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流域水污染

湘江流域水污染（共10篇）

湘江流域水污染 篇1

一、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的现状分析

湘江流域涉重金属企业总计1635家, 以有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化学原料及化工制品制造业3个行业为主, 主要排放地区为株洲、衡阳、郴州、湘潭、娄底5个市。重金属主要为铅、汞、镉、铬和砷, 其中以铅排放量最大, 污染最为严重, 其次为砷、总铬和镉。流域重金属污染物排放的主要特点: (1) 总量大。全流域通过废水和废气重金属排放总量为852.4吨, 其中外排废水中排放总量为390.0吨, 占流域的95.3%, 外排废气中重金属排放总量为462.4吨, 占流域的99.3%; (2) 比重高。流域工业废水中铅、汞、镉、砷的排放量, 分别占全省排放总量的98.4%、98.0%、90.8%、94.2%, 分别占全国排放总量的16.5%、47.6%、35.3%、29.1%; (3) 行业集中。流域重金属污染物主要排放行业为有色采选、有色冶炼、化工3个行业。排放的废水中重金属排放总量为347.5吨, 占流域的89.2%;废气中重金属排放总量为450.4吨, 占流域的97.4%。

湘江干支流有3154公里河道底泥受到不同程度污染;流域内土壤重金属污染土壤总面积为723万亩, 占流域总面积的5%;历史遗留固体废物仅岳阳桃林铅锌矿、娄底锡矿山、衡阳水口山、湘潭竹埠港、郴州三十六湾、浏阳七宝山就达7亿吨左右。此外, 还有1000多个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的尾矿库、近10亿吨尾砂严重影响生态环境。

二、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法律原因分析

1. 现行防治重金属污染的法律规定不健全

首先, 相关法律制度滞后。一方面是立法步伐过于缓慢, 不能跟上环境保护需求, 另一方面是环境保护条款不能及时的认识和解决大量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环境保护新情况、新问题。其次, 立法内容规定过于概括性。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原则性过强, 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较为具体的执行参考系和幅度如问责谁、如何问、把握尺度的标准是什么、效果是怎样都缺乏, 环境法律执行因人、因地而异, 导致法律严肃性不足、威慑力不够。

2. 政府环境监督责任机制不完善

目前, 一方面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防治缺乏较为完善的政府内部监督与制约机制。具体缺乏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环保部门对其他行政部门的环境行政行为的制约程序;另一方面, 缺乏外部力量对政府行政行为的监督与制约。人大、政协、各民主党派、新闻媒体、群众团体及公民个人如何对政府的环境行政行为进行监督与制约是促使政府有效管理环境的有力保证, 在现有环保法律中却没有明确规定。

3. 跨界重金属污染防治和监管协作机制缺失

跨界重金属污染防治和监管协作机制是指省政府、省环保厅、有关部门及湘江流域各地政府共同榷商防治跨界重金属污染措施的工作机制。

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与治理涉及长沙、株洲、湘潭、岳阳、衡阳、永州、彬州、娄底8个市, 仅靠某个市的力量, 根本不能解决问题。相关的监管协作机制缺乏, 很容易造成流域间的重金属污染一损俱损, 一发牵制全身;若没有相关的防治和监管协作机制, 地方保护主义和跨界重大污染事件一触即发, 且波及范围广, 损失惨重, 影响深远。

4. 民众环保意识不足, 公众参与的法律保障制度不明确

我国的几部相关环境法律中都没有规定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应急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制度。2013年10月16日湖南省环保厅制定并印发了《湖南省公众诉求环境问题信息综合管理办法 (暂行) 》, 对充分发挥群众投诉举报和新闻媒体对环境保护的监督作用, 切实解决危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 建立群众投诉和媒体报道环境问题的快速反应、跟踪查办工作机制做了比较详细的规定, 但对于公众如何参与、如何保护和激励参与的公众人员等却缺乏规定。

5. 责任追究的机制和法制不完善

首先, 我国环境污染事件处理法制对法律后果的规定不够全面, 只有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简单规定, 缺乏民事责任的内容。其中, 只是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如果构成犯罪的, 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而对于如何补偿受害者、怎样恢复重建的民事责任没有相关规定。其次, 处罚的力度太小。对于制造污染的相关责任人处罚过轻, 责任人的违法成本远远低于利益收入。每年受理的环境行政复议案件和做出环境行政处罚决定的案件远远高于对环境犯罪案件的判决, 企业守法成本远远高于违法成本, 导致企业宁愿认罚不治污的现象普遍存在。污染罚款难以突破百万, 不具备任何法律威慑力, 人们对拜金主义疯狂追求, 加之缺乏刑事司法裁判, 企业主们在利益的驱动下往往对法律视而不见。

三、防治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的法律对策

1. 加强立法, 完善相关制度与标准

(1) 加强突发重金属污染防治应对法的立法。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 很多地方主张工业强省、工业强市, 地方官员以GDP显政绩, 单纯注重GDP的增长, 过度发展工业, 导致重金属污染问题日趋严重。重金属不易分解, 在遭受污染的土壤中种植农产品或是用遭受污染的地表水灌溉农产品, 能使农产品吸收大量有毒、有害的重金属物质, 由此形成土壤) 植物) 动物) 人体之间的污染食物链的转移, 严重损害了人们的身体健康, 扩大了污染危害的范围。尽快出台突发重金属污染防治法, 制定详尽的预防和治理重金属污染的法律制度, 填补我国法律在此领域的空白, 有效防治重金属污染带来的损害。

(2) 加强土壤环境标准化制度的建设。十几年前制定的我国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已经不适应现代的土壤重金属污染的形势需要, 所以更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迫在眉睫。另外, 由于我国与其他国家相关的土壤环境标准的不同, 导致我国农产品出口经常因为质量标准不相同而产生纠纷, 因此完善我国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促使土壤环境标准能够适应我国现阶段的防治需求和经济发展水平。

2. 完善政府部门的监督责任机制

在重金属污染防治的立法中应规定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由地方政府负总责, 政府主要领导是第一责任人。要落实地方政府环境质量负责制, 因重金属污染造成群发性健康危害事件或重特大环境污染事故的, 要对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实施问责;对构成犯罪的, 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政府有关部门查处环境违法行为不力, 甚至包庇、纵容违法排污企业, 造成重大重金属污染事件的, 要依法依纪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3. 完善公众参与环保的法律制度

加强公众参与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 在制定重金属污染防治的相关法律法规时要加强公众的参与决策意识, 保障公众的监督权的落实。第二, 要保障公众参与决策权的实现, 对于有可能对造成重金属污染的的生产建设活动在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时候必须听取公众的意见。第三, 要积极落实公众知情权。环境主管部门必须定期和不定期的向公众公布该地区重金属污染的状况、受污染的程度, 以及进行重金属污染治理的具体措施。另外, 还要加强媒体和网络对于环境的监督, 加大宣传环境保护知识, 动员广大群众参与到环境保护中来, 从各方面减少重金属污染事件的发生, 建立跨界重金属污染防治和监管协作机制。

4. 借鉴国外重金属污染治理的法律

省内多部门的协作和协调, 需要省内发改、国土、财政、工信、环保、安全、卫生、科技等多部门的合力, 加快重金属污染环境管理。

5. 建立完整的重金属污染法律责任追究制度

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完善重金属污染民事法律责任。第一, 在归责原则上, 应采用严格责任原则, 无论行为人主观上有无过错, 只要发生了重金属污染的事实, 行为人就必须要承担责任。第二, 追溯时效上, 应该延长诉讼时效。对重金属污染的追溯时效应该延长至30年以上甚或更长。第三, 责任主体的责任形式上, 应该承担连带责任。重金属污染责任主体不止一人时, 可以要求他们相互之间承担连带责任。

(2) 健全重金属污染行政法律责任。主要通过两方面来完善:一是由于造成重金属污染的外部行政相对人需要承担的行政责任, 可以借鉴我国《水污染防治法》的规定, 由环境保护部门或交通部门的航政机关根据不同情节, 给予警告或者处以罚款、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对于重金属污染的责任人, 应该采取财产罚、行为罚的形式, 责令停业、吊销许可证, 责令污染责任人限期整改来切断污染源并限制其生产活动。二是对渎职行为的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责任的追究。

(3) 增加重金属污染刑事法律责任。立法上没有针对重金属污染犯罪的具体罪名、具体的刑罚制度与量刑尺度。随着重金属污染事件不断出现, 重金属污染对坏境污染和民众生活造成的后果愈发严重, 在重金属污染防治立法中应该规定重金属污染犯罪的刑事责任。

摘要：重金属污染问题对人民的健康、经济、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湘江流域是湖南省重金属污染重点区域, 对全省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积极借鉴国外经验, 建立和健全重金属污染防治的相关立法和制度, 完善法律责任机制, 为我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

关键词：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防治,法律对策

参考文献

[1]郭明莉.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应急法制的思考——从重金属污染切入[J].湘南学院学报, 2012, (8) .

[2]刘瑞.重金属污染防治法律问题研究.生态安全与环境风险防范法治建设[C].2011年全国环境资源法学研讨会论文集.

湘江流域水污染 篇2

“秀木茂盛，江澄如练”曾是古人笔下湘江的绝美景致，毛泽东曾赞美湘江：“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湘江，是湖南名副其实的母亲河，她以8.538万km2的流域面积养育了占全省总人口57.1%的湖湘人民、GDP 占全省的72.4%、工业增加值占全省的64.3%。她丰富的水资源承担着饮用，能源，渔业，旅游，农业灌溉，工业航运等多种功能。由于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加速发展，工业污染、城镇生活污染和农业面源污染问题日趋突出，直接影响到沿江城市供水和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改善。2008年湖南省委省政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作出开展“湘江水污染综合整治工作”的重大决策，欲走人水和谐，统筹发展之路，打造“中国的莱茵河”，以此作为两型社会建设之开篇力作。

一、召开专项整治工作会议，明确整治任务

2008年5月28日湖南省政府正式下达《湘江流域水污染综合整治实施方案》。明确了整治目的即用三年时间（2008—2010年），解决湘江水污染问题以及株洲清水塘、衡阳水口山（含松江）、湘潭岳塘和竹埠港工业区及郴州有色采选集中地区环境污染问题。正式开始实施“五个一批”工程（取缔关停一批违法企业，淘汰退出一批落后企业，停产治理一批污染严重企业，限期治理一批重点污染源，搬迁一批布局不合理企业）确保湘江流域水污染整治到位。下达了第一批整治企业名单，其中包括批取缔关闭企业37家、淘汰退出企业21家、停产治理企业240家、限期治理企业122家、搬迁企业11家、规模化畜禽养殖场限期治理36家、造纸企业整治384家、新建或扩建城镇污水处理项目62个、生活垃圾处理项目52个、工业园区污水集中项目11个，预计总投入资金174亿元。由此可以看出湖南省委省政府此次湘江整治的力度之大，决心之坚。2008年6月2日省政府召开湘江流域水污染综合整治工作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周强对湘江流域水污染综合整治作了全面部署，他强调“要把湘江流域水污染综合整治作为推进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的重要突破口和重要标志来抓，让湘江能真正展示湖南的形象”。这标志着湖南省“千里湘江碧水行动”正式启动。整治工作启动后，湘江流域八市坚决落实湘江水污染综合整治方案，流域八市除长沙因奥运的原因推迟到九月初外都已经召开了湘江污染综合整治专题会议，对湘江整治的重要精神进行了认真传达和研究，县区还专门召开了由乡、镇、企业参加的整治工作大会，层层传达落实湘江整治会议精神。各市根据省政府规定的整治任务并结合本市实际下达了相应的湘江流域水污染综合整治实施方案，明确了整治任务。郴州市整治企业数增加到了176家，远远超过了省政府下达的53家的整治任务。

二、明确目标责任，形成合力推进流域综合整治

在提出把湘江打造成“中国的莱茵河”的设想之后，“区域限批”、“企业限批”等配套措施也纷纷出台。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内，受地区分割体制的影响，湘江沿岸各地区污染治理难以同步，往往这里重视环保，那里大谈招商。地区之间、上下游之间互相推诿责任甚至是“以邻为壑”的现象屡有发生。这次湖南借鉴莱茵河治理模式，科学地划分治理责任，层层落实目标责任，部门协作，形成治污“合力”——湖南省人民政府成立湘江流域综合治理委员会，由省长周强任主任，常务副省长于来山任常务主任，副省长刘力伟任执行主任，省直相关部门和湘江流域八市市长任成员，统一协调解决实施综合整治中的重大问题和重大决策；八市政府成立各市湘江流域水污染整治委员会。主管市长任负责人，各县（市、区）长和市直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为委员。委员会下设湘江流域整治办公室，由市环保局牵头负责，各部门协调配合。并出台了湘江流域水污染综合整治考核验收办法，对整治结果进行检查考核，考核结果向社会公布以确保整治工作成效，在湘江治理历史上首度形成了各部门协调合作、齐抓共管的综合整治工作局面。

流域八市市长都向省政府承诺表态：坚决按时落实完成湘江整治任务，并向省政府递交了湘江流域水污染综合整治目标责任书。各市与辖区县区政府也签订了目标责任状书，各市政府和辖区县区政府建立问责制，将整治目标任务和工作责任落实到基层，落实到具体工程项目，落实到具体人员，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确保责任到位，明确了每一个整治项目的责任单位、责任人、督查人以及整治时限。

三、抓住重点、突破难点、创造亮点

八市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重点整治辖区水污染特征因子，并根据各市实际情况，创新工作思路，创造工作亮点。湘潭市、长沙市以抓好规模化畜禽养殖业污染监督作为农村面源污染控制的工作重点，正在推广“发酵床养猪法”实用技术，努力从源头减少污染物排放；针对浏阳花炮产业的造纸企业污染，长沙市环保局专门成立了专项整治行动驻浏阳特别服务处，分成现场技术服务、审批发证、现场督查、环评服务等4个组，为当地造纸污染整治提供高效服务，最大限度的减少审批环节、节约时间与成本；衡阳市以冶炼、化工、造纸治理为重点，把常宁市松柏地区、衡南县松江工业园、合江套地区列为重点整治地区；娄底市以钢铁、化工、采矿、有色金属污染为重点，已经对华菱涟源钢铁有限公司等污染大户下达了限期治理通知书；株洲市以清水塘工业区及城市四港为重点，以霞湾港水变清为整治亮点；郴州市有色金属矿藏丰富，开采历史悠久，曾经乱采滥挖现象十分严重，几经关闭，几经反复，矿产资源破坏殆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触目惊心。郴州市动员了各部门的力量，对各矿区成立了整治专门机构，采取了疏堵结合的办法，一方面政府牵头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强制关闭非法小采选，新田岭、香花岭三十六湾、小垣、柿竹园玛瑙山4个矿区198家小采选企业已经关停到位。另一方面，引入湖南有色控股集团、中国五矿、西部矿业集团等国有大型集团出资收购原有小的、分散的采矿权，对矿区的开采实行资源整合，统一规划，统一建设，既节约资源又增加地方税收，一举数得。

四、开展生态补偿试点，积极探索湘江流域综合管理 要彻底整治湘江污染，光是治理还不够，怎样巩固治理成果，避免污染反弹，流域综合管理的体制和机制在某种意义上比治理更为重要。湘江整治工作也要加强跨部门、跨地区的协调，加快实施流域综合管理措施。长沙市在辖区内浏阳河、靳江河等区域展开了针对跨县河流的交接断面生态补偿试点，即当上游县(市)入境污染物(考核指标为COD)达标但出境水超标，或者入境水超标而出境水超标倍数增加，根据超标情况和治理价格成本标准由上游县(市)支付相应金额给下游县(市)。此举迈开了探索湘江流域综合管理的第一步，对湘江流域综合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怎样理顺湘江全流域同治的机制，建立相应的污染防治协调机构，变传统的水利管理模式为流域综合管理，建立流域统一的水资源管理机构，将水资源利用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将是巩固湘江污染整治成果和进行湘江流域综合管理的一个重要且关键的命题。

湘江流域水污染整治工作开局良好，形成了责任明确、协调一致、有序实施、合力推进的工作格局。此次整治其手笔之大，气魄之巨，态度之坚，在全国都是绝无仅有。百亿治江是长株潭城市群建设“两型社会”的破题之作，虽名为治江，实在发展，功在经济转型，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发展质量的具体行动。

湘江流域水污染 篇3

[关键词]政府环境责任；重金属污染；区域限批

近年来，湘江流域相继发生了株洲霞湾镉污染、岳阳新墙河砷污染、浏阳镉污染以及原湖南铁合金集团有限公司非法转移铬渣等多起重金属污染事件。这些事件表明，湘江流域的个别地方政府在规范经济发展、招商引资和兴办建设项目时，由于利益驱动，唯GDP的增长，忽视了对环境资源的保护，甚至忽视了人们群众的生命和健康。2010年夏天，由于境内企业污染严重，且不执行上级的淘汰关停指令，耒阳市被湖南省环保厅处以重罚并通报全省，这是湖南省迄今对县级政府作出的最严厉环境处罚，亦显示了湖南省政府整肃湘江重金属污染的坚定决心。曾经是“漫江碧透，百舸争流”的湘江，如今是中国重金属污染最为严重的河流之一，数十年的污染史与治理史相伴相随，各路专家开出的药方五花八门，但越治理越严峻的现状令人担忧，究其原因，除了外部原因——资金空缺巨大及技术尚未成熟，归根到底是政府环境责任的缺失。[1]

政府环境责任，是指政府在环境管理领域的责任，即国家行政机关及其执行公务的人员根据环境管理需要和政府的职能定位所确定的分内应做的事，以及没有做或没有做好分内应做的事所承担的不利后果。[2]在实施环境资源保护法律方面，不少地方政府存在行政不作为或乱作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角度入手。

一、上下级政府间应运用强有力的制约手段——“区域限批”

“区域限批”是指如果一家企业或一个地区出现严重环保违规事件，环保部门有权暂停这一企业或这一地区所有新建项目的审批，直至该企业或该地区完成整改。[3]区域限批制度对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用行政手段平衡经济效益和环境保护，使我国环境法制建设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实现了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的高效统一。区域限批被认为是一种行政处罚手段，通过实施区域限批来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实施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该制度是环保部门能动用的最大限度的行政手段，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湖南省政府对耒阳市政府作出“最严厉的处罚”前，湖南省环保厅两次致函衡阳市人民政府，建议对耒阳市遥田镇隐患企业采取整治措施。按照此建议，2009年10月以来，衡阳市人民政府、衡阳市环保局、衡阳市监察局等先后8次发文，要求耒阳市对所属遥田镇多家非法企业实施淘汰关闭，但均未得到有效执行。直到6月18日，省环保厅向全省环保系统通报，暂停耒阳市除环境污染治理项目以外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暂停安排耒阳市环保专项资金，由主管副省长约谈耒阳市政府主要负责人之后，耒阳市人民政府才下发文件，对遥田镇境内非法企业实施取缔关闭。

在环境执法上，个别基层领导对环保有些漠然。像省政府对耒阳市的环境处罚，上级政府将地方经济增长直接跟环境保护挂钩，才能最有力地制约地方政府的环境违法行为。2007年1月10日国家环保总局首次运用“区域限批”，取得了明显效果。2007年4月，湘潭县因为对湘江流域一家企业越权审批成为湖南“区域限批”的首个以身试法者，之后半年多时间，湘潭县所有项目一律不批。上级政府应该好好把握“区域限批”这把利剑，从而遏制湘江流域一些地方政府在“唯GDP”发展观指导下的强烈的发展冲动而导致的重金属污染。

二、地方政府间应加强跨界重金属污染防治和监管

在湘江重金属污染问题中，作为“有色金属之乡”的湖南的传统工业重镇衡阳、株洲、湘潭均在湘江沿线，郴州则是重要的矿产资源采冶区。长期以来的一个观点是，如果要彻底根治湘江工业污染，只有把这些工业区都关掉，但这样做将使湖南的经济塌下半边。因此，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问题历经了一段漫长而艰难的“U”型曲线——从被重视，到被忽视，然后再被重视。

跨界重金属污染防治和监管是指省政府会同湘江流域各地政府磋商防治跨界重金属污染的一系列措施。[4]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史与治理史相伴相随数十年了，涉及永州、衡阳、湘潭、株洲、长沙5市，单靠某个市的力量，不能解决问题。因此，跨界重金属污染防治和监管是合作式和责任性环境监管的一种形式。

对于湘江流域的重金属污染，省政府应制定规定,规定湘江流域各地政府应当积极治理本行政区内的环境污染，防治重金属污染。并会同湘江流域各地政府制定跨界重金属污染质量考核办法。将环境监测、定期发布环境状况公报、限期治理、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行政限批”、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和监管、企业环保信用信息管理、环境应急管理、公布严重违法排污者、联合执法、违法者改正方案等一般性的环境监管制度运用到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防治中，可以加强5市政府的合作性、参与性、回应性和责任性，并有效地干预污染严重的经济活动，达到防治目的。

三、政府职能部门间应加强协调，一改环保部门“统一监管”为“综合协调”

在湘江流域，环境治理遭遇着各种各样的瓶颈。从重金属污染防治而言，就面临着“九龙治水”的尴尬：水利部门负责水量调度，环保部门负责水污染治理，农业部门负责水生生物保护，林业部门负责湿地资源的保护，由此造成了利益上的冲突和管理上的漏洞以及责任的不明晰。水资源本来是一个整体的生态系统，人为将其分割，势必造成链条断裂。而各地政府在环境管理过程中，多多少少也存在着问题。长期以来实行的干部政绩考核制度过度偏重干部任期内的GDP增长指标，忽视环境与资源方面的指标，如国土资源局、城建部门、工商部门等部门在审批一项对环境有损害，需经过严格的环境影响评价程序并获得国家环保部审批同意的，但有利于当地经济增长的大企业项目时，基本都是先考虑项目可能产生的经济效应，而给企业开“绿灯”——未批先建、“先上车、后买票”。

在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中，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如何监督其他部门，拥有哪些监督权均没有作出具体规定，致使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没能真正地对环境实行统一监督管理。现实中，几乎无一例外的在污染事件发生后，环保部门才出面作出罚款、关停、取缔等处理。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亦然，像浏阳镉污染事件，2004年，长沙湘和化工厂的民营企业在镇头镇双桥村建成投产时，为了当地经济GDP的增长，政府声称他们引进的是一家“无污染、零排放”、只是“生产饲料添加剂”的企业，直到环境污染后果越来越严重，谎言被彻底揭穿后，才引起重视，企业责令停产、失职官员落马、环境治理展开……

在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防治过程中，要有效地监督和制约政府的环境失职行为，可从政策上进行干预，调整环保部门的职能，让其“说得算”。改环保部门的统一监督管理职能为“综合协调、分工负责”制，让环保部门摆脱“说了不算”的尴尬境地。[5]一方面由于环保部门与其它部门的执法地位平等，环保部门无权干涉其他部门的经济发展规划、行政审批、拨款、招商引资等事物，这使环保部门“统”不起来。另一方面，各分管部门总认为环保部门才是环境保护的主角，自己是配角，有了成绩也是环保部门的，因而并不积极履行法定的环保职责。一旦出了环境事故，环保部门这个“统管部门”就变成了“全管部门”，责任都由环保部门担，别的部门撇得干干净净。而将“统一监管”变为“综合协调”后，环保部门的职责在于统筹协调、指导、监督和服务，解决了由于环境管理问题在政府各部门之间引起的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和矛盾，也有利于将政府环保职能同政府的其他公共职能更好地结合起来，使湘江流域的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顺利进行。

四、结语

第一个“十二五”专项规划——《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近日获国务院正式批复。《规划》要求,到2015年,重点区域铅、汞、铬、镉和类金属砷等重金属污染物的排放要比2007年削减15%。十二五规划纲要第二十四章第二节防范环境风险中强调：加强重金属污染综合治理，以湘江流域為重点，开展重金属污染治理与修复试点示范。湘江是中国重金属污染最严重的区域，它承载了中国60%以上的污染。作为湖南的母亲河，湘江和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的后果越来越严重。关于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的防治，本文从政府环境责任角度入手，提出了上下级政府、地方政府间、政府职能部门间所存在的问题，一一对应找到解决问题的对策，为有效地防治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贯彻落实十二五规划提出一定的参考。盼通过共同的努力，“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湘江美景不久之后，能真实的呈现在我们当代人的眼前。

[参考文献]

[1]南方都市报：“湘江镉污染再调查：工厂关闭后的污染比之前严重”，广州，2010-11-3.

[2]缪仲妮.政府环境责任问题研究[D].华东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10-6.

[3]周仕凭.化解地方保护主义的良方——地方环保部门热评‘区域限批[J].绿叶.2007,(1).

[4]杨华国.胡萝卜加棒，以制度规范政府环保履职[J].绿叶.2011,(1).

[5]邓旸.理顺职能,确保政府环保履职的统一性[J].绿叶,2011,(1).

湘江流域水污染 篇4

政府环境责任, 是指政府在环境管理领域的责任, 即国家行政机关及其执行公务的人员根据环境管理需要和政府的职能定位所确定的分内应做的事, 以及没有做或没有做好分内应做的事所承担的不利后果。[2]在实施环境资源保护法律方面, 不少地方政府存在行政不作为或乱作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角度入手。

一、上下级政府间应运用强有力的制约手段———“区域限批”

“区域限批”是指如果一家企业或一个地区出现严重环保违规事件, 环保部门有权暂停这一企业或这一地区所有新建项目的审批, 直至该企业或该地区完成整改。[3]区域限批制度对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用行政手段平衡经济效益和环境保护, 使我国环境法制建设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实现了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的高效统一。区域限批被认为是一种行政处罚手段, 通过实施区域限批来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 实施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该制度是环保部门能动用的最大限度的行政手段, 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湖南省政府对耒阳市政府作出“最严厉的处罚”前, 湖南省环保厅两次致函衡阳市人民政府, 建议对耒阳市遥田镇隐患企业采取整治措施。按照此建议, 2009年10月以来, 衡阳市人民政府、衡阳市环保局、衡阳市监察局等先后8次发文, 要求耒阳市对所属遥田镇多家非法企业实施淘汰关闭, 但均未得到有效执行。直到6月18日, 省环保厅向全省环保系统通报, 暂停耒阳市除环境污染治理项目以外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 暂停安排耒阳市环保专项资金, 由主管副省长约谈耒阳市政府主要负责人之后, 耒阳市人民政府才下发文件, 对遥田镇境内非法企业实施取缔关闭。

在环境执法上, 个别基层领导对环保有些漠然。像省政府对耒阳市的环境处罚, 上级政府将地方经济增长直接跟环境保护挂钩, 才能最有力地制约地方政府的环境违法行为。2007年1月10日国家环保总局首次运用“区域限批”, 取得了明显效果。2007年4月, 湘潭县因为对湘江流域一家企业越权审批成为湖南“区域限批”的首个以身试法者, 之后半年多时间, 湘潭县所有项目一律不批。上级政府应该好好把握“区域限批”这把利剑, 从而遏制湘江流域一些地方政府在“唯GDP”发展观指导下的强烈的发展冲动而导致的重金属污染。

二、地方政府间应加强跨界重金属污染防治和监管

在湘江重金属污染问题中, 作为“有色金属之乡”的湖南的传统工业重镇衡阳、株洲、湘潭均在湘江沿线, 郴州则是重要的矿产资源采冶区。长期以来的一个观点是, 如果要彻底根治湘江工业污染, 只有把这些工业区都关掉, 但这样做将使湖南的经济塌下半边。因此, 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问题历经了一段漫长而艰难的“U”型曲线———从被重视, 到被忽视, 然后再被重视。

跨界重金属污染防治和监管是指省政府会同湘江流域各地政府磋商防治跨界重金属污染的一系列措施。[4]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史与治理史相伴相随数十年了, 涉及永州、衡阳、湘潭、株洲、长沙5市, 单靠某个市的力量, 不能解决问题。因此, 跨界重金属污染防治和监管是合作式和责任性环境监管的一种形式。

对于湘江流域的重金属污染, 省政府应制定规定, 规定湘江流域各地政府应当积极治理本行政区内的环境污染, 防治重金属污染。并会同湘江流域各地政府制定跨界重金属污染质量考核办法。将环境监测、定期发布环境状况公报、限期治理、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行政限批”、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和监管、企业环保信用信息管理、环境应急管理、公布严重违法排污者、联合执法、违法者改正方案等一般性的环境监管制度运用到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防治中, 可以加强5市政府的合作性、参与性、回应性和责任性, 并有效地干预污染严重的经济活动, 达到防治目的。

三、政府职能部门间应加强协调, 一改环保部门“统一监管”为“综合协调”

在湘江流域, 环境治理遭遇着各种各样的瓶颈。从重金属污染防治而言, 就面临着“九龙治水”的尴尬:水利部门负责水量调度, 环保部门负责水污染治理, 农业部门负责水生生物保护, 林业部门负责湿地资源的保护, 由此造成了利益上的冲突和管理上的漏洞以及责任的不明晰。水资源本来是一个整体的生态系统, 人为将其分割, 势必造成链条断裂。而各地政府在环境管理过程中, 多多少少也存在着问题。长期以来实行的干部政绩考核制度过度偏重干部任期内的GDP增长指标, 忽视环境与资源方面的指标, 如国土资源局、城建部门、工商部门等部门在审批一项对环境有损害, 需经过严格的环境影响评价程序并获得国家环保部审批同意的, 但有利于当地经济增长的大企业项目时, 基本都是先考虑项目可能产生的经济效应, 而给企业开“绿灯”———未批先建、“先上车、后买票”。

在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中, 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如何监督其他部门, 拥有哪些监督权均没有作出具体规定, 致使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没能真正地对环境实行统一监督管理。现实中, 几乎无一例外的在污染事件发生后, 环保部门才出面作出罚款、关停、取缔等处理。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亦然, 像浏阳镉污染事件, 2004年, 长沙湘和化工厂的民营企业在镇头镇双桥村建成投产时, 为了当地经济GDP的增长, 政府声称他们引进的是一家“无污染、零排放”、只是“生产饲料添加剂”的企业, 直到环境污染后果越来越严重, 谎言被彻底揭穿后, 才引起重视, 企业责令停产、失职官员落马、环境治理展开……

在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防治过程中, 要有效地监督和制约政府的环境失职行为, 可从政策上进行干预, 调整环保部门的职能, 让其“说得算”。改环保部门的统一监督管理职能为“综合协调、分工负责”制, 让环保部门摆脱“说了不算”的尴尬境地。[5]一方面由于环保部门与其它部门的执法地位平等, 环保部门无权干涉其他部门的经济发展规划、行政审批、拨款、招商引资等事物, 这使环保部门“统”不起来。另一方面, 各分管部门总认为环保部门才是环境保护的主角, 自己是配角, 有了成绩也是环保部门的, 因而并不积极履行法定的环保职责。一旦出了环境事故, 环保部门这个“统管部门”就变成了“全管部门”, 责任都由环保部门担, 别的部门撇得干干净净。而将“统一监管”变为“综合协调”后, 环保部门的职责在于统筹协调、指导、监督和服务, 解决了由于环境管理问题在政府各部门之间引起的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和矛盾, 也有利于将政府环保职能同政府的其他公共职能更好地结合起来, 使湘江流域的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顺利进行。

四、结语

第一个“十二五”专项规划———《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近日获国务院正式批复。《规划》要求, 到2015年, 重点区域铅、汞、铬、镉和类金属砷等重金属污染物的排放要比2007年削减15%。十二五规划纲要第二十四章第二节防范环境风险中强调:加强重金属污染综合治理, 以湘江流域为重点, 开展重金属污染治理与修复试点示范。湘江是中国重金属污染最严重的区域, 它承载了中国60%以上的污染。作为湖南的母亲河, 湘江和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的后果越来越严重。关于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的防治, 本文从政府环境责任角度入手, 提出了上下级政府、地方政府间、政府职能部门间所存在的问题, 一一对应找到解决问题的对策, 为有效地防治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 贯彻落实十二五规划提出一定的参考。盼通过共同的努力, “鹰击长空, 鱼翔浅底, 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湘江美景不久之后, 能真实的呈现在我们当代人的眼前。

摘要：在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中, 政府环境责任缺失是关键, 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环保职能弱化, 地方政府间各扫门前雪, 政府部门间主体林立、多头管理、责权不清, 因此有必要实施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运用强有力的制约手段——“区域限批”, 加强地方政府间跨界重金属污染防治和监管, 改变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关系, 一改环保部门的“统一监管”为“综合协调”, 以期改善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防治问题。

关键词：政府环境责任,重金属污染,区域限批

参考文献

[1]南方都市报:“湘江镉污染再调查:工厂关闭后的污染比之前严重”, 广州, 2010-11-3.

[2]缪仲妮.政府环境责任问题研究[D].华东政法大学硕士论文, 2010-6.

[3]周仕凭.化解地方保护主义的良方——地方环保部门热评‘区域限批[’J].绿叶.2007, (1) .

[4]杨华国.胡萝卜加棒, 以制度规范政府环保履职[J].绿叶.2011, (1) .

湘江流域综合治理基金简介 篇5

一、湘江流域综合治理基金设立

自环长株潭城市群获批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改革试验区以来，国家和湖南省分别将湘江流域综合治理列入国家重点流域治理区域和湖南省“两型社会”建设的工作重点，同时，在湖南省“十二五”规划、湖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湖南省“两型社会”建设第二阶段（2011-2015）工作要点和株洲市“两型社会”建设第二阶段（2011-2015）工作要点中，也明确提出要设立湘江流域综合治理基金，发行湘江治理债券，将湘江打造成中国的莱茵河。在此背景下，株洲市率先提出设立湘江流域综合治理基金，组建基金管理公司，加大对湘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的力度，使湘江流域的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变。

二、湘江流域综合治理基金投资方向

基金的主要投资方向为：

1、可替代能源与清洁技术；

2、高边际收益的生产型企业；

3、环保新材料及新材料技术；

3、环保运输、节能减排等服务、咨询；

4、环保物流；

5、绿色建筑商业开发等。

三、湘江流域综合治理基金资金来源

1、积极对接湖南省“两型”产业投资基金和湖南省“两型”城市发展基金，争取部分资金用于综合治理基金。

2、采用完全的市场化运作，向社会和企业募集资金。

3、其他资金来源。

四、湘江流域综合治理基金投资载体（主要项目简介）

1、神农城

神农城项目以原有的炎帝广场和天台公园为核心，沿现状保留城市森林带向两侧拓展，项目总占地2970亩，其中核心区规划面积1620亩，拓展区规划面积1350亩。该项目是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天易示范区的首个大规模城市开发项目。为突出未来之城的特质，从设计到施工，神农城都将贯穿低碳理念。用设计者的话说：“神农城每一个细节，小到一块石头，大到水循环，都要体现低碳理念。”为此，城内大量采用太阳能、地热等新能源、新技术;建筑结构及建材构建上多采用隔热、保温等国家倡导的技术和材料;在水资源利用上，引入污水处理尾水和中水回收循环使用技术，实现新能源、新技术与城市建设的良好融合。

项目总投资超过100亿元。

2、“一江四港”综合治理

“一江四港”指湘江和位于株洲境内的霞湾港、白石港、建宁港、枫溪港。长期以来，由于城市港水区部分生活污水未完全处理，雨水污水分流不彻底，有些工业企业废水漏排和超标排放，港水底泥淤堆积，城市四港水质一直为劣Ⅴ类，未达到功能区划标准。加上流域非法从事采砂、淘金、水上餐饮等现象屡禁不止，建宁港水质发黑发臭，霞湾港底泥重金属存在污染，成为湘江饮用水安全的重要隐患。为彻底整治“一江四港”污染，株洲市人民政府明确提出：

1、加快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步伐，确保清水塘重金属污水处理厂年内建成投入使用；

2、完善建宁港流域污水截流干管建设，将建设办事处大部分社区生活污水引入龙泉污水处理厂，建设荷塘区西湖至龙泉污水处理厂污水截流干管，将合泰区域生活污水引入龙泉污水处理厂；

3、完善雨污分流管网，结合旧城改造，新项目开发，制定工作方案，用三年时间完成雨污分流管网建设；

4、对建宁港流域9家分散洗水企业和龙泉洗水工业园11家洗水企业实行整体搬迁；

5、由相关责任部门牵头进行清除四港岸线垃圾、取缔沿港非法屠宰场所、搬迁或关闭沿港畜禽养殖场所、完成霞湾港清淤及港体整治工程、整治“一江四港”非法经营船舶等工作。

该项目总投资约150亿。

3、职教大学城

株洲职教大学城是云龙示范区的重要部分，它将建成为株洲市的城市名片、两型典范和发展引擎，也将成为我国第一座低碳职教大学城。株洲职教大学城占地6276.6亩，其中教育教学用地4361.85亩，科技园用地1914.75亩，另安排融资用地1000至2000亩。

该项目总投资约100亿元人民币。

4、清水塘工业园区

清水塘工业区是我市环境污染治理重中之重，也是“两型社会”建设的关键。为破解清水塘地区的污染难题，我市将推进株冶、株化、海利等15家大中型企业升级改造，要求其改进生产工艺布局，严格落实环保措施，所有污染物排放100%达标。对7家工艺落后、产能落后的污染严重企业予以淘汰关停。对15家与大中型企业有配套协作关系的企业，有选择性地实行本地搬迁，采取以地换地方式，建立中小企业园。确保年底前中盐株化建成工业固废处置场，同时加强对石峰区17处工业废渣场的治理。对116家不符合清水塘工业区产业布局要求且与骨干企业配套不密切的企业，实行异地搬迁，由企业自行选择搬迁地点。

该项目总投资约1000亿。

5、株洲市节能减排“三百”工程

2010年，株洲市作为湖南省节能减排全覆盖工程试点城市，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工作。2011年，株洲市全面开展节能减排全覆盖工程，年内要完成100家企业、100所学校和100个机关的节能减排任务。

该项目总投资约20亿。

6、株洲市300万平方米建筑可再生能源建筑项目 2009年底，株洲市成功获批国家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

范城市；2010年，炎陵获批国家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县。根据《株洲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我市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作的意见》（株政发„2010‟23号）文件，2011年，株洲市要全部完成示范任务面积，即完成300万平方米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到2015年，太阳能光热建筑一体化、地源热泵（水源热泵和土壤源热泵）、污水源热泵等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技术在我市应得到广泛应用，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比例应达到新建民用建筑总量的50%以上。

湘江流域水污染 篇6

湘江是长江七大支流之一, 也是洞庭湖水系最大的河流。它源于广西灵川县, 于东安县进入本省, 纵贯于南岭山地向洞庭湖平原过渡的山丘盆地之间, 沿途接纳各支流后, 流经永州、衡阳、株洲、湘潭、长沙等市区, 在湘阴县濠河口分两支注入洞庭湖, 全长856 km, (本省670 km) , 流域面积94660 km2 (省内85383 km2) 。

湘江流域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 由于受季风气候和地貌条件影响, 呈现出河川径流年际和年内变化较大、地区分布不均匀以及气候类型多样等特点。湘江河流流量大多来自降雨, 河流流量受降雨影响很大, 冬季的12月到来年2月是少雨季节, 为枯水期。降水集中于春夏两季, 4至6月为多雨季节, 雨季湘江水位上涨, 年最高水位出现在4至7月。

二、研究方法

本次汛期降雨量的变化特征分析主要采用线性倾向估计、累积距平等对降雨量要素变化趋势进行判别。所用资料由中国湖南省气象中心提供, 分为湘江流域衡阳、湘潭、株洲、长沙、老埠头站1950~1990年逐月汛期 (4~6月) 降雨量资料。对所有资料进行严格的质量检测, 对其中的错误数据进行了筛选与剔除。对每个台站的资料进行整理, 获取其汛期总降雨量特征系列及汛期总降雨量累积距平特征系列。引入气候趋势系数和气候倾向率来研究汛期降雨量的气候变化特征。

降雨趋势系数rxt:

式中rxt为n个时刻 (年) 的降雨量系列与自然数列1, 2, 3, 。。。。。。, n的相关系数。其中n为年数, xi为第i年降雨量值, x为其降雨量样本均值;t= (n+1) /2。rxt为正 (负) 时表示该降雨量要素在所计算的n年内有线性增 (降) 的趋势。

降雨倾向率

将上速公式计算所得降雨量要素的气候系数进行t检验, 判断其变化的可信度, 对通过0.05显著性水平检验的台站进行线性趋势拟合, 将要素x的趋势变化用一次线性方程表示, 即

将a1*10称为气候倾向率, 表示要素x每10年的变化率。

三、结果分析

图1给出了湖南省老埠头站汛期降雨量的逐年变化和汛期逐年累积距平变化, 图1 (a) 中直线为汛期降雨量与时间序列 (年) 拟合的趋势线, 通过了0.01显著性水平的显著检验, 因此, 1950~1990年湘江流域汛期降雨量呈明显下降趋势。由逐年累积距平变化曲线图1 (b) 可看出, 1979年为主要的转折年, 1979年之后基本低于多年平均水平 (即1950~1990年的37年平均) 。

图2给出了湖南省衡阳站汛期降雨量的逐年变化和汛期逐年累积距平变化, 图1 (a) 中直线为汛期降雨量与时间序列 (年) 拟合的趋势线, 通过了0.01显著性水平的显著检验, 因此, 1950~1990年湘江流域汛期降雨量呈明显下降趋势。由逐年累积距平变化曲线图1 (b) 可看出, 1982年为主要的转折年, 1982年之后基本低于多年平均水平 (即1950~1990年的41年平均) 。

图3给出了湖南省湘潭站汛期降雨量的逐年变化和汛期逐年累积距平变化, 图1 (a) 中直线为汛期降雨量与时间序列 (年) 拟合的趋势线, 通过了0.01显著性水平的显著检验, 因此, 1950~1990年湘江流域汛期降雨量呈明显下降趋势。由逐年累积距平变化曲线图1 (b) 可看出, 1977年为主要的转折年, 1977年之后基本低于多年平均水平 (即1950~1990年的41年平均) 。

图4给出了湖南省株洲站汛期降雨量的逐年变化和汛期逐年累积距平变化, 图1 (a) 中直线为汛期降雨量与时间序列 (年) 拟合的趋势线, 通过了0.01显著性水平的显著检验, 因此, 1950~1990年湘江流域汛期降雨量呈明显下降趋势。由逐年累积距平变化曲线图1 (b) 可看出, 1984年为主要的转折年, 1984年之后基本低于多年平均水平 (即1950~1990年的37年平均) 。

图5给出了湖南省长沙站汛期降雨量的逐年变化和汛期逐年累积距平变化, 图1 (a) 中直线为汛期降雨量与时间序列 (年) 拟合的趋势线, 通过了0.01显著性水平的显著检验, 因此, 1950~1990年湘江流域汛期降雨量呈明显下降趋势。由逐年累积距平变化曲线图1 (b) 可看出, 1977年为主要的转折年, 1977年之后基本低于多年平均水平 (即1951~1990年的40年平均) 。

由汛期降雨量的不同年代统计特征 (见表1) 可以看出, 1950—1990年湘江流域降雨量有如下特点:20世纪50—70年代汛期降雨量相当, 80—90年代相当, 80—90年代较50—70年代具有明显的下降趋势。湘江流域主要五站点中衡阳站下降趋势最小, 为13.2%, 湘潭站最大, 为20.9%。其次为株洲和老埠头及长沙站。

四、汛期降雨量变化趋势原因分析

降水是由于陆地表面以及海洋水体表面在太阳辐射的作用下部分液态水转变成水汽分子进入到大气层中, 这些水汽分子在大气层运动的过程中遇到适当的条件变发生凝结, 从而产生降水。因此降水的大小变化主要受制于蒸发水汽分子多少和形成降水的条件, 而蒸发能力大小受辐射、气温、湿度、风等多种要素影响, 在这些要素当中, 辐射要素占据了主导作用, 根据比较权威的Michael的论点 (该论点认为近年来蒸发皿蒸发量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太阳辐射量的减少造成) , 通过对我国从1960年——2000年中国日照百分率资料分析表明, 就全国整体而言, 1960年—2000年中国日照百分率呈明显下降趋势, 由20世纪60年代的53.95%, 降为90年代的50.67%, 下降了3.28%。日照百分率的下降必然导致太阳总辐射的下降, 因此, 进来来中国太阳总辐射是下降的, 结合Michael的论点, 可以认为中国蒸发皿蒸发量的下降可能是由于太阳总辐射下降引起, 因而降水量也呈下降趋势。

结论

1、就湘江流域整体而言, 汛期降水量呈明显下降趋势,

汛期降水量在20世纪50-70年代较80年代下降最小量为78.2mm, 下降幅度为13.2%;最大量为130.9, 下降幅度为20.9%。

2、由相关图、累积距平图及年代变化表可看出, 在主要

转折年以前, 汛期降水量基本变化不大, 而转折年后, 汛期降水量下降趋势大。

3、近年来中国日照百分率呈明显下降趋势, 日照百分率

下降而造成太阳总辐射的下降可能是引起湘江流域近年来汛期降水量下降的主要原因。

参考文献

[1]湘江流域水情, 1998年。

湘江流域水污染 篇7

一、建立全省协调机制

以湘江流域治理统领全局, 通过定期沟通、共同协商解决重大问题等方式, 强化“治理连线、政府主导、部门实施、全社会参与”的良性机制, 努力协调好湘江治理中各政府、各部门、上下游、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按照湘江治理的要求统筹规范相关部门的有关政策、规划, 并能够及时协商、讨论、研究、解决湘江治理工作的重点难点问题。在全省统一布局下, 省委领导主持工作, 成立由省委领导为组长的相关机构部门, 将涉及的发改委、环保厅、国土厅、水利厅、科研单位等部门的负责人召集起来, 由各部门的负责人组成机构成员, 在省委领导的统一领导下, 研究拟订、修改、完善湘江流域治理的重大政策措施, 向省委党组成员提出建议, 以及协商、讨论、研究、解决湘江流域治理工作的重点难点问题;负责讨论确定年度工作重点并协调落实, 承担指导、督促、检查湘江流域治理各项工作的任务。

二、健全激励机制

建立健全包括补偿激励、扶持政策激励、荣誉激励等多种激励机制, 引导和激励湘江治理管理的多主体参与、多元化投入和多种效益的实现。

(一) 补偿激励

集体、单位和个人投身于湘江治理, 并取得一定成效的, 省财政要拿出一部分资金给予补偿。对湘江流域治理项目中的生态移民区国家给予补偿, 包括直接的经济补偿和为移民提供必需的生活、生产资料以及就业机会等。对封山禁牧、退耕还林、退耕还河、退耕还湖等引入合理的配套政策, 主要是通过多种形式的补偿, 保证群众的生活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对治理成效显著的企事业单位、民营企业和农户应根据其治理规模和投资额度, 实行奖励性的补助。

(二) 扶持政策

湘江流域治理是牵涉到整个流域的问题, 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是不同的, 所以, 在湘江流域的治理过程中, 应当根据具体情况, 因地制宜, 对不同地区制定不同的湘江治理扶持和激励政策, 包括将解决贫困问题作为与湘江治理并重的目标、尊重当地生产生活中的风俗习惯。同时, 通过宣传教育改变不利于湘江治理的风俗习惯和生产、生活方式等。湘江流域治理应是在促进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下进一步开展流域治理, 做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协调发展。

(三) 荣誉激励

鼓励社会各界参与水土流失治理的积极性, 对湘江流域治理工作有突出贡献者给予表彰和奖励, 对包括外资在内的民间或商业性治理项目进行政府贴息等。积极鼓励捐款、捐物等。加大宣传力度, 引导企业、个人参与水土流失综合防治。

三、完善制约机制

(一) 完善法律法规, 强化执法能力

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 完善湘江流域环境问题的预防、治理、监督等一系列法律制度, 落实责任, 强化执法。首先, 与新颁布法律的适应方面需要调整, 《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许可法》的实施和相关资源与环境法律的修改, 要求在法律层面明确湘江流域治理监督管理的方式、程序、要求, 规范湘江流域治理的行政许可。其次, 通过湘江流域治理法律的完善和改进, 提高行政主管部门对湘江流域治理的预防监管权力, 同时进一步明确和细化开发建设项目的类型和范围, 并提高行政主管部门在协调与其他部门间关系的能力, 以便促进对大型开发建设项目中湘江流域治理的预防监督。

(二) 建立政绩考核制度, 强化政府责任

落实各级政府领导政绩考核的目标责任制, 杜绝地方保护主义。应该充分强调将湘江流域治理工作成绩作为各级领导干部实绩考核的重要内容, 甚至是一项“硬指标”;特别是在对湘江环境污染严重地区, 针对地方政府领导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 借鉴和实行环境保护方面的“一票否决制”, 有力地推动湘江流域治理方案审批制度、现场监督检查制度, 理顺各行业之间关系, 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领导“不作为”的问题。

(三) 加强教育和宣传, 强化公众意识

促进包括湘江流域治理生态建设方面内容以及其他生态环境方面问题的宣传和教育, 增强全民湘江流域治理意识。通过加大各类基本建设项目的检查力度, 严肃查处各种违反《湖南省湘江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规划》、《湖南省湘江管理条例》的案件, 加强对采矿、取土、挖砂、采石等生产活动的管理, 达到宣传法律, 震慑违法行为, 防治水土流失目的。通过开展宣传教育活动, 使全社会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理念。提高资源利用率和节约资源意识, 缓解资源开采不断增长的趋势, 并降低对林草植被的依赖性和采伐量, 达到缓解人为水土流失日益加剧趋势的目的。

四、完善投入机制

投入是影响湘江流域治理水平和效果最直接、最重要因素, 可以采取以重点工程为纽带, 多方筹集资金, 应建立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投入机制。

(一) 加大财政投入力度

加大省和地方财政投入力度, 提高用于湘江流域治理生态建设部分财政投入在国民经济收入中所占的比例, 提高单位面积治理经费, 以保证合理有效的湘江流域治理资金投入。各级政府应把湘江流域治理列入基本建设计划, 纳入各级财政预算, 建立比较稳定的资金渠道;建立湘江流域治理专项基金, 逐年增加, 滚动发展。

(二) 拓宽投资融资渠道

湘江流域治理首先要从国家争取治理资金, 通过立项、新项目开发等方式, 力求得到国家财政的支持。同时, 要积极争取政策从矿产、水电等资源开发的收益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企业所在地环境的恢复治理, 拓宽湘江流域治理生态建设投资渠道, 加快水土流失防治步伐。企业 (包括民营企业) 可以从国家财政、省财政中申请资金资助, 以便于技术水平的改善和改进, 促进技术的升级。

(三) 加强资金的科学监管和使用

强化综合性湘江流域治理规划的约束力, 整合各渠道的资金投入, 并建立严格的资金管理和使用机制, 通过相关法律法规加以约束和监管, 保证湘江流域治理资金在筹集、流转、管理和使用等一系列环节中的合法性、有效性。具体而言, 从项目主管部门到基层实施单位, 从上到下, 层层建立专项账户, 严格经费预算的审批、使用和监督, 严格保证群众湘江流域治理补助费的到位和足额发放。同时,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湘江流域治理工程项目项目法人制、招标投标制、项目监理制, 促进湘江流域治理项目实施过程中责、权、利的统一, 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降低治理成本。充分借鉴和推广世界银行贷款项目中严格而有效的经费管理和报账制度。

五、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逐步建立多层次行之有效的湘江流域治理生态建设的补偿机制, 并将其规范化、法制化, 通过生态补偿政策的科学建立和有效实施来协调和解决流域上下游之间以及部门、行业等之间的相互关系, 从而保证湘江流域治理投资者的合法利益并激励其继续投资湘江流域治理的积极性。同时, 也促使湘江流域治理生态建设的实际受益者承担起湘江流域治理方面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两个优先领域:一是加大中央财政、省财政和地方财政三级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 尤其是要通过项目等方式获得中央财政补偿;二是建立资源开发利用的专项生态补偿费及开展试点工作。在实际运用生态补偿机制时,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逐步展开:

(一) 试点先行

建立试点, 从试点研究抓起, 摸索经验, 探索湘江流域治理生态建设生态补偿机制各方面理论问题的具体实践方法, 特别是补偿主体、补偿标准、补偿方式、补偿期限、补偿费用的使用与管理等基本问题。

(二) 规范补偿

通过生态补偿机制的试点研究和在某些行业的具体实践, 加强和促进湘江流域治理生态建设生态补偿机制的法制化和制度化建设步伐。

(三) 逐步推进

湘江流域治理生态建设生态补偿的实践宜于由易到难、由简到繁, 可以从新建项目人手, 在项目审批过程中把湘江流域治理生态建设列入强制执行和需要审核的内容, 然后由新建项目逐步延伸到已有项目;煤炭资源开采、石料开采等矿产资源开采项目以及水库发电项目等具有补偿标准相对比较容易确定的特点, 是最容易制定和实现湘江流域治理生态建设生态补偿机制的行业。因此, 可以首先针对这些行业, 研究合理的补偿标准问题, 并制定相关的政策, 进行生态补偿的实践。

六、建立小流域管理绩效考核制度

建立小流域综合管理效绩考核制度的总体思路是:各级政府建立小流域综合管理目标责任制, 签订目标责任书, 实行政府领导任期内小流域管理目标考核制度, 强化行政问责制, 将小流域管理为重要指标纳入政绩考核体系, 在水土流失严重地区试行“一票否决”制。

(一) 建立小流域综合管理工作的政绩考核制度

坚持实行小流域管理目标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 将小流域管理考核情况与干部实绩分析评价直接挂钩, 提高领导干部对小流域综合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建立考核体系应注意以下:将对领导班子的整体评价与对领导干部的个体评价有机结合, 避免考核的片面性, 明确责任;注重群众认可度, 扩大群众参与, 建立科学的社会化干部实绩考核评价机制;注意结合实际制定适用性强的考核体系。

(二) 结合各地实地制定好实施细则

建立小流域综合管理工作政绩考核制度, 需要重新设计考核指标和权重, 这时应该注意根据当地小流域综合管理的工作现状和形势, 合理设计各项指标的权重, 考虑到考核可行性, 建议目前考核指标以民生指标体系, 以及湘江流域治理指标为主, 以后再适时加入其他内容。对试行“一票否决”的地区, 应该出台专门文件对适用对象、内容、情形、实施程序和执行期限等内容作出具体规定。

(三) 将考核与其他制约措施结合起来

建立定期向人大汇报湘江流域治理工作制度, 人大定期不定期检查湘江流域治理工作, 以及重大项目专项检查制度。严格建立开发建设项目报告制度。积极拓宽群众、新闻媒体和民间社团等社会力量参与监督政府湘江流域治理管理绩效的渠道和方式等。

另外, 还可以研究建立湘江流域治理管理模式数据库、提升湘江流域治理管理能力和绩效评价体系。

参考文献

[1]朱伟.小流域治理管理项目对政府管理生态建设工作的启示[J].中国水利, 2008, (12) .

[2]彭小玫.试论我国政府治理模式的改革——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D].南昌:南昌大学, 2008.

[3]韦鹏华.我国地方政府体制创新研究[J].城市建设与商业网点, 2009, (26) .

[4]中共成都市委党校、成都行政学院课题组.构建地方政府公共行政体制探析[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 2004, (2) .

[5]杨慧忠.小流域综合治理规划思路及模式[J].山西水土保持科技, 2005, (1) .

湘江流域水污染 篇8

湘江流域作为湖南省境内最大的内陆河流,由广西境内发源,流经永州、衡阳、株洲、湘潭、长沙、岳阳等地,最后入洞庭湖,贯穿湖南南北。湘江流域人口占全省的57.1%,GDP占全省的72.4%,工业增加值占全省的64.3%,形成了湖南省的经济走廊,在全省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1]。上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建设和工业时代的到来,湘江流域一度成为全国污染最严重的流域。2007年长株潭城市群获批国家“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政府将环境保护和环境生态资源开发利用提到了战略高度。然而,湘江污染成了当前实现两型社会建设发展的瓶颈。从湘江流域的现实条件出发,从机制上解决湘江污染问题,顺利实现两型社会目标,谋求长株潭地区在新时期获得更大发展十分重要。

1 湘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概念及其要素界定

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要素界定内容包括:补偿主体、补偿对象、补偿内容、补偿手段四大要素。而对流域补偿机制中的补偿概念进行定义,是进行其他四个要素界定分析的前提。对补偿主体、补偿对象、补偿内容、补偿手段四个要素进行清晰界定,则是发现当前湘江流域长株潭段补偿机制存在问题和构建解决方法的条件和依据。

1.1 流域生态补偿的概念

生态补偿理论伴随着社会发展,环境问题矛盾日益突出而逐渐提出的。在国内环境政策领域,根据研究的不同角度,学者们对生态补偿的含义有不同的见解。一般认为,生态补偿机制是指对生态环境保护者、建设者的一种利益驱动机制、激励机制和协调机制。它不仅仅是对环境负面影响的补偿,也包括对环境正面效益的补偿。流域生态补偿是指生态补偿在流域领域内的机制表现。狭义的流域生态补偿指下游对由于保护环境而失去发展机会的上游以优惠政策、资金、实物等形式做出补偿;广义的流域生态补偿概念指流域资源受益人、国家、社会、其他组织对因流域生态保护而利益受到损害或者付出经济代价的人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2]。我们所指的流域生态补偿是指在流域范围内通过建立相应的沟通、协调、合作机制恢复流域的生态功能,实现流域与人和谐可持续发展。主要解决长期河流污染造成的流域生态功能失衡问题,调和人与环境矛盾,环境与社会发展矛盾。

1.2 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四大要素

流域生态补偿要素包括补偿主体、补偿对象、补偿内容、补偿手段四个要素,但率先明晰补偿主体对于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意义重大。将湘江附有的生态功能具体化为生态物品,则该种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等特点,没有明确的产权属性,且该物品使用对象为不确定的多数人。因此,湘江流域所提供的生态物品属于公共产品。由于公共物品的公共性无法将产权明晰化,生态补偿的责任也就无法由具体的个人来分担。因此提供公共产品服务也就是补偿的主体必须是政府。湘江流域生态环境恶化,影响到所有沿岸所有居民生命安全和生活质量,所以任何一位与此相关的居民均是补偿对象,而且这个补偿对象为数量不确定的流域内群体。补偿内容是指流域内社会经济活动给流域生态系统和资源造成了破坏、污染,因保护流域生态环境或因流域水污染而丧失发展机会的流域内的居民得到补偿主体资金、技术、实物上的补偿、政策上的优惠。因为水域的整体性,流域生态补偿不仅仅是下游对上游的补偿,它是全方位的,当上游造成了污染时,也应当给予下游居民以补偿。补偿手段是指通过某类主体主导,促使补偿得以有效开展和运转的模式,当前的补偿手段主要有政府行政主导手段、市场交易主导手段、NGO主导手段三种,也存在着以某一种为主,其余为补充的混合手段。

2 湘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相关利益主体分析及机制存在问题

我们于2010年以生态补偿的概念和政策认识为调查内容分别对长株潭三市共200位湘江沿岸居民发放了调查问卷(有效回收186份),且就当前生态补偿模式及其问题与该地域15位环保、资源部门领导进行有效访谈,经过整理两种方式的调查,得出分析数据。在提供生态服务过程中,各利益方的行动策略和所获得的利益是相互影响的[3],生态补偿是利益各方根据利益关系进行博弈的结果。在湘江长株潭区段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中涉及到的利益主体有以衡阳为代表的上游地区,以岳阳为代表的下游地区,以及长株潭三市的中游地区;具体涉及的群体有企业群体、农民群体、城市居民群体和政府组织。接受问卷调查的抽样样本里有高达87.50%的人不曾听说生态补偿的主体概念,有76.50%的人不曾听说生态补偿相关法律规定,了解湘江相关的生态补偿政策机制更是不到10%,流域内很少人认为生态补偿和自己有切身利益联系。

利益相关主体对自身地位的不明确是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首要障碍,但是主体层次性关系的混乱则是更大的壁垒。由于水的流动性,产生了流域内主体有别的层次,上游地区对下游水环境的破坏是负外部性,而对水环境的保护则是正外部性的,所以流域内产生的正负效应造成了主体的先后层次、主次层次的分级。但是由于补偿的“公地悲剧”,这种层次性关系的混乱导致了个体责任的逃逸,即将区域利益摆放在整体利益之上,逐利导致的结果往往是整体补偿力量的削弱。

实地调研发现,湘江流域长株潭区段的生态补偿机制存在着补偿资金筹措手段单一、监督机制不完善、地区协调不一致等问题。湘江流域长株潭区段补偿主体为当地政府,主要的补偿费来源于政府的污染治理费用预算,并未设立专门划拨本地区生态补偿经费,也没有实现企业和居民的共同参与筹集资金,这造成补偿资金的紧缺和相关主体的参与配合程度不高。针对受到严重污染的对象和区域,直接处理的部门为环保部门。因为缺乏对相关部门进行测量分析的监督,进行生态污染的判断难以找到数据依据,在是否达到补偿标准上受污染者与污染者间存在较大分歧。缺乏有力的部门执行监督机制,就很难从机制上解决湘江污染问题。长株潭处在湘江中游地区,上游的郴州、衡阳地区已经有严重的重金属污染。在制定中游治理措施而上游又无力支持和提供强有力的治理措施时,将加重中下游地区的污染程度,提高下游地区的治理难度和治理成本;但是作为同级政府,各方的利益作为考虑的首位,使得生态补偿机制的进行难以协调,出现了各自为政的局面。因此,缺乏统筹全局的流域生态补偿协调机制成了困扰湘江污染解决的重大因素。

3 湘江流域长株潭区段生态补偿组织管理结构及运作机制构建

把生态补偿界定为公共物品,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能以营利为目的,一旦市场化,注定是低效的。因此,政府是公共物品天然的提供者。建立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应是政府通过建立沟通、协调、监督机制,并借助一定的筹资方式,达到恢复、保护流域生态功能的目的一系列活动的总和。构建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包括构建科学合理的沟通协调机制、监督机制和资金筹资平台。国外在这方面已有成功的实践案例,德国和捷克在共同建立易北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双方设置了8个专业小组:行动计划组负责确定、落实目标计划;监测小组确定监测参数目录、监测频率,建立数据网络;研究小组来研究采用何种经济、技术等手段保护环境;沿海保护小组则主要解决物理方面对环境的影响;灾害小组的作用是解决化学污染事故,预警污染事故,使危害减少到最低限度;水文小组负责收集水文资料数据宣传工作,每年出一期公告,报告双边工作组织工作情况和研究成果的公众小组以及法律政策小组[4]。就湘江流域长株潭区段实际情况而言,涉及沿江的五个市综合管理问题。不易实现平行市级行政区间的上下领导关系。因此,须由湖南省政府组织建立一支专项生态补偿的管理领导机构。具体为:建立长株潭地区湘江流域生态补偿执行委员,委员会成员由来自湖南省政府、长沙、株洲、湘潭、衡阳、岳阳五市人员组成。主要职责是责协调五市关系,领导、监督湘江生态补偿工作。下设水质监测小组、工程项目小组、监督小组、生态评估计划小组、生态补偿基金管理委员会并履行各自的组织管理职能。组织管理结构如图1所示。

在整个管理框架中,补偿基金是推动整个补偿机制运转的原动力。建立完善的筹资机制是整个体系的关键要素。因此,建议将湘江流域生态补偿资金支出纳入政府财政预算,建立专项生态补偿基金。基金来源主要分为三部分,一是企业和居民的排污费,一是水资源开发使用费,一是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支出。政府委托生态补偿执行委员会通过生态补偿基金这一公共财政支付平台,具体实施湘江流域生态补偿目标。具体运作模式如图2所示。

补偿组织管理机构和补偿机制运作模式较好的解决了当前补偿机制存在的问题。实行该模式对实现湘江流域的生态恢复可以起到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任薇.湘江流域水污染综合整治政策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09,(46).

[2]颜海波.流域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研究[D].山东科技大学,2007.

[3]朱敏.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博弈分析[J].学术交流,2009,5(5).

惨痛的湘江污染 篇9

湘江重金属污染严重, 湖南省拟分三期进行治理, 总投入超过千亿元。湖南省环保局副局长潘碧灵日前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 呼吁国家将湘江重金属污染治理纳入国家重点治理流域。

在一代伟人毛泽东的笔下, 蜿蜒北上的湘江曾是“漫江碧透, 百舸争流”。而时至今日, 美丽的湘江面临着严重的污染威胁。数据显示, 仅2007年湘江流域就排放生活污水11.19亿吨, 排放工业废水5.67亿吨, 尤其是重金属汞、镉、铅、砷等排放量十分突出。4月28日《中国经济周刊》报道说, 由于重金属污染, 湘江流域局部的正常供水被打断, 流域内4000万人口的饮用水安全受到威胁。因重金属超标危害人体健康的事故时有发生。鱼类大幅减少, 数千亩农田不能耕种, 有相当地域的鱼类、粮食、蔬菜不能食用。在这种情况下, 湖南省投入千亿巨资治理湘江污染, 尽管是亡羊补牢的无奈之举, 但终究使人们看到了湘江回归美丽的希望。

GDP上去了, 污染也上去了!从水质良好到污染严重, 湘江的“质变”不过半个世纪的时间。这一事件又一次敲响了“粗放式发展”的警钟——我们再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谋取地方经济的发展了!作为全球极具盛名的“有色金属之乡”, 湖南有10种常用有色金属产品的产量居全国前3位, 有色金属采矿、选矿和冶炼成为了当地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因高耗水、高排污的特点, 冶金、化工等行业大多依水而建。2008年, 湖南GDP跨入“万亿俱乐部”之际, 有色工业总产值也跨过了1000亿元大关。这些企业为当地GDP做出贡献的同时, 也成为了湘江治污的重点和难点。

污染的GDP不是成绩, 而是毒药!或许, 这是湘江重金属污染最深刻的教训。这一事件告诉我们, 当发展变成污染环境的害民行为时, 发展就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 对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和生态,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给予爱惜和保护。不要等到环境被破坏、江河被污染了, 才想到保护它;不要等到大自然向人类的破坏行为施以报复时, 才花费巨资去治理它;不要等到我们的健康和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才想起健康和安全永远比“GDP”重要。

湘江流域水污染 篇10

1 研究意义

水体富营养化不仅导致生态系统的破坏, 而且严重影响水资源的有效利用, 富营养化水体作为供水水源时, 将对水处理工艺产生如下不利影响: (1) 藻类大量繁殖导致水体p H值增高, 碱度下降, 影响混凝效果; (2) 藻类增多会严重堵塞滤池, 缩短过滤周期, 降低产水率; (3) 藻类死亡, 释放藻毒素等, 产生腥臭味, 影响出水水质。自2007年10月开始, 湘江株洲段每年夏秋季的藻类爆发, 已经严重影响株洲市的供水安全。为保障城市供水安全, 亟须对湘江株洲段藻类污染进行监测调查研究, 以确定水体中爆发的优势藻类种属以及重要水质指标, 并在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藻类的去除技术, 确保高藻期供水安全, 以提升株洲市饮用水水质安全保障水平。

2 监测研究方法

2.1 监测点布置

选择株洲四个水厂为主要监测点, 分别对四个水厂的原水、沉淀水及出厂水监测, 并将湘江株洲航电枢纽段作为辅助监测点。

2.2 监测项目及方法

藻类 (藻类计数板法) 、叶绿素a (分光光度法) 、微囊藻毒素 (高压液相色谱法) 、TOC (仪器分析法) 、CODMn (酸性高锰酸钾滴定法) 、总氮 (密封燃烧氧化-化学发光分析法) 、总磷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氨氮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铁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锰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水温 (温度计法) [1~2]。

2.3 检测频率

四个水厂原水监测点每月采样一次, 航电枢纽监测点每周采样一次, 水厂化验室对水厂的原水、沉淀水及出厂水每日跟踪监测。

3 结果与讨论

3.1 湘江株洲段藻类优势种属的确定

藻类植物约2100属, 27000种。根据生态习性的不同, 分为浮游藻和底栖藻[3];根据所含色素、细胞构造、生殖方法和生殖器官构造的不同, 分为绿藻门、裸藻门、轮藻门、金藻门、黄藻门、硅藻门、甲藻门、蓝藻门、褐藻门和红藻门。通过2010年5月~2011年11月近一年半的跟踪监测, 基本掌握了湘江株洲段藻类的门属、形态。湘江株洲段存在的藻类种群结构主要有黄丝藻、针杆藻、直链藻、栅藻、隐藻、小环藻、布纹藻、月牙藻、裸藻、桥弯藻等, 存在的优势种属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 湘江株洲段藻类主要以针杆藻、舟形藻、小环藻、隐藻、黄丝藻等为优势藻。8月高藻期内水厂的工艺运行中堵塞滤池、过滤周期缩短, 通过对水中藻类的跟踪监测, 发现影响供水生产的藻类种属主要为黄丝藻, 见图1。

黄丝藻属于黄藻门黄丝藻目黄丝藻科, 植物体是单列细胞构成的不分枝丝状体, 幼时以一端固着生活。细胞呈圆柱形或腰鼓形, 长为宽的2~5倍, 细胞壁由两个“H”形半片套合而成。多数分布于淡水中, 对温度有较强的适应性。

3.2 藻类个数与其他监测指标间的关系

在2010年5月~2011年11月监测期内, 溶解氧平均浓度为7.5mg/L, 变化范围在4.6~12.4mg/L内;叶绿素平均含量为6μg/L, 变化范围为1~20μg/L;BOD5平均含量为2.9mg/L, 最大值达到5.8mg/L;藻类个数平均含量为8450个/L, 在2011年8月7日藻类个数最高达到96000个/L, 最低含量为1200个/L;总氮平均值为2.77mg/L, 最高值为4.62mg/L, 最低值为1.00mg/L;总磷平均含量为0.06mg/L, 变化幅度为0.02~0.16mg/L;微囊藻毒素未检出。

从图2~3中可以看出, 水厂原水藻类峰值出现在2~3月, 藻类含量最高可达22000个/L, 但因其种类均为个体较小的隐藻、针杆藻、小环藻等, 对供水影响不大, 在此期间, 航电枢纽监测点江水总氮、总磷出现峰值, 溶解氧浓度达到最高值12.4mg/L。而在8~9月, 航电枢纽监测点江水藻类个数出现最大值, 最高达到96000个/L, 爆发的藻类种群经检测为黄丝藻, 且呈上升趋势, 持续一周后, 水厂滤池出现了藻类堵塞现象, 在此阶段, 江水中总氮出现极值, 叶绿素a、总磷含量相对较高, 而溶解氧低于均值, 这可能跟水温较高, 溶解氧含量降低有关。在整个监测期间发现藻类个数跟BOD5指标关系不大, 藻类爆发主要跟水体中总氮、总磷含量相关。

3.3 湘江株洲段水质营养状态

在外界输入的各种营养物中, 磷被广泛地认为是藻类生长速率的主要影响因素, 当水环境中的磷供应量充足时, 藻类可以得到充分增殖;氮元素也是控制湖泊富营养化的主要因素, 与磷不同, 藻类能通过自身固氮过程得到补充缺乏的氮。据研究[5]显示, 当水中总氮和总磷浓度比值在10:1~25:1的范围时, 藻类生长与氮和磷的浓度存在线性相关关系, 水体中氮、磷浓度愈高, 藻类生物量也就随之增高。湖泊营养状态与氮、磷浓度关系见表2。

据监测结果显示, 在2010年5月~2011年11月期间, 湘江中总磷平均值达到0.06mg/L, 最大值高达0.16mg/L, 最小值为0.02mg/L。由此可以得出, 湘江水属于富营养化状态, 比较适合藻类的生长, 有藻类爆发的可能。在每年夏末初秋, 黄丝藻会大量繁殖, 这种原水进入水厂, 不仅会影响混凝效果, 还容易引起滤池堵塞, 缩短过滤周期, 影响产水量。根据航电枢纽辅助点的监测, 可以实时掌握江中藻类数量变化, 结合相关气候数据信息与水厂工况, 可以初步判断藻类的生长, 提前做好预加氯, 降低藻类爆发对供水安全的影响。

4 结论及建议

(1) 根据调查研究, 丰水期湘江株洲段河流水质属于富营养状态。

(2) 通过监测及研究表明, 影响湘江株洲段供水安全的藻类主要为黄丝藻。

(3) 湘江藻类高峰期主要集中在2~3、8~9月份。2~3月, 温度较低, 爆发的藻类种群主要为个体较小的隐藻、针杆藻、小环藻等;8~9月, 气温较高, 主要藻类种群为个体成长条状的黄丝藻, 容易堵塞滤池。

(4) 原水藻类监测指导是服务水厂生产的必经之路, 在初步了解藻类变化规律后, 将监测重点放在影响水处理的高藻期 (7~10月) , 选择主要监测指标, 尽快将原水信息提供给水厂, 使各水厂根据进厂水质含藻情况合理调整水处理工艺参数。

(5) 呼吁有关部门加强水源防护, 对外源性污染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 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负荷, 改善水源水质以缓解藻类生长。

摘要：随着湘江株洲段航电枢纽的运行, 该段水体渐趋于湖泊型水体, 易发生水体富营养化, 严重影响到城市的供水安全, 须对该水体进行藻类污染监测研究, 确定藻类优势种属, 以及时指导水厂生产, 确保高藻期的供水安全。通过对湘江株洲段2010年5月2011年11月近一年半的布点监测, 研究结果显示, 89月, 株洲段湘江水中总磷含量较高, 河流水质处于富营养状态, 此时影响该水域的藻类优势种属为黄丝藻。

关键词：湘江株洲段,藻类,黄丝藻,水体富营养

参考文献

[1]《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 (第四版) (增补版) .

[2]《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GB5750-2006) .

[3]胡鸿钧, 魏印心.中国淡水藻类——系统、分类及生态.科学出版社, 2006.

[4]周凤霞, 陈剑虹.淡水微型生物谱图.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