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国强兵

富国强兵（精选12篇）

富国强兵 篇1

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和建立强大的国防, 是中国在建设道路上两大非常重要又相辅相成的战略任务。从根本上说, 这两大战略任务是辩证统一的。必须在坚持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 合理投入国防, 军费开销所占比重既不影响国家经济建设大局, 又满足国家安全利益需要。

一、富国强军之路的历史梳理

新中国建立初期, 中国面临中国并未全部解放、国际安全环境严峻、财政经济严重困难、国防建设亟待加强等艰巨形势, 在如何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的问题上, 毛泽东进行了系统阐述:“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 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 这是两件大事。”[1]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必须坚持一手抓国防建设, 巩固国防;一手抓经济建设, 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好转, 为经济发展奠定基础的“两手抓”方针。

1960年以来, 以美苏为首的两极世界冷战对抗进入高风险期, 中苏关系恶化、中印边境战争爆发、美国侵越战争等严峻的国防安全形势, 中央在处理国防与经济建设关系的指导思想上作了重大调整, 制定并实施了国防建设重于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 国防投入加大, 工业布局重新调整, 并以国防项目为主体在“三线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战略后方建设。以“两弹一星”为标志, 这些措施的实施明显增强了国家抵御侵略战争的能力, 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军事威慑力和国际地位。虽然这一时期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产生了惠及今日的经济效应。然而国防建设的过高投入, 挤占了经济建设和文教事业的费用, 因此国民经济等其他基础工业的有限发展反而制约了国防建设的成效, 不仅影响了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 而且最终也制约了军队的国防现代化建设。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 这为中国的和平建设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针对长达十几年之久的国防建设挤压经济建设的情况, 邓小平明确指出:“四化总得有先有后, 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 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 我们要忍耐几年。”[2]“军队有自己的责任, 不能妨碍这个大局, 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 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3]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础和保证, 军队各项建设都与国家建设休戚相关, 同时, 国防建设要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 要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提供支援和保障。基于这一科学判断, 我们党做出了一项伟大的决策, 即军队和国防建设从原先的临战状态转为和平时期积极投身于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的状态, 军队的各项建设和发展紧密配合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大局, 积极主动地为经济建设让路, 保障国家经济建设的较快发展。第一, 三年时间裁军100万, 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第二, 中国国防费投入水平的偏低, 制约了军队的建设和发展。1980—1999年间, 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但在国防建设上却远远落后于经济建设。据有关专家统计, 在1986—1999年期间, 军费投入的缺口大约达到4 232亿元人民币。第三, 将国防工业纳入整个国民经济体系, 建立军民结合的管理模式。改革开放后, 为促进国防工业快速发展, 理顺中央与地方的管理权限, 实现国防工业与民用经济均衡协调发展, 国务院调整国防工业管理体制, 将核工业部、航空工业部、航天工业部、兵器工业部由过去的国务院、中央军委双重领导, 改为国务院直接领导。这是国防工业管理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 为国防工业发展民品纳入国家的统筹规划创造了有利条件, 解决了国防工业长期存在的军民分离的弊端。

进入20世纪90年代, 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 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 世界新军事变革兴起, 中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开始面临新情况、新问题。随着国内外环境出现了新的变化, 江泽民深刻认识到要认真妥善处理好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 “必须在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努力加强国防建设, 使国防建设在国家财力增加的基础上不断有所发展。”[3]“一方面, 军队要服从经济建设大局, 继续贯彻忍耐的方针, 发扬艰苦奋斗精神, 体谅国家的困难。另一方面, 国防费也要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年有所增加, 使部队武器装备和生活条件逐步得到改善。”[4]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在继续贯彻“军队要忍耐”方针的同时, 进一步采取措施推动国防建设的发展, 国防费投入明显上升。由于党中央在新的形势下, 果断增加了军费开支, 军队的武器装备系统以及广大官兵的生活条件都明显得到了提高和改善。确立有所为、有所不为, 有所赶、有所不赶的重点突出的新时期武器装备发展战略。中国国防费增长速度日益加快, 规模也日益加大, 已经由原来的忍耐期转入到了补偿期。虽然国防建设取得了较大发展, 然而从总体来讲, 我军仍然处在机械化半机械化的发展阶段, 尽管军费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然而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 中国的国防费投入水平仍然偏低, 显然与中国显著提升的国际地位不相符合。

二、富国强军:世界各国不变的主题

富国与强军是一对矛盾统一体, 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 不仅是中国面临的问题, 同时也是世界性难题, 在这方面, 不乏前车之鉴。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和朝鲜, 由于没有认清局势, 在二战硝烟的负面影响下, 为了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 竞相扩充军备, 增强军事实力, 大搞军备竞赛, 导致国民经济严重滞后, 顾此失彼。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 国民经济因为军费开支巨大和福利政策等一系列因素而滑坡, 尤其是农业生产连年下降, 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控制力也迅速削弱, 苏联变得外强中干, 国库空虚, 国力下降, 人民生活水平停滞不前, 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朝鲜政府大力发展重工业以及国防工业,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有工业占绝对控制地位。20世纪70年代以后, 民众生活水平逐渐与韩国产生落差。20世纪80年代又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在冷战失利, 身为社会主义阵营一环的朝鲜处境日益艰难。20世纪90年代, 连年天灾, 朝鲜经济陷入衰退, 进入“苦难行军时期”。在此情况下, 朝鲜政府仍然大力发展核武器, 先后进行了三次地下核试验。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核试验问题实施了四轮严厉制裁, 为本不发达的国民经济更添阻碍。

伊朗和伊拉克两国相邻, 长期以来两国就因边界争端经常发生武装冲突。从1980年开始两国爆发了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被战争拖得精疲力竭的两国在联合国的要求下终于在1988年停火。八年的战争使两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国民经济遭受了巨大损失, 死亡几十万人, 导致经济损失至少9 000亿美元, 两国的经济发展计划至少推迟二十至三十年。这些事例再次告诫我们, 协调好国防和经济发展是关系到国家存亡、兴衰的重要命题。

三、新时期的中国特色富国强军之路

进入21世纪, 中国的发展迎来了重要战略机遇期。针对新阶段新情况, 我党适时地总结了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十七大报告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 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5]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人民生活水平和全社会面貌的巨大变化, 中国综合国力极大提升的事实雄辩地证明,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所以, 我们今天所要做的和所能做的, 不是去动摇和否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而是要坚持和完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的“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不断增强经济实力, 是解决包括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内的所有问题的重要前提和物质基础。”[5]“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本依托, 经济建设搞不上去, 国防建设就无从谈起。国防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防建设搞不上去, 经济建设的安全环境就难以保障。”[6]因此, 党中央提出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的重要思想, 要求通过不断加强经济建设为国防建设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军队和国防建设依然要坚决服务服从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局。

十八大报告提出“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 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 明确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是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 突出了国防和军队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地位, 国防和军队建设步入着力提升国家战略能力、与国家经济社会建设同步发展的时代。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指出, 要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 努力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按照需求牵引、国家主导, 努力形成基础设施和重要领域军民深度融合的发展格局。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 加强国防教育, 增强全民国防观念, 使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成为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自觉行动。

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 不断探索、总结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特点与规律, 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必须要统筹协调共同发展, 唯有此才能实现复兴中华的强国梦。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95.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99-128.

[3]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274.

[4]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77.

[5]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261-382.

[6]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1106.

富国强兵 篇2

入伍以来，杜富国始终把忠诚和信仰镌刻在灵魂深处，把使命和责任矗立在南陲边疆，把青春和热血挥洒在扫雷战场，不怕艰难困苦，不畏伤残牺牲，不计个人得失，任务面前、关键时刻、危急关头，用一次次“让我来”的铁血担当，诠释了当代革命战士坚决听党指挥、勇于献身使命的铮铮誓言，彰显了在习近平强军思想哺育下新时代青年官兵投身强军、建功时代的自信自觉，展示了新一代革命军人为祖国为人民敢于牺牲、乐于奉献的时代风采。

会议指出，宣传杜富国的英雄事迹，对引导和激励广大官兵投身强军兴军，延续传承红色优良传统，立起备战打仗指挥棒，引导广大青年锤炼高尚品行和坚强意志，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具有重要意义。

富国强兵 篇3

人类社会最初主要的公共物品并非法庭、灯塔或其他公共设施，而是战争。《左传》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是对内的公共物品，“戎”则是对外的公共物品。即使被认为是孕育了中华文化的周族，据钱穆先生说，最初也只是一个武装集团。一般的公共物品有较好较坏之分，可有多种结果；而战争这种公共物品一般只有两种结果，战胜或战败。战胜则扩张领土、掠得财宝和奴役他族；战败则丧失生命或自由，财宝被掠，土地被占。

所以政府本身的强制性，首先是因战争的强制性。如果不想被敌人强制，就要强制自己。这也许是政府这种强制性组织出现的最早的原因。组织资源以进行战争就只能采取强制性的手段，如规定民众有服兵役的义务和征税。早期的税赋主要用于战争，可以从“赋”字的结构看出。右边的“武”字已经说明其目的，左边的“贝”字则指货币。《汉书•邢法志》说：“税以足食，赋以足兵。”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兵役和纳税的含义，就是从自己拥有的资源中拿出一部分用于战争。这一部分如果太少，投入战争的资源不足以战胜敌方，则会因战败而遭受重大损失；如果太多，就需要民众在自己的资源中拿出更多的份额用于战争。但当这个比例过大时，民众的经济自由就会受到侵犯，他们也没有积极性去进行生产活动，他们的收入会减少，作为民众收入一部分的战争所需资源也会减少。这也可能最终导致战争的失败。

所以，在理论上，有一个将资源用于战争的最佳比率，如果都换算成货币，就可称之为最佳税率。然而，在人类社会发展初期，找到这一最佳税率相当困难，这需要相当长时间的探索。税率往往在“太少”和“太多”之间徘徊。在外无强敌，威胁尚远时，一个社会可能会采取较低的税率；但当大敌当前，威胁迫近时，就可能采取较高的税率。

并且，组织资源投入战争的政府并非只是提供公共服务，它有着自己的利益。如果从民众那里征得的税赋高于用于战争的花销时，就会有盈余，这一盈余就会归组成政府的政治集团享用。因而，借用民众对敌人的恐惧，更有可能获得更多的税赋，从中获得更多的盈余，也许是不少组成政府的政治集团的一种短期倾向。当这个政治集团的领导人物有着长期眼光时，他们会抑制征重税的倾向。

在一个社会中，有一些集团更有优势提供进行战争的资源，他们就更喜欢战争，也更喜欢由战争的原因而向民众征收更多的财富。这些集团即使在政府内部，也与作为一个整体的政府不同，他们并不考虑从长期看提高税率是否压抑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了社会的繁荣，和动摇了政治集团的政治基础，只是借战争之名从政府和社会中获得更多的私利，因而这种集团所推动的高税率还存在着一种利益刚性，使之不易更改。

《盐铁论》：一个汉代的例子

在西汉初年，汉朝实力较弱，如果为抵御匈奴而提高税率，则可能因压抑民众的生产积极性而不能使社会迅速繁荣起来，也就没有实力基础对抗匈奴。因而，当时的政治领导人，从吕后到文帝和景帝很明智地以向匈奴示弱，或用和亲的方式使匈奴减少对内地的侵扰，同时实行较低的税率。在那时，田赋曾降低到三十税一的水平。在以低税率为核心的“与民休息”的政策下，西汉社会迅速从秦末战争中恢复起来，并积累了大量财富。这为后来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战争奠定了物质基础。

到了武帝时期，虽然社会已很繁荣，但税率仍是文景时期制定的，仍不能支持主动出击进攻匈奴的资源所需。这时出了一个桑弘羊，提出了盐铁官营及其他聚财的建议，为汉武帝北伐匈奴解决了一时之需。然而盐铁官营一方面有“与民争利”之嫌，而且造就了一个靠盐铁官营牟利的官僚垄断集团。这个集团一旦出现，就有了不同于汉王朝的利益的自身的利益。这一集团也更为“好战”。在他们的支持下，汉武帝后来的战争已经不是为抵御匈奴，而是为了炫耀武力，甚至是为了掠夺（如汗血宝马）。

在这一背景下，就出现了《盐铁论》记载的大辩论。“贤良”“文学”批评以盐铁官营为主的一系列政策侵害了民众的利益，而“御史”“大夫”则以抵御匈奴为之辩。贤良文学们指出，官营盐铁的产品质量低、品种少和价格高；而以桑弘羊为首的官僚垄断集团借盐铁官营以牟私利。对于大夫们提出的所谓“抵御匈奴”的理由，贤良文学们反驳说，如果朝廷能够示以仁义，天下将会近者悦，远者来。

从汉朝廷的决策机制来看，不能说关于盐铁官营的辩论会直接影响政策和制度，然而，这一辩论反映了盐铁官营带来的问题，即用于战争的资源比例过大的问题，以及借助于盐铁官营而获得垄断利润的利益集团的问题。如果盐铁官营只是一个短期政策，为解决出击匈奴的一时之需，民众可以理解和忍受。问题是，当打击匈奴已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威胁已经减少，再要继续进行大规模战争就无太大必要；如果不是为了防御，而是为了扩张和掠夺，战争就只有负面意义。为了这样的战争再维持盐铁官营，让社会和民众继续付出较大的代价，就不能继续得到理解和容忍。

实际上，汉武帝晚期已对自己的穷兵黩武有所悔悟，发布了“轮台罪己诏”，不再进行大规模战争。其后汉朝廷虽然还在继续打击匈奴的战略，但不再进行与保卫中原安全无关的战争。用于防御的资源也会减少。在这时，继续实行盐铁官营就显得更无必要。反过来，盐铁官营利益流向何处，就更惹人关注。桑弘羊不仅是提出盐铁官营政策的人，而且是具体实施的人。他作为“洛阳贾人之子”，深谙商业之道，更知垄断之利，曾“尽管天下盐铁”（司马迁）。盐铁官营为汉王朝筹措军费的功能减弱，则其为桑弘羊等利益集团带来滚滚利润的事实就更为凸显。因而成为贤良文学们罢盐铁官营主张的主要理由之一。后来桑弘羊为了将自己的垄断之利传给后人而参与了宫廷政变，败露后被杀，则说明了，汉王朝的政治結构保证了其政治领导人不想为了一个利益集团而葬送自己的江山。汉王朝的生命由此得到了延续。

徐复观对《盐铁论》的思想梳理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盐铁论》，虽然御史大夫们有明显的倾向贬抑儒家，但如徐复观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他们与贤良文学们一样引用儒家资源，尤其是孔子的话，来为自己的主张辩护。反过来，因在辩论之中，即使遵循儒家主张的人也表达得不那么纯粹。这使得一般读者不太容易辨清双方的主张究竟是什么。

从经典来看，儒家一贯主张经济自由主义。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是很著名的哲学表达。由于遵从自然被认为会有善的结果，将此认识推向极端，就出现了一个儒家的分支，即由陈亮和叶适所代表的浙东学派，相信“功到成处，便是有德”。儒家主流的经济思想，应该是以朱熹为代表。他与陈亮之间只有一点小小的但非常重要的区别，即不认为仁义在所有的时候都会带来事功：“固是得道义功利自至，然而有得道义而功利不至者”。（转引自束景南：《朱子大传》，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95页~625页）这从今天看来是对的，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

所以，在儒家主流看来，“义”不都对应着“利”，所以必须超越利；尤其是那些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更应如此。因为从整个社会角度看，不需要人人讲“义”，只要有一部分人讲义就行了。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市场是有效运转的，大多数人按照看不见的手的指引，去追逐自己的利益，就会带来社会繁荣。市场失灵的情况是很少的。况且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能力超越功利。所以对一般民众，儒家承认和保护他们追求利益的权利，而对政治统治集团和文化精英，则有超越功利的要求。

由此可以理解儒家话语的更深内涵。由于儒家精英的说服对象主要是政治统治集团，所以向他们谈论这一主张时有着某种具体角度，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和“不与民争利”，是对政府讲的话。一方面，这是在保护民众的经济自由和权利；另一方面，是约束政治统治集团不要追求一般性的商业利益。所以儒家又强调“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强调“重本抑末”。其中的“义”包括提供公共物品，同时获得税收方面的回报，所以是“以义为利”；而所谓“本”则是政府本分，“末”则是政府不当行为。简单地说，儒家对民讲“利”，对国讲“义”。

以对儒家经济思想深刻理解为基础，徐复观先生在其 “《盐铁论》中的政治社会文化问题”一文中对《盐铁论》中的两派思想进行了梳理。他明确指出，御史大夫们虽然引用了大量儒家经典，并非遵循儒家真精神。而文学贤良们引用儒家经典则是“原则性的”，即基本代表儒家主流思想的。这個判断是正确的。

贤良文学与御史大夫辩论的核心问题，是为了抵御甚至进击匈奴，能否实行对盐、铁、酒等产品生产和销售的政府垄断，以及对因均输而引起的交易的政府垄断。在辩论中，贤良文学们提出了“崇本抑末”的主张。这很容易引起误解，以为儒家一般地反对工商业。徐复观先生对此作了辨析。他指出，“儒家承认工商的正常功用（“通郁滞”，“备器械”）”，但由于工商更容易获得和聚集财富，所以才在政治上和社会排序上重农抑商，但并非否定工商业。在另一方面，“贤良文学此处真正反对的，不是民间工商业，而是以盐铁均输等重大措施，由朝廷直接经营的工商业，及在朝廷直接经营下与官府勾接的工商业者。”（徐复观：“《盐铁论》中的政治社会文化问题”，载《两汉思想史》，台湾学生书局1992年版，第140页）徐复观先生对《盐铁论》中贤良文学们主张的这一梳理，更为鲜明地表达了儒家经济思想的一个要点，即儒家反对政府直接介入一般性的商业领域，以及反对对工商业的垄断，尤其是政府官员借助于权力而进行的垄断。

贤良文学们否定盐铁官营的理由，包括政府垄断会带来价高质次的产品，尤其是农业生产必不可少的农具，直接侵害了农民利益；由于政府及其官员进入到了一般商业领域，就会与民争利，“商工市井之利，未归于民”，而是“利归权家”，甚至直接侵夺民众土地等财产，致使破产成为流民；政府官员利用管理盐铁官营之权力中饱私囊，形成了一个官商一体的利益集团，并对政府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了维持这样一个政府垄断工商业的局面，从中获益的官僚垄断阶级就极力支持一种穷兵黩武的对外政策，又导致“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总体而言，这都是由于政治权力与市场规则结合，即所谓“国以利为利” 的结果。

然而，徐复观先生也并没有完全肯定贤良文学们的所有主张，比如他们在反驳御史大夫们关于盐铁官营用于抵御匈奴的理由时，只是强调“夫文衰而武胜，德盛而备寡”，以及“修文德以来之”，被徐复观先生批为“不顾现实的空论”（同上书，第170页）。而对御史大夫们“故边民百战，而中国恬卧者，以边郡为屏蔽也”的论点则肯定为“在现实上是坚实的论证。”（同上书，第167页）这种把握非常到位。

如何将经济自由与富国强兵协调起来

然而，徐复观先生对《盐铁论》的评论还是有点缺憾。既然在边郡保持武备是必要的，御史大夫们坚持盐铁专卖，以筹措军费就有一定道理；既然怀柔政策不能感化四夷，贤良文学们罢盐铁专卖的要求不就变得“不现实”了吗？如果我们既支持经济自由的政策，又强调不能荒废武备，就要提出一个兼顾经济自由与富国强兵的理论以及可以实施的制度政策，以同时实现两个目标。否则任何一种批评都不够完整。

实际上，经济自由主义制度与政策并不像看起来那样不能支持富国强兵。首先是，经济自由主义政策会因其较低的税率而使经济总量有较快增加，会使政府获得更多的资源，用于提供国防公共物品，并且更可持续。宋代财政史告诉我们，王安石也是为了加强边备而增加了税收之外聚财措施，其结果是，“除与新法直接有关的增收外，在赋入的其他方面均未见明显自然增长。”（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6页）如变法后的熙宁十年，田赋收入比变法前略有减少（第52页）；商税和榷酒收入数“情况都不甚好”（第67页）。这“自然与行新法后人民负担增加多不利发展生产有关。”（第67页）更重要的是，这种财经政策是不可持续的。民众的实际税率加重，会导致社会经济的衰落。

在另一方面，轻徭薄赋还有着政治含义。如同孟子所说，“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就是说，包括低税率在内的仁政可以使民众更加认同政治统治集团的合法性，更愿意拿出自己的资源，包括财物和时间，支持政府提供国防公共物品。如此“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即能够对抗强大敌人。而如果这些敌人不行仁政，则不是行仁政国家的对手。“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

更进一步，如果将仁政推广到天下，而不是靠武力掠夺和奴役其他国家与人民，就会形成比较和平的世界秩序。国家之间的纠纷就会较少，更不需要动用武力解决，就更少进行武力上的竞争，这也会在提高一个国家的安全水平的同时，降低其国防开支。

当然，如前所述，儒家承认要保持必要的军备。其水平是能够保卫自己，而不是要征服别人，所以不需过分的军备。这就不需要耗费过多的社会资源。在另一方面，轻徭薄赋所激发的生产热情又会使社会总产出增加，从而能够提供达到这一恰当军备水平的资源。从而，经济自由与富国强兵可以并行不悖。

这在历史现实中有过大量先例。如因一些偶然因素，使得一个社会在保持一定军事优势的同时，又保持较低的税率。例如近代以来的英国和美国；虽然我们不排除这两个国家在崛起时也部分地依靠掠夺因素，如英国对西班牙和法国商船的掠夺，和对中国的鸦片贸易；美国早期的奴隶制和对印第安人的剥夺。

英国是一个欧洲大陆边缘的岛国。这使她不需要建立一支强大的陆军防备周边国家的入侵，只需要将资源集中在建立海军上面。而她的竞争对手，无论是西班牙，荷兰，还是法国，都要同时建立两支军队，陆军和海军。这就使英国在获得海上优势的同时可以保持较低税率。而美国则立国于北美大陆，由海洋将其与列强分隔开来，使她得以在创立之初的相当长时间实行孤立主义政策，将较少资源用于军事，从而可以长久地奉行经济自由主义政策。这一政策使她最终成为世界强国。

纵观历史，也许中国是唯一在比较自觉地实行经济自由主义政策的同时，保持国家强大的社会。比较突出的是汉朝、唐朝、明朝和清朝。它们都征收较低的税赋，同时只有不多的兵。这些中国传统社会的军事力量与其“帝国”的身份很不匹配，以致有人称之为“无兵的国家。”（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即使是在军事力量看似强大的唐朝，统治集团也主要借用北方少数民族的军事力量来保卫边境。甚至向外扩张。如唐诗中所说，“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而唐朝的税率，包括租庸调在内，大约在14%左右。这与今天世界超强的美国的军费相当于190个国家的总和有着天壤之别。“无兵的国家”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荒于军备的批评，但反过来想一想，为什么“无兵”却能成就如此强大的国家和中国前后相继的强大王朝？这其中应该有“仁者无敌”的因素。（本文有删节，全文将在文化纵横网www.21bcr.com刊出）

富国强兵 篇4

1 军民融合是思想观念的重大转变, 为实现富国强军明确了指导方针

富国强军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以来坚持不懈的奋斗目标, 更是全体中华民族长久以来内心渴求。在追求富国强军的进程中, 由于国内外政治经济局势的不同, 其指导方针也处于不断调整变化的过程。军民融合思想也并不是起初就有的, 而是党中央、中央军委根据国内外环境与时俱进不断转变思想观念的产物。

新中国建立初期, 由于安全环境十分严峻且经济社会处于百废待举的局势, 我国采取的是“国防优先”的军民结合发展模式。1952年, 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中央兵工委员会就做出了“兵工企业发贯彻军需与民用相结合原则”的决定。1956年,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国防工业建设应和民用工业结合”的思想, 要求在生产上要注意学会军用和民用两套生产技术, 平时为民用生产, 一旦有事, 就可以转为军用生产。在些基础上, 1957年二机部召开的第三次企业领导干部会议上制定了“平战结合、军民结合、以军为主、寓军于民”的方针。上世纪80年代以后, 国际形势趋于缓和, 国家安全环境相对好转, 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

在这一背景下,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以发展经济为中心, 国防建设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大局的决策, 强调发挥军工领域科技优势, 实施“军转民”战略。1978年8月1日, 邓小平同志在听取七机部工作汇报后指出:“军工部门要以民养军, 军民结合。”, 并在1982年明确提出要“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冷战结束后, 国民经济快速发展, 民用科技能力明显提高,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适时调整军民结合战略, 制定了与国家三步走战略相一致的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三步走发展战略, 提出要“军民结合、寓军于民”。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 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国内外新形势新变化,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高度, 进一步提出“要走出一条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 实现更广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的军民融合。

从上述指导方针变化的过程可以看出, 军民融合思想的内容在不断深化发展, 既是对我党追求富国强军思想的继承, 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结果, 是党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 是思想观念的进一步转变。

2 军民融合是政策法规的重新设计, 为实现富国强军提供了制度保障

富国强军为中华民族的未来描绘了一张美好蓝图, 这一蓝图要变为现实还需要全体中华民族,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持之以恒的努力, 道路仍将是漫长的。因此, 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加强制度建设, 为实现富国强军提供长期有效的制度保障。

长期以来, 军民融合式发展之所以面临诸多矛盾和问题, 制度缺乏是重要原因之一。打破军民自成体系格局是军民融合式发展要面对和突破的首要关键问题, 其核心是对现有利益格局进行重新调整。在国防建设领域, 军队各部门有着自身的利益诉求, 而经济社会中的企事业单位也有着强烈的自身利益诉求, 这些利益诉求不仅会左右军民融合式发展的进程, 而且可能直接阻碍军民融合式发展。因此, 军民融合的过程不能仅依靠各行为主体自身进行, 必须由国家主导, 依靠政策法规来自上而下推动。这一推动过程主要表现为制度建设的不断健全和完善。从这个角度看, 军民融合的过程就是制度建设的过程, 是制度化的过程。

推动军民融合式发展, 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各个方面, 涉及到产业、行业、企业等各个层面、涉及到科技、能源、生产、服务等各个领域, 其中的关系十分复杂, 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为协调约束各方利益关系, 规范各利益主体行为, 从而统筹调动社会各方力量, 就必须对现有的政策法规进行重新设计, 形成合理配套的制度体系。

为此,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加强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规划、体制机制建设、法规建设。”首先, 必须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 科学制定军民融合式发展的战略规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不仅从国家战略层面明确了推进军民融合式发展的目标和任务, 而且提出了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实现的基本途径, 并且将国家和军队《统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规划 (2011~2015) 》列为其中的专项规划。这一做法有力促进了军民融合发展, 取得了明显成效, 也从实践有力证明军民融合式发展必须以战略规划为统领。其次, 要不断建立健全军民融合式发展的的体制机制建设。必须进一步在国家层面加强统筹协调, 建立健全军民融合的领导决策机制、军地协调机制、需求对接机制和资源共享机制, 将军民融合工作落到实处。三是要完善军民融合式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法律法规是法治社会协调约束各种关系的基本依据, 对于规范处理军民融合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问题具有重要作用。

3 军民融合是资源配置的重新整合, 为实现富国强军奠定了物质基础

富国与强军是既统一又对立的矛盾关系:统一表现在没有强大的军队做保障, “富国”难以取得相应的国际政治地位, 难以摆脱成为被瓜分掠夺对象的下场;没有经济实力做基础的强大国防, 就是穷兵黩武, 会加剧国力的损耗影响国家持久发展。对立表现为富国与强军都必须以占用一定的物质基础为条件, 在资源总量一定的前提下, 二者必然会相互挤占有限资源, 也就是资源的竞用性矛盾。因此, 实现富国与强军相统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减少二者之间资源使用的矛盾关系。然而, 在资源稀缺的前提下, 富国和强军各自所需资源之间竞用性的矛盾如何解决?采取什么样的资源配置方式能同时满足经济和国防的双重需要?军民融合式发展是回答上述问题的必然选择。 (下转第114页) (上接第112页)

富国和强军所依赖的物质条件是相同的 (如技术、资源、生产资料等) , 但这些物质条件由于各自使用目的的不同而在运行环节上不断的累积专用性, 这种专用性的产生既有专业分工的原因也有人为设置的阻碍, 但无论原因如何其结果使得富国和强军逐渐从物质基础上分隔开来。因此, 要想实现富国和强军相统一, 就必须尽可能的减少二者所依赖物质条件本身的区别性和对立性, 将二者有机融合起来, 实现一份投入两份产出。资源的配置使用是这种物质条件的重要表现, 军民融合式发展是否实现的物质条件也必将最终体现在资源的配置使用上。就资源本身而言, 它是一元的, 是非此即彼的;而资源的使用却是多元的, 可以有多种用途。自成体系, 相互隔裂的军民发展思路就是只观察到资源本身的一元性造成的, 用于国防建设就不能用于经济建设, 反之亦然, 这就造成了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二元对立的局面。但是, 从资源使用的多元性来看, 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互通的, 国防资源可以服务经济建设, 经济资源可以纳入国防功能。实现资源使用上的多元性, 其主要方式是提高资源配置使用效率, 这也是军民融合式发展的核心任务。

当前, 军民融合式发展的资源整合需要重点关注两个方面。一是要以军事需求为牵引, 首先整合重点领域的资源。社会经济资源种类众多, 哪些需要整合, 哪些不需要整合, 是资源整合要明确的基本任务。国防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最基本手段, 军民融合式发展不是以牺牲国防实力为代价的, 而是要利用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发展成果来促进国防和现代化建设。因此, 军民融合式发展的资源整合必然要以军事需求为牵引, 依据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来确定资源整合的对象。当前主要体现在“七个领域”上, 即国防科技工业领域、军队人才培养领域、军队社会化保障领域、国防动员领域, 以及空天、海洋、信息等领域。二是对于军民共有的资源, 要以优势资源为内核, 整合非优势资源。对军队而言主要方面是充分利用地方优势资源, 表现为“六个纳入”, 即:将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纳入国家科技创新体系, 将国防和军队信息化建设纳入国家信息化建设体系, 将军事人才基础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将军队后勤保障纳入社会服务保障体系, 将国防设施和战场建设纳入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体系, 将国防动员应急能力建设纳入国家应急管理体系。

摘要：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坚持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 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这是我党根据国内外政治经济局势, 站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全局做出的科学论断, 这一论述科学阐明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富国强军的重要途径就是要坚持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笔者认为, 军民融合首先是思想观念的转变, 是富国强军的重要指导方针;其次是政策法规的重新设计, 为富国强军提供制度保障;最后是资源配置的重新融合, 为富国强军提供物质保障。

关键词：军民融合,富国强军,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梁光烈.坚持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之路[J].国防, 2011.

[2]姜鲁鸣.积极探索推进我国军民融合式发展的战略途径[J].中国人民防空, 2012.

[3]黄薇.论政府在军民融合式发展中的主导作用[J].军事经济研究, 2012.

[4]阮志柏.在制度继承与发展中推进军民融合[J].国防, 2012.

学习心得张富国 篇5

——听第五教育集团报告心得

第二十三小学张富国 2011年11月12日，虽属深秋，但却给人寒意十足的感觉，再加上细雨纷纷，周末了还得不到休息，心里倍感十分的晦气。可听了讲师团的几位老师的报告后，心中犹如升起了一轮红日，一扫漫天的阴霾，亮堂了许多。他们的报告各具特色，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精辟地阐述了当今教育的理念，较为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我区教育的现状。使在场的人受益匪浅。特别是郑大明老师的《我们的学习快乐吗》好比一盏明灯，照亮了在黑夜中摸索的一线教师的曲折山路。“我们的学习快乐吗”？的却值得我们老师的深思。尤其是其中的“不为分数而教”其含义深刻，更值得我们去理解。

扪心自问，我们以前有几位真正理解了这句话的含义，并且做到了。又有多少老师不是为了分数而教。我想包括讲师团那几位作报告的老师，在他们成名以前，可能也难逃分数的约束吧。因为很长一段时间，分数成了衡量教师优劣的唯一标志，哪怕是在不断高呼“素质教育”的今天，这种以分数论英雄的考核制度真的就退出舞台了吗？教师要保住饭碗，校长要学校发展、要政绩，分数低了能行吗？试问，有几个名师、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不是因为所教学生的分数高而一举成名的？当然也不否认他们在其他方面也有过人之处。名人、名师尚且如此，一般教师就更不用说了。

在以往地教学中，教师关注的学生的分数，于是无论是出发点还是落脚点都围绕着那毫无生机的分数。尽干些拔苗助长的、事倍功半的事。从呈现教学内容到备课、上课、练习、补充练习，总之，一切与教学有关的环节都以分数为中心。赤裸裸地毫无羞耻地做着分数的奴隶，而完全忽略了学生的个性培养、发展，更谈不上以人为本，全面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忽略个别差异，要求一刀切。

由于学生的认知水平不同，对知识的掌握程度也有所，由于学生知识的负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学习某些新知就会倍感困难，而老师却一心想到的是分数，对作业统一要求，尤其是长期辅导无果的情况下，认为他得不到多少分，就无形弃之，无形中阻碍了他们在其他方面的发展，久而久之，严重挫伤其学习的积极性，使其厌倦学习生活。

（2）.重分数获取，轻能力的培养。

由于教师心中装着的分数，生怕考试中学生失分，对知识要求学生死记硬背，甚至教学投机取巧，怎样才能得到高分。明明已经掌握的知识，为了克服在考试不丢分，怎么办啊、只有达到轻车熟路的程度，于是就机械地、反复的练习，再练习。

（3）.占课现象严重

为了使学生在考核科目的考试中取得较高的分数，占用非考核科目的时间用来上自己的关系着自己考核奖金的功课，还经常出现无端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

“不为生存而教”这种境界的确太高了。我至少现在还没有做到。教育是一种事业不假，作为教师也应有为教育事业献身的精神，但现实中究竟又有多是人做到了呢？恐怕是凤毛麟角。至少我现在还没有做到。我到学校，迈入教室其很大的目的还是为了拿到那份工资，因为我有了它才不至于饿肚子，使生命延续下去。也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上述三种现象。然而这种现象真的只是极个别的吗？

因为对教师的考核，现在主要还是以学生在考试中的分数为标准，学校领导看重的也是分数。分数不高，就要受罚。比如，校长在半期考试后的七、八十人的总结会上，非常认真的宣读、分析、比较了各班各年级的分数。尤其批评了“地位均衡”，要求我们要“高位均衡”，考差了不管你的客观原因。总是一二三、三二一地强调要减负，要提高课堂效益。对于一所学校，对于一个教师而言，是不是单凭一句“提高课堂效益”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它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吗？以前的教师他就不在乎课堂效益吗？难道说他是要降低课堂效益吗？地位均衡——就是整个年级差距不大而分数不高，当然也有整个年级都比较差的可能，难道就没有其他因素？试卷是否和合理，排版是否得当。而对于这些，在上级面前连屁都不敢放一个，见到上级除了恭维还是恭维。所以我认为分数目前还是重要。

以前自己所在的是一所村小村，小和中心校相比，无论生源、教学资源、作息时间、家长辅导还是环境方面，实际上、客观上其实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我认为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谁要否定这种差异，我认为他就没有尊重事实。就学生所承担的工区面积而言，谁敢说没有差异。而下达的目标没有差异，有时比中心校还高，这之间的空缺靠什么来弥补，没办法，也就只好占用其他一点时间

了。

可以负责任地说，在一定的时间空间里，为分数而教的现象的确严重。而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考核机制的错（不合理）也好，老师的过也罢，当然我们不敢说领导有错。而今天的讲解报告，《我们的学习快乐吗》，倡导不为分数而教。的确感人肺腑，触及灵魂。

郑老师讲到：“分数没有错，它只是一种衡器。”“我们的学习快乐吗”。虽然是以学生的口吻提出的问题。难道学生的学习快乐与否不是取决与我们学校、老师吗。不错，可以说，在相当长的的一段时间里评价老师、学校的工作主要还得看分数。而现在又提出“不为分数而教”。这样看来好像有点矛盾。之所以会有矛盾的看法，是因为对“不为分数而教”的一种误解。

首先，“不为分数而教”并不等同不要教学质量。分数可以量化质量，教学质量是学校教师赖以生存的土壤。不谈教学质量也就没有谈教育事业的资格。关键是怎样理解教学质量。“不为分数而教”给教学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教师不能只看学生的分数，要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要注重能力培养、习惯、品质的养成、身心健康„„一句话，要要着眼与学生的未来与发展。

“不为分数而教”，要求老师要引导学生从小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要让学生有理想、有梦想、有思想。要求老师的专业技能要与日俱增。要构建优质的课堂、高校的课堂、快乐的课堂。要抓时间、抓方法、抓经验、抓机会。让学生在各方面都得到相应的发展。反思自己的教育教学工作，我深知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不为分数而教”是否也对对学校、对教师的考核制度提出了质疑呢？然而又有许多迷茫的地方，也是要不断探索的问题。“不为分数而教，注重个性发展”和“学生行为习惯好，即使考试的分数低一点，也可以说是教学质量好”，“不为生存而教”这些理念非常好，也是我辈当之努力的，但谁能把了·能力与分数截然分开呢？

我期待着有一种考核机制、一种教育教学环境能让上述理念落实下去，哪怕是一种梦想。

海湾富国为何保持沉默？ 篇6

近日，中东地区的沙特阿拉伯提议，捐资在德国兴建200座清真寺，以慰藉数十万抵德叙利亚难民的“精神需求”。9月21日，德国保守派政治人物批评此举是伪善，认为沙特阿拉伯与部分海湾国家联合进攻也门，制造更多难民，迄今未收容任何叙利亚难民。

据报道称，叙利亚周边六个盛产石油的海湾国家——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阿曼和巴林都拒绝为叙难民提供庇护。英国《每日邮报》曾发问：为什么富裕的海湾国家不对伊斯兰兄弟伸出援手，接纳的难民数为零？

联合国难民署海湾国家的代表通过彭博通讯社辟谣称，沙特接纳了50万叙利亚难民。半岛新闻社提供了另一口径数据，沙特接纳了30万叙利亚人，阿联酋接纳了15万，科威特接纳了13万。

既然有接收，但为何在联合国的统计数据中却没有显示？据了解，众多海湾国家并未加入《难民地位公约》，不承认难民身份，也不向联合国难民署通报数据，所以在正式的数据源里，它们接纳的难民数均为零。“如果没有这些海湾国家，你所看到的情形会比现在糟糕一百倍。”阿联酋的政治学学者阿卜杜拉说。他指出，在过去的三年里，阿联酋收纳了超过16万的叙利亚人。

海湾富国尽管对叙利亚难民有一定接收，但这并不代表他们鼓励难民的到来。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海湾富国宣称允许叙利亚难民跨入本国边境。

据悉，阿拉伯国家现时只有阿尔及利亚、毛里塔尼亚、苏丹以及也门给予叙利亚人免签。而包括科威特、沙特、卡塔尔以及阿联酋在内的波斯湾富裕国家，宁可从东南亚以及印度引进劳工，也不愿把机会给叙利亚人。沙特称，自己从2011年起收容了50万叙利亚人，不过主要是民工。而对于没有雇主和工作许可的难民，这些国家还未有明确的政策出台。

有报道分析，此种现象的产生，一定程度上源于这些国家对于移民“入侵”的恐惧，以及防止其财富被“稀释”的谨慎心态。难民入境可能造成的政治不稳定和对本国的人口冲击，亦使这些国家感到忧虑。所以，海湾国家更多只是以经济支持难民，而不是通过接收。

海湾国家认为自己已为解决叙利亚难民危机慷慨解囊，但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沙特提供的援助为3.87亿英镑，阿联酋为3.59亿英镑，卡塔尔为1.57亿英镑，而英国提供了9.18亿英镑援助，超过三国总和。

富国强兵 篇7

一、发展经济才能救亡图存

以1840年为界,可以将中国的历史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鸦片战争前,当世界资本主义国家正在热火朝天忙于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之时,闭关自守的清政府,正自我感觉良好,在歌舞升平的世界里享受着天朝大国的繁荣与奢华。直到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清政府才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另外的国家,才知道另外的国家是这么可怕,他们才从“天朝大国”的迷恋中惊醒,不得不重新审视他们不认识的“妖怪”和“妖怪们”持有的怪东西。自以为国强民壮的清政府很快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一从未有之的举国之变给国人带来了无比的震惊和心痛。痛定思痛之余,以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改革家意识到抵御列强的“坚船利炮”的武装侵略,就要学习他们的军事技术,以武力抵抗武力,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救国主张[1]12。一批出国学习者开始肩负使命至国外长见识。随着更多列强加入到侵略中国的阵容中来,国际国内局势的更加恶化,中国的新型知识分子和社会改革家开始意识到中国的落后并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落后,更主要的根源在于社会制度,主张借用西式政体来改变中国社会,继续发展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的受过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影响的上层知识分子提出了反映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改良主义思想。早期改良派主张学习西方的军事和政治制度,并且把向西方学习的视线投到了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这一环节上,虽然认识还有点粗浅,为后来的戊戌变法运动做了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康有为认真研读西学,思想观念上发生了巨大变动。正是积极的探索和追求,对新知识的汲取和奋发有为的精神,康有为渐渐具有了近代化思想意识。随着对外部世界的了解, 康有为对于以学习西方船坚炮利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进行了理性思考, 看到了洋务运动在向西方学习问题上的局限性。反思了这场延续30余年、由中国上层官僚发起举办的旨在向西方学习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活动收效不大的根本原因在于:学习不得法,没有学到外国富强之真谛。变法运动中,康有为清醒看到了中国总体实力严重落后、任人鱼肉的残酷现实和西方列强资本主义国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鲜明对比,更加强烈地意识到:如果中国不能改变“重农抑商”的经济发展模式,就永远不会强大起来;经济不强大,中国的综合国力必然不会强大,中国就会永远积贫积弱、任人宰割。

二“、富国”“、养民”的经济纲领

在康有为的变革主张中,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要求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主要体现在《公车上书》、《物资救国论》、《大同书》、《理财救国论》等著作中。以“以商立国”为目标、以“富国”、“养民”为实施纲领、以资本主义工业化为根本途径、以“钞法”、“铸银”、“铁路”等为具体内容、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是康有为提出的资本主义经济纲领的核心思想,也是其确立的经济变革宏伟的战略目标。1895年,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即著名的《公车上书》中,从六项“富国之法”和四项“养民之法”方面详尽阐述了中国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亦称“富国”、“养民”十项经济纲领。十项纲领是康有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富国之法”包括“钞法、铁路、机器、开矿、铸银、邮政”六项纲领;“养民之法”包括“务农”、“劝工”、“惠商”、“恤穷”四项纲领;“富国之法“,就是仿效西方,不仅仅是政治制度和文化层面上的效仿,更重要的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经济发展模式,全力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2]。首要的便是“钞法”,即由户部发印纸币来偿还全国银号的现银;全国银号必须向清政府报明资本额后,一律将之存到户部及省藩府,这样可以大大增加国家收入。“铸银”即国家可用九成银自铸银元,此举可抵制外币,增收权利。这两条是康有为仿照西方国家银行之例而设计的,意在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及金融特权,完善金融机构,建立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要求的货币信用制度。此外,康有为从西方国家发达的经济中金融业的重要性而主张设立中国人自己的“银行”,来为中国工矿业的发展保障资金运行。“铁路”即中国自主研发、自主掌握铁路建设权,同“机器轮舟”、“邮政”一起,构成控制国家交通运输命脉的主要手段。“开矿”也是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手段。康有为通过研读西方学说及实地考察和了解外国情况,在洋务运动和早期改良派等人铺垫的基础上,康有为意识到西方各国“船坚炮利”的基础是其日益高速发展的近代化工业。这种机械化为主要表征的工业发展模式将传统农业、手工业生产方式远远抛在了脑后,其带来的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已经是农业化道路无法比拟的。中国只有走工业化道路才能增强综合国力,才能摆脱任人欺凌逐渐走向灭亡的命运。而矿业作为一种垄断的、高利润的行业,已成为现代化工业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富国”六项目的在于仿照西方,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确立资本主义制度,使中国摆脱落后,走向富强。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前提和基础。“养民之法”明确要求农、工、商部门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

“富国”与“养民”涵盖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各个要素,体现了康有为“学习西人立国之本”的见识和勇气。

三“、以商立国”的经济主张

在“落后挨打”的惨痛现实中惊醒的康有为一代维新改革者,强烈意识到西方发达国家以飞速发展的经济为标志的现代化工业与中国落后的手工业作坊为标志的传统农业的悬殊差距,立志要探索一条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之路。中国的农业基础树大根深,在小农自然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封建政权的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政策自然由来已久。历代统治者从心理上和现实中对工业实行鄙视和封锁,从“士、农、工、商”的排序中可以明确地看到“工和商”的末位劣势。尽管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有有识之士对此进行过抗议和批判,但工商的地位和境遇依然没有得到乐观的改善。康有为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惨痛经历和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倾销和压榨的经济侵略中,清醒地意识到商业在经济中必不可少的特殊地位,随确立了“以商立国”,大力振兴国家商务的经济思想体系。在《公车上书》等著作中,康有为提出“:凡一统之业,必以农立国,可靖民心;并争之世,必以商立国,可侔敌利,易之则困弊矣。“”一统之富不外泄,其利在农,列国之富在竞争,其富在商”[3]15。他以大量篇幅论证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商业不仅物质和财富转换的渠道,更是民富国强、社会经济繁荣的标志。为了实现“以商立国”的目标,康有为主张统治者首先要打破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的束缚,拿出改革家的气魄制定一系列措施和保障,大力发展商业经济。其提出发展商业经济的主张总结起来主要有三点。一是对工商业实行“通商”“、惠工”的保护政策。二是从制度上规范商务市场,建立完善的商业管理体系和合理的税收政策。第三,建立自由经济政策,允许私人自由投资。康有为对当时民营经济遭受打压、得不到应有的地位一再抨击,极力主张经济上“百花齐放”,允许各种投资经营注入经济和商业中。

康有为经济思想的提出,是他向西方学习、积极探索真理的结果,他希望通过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把中国打造成一个繁荣昌盛的工业化国家,是奋发有为的中国人向西方探求救国真理的有益尝试和努力,希望通过改革使中国走向光明的经济前景,虽然其设想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局限性,但他力图把中国打造为经济强国的变革精神和现代化思想,他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道路和模式所进行的具有启迪意义的开放性思考,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凝聚着他为中国的富强百折不回地求索的心血,体现了他竭尽心力救亡图存的爱国精神”[4]也将闪耀着永远的光芒。

摘要：作为近代中国积极探索救亡图存道路的代表人物,康有为在力推政治改革的同时,积极关注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他在亲自考察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提出并论证了“富国”“、养民”等“以商立国”的独具特色的经济主张。

富国强兵 篇8

富国皮革工业 (阜新) 有限公司于2009年11月落户阜新市清河门区皮革产业基地, 是目前阜新市最大的皮革制品科研、生产、商贸企业。富国皮革工业 (阜新) 有限公司是由富国皮革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富国皮革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的中外合资企业, 主要加工生产牛蓝湿革, 项目总投资8亿元, 共分四期建设完成。完全建成后将达到年产牛蓝湿革超1 000万张的规模, 并生产牛皮成品革及相关产品, 其产成品90%外销, 10%内销。富国实业 (阜新) 公司的落户也极大地带动了阜新市皮革产业的发展, 并吸引了其他相关企业来阜投资。

开业仪式吸引到了来自中国、新西兰、美国、日本、中国香港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 并纷纷寻求投资合作机会, 了解业内行情。富国皮革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首席执行官鲍博华说, 皮革业如果能够靠近供应商, 就能减少成本, 缩短生产周期, 他们落户阜新后, 预计位于下游的鞋类制造商也将被吸引到这里。

阜新皮革产业基地是东北地区的最大制革业基地, 同时也是目前中国唯一一个承接制革业转移和转型的示范基地。中国皮革协会理事长张淑华说, 欧美国家是皮革制品消费大国, 其皮革科研创新、设计、品牌推广能力都很领先, 但皮革加工由于劳动力密集、污染较重, 近些年来呈现从东南亚国家向中国东南沿海, 再向中国内地转移的趋势。阜新市打造皮革产业基地, 政府规划进行环保综合治理, 完善产业链条, 是一种全新的制革业发展模式, 因此备受中外制革业关注。

据记者了解, 阜新皮革产业基地总体规划面积10Km2, 内设制革、制品、商贸物流、中心商务、生产辅助等几大功能区, 计划总投资138亿元, 最终将形成3 000万标准张制革加工能力及相应革制品产能。目前, 富国皮革、山东德元、浙江明新等一批国内外知名制革企业已入驻, 还有近50家国内外企业签订合约, 将在这里投资建厂。帮助企业通过实施并购迅速做强做大, 这是阜新市一项长期的发展战略。开展海外并购工作, 有利于阜新市企业通过合法手段引进先进的专利技术, 提升产品的科技含量和竞争优势, 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占领国外市场, 可以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方面资源, 规避国际贸易保护壁垒, 同时也有助于阜新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目前, 基地已签约企业49户, 总投资59.55亿元。企业全部建成达产后, 制革生产能力超过1 000万标张。现在基地起步区建设用地已实现“七通一平”, 具备企业运行生产条件。

富国银行小微企业交叉销售的启示 篇9

美国富国银行成立于1852年,在建立160余年里,通过大大小小的1600余次的并购,逐渐成长为一家以服务小微企业为特色的商业银行。目前,该行是美国最大的小微企业贷款提供者,每年受理的小微企业信贷业务超过200万笔,所占市场份额超过了花旗与摩根的总和,在美国及加拿大拥有70多万小微企业客户,主要服务对象为年销售额在200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见下表:富国银行客户结构比例统计表。

在小微企业业务办理上,富国银行根据企业规模及资金需求的不同,设置两家专门的机构负责小微企业市场。分别为企业通(B usiness D irect)和小企业银行(B usiness B anking),两个机构主要区别如下。

二、富国银行小微企业交叉销售

富国银行享有“交叉销售之王(T he king of cross-sell)的称号,客户平均产品使用达到6个以上,这不仅得益于该银行内部一直所倡导的交叉销售文化,更得益于其所建立一套行之有效措施,确保了交叉销售的理念得以实施。

首先,建立高效的客户服务响应平台。富国银行建立了有效的客户管理服务平台,使每位信贷人员都能对客户的合理需求进行及时的响应。目前,富国银行的主要客户服务平台包括网上银行、客服中心及门户网站。富国银行通过平台能够及时与客户进行互动,完成跨时间、跨区域的的交流与反馈,极大的提升了客户服务需求的响应能力。

其次,建立高度及标准化的产品体系。富国银行通过对产品的有效整合,逐步建立起近百个高度标准化的小微企业产品,如支票、企业网银、代发工资、信用证、借记卡、保险、基金等,通过将这些产品放入“商店”进行销售,(富国银行将自己的分支机构称作“商店”),为企业及企业主提供多样化的产品选择。

再次,建立有效的绩效考核机制。为引导信贷人员能够积极主动的践行公司交叉销售的价值理念,富国银行建立了有效的交叉销售激励机制,通过对不同产品赋予不同的绩效权重,制定差别化的绩效考核方案,引导信贷人员主动进行产品的交叉销售。确保了交叉销售的效果。

三、启示与借鉴

当前,受“三期叠加”等因素影响,商业银行经营环境日趋复杂,小企业业务转型势在必行。富国银行在小微企业经营过程中所实施的交叉销售策略,为我国商业银行小企业业务转型发展提供积极的启示。

强大的系统支持是实现交叉销售的技术保障。以小企业业务评分卡技术为例,小企业信用评分卡通过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对客户的账户信息、纳税信息、水电费信息、产品覆盖信息以及存款账户信息等进行有效整合,实现高分值自动通过,低分值拒绝等功能,极大的提升了效率,把握了风险,对客户来说,为了继续办理业务,实现高分值,客户会更注重个人信用信息和还款记录,这会使客户更加积极主动的应用银行所提供的产品套餐,从而确保了交叉销售策略的有效实施。

有效绩效考核制度是实现交叉销售的制度保障。富国银行将建设有效的交叉销售文化和员工绩效考核机制作为实现其战略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一位信贷人员的绩效考核结构为例,贷款销售占比20%、存款销售占比20%、净收入占比20%、存、贷款增长率占比20%、其他产品销售占10%、产品利润分成占10%。从绩效考核激励机制可以看出,富国银行在办理小微企业资产业务时,非常注重绩效考核制度的引导功能,通过贷款这个“药引子”,引导信贷人员交叉销售,有效提升信贷客户的产品覆盖度。

富国强兵 篇10

一、关注农业发展, 着力解决土地与农民的关系

实施政治制度的前提是推行教化, 而要推行教化则需要保证人民有足够的衣物和粮食。若是人民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不可以解决, 四处流窜, 那么教化根本无从谈起, 国家也无法征收赋税和劳役了。从这点来讲, 杜佑对农业的发展相当重视, 特别是土地管理问题。国家以农民为本, 农民以粮食为天。在封建社会, 农业的经济地位特别重要, 而杜佑对农业的重视, 则主要表现在要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因为不这样的话, 就无人去耕种土地, 也就无法收获粮食, 社会也会因此而土崩瓦解。因此在《通典》中, 杜佑把“田制”的问题摆在了首要位置。杜佑首先叙述了历朝历代的田制制度的重要性, 认为土地的管理制度对国家农业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杜佑还综合性地对秦代商鞅变法的土地制度和王莽新朝的土地制度进行了评价。杜佑大力赞扬了商鞅“废井田, 开阡陌”的土地制度, 对王莽不切实际的改变严重批评。对北魏时期施行的均田制度, 杜佑也进行了研究, 并且做了详细的论述, 一直到隋唐消灭的整个过程和使用的情况。杜佑在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田制制度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要制定一套切实可行的田制, 就必须从实际出发。

在《通典》中, 杜佑还提到了要劝告农民专心农事, 这样才能让农民安分守己, 乐于农事。杜佑在书中讲到了晁错对于汉朝初期人口土地异常丰富, 但是国家积蓄依旧停留在原地不动的矛盾的分析, 这样说道:“地有余利, 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 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贫苦生于不足, 不足生于不农……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汉文帝听过之后, 就采用了这一建议。农民只有扎根田地, 专心农事, 才可能安居乐业。若是不能老老实实务农, 四处流窜的话, 就会使得很多的土地不能发挥最大的优势, 农民的生产力也难以用尽, 就会出现国家的土地虽然有地连天那么多, 但是依然都是贫瘠之地的消极景象, 那么老百姓就会因为贫困而四处流浪, 这将会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安定团结和国家的经济收入。

我们站在杜佑的角度看待这些问题, 他认为只要统治者足够重视农业的发展, 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土地、粮食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说很好地解决了这三个关键性的问题, 就能够保证国库充足, 徭役赋税均衡, 百姓丰衣足食, 那么社会经济自然也就能够高速发展。

二、倡导“薄敛”、“节用”政策, 解决民富国强的问题

1. 薄敛。

杜佑提出, 国家若要安定, 关键在于“薄敛、节用”, 也就是要轻徭薄赋, 倡导节俭;如果不懂得节俭的话, 即使想要“薄敛”, 那也是不可能的。他提出, 国家征收赋税一定要适当, 这可以满足人民丰衣足食的基本要求, 人民安定了社会也就安定了, 国家的统治也就相对稳定, 国家经济发展也有了很好的保障。如果说统治者以专制的形式暴敛财物, 势必会导致人民无法生存, 这必然会导致动乱的发生, 从而使国家灭亡了。因此, 杜佑说道:“赋税过重就会使民心浮动, 失去民心, 国君失去民心, 就是‘独夫’……”杜佑针对唐高祖和唐太宗开国创业的时候, 实行的薄敛赋税政策给予大力的肯定和高度的赞扬。杜佑在这里还专门引用了前人所说过的话, 引自于魏文侯:“夫贪其赋税不爱人, 虞人反裘而负薪······徒惜其毛, 却不知皮尽而毛无所附。”杜佑对魏文侯的看法保持一致的态度, 他也明确强调过:“如果加重赋税的压力, 难免会让农民力不从心。而且国家征收再多的粮食, 一时间也是享用不尽的, 经过时间的堆积, 一定会生虫。时间长了, 某个地方的农民突然起义, 势必会发生战争, 那么也将是一场生灵涂炭的恶战, 殃及最严重的, 依然是百姓。”从这里就可以看出, 杜佑非常重视轻徭薄赋这一点。

2. 节用。

在君主的生活方面, 杜佑认为应该提倡“节用”。他引古喻今, 论述了“节用”的重要。杜佑指出, 君主也不能一味地讲究奢侈的生活, 而应该勤俭节约。在《食货·户口》一篇中, 杜佑引用了汉元帝谏大夫贡禹的话:“汉高祖、汉景帝, 自古修节俭, 宫女不过十, 厩马不过百。故而三朝官服不过十荀。而今却有百千人众, 费数达到数万。蜀广汉金银器俱, 费数五百万, 官费五千万, 皇室斐然, 厩马将万匹。然民不聊生, 请从节俭……”除此之外, 还讲述了南朝宋武帝节俭的情况, 说到宋武帝平时使用的生活用品都是一般的铁制品, 公主出嫁的时候也不用非常奢侈的金银绸缎做嫁妆。从上述的几个例子中都可以看出来只要节俭治国, 就可以“仓库盈余”。到了隋炀帝任意挥霍钱财, 修宫殿、建洛邑, 每个月需要付出劳动的人口数量就达到二百五十万人。开运河的时候征发了将近五百万人, 而且服役者有一半都是累死的。杜佑对于隋炀帝的这种情况进行了严厉的斥责, 指出了隋炀帝骄奢淫逸导致的国家灭亡的惨痛教训。以后的历代君主都以此为鉴。比如说唐太宗时期实行的“贞观之治”等。通过上述大量事例, 杜佑就是为了证明“节用”的重要性。

杜佑提出, 国家若是能够轻徭薄赋的话, 那么百姓就能够富足, 而百姓的富足必然会带来国家的富足。而君主若是能够在生活中倡导勤俭节约的话, 那么国库自然就能够充盈。杜佑认为, “国足”离不开民富的基础, 民富才是“国足”的坚强后盾。长此以往, 社会才可以一直保持稳定和谐。他作为一名封建时期的政治家, 能够提出“薄敛”和“节用”的经济观点, 是非常可贵的, 我们应该给予大力的赞扬。

三、对古代的经济思想进行分析总结, 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

杜佑经历了整个“安史之乱”的过程和结果, 这个时期正好是唐朝逐渐走向衰败的时期。唐玄宗前期, 国家政局稳定, 政治清明, 社会经济异常繁荣;可是“安史之乱”以后, 唐王朝就逐渐走向了衰落。当时藩镇割据, 中央的权力削弱, 边界经常发生战乱, 原来的统一王国被打破了。此时, 各地都发生了严重的土地兼并的情况, 均田制度难以实施, 社会矛盾也随着时间的发展越来越尖锐, 唐王朝的统治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杜佑胸怀天下, 他试图通过总结历史的经验, 研究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变革, 稳定唐王朝的政治格局, 重新恢复唐王朝的繁荣。

杜佑收集了很多前人总结的经验和教训, 而且把非常重要的论述都记载到了《通典》当中。比如说记述了《管子·牧民》:“······衣食知足而知荣辱。”晁错的《论贵粟疏》中:“夫寒之于衣……饥之于食。饥寒至身, 不顾廉耻。夫腹饥不得食, 肤寒不得衣……慈父难保其子, 君安能以有民哉。”杜佑一方面汲取古人的宝贵经验, 一方面从当时的社会实际出发, 提出“政教风化的根本就是让人民衣食无忧”, “国库充盈政治就清明, 家庭富足家风就清正”。反过来说的话, 如果不按照上述观点实施的话, 就会出现民不聊生的局面。杜佑对于历史上的管仲、姜子牙、商鞅和高颖等人的经济对策和思想都给予了大力的肯定, 并称他们为“四贤”。对于有些前人的思想虽然存在一定的非议, 但是杜佑给与了公平的评价。例如, 儒家学者们对商鞅变法一直都是持批判态度的, 杜佑则不然, 他在指出了商鞅变法消极影响的同时, 更多的是对其思想的肯定和赞扬。还有汉代的理财家耿寿昌也给与了商鞅变法肯定, 他这样评价:“有事有绩。”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杜佑相当重视经济制度的变革, 在当时, 这样的主张是非常顺应时代发展的正确思想, 有利于当时唐王朝的统治能力的加强和稳定。

杜佑对历史的变法家和经济家的观点等做了非常深入的研究, 并总结前人经验, 提出了新的经济主张, 力图通过改革来挽救国家。例如, 抵制土地兼并、控制土地买卖, 赋税制度通过登记的户籍人口数收取, 还有“薄敛”、“节用”的思想主张等等。但是, 杜佑的改革思想, 因为受到了宦官集团的反对, 而未能实现。因此, 杜佑空有一身抱负, 却生不逢时, 一直未能把自己这些积极的经济改革措施运用到实践中。

综上所述, 通过三个大部分的具体论述, 我们知道杜佑的《通典》中确实反映了很多正确的主张和积极进步的经济理念。但是杜佑虽然非常重视经济却没有突破传统的思想。杜佑和封建制度下的所有人都一样, 依然反对经商, 他认为:“其工商虽有技巧······皆是浮良, 令其罚惰务, 后归农。”这一点也是杜佑经济思想中的缺陷。但是不能因为这一点就否认杜佑的全部。杜佑依然是一位非常卓越的史学家, 并且还是一位拥有远见卓识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

摘要：唐代宰相杜佑编纂的《通典》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典制体通史的论著。其中包括了非常丰富的经济理论的思想。比如说提倡薄敛节用、重视农业的发展, 而且深入研究了前人的经济思想以及解决的实际问题。

关键词：杜佑,富国安民,经济主张和思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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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庞天佑.论杜佑“征诸人事, 将施有政”的治史主张[J].武陵学刊, 2010 (13) .

[3]黎文丽.杜佑《通典》体现的编辑思想[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2009 (23) .

[4]李丹.论《通典》中杜佑的经济思想[J].黑龙江史志, 2013 (12) .

强兵之上无弱将 篇11

兵与将，是一支军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有兵无将，则蛇无头不行，一盘散沙无以为战；有将无兵，则一光杆司令，军队不复存在，更无以言战。人们称赞一支军队优秀，常曰“精兵良将”。

至于兵与将之间的优劣关系，人常云：“强将手下无弱兵”。事情也确是如此。昔日岳家军、戚家军……皆因将领个个英雄了得，兵也人人善战、攻无不克。强将手下无弱兵，看上去既赞了将，也赞了兵。而吾以为，此语实则借赞兵而颂将耳，立足点在“将”。

今天，一个单位，不论规模大小，人数多寡，颇情同于一支军队；单位主要领导与群众的关系，则情同于军队之将与兵。吾工作近四十年，也可谓走南闯北，多为“兵”，也曾为“将”。一番番春秋冬夏，一阵阵酸甜苦辣，颇知兵心，也略解将意。所闻、所见、所历之事，所思、所想、所悟之理，使吾认为，作为一个单位的主要负责干部，若欲真正做好工作，则不仅要知强将手下无弱兵，更要懂得“强兵之上无弱将”。

记得一段时间，各部门、各单位均层层考核，并要评出优秀、先进。有的部门，“头头”几乎年年先进，而部门工作却是平平，群众中先进者寡。天长日久，众人便议论纷纷，说长道短。那时，评先进常常是有名额限制的。每到评比之时，吾便对班子的几位领导同志道：我们几位当然干得不错，否则怎么会成为领导呢；先进还是评下边的同志吧，我们就别当先进了。有同志担心：若别的部门的头头评了先进，而我们都不是先进，会不会被认为都不行呢？吾笑笑曰：若我们领导的“兵”个个英雄，人人先进，会有人认为上面的“将”都是狗熊吗？强将手下无弱兵，强兵之上焉有弱将？几位同志以为然。在吾主持工作的部门，凡由部门评选的先进，几无评班子领导成员者。

吾以为，这并非仅仅把一句话掉过来说，更非简单评谁先进，而是关系到领导同志的指导思想。在吾看来，一位领导干部，仅仅个人干得“好”是不够的，他领导的集体优秀，凝聚力强，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才是对他最高的奖赏。

当然，要使团队优秀，在评选先进时倾斜群众，只是许多工作中的一条，甚至不是重要的一条，关键在于平时的工作。吾之工作平平，且教训多于经验，不敢于此妄发议论。然吾确见过于此做得成功者，他们的作为对吾教育深深，启迪多多。其中，有两点在吾头脑中经年难忘。

一曰：善为部下提供滚打磨练、增长才干的舞台。有一位老同志，从一般干部到相当级别的领导干部，用大家的话说“全无来头”，是凭一刀一枪拼出来的。在他眼中，能干活才是好样的，对嘴皮上的功夫全不买账。他对谁最“好”，定是派苦活、累活、急活多，指点不厌其烦，批评声色俱厉。

开始，众人嘴上不说，然心多疑问。一般而言，领导于己所悦之人，会诸多照应，多方庇佑，尽力为其“成长”铺平道路。这个老领导奇了，你说对某某不好吧，可看得出来他确实赏识此人；你说对某某好吧，可对之无情近乎残酷！

多少年过去，这位老同志的部下一个个成长起来，成了独挡一方的领导。他也因此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是强者中的强者。每每忆及于此，大家不无感悟：欲使部下成为强兵，惟多让其摸爬滚打，积累经验，增长才干。兵强，将当然不弱。谁能云调教出强兵之将，屡屡率强兵征战取胜之将，是弱者呢？

二曰：推功揽过。当年，岳鹏举在《满江红》词中言：“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表达了他为国、为民族建功立业的壮志，也是对世人的激励。其实，别说七尺男儿，即使巾帼，谁不希冀建立功业，不虚度一生！今天在工作岗位上的干部，期望做好工作，做出成绩，也是一种“建功立业”。这种愿望不仅领导有，群众亦有，而且后者往往更强烈，因为他们的成长才刚刚开始。

给下属创造建功的机会，使其有功获功，不仅能使他们有成就感，有“奔头”，还能进一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潜能。一个部门的工作取得了成绩，领导当然功不可没，这不说大家心里也明白；群众也做了许多或为人所知、或默默无闻的贡献，他们焉能无功？

吾见有部门之领导，真心实意地把下属的功记在下属身上，不仅口头表扬，优者被评为先进，而且向上级报告，为其请功论赏。久而久之，大家感到在这里赏罚分明，除了力气不白干，劲头倍增，工作也做得更好。一旦形成“连锁效应”，这个部门的工作当然蒸蒸日上，年年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吾亦偶见有部门之领导，平日里把“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讲得震天响。可一旦部门工作有了成绩，便惟恐别人不晓自己的功劳，而担心群众沾着成绩的边。对上报告，也讲由于上级的正确领导，大家的努力，但仅几句套活而已；而讲自己的工作，则绘声绘色 、有血有肉。天长日久，大家心中暗忖，在这里即便累得半死，功劳全与自己无缘，为党工作成了为某领导工作。于是，越干越没劲。这个部门的工作也就难免江河日下。

要练就强兵，让下属在工作中摔打，就难免出错。在吾看来，成功的经验能造就一个人，挫折的磨练更能使人增长才干、增强意志。问题的关键在于不在失误后一蹶不振，失去信心和勇气。为“将”者欲使兵在失败中成长，重要的一条是“揽过”。

揽过，不仅要在大家面前诚心诚意承担领导责任，而且要在上级那里坦陈自己的失误，为下属挡风。这样，部下才不会一摔便彻底倒下，重振旗鼓也就没了后顾之忧。吾以为，若你之下属，感到与功劳无缘，而出了错都是当兵的份，这样的队伍岂能战乎？不能战又焉能练就强兵？反之，若你之下属，感到出了力有功，出了错能获得公正对待，这样的队伍自然能战，兵也就会在战中不断提高。

当然，揽过并非为下属护短，文过饰非，而是一方面替下属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帮助下属认真总结失误的经验教训，提升认识，亡羊补牢，让其真正在挫折中获得磨练，增长才干。

揽过，需为将者有宽阔的胸怀。吾见过替部下揽过的领导者，许多年过去，揽过多多，然上级、群众并未因此而认为其无能；他们工作越做越好，本部门的干部成长也快。其实，善察、聪明的上级，眼里有真情况；厚道、公正的群众，心中有杆秤。为将者，过不因你推而减少，功不因你揽而增多。相反，在吾看来，为将者揽功推过，实为一大过矣！

富国强兵 篇12

新古典主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成为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流派以来,学术理论和政策施行这两个领域都发生了显著性的改变。其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阐述了自由贸易是一种比自给自足更优越的经济方式,而且比采取任何限制贸易的措施都来得有利(Samuelsson,1962)。东亚经济体的高速增长佐证了外向型发展模式的优越性(Krueger,1997),开放和脱管的政策对于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其说服力日甚(Winters,2004)。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在内的多边机构所倡导的“华盛顿共识”的经济政策被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可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这套程式化的政策就包含了贸易自由化。可是如果贸易自由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具有不容置疑的说服力的话,世界贸易组织在2001年11月启动的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就不应该在历经十年之后仍然在多个领域无法平息分歧。鉴于发展是一个长期复杂而曲折的动态事件,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30年的贸易自由化进程,却面对国家经济增长缓慢(如果不是停滞的话)、生活环境恶化、收入差距不断增大、宏观经济越发不稳定、工作安全性降低等一系列窘况,在他们心里一定要问的问题是:自由贸易这一单一的因素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线性和持续的支撑作用吗?当代的富国在他们的发展阶段施行的正是贸易自由化政策吗?

二、基于历史视角的比较研究

表1列出了发达国家在发展阶段的早期其制成品的平均关税税率,下面我们对列表中的几个典型的发达国家在其时所施行的关税政策进行背景解读。

(一)英国

丹尼尔·迪福在其知名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中虚构的英雄人物鲁滨逊·克鲁索已经作为一个“理性经济人”的典型代表写进了经济学的教材。根据自由市场经济学,我们总能知晓自己所需并会想办法去实现它。经济运行的最佳方式是最小化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影响,让自由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小说家丹尼尔·迪福生活的这个国家,现在被普遍地被认为是依照其诞生的自由放任理论并依靠自由贸易而崛起国家。但事实并非如此。丹尼尔·迪福同时也是一个经济学家,在其几乎已经被遗忘的经济学作品《英格兰商业计划》(APlanofthe English Commerce,1728年)里,详细地描述了英国当时的君主是如何在与低地国家(现今荷兰和比利时)在毛纺产业(当时欧洲的高技术产业)中进行竞争的。作为当时的毛纺产业的原料供应国家,英国君主们为了培育自己的幼稚产业对竞争对手所采取的策略包括:保护主义,爱德华三世和他的朝臣只穿英国产的服装以抵制低地国家的毛纺服装;提高羊毛的出口赋税甚至禁止羊毛出口,减少对竞争对手的原材料供应;暗地里引入“低地国家”的熟练工人,指导英国的初学工人——英国根本就没有将自己定位于具有比较优势的原材料供应国。经过将近100年的赶超,英国在这个行业完全击败了“低地国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服装制成品出口给这个国家带来的丰厚收入,也间接支持了18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的成功。

(经加权平均值;%)

说明:R表示对制成品进口约束众多,因而平均关税没有意义。n.a.表示数据不可查。(1)此栏给出的是近似值,即平均值的范围,不是极值。(2)1925年前为奥匈帝国。(3)1820年比利时统一了荷兰。(4)1820年的数值是普鲁士的数据。(5)1911年以前,由于与欧洲国家和美国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日本被迫保持低水平的关税税率(最高5%)。1925年、1930年和1950年日本所有商品的非加权平均关税税率分别为13%,19%和4%,世界银行的表中引用了上述这些数字。资料来源:Bairoch1993,p.40,table3.3

同时,英国在1721年改革了它的产业与贸易政策“保证厂商的产品在国内免受国外制成品的竞争;确保制成品的自由出口,并尽可能予以奖励和补贴”。伴随着18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英国开始扩大对其他国家的技术领先优势,但自那时起直到19世纪20年代,英国仍然对工业品保持着非常高的工业关税。英国在技术上的领先优势得以使英国转向自由贸易体制,但是这种技术优势却是在“长期设置高额关税壁垒”后获得的(张夏准,2009a)。

(二)美国

以造就一个国家的富裕与贫穷的因素来看,美国现在的成功几乎是内生的,它似乎满足成就一个强大国家的所有幸运条件:地理和气候环境优越、没有阻碍商业发展的宗教束缚、国民识字率高、广泛分布的土地所有权、稳定的政府和竞争性的政治制度保证私有产权、庞大的国内市场、劳动力跨区域的自由流动等(Douglas,2004)。普遍的观点认为,在这种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条件下,即便是美国在发展初期施行非常具有反向效率的贸易政策,也不能阻碍其经济增长。的确如此。发展成功的结果是大同的,但其发展过程的细节却相去甚远。美国的人力和资源禀赋仍然足以建立起一个优渥的经济体系,如果他们故意抛弃其当时的贸易政策的话。它或许是一个特例,来证明自由或闭塞的贸易政策都不能阻碍它的强大。贸易不应该是它的发展核心议题。但是这个本该自信而开放的国家一直到1950年,在其经济能力在世界上占据绝对性统治力量的时候才将关税税率降到“合适”的水平。而如果美国这个“现代贸易主义的发源地和堡垒”(Bairoch,1993)都选择了关税保护等一系列促进幼稚产业的贸易政策来追赶先行者的话(见表2),那么那些远不如它资源禀赋丰厚的国家遵循其踪迹来发展自己的产业也就不足为奇了。后进的发达国家正是这么做的。他们的成功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美国的成功和其幼稚产业的大力保护并非毫无关联。

资料来源:Bairoch1993,p.35,table3.1

(三)德国

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年)现在被公认为是幼稚产业保护论之父。他在其发表于1841年的名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The N-ational Systemof Political Economy)中阐述的观点是,在更发达的国家面前,落后国家如果不采取政府干预政策,就无法发展新工业。但是德国并不如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是幼稚产业的发源地。德国的关税保护对经济发展中的实际作用也远远不如英国和美国那么重要。从表1可见,在整个19世纪以及20世纪的上半期,德国对制造业的保护程度在可比的国家当中几乎是最低的。

但低水平的关税并不意味着德国在经济发展中采取了自由放任的政策。研究德意志这一时期工业化境况的权威特里比尔科克(Trebilcock)指出:“德意志关税同盟是不足以为其‘幼稚产业’提供有效的保护的”,但德意志政府广泛推行的各种政策以及促进工业的发展,如关税保护(这一措施本身意义不大)、授予垄断权、由皇家工厂提供廉价供应等常规措施得到了当然的推行,更为重要的则是政府对关键行业领域的直接介入(张夏准,2009b)。

从菲特烈大帝即位(1740年)到1842年,普鲁士国家从一个原材料出口国发展为欧洲大陆最发达的地区,其技术达到了当时英国的水平。这种巨大的技术鸿沟并不是通过放任的自由贸易来填充的。相反,德意志政府采取一系列重商主义政策,通过提供垄断权、贸易保护、出口补贴、资本投资和引进国外技工等一系列干预措施,促进了许多行业的发展。其中包括餐具、制糖、五金、军需品工业、机器、蒸汽机以及机车工业。对机车生产的支持尤其成功,1841年德国在用的20辆机车全部从国外进口的(同年,德国生产出了它的第一台机车),至1854年,德国已没有进口任何机车了。它所用的机车全部产自自己国家,同时还向波兰出口了6台,向丹麦出口了4台——一个有效地进口替代引发出口的经典事例(金德尔伯格,2003)。而德国如果依照基于比较优势的自由贸易原则,是断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弥补与最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鸿沟的(如果真能弥补的话)。

政府干预的细节不可能总是促进经济的发展的,这需要时间来检验。普鲁士政府也不例外,但从总体上开看,我们不得不赞同米尔沃德和索尔的论断:“对逐渐走向工业化的国家来说,19世纪早期德国政府采取的态度,要比经济学家们向它们展示的那种理想化的、并常常是过于简化了的英法两国发展情况的模型,更贴近经济现实”(张夏准,2009b)。

(四)法国

英国自由派认为法国经济一直都是由政府主导的。这个结论的部分是有争议的。法国自大革命以来,除拿破仑曾经做出一些努力来促进工业之外,有学者认为其政策体制在贸易上的自由放任比英国表现得更突出,至少在1860年前如此(Nye,1991)。但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法国在19世纪的工业发展相对停滞的主要原因之一正是由于自由放任体制的各种局限性。

近代法国的高速增长时期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这段时期而言,英国自由派的观点是对的。法国政府在这段时期推出了一系列的坚决干预的指令性计划、国有企业以及目前被人们称作“东亚模式”的产业政策——这是个不乏误导性的术语。由此,法国经历了一场非常成功的经济结构转型,造就了如今法国的发展胜利。已有大量的文献对法国战后的发展状况进行了阐述(彼得·霍尔,2008),但很明显,它们都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所推行的自由放任的原则相去甚远。

(五)瑞典

瑞典在二战后的开放性贸易体系为它赢得了很多美誉,但它的现代化并不是建立在自由贸易体制基础上的。在1816年,瑞典政府颁布了极具保护性的关税法(类同于18世界的英国和二战后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关税体制),禁止某些商品的进出口,这种针对性的关税法使国内的棉布产量大大提高。然后瑞典持续了一段时期的自由贸易(见表1)。但是这段时期并不长,瑞典在1880年前后为了免受新崛起的美国农业的竞争,开始对国内农业施行关税保护。并在1892年后为新兴的工程行业提供关税保护和补贴(表1中可见其同期的平均关税水平为欧洲国家最高行列)(Changand Kozul-Wright,1994)。在20世纪30年代所作的一项研究表明,瑞典制造业的保护程度在研究所涉及的14个欧洲国家中列第2位,仅次于俄国(Bairoch,1993)。这段时期的保护主义让瑞典经济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获得了极佳的表现。

瑞典在19世纪后期的关税保护获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也在于它有效地结合了工业补贴以及旨在鼓励采用新技术的研发支持。尽管这种政策导致了效率相对低下的小公司的泛滥,但经济历史学家们普遍认为,当时促进工业发展的努力极大地刺激了某些幼稚产业的发展(Changand Kozul-Wright,1994)。

除此以外,瑞典政府还形成了公私密切合作的传统。这种模式被广泛应用于农业灌溉、排水工程建设、铁路建设、电话电报业和水力发电业等领域。

至20世纪50~60年代,瑞典工会联盟通过了所谓的雷恩-梅特纳计划(Rehn-Meidner Plan),引入了“社会连带”工资政策。要求在各行各业中实现同工同酬。这种政策迫使低工资行业的资本家进行资本升级或裁员,同时使高工资行业的资本家用获得的更多利润进行产业扩张。这种政策结合其积极的就业市场,让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失业的工人接受培训和再就业的机会,为瑞典战后的早期产业结构的成功升级做出了贡献。

这种产业升级战略和之前所讨论的几个国家迥然不同,但两者对现实世界中经济运行状况有着类似的理解:向高附加值产业的转型对一个国家的繁荣至关重要,若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这种转型很可能不会按照社会所期待的速度实现。(张夏准,2009b)。

(六)日本及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

日本在1854年“黑船”事件之后打开了大门。从此至1911年,日本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规定其关税不得高于5%。但随着这些不平等条约的废止,日本政府立即推出了旨在保护幼稚产业,降低进口原材料价格和控制奢侈品消费的广泛的关税改革。至1913年,日本已经成为实施保护主义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见表1)。日本的关税保护策略类似于德国和瑞典,实行的都是“有针对性”的关税保护,即关税制度在总体上的力度剧中,但对某些关键行业给予强有力的保护。这有别于美国,西班牙和俄国当时实行的无区别“地毯式”保护。

但将日本贴上“东亚奇迹”标签的是战后超过20年的高速度增长。关于战后日本以及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奇迹”产生的原因,尽管夹杂这意识形态色彩的争议和分歧,但已达成一项广泛的共识,即政府实行的积极的产业、贸易和技术政策是这些国家和地区(或许香港除外)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Stiglitz,1996)。

通过与18世纪的英国,19世纪的美国,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和瑞典在发展阶段政府对其相关产业的政策扶持比较不难发现,东亚国家选择的政策与之相比,其相似之处颇多。但后来者充分利用前人经验,采取了一些更具实质性、设计得更好的出口政策补贴。更好的投资调控和人力规划等政策也被当作产业提升产业升级的辅助性措施也被政府正式采用。

(七)欧洲小国:比利时,荷兰,瑞士

从表1中可以看到,比利时,荷兰和瑞士这三个国家在历史上的平均关税水平一直较低,他们现今的发达是否是自由贸易可以促进国家的发展的实证例子呢?从这三个小国各自的自身发展情况考察可以发现:瑞士在其工业发展的紧要关头受到了拿破仑战争所带来的“天然”保护;荷兰政府在16~17世纪推广扩张性战略,建立起来海上霸权和商业霸权,同时在19世纪30年代设立工业金融机构,促进了棉纺业的发展;而比利时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是由奥地利政府统治的,后者更倾向于保护主义,对某些部分的大力保护一直持续到了19世纪中叶。但从整体而言,把这三个小国说成曾经在比较自由的产业、贸易和技术政策环境下发展还是合理的。

这三个国家没有推行严格的幼稚产业保护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并不是国土面积太小,实行贸易保护的成本较高(相反的例子参照瑞典的政策),而是这三个国家在19世纪早期在技术上就已经高度发达了。在整个欧洲工业革命时期,它们一直非常接近世界先进技术的前沿,这就意味着它们根本不需要太多的幼稚产业保护。

比利时在15世纪其纺织业就处于统治地位,虽然后来由于受保护的英国竞争者的崛起而逐渐趋于衰败,但其工业实力却并未受到削减,它是继英国之后第二个开始工业革命的国家。直到19世纪早期,它仍然是欧洲大陆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虽然在19世纪中期比利时的一些技术领域在与对手的竞争中败下阵来,但其仍然是世界上工业化程度最高、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在整个17世纪荷兰都是世界上居于统治地位的航海和贸易强国,虽然在其工业化水平相对落后于后期的竞争对手(英,德,比),但依赖其商业网络上的优势,荷兰一直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它在其自由放任体制下运行到了20世纪早期的时候,人均收入已经被至少6个国家所超过了(麦迪森,2003)。基于此荷兰在二战末期也推行了一些带有更强干预色彩的政策。包括对公司实行财政政策支持,给落后地区提供工业化补贴,开展关键基础设施建设等。

而瑞士更是欧洲工业化最早的国家之一。其工业革命仅比英国晚20年。在19世纪30年代瑞士的不少重要工业领域的技术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种同领先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如果有的话)非常小,它就没有必要实施幼稚产业保护了。

许多历史事件是由多因素决定的,历史事件背后的合理解释往往也不止一个。上述对当今诸发达国家成功实行工业化的素材选择被认为是具有挑选性的观点是可以理解的。或许可以说,无论有没有积极的产业、贸易和技术政策,当今发达国家都有可能独立地实现工业化。要证明这些国家成功的关键就是积极的产业和贸易政策显然是困难的。但许多实行过这种政策的国家,从18世纪的英国到20世纪的韩国,都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惊人的巧合,尤其是在当今的正统理论认为这种政策极其有害的情况下。

三、结论

经济发展最终要靠获取并掌握先进技术来实现。这是发展中国家为何要努力融入世界贸易体系的原因。贸易为发展中国家进口发达国家的技术提供了渠道。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贸易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因素是成立的,因为从来没有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获得过工业上的成功。但这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倡导的自由贸易是经济发展的最好途径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我们并非生活自给自足和自由贸易的二元选择里,现实的情况要比这复杂得多。自由贸易的核心理念比较优势学说的前提条件是建立在充分的就业市场(劳动力在各行业间无成本的转移)和完美的风险市场(资讯的自由流通和无成本获取)。而这两者恰好是发展中国家所缺失的。作为一种对外政策的自由贸易,更可能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大量的文章已经证明经济发展与贸易的关系及其复杂(Ben,1993;Sachsand Warner,1995;Rodriguezand Rodrik,1999),贸易对经济发展的促进的成果很容易被其他因素覆盖掉。贸易政策研究的重点应该转移到如何使这些政策符合不同国家的特殊背景,而不是不加区分地将自由贸易的理论一刀切地施行到发展中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