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退彩礼的离婚协议书（共6篇）
不退彩礼的离婚协议书 篇1
法妞问答
【五分钟法学院】返还彩礼纠纷：女方退婚不退彩礼怎么办？
一、女方退婚不退彩礼怎么办
【案情】
2016年5月，大龄青年方杨经媒人介绍认识了孙美。初次见面，男方家人对孙美的印象很好，给了女方见面礼8000元。一周后，媒人带着孙美前往男方家看家境，熟悉环境，男方父母又把早已准备好的18000元红包交给孙美。十天后，二人便在男方家人的催促下，举行了订婚仪式，方杨再次交给孙美20000元订婚礼金。但因彩礼问题无法达成一致意见，2016年11月，双方停止交往，且一直没有办理结婚登记。后方杨屡次为彩礼的事与孙美协商未果，无奈诉至法院，要求孙美返还订婚彩礼钱共计46000元。
【分析】
法院审理认为，原、被告双方举办订婚仪式后，未在一起共同生活，原告请求判令被告孙美返还彩礼符合法律规定，遂依据相关法规，判决被告孙美返还原告方杨订婚彩礼46000元。
【法律条文】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的规定,可知:
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1.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
2.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
3.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
适用前款第2、3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法妞问答
二、什么情况下要退还彩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下称《婚姻法》）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
（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
（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司法实践中，彩礼纠纷应当注意下列问题：
1.解决彩礼纠纷时应遵循的原则。决定彩礼是否返还，以当事人是否缔结婚姻关系为主要判断依据。给付彩礼后未缔结婚姻关系的，原则上应返还彩礼；如果已结婚的，原则上彩礼不予返还（一些特殊情形除外）；按照习俗举办了结婚仪式但没有领取结婚证书的，解除同居时彩礼原则上不予返还。
2.结婚前给付彩礼的，必须以离婚为前提，才能考虑支持返还请求。如果给付彩礼之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给付人要求返还给付的，不予支持，因为此时夫妻尚作为一个共同体，遵循夫妻法定法妞问答
财产共有制。如果当事人在离婚诉讼的同时提出该项请求，法院准许离婚的，可根据情况作出是否支持返还彩礼请求；判决不准离婚的，不能支持当事人返还彩礼的请求。
3.必须是当地确实存在婚前给付彩礼的习俗。一般来说，彩礼问题主要大量存在于我国广大的农村和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人们迎亲嫁娶，多是按民风、习俗形成的惯例。如果当地没有此种风俗存在，就谈不上给付彩礼的问题。对于不能认定为彩礼的、属于男女交往间所为的给付财物如何处理，要视其具体情况及性质，由法院依法作出处理。
4.要区别彩礼给付时当事人的主观意愿。一般来讲，彩礼的给付往往迫于当地行情及社会压力而不得不给，完全自愿给付且无任何附加条件的属于一般赠与行为，如果没有特殊规定，通常不予支持返还彩礼的请求。
不退彩礼的离婚协议书 篇2
李某 (男) 与苏某 (女) 系夫妻, 育有两女。2006年9月李某与苏某协议离婚, 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将李某在上海某公司的30%股权分别转予两个女儿各15%。协议生效后, 李某不愿按协议约定变更股权。苏某作为两个女儿的代理人, 向法院起诉李某, 要求李某履行协议约定, 变更股权。一审法院认为:该股权是李某与苏某的夫妻共同财产, 协议中转移股权的约定并非是李某个人赠与, 而是李某与苏某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理。离婚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其中有关财产分割的内容, 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判决确认李某名下的上海某公司的30%股权, 分属李某的两个女儿。李某不服, 上诉称:本案是赠与合同争议, 且李某的两个女儿不是离婚协议的当事人, 诉讼主体不适格。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股权系李某与苏某在离婚协议中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处分, 离婚协议是处理本案纠纷的依据, 李某应当依据协议的约定, 将相关股权变更至两个女儿名下;其次, 李某与苏某在离婚协议中承诺将股权变更至两个女儿名下, 两个女儿作为财产受让人, 有权向李某主张权利, 其诉讼主体适格, 因此支持了一审判决。
上述案例涉及了几个重要问题:离婚协议中给予子女财产的约定的性质是什么;在财产交付前, 当事人能否单方撤销约定;由此发生的诉讼, 子女能否是适格的当事人?
二、离婚协议中给予子女财产约定的性质及效力
关于离婚协议中对给予子女财产的约定的性质及效力, 有着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 该约定是赠与合同, 应当依据合同法第186条第1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 允许当事人在财产权利转移之前撤销该财产约定。既然婚姻法认可夫妻双方通过协议对财产作出处分, 则此类协议的缔结、效力、履行、变更、撤销等理应适用财产法的规定。[1] 。
第二种观点认为该约定是赠与合同, 但分情况讨论。对身份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财产分割, 不得任意撤销, 这是为了避免当事人为达到离婚目的而虚假赠与, 目的达成后就恶意撤销赠与。而对身份关系没有影响的赠与, 则在符合一定条件后可以撤销[2] 。
第三种观点则认为该约定是赠与, 但因离婚协议是有着浓重身份关系的合同, 不能单纯地依合同法的规定撤销赠与。《婚姻法解释 (二) 》第八条规定“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 对男女双方有法律约束力”中的“法律约束力”, 从文意上理解, 只要是涉及夫妻财产分割的条款对双方都有拘束力。那么夫妻在离婚协议中赠与子女财产的约定, 是涉及夫妻财产分割的条款, 对双方都有拘束力。而且父母对子女的赠与可以看做是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 依合同法第186条第2款“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 不适用前款规定”, 该赠与不能撤销[3] 。
第四种观点则认为离婚协议中给予子女财产约定并不是赠与, 而是向第三人给付的合同。离婚协议中将财产约定为子女所有, 是夫妻双方分割财产的行为。离婚财产协议属于附随的身份法律行为, 一旦离婚行为生效, 附随的财产协议一并生效, 对协议当事人产生拘束力, 当事人不得单方面变更或撤销[4] 。对于以上四个观点, 笔者较为认同第四种, 离婚协议中给予子女财产约定是向第三人给付的合同, 而非赠与。
首先, 离婚协议中给予子女财产约定并不符合民法中关于赠与的定义。赠与应当是赠与人向受赠人做出的, 并为受赠人所接受的无偿的财产权利转让法律行为。赠与是双方行为, 其当事人为赠与人和受赠人。而离婚协议的当事人是李某和苏某夫妻双方, 在离婚协议中约定获得财产权利的是两个女儿, 两个女儿并非是离婚协议的当事人, 也未对该约定做出接受的意思表示, 赠与无法成立。
其次, 离婚协议中给予子女财产约定并不是单纯出于对子女的爱达成的, 而是夫妻双方在离婚问题上的相互斗争、妥协做出的。为了达到离婚或尽快离婚的目的, 夫妻一方可能会愿意放弃自己的财产份额, 将财产给予对方或子女。这是在离婚的前提下, 双方对财产分割的通盘考虑下的一部分, 也是夫妻财产分割协议。作为附随的身份法律行为, 当形成身份法律行为-离婚生效时, 财产分割协议随之生效, 对双方产生拘束力。
再次, 向第三人给付的合同, 是指合同当事人约定由一方向合同关系外第三人为给付, 该第三人即因之取得直接请求给付权利的合同[5] 。若离婚协议中约定将一方的特定财产给予子女, 是夫妻一方向另一方的允诺, 若约定将夫妻特定共同财产给予子女, 是夫妻双方互为允诺。在本案中, 李某与苏某约定将李某名下的股份转移给两个女儿, 是李某向苏某做的允诺, 是向第三人给付合同。既是向第三人给付合同, 在合同因附随性, 随离婚行为的生效而生效后, 李某不能任意撤销该合同。
最后, 承认离婚协议中给予子女财产约定是向第三人给付合同, 有利于照顾未成年子女, 体现了子女最佳利益原则, 也有利于缓和当事人之间的矛盾[6] 。若允许一方在离婚后撤销离婚协议中给予子女财产的约定, 则会使当事人对离婚协议的效力产生动摇, 在感情破裂的情况下, 出于对子女未来的考虑, 其可能会拒绝离婚, 不断争吵、拖延, 激化矛盾。
另外, 如果夫妻双方在离婚协议中明确表示是将一方的特定财产赠与未成年子女, 另一方作为未成年子女的法定代理人表示接受, 赠与行为成立。但此种赠与也应是具有道德义务的赠与, 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有着抚养义务, 将财产赠与子女是出于亲情的考量, 也是为履行抚养义务, 是为了保障子女的生活水平不会因父母离异而降低。此种为保障未成年子女利益的赠与与社会道德相符, 应当依据合同法第186条第2款之规定, 不允许赠与人享有任意撤销权。
三、适格的当事人
离婚协议中约定给予子女财产, 由此发生的诉讼, 子女是否是适格的诉讼主体?上述案例中李某的上诉理由能否成立?
江伟教授在《民事诉讼法专论》中认为确立适格的当事人应采用“诉的利益”的标准。当原告认为自己的一项应受法律保护的利益面临危险或不安时, 会提起诉讼并谋求对自己有利的判决, 原告请求法院保护的利益就是诉的利益[7] 。离婚协议中约定给予子女财产, 如果履行了该约定, 子女则获得了该财产利益。而当承诺给予财产的一方没有或拒绝为给付时, 子女的此种可得财产利益面临不安, 因此提起诉讼, 依据“诉的利益”标准, 子女是适格的当事人。
离婚协议中对给予子女财产的约定, 其性质是利益第三人合同中的向第三人给付的合同。对于利益第三人合同, 法国、德国等国家或地区的民法规定第三人对债务人有独立请求权[8] , 在上文王利明教授对向第三人给付合同的定义中可以看出, 我国民法学界也有“利益第三人合同中第三人对债务人有独立请求权”的观点, 而且此种观点是大部分学者所持有的, 崔世远老师在他的《合同法总论》中也认为民法典在制定时, 应当规定利益第三人合同中第三人对债务人的直接请求权。虽然《合同法解释 (二) 》第16条规定:“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案情可以将合同法第64条、第65条规定的第三人列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但不得依职权将其列为该合同诉讼案件的被告或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但此条文只限制将第三人列为被告和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没有涉及第三人作为原告提起诉讼的情况。
即使我国现行立法认为第三人对于债务人没有独立请求权, 也不能否认第三人对于债务人有受领的权利, 当债务人未向第三人为给付时, 第三人的受领利益无法实现, 依据“诉的利益”说, 第三人提起诉讼, 即是适格的当事人。因此子女作为离婚协议中向第三人给付合同的第三人, 可作为适格的当事人提起诉讼。
本文认为, 离婚协议中给予子女财产的约定是向第三人给付的合同, 属于附随的身份法律行为, 一旦离婚行为生效, 附随的财产协议一并生效, 对协议当事人产生拘束力, 当事人不得单方面变更或撤销。而子女作为离婚协议中向第三人给付合同的第三人, 当承诺给予财产的一方没有或拒绝向子女为给付时, 可作为适格的当事人提起诉讼。
摘要：在夫妻离婚协议中, 有时会约定将某些财产给予子女。此种约定附随于离婚行为, 在因离婚行为生效而生效后, 任何一方都不得任意撤销该协议。当协议当事人拒绝履行约定时, 收益第三人可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
关键词：离婚协议,向第三人给付合同,财产分割协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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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江伟.民事诉讼法专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195.
离婚后的彩礼钱 篇3
意外流产让一段婚姻终结
一天，怀孕后的李露下班后去找周炎，可是给周炎打电话对方却怎么也都不接听。因为之前周炎曾告诉李露自己要加班，所以李露就拖着疲惫的身子直接去了周炎的单位。到了周炎单位楼下，李露再一次拨打了周炎的电话，仍然没有人接。无奈之下，李露只好爬楼梯去周炎的办公室去找他。就在上楼的时候，一脚踩空，李露摔倒在了楼梯上，当时感觉摔得不严重，就爬起来径直向周炎办公室走去。一进周炎的办公室，李露只见周炎和几个同事在那里打扑克，根本没有像他说的那样是在加班。这下可把李露气坏了，冲着周炎一通发脾气。周炎的同事见状赶紧都离开了。周炎见李露真急了，赶紧解释说自己是觉得太累，所以才和同事打会儿扑克牌。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李露突然觉得腹痛难忍，虽然及时送到了医院，可是肚子里的孩子却没能保住。
离婚后演夫妻宽慰双方老人
因为这件事，刚刚领了结婚证的小两口又办了协议离婚。而他们离婚的事情因为担心双方老人担心就都没敢告诉家里。然而，就在他们离婚后没几天，周炎的父母告诉周炎，打算在家里给他们俩补办个婚礼，而且家里的亲戚都已经邀请了，所有办婚礼的事情也都准备好了，因为考虑到他们在大城市比较忙，所以就没提前通知他们，怕让他们俩分心。只要小两口周末回一趟家把婚扎办了就行。周炎一听就蒙了，赶紧找到李露商量如何应对。当得知李露也没将离婚的事情告诉她母亲之后，周炎就提出两个人干脆演一场戏，将婚礼的事情蒙混过去。
毕竟两个人已经离婚，所以在婚礼上难免会有一些尴尬，这一切被李露的母亲看在眼里，确又不好在那个场合追问缘由。就在婚礼上，周炎的母亲特意将李露单独叫了出去，说是想要交代她点事情。婚礼结束后，李露和周炎赶紧逃离了那个让他们俩极度尴尬的地方。回到工作的城市后，两个人开始了各自的新生活。
婚礼上的彩礼钱引发争端
然而，原本经济上就捉襟见肘的周炎，因为房程问题无法解决，只好硬着头皮给父母打电话求助。没想到，电话里母亲告诉他就在婚礼当天，她曾给了李露8万元钱，问周炎是不是知道这件事。周炎一听赶紧挂断了电话。此时周炎觉得，母亲给李露了8万元钱，因为两人实际上已经离婚，这笔钱应该找李露要回来。于是就在李露家楼下等李露出现。当他看到李露的时候，李露正和新交的男朋友李強在一起。见此情景，周炎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就上前叫住了李露并说明来意。听到李露曾经结过婚，李强拂抽而去。周炎跟着李露进了家门，打算就母亲给她的彩礼钱讨要说法。李露的母亲刚好在家，一见到周炎劈头盖脸数说起周炎如何对不起自己的女儿，又说这些年李露多么不容易，现在孩子都没了，女儿的青春也都耗在了他身上，让周炎把钱拿走，今后再也不要来打搅李露的生活。听李露母亲说的这番话，周炎心里无比内疚，钱也没拿，只留下一句希望和李露复婚的话就走了。
争钱财一纸诉状告上法庭
周炎回到家心里一直忐忑，不知道李露对他复婚的要求如何答复他。就在这个时候，李露打来电话，说是要来他这里和他谈谈。周炎听到这个消息后喜出望外，觉得两人复婚的事情有门儿。刚放下李露的电话就传来敲门声。周炎打开门一看，门口站着自己的父母。因为之前周炎因为房租打电话给家里，老两口心里不放心，就决定直接来查看儿子、儿媳的日子过得怎么样。把父母让进屋后，被老人问及儿媳李露的下落，周炎只好编了谎话，说是相同事逛街去了。当李露来到他家的时候，本以为李露能帮他渡过难关并和他复婚，可是没想到，李露进门看到了周炎的父母后却将两人离婚的事情和盘托出，并当着老两口的面让周炎今后不要再来找她。听了这些后，周炎的父亲又急又气，心脏病突发住进了医院。
李露因为自己的一番话让周炎的父亲犯了心脏病觉得内疚，就买了慰问品到医院看望周父。在医院里，周炎将父亲生病住院的事情全都迁怒于李露，并要求李露必须将母亲给她的那8万元彩礼钱归还给他父母，从此两不相欠。而且扬言如果不归还，就要和她法庭上见。
周炎认为，既然自己跟李露已经离婚，而李露又不愿意和自己复婚，那笔彩礼钱理应返还。于是周炎一纸诉状将李露及其母亲告上了法庭，要求李露返还8万元彩礼钱。
律师说法：李露这8万元彩礼是不是骗得的呢？从法律上来讲，民事的欺诈行为首先要有一个主观的故意。也就是说，她明知道这个事情是假的，还告诉别人是真的，从而骗取这笔钱财。从李露来讲，根本就没想过从以前的婆婆要这笔彩礼钱。所以在她的主观意识上来讲，不存在通过补办婚礼来向婆婆索要彩礼的目的，所以就不构成主观上的欺诈。按照我们的习俗来讲，在男女成亲之前，双方的父母会给出一些礼金，这个礼金就叫彩礼。按照我们现行的法律规定，夫妻双方如果结婚以后，没有形成实质的夫妻生活而离婚的，或者说拿了彩礼以后根本就没有结婚的，这些隋况下彩礼是需要退还的。就本案而言，李露和周炎两个人是在补办婚礼，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想着再复婚，所以这样的彩礼钱按照法律规定应当要退还给周家。
最终法院判决：李露将8万元彩礼钱归还给周炎父母。一场纷争随着法院的判决结束，李露和周炎也最终走向陌路。婚姻不是儿戏，在处理婚内及婚后的财产时，更应谨慎，避免伤人、伤财。
不退彩礼的离婚协议书 篇4
关键词：离婚协议,赠与,撤销
1 离婚协议中房产“赠与”的性质
离婚协议是一项一致的意思表示,记录了夫妻双方对于婚姻关系解除及伴生事项的合意,是登记离婚的前提。明晓离婚协议中房产“赠与”性质的前提是对离婚协议性质和效力的认定。学界对于离婚协议性质的争论,可简要概括为以下几种:(1)单一的涉及身份关系的协议。这种观点认为,离婚协议的本质是为了解除夫妻关系,其中所协议的诸如财产分割或子女抚养等事项,仅作为附属条款,附随于婚姻关系的解除。(2)混合型的民事合同。离婚协议本质上是一种混合合同,集夫妻人身关系、共同财产关系及子女抚养关系等为一体的综合书面约定。(3)附条件的民事行为。有学者认为,若在离婚协议中提出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必须以“离婚”为前提。离婚协议自在离婚条件成就时生效,是一种附生效条件的协议。
笔者认为,认定离婚协议性质和效力,应注意以下几点:首先,离婚行为并非一项单一的行为,其中混合了数个法律行为。其次,离婚协议中所囊括的数个行为,在性质上均可视为身份行为,在效力上具有关联性。因此,离婚协议是一个复合协议,其包含但不限于解除婚姻关系、分割共同财产和确定子女抚养等内容。附随行为的效力与形成行为的效力密切相关,在这里,因婚姻关系的解除需以办理离婚登记为生效要件,因此,财产的分割和子女的抚养皆依赖于该登记行为。
2 离婚协议中“赠与”条款的性质
理论界和实务界对离婚协议中财产“赠与”条款性质的认定莫衷一是,究其原因,主要是由婚姻关系的伦理性特征决定的。具体来说,这种争论和分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种情形中。
2.1 夫妻双方间的“赠与”
学界对于夫妻间财产“赠与”条款性质的问题存在较大分歧:(1)“夫妻财产约定”说。该说的支持者认为,夫妻之间的赠与协议是夫妻双方对其财产进行约定的行为。即便在解除婚姻关系的情境下,也是夫妻双方自由行使财产处分权的行为。这主要是基于夫妻间的“身份关系”。(2)“赠与合同”说。赞成者认为,这主要基于对赠与合同的特征的把握。(3)区分说。持有该观点的学者,又将此学说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约定夫妻一方的财产为夫妻共有财产时,该协议为夫妻财产约定;另一种是一方将其个人所有的财产约定为对方所有时,该协议则属于赠与合同。
2.2 夫妻双方将房产“赠与”子女条款的性质
明确子女在此“赠与”中的法律地位,是确定夫妻双方将房产“赠与”子女行为的性质的前提。生活中,夫妻双方在离婚协议中除就子女抚养费问题达成协议外,还会将其共同财产“赠与”其子女,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约定将其所共有的房产过户给子女。这里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子女在其间是否是合格的受赠人?关于这个问题,学界存在肯定说与否定说的交锋。肯定说认为此种情形与夫妻间房产赠与并无二致,是一种附随行为,附属于婚姻关系的解除。而否定说则将该情况归属于为第三人利益,认为这种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赠与的特征,因此不能适用赠与规则。
笔者认为,将该种约定与普通赠与合同比较分析,是确定夫妻间房产“赠与”条款及夫妻双方约定将房产“赠与”子女的性质的最为有效的方法。对比发现,第一种情形下的“赠与”条款与《合同法》中赠与的约定相类似,但此二者又相互区别,因此,将其认定为《合同法》中普通的赠与合同不甚可取,相反应将之视为一种目的性的赠与行为。而对于夫妻双方离婚约定将房产“赠与”子女的行为,不论其子女是否表示接受这份“赠与”,该行为的性质都是一种附随于离婚行为的“经由指令而为给付”的合同,故而不能将之简单的认定为普通的赠与合同。
3 离婚协议中的房产“赠与”条款撤销问题
实践中,关于离婚协议中房产“赠与”条款能否撤销问题的争议层出不穷。这里笔者需要再次申明,离婚协议中有关房产“赠与”的条款,是尚未实际履行的“赠与”,即仅有约定的书面形式,还未办理房产过户手续,完成房产登记的条款。若是完成了相关房产的登记过户手续,且一切程序符合国家的相关法律规定,则便不存在“赠与”撤销的问题。
笔者认为,在选择适用离婚协议中“赠与”条款能否撤销的请求权基础(法律规范)时,应当结合“赠与”条款的法律性质来确定。上文已述,夫妻间的房产“赠与”条款是一种类似于《合同法》中赠与的约定,但因其二者具有明显的区别,故不能将其认定为普通的赠与合同,而应视为一种目的性的赠与行为。夫妻双方离婚时房产“赠与”子女的行为,不论其子女是否表示接受这份“赠与”,该行为的性质都是一种附随于离婚行为的“经由指令而为给付”的合同。基于上述认识,笔者认为,在解决离婚财产问题的法律适用选择上,应当优先选择适用特别法即《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在其规定存在漏洞或空白的情况下,可以准用《合同法》中的相关规定。
3.1 夫妻双方间的房产“赠与”的撤销问题
夫妻双方解除其婚姻关系,可通过两种方式进行:协议离婚和诉讼离婚。在诉讼离婚中,因人民法院针对离婚案件所制作的民事调解书具有强制效力,原则上不予以撤销。因此,该问题仅存在于协议离婚之中。有观点认为,在离婚协议的“赠与”条款能否撤销的问题上,配偶双方或一方不能任意撤销。这是因为,离婚协议所记载的夫妻间房产“赠与”,是一种为实现离婚目的而为的行为。夫妻双方办理离婚登记后,赠与目的即实现,基于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即使暂时尚未办理有关房产的变更登记,也不允许赠与方任意撤销赠与。
笔者赞同这一观点。主要是因为:第一,从性质方面来说,该类条款为一种附随身份的法律行为。当婚姻关系解除时,附随的财产协议同时生效,并对双方当事人产生拘束力,当事人不得单方面变更或撤销。第二,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律原则,应当优先适用《婚姻法》的相关规定。第三,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维护法律的权威和社会的稳定,故而赠与人不能享有任意撤销权。
3.2 夫妻双方将房产“赠与”子女条款的撤销
如前文所述,离婚协议约定夫妻一方或双方房产归属子女,属于“经由指令而为给付”的合同,是债务履行的一种常见的特殊形式。该约定并非合同法上的赠与行为,因此,任意撤销权的行使在此受到限制。不过,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9条的规定,若夫妻双方协议离婚后,在一年之内如果能证明在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有欺诈、胁迫等事由,即可请求变更或者撤销之。此外,夫妻双方办理离婚登记、解除婚姻关系后,尚未进行房产变更登记前,如果协商变更了此前所订立的离婚协议,则适用合同变更的相关规定,且不受子女的限制。这是因为,子女在其间仅可受领给付,而无其他独立的权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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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礼及返还问题的法律探究 篇5
( 一) 彩礼的概念
彩礼作为中国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彩礼起源于西周时期的采择之礼, 这一时期就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婚姻制度, 到了唐代, 对订婚的条件及效力等都做了规定, 使法律对彩礼的规定相当完备, 后期, 逐渐完善。新中国成立后, 为贯彻婚姻自由、平等、自愿原则, 剔除封建陋习, 杜绝买卖婚姻, 我国在1950 年、1980 年《婚姻法》和2001 年《婚姻法》修正案均未对彩礼作出规定, 只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内容。法律的抛弃并没有使彩礼现象从民间消亡, 反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民间更为普遍因彩礼返还而发生的纠纷也越来越多。因此, 近年来, 法学理论研究者和立法者逐渐开始重视这一根植于社会文化的现象, 对其研究也越来越多。但是, 对于彩礼的概念却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 法律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各位学者对于彩礼的定义可谓见仁见智。张国庆认为“所谓彩礼是指在婚姻缔结过程中男方向女方交付一定数量的聘财后, 婚姻即可成立, 这实际有着明显买卖婚姻性质”[1]; 史尚宽认为彩礼是“为证明婚约的成立并以将来应成立的婚姻为前提而敦厚其因亲属关系所发生的相互间的情谊为目的的一种赠与”[2]。综合各位学者对彩礼的认识, 笔者认为: 彩礼是指双方当事人以结婚为目的, 男方给予女方的财物。但是, 在实际生活中, 双方当事人的财物往来频繁, 何为彩礼, 在我国仍没有一个明确的范围, 这给我国司法工作者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因此明确彩礼的特征也就尤为重要, 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及民间习俗, 可以看出彩礼有以下特征: ( 1) 要符合当地的风俗习惯; ( 2) 要以订婚作为前提; ( 3) 给付的彩礼与当地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息息相关。
( 二) 彩礼的性质
随着时代的发展, 彩礼的性质也在不断改变, 目前, 法律上未对彩礼的性质作出明确规定, 且各位学者之间一直存在争议, 无法达成共识, 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即目的赠与说。该观点认为赠与人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而为的赠与。如果男女双方的赠与目的没有实现, 则给付彩礼的一方有权要求接受彩礼的一方返还彩礼[3]。但是目的性赠与适用赠与合同的一般规定, 而赠与合同的未实现不是赠与合同撤销的法定事由, 其规定的返还情形就没有了法律依据。所以, 目的赠与并不能很好地诠释彩礼的性质。第二种观点即从契约说。认为彩礼是一种赠与契约, 是婚约的从契约。若主契约不能成立, 从契约便不能成立, 彩礼便构成不当得利。这一观点从根本上混淆了彩礼和婚约的关系。第三种观点即证约定金说。认为双方当事人以订立婚约为目的, 向对方给付一定的财物即彩礼, 并将其视为合同法上的定金。该学说成立的前提是婚约是一种民事契约, 但是目前我国法律并未对婚约问题做出规定, 婚约不具有强制力, 彩礼也就不具有合同定金的法律效力, 所以证约定金说是行不通的。第四种观点即附义务的赠与说。认为彩礼是附义务的赠与, 以对方履行缔结婚姻的义务为前提。如果违约, 赠与方有权请求受赠方履行所附义务, 这与我国婚姻自由的原则相违背, 是我国法律所不允许的。所以, 附义务赠与说也无法解释彩礼的性质。第五种观点即附解除条件的赠与说。该说认为彩礼是一种赠与, 但是一种附解除条件的赠与。当事人约定的条件没有成就时, 赠与行为一直有效; 条件成就时, 赠与行为失效, 彩礼则应作为不当得利返还赠与人。该观点是我国目前的主流观点, 笔者也赞同此观点。
二、我国彩礼返还的立法现状及司法适用
( 一) 现行法律对彩礼返还的规定
彩礼作为一种社会习俗, 虽然广泛的存在于现实生活中, 但是关于彩礼的返还纠纷问题在我国的立法之路上一直非常曲折, 法律对待彩礼的态度几经变化, 由最初的否定, 到现在的逐渐认可, 以致在一些司法解释和批复上能见到彩礼的身影。
革命根据地时期, 为了贯彻婚姻自由、平等、自愿的原则, 彩礼被作为一种陋习而遭到禁止。新中国成立后, 先后颁布的1950 年1980 年《婚姻法》、2001 年《婚姻法》修正案中都没有对彩礼做出规定。1950 年6 月26 日发布的《中央法制委员会就有关婚姻法施行的若干问题的解答》、1979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的意见》、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1989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1993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等等, 也都是对彩礼做出的禁止性规定, 禁止买卖婚姻, 以婚姻之名索要财物。近年来, 彩礼在我国民间迅猛发展, 因彩礼返还引发的纠纷也日趋增多。因此, 在2003 年12 月25 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 二) 》, 其中第十条规定: “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 如查明属于以下情形, 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第一, 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 第二, 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 第三, 婚前给付并导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 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4]至此, 彩礼终于又重新走上了法制的道路, 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彩礼返还纠纷的解决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 这一司法解释适用的范围有限, 不能适应日趋复杂的彩礼纠纷案件, 也导致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扩大, 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结果, 从而有损法律的权威性与统一性, 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 二) 彩礼返还在司法上的适用
1. 彩礼返还的典型案例
目前, 彩礼虽得到了我国立法上的认可, 但关于彩礼返还的规定屈指可数, 下面通过一个案例来看看我国司法工作者在实践中是如何来适用法律, 如何实现公正、平等的。
案例:
原告诉称, 原、被告于2011 年8 月经人介绍相识, 2012年5 月6 日按习俗举行了婚礼。结婚花费彩礼40000 元、黄金戒指、耳钉、项链、手镯20000 余元, 以及娶亲压挑子2000元等。2013 年被告以充绒为由离开家, 原告后得知被告实际去江西宜昌与何某某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 原告多次劝说, 被告拒不回家。2015 年1 月24 日, 被告蔡某某未与原告处理既存的婚姻关系又于何某某结婚。现诉讼要求被告赔偿彩礼损失44000 元、财物损失20000 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 元。被告辩称, 彩礼给了40000 元, 被告走的时候只带走一枚戒指。2014 年被告出去充绒, 但没有跟老板同居。2015 年农历1 月24 日被告与何某某结婚。
法院经审理查明, 原告程某某与被告蔡某某虽依习俗举行了婚礼, 但未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双方属同居关系, 依法不受法律保护。被告蔡某某在未处理与原告程某某同居关系的情况下, 又与他人结婚, 自身存在过错。上门礼2000 元, 因原告到被告家, 被告依习俗同样给原告上门礼2000 元, 压挑礼2000 元因当时已退还。原告为被告蔡某某购买的黄金首饰, 被告陈述除带走戒指外, 其他黄金饰品都留在原告家里。综合本案案情, 原告与被告虽未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但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 故酌定被告向原告返还彩礼30000 元, 黄金戒指一枚为宜。原告要求三被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 因无法律依据, 本院不予支持。[5]
2. 案例评析及其规定之不足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 法官在处理这一案件时适用的是《婚姻法》司法解释二, 判决返还彩礼。通过该判决, 笔者有以下疑惑, 法官所认定的彩礼范围是什么, 返还彩礼的比例又是怎样确定的, 界定双方当事人共同生活的标准是什么, 女方存在过错, 是否应退还全部彩礼等等。带着这些疑惑并结合我国有限的相关彩礼法规可以发现, 这些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很多的不足。第一, 彩礼的范围不明确。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都没有对彩礼的范围作出明确的规定, 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恋爱自由思想的贯彻, 双方当事人在结婚前财物上往来越来越多, 这些财物中哪些是彩礼的范畴, 哪些属于一般赠与物, 很难定论。这种模糊的概念, 给司法审判工作带来了不少的问题, 极易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 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第二, 彩礼返还的比例不明确。在彩礼返还时是酌情返还还是全部返还呢? 如果全部返还对过错方及妇女的权益不能很好地保护。如果酌情返还, 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便会很大, 容易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的情形。因此, 该问题是未来立法之时应该充分的考虑的。第三, 共同生活, 如何认定。对于该问题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 而夫妻关系又具有特殊性, 在实际举证过程中是很难操作的。所以说, 法律赋予的该项权利是很难真正落实的。第四, 对无过错方权益的保护不充分。彩礼返还贯彻无过错原则, 但是现实生活中, 往往是过错方造成了纠纷, 这, 便会对无过错方的权益造成损害。
三、完善我国彩礼返还规则的建议
彩礼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不足, 现针对一些不足提出一些建议。第一, 尊重地区风俗习惯原则。彩礼在我国历史悠久, 已成为社会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其存在的价值是不可磨灭的, 因此, 我国在立法和司法上必须给予充分的重视, 彩礼返还也应在尊重当地风俗的基础上进行裁判, 这样才更利于解决社会矛盾, 更易于被人们接受。第二, 明确彩礼范围。彩礼的范围既是很多纠纷产生的根源, 又是解决纠纷的前提, 所以, 必须明确何时给付的财物是彩礼, 给付的财物中哪些属于彩礼, 将这些模糊的范围加以限制。第三, 加强对妇女及无过错方的保护。我国一直坚持男女平等的原则, 并在《婚姻法》上有所体现, 但是我国彩礼规则在很大程度上更倾向于保护南方的利益。因此, 立法者在考虑男方遭受财产损失的时候, 也要考虑女方在婚约期间或与男方共同生活期间所受的伤害, 以及遭受的社会评价的影响, 从而酌情处理。
四、结语
彩礼作为一种社会习俗, 已经深深根植于社会生活中。随着社会立法的发展, 彩礼已正式纳入法律体系, 使我国的司法实践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但是现有的法规及司法解释非常粗疏, 存在很多不足, 不能满足日益复杂多变的彩礼返还纠纷情况。本文通过对彩礼及返还问题进行研究, 发现法规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完善建议, 希望立法者能立足于我国的实际国情, 着眼于解决现实纠纷, 最终完善我国的彩礼立法, 更好的解决彩礼返还纠纷的法律适用问题。真正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 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实现社会的和谐景象。
参考文献
[1]张庆国.彩礼的社会学分析[J].中国农村研究, 2004 (3) .
[2]史尚宽.亲属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158.
[3]史尚宽.亲属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人学出版社, 2000:73.
论我国婚前返还彩礼规则的完善 篇6
彩礼, 是我国的一项传统婚姻礼仪, 源于西周的聘娶婚“六礼” (1) 中的纳征。具体是指男女双方在订立婚约或缔结婚姻时, 男方或男方家庭, 以结婚为目的, 向女方或女方家庭给付的一定数额的金钱或财物。民间常以给付彩礼作为婚约订立或婚姻成立的标志。 (2)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 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 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这一现行的婚前返还彩礼的规定, 在实际应用中尚存在一些问题。
二、我国现行婚前返还彩礼规则的不足
笔者先试举如下一例 (3) , 来说明我国现有婚前返还彩礼规则存在的问题。
甲与乙2008年1月相识恋爱, 2009年7月在订婚仪式上, 甲经媒人, 向乙支付彩礼3万元, 赠与金首饰价值一万余元, 此后甲乙便以夫妻相称共同居住, 育有一女, 现今5岁。因二人法律意识淡薄, 一直未去民政局登记结婚。后2014年1月, 因甲出轨, 且欲与乙离婚 (即解除非法同居关系) , 此时, 甲向法院起诉, 要求乙返还彩礼3万元及金首饰。
在该案中, 若依照现行的婚前返还彩礼规则, 则有如下三个问题尚不能得到解决。
首先, 在本案中, 甲乙虽未登记结婚, 但已结婚五年, 且育有一子, 已履行婚约, 形成事实婚姻, 此时, 依照该司法解释第一款“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即未正式办理结婚登记的, 彩礼一律返还。则乙需要返还彩礼, 这显然有违公平原则。该问题的产生是由于我国现行婚前返还彩礼规则未结合我国尚存在部分事实婚姻的国情。结合我国实际, 由于地方风俗或生活观念, 很多时候, 双方都并未办理结婚登记。例如回民普遍信伊斯兰教, 在我国的回族聚居区, 青年男女结婚时都要请阿訇诵读《古兰经》, 并宣布二人结为夫妻。这一宗教仪式完成标志着婚姻的缔结, 而至于是否进行结婚登记, 当地的居民并不看重 (4) 。又或者在农村, 法律意识较为淡薄, 其结婚往往摆完酒席得到周围人的知晓和认可即为完毕, 而不以登记为要件。在此种情况下, 他们都已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多年, 甚至生儿育女, 婚约已经得到了实质的履行, 但若此时男方提出解除同居关系, 按照法律规定, 没有进行结婚登记的, 彩礼需返还, 如此判决显然有违公平。
其次, 在本案中, 甲存在出轨的过错, 且主动提出离婚 (即解除非法同居关系) , 现行司法解释中第一款, “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就仍有权利请求全部返还彩礼, 则乙需要返还全部彩礼, 这与我国民间“男方回女方, 彩礼不退还”的习俗相违背。该问题的产生是由于我国现行婚前返还彩礼规则未与善良的风俗得到协调, 也没有建立对无过错方权益的保护。
最后, 若在本案中, 甲乙订婚后, 约定同年10月结婚, 但乙因外出打工, 不断延长婚期, 2014年1月, 甲向乙提出解除婚约, 乙能否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主张抗辩?该问题的产生是由于我国现行婚前返还彩礼规则对彩礼返还的诉讼时效如何计算并不明确。在现实生活中, 如果接受彩礼的一方既不与别人结婚, 也并不明确拒绝与给付彩礼一方结婚, 只是以各种借口拖延, 最后给付彩礼一方欲解除双方的婚约, 要求返还彩礼,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诉讼时效依照现行规则难以计算, 在实践中是适用普通时效两年还是特殊时效二十年呢?以及诉讼时效如何起算呢?这一点, 立法的规定并不明确。
三、我国现行婚前返还彩礼规则的完善
针对我国现行婚前返还彩礼规则的上述不足, 本文认为我国在婚前返还彩礼的立法和司法上应作出如下完善。
首先, 在婚前返还彩礼规则中, 应当结合我国部分地区 (特别是偏远落后地区) 存在大量事实婚姻的实际情况, 考量是否存在事实婚姻, 通过对双方是否生育子女, 是否共同生活多年等等因素进行判定, 来决定彩礼的返还, 以避免有违实体公正的判决。
其次, 在国家制定法规与民间习俗冲突的情况下, 立法和司法都应该充分尊重民间的风俗习惯, 并引入过错原则。笔者在查阅资料中, 发现姜堰市人民法院《婚约返还彩礼纠纷案件裁判规范意见》 (5) 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解决范本。该意见对于男方和女方提出解除婚约分别规定了相差20%的返还比例。如女方提出的, 彩礼价值在2000元以上至10000元以下的, 按照80%返还;价值在10000元以上至20000元以下的, 按照90%返还;而男方提出的, 彩礼价值在2000元以上至10000以下的, 按照60%返还;价值在10000元以上至20000以下的, 按照70%返还。该意见在当地实行以来, 同比调解率、调撤率均上升14%, 且没有一件上诉, 审判效率明显提高。因此, 笔者认为有必要在以后的立法和实践中考虑结合当地风俗原则, 制定地方具体规范, 以此才能使得判决使当事人信服, 并得到更好地执行。而且事实上, 婚约解除常常出现是由于一方的过错而导致解除的情况, 例如男方给付彩礼后, 对女方存在辱骂、殴打、欺骗、虐待遗弃或赌博吸毒等其他违法、不道德行为。德国民法典1301条也规定:婚约人无重大正当事由而解约, 或自己有过错而造成他方之解约, 均丧失赠予物的返还请求权。
最后, 彩礼返还的诉讼时效一般应当适用普通时效, 即, 指权利人现实地于主观上已明知自己权利被侵害事实的发生的情况下。而在“接受彩礼的一方既不与别人结婚, 也并不明确拒绝与给付彩礼一方结婚, 只是以各种借口拖延”的情况下, 适用二十年特殊时效。这样既可以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又不致于怠于行使权利。
四、结语
综上, 婚前返还彩礼规则应当结合我国事实婚姻现状, 与善良风俗相协调, 引入过错原则, 并且明确诉讼时效。笔者呼吁立法应当充分尊重民间风俗习惯, 对这样一种社会关系做出恰如其分的调整, 这样才能促进民间习惯与国家制订法的良性互动;解决彩礼返还纠纷, 维护司法的权威性, 法律的公平公正。
摘要：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条首次对婚前、婚后返还彩礼问题作出了相关规定。本文着重于研究婚前返还彩礼规则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 通过对案例的分析,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 发现仍存在一些问题, 并对上述问题提出了有关彩礼的立法与司法上的完善意见。
关键词：彩礼返还,善良风俗,过错原则
注释
11六礼.最早见于据说是周代文献的<礼记·昏义>.
22 陈群峰.“彩礼返还规则探析——质疑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 (二) 第十条第一款”[J].云南大学学报 (法学版) , 2008 (3) :99.
33 该案例是笔者结合真实案例改编.
44 胡雪璇.彩礼返还相关法律问题研究[D].中国社会科学院, 2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