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诞生

中国共产党诞生（共12篇）

中国共产党诞生 篇1

笔者从安徽省科技厅获悉，由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上海市农科院作物所共同承担，与韩国首尔大学合作开展的国际科技合作计划项目“氮肥高效利用水稻新品种的引进及利用研究”项目突破当前氮肥高效利用水稻遗传育种的障碍，培育出氮高效利用水稻新品种并成功示范推广。

据统计调查，我国目前水稻的氮肥利用率低于世界一般水平15～20个百分点，约有63%～72%的氮分别以N2、N2O等形式排入环境而损失，造成大气污染以及江河湖泊的富营养化。该项目通过国际合作，引进特异性种质资源及相应评价与鉴定技术，培育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氮高效水稻新品种“协优3026”，筛选出了氮高效水稻新品种“协优9019”及“K优52”，并形成了从氮高效品种选育到肥料筛选以及施肥技术的改进等系列研究成果。该项目的研制成功，不仅在保证粮食总产不断提高的同时，提高氮肥的利用效率，而且降低了水稻生产投入成本，减少了对环境造成的污染。

目前，该项目通过示范推广，增加了粮食产量，尤其是在中低产田地区推广效果更为显著。新品种“协优9019”氮素利用效率比汕优63高10%以上，平均亩产573.1kg，比汕优63增产14.1%，增产幅度在11.85%～16.26%。目前，该项目累计推广面积200多万亩，取得直接经济效益2亿元。(信息来源：农民日报)

中国共产党诞生 篇2

胡锦涛同志代表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题为《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报告。

2300多名代表和特邀代表的掌声一次次响起，信心与期待在热烈的掌声中传递、升腾。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向党内外、国内外的庄严宣示——

报告鲜明地回答了我们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的重大问题，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政治纲领，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行动指南。

这是一个民族实现伟大梦想的崭新起点——

“此时此刻，我们正处于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最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目标的重要时刻”，站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高度，报告不仅认真总结了我们的党、我们的共和国经历了怎样的奋斗，更深刻思考着我们的党、我们的民族如何走向未来。

把握时代背景，确定报告主题。党的十八大报告起草工作自始至终都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直接领导下进行

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2012年下半年召开党的十八大。

绘百年发展大计，兴千秋复兴伟业。

起草一份科学总结五年成就和十年历程，系统阐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全面部署未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报告，是开好这次大会的关键。

2012年1月，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党的十八大报告起草工作正式启动，中央成立由习近平同志任组长，李克强、刘云山同志任副组长，包括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部分省区负责同志在内的文件起草组。明确要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集中全党全国人民智慧，全面分析把握世情、国情、党情，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政治责任感做好起草工作。

1月5日，胡锦涛同志在文件起草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对报告起草工作作出全面部署，确定了“四个必须”的指导原则——

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必须认真总结党领导人民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和新鲜经验，必须从战略全局上对我国改革发展作出部署，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努力把党的十八大报告写成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符合全党全国人民意愿、富有改革创新精神的文件。

习近平同志在会上指出，胡锦涛同志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立意高远，从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加强改进新形势下党建工作、不断开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的高度，全面阐释了起草好十八大报告的重大意义，确定了报告起草工作的重要指导原则，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性、实践性和战略性。

这是党和人民的期待：对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5年成就和10年历程进行认真总结，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给予科学回答，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作出全面部署。

4月13日至20日，中南海怀仁堂，胡锦涛同志用5个半天，听取32家单位的38个课题组11个重点课题的调研成果汇报，对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我国发展外部环境和对外战略、全面推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等问题发表了重要的指导性意见。

5月11日至14日，习近平同志又用两个半天，听取了4个重点课题的调研成果汇报，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2020年目标任务、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等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党的十八大报告能否全面把握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全面把握我国发展新要求和人民新期待，科学制定未来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目标任务，这是决定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也是考验一个政党理论勇气和实践能力的重大问题。

5月24日至6月25日，短短一个月时间内，胡锦涛同志先后主持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和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党的十八大报告稿进行审议。

——5月2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对十八大报告稿进行第一次审议。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在听取汇报后，原则赞同报告稿的总体框架和内容，提出了重要修改意见。胡锦涛同志对文件修改作了重要指示。

——6月12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第二次审议十八大报告送审稿，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对修改报告稿提出了重要意见。

——6月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第一次审议十八大报告送审稿。中央政治局委员总体赞成报告稿的总体框架、结构体例、主要内容、重要论述，提出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

主题是报告的灵魂。对于党的十八大的主题，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直在深入思考。

对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党的十八大报告的主题，需要简明而又鲜明地向党内外、国内外宣示我们党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这四个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重大问题。

7月23日，盛夏时节，北京京西宾馆，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就党的十八大报告起草涉及的若干重大问题作了重要讲话，科学分析了当前我国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阐述了事关党和国家全局的若干重大问题，深刻回答了党和国家未来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十八大的胜利召开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胡锦涛同志对报告主题进行了深入、精辟的阐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这个主题向世界昭示：中国共产党人要举的旗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要走的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要弘扬的精神，就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要实现的目标，就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党的十八大会议期间，习近平同志向与会的党代表介绍，党的十八大主题，是在全面把握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全面把握我国发展新要求和人民新期待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紧密相联的。深刻理解党的十八大主题，必须准确把握确定这一主题的时代背景，清醒认识我们既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又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关键取决于我们能否牢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

党中央高度重视报告起草工作。10个多月来，胡锦涛同志先后主持召开4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报告起草工作的情况报告，审议修改报告稿。习近平同志8次主持召开起草组全体会议，研究部署报告起草工作。

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李克强、贺国强、***对报告起草工作提出许多重要的意见。政治局其他委员也做了认真的修改。

从瑞雪纷飞到春光明媚，从炎炎夏日到秋风送爽，起草组多次召开小组工作会议，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报告送审稿的审议意见和胡锦涛同志重要指示精神，认真研究讨论报告的修改工作。

一场场深入讨论、一次次认真推敲、一遍遍仔细修改„„10个多月时间里，起草组同志反复就报告起草涉及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展开讨论，报告稿就在这样的过程中逐步丰富、完善、成熟。

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全党智慧。党的十八大报告是反映全党意志、体现人民意愿的报告

“要加强学习，提高思想理论水平；要深入调研，凝聚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智慧；要发扬民主，进行深入思考和大胆探索。”胡锦涛同志从报告起草工作伊始就反复强调。

调查、起草，再调查、再起草，把调查研究工作贯穿起草工作始终，是党的十八大报告起草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

全面审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大势，全面把握我国发展新要求和人民群众新期待，起草一部适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的报告，必须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全党智慧。

1月6日，在报告起草工作启动第二天，中央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党委），解放军各总部、各大单位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发出《关于对党的十八大报告议题征求意见的通知》，决定对党的十八大报告议题在党内一定范围组织讨论，广泛征求意见，同时通过一定方式征求部分党外人士意见和建议。

“我们深刻意识到，只有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广泛汲取广大党员和亿万人民在实践中得到的新举措、新经验、新创造，才能使报告具有时代性、指导性、操作性。”报告起草组负责人深有体会地说。

2月上旬，起草组派出7个调研组，分赴12个省区市开展调研，召开各级各类座谈会44次，对城乡社区、工矿企业、农牧水产基地等116个单位进行实地考察，了解各地现代化建设和体制改革的实际情况。这些调研成果为报告起草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探讨改革和发展的重大举措，3月15日，按照中央部署的15项重点课题要求，46个承担单位先后派出101个调研组，足迹遍及29个省区市，召开座谈会1073场，深入1433个单位实地调研，形成57份调研成果。

一次次调查，让我们党更加了解到实践的发展与人民的需要；一次次研究，让报告起草有了更深厚的思考与更广阔的视野。世界上很少有哪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如此高度重视调查研究。

8月11日，中央办公厅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党委），军委总政治部，各人民团体党组发出《关于对党的十八大报告稿征求意见的通知》，在党内一定范围组织讨论、征求意见。

涓涓细流，汇聚成河。

8月27日至9月4日，中南海怀仁堂，胡锦涛同志主持召开7次座谈会，包括31个省区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4次、18家军队大单位军政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两次、8个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1次，当面征求他们对党的十八大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建议。

9月3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和建议。与会者就努力实现稳增长、调结构目标，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深化基础教育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加大制度反腐力度等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胡锦涛同志认真听取发言后，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感谢，并指出，同志们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对修改好报告很有帮助。报告起草组要认真研究吸收大家提出的意见。

海纳百川，气象万千。

截至9月5日，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统计征求意见人数共4511人，反馈对党的十八大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建议总计121份。经汇总，各方面共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2400条，扣除重复意见后，原则性修改意见208条，具体修改意见1674条。同时，中央还委托中央统战部两次听取部分党外人士意见，起草组还当面听取了部分退休老同志的意见。

此后半个月，根据中央精神和要求，文件起草组全面汇总、认真研究、逐条分析各方面意见和建议，对报告稿共作出增写、改写、文字精简507处，覆盖包括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在内的126个单位的909条意见和建议，其中覆盖党外人士意见39条。

一稿、两稿、三稿„„经过反复征求意见，报告稿作出了许多重要修改：

——在农民工子女接受教育问题上，由原来的“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改为“平等接受教育”，“义务”两个字的删改意味深长；

——明确提出“改革和完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机制”，为日后进行相关部门整合、理顺监管体系提出政策导向；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新提法，有望使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加快；

——在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上，普遍用“社会保障”代替“社会保险”的表述，进一步强化社会保障这项基本制度„„

11月1日至4日，党的十七届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200名中央委员、165名候补中央委员，以及列席会议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和有关负责同志分组讨论了十八大报告稿。文件起草组根据全会分组讨论所反馈的196条意见，其中原则性修改意见15条，具体修改意见181条，对报告稿作了41处修改，提交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修改后再次提交全会分组讨论。各组经过认真讨论，又提出5条意见，起草组建议修改1处。4日下午，党的十七届七中全会表决通过了修改后的十八大报告稿，决定正式提交党的十八大审议。

11月8日，党的十八大开幕式上，一份份厚达64页、近3万字的十八大报告，醒目地摆在2300多名代表和特邀代表的座席前。

党的十八大代表是由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选举产生的，他们来自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对实际工作和群众意愿有深刻的了解。大会召开前，代表们采取了不同方式，认真听取了所在选举单位党员群众对十八大报告的意见，并且把他们的期盼和愿望带到大会上来。

代表们普遍认为，党的十八大报告高瞻远瞩，全面总结了过去五年以至十年的工作成绩和基本经验，在深入分析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了今后五年和更长时期的奋斗目标和任务。

“报告有实践基础，有理论创新，有全局视野，有战略谋划。”

“报告是一个突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的报告，是一个动员全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共同创造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更加幸福美好未来的报告。”

“报告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前瞻性、战略性、可操作性，是新形势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行动指南。”

特别是很多来自基层的代表注意到：十八大报告论述简明扼要，语言通俗易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涵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从用24个字概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到重申两个百年目标„„十八大报告中的新提法、新亮点不胜枚举，令人耳目一新。

十八大报告中，一个个生动的字眼更加贴近百姓，一个个明确的目标更加鼓舞人心：“努力建设美丽中国”使人们看到了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光明前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寄托着“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的美好希望„„

十八大召开期间，起草组根据分组讨论两轮反馈的158条意见，对报告稿又作了19处修改。

党内外、海内外对十八大报告的热烈反响表明，报告是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全党智慧的结晶，是反映全党意志、体现人民意愿的报告。

牢记人民重托，更加奋发有为。党的十八大报告描绘了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

11月1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会在这里举行。红旗前，党徽下，热烈的掌声响起，党的十八大报告通过。

通过电视直播，全世界从代表们掌声中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人跃动的脉搏：自信、成熟、团结、奋进。

党的十八大报告确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描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

党的十八大会议期间，胡锦涛同志强调，党的十八大报告是新形势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我们要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新起点，深刻认识肩负的责任和使命，继续团结奋斗，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取得新的更大成绩。

新思想、新观点、新目标、新举措。党的十八大报告对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征程上继往开来、与时俱进至关重要。

——报告宣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抉择：“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这一面旗帜，我们党举了30年；这一条正路，我们的国家走了30年。

30年前，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同志掷地有声的话语划破天际、响彻神州。“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崭新命题的提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从此，中国的发展道路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人民大会堂会场内外，回响着代表们的充分肯定：党的十八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了全新阐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报告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意志：“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党的十八大报告的字里行间，蕴涵着全党、全国人民的总结与思考：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历史性成就和进步，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推动理论创新。

科学发展观新的历史定位，对党和国家未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代表们高度评价，经过全党的实践，科学发展观内涵不断丰富、日益深入人心，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

——报告扩展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布局：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党代会报告中首次出现一系列围绕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表述：努力建设美丽中国、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总体布局拓展为“四位一体”，增加了社会建设。

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系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代表们一致认为，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从“四位一体”扩展为“五位一体”，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从认识到实践都达到新的水平。

——报告重申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两个百年奋斗目标最早是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的，此后，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报告以及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都作了重申。

代表们说，小康社会从“建设”到“建成”，这一字之变，是质的飞跃，“含金量”极高，为我们扎扎实实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一个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阶段性目标。

人民大会堂，繁星般的华灯下，鲜艳的旗帜红得耀眼，诉说着共和国昨天、今天与明天！

50年前，毛泽东高瞻远瞩地指出，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

多少风雨沧桑，多少风险考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一次又一次历史性跨越，而指引方向的思想、理论和路线浓缩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

党的十八大报告，将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美好前景清晰呈现：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民主形式更加丰富，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进一步发挥；

——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文化产品更加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收入分配差距缩小，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社会保障全民覆盖，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住房保障体系基本形成；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一个个鼓舞人心的新目标，一个个惠及民生的新举措，一个个催人奋进的新部署，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将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以更多的责任与担当，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

几代人为之奋斗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不再只是梦想。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我们曾经离它如此之远。我们从未离它如此之近。

《中国爸爸》诞生记 篇3

她是真人秀领域的“老兵”。十五年前，全球电视节目类型中首次出现了以《老大哥》、《幸存者》为代表的真人秀节目形态。紧随其后，中国电视以《生存大挑战》、《完美假期》对这股新兴浪潮迅速做出了回应。彼时，黄琴以编导的身份先后参与了这两档节目的制作。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真人秀在当时很快退潮，变作以选秀节目为代表的亚类型开始风靡。

时移世易，十多年以后，真人秀尤其是户外真人秀开始成为最受观众欢迎的节目类型。已经是世熙传媒总裁助理的黄琴，以制片人的身份制作了《中国爸爸》。

这档被世熙传媒总裁刘熙晨称为“史上最复杂外拍”的节目，从2014年3月正式开拍，历时八个月，辗转全球十多个国家，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的重重考验，终于“求得真经”，于2015年2月6日在四川卫视开播。

创意源头

2013年，刘熙晨带领世熙传媒一行远赴法国参加戛纳电视节，当时，在洋洋大观的节目模式中，日本东京电视台一档讲述孩子去海外寻父的节目引起了他们的浓厚兴趣。刘熙晨判断，这一模式如若引进中国，非常容易成功，理由很简单：中国的外派和外出务工人员居于世界首位，在中国逐步国际化的大时代背景下，这种满足家庭情感诉求的节目，必定会引起大众呼应。

但在引进模式的过程中，主创人员发现日本原版节目强调跟拍、纪实，更像是一个纪录片，而非真人秀。为了更好地契合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世熙传媒提出和日方共同研发新版节目，以便更鲜明地突出主创希望彰显的“家国情怀”。

由于世熙传媒此前并无操作户外真人秀的经验，进入制作阶段后，他们引进了一个30人的韩国团队，这些人参与制作过韩国的《青春不败》、《花样爷爷》等节目，有着丰富的户外真人秀操作经验。

万事俱备，只待开机，但，他们并没意识到，困难才刚刚开始。

好事多磨

户外真人秀向来以高难度制作著称。在节目的创意策划阶段，《中国爸爸》主创已经对诸如自然条件恶劣、工作强度巨大以及体能承受的极限等可能出现的问题做了充分预估。但开始执行后，他们发现最困难的居然不是录制，而是办签证。

在中方导演刘俊毅印象中，办签证难的事例多如牛毛。他们在办理赴美签证时，前后拖了几个月，当时节目组把所有编导的资料全部递交到美国使馆去了，“谁的签证能通过谁就去，不挑了”，但这个签证最终也没有办下来；在办理斯里兰卡签证时，恰逢斯里兰卡参赞即将卸任，签证问题被人为地搁置下来。为尽快解决这个事情，刘俊毅特地写了封书法作品赠给参赞，并表示这是中国人民对斯里兰卡的深情厚谊，参赞最终被打动，加快推进了签证办理的速度。

除了需要面对与其他人一样的困难外，《中国爸爸》自身的节目特质又给主创在签证办理时带来了新麻烦。

这个节目的情绪高潮点，是在孩子经历重重考验后，找到父亲并与之相见的那一刻。为了保证那个瞬间情绪效果的最大化，节目组明确要求，不能让爸爸事先知晓孩子的动向。这就大大增加了办理签证的难度，因为根据许多国家的规定，儿童签证的办理，需要父母双方同时签字。该节目导演高晨阳透露，《中国爸爸》因此错过了很多贴合节目定位的孩子。比如一个在德国打拼的中国爸爸，开了一家很大的灯具公司，和女儿的感情也很深厚，但节目组为小女孩办签证时，德国使馆要求孩子的父母双方签字，节目组被迫放弃了这个孩子。再如，在迪拜，只有监护人亲自陪同，孩子才能被带出关，因此尽管节目组已经带着孩子来到了该地，最终也未能拍成。

在拍摄古巴那期时，导演组以为终于可以“说走就走”了，因为古巴是为数不多的对中国免签的国家之一。但他们却忽视了一件事：团队中还有韩国人，而古巴还未与韩国建交。于是，新问题又出现了。类似这样在办理签证时的一波三折，数不胜数。

除了签证，邀请范冰冰等明星参加节目也颇费了一些周折。据刘俊毅透露，范冰冰对参加真人秀节目很慎重，一开始是拒绝的。但节目组并没放弃，三番五次约她的经纪人协商。当范冰冰完整地看过节目宣传片和方案后，被节目所体现的真情實感所打动，当即决定参加节目的录制。

“失控”的真人秀

有一种说法认为，真人秀最大的魅力是“失控”，这得到了很多电视人的认同。这种“失控”其实是节目创作者在既定逻辑的设计下，所刻意追求的效果，是一种意料之中的“失控”。

但在《中国爸爸》制作过程中，意料之外的“失控”却频频发生。有件事让高晨阳现在回忆起来，还心有余悸。在录制赞比亚那期时，由于制片和地接在具体行程上没有做好沟通，导致主创刚到赞比亚的第一天，没订到酒店。工作人员只好坐在两辆大巴上，四处去找住的地方。但由于赞比亚的GPS信号非常差，导航失灵了，两辆车不知不觉误闯进赞比亚荒无人烟的国家公园里，期间，工作人员不断下车讨论路线走向。当他们终于开出国家公园，找到了一个小旅馆后，被当地人告知，国家公园随时都有野生动物出没，他们下车讨论行程是非常危险的事，工作人员听完后都惊了一身汗。

和赞比亚一样的许多非洲国家，都有大量中国援助的项目在建，因此有非常多的“中国爸爸”长期离家在这里工作，从主题呈现的角度来说，选择非洲国家拍摄也能很好地体现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在策划之初，节目组就确定在非洲至少拍摄三期。但人算不如天算，刚刚结束在赞比亚的录制，埃博拉疫情便爆发了，它呈现出不可遏制的势头迅速在整个西非蔓延。因此，《中国爸爸》原定在尼日利亚拍摄的节目，也被迫放弃，主创提前结束了非洲之旅。

参与委内瑞拉那期节目录制的导演王玺，回忆起制作过程也是“槽点”颇多。赴该国之前，他们被告知只要有孩子签证和出生证明复印件，就可以“顺利过关”。但当他们带着这两件东西来到机场时，却被要求出示孩子出生证明的原件，要知道，那会儿离登机还有15分钟。来不及过多解释，制片迅速联系还在公司的同事驱车去大使馆取证明原件。庆幸的是，航班“配合”地晚起飞了几十分钟，给他们争取到了宝贵时间。

刚到委内瑞拉时，恰逢当地政治局势急转直下，甚至在节目录制的中铁集团项目部里，还发生过三次绑架事件。为了保证节目组的人身安全，中铁集团特地雇用了委内瑞拉国民警卫队来为录制保驾护航，在节目最终呈现的画面中，依然可以看到一排持冲锋枪的战士。

如果把节目组在海外录制的花絮剪辑播出，本身就是一个精彩的“真人秀”。在巴西，同行的韩国导演当街被一个抢劫犯用枪顶着脑袋要求交出钱财，最后导演把所有值钱物品都给了他才算了结；在斐济，有一次节目组正在拍摄，突然出现了一批人将他们控制住，这些人以一些奇怪的条例为由，要求没收拍摄器材，节目组通过联系大使馆才解决了此事；在委内瑞拉，为了拍摄孩子和爸爸在海边游泳的镜头，摄像忘我地在甲板上不断后退，不小心掉到了海里，幸亏在浅海域，才没有发生太大的危险；在古巴，由于该国对无线通讯器材管制非常严格，其拍摄许可证很难拿到，许多制作设备包括手机、对讲，都不能擅自使用，后经节目组与当地政府反复协商、并依靠当地电视台沟通协助，终于使得录制顺利开始。

户外真人秀的制作，对体能的考验也非常大，更何况《中国爸爸》是在海外录制。据黄琴透露，在南美拍摄时，由于这些国家和中国的时差很大，节目组往往白天录制结束，夜里还要和国内团队对接，昼夜颠倒的作息让摄制组的很多人体能透支。王玺就因为水土不服，高负荷工作而连续发高烧，但也只是咬咬牙挺了过来。另外，还有一些国家的卫生条件非常差，节目组的人员经常是十几天和衣而睡，即便如此，他们在早上起床时，也经常发现满鞋子的虫子。

尽管经历了这么多未知的困难与挑战，导演组至今回忆起来，依然觉得非常难忘与美好，这成为了他们一辈子都抹不掉的记忆。

摩擦，摩擦

谈及临时接手《中国爸爸》时的心态，刘俊毅坦言：“压力不大，但比较担心跟韩国团队的合作”。

刘俊毅曾在其他真人秀项目中多多少少和韩国团队有过接触。一方面，他对韩国团队在户外真人秀领域积累的经验，以及在操作执行中的工业化流程表示欣赏认同，另一方面，他又深知两国由于国情背景、文化心理上的差异，不可避免地会在真人秀操作理念上存在分歧。

果不其然，在选择孩子阶段，双方就出现了标准上的不一致。韩国的户外真人秀综艺化倾向较为浓厚，因此他们在选择孩子上，也偏爱长相漂亮可爱，有表现力，不怵镜头的孩子。而中方导演则认为，应该在基于真实的基础上，选择那些有特点、辨识度高的孩子，哪怕他们面对镜头会羞涩，因此，对于一些电视上的“常客”，他们坚持不选。

韩国团队的优势是其制作工业化、标准化水平较高，执行力也非常强，通常他们制定好流程后，会严格按照台本设计的步骤有条不紊地推进。这自然会让拍摄的效率大大提升，但有时也会使得工作方式不够灵活变通。例如，当拍摄期间遇到孩子突然哭泣，中方导演通常会不干预，继续拍，而韩方则会选择停拍，等着孩子情绪平复再继续。

在录制尼泊尔那期节目时，恰逢那位中国爸爸当地的同事结婚，邀请他和孩子一起去参加，中方导演认为这是一个难得展现父子情深的机会，同时也能对当地风俗做一些展示。但韩方导演不同意，因为这一环节事先在台本中并未做设计。后来，在中方的坚持下，这个过程终于被纪录，其最后呈现的效果也非常好。

另外，韩国团队喜欢在孩子寻父过程中以及父子相见后，设置一个个任务或游戏，以此来增强可看性。中方导演则认为，任务可以有，但必须适可而止，因为从最初对节目的风格定位上，主创就已经明确，不能偏向游戏和娱乐，而应该更多对真实情感做细腻展现。

在拍摄进度上，韩方追求“短平快”，尽量压缩时间。最初他们计划孩子和父亲相见后，只拍一天就走。但中方导演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节目本身就是要展现一个孩子寻父、相见、开心、离别的完整过程，必须要有一个时间的累积和情绪的铺垫，才能让真实的情感迸发，尽管这最终会增加预算，但也是必要的。

不过，总体而言，中韩双方在合作过程中更多地还是顺畅和愉悦的。毕竟大家为了一个目标而在共同努力，即使出现一些观念上的交锋，双方也会心平气和地沟通，中方编导通常还会以个人经历向韩国导演解释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以此让对方更好的理解中国和中国观众。

总有一种力量，让你泪流满面

与其他导演相比，王玺在参与《中国爸爸》这个项目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这种优势源于她和孩子相似的情感体验：她也有一位在海外工作的爸爸。

王玺的爸爸是葛洲坝集团的员工，如今在巴基斯坦工作。在她很小的时候，爸爸就不在身边，上中学之后，爸爸就远赴海外工作，至今也只是一两年才能见上他一面，因此，对这份离别之情以及父爱的深沉厚重，王玺有更真切的体会。录制时，她经常被感动得不能自已，而后期编辑时，她也不止一次地落泪。

当然，在现场被打动的还有很多人。王玺记得，在一次录制的过程中，翻译拿着对讲给韩国摄像师翻译现场的信息，没说几句话她就从耳机中听到了抽泣声。在拍摄斯里兰卡那期时，为了给那位爸爸制造不期而至的意外惊喜，节目组特地在这个爸爸想念儿子动情之处，让儿子出现。当他的儿子从远处冲着他大声喊出“爸爸”时，周围许多人和这位爸爸一样，瞬间泪奔。

刘熙晨至今还记得读大学时，听到过一位美国专家给电视下的定义：电视是打动人情绪的机器。《中国爸爸》在传播中很好地诠释了这句话。节目在春年前开播后，刘熙晨找到了拥有中国航空数码媒体市场超过90%占有率的航美传媒，他希望可以通过航美传媒将节目在飞机上播放，可是當时航美传媒的节目表已经排满，似乎只能拖到年后才能对《中国爸爸》编播。当航美传媒节目部总经理贡立看完节目后，整个人“沸腾起来了”，他立马决定把其他节目撤下，换上《中国爸爸》。

《中国爸爸》所选择的素人基本都是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机械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等机构的员工和家人，拍摄中节目组也得到了这些单位的大力支持。春节前，中国机械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组织了200多名中层以上干部，以观看《中国爸爸》的形式，上了一次特殊的党课。在开始之前，每个干部的面前还专门发放了一包纸巾。片中那些中国爸爸的家国情怀与铁血柔情深深触动了在场的人，纸巾最后几乎都用光了。

浅析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 篇4

十八大报告中,党中央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又通过了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习总书记去年12月在江苏调研期间,首提“四个全面”的重要论述,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保障,为今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经济社会进入了新常态,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新征程。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此背景下,探析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清王朝后期统治腐朽无能,势必灭亡

1840年前,西方国家纷纷完成了工业革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得到了极大提高。为了攫取更多的利益,本国资源有限的西方列强都把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统治者昏庸的中国视为最佳物色对象。而夜郎自大的清朝统治者自诩“天朝上国”,对国际局势置若罔闻,对西方的科技成果视为“奇技淫巧”,而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全方位落后,表面太平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危机。

从1840年英军用坚船利炮叩开了中国的大门,到1905年日俄战争把中国作为主战场的66年中,清政府数次对外作战,全部以失败告终,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割去了香港、台湾、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赔偿洋银总和达十几亿两(清政府每年财政收入不过8000万两白银)。清政府政治上无主权,经济上是附庸,文化上被渗透,金融上被锁喉,军事上被打残,外交上受屈辱,这样一个腐朽无能的政府势必灭亡。

二、早期的革命与改良救不了中国

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的黑暗统治,惊醒的中国人进行了早期的革命和改良活动,但都以失败终结。一是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革命。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历时14年,席卷18个省,攻克600多座城市,在南京建立与清朝对峙的政权。由于农民阶级不能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提不出科学的有远见的斗争纲领,最终以失败告终。二是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变法运动。维新派力量薄弱,封建顽固势力异常强大,维新运动被扼杀。三是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运动。“采西学,制洋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创办了军用和民用工业,但中日甲午海战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同样救不了中国。中国这座高楼大厦内部已经腐朽,光靠华丽的外表装修,掩饰不住垮塌的节奏。

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治标不治本

孙中山为领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标,以武装斗争为手段,发动武昌起义取得成功,名义上推翻了封建主义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进行了改国号,改国旗,改阳历,剪辫,放足,免跪等改革。袁世凯打着拥护共和的旗号,与南方军议和,逼迫清帝退位,换取中华民国大总统位置,辛亥革命成果被北洋军阀窃取。袁世凯掌权后,便开始了更加黑暗统治,表现在:他解散国民党(1912年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解散国会,刺杀宋教仁,废除宪法;向英法德日俄借款筹军费,接受日本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倒行逆施,宣布称帝。袁世凯去世后,北洋军阀四分五裂,派系(主要分直系、皖系、奉系)斗争不断,对外将路权、矿权、内河航运权、关税、盐税作抵押,换取外国贷款,维持财政。对内制定苛捐杂税,滥发公债,滥发纸币。北洋政府经济上横征暴敛,政治上黑暗统治,军阀战争此起彼伏,人民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中。

资产阶级力量软弱,政治上不成熟,领导核心不坚强,革命不彻底,没有提出一个代表全国大多数工农大众利益的政治纲领,革命成果被窃取,北洋军阀继续黑暗统治,中国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四、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思想条件逐渐成熟

马克思主义经受了历史的考验,在中国嫁接成功。五四运动后,李大钊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多篇文章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李达、杨匏安、李汉俊也先后发表了马克思主义文章。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马克思主义在传播过程中,先后与胡适的改良主义开展“问题”和“主义”论战;与张东荪、梁启超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论战;与无政府主义论战。在交锋中,检验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扩大了马克思主义传播。

五、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阶级基础逐渐成熟

首先,无产阶级数量上的增加。近代工业的发展促进了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1894年全国产业工人约为10万人,1914年超过了100万,1919年五四运动前超过了200万,再加上与产业工人同等或类似地位靠出卖劳动力生活的手工业人、运输工、农业雇主、一般职员等约合4000万人。无产阶级已经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

其次,无产阶级队伍觉悟的提升。起初,无产阶级并没有意识到肩负的历史使命,是一个自在阶级,罢工更多都是倾向于自发的经济斗争,缺乏先进思想的指导,也没有建立自己的政党和现代工会。五四运动的爆发的过程中,无产阶级响应学生运动,在全国20多个省,100多座城市开展了罢工运动并取得了胜利。这标志着无产阶级队伍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显示了工人阶级队伍的强大力量,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相结合。

六、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条件成熟

五四运动后,引起了列宁和共产国际对中国的重视,直接促使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来华了解中国革命运动发展情况和能否建党的问题。在与陈独秀、李大钊会见后,认为中国具备建党条件并给予建党工作的帮助。自1920年8月起至中共一大召开前,陈独秀、李大钊、董必武、毛泽东、谭平山、王尽美、施存统、张申府等先后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日本、法国建立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后有组织有计划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同时开展工人运动,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向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历史经验表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上帝创造的,也不是几个先进分子凭空臆造出来的,而是几代中国人为追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不断探索,历经磨难,以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武器为指导,以先进的无产阶级为基础,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应运诞生的,是历史和人民选择的必然结果。

摘要：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充满灾难、落后挨打的屈辱史,是一部中国人民探索救国之路,实现自由、民主的探索史。从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到义和团运动,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变法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从探索三民主义到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诞生,历史必然性

参考文献

[1]王芬,张爱武.五四时期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之缘由[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2(10).

[2]田志飞.浅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必然性[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S1).

中国共产党诞生 篇5

暨周家青幼儿园七周年庆安全工作预案

为确保本次文艺汇演的安全、如期、顺利、成功地进行，圆满结束，保障活动期间安全和事故的有效处理，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做到职责明确，机智应变，特制定本次文艺汇演安全应急预案。

一、基本情况：

1、活动主题：庆祝建党95周年“我为党旗添光彩”文艺晚会暨周家青幼儿园七周年庆.2、活动时间：2016年6月28日（雨天顺延）

3、活动地点：江山市城北广场（大润发门口）

5、参加人员：江山市周家青幼儿园全体教师、幼儿及家长

6、活动目的：本次晚会是我园本学期红色文化进校园主题教育系列活动之一，全体师幼以实际行动庆祝建党95周年。通过活动的开展，让孩子和家长充分感受节日的气氛，培养孩子的爱国热情，让孩子体验参与节目表演的快乐与自豪。

二、活动前的安全准备工作：

1．活动总策划：邓园长，召开文艺汇演筹备会议——全体班主任，含安全员。

2．制定文艺汇演活动方案——毛巧丽

3.制定活动安全应急预案——伍慧霞

4．勘察场地、场地安排——霍琰、周浩洁、各班班主任

5.安全员召开安全工作会议——安排相关工作，把责任落实到人，做好文艺汇演的组织工作，强化活动纪律，确定各负责人，要求各班教师在活动前向家长进行活动提示：包括活动时间安排、应急小组名单及电话并做好家长和幼儿的安全宣传工作，对活动的每个细节问题提出安全要求和注意事项，确保安全责任落实到人，家长是幼儿的第一安全责任人，为活动顺利开展做好准备。

三、领导小组：

1、活动总指挥：邓新莲

2、现场协调：周浩洁

3、主持：严群艳、熊大哥哥、毛俞茜、刘喆

4、影像拍摄：各班教师

5、音乐控制：广告公司

6．现场安全保障人员：伍慧霞、各指导教师

7．安全负责人：各班教师（指挥调控本班家长和孩子）

8．保健：邓冬莲（负责处理突发的外伤，严重者拨打救护号码120）

安全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整个活动的统筹指挥，具体负责活动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并指导音响设备组、场地设计组、后勤卫生组以及各班教师的工作。小组成员应本着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的安全意识，高度重视，坚守岗位，认真负责。所有教师和家长应共同承担起整个活动安全责任，密切配合，统筹协作，确保整个活动的安全。

四、人员安排及安全职责

1．场地安全：姜香秀

郑慧蓉以及掌通家园人员伍慧霞老师负责。清除场地障碍物，布置和分配场地的使用，巡视各场地。如发生意外情况，林慧芬老师负责协助老师处理，邓冬莲老师负责了解情况以及汇报和现场处置、协调工作。

2．安全：由各班的带班教师负责，具体做好以下工作：

（1）接待幼儿和家长；并讲“请家长、幼儿要应遵守秩序，不推不攘”。

（2）活动现场各班幼儿按指定位置到场。

（3）如在活动中遇到安全问题，第一时间处理并汇报邓冬莲老师，另一老师详细了解事件的起因和及时进行事故现场处理。

（4）活动结束后，各节目指导老师要及时清点人数，禁止家长不打招呼带幼儿离开。

（5）活动期间，安全领导小组所有成员密切配合，统筹协作，确保整个活动的安全进行。

（6）如发生突发事件，小组成员应积极参与，严禁擅离职守。

（7）每位教师要确保通讯畅通，相互联系，互通信息。

五、应急措施：

1．事先熟悉活动地点的环境，了解周围是否有安全隐患，若有应及时调整。

2．做好活动的组织工作，制定活动纪律，确定负责人，事先制定好计划。

3.保健人员要携带外伤用消毒及临时包扎用品，负责处理突发的外伤。

4．活动时，要及时提醒家长和幼儿安全第一。

5．家长负责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和衣物，严格遵守时间和纪律，不单独行动。

六、安全应急处置：

1．监控有力到位。各主要负责老师要及时发现安全事故苗头，本着谁先发现谁及时上报的原则，作应急处理。

2．信息报送及时正确。稍微事故（如擦伤、小损伤）可直接联系保健老师，由保健老师负责处理（小面积擦伤，可涂红药水；较深擦伤，敷消炎粉；骨折：用夹板固定，或用木板、木棍固定，迅速送医院治疗；脱臼：用冷毛巾敷于受伤部位，用绷带加以固定，送医院处理。）；如发现活动场地的异常情况请及时与总指挥联系，并由总指挥作出相应的措施。

3．应急处理的程序：先由最先发现的老师负责处理，做到第一时间报告总指挥，再视情况由相应老师负责后续工作。

七、事故处理

1、在活动期间如有严重受伤立即拨打120，并立即组织抢救.2、迅速报告上级管理部门事故情况。

3、保护好现场，指挥教师及其他幼儿撤离至安全地点。

4、安定幼儿情绪，询问、检查幼儿受伤情况，受轻伤幼儿送医院检查、诊治。

5、立即成立事故处理小组，分别负责家长、医疗、保险各方接洽，妥善处理善后事宜。

八、本次要求：各班教师要提前做好文艺汇演的安全教育与计划；在6月28日前组织本班全体家长学习本次活动安全预案，并签名；确保本次活动安全进行，安全责任明确。

江山市周家青幼儿园

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必然性探讨 篇6

(郑州大学教育学院,河南@郑州@450001)

摘要: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对于中华民族命运的改变,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重大意义。追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应该对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性原因进行科学而准确的分析,只有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阶级的政党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得以成立的政治经济条件原因,才能支撑起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合法性。

关键词: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合法性

1中国无产阶级以共产党的组织形式完成其历史使命

列宁指出:“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的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被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政党的阐述、结合政党政治的历史与现实,我们可以对政党做如下的表述:“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根本利益,由其中一部分最积极的分子组成,有共同的政治主张,采取共同的行动,为夺取和巩固政权而联合起来的有组织有纪律的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同样具备政党的一般特征,具有众多政党之间的共性。

清末,中国的原始产业工人已经开始出现,自从鸦片战争以来,随着中国封建经济的逐步解体,以及清朝政府兴办实业的开始,中国的工人(早期无产阶级)队伍得到很大扩大,尤其到了20世纪初,伴随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中国的无产阶级更是有了数量上和质量上的提升。一个阶级如果有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发展,必定会有政治上的阶级利益需求。中国的无产阶级具有拯救国家的民族抱负,而且它具备其他阶级无可比拟的优势条件,如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革命性最坚决最彻底等。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的无产阶级便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一样,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成立一个代表本阶级利益的政党,以政党的组织形式去履行本阶级的历史任务,完成其阶级使命。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它的诞生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的成熟,由一个自由的阶级发展成为一个自觉自为的阶级。

2国内历史发展的必然以及国际共产主义的必要帮助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国家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逐步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帝国主义与本国的封建势力相勾结,共同剥削穷苦的中国人民,从政治上讲中国已然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扩张的势力范围,从经济上讲其封建自闭经济已被资本主义经济所侵入,民族不再独立,国家日益苦难,中华民族需要一种政治势力带领整个国家脱离“两半”社会,走向独立与繁荣。纵观1840年以来的百年历史,先有林则徐等封建人士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太平天国运动,后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及辛亥革命,相继因主客观原因而失败。农民阶级作为一种群体,小农思想根深蒂固,落后、逆来顺受等特性强烈,因而不具备作为领导力量的基本素质,而资产阶级由于动摇性与软弱性,不可能把革命根植于广大农民中去,从而无力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于是中国革命的重任落在了中国无产阶级身上,那么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也就是时间问题了。

国内有这种革命需求,而国际上又提供了必要的外在帮助。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早在欧美等国家已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马克思恩格斯对国际共产主义活动的理论和实践上的贡献为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活动提供了许多有用的经验和帮助。而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更是用事实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思想和实践上的鼓舞。共产国际更是直接或间接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予了指导和帮助。在这种外部环境影响下,由于中国无产阶级人士的主观努力,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在上海得以诞生。

3新文化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基础

英法等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表明,一场具有实质性革命的发生,必定先有新思想的广泛传播及深入民间。而这种先进的科学的思想必须在思想家的传授之下,经国家媒介力量的支持,方有可能起到思想启蒙的作用,特别指出的是,这种启蒙思想必须先进于旧式思想,而且与当时社会环境相一致,能够代表先进政治力量的利益。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分为早期新文化运动和后期新文化运动。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领域里特殊的部分,常以各种形式反映在日常生活中,它与政治、经济密不可分,给社会以巨大的影响。早期的新文化运动传播的是激进资产阶级思想,主张民主与科学,反对传统的儒文化,其抨击对象集中在封建主义。这场文化运动虽然比较极端,但总的来说,其作用应该值得肯定,因为它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对腐朽落后的封建思想进行了彻底的抨击,传播了民主、平等等思想,使民主共和的理念深入人心,动摇了传统及非传统封建势力的统治基础,中国人民的思想得到了极大的洗礼,而且中国的近代精英人士的队伍得到巩固和扩大,形成了日后更大更新的文化革命活动的主流战斗部队。后期的新文化运动,由于受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大部分学者、革命人士由资产阶级民主传播者逐渐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坚强人士,越来越多的革命者都相继成为无产者,信仰共产主义,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并开始用马克思主义考查当时中国的革命情况。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各地纷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从事无产阶级革命活动,这些都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下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这样在优越的客观条件的存在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历史事实了。

4政治、经济等条件的存在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出了应有的准备

20世纪的前二十年,中国正处于极度的社会变化的历史时期。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维持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但其胜利果实迅速被袁世凯窃取,伴随这一过程,中国的封建军阀在帝国主义国家的扶持下,相互争夺地盘,中国的政治陷入一片混乱,国家统一越来越成为中国的现实问题。在这样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环境之下,马克思主义学说具备发生发展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充分利用了这一难得的社会机遇,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立了政治上的充分准备。

一战期间,帝国主义忙于欧洲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控制,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经济规模迅速扩大,经济质量明显提高。与此同时,中国的工人队伍越来越庞大,其政治利益诉求也越来越强烈,由自由的阶级逐步发展成为自觉自为的阶级,先前自发式的纯粹捣毁机器的做法逐渐变为有组织有纪律的罢工行为,其阶级素质和道德的逐步发展,使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真正具备了领导中国革命的条件,显示了其成熟的一面。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20世纪的中国乃至世界,都是影响非常重大的事情。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作为领导力量带领中国各族人民进行人民革命并取得胜利,而且在当今作为执政党深受人民拥护,最实质的解释在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一直在追求本阶级利益的合法性。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必然性原因,就是为了启示治者在从事国家治理时要重视执政的合法性诉求,也只有用这样的思路去考究历史问题,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39卷[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王惠岩.政治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

中国共产党诞生 篇7

90年沧桑正道。风云际会中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扭转乾坤，不仅改变了一个古老民族百年沉沦的命运，也把一个文明古国推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航道，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打开了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90年悲壮豪迈。历经了革命战争烈火的锤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艰难拼搏和为民执政的严峻考验，在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还只是一个很小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成长为在13亿人口大国、拥有8000多万党员的世界上最大执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流砥柱和核心力量，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深刻昭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带领人民实现国家发展进步、繁荣富强。

教育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重视和发展教育，满足人民大众受教育的需求，保障人民大众受教育的权利写在党的旗帜上，把提高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教育水平和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作为崇高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富裕英勇奋斗的90年，是为了将一个文化教育十分落后的旧中国改变为文明先进的现代化强国的90年。

90年的历史记录着中国共产党重视、发展教育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我们党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作为立党之基，引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教育的提出，到成功地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教育改造为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人民教育;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到坚持把发展教育事业放在突出的战略地位;从确立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地位，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到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把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教育带入新世纪;从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教育事业，作出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重大战略部署，到开创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新局面。重视和发展人民教育事业始终贯穿于中国共产党90年的伟大实践中。

90年的历史铭记着中国共产党重视、发展教育形成的思想成果。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不断推进人民教育事业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教育实际紧密结合，积极探索和解决中国教育的现实问题，不断总结人民群众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教育发展道路，形成了一系列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教育思想、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并升华、凝练成为毛泽东教育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

这些思想和理论深刻影响了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成为指导人民教育事业的理论旗帜。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是人类教育发展史上极其珍贵的思想成果。

90年的历史书写着中国教育辉煌的篇章。我们党领导教育事业不断探索、开拓创新，人民教育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取得巨大成就。今天，我们在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世纪梦想，完成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历史跨越，真正保障亿万人民群众受教育的权利。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职业教育突破性发展，教育公平迈出重大步伐，教育质量稳步提高，实现了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我国教育的历史性跨越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族素质，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90年的辉煌历程启示我们：人民教育事业与党的事业密不可分，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是中国教育发展前进的根本保证;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教育事业发展进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面军旗的诞生 篇8

第一面军旗是工农革命军的军旗。它诞生于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它的旗底为红色, 象征革命;旗中央为五角星, 代表中国共产党;五角星内的镰刀、斧头代表工农;旗面靠旗杆的一条白布上, 写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字样。全旗的含义为:工农革命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武装。

第二种样式是中国工农红军军旗。1928年5月, 中共中央决定, 工农革命军改名为工农红军。1930年4月, 中共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红军各级军旗的规定的通令》, 对全国红军的军旗第一次作出了统一规定。红军军旗基本上延用了工农革命军军旗的样式, 但明确规定了旗帜的尺寸、颜色、斧头的样式和刀锋在图案上的方向, 增加了旗须与文字的横标。即镰刀、斧头皆柄向下, 二者锋刃相对, 刀右斧左, 镰刀斧头用黑色, 五星为白色;旗上方一律横书“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是土地革命时期, 红军使用最广的一种旗式。

第三种样式产生于1933年4月, 仍为中国工农红军军旗。1931年后, 一批在苏联进修过的共产党人受共产国际派遣回国, 他们中有的人认为, 锤子才是现代产业工人的象征。1933年4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事委员会颁布命令, 正式更改了中国工农红军军旗式。旗的右上方为一颗五星, 旗中间为交叉的镰刀锤子, 旗的三面有旗须, 旗杆处留有2寸3 分的白布书写部队番号。五星和镰锤用金黄色布做成。由于当时国民党军队的围剿, 各根据地之间联系不便, 除中央红军外, 其他苏区均没有及时采用这种旗式。

第四种式样就是今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1949年初, 党中央指示解放军总部提出制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的方案。周恩来亲自主持这项工作。在研究设计过程中, 毛泽东亲自听取汇报, 并指示:军旗要有“八一”二字, 表示1927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举行南昌起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历史时刻;要有五角星, 象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周恩来指示:军旗要以革命的颜色、广大人民群众的传统喜庆颜色———红色作为主体。星和字用黄色, 旗杆要有红黄二色旋纹, 顶部要装一个红缨枪的矛头, 饰着红穗, 象征人民军队的由来。总部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 经过多次研究, 确定了方案, 制作了第一面八一军旗。1949年6月15日,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 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及军徽样式”。命令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为红底, 上缀金黄色的五角星及‘八一’两字, 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自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诞生以来, 经过长期奋斗, 正以其灿烂的星光, 普照全国。”“旗杆套用白色”, “旗杆为红黄相间之旋纹, 上置黄色矛头”。

1927年8月1日党领导的南昌起义, 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这是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但我军的第一面军旗却不是在南昌起义诞生的。因为南昌起义时, 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 起义各部队沿用的是国民革命军的旗号。

1927年8月7日, 党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 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 决定在革命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四省举行秋收暴动。会后, 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 离开武汉回到湖南, 准备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8日, 毛泽东出席了中共湖南新省委在长沙近郊沈家大屋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他在会上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 并就起义的力量、区域、旗帜等作了重要的发言。会议决定湖南的秋收起义不再使用国民党的旗帜, “国民党这块招牌已经无用”, 要用共产党的名义来号召人民。

8 月20日, 毛泽东以中共湖南省委名义致信中共中央、强调:“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 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 主张“立刻坚决地树起红旗号召革命”, 建立工农兵政权。9月初, 毛泽东到达安源, 在张家湾召开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军事会议, 决定正式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并指派师参谋长陈树华、参谋何长工、副官杨立三负责设计制作军旗。何长工同志根据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学过的几何知识和所见过的苏联红军的旗样, 提出了设计方案, 经过副官杨立三、参谋处长陈树华的反复修改, 终于设计成功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军旗。确定军旗应突出军队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军队是工农子弟兵的性质和为革命不怕流血牺牲的主题。由此进一步确定了军旗的样式为:红色为底, 象征革命;旗中央为白色五星, 代表共产党的领导;星内镶镰刀斧头, 表示工农联盟;旗面靠近旗杆的一侧制一白色布条, 竖写楷体字“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十一个大字, 这就是我军的第一面军旗。含义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武装。

军旗式样确定后, 何长工立即组织缝制。当时, 修水县城的裁缝主动请缨, 义务承担了军旗的缝制任务, 布店老板无偿献出红布料。经过群众几天的赶制, 100面崭新的军旗缝制完成, 同时缝制了1000多块红领巾、红袖章, 以备起义时用。1927年9月9日, 第一面工农革命军军旗在特务连的护卫下, 在修水县城升起。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从此有了自己的光辉旗帜。

9 月9日, 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5000余人, 高举自己新制成的军旗, 举行了秋收起义。秋收起义打出的工农革命军的军旗和南昌起义打出的国民革命军的军旗有着本质的区别, 它标志着我们党独立地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 从此, 有了红旗和白旗的对立, 有了红色根据地和白色区域的对立, 并最终有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有感于当时红旗招展, 起义队伍汹涌澎湃的斗争场面, 作了《西江月·秋收起义》词一首。

军叫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

修铜一带不停留, 要向平浏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 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 霹雳一声暴动。

这首词不仅勾勒了湖南秋收起义的情景, 更是清楚地指出了革命军队的名称和这支队伍的旗号。

秋收起义最初的行动计划是兵分两路攻取长沙, 结果两路兵马均出师失利, 攻打长沙无望, 遂退至浏阳文家市。

9 月19日夜, 在文家市的里仁学校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 讨论“向何处去”。虽说从9月9日至19日, 不过十天光景, 毛泽东的头脑却变得冷静。原先他受“领袖同志”瞿秋白的影响, 以为“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1917年”, 而秋收起义的受挫, 使他清醒地意识到长沙“啃不动”, 连醴陵、浏阳这样的县城都“吃不了”。毛泽东审时度势, 知道绝不可与强敌硬拼。他在会上提出, 放弃进攻长沙, 向井冈山进军的主张, 以求避开强敌的锋芒, 保存自己的实力。长沙城内有九千敌军驻守, 攻长沙势必败北。头脑发热的人, 依然在会上嚷嚷:“进攻长沙!进攻长沙!”两种意见针锋相对。总指挥卢德铭投了毛泽东的赞成票, 使进攻长沙的主张遭到会议的否定。当晚毛泽东从学校里借了一张地图, 罗霄山脉弯得像眉毛, 他指着中段的井冈山说, 我们要到眉毛画得最浓的地方去。

第二天, 即1927年9月20日, 这支打着镰刀斧头旗子的“中国工农革命军”朝江西萍乡方向前进。并于1927年10月27日将这面旗子插在了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的中心地带———茨坪村。

1987年何长工逝世时, 《人民日报》载生平文“……他参加了著名的秋收起义, 并由他设计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的第一面军旗”。中央军事革命博物馆陈列第一面军旗时, 罗荣桓元帅根据史实并请示中央同意, 瞩将军旗安插修水。

人民军队从1927年南昌起义时举起国民革命军军旗开始, 经历了放弃国民革命军军旗, 设计和高举工农革命军军旗, 再到以红旗为主、奖旗为辅的各种旗帜共存。直到1949年6月, 正式打出“八一”军旗的历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史, 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艰苦奋斗、不断发展壮大的历程缩影。在此历程中, 为了建立新中国, 无数革命志士昂然屹立于战旗之下, 冲锋陷阵, 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铸成了“八一”军旗上的熠熠金星, 造就了旗帜如画的风采。

参考文献

[1]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M].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5.

中国几乎每周诞生一位新亿万富豪 篇9

这些亿万富豪近半数来自制造业, 其次来自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综合投资行业、零售业、交通运输业、环保、化工以及房地产业等。主要集中在中国长三角和珠三角一带, 以浙江、上海、杭州、深圳、广东居多。

2014年, 中国约有200位亿万富豪, 而美国约有570位亿万富豪。越来越多的中国富豪产生, 也使亚洲成为新亿万富豪财富创造的中心。数据显示, 新一代亚洲亿万富豪比全球其他地区的富豪更加年轻, 且其中大约25%的富豪在贫困中白手起家, 而美国这一比例仅为8%。

中国共产党诞生 篇10

武汉回盛自成立以来, 在市场上历经十余年摸爬滚打, 一直以超过100%的速度高速增长, 自身品牌的影响力日渐扩大, 在兽药行业内可谓独树一帜。2010年, 武汉回盛就荣膺“中国兽药制剂生产企业30强”。继成为湖北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湖北省兽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挂靠单位、院士专家工作站、湖北省兽药制剂产业创新战略联盟牵头单位后, 又获得中国驰名商标, 标志着武汉回盛"五子登科", 在湖北乃至全国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

武汉回盛总裁张卫元分析认为, 荣获中国驰名商标认定是国家对一个企业品牌的最高认同, 说明武汉回盛多年来对品牌的运用获得了社会的最高肯定, 让同行惊喜, 让员工自豪。它将提升企业的无形资产, 增强社会公信力和客户认同度, 从而促进销售成果, 提高企业的经济价值, 有利于企业快速发展。这对企业是一种荣誉, 更是一种鞭策, 一种庄严的承诺, 因为中国驰名商标的申报, 除了回盛产品本身要具有极高的质量和品质外, 公司还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市场美誉度和品牌影响力, 能够引领行业健康发展的方向。武汉回盛获得中国驰名商标认定, 对企业而言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以此为新起点, 加大品牌拓展力度, 推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的快速转化, 促进企业做大做强, 助推湖北乃至全国兽药行业竞争力的整体提升。

中国电视诞生50周年 篇11

电视是20世纪科学技术最伟大的发明创造之一，自1936年英国正式播放电视节目起，电视便成为了20世纪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传播媒介。如今，中国以电视节目、电视内容和电视评论为主的媒体不下千种，但它们的发祥地都在北京广播大楼内。

1958年5月1日19时整，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试验播出，中国自己的电视播出信号第一次出现在首都北京的天空上，中国电视事业发展的历史由此开始。沈力成为第一位电视播音员，被称作“中国荧屏第一人”。北京市内仅有的30多台电视机屏幕上出现了以广播大厦作为背景图案，上书“北京电视台”字样的电视画面。1958年9月2日，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正式播出，它的原址就在北京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南侧——北京广播大楼。197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改名为中央电视台，1973年开始采用PLA-D制式播出彩色电视节目。

中国电视的诞生有一个过程。1954年，毛泽东主席提出中国要办电视。1955年2月5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向国务院报告，提出于1957年在北京建立一座中等规模电视台的计划。周恩来总理2月12日批示将此事列入文教五年计划予以讨论。为了学习和借鉴国外办电视的经验，中央广播事业局派罗东和孟启予组成电视代表团，于1957年12月赴前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考察，1958年3月返回北京。电视代表团中除北京中央广播事业局人员外，上海电视科技工作者也参与其中。1958年7月3 日，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无线电与电视）》（创刊号），中国电视第一家出版物诞生。

《无线电与电视）》创刊后，着重介绍影音技术、视频器材、PLA-D软硬件及其各类音响与电子产品的维修知识。所选的内容融知识性、技术性、实用性、维修性、资料性、制作性和趣味性为一体。创刊号上的发刊词中就有“电视发明至今还不足30年，现在北京已试制成电视设备，并开始试播；不久在上海也将有电视出现”内容。同期还收录有“国产第一套电视广播设备”、“电视发送电线”两篇专稿。1958年10月，《无线电与电视》第四期为“国庆九周年”专号，封面上的电视机就是当年全国不足300台的苏制老式电视接收机。1959年10月，《无线电与电视》出版第十六期“国庆十周年”专号，封二和封三上印有六幅电视台电视录制现场和主持人照片,并刊登有 “电视接收机修理要诀”等文章。《无线电与电视》图文并茂，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勾勒出电视技术发展的历史轨迹，展示前沿科技成就的模式和套路，以独特的专业视角对电视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冷静的科学探讨，展现了中国电视发展最初阶段各个领域的脉络。

创办之初，北京电视台自办节目的能力很低，主要依靠电影厂和文艺演出单位的支持。当时，除纪录、科教影片外，其他节目全是直播。试播期间，每周播出两次节目，每次二至三小时，内容包括新闻性节目、社会教育节目和文艺节目等。正式播出时，电视节目由每周两次增至每周四次（星期二、四、六、日各播一次），同时试办了五期《电视广播节目报》周刊。1960年5月，在广播大楼院内设计建设的北京电视台“新楼”落成，分别有600平方米、150平方米和40平方米的大、中、小三个演播室，有一个电影机房和两个导演控制室。1960年，周恩来总理批示在北京市中学生中招考电视男播音员。在数千名应试孩子中，18岁的赵忠祥考入北京电视台。一个怀着无限憧憬的青年，就这样踏入了电视台的工作岗位，同年2月，成为第一名男播音员。1969年建成的北京电视塔，高高地矗立在祭坛的位置上，曾经是北京最高的建筑和地标，现为中央电视台发射塔的备用塔。

中国共产党诞生 篇12

1939年初, 林语堂的英文名著《吾国与吾民》在纽约增订再版①, 新增的最后一章“中日战争之我见”同时出版了单行本, 题为《新中国的诞生》②。在这本不足一百页的小书中, 林语堂以其饱含激情的笔触, 向美国读者讲述了一个古老的中国经过抗日战争的洗礼走向新生的故事, 塑造出一个空前团结、同仇敌忾、焕然一新的中国形象。这一浴火重生的中国故事能否对美国读者产生应有的宣传效果?其可信度如何?感染力如何?本文试用费希尔 (Walter R.Fisher) 的“叙事范式”来分析林语堂的叙事策略, 以期回答这些问题。

费希尔在《作为叙事的人类传播》一书中系统阐述了他的以“叙事理性”为核心的叙事范式。③费希尔认为, 人在本质上是故事讲述者, 人性根植于故事和讲故事中。故事是人类传播活动中最根本的因素, 人类是通过叙事的形式体验生活与世界的, 因而可以说:所有传播皆叙事。我们的决策与传播, 是建立在故事提供的“好理由”的基础上的。在选择和接受故事时, 我们并不完全依据传统的逻辑理性, 而是有意无意地依据“叙事理性”, 即一套判断故事可信性的标准。叙事理性遵循两个原则:一致性和逼真性。一致性是指故事的完整性、连贯性和不矛盾性, 其中包括三个基本方面:结构一致性, 即故事内部情节明晰, 结构紧凑, 叙述流畅;材料一致性, 即故事与其外部相关故事或材料的吻合程度;角色一致性, 即故事讲述者和故事中人物的言行前后一致, 值得信赖。故事的逼真性则指故事听起来是否真实、可信, 是从接受者的角度来把握的。确定叙事逼真性的主要方法是“好理由的逻辑”, 实即故事中蕴含的一系列价值观, 正是这些价值观让接受者觉得该故事真实可靠、值得采信。如果一个故事具有逼真性和可信性, 它也就会构成接受者的某种信仰或行动的“好理由”。具备一致性和逼真性的故事, 就是讲得好的故事, 就会更容易被接受, 从而产生应有的影响。

让我们首先考察“新中国的诞生”这一故事的结构一致性。整个故事由八个部分 (八节) 组成。第一节“一个民族的诞生”, 简要回顾1900年以来的四十年中, 中华民族如何在遭受外界的一连串打击之后, 被迫发展成为一个现代民族的历程, 特别指出“是日本的武装侵略使中国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家, 使中国团结得像一个现代化国家应该团结的那样众志成城”。节尾点明整个故事的主题:“在现代历史上, 中国第一次团结一致地行动起来, 像一个现代民族那样同仇敌忾, 奋起抗战。于是, 在这种血与火的洗礼中, 一个现代中国诞生了。”④第二至七节依次是“旧文化能拯救我们吗”、“新民族主义”、“酝酿中的风暴”、“压力、反压力与爆发”、“蒋介石其人其谋”、“为什么日本必败”, 从不同侧面展现了“现代中国”诞生的艰难历程。⑤第八节“中国未来的道路”, 展望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将会重获民族自豪感, 继续进行因战争而“被迫中断的民族复兴和重建”, 预言中国的政体将由“国共两党的争斗”而产生“一个折衷的结果”:一个“介于独裁统治和共产主义之间”、“有中国自身特色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⑥

从总述到分说, 从中国选择现代化的外因与内需, 到中国走向新生的契机与道路, 从普通民众的抗日情绪, 到国家领袖的抗战策略, 从中国抗战到底的决心, 到日本惨败的必然结局……林语堂讲述了一个有头有尾、有因有果、前后连贯、浑然一体的好故事, 总体结构井然有序, 脉络清晰, 各个部分有条不紊, 合乎逻辑, 整个故事完整无缺, 圆满自足。加之林语堂的文笔激情洋溢, 又不失理智的洞见与温情的幽默, 更增添了故事的感染力与说服力。

我们再来考察故事的材料一致性。《新中国的诞生》本是《吾国与吾民》1939年增订版的最后一章。细心的读者会发现, 这一章里的现代中国新貌, 与主要谈论传统中国的《吾国与吾民》其它章节提及现代中国的零星材料之间有较大出入, 特别是与该书1935年初版的“收场语” (1939年增订版删除) 中的现代中国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四年前的林语堂以沉痛的笔调写道:“今天的中国, 无疑是这个地球上最混乱、最受暴政之苦、最可悲、最孤弱、最没有能力振作起来稳步向前的国家。”⑦“我们生活在真实的中国, 不是青花瓷器或精制画轴上的中国, 却是逼处于痛楚苦恼的中国, 是一个面对着崩溃的帝国与文化的中国, 是一个数万万人口的勤劳社会的中国, 充满着工作与求生的欲望, 反抗大水饥荒土匪绑票的奋斗, 生活在杂乱的现状而毫无办法, 骚扰而没有一定的方向, 战乱频仍而不能改造环境, 多行而寡信, 行动而无目的, 惨愁而无希望。”⑧这样一幅令人绝望的中国图景, 与增订版最后一章中走向新生、前景光明的中国形势存在明显的不一致性。

林语堂在新版序言中对此作出了合理化的解释:“本书始成于1934年, 那时中国正处在最为黑暗的年代, 面临外族入侵, 却看不到坚强有力的领导。自那时起, 中华民族的精神经历了一次转变, 由绝望变成希望, 变为团结, 变为国民的自信心, 正如在英勇的抗战中所见到的那样。在社会与经济的内部重建上, 中国经历了一个伟大的过程。……从精神上来讲, 中国人民的热情第一次被不断到来的日本侵略所激发, 这种热忱又促成了全国的团结与和解。人民决心不惜任何巨大的牺牲也要获得民族解放, 他们对最终的胜利深信不疑。”⑨这种合乎情理的解释, 可以有效地消解新版《吾国与吾民》中依然存在的对于现代中国的某些前矛后盾的描述。

林语堂在《新中国的诞生》中讲述的这个中国觉醒、走向新生的故事, 与《吾国与吾民》之外的相关材料, 特别是当时美国新闻媒体关于中国的大量报道, 则有着较高程度的一致性。实际上, 林语堂自从1936年赴美定居以后, 美国媒体就成为他了解中国局势、评论中日战争的主要资料来源。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 美国的新闻舆论日益表现出对中国的关注和同情。“七七事变”后, 美国各大报刊都常在显要位置报道中国人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况。“整个1938年, 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赢得了美国和英国的敬佩。”⑩这一时期, 有许多英美新闻工作者来到中国采访报道, 不过, 他们中的很多人“出于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对中国事务的关注, 只集中宣传中国值得赞扬的方面, 只字不提中国的缺点和弊病”, 于是他们笔下的中国成为“一种被理想化了的形象”。 (11) 而林语堂笔下的“新中国”形象, 正是当时美国主流媒体的“中国颂”交响乐的一个和谐的音部或及时的和声。

美国媒体塑造的“理想化”中国形象的代表人物就是所谓“抗战领袖”蒋介石。1938年初, 蒋介石与宋美龄被《时代周刊》选为1937年度封面人物, 此前此后的几年中, 蒋曾多次成为美国多家报刊上的封面人物或特写人物。得益于那些亲蒋媒体的不断宣传, 蒋介石一时成为美国公众关注的远东焦点人物, 甚至被“说成是个完美无缺的人”, 被誉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开明、最富有爱国热忱和最有能力的统治者” (12) 。在林语堂的《新中国的诞生》中, 作者也一改几年前“缺少伟大领袖以领导国家脱离紊乱”的慨叹 (13) , 为蒋介石献上了“不愧是民族危亡时期的一位民族领袖”、“在十分危险的时期熟练地掌握着国家的航向”等一大堆溢美之词。 (14) 而且, 林语堂笔下的蒋介石这个主要角色还表现出性格的丰富性, 形象更加饱满, 而且富于张力。“他任性、老练、精明、富有远见、执著、顽固、冷漠、残酷、工于心计、狡诈、野心勃勃, 并且爱国。他成熟、视野开阔, 能以中国的利益为重。” (15) 林语堂说, “蒋介石也是一个人, 有着常人共有的七情六欲”, 但他不是“从感伤的爱国角度出发”, 而是“像一个军人该做的那样”冷静、理智地领导着全民族的抗战, 因此“他过去的罪孽都能得到宽恕”。 (16) 这样一个瑕瑜互见的领袖角色, 更容易令美国读者信服。

那么, 作为故事讲述者的林语堂, 其角色一致性情况如何呢?几年前他批评“粉碎了一个皇统”的中华民国的统治者不过是“伪装的专制君皇”, 已使中国“临乎崩溃的前夕”, 沦为“地球上最失政的国家”。 (17) 虽然他深感“失望”与“懊丧”, 但他相信仍有“一种血气……存在于这个民族里头”, 相信历史的经验与孔子的说法:“每当困难严重之际, 那是伟大人物变更了国家的命运”;因此他期待并呼唤“刚毅而诚信的领袖人才”出现, 领导中国脱离紊乱状态, 点燃民族精神的火焰, 释放这个国家的潜力。 (18) 他声明自己对祖国“没有失去希望”, 所以能够“坦诚相见”, “把她的麻烦都公之于世” (19) , 同时“希望中国友人稍待勿躁” (20) 。果然, 在抗日的烽烟战火中, 林语堂看到了一个浴火重生、面貌一新的中国:“一个4万万人团结一致的国家, 具有如此高昂的士气, 如此能干的领袖人物”, 必将“通过战争而获得新生”, 必将“成为一个独立和进步的民主国家”。 (21) 他有理由对此充满信心, 欢欣鼓舞, 高唱赞歌。无论是先前的责之深, 还是后来的赞之盛, 都源于他对自己国家与民族的爱之切。这一前贬后褒的心路历程, 不但无损于他的角色一致性, 而且以其人性色彩与个性视角增加了整个故事的真实感与可信度。

在《吾国与吾民》的序言中, 赛珍珠高度评价此书是“伟大的书籍”:“它实事求是, 不为真实而羞愧。它写得骄傲, 写得幽默, 写得美妙, 既严肃又欢快, 对古今中国都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我认为正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更值得称道的是, 它是由一位中国人写的, 一位现代的中国人, 他的根基深深地扎在过去, 他丰硕的果实却结在今天。” (22) 赛珍珠是在中国成长起来的美国作家, 曾以其中国题材的长篇小说《大地》摘取1932年普利策小说奖, 1938年又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位著名“中国通”兼当红大作家的赞誉, 无疑能够强化读者对林语堂及其中国故事的信任与接受。

当然, 读者更容易被一个好故事而不是一个好论证说服, 故事的逼真性是说服力和感染力的源泉。而能让读者产生逼真感的深层原因, 是故事中蕴含的价值观与读者自身价值系统的契合;正是这些价值观让读者觉得故事是真的并且值得接受。在林语堂的抗日战争故事中, 中国人民奋发图强、抵御外侮是主旋律;另一方面, 侵华日军的种种“令人难以想象、令人发指的暴行”, 更反衬出中国人民团结抗日的正义性。林语堂汇集新闻媒体“多方面的报道”, 进一步揭露日本侵略者的“野蛮、傲慢和不道德”, 指出“自从上帝创造人类以来, 没有一个民族或者国家曾经像日本对中国那样以如此之大的规模, 将一个邻国的人民无例外地置于一个更凶残、更傲慢、更冷酷、更下流、道德更败坏的统治之下”。 (23) 这就使得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更加值得同情和尊重。而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弱者通过磨难实现自强的故事主题, 正属于费希尔所谓“构成人类行为的理想基础”的重要价值观念, 能够为读者的接受提供充分的“好理由”。 (24) 同时, 故事的主角蒋介石的形象也负载了颇合美国人的价值观念的精神内涵, 即一位有缺点但有个性、有谋略、有担当的“民族英雄”, 正在带领他的同胞抵御邪恶的入侵者, 保卫自己的家园, 走向民族的新生。这一“救星”式的伟人形象, 完全符合美国文化中普遍存在的救世英雄的神话模式, 也与美国总统就是英雄的神话故事异曲同工, 因而有利于美国读者的接受和认同。需要说明的是, 林语堂塑造的这一蒋介石形象, 并非当时和现在的中国读者所能普遍接受和认同的。

一个精心讲述的、包含着正面价值观的好故事, 往往能够说服并感动读者, 从而构成读者的某种主张或行动的“好理由”。根据费希尔的“叙事理性”分析, 从故事本身的一致性与逼真性来看, 林语堂讲述的这个蒋介石领导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悲壮故事, 对于美国读者具有充分的说服力, 能够感染他们倾向于同情中国人民、支持中国抗战的道义立场。良好的叙事往往具有压倒性的力量, 甚至能够克服读者视野中存在的一些不和谐的因素, 比如当时美国的一些媒体对于中国社会和蒋介石本人的某些负面报道。整个故事的意义要比那些细枝末节的缺点重要得多, 它更便于读者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从而作出自己的选择和决定。普通读者也不会去深究作者所用的材料是否准确无误、提出的观点是否全面客观, 好故事本身往往比严格的逻辑论证更具有可信性和说服力。

林语堂在他的抗日故事中也旁敲侧击地表达了他对“美国的冷漠态度”的不满。 (25) 他把侵华日军比喻为“试图穿越戈壁沙漠”的“一辆新的Buick汽车”, 而为其提供加油服务的正是美国的加油站。他希望山姆大叔“停止为赢利销售汽油, 像新英格兰农夫那样, 拒绝与那些不考虑后果, 而将别人篱笆撞倒的人打交道”。 (26) 《新中国的诞生》出版两年以后, 日军偷袭珍珠港, 美国终于对日宣战。林语堂的抗日故事在此期间曾经产生多大的传播效果?虽然我们尚无确切的史料可资评估, 但是可以肯定地说, 作者通过策略性的叙事有效地达成了自己“为国家宣传”的目标。由于他的《吾国与吾民》 (1935) 、《生活的艺术》 (1937) 、《京华烟云》 (1939) 等英文名著在美国持续畅销, 林语堂已成为有史以来在美国影响最大的中国作家, 获得了“中国文化的代言人”、“非官方的中国大使”等美誉。 (27) 他的作品所具有的“宣传的力量”, 甚至使得“当时日本舆论界觉得他们没有一个林语堂这样的作家可以在世界上争取同情为憾事”。 (28) 根据美国记者伊罗生 (Harold Is aacs) 的调查研究, 在抗日战争期间, 中国成为美国人心目中“崛起的英雄”, 这也是美国的中国形象演变史上“惟一一段对中国人完全同情的印象支配着整个美中关系的时期”, 因而被称为“钦佩时代”。 (29) 在这个时代, 林语堂讲述的“新中国的诞生”的故事, 为美国人改变和加深对中国的认识、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发挥了不可忽略的积极作用。

摘要：本文运用费希尔的“叙事范式”分析林语堂笔下“新中国的诞生”的故事, 通过考察叙事中的“一致性”与“逼真性”, 指出这一精心讲述的好故事合乎美国读者的价值观, 为他们提供了同情、支持中国抗日战争的“好理由”。

关键词：林语堂,中国形象,叙事策略

参考文献

①Lin Yutang,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Enlarged Edi-tion) , New York:The John Day Company, 1939

②Lin Yutang, The Birth of a New China:A Personal Story ofthe Sino-Japanese War, New York:The John Day Company, 1939.本文所引《新中国的诞生》和《吾国与吾民》中的文字均为郝志东、沈益洪的译文, 出自二人合译的《中国人》 (学林出版社, 1994)

③Walter R.Fisher, Human Communication as Narration:Toward a Philosophy of Reason, Value, and Action, 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87:Part II-III, P.109

④⑤⑥⑦⑧⑨林语堂著, 郝志东、沈益洪译:《中国人》, 学林出版社, 1994:P.337～343, 343～391, 391～403, 16, 404～405, 11, 412, 374～377, 374, 354～359, 406～407, 412～413, 10, 416, 11～12, 8, 386, 392, 353～354

⑩费正清、费维恺主编, 刘敬坤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 (下卷)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P.520

塔奇曼著, 陆增平译:《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 商务印书馆, 1984:P.261、P.262

林太乙:《林语堂传》, 联经出版公司, 1989:P.155～212

徐訏:《追思林语堂先生》, 《传记文学》, 1978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