品的供给过程中, 也有其自身存在的缺陷。公共部门特别是政府垄断了公共物品的生产和分配, 由于缺乏有效的竞争机制、监督机制和降低成本的激励约束机制, 导致政府对公共物品的供给无法适应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而进行相应的变革, 决策机制僵化, 并使政府规模、政府职能、政府预算呈现不断扩张的趋势。加之政府部门及其官员可能会因为追求自身的组织目标或自身利益而损害公共利益和社会福利, 使公共政策制定偏离了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导致公共物品有效供给不足。公共物品总量不足以及供给的低效率, 必然会引起利益主体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就有限的资源进行争夺, 从而产生利益分配上的冲突。

3. 公众利益表达方式不足

我国改革开放之前实行的是全能政府主导型的政策制定模式, “内输入是当代中国政策制定过程中利益表达与综合的主导形式, 它所依靠的不是多元决策下的社会互动过程, 而是权力精英的政治折冲”。政府同时承担利益聚合和利益表达功能, 将不可避免地造成政府在这两种角色之间协调的困境。由于决策部门掌握公共权力并拥有组织和动员社会资源的优势, 它们往往依据自身对问题相关者利益的认定而单方面确立政策议题及议程, 而作为公共政策的直接利益相关者的公众在问题建构和议程确定方面未能发挥主导作用, 其利益表达缺乏健全的制度和程序保障。虽然我国建立起了诸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听证制度及舆论信访制度等, 但执行这些制度的体制、措施及程序还不健全。如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手段来强调, 而不是作为一种程序运作的价值偏好来强调”, 表现为经常性、制度化不够, 偶然性和随意性较大。听证制度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策制定过程中逐步实施的一项公众参与制度, 其基本精神是以程序公正保证结果公正。由于听证事项及相关信息透明度不够, 信息不对称, 影响听证代表平等表达意见, 加之缺乏对听证意见的积极回应机制, 也就使听证效果不尽如人意, 特定社会群体的利益表达被忽略, 利益聚合不充分, 利益冲突被忽视。

三、转型期我国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利益协调

1. 建立公正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

资源的有限性与利益需求的无限性导致了政策制定只能满足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不得不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利益, 这必然导致主体间的矛盾和冲突。这时就需要政府有一套完备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 也就是公共政策制定要在对公共利益总体把握的基础上, 对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中央利益与地方利益、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直接利益与间接利益等复杂的利益关系有一个综合的考量和把握, 承认并协调各主体间的利益矛盾。一是对社会利益主体的获利行为进行规范, 保护合法利益, 肯定合理利益, 取缔非法利益, 形成和谐的社会利益分配机制。二是建立健全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 不将社会转型成本转嫁给任何个人和群体, 对因社会转型而利益受损的社会成员提供一定的补偿, 减少改革的阻力。十七大明确提出了“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和住有所居”五有目标, 这意味着中国公共政策已经把实现利益协调基础上的全民福利作为目标, 正在实现从经济政策向社会政策的范式转变。

2. 完善多元化的利益表达机制

“当一个社会经历了经济与技术变化, 当它获得了与这些变化过程相关的态度时, 就会出现导向更高程度利益表达的倾向和行动手段。”对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而言, 体制转轨全面推进所导致的经济、技术及价值观的变化, 特别是利益多元化导致的社会利益分化程度的日益加深, 加快了社会分层的速度, 推动了利益群体的增生, 公众的利益表达愿望也随之不断增长, 这就对利益表达机制效能的发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政府应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建立健全能够充分反映不同利益群体意志的利益表达机制, 协调不同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 在政府和公众之间架起有效沟通的桥梁:继续完善选举制度, 强化代表和选民之间的利益代表关系;继续完善信访制度, 政策制定过程中应该把矛盾和问题的解决率作为政绩考核标准而不是以低上访率为标准, 使这一利益表达渠道畅通无阻;通过法律建立弱势群体的利益代表组织, 增强弱势群体表达利益的能力;建立合法的抗议机制, 增强民众对外施加压力的能力;完善政府政务公开制度、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 建立上层与下层的协商对话和处理问题的反应机制等。

3. 健全公众参与机制

进一步完善公众参与的组织途径。利益团体的组织化参与是拓宽参与渠道和提高参与效能的重要途径。鉴于目前许多社会团体对政府部门的依附性过强, 应逐渐将这些组织从官方机构中剥离出来, 使其能够真正成为利益聚合和利益表达的主体。与此同时, 政府还应努力营造有利于利益团体发展的外部环境, 制定相关法律, 保障其规范化发展, 使利益团体参与政策制定的过程在合法的制度框架内进行。另外, 对于规模过大、占有社会资源过多、对公共政策影响力过强, 甚至会通过施加压力主导公共政策制定方向的利益集团, 政府必须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 分化并瓦解利益集团, 削弱其势力, 当社会分成更多的利益集团、更多的追求目标、更多的偏爱时, 它们可以互相抑制, 而那些本来可以构成共同情绪的人就会较难有机会互通信息聚集成团。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理论告诉我们, 成员人数较少的利益集团较之人数较多的大集团更容易正确反映成员的利益偏好, 也更容易组织起来发挥作用。

转型期我国公共政策制定中存在着繁杂交错的利益关系, 建立并完善利益协调机制, 有效解决利益冲突和矛盾是政府应有的责任。在政策制定过程中, 需要容纳、汇聚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 以形成具有最大涵盖面的政策选择, 需要各政策主体以平等的地位、相当的素质和能力参与, 需要有能为公共的、长远的利益而割舍自身利益的道德觉悟以及认同政治一体化的政治责任感。相信随着转型期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的功能和价值的逐渐分化, 党的“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执政理念, 将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得到体现, 并融入政务流程, 落实到公务员的具体行为中, 从而在动态中保持利益格局的均衡协调, 最终实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和住有所居”的美好蓝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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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伟忠, 张宇.利益集团与公共政策制定[J].山东社会科学, 2006, (10) .

农业政策转型分析 篇8

一、英国传统敞田农业制度的合理性

(一) 传统敞田农业的生态合理性

18世纪至19世纪初, 敞田制的土地经济主要仍是传统的农业生产, 土地产权的价值靠农业生产得到实现。尽管在议会圈地时期英格兰的农业生产率是最先进的, 而且它在1500—1850年之间至少发生了一场被称作“农业革命”的生产改良运动, 但是此时的农业生产仍然是传统的, 直到19世纪中期, 并没有使用现代的机械、化肥, 在农业技术和农产品上都只是对此前两个世纪的继承 (Overton, 1996) 。一般性的敞田村, 其农业生产都具有一些基本物质条件。首先, 所有的土地都分成耕地和非耕地两类。耕地就是大敞田, 主要耕作小麦、大麦、马铃薯等各种粮食作物。在敞田上还会专门划出一块作为草田, 用来培植草料。非耕地就是公地, 包括牧场 (pasture) 、荒地和林场, 主要用于公共放牧。其次, 在敞田生产安排中, 一般将全村的敞田分成三块, 每一块作为一个耕作单元, 三块大敞田不会同时都耕种农作物, 而是按着耕种-休耕-种植草料的三种选择依次序进行逐年休耕轮作。

从世界农业史的宏观视野来看, 运转良好的敞田村实际上达到了传统农牧经济的最优化平衡。尤其敞田农业的休耕作法, 对于保持地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拉德卡在比较分析不同地区对土地的利用时发现, 休耕带给农民整体的长期利益, 是超过个人的认知的。“在1600年左右, 一位英国农民以每隔一年将农田闲置一次的方式, 获得了种子与谷物1:2的收成, 这在当时是极大的丰收。在安达鲁西人们每隔两年耕种一次, 最终的收播比为1:8” (拉德卡, 2004) 。正是由于传统上对耕田地力的保存, 维持了耕牧混合经营的平衡。

(二) 敞田农业的产权安排

敞田农业以一套传统的生产制度来维系一个乡村共同体的土地经济发展, 它依据传统习惯和乡约 (Bye-law) 对乡村范围内的土地资源进行共同的生产安排, 并预留一部分价值较低的土地资源 (如荒地、林地) 作为村内民众 (尤其是贫民) 获取额外生活资料的公共领地。这一具有公共性质的土地被称为公地 (Common Land) , 敞田村社的平民一般都享有一定的权利, 可以在公地上进行放牧、采掘柴火、泥炭等生活资料, 这种权利被称为共有权 (Common Right) 。共有权是敞田农业中最具有特殊性的产权制度安排。公地及其共有权对于村社整体生产的维持是非常必要的。拉德卡在探讨英国敞田村社经济形态时, 就认为“公共牧场和公共森林却意味着生态储备, 它使得农民经济具有抵抗危机的能力” (拉德卡, 2004) 。

但是, 公地共有权的制度安排不同于集体公有制, 而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一种合作制度。共有权的界定源于耕地土地产权的界定。“村子的耕地都划分为条田, 这些条田由不耕的草皮带分隔……每个耕者拥有一定数量的条田, 但不是集中的一块。这种操作将一个农夫的农场分为许多小块, 并且将它们散在于属于其他人的无数小块之中;可以说, 这种习惯是敞田制最显著和基本的特征。” (Dahlman, 1980) 实际上, 只在播种、施肥、清除杂草及收获的关键时候个体农夫才真正地“占有并使用”了土地。在其它的时间, 一个村子的敞田分成三块, 以共同的篱笆围拢在一起, 条田之间并无篱笆。当庄稼收割完毕, 或者三块之一的大田在该年处于休耕状态, 敞田就变成了用于村社集体共同放牧的公地, 这时它由村集体共同占有使用这块田地。

根据敞田农业生产制度安排, 农民的耕地产权性质, 首先是属于私人的, 然后在此基础上又会变成共有的产权——在休耕时和庄稼收获之后, 敞田变为共同放牧的公地——敞田在生产和土地占用关系上的双重性和变换性, 内在地要求各农夫必须在集体的生产安排中参与合作, 以完成大规模的、耕牧不断转换的共同经营。每一个农夫都是敞田村共同经营的合约人和权利主体, 他们共同遵循着敞田生产制度, 并维持着一个经济性的敞田村共同体 (openfield community) 。在这个经济共同体中, 农夫们按着组织的程序和规则形成了事实上的产权合约关系。“习惯的规则规范着基本的农作, 传统的做法成为固定的模式。农业劳作和农业生活的重心决定于整体性的社区:轮作、对于耕播收获的规范、草滩的分配、公地的使用、关于篱笆围建与撤除的规则, 还有一些决议关系到公田的附属权利和道路的保养” (Dahlman, 1980) 。

(三) 敞田产权制度的内在逻辑

敞田制是长时间演进形成的一种生产制度形态, 有着内在的制度机理和逻辑。1980年, 卡尔·达尔曼在其关于敞田制的经济理论著述中, 对敞田制的经济制度特质进行了精辟的总结归纳。达尔曼认为敞田生产制度有四个基本制度特质:共牧 (grazing in common) 、乡约 (by-laws) 对公地放牧权的规制、“剩啃” (common of shack) 和条田散在 (scattering) 。达尔曼根据产权交易成本的经济学理论, 结合相关的史实研究认为, 这四个特质是在资源条件制约和生产规模扩大的情况下逐步生成的:在原初阶段, 公地资源丰富, 农夫们将牲畜赶到公地上共同放牧, 以实现牲畜牧养的规模效益;久而久之, 人口增加、牲畜增加、耕地向公地拓展, 这时放牧的公地资源日益稀缺, 敞田村集体不得不开始制定乡约以限制每个农户放养牲畜的数量, 并对公地资源进行越来越严格的规制和管理;为了进一步扩大放牧, 就在耕地收割后到来年播种前, 把牲畜赶到空闲的耕地上进行放牧, 这就是“剩啃”;为了避免个别占地较多的农夫抵制共同体的生产安排, 于是将条田分散使之处在不同的地段, 即条田散在。 (Dahlman, 1980) 敞田制度不仅在产权理论逻辑上是自洽的, 而且在历史现实中也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

二、瓦解敞田农业的产权制度诱因

(一) 市场经济原则在敞田村社的渗透

在18世纪不难看到敞田村社共有权货币化交易的记载, 有记载表明在敞田村内的部分放牧共有权的交易价格低于村外。例如, 在沃里克郡邓斯莫河畔的赖顿, 庄园档案记载1735年公地权利若是租给外地人则“租金不少于5先令”, 但是本地居民只需支付4先令即可。这一记录及类似的庄园档案记录还进一步说明, 18世纪时共有权已经成熟地界定, 以致可以用比较固定的货币金额来加以衡量。若该农夫不能顺利转让, 则其共有放牧权就置于公共领域, 为其他农夫所占有。而另一方面, 有些农夫则具有放牧专长与优势, 他有超出其所享有的应得标准的放牧能力, 但是他持有的敞田有限。他就无法超限发展其放牧规模。不过, 由于他放养了足够数量的牲畜, 而他的邻居们没有放养足够数量的牲畜, 这样他的牲畜就可以多吃一些草料, 实际上他就在客观上攫取了其他人弃置在公共领域的部分放牧权。18世纪, 许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正是靠分享其他人弃置的放牧权, 才得以饲养少量的牲畜。

(二) 职业化与个体劳动产权价值

人的劳动无疑是最具有变化性的一种产权。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的一个区别也正在于它限制了个人劳动产权价值的提升空间。农业经济中, 个人劳动的产权内容主要是农夫的农业生产能力。劳动作为一种产权, 只有在与其他生产要素结合的过程中才能够实现其产权价值。对劳动产权的个人选择性支配, 是劳动产权得到合理配置的必要前提。劳动作为一种可变性很大的产权, 在社会化的分工中会不断地趋向专业化、多样化。英国18—19世纪的农村社会的劳动者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亦工亦农的农村劳动者分化为各种各样专业化的职业劳动者。圈地运动削夺了无地工人、工匠、商贩们的共有权, 从而推动了这一过程 (Mingay, 1994) 。在这个过程中, 专业化、职业化成为一种普遍被接受的意识, 以至于地主都要寻找更专业化的代理人、仆人。

(三) 转向资本主义农场经营

契约持有农是17世纪以来英国普遍兴起的一个农民群体, 他们与地主签订长期租约, 在经营壮大时会扩大租赁土地面积并雇佣农业工人进行生产。在英国近现代农业史上, 这些靠契约租佃发家的农场主以“资本农场主” (capital farmers) 而闻名, “他们非常精明, 他们能够募集并经营巨额价值的股金, 以运营数百甚或数千英亩土地” (Mingay, 1994) 。的确, “资本农场主”, 或称农业资本家, 代表了一种更具活力的市场化的土地租佃关系。地产集中在少数贵族和大地主手中, 他们一般选择两种方式出租其分布在许多地方的不同规模的土地。一种方式是针对大农场, 他们会精心挑选能干的佃户, 并与之签订长期租契, 约定租金、生产条件、农舍与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一般常规的条款会涉及到财产的保护, 以防佃户耗竭地力, 也有条款要求使用一定量的肥料, 还有在轮作中使用特定的作物” (Mingay, 1994) 。

三、结语

产权不但要被界定, 更要被实现。实现产权价值是产权界定的初衷, 若离此初衷则界定产权本身并无意义。界定是不完整的, 也就意味着还有未能被产权所有者实现的部分资产价值。巴泽尔认为, 不能实现的那部分资产产权, 被弃置于公共领域 (public domain) , 这意味着产权所有者对产权边际未予界定, 则其他人可以设法攫取 (Barzel, 1997) 。敞田农业生产制度中, 个体农民的耕地产权和共有权都得到了较为清晰的界定, 并且在生产上达到了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统一。但是当市场经济原则和资本主义精神渗透到敞田村社经济共同体时, 个别能力强大的资本农场主为了实现其个人最大化的劳动产权价值和土地产权价值, 就要集中土地、扩大生产并面向市场进行经营, 因而圈地就成为必然的选择。“按照新农业规则有系统地经营其地产的人, 首先是大地主们” (芒图, 1983) 。其实, 这也符合普遍市场化的大经济环境。17世纪90年代以来的农场规模持续扩大, 大农场对小农场的兼并, 是一个持续一百多年的大趋势。正如马克·埃弗顿所说, “大农场的规模扩张总以小农场的消失为代价” (Overton, 1996) 。这一趋势, 一方面打破了敞田制土地产权结构的相对平衡, 另一方面也不断刺激着优秀的农场主的进取心。土地、劳动等生产要素的产权价值实现和提升的内在需求, 反过来就引导着敞田农业土地产权界定方式的改变, 18-19世纪的议会圈地只是这种产权变革的工具罢了。

参考文献

[1]Clark, Gregory, Commons Sense:CommonProperty Rights, Efficienc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J].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58, No.1 (Mar., 1998) .

[2]Overton, Mark,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England: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grarian Economy1500-1850[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3]约阿希姆.拉德卡.世界环境史[M].王国豫、付天海译,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4年.

[4]Dahlman, C.J., The Open Field System andBeyond[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5]Mingay, G..E, Land and Society in England1750-1980[M].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 1994.

[6]Barzel, Y., Economic Analysis of PropertyRight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nd.ed) 1997.

农业政策转型分析 篇9

面对新形势下更加开放的市场环境和农产品需求结构的急剧变化,中国农业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注重规模经济和专业化,小规模、分散化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局限性和不适应性已充分显现,农业生产经营面临着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农户兼业化、以及非农化、非粮化等日益严重的冲击。在此背景下,中国农业面临着关键性的转型选择,亟待实现从小农经济向规模经济的根本性转换。因此,加快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就必然地成为当前中国农业转型面临的紧迫任务。值得指出的是,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家庭农场受到了广泛关注和重视,对其提高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有效性寄于厚望。但是,当前家庭农场现实发展状况如何?其实际运行中面临的基本障碍是什么?主要需要哪些方面的政策支持?在这些重要方面,还普遍缺乏基于实践基础的更深透的认识和分析。因此,以四川省这一中国西部的农业大省为研究基础,主要对家庭农场的发展现状进行实证分析,以准确把握其运行特征和政策需求,无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政策价值。

二、主要调查发现

基于上述需求,课题组于2014年4月~5 月对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眉山市丹棱县、遂宁市安居区以及泸州市古蔺县4个县(区)家庭农场的经营现状展开了多层次的访谈和问卷调查,先后调查16个乡镇37个村,完成有效问卷135份。通过问卷分析,我们对现阶段农村家庭农场发展现状有以下主要发现:

1.家庭农场以种养业为主,并且在粮油、生猪等传统农业领域保有较高比例

在135个被调查家庭农场中,有90.4% 的家庭农场专门从事种养业等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相对于龙头企业的大规模经营其适度规模经营的特征十分显著, 被调查家庭农场平均土地耕种面积为86.1亩。值得关注的是,在龙头企业普遍存在令人担忧的非农化、非粮化的趋势下,我们发现家庭农场在粮油、生猪等传统农业领域保有相当比例,有19.3% 的被调查家庭农场从事粮油生产,40.7%的从事生猪的规模化养殖。

2.家庭农场的农场主与农场所在地具有较强的地缘关系

与嵌入式的工商企业等外来业主不同,家庭农场的农场主与农场所在地具有较强的地缘关系,有高达72.6%的被调查家庭农场农场主来源于本村村民,对当地的自然资源、社会环境等十分熟悉,即便是外来家庭农场主,也往往是回归家乡故里或者投亲靠友,同样与当地农村社区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如果将农场主家庭成员的户籍所在地或者农场主的出生地也考虑在内的话,所占比例将接近90%。

3.家庭农场的农场主具有 “两高一低”的基本特征

在老龄化和空心化的双重影响下,目前留守农村的农民普遍年龄大、受教育水平低、思想保守等特征十分突出,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重要障碍。然而,调查发现,家庭农场的农场主具有 “两高一低”的特征,即家庭农场主的文化水平较高。从文化程度来看,50.4%的被调查家庭农场的农场主接受过高中教育,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1年,基本达到高中教育水平。家庭农场主的经营管理及农业技能等综合素质较高。通过调查发现,25.9%的家庭农场主具有在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工作的经历,9.6%的有基层农业技术人员工作经历,19.3%的有担任乡村干部经历。家庭农场主普遍具有经营管理、农业技能指导等经历。家庭农场主平均年龄较低,从年龄结构来看,被调查家庭农场的农场主的最小年龄为23岁,最大年龄为69岁,平均年龄仅为44.5岁。

4.家庭农场主要以直接租赁农户土地的方式进行土地流转

大量已有调查表明,虽然当前农村土地流转形式多样,但占主体的主要是以下两种方式:一是农户与农户之间自发形成的非市场化的无代价流转。另一种就是以村两委等为中介,通过土地租赁、入股、转让等方式进行土地流转。然而,调查发现,农户与农户之间市场化的土地租赁则是家庭农场最主要的土地流转方式。 在135 个家庭农场中,72.9%的被调查家庭农场通过直接租赁农户土地的方式进行土地流转的。

5.家庭农场以小集中的灵活方式实现适度规模经营

与农业公司普遍追求土地大规模集中连片不同,家庭农场所经营的土地并未全部集中连片,呈现的是一种小规模集中的片状经营状态。通过对从事种植业的92个家庭农场的相关数据进行整理发现,43.5%的被调查家庭农场流转的耕地并没有全部集中连片,普遍以小集中的灵活方式来实现适度规模经营目标,以此降低土地流转成本,获取一定的规模效益,其所经营耕地的平均片数为6片。

6.家庭农场平均资产水平较高,并且固定资产比率较大

由于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大,回收慢,在比较利益的导向下,近年来传统农户逐渐减少对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等长期投资,将更多资金投向农房等非生产性领域。然而调查发现,家庭农场的平均资产水平较高,并且固定资产保有较高的投资比例。135个被调查家庭农场平均总资产达到184.2 万元,而每个家庭农场平均累计完成农业固定资产投资107.7万元,占总资产的58.5%。

7.家庭农场的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以自身投入为主

与传统农户、农业公司等主要依赖政府投入或补贴不同,家庭农场的生产经营主要依靠自身投入。调查发现,67.4%被调查的种植业家庭农场表示投资修建过灌溉设施,并且自身投资额占灌溉设施修建总额的81.9%。同时,54.3%被调查的种植业家庭农场表示投资修建过田间生产道路,自身投资额占田间生产道路修建总额的比例高达86.6%。

8.亲友借贷仍是家庭农场融资的主要渠道

对于大多数家庭农场来说,自身积累能力依然较弱,借入资金对于维持其生产经营的基本运行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调查显示,67.4%的被调查家庭农场主要通过借入资金来满足农业再生产的资金需求,其中亲友借贷则是家庭农场解决融资需求的主要渠道。在回答 “农业投资的资金需求主要通过什么渠道解决”时,43.0%的被调查家庭农场选择亲友借贷,22.2%的被调查家庭农场选择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等金融机构。

9.家庭农场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辅之以少量常年雇工和季节性雇工

调查发现,家庭农场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在135个家庭农场中,49.6%的家庭农场表示并不需要长期雇工,主要依靠家庭劳动力满足用工需求,平均每个家庭农场有3个家庭成员常年参与农场的生产经营管理。但是,除了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外,家庭农场仍然具有一定的雇工需求。调查显示,70.4%的被调查家庭农场表示农忙时需要临时雇工,50.4%家庭农场表示需要长期雇工。

10.家庭农场的农场主具有一定的农产品品牌建设意识

调查发现,因为市场竞争形势严峻,家庭农场主大都比较注重农产品品质及品牌建设,并已开始逐步建立标准化的农产品质量管理体系。在135个被调查家庭农场中,目前已有25个家庭农场创建了农产品的品牌商标,占18.5%;有21个家庭农场获有无公害等相关农产品质量认证,占15.6%。实施标准化生产管理的规模占比达到30.4%。

三、基于问卷调查的基本判断

对当前家庭农场发展现状的较为深入的实证分析,可以对其生产经营特征及发展趋势有更为清醒的认识和把握,以此为基础,我们对家庭农场的现实发展形成以下基本判断:

1.家庭农场具有更强的发展现代农业主动性和独立性

近年来,传统农户逐渐减少农业投入,主要依靠非农业收入和政府补贴维持生存,内生动力不足构成当前中国农业发展的最大障碍。相比之下,家庭农场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其生产经营以自身投入为主,投资量大,借贷比重高,稍有经营不善就会导致债务剧增乃至破产。因此,家庭农场在切身利益的强烈驱动下,必须通过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农机运用、设施农业建设及品牌建设等,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同时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以满足市场需求,提升市场竞争能力,增加自身经济效益。正因如此,家庭农场具有发展现代农业的内生主动性。

此外,虽然农业公司等经营主体同样具有生产经营的规模化、商品化、市场化的本质属性,具有发展现代农业的基础条件和内生动力。但大量现实表明,农业公司由于经营成本居高不下,自身造血功能严重不足,或者大起大落,持续性和稳定性较差,或者靠高补贴支撑运转,表现出对政府扶持的高依赖性。但是,家庭农场在保持一定规模经营的基础上,其在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与市场化过程更为吻合的经济独立性。在政府扶持力度和范围有限的情况下,家庭农场一方面通过合理控制规模维持自身经营良性运转,另一方面通过提高农业生产性基础设施自身投入增强农业生产水平,摆脱对政府过度依赖的 “补贴农业”的发展陷阱,具有相对更强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2.家庭农场的生产选择为稳固农业基础和确保粮食安全提供重要支撑

在当前中国粮食安全面临小农户粗放化和工商资本非粮化双重挤压的严峻形势之下,家庭农场以种养业为主,并且在粮油、生猪等传统农业领域保有较高比例的生产选择无疑为稳固农业基础和确保粮食安全提供了重要支撑。通过进一步分析,导致家庭农场具有从事粮油、生猪等种养业生产偏好的原因可能源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家庭农场主的中立性风险偏好。与传统农户的风险逃避和龙头企业的风险追求不同,家庭农场主拥有一定的风险意识和风险承受能力,具有风险的中立性。在产业决策时,家庭农场主既不回避风险也不过分追求风险,往往会将农产品预计的既定收益与自身风险的承受能力进行权衡,在同样具有经济收益的情况下偏向选择风险较小的农业经营类型,不会为了获取更高的经济收益承担过大风险。因此,家庭农场在经营上表现出更偏向于种养业等风险较低的产业以及土地适度规模化的发展。二是政府定向补贴政策的激励作用。通过对不同经营类型家庭农场获得的政府补贴和农业保险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从事粮油、生猪生产经营的家庭农场得到的政府补贴、农业保险等政策扶持的数量最多,覆盖范围最广,政府基于粮食安全的定向补贴政策在一定程度降低了家庭农场的生产经营风险,调动了家庭农场从事粮油、生猪生产获得稳定收益的积极性。三是粮油生产过程的机械化应用。粮油家庭农场与经济作物家庭农场比较,其显著特征是农机作业面更大、雇工数量更少,因此,在人工成本大幅上升背景下,粮油生产过程更适宜农业机械运用的比较优势,有效降低了用工成本对农业有限利润的挤压,构成了家庭农场从事粮油生产的重要激励。

3.家庭农场的稳定经营主要源于土地规模理性

在农业比较效益仍然较差和外部政策支持相对有限的情况下,被调查家庭农场能够获得一定经济效益并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其最主要原因在于家庭农场具有土地适度规模化的发展理性,有效地避免了盲目集中土地,使得规模过大带来的规模不经济。

一方面,被调查家庭农场十分注重土地的流转成本与产出效益的平衡。在整体保证一定经营规模的情况下,家庭农场主会为了节约成本选择部分较边远或土地等级较次的土地而放弃土地整体上的集中连片。与农业公司过度依赖政府推动的土地大规模集中连片的偏向相比,家庭农场并不盲目追求土地集中连片的土地流转行为无疑更具经济理性。

另一方面,被调查家庭农场尽可能地将农业经营规模控制在家庭经营能力范围之内,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辅以少量的长期雇工和季节性雇工,使得农业生产的人工成本最大限度地得到压缩和降低,保障农业经营收益最大化。

因此,虽然农业经营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但超越生产能力限制的过度规模偏好并不一定能够带来农业现代化水平持续稳定地提升。土地规模经营并不简单等同于土地集中连片,在地理条件、灌溉设施和机械化水平受限的条件下,为追求土地规模经营而盲目推进土地大规模集中连片,只会人为抬高土地流转价格,挤压农业利润空间,使农业有规模而无效益。

4.家庭农场特有的地缘关系不仅对生产经营的稳定性产生重要影响,而且成为打破城乡要素封闭状态的关键

家庭农场不仅和农业公司等其他经营主体一样,与土地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契约等经济联系,而且农场主与所在地独有的地缘关系使得家庭农场保有传统农户与土地之间的情感联系,形成以契约、产权等现代制度的 “普遍信任”为基础,以亲缘、地缘关系的 “个人信用”为纽带的双重约束,大大增加了家庭农场随意割裂与土地联系的机会成本,使其与土地之间形成一种更稳定、更紧密的土地联系。

此外,在城市发展要素进入农业农村仍然面临诸多限制的背景下,地缘、亲缘关系在对家庭农场生产经营稳定性产生影响的同时,还以特殊方式实现了家庭农场对具有地缘关联 “城里人”的有效接纳。在被调查家庭农场主中有25.9% 具有政府、企事业单位的从业经历的家庭农场主就是最有利的证明。这些具有城市居民优质人力资本的农场主虽然没有当地户籍,但大都与当地农村社区具一定的地缘或亲缘联系,并通过这种特殊的地缘关系打破城乡之间生产要素单向流动格局,逐渐从城里回到农村,成为未来农业发展的重要主体,实现了城乡要素的对流和耦合。

5.家庭农场主的群体特征有效逆转了农业劳动力弱质化、老龄化的态势

一般认为,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业劳动力弱质化、老龄化将是不可逆的长期趋势,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已构成农业技术进步和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阻碍,是农业生产经营面临的重大挑战。但是,因家庭农场发展引发的部分高素质农村劳动力的稳定性回流和日渐增长的由城到乡的 “新农人”的持续进入,正在有效地逆转农业劳动力弱质化和老龄化的态势。调查结果证实,家庭农场主总体上十分突出地表现出了文化水平较高、经营管理及农业技术等综合素质较高、平均年龄较低的 “两高一低”的基本特征。这一重大趋势性变化深刻说明,农业劳动力弱质化、老龄化并非是不可逆的,在城乡发展要素日渐开放式配置的前提之下,农业劳动力完全有条件实现由弱变强的积极变化,日益加重的老龄化矛盾也能够得到有效缓解。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家庭农场的发展不仅创新了更稳定的适度规模的实现路径,而且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实质性成长提供了重要载体,使突破 “谁来种地”的严峻困局真正看到了希望。

6.家庭农场已经成为撬动农村内部资金的有效载体

长期以来,由于农业比较效益低下,导致我国农村资金大规模持续外流,农民的自立能力不断弱化,内生性发展力量严重不足。然而,家庭农场的产生和发展一方面有效吸引了部分外出务工的青壮年劳动力返回家乡从事农业创业,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的回流不仅直接促进了资金回流,而且有效聚集了农村内部的闲散资金。随着这部分农场主从城市回到农村,从第二、三产业转向农业生产,原来在城市内部消费的部分资金重新回流农村。更重要的是,家庭农场能够通过适度规模创造有效投资需求,在资金回流的牵动之下,家庭农场主要通过亲友借贷方式聚集散落在农村各处的闲散资金,从而成为撬动农村内部资金转向农业投入的有效载体。

7.家庭农场通过内部分工细化促进了农业就业体系重构

中国的基本国情及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农村人口的减少绝不应该建立在农业衰落和农村萧条的基础之上,而是必须保持农业发展的持续稳定。尽管伴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农业产值及就业比重必然会趋于双重下降,但农业的基础地位不会削弱,其仍将是保障农民稳定就业的主要领域,中国现代农业的发展绝不能建立在对农民的简单排挤之上,不能单纯走资本对农民的替代道路,仍需保持农民在农业就业中的主导地位。在这一宏观判断之下,家庭农场通过家庭内部劳动力的分工以及农业生产环节与农事活动的分化,形成以家庭劳动力为主,辅以少量的临时雇工和长期雇工的劳动力就业构架,不仅促进了农业就业人员数量的有效增长,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构建以家庭农场主为核心,农业工人、农资服务人员、农技服务人员、农机服务人员等为补充的多元化、多层次的职业农民队伍,实现了农业就业在更高层面上的体系重构,以稳定家庭农场的持续蓬勃发展,逐步完成对传统小农的改造和替代,成为更具活力的职业农民。

8.家庭农场普遍面临用地成本过高、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金融服务可获得性没有实质性改善以及农业保险政策供给不足等突出制约

虽然家庭农场对小农经济向规模农业的转变确实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但现在家庭农场的发展仍然面临着一些障碍和矛盾,政策支持的精准性不够,基本上还处于一种相对自发发展的状态,概括分析,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对其的制约是比较明显的。一是土地租金给家庭农场经营带来很大的成本压力。近年来,随着工商资本下乡和农户土地财产意识的苏醒,土地租金水平不断上涨,已成为家庭农场生产经营的主要成本。从对粮油家庭农场的调查来看,平均每个家庭农场年土地租金达到14.9万元,占经营总成本的53.67%。但财政补贴并未及时跟进,仅有9.6%的家庭农场获得土地租金补贴。二是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限制了家庭农场的发展。大多数家庭农场明确表示道路、灌溉、仓储等基础设施建设是当前家庭农场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并且,随着家庭农场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传统的房前屋后以及公路两边的晾晒已经完全不能满足其需求,晾晒场地、仓库用地等设施用地难题日渐凸显。由于没有固定的专用晾晒场和烘干设备,一些家庭农场因粮食霉变等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三是家庭农场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没有实质性提升。在资金需求方面,家庭农场已经从传统农户小额短期的低层次生存性资金需求转向大额长期的高层次发展性资金需求。问卷显示,83%的家庭农场有贷款需求,但仅28.1% 的家庭农场获得了贷款。贷款难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现行的小额信贷等政策性金融服务难以满足家庭农场较大的生产性贷款需求;另一方面,金融机构贷款往往需要抵押、担保,而71.9%的家庭农场存在缺乏抵押物、找不到担保人的问题。四是农业保险政策不能有效满足家庭农场的发展需求。当前,政策性农业保险主要局限在粮油、生猪等基础农产品,而对水果、蔬菜、牛羊等家庭农场普遍经营的农产品缺乏支持。据统计,有高达75.6% 的家庭农场并没有获得农业保险。此外,家庭农场主普遍反映,受灾后索赔难度大、赔付比例少,连生产成本都很难得到保障,达不到保险的目的。

四、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1.主要结论

基于上述实证性分析和判断,我们对当前中国家庭农场发展可以得出如下重要结论:

第一,在当前小农经济全面衰落和农业公司面临较大局限的背景之下,家庭农场以其特有的本土性和稳定性更强、更具规模理性的比较优势,正在成长为我国农业转型中最具活力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家庭农场发展的内在需求强烈,是坚持家庭经营基础地位的同时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目标的最优选择之一。

第二,由于 “非农化”和 “非粮化”的冲击不断加剧,原有普惠式扶持小农或严重偏向农业公司的政策取向,已经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政策效率急剧衰减的态势,大幅度校正政策扶持目标,突出重点,精准发力,有效激发家庭农场的生产偏好,对保障我国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安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三,将家庭农场发展局限于户籍农民的政策选择是极其短视的,现实中家庭农场已经突破农村内部的封闭式发展方式。从趋势上看,家庭农场的开放性特征必将进一步增强,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有条件地进入农村投资经营农业,成为农业发展中新的人力资源,这无疑是中国农业未来发展中一个极具积极意义的重大变化。

第四,当前家庭农场一方面发展全面提速,增长势头良好。另一方面面临的制约也十分明显,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一系列困难,其中土地流转成本过高、基础性生产条件改善和生产性用地需求难以满足、金融保险支持严重不足,应当是当前家庭农场发展中亟需突破的瓶颈性制约。比较而言,具体瞄准家庭农场的支持政策仍然极其缺乏,必须有更大力度的政策创新,对家庭农场实施更直接和更具针对性的政策支持。

第五,当前家庭农场总体上仍然处于初始阶段,不仅依靠自我积累方式进行发展扩张的能力还较为有限,而且更重要的是其发展不可或缺的外部社会化服务系统严重缺失,产前、产中、产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不足,构成了家庭农场进一步提升发展水平的重要制约,在这一薄弱领域必须尽快实现重大突破。

第六,尽管当前小农户的不适应性愈益暴露,中国现代农业必须选择适度规模的发展道路,但这一过程不应该也不可能以家庭经营和农民的消亡为代价,以更有效率的家庭农场及多元合作方式逐渐替代趋于衰落的小农户,将是一个长期性发展态势。但同时需要强调,中国现代农业的未来发展必然是混合化和开放性的,家庭农场是新型经营体系中的重要主体但不是唯一主体,其与合作社、农业公司等不应当是简单的竞争性对立关系,应当选择互补性的和合作性的发展模式,实现有机对接、融合发展、相互促进。

2.政策建议

当前中国家庭农场的发展正处于关键期,亟待强化政策创新创造良好支撑条件。从总体上看,下述五方面针对性的政策突破至关重要:

第一,以土地流转规范化为重点稳定家庭农场土地经营。关键是实现三个方面的政策突破:一是全面提速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建立和完善产权交易平台,促进承包土地依法有序向家庭农场规范流转,保障家庭农场土地经营权的基本稳定。二是加强土地流转价格指导,探索建立土地流转价格自然增长机制,出台不同区域流转土地的租金指导价格。三是合理满足家庭农场所需的配套生产性用房、大中型农业机械停放场(库、棚)等项目所需建设用地需求,适当放宽农业用地的使用范围。

第二,以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改善家庭农场生产条件。在这方面重要的是实施双向政策调整:一是整合各部门涉农资金,依靠土地整理、高标准农田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建设等各项农业建设项目的推动,扩大田间道路、灌溉沟渠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对家庭农场的覆盖,为家庭农场生产经营提供良好的生产基础。二是建立财政支农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与家庭农场的对接机制,切实加大对家庭农场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扶持力度。

第三,以抵押方式多样化为突破口解决家庭农场融资瓶颈。一是加快完善农村产权交易体系,从根本上消除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法律障碍,保障土地经营权抵押担保功能的完全实现。二是积极探索建立存栏牲畜、家禽、苗木等预期收益权抵押办法,突破家庭农场融资无抵押物困境,拓宽家庭农场融资渠道。三是加大农村金融机构对家庭农场的信贷支持,支持家庭农场以应收账款、仓单、专利权、注册商标专用权等办理权利质押贷款。四是逐步开展家庭农场信用等级评定,对信用等级高的家庭农场给予一定授信额度,及时满足其有效资金需求。

第四,以农业保险多元化提高家庭农场抵御风险能力。应尽快探索建立以政策性保险为基础的家庭农场专项农业保险制度。一是根据家庭农场生产经营特性,开发新型农业险种,优化政策性保险品种结构,逐步实现稻麦油等大宗农产品保险全覆盖,扩大特色农业保险的覆盖面,使更多的家庭农场能够享受到农业保险的保障。二是提供多种档次的风险保障,实行差别化的补贴标准,由家庭农场根据缴费和补贴标准以及自身风险防范的需要自由选择参保档次,多买多补,充分发挥财政对保费补贴的杠杆作用。三是提高家庭农场农业保险的损失补偿水平,逐步实现由保成本向保收入转变。

农业政策转型分析 篇10

支柱产业是新技术革命进入实用阶段以后, 产业结构发生重大改组的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许多世界上的许多区域经济发达地区都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 大力发展其支柱产业, 这些产业都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 为该地区的国民经济贡献巨大, 同时, 这些支柱产业也带动了其他产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 如何根据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中国的国情, 恰当地选择和发展支柱产业, 是一项重要而现实的任务。

本文对国内学者有关区域支柱产业发展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 界定和分析了区域支柱产业的定义和特点。以吉林省现代农业为例, 找出区域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 最后针对区域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1 相关文献综述

90年代初期, 党的十四大报告在科学分析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规律的基础上, 提出我国现阶段要振兴汽车制造、石油化工、机械电子和建筑业, 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这是在经济发展阶段转型时期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 反映了当时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和要求, 抓住了国民经济新的发展阶段的关键。随着我国支柱产业的确立, 有关部门组织专家、学者及企业家结合国外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 对加快我国支柱产业建设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作了一些分析, 制定和发布了一系列的政策。如1994年3月, 国务院审议通过了《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 指出:“努力加快汽车制造、石油化工、机械电子和建筑业的发展, 使它们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国家还逐步建立有利于规范化的企业直接融资和促进支柱产业发展的投、融资体系机制;政府从财力、物力上支持支柱产业中某些重要领域的技术开发, 如经国务院批准, 赋予少数大型企业集团与其资本和收益比例相适应的海外直接担保权和融资权, 等等。此外, 国家还制定了相应的产业技术政策、产业组织政策等政策措施。

国内学术界对区域支柱产业发展的理论仅仅停留在常识性认识基础上, 系统深入地研究较少。林智钦 (1995) 论证了农村优势产业 (品) 支柱化的发展途径:“龙企”带动、能人带动、科技推动、市场拉动和内联推动, 指出了最重要的是“龙企”带动, 其余4种都是为龙头企业铺路搭桥。廖业扬 (2001) 提出, 从提高干部群众的思想意识、发挥政府、市场、科技等方面发展区域农业支柱产业。李小建 (1999) 指出支柱产业同以往常用的“主导产业”的基本含义大体相近, 因此对主导产业的选择标准, 也可用于支柱产业。黄伟荣 (2000) 提出了支柱产业的概念, 应具备的基本特点, 从壮大支柱产业、体制创新、技术创新、加强营销、科学管理等方面培育发展支柱产业。苏东水 (2000) 提出了从产业的生命周期来看, 支柱产业是处于产业生命周期的成熟阶段, 在技术上达到了成熟, 在国家政策导向的指导下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较快的增一长速度和获得稳定的经济效益。吕荣杰, 王树强等 (2000) 从区域角度论证了河北省支柱产业的选择问题, 指出了河北省应重点扶持哪些支柱产业。魏杰 (2001) 提出了区域支柱产业选择的基本依据, 从需求、供给、成本的角度给出了区域支柱产业选择的主要方法, 从宏观角度指出在培育支柱产业中政府要为其发展创造一切必要条件。毛汉英, 高群等 (2002) 提出在三峡库区支柱产业的培育发展中, 必须贯彻“生态环境优先”原则。颜东平, 孙大明 (2002) 指出, 沿海地区应充分利用当地自然资源, 发展食草畜禽作为当地农业支柱产业, 从数量质量、产业化方面来培育。齐振宏, 齐振彪 (2002) 指出我国农业大县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 要发挥当地资源的比较优势, 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思路, 采用目标积聚战略和标新立异战略, 发展特色支柱产业。陈世雄, 凌远云 (2002) 从农业的角度阐述了远安县农业发展中应重点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业产业, 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 认为支柱产业的选择和主导产品的选择实质上是一致的, 引进了可持续发展的观点。段远明 (2003) 指出, 黄岗地区农业支柱产业的培育主要是从资源入手, 以县域为单位, 专业化起步, 产业化推进, 规模经营取胜, 科技管理提升几个方面进行, 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对采取这些措施发展农业支柱产业已经取得的绩效进行了论述。

2 支柱产业的界定与特点

支柱产业 (The Pillar of Economy) , 是指在国民经济中生产发展速度较快, 对整个经济起引导和推动作用的先导性产业, 是一个国家 (或地区) 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发展所依托的重点产业, 这些产业在此发展阶段形成国民经济的“龙头”并在产业结构中占有较大的比重, 对整个经济发展和其他产业具有强烈的推动作用。

从总体上看, 支柱产业具有如下一些特征:

(1) 决定性:支柱产业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支柱产业为区域财政上缴的利税较多, 同时其产值占区域产业总产值的份额较大。

(2) 先进性:支柱产业与其他产业相比具有较高水平的生产率, 拥有技术创新的能力和应用新技术的能力。

(3) 带动性:支柱产业不仅自身发展速度高于同期区域内GDP的增长速度, 而且其产业链较长, 能够带动产业链上其他产业的发展。

(4) 差异性:支柱产业的发展受到资源条件、地理环境、技术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等因素的制约, 因此, 不同国家 (或地区) 对支柱产业的选择和组合构成必然产生差异。

3 区域支柱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分析

从区域支柱产业的特点可以看出, 区域支柱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主要包括:产业准入门槛、融资、人才和基础设施4个方面。下面以吉林省现代农业为例, 逐项分析区域支柱产业发展的4个制约因素。

3.1 产业准入门槛

市场进出准则是指市场主体或客体进入或退出市场的法律规范和行为准则, 实际上是对某一市场主体或客体能否进入市场或应当退出市场的评判标准。根据这一规则, 既可将那些不够资格的市场主体和客体拒之门外, 又能把那些违反规则的市场主体和客体扫地出门。同样的理论也适用于产业的准入, 以现代农业为例, 经营规模受限和土地流转问题, 已经成为吉林省发展现代农业的无形的准入门槛。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已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必然趋势, 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是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基础和必要条件。吉林省现有耕地8300万亩, 农地的分散化、细碎化已不能完全适应生产力发展、劳动力流动以及农业资源配置优化的现实需要。虽然吉林省在农地流转过程中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规模化经营、农民增收和农业增效, 但农户在流转的认知水平、农地流转过程的规范性以及政府部门的管理与服务上还存在一些问题。

近年来农产品价格较高, 农户转入土地愿望比较强烈, 但是面临着无地可流转的局面。从土地流转中存在的问题看,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 农户对土地流转的规范认知程度仍比较低。当前吉林省农民对农地流转的规范认知水平较低, 不利于农地流转行为的规范化, 也不利于吉林省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健康发展。通过总结调查结果反映出农户在土地流转方面的三大问题: (1) 农户对相关法律法规的认知水平低, 对《农村土地承包法》普遍不了解。 (2) 对流转方式和行为的认知水平低。 (3) 农民对土地流转处理中对政府态度上的矛盾心理。在农民之间的土地流转中, 农民一般不愿意政府和管理机构参与到农地流转中来, 但当发生流转纠纷时, 又希望基层组织能够出面解决。

(2) 土地流转期限过短。由于受到农业经营市场风险以及自然风险双重影响, 农地流转的期限普遍较短。一般流转期限都为1年1租, 只有特定的情况, 例如大棚等经济作物或者与生产队 (村) 签订承包期限, 才会较长。导致流转后的土地掠夺经营严重, 导致了土壤板结、有机质下降等问题, 不利于农业土地得到养护, 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3) 土地流转合同不规范或者只是口头协议。契约是保障交易合规有效的重要条件, 也是处理纠纷的法律要件。但是, 从当前农村土地流转契约合同的情况看, 口头的或者简易的签订合同的情况比较普遍, 流转合同不规范, 容易造成经营权纠纷, 也不利于农村社会的稳定。通过调查发现, 农户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合同签署率较低。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 (1) 农户的法律意识淡薄以及政府服务不到位。当前吉林省农地流转仍然以农民自发流转为主, 基层组织和市场中介在土地流转市场中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 而且绝大多数农民认为农地流转只是农民自己的事情, 排斥政府和市场机构参与到农地流转中来。 (2) 土地流转多在邻里亲朋之间进行, 并依靠亲情维护交易合约的稳定性以及处理交易纠纷。

(4) 土地流转平台建设滞后, 制约着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的实现。基层政府在农地流转信息采集、发布及组织流转方面功能欠缺, 农地流转基本还处于农民自发组织的阶段, 超过90%的农民靠“自己联系”进行农地流转, 且流转范围一般局限于自然村内, 市场引导和配置土地资源的功能尚未真正发挥作用。

3.2 融资

在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 资金对农业发展的作用日益增强。农业信贷作为一种重要的资金来源对现代农业发展的影响尤为明显。但目前吉林省农业信贷市场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进一步推进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和金融产品创新是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加强和改革推进农村金融服务的重要内容与现实需要。由于农村产权抵押贷款涉及多方利益及其可能引起潜在的社会问题, 推进农村产权抵押贷款创新成为金融制度改革的“深水区”。这种改革不能沿市场化思路狂奔, 需通过制度化设计规范其运行, 更需政府为金融机构提供金融制度创新和管理的软环境。从国外情况看, 凡是成熟的农业金融体系, 基本都是由三大板块构成的, 即政策金融、商业金融、合作金融, 但中国直到目前尚未形成这3个板块, 尤其政策金融和合作金融是金融体系发展中的短板。在农村地区投放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总体上仍处于低层次、低水平阶段, 与现代农村经济发展所需的广覆盖、多元化的资金需求不相适应。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和农业、农村经济发展, 现实需求呼唤着农村金融制度改革, 需要金融产品创新。但从总体看, 当前吉林省农村金融仍是整个金融体系中的短板, 还远不能满足现代农业建设的需要。农村金融体系创新处于徘徊状态, 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并没有彻底建立, 现有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很难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 存在着诸多问题和矛盾。

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农村金融产品创新问题, 本文以九台商业银行试点改革为重点, 进行了试点调查。根据九台商业银行的资料, 一般情况下, 普通农户仅能获得每公顷7000元的生产性贷款, 且贷款周期较短, 仅为8~10个月。农民建房、子女上学、看病等大宗支出的用款需求不能得到满足, 只能向非正规金融机构即民间资金求助。在民间借贷中, 亲戚之间借钱一般不算利息但借贷数额有限, 一般民间放贷年利率为1~3分, 需要借贷双方十分熟悉且有交情, 高利贷利率甚至可以达到5分的利息。高利贷会导致农村社会出现某种依附关系, 这种借贷虽然不受法律保护, 但是部分农户不得不用钱的一种无奈选择, 当然情况极少。通过调查发现, 绝大多数农民还是倾向于向正规金融机构借贷, 因其利率低且有安全感。当前农村金融的供给能力明显低于农民的用款需求, 民间借贷盛行。民间借贷虽然利率较高, 但是比较便利, 到期还不上还可以适当延缓期限, 在正规金融机构供给能力不足的情况下民间借贷是许多普通农户的现实选择。而随着农村产权抵押贷款的出现, 农户较大额度贷款需要基本能够满足, 得到农户的普遍认可。从所调查的农户在当地生活水平看, 基本是中等偏上农户。从农户攒钱的主要用途上看, 基本主要用于建房和供子女上学 (占到了总比例的32.12%) , 其次是生产投资 (占总数的29.57%) 。从调查情况看农户负担很重, 自我积累能力很弱。值得注意的是在农户经常性支出中, 人情费在农村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较大, 已成为农户的一个很重的负担之一。

在当地借贷现象非常普遍, 农户年借贷次数为1~5次, 平均借款次数为2次。借款金额最小为500元, 最大为20万元, 借款额度集中在2~3万之间。在借款方式上, 从银行借款需要联保或者产权抵押贷款, 从亲友处贷款一般都是口头约定, 不需要支付利息。从邻居朋友处借款或者抬钱需要保人, 并且需要签订简单的还款协议。有51.42%农户存在曾经想借钱但没有借到的情况, 其原因: (1) 信用社放贷时间和用途都比较固定, 导致一些农户想借款时无法获得; (2) 农户想用款时, 亲朋好友也正是没有钱的时候而借不到; (3) 农户已经借过钱但尚未归还以及其他的一些原因, 例如好吃懒做、有好赌等不良嗜好的农户以及其他不符合贷款条件的农户等。

农户贷款的用途主要在以下几方面 (见图2) :第一是生产投资, 第二是供子女上学, 第三位是建房, 第四是看病。由于这些优等农户以扩大生产规模为主, 所以贷款的主要投向是生产投资。但是通过调查也可以发现, 在农村, 供子女上学、建房和看病依然是农户生活上面临的头等大事。所需费用多, 需要贷款的情况多。从借款途径上看 (见图3) , 主要是亲友邻居55.78%, 其次才是信用社27.94%, 在农业银行贷款的情况还比较少。这也反映出在吉林省正规金融对农民服务能力还比较弱, 远远不能满足农户需要。

虽然通过产权抵押贷款推动了吉林省农户获得一定的金融资金, 缓解了农户的金融需求。但是, 总的来看产权抵押贷款还存在以下问题:

(1) 法律界定范围狭窄, 抵押贷款开展需慎重。当然, 也有专家认为, 法律的一大原则是“非禁即入”, 国家历来没有法律禁止农民的房子和土地经营权抵押、买卖。《担保法》规定, 农村宅基地的土地使用权不能抵押, 但农民的房子建在宅基地上, 这个房子已变成混合物, 它已变成农民的财产。《担保法》第34条规定, 抵押人所有的房屋和其他地上定着物可以抵押, 因此, 专家认为应当允许农民抵押、转让自己的房子。而允许农民住宅抵押, 实质上就解除了对农民财产权利的限制, 是合情合理又合法的 (程明太, 2009) 。但是, 缺乏政策依据, 推行农村产权抵押贷款仍需慎重进行。

(2) 产权抵押贷款登记难、处置难。多数农房并不具备贷款抵押物的条件。农村产权抵押贷款户大多缺乏《集体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 二证不齐, 无法办理有效登记。而且, 抵押的农房和土地的处置也很难。特别是农房流转机制未建立, 很难实现交易, 抵押物很难变现。地处集镇或聚居区以外的农房, 变现能力较弱, 相对价值又低, 难以变现。而在耕地流转方面, 则由于土地细碎化程度大, 一次性流转难。加之传统的乡土人情关系, 一般本村居民不愿购买, 外村人也不敢购买。当借款人不能偿还到期贷款时, 银行因对抵押物难处置, 无人购买而导致贷款沉淀。同时, 农村产权评估缺乏科学的标准、依据, 也导致价值评估不准也有一定的不利影响。

3.3 人才

农民是现代农业的主体, 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现代农业发展中农民素质的高低往往决定了一个地区现代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现代农业的发展使得农业由以体力劳动为主的传统简单劳动, 逐渐演化为有体力、脑力协调进行的复杂劳动。这就需要现代农业的劳动者或经营者具有相对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 能够掌握机器、计算机等先进技术的运用, 并能懂得简单的市场经济和经营管理。现代农业劳动者良好的科技文化素养, 不但是他们进行农业劳作的必备素质, 还是他们学习新技术、接受新观念、提高新技能和积极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前提。

吉林省从农业大省和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的基本省情出发, 多渠道、多途径不断加大培养新型农民的力度。薜俊楠 (2011) 从对吉林省延边洲、通化市、白城市、梅河口市、农安市的部分农民进行的问卷调查中发现, 农民对职业培训有较大的客观需求, 其中, 农民对农业技术培训的需求占比最大, 占被调查农民的32.13%;对创业培训的需求次之, 占被调查农民的21.28%;对法律知识的培训需求也比较高, 占被告调查农民的21.21% (见图4) 。

与此不相适应的是, 吉林省现有的教育培训能力较弱。据吉林省农委统计, 吉林省现有农村劳动力700多万人, 而各类农村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培训农民每年仅为240万人, 仅占需求培训总数的33.8%;全省每年返乡初高中毕业生和初中辍学生25.58万人, 农村职业学校和成人学校年均招生培养量7.85万人, 占需求培训总数的30.7%。

薜俊楠在调查中还发现, 80%以上的农民对公益性的职业教育供给渠道寄予了较高的期望。这一方面表明政府在职业教育上所做的工作赢得了农民的信任;另一方面, 也表明农民希望在教育培训费用上得到政府的扶持, 以较少的投入学到所需的专业技能和科学知识 (薜俊楠, 2011) 。但是, 职业教育师资缺乏, 特别是“双师型”教师严重缺乏;因缺少前期调研, 使得培训内容与农民需求存在偏差;培训时间、培训地点、培训方式与农民的需求不一致;经费投入不足, 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问题, 制约着农民职业素质教育的更快更好发展。

3.4 基础设施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在影响粮食生产的诸要素中, 水的作用最为突出, 水利对粮食生产的贡献率在40%以上。吉林省是一个典型的水资源短缺省份, 多年平均年径流量为356.57亿立方米, 人均年占有水量1753立方米, 不到全国人均占有量的60%, 耕地亩均水资源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7%, 而且东中西水资源分布不均, 季节性和区域性缺水问题并存。在水资源十分短缺的现实条件下, 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对吉林省现代农业发展的制约效应十分突出, 已成为影响吉林省现代农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1) 尽管近年来吉林省先后启动建设了哈达山、引嫩入白、老龙口水利枢纽、大安灌区、中部城市引松供水工程等5个重大项目, 结束了此前30年没有建设大型水利项目的历史 (王跃刚等, 2012) , 但是农田水利建设仍然滞后, 严重影响着吉林省农业的稳定发展。从农业水利基础设施投入上看, 农田水利设施投资渠道少, 投资额度小。农田水利设施投资主要依靠国家和省级政府, 过于狭窄的投资渠道和较弱的区域经济尤其是县域经济支撑能力直接制约着吉林省农田水利设施乃至整个农业投资的能力。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份额小, 增长慢。虽然2011年吉林省固定资产投资比2009年增长了32.54%, 但第一产业投资仅占3.96%, 与二、三产业相比投资总额十分弱小。由于投资总量不足, 即使在增长率差不多的情况下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的绝对增长量相比二、三产业而言也十分有限, 投入到农田水利建设和改造方面的资金更为有限。

(2) 农田水利设施和物质技术装备条件较差, 缺乏控制性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农田水利工程大多老化失修, 设施不配套。在吉林省的1463座水库中, 病险水库达到50%以上, 主灌区骨干建筑物的完好率不足40%, 灌溉设施配套率不足70%, 旱田具备灌溉条件的不足15%, 难以发挥农田水利应有的作用 (1) 。

(3) 农田水利设施有效利用率较低, 功能发挥不充分。有效灌溉率较低。自然灾害频发。由于农田水利设施的抗旱除涝功能未能充分发挥, 吉林省的洪涝干旱灾害等频繁发生。2009年为较重的一年, 全省受灾面积265.7万公顷, 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5.23%, 其中旱灾、洪涝灾占受灾总面积的92.74%。自1985年以来, 吉林省自然灾害中致重灾年份达到了10年。从吉林省粮食生产的受灾情况看, 主要还是受水灾和旱灾影响, 其中, 粮食生产受旱灾影响最为严重, 大灾共有8次;其次是水灾影响, 大灾共有6次, 总的来看呈现“两水、两丰、一旱”的交替性规律变化。在水灾或者旱灾的年份, 一般旱灾或者水灾的灾情都比较小, 除了1998年外, 在丰年一般都没有较严重的水灾或者旱灾。在1999年后吉林省粮食生产主要受旱灾的影响, 2000~2001年发生了2次严重的旱灾灾情, 之后在2003年、2004年和2007年发生了中轻等级的旱灾, 这一时期较严重的水灾发生较少, 特别在粮食主产县市受水灾影响都非常小。 (王军等, 2011) 仅1998~2011年的13年间, 吉林省遭受严重旱灾就有7年。西部地区几乎是“十年十旱”, 中东部地区旱情近10年来发生频次也呈加重趋势。干旱缺水已经成为制约吉林省粮食生产和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是推进现代农业发展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

4 对策建议

4.1 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加快建立土地使用权市场, 健全农村土地管理制度

要保持现有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 赋予农民更为充分且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同时保证土地使用权流动并不影响集体拥有的土地所有权, 这样, 既保留了土地的集体所有权, 又使土地能够流动, 有利于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 获得规模效益, 从而克服了土地使用制度弊端带给农业发展的局限。同时, 也要抓紧制定配套的金融、财政、税收等支持政策, 鼓励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 使之成为引领农民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现代化农业经营组织。

必须坚持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和耕地保护制度, 合理的确定村、镇建设布局和规划, 切实提高土地使用效率。要改革征地制度, 保障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规范土地征用范围。同时, 要进行土地制度的创新和改革。土地制度的改革的目的是要建立农地的双重产权, 使农民拥有土地使用权成为完整的物权, 弱化土地所有权。但由于配套措施的不完整, 同时宪法限制和制度依赖性等原因, 土地制度的改革举步维艰, 当前可以首先尝试推动土地经营组织的变革和农地的流转, 使用权归农户长期使用, 也可以转让、抵押和买卖, 从而使农业的生产关系适应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4.2 解决制约区域现代农业支柱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资金

对于农业企业来说, 一般投资较大, 利润点较低, 投资回收期较长, 如果单靠企业自身缓慢积累, 没有财政金融的大力支持, 很难迅速发展壮大。因此, 对现代农业产业化项目在资金投入上应重点倾斜, 并确保足额、及时到位。

财政政策方面, 对现代农业企业的融资, 鼓励建立担保公司、政府担保基金等有效的形式加以解决。加大对重点龙头企业出口创汇的支持, 按照中央外贸发展基金的有关规定, 对符合中央外贸发展基金使用条件和使用方向的农产品及其加工品出口项目融资予以贴息。信贷方面, 要充分发挥国有商业银行的作用, 如, 邮政储蓄银行、农发行、农业银行等, 要把信贷支农的重点倾向于扶持农业产业化经营, 积极给予优惠的贷款支持。在融资上, 要利用资产重组、兼并、参股、控股、租赁等多种方式扩大企业规模, 增强企业实力。

此外, 由于农村金融改革是现代农业发展基础, 政府投入又非常有限, 发展农业、农村还必须依靠市场化运作吸纳社会资本进入涉农领域。尽管农村产权改革问题非常棘手, 农村金融改革仍亟需进行下去。况且中国的许多改革都是在试验区基础上不断推进的, 这也是政策允许的。因此建议在推产权抵押贷款经验时, 可以结合发展条件好、实力强的金融机构, 以产业结构调整, 以支持专业户、大户和支持合作经济组织为重点, 增加试点市县, 由政府为试点金融机构提供风险保障, 适度推广这项业务。

4.3 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

对教育的投资应向农村地区倾斜, 确保每个农民都能顺利完成九年义务教育, 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 从根本上提高当地的教育水平。

大力开展农村职业中学教育。通过高效率的授课机制和有目的的建学设课, 切实培养一批能满足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的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农民。

政府还要加大文化事业的投入, 通过电视、报纸、广播以及图书馆等多种形式向农民开展科学知识教育。

4.4 抓好农田水利工程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对现代农业的重要作用无庸置疑。这就需要政府加大基础设施投入,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强化发展现代农业的设施支撑。首先, 要抓紧编制和完善各级农田水利建设规划, 逐级推进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鼓励和调动农民广泛建设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积极性;加大政府投入力度, 持续推进重点水利工程建设, 尽快建设一批调水工程和水源工程, 抓紧实施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搞好各类小型病险水库的整治以及小流域的治理, 积极改善耕地灌溉条件, 切实提高防灾减灾、水资源配置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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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曲飞宇.区域支柱产业与新兴产业集群选择及发展探析[J].改革与开放, 2011, (2) :6~8

产业转型升级相关政策解读 篇11

专项资金主要用于以下方向：

（一）产业内涵发展。加快制造业自动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聚焦支持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部件（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等方面的工业强基项目；重点支持促进绿色发展、优化产品结构、促进安全生产、提升产业集聚水平和加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等方面的技术改造项目，推动制造业高端化、信息化和服务化。支持新型载体建设，推动园区转型升级。

（二）产业技术创新。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支持产业化关键技术攻关，促进国际先进技术的加快消化吸收与集成创新，促进各类创新主体有效对接、要素集聚和协同创新，支持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和能力建设，加快创新成果产业化。

（三）高端智能装备首台突破和示范应用。支持制造企业和用户开展联合研制并协同创新；支持高端智能装备及关键部件实现首台（套、批）突破、应用示范及检验检测、研发、试验、验证、台架等的平台建设。

（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支持企业围绕市场需求对接产业链、提升价值链，通过组织结构优化和业务流程再造，做大做强外部服务市场；支持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加强园区建设管理和服务；支持具有行业先进性、有市场需求以及服务中小企业的平台型企业发展。

（五）实施品牌战略。支持城市品牌塑造、区域品牌提升、行业品牌打造、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建设；建设各类品牌公共服务平台，支持其能力提升；加强工艺美术保护，支持传统工艺美术传承、保护、发展，做强做精。

（六）研究和培育“四新”经济。鼓励“四新”企业发展和团队建设；推动“四新”企业围绕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开展合作，支持产业创新联盟，促进“四新”经济发展。

（七）国家支持本市重大项目按照规定予以的地方配套。

（八）其他经市政府批准的事项。

专项资金可以采用以奖代补、无偿资助、贷款贴息、股权投资、保费补贴和购买服务等支持方式，具体支持方式和标准由各领域实施细则确定。

原《上海市企业自主创新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沪经信法（2013）353号〕、《上海市知识产权优势企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沪经信法（2012）972号〕、《上海市加快自主品牌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沪经信法（2012）766号〕、《上海市总集成总承包工程专项引导资金管理办法》〔沪经信规（2009）260号〕、《上海市传统工艺美术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沪经信规（2009）259号〕废止。

《上海市“四新”经济创新基地建设试点工作方案》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市委、市政府关于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重大战略部署，着力发展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加强建设科技创新重点区域、重点领域、重点企业和重点团队，培育和建设一批以“四新”经济为主要发展方向的新载体，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张江高新区管委会决定开展上海市“四新”经济创新基地建设试点工作，在全市范围（重点在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内）选择一批在“四新”经济细分领域具有一定基础和条件的产业园区，作为培育“四新”经济、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载体。

试点条件：试点区域符合上海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要求，在环境保护、安全生产、资源集约等方面符合国家和本市相关要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状况良好。试点区域的申报主体注册地和税管地均在本市，注册资本3000万元以上，整体发展状况良好，具有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和管理机制，能够承接政策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等试点工作，开展先行先试。此外，还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发展方向明确。申请成为上海市“四新”经济创新基地的各类园区载体，应具有发展“四新”经济细分领域的战略规划和实施计划。“四新”经济细分领域包括引领制造业发展趋势的重点领域、制造与服务相融合的重点领域、跨界融合催生的新型服务业态等。结合“四新”经济细分领域的不断拓展，申报试点时可结合实际增加相关领域。

2、服务体系健全。申请成为上海市“四新”经济创新基地的各类园区载体，应具有较为健全的企业创新创业服务体系，已经（或认定后两年内）具备相应“四新”领域的专业性创业企业孵化器、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等，可有效提供相应的公共技术服务、知识产权服务、科技中介服务、创业企业孵化服务、科技金融服务、人才服务等，强化“四新”经济在园区内的示范应用，在研发、中试、产业化等方面具有良好的技术条件和服务环境。

3、基础设施完善。申请成为上海市“四新”经济创新基地的各类园区载体，应已具备相对优质的基础设施环境，或具有明确的相关规划和实施计划（原则上应在2年内初步见效）。从满足“四新”企业和人才对园区空间和形态的需求角度，合理确定用地功能、规划参数、地下空间、路网布局，加强公共绿地、开放空间、公共服务设施等的规划；完善景观设计、建筑形态和内部空间设计；对信息基础设施进行适度超前规划，率先推进宽带城市、无线城市建设，优先进行4G网络覆盖、公共场所WLAN覆盖，加大互联网数据中心（IDC）、物联网及各类云平台建设力度，加快园区信息基础设施优化和智慧园区建设；打造高品质的宜居宜业载体空间，推进产城融合发展。

4、四新企业集聚。申请成为上海市“四新”经济创新基地的各类园区载体，应具有明显的“四新”经济发展特征。拥有一定数量的、在相关细分领域中处于国内领先地位或国际先进水平的重点企业及创新活力的若干中小微企业，拥有领军相关产业发展、具有国际水平的重点团队。相关“四新”领域所属企业合计研发经费总量占园区本领域销售收入比例达到5%以上。

支持措施：

1、聚焦支持试点区域的建设发展。在试点区域优先布局重大项目、优先导入科技资源、优先引进高端人才。市经济信息化委对试点区域相关规划编制（修编）工作给予优先协调、加快办理。

2、推进“四新”经济的先行先试。优先赋予试点区域创新政策，率先推进试点区域的行政审批管理服务、公共技术服务、知识产权服务、创业孵化服务、人才服务、科技金融服务等管理服务的创新发展。

3、聚焦重点项目给予财政资金资助。对张江示范区内的试点区域，按照《上海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专项发展资金使用和管理办法》（沪财预〔2012〕141号）及本市其他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要求，给予重点资助。

4、对试点区域的管理运营机构（园区开发主体）给予重点支持。优先给予各类工业用地（含研发总部类用地）供应。优先支持其按照《关于本市盘活存量工业用地的工作方案（试行）》（沪府办〔2014〕25号）要求，开展相关盘活存量工业用地工作。并在人员培训、合作交流、业务咨询、行业自律管理等方面给予支持。

《开展上海市“四新”经济创新基地建设试点2015年度申报工作》（沪经信区〔2014〕915号）

张江示范区内的园区，受理时间已于2015年3月31日截止；本市其他区域的园区，受理时间为2015年5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

市经济信息化委工业区管理处徐静娴23112694；

市张江高新区管委会创新促进处胡伟家68795959转6019

农业政策转型分析 篇12

一、科技支撑, 努力壮大提升四大支柱产业

为进一步加强农业产业发展, 秦州区连续出台了三个1号文件, 2012年区委1号文件出台了《2011———2015年秦州区农业产业发展布局规划》, 确立了“围绕一个目标 (富民强区) , 突出两个大品牌 (秦州大樱桃、天水花牛苹果) , 立足三大流域 (籍河流域、西汉流域、白家河流域) , 做强四大产业 (林果、畜牧、蔬菜、中药材) ”的基本思路, 科学划定了全区13个产业片带和35个产业片区, 为全区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全面做出了统筹规划;2013年区委1号文件出台了《秦州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奖励实施意见》, 为产业基地建设和产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提供了政策和资金扶持;2014年1号文件出台了《关于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意见》为促进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壮大提升四大主导产业, 实现农业现代化提出了具体扶持措施。

(一) 壮大提升林果产业

进一步加大果品基地新建力度, 新建优质果品基地7万亩, 重点抓好中梁山、古集梁、海池、西坡梁、罗雨沟等区域果品产业基地建设。积极依托扶贫项目, 全面做好放牛片区果树建园, 打造3000亩精品示范园。切实加大果品交易市场建设力度, 启动天水市蔬果交易市场、天水辉煌农产品交易市场, 健全果品等农产品交流服务网络体系, 不断提升农产品商贸流通能力。着力抓好罗玉沟烟铺、太京李家台子、籍口四十铺3处气调库建设, 新增果品贮藏能力1万吨。充分利用“秦川大樱桃”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强化品牌意识, 提升特色果品市场占有率, 不断增加果品生产的比较效益。

(二) 壮大提升蔬菜产业

在巩固提升现有设施蔬菜基地建设基础上, 积极实施西菜南移战略, 加快开辟新的设施蔬菜基地, 着力抓好牡丹镇千亩设施蔬菜基地及新赛蔬菜大棚建设, 辐射带动天水、平南等西南部设施蔬菜产业发展, 确保全区蔬菜面积达到15.3万亩。

(三) 壮大提升中药材产业

加大中药材产业种植力度, 坚持以市场为向导, 积极争取省农牧厅药材市场建设项目, 着力培育药材加工企业, 通过项目支持, 加快市场建设, 延伸产业链条, 完善流通体系。依托关子、籍口、秦岭、娘娘坝等现有药材种植基地, 在做大规模、做活市场、做强品牌上下功夫, 充分利用秦岭山区特有的气候特征, 通过土地流转, 积极发展壮大, 全区中药材种植面积将达到10万亩, 推进产业精深加工, 延长产业链条, 使药材产业真正成为农民增收的主导产业。

(四) 壮大提升畜牧产业

以建设畜牧大区为目标, 以标准化规模养殖为重点, 以能繁母牛基地建设为抓手, 加快发展现代畜牧产业, 结合生态移民搬迁, 在秦牡杨畜牧产业园区大力推进能繁母牛基地建设, 着力解决肉牛产业源不足等瓶颈问题, 重点抓好三兴牧业、开源肉牛等项目建设, 创建标准化养殖场14个, 畜牧养殖总量将达到300万头 (只)

二、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着力打造十大现代农业示范园区

为进一步加强现代农业园区创建工作, 今年区上专门组建机构, 抽调人员, 成立了区现代农业园区办公室, 强化产业基地和基础设武施山建县设, 渭提河高川规道模区化设经施营蔬化菜水产平、业科基技地化发展水平和标准化生产水平。

(一) 着力打造秀金山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区

新建大樱桃基地3000亩, 完成优势主导产业培育任务的75%以上, 打造以古建凉亭、科技培训、观光长廊、水景景观、特色花木为主的文化休闲中心。

(二) 着力打造古集梁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区

以15万亩苹果产业建设为主导, 积极发展设施蔬菜种植、规模养殖基地, 打造规模优势明显、产业特色明显、配套设施完善、科技推广领先、经济交易突出的循环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区。

(三) 着力打造罗玉沟大樱桃产业示范区

在现有大樱桃基地基础上, 连片成带, 拓展基地, 建立市场, 创建规划布局合理、生产要素集聚、管理方式高效、科技水平领先、辐射作用明显的现代农业示范园区。

(四) 着力打造籍河流域放牛片区果品产业示范区

抓好现有果园改造和管理, 新建拓展花牛苹果基地, 积极发展果业合作社建设, 开展经常性果农技术培训, 促进区域农民增收。

(五) 着力打造白河特种养殖示范区

以创建国家级大鲵自然保护区为契机, 进一步深化秦川大鲵、秦岭细鳞鲑的保护利用, 开展金鳟、虹鳟冷水鱼养殖, 打造西北地区一流的特种养殖示范区。

(六) 着力打造西坡梁循环农业示范区

积极开展招商引资, 在西坡梁建设万亩花牛苹果基地, 在王坡窑建设800亩设施蔬菜基地, 在孙集川道区建成标准化2000头奶牛场、千头猪场和十万只鸡场, 将该区域建成集林化、畜牧、蔬菜为一体, 产业聚焦、效应明显的循环农业示范区。

(七) 着力打造秦牡杨畜牧产业示范区

充分利用秦州区西部山区气候特征和土地条件, 新建标准化千头肉牛养殖场1个、百头肉牛养殖场5个、引进良种能繁母牛1000头, 建成母牛繁育村3个, 开辟新的畜牧养殖基地。

(八) 着力打造皇城休闲农业示范区

依托陕西汇隆古建园林工程公司, 在皇城堡区域实施皇城堡景区、山地运动区、市民养生区等工程建设, 打造集旅游、观光、休闲、度假、养生为一体的大型综合类生态休闲旅游景区。

(九) 着力打造天靖山油用牡丹产业示范区

依托东荷泽瑞璞公司, 在天靖山区域栽植油用牡丹, 打造集展示展览、多项服务、市民休闲、花园水景、配套服务为一体的油用牡丹示范区, 引领西北花卉产业发展。

(十) 着力打造天水瀛池果菜批发市场现代农业示范区

全力完成天水瀛池果菜批发市场迁建, 建设3000吨果蔬贮藏库, 年产值达18亿元, 壮大区域内果菜批发供销能力, 规范市场批发经营行为, 正真将市场建成全省果菜一流的批发市场。

三、大力实施“八大工程”, 全面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围绕现代农业发展, 进一步加强配套设施建设, 夯实农业发展基础, 促进农业农村发展。

(一) 实施农村自来水化工程

在目前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行政村238个, 覆盖率56.6%的基础上, 至2015年末, 全面解决32.93万人饮水不安全问题, 实现农村自来水化。

(二) 实施防汛体系及灌溉体系建设工程

在全区现有153公里堤防的基础上, 规划新建堤防106公里, 至2015年, 全区有效灌溉面积累计达到15万亩以上, 确保水源区农田得到有效灌溉。

(三) 实施梯田化县区建设工程

在全区耕地梯田化率51.9%, 适宜修建梯田耕地梯田化率74.7%的基础上, 至2015年, 全区累计达到梯田化乡镇10个、梯田化行政村242个, 基本实施全区梯田适宜区全覆盖。

(四) 实施通村道路及村庄巷道硬化全覆盖工程

在全区累计完成农村通畅路914公里, 行政村通水泥路率达到80.3%的基础上, 2015年底全面实现行政村通水泥路全覆盖。在累计完成207村324公里村庄巷道硬化工程, 硬化率49.3%的基础上, 至2015年末, 实现农村巷道硬化全覆盖。

(五) 实施适宜区域主导产业全覆盖工程

积极发展四大主导产业, 5年内果品面积达到80万亩, 牧业收入占农民人均收入的35%, 蔬菜面积达到15.3万亩, 中药材面积达到10万亩, 实现适宜区域主导产业全覆盖。

(六) 实施美丽乡村建设工程

以优化人居环境为重点, 先期实施娘娘坝、大门、齐寿、中梁、秦岭等5乡镇美丽乡村建设, 突出“脏、乱、差”治理和“硬化、净化、绿化”建设, 打造产业发展、村容整洁、生态文明、环境优美的美丽乡村。

(七) 实施贫困人口脱贫工程

积极开展扶贫攻坚, 至2016年全面消除全区现有15万贫困人口, 比全省提前一年实现脱贫。

(八) 实施村镇规划建设工程

以集镇所在地及公路沿线行政村为重点, 以市上确定的高速公路沿线绿色长廊和太京、籍口、皂郊3个卫星乡镇, 以及区上确定的娘娘坝、天水、平南3个卫星乡镇建设为切入点, 加快完善小城镇及村镇建设规划, 科学布局、有序建设、统筹推进, 确保村镇建设整齐划一、美观大方。

四、加快土地流转, 积极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全区紧紧围绕四大主导产业, 采取“宣传引导、培育改良、规范提升、优惠扶持”等措施, 建立一批管理规范、经济效益好、带动功能强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步伐, 推动产业增收、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截至目前, 新命名区级龙头企业10家, 区及以上龙头企业达到60家, 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6000余人, 带动农户达15万户;全区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331家, 合作社社员达到6415余人, 家庭农场达到8个, 带动农户数3.68万户。积极探索农业发展新模式, 加快土地流转进程, 最大限度的发挥土地资源效益, 进一步优化农村土地资源配置, 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行为, 区财政每年列支500万元奖励扶持流转大户, 流转规模稳步扩大。截至目前, 全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面积达到14.7万亩, 占全区承包地总面积的16.18%。

五、加大财政投入力度, 全力实施农村重点项目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