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最早的表演艺术是

我国最早的表演艺术是（通用16篇）

我国最早的表演艺术是 篇1

A、《康熙字典》

B、《说文解字》

C、《新华字典》

D、《尔雅》

答案：B

【相关阅读】

《说文解字》公元1(东汉)许慎9，353加上重文1163字，共计收字头10516，字头为小篆，按540部首排列，是我国第一部字典。《龙龛手鉴》公元9(辽)行均26，430字部首按平上去入四声顺序排列，共242部，其中平声97部，上声60部，去声26部，入声59部。

《说文解字》公元100年(东汉)许慎9，353加上重文1163字，共计收字头10516，字头为小篆，按540部首排列，是我国第一部字典。

《字林》(晋)吕忱12，824按《说文解字》540部首排列，已佚。

《玉篇》公元543年(南朝梁)顾野王22，726字按542部首排列，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楷书字典。

《龙龛手鉴》公元997年(辽)行均26，430字部首按平上去入四声顺序排列，共242部，其中平声97部，上声60部，去声26部，入声59部。收录俗字较多。

《广韵》公元10(宋)陈彭年等26，194字按206韵平上去入四声顺序排列，平声57韵，上声55韵，去声60韵，入声34韵。每韵再分小韵，共9300多小韵。

《类篇》公元1066年(宋)司马光等31，319字按《说文解字》部首排列，其中“H”、“食”、“木”、“水”四部各分为上下，故共有544部。同部的字依韵排列。

《集韵》公元1067年(宋)丁度等53，525字编排方式基本与《广韵》同。

《改并五音聚韵四声篇海》公元1212(金)韩道昭35，189字共444部首，按36字母顺序排列，同母的部首，又按平上去入四声排列，同部首的.字头，按笔画多少为序排列。

《字汇》公元16(明)梅膺祚33，179字按214部首排列，首创部首按笔画多少顺序排列法。同部首的字头，按笔画多少顺序排列。

《正字通》公元1671年(明)张自烈33，549字编排方式基本与《字汇》同。

《康熙字典》公元17(清)张玉书47，035字沿用《字汇》、《正字通》214部首排列法。正文外有补遗和备考。加上古文字字头共49030字，其中重收字头81个。

《中华大字典》公元1915年(中华民国)陆费逵等48，000多字沿用《康熙字典》部首，但顺序有所调整。

《汉语大字典》公元1986年——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汉语大字典》修改委员会54，678字按200部首排列。部首按笔画多少为序排列，每部之字亦按笔画多少为序排列。同笔画的部首和每部之内同笔画的字，均按横竖撇点折笔顺排列。正文外有补遗和附录11种。

我国最早的表演艺术是 篇2

现存史料中最早出现此书名是在弘治《常熟县志》中, 其中有一篇关于张洪的传记, 内容如下:张洪, 字宗海, 号立庵。洪武二十三年, 以明经除靖江三府教授。永乐初升行人, 奉使日本国。二年, 修茶马旧政于藩界, 却其馈赆。时缅甸宣慰那罗塔杀孟养宣慰刁木旦, 并其地。命公赍诏责还其地, 立孟养后, 那罗塔不服, 凡六往返, 始听命。那罗塔欲毒之, 见公诚信, 不果。既而复命, 遂入文渊阁, 与修《永乐大典》, 充副总裁官。书成, 差主安乐堂饭饥。寻升本司右司副。洪熙改元, 进翰林修撰, 修太宗、仁宗两朝实录。宣德间恳乞致仕, 有白金彩缎袭衣之赐。公天资明敏, 标格奇古, 为文章举动风生, 下笔数千言立就。在翰林时, 文武语敕多出其手。既归, 力学不倦。所著有:《四书解义》、《周易会通》、《尚书补传》、《诗经正义》、《春秋说约》、《礼记总类》、《历代诗选》、《史记要语》、《续文章轨范》、《琴川新志》, 又有《揽辔集》、《南夷书》、《日本补遗志》、《清溪集》、《翰林类稿》、《归田稿》、《学选诗》、《和陶诗》、《小学翼赞诗》, 共若干卷。成化间与吴思庵列祀子游祠[1]。

在此书卷三《图籍》中还列出了张洪的其他几部著作:《易经传义》、《使归集》、《贯道集》等书。此后正德年间王鏊所修之《姑苏志》 中, 也有一篇张洪的传记, 所述内容基本相同。此段文字后来被焦竑收入《国朝献征录》 中, 另外还收有万历时期瞿汝稷为张洪所作的墓志铭, 后又被黄宗羲编入《明文海》中, 现摘录如下:先生讳洪, 字宗海, 祁州人。……以明经征授靖江王教授, 称病免。永乐元年以行人征, 旋使日本。复使吐蕃。……竣事, 编摹 《大典》, 晋行人司副。洪熙元年擢翰林院修撰。宣德元年同修《仁庙实录》。五年引年致仕。比归杜关谢将迎, 日事著述。有《周易会通》、 《尚书补传》、《诗书正义》、《春秋说约》、《礼记总类》、《四书解义》、《琴川新志》、《日本补遗》、《历代诗选》、《史记要语》等。年八十有四卒。今篇帙湮灭, 索之好事, 汲冢靡藏, 河间绝献。而苗裔寂寥, 宗姓无考, 词同中郎, 馁甚羊舌, 窀穸之托, 樵牧来登。嘉靖末郭征君登贤至祖垄, 得仆碑, 剥落不可读, 仅有先生姓字, 知为马鬣所寄, 但谋复封树缭, 以修垣。逮万历戊戌, 太学生徐汝良谓非表以贞石, 则无以示永久。特营碑石, 于是征君子梧, 乞余文勒焉[2]。

由以上两段记载可以基本了解张洪的生平和著述, 并知其著有《日本补遗志》一书。关于书名, 万历以前的资料中均称《日本补遗志》, 万历时期开始以《日本补遗》的书名出现。在清代, 万斯同《明史·艺文志》和《千顷堂书目》中称《日本补遗》, 而嘉庆《直隶太仓州志》和同治《苏州府志》中又称《日本补遗志》。在方志书中的书名基本一致, 而《明史·艺文志》和《千顷堂书目》应该是根据张洪的墓志铭而采用的书名。当然墓志铭中出现字迹的脱落而造成书名少一“志”字的可能性也存在。所以张洪所著书名应该以距离其生活时代较近的《常熟县志》为准, 书名应作《日本补遗志》。

万斯同《明史·儒林传》中为张洪列有一篇传记, 关于其一生履历及著述和以上文字基本相同。只是在最后补充道:诸书多散失不传。常熟自元以前无以儒学名者, 有之自洪始。始洪与侍讲王洪论诗, 王自诵所作窃比汉魏, 洪笑而未答, 复自矜曰:“终不作六朝语。”洪曰:“六朝人岂易及, 无论陆谢, 且自视比江沈何如?子诗旁大李门墙, 犹未窥其奥也。”王始屈服曰:“平生喜读大李诗, 君评我甚当。”洪作《学古诗叙》, 备载其语, 为学诗者夸诞之戒[3]。

但是在清朝定本《明史》中已经不见张洪其人与其书。清朝整理四库全书时没有关于《日本补遗志》的记载, 只有将其《使规》和《南夷书》两书列入存目。正如万斯同在《明史》中所讲的那样, 在清朝时张洪的大部分著作都已散失。现在能够见到的张洪的著作只有《南夷书》一部, 另外在明人沐昂所编之《沧海遗珠》中收有他的五首诗作, 张应遴所编之《海虞文苑》中还收有张洪《与缅甸宣慰那罗塔六书》。《南夷书》是张洪根据其永乐四年 (1406) 出使缅甸时的所见所闻而写成。据《四库提要》言, 张洪此行还完成《使规》一书, 此书:采古人奉使事迹, 勒为一编。分十有六类:曰忠信, 曰节义, 曰廉介, 曰谦德, 曰博古, 曰文学, 曰识量, 曰智愚, 曰威仪, 曰说辞, 曰举贤, 曰咨访, 曰服善, 曰详慎, 曰勇略, 曰警戒。各列事实于前, 而断以己意。末为使缅附录, 纪当日往返情形, 并载所与缅酋书六篇[4]。

根据传记资料可知张洪一共有两次出使经历, 出使缅甸就完成了两部著述, 那么《日本补遗志》一书是否也是根据其出使日本的经历而完成的呢?首先张洪永乐元年 (1403) 出使日本之行的确有案可查, 《明实录》中记载:“命左通政赵居任、行人张洪、僧录司右阐教道成, 使日本国。赐居任、洪各纻、丝衣一袭, 道成金襕袈裟及僧衣锡杖如意净瓶钵盂各一事。仍赐三人各钞十锭铜钱一万文。”[5]可以发现方志中的记载符合历史事实, 张洪确实曾经出使过日本, 只是并没有说明张洪是否著书。根据瞿汝稷所作墓志铭推断, 张洪的大部分著作是在宣德五年致仕归乡之后完成。在墓志铭中, 《日本补遗志》和其他大部分著作并列, 但是惟独不见《南夷书》和《使规》两部出使完成之作。这是否表明瞿汝稷暗示对这三部书性质和完成时间都不同呢?另外, 从其书名来推断, 《日本补遗志》应该是一种资料补遗性质的著述。张洪的其他几种著作, 也大都是对于古籍的注释之作。从张洪个人才能方面来看, 他曾经担任过翰林院修撰, 又参加过编修《永乐大典》、《太宗实录》、《仁宗实录》, 所以具备了一定的史才。他能够从古籍中搜集史料, 完成关于日本的资料补遗性质的著作也不足为奇。或者这部书是张洪对于日本之行的追忆、补记也都有可能。

在明代, 通行的目录书中几乎都没有载录《日本补遗志》一书。但是在郑若曾编纂的《筹海图编》中, 所附《参过图籍》中赫然载有“日本补遗志, 修撰张洪”[6]。同时还列有《日本考略》以及明代所著的其他御倭类书籍。既然郑若曾称“参过”这些书, 并且书目中多为明代时人所著, 很多也已流传至今, 说明郑若曾应该参考过《日本补遗志》, 也间接证明此书当时尚存。

在清朝, 万斯同《明史·艺文志》中著录此书, 而定本《明史》中则不见, 《千顷堂书目》中记为:“张洪《日本补遗》又《南夷书》。”[7]从记载张洪传记的资料到目录书中几乎都没有标明此书的卷数, 可能流布范围并不甚广。清人朱彝尊在《曝书亭集》中称赞朝鲜人申叔舟的《海东诸国记》“比于张洪、薛俊、侯继高、李言恭、郑若曾所述尤了如指掌矣”[8]。朱彝尊所称之薛、侯等人均有日本研究专著, 将张洪与其并列, 说明在朱彝尊看来他也是完成日本研究著述的。但是朱彝尊是否读过《日本补遗志》还不得而知。

由以上资料推断, 明初张洪完成了第一部以“日本”为名的专书。目前中日学术界普遍认为薛俊《日本考略》是中国第一部冠以“日本”之名的专书, 这种看法应该改正。张洪曾经作为使臣出使日本, 对于日本一定有自己的看法与认识, 是否写进《日本补遗志》中还不敢肯定。但是在明代众多研究者中, 亲自到过日本的就不只有郑舜功一位, 学术界的原有观点也应该加以修正。但是张洪与郑舜功相比仍有很大不同, 二者出使的背景和目的完全不同, 完成关于日本的著述也不相同。郑舜功作为明代众多研究日本学者中的佼佼者, 其赴日考察完成专著的举动值得肯定, 但是亲自到过的日本的经历就不能由其一人独享。只可惜到目前为止, 学术界尚未发现张洪其书, 笔者查找《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以及中、日等国图书馆藏书目录也未曾觅见任何踪迹。因此在未曾发现张洪其书的情况下, 只能作出有限的判断。但是《日本补遗志》作为我国最早以“日本”为名的专书的地位可以确认。我们期待此书将来重见天日, 必将对中国的日本研究史和中日关系史的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1] (弘治) 常熟县志[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185册) .济南:齐鲁书社, 1996.

[2]瞿汝稷.明翰林院修撰止庵张先生洪墓碑[M]//明文海 (卷451) .北京:中华书局, 1987.

[3]万斯同.明史儒林传[M] (卷383) //续修四库全书 (331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4]张洪.使归:提要[M]//钦定四库全书总目 (卷131) .北京:中华书局, 1997.

[5]官修.明太宗实录:卷22[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2.

[6]郑若曾.筹海图编[M].北京:中华书局, 2007.

[7]黄虞稷.千顷堂书目[M].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谁是最早的洞穴艺术家？ 篇3

令它与众不同的是它的年代：它至少已有40800年“高龄”，比周围的这些图案和线条都远为久远，是迄今所发现的世界上最古老的洞穴艺术品。在它出现的那个年代，我们的直系祖先——现代智人才刚刚走出非洲，抵达欧亚。因此，考古学家怀疑，它可能是我们已灭绝的近亲——尼安德特人留下的。如果情况属实，那么考古学家推测，尼安德特人甚至已初步掌握了一些简单的书写文字。

谁画下了这个红点？

直到最近，世界上年代可考的最古老洞穴艺术还是法国肖维特山洞的壁画，这些壁画大约出现于距今3000～3500年前。而事实上，还有很多别的洞穴壁画年代失落无考。原因是：标准的碳同位素测年法只有当壁画是用含碳的有机材料绘成时，才行之有效；而要是用赭石做颜料，或者直接用利器刻在壁上，那就没法确定年代了。

但现在，英国的阿里斯特·皮克教授部分解决了这个难题，先前无法确定年代的壁画也能通过他发明的新方法确定可能的最低“年龄”。他的办法原理是这样：当水通过石灰石渗漏并滴到其表面时，会沉淀下一层薄薄的方解石。这层方解石里含有放射性的铀。通过对铀同位素的测量，就能给出壁画所在层的最晚年代。

用这一方法，皮克教授考证出西班牙卡斯蒂略山洞壁上的那个红点年代至少不晚于距今40800年前。而其他图案的年代基本与以前的考证结果相符：一个红色的手形图案至少有37300年“高龄”，一个看似字母“i”的图案至少有35600年古老。后两者基本可以确定是现代智人的作品。

现代智人抵达欧洲的时间大约在距今42000到40000年之间，刚好处在这个红点最晚出现的年代。粗粗一看，“创作”红点似乎非他们莫属了。但我们还要考虑到，远在他们来到之前，尼安德特人就已经在这块大陆上生活数百万年了。所以，现代智人和尼安德特人都有可能是“创作”这个红点的艺术家。

尼安德特人有文字？

我们不妨来逐一设想一下。倘若这个红点是现代智人留下的，那么又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现代智人的绘画实践早在他们离开非洲之前就开始了，并随着迁徙带到欧洲。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在非洲也应该留下不少绘画遗迹，可事实是迄今一件都没有找到。另一种可能是，他们抵达欧洲之后，在与尼安德特人竞争的过程中，或许在文化方面进步非常迅速，洞穴艺术是在短时间内发展起来。

不过在皮克教授看来，尼安德特人留下这个红点的可能性还是要更大些。虽然我们的这个“远房亲戚”据认为在智力上不及我们的祖先，但从出土的遗迹来看，他们至少已经学会用类似粉笔的颜料涂抹自己的身体，甚至能制造简单的装饰品。那么，倘若他们偶尔在山洞壁上画下一些东西，也并非不可思议的事情。

如果这个猜测属实，那么我们还可以推测尼安德特人已经掌握了一些简单的书写文字。要知道，在世界各地发掘出的洞穴艺术中，尽管最吸引人的是那些复杂的动物图案，但大量的图案却是一些简单的记号。人类学家近年来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它们并非只是些乱涂乱画，而可能是最早的书写文字，只是无法确定它们真正的主人而已。

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纸是什么时期 篇4

最早的纸是什么纸

早在东汉(公元25年～公元2)的蔡伦发明“蔡侯纸”之前，中国已经出现了纸的雏形。中国甘肃省天水放马滩汉墓出土的西汉(公元前2～公元23年)早期的纸，是现已发现的`最早的纸。此外，新疆罗布泊和西安灞桥等地都出土过西汉的古纸。但这些纸都比较粗糙，原料是麻或丝絮。

东汉时，公元1，宦官蔡伦总结西汉以来的造纸技术并加以改进，开创了以树皮、破布、麻头、鱼网为原料，并以沤、捣、抄一套工艺技术，造出了达到书写实用水平的植物纤维纸，称为“蔡侯纸”。从此，纸逐步取代了竹木筒和帛，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

最早的火箭是中国发明的原因 篇5

最早的火箭是中国发明的原因

小朋友，你一定从电视里或图片中见过火箭，你还记得火箭发射的情景吗?那高大的火箭倚靠在发射架上，铮亮的箭体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亮，时刻准备着冲上太空。准备发射了，开始倒计时，“四三二一”，按动电钮，点火，发射，只听轰的一声，火箭腾空而起，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直插入蓝天渐渐远去。你一定为这壮观的景象而惊奇。

我国最早的表演艺术是 篇6

冬至是24节气中最早被制订的一个，然而多数人并不知道，冬至的起源居然是来自于一次国家层面的都城规划。早在3000多年前，周公始用土圭法测影，在洛邑测得天下之中的位置，定此为土中，这在当时有着政治意义的举动，却成了影响后世几千年的节日之一。[2] 周公到洛阳，用土圭法测得洛阳所处的地方即为“天下之中”，然后开始占卜国家社稷的吉地。《尚书·洛诰》记载：周公“朝至于洛师”，对洛阳周边的几个地方做了考察，最后确定涧水东、瀍水西、瀍水东皆“惟洛食”（都是兴建宗庙社稷的好地方）[3]。周公通过“土圭测景”选定洛邑基址的史实，被载入了古代典籍，也被后人奉为封邦建国的成法。“土圭测景”的目的是找出“土中”（中国的中心）。这种方法的要义是“树八尺之表，夏至日，景长尺有五寸；冬至日，景长一丈三尺五寸”（即竖起高为8尺的标杆，在夏至日观测，中午的日影是1.5尺，冬至日中午的日影是13.5尺），“测土深，正日影，求地中，验四时”。用这种方法测到的就是“土中”洛阳、“洛邑”的理论位置。

依周公测影所定的天下之中，周人详细规划了灭商后的第一座国家都城，《逸周书·作雒》载：“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邙山，以为天下之大凑。”[4]。“定天保，依天室”，国家社稷（都城、宗庙）完成之后，周公在成周明堂制礼作乐，详细制订了国家礼仪制度，据记载，周代以冬十一月为正月，以冬至为岁首过新年，也就是说，周公选取的是经土圭法测得的一年中“日影”最长的一天，为新的一年开始的日子。

由周到秦，以冬至日当作岁首一直不变。至汉代依然如此，《汉书》有云：“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也就是说，人们最初过冬至节是为了庆祝新的一年的到来。古人认为自冬至起，天地阳气开始兴作渐强，代表下一个循环开始，是大吉之日。因此，后来一般春节期间的祭祖、家庭聚餐等习俗，也往往出现在冬至。冬至又被称为“小年”，一是说明年关将近，余日不多；二是表示冬至的重要性。把冬至作为节日来过源于周代，盛于唐宋，并相沿至今。周历的正月为夏历的十一月，因此，周代的正月等于如今的十一月，所以拜岁和贺冬并没有分别。直到汉武帝采用夏历后，才把正月和冬至分开。因此，也可以说专门过“冬至节”是自汉代以后才有，盛于唐宋，相沿至今。

青岛是中国最早拥有帆船的城市 篇7

从这以后，当人们每每说到帆船与青岛这座城市的关系时，有人总还是不禁要问：青岛果真与帆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吗？青岛难道真是“帆船之都”吗？我说确实不假。咱先不说青岛已被国际奥委会确定为2008年第29届夏季奥运会的帆船比赛城市，就说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航海壮举“徐福东渡”吧，它的起始地就是青岛。如果再让我们往远处说，五千年前青岛地区的东夷人，就已经掌握了从胶州湾到黄海的发达的航海技术。这也就是说，青岛地区不仅有有稽可查遥远的航海史，而且还有古老的“中国帆船史”。青岛还是中国海港史上最早的“五大港口”之一。所以，青岛确实是中国最早拥有帆船的城市之一。

早在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青岛人的先民东夷人之一的潍夷，也就是青岛人常常说的“胶州三里河人”，即在胶州湾、黄海沿岸一带，生息繁衍，扬帆捕鱼。据这个时期的考古发掘证实，当时的“三里河人”已经有能力组成大型帆船船队，对于每年秋季巡游至胶州湾和黄海一带的鲅鱼群、灰鲨鱼群和虎鲸鱼群，进行大规模的围捕。所以青岛人吃鲅鱼的历史，还可追溯到五千年以前。青岛地区帆船的远航能力，也起始于五千年前。

后来，春秋战国时期，越国的船队曾经载着越王勾践几度东巡胶东半岛，越王勾践还曾在琅琊（今胶南市琅琊镇）修筑高台，会盟诸侯，雄霸天下。在那个群雄逐鹿时代，吴国和齐国的水师也常常在这里互相征战，夺取岛屿和港口。正可谓：当年战帆蔽日，杀声震天，血流如海。有意思的是，秦始皇和汉武帝都曾三次乘着巨型帆船来到青岛。秦始皇还在青岛水域组建过具有远航能力的大型船队，四处寻找仙人仙药，以求长生不老。这就是说，伴随着青岛“帆船业”的诞生，青岛的航海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有名的徐福东渡日本的起航处，也在青岛。

到了唐宋时期，青岛就成了中国海洋与内陆贸易的沿海重镇和大型港口。据史料记载，北宋时期，朝廷还在这里设立了多处税务关卡。从此，青岛便成了中国南北海上通道的必经之路，其转口贸易也非常发达。明代初年，由于“海禁”之需，朝廷在这里设立了鳌山卫、灵山卫和浮山所，经常在这里举行海上帆船军事演习，青岛由此还成了中国东部沿海抗击倭寇的海防要塞。

我国最早的表演艺术是 篇8

政府重视职业教育

德国联邦、州、地方三级政府均参与职业教育的组织与实施。德国政府利用国家财政资助职业教育发展，各职业学校全是公立性质。校舍、教学设备、实验场地等均由国家出资建设。据统计，培养一名职业学校的学生每年平均约花费1．5万欧元，而普通学校的学生只是这一费用的1／3。为了减少政府的开支，同时也为了学生能掌握更多的实践知识，国家还鼓励大中小企业开办职业学校，并对这些企业在税收上给予各种优惠，如将企业用于教育的所有费用都计入成本，等等。有些小企业如接受职业培训，还可向政府申请一定数额的补贴。

为使职业教育内容能及时跟上时代的发展，德国成立了职业教育研究所，其主要成员由联邦、州、工会和雇主四方代表组成。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听取各类专家的意见、跟踪各行业的发展趋势、拟定培训条例和教学大纲草案，最后由联邦教育与科学部及其他各专业部门共同对草案进行审核并通过。德国教育事业主要是各州的权限，但职业教育立法却是由国家来制定的。

企业是职业教育的主体

多年实践证明，德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模式是非常成功的。让企业参与办学，职业学校就无须建造教学车间或购置设备，这大大减轻了政府的负担。当然，不是所有企业都有能力提供培训。一般情况下，企业必须拥有适当的具有专业及教学知识、符合国家要求的培训员，他们能够完成传授国家培训条例所规定的培训内容，培训员也必须通过资格考试取得培训资格。

在德国大企业里，一般都设有教学车间和培训办公室。如果是小企业，受训者可直接在生产车间培训。小企业不能传授的知识或实践活动，可借助其它企业或职业学校来完成。学生第一年是内容广泛的职业基础教育，后两年主要是专业技能训练。每周只有1—2天的理论学习，另外3—4天进行实际操作训练。学生在企业接受职业教育有几大好处：掌握实际操作能力、看到个人在整个企业生产流程中所承担的责任、有助于协同小组工作、学会与同事和领导配合、可直接留在企业工作，等等。根据职业不同，培训时间两年至三年半不等。职业教育的入学条件非常宽松，但要获得国家统一颁发的证书可不容易。除口试、笔试外，还有技能操作考核。培训生毕业后，并无义务留在该企业工作，企业也没有义务雇用他。也就是说，学员毕业后可以自由地选择工作。企业为社会培养人才，从没有觉得吃亏。因为他们坚信，经过精心培训的专业人员对于维持和提高企业自身的生产及竞争能力是必不可少的。

独具特色的教学方法

德国职业培训方式多样，但无论哪种教学方式都离不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德国职业学校也如此。学生在职业学校里学习理论知识，实践课一般都在企业或农场。

记者曾采访过德国施达特市的一所农业职业学校。那天，正巧校长本人在上理论课，于是记者有幸与学生一起听他讲课。校长发给每位学生一张图表，上面写着：如果让你经营一个拥有150头牛的养牛场，你如何精确计算出所需的水、电、农业机械、精粗饲料、药物等数量和工资、税收费用。校长认为，作为独立经营的农场主，不仅要掌握饲养技术，还必须具有计划和决策能力，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率，这是每个农场主追求的目标。学生的答案各有不同，课堂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最后，校长拿出畜牧研究所经过多次试验作出的一份答案加以分析和解释。学校还经常聘请农业专家、官员或有经验的农场主来校讲课。德国法律规定，每个青年参加工作前必须经过职业训练，志愿当农民的也不例外。

“手艺人”前途也光明

在德国，所有青年在完成9—10年的义务教育后，要么选择上普通高中，然后再上大学，或者选择上职业学校。据统计，德国只有约30％的青年选择上大学，约70％的年轻人则选择不同形式的职业教育。

在德国为何这么多的青年愿意做“手艺人”呢？首先这与德国人的观念有关。人们普遍重视技能、尊重技工。此外从经济角度看，实惠也很多。职业学校的学生每月可得到400至800欧元的生活费。如生活节俭些，基本不用花家长的钱就能完成学业。从就业形势的因素看，受过职业培训的青年找工作相对容易。而上大学则不一样，德国大学学制较长，一般6年，尽管德国青年从小学到大学都无需缴纳学费，但6年的生活费最少也得花4万欧元，而且毕业后是否能找到工作还是未知数。

根据职业特点的不同，技工的收入也不一样，但技工的月平均收入略超过德国人的平均收入水平，大约2500欧元左右。更重要的是，接受过职业教育的人不是一辈子当工人，他们有很多晋升的机会。如在企业工作几年后，可以通过考试晋升为高级技工，也可以独立开业当老板，成为白领，甚至可能成为大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

职业再教育不可少

圆明园是我国园林艺术的瑰宝 篇9

圆明园是我国园林艺术的瑰宝。有“万园之园”的美称，意为什么样式的园林这里都有。的确，如果今天还和140年前一样，这座超巨型园林就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园林之王”了。她原为清代举世无双的皇家御苑。从1709年开始营建，至1809年基本建成，历时一个世纪。此后的嘉庆、道光、咸丰三代屡有修缮扩建，历时150多年。人们习惯上所称的圆明园，实际上是由圆明、长春、绮春（后改名“万春”）三圆组成，总面积达347公顷。它的陆上建筑面积比故宫还多1万平方米，外围周长约10公里。水域面积又等于一个颐和园。三园分别有垣墙相隔；前为万春园，后面并列的两园，左为圆明园，右为长春园。圆明园系一座水景园，水面占全园面积一半以上，有些景观的命名，直接以水为主题。在山环水绕之中，分布着140多个景区，汇集了当时江南若干名园胜景的特点，融我国古代造园艺术精华，以园中之园的艺术手法，将诗情画意融化于千变万化的景象之中。其中有50多处景点直接模仿外地的名园胜景，如“平湖秋月”、“苏堤春晓”、“三潭印月”、“曲院风荷”等，都来自于杭州的西湖十景，不仅模仿建筑，连名字也照搬过来。还有仿桃花源的“武陵春色”、仿庐山的“西峰秀色”、仿狮子林的”叠石迷宫”、仿瞻园的“茹园”、仿孤山放鹤亭的“招鹤蹬”等等，汇集了无数天下胜景和名园的精华。圆明园中还建有西式园林景区。最有名的“观水法”，是一座西洋喷泉，还有万花阵迷宫以及西洋楼等，都具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在方河里还有一个威尼斯城模型，皇帝坐在岸边山上便可欣赏万里-之外的“水城风光”。圆明园不仅有极为精美的陈设、装饰，还收藏和陈列着全国罕见的珍宝、文物、名人字画、秘府典籍、钟鼎宝器、金银珠宝和稀世文物，集中了古代文化的精华。

“司马”最早是姓吗 篇10

司马作为官职，在西周时开始设置，与司徒、司空并称“三有司”，亦称“三有事”。司马为朝廷重臣，掌管军政与军赋，常常领兵出征，所率军队为六个师或八个师不等，相当于大将军。

春秋时，各诸侯国官制中都有司马一职。有的诸侯国还设有大司马，此外还有左司马、右司马作为司马的属官。不仅在中央政府官制中有司马一职，在军队中也有此类官称，如晋军中就设有司马，是一个低于军尉的官职。

战国时，将领或军师常常被称为司马，如《战国策·齐策》记载“禽（通擒）燕之司马而反（通返）千里之齐，安平君（指田单）之功也”，“燕之司马”就是指燕将骑劫。在军队的将帅之下，还设有很多司马之职，分别承担不同的任务。此外，地方的县、郡也设有司马的官职，今天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铜官玺中有很多县、郡的司马之玺。

司马的官职到了汉代曾一度被取消，到汉武帝时，又改太尉为大司马，后世以此作为兵部尚书的别称（兵部侍郎则别称少司马）。汉代大将军统管五部，每部各设军司马一人。

魏晋至宋代，司马为军府之官，总理军府事务，参与军事计划。其中隋、唐两代，州、郡、府中各设司马一人，位在别驾、长史之下。白居易《琵琶行》中就有：“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而到了明、清两代，司马则成为府同知的别称了。

中国最早的童话 篇11

毛毛走出小屋，伸了个小懒腰，揉揉红眼睛。啊!早春的田野真美：刚下过一场雨，小雨像奶油一样涂在大地和道路上，踩上去滑滑的，润润的,一层薄薄的雾挂在柳树上。毛毛问柳树：你知道春天在哪里吗?”“春天在我的柳条里,”柳树回答道。毛毛走到小河边，小河刚化冻，一条小鱼探出头，向他问好。“你知道春天在哪里吗?”毛毛问道,“春天在会唱歌的小河里,”小鱼回答道。

毛毛走到田野里,远远看去，田野一片青绿。他想，春天肯定在田野里,可是走到跟前，青绿的颜色不见了，只有一根根嫩绿的小草芽。毛毛问小草芽：“春天在哪里，你知道吗?”“春天在小草的心窝窝里，”小草芽们快乐的回答道。

最早的音乐教育制度 篇12

最早的音乐制度

上海是我国最早的现代音乐文化发源地，中国最早的专业音乐教育就从这里开始。自20世纪初期以来，中国早期许多著名教育家、音乐家，如蔡元培、李叔同、萧友梅、聂耳、冼星海、黄自、贺绿汀、丁善德等老前辈，他们都在这里留下了开创中国音乐道路的辛勤汗水和足迹，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们为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综观中国现代音乐的历史，中国的现代音乐发展也就是沿着这一历史的轨迹，在不断向前发展和不断地创新。在当前世界文化趋于多元化发展的重大变革的环境下，中国的作曲家们在时代的呼唤中，将古老的中国文化与现代的西方文化相互交融在一起，创作出了各种新体裁、新风格、新品种的现代音乐作品，他们同样为中国的现代音乐发展做出了贡献。然而，中国的现代音乐由于历史的各方面复杂原因，起步较晚，发展也比较缓慢。因此，在当代中国现代音乐的创作领域里，特别是交响音乐的创作还需要得到社会更加广泛的关注与重视。

20世纪后期以来，中国的音乐创作领域里不断地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作曲家们在具体的创作实践当中，从作品的题材内容到音乐的表现手段上，从写作的艺术观念到创作技法上，出现了全方位的“跃动”和“追寻”。无论是音乐创作中的个性和思想，都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锐气和活力。作曲家们在创作中的想象力和音乐思维的空间方面，不断地在迅速地拓展和创新，并伴随着世界大文化的主潮，在现代音乐创作的领域里激起跌宕的回响。本次“论坛”中的“交响音乐会”于4月7日晚在上海大歌剧院上演，由上海广播交响乐团现场演出交响音乐新作品7部。从这些新作品所展示的相关内容上来看，它们在音乐的表现形式和风格上各有不同，具有相应的思想深度和创作个性，并且在艺术的追求上富有浓郁的情趣和新意。

食医，我国最早的专职营养师 篇13

谈到营养师，人们很自然地就会想到这是“西医东渐”以后传入我国的，其实并非如此。早在我国周代（约公元前1122~前256年）就已经产生了我国最早的专职营养师——食医。食医的出现与周代当时宫廷“饮食之风”是分不开的，在“饮食之风”盛行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君王及贵族的健康，食医的设立是必然的。据《周礼·天官冢宰》记载，当时的医事制度已经初具较为完善的规模，各种专科医生实行“凡邦之有疾病者、病疡者造焉，则使医分工而治之”的医疗分工。对医生的工作职责也分配得很细致，共分有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四种。并且规定各科医生年终需根据治疗疾病的疗效进行考核，用以评定每位医生的俸禄多少。

食医在各种专科医生中居于首位。所谓食医，即是掌管调配食味和饮食卫生的专职医生，职责很类似现代的营养师，地位很高。食医的工作范围主要是“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羞、百酱、八珍之齐”（见《周礼·天官食医》）。食医掌握这众多饮食的调配，并不是单纯的配餐，而是从营养卫生学的角度出发，根据周代贵族的身体状况配制的。食医在配制这些日常食品时，是以中医理论作为依据的，例如，在饮食服用的温热程度这个问题上就体现出了这一点。《周礼·天官食医》曰；“凡食齐视春时，羹齐视夏时，酱齐视秋时，饮齐视冬时”，这就是讲对每种饮食，针对其不同，要求也各异。凡饭食应比照春季宜温食，羹剂要比照夏季宜热服，酱类要比照秋季宜凉吃，饮料要比照冬季宜寒（凉）饮。

中国医学历来有“天人合一”的说法，认为人与自然界息息相关，所以在饮食上也有据季节变化而变化的饮食理论。食医在配制食品时，对调味适时（季节）是非常讲究的。每逢春季就要多用一点酸味，夏季则多用一点苦味，秋季多用一点辛味，冬季多用一点咸味。在这“适时选味”的同时，还需用点滑性的、甘味的食品来调和它们。

关于谷物与肉类的搭配摄入，《周礼·天官食医》中也有“膳食之宜”的记载：“凡会膳食之宜，牛宜谷，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麦，鱼宜菰。”说的是饭食与肉类相互搭配，牛肉适宜搭配稻米饭，羊肉适宜搭配糯米饭，猪肉适宜搭配小米饭，狗肉适宜搭配高粱饭，雁肉适宜搭配大麦饭，鱼肉适宜搭配菰米饭。这种搭配是按谷物与肉类的性味所属而定的，虽然现今还不能尽解其科学道理，但它同样是以中医理论为依据的。

从饭、羹、酱、饮的温凉寒热，到根据季节变化的适当调味，进而饭类与肉类的配制，都可以说明我国周代的饮食水平已发展得相当完善了。食医从某种角度上讲，或许比现在的营养师还要高出一筹。因为现在的大多营养师是从已病之人的营养情况出发来配合治疗，而食医则是从健康人的饮食立论的，这是非常符合现代食物疗法的健身益体之说的。

在周代，不但食医注重饮食疗法，就是疾医、疡医也非常重视这一点。疾医就有：“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疡医有：“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等说法，这就表明：我国商周时代就掌握了营养与治疗的关系。

最早的校园歌曲出现在 篇14

B.错误

答案：A

解析：

最早的学校歌曲出此刻日本。在日本诞生的《阿宫先生》是最早的学校歌曲，其创作于1868年，作者是品川弥二郎。《阿宫先生》本质上是一首歌谣体，其特点就是用“去四七调式”反复叙唱一些简单的歌词，歌曲有着明快、短小、抒情，具有很强的民族风格，日本青年立刻就喜欢上了这类歌曲。

品川弥二郎创作的一首《阿宫先生》使学校歌曲的雏形便出现了。这首歌曲采用孩子跳橡皮筋一类的歌谣体，用“去四七调式”反复叙唱一些简单的歌词，明快、短小、抒情，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立即受到了很多青年的喜爱。明治维新期间，攻打德川幕府的战役，政府军的战士们就是唱着这首歌冲上火线。此后，人们称这类歌曲为“学堂歌曲”。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学校歌曲热在日本走向低潮。

学校歌曲，顾名思义，是广受学生喜爱，流行于学校，体现学校生活和学子心境或感受的创作，其或称为“学校民谣”、“现代民歌”、“乐府民风”等等。

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燕歌行》 篇15

《燕歌行》诗题上冠以地名燕，是表示乐曲的地方特点。歌行是诗歌体栽之一。曹丕的《燕歌行》二首，以第一首最为有名。全诗用一种如泣如诉的笔调，写一个妇女不眠之夜中思念丈夫的心情：

秋风萧瑟天气凉

草木摇落露为霜

群燕辞归燕南翔

念君客游思断肠

慊慊思归恋故乡

君何淹留寄他方

贱妾茕茕守空房

忧来思君不敢忘

不觉泪下沾衣裳

援琴鸣弦发清商

短歌微吟不能长

明月皎皎照我床

星汉西流夜未央

牵牛织女遥相望

尔独何辜限河梁

我国最早的表演艺术是 篇16

《黄帝内经》真出自黄帝之手吗？

《黄帝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书名冠以“黄帝”，又是以黄帝和岐伯等人对话的形式写成的，于是有人认为这部书就是黄帝写的，或者由黄帝和岐伯等人共同编撰。然而，正如《淮南子·修务训》所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于是，从汉代开始，就有人怀疑《黄帝内经》并非黄帝所作，书中的黄帝、岐伯等人也仅仅是托名

而已。

到了宋代，司马光指出：“谓《素问》为黄帝之书，则恐未可，黄帝亦治天下，岂终日坐明堂，但与岐伯论医药针灸耶？此周汉之间，医者依托取重耳。”明代的方孝孺更是提出：“世之伪书众矣，如《内经》称黄帝，《汲冢书》称周，皆出于战国、秦汉之人。”无论是“周汉之间”还是“战国、秦汉”之间，都否定了《黄帝内经》出自黄帝之手这一说法。

今人通过分析《黄帝内经》的内容，得出的结论是这部著作不是出自一人的手笔，也不是一个时代、一个地方的医学成就，而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医学经验的总结汇编，是集体或多人长期努力的结晶，书名“黄帝”，仅是托名而已。

关于《黄帝内经》的成书时间，主要有上古黄帝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和秦汉时期三种说法。认为《黄帝内经》出于远古，成于黄帝时期的，多为古代医家，这大概是他们需要一个学术领袖或精神领袖的缘故。随着“托名”说逐渐被后世所认可，这种说法也站不住脚了。医家之外，古代还有人认为《黄帝内经》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宋代学者邵雍就说：“《素问》《阴符》，七国之书也。”所谓“七国”就是“战国”，因战国七雄而得名。理学家程颢也说：“《素问》之书，出战国之末，气象可见。”到了近代，关于《黄帝内经》成书年代已有从先秦推后为秦汉甚至东汉的趋势。余嘉锡认为“《素问》之名起于汉晋间矣”。中医学家恽铁樵称“汉以前无《内经》”。直至现代，学者们关于这部书的成书年代仍有颇多争论，探讨的角度、运用的方法也丰富多彩，但大致确定在战国至秦汉

之际。

需要指出的是，《黄帝内经》成编后，《素问》和《灵枢》既有同时传世者，也曾分别流传。后人也常常将《素问》和《灵枢》分别开来校勘和作注。

《黄帝内經》与诸子学说的关系

《黄帝内经》的成书过程，经历了诸子百家学术争鸣的年代，因此这部书的内容和思想对诸子学说多有吸收。特别是黄老道家和《周易》对《黄帝内经》的影响最大。

老子的无为思想，庄子的真人、至人、圣人、贤人人格，在《黄帝内经》的很多篇章中都有出现，《黄帝内经》还多处引用《老子》《庄子》中的语言来说明事理。可以说，在价值观上，《黄帝内经》与黄老道家是一致的，因此有的学者将其看成是黄老学派的著作，这也是《内经》托名黄帝的内在根源。

《周易》的“象数”思维是《黄帝内经》理论体系的核心方法。脏象学说、十二经脉理论与《周易》也有着密切关系。《周易》对阴阳的太少划分、八卦的三爻论及天地人三才论，则成为医学三阴三阳、十二经脉理论的依据。

另外，儒家的中庸、中和、有诸内必形诸外以及重“本”的观念等也都成为《黄帝内经》中的重要观念。

《黄帝内经》的医学理论之所以与诸子百家之学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学术是一个一以贯之的统一整体。虽然在今天看来，医学与诸子学分属于科学与哲学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但在中国古代并没有这种区分。中国古代的学问有着一个普遍的大道贯穿于一切学术之中，不同的学术都是这同一大道的显现，正如《素问》所说：“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正因为此，有人指出《黄帝内经》虽是医学典籍，但其内容并不仅限于医学，而与中国古代的哲学、天文、地理等学科密切相关，是一部关于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综合著作。

《黄帝内经》的医学思想

作为一部医学典籍，《黄帝内经》的医学思想主要体现在脏象、经络、病因病机、病证、诊法、论治、养生及运气八个方面。

脏象概念见于《素问·六节脏象论》。脏，指藏居于体内的脏腑;象，指脏腑表现于外的机能现象。脏象学说是研究人体各脏腑组织及其在水谷运化、气血运行、水液代谢、精神情志活动等方面的生理、病理规律，以及脏腑活动与外界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说。脏象学说反映了人体内外环境统一的整体观，是《黄帝内经》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络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一个词。古人认为人体内遍布着如同自然界江河一般纵横交错的运行气血的通道：其中纵向的十四条大的通道称为“经”;横向的十五条大的通道称为“络”。经络学说就是研究人体经络系统的组成内容、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其与脏腑关系的学说。我们熟知的针灸、按摩等，就是以它为理论基

础的。

病因学说是研究导致人体发病的各种因素，及其性质、致病特点和临床表现的学科。《黄帝内经》中提到外在自然气候的异常变化和内在情志的刺激是疾病发生的两大重要因素。《黄帝内经》还把人体抗御病邪的能力称为“正气”，致病因素称为“邪气”，疾病发生与否取决于正邪双方力量的对比。这一理论体现了内因的决定作用，成为后世辨证论治的根据。

病证是在一定条件下致病因素作用于人体，引起机能失常后，表现出的病理过程。病，是疾病;证，是证候，即医者候察掌握的疾病证据。据统计，《黄帝内经》所论病证不下一百八十多种，可见内容之丰富。

诊法就是诊断疾病的方法。《黄帝内经》的诊法包括望、闻、问、切四种。它是以“有诸内必形诸外”“知常达变”和“从外知内”为理论基础，最终实现“以表知里”。这种诊法体现了中国古代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和运动变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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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中关于论治的内容大致包括治则、治法、制方等。其特点是在四时五脏阴阳理论指导下，强调人体内外的统一，提出了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原则，要求因势利导、治病求本、同病异治、异病同治、标本缓急、补虚泻实、寒热温清、预防与早治等。

养生是当前热门话题之一，其目的在于延年益寿、享尽天年。《黄帝内经》中的养生学突出“不治已病治未病”的预防思想。特别重视正气在防病、益寿中的重要作用，强调精神情志的调节和真气的保养。而养生的具体方法，除了强调节饮食、慎起居、适寒温、和喜怒等生活上的调节外，还提出了顺应自然四时变化的调摄方法。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提出的春养生气、夏养长气、秋养收气、冬养藏气等。可以说《黄帝内经》中的养生学是一门生活的

智慧。

运气学说是研究天时气候变化，及其对人体影响和发病的学科。它以自然界的气候变化以及生物对其产生的反应为基础，把自然现象和生命现象统一起来，把自然气候变化和人体发病统一起来，从宇宙的规律上探讨气候变化对人体健康与疾病发生的关系，这来源于古代“天人相应”的思想。

重和谐：《黄帝内经》的现代价值

作为一部中医理论经典和养生宝典，《黄帝内经》中体现的“和谐”思想最具现实意义。

首先，《黄帝内经》强调顺从自然，合于规律，即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书中说：“有圣人者，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适嗜欲于世俗之间，无恚嗔之心，行不欲离于世，被服章，举不欲观于俗，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形体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数。”又说：“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生死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还说：“治不法天之纪，不用地之理，则灾害至矣。”三段话都是在强调人要和于自然法则，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这正是人类应该遵循的道。

其次，《黄帝内经》在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的基础上，还主张人要随遇而安、自觉适应环境的生活观。《灵枢·海论》记载：“得顺者生，得逆者败;知调者利，不知调者害。”顺应时境则有益于生命的延续，抗拒时境则可能造成生命的挫折，这其中蕴含的道理就是要做“调适”，从而达到合时合地合宜，其思想本质就是在文化上强调因时因地采取恰当的生存方式，以维护自身生命的有序运行。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的态度决定命运”，这在《黄帝内经》中得到体现。书中记载：“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又说：“暴怒伤阴，暴喜伤阳。”可见，人的心态不仅对人的行为方式，还对人的身心健康有重要影响。不稳定的情绪和极端的心态往往导致身体的疾病。因此，《黄帝内经》主张用婉然平和的态度对待人生，无论对己还是对人，都要持有一颗平和、平常之心，从而实现自己内心世界的和諧以及与其他人之间关系的

和谐。

最后，阴阳学说是古人用以认识自然和解释自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虽然是一种朴素的唯物论，却体现了阴阳辩证的“和谐”思想：万事万物，阴阳互动，相反相成，互为因果。受此影响，《黄帝内经》提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和谐实际上就是矛盾双方的辩证平衡，只有阴阳平衡，才能保证宇宙生命、万事万物的和谐运动和发展。正如汉代儒家学者董仲舒所言：“天道之常，一阴一阳。”

还需指出，当今很多人都在研究《黄帝内经》与养生的问题，其实，养生最为注重的就是“和谐“二字。人的自身系统、人与外界环境、人与他人都实现了“和谐”，是延年益寿的根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