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答记者问》读后感

《朱镕基答记者问》读后感（通用7篇）

《朱镕基答记者问》读后感 篇1

《朱镕基答记者问》读后感

再细品这本书的精彩语言时，我又有了新的收获，即对语言的主人朱镕基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语言呈现了他的“五张面孔”，以及透过这些坚定的面孔所体现出的深邃时代精神和崇高人生境界。

坚毅。朱镕基不论在什么场合，不管受到怎样尖锐的诘问，都始终保持着对国家和人民的坚定信念。书中收录了六十篇答记者问，在六十个重大的国际场合，每当有记者就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台湾、民族和领土，以及人权等问题，用不同方式发难时，朱镕基总是毫不留情地收起微笑，义正词严、斩钉截铁做出回答。比如在接受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公司(PBS)记者莱雷尔采访时他答道，“首先，把中国政府称为共产党政府是错误的，至少是不准确的，因为我们不是从意识形态角度看这个问题，我们是从是否正确和从国际标准来看这个问题。”这就是朱镕基，一个时刻把国家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原则问题上毫不退让的朱镕基!

责任。作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政治家，作为一个拥有十多亿人口大国的政府领导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身上的重担和责任，在心中时刻装着祖国和人民。人们记忆最深刻的是他刚当选国务院总理，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充满深情的那段话，“这次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对我委以重任，我感到任务艰巨，怕辜负人民对我的期望。但是，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虽然很怕辜负人民的期望，但是很有信心。”2001年3月15日，在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他说：“至于说我什么时候退休，退休以后干什么，我在1998年的时候就讲过，我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现在还是这样做。每天不断地开会，不断地批文件，工作非常枯燥，但我干得很起劲。还要加一点，就是要到下面去调查，不然就变成官僚主义了。”为什么干得起劲?因为，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他可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群众办实事。

锐利。朱镕基同志担任副总理、总理的十二年间，是我国改革力度日益加大的十二年，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起步发展的十二年，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遇到困难较多、国内外形势比较复杂的十二年。书中披露了许多场次的问答和交锋，都围绕宏观调控、抗御亚洲金融风暴、国有企业改革、农村税费改革、财政和税制改革、西部大开发、金融体制改革、加入WTO等事关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大问题，有的提问相当尖锐。每当遇到这些，朱镕基同志总是一方面发挥他熟悉经济工作的长处，运用大量数字、事例，如数家珍、对答如流，以理服人；另一方面，充分运用语言和形象的力度，向世界展现一位改革家的魄力、决心和勇气，以情动人。“朱式语言”中流传甚广的一句是，“我准备好了100口棺材，其中99口是 留给贪官污吏的，一口是留给自己的。”这就是朱镕基，一个为了认定的事业和目标，勇往直前、披荆斩棘的朱镕基!

睿智。作为大国总理，朱镕基同志必须经常出席一些外事活动。而在这些外交场合中，适度的幽默不仅是作为现代政治家的他展示魄力的一大武器，也是他宣传中国、改变西方世界对中国偏见的最好“公关冲剂”。朱镕基的幽默令许多西方人惊讶和钦佩。1998年九届一次人大闭幕后在记者招待会上，一开场朱镕基总理便说，“我长得不好看，但希望你们把我拍得好看一点，因为我的形象代表政府。”一句笑话，活跃了气氛，笑声之后意味深长。

朱镕基的外交幽默还体现在他的自信和从容，敢于对各种挑衅坚决说不，有时是直接怒斥，有时则是绵里藏针。在爱尔兰工商界早餐会上演讲时，他面对一些西方媒体的人权指责，说，“很难想象这样一个政府不是为人民服务的，也很难想象这样一个政府是不遵守世界公认的人权准则的。如果它是这样一个坏政府的话，它连一天也存在不了。当然，我说明我们经济上的成就，不是说我们在政治、社会、改革、人权问题等方面没有任何缺点，我们有缺点。我想，其他国家也有缺点。我们愿意跟他们进行对话，来相互地促进。”

真实。在朱镕基同志身上，我们不仅能够看到作为领袖的威严、果断的一面，也可以不时发现他作为普通人柔情、温厚、亲切的一面。作为“大官”，他有架子，会发脾气，很霸气；作为“公仆”，他没有架子，会送微笑，很真诚。他的霸气是对那些贪官污吏，对那些没有把群众疾苦放在心上的官僚主义；他的微笑，是献给他所关心的群众，特别是有了困难、需要帮助和解决的群众。朱镕基是这样评价自己的脾气的：“看到一些事情没有办好，老百姓对我们有意见，我心里着急啊!我脾气不太好，可能得罪了一些同志，请大家多多包涵。但我只批评人，绝不整人。”不论是读这本书，还是平时与朱镕基总理的些许接触，最打动我的，就是这种真实和真诚，还有那颗真挚的心。一个人的面孔有时可能因场合的需要而变化，但真情和真性，以及跃动的真心却是永远无法改变的。

这就是我所了解的朱镕基，我所敬爱的朱镕基。

《朱镕基答记者问》读后感 篇2

语用学是语言学中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20世纪80年代, 胡壮麟教授首次比较系统地将语用学介绍到国内, 从此以后语用学研究逐渐为人认识和接受。随着语用学研究的不断深入, 学者们开始将语用学的相关理论运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其中之一就是政治领域。在以“问”与“答”为主要特征的政府记者招待会上, 一些国外媒体所提出的问题往往涉及一些高度敏感的话题, 这就使得新闻发言人必须采取适当的语用策略, 以达到满足双方各自利益的目标。

二、语用策略

语用策略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 Austin (1962) 、Searle (1969) 及后来的Lakoff (1973) 、Leech (1977) 、Brown&Levinson (1983) 、Thomas (1995) 等都对其进行过研究 (刘森林, 2003:11) 。Verschueren (1999:156) 说, 语言使用的策略是对于意义生成过程中隐性意义和显性意义相互作用的方式的运用, 这种相互作用可以是句子层面的、超句层面的和话语簇层面的。只要说话人开口说话, 他必然要做出语用策略和语言形式的选择。他可以有意识地选择直接的言语策略表达显性意义, 或者使用一定的言语方式或者间接策略表达隐含意义。无论使用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语言方式, 说话人都在实施语用策略。

对语用策略的定义, 虽然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见解, 但都指向的是语言使用过程中所采取的方式或手段, 这也即是语用策略的本质特征。政府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对记者提问给出的回答, 尽管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形式, 但是, 归结起来不外乎两种:直接回答和间接回避。本文就以朱总理回答中外记者提问的实例, 对这两种语用策略进行详细分析。

三、运用

(一) 直接回答策略

(1) 2000年3月15日, 香港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最近两岸的问题可以说举世瞩目, 尤其是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白皮书发表之后, 在国际间, 以及台湾都引起很大的反响, 各方有不同的解读, 尤其是在‘三个如果’的问题上, 各方有不同的反应, 不知道总理的看法如何?”总理回答:“……至于说台湾问题不能够无限期拖下去的问题, 早在八十年代邓小平几乎是用同样的语言阐明这个问题。台湾问题的解决不能永远地拖下去。拖下去, 那不动武行吗?”

台湾问题一直是一个关乎中国国家利益的敏感话题, 在对台问题上我国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对于这种涉及我国最高国家利益的问题, 朱总理掷地有声的直接回答明确地表明了我国的态度, 也再次向所有与会中外记者重申了我国的政治立场。 (2) 2000年3月15日, 法新社记者提问:“……但是您刚才讲了中国不会针对台湾的分裂势力和外部的干涉势力放弃使用武力, 那么您这个是不是也包括到了美国?台湾这个问题会不会影响到中美关系?”总理回答:“……我现在不想把台湾问题和美国联系起来, 更不想把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的其他问题联系起来。对不起, 我只能说到这样。”

中美两国之间一直保持着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原因之一就在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曾多次违反《中美联合公报》, 不断干涉中国内政。对于中美关系这个棘手的话题, 朱总理以简短而有力的否定回答直接避免了在这个问题上的过多纠缠, 从而有效地避免了两国之间的正面冲突。

(二) 间接回避策略

(3) 2000年3月15日, 《时代周刊》记者提问:“……您个人对于建立这样一种体制是否支持———就是说允许所有18岁以上的中国人都能够选举不仅是他们所在地的领导人, 而且能够选举全国性的领导人, 包括国家主席和总理?如果您个人赞同这种做法的话, 那么您认为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实现这种制度?如果您不赞成的话, 那么理由是什么?”总理回答:“我昨天看到TIME最近的一期登了我一个封面的照片。……TIME这个照片好像比那个漂亮些, 我对你表示感谢。但是我一点没有怪NEWS WEEK的意思, 因为我本来长得就不好看……”

朱总理的确是一位令人佩服的外交家, 仅用一个看似毫不相关的回答就不卑不亢地表明了中国的外交立场。很明显这里使用的反讽手法有效地回避了记者的问题。《现代汉语词典》对反讽的解释是用比喻、夸张等手法对人或事揭露、批评或嘲笑 (2005:413) 。朱总理表面上谈到西方主流媒体封面上他的照片, 实际上是在隐晦地批评其对我国的扭曲报道, 这种反讽手法不仅巧妙回避了记者无礼的提问, 而且有力回击了美国对我国内政的干涉, 在友好氛围中实现了独立自主的外交目的。

(4) 2001年3月, 《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提问:“我想问的问题是关于NMD和TMD, 我们知道中国强烈和坚决反对美国发展NMD和将台湾纳入TMD, 但是, 如果美国一意孤行的话, 中国会怎么办?”总理回答:“你这个问题我一句话很难回答, 是不是允许我谈一谈中美关系的问题?我想这也是大家所关心的。……关于NMD, 中国的立场是明确的:反对。因为它违反了反导条约, 同时它只会导致国际的军备竞赛。”

言语交际中语用含糊的现象是十分普遍的, 在外交活动中更是如此, 外交活动更是非常讲究措辞和言语技巧, 语用含糊是外交活动中不可替代的一种言语技巧, 是保证外交活动成功的一种重要手段 (魏在江, 2006:45) 。这里的语用含糊就是间接回避策略的一种表现形式。尽管朱总理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阐述, 然而对于中国将采取何种措施却回答得非常模糊, 而是一直在谈论中美关系的问题, 但却丝毫不影响外交语言的得体性, 使双方都能接受。语用含糊的积极作用体现在话语的合适性中, 这意味着含糊使话语更加合适、得体 (何自然、冉永平, 2002:291) 。这种语用策略的运用彰显了外交语言的灵活性和策略性, 并且恰如其分地表明了我国的国家立场。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朱镕基总理回答中外记者提问的实例分析了语用策略在记者招待会这一特殊新闻领域的运用, 阐述了新闻发言人经常使用的两种语用策略。这不仅开拓了语用学研究的新视角, 促进我国语用学更深层次的探索, 而且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 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 加深了我们对于国际政治领域风云变幻局势的了解。我只是选取了几个代表性的实例进行分析, 仅希望能为以后的深入研究提供一些参考或帮助。

摘要：本文主要从语用学角度对朱镕基总理回答中外记者提问进行了分析, 指出语用策略的恰当使用是外交场合下, 特别是记者招待会上避免直接冲突而又实现外交目的的有效手段。将语用学理论运用到外交领域不仅开拓了语用学的研究视角, 又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 显示了语言的生机与活力。

关键词：朱镕基总理答中外记者提问,语用策略,实例

参考文献

[1]Verschueren, J.Understanding Pragmatics[M].Lon-don and New York:Arnold, 1999.

[2]何自然, 冉永平.语用学概论[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2.

[3]刘森林.语用策略与言语行为[J].外语教学, 2003, (3) .

[4]魏在江.从外交语言看语用含糊[J].外语学刊, 2006, (2) .

《景阳冈》读后答小记者“问” 篇3

有一次小型教研，我市一位老教师执教《景阳冈》（人教版五年级下册），最后一个环节是“读后质疑”。教师说，同学们有不明白的问题就大胆提出来，无论字词句篇的问题，还是细枝末节的问题，都可以问，想问什么就问什么，看谁能把老师问倒。这一课提的问题特别多，有些问题教参上没涉及，真的不好答。这里捡主要的问题，把我们讨论给出的答案略加整理，与一线教师交流一下。

小记者：人们常说“喝酒”，武松为何说“吃酒”？

教师：说“吃酒”是方言，就像我们这里把“抽烟”说成“吃烟”，有些地区把“喝茶”说成“吃茶”。“吃”，古汉语一般不当吃东西讲，义项有二：①口吃，俗称结巴；②吃吃，笑声。吃东西的意义，在古汉语里写作“喫”，一般不写作“吃”。喝酒、喝水、喝茶、喝粥等，都是普通话语汇，要注意正确使用。如家里来了客人，要说请喝水，不说请吃水。有篇课文以“吃水不忘挖井人”为题目，这是一个固定短语，其中“吃水”是动词，指取用生活用水。习作引用这个短语，不可把“吃水”视为方言，改成“喝水不忘挖井人”。“吃水”，单指供食用的水，用作名词，则是方言。

小记者：武松吃四斤牛肉十八碗酒是否夸张？

教师：生活中的确有大肚汉，可能吃这么多牛肉，一连吃了十八碗酒居然不倒的，恐怕找不出来，你想小说中能少了夸张的成分吗？不只如此，原著下文写武松在去快活林酒店的路上吃酒，每到一店吃三碗，一路吃了三十几碗，后入店醉打蒋门神，这样的海量不是更玄乎吗？作者之所以不惜笔墨描写武松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能喝能吃，大呼小叫，是为了凸显好汉粗野、豪放、倔强、勇猛的个性。写吃酒是铺垫，为了烘托后面的“打”，前是打虎，后是打蒋，打的对象虽然不同，但都是借酒生威显神力，为民除害。若没有这段“吃酒”的描写，打虎的场面、打蒋的场面，就不会那么惊险、那么精彩，武松的英雄好汉形象就会大大减色了。

小记者：“三碗不过冈”是酒店名吗？

教师：《水浒传》第二十三回“景阳冈武松打虎”中说：“望见前面有一个酒店，挑着一面招旗在门前，上头写着五个字道：‘三碗不过冈。”课文改为“门前挑着一面旗”，写的也是这五个字。“招旗”，也称“酒旗”，有杜牧的诗句为证：“水村山郭酒旗风”。还有的称“酒望”，《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旧时酒店的幌子，用布做成，也称酒望子、酒帘。名称虽然不同，但都是酒家的标志。课文中称“旗”欠妥，感觉少了点古味儿，建议改为“酒旗”。有的同学问，新版水浒传电视剧中的小店门前高挂了两面酒旗，一面是“好酒百老泉”，另一面是“三碗不过冈”，不知为什么？电视剧把“酒帘”变对联，似有画蛇添足之感。原著上没说这家小店的名称，有的说是景阳冈酒店，这不可能，冈下不可能只此一家酒店，若都以地名挂酒旗，就不便于示人。小说中的这家小店，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另起店名，主人在招旗上写的这五个字，已有别于其他酒店的名称，且能说明店里卖的是好酒、劲儿大，无疑能招揽顾客，再挂一面“好酒百老泉”的酒旗就没有必要了。“酒旗”上多写店名或酒名，人们把它视为“三碗不过冈酒店”有什么不好？细想，作者描写“三碗不过冈”招旗，也为后面写武松吃酒作了铺垫，好汉倔强，看了不信，就非吃不可。

小记者：武松出门为何只带哨棒防身而不带刀？

教师：书上说的“哨棒”，是一根木棍子。武松以为自己打死了人，才逃离家乡，到柴进庄上避难，逃离时随手拿一根木棍防身是可以理解的。有的说，武松知道那人没死，就与柴进告别，要回家看哥哥，他为何不向柴进要一把刀？就武松的个性来说，不可能主动要刀，他自以为天下无敌，专打天下的硬汉，要刀不是让别人轻视了吗？从武松离开柴进庄，到小店吃酒，上冈，作者不只十次八次描写哨棒，可见哨棒有“用”。后冈上打虎，哨棒被折成两截，这才引出了他赤手空拳打死一只猛虎的更精彩的场面，这才算得上真正的好汉。假如武松真的带刀上冈，就变成“武松杀虎”了，还能凸显他的神勇、神威、神力吗？

小记者：古人为什么把老虎叫大虫？

教师：“虫”，泛指动物。《大载礼记·曾子天圆》将其分为五类：毛虫、羽虫、介虫、鳞虫、倮虫。这里略作浅释：毛虫，指四条腿的，全身长毛的动物，如虎、狮、狼、狗等。羽虫，指鸟类，如燕子、麻雀、鸡、鸭等。介虫，有甲壳的动物，如龟、蛤蜊、叩头虫等。鳞虫，身上有鳞片的动物，如鱼、蛇、蜥蜴等。倮虫，指人类。毛虫，古人以“麟”为尊，麟，麒麟，是传说中的一种动物，谁也没见过。而虎为毛虫，因其凶猛被称为百兽之王，《水浒传》中把虎叫“大虫”是方言，可能是这个原因吧。

小记者：“铁棒似的虎尾”是比喻吗？

教师：这个短语所在的句子是：“大虫见掀他不着，吼一声，就像半天里起了个霹雳，震得那山冈也动了，接着把铁棒似的虎尾倒竖起来一剪。”这一句是比喻连用。“吼声”像“霹雳”，这是同学们比较熟悉的明喻，喻声。“铁棒似的虎尾”，是一种简短、明快的比喻（修辞学上称缩喻），本体是“虎尾”，喻体是“铁棒”，比喻词是“似的”，喻形。比喻连用，有声，有形，加上震动了山冈的夸张，使老虎之威风跃然纸上。课本上这种比喻不少，比如“鹅毛般的苇絮” “白玉似的毛色” “人的海洋”等，同学们要注意积累。

小记者：“这条景阳冈少说也走过了一二十遭……”武松为何少说？

教师：这个问题不好直接作答。老师查阅了《水浒传》，原句是：“我是清河县人氏，这条景阳冈上少也走过了一二十遭，几时见说有大虫！”这句话原来没有“说”字，是编者后添上的。“少说”，一般解释为说少一点。如：少说空话，多做实事。而“少说也走过了一二十遭”中的“少说” 与前例不同，并非说少一点，实际意思是比“一二十遭”多。若改为“多说也就是走过了一二十遭”，“多说”也不是言多，实际意思是比“一二十遭”少。武松介绍的“我是清河县人氏”，并非闲聊，意在告诉店小二他是外地人，比不上阳谷县当地人过冈的遭数多。说“少也走过了一二十遭”，是合乎情理的。当地农夫几乎天天上冈砍柴、挖药材等，武松能做到吗？大虫已伤了三二十条大汉性命，可武松仍然不知不信，以为店小二用话吓他，这也说明他过冈的遭数少。原著用“少”，形容数量小，符合实际。编者添了“说”不只没有说少一点遭数，还添了一点吹嘘的味道。

课文中的这句话，老师细读后又调整了两个字，删去量词“条”，添了方位词“上”。调整后的句子是：“我是清河县人氏，这景阳冈上少说也走过了一二十遭，几时听说有大虫！”读了这个句子后，你还有“武松为何少说”的疑问吗？若有新的疑点，可提出来再讨论。

食品安全答记者问 篇4

新华网北京５月３日电（记者杨维汉、陈菲）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３日发布了《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加大了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惩治力度。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长裴显鼎、副庭长苗有水，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韩耀元，就两高出台这部司法解释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案件大幅攀升不法犯罪分子顶风作案

问：两高在司法解释中为何要对食品安全犯罪作出如此严厉的惩治规定？答：刑事审判要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但在这个司法解释里，我们重点在“从严”上下足了功夫。所以司法解释通篇都体现了严惩的态度。必须看到，也必须承认，食品安全形势确实非常严峻，不可等闲视之。

当前食品安全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一是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数量大幅攀升。近三年来，法院审结这类案件的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２年审结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卫生）标准的食品刑事案件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刑事案件同比增长分别为１７９．８３％、２２４．６２％；生效判决人数同比增长分别为１５９．８８％、２５７．４８％。二是重大、恶性食品安全犯罪案件时有发生，一些不法犯罪分子顶风作案，例如相继出现的瘦肉精、毒奶粉、毒豆芽、地沟油、问题胶囊、病死猪肉等系列案件。

男性保健食品中添加“伟哥”也可定罪

问：食品非法添加行为危害极其严重，司法解释对打击此类犯罪有哪些突破？

答：为依法惩治此类犯罪，司法解释首次从三个方面明确了法律适用标准问题：一是针对实践中存在的使用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加工食品的行为，如利用“地沟油”加工食用油等，明确此类“反向添加”行为同样属于刑法规定的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

二是基于国家禁用物质具有的严重危害性，明确国家禁用物质即属有毒、有害物质，凡是在食品中添加禁用物质的行为均应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处罚。

三是基于当前保健食品中非法添加禁用药物易发多发的特点，如在减肥保健食品中添加副作用危害严重的“西布曲明”等药物成分，在男性保健食品中添加“伟哥”等，明确规定对此类行为应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处罚。惩治生猪屠宰“黑窝点”严防“病死猪”

问：生猪屠宰黑窝点与病死猪生产加工关系密切，司法解释对此类行为如何惩处？

答：司法解释用了专门的条款依法惩治非法从事生猪屠宰、经营行为。地下生猪屠宰窝点是当前病死、毒死、死因不明以及未经检验检疫的猪肉流入市场的一个重要通道。依法惩治私设生猪屠宰窝点、非法从事生猪屠宰经营活动是确保猪肉及其制品安全的重要一环。我国生猪屠宰管理条例规定，国家实行生猪定点屠宰制度；未经定点，除了农村地区个人自宰自食之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生猪屠宰活动。

因此，司法解释明确规定，违反国家规定，私设生猪屠宰厂（场），从事生猪屠宰、销售等经营活动，依照刑法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同时又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从严惩处食品滥用添加行为

问：食品滥用添加是当前较为突出的问题，司法解释对此如何规定？

答：为依法惩治食品滥用添加的犯罪行为，司法解释首次从三个方面明确了相关法律适用标准。一是针对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流通、贮存环节的添加行为，将刑法规定的“生产、销售”细化为“加工、销售、运输、贮存”等环节，以此实现对食品加工、流通等整个链条的全程覆盖；二是针对食用农产品种植、养殖中的滥用添加问题，明确刑法规定的“食品”除加工食品之外，还包括食用农产品；三是基于滥用添加的食品依照有关行政法律法规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明确食品滥用添加行为，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应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定罪处罚。

司法解释还首次明确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行为的定罪处罚标准。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添加剂，用于食品的包装材料、容器、洗涤剂、消毒剂，或者用于食品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等，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规定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纠正以罚代刑、有案不移、有案不立

问：在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中，检察机关如何对行政执法进行监督？答：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对行政执法机关应当移送涉嫌犯罪案件而不移送，公安机关应当受理而不受理，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要依法进行监督。

王儒林书记答记者问 篇5

——山西代表团接受境内外媒体记者集体采访实录

(2015年3月6日，根据现场记录)

中央电视台记者：我的问题想提给王儒林书记。山西是唯一被中央定性为“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的省份。有人说，山西有好几千人都上了纪委的“黑名单”。我们想知道，山西的腐败问题到底有多严重？能透露些具体的情况吗？你认为山西腐败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另外，您在山西任内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反腐效果？

王儒林：山西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人杰地灵。山西发生了系统性、塌方式严重腐败问题，我们感到很痛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山西发生的严重腐败问题进行严肃查处，充分表明了党中央坚决反对腐败的坚强决心，深得党心民心，得到山西广大干部群众的坚决拥护。

山西腐败的情况和严重程度，主要有三个特征：一是量大面广。从纵向看，从省到市到县到乡到村，都发生了严重的腐败问题。从横向看，煤炭部门是腐败的“重灾区”，交通、国土等部门是腐败的多发地带，就连纪检监察、组织部门也发生了不少的问题。像纪检系统，从原省纪委书记、常务副书记，两届四个班子成员都出了问题；部分市、县纪委书记，包括执纪办案的一些干部也出了问题。我们严肃查处了纪检监察系统的问题。去年9月以来，共查处了117人，其中有56人被清除出纪检队伍。二是集体坍塌。山西发生的严重腐败问题，不是个案、孤立的，是一坨一坨的。省级干部被查处了7人；市一级，太原三任市委书记、连续三任公安局长被查处；县一级，高平市连续两任市委书记、四任市长、一名纪委书记被查处；村一级，有一个市在查处 “城中村”案件的时候，倒查出几十名党政领导干部，其中，有一个市局级干部在北京、上海等地有几十套房产，家财过亿。三是严峻复杂。贪腐的数额巨大，动辄就是几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元。而且，有的腐败分子不择手段。比如有一个县长，不仅受贿、收礼、收礼金，而且直接把财政的钱打到宾馆，从宾馆提取现金装到兜里。这个县长听说县里从民间收回了一批文物，亲自跑过去挑选了33件，直接就拿回家。纪委的办案人员找他谈话时，他还说，“我是县长，你们没有权力跟我说话。”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仍然有一些人不收敛、不收手，甚至去年9月以后仍然不收手。有的去年12月被“双规”，但在11月份的时候，还收了一套在三亚的房产，价值280多万；被“双规”的当天，兜里还揣着一万欧元的贿款。有的贪腐的家财已经过亿了，他还认真分析在给他送钱的人当中，哪些人可靠、哪些人不可靠，然后就向他认为可靠的人要钱，退还给他认为不可靠的人。这说明，总书记对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说明党中央对山西发生的腐败问题定性是完全正确的。

您刚才也问到了发生腐败的根源，我觉得这问到了关键。我们只有找到病根，查明原因，才更有利于对症下药。我们分析，山西发生的严重腐败问题，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没有从严治党，党不管党；二是没有从严治吏，权力失控；三是没有拧紧“总开关”，道德塌方；四是没有从严查处，养痈成患。比如，省里连续14年没有查处市委书记腐败案件，有一个重灾区的市，2010年到去年9月，近5年的时间，查处的重处分案件只有4个，移送司法机关的只有1人，而且(涉案金额)只有5万元。所以说，现在一查就是一帮，一动就塌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雷霆万钧之势高压反腐，是救党救国、兴党兴国。

如果不反腐败，我们可能总有一天会亡党亡国。所以，我们将坚持以“零容忍”态度，“老虎”“苍蝇”一起打，坚决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实现弊革风清。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经济新闻网记者：您到山西后提出要形成惩治腐败、狠刹“四风”、扫黑除恶“三个高压态势”和“六权治本”的思路。众所周知，山西的反腐力度非常大，但感觉其他两个方面好像成果不多，我们想知道狠刹“四风”和扫黑除恶进展如何？压力是不是很大？您推出的“六权治本”究竟灵不灵？您认为目前“三个高压态势”形成了没有？

王儒林：可以说，“三个高压态势”在山西已经形成。我们不断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去年9月到12月，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处分的违纪党员干部7376人，其中，重处分的是1622人，移送司法机关388人，(月均)移送司法机关的比去年1-8月份月均移送增加333.5%。省本级已经结案处理和正在调查的省管干部是38人，厅级领导干部是28人。说反腐败的高压态势已经形成，不仅是以“零容忍”的态度，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形成强大的震慑，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有一些有问题、犯了错误的人主动找组织交代问题。比如有一个重灾市，主动找组织交代问题的超过100人，涉及金额5200多万，而且这些主动交代的问题，有一些是组织不掌握的，有一些是不完全掌握的。这个市有个局长在交待自己问题的时候说，“过去他认为共产党没有希望了，所以就随大流，别人收他也收，别人要他也要。现在他觉得共产党有希望了，所以就愿意主动地向组织交代问题。”这些话是令人警醒的。我们党的政策历来是宽严相济，我们将依法依纪来处理，我们将把相信组织、依靠组织和欺骗组织、对抗组织的区别开来。这是关于反腐败的高压态势。

关于狠刹“四风”，我们是坚持盯住不放，露头就打。去年9月以来，我们严肃查处了某县乡党委书记等9人喝酒闹事的案件，我们还查处了9个县委书记、县长、1个副厅级干部顶风违纪吃喝的问题。去年9月到12月，全省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的一共是943人，这是关于第二个高压态势。

关于扫黑除恶，长期以来，黑恶势力千方百计地向我们政权内部渗透，寻找“保护伞”，“漂白转型”，千方百计地拉拢腐蚀领导干部，想要形成利益同盟，这个问题危害很大，触目惊心。所以，我们把反腐败和扫黑除恶结合起来，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绝不允许黑恶势力在山西横行。去年8月之前，部督部转的案件线索54件、省里交办的案件线索30件，都已经办结。去年9月以来，一共打掉恶势力104个，破获各类案件751起，抓获嫌疑人739人，而且还收缴了各类枪支28支，子弹900多发。可以说，人民群众高兴了，老百姓看到希望了，并且也受到很大鼓舞。去年老百姓举报黑恶势力可以说是 “井喷式”增加，9月到12月，公安政法机关受理的群众举报是3559件，比前8个月增加了6倍。今后，我们要继续保持扫黑除恶的高压态势，力保山西百姓平安。

您还问到“六权治本”，我们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反腐败的核心是制约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所以，我们在保持“三个高压态势”的同时，在治本上下功夫。我们现在正在试点，采取具体措施，依法确定权力，科学配置权力，制度约束权力，阳光行使权力，合力监督权力，严惩滥用权力。可以说，“六权治本”是一场深刻的“权力革命”，也是一次全面的体制机制改革，我们将长期坚持不懈，逐步建立起惩治腐败的长效机制，逐步做到“不能腐”。

凤凰卫视、凤凰网记者：我想请教有关干部任用的问题，我们看到现在山西在选用一批县委书记，但是很多符合条件的人却不敢申报，请问是不是有这样的 情况？另外我们也看到，针对山西干部所开展的“三个一批”活动，有分析说是在搞一场“干部甄别”的政治运动，就是让每个干部人人过关。请问您是怎样看待这样的舆论的？另外，我们听说山西现在光省管干部就有300多名是空缺的，而且在岗干部一些腐败线索还需要进一步的核实。在这样的情况下，您认为下一步在干部任用方面我们该如何面对这种局面？

王儒林：您的消息还是比较准确的。现在山西省管干部空缺确实是近300名。如何选人用人，这是我们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山西发生系统性、塌方式严重腐败问题，主要是吏治腐败。在所有的腐败行为中，吏治腐败、买官卖官又是核心性腐败，甚至可以说是“腐败之母”，对党的肌体的杀伤力最强，老百姓最痛恨。山西要净化政治生态，就必须刷新吏治，从严治吏，关键就在于选人用人。大家都知道，自古以来选人用人就是大难题，山西在发生系统性、塌方式严重腐败，在诸多案件又没有办结的情况下，选人用人防止“带病提拔”，可以说就更难了。目前，在空缺的岗位当中，包括3位市委书记、16位县委书记、13位县长。这些岗位不能长期空缺，但也不能今天提上来了，明天又进去了。我们一直很重视研究解决这个问题。在一个重灾区的市，我们采取了很多的办法，在发现、在寻找能够做县委书记的人选。省委组织部在这个市，直接谈的就有622人。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名单。这个名单上排在第二位的，比较靠前了，在半个多月的时间就被 “牵进去了”。还有一个，排位也比较靠前，而且他自己还自荐，打保票没有问题，在听取各方面意见的时候，推荐他的也不算少，这个人也在一个月内“掉进去了”。所以说，腐败分子确实具有隐蔽性，具有两面性，我们在缺位这么多干部的情况下，要防止“带病上岗”，确实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但是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又躲不开、绕不过，无法回避。怎么办？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坚持既主动积极、又慎重稳妥，坚持先立规矩、后办事。省委先后召开了7个座谈会，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根据山西目前的情况，在中央要求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规范下，我们形成了3个操作性比较强的文件，现在我们按照这些文件正在推进这些事。这三个文件包括您刚才所说的“三个一批”，包括选用县委书记和省管干部动议、酝酿等议事规则。可以跟您说，现在我们正在问题比较突出的吕梁市和省交通厅进行充实、调整领导干部，这也是我们新的省委常委会第一次提拔、调整领导干部，我们对这件事情高度重视。这其中有两点是特殊考虑的。第一点考虑，是要在全省范围内选干部，为腐败重灾的市和部门配班子，要配齐，要配好。第二点考虑，就是千方百计在腐败的重灾区发现好干部，而且能够把好干部用起来，这将是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重要的用人导向。过去“劣币驱逐良币”“奸钱日繁，正钱日亡”，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良币”和“正钱”找回来、用起来。

因为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个事情，我也可以告诉大家。我们在吕梁考察了一位县委常委，准备直接把他提为县委书记。这个干部当过8年的乡镇长和乡镇党委书记，3年多的县委常委，然后又做了10年县委副书记。他后来不仅没有提，又由副书记缩回到县委常委。在考察中，反映他在不同的岗位干得都比较好，从副书记到常委以后仍然反映比较好，不跑不送，对自己要求比较严格，对家里人要求也比较严格。2011年，他爱人有提拔的机会，他考虑自己是县委领导，跟爱人商量主动放弃了这次机会，现在他爱人还是一般干部。再有，在交通厅我们考察了两位处长，这两位处长当处长已经15年了，反映比较好，熟悉业务，有能力，而且对自己要求也比较严格。这次，我们也把这两位处长直接提到副厅的重要岗位。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持从严治吏，在选人用人上下功夫。实施“三个一批”，您放心，我们绝不会搞政治运动、也不搞人人过关。而且，像我刚才说的这样，我们在实施“三个一批”的过程中，还要重视、发现好干部。我始终认为，山西大多数干部是好的。

人民日报、人民网、人民日报客户端记者：山西有7名副省级领导干部被查，排全国第一；去年GDP增长只有4.9%，排全国倒数第一。用您的话说，山西不仅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同时面临着政治、经济、生态环境、民生四大方面的“立体性”困扰。您提出了“六型转变”“六大发展”以及“两篇大文章”，是出于什么考虑？有什么实际措施？

王儒林：我愿意就这个问题把一些考虑和大家交流。山西省委新的领导班子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保持“三个高压态势”的同时，坚定不移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坚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反腐败我们要做好 “减法”，抓发展要做好“加法”。反腐败归根结底也是为了山西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为了富民强省，为了山西人民，我们必须下功夫抓经济建设、抓发展。这个发展，是在新常态下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是可持续的发展，是科学的发展。所以，我们提出了“六大发展”,这“六大发展”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是一个全面的战略。

山西的发展，我们考虑关键是做好“两篇大文章”。首先是要做好煤炭这篇大文章。大家都清楚，山西煤炭资源丰富，但是产能严重过剩。现在山西的煤炭年产量和美国相当。今后从我国发展看，在相当长时间内，煤炭“当家”、煤炭当“老大”的地位不会改变，也改变不了，所以山西丰富的煤炭资源是宝贵的。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要把煤炭这个黑色资源变成绿色的，把高碳变成低碳的，把污染变成清洁的，把亏损变成赚钱的。怎么能够做到？我们按照总书记提出的能源“四个革命”的要求，提出在山西走出一条“革命兴煤”的新路子，关键就是要实现煤炭产业“六型转变”。

在做好煤炭这篇大文章的同时，我们必须做好非煤产业这篇大文章，这就是第二篇大文章。因为光靠煤炭，既不能强省，也不能富民。如果不能把非煤产业发展起来，那么结构还是调整不过来。山西经济问题的实质就是结构问题，到去年年末，重工业和轻工业比重仍然高达93.8:6.2，所以要在这些方面进行突破，必须在非煤产业的发展上下功夫，我们提出了突出发展七大非煤产业。

为了推动这些工作，省委、省政府采取了一些重大措施，其中之一就是今年要在科技创新、金融振兴、民营经济发展三个方面实现突破。我们正在推动这些工作。山西的转型发展，任务是非常艰巨的，我们既要清醒看到问题、困难和挑战，更要看到有利条件、机遇和因素，振奋精神、负重前行，为了富民强省，为了山西人民的福祉竭尽全力。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近年来，有个说法叫“晋官难当”，很多媒体在报道的时候都喜欢用这个词。您转眼之间到山西工作已经有半年时间了，当时也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时”，从您的体验来看，您觉得在山西做官是否真的像外界传说的那么难？有多难呢？难的原因是什么？

王儒林：看来这是一个老话题，也是媒体朋友比较感兴趣的问题。昨天从食堂出来，有一个记者也是问我这个问题。回答您的这个问题，首先，我想说党的十八大以后，做官都不容易了，官都难当了。这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前所未有的。这是个好事，也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事。官难当，为官不易：第一，责任压实了，出了事要问责，要摘帽子。第二，纪律规矩较真了，不是“稻草人”“橡皮筋”，犯规要吹哨、让位子。第三，工作任务拉清单了，完不成任务要“打板子”。第四，权力受制约了，要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权力出笼子，人就 可能进笼子。所以说，官难当，为官不易。这正是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严治党的效果。官难当了，百姓的日子就会好过了，如果当官的都潇洒起来，借用现在一句时髦的话说，都任性，那老百姓不就遭殃了吗？党心民心就散了。

您说到“晋官难当”，这个题首先有些难答。但我觉得，相比较而言，晋官确实难当。你也说到了，我去年9月1日到山西，现在已经半年了。这段时间，我感觉，如果说晋官难当，主要有四难：第一难是保持安全生产难。山西是煤炭大省，经过多年的努力，安全生产形势明显好转。但是，仍然有诸多不安全的问题和隐患。特别是作为煤炭大省，山西每天在地下挖煤的、从事煤炭生产的有33万到40万人。而且，全国的瓦斯含量最高的煤田在山西，有的矿井每分钟瓦斯的涌出量是745立方米，稍有疏忽、违规操作等等，后果都不堪设想。所以在山西，省委、省政府始终把安全生产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把保证职工群众的生命安全紧紧抓在手上。这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发展不能以牺牲人民群众的生命为代价。也可以说，我们是日夜关注。我觉得这是第一难。第二难是改变生态环境难。山西是全国自然生态环境最脆弱的省份之一。由于山西的煤多，特别是长期的大量的粗放式的开采，包括私挖滥采，又对自然生态造成了比较严重的破坏，有的地方可以说百孔千疮。尤其是采煤对地下水系的破坏是不可逆的，花多少钱都恢复不了。山西省情的突出特点就是水少。少到什么程度呢？山西的水资源总量只有全国的0.4%，山西的人均水资源量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17%，山西的人均水供应量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排全国末位。可以说，山西的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甚至人民群众的生活用水，都存在突出的问题。那么大家也可能会说，可以提取黄河的水。我们现在就在提取黄河水，但是大家知道，山西国土面积的80.1%是丘陵和山地，大部分海拔在1200米以上，提黄河水成本高啊。太原的领导同志也在，他们最清楚，636米的扬程，每200米一度电，原水就得2块5毛钱，等等。解决这些问题，确实是比较难的。这是第二难。第三难就是破解“资源诅咒”难。山西“一煤独大”，这就好比一个人，一条腿走路，既走不快、也走不稳，有的时候可能跳跃一下，跳了个高，但是也难以持久。我来以后也了解到，几届省委、省政府都高度重视调整、转型，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现在仍然没有走出“一煤独大”的困局。同时，又出现了政治、经济、生态、民生等立体性困局。所以现在看来，破解“资源诅咒”是个世界性的难题。但是这个问题又必须面对。这是第三难。第四难就是治理塌方腐败难。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决这个问题，也不是一日之功，不可能一蹴而就。特别是怎样清除存量腐败，最大限度地减少存量腐败，遏制增量腐败，包括在出现严重腐败问题的地方选人用人，都有特殊的困难和问题。而且我觉得前三个难题加上第四个难题，3+1不等于4，它是大于4的。

面对难题，要崇尚实干，敢于担当，把个人的得失、毁誉、安危置之度外。面对难题，要有定力，有耐心，不能急于求成，不能急功近利，要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情，功成不必在我。面对难题，要知难而进，夙夜在公，发扬山西著名革命老区的光荣传统，与山西人民一道攻坚克难。我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有山西全省干部、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山西的前景是光明的。李小鹏省长答记者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央广网记者：我的问题是提给李小鹏省长的。现在社会非常关注山西的煤炭管理体制改革，请问会有哪些动真格的动作，会触动哪些既得利益。在现在这样煤价下跌、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您遇到哪些阻力，您个人是不是有压力？

李小鹏：煤价下跌，是供需关系所造成的，一方面，我们经济增速有所回落，对能源的需求增长也有所回落，节能减排、新能源替代又减少了对煤炭的需求。所以总体讲，煤炭的消费需求有所下降。去年全国生产38.7亿吨煤炭，比上一年减少大约1亿吨。煤炭的消费大约减少了2.9%，消费呈下降的态势。但是从供应侧看，煤炭的供应还在增长，因为大家都知道，煤炭的项目过去是按照高速增长时期来安排的，煤炭的项目建设又有一定的周期，不是说停就能停下来的，所以生产能力还在不断增长。当前，供大于求的局面已经形成，而且还会继续有所发展。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煤炭价格下跌就是自然的事情，这是符合经济规律的。煤价下跌，对山西这样一个煤炭大省来说，煤炭占工业增加值的50%以上，占财政税收贡献的三分之一左右，所以，我们当然有压力，坦率地讲，这个压力还不小呢！但是，请你不要忘记，有压力就有反作用力，有多大压力就有多大的反作用力，就有多大的动力。我要说的是，煤炭价格下降这点儿压力压不垮山西人民，我们把这个压力变成动力，推动煤炭的革命，通过煤炭的革命，来实现煤炭的兴旺发达。也就是我们王书记讲到的“革命兴煤”。煤炭的革命，包括消费的革命，就是建立集约、节约的消费体系；包括供给的革命，就是要建立综合多元的供给体系；包括科技革命，就是要围绕煤的清洁、安全、高效、低碳利用来进行煤炭科技的研发；包括煤炭的管理革命，就是要使煤炭的管理体制和管理能力现代化，适应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包括煤炭的对外开放，就是要互利共赢。这四个革命、一个开放，符合总书记讲的推动能源四个革命和一个开放的要求。

这四个革命和一个开放，每一条都非常重要，每一条我们现在都在全力推进。但是煤炭的管理革命更加重要。过去煤炭价格高，煤炭企业的效益好，一俊遮百丑，什么问题都看不出来。现在煤炭价格回落了，水落石出了，问题就出现了。煤炭在管理方面的问题，我看问题至少有6个方面。我说的不一定全，大家还可以补充。一是产能过剩的矛盾大，二是采煤遗留的历史问题多，三是环保建设任务重，四是安全隐患大，五是资源配置的漏洞多，六是行业管理的弊端大。这些问题，背后都是市场机制不健全，政府该管的没有管好，不该管的伸手又过长，权力不受监督，甚至官商勾结、利益输送，出现腐败问题。因此，我们必须问题导向，推进煤炭的管理革命。只有建立现代的管理体系，提升现代的管理能力，才能真正实现革命兴煤的要求。那么，我们怎样推动煤炭管理革命呢？

一方面，我们抢机遇、抓关键，率先行动。去年，我们有两个大的行动。一是清费立税，抓住了国家资源税改革的机会，率先清费，把国家确定的收费项目全部进行了规范，省级确定的项目全部取消，省以下的违规的涉煤收费项目全部取缔，从低确定了资源税税率，暂停征收了两项基金。这几项加起来，去年为煤炭企业减负大概320多亿元，平均每吨煤减负40多元。第二个大的行动，可能大家都比较了解，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央广都做了报道，我们改革了煤炭公路运销体制。过去为了加强公路销售的管理，我们设了很多关卡，很多人过去从外省通过公路进入山西的时候，总是感到山西关卡林立、到处收费。这次我们彻底进行了改革，全部取消了21项政府给企业的授权，全部取消了9种涉煤收费的票据，全部撤销了1487个关卡，公路运销体制得到彻底的改革。

另一方面，我们集思广益、顶层设计，出台了煤炭管理体制改革的文件。这个改革的文件包括了10个方面的改革内容。其中，有资源配置的改革，有项目审批的改革，有生产建设的改革，有生态环保方面的改革，有煤炭安全监管改革，销售体制改革，交易方式改革，涉煤国企的改革，权力约束的改革，法制建设的改革。这个文件广泛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还通过媒体网络向社会征求了意见，经过反复酝酿，去年已经出台。今年我们将要抓住资源配置改革、行政审批和证照制度改革、交易方式的改革，大力推进管理体制改革。

这次改革，正如你所说，确实有许多涉及创新的内容，当然也涉及利益。比如说，我们提出，对煤炭资源交易过程中产生的超额利润进行依法征税、进行调节。这是一个探索的内容。大家都知道山西出现了腐败的案件，很多腐败案件的背后有煤老板，涉及到煤炭的资源交易。资源交易从一次交易到二次交易，每次交易过程中，由于制度不完善，信息不公开，特别是资源交易中产生的超额利润，很容易滋生腐败。有时候一经倒手，可以产生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超额利润。我们已经向国家有关部门建议，这次大会上我们也提了这个建议，对超额利润通过立法征税的办法进行调节和抑制，切断这个滋生腐败的利益的源头。再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改革中还要创新煤炭的期货交易、创新煤炭的战略储备机制、创新煤炭的价格形成机制和价格传导机制，这些都是具有挑战性，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这次改革中，通过这个文件，也释放了几个大的重要的信号：一是到2020年前，我们不再配置新的煤炭资源，二是到2020年前，我们不再审批新的煤炭项目，三是不再批准井工煤矿改露天煤矿。这些信息很重要，将对煤炭行业产生重要影响。

你的问题没有问非煤，但是我想除了煤再讲几句。山西不光是煤，我们还有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来的完整的工业体系，我们还有良好的教育科研体系，我们有高校新校区，正准备建设科技创新城。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我们有黄河山水，有太行风光，有红色文化，有佛教旅游景点，有晋商旅游景点，还有南部的根祖文化景点；有小米，有老陈醋，有清徐葡萄，有隰县酥梨，有平遥牛肉，有运城苹果，有王维、王勃、王之涣，有柳宗元、白居易、司马光，还有陈廷敬、于成龙。说这些不是为了显摆，是想说山西在做好煤这篇大文章的同时，还要做好非煤这篇大文章。我相信，在中央的领导下，省委、省政府团结带领全省人民做好煤和非煤这两篇大文章，山西一定能够有更好的发展。

香港大公报、大公网记者：请问李省长，过去一年来，山西经济出现断崖式下滑，GDP从2013年的8.9%下降到2014年的4.9%，成为全国经济排名的倒数第一，作为省长你有压力吗，能睡好觉吗？还有一个问题，全国有很多省份，地市都取消了GDP排名，作为山西也会取消GDP排名吗？

李小鹏：不睡觉怎么干活啊？不是永动机啊。听你的语气当中多少有点悲观，但是我要感谢你对山西的挂念，对山西的担忧。我想啊，经济的下滑也难不倒山西人民，我们山西人民一定会鼓足勇气、振奋精神、全力以赴，我们一定能够把经济发展好。

咱们先来看一看2014年的情况。2014年，应该说经济形势非常严峻。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我们认真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决策部署，全省人民共同奋斗，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有为，稳中有进。GDP1.27万亿、增长4.9%，固定资产投资1.19万亿、增长11.5%，公共预算财政收入1820亿、增长7%，城镇居民收入24069元、增长8.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809元、增长10.8%，城镇新增就业51.4万人、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37.7万，这两项指标都超额完成年初预定计划，城镇登记失业率3.4%、CPI控制在1.7%,这些指标都在预期之内。当然刚才报的这些数，有的没有完成年初的预期，特别是总量性的指标包括GDP，增长4.9%，排在全国倒数第一，还有一些效益性指标也没有完成年初预期的增长。主要的原因，从短期看，是煤价下跌、工业疲软、融资偏紧等等一系列问题。从长期看，一煤独大，质量效益不高，同时与总量不大、发展不快的问题相交织。从自身看，我们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还不够，对经济运行的预测把握还不够强，采取的措施特别是深化改革的措施，完全到位发挥效力还需要 一定的时间。但是尽管如此，去年山西经济发展中还是有一些亮点，值得跟媒体的朋友共同分享一下。

一个是农业方面，我们连续多年出台惠农支农的政策，每年累加事项，每年增加资金，到现在已经有67亿的惠农资金；农业也是连续第五年丰收，粮食产量达到133.1亿公斤。第二个是固定资产投资，还有GDP，这两个数继续保持在万亿元之上，更重要的是它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GDP中，第三产业的比重增加到了44%以上，增加了2个百分点；投资当中，民间投资的比重占到58.3%，非煤产业投资、非传统产业投资占工业投资的比重分别超过了78%、54%，说明经济结构正在发生可喜的变化。此外，我们的节能环保等约束性指标全部都按期完成，为农民办的五件实事也都得到落实。煤炭改革、国企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也都积极有效推进。所以总的来说，2014年各项工作应该说在困难中前行，在前进中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我们继续做好工作。

2015年怎么办？我们要全面贯彻“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要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要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要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提高效益、提高质量上来，促进山西“六大发展”，也就是廉洁发展、转型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安全发展和统筹发展。具体讲，有以下几个重点：

第一是要加大投资力度，优化投资结构。固定资产投资我们预计全年要完成一万三千亿左右，这里包括社会的资金，金融界的资金和招商引资来的资金，政府投资只占5%左右。这一万三千亿覆盖四个大的方面，一是基础设施，二是产业转型，三是城镇化和生态环保，四是民生和社会事业。这四个大的方面又细分十个大的领域，包括铁路、公路，低热值煤发电，外送电和电网、水利、城乡人居环境改善、煤层气开发、节能环保，科技创新城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在这当中，我们还有十个大的标志性工程，希望引起大家的关注，也希望引来更多的投资者。一是汾河的综合治理和晋祠泉的复流。二是采煤沉陷区治理提速，山西还有2000多平方公里的采煤沉陷区，涉及到170多万人。我们原计划在2020年前完成这些地区的搬迁改造，现在我们提速，把它提前到2017年完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程。三是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提速工程。四是瓦斯抽采也就是煤层气开发全覆盖。五是太原的环境治理的提标工程。六是科技创新城的建设，科技创新城有20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其中10平方公里是起步区。在这个20平方公里当中要聚集大批围绕着煤炭清洁利用而开展研发工作的机构。目前已有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以及许多央企还有山西省属企业等27家机构准备入驻，还有67个科技攻关课题完成向全社会的招标。七是有4条特高压线路要开工建设。八是大同到张家口的客专、太原到焦作的客专要开工建设。九是古贤水利枢纽的建设。十是晋北现代煤化工基地的建设。

在抓好投资的同时，我们还要减轻企业负担，帮助扶持企业，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高度关注，切实保障，努力改善民生；持续推进环境保护和生态改善；高度警觉，落实责任，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大力加强政府建设。

总的讲，2015年形势依然严峻，任务更加繁重。要完成这些任务，一靠深化改革，二靠创新驱动，三靠扩大开放，我们要向改革要活力、向创新要动力、向开放要空间，促进山西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刚才您还问到关于GDP的事。这个事主要应该由专家来回答，我是做实际工作的，回答一下可能不全面、不满足你的要求，我试着回答一下。我们国家正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当然，我们要的 发展不是盲目的发展，不是不计代价的发展，而是可持续的发展，是既有数量更有质量效益的发展。因此，我们要不唯GDP，但不能不要GDP；不能满脑子都是GDP,但也不能脑子里没有GDP。只要各地因地制宜，创新探索，我想一定能找到更好的办法。

新华社记者：省长您好，最近环保话题特别热，山西是煤炭大省，也是污染大省，请您介绍山西在治污方面有什么新的举措。

李小鹏：谢谢你的问题。环保问题是社会关注的焦点热点。人民群众希望呼吸新鲜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拥有良好的生活环境，这是他们的期盼，也是他们的权利，因此，做好环保工作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我们必须要高度重视，找准问题，科学施策，持续治理生态和环境问题。正如你所说，山西是煤炭大省，经济总量当中工业的比重、重工业的比重又特别的高。我们过去有许多高污染、高排放、高耗能的企业。我们在长期的发展过程当中，一方面取得了成就，做出了奉献，也破坏了生态，污染了环境。这是不争的事实。历届山西省委、省政府，特别是近几年来，对这个问题都高度重视，不遗余力地保护环境。在节能降耗方面，在减排治污方面，在循环发展方面，在生态修复方面，在改善空气质量方面，在抓好环保责任落实方面，等等，都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情况，在我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有汇报。记者同志如果感兴趣，将来我们可以提供给你。如果不够全面的话，环保厅和研究室还可以准备更详尽的资料。在这里，我就不再重复这些内容了，我想举三个例子来反映山西改善生态环境、治理污染的情况。

第一个是右玉县的例子。右玉县是山西朔州市的一个县，位于山西西北部，地处毛乌素沙漠边缘，曾是京津地区重要的风沙源。新中国成立初期，森林覆盖率只有不到0.3%，沙进人退，成天黄沙蔽日，人民生活非常困难，生活的环境也非常差。就从1949年开始，第一任的县委书记起头，到现在60多年，19任县委书记带领19任县委班子，一任接着一任干，植树造林，改变面貌。现在，右玉的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了53%。从不到0.3%到53%，他们付出了多少艰辛艰苦的努力。总书记曾经对右玉精神作过重要的批示，他说右玉精神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体现，是艰苦奋斗的体现，是久久为功的体现，很好地概括和赞扬了右玉精神。实际上右玉的植树造林就是山西植树造林、改善生态的缩影。以2012年到2014年为例，全省每年投入120亿元左右，每年营造林450万亩以上，三年共营造林1376万亩，投入资金370多亿元。我们省2010年的森林覆盖率是18.03%，现在即将进行新一轮森林覆盖率普查，预计有望达到23%。确实大家做了艰苦的努力，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第二个例子是太原环境治理的例子。去过太原的人都知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太原空气污染非常严重，穿着白衬衫在街上走一圈可能就黑了。这些年一直持续地治理，从2012年开始我们又加大了治理的力度，把省城环境质量的改善作为一项重大的工程，省市联动，省里成立了领导组，常务副省长担任组长，市里也有领导组，市委书记、市长亲自挂帅。我们确定的目标是一年初见成效，二年明显改善，三年大见成效。3年下来，拔掉黑烟囱，治理臭水河，改善空气质量。拔了多少小烟囱啊？拔掉3万多根小烟囱，还关停了一些污染严重的大企业。在关停企业的时候，一些老工人非常动情。他们说，我们过去“生”，是为了发展和幸福生活；现在“死”也是为了发展和幸福生活。工人们说的这个“生”是指建设，“死”是指关停。就是这样，全省全市共同努力。太原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逐年提高。现在去太原的同志，大家都感到天更蓝了，空气更清新了，我想举的第三个例子是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山西现有发电装机6305万千瓦，其中燃煤发电厂5562万千瓦，占到总装机容量的88%，比例非常高。这几年国家对燃煤发电厂实行严格的排放标准，发电公司加强治理、加强管理，对节能减排，对治污，作出重要贡献。但是，它依然是一个排放大户。对山西来说，这5000多万千瓦的燃煤发电机组，也是污染的重要贡献源之一。更重要的是，我们下一步还要把更多的煤炭变成电力，把清洁的电力输送到兄弟省市。如果不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山西污染问题就会更严重。所以我们提出，对常规燃煤电厂要实行超低排放，标准就是要达到燃气电厂的排放水平，烧煤的和烧天然气的一样，甚至还优于燃气电厂。经过前期的试验，两个电厂、两台机组，实践证明，改造以后的排放都优于燃气电厂的排放标准。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要加快步伐。从现在起，所有新建燃煤电厂都要达到超低排放标准；对现有的5500多万千瓦电厂逐步改造，这个改造要在2017年之前全面完成。这样做，有利于环境保护，也有利于我们省的电力工业更好发展。

我举这3个例子，右玉精神是久久为功、艰苦奋斗；太原的例子说明要高度负责、真抓实干；超低排放的例子说明，在环保问题上需要主动作为、科学施策。而最根本的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的期盼，就是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答记者问：特殊教育提升计划 篇6

针对此，《提升计划》提出，“针对实名登记的未入学残疾儿童少年残疾状况和教育需求，采用多种形式，逐一安排其接受义务教育”。

“根据残疾儿童少年轻、中、重障碍程度的不同，采取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特殊教育学校就读和送教上门等安置方式，可以有效解决目前残疾儿童中残疾类型越来越复杂、残疾程度越来越严重的难题。”肖飞说。

这位专家强调，我国特殊教育起步晚、基础薄弱，必须从县级层面考虑特殊教育的资源配置问题，提高特殊教育财政投入，从而保障重度残疾少年儿童“足不出户”也能享受到教育。

根据《提升计划》，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学校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标准要在3年内达到6000元，有条件的地区可进一步提高。随班就读、特教班和送教上门的义务教育阶段生均公用经费参照上述标准执行。

“这项措施大大提高普通学校接收残疾孩子的积极性，并为残疾孩子送教上门提供有效支持。”肖飞说。发展非义务特殊教育：实现学校教育与劳动就业之间的转衔

华东师范大学学前与特殊教育学院教授方俊明指出，《提升计划》要求“经过3年努力，初步建立布局合理、学段衔接、普职融通、医教结合的特殊教育体系”，明确提出“积极开展非义务教育阶段的特殊教育”。这是因为近些年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政策环境的改善，我国特殊教育发生着一系列巨大变化，逐步从以往的慈善型、福利型转变为保障型、权益型。扩大非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办学规模已成为适应我国特殊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特殊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证明：对特殊儿童的早期发现、早期干预和早期教育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但错过了时机往往事倍功半，甚至是效果甚微。

“发展学前阶段的特殊教育可以改变我国已入学的学龄残疾儿童多半错过学前康复与教育最佳期的现状。同时，学前特殊教育的开展还将促进特殊教育整体水平的提高。”方俊明说。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教育部等部门《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年）》（以下简称《提升计划》）。《提升计划》在怎样的背景下制定的，又有怎样的特殊意义，《提升计划》的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是什么，政策上有哪些主要突破点，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负责人就这些问题进行了回答。

1.问：社会各界对发展特殊教育、保障残疾人受教育权利日益关注，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特殊教育提升计划》对新形势下特殊教育改革发展做了全面部署，《提升计划》出台的背景和意义是什么。

答：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高度重视特殊教育。党的十八大提出“支持特殊教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推进特殊教育改革发展。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多次批示，要求研究加强完善特殊教育的政策措施。

新世纪以来，我国特殊教育事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残疾孩子义务教育普及水平有了大幅提高，学前、高中、大学等非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的办学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但是，我国特殊教育整体水平仍然不高，发展还不平衡。农村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普及率不高，非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发展水平偏低，特殊教育学校办学条件有待改善，特殊教育教师和康复专业人员数量不足、专业水平有待提高。人民群众对此极为关注，我们必须努力解决这些问题。

特殊教育是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彰显教育公平的重要内容。针对我国特殊教育发展现状，尤其是解决特殊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卫生计生委和中国残联共同研究制订了《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年）》，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特殊教育工作重点聚焦在全面提升特殊教育水平上。随着《提升计划》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的实施，将进一步保障残疾人受教育权利，推进教育公平，帮助残疾人全面发展、融入社会，对保障和改善民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

2.问：特殊教育情况复杂，问题涉及面广，解决的难度大，在这种情况下研制《提升计划》经历了哪些过程？ 答：一是委托北京师大、华东师大、中国教科院对随班就读支持保障体系、特殊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特殊教育国际比较等进行了专题研究。对各省（区、市）教育行政部门和1445个特殊教育学校进行了问卷调查。组织调研组分别到北京、天津、山西、江苏、江西、广西、四川、陕西等地进行了实地调研，先后召开了5次专题座谈会。

二是会同有关部委对特殊教育存在的重大问题进行梳理，对拟实施的重大政策和重大项目进行研究。三是充分吸收了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残疾人保障法》执法检查报告和全国政协教科文卫委特殊教育专题调研报告的意见和建议。

四是征求了31个省（区、市）相关部门意见，召开了12次各种类型座谈会，听取了两百多名地方有关部门负责人、高校专家、一线特教学校校长、教师和残疾孩子家长的意见。

五是提交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根据会议精神，做进一步修改和完善，最终形成了《提升计划》。3.问：特殊教育需要解决的困难和问题很多，《提升计划》的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是什么？

答：实施《提升计划》的总体目标是，全面推进全纳教育，使每一个残疾孩子都能接受合适的教育。具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初步建立布局合理、学段衔接、普职融通、医教结合的特殊教育体系，办学条件和教育质量进一步提升。二是建立健全财政为主、社会支持、全面覆盖、通畅便利的特殊教育服务保障机制，增强特殊教育的保障能力。三是基本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各方参与的特殊教育工作格局，增强特殊教育的推动能力。

通过实施《提升计划》，预期到2016年，全国基本普及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视力、听力、智力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0%以上，其他残疾人受教育机会明显增加。

《提升计划》提出了三大任务：一是提高普及水平，特别是对未入学残疾儿童少年，逐一安排其接受义务教育。二是加强条件保障，重点是保障特教学校正常运转和提高办学水平。三是提升教育教学质量，重点是建立完善的特教学校课程和教材体系。

4.问：当前发展特殊教育首先是要提高普及水平，让更多的孩子能接受教育，《提升计划》对提高特殊教育普及水平有哪些政策举措？

答：在义务教育阶段，重点解决8万名未入学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就学问题。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要针对实名登记的未入学残疾儿童少年残疾状况和教育需求，通过多种形式，逐一安排未入学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原则上，残疾程度相对较轻的残疾儿童少年进入普通学校就读，中重度残疾儿童少年到特殊教育学校就读，为确实不能到校就读的重度残疾儿童少年提供送教上门服务，将其纳入学籍管理。

在非义务教育阶段，逐步提高残疾人接受教育的比例。学前教育，要将残疾儿童学前教育纳入当地学前教育发展规划，列入国家学前教育重大项目。支持普通幼儿园创造条件接收残疾儿童。支持特殊教育学校增设学前教育部或附属幼儿园。高中阶段教育，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要积极招收残疾学生。鼓励特殊教育学校根据需要举办残疾人高中部（班）。扩大残疾人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规模，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残疾人特点合理调整专业结构，为残疾学生提供更多选择。高等教育，根据需要、有计划地在高等学校设置特殊教育学院或相关专业，满足残疾人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高等学校要按照有关法律和政策，努力创造条件，积极招收符合录取标准的残疾考生，不得因其残疾而拒绝招收。为残疾人接受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提供便利。加强残疾人职业培训，提高就业创业能力。

5.问：特殊教育运行成本高，《提升计划》对加大特殊教育经费保障力度有哪些制度性的安排？

答：《提升计划》对提高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学校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做出了明确规定：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学校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标准三年内达到6000元，有条件的地区可进一步提高，目前标准高于6000元的地区不得下调。目前，全国特殊教育学校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标准平均为2100元，为普通学校的3倍左右，调整后将达到普通学校的8倍左右。这次在全国范围内大幅度调高特殊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充分体现出国家支持特殊教育发展的力度。与此同时，《提升计划》中要求随班就读、特教班和送教上门的义务教育阶段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参照特殊教育学校标准执行。此举将有助于扩大随班就读的规模，提高保障水平。

6.问：残疾孩子的家庭经济条件一般都较困难，《提升计划》对残疾学生资助方面提出了哪些具体要求？ 答：《提升计划》提出，要进一步提高残疾学生资助水平，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针对义务教育阶段残疾学生的特殊需要，在“两免一补”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补助水平。二是根据实际对残疾学生提供交通费补助，纳入校车服务方案统筹解决。三是完善非义务教育阶段残疾学生资助政策，积极推进高中阶段残疾学生免费教育。四是各级财政支持的残疾人康复项目优先资助残疾儿童少年。

7.问：许多特教学校的办学条件和招生能力还较为有限，影响和制约特教发展，《提升计划》提出要加强特殊教育基础能力建设，请解释一下具体内容？ 答：主要指国家支持的特殊教育两大项目：

一是继续实施特殊教育学校建设项目。支持残疾人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院校新建或改扩建一批急需的基础设施，扩大残疾人接受中、高等教育的规模。支持高等学校特殊教育师范专业建设，扩建教学设施，提高特教教师培养培训能力。中央投资补助一批学校的建设。同时，针对孤独症儿童的教育需求，鼓励在现有特殊教育学校中设立孤独症教育康复部或有条件的地区试点建设孤独症特殊教育学校。

二是实施改善特殊教育办学条件项目。财政部、教育部将从2014年启动实施，支持承担随班就读残疾学生较多的普通学校设立特殊教育资源教室（中心），配备基本的教育教学和康复设备，为残疾学生提供个别化教育和康复训练。支持特殊教育学校配备必要的教育教学、康复训练等仪器设备，开展“医教结合”实验，探索教育与康复相结合的特殊教育模式。加大对薄弱特殊教育学校配备教育教学和康复设施的支持力度。

8.问：确保特殊教育质量，提高教师专业化程度至关重要，请问《提升计划》中制定了哪些有针对性的措施？ 答：在完善特殊教育教师管理制度方面有四条举措：一是各省（区、市）要落实特殊教育学校开展正常教学和管理工作所需编制，配足配齐教职工。针对特殊教育学校学生少、班额小、寄宿生多、残疾差异大、康复类专业人员需求多、承担随班就读巡回指导任务等特点，可结合地方实际出台特殊教育学校教职工编制标准。二是完善并落实国家规定的特殊教育津贴等特殊教育教师工资待遇倾斜政策。三是对在普通学校承担残疾学生随班就读教学和管理工作的教师，在绩效考核中给予倾斜。四是各地要为送教教师和承担“医教结合”实验的相关医务人员提供工作和交通补贴。

在提高教师专业水平方面有三条举措：一是确定专业准入门槛。研究建立特殊教育教师专业证书制度，逐步实行特殊教育教师持证上岗。制订特殊教育学校教师专业标准。推动地方确定随班就读教师、送教上门指导教师和康复训练人员等的岗位条件。将特殊教育相关内容纳入教师资格考试。教师职务（职称）评聘向特殊教育教师倾斜。二是加大特殊教育教师培养力度。鼓励各省（区、市）择优选择师范类院校和其他高校增设特殊教育专业。鼓励高校在师范类专业中开设特殊教育课程，培养师范生的全纳教育理念和指导残疾学生随班就读的教学能力。三是加强对特殊教育教师的在职培训。加大国家级教师培训计划中特殊教育教师培训的比重。采取集中培训和远程培训相结合的方式，逐级开展特殊教育教师全员培训和校长、骨干教师培训。加强普通学校随班就读、资源指导、送教上门等特殊教育教师培训。

9.问：为让残疾孩子有能力更好地融入社会，《提升计划》在深化特殊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方面有哪些有力举措？ 答：一是健全课程教材体系。根据国家义务教育课程标准，结合残疾学生特点和需求，制订盲、聋和培智三类特殊教育学校课程标准。加强特殊教育教材建设，新编和改编盲、聋和培智三类特殊教育学校的义务教育阶段课程教材，覆盖所有学科所有年级。注重培养学生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注重学生的潜能开发和功能补偿。增加必要的职业教育内容，强化生活技能和社会适应能力培养。

二是改革教育教学方法。加强个别化教育，增强教育的针对性与有效性。开展“医教结合”实验，提升残疾学生的康复水平和知识接受能力。探索建立特殊教育学校与普通学校定期举行交流活动的制度，促进融合教育。以培养就业能力为导向，强化残疾人中、高等职业学校专业特色，建好实习实训基地，进一步加强对残疾学生的就业指导。

10.问：《提升计划》出台后，如何确保各项政策和措施落到实处？

答：特殊教育提升计划涉及面广、专业性强、工作量大，需要精心组织，统筹协调，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一要加强统筹规划。各地要结合本地实际制订特殊教育提升计划实施方案，明确路线图和时间表。要本着特教特办、重点扶持的原则，统筹安排相关资金，合理配置特殊教育和康复资源，切实解决制约特殊教育事业发展的瓶颈问题。二要建立工作机制。各地要建立政府领导负责、相关部门协同推进计划实施的工作机制。教育、发展改革、财政、民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卫生计生、残联等部门要各负其责，密切配合，落实目标任务和主要措施，确保计划如期完成。

新闻发布会答记者问 篇7

记者：本次非遗节强调突出生产性保护、搭建商品交易平台，那我们国家在生产性保护方面对文化保护能起什么作用？像北京的景泰蓝这些项目，在生产性保护刚刚开始起步的时候，对它们技艺的保护是不是能起到一定作用？

文化部非遗司副司长王福州： “生产性保护”作为中国经验、中国做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生产性保护”是十多年来非遗保护工作中思路比较清晰形成的一种理念，也就是说目前咱们经过这十年来的实践，通过生产性示范基地，咱们国家命名了41个生产性示范基地，还陆续开始了文化生态试验区，从文化圈、生态链这个角度考虑，文化生态试验区已经批复了15个，十二五期间还将再建设15个，生产性保护已经成为重要的抓手，发挥了重要作用。前面在整体性保护、抢救性保护、生产性保护基础上，经过冷静思考，我们觉得应该向科学保护转化，所谓科学性保护，对非遗项目本身来讲，必须对非遗项目本身规律性的认识要加强，目前看，是非遗十个门类，我们想分别制定出保护的规范，结合下一步开展抢救性保护工程，首先制定业务规范和业务标准，确确实实从管理角度分清楚哪些适合生产性保护、哪些不适合生产性保护，为非遗保护做一些扎扎实实工作，非遗节只是一个平台，这项工作我们正在继续探讨，可以预期它将会成为我们重要的工作抓手。

记者：我们知道大部分文物的保护要投钱，不能光投入没有回报，这就是为什么我关注生产性保护，这个机制是怎么建立的？我们怎么理顺它呢？

文化部非遗司副司长王福州： 联合国项目中有一些濒危项目，所谓濒危就是到了非抢救不可的程度，现在看，生产性保护只是众多保护当中的一种。目前粗浅地认识，咱们对这十个门类当中传统手工艺、传统中医药、传统美术这三个项目，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能和生产性接轨是比较好的，具有造血机能，通过自身工作能够产生一定的效益，这是一类。另一类，根本不太可能和市场接轨，差的比较远，历程比较漫长，劳动非常艰辛，造血机能不好的，从政府管理层面，想加大这方面的投入。非遗法要求实行的三项目制度其中之一就是传承人，咱们已经评选了四批国家级传承人，每个传承人每年都有补贴，尽管数量有限，省地市县还有相应补贴，对传承人的传承做了一些扎实工作，尽管不一定科学、不一定规范，但是还是引领了咱们这项工作向良性方向发展。

记者：我比较关心生产性保护，产业化方面有没有困难？吸引社会资金进入产业化和扶持产业化壮大方面，我们国家有没有什么扶持政策？

文化部非遗司副司长王福州： 生产性保护作为一种有效的保护方式，我们一直在努力探索，我们借助各方面力量，包括专家的力量、社会的力量，我们想让人人参与到非遗保护当中来，政府的力量是有限的，群众的力量是巨大的。我们做了方方面面探索，比如现在正在做的两项工作：一个是给一些小的生产企业免税问题，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央对这块非常重视，我们希望让企业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我们一直在协调税务总局，在市场行为当中给企业减免税收问题；第二个探讨，今年发改委已经又给咱们增加了10个亿的建筑资金，已经列入国家十二五自然遗产保护利用设施建设规划中去。

关于非遗节对城市的影响

记者：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已经举办到第四届了，我想问一下，举办遗产节以来对成都城市的品牌形象有没有提升？对旅游有什么促进作用？

成都市副市長傅勇林：我想这是综合效应。首先，成都本身是一个深具历史感的城市，刚才说有3100多年历史，历史赋予了这座城市独有的历史理性和文化智慧。因此，我们非常愿意为保护这种城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乃至整个中国或者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我们这座城市独有的贡献。再次，这件事情本身对城市意义非常重大，是深远和深刻的，赋有这座城市独有的历史智慧，让人们知道历史由何而来，历史决定了这座城市独有的文化禀赋，这座城市如何学会与世界对话，如何更加自信的参与世界文明的创造，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工作赋予我们这些平台、赋予我们这些资源。再次，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物质文化遗产是器，而我们这所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是道的层面的东西，特别强调对我们这座城市精神非常重要，我们这座城市也在学会更加自觉的参与世界城市分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及其相关的活动，比如非遗节对于我们来讲就非常重要，既是一种文化项目，也是哲学项目，更是这座城市走向世界、参与世界跨文化对话的重要平台。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然会提升我们这座城市的对话能力，同时也能提升这座城市国际影响力，随着城市美誉度提高，我们希望全世界更多优秀年轻人、受过现代文明和现代科技教育的年轻人汇聚这座城市，对于包括旅游在内的方方面面都有重要价值，这也是我们老百姓非常欢迎非遗节的重要原因。

关于与港澳台的合作

记者：两岸三地在传承和保护非遗方面是如何进行的？是不是未来会形成机制化？在两岸方面，今年保护和传承非遗方面是不是有一个具体计划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非遗国际培训中心主任杨治：有关大陆和港澳台在非遗领域合作的情况，主要是在能力建设方面准备开展一些活动，我们中心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二类机构，主要职能就是为亚太地区成员国还有教科文组织的合作伙伴开展培训活动。《公约》通过之后，在国际层面还有国家层面包括地区层面开展了很多履行《公约》的工作，有成绩，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或者措施不当的情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能力建设活动，他们叫能力建设战略，在全球六个地区推进，亚太地区由我们中心来做，包括香港、澳门，算是区域性，香港也需要履行《公约》，我们也征求了香港政府的意见，他们也同意参加，今年和明年举办相关培训班都会把香港、澳门相关工作人员包括官员请过来参与我们的能力建设培训活动。另外一块，搞一些国际交流，重点停留在治理层面上，搞一些研讨会、专题会议，我们也会邀请香港、澳门方面相关人员参加。

关于《公约》十周年庆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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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公约》十周年庆祝活动，咱们在全球范围内都举行了哪些庆祝十周年的活动？成都这次的活动跟这些活动相比，独特之处在哪里？另外，十周年以来，各缔约国履约工作在总体上呈现了什么特点？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非遗国际培训中心主任杨治： 关于庆祝活动或者纪念活动，根据我们的统计，截止到今天，全球范围内大概17个国家开展了或者即将开展63项纪念活动，形式比较多样，有研讨会、培训活动、节庆、展览、发行试听产品等等，大概八类。在众多纪念活动当中，中国举办的这次纪念大会应该说是最具亮点的，体现了三个特点：两个唯一，还有一个高度。第一个唯一，这次是唯一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直接参与筹备的纪念活动，其它活动基本都是各自国家自己组织的；第二个唯一，会议是全球性的活动，有别于其他国家举办的区域性、国家性活动，全球范围最大的活动；一个高度，指的是战略高度，这个会从时间上、从空间上具有战略高度。空间上指的是全球范围，时间上指的是站在一个新的时间起点上展望未来若干年，具有一定的深远意义，另外，在回顾前十年全球范围的《公约》实施情况基础之上做的展望，会议成果将会为国际社会今后在非遗保护领域指明或者勾画一个方向，一个蓝图。

第二个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公约》实施情况。应该说可以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有成就、有进展；另一方面是存在一些问题。成就方面，各国高度关注、重视《公约》，从2003年通过《公约》起，十年之内缔约国已经达到153个，速度非常快，全世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员才189个，將近80%会员国成为《公约》缔约国。还有一个特点，各国履约过程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应该说以这几个名录作为抓手，调动各国的积极性，指的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实践》，截止到目前为止，列入三个名录的项目总数达到了298项，急需保护的31项，代表作257项，优秀实践10项，其中中国应该说表现非常出色，中国急需保护7项，代表做项目29项，优秀实践项目1项，中国总数37个，占298项的10%多。同时，从2006年生效到现在将近7年了，也发现一些现象或者问题，一个是重申报轻保护，各国都存在这个问题，申报热情高涨，2011年和2012年申报数量大概在200多项，教科文组织评审能力进行不足，每年也就能评审5-60项，评审能力跟申报数量有一个差距，是永远解决不了的一个矛盾。目前，各国普遍存在专业机构不够、专业人才不足以及实践经验少、专门知识不够的问题，教科文组织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2010年制定了全球能力建设战略，从2011年开始实施，全球范围内开展大批培训活动，亚太地区大概有包括中国在内的48个成员国，我们要为他们做好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