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建柱讲话

孟建柱讲话（精选6篇）

孟建柱讲话 篇1

世博网4月5日消息：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在苏州等地实地检查世博安保 “护城河”工程后，4日再次深入上海世博安保工作一线检查指导，慰问安保人员和治安志愿者。他强调，距世博会开幕只有27天了，要以严之又严、细之又细的作风，注重细节，狠抓落实，以扎实有效的措施确保世博会的安全。

4日一早，孟建柱来到世博园区，先后在园区安检口、第六安保责任区、第七安保责任区、世博文化中心和园区安保指挥中心，实地查看人员安检情况，仔细询问警力部署和工作预案情况。他指出，细节决定成败，祸患常积于忽微。世博园区安保工作是整个世博会安保工作的重中之重，要进一步细化园区证件管理查验、交通物流安保、消防安全管理、大型客流疏导、突发事件应对等工作方案，想一想还有哪些可能发生的问题没有想到，想一想还有哪些应该整治的隐患没有整改，想一想还有哪些必须落实的措施没有落实，以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精神，扎扎实实做好各项世博安保工作。

在浦东公安分局南码头路派出所，孟建柱详细询问进沪车辆通行证的办理情况，他说，世博会采取的安保措施，要尽可能便民，减少对市民正常生活的影响。当得知上海所有派出所都能办理这项业务时，他十分欣慰。在随后召开的辖区居委会负责人座谈会上，孟建柱认真听取了世博安保群防群治工作情况。他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广大人民群众，智慧蕴藏在群众之中。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持依靠群众、群防群治，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居民群众和广大志愿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广泛动员一切社会力量，把安保措施落到实处，努力筑牢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公共交通的安全和畅通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孟建柱对此非常关心。

他来到虹桥综合交通枢纽，走进客流信息服务中心、公交候车区、地铁入口安检处、航站楼出发大厅和安检通道等地，边走边看，仔细询问客流量、安检措施和等候排队情况，详细了解公共交通安全保障系统运行状况。孟建柱指出，世博安保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城市管理的方方面面。要充分整合社会资源，积极协调各方力量，健全完善工作机制，努力形成世博安保工作的整体合力。

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黄明，上海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吴志明，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徐麟，上海市副市长沈骏，上海市市长助理、公安局长张学兵等领导同志陪同检查。

东方网4月21日消息：据《东方早报》报道，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19日召开了上海公安民警世博安保视频动员会议，孟建柱强调要以细致扎实的工作作风，落实各项安保措施，努力实现“平安世博”目标。

孟建柱指出，每一个参加世博安保工作的人员都应该感到无比光荣和自豪。“参战的全体公安民警一定要充分认识上海世博安保工作面临形势的复杂性，把责任牢牢放在心里、紧紧抓在手上，扎扎实实、精益求精地做好各项安保工作。”

孟建柱指出，安全的上海是2010年世博会最好的“展馆”，和谐的上海是2010年世博会最重要的“名片”。“全国公安机关和广大公安民警要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的理念，举全警之力，集全警之智，以全国的稳定确保上海的稳定。”要精心实施环沪“护城河”工程，进一步完善江浙沪警务联勤指挥机制。

孟建柱强调，广大一线公安民警，要充分尊重中外游客参与世博会的积极性，既要严格落实安保措施，确保他们的人身安全，又要方便游客参观游览，保护他们参与世博的热情。本报讯记者顾金华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19日在上海公安民警世博安保视频动员会议上强调，要科学判断形势，沉着应对挑战，以细致扎实的工作作风，认真落实各项安保措施，努力实现“平安世博”目标，为全世界和全国人民献上一届成功、精彩、难忘的世博会。

孟建柱强调，广大一线公安民警，要坚持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努力做到态度温和、举止得体，头脑清醒、反应敏捷，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警方特别是上海公安队伍的一流职业素养和良好精神风貌。要充分尊重中外游客参与世博会的积极性，既要严格落实安保措施，确保他们的人身安全，又要方便游客参观游览，保护他们参与世博的热情，努力创造安全、欢乐、祥和的良好氛围。

孟建柱指出，上海公安队伍是一支政治坚定、作风优良的队伍，敢打硬仗、善打硬仗，希望上海广大公安民警继续发扬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奉献的优良作风，进一步行动起来，充分发挥上海公安队伍的集体创造能力，进一步开动脑筋想办法，积极探索创新，不断完善各项工作措施。世博安保时间长、任务重，要充分考虑民警的身体状况，科学制定方案，合理调配警力，使广大民警始终以昂扬的斗志投入世博安保工作。

孟建柱讲话 篇2

“输给了陈良宇,却嬴得了政声”

孟建柱曾有一段时间与陈良宇共事。

孟建柱的官场经历,从一开始即与农业有关,这奠定了他的实干精神。

上世纪60年代,20岁的知青孟建柱来到上海长兴岛的前卫农场。13年后,从一个拖拉机手,当上了上海“前卫农场”场长。1986年,孟建柱离开农场,先后任上海川沙县委书记、嘉定县委书记。

一位和孟建柱同在“前卫农场”工作过的人说:孟“没有官架子,说话笑眯眯的,声音不大,细声慢气,人也很瘦,像个知识分子”。

1 99 1年,孟建柱离开“乡下”,开始进城,担任上海市农委书记,管理农业和农村工作,此后一直到担任副市长,负责农口工作。调任主政江西之前,孟是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任职基本与农业有关。

上海市委的任职,孟建柱显得异常低调。熟悉他的人说,在电视镜头和公共场合,基本上看不到孟建柱的身影。但孟因为看不惯陈良宇的行事作风而与陈不合,不过,他却深得上海市民的欢迎。官场人士说,孟建柱离开上海,在政治上输给了陈良宇,但在政声上,却赢得了掌声。

据说,调任的当时,中组部曾派员到上海考察,得出的结论是:孟建柱与陈良宇的作风大为迥异。陈良宇喜欢到处亮相,孟建柱却异常低调。但上海的老干部和群众给孟建柱的评分却远高于陈良宇。大家给他的评价是工作务实,随和有亲和力。

“爱走书记”

主政江西后,孟建柱继续延续了他在上海的低调、务实作风。

这位面容清瘦的省委书记给江西各级官员的第一印象是“走得特别快”。江西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魏明从一开始就随同孟建柱下市县调研,“孟书记下去调研三四天能走七八个县,基本不会坐着听会,一直在走在看。”

江西老百姓至今流传着对孟书记的怀念:“建柱来了,江西火了”、“江西要致富,留住孟建柱”。据悉,孟建柱在2001年4月上任之后的最初几个月,就已走遍了江西全省11个地区市和60多个县。在考察中,孟建柱每到一处都会与当地领导商讨该地市的定位问题。一圈走完以后,整个江西的定位和发展思路在孟建柱的头脑中酝酿成形。

有人说,孟建柱的这种“爱走”沿袭了当年万里等改革元老的务实精神。

孟建柱不但自己“走得快”,而且还带领江西官员“走出去”。江西各级干部思想观念上的保守和僵化,对市场的陌生和畏惧曾给孟建柱留下了深刻印象,善走的孟建柱决定带着江西各级官员也走出去跑一跑,“走出去”被称为孟建柱给江西干部“洗脑筋”的第一步,也成为江西实施大开放战略的序曲。

有媒体报道说,从2001年5月到2002年8月不过15个月时间,孟建柱带领江西党政代表团先后走访了广东、上海、江苏、湖南、湖北、浙江、福建7个省市,而其中的上海之行给江西代表团的触动最大。

自清门户

对于表面温文、内里铁腕的孟建柱来说,大多数人似乎只看到了其温文、低调的一面,而忽视了其温文背后的铁腕与强力。

孟上任公安部部长之后的两件事,让人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带领下的公安系统绝对有能力处理好奥运安保和国庆安保这两件维稳大事:一件是孟与中纪委联手查办原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相怀珠案,一件是查办广东省政协主席、南粤“政法王”陈绍基、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案。

民望甚高的孟建柱上任公安部长不到两年,即自清门户,揭出建国以来公安系统内最大贪腐案,轰动政坛。据悉,陈绍基曾是广东前公安厅长,郑少东的老上级,王华元曾任广东省纪委书记,两人因涉嫌与郑案有关,也已抓捕。另据最新消息,郑少东案还查出案中案,揭开两名港商深受其害的特大冤案,目前,深受其害的港商财产侵吞冤案也已水落石出。该案之后,公安系统开始出现局长公开道歉等事件,改善警察形象的改革从内部悄然展开。

有权威消息称,2009年针对黄光裕兄弟的调查,曾获得孟建柱的亲自批示,要求将黄案办成证监市场之铁案,其合作调查机构更是横跨公安部、证监会及最高检等。

有消息指,早在2007年孟调任中央之初,即接到不少有关公安内部腐败的举报信。开始还有人批评孟建柱手软,迟迟不动手。但消息人士说,孟建柱不动声色,他一边调研,一边布局。但去年遭遇雪灾、西藏暴乱、四川地震,又有奥运,直到年底才腾出手来。掌握证据后,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直接支持下,挖出建国以来公安系统的最大腐败案。

孟建柱执掌公安大权后,被警界和坊间广为传播的另一件事,是于2009年7月启动的公安系统内部的“打黑除恶”风暴。

据传,此次重庆一把手薄熙来的打黑行动,得到了国务院、中央政法委和公安部的大力支持。其直接背景便是孟所掀起的新一轮“打黑除恶”风暴。

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打黑除恶”重点着眼于警界内部。重庆本土民间人士说,这对于向来民风剽悍、黑恶势力猖獗的重庆来说,不啻于一剂猛药。

在过去3年中,多名地方公安系统负责人涉案并被严罚。分析人士指出,文强等人的落马,也许预示着新一轮反黑风暴的矛头所向。

铁腕治警

为了做好这次国庆安保工作,公安部于去年底即已发动了“大走访”活动,涉及190多万公安民警。内容是深入社区、工厂、农村,挨家走户与基层群众面对面,“排忧解难”。

动员会上,孟提出了“跟群众谈话聊天”的工作方式,被认为是警界最重要的工作方式之一。孟还公开表示,“大走访”要成为一种长期制度。

“大走访”的启动有一个背景,即于2009年4月召开的全国公安交通管理工作会议。会上,孟建柱强调,各级公安交管部门要坚持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设身处地地考虑到当事人的切身感受,善于用群众语言、用群众易于接受的方式来管理、来执法。孟的这一说法后来被概括成“平和执法”、“人性执法”广为传扬。

为了力促国庆60周年安保,孟建柱还在前公安部长周永康基础之上完善了“五条禁令”,狠抓警风,提出《公安机关领导干部五个严禁》:严禁公安干部违规插手工程招标、政府采购、人事安排和案件查办,为本人或特定关系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严禁近亲属在分管的业务范围内从事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经营活动;严禁出差、开展公务活动由企事业单位、个人接待,或者接受下级公安机关、企事业单位、个人安排出入营业性娱乐场所等。

根据规定,违反禁令的,将予停职、调离、免职、责令辞职等,同时将受到党政纪处分直至追究刑事责任。孟建柱上任后,在公安系统再树警威,从严治警得到绝大多数公安叫好支持。他保持一贯的两手抓:一手抓从严治警,一手抓亲民。

孟建柱访问伊朗、土耳其 篇3

孟建柱说，中方愿同伊方保持高层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增进政治互信，加强经贸、文化、教育、执法安全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欢迎伊方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动中伊关系向前发展。孟建柱强调，中伊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有着广泛共同利益，中方愿同伊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为维护两国安全利益及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贾汉吉里等表示，近年来，中伊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进展顺利。希望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框架内进一步拓展两国经贸合作。伊方愿与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威胁。

11月18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安卡拉会见孟建柱。

孟建柱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与土耳其发展目标高度契合。双方可加强对接，实现优势互补，促进中土两国及“丝路”沿线国家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孟建柱强调，当前国际反恐形势日益严峻复杂，各国应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希望双方继续充分照顾彼此关切和核心利益，开展更深入、更扎实、更有效的反恐和执法安全合作，不断丰富中土战略合作关系内涵。

孟建柱讲话 篇4

电视电话会议并讲话

国务委员、公安部党委书记、部长孟建柱4月28日在全国公安机关反腐倡廉建设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十七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和国务院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精神，始终保持公安队伍忠诚本色和纯洁性，发扬优良传统，弘扬浩然正气，努力打造一支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公安队伍，确保公安机关更好地打击犯罪、服务人民。

孟建柱充分肯定了近年来全国公安机关反腐倡廉建设取得的明显成效。他指出，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全国公安机关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把党风廉政建设作为事关公安工作全局的大事来抓，着力构建具有公安特色惩防腐败体系，公安队伍的精神面貌、纪律作风发生了新的变化，公安机关的执法公信力、战斗力得到了新的提升，为战胜各种风险和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政治保障。各级公安机关坚持把思想教育与制度建设、专项治理与规范执法、惩治腐败与预防腐败、传统有效方法与现代科技手段、从严治警与从优待警有机结合，创造积累了许多好做法、好经验。各地公安机关要相互学习借鉴，不断提高公安机关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

孟建柱要求，要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的首要环节，切实把公安队伍的纯洁性体现在忠诚本色上。要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紧紧抓住思想政治建设这个灵魂，坚持发扬优良传统与加强党性锻炼相结合，坚持强化教育与严格管理相结合，加强理论武装，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党性修养，严格纪律要求，确保广大公安民警思想上纯洁、信仰上坚定、行动上自觉，始终保持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政治本色，始终保持人民警察的职业操守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孟建柱强调，要坚持把密切警民关系作为培育良好警风的核心要求，切实把公安队伍的纯洁性体现在为民服务上。要继承和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坚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加强群众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把公安工作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要在加强与群众联系沟通中增进感情，深入推进城乡社区警务战略，以开展“三访三评”深化“大走访”活动为契机，坚持不懈地组织广大公安民警深入城乡社区、企业单位、群众家庭，努力在听民声、访民意中拉近与群众的距离。要把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传统办法坚持下去，把新的群众工作法有效掌握起来，不断增强联系沟通群众的本领。要在回应群众的热切期待中提升形象，从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改起，从群众期盼的事情做起，不断推出便民利民新举措，着力提升社会公共服务水平。要在确立民意导向警务机制中激发群众工作热情，建立健全民意评警制度，把公安工作的评判权交给群众。要切实为基层减负减压，让公安民警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深入辖区、服务百姓。要以“我心中的公安英雄”、“我身边的爱民模范”推选活动为契机，培育更多扎根基层、亲民爱民的先进典型，推出更多联系群众、服务百姓的鲜活经验，引导广大公安民警在服务群众中成就事业、在基层一线实现人生价值。

孟建柱要求，要坚持把深入推进执法规范建设作为提升公信力的基本途径，切实把公安队伍的纯洁性体现在公正执法上。要积极适应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新形势，深入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着力解决执法突出问题，强化对执法权力的制约，坚持以规范促公正、以规范强能力。要主动适应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对公安执法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制定修改相关配套规定，完善办案程序，细化执法要求，加强执法监督，确保公安机关更好地打击犯罪、保护人民。要全面深化警务公开，最大限度地公开执法依据、执法程序、执法进度、执法结果，让公安执法活动在阳光下运行。

孟建柱强调，要坚持把完善惩防体系作为反腐倡廉建设的根本任务，切实把公安队伍的纯洁性体现在廉洁从警上。廉洁是保持公安队伍纯洁性的基本要求，也是广大公安民警从警做事的基本操守。各级公安机关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坚持教育、制度、监督并重，坚持廉洁自律、查处案件、纠正不正之风并举，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深入推进具有公安特色的惩防腐败体系建设，坚决遏制和有效预防腐败问题的发生，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警风。

孟建柱强调，保持公安队伍的纯洁性，关键在于各级公安领导干部。领导干部如何履行职责、立身做人，不仅是个人的事情，而且是关系公安队伍警风的重大问题。各级公安机关领导同志要心系百姓、忠诚履职、清正廉洁，以对党、对人民、对公安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精益求精、扎扎实实地完成好党和人民交给的每项任务，把有限的时间投入到无限的公安事业中去，在打击犯罪的火热斗争磨砺中提升才干、增长智慧，在为社会安宁、人民幸福的不懈奋斗中实现价值、收获人生。

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纪委书记、督察长刘金国在会上作工作报告。他指出，近年来，公安反腐倡廉建设一步一个脚印向前推进，公安队伍警风警纪得到严肃整治，违法违纪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公安队伍整体素质显著提升，为公安机关战胜一个又一个挑战、打赢一场又一场硬仗提供了重要保障。去年，全国公安机关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进一步加大惩治和预防腐败力度，公安反腐倡廉建设取得新进展，监督检查成效显著，办案力度持续加大，专项治理扎实开展，宣传教育步步深入，制度机制不断完善，自身建设不断加强。

刘金国分析了当前公安反腐倡廉面临的形势，并就今年全国公安机关反腐倡廉建设主要任务作出具体部署。他要求，今年，全国公安机关要坚持从严治警、纯洁公安队伍，重点抓好五个方面的工作，大力加强廉政教育，坚决查办大要案件，建立健全制度体系，深入实施有效监督，加强纪检监督队伍建设，以反腐倡廉建设新成效取信于民。

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部长杨焕宁主持会议。部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蔡安季在会上宣读了公安部有关表彰通报。在京部党委成员李东生、孟宏伟、黄明、李伟、刘彦平出席会议。

孟建柱讲话 篇5

国务委员、公安部党委书记、部长孟建柱6月27日在全国公安机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强调，全国公安机关和广大公安民警要继承和弘扬党的优良传统，深入学习公安战线英雄模范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坚持执法为民，把公安工作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着力打造群众喜爱、人民满意的优秀警队，坚定不移地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捍卫者，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会上，播放了第四届“我最喜爱的人民警察”先进事迹专题片。一个个催人泪下的执法为民的感人故事，一句句震撼心灵的真情告白，饱含着人民警察对党的无限忠诚、对人民的深情厚爱，生动再现了警为民、民拥警、警民一家亲的浓浓情意。在认真听取乌国庆、却吉尼玛、李晴、谭纪雄、周希胜、顾金钟、吴浩、庄宜生、张世平、潘琴10位当选者朴实无华、发自肺腑的真挚感言后，孟建柱指出，这次当选的10位“我最喜爱的人民警察”和20位特别奖、30位提名奖获得者，和受到中央政法委表彰的公安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是近年来公安机关在维护社会稳定、服务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是全国200万公安民警的杰出代表。他们之所以能够赢得亿万群众的衷心爱戴，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他们始终把党和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把服务人民作为永恒的价值追求，以无怨无悔的付出、竭诚为民的奉献感动了亿万群众、感动了中国，我们为全国公安机关拥有这样的英雄模范而感到自豪。

孟建柱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一件开天辟地的伟大事件。90年来，我们党紧紧团结和依靠全国各族人民，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回顾90年来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我们党之所以能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从容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创造一个又一个“中国奇迹”，一条最宝贵的经验，就是鲜红的党旗始终铭刻着人民利益。人民警察来自人民，警无民失根，民无警不宁，密切联系群众是公安机关的优良传统。全国公安机关和广大公安民警要认真学习贯彻***同志在全国政法系统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党务工作者和优秀党员干警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地做党的忠诚卫士，坚定不移地维护人民合法权益，坚定不移地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坚定不移地服务科学发展，坚定不移地加强自身建设，切实肩负起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

孟建柱强调，要坚持群众观点不动摇，真正做到感情上始终贴近群众。只有树立强烈的百姓情怀，视百姓如父母、待百姓如亲人，情系群众、感恩群众、敬畏群众，才能赢得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和支持。全国公安机关和广大公安民警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真正把群众当主人、当亲人、当老师，始终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去执法、去工作。要紧密结合创先争优和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向公安机关英雄模范学习，以公仆之心对待群众，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鱼水之情。要善于用百姓视角、群众眼光审视自己的工作，善于用群众观点、群众立场思考和处理问题，将心比心、以心换心，在与群众面对面沟通中增进相互了解，在感同身受体察群众生活中增进同群众的感情。孟建柱要求，要坚持执法为民不动摇，真正做到在日常生活中竭诚服务群众。公安民警为群众多送一份温暖，群众对党就多一份感情；公安民警多尽一份职责，就为党多增一份光彩。广大公安民警辛勤耕耘在基层一线，天天与老百姓打交道，只有日积月累、深入持久地为群众办好事、解难事、做实事，才能真正赢得群众、收获民心。全国公安机关和广大公安民警要立足本职，从群众最需要解决的小事办起，从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小处做起，侦破小案件、调解小纠纷、消除小隐患、平息小信访、解决小难题，把工作做到老百姓的心坎上。要准确把握人民群众对社会平安的新期待，以一件件个案的解决、“小案”的侦破，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要准确把握人民群众对公正执法的新期待，把每一起案件的办理、每一件事件的处理，都作为情系百姓、执法为民的具体实践，让广大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要准确把握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的新期待，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不断推出实实在在的便民利民惠民措施，最大限度地向人民群众传送党和政府的温暖。

孟建柱强调，要坚持民意导向不动摇，真正把评判权切实交给群众。民意是一把尺子，能够衡量出公安工作的好坏优劣；民意是一种导向，能够引领公安工作的前进方向。只有扎根沃土、承接地气，才能充分了解群众的喜怒哀乐；只有融入群众、倾听民意，才能准确把握群众的思想脉搏。在 “大走访”开门评警活动中，各地公安机关敞开大门访民意、敞开心扉听民声，主动接受群众评议、着力落实整改措施，不仅访出了百姓关切事，而且改出了警民一家亲，促进了和谐警民关系建设。“大走访”开门评警阶段性工作即将结束，但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心服务人民群众永远没有止境。各级公安机关要认真总结深入开展“大走访”开门评警活动的成功经验，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作为衡量和检验公安工作的根本标准，善于汲取群众智慧，积极探索建立民意参与的科学决策机制，不断提高公安机关决策民主化、科学化。要虚心接受群众监督，积极探索建立民意监督的问题整改机制，从群众满意的事情做起，从群众不满意的地方改起，不断提升公安机关的执法公信力。要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积极探索建立民意为重的考核评价机制，把工作的评判权交给群众。

孟建柱强调，要坚持与时俱进不动摇，真正做到将公安工作深深扎根群众。无论形势怎么变化、技术手段多么发达，“群众观点”始终是我们党不变的宗旨，“群众立场”始终是我们党不变的要求，“群众路线”始终是我们党不变的坚守。各级公安机关领导同志要把群众工作作为“看家本领”来掌握、作为“重要法宝”来传承、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努力提升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和水平。要进一步丰富传统的群众工作方式，认真总结、大力推广“大走访”、“警民恳谈”等成功做法，推动走访联系群众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给老办法注入新内涵，让老传统焕发新活力。要进一步完善群众工作机制，改进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深化城乡社区警务战略，在政策导向、警务保障等方面向基层倾斜，最大限度地推动警务前移、警力下沉，引导广大民警乐于扎根基层、主动融入群众。要进一步创新群众工作载体，通过建立网上公安局、网上派出所、网上警务室和民警微博、QQ群等方式，不断拓宽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新渠道，进一步提高新形势下与社会、与群众沟通的能力。

会议还对公安部直属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廉政勤政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优秀纪检干部进行了表彰。孟建柱等部领导亲切会见了受表彰的先进集体代表和先进个人，并与大家合影留念。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部长杨焕宁主持会议。他要求，全国公安机关和广大公安民警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同志和孟建柱同志的重要讲话精神，自觉学习、大力弘扬“我最喜爱的人民警察”等公安英模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把学习贯彻落实这次会议精神与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结合起来，与深入开展“发扬传统、坚定信念、坚持执法为民、树立优良警风”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结合起来，与切实做好当前各项公安工作结合起来，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以实际行动庆祝中国共产党90华诞。部直属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切实加强党的建设，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进一步增强做好本职工作的责任心，进一步加强自身学习，进一步强化廉洁自律的意识，为全国公安机关带好头、做表率。

在京部党委成员李东生、刘金国、孟宏伟、张新枫、陈智敏、黄明出席会议。黄明宣读了表彰部直属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的决定。

孟建柱讲话 篇6

方汉奇

新闻传播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与文学、史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心理学、伦理学、艺术学，以及自然科学中的印刷、通讯、航天、电子、信息、网络等众多的学科，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是一门边缘性和交叉性都很强的学科。

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和近现代以来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20世纪初叶，中国只有100来家报纸和几家规模很小的通讯社，报纸的总发行量不超过10万份，通讯社的总发稿量不超过1千件。在这样的基础上，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自然深受局限。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20世纪20年代有了广播；50年代后期，有了电视；80年代后期，有了互联网。近几年，又出现了手机媒体。新闻传播的手段日趋现代化，新闻传播的媒介日趋多元化。时至今日，全国除了两家大通讯社之外，还有2053家报纸，1585座广播电台，1108座电视台，以及大量的网站和电子报刊。报纸的日销量达8200万份，广播的人口覆盖率达到90.35％，电视的人口覆盖率达到91.95％。互联网的用户则排在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达到5910万人。手机用户2.5亿，平均日收发短信（SMS）2.46亿条，同居世界前列。新闻传播事业在中国已经成为既有重大社会效益也有丰厚经济效益的事业，成为联接新闻信息产业和传播技术产业的桥梁。如此迅猛的发展形势，自然给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带来了重大的契机。它既期待和呼唤着新闻传播学研究工作的发展，也极大地促进和推动了新闻传播学的发展。

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和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政治形势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发展情况也各不相同，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起于19世纪70年代，止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历时约80年。这是旧中国时期，也是中国新闻传播学起步时期。开始只有若干篇散见于报刊上的新闻学论文，1917年才出现第一部新闻史方面的专著，1919年开始出现第一部新闻理论方面的专著。这以后的30年，累计出版了近100部新闻学专著，涉及新闻史、新闻理论、新闻实务等各个方面，涌现过若干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但总体水平还不高。传播学的研究，开始受到个别学者的关注，但和者甚寡。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研究开始起步，但还缺少有份量的专著。

第二个阶段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历时近30年。这是中国的新闻传播学在新的起点上摸索前进的时期。这一时期主要进行的还是新闻学方面的研究，从时间看，集中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前17年。成绩较大的是对现代革命报刊史特别是中共党报史的研究。其次是有关苏联办报经验的研究，出版了不少这方面的教材专著和译著。再次是关于新闻理论、新闻实务的研究，特别是有关马恩列斯和毛泽东、刘少奇新闻思想的研究，及报纸性质的研究。累计出版的新闻学方面的教材和专著近290种，超过了前一阶段。但受多次政治运动的影响，内容有不少“左”的痕迹。这一点，在十年“文革”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第三个阶段从改革开放到现在，近25年。这是中国新闻传播学迅猛发展的时期。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改革开放大潮的汹涌澎湃，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都极大地促进了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开展。25年内累计出版的相关专著和教材近2500种，论文则数以万计，是前两个阶段的十几倍到几十倍。新闻史的研究，成果丰硕。新闻理论的研究，涉及到对经典作家新闻思想的正确理解、新闻观念的更新、报纸的性质和作用、新闻的真实性、新闻的规律、新闻的价值取向、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等众多问题。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以后，新闻学者开始更多地关注新闻改革、舆论导向、新闻策划、新闻立法和媒介经济的研究。党的十六大召开以后，新闻传播工作如何体现“三个代表”，如何实现三个“贴近”，以及如何开展舆论监督、如何尊重公民的知情权、如何加强新闻工作的法制化和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修养等问题，又开始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传播学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学者们在引进西方各传播学学派研究成果的同时，在传播学的基本理论、传播功能、传播心理、传媒经济、跨文化传播和传播学的本土化等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性工作。同时还开展了舆论调查、受众调查、网络传播的研究。整个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空前繁荣。

以上三个阶段的发展，都和100多年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政治形势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它说明，新闻传播学这门学科，具有很强的与时俱进的特征。它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以及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始终是紧密相连同步前进的。

新闻传播学理论三题

李彬

我国的新闻传播学历经百年，如今已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门显学。其标志之一是学科内容日趋完善，涵盖新闻、影视、出版、舆论、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媒介经济（如广告、公关、经营管理）、媒介技术（如网络、新媒体）、媒介与社会（如文化研究、媒介生态）等广泛领域。二是约十分之一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特别是综合性重点大学都建有新闻传播学院（系），形成了从本科到博士后的一整套教学科研体系，每年为国家输送数以万计的毕业生。三是学术成果日益丰厚，影响日益广泛。不过，在新闻传播学的发展过程中，作为对客观现实的系统化表述与本质性揭示的基础理论则尚显薄弱，极而言之，甚至可以说新闻传播学迄未形成一套系统的、自恰的、公认的“理论话语”。回顾既往，展望未来，有三个关系在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建设上，是经常需要面对、需要思考的：

一、理论与实践。如何把握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困扰新闻传播学的首要难题。这里一直存在着两种基本取向——“实践派”与“学院派”。前者延续经世致用的务实传统，倡言学术的实用价值，力主理论联系实际。后者秉承学术的求真意志，高张学术的自身价值，认为“凯撒的事情归凯撒（实践），上帝的事情归上帝（理论）”。其实，这两种取向都有偏颇之处，执于一端都有碍新闻传播学的发展。一方面，新闻传播学本属关系国计民生的社会科学，自身又具有突出的实践性，轻略其“实践”诉求而一味执于形而上的学术使命，终将使新闻传播学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另一方面，作为一门学科，而且是显学，新闻传播学又确实不能仅仅满足于应对当下此刻的实际问题，将“学术研究”一味锁定在“对策研究”或“政策研究”的层面。所以，恰当的选择首先应该承认新闻传播学的实践性，同时需要明确实践性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实务性或操作性。

二、继承与创新。不言而喻，任何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继承与创新，惟有继承才可能创新，惟有创新才可能发展。对新闻传播学而言，除新闻传播史研究始终遵循先继承后创新的原则之外，有的研究特别是基础理论研究，往往比较轻略继承而注重“创新”，似乎前人的辛勤劳作与心血之作都微不足道。于是，一些“新”理论自然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若许年。这里的原因有二：一是新闻传播学的“学统”尚不健全，一些基本的规范还有待确立，一些起码的规则还有待遵循。二是新闻传播学与新闻传播界具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媒介“造势”的沸沸扬扬容易使人心浮气躁，而不大容易使人像其他学科那样耐得寂寞，潜心治学，以点点滴滴的努力步步为营地推进学术研究。所以，新闻传播学需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同时也需要老老实实地继承自身的学术传统，在前人已有的基础上稳步推进，由此形成自己一脉相承坚实牢固的话语体系。

三、新闻与传播。以上笼统谈论的新闻传播学，细究起来其实并不单纯。比如，在教育部颁布的本科学科目录上，列有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广播电视、广告、编辑出版等四个专业。再如，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学科目录上，这个学科又称新闻学与传播学（一级学科），下设两个二级学科——新闻学与传播学。至于院系的名称更是不一而足，如新闻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等。所有这些不一致的背后，主要是新闻与传播的关系问题。这种错综关系既有历史渊源，如传播或大众传播是新闻传播的拓展，传播学或大众传播学是新闻学的延伸等；也有现实基础，如新闻传播也好，大众传播也罢，都与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密不可分。于是，新闻与传播、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就有点剪不断理还乱，有分有合、又分又合的情形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就目前的情形而言，新闻学与传播学还是合的态势大于分的趋向。因为单纯的新闻学尤其是传统的新闻学，已经越来越无法适应急速变化的现实，需要传播学的滋养；而纯粹的传播学从人才培养到学科建设都还悬在空中，需要新闻学的支撑。所以，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可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落实到理论建设上，新闻学应该汲取传播学的学术精髓，而传播学应该具有新闻学的人文关怀。

传媒形态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

陈力丹

由于习以为常，人们常常忽略了不同形态的传播媒介对社会结构的重大影响，误把传媒视为中性的传送载体。传播学曾把重点放在对传播内容和效果的关注上，其实，传媒自身也是一种社会环境，并无形中改变着社会结构。

语言是人类的第一种传播媒介，它繁衍出人类的认识能力，并构成一切传播的基矗语言是智人的标志，从此才有了第一种人类社会的结构。由于自然的听觉传播只能建立在人们相互距离很小的范围内，这就决定了单纯的口语社会注定是封闭的家族部落社会。

文字作为一种新的传播媒介打破了原有口语社会的秩序，当视觉变得重要起来的时候，抽象思维得以发展。文字的书写延伸了信息存在的时间和空间，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的智力发展。它不仅改变了社会结构，也影响到关于知识的社会定义。然而，说话是通过生活就能获得的习惯，识字和书写则需要长期的学习，因而只有极少数人有机会掌握这种技艺并成为统治者，构成一种等级性极强的线性的社会权力链。

印刷术的发明在传媒史上是一个转折点，造就了信息传播向社会下层转移的契机，印刷媒体成为第一种规模人群可以共同接触的传媒，并为启动公共教育提供了充分条件。印刷文化蕴藏了最近数百年人类的深刻思考，但它的解放意义仍然是有限的，它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形成了新的传播垄断。因为数量巨大的没有足够读写能力的人自然被排除在外，传播的载体在一定程度上被当作了知识本身。印刷传媒内容的复杂和理解循序渐进的特点，造成阅读群体明显的等级差异和相互间交往的隔绝。

从电报、电话、电影到广播、电视、卫星通讯、计算机网络，电子传媒开始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无形中也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结构。这种变化至少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电子传媒使接触者不再与既定的社会身份和地位相关联，而传统的文字传播则是人的特定身份的标志。电报是第一个使人体运动与信息运动分离的发明。电话无形中打破了个体间保持适当距离的社会规则，它获得了只有在朋友和情侣间才被允许的耳边呢喃的距离，手机电话则完全实现了“只要有电话就有家”的理想状态。电视将不同类型的人群带到了相同的场景，而网络传播则进一步提供了隐去身份参与交流的条件。

2，电子传媒构成了最为广泛的公共领域，提供了从未有过的信息共享程度，特别是电视与网络媒体。无论怎样制作节目，总会遭到不同方面的批评，困扰制作者的原因其实不是来自节目本身，而是来自传媒的形态。它们将内容传播给了所有人，而人们生活在全国或全球性的信息系统中，让所有人满意的内容几乎是不存在的。

3，电子传媒将原来属于各个社会层面内部的场景推到了前台，从而整合了信息系统。声调和画面无论经过怎样的准备，一旦显现，情感、情绪的隐秘就不可能完全被遮蔽。以往被间隔在人际交往和印刷传媒狭小空间的问题，越来越成为公开讨论的话题，某些地点和方面的神秘正在消失。公开与私下场合的模糊，使得社会对许多模糊的社会类别给予了更多的宽容。

4，电子传媒绕开了空间的隔离，不再使人们限制在一个给定的信息系统中。例如，儿童通过各种电子传媒可以直接体会许多成人的观念和感觉；女性与男性获取信息的差异明显减少。

5，电子传媒无形中创造着新的行为方式和道德准则。例如，在许多情况下，传媒报道一种态度的转变可以取代必须的行动，公开的民意调查部分替代了大街上的示威游行。当电子传媒使“距离”的意义消失时，人与人接近在道德上便是一种好的选择。

总之，所有的传媒在技术上数字化已经成为可能，“传播媒介”作为一个包容性术语，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是巨大的，既有正面的，也有许多意料不到的法律和道德的新问题。今天的学生可以戴着耳机，看着电视，在网上与别人聊着天，同时做着作业，他们从来没有体验过单一的感觉。深入研究传媒如何影响社会结构，了解新生代对新传媒的感受能力，将有利于得出理性而全面的结论。

我国高校广播电视教育之我见

孟建

中国的改革开放，为高等院校的广播电视教育事业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发展机遇。而飞速发展的广播电视教育，又为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特别是广播电视事业，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持。面对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和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如何使我国广播电视教育事业跃上新的发展台阶，已成为我们面前一个紧迫的课题。

审视我国广播电视教育事业，我以为存在着这样几个突出的问题。首先，广播电视教育理念尚有很大局限性。当中国经历经济体制转轨，面向信息化、网络化、数码化时代时，我们仅仅把广播电视教育作为新闻教育来看待，视野就太狭窄了。新的思维形态、新的文化观念和新的信息获取方式等都促使我们要有“大广播电视”、“新广播电视”的概念。其次，广播电视教育发展尚缺学科支持。我国广播电视教育欲求大的发展，应当寻求有力的学科支持，而我国广播电视教育恰恰在这方面尚处学科分割，甚至是散乱状态，没有获得学科整合的力量。再者，广播电视教育尚未形成完整体系。广播电视教育在发展过程中，虽然在解决“有、无”问题上迈开了较大的步伐，可在培养规格、培养层次、培养方法、培养手段等方面却流于一般，仅仅以开出广播电视类课程为满足的情况十分普遍。

面对这样的状况，我国高等院校广播电视教育应当深深触摸国际教育发展的大背景，在系统论思想的关照下，从以下三个层面展开新体系的建构：

（一）宏观观念层——广播电视教育发展应当寻求四种观念的全面突破：

时代观念——信息社会的来临，数码时代的兴起，网络世界的形成，其核心是以传媒业、电讯业、计算机业互为一体的革命性变革。这种变革的突出意义之一就是：当信息社会作为一种真实的存在展现在我们面前时，现代社会的基本要素——信息接收方式正在发生着巨变，而信息视听化则是其间的主潮。因此，我们引入新广播电视教育概念，最为突出的是适应视听接受方式的巨大变革。对广播电视思维进行系统的教育与训练。

文化观念——“视觉文化”时代已经来临。视觉文化是指文化脱离了以语言为中心的理性主义形态，日益转向以形象为中心，特别是以影像为中心的感性主义形态。视觉文化不但标志着一种文化形态的转变和形成，而且意味着人类思维模式的一种转换。广播电视作为一种文化的普遍存在，已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广播电视作为新闻和艺术的范畴，而跃升到更高的文化哲学层面。就此而言，广播电视传播教育与其说是一种新闻教育或艺术教育，不如说是一种文化教育。

素质观念——比之海外，诸多广播电视教育发达的国家在这方面的深刻之处，一是十分注重将广播电视教育作为高等院校通识教育来认识，甚至将其作为公民教育素质来提升。美国在前一个方面做得比较突出，而欧洲则在前后两方面都做得不错。显然，我们在这方面与海外比，有着相当的差距。

学科观念——就我国目前与广播电视教育相关的学科来讲，应当以新闻传播学、艺术学、文学三个一级学科为学科群来构筑我国高等院校广播电视教育的整体学科架构，然后根据不同院校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在高等院校中开展广播电视教育。

（二）中观体系层——广播电视教育运作体系应当在三方面予以建构：

素质教育体系——广播电视教育作为高等院校的素质教育，要打破以往只在新闻传播院系开课的习惯，在文、理、工等学科中都应该开设。海外高等教育中关于广播电视文化素质教育的积极经验，值得借鉴。

相近专业教育体系——在高等院校诸多专业中，有相当一些专业与广播电视教育有着特殊的专业联系。由于这些学生所学专业的特点，决定了他们在上过作为一般素质课的“广播电视传播课”的基础上，再进行广播电视教育的进一步拓展，以期获得相近专业所需要的广播电视方面更丰富的学科知识与专业理论。如新闻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学、公共关系学、电影艺术学、中国语言文学等诸多专业。

专业教育体系——当然，在高等院校的广播电视教育中，最重要的还是新闻传播学科中的广播电视专业。如若把“素质教育体系”、“相近专业教育体系”、“专业教育体系”依次分为梯度的话，那么“低”、“中”、“高”三个层次则明显地划分出来。这一层次的划分，对于高等院校实施广播电视教育的运作体系提供了系统论的分层依据，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解决了广播电视教育中一个最为基本的问题：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的厘定与分类。

针对上述三种广播电视教育体系，我们可以在高等院校的广播电视教育中探索这样三种教学模式：素质教育体系——“概论、普及型”广播电视教学模式；相近专业教育体系——“拓展、融合型”广播电视教学模式；专业教育体系——“专业、实践型”广播电视教学模式。

（三）微观操作层——广播电视教育内容和方法应有更大拓展与更新。

中国高等院校的广播电视教育无论是宏观观念层面的裂变，还是中观体系层面的构成，最终都将在微观层面予以充分而实际的显现，而这些都将集中在“更新广播电视教学内容”、“建构完整课程体系”、“拓展多样教学方法”、“丰富现代教学手段”四个方面。囿于篇幅，本文对此就不展开论述了。

背景资料

中国人发表新闻学的研究文章始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一九一八年十月，蔡元培先生倡导建立我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机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标志着中国新闻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形成，它也是中国新闻教育的起点。中国出现新闻学和新闻教育，是西学东渐和东西方文化融合的结果之一。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列宁和斯大林关于共产党党报的观点开始在中国传播，影响日远。四十年代，在中国共产党延安整风中进行的《解放日报》的改版，形成了毛泽东的党报思想。这一思想体系直接影响到后来新中国最初十几年新闻理论的建构。

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新闻传播业进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时期，传播学引入，大大扩展了新闻学的研究视野，并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这是新闻学、传播学发展的黄金时代，此后至今，我国出版的各类新闻传播学著作、教材和普及读物约两千五百余种。新闻学与传播学经过不断交叉和相互借鉴，已经逐步融合为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

近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并向纵深发展，同时越来越重视研究方法的现代化。除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之外，新闻法与新闻职业道德、新闻传播心理、舆论现象、传媒经营管理、广播电视、网络传播、与传媒相关的公共关系，以及广告等研究课题得到迅速发展。新闻传播学教育在众多高校蓬勃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