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城演义

三城演义（通用4篇）

三城演义 篇1

阿里风光上市,互联网风云变幻。

腾讯、阿里巴巴和百度的市值排位转换排后,更是各自互联网多元化业务的全面碰撞与对决。而在BAT新对决的时代,也必将带来以各自为中心的区域经济的发展与竞逐。

每一个致力于打造科技高地的城区都有一个硅谷梦。从阿里上市审视中国城市间始终持续的“硅谷热”,毫无疑问,城区间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硅谷竞赛,正进入到以深圳南山、北京海淀和杭州滨江为代表的三城演义时代。

为什么是南山、海淀和滨江?

一句话,巨头不是万能的,没有巨头是万万不能的。

硅谷之所以成为硅谷,因为在这一高科技云集的高地,有苹果、有思科、有惠普,有着一群让人顶礼膜拜的科技巨头,在这里有着人才与资本、技术与金融、野心与成功、技术情怀与商业模式的完美结合与创新。

中国能够比肩硅谷巨头的企业屈指可数:腾讯、中兴在深圳南山,华为起于南山;百度、联想、小米在北京海淀,阿里巴巴在杭州滨江。从这一角度而言,国内众多城市、城区以硅谷“自勉”,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喊破嗓子建硅谷的城市、城区太多,能够端上台面的东西太少。

无巨头,不硅谷。所以,目前真正迈向硅谷之路,接近硅谷气质的城区一一南山、海淀、滨江。科技江湖的对决离不开互联网,互联网江湖的对决离不开BAT,中国硅谷的竞赛也成了站在BAT身后的“一山一海一江”三城记。

南山:最具硅谷气质

先说南山,因为南山除了腾讯,还有阿里巴巴和百度的国际总部,还有马云退休后始终关注的菜鸟网络。能够让互联网三巨头纷纷安家于此,能够让马化腾、马云和李彦宏纷纷钟爱于此,南山的创新生态体系,绝对逼近硅谷。

众所周知,深圳是中国的科技创新中心,南山则是中心的中心。2013年,南山高新技术产值占深圳1/4强,战略性新兴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和文化创意)增加值占深圳1/3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真理在南山是直观的财富转换。

腾讯已经不需要多言。尽管在市值上,腾讯被风头正劲的阿里超越。但别忘了,腾讯手握移动互联新时代的领先船票——微信,拥有无论是PC端还是移动端都无可比拟的强大社交资源优势。也别忘了,资本市场同样热爱腾讯,时至今日,一个腾讯的市值依然几乎相当于整个北京互联网产业的价值。

互联网不是唯一。

南山,有中国最大的特种计算机企业研祥,有中国最大的医疗器械企业迈瑞,有中国最大的激光器械企业大族激光,有中国最大的汽车电子企业航盛,有中国最大的企业管理软件供应商金蝶。

中国最大的通讯制造商华为和中兴,华为起步于南山,中兴扎根于南山;而被誉为“中国唯一能与苹果抗衡的公司”大疆科技,同样也在南山。

在每一个产业革新的时代,南山都孕育着产业领军企业。家电兴起的时代,南山诞生了康佳;手机风行的时代,南山诞生了金立;而在智能手机时代,“中华酷联”中的中兴、酷派都在南山。

远离政治中心,让南山的创新充满了草根气息和市场特色,也让其更贴近“创新、合作、开放、热衷改变”的硅谷精神;而作为改革开放的起点,南山具有最原始的深圳创新基因,正是在“硅谷精神”和深圳基因的结合下,才诞生了腾讯、中兴、迈瑞这样级别的巨型企业和大疆这样的隐形冠军,形成电子信息、互联网等优势产业集群。

硅谷精神所在的创新沃土,必定是资金投入的宠儿。

南山区内已经培育出108家上市企业(不包括新三板上市企业),堪称中国上市企业聚集度最高的地区。其中,集中在电子信息、互联网和先进装备制造业三大行业的企业达73家,占比超7成。

更加重要的是,南山区上市的企业绝大部分为充满活力和创新能力的民营企业,民营企业+科技创新的完美融合,满满的是“学而优则富”的正能量。

曾有业内人士戏称,中国风投1/3在深圳,深圳风投大半在南山,数据未免夸张,但事实绝不虚假。如果说硅谷是有头脑的野心家的乐园,南山也在由相似的野心家们演绎着相似的故事。

海淀:最具资源禀赋

提到海淀,一个中关村就够了。中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级”人才特区,中关村自建立之初便被冠以“中国硅谷”的称号和使命,资源禀赋无可企及。

“国家驱动+学院创新”是海淀的王牌。中关村拥有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代表的高等院校近41所,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所属院所为代表的国家(市)科研院所206家;拥有国家级重点实验室67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27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8个。

2013年,北京的“千人计划”人才,80%在中关村地区。“北京海外人才聚集工程”的人才,80%聚集在中关村地区。

因为中关村,海淀成长出以联想柳传志、百度李彦宏、博奥生物程京、中星微电子邓中翰、科兴生物尹卫东、碧水源文剑平、神雾热能吴道洪、创新工场李开复为代表的一大批“知本家”。

因为中关村,海淀拥有了车库咖啡、3W咖啡和贝塔咖啡等让创业者和创投家们心驰神往的新圣地,创投文化紧扣硅谷脉搏。中关村发展创业投资已经有十年的历史,早在大多数国人尚不知“PE”、“VC”为何物的2001年,中关村就在全国率先开展了促进创业投资发展的试点工作。如今,中关村同样是中国股权投资最活跃的区域,也是创业投资机构和创业企业的天堂。

中关村的科技企业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派是以联想和小米为代表的PC和手机企业,他们的竞争力体现在品牌、渠道和营销,技术上并无过人之处;另一派是名声在外的互联网企业。百度、奇虎、新浪、搜狐、优酷、爱奇艺等等。由联想、小米、百度、京东等巨头所引领的科技航母战斗群的集聚力量,让海淀勇往直前地走在比肩硅谷的大路上。

滨江:最具商业未来

如果没有阿里,滨江将会怎样?

在北京不得志的马云最终在滨江成就了首富大业,在上海摔了跤的阿里最终在滨江成就了万亿平台。同样,阿里让滨江跻身于中国最强硅谷阵营。

一座城成就一个巨头,一个巨头升华一座城。滨江的硅谷要素,最浓重的还是以阿里巴巴为核心的电子商务,而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基因,离不开滨江的一方水土。电子商务是最为依托现实经济的互联网商业模式,江浙地区有着中国最庞大的产业链分工体系,滨江就在区域的中心地带。

滨江周边,有温州、常州的加工企业和制造企业为基础的产业带,有义乌、宁波对外贸易发达的商贸集中地,有桐庐的“物流兵团”,从而让阿里巴巴有了众星拱月的发达资源网络。

作为中国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最先腾飞的地区,浙江有着较强的政府服务意识以及民营经济体系,从而造就了发达的中小企业商贸体系、民间融资体系、信用体系以及交通物流体系,为电子商务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客户基础。

滨江方圆不足百里的土地上,集聚了32家上市公司。除了阿里巴巴,还有天鸽互动、士兰微电子、恒生电子、信雅达等一批科技人员创办的上市企业,也曾上演过UT斯达康为代表的变革奇迹。

在滨江,有智慧安防国内前三强海康威视、大华技术、宇视科技;有以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滨江的商业力量,正在悄悄地改变着中国科技的产业形态。从商业未来而言,滨江必将成为打造技术与商业互相融合创新的智慧之区。

三城演义 篇2

一、上海——特殊地域环境中衍生的近代历史的“海上传奇”

“人类创造的历史活动是在一定空间内进行的, 因而研究人类文化发展时绝不能忽略地理环境及其作用。”1地域的差异化造就了文化的差异化, 位于海边的地缘优势令上海形成了特色的地方文化。自古河流孕育城市, 渔业发展和重要的航运职能造就了本土的吴淞文化。自1843年上海正式开埠后, 大量外地移民的涌入和西方文化的传播在原有的文化基础上相互交会、碰撞、流变的复杂过程中最终融合为海派文化。在这种被迫向列强打开大门又不可逆转的自然的变迁中决定了海派文化的特质, 形成了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海派文化。2

贾樟柯导演在影片中除了讲述上海一个主体, 分别并置了台湾、香港两个地点, 实际上是对上海地缘文化的两个重要投射。在串联本片结构的访谈中, 这两个地域都与上海发生的重大历史史实有着联系。导演或借助别人的语言, 或借助旧时的影像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不仅仅有上海一个重心的海上传奇, 海派的影响早已经“海上”被一代代过客传递到了其它地域。上海记忆之于台湾、香港提供了一个“借来的时间”, 它不仅仅是一个想象中的社会, 也确实渗入到了上海对于一个时代意识形态的影响。

导演通过对十八位受访者的记录, 实际上是借他人话语将过去事情同上海这座城市联系起来。导演不仅通过讲述人的话语和镜头影像而且还有其它两个地域的风貌来统一建构上海, 以展示这个“海上传奇”。

二、台湾——地域想象:框定的忧伤渴望来自上海投射出的心理乡愁

片中导演对于台湾这一地点的嵌入隐藏在五位受访者的谈话之中, 这五段谈话在内容上有着历史线索的递进:王佩民 (烈士王孝和之女) ——1948年国民党节节败退, 国民党血腥镇压革命人士王孝和;王童 (王仲廉之子、台湾导演) ——1949年跟随全家撤退到台湾;李家同 (教授) ——抗战胜利到49年国民党撤退家庭的变化;张心漪 (曾国藩之增外孙女) ——煊赫家族的生活;侯孝贤 (著名台湾导演) ——非上海人, 对上海旧时代爱情观的看法。五位人的五种诉说, 导演用群像的方式讲述着上海与台湾的联结。

在这一段落第一个受访人王佩民出场前是片中唯一的主演赵涛的游走, 她漫无目的的走在这座城市中, 游走在这座城市的新旧中, 游魂一样的游到了城市旧时。王佩民的出场是在车墩影视基地, 背景是正在拍摄的八路军演员;王童出场是在电影院的观众席;在本片中, 导演对每一个受访人的空间呈现, 既表明了现在自身的生活状态, 又映射他的过去。48~49年这段敏感的岁月, 政治的对垒硬生生将同胞们拆散在海峡两岸。这几个人的讲述中, 有王佩民的几度哽咽, 也有其他人对这段历史细节之处的深刻记忆, 还有非上海人侯孝贤对上海的感性认识。观众可以准确在他们言语中感受到各自的情感态度不同, 导演不会做出任何立场的评判, 时代风云突变, 很多人像导演一样, 无从选在站在谁的一边。片中穿插着电影《战上海》通过旧的影像中的场景中的人物宣布:上海解放了, 这种夸大的式的戏剧效果无疑代表了一群人对于这段历史的立场。然而王童、李家同、张心漪这些人身上没有像王佩民一样被历史的苦难桎梏在个人苦难中的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他们的成长他们的经历主要源于台湾, 对于这段时期的清晰回忆来自于幼时的亲身经历, 他们身上有着共同的心理乡愁:共同的方言、故乡的记忆和突然背井离乡的命运将他们联结在同样的对故乡的渴望之中。3导演运用他们受访的空间、老电影片段、闽南歌、几组台湾的镜头将他们的乡愁框定在台北这一异乡的投射之中。侯孝贤的讲述在火车上, 镜头先是模拟火车上的视线穿梭于山洞之中, 光影明暗的变化好像在模拟一种上海——台湾的行进中的关系。侯孝贤在片中说, 自己是因为《海上花》这部电影的拍摄才了解的上海。片中上海之于台湾的投射结束在侯孝贤电影《海上花》片段中, 对于旧上海的描绘, 侯孝贤的客观又感性的理解是对旧上海缱绻风情的最好诠释。

三、香港——双城对照·上海传奇大都会之镜像

港产黑帮片大多选择上海这片热土让出生贫苦的男主角上演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上海梦”, 上海“魔都”的气质呼之欲出。4本片中“游魂”主演赵涛走下台阶, 面对着一个抽烟的男人, 这个男人的形象身穿黑色西服, 帽檐遮脸, 寂寞的凝视着窗外, 我们不得不想象上海滩传奇人物“小马哥”。这里影片的配乐选用许冠杰粤语版《浪子心声》, 歌词中透露着底层人物上位的挣扎和“命里无时莫强求”宿命般的悲凉。由此可见, 香港崇拜着传奇式的“上海梦”, 上海给予香港的不仅仅是物质文明的传递, 还有共同的精神信仰。导演选择“小马哥”这个形象引出三位在港上海人的记忆。

导演所采访的三位受访者有着几乎相似的身份背景, 韦伟 (《小城之春》女主角) 、费明仪 (《小城之春》导演费穆之女) 、潘迪华 (香港女演员) 。韦伟和费明仪的讲述中, 她们迁移到香港的机缘带有着一种戏剧般的人生的巧合:韦伟是躲避情债, 而费明仪本以为暂时去香港避一避成了永久居住。韦伟的谈话空间设定在香港老式的理发厅内, 这种带有上海印记的怀旧场景设定了一种地域空间上的投影。导演在选取费明仪和潘迪华谈话的转场之间选择了香港街头的两三个场景, 此处导演刻意在画面中设置一个路牌 (上海路) , 背景仍旧是典型的香港街边广告牌林立, 这时又穿插着香港80年代极其风靡的流行歌曲。四十年代以前, 上海可以称为“亚洲第一大都会”, 香港人把从内地赴港的人一律称为“上海人”, 20世纪40年代末, 上海大批实业家移居香港, 由移民带入的不仅仅是极端物质化的经济文明, 海派文化的力量也催生出香港的中产阶级。上海——香港的双城对照中, 怀旧虚构了一种香港人“想象中的上海”, 上海30年代极盛时期的意象作为一个表征, 使得香港成为老上海的“镜像”。用影像捕捉一个急速变化的上海是说不清楚的, 演员潘迪华的叙述中带着一代上海“过客”强烈的怀旧情感;上海有书场茶肆和舞厅酒场, 百货公司和土产小店, 海外侨民与上海阿拉、洋人巡捕与弄里人家这些形形色色的城市印记;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香港西式化的租界生活和老城区的街里巷弄。所以说上海与香港不是复制关系, 而同类异物的镜像关系。片中潘迪华回忆到动情处留下眼泪, 并对摄像机说:打断一下。镜头给了她一个正在化妆芳华绝代的背影结束这场访谈。老上海的传奇意象其实也是一个芳华绝代的背影, 虽然已离我们远去, 但是海派的气质仍旧在每一个上海人的心中。

导演在香港的选景结束在维多利亚港。港口孕育着上海、香港这样的开放性大都市, “游魂”赵涛从海上驶入这两座城市, 海洋的包容性滋养着这两座极端发达的现代文明城市。

地域影像的生成影片通过设置台湾、香港两个地点辅助叙述来完成。影片通过对几代上海人的集体回访, 既有着群体的共同记忆, 又怀有个人的时代伤感。5在口述中讲述时代群像的故事, 将离散在台湾、香港的上海人人生命运进行客观记录, 上海不仅仅是一个华丽的往事, 它还是所有上海人共同的心理乡愁———由特殊地域带来的历史文化上的心理乡愁。

参考文献

[1].吴战垒.《中国诗学》[M].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页.

[2].李伦新.《海派文化与精彩世博》[M].文汇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3].白睿文[著].连城[译].《乡关何处》[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页.

[4].王海威.《借来的时间》[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

三城演义 篇3

加快优化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直接关系到苏州坚持与实践科学发展观, 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促进“三区三城”建设。“三区三城”是对苏州未来发展形态的一种概括性描述, 本质上是苏州全方位转型升级的战略定位。“三区三城”是一个整体, 为苏州今后的发展确立了系统性的目标思路, 即以科学发展为导向, 以开放创新为动力, 以城乡一体为落脚点;以建设现代经济为特征的高端产业城市为核心, 以建设生态环境优美的最佳宜居城市为根本, 以建设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相融的文化旅游城市为特色, 加快提升综合竞争力, 努力增创科学发展新优势, 确保苏州继续走在全国发展的前列。随着外向型企业竞争力下降;原油价格持续攀升对各行各业带来成本上升的压力, 特别是对高消耗、高成本企业带来冲击最大;美国次贷危机, 冲击全球金融市场秩序, 给资本市场带来巨大的风险。面对这些变化, 苏州产业面临的困难和机遇并存;只有与时俱进, 加快调整产业结构, 切实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才能保持苏州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促进苏州“三区三城”建设。

二、苏州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产业水平“四个不高”现象突出

从产业水平看, 突出表现为“四个不高”:一是新兴产业比重不高。新兴产业处于培育阶段, 产业规模尚未形成, 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生物等四大新兴产业销售收入偏低。二是高新技术产业比重不高。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较低。三是产业附加值不高。由于苏州制造业加工组装多, 高端环节少, 进料加工多, 本地配套少, 贴牌生产多, 自有品牌少, 增加值率一直在26%以下的低水平徘徊, 发达国家一般在40%左右。四是产业科技含量不高。制造业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70%, 高于55%的全国平均水平, 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对外技术依存度更高, 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主要依靠进口, 科技含量高的终端产品较少。

(二) 制造业的高能耗高污染影响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高耗能行业高位增长, 节能减排任务艰巨。尽管“十一五”苏州尽量减少污染, 但总体形势依然严峻, 具体表现在:一是各区县对减排任务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主观认识还不足, 滋生了一些地区的麻痹思想, 对减排形势缺乏正确判断, 对减排困难缺乏忧患意识, 对减排潜力缺乏深入分析。二是大批新建项目陆续上马, 控制污染增量的压力继续增大, 实现总量平衡的难度继续加大。三是一些重点治污工程建设仍较为缓慢, 不少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的管网配套率还比较低, 严重影响治污效益。四是企业违法排污的现象还十分严重。污染减排的边际效果会越低, 边际成本会越高。

三、美国适时调整产业结构的启示

在20世纪80年代, 美国传统产业竞争力逐步下降, 1993年克林顿政府强调了“现在到了把贸易当作我们安全的首要因素的时候了”、“我们的贸易政策是建立一个高技术经济及创造新就业机会这样双管齐下的办法的一部分。我们一方面为打开海外市场而战, 另一方面致力于使美国工业更有竞争力”。高技术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从14%左右提高至1995年的28%以上, 1996年已接近35%, 而作为传统支柱产业的建筑业和汽车业的贡献率分别仅为14%和4%。经过技术改造, 美国的汽车等传统产业的竞争力也普遍提高。截至1995年, 美国出口知识类产品占其出口总额的比重已从12%上升到42%。

(一) 大力加强研究与开发投资, 并对传统工业进行技术改造

从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政府加大了对研究与开发的支持力度。1994年美国研究与开发投资达1730.2亿美元, 已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61%, 超过日本和德国两国研究与开发投资的总和 (1707.4亿美元) 。美国还提出研发下一个目标是要把研究与开发投资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3%。1996年美国在《科技与国家利益》的报告中阐述“技术领导地位与美国国家利益关系重大”、“美国创造知识的速度以及利用新知识的能力, 将决定下一世纪美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

(二) 重视国民教育, 特别是企业重视职工的再培训

1990年美国教育经费达到创纪录的3530亿美元。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表的《教育状况》报告统计经合组织25国的教育开支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6.5%, 其中美国教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克林顿政府1997年提出:“首要”的事情是确保“所有美国人得到世界上最好的教育”、“21世纪即将到来, 如果我们能在增加设备投资的同时也增加人员、创意和管理方面的投资, 经济就能更加有效地运转。”美国企业界不仅承担全国研究与开发投资的70%以上, 而且普遍重视职工的再培训。

四、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促进苏州“三区三城”建设的对策

(一) 抓住人民币升值的契机,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

人民币的持续升值, 对于像苏州这样对外贸易依存度很高的城市, 利弊共存, 影响巨大。虽然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对外向型经济带来成本的压力, 但是从中长期来看, 人民币升值会对贸易结构, 直至整个产业的调整具有正面效应。当前, 苏州具有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产业, 对汇率变动非常敏感, 人民币持续升值已经严重挤压了上述行业的利润空间, 因此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将迫使这类企业转向开发新产品、提高技术水平、培育自主品牌等, 以寻求新的利润来源。

(二) 合理利用财政金融政策, 加大对传统产业升级转型的扶持力度

合理选定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和方式, 应特别注意适度集中国家财力, 增强宏观调控实力。一是集中国家财力资源必须加强国家财政收支平衡, 同时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因此必须强化预算内和预算外资金管理, 把游离

(三) 进一步优化区域生产力布局, 促进产业集约发展

加快形成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以提升产业发展质量为方向, 对产业结构进行革命性调整, 着力发展高端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 强化高端产业的先导带动作用。加快实现“三个转型、三个提高”:即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 提高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加工制造向创新创造转型, 提高新技术产业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由外资经济向内外资经济融合转型, 提高外资对产业升级的带动力。加强苏南五市产业分工协作, 加快形成产业垂直分工为主的新格局。进一步提高产业准入门槛, 严格限制低水平产业进入, 加快转移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沿沪宁线高新技术产业带, 走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之路。以提升产业功能、提高产出效率、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为基本导向, 以产业园区和产业基地为载体, 重点发展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三大产业集群, 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努力打造现代服务业高地和先进制造基地。沿江基础产业带, 走先进制造与现代物流相结合的发展之路。

(四) 大力扶持高新技术产业, 提高自主创新能

高新技术产业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处于极其重要的特殊地位, 并对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我们必须抓住世界科技革命的机遇, 充分发挥高新产业技术政策的导向作用, 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和国内先进技术产业的发展。加快发展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 应解决我国产业技术指标过低, 产业发展方向仍不够明确的矛盾, 突出相对优势, 集中有限力量, 以优先发展和加速发展为指导方针, 努力使之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业。同时, 在产业发展规模上, 应以高新技术产业规模为目标, 形成规模经济, 努力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和质量水平。高新技术企业应加强知识产权意识, 保护自己的新产品、新技术不被他人侵权。国家也应抓紧制订有关经济法规, 保护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企业的利益。

(五) 加强产业融合, 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三城演义 篇4

一、教研组长的素质构成及研究设计

素质的本义是指人或事物在某些方面的先天特点和原有基础。[1]在现代社会,素质往往建立在人的社会性基础上,不同的岗位角色对人的素质要求往往构成了素质的主要方面。 一般而言,人的素质结构包括知识、品质和能力三个要素①,根据职责角色细化出反映岗位特点的素质结构。

教研组是一个集教学、科研、管理于一身的基层组织,[2]为了满足教研组的职能需要,作为教研组实际负责人的教研组长往往担当着多重角色。 已有研究从领导学[3]、教学领导、[4]校本教研[5]和学校转型变革[6]等不同视角,提出课堂教学示范者、教研活动组织者、教学指导者、教师管理者、教师专业发展和科研引领者等等角色。 尽管角色的提法丰富,内涵也有交叠,但组长的角色基本可以概括为三个核心的层次:优秀教师、组织领导者和专业领导者。 优秀教师层次角色是组长通过高水平的教学和科研来为其他教师扮演模范的角色; 组织领导者层次角色是组长作为组织的负责人,实现组织目标、保障组织有序运转的角色; 专业领导者层次角色是组长依靠专业方面的影响力,为教师提供支持帮助、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角色。

教研组长的角色是其素质构成的基本来源,本研究以知识、品质和能力这三个素质要素为横轴,以教研组长的角色为纵轴, 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教研组长素质结构。 优秀教师层次的素质包括学科核心知识、教育教学理论、进取精神、教学能力和科研能力等要素; 组织领导者层次的素质包括领导科学知识、责任心、沟通协调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等要素; 专业领导者层次的素质包括教师生涯发展阶段的理论、乐于分享、引领教师专业发展的能力和引领科研的能力等要素。

教师是专业发展的主体, 也是教研组长作用发挥的亲历者, 教师的看法一定程度上能够直观反映组长素质和作用发挥的真实情况。因此,本研究重点调查教师心目中理想和实际状态下组长的素质状况,并考察二者存在差异的原因。 但是,教师的评价往往具有主观性,本研究在教师评价的基础上,也注意对调查结果进行适当的挖掘延伸, 追问促使教师做出这些评价的组织制度等方面的原因, 从而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本研究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编制问卷。 调查对象是北京市朝阳区、西城区和海淀区的一线教师,同时调查部分中学教研组长,对问卷进行佐证和补充。在相关城区研修学院的帮助下发放教师问卷2000份、 教研组长问卷800 份。 因调查样本大且比较分散,自2012 年6 月起陆续回收教师问卷1511 份,其中有效问卷1472 份, 有效问卷占回收问卷的97.4%; 回收教研组长问卷604 份, 有效问卷563份,有效问卷占回收问卷的93.2%。

五点量表将被调查者的回答情况从“ 完全不符合”“ 有点符合“” 基本符合“” 较大符合”“ 完全符合”,依次记为1、2、3、4、5 分。 五点量表一致性信度0.967,信度很好。 KMO0.970,适合做因素分析。 各因素间Sig = 0.000<0.001***,具有显著性差异。

二、理想状态的教研组长素质

理想状态的组长素质考查的是教师心目中组长应该具备的素质, 教师的评价将成为与实际素质状况对照分析的基础。

在优秀教师层次中, 教师对绝大多数要素的认可度都比较高。其中,认可比例最高的是教育教学理论( 87.5%) ,组长的合作意识( 59.2%) 和自身的教学科研能力( 67.3%) ,在品质、能力要素中也有较高的认可度。

在组织领导者层次中,整体的认可度一般,仅有领导科学知识( 58.7%) 、责任心( 65.2%) 和组织管理能力( 58.1%) 三项达到或接近60%。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能力要素中的“ 沟通协调能力”一项,该能力属于组织领导者的必备素质, 但只有约一半的教师认为教研组长应该具备这一素质, 不同年龄( F=4.676,P =0.031 <0.01*) 、 不同学历( F =7.397,P =0.007<0.01**) 、 不同学科教师( F=15.608,P=0.000<0.001***) 存在显著性差异。

与其他两项相比, 专业领导者层次的素质相对认可度更高。除个别项目外,多数素质百分比都超过60%。 其中,不同学历教师对“ 引领教师专业发展能力”存在显著性差异( F=6.982,P=0.000<0.001***) ,不同学科教师对“ 引领教研能力”存在显著性差异( F=2.08,P=0.035<0.05*) 。

通过对理想状态教研组长素质的调查发现,教师普遍认为教研组长应该是优秀教师, 也应该是专业领导者, 但对组长所应具备的作为组织领导者的组织、协调、管理方面的素质认可并不高。

三、教研组长实际素质状况

为准确描述教师心目中教研组长的实际素质状况,本研究将知识、品质和能力三个要素进一步操作化,设计了反映优秀教师、组织领导者和专业领导者三个层次素质的量表,研究结论如下。

1.教研组长是本组教师中的佼佼者

数据显示,除教研组长的科研能力( 3.47) 外,优秀教师层次素质的量表平均值都在3.68 以上,部分指标达到3.90,接近“ 较大符合”水平。也就是说多数教师认可组长优秀教师层次的素质, 组长是本组教师中的佼佼者。

2.教研组长是基本称职的组织领导者,但素质间的评价存在差异

本部分各项指标平均得分为3.79, 处于较优水平。教师认为,教研组长具备组织领导者所需的责任心( 3.85) 、服务意识( 3.83) ,也能够在良好的工作环境( 3.94) 、人际氛围( 4.04) 营造方面发挥作用,是基本称职的组织领导者。但研究也发现,反映教研组长沟通协调( f) 和组织管理( c) 能力的两项得分为3.57和3.53,不仅明显低于本组其他各指标得分,在整个量表中也属于分数较低的项目。

3.教研组长作为专业领导者的素质距离教师要求尚远

作为专业领导者的素质是反映组长角色特点的核心素质,为便于呈现实际状况,本研究从推动经验分享、为教师提供有效帮助、为教师提供发展机会和发展建议、设计教研活动、掌握学科专家资源等几个方面将素质进行细化。 调查发现,除分享经验( 3.78)和资料( 3.76) 外,教师对其他各指标的评价都不高。教师认为,教研组长为教师提供帮助( 3.37) 并不充分,提供发展机会( 3.35) 和发展建议( 3.26) 也比较有限,设计的教研活动满足自身需求的程度( 3.29) 也不高,与本学科专家联系( 3.32) 也称不上密切。 在教师心目中, 教研组长作为专业领导者的素质仍是其素质结构中的薄弱环节。

四、理想素质和实际素质的对比及建议

通过对比, 本研究对教师心目中理想和现实状态下教研组长素质差异有了直观的了解, 同时也反映出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本部分选取特点较为突出的三个方面进行深入对比分析, 根据理想和现实状态下教师认可程度的高低构成组合, 依次命名为“ 高期待高评价组合”“ 低期望低评价组合”和“ 高期望低评价组合”,分别予以呈现,并提出了发挥教研组长的角色功能、促进其素质提升的建议。

1.高期待高评价组合

高期待高评价组合指的是教师对组长应该具备的素质期望高、在实际当中评价也高的组合,主要集中在优秀教师层次的素质中。通过调研发现,教研组长自身出类拔萃是高期望、高评价的主要原因。对教研组长的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点: 在参与调查的教研组长中,89.2%的职称在中学一级以上,63.4%在任教其间获得过不同奖项或荣誉称号。

实践证明, 由业务过硬的骨干教师担任教研组长,不仅能为教师做示范,还能感染教师,调动教师成长、反思的积极性。因此,应选拔知识丰富、思想上进、业务精湛的教师担纲教研组长,用组长广博的专业知识、 进取的工作作风和突出的业务能力引导教师、影响教师,激发教师工作潜能,促进教研组的发展建设。

2.低期望低评价组合

低期望低评价组合指的是教师对组长应该具备的素质期望低、在实际当中评价也低的组合。调查发现, 尽管教师认为组织领导者层次的整体素质状况并不差, 但是沟通协调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还是显著符合低期望低评价的特征。分析发现,教师对组长角色认识并不清晰, 相当比例的教师将组长作为组织领导的角色等同于行政领导。 教师把协调和管理单纯归结为行政事务, 把对行政指令的排斥投射到对组长素质的评价中。

进一步分析表明, 教师对组长素质的低期望和低评价是教研组自身定位不清的反映和体现。 理想状态下,教研组是专业组织,组长通过专业认同引领成员,强调专业方面的探索和创新。 但在实际当中,出于学校管理的需要, 教研组也不得不在行政指令下承担业务总结、教师工作安排、填写表格等行政任务。 64.8%的教研组长甚至认为自己的角色就是上级部门和教师间的上传下达者。 在科层管理当道的学校环境中, 学校更多关注管理的规范、 统一和效率,而非专业探索的创新和个性。[7]这样一来,教研组长就摆脱不掉行政事务的牵绊。同时,在学校的权力结构中,教研组长往往权责并不匹配。认为组长有权调配教学人员( 39.7%) 、推荐教师评优( 30.8%) 、确定参与课题人选( 28.8%) 的教师比例都比较低,表明组长在这些方面并无多大权力。 组长作为一级组织的领导者,被授予的权力不足,同时又承担大量的行政工作, 与其对应的组长素质呈现低期望低评价就不足为怪了。

基于教研组作为专业组织的性质和特点, 应剥离教研组的行政职能, 把教研组长从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专注于教师的专业发展。通过搭建专业的平台,使教师在自主参与的过程中,提升专业发展的意识和能力。

3.高期望低评价组合

高期望低评价组合指的是教师对组长应该具备的素质期望高、但在实际当中评价低的组合,主要体现在专业领导者层次的素质中。 理想状态下该层次素质在所有项目中得分最高, 但实际当中得分却是全部项目中的最低值。期望和现实呈现鲜明反差,反映出组长专业引领方面的素质距离教师要求仍有相当距离。

进一步针对教研组长的调查发现, 高达76.9%的组长认为自己对教师的帮助主要是“ 提供授课经验”,而指导个人专业发展( 59.1%) 、提供专业发展机会( 56.2%) 等均未超过60%。 无论教研组长还是教师都认为组长的专业引领比较表面化, 远未达到与教师个体专业发展需求的契合。

教师是专业发展的主体, 组长在教师专业发展上的作用最终要通过教师来实现, 因此只有迎合教师需求的专业引领才更有效。 一方面,不同年龄、不同学科、不同类型和层次学校的教师需求各异;另一方面,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教师需求也不尽相同。教研组长要主动研究教师专业成长规律, 指导教师设计个人专业发展规划, 针对具体需求提出有针对性的发展策略, 不断激发教师专业发展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参考文献

[1]辞海[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3200.

[2]华中师范学院等校.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333.

[3]张秀荣.领导学视角下中小学教研组长的角色定位与素质探析[J].教育探索,2010,(9):89~90.

[4]杜芳芳.教研组长教学领导力提升:从学科协调者到学科领导者[J].中小学管理,2013,(2):21~22.

[5]李飞,鲜兰.教研组长的角色定位与重塑策略[J].天津市教科院学报,2013,(2):58~60.

[6]王雪茹.学校转型性变革背景下教研组长的角色定位[J].中小学管理,2011,(12):4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