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彩礼案件相关问题及法律适用（精选5篇）
论彩礼案件相关问题及法律适用 篇1
论彩礼案件相关问题及法律适用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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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彩礼与婚约问题的关系„„„„„„„„第二页
二、如何确定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诉讼主体„„„第三页
三、关于婚约财产即彩礼性质的界定„„„„„„第四页
四、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审理范围„„„„„„„第七页
五、关于同居、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等关系当事
人之间的彩礼返还问题„„„„„„„„„„ 第八页
六、关于彩礼案件的诉讼时效问题„„„„„„„第九页
参考文献 „„„„„„„„„„„„„„„„ 第十页
论文摘要
“彩礼”的表述并非一个规范的法律用语，但却有特定的含义。人民法院审理的彩礼纠纷案件的案由按照有关规定被定为“婚姻财产纠纷”。婚前给付彩礼的现象在我国还相当盛行，已经形成了当地的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甚至还有着比较统一的标准并且礼金数额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有的
当事人为了给付彩礼，不得不全家举债，家庭生活苦不堪言。如果双方最终未能结婚，往往发生彩礼返还的纠纷。有的离婚案件当事人，在女方提出离婚时，男方也提出彩礼返还的要求。
(一)关于彩礼与婚约问题的关系
(二)如何确定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诉讼主体
(三)关于婚约财产即彩礼性质的界定
(四)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审理范围
(五)关于同居关系、无效婚姻关系、可撤销婚姻关系当事人之间的彩礼返还问题
(六)关于彩礼案件的诉讼时效问题
关键词：婚约财产
诉讼主体
彩礼返还
诉讼时效
“彩礼”的表述并非一个规范的法律用语，但却具有特定的含义。人民法院审理的彩礼纠纷案件的案由按照有关规定被定为“婚约财产纠纷”。婚前给付彩礼的现象在我国还相当盛行，已经形成了当地的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甚至还有着较为统一的标准并且礼金数额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有的当事人为了给付彩礼，不得不全家举债，家庭生活苦不堪言。如果双方最终未能结婚，往往发生彩礼返还的纠纷。有的离婚案件当事人，在女方提出离婚时，男方也提出彩礼返还的要求。
2004年4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此条
件的规定，标志着人民法院正式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于彩礼纠纷问题如何处理作出明确规定。此前，对于彩礼这一在我国现阶段某些地区还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发生纠纷时尚无法律规定。然而，由于该条规定过于原则，其关于彩礼的给付、接受主体、彩礼的性质、彩礼返还的范围以及同居关系、无效婚姻关系、可撤消婚姻纠纷应否以及如何返还彩礼等一系列问题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对于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如何正确处理彩礼纠纷尤其是法律适用方面仍然带来不少的困难。笔者针对上述问题，并结合审判实践经验作一下探讨。
一、关于彩礼与婚约问题的关系
婚约是男女双方以将来结婚为目的所作的事先约定。订立婚约的行为称为订婚。婚约成立后，男女双方即为人们俗称的未婚夫妻。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六礼”中，婚约是缔结婚姻关系的必经程序，婚约一经订立，便具有法律效力，无故违约要受刑事法律制裁。如《明律.户律》规定：“......若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笞五十。虽无婚书，但曾受聘财者亦是。若再许他人，未成婚者杖七十，已成婚者杖八十。后定娶知情同罪，财礼入官。不知者不坐。追还财礼。女归前夫。前夫不愿者，倍追还礼给还。其女仍从后夫。男家悔者罪亦如之，不追财礼。”古代婚约，是结婚的必经程序，“无婚约即无婚姻”。订立婚约的主体多为双方的父母即所谓“父母之命”。此婚约一经订立即具有约束力，不得任意解除。发展到近现代的婚约，已不再是结婚的必经程序，解除婚约时需要解决的问题仅为违约人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我国1950年、1980年、2001年《婚姻法》对婚约问题均未作规定。我国《婚姻法》体现的是婚姻自由，双方自愿原则，“男女双方结婚应当以爱情为基础，不主张也不支持结婚以给付彩礼为条件。”在我国，婚约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由于婚约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婚约的解除也不需经过法定程序。但由于婚约的解除，往往引起给付财物一方与收受财物一方彩礼方面的纠纷，彩礼属 3
于财产的范畴，订立婚约的男女双方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是我国民法调整的对象，因此，人民法院对婚约财产纠纷案件进行审理符合法律规定。
二、如何确定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诉讼主体
关于什么人应成为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诉讼主体，即如何确定因解除婚约引起的财产纠纷案件的当事人，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将订立婚约的男女双方及其父母均列为诉讼当事人，其理由是涉案财产既有双方父母实施的，又有订立婚约的男女双方实施的;另一种意见认为，只应将订婚男女双方列为诉讼当事人，其他人不应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其理由是婚约财产给付和收受的对象是特定的又是单一的，即订婚约的男女双方。
笔者认为，确定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诉讼主体，不仅要考虑婚约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考虑财产权属问题。因为订婚的男女双方一般在经济上不独立，其经济基础较差。男方所给付的财产主要来自家庭共有财产，而收受方除个人使用的物品外也并非完全由订婚女方个人支配。因婚约引起的财产纠纷不仅涉及到婚约双方的个人利益，同时也涉及到双方父母的合法权利，因此，对于彩礼的给付、接受主体，应作正确理解。实践中，给付彩礼问题，并不单纯是男女双方之间的事情，很多情况下涉及到两个家庭之间的来往。对于彩礼的给付人与接受人都应当作广义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于准备缔结婚姻关系的男女本人。在婚姻财产纠纷诉讼中，当事人所依据的是返还占有物的请求权，只有财产所有人才拥有此项权利。因此，除当事人有证据证明，其所送财物全部来自个人财产外应将定立婚约的男女双方及其父母列为共同原告或共同被告参加诉讼。
三、关于婚约财产即彩礼性质的界定
关于婚约财产即彩礼性质，长期以来存在较大分歧。有学者认为婚约彩礼是一种附条件的赠与行为，“一方赠给另一方的贵重物品和大量钱财，实质上是为达到结婚目的而做出的附加条件赠与，解除婚约时，以酌情返还为宜。”也有人认为，婚约财产属于一种无效民事行为，其理由是婚约所附条件违背我国《婚姻法》的婚姻自由原则，限制了公民的婚姻自主权，并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5条之规定：“附条件的民事行为，如果所附的条件是违背法律或者不可能发生的，应当认定该民事行为无效。”而认为因订婚所给付与接受财物的行为是一种无效民事行为。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在民法理论上均有失偏颇，值得商榷。民法理论上所称的附条件的赠与又称为附负担的赠与或附义务的赠与，指的使以受赠人对于赠与人或第三人乘担一定义务为附加条款的赠与，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条对此作出了具体规定.对于附条件的赠与,受赠人在接受赠与后应履行其义务。受赠人接受赠与后能履行义务而不履行时，赠与人有权请求其履行义务，或者撤消赠与，并要求返还所赠财物。但在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中，给付财物一方所依据的只能是返还占有物的请求权而不能诉请人民法院要求对方履行与其结婚之“义务”。再者，以结婚作为所附条件，违反了我国宪法、婚姻法、民法通则关于婚姻自由权的规定。因此，将婚约财产定性为附条件的赠与的观点缺乏理论和法律依据。那么，因订立婚约而给付与接受财物的行为，能否被认定为无效民事行为呢?我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规定，“下列民事行为无效：(一)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三)一方以欺骗、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四)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五)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六)经济合同违反国家指令性计划的;(七)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可见，因订立婚约而给付与收受财物的行为并不符合无效民事行为的任何一种情形。因为婚约虽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对男女双方自愿订立
婚约在法律上并不禁止，因此，可以说男女双方订立婚约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同时无效民事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是恢复原状，返还财产并赔偿损失，同样不适用于处理婚约财产纠纷。
笔者认为，婚约财产按其性质应分为两类不同性质的财产。一类是当事人基于订立婚约而由一方赠与另一方或由双方相互赠与的财产，称为“赠与财产”或 “赠与物”，包括食品、烟酒、化妆品、价值不大的衣物、礼尚往来的小额礼金等。另一类是当事人依据当地的风俗习惯，而由当事人出于非内心自愿的意思表示而不得不为的一种民事行为，如给付对方大量现金、大量衣物、其他贵重物品等，另一方当事人因该民事行为所取得的财产是一种事实上的占有行为，它并不发生财产所有权的转移，它在物权法上表现为用益物权，也被称为“他主占有”即非所有人占有，这种占有权依据所有人的意思可以消灭，占有权消灭之后，所有人依据返还占有物请求权可要求占有人返还不当利益，财产占有人负有返还不当利益之义务，因此，收受彩礼的一方当事人取得占有的财产应属于“因不当得利所取得的财产”。我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依据传统民法，不当得利人应返还的利益不仅指返还原物或原物价额，还应包括原物所生孳息。但由于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中收受财物一方当事人是基于当地风俗习惯而取得的财产占有，其并无主观恶意(如非“索要”)。因此，人民法院在审理婚约财产纠纷案件时，对于除赠与物外的彩礼除适用不当得利的法律规定外，同时根据不同的案件情况，适当考虑适用“公平原则”酌情减轻应返还不当利益一方当事人的返还责任，即并非由不当利利人返还全部利益。如此，则法律在调控社会生活方面的职能必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而逐渐为广大公众所接受。
当然，对于不属于婚约财产纠纷的案件应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对于借订立婚约而进行买卖婚姻的财物，属于非法所得应追缴;对于以订婚为名而诈骗钱财的应将诈骗所得退还受害人，情节 6
严重构成犯罪的还要追究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对于少数以恋爱、订婚为名，以送给对方财物为手段玩弄异性者，因送交财产的一方具有非法目的，解除婚约时，其要求返还财产的请求不应得到支持。
综上，人民法院在审理婚约财产纠纷案件时首先应区分财产的性质，对于赠与物适用有关赠与的法律规定不予返还。对于非赠与物即当事人基于当地风俗习惯而不得不为的行为所给付对方的财产，适用不当得利的法律规定，由收受彩礼的一方当事人返还不当得利，同时根据不同案件的具体情况适当考虑适用“公平原则“酌情减轻返还彩礼一方的返还责任。
四、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审理范围
认定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审理范围，需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作出正确的理解。
(一)要注意把握该条解释解决此类纠纷时所坚持的基本原则。
彩礼如何返还，应以当事人是否缔结婚姻关系为主要判断依据。给付彩礼后未缔结婚姻关系的，原则上收受彩礼一方应当返还彩礼。给付彩礼后已结结婚的，原则上彩礼不予返还，只是在一些情形下才支持当事人的诉讼请求。
(二)应以该地区确实存在给付彩礼的习俗作为该地审理此类纠纷的前提。
如果当地没有婚约彩礼的习俗存在，则不涉及给付与返还彩礼问题。对于不能认定为彩礼的，要视其具体情况来确定属于男女交往间所为的给付财物纠纷应当如何处理。一般来讲，彩礼的给付都是非自愿的，往往迫于当地习俗而不得不给付。如果确属完全自愿给付且无任何附加条件的，所给付的财产一律按一般赠与处理。
(三)订婚男女双方虽然办理了结婚登记，但双方确未共同生活的，仍应保护给付彩礼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双方履行结婚登记手续，只是表明双方已形成法律上合法的夫妻关系。但是，如果双方确未共同生活，既没有履行夫妻之间的实质权利义务，也无夫妻之间相互扶助、共同生活的经历，则应当考虑此类案件的现实情况。在我国，由于各地的风俗习惯不一样，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人们更看重的是双方举行婚礼这一仪式，否则，广大群众很难认为男女双方已形成真正的夫妻关系。因此，订婚男女双方虽然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但并未共同生活的，给付彩礼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仍应得到法律的保护。
(四)“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所引起的彩礼返还方面的争议应如何审理。
“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的第三种情形。此种情形即为彩礼返还的特殊情形。生活困难，有绝对困难和相对困难之分。所为绝对困难，是指实实在在的困难，是其生活依靠自己的力量已经无法维持当地最基本的生活水平。该条司法解释的本意，是以绝对困难作为标准进行规定的。因为双方已经缔结了婚姻关系，给付彩礼的目的已经实现，原则上所送彩礼收受一方已无须返还。如果以生活困难作为一项参考因素，体现司法对生活确有困难一方的帮助，这无疑是对接受彩礼一方提出了一个较高标准的要求。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司法解释时，以绝对困难作为一个客观标准综合加以判断，同时兼顾了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这种因给付造成的生活困难，必须是导致生活绝对困难而非相对困难。
五、关于同居关系、无效婚姻关系、可撤销婚姻关系当事人之间的彩礼返还问题
关于同居关系、无效婚姻关系、可撤销婚姻关系的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返还彩礼的纠纷，人民法院应否支持的问题，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未作出明文规定。
笔者认为，对于同居关系、无效婚姻关系、可撤销婚姻关系的给付彩礼一方的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收受彩礼一方返还彩礼的纠纷，人民法院应当区别不同情况进行审理。(一)同居关系双方均系未婚，或一方系离婚、丧偶后未再婚而另一方未婚，或者双方均系离婚、丧偶后未再婚的同居关系，对于此类同居关系的当事人提出彩礼返还要求的，应当比照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第三种情形即“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相关规定即“生活绝对困难”作为客观标准，综合判断并作出处理。同理，无效婚姻关系、可撤销婚姻关系的当事人提出彩礼返还要求的，亦比照上述规定办理。(二)同居关系给付彩礼一方系“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的，即使其因给付彩礼而导致生活困难的，其在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解除同居关系的同时或单独请求收受彩礼一方返还彩礼时，人民法院在审理时亦不得支持其返还彩礼的请求。
六、关于彩礼案件的诉讼时效问题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未对该条适用诉讼时效问题作出规定，这就意味着，对于有关彩礼的权利的保护，适用普通的诉讼时效，即两年。诉讼时效的起算，根据《民法通则》规定，权利受到侵害，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开始计算。
笔者认为，有关彩礼纠纷的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在在以下几种情形：(一)如果双方解除婚约关系的，给付人应当及时履行自己的权利，向对方主张自己的权利。对方拒不返还的，诉讼时效开始计算。(二)如果双方登记结婚后确未共同生活的，自其解除婚姻关系之日起，给付人就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则诉讼时效开始计算。(三)同居关系的当事人给付彩礼一方请求对方返还彩礼的，应从双方分居之日起，诉讼时效开始计算。(四)无效婚姻纠纷案件的当事人给付彩礼一方请
求对方返还彩礼的，应以申请方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宣告婚姻关系无效之日起，诉讼时效期间开始计算。(五)可撤销婚姻关系案件当事人给付彩礼一方请求对方返还的，应以申请方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撤销婚姻关系之日起，诉讼时效期间开始计算。
参考文献: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2003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99次会议通过)
二、《历代典权特征略考》黄忠著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01年4月28日通过)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1986年4月12日通过)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免费法律咨询，就上中顾法律网）
论彩礼案件相关问题及法律适用 篇2
摘 要：基层检察院处于打击犯罪第一线，掌握着办理普通刑事案件的第一手资料。以北京市L县检察院近五年审查起诉的案件进行统计数据为例，研究多发刑事案件的特点及在审查起诉过程中遇到的法律适用问题，可以为办理类似案件提供a借鉴，亦可为高层次的理论研究乃至立法提供依据。
关键词：基层检察院；多发刑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
中图分类号：D9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5-0131-02
审查起诉工作是连接侦查活动与审判活动的必经程序，其中的每个环节都渗透着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精髓，以审查起诉案件为对象研究普通刑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具有重要意义。L县检察院属于北京西北部远郊区县基层检察院，所在辖区农村人口占70%，外来人口较少，当地产业以绿色农业和旅游业为主。这些地域、经济特色决定了各类多发刑事案件所具有的特点。
一、近五年L县检察院办理的审查起诉案件及类罪名统计
L县检察院2007年至2011年办理的刑事案件中，提起公诉的有1 186件，涉及被告人1 850人，罪名分布在《刑法》分则第二、三、四、五、六、八、九章。
表1 2007年至2011年L县检察院起诉的被告人涉嫌罪名分布（单位：件，人）
按具体罪名分，案件多为侵犯财产类犯罪和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类犯罪案件。
表2 五年间涉嫌犯罪的被告人数量在20人次以上的具体罪名分布
以涉嫌犯罪的人次多寡作为发案率高低的标准，从上表中可以看出L县检察院近年来办理的审查起诉案件中发案率最高的五个罪名分别是盗窃罪、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抢劫罪和交通肇事罪。
二、各类多发刑事案件的特点及发案规律分析
对涉嫌上述五个罪名的案情进行书面调研，其案件特点及发案规律总结如下。
（一）故意伤害案件特点及发案规律
发生在熟人或邻里之间的故意伤害案件居多；多为出于激愤而实施的伤害行为，属临时起意；容易引发涉法信访案件。
（二）盗窃、抢劫等侵财类案件特点及发案规律
入户盗窃频发；单次盗窃数额不大但盗窃次数较多；被告人呈现年轻化趋势。
（三）寻衅滋事罪案件特点及发案规律
寻衅滋事犯罪呈团伙犯罪趋势；被告人多为本地农民；被告人受教育程度偏低；寻衅滋事犯罪多发生在城区。
三、主要多发刑事案件法律适用重点及难点
（一）伤害类案件法律适用重点及难点
1.故意伤害的行为方式问题
该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实施了非法损害他人身体的行为。这种行为的具体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可以表现为作为和不作为两种形式，故意伤害罪多数是通过犯罪人的作为形式表现出来。但有的伤害案件也可以不作为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饲养的狗咬伤路人，主人在旁视而不见，其行为就是不作为的伤害行为。
2.故意伤害的行为后果问题
就伤害结果的严重程度而言，共有3种形态，即轻伤、重伤或死亡。如果没有造成轻伤以上的伤害结果，则不能以故意伤害罪论处。判断伤害程度要以法医学鉴定为依据。在一般情况下，行为人事先对于自己的行为能给被害人造成何种程度的伤害，不一定有明确的认识，但是无论给被害人造成何种程度的伤害结果均在其主观认识之内。
3.故意伤害罪与其他罪的区别
故意伤害罪与故意杀人罪的区别。二者的区别在于行为人故意的内容。如果行为人明知行为会造成死亡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死亡结果的发生，即使没有造成死亡结果，应定故意杀人罪；如果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伤害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伤害结果的发生，即使由于伤势过重，出乎其意外地导致死亡的仍应定故意伤害罪。
故意伤害罪与寻衅滋事罪的界限。二罪的界定，主要有二：一是侵犯的客体不同。寻衅滋事罪侵犯的客体主要是社会公共秩序，故意伤害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身体健康权。二是主观故意和行为动机不同。寻衅滋事罪在主观上只能是直接故意。故意伤害罪在主观上既包括直接故意，也包括间接故意，其动机有的是出于报复，有的是出于一时激愤等。实践中，如果行为人一开始就是蛮横无理，以强欺弱，可定寻衅滋事；如果是由于民间纠纷引发或者确实事出有因，则不应定寻衅滋事，构成轻伤的，应定故意伤害罪。
（二）“两抢一盗”等侵财类案件法律适用重难点
根据最高法的统计，财产型犯罪案件在实践中最为常见。“两抢一盗”是典型的占有型财产犯罪，也是L县最为常见的刑事案件。
1.抢劫罪的犯罪构成及与定罪量刑相关的问题
对抢劫罪的客观方面构成要件要掌握三个方面。一是必备的强制手段。即行为人必须是对人实施暴力或威胁，且达到足以压制对方无以反抗的程度。二是当场实施当场取财。即整体上实施暴力或胁迫与取得财物在时间、空间上未间断。三是强制手段与取财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抢劫罪的客体为复杂客体，包括公私财产所有权制度和他人的人身权利。对“公私财产所有权”的理解，只要实质上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制度，实质性地影响到财产的所有权人实现其所有权的，都可以认为已经侵犯到公私财产所有权制度。
关于转化型抢劫罪的认定。刑法第269条规定了转化型抢劫罪，该条从法理上看属于法律拟制。构成转化型抢劫罪，应具有以下条件，一是起因条件。即先行行为构成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的基本本犯，且已达既遂标准，根据最高法“两抢意见”第5条规定，行为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未达到“数额较大”，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毁灭罪证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情节较轻、危害不大的，一般不以犯罪论处。二是时间条件。即先行行为刚刚结束，尚未完全结束，时间、空间尚未隔断。三是主观条件或者目的条件。即是为了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实施暴力或威胁，如果是出于取得财物的目的而实施则可能构成一般抢劫或抢夺罪。
2.抢夺罪与抢劫罪的区别
抢夺罪与抢劫罪二者都是行为人明知被害人知道，仍公然实施取得财物的行为。两者不同之处较明显：一是抢夺罪的客体为单一客体，限于公私财产所有权；抢劫罪的客体为复杂客体，包括公私财产所有权和他人的人身权利。二是犯罪的客观方面不同，即暴力所针对的对象不同。抢劫罪针对人身，抢夺罪针对财物。
3.盗窃罪概念的理解及既未遂问题
对盗窃罪概念的把握。有学者认为如果将盗窃限定为秘密窃取，则必然存在处罚上的空隙，事实上完全存在公开盗窃的情况，进而认为盗窃行为并不限于秘密窃取。但传统观点认为，“秘密窃取”是指行为人自认为不使他人发觉的方法占有他人财物，进而言之，只要行为人主观上是意图秘密窃取，即使客观上已经被他人发觉，也属于秘密窃取。但该观点尚不能很好地解决“公然盗窃”的问题。
盗窃罪的既遂与未遂。关于盗窃罪的既遂标准，理论上有接触说、转移说、失控说等。可以确定的是只要行为人改变了财物的占有事实，就是盗窃既遂，但是不能将取得理解为行为人转移了财物的场所或行为人藏匿了财物，而应理解为物主或原占有人丧失了对物的控制。例如行为人入户盗窃将大宗家电从阳台缒到楼下，尚未运走即被捡破烂的捡走，该种情况仍应认定行为人的盗窃行为已既遂。
（三）强奸及猥亵类案件法律适用重点及难点
1.与强奸罪犯罪构成相关的问题
强奸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背妇女意志，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交。
对“违背妇女意志”的理解和把握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违背妇女的意志必须是在性交当时，虽然事先有通奸关系但后来女方不同意保持关系又强行与之发生性行为的也是违背妇女意志。二是妇女不同意的意思表示不限于明显的反抗，只要不是明示的同意，即使是半推半就，也是不同意。三是是否同意只有作为被害人的妇女本人有决定权，与之有特定关系的人同意或默认无效。
对“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的理解和把握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暴力或胁迫等手段的目的是使被害人不敢反抗或不能反抗。二是胁迫手段较为多样，但其效果在于达到对被害人精神上的强制，以迫使被害人与行为人发生性关系。三是胁迫手段直接作用的对象可以是对与被害妇女有利害关系的人。四是其他手段可以是强制性的也可以是非强制的，如迷奸、骗奸，趁被害妇女熟睡或病重之机奸淫等。
对本罪犯罪主体要件的把握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女性不能单独构成本罪，但可以成为本罪的教唆犯或帮助犯。二是婚姻存续期间，丈夫原则上不能成为本罪主体，但在婚姻关系已进入法定解除程序后，如离婚诉讼期间，丈夫就可以成为本罪主体。
2.强奸罪的共同犯罪问题
强奸罪的共同犯罪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一般意义上的共犯，即实行犯只有一个，其他人以非实行行为的方式提供帮助；另一种是共同实行的共犯，即轮奸。轮奸也是强奸罪的加重情节。把握强奸罪的共同犯罪问题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强奸罪的共犯不一定是轮奸，轮奸一定是共同的强奸。二是轮奸是强奸罪的共同正犯的唯一形式，而不是一种独立犯罪。三是轮奸无所谓既遂或未遂。四是构成轮奸情节的主体一定是年满14周岁的男性，非实行行为的共犯可以是14周岁以上女性。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727.
论彩礼案件相关问题及法律适用 篇3
用中的问题及对策
佚名
上传时间:2006-11-
2为建立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企业制度，我国的企业改革推进到实施战略性改组的新阶段，使大量国有企业摈弃陈旧落后的经营管理体制，重新组建了责、权、利有效结合的新的法人实体，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是在企业改革的进程中，由于法制的不完善，管理的不规范健全，以致出现了一些违反国家政策、法律的行为，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侵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影响企业职工的生存利益，并引发出社会不稳定因素，以致不少与国企改制相关的纠纷相继起诉到法院，构成了司法审判中一类独立的案件类型。由于这类案件的审理缺少具体的法律规定，审理难度大，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1月出台了《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企改司法解释》），为规范法院对与企业改制相关民事纠纷案件审理提供了较为系统的法律根据，为深化我国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提供有力司法保障。但是，经过近二年的这类案件的审理情况表明，人民法院受理绝大多数案件不是典型意义上企业改制纠纷案件，而是企业改制后因对外债务的承担而产生的纠纷，属于司法解释所说的“与企业改制相关的其他民事纠纷”，且多为是在审理借款或买卖等其他纠纷案件时牵连出来的。这类案件的具体表现形式多种多样，表现突出的是遗漏债务甚至借改制故意逃废债务，有较大的审理难度，仍觉得该司法解释存在一些适用上的疑点和难点，有诸多法律适用上的具体问题需在思考与探索。现就《企改司法解释》适用的以下问题进行探讨。
1、对适用法律方面对适用的范围和条件把握
《企改司法解释》第一条对企业改制纠纷案件列举了七种类型，前六种类型基本是根据企业性质和改制方式确定。在具体案件审理中，当事人双方往往就改制企业的性质而对适用法律发生争议。例如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造某种情形能否适用于国营小型企业出售的相关规定。
我们认为，应注意把握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的适用范围。
由于我国的企业改制是分阶段、分类别进行的，不同时期出台的政策规章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往往是对某一种类型的企业或某种改制方式所做出的规范。不同类别的企业采用了各自不同的改制方式，法律法规也相应的做出了不同规范。只有在这些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所调整范围内的改制纠纷才能利用这些规定作为裁判的依据，不能任意突破，扩大适用范围，用这类企业改制的规则去约束另一种改制方式的企业。不能相互比照和类推。否则《企改司法解释》就不必按六种改制方式分别作出具体规定了。
2、关于国有资产行政性划拨与企业改制的关系
《企改司法解释》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政府主管部门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
在《企改司法解释》中，对政府主管部门行政性调整、划转行为的性质不易把握与区分。因为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对国有资产进行行政调整和划转的行为与企业改制中有企业分立、兼 1
并有方式和结果上的相似之处。由于行政性调整、划转属于政府行政行为，这种行为的原则、程序和方式对审判人员来讲较为陌生，即使发现行政行为不规范，法院也无权主动审查和纠正。这就使得当政府主管部门不规范操作并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况下，当事人则无法进行司法救济。有些案件虽然因其它关系而受理，但在审理过程中，仍然存在国有资产行政性划拨与企业改制的关系不清的问题，使得法院地处理中束手无策。如我院所审（2003）宜民初字第67号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诉被告宜昌市粮油食品对外贸易公司、宜昌市外经局借款合同纠纷案。本院审理查明东方汉办起诉粮油公司清偿借款本息340万元，粮油公司注册资金包括房产为148万元，但其经营不善，债务较重。而宜昌市外经局2001年12月却以文件形式对将粮油公司位于宜昌市东山大道109号房产无偿调拨给宜昌市深发对外贸易公司，宜昌市深发对外贸易公司则是以房产为经营场所新成立的一家公司。但划转文件直到本院2003年7月查封后才交土地局备案。以至债权人认为该划转文件是事后用于对抗执行制作假文件。该行为显然具有抽逃公司注册资本、逃避债务的特征。
确切地讲，在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案件过程中，法院关注的不是案件应否受理的问题，而是正确界定行政性调整和划转的内涵，对债权人要求用不规范的调整、划转行为所转移的资产用于清偿债务的诉讼请求能否支持的问题。
我们认为，行政调整和划转的资产不应影响到企业注册资本的减少，应不影响到企业承担清偿债务民事责任的行为能力。否则应按不当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或《企改司法解释》第七条在规定来处理。建议最高法院通过规范性文件等方式对行政性调整与划转的行为予以明确。
3、新设公司所接受的财产范围和投资行为与逃债行为的标准
《企改司法解释》 第七条规定，企业以其优质财产与他人组建新公司，而将债务留在原企业，债权人以新设公司和原企业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主张债权的，新设公司应当在所接收的财产范围内与原企业共同承担连带责任。
在《企改司法解释》中，对该条规定容易产生错误并发生争议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新设公司所接收的财产的范围界定；二是投资与逃债的区分。
严格地讲，该条既有合理的一面，也有不足的一面。合理的一面是全面保护了债权人的利益；不足的一面当原企业转移到新设公司的财产全部用于清偿债务，因新设公司资产的减少会增加新公司经营上困难，势必波及到新设公司中的其他股东，对公司其它股东的权益构成损害。因为，新设公司中的其他股东在组建公司时并无逃债之意，也没有义务为逃债企业承担原有债务。新设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实际上公司注册资本的减少。其次，原企业转移到新设公司的财产范围是较容易理解。它是指从原企业转移到新设公司的财产，而不是新设公司的所有财产；另企业财产与企业资产不同，它是企业的有形财产，而企业资产则包含债权。目前审判中难题是原企业转移到新设公司的财产，通过什么方式确定，由于案件多是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案件，债权人无法举证，新企业不愿举证，审判中存在根据设备等实物折价的情形，也有根据工商登记资料确定原企事业在新设公司的股份额确定的。最后是该条未明确企业正常投资与逃债的标准，实践中存在把投资行为当作逃债行为的，也有把逃债行为误作投资行为的。
我们认为，根据工商登记所载明原企业在新设公司的财产较为简便合理。但新设公司承
担责任后的股份总额不得低于该公司设立所必须达到的最低注册资本额。另对投资和逃债作出具体区别。企业对外投资是一种常见、正常的经营行为，不能笼统地不分情况将全部对外投资行为，判令投资新设的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本条应与公司法第十二条结合起来判断。如果说投资没有使公司的注册资本减少，或者说尽管是企业的优质资产，但投资行为并不影响原企业的正常生产与经营，也即投资的优质资产在原企事业中不会产生决定性作用的影响，从一方面讲，即不影响原企业对外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则不应将新设公司列为当事人承担连带责任。当前在国企改制中，确实存在企业以全部优质资产对外投资的情形，有的是以内部的某个职能部门或分支机构为单位设立独立法人，将原企业负债资产与债务剥离后，用原企业的厂房和设备出资，形成“厂中厂”。而原企业停工停产，只留少数人留守，成为“空壳企业”。对这种特定实际上就是用一个企业的优质资产设立新的公司而将债务留给原企业的逃债行为的情形才可适用本条规定，由新公司在接受财产的范围内与原企业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4、未经审批的出售企业合同是否绝对不生效的问题
《企改司法解释》第十七条和三十条分别规定以协议转让形式的企业出售合同和企业兼并协议未经政府或职能部门审批的，应当确认该企业出售合同不生效的问题。
人民法院审理相关民事纠纷案件时遇有《企改司法解释》第十七和三十条条情形时，该企业出售合同是否未生效，我们认为应区别情况而定。对需要经有审批权的地方人民政府审批后才能生效的合同，只有在双方当事人发生履行争议时，也即所审案件直接涉及到该出售企业的合同效力问题或者出售企业行为尚未最终完成时，该条规定则有一定现实意义。但若所审案件属于相关纠纷，审理范围不涉及转让协议本身，或者当事人的诉辩焦点不涉及协议内容，或者企业出售行为已完成交付很久甚至若干年，则不宜认定该出售合同未生效。在通常情况下，很少有企业出售自己的，协议虽未审批，但一般是得到政府部门或相关领导许可的，只是程序和手续上不完备。对此不应认定未生效。还可以允许当事人在诉讼期间完善手续，只要在一审结案前补办手续的，应认可其转让协议有效。在《企改司法解释》中，债权人以改制没有经过相应的批准和登记手续而要求宣告改制无效的情况。对此也应该严格按照《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处理。在债权债务纠纷案件中，核心是解决的是债务承担问题，不应在债务纠纷的诉讼中否认改制的效力。人民法院一般不应以此认定协议无效。另《企改司法解释》第三十条还规定了“企业兼并协议自当事人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本条规定企业兼并协议的生效要当事人签字和盖章两个条件，与合同法关于合同生效条件签字或盖章选择性条件不一致，应以合同的表述条件为准。
5、关于企业改制合同效力问题
《企改司法解释》第十八条和规定了企业出售合同的效力问题。
《企改司法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相当于绝对无效，这对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是必要，但司法实践中也应区分具体情况。对所发生的争议直接涉及合同效力，对当事人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或第三人合法利益的行为无法回避的，应认定合同无效外，其余则不要轻易认定改制合同无效。其次还要看合同履行程度，如果合同早已履行完毕，受让企业和兼并企业已进行投资改造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这样确认无效后，恢复原状的工作十分复杂，在客观上无法恢复到出售前的状态，政府的主管部门也不来承担此恢复责任，恢复
则产生社会生产秩序和企业财产再次不稳定。如果是在解决债务纠纷中，人民法院发现存在国有资产流失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好是向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提出司法建议书，由政府主管部门去纠正。另在诉讼过程中，对一方当事人以审批手续不完备而主张合同无效的，一般不予支持。对于一些确需经有关职权部门批准才生效的改制合同，责令当事人补办审批手续的，都可以认定改制合同有效，并按规定确认改制后债务承担的主体。而对于工商登记手续的办理，则属于履行改制合同的外在表现形式。即使工商机关没有进行相应登记，只要实际已经完成改制，也应当按改制合同实际履行的情况来认定改制已经完成，不能仅凭缺少登记就认为改制没有履行，更不能因此认为改制无效。
6、企业改制后原企业租赁合同如何履行的问题
企业改制后，企业原与第三人签订的租赁合同的履行争议是审判工作中一个难点，《企改司法解释》对此规定不甚明确。
“买卖不破租赁”的原则虽然在《合同法》中已有明确规定，确认房屋买卖后不影响原有租赁关系存续。但在企业改制中，对企业的改制和转让是以招标方式实现的，买受人参加竞标时早有另外的经营计划，改制后的企业基本上都不愿继续维持与第三人的租赁合同关系。《企改司法解释》在对原企业的改组、改造、分立、出售、兼并的规定中，均未涉及原企业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特别是租赁合同应如何履行。实践中，若强制要求改制后的企事业履行合同，则与其受让企业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若不在求履行合同，则有损第三人的合法利益。
我们认为，如何既能保障国有企业改制大局的稳定，使改制后企业自主经。营和发展，以能保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是审理与企相关纠纷案件中的难题，要从全局角度把握利益平衡关系，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对待，如受让方具备继续履行合同的能力且愿意继续履行的，仅在原合同的基础上变更主体则可。如企业改制后因企业性质、生产范围等发生变化，客观上不能履行合同的，应考虑双方的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给相对方作好法律解释工作，以公平原则妥善处理。如合同在客观上可以履行，但一方当事人主观上不愿承继原合同的，应全面分析合同对双方生产经营的利益比重量以及对企改工作的影响程度，来确定合同是否解除，但应考虑给予不主张解除合同的一方适当补偿。
7、企业改制后保证合同如何继续履行
企业改制后的保证责任纠纷有两种类型，一种改制企业自身的保证责任纠纷。企业改制在作的资产评估时，一是因保证责任期尚未到来保证责任尚未发生，二是债权人在主张但到改制企事业抗辩，三是已经司法程序确认但尚未强制执行，不论哪一种情况，保证责任金额无法在资产负债表上反映出来。另一种是第三人对改制企业的保证责任承担。债权人主张改制完成后的企业承担保证责任应如何处理？改制企业往往以保证债务不在评估范围而抗辩；改制企业的保证人则以企业改制未经其同意，债务主体和债务资产状况已发生变化，以《担保法》第二十三条而抗辩。
我们认为，保证债务亦属于一般债务的范畴。原则上应由改制后的企业承担，但债权人具有《企改司法解释》第十一条规定的未在公告期申报的，则不由改制后的企业承担。
我们认为，企业改制是国家政策行为，不同于一般的债务转移，其在本质上是一种单方行为，改制的企业在本质上未发生主体和资产变化，有的甚至比改制的企业具有更强的民事
责任能力，本质上未加重保证人的重任，故保证人不强以企业改制而免除保证责任。
8、关于改制企业无形资产的估价与承继问题。
由于当前企业改制的资产评估不够规范，致使企业资产和债权债务的评估有失准确。在企业改制过程中，改制的企业只注重对房产、设备等固定资产的评估，而忽视对企业的商标、专利、商号、名称资质、荣誉等无形资产进行评估，使企业多年积累的无形资产不能列为总资产总额，降低了受让人购买成本。无法将这部分的资产价值用于清偿债务，即使国有资产流失，又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如我市所审借款合同纠纷案，某镇的三家集体建筑企业，分别改制，其场所、建筑机械、设备被企业原负责人买走，企业改制后新的投资人注销了原企业，设立新的企业，但仍占有和享有原企业的荣誉权和知识产权，如建筑资质、荣誉证书。三名受让人利用建筑资质、荣誉证书组建了有限责任公司。而他们受让并投入新公司资产额十分有限，根本无法清偿原企业的债务。而未作价值评估的建筑资质和荣誉证书则成了新公司取得更高等级施工资质的重要基础。
我们认为，像建筑公司这些特种行业的企业改制，应加强对无形资产的评估。因为建筑资质的取得与升级，与建筑企业的业绩与荣誉存在密切关系，在有些情况下起着关键作用。改制后新企业如果不借用原企业的无形资产，其将进行初始登记，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内取得相应较高级别的资质。在审理与企改相关纠纷案件的过程中，只要查明新设的企业占用了改制前企业的这些无形资产，且这部分资产在改制评估中未予作价，则可突破《企改司法解释》
第六条所指“新设公司所接受的财产范围”，由新立公司承担民事责任。
9、被挂靠企业改制后原挂靠企业债权、债务的享有与承担问题
在企业改制前，挂靠企业往往借用被挂靠企业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有的甚至在名义上是挂靠企业的分支机构或内设职能部门。挂靠企业向被挂靠企业交一定管理费用，后者则将公章或企业资质借其使用。而实际上在经济上是独立核算，在行政管理上彼此不相干。在企业改制过程中，被挂靠企业改制的资产评估范围显然不包括挂靠企业的资产。当挂靠企业因债务等纠纷被债权人追索时，改制的企业应否承担民事责任，在适用《企改司法解释》过程中也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由改制后的企业承担责任；一种观点认为，它不属于改制企业的债务，改制后的企业不应承担责任。
我们认为，改制企业原则上应承担民事责任，但责任的性质和范围应有所区别。这要区分企业挂靠的性质和方式，在合法挂靠（如政府主管部门所规定的汽车运输挂靠经营）的情况下，改制企业应承担连带责任，若在非法挂靠如仅出借营业执照、合同介绍信收取管理费的情况下，则在收取管理费的范围内承担过错责任。另一个问题是，当挂靠企业作为债权人主张权利时，改制后被挂靠企业有义务证明该权利的实际归属。
10、关于有关过去改制司法解释的适用问题
《企改司法解释》第三十六条规定，本规定实施前，原制定的有关企业改制方面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相抵触的不再适用。
在《企改司法解释》中，存在对过去相关改制方面的司法解释的抵触认定存在片面化的情况。如《企改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出售企业时隐瞒或者遗漏债务问题，可否适用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０１年８月１０日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在审理企业破产和改制案件中切实防止债务人逃废债务的紧急通知》（以下简称《紧急通知》）来处理。有观点认为，《紧急
通知》规定的直接起诉出卖人与《企改司法解释》第二十八相冲突，不再适用。
我们认为，对《紧急通知》适用与否不能绝对化，要分具体情况。《企改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企业售出后，债权人就所规定的企业出卖中出卖人隐瞒或者遗漏的原企业债务起诉买受人的，如债权人在公告期内申报过该债权，买受人在承担民事责任后，可再行向出卖人追偿。如债权人在公告期内未申报过该债权，则买受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民法院可告知债权人另行起诉出卖人。”
从这一内容来看，是起诉买受人还是起诉出人，要依债权人是否在公告期申报而定。《紧急通知》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国有企业改制案件，对企业出售中，卖方隐瞒或遗漏原企业债务的，应当由卖方对所隐瞒或遗漏的债务向原企业的债权人承担责任”。可见，债权人在公告期申报债权的情况下不适用《紧急通知》，而在公告期未申报债权的情况下则适用《紧急通知》。显然，对以前企改司法解释的适用不能一刀切，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区别情况灵活处理。
论彩礼案件相关问题及法律适用 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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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8)
为正确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
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因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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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
当事人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持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不具有债权人资格的，裁定驳回起诉。
第三条 借贷双方就合同履行地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事后未达成补充协议，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仍不能确定的，以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
第四条 保证人为借款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出借人仅起诉借款人的，人民法院可以不追加保证人为共同被告;出借人仅起诉保证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借款人为共同被告。
保证人为借款人提供一般保证，出借人仅起诉保证人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借款人为共同被告;出借人仅起诉借款人的，人民法院可以不追加保证人为共同被告。
第五条 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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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或者检察机关。
公安或者检察机关不予立案，或者立案侦查后撤销案件，或者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不构成非法集资犯罪，当事人又以同一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六条 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虽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
第七条 民间借贷的基本案件事实必须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刑事案件尚未审结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诉讼。
第八条 借款人涉嫌犯罪或者生效判决认定其有罪，出借人起诉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九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
(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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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
(三)以票据交付的，自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
(四)出借人将特定资金账户支配权授权给借款人的，自借款人取得对该账户实际支配权时;
(五)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
第十条 除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自合同成立时生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一条 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除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二条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本单位内部通过借款形式向职工筹集资金，用于本单位生产、经营，且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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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予支持。
第十三条 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
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
第十四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
(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
(二)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
(三)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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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提供借款的;
(四)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
(五)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
第十五条 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
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
第十六条 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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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
第十七条 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第十八条 根据《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经审查现有证据无法确认借贷行为、借贷金额、支付方式等案件主要事实，人民法院对其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
第十九条 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
(一)出借人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
(二)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
(三)出借人不能提交债权凭证或者提交的债权凭证存在伪造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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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当事人双方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参加民间借贷诉讼;
(五)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委托代理人对借贷事实陈述不清或者陈述前后矛盾;
(六)当事人双方对借贷事实的发生没有任何争议或者诉辩明显不符合常理;
(七)借款人的配偶或合伙人、案外人的其他债权人提出有事实依据的异议;
(八)当事人在其他纠纷中存在低价转让财产的情形;
(九)当事人不正当放弃权利;
(十)其他可能存在虚假民间借贷诉讼的情形。
第二十条 经查明属于虚假民间借贷诉讼，原告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并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其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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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恶意制造、参与虚假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二条和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依法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单位恶意制造、参与虚假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对该单位进行罚款，并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他人在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或者借款合同上签字或者盖章，但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或者承担保证责任，或者通过其他事实不能推定其为保证人，出借人请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二条 借贷双方通过网络贷款平台形成借贷关系，网络贷款平台的提供者仅提供媒介服务，当事人请求其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网络贷款平台的提供者通过网页、广告或者其他媒介明示或者有其他证据证明其为借贷提供担保，出借人请求网络贷款平台的提供者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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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企业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出借人、企业或者其股东能够证明所借款项用于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个人使用，出借人请求将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列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四条 当事人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并向当事人释明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拒绝变更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
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作出的判决生效后，借款人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金钱债务，出借人可以申请拍卖买卖合同标的物，以偿还债务。就拍卖所得的价款与应偿还借款本息之间的差额，借款人或者出借人有权主张返还或补偿。
第二十五条 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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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
第二十六条 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七条 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
第二十八条 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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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九条 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
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
(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十条 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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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条 没有约定利息但借款人自愿支付，或者超过约定的利率自愿支付利息或违约金，且没有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借款人又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出借人返还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借款人要求返还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除外。
第三十二条 借款人可以提前偿还借款，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借款人提前偿还借款并主张按照实际借款期间计算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公布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8月13日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同时废止;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不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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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彩礼案件相关问题及法律适用 篇5
（二）》规定的基础上，对非法集资的行政认定、“向社会公开宣传”的认定、“社会公众”的认定、共同犯罪的处理、涉案财物的追缴和处置、证据收集、涉及民事案件的处理、跨区域案件的处理等八个方面的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明确规定。
一、关于“向社会公开宣传”的认定问题
《意见》对《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二项中的“向社会公开宣传”作出进一步规定，不仅“包括以各种途径向社会公众传播吸收资金的信息”，也包括“明知吸收资金的信息向社会公众扩散而予以放任等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副庭长罗国良进一步解释说: 为依法惩治非法集资案件，2011年专门做了司法解释，《解释》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将“向社会公开宣传”作为认定非法集资的必要条件。行为人在吸收资金过程中是否向社会公开宣传，是判断是否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的重要依据。换句话说，面向社会公众公开宣传是非法集资的重要特征之一。
现代社会传媒非常发达，除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典型的公开宣传途径外，实践中常见的还有标语、横幅、宣传册、宣传画、讲座、论坛、研讨会等宣传途径。行为人通过上述途径主动向社会公众传播吸收资金的信息，都属于“向社会公开宣传”。实践中，有些行为人采取口口相传的方式非法吸收资金，通常是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登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这些相关信息非常容易在社会公众中大范围地快速扩散。如果行为人明知吸收资金的信息向社会公众扩散，并未设法加以阻止，而是放任甚至是积极推动相关信息传播，这在实际效果上与主动向社会公众传播吸收资金信息并无差异，因此，这类行为也应当被认定。
二、关于“社会公众”的认定问题
《意见》规定：“下列情形不属于《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1.在向亲友或者单位内部人员吸收资金的过程中，明知亲友或者单位内部人员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而予以放任的；2.以吸收资金为目的，将社会人员吸收为单位内部人员，并向其吸收资金的。” 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副庭长罗国良进一步解释说:《解释》第一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是认定非法集资的必要条件。法律禁止非法集资的重要目的在于保护广大公众投资者的利益。非法集资的社会性特征包含两个层面：一是集资对象的广泛性；二是集资对象的不特定性。
有的人员没有向社会公开宣传，而是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这种情形之下，由于集资对象具有特定性，限定于亲友圈或者单位内部人员等有限范围之内，不是“社会公众”，因此不符合非法集资的社会性特征。我们这个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二款明确规定，这种“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不属于非法集资。实践中，有的行为人最初是向亲友或者单位内部人员吸收资金，但随后吸收资金的渠道发生扩散，行为人的亲友或者单位内部人员开始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使得集资行为呈现出社会性特征。这种情况下，如果行为人明知其亲友或者单位内部人员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而予以放任，这个行为性质就发生了变化。根据3月份出台的非法集资的意见第三条的规定，这种情形就不再属于“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而应当认定为“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另外，有的行为人以吸收资金为目的，将社会人员吸收为单位内部人员，然后再向他们吸收资金。这种情形下，集资的对象实际上并不是特定人员，而是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只不过行为人的集资手段更加隐蔽而已。根据《意见》第三条规定，这种情形也应当认定为“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
三、关于共同犯罪的处理问题
《意见》规定：“为他人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资金提供帮助，从中收取代理费、好处费、返点费、佣金、提成等费用，构成非法集资共同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能够及时退缴上述费用的，可依法从轻处罚；其中情节轻微的，可以免除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副局长韩浩进一步解释说: 目前在社会上一些单位和个人帮助非法集资犯罪的行为人吸收资金，从中收取代理费、管理费等，这种情况在跨区域集资犯罪案件中特别突出。这些单位和个人的行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危害：一是为非法集资推波助澜。这些人根据非法集资行为人的受益，广泛散布非法集资的信息，引诱群众投资，使非法集资犯罪活动迅速蔓延，危害扩散。二是占有大量的非法集资款。这些人在帮助非法吸收资金的过程中，按吸收资金的比例获取高额回报，有的高达三到四成，群众投入大量资金被他们非法占有。三是干扰案件正常查处。部分人员在案发后散布谣言，阻挠群众报案，或者煽动群众上访、冲击国家机关，企图以此转移群众视线、逃避打击、维护自身非法获利，实质上是继续侵害群众的合法权益。
鉴于这些单位和个人行为的违法行及危害性，必须依法查处，对其违法所得，必须依法追缴。其中，对于经查证认证与非法集资犯罪行为人构成共同犯罪的，应予刑事打击。但同时，考虑到他们在共同犯罪中一般处于从属地位，主观恶意相对较弱，按照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如果他们能够及时退缴违法所得，可以依法从轻处罚，情节轻微或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可以免除处罚或不作为犯罪处理。在此，公安机关提醒有关单位和个人：一是要遵纪守法，不要为了贪图私利而成为犯罪的帮凶；二是要认清自身行为的性质，主动配合公安机关工作，不要执意而为、一错再错。
四、关于涉案财物的追缴和处置问题
《意见》明确规定：“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的资金属于违法所得。以吸收的资金向集资参与人支付的利息、分红等回报，以及向帮助吸收资金人员支付的代理费、好处费、返点费、佣金、提成等费用，应当依法追缴。集资参与人本金尚未归还的，所支付的回报可予折抵本金。”
关于将非法吸收的资金及其转换财物用于清偿债务或者转让给他人，《意见》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缴：1.他人明知是上述资金及财物而收取的；2.他人无偿取得上述资金及财务的；3.他人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取得上述资金及财务的；4.他人取得上述资金及财物系源于非法债务或者违法犯罪活动的；5.其他依法应当追缴的情形。”
对于查封、扣押、冻结财物的处置和集资款的返还，《意见》规定：“易贬值及保管、养护成本较高的涉案财物，可以在诉讼终结前依照有关规定变卖、拍卖。所得价款由查封、扣押、冻结机关予以保管，待诉讼终结后一并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涉案财物，一般应在诉讼终结后，返还集资参与人。涉案财物不足全部返还的，按照集资参与人的集资额比例返还。”
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刘张君进一步解释说：按照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的机制，大集合处置非法集资工作由省级人民政府负责，按照这个原则，涉案资产的处置一般的程序是这样的：案发地人民政府制定一个处置方案，组织相关部门开展涉案资产追缴，这个追缴我们要求一个最大化和一个最小化，最大化是让涉案资产的追缴能够变现，让参与人的损失能最小化。按照这个原则，案发地的人民政府要开展涉案资产的追缴、集资参与人登记核对、涉案资产拍卖变现，集资款的清退。集资款的清退应根据清理后剩余的资金，按照集资人参与的比例给予统一的清退。能够追缴多少，按照最后的追缴，统一的比例，比如你投入100万，这个案件1个亿，最后清理的时候就是1500万，清退的比例就是15%，都是一样的。参与非法集资活动受到损失这部分怎么办？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
五、关于跨区域案件的处理问题
对于跨区域案件的处理，《意见》首次明确规定：“跨区域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在查清犯罪事实的基础上，可以由不同地区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分别处理。对于分别处理的跨区域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应当按照统一制定的方案处置涉案财物。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规定处置涉案财物，构成渎职等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关于非法集资的相关规定：
非法集资是指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并同时具备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四个特征及要件：一是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二是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三是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四是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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