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犯罪新机制

打击犯罪新机制（精选12篇）

打击犯罪新机制 篇1

所谓打击“三种违法犯罪”行为是指打击非法贩卖加工病死动物、非法添加使用“瘦肉精”和注水注胶三种违法犯罪行为 (以下简称“三种违法犯罪”) 。“三种违法犯罪”行为造成的后果十分严重, 直接威胁广大人民群众的动物源性食品安全, 甚至危及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和社会稳定, 所以动物卫生监督部门必须加大监管力度, 千万不能搞形式主义, 要时刻保持对其打击的高压态势, 建立打击“三种违法犯罪”长效机制。笔者凭借多年从事基层动物卫生监督工作经验, 就现阶段严厉打击“三种违法犯罪专项整治工作简述如下。

1精心组织, 周密部署

为做好此项工作, 动物卫生监督部门必须高度重视, 真抓实干, 精心组织, 周密部署。首先要成立打击“三种违法犯罪”领导小组、制定打击“三种违法犯罪”实施方案, 确保专项整治工作顺利开展。各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设立公开举报电话, 指定专人负责受理举报登记, 使举报信息得到处理落实, 对举报情况经调查取证属实的要按国家规定给予举报个人奖励。组织辖区内的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人员与村防疫员密切配合, 对区域内的养殖、屠宰、贮藏、流通等环节进行排查监督, 防止畜禽产品流入市场和餐桌, 保证百姓食肉安全。同时对监督检查人员严格执行责任追究制和问责制, 保证工作扎实有效进行。

2广泛宣传, 做到家喻户晓

基层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在各自辖区内广泛宣传, 采取悬挂横幅、现场发放宣传单、现场讲解、地方媒体报道等方式向社会宣传“三种违法犯罪”行为对公共卫生安全严重的危害, 让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到打击“三种违法犯罪”专项整治中来。在辖区内大力宣传国家对饲养环节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的补贴政策, 宣传非法处置病死动物及其产品的法律责任。

3全面开展饲养、屠宰、流通等环节的监管

3.1对饲养场 (户) 监管充分调动各村防疫员积极性, 加大对所辖村内的饲养畜禽存栏、出栏、病死数量核查核对力度, 落实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制度, 确保病死动物不出场、不出村, 使饲养场 (户) 明确不仅储藏、加工、经营、运输病死动物及其产品是违法行为, 乱抛乱弃病死及死因不明动物也是违法行为, 也一样要负法律责任。同时动物卫生监督部门与饲养场 (户) 签订不使用“瘦肉精”、不出售病死动物和不乱抛乱弃病死动物承诺书。

3.2对屠宰场 (点) 监管定点屠宰场 (点) 检疫监督执法人员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畜禽屠宰检疫规程》等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 严把动物“宰前检疫监督查验关, 宰后检疫监督处理关”。严禁无免疫标识、无检疫证明、无未使用“瘦肉精”保证书或“瘦肉精”检测报告的动物准宰;严禁不合格动物产品出场, 监督屠宰场 (点) 对病死动物和检疫检验不合格动物产品切实进行无害化处理。

3.3对动物卫生监督检查站监管强化动物卫生监督检查站的屏障作用, 严格执行24h值班制度, 详实登记运载动物及其产品的车辆, 查证验物, 严格消毒, 使“三种违法犯罪”行为的车辆出不去、进不来, 发现一起、处理一起。

3.4对农贸市场、超市监管规范市场、超市经营业主自觉守法意识与合法经营理念, 健全动物及其产品市场交易档案记录, 严格实行动物及其产品凭检疫证明、验讫标志入市制度, 严禁未经检疫和检疫不合格的动物及其产品入市销售, 同时加大日常巡查频次和力度。

3.5对乱抛乱弃场所监管定期巡查交通道路两侧、河道、沟壑周边等处, 若发现乱抛乱弃的病死畜禽, 要及时进行无害化处理。

4进一步强化部门联动机制

动物卫生监督执法与新闻媒体、公安、工商、卫生等部门联合办案, 形成合力, 从重从严打击“三种违法犯罪”行为, 保证动物源性食品安全。

打击犯罪新机制 篇2

为切实加强对打击经济违法犯罪工作的协调指导，保障和促进经济建设，有效推动“平安达州”战略的顺利实施，现就建立达州市打击经济犯罪协调会商机制（以下简称协调会商机制）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一、协调会商机制的性质和目的

协调会商机制是在市政府的组织和协调下，加强各部门在防范和打击经济犯罪工作中协调配合的载体。目的是在正常的司法制度和工作程序基础上增强合力，逐步形成完整的监督、防范、侦破、审判体系，建立预防和打击经济犯罪部门间协作长效机制。

二、协调会商机制的工作原则

（一）统一领导，密切配合的原则。在市委、市政府统一领导下，协调会商机制各成员单位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形成防范、打击经济犯罪的整体合力。

（二）信息主导，预防为先的原则。加强对经济违法犯罪活动信息的分析和预警，有效预防重大经济犯罪发生，最大限度地减少经济犯罪活动对国家、集体和个人财产造成的损失，减轻对经济安全带来的危害。

（三）强化监督，严格执法的原则。加强对行政处罚和经济犯罪侦查工作的全面监督，确保及时依法查处各类经济犯罪活动。

三、协调会商机制的主要任务

（一）对预防和打击经济犯罪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重要事项、重点案件进行会商，建立信息灵通、反应迅速、协调有效、打击有力的协作机制，确保各部门协调行动，形成工作合力。

（二）及时沟通各部门间有关预防、打击经济犯罪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重大案件的相关信息，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法律、政策问题，全面提升工作的主动性和效率。

（三）提高对经济领域重大、突发经济违法犯罪案件的应急处理能力和水平，协助处置发生在全市的由经济违法犯罪活动引起的、影响社会稳定的各类群体性事件，及时有效地控制涉案人员和资金，获取相关证据，为依法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创造条件。

（四）健全案件移送机制。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办公室、公安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行政执法机关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工作联系的意见》，不断建立完善经济违法犯罪案件相互移送机制。

（五）逐步实现信息共享。逐步实现对公司、企业工商注册登记、纳税信息资料、行政处罚信息资料等行政执法机关信息管理系统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监察机关的信息联网共享，为及时获取经济犯罪情报、侦查破案和加强对不良信誉企业、个人和中介组织的监管创造条件。

（六）提供专业鉴定与培训。充分发挥各部门的专业优势，为查处经济违法犯罪案件及时提供鉴定、协查等方面的专业支持和协助。不定期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专业知识技能培训活动。

（七）分析经济安全形势。根据国家、省经济工作总体方针、政策，结合我市实际，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战略高度，定期分析经济违法犯罪的特点和规律，提出全市防范、打击经济犯罪的方针、对策，研究落实具体措施。

（八）加大对打击经济犯罪侦查工作的投入，对办案经费予以全额保障，做到对经侦、审判工作保障有力，为有效打击经济犯罪提供坚强后盾。

四、协调会商机制成员单位及职责

协调会商机制由市政府分管公安工作的副市长任组长，成员单位由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市中级法院、市监察局、市财政局、市审计局、市国税局、市地税局、市工商局、市质监局、市知识产权局、市商务局、市国资委、市国土资源局、市规划和建设局、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市新闻出版局、人民银行达州市中心支行、达州银监分局等单位组成（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增加相关单位）。市公安局为协调会商机制牵头单位。各成员单位主要职责：

市公安局：对成员单位通报的重大经济犯罪线索部署开展调查和立案审查，对可能潜逃的涉案人员或可能向境外转移的涉案资金，落实控制措施；及时向有关行政执法部门移送违法、违规线索；向成员单位通报在侦查经济犯罪案件中发现的行政执法和经济管理方面的制度缺陷和管理漏洞等，提出完善意见和建议；做好协调会商机制的相关日常工作。

市检察院：审查批捕起诉经济犯罪案件；监督涉嫌经济犯罪案件的移送和立案侦查工作；研究有关查办经济犯罪案件适用法律问题。

市中级法院：审理裁判经济犯罪案件；指导、监督基层人民法院审理裁判经济犯罪案件工作，确保审判经济犯罪案件的公平公正；研究办理经济犯罪案件有关适用法律问题。

市监察局：对在监察工作中发现涉嫌经济犯罪案件线索与公安、检察机关沟通会商，及时移送公安、检察机关查处，并依法做好相应工作。

市财政局：对在财政监督工作中发现的涉嫌经济犯罪案件线索与公安、检察机关沟通会商，及时移送司法机关查处，协助做好查办案件工作；保障办案经费。

市审计局：对在审计工作中发现的涉嫌经济犯罪案件线索与公安、检察机关沟通会商，及时移送司法机关查处，协助司法机关做好查办案件相关工作。

市国税局：组织涉税违法案件的查处，通报税务违法案件查处情况；对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配合做好案件查办工作。

市地税局：组织涉税违法案件的查处，通报税务违法案件查处情况；对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配合做好案件查办工作。

市工商局：协调在预防和打击经济犯罪工作中涉及公平交易、市场监管、企业和个人登记注册管理有关工作；参与加强对投资领域资金活动的监测和对经济犯罪活动频发领域、区域的管理工作；通报全市涉及违反企业登记管理、商标管理、广告管理、市场管理、不正当竞争及传销等违法经营行为的查处情况；对涉嫌经济犯罪的案件和线索，及时移送司法机关，配合做好案件查办工作。

市质监局：通报违反产品质量、计量、标准化等法律、法规、规章等行为查处情况；对涉嫌经济犯罪的案件和线索及时移送司法机关，配合做好相关调查取证工作。

市知识产权局：通报全市侵犯知识产权违法行为查处情况；对执法工作中发现的涉嫌犯罪案件和线索，及时移送司法机关，配合做好相关调查取证工作。

市商务局：对发现商业贸易领域的犯罪案件和线索及时移送司法机关，配合做好商业领域犯罪案件查办工作。

市国资委：对发现在国有资产管理、企业改制和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中的涉嫌犯罪案件和线索负责与司法机关进行沟通会商、移送，配合做好查处工作。

市国土资源局：对在国土资源行政管理工作中发现的涉嫌犯罪案件和线索，及时移送司法机关查处，配合做好相关案件查办工作。

市规划和建设局：对在建设行政监管工作中发现涉嫌犯罪的案件和线索及时移送司法机关查处，配合做好相关案件查办工作。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在食品药品监管工作中发现的涉嫌犯罪案件和线索及时移送司法机关查处，配合做好相关案件查办工作。

市新闻出版局：对在新闻出版监管工作中发现的涉嫌犯罪案件和线索及时移送司法机关查处，配合做好相关案件查办工作。

达州银监分局：通报市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违法案件总体情况和重大案件查处进程，提出需要协商的重大问题、重要事项和重点案件；制定银行业突发事件处置预案；协调商业银行配合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开展对金融违法犯罪案件的查处工作；根据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办案需求，及时出具或报送上级部门出具金融案件相关行政认定和意见；研究防范、监督、查处金融违法犯罪活动的工作机制，不断提高对各类重大、突发案件的综合处置能力。

人民银行达州市中心支行：通报可疑资金交易线索；配合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防范和打击涉及现金管理、外汇管理、黄金市场管理、反假币、银行卡管理等方面的违法犯罪活动；根据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办案需求，及时提供金融案件相关业务咨询；依法协助公安机关对涉嫌犯罪的人员和企业帐户予以查询。

协调会商机制办公室设在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主要职责是：负责筹备召开协调会商机制成员单位负责人会议和业务部门负责人会议，编写印发《会议纪要》，督促落实会议作出的各项决定；编写《打击经济犯罪协调会商机制重要信息》，反映各成员单位在工作中发现的影响或者可能影响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信息、重大经济犯罪案件和线索，分析、研判伴随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和重大经济改革政策出台可能出现的经济犯罪活动，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各成员单位分别确定一名联络员，方便工作衔接。

四、协调会商机制工作规则

（一）成员单位负责人会议

每年召开1—2次协调会商机制成员单位负责人会议，请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主要任务：通报和交流经济领域重大经济违法犯罪情况和重要信息；研究解决预防、打击经济犯罪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讨论、通过预防、打击经济犯罪的方针、对策和重大措施；完善预防和打击经济犯罪的监督、防范、侦破体系；会商其他需要协调机制成员单位研究解决的事项。

（二）部分成员单位负责人会议

根据具体工作需要，召开部分成员单位负责人和地方政府主管部门负责人临时会议，针对具体事项进行商讨、沟通和研究，提出工作建议。会议主要任务：及时沟通和传递涉嫌经济犯罪的苗头性信息和案件线索，强化案件初始阶段的防控工作，部署、落实对有关人员和资金的调查、控制等相关措施，提出工作建议，向市委、市政府领导同志报告；协调、督办市委、市政府领导同志交办案件的侦办工作，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掌握案件侦办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协调解决办案中遇到的突出问题。

临时会议由协调会商机制牵头单位召集。涉及部门少的个别事项，对口单位负责人可自行沟通协商。

（三）成员单位业务部门负责人会议

原则上每季度召开1次成员单位业务部门负责人会议，由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召集，成员单位业务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的主要任务：处置重大经济犯罪案件；协调防范打击经济犯罪的有关工作；研究分析重要经济违法犯罪情报信息；研究制定经济违法犯罪突发事件应急工作具体预案；研究布置成员单位负责人会议交办的有关工作。

参加会商的各成员单位业务部门负责人相对固定，并作为成员单位处理经济领域重大、突出经济违法犯罪案件的第一联系人。

（四）派驻联络员

国家秘密类犯罪侦查协作机制研究 篇3

关键词：国家秘密；侦查协作；机制构建

近年来，伴随着世界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涉及国家秘密类犯罪案件多发，而且多为大要案。本文试图通过对现有的侦查协作机制及各侦查部门对国家秘密犯罪的侦查工作现状进行调研分析，揭示国家秘密犯罪侦查协作机制的价值和意义，以期能够构建一种新的国家秘密犯罪侦查协作机制，服务侦查实践。

国家秘密犯罪并非刑法意义上的法律术语，而是司法实务部门和理论工作者提出的一个概念。本文中的国家秘密犯罪特指涉及国家秘密类的犯罪，包括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非法持有国家绝密、机密文件、资料、物品罪、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还包括由军队保卫部门管辖的非法获取军事秘密罪，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军事秘密罪，故意泄露军事秘密罪，过失泄露军事秘密罪。由于国家秘密犯罪由几个侦查部门各自负责，为了有效打击犯罪，切实保护国家秘密，必须构建一种国家秘密犯罪侦查协作机制，通过不同侦查部门之间的联系沟通，扩大案件来源，提高对各类涉及国家秘密犯罪的有效打击。

笔者认为国家秘密类犯罪侦查协作机制应由以下几个小机制搭建而成，其中包括信息共享机制、线索和案件移送机制、联合办案机制，简称IRJ机制。

一、国家秘密类犯罪的信息共享机制

信息共享机制是指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在充分发挥各自职能作用的基础上，建立情况信息通报制度，并在加强保密工作的前提下，在各自独立范畴之外搭建一个共享数据平台，为迅速查询提供了便利，消除信息孤岛现象，在今后实践中逐步实现各单位部分信息联网共享，做到信息共享、密切合作。

信息共享机制构建首先需要做好信息整合，要坚持整合集成的原则，以需求为导向，以应用为核心，当前条件下可以建立一个涉及国家秘密类犯罪案件不同侦查机关之间的静态数据库，该数据库可以每月更新一次各侦查单位之间关于涉及国家秘密类犯罪的线索、案件情况，各单位互相交换数据，并提出评估意见，从而确保涉案信息不流失，努力形成一整套完善的信息共享体系。其次要坚持对所交换信息中关联线索及时收集、分类、管理，指派专人对线索进行及时评估、分流、反馈，使线索流转更加顺畅迅捷，在最短的时间内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更好地为一线侦查办案服务。最后要加强线索初查研判，各侦查单位定期对双方收集的线索进行互通，并在筛选的基础上，共同对重大线索从初查方向、安全防范、办案效果和成案可能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评判，形成线索初查研判的良好机制。

二、国家秘密类犯罪的线索和案件移送问题

线索和案件移送机制是指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等各侦查机关在依法查处涉及国家秘密类违法行为过程中，或者在双方就相关问题信息共享中的线索初查研判阶段中，或者是各侦查机关在对案件侦查过程中出现了其他情况，发现违法事实涉嫌构成犯罪，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責任，却不属于本部门管辖的案件，在沟通协商的基础上，将线索或案件及时移送有管辖权部门继续初查或侦查的机制。

该机制的构建分为线索移送机制和案件移送机制两个部分，其中大体包含如下内容一是明确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职责和程序。最先接到线索或开展侦查的机关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批准移送或者不批推移送决定，应妥善保存所收集的证据，对需要进行检验、鉴定的涉案物品应当由法定机构检验、鉴定，并出具检验报告或鉴定结论；可以对受案机关不予立案的决定提出复议。二是明确受移送机关接受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职责和程序。首先，受案机关对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应履行规定的接受手续，并在规定的期限内开展审查，如认为有犯罪事实的应及时通知移送机关。其次，对于随案移送的证据，受案机关应履行相应的接收手续，并妥善保管。再次，受案机关对于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依法不予立案的应当说明理由，在规定的期限内将材料退回，并报移送机关备案。三是明确依法监督的职责和程序。应对不予立案的决定依法进行监督，及时跟踪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对立案后久侦不决的案件加强督促。

三、国家秘密类犯罪联合办案机制

国家秘密类犯罪联合办案机制，是指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在现行法律制度下和现行管理体制框架内，为了侦查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侦查的整体效力，实现侦查工作顺利开展，建立的以各单位侦查力量为基础，以侦查合作为助力，以共同办案为组织形式，对涉及国家秘密类犯罪案件实现侦查工作统一组织和指挥、侦查力量和侦察装备统一调度、各侦查机关密切侦查协作的办案方式。现存的办案模式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不适合日益严峻的国家秘密类犯罪发案形式，有必要做出相应的改进，建立一种常态化的联合办案模式。

搭建国家秘密类犯罪的联合办案的工作机制，要求各侦查机关打破工作界线，建立符合现行执法与司法要求，安全性高、实用性强、跨部门、跨平台的协同工作机制。该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互设联络员，负责收集、整理本部门有关案件查处的信息资料，主要负责对于侦查办案中的具体问题沟通协调和配合。二是开展学习交流。通过举办业务座谈、工作经验交流、法律法规学习、执法知识培训，相互学习业务知识、技能，不断总结办案经验，提高执法水平，增进相互间的理解、信任。三是侦查力量配合。要充分发挥组织协调方面的优势，利用侦查手段和技术上的优势，开展外围排查工作。

每一个国家秘密案件背后都是对政府权威的挑战，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对人民福祉的践踏，为此各侦查单位身为肩负重任的一员，有必要立足各自职责，充分协调配合，努力实现国家秘密类犯罪侦查协作机制的常态化，有效化运行，使之成为守卫国家秘密的一面神盾。

浅论腐败犯罪的防控机制 篇4

腐败犯罪的共同特征, 是公职人员对其职务要求的公正性和廉洁性的严重破坏。从犯罪学的角度看, 犯罪行为是由具有犯罪人人格特征的个体在特定情境中实施的最终被证实判定的危害行为。罪前情景, 是个体所面临的直接促使其形成犯罪动机和将这种动机转化为侵害行为的外在形式;社会反应, 是腐败犯罪行为实现的得以实施, 面对不同的社会反应, 对腐败犯罪人的需要、动机、人格将产生不同的影响, 面对消极的社会反应, 腐败犯罪人的需要、动机、人格将得到强化和升级。

一、腐败犯罪行为生成机制

在不良的人生观和腐朽的权力观的指引下, 腐败犯罪人的权力欲和物质欲不断扩张, 并受到外界不良因素不断刺激, 产生以权谋私、滥用职权的行为动机, 以便满足其权力欲和物质欲。

二、腐败犯罪的控制

针对上述腐败犯罪的生成要素, 对腐败犯罪的控制体系应当分为三个子系统:

(一) 动力控制系统

动力控制系统, 主要针对腐败犯罪人格因素进行控制。腐败犯罪的动机来源于腐败犯罪人的需要, 而个体的世界观、价值观决定着一个人总的思想倾向。腐败犯罪人与社会对立的需要来源于错误的世界观。

1.预设好适应市场经济的新公职人员的价值观, 必须要具备科学性和可行性, 例如通过强化和细化社会主义荣辱观等方式, 建立与公职人员身份和工作职责相匹配的社会道德和价值观体系。

2.完善公职人员选拔任用、考核和罢免制度, 主要通过干部选拔机制的透明化、拓宽干部人才选拔渠道、建立干部责任考评与惩处机制、完善干部任免机制等方面, 从根本上提升公职人员整体素质。

3.完善对公职人员的教育工作, 主要是针对公职人员在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的培养教育以及对其在职业道德方面上的教育和培养。

(二) 情景控制系统

情景控制系统, 是围绕腐败犯罪罪前情景因素进行控制的系统。国家作为腐败犯罪的被害人, 其自身存在的诱发腐败犯罪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刺激因素主要归根于权力在各个机关组织得不到有效的监督。

1.权责明确, 即要逐步实现权力与责任相统一的法治原则, 通过责任划定权力的范围, 对权力行使进行制约, 从而使权力正当化、合法化。一旦权力超出了界限, 责任将成为对权力越界的一种惩戒。

2.权力监督, 是从外部制约权力异化而导致腐败的重要途径。首先, 要强化领导干部权力观教育, 充分发挥党内制约与监督职能。其次, 要构建结构合理的权力制约体制, 健全完善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 规范权力运作。再次, 改革现行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

3.健全法制机制, 以法制制约权力。健全法制机制, 是保证权力制约与制衡有法可依的前提。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 具体规范和明确各制约监督主体的地位、职责、权限等。加快权力监督的立法进程, 修改不再适应当前形势的权力制约法律规范, 确保权力监督能公开、公平、公正、高效地进行。

(三) 评价控制系统

评价控制系统, 即指在立法层面、司法层面及社会舆论层面对腐败犯罪行为做出的具有评价性质意义的社会反应体系。

1.完善腐败犯罪立法。从规范腐败犯罪主体、调整并适当扩充腐败犯罪罪名、细化腐败犯罪量刑幅度等方面完善现行关于腐败犯罪的法律法规, 真正体现从立法上从严打击的政策导向。

2.健全检察制度。首先, 要强化检察机关的独立地位。其次, 要健全有利收集打击职务犯罪信息的证据制度。通过采取保障证人的人身、财产安全, 消除其对出庭作证的思想顾虑。再次, 还要强化对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3.发挥社会舆论功能。社会公众主要是通过社会舆论的作用对实施腐败犯罪的犯罪人的进行否定性评价, 并且这种否定性评价足以造成犯罪人的高度心理压力, 从而使潜在犯罪人望而却步。大众传播媒介在任何时刻都应该是判断真与假、现实与虚幻、重要与琐碎的权威。

腐败犯罪是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犯罪现象, 是社会发展、强国富民的大敌。我们一定要在大力度打击惩治腐败犯罪的同时, 建立健全国家对腐败犯罪的防控体系, 还百姓一个良好的社会风气和一个积极健康的政府形象!

参考文献

打击商标侵权,建立维权机制 篇5

制止不法侵害，维护企业合法权益，有三种维权途径：一是申请工商行政执法。针对打击点多面广、战线过长的侵权行为，工商部门的行政执法，是最有效的法律维权手段；二是公告警示，包括媒体造势、送达法律文书等，除了使侵权人自觉停止侵害行为外，还可起到正面宣传企业形象、营造打击声势、展示整治成果以及震慑侵权人、警示社会等综合作用。这是最低成本的整治手段；三是法律诉讼。诉讼方式的优点在于整治力度大，并可提出索赔请求。

更应加大商标、标识的维权力度，建立健全商标、标识维权的长效机制，重点是发挥好４个方面的监督作用，即：

1、工商行政机关的政府监督作用。加强与工商部门的沟通联系，工商部门通过受理投诉或直接处罚侵权加油站，实现政府层面上的监督管理。

2、新闻媒体和公众的舆论监督作用。通过各种媒体大力宣传中国石油特有的标志标识和企业核心经营管理理念，向社会公布侵权举报电话，建立有奖举报机制，让消费者很容易地识别真假中国石油，鼓励媒体和公众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3、律师和司法机关的法制监督作用。通过与司法机关和律师界建立良好关系，对侵权案件中的疑难问题寻求有利的法律支持。

论金融犯罪案件的特点及控制机制 篇6

关键词：金融；金融犯罪；防范对策

金融犯罪，指发生在金融活动过程中的，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诸如洗钱、金融诈骗等均是我们日常生活里所熟悉的金融犯罪类型。

一、金融犯罪案件的特点

1.行业性

不论从银行、证券还是保险业，金融犯罪案件的实施都与犯罪行为行使人的执业能力与专业知识水平等密切挂钩，所以，金融犯罪一般都是行业性的犯罪，只有了解金融行业运行机制，金融程序实施过程的人才有能力进行金融犯罪。

如2004年发生的“德恒证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涉案金额208.89亿）、2005年发生的中行“黑龙江河松街支行特大诈骗案”（涉案金额10亿），2010年发生的“齐鲁银行金融诈骗案”（涉案金额101亿元，其中涉嫌诈骗银行100亿元，涉嫌诈骗企业1.3亿元）等等。这些案件基本上都是发生在金融行业及其衍生产业之中，具有极强的行业性。

2.复杂性

金融行业无论是集团犯罪还是个体犯罪，涉案金额巨大，牵涉人员也较为广泛，同时，金融犯罪涉及到很多高新技术领域，所以其犯罪案件往往较为复杂，难以甄别。

从2010年发生的“齐鲁银行金融诈骗案”，具体为上海全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肖洁的妻子刘济源涉嫌贷款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票据诈骗罪和诈骗罪，同时牵涉多家银行及多个国企高管。从该案件的涉及罪状及涉案人员之众就可以看出金融犯罪案件极其复杂。

3.隐蔽性

金融机构的犯罪多发于内部，就如中行黑龙江河松街支行诈骗案一样，当地中国银行的用户一直没有对自己的资金产生危机有任何的预见，直到行长潜逃，事情败露之后才发现，而以上提到的非法吸收公款以及信用卡诈骗等案件都是在资金巨额流失之后才被发现。再加上金融犯罪案件作案手法通常较为高明，而且内外勾结，便导致此类犯罪案件较为隐蔽，难以被发现。

4.持续高发性

随着国家对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步伐不断加快，金融市场的各种机制以及法律法规势必会有一个磨合阶段，而这个磨合阶段正好符合金融犯罪人员的心理，也正是他们犯罪的良好时机，在2012年，仅上海市检查机关就起诉金融领域犯罪多达六千多人，同比增长率是百分值四百一十八点五，这样直线式的上升数值不难看出，我国金融犯罪案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持续性和高发性。

5.手段层出不穷

从如今金融犯罪的手段来看，由于金融行业的不断发展，金融领域的犯罪也从利用银行、企业之间的票据结算、支付手段从事诈骗犯罪开始，发展到伪造、变造银行票据的犯罪；伪造银行信用卡的犯罪；利用证券、期货交易进行的犯罪；在保险业、运输业中的犯罪；利用假海关单据進行的外汇方面的犯罪；运用信用证结算手段从事的多种形式的犯罪乃至影响广大群众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非法集资的犯罪等等。再加上各种新型金融业务也是花样翻新，而犯罪分子往往能够抓住人们对相关业务不甚熟悉的特点，抓住时机，实施犯罪。

而且随着新型金融业务的发生，利用支付宝、财付通等新型支付工具的网络犯罪日趋增加，网络犯罪由于其形式多样化，手段的智能型以及犯罪成本低廉，已经受到广大金融犯罪分子的青睐。现在的金融市场信息存储、处理等都依靠网络手段实现，而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又能帮助犯罪分子隐藏真实身份，降低被追查到的风险，致使其在作案手段的首选就是网络。

“舜地企业集团”自2007年5月至2011年3月，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33.3亿余元，数额巨大，而这家公司居然未进行过登记注册，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由此可以看出，金融犯罪手段多种多样，公众也是防不胜防。

尽管现在的金融犯罪案件层出不穷，花样翻新，但是，金融犯罪的犯罪成本和收益相比，使很多人蠢蠢欲动，国家对金融案件的出发力度远远不能掩盖住其带来的巨额收益。再加上，金融犯罪的手段日益先进，致使司法机关或者行业内部都很难对其有一个合理合法的处置依据。另外，行业内部监管力度不够以及没有相应的处罚条文也不利于对金融犯罪案件的处理。

二、加强金融行业内部控制机制

1.加强金融领域各个行业的内部管理

由于行业的内部监管力度不够，规章制度不明确，使得金融案件的犯罪人员多产生于行业自身，具有很强的行业性，所以加强金融领域行业的内部管理十分必要。

第一，制定行业相关规章制度。各个金融领域行业需要针对金融政策的薄弱之处并结合自身的行业特点制定出符合自身企业的行业行规以及内部规章制度。第二，实行岗位责任制。金融机构的各个岗位各司其职，加强岗位职责的考核力度，有助于实现金融行业自身内部管理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并能够在发生事故时最快的找到责任人。第三，实施重点控制。金融机构部分岗位以及人员职位容易产生犯罪倾向，对于这部分岗位以及人员需要实行监督控制，以在其萌发犯罪心理或者无法抵制诱惑时即是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制止，并能通过相应的监控使其更加自律，不敢轻易做出不法之举。第四，可实施分权管控。由于权力的过分集中会导致权力行使人滥用职权，欲望膨胀，最终引发其走向犯罪道路，所以对于金融机构的重要部门等领域应该注重分权制度，以达到权力的相互制衡。

2.建立金融机构内部的安全预警系统

金融机构应与稽查部门配合，共同建立预警机制系统，早日发现内部存在漏洞，并及时弥补，以免造成损失之后无法追回。建立安全预警系统有助于金融机构实时掌握机构本身的动向，对可能发生的情况作出预警，对已经发生的情况及早分析处理。

3.加强员工的职业道德培训与法制意识的提高

归根结底，犯罪的主体是人，犯罪的根源来自于人内心欲望的召唤。只有将机构自身的员工的职业道德操守提升，增强员工的法律意识，从根本上杜绝其犯罪心理的产生，才是最为有效的防范金融犯罪案件发生的方法。

职务犯罪侦防一体化机制研究 篇7

预防业务与其他检察业务相比, 既有自身发展的特点和规律, 又蕴含于检察机关各业务之中, 因此, 必须立足于法律监督整体职能优势来开展。但从近年来检察机关的实践来看, 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并没有充分发挥出这一优势。

(一) 重查处、轻预防

从办案实践分析来看, 侦查部门对个案预防基本置之不理, 只把精力集中在案件的查处上, 个案预防流于表面和形式, 应付考核, 导致侦查人员丧失个案预防的主体地位。

(二) 信息共享不及时、缺乏协调

侦查人员因为案件保密的需要, 往往不愿意将案件查处情况及时通报给预防部门, 造成预防部门不能及时梳理出针对案发行业领域职务犯罪的预防方案。

二、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防一体化的实践与弊端

(一) 各地检察机关侦防一体化的实践探索

近年来, 各地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侦防一体化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 笔者查阅了一些资料, 总体来说有以下几种模式:一是将预防部归入侦查部门, 随案跟进预防;二是侦查部门和预防部门相互融合, 共同实施侦查和预防职务犯罪;三是侦查和预防部门虽然相互独立, 但预防部门可以介入侦查部门的侦查工作, 从而开展预防。以上三种模式虽然在具体操作中有所不同, 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侦查部门与预防部门的工作联动和协调配合, 取得了良好的工作效果。

(二) 侦防一体化实践中存在的弊端

1. 管理层重视程度不高

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部分检察院侦查部门和预防部门确定不同的分管领导, 导致侦查部门和预防部门的工作不能统一指挥、统一调度、统一协调。

2. 检察职能的配置不合理

主要表现在没有赋予预防部门明确的介入权。

3. 制度执行不到位

各地检察院制定类似《侦防一体化实施办法》等制度的不在少数, 但在实践中多数不能按规定执行, 存在使制度成为一纸空文的现象。

三、新形势下职务犯罪侦防一体化机制的构建

(一) 优化检察职能配置

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必须紧紧围绕侦查职能和侦查成果, 因此有必要优化检察职能配置, 从而使预防工作在广泛、丰富的社会大舞台中实现职能的延伸和效果的提升。

(二) 完善侦防一体化制度

1. 确定应遵循的原则

侦防一体化应当遵循以下原则:资源整合、协调配合原则;分工负责、各司其职原则;提高效率、注重效能原则;严格管理、保守秘密原则。

2. 明确职责分工

反贪污贿赂、渎职侵权检察部门在职务犯罪预防上负有以下职责:在初查、侦查职务犯罪案件中, 向犯罪嫌疑人、证人、知情人、犯罪嫌疑人家属等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在初查、侦查职务犯罪案件中, 开展个案预防工作, 分析研究发案原因、特点、规律和手段, 针对发案单位管理和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 提出检察建议, 帮助发案单位建章立制, 堵塞漏洞;结合查办案件, 以案释法, 进行警示教育和法制教育;及时向职务犯罪预防部门通报职务犯罪案件发案信息及有关情况, 协助职务犯罪预防部门开展专项调研和专项预防活动。

3. 建立信息通报制度

侦查和预防部门之间信息通报工作由专人负责, 本部门负责人签署意见, 主管检察长同意。侦查部门向预防部门移送或通报的事项主要包括:对初查未立案侦查的案件, 确有开展预防必要的, 经主管检察长同意应及时将有关案件材料抄送预防部门;决定立案侦查的案件, 侦查部门在案件立案后5日内, 应当通知预防部门介入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 并将立案决定书抄送预防部门, 侦查终结后15日内将案件侦查终结报告抄送预防部门;对于受理、查办案件的综合分析情况、专项工作动态、结合查办案件开展预防工作情况等资料及时向预防部门通报;对于有重大影响的职务犯罪案件, 在判决生效后, 经主管检察长批准, 预防部门可以借阅案件的副卷材料, 侦查部门应及时协助。预防部门向侦查部门移送或通报的事项主要包括:通过预防调查发现的犯罪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应当形成书面材料, 及时通报给侦查部门;开展预防工作的综合情况、职务犯罪状况、动态趋势等分析报告应当及时通报给侦查部门。

(三) 建立案件线索处置机制

1.认真分析筛选, 提高成案率

职务犯罪案件线索应当是反映犯罪事实脉络或者具有侦查头绪的信息资料。反映犯罪事实脉络越清晰、头绪越多的案件线索其可查性和成案可能性越高。预防部门收到的案件线索一般可查性和成案率都比较高。但其中也有一些属于重复举报和多年缠讼的来信、来访, 或者是不属于职务犯罪的其他问题。如果不加分析的一概而论, 统统移交给举报中心, 不仅可能使具有重要价值的案件线索被延误, 错过有利的侦查时机, 还可能让那些侦查价值不大的案件线索占用侦查环节宝贵的人力和物力。所以, 预防部门发现案件线索, 并不是简单的直接向有关部门移送, 而是首先对案件线索进行初步分析挑选, 再分别不同情况进行处理, 以提高所移送案件线索的成案率, 达到充分利用预防资源, 减少或者避免浪费侦查资源的效果, 实践中分情况, 采取不同的操作方法和移送程序进行处理:

对于具有可查性的案件线索, 预防部门在分析筛选的过程中, 一般都要尽可能的进行一些简单的调查了解, 进一步丰富案件线索, 分清轻重缓急, 然后提出移送意见。经检察长或主管预防的副检察长审批之后再转举报中心或侦查部门处理。其中, 对于一般案件建议移送举报中心, 对于重大或者情况紧急的案件建议直接移送侦查部门, 同时向举报中心备案。

对于举报不详、可查性不大的重复举报、来信、来访, 由预防部门登记, 处长、科长直接批转控告申诉部门或举报中心。把这些材料按职能分工, 及时分流, 让有关部门进行处理, 以免不必要的占用预防部门的工作精力。

2.适度初查部分案件线索

预防部门一般不介入案件初查活动, 但是对有些案件线索, 预防部门能够借助开展预防活动的有利条件进行初查, 而且有利于预防部门及早掌握预防单位管理情况, 便于开展预防活动, 预防部门在经过检察长批准之后进行初查, 同时向举报中心备案。完成初查之后, 具备立案条件的再经检察长批准, 直接向侦查部门移送。

(四) 构筑检察内部监督机制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职务犯罪侦查和预防都蕴涵着法律监督价值, 职务犯罪侦防一体化机制的构建是为了更好的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制定制度、线索处置、预防调查、预防介入等都是构建职务犯罪侦防一体化的具体措施, 但在具体实施侦防一体化的实践中往往由于内部监督的缺失, 致使出现诸如制度执行不到位、线索处置不合理等方面的问题。因此, 有必要专门针对侦防一体化的实施建立检察内部监督机制。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领导小组在统一领导侦防一体化工作的同时, 有必要对制度执行、线索处置等进行内部监督, 监督工作具体落实到个案、案件承办人和专门负责人。

摘要：职务犯罪侦防一体化是近年来检察机关开展预防职务犯罪的新尝试, 检察机关反贪、反渎部门职务犯罪侦查、预防的最终目的是控制犯罪, 以达到减少、控制腐败的效果。当前, 职务犯罪日趋呈现专业性和隐蔽性的特点, 为达到反腐败的良好效果, 需要侦查部门与预防部门的紧密对接, 使检察机关的预防工作纳入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总体部署。文章对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防一体化的必要性、实践弊端, 侦防一体化机制的构建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职务犯罪,侦防一体化,制度,机制

参考文献

[1]章元珍.构建侦查一体化机制的思考[J].法制与经济, 2008.

打击犯罪新机制 篇8

一、当前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现状

近年来, 检察机关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从起步到逐渐展开, 应当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如预防机构的设立、预防人员的专业化、各具特色的经验做法等等。然而, 检察机关在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过程中, 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开展。目前, 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 重打击, 轻预防

近年来, 检察机关打击职务犯罪取得了辉煌成就。2003~2007年, 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179696件、209487人, 立案侦查贪污受贿十万元以上、挪用公款百万元以上案件35255件, 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13929人 (其中厅局级930人、省部级以上35人) , 追缴赃款赃物244.8亿多元。在严厉打击之下, 胡长清、成克杰、王怀忠、郑筱萸等一大批高官纷纷落马。和打击职务犯罪相比, 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力度则稍显不足。一方面, 从部门人数作比较, 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部门和渎职侵权犯罪侦查部门的人员要远远多于职务犯罪预防部门的人员, 据了解, 人员比例约为10∶1;另一方面, 从部门级别来看, 全国检察机关大部分反贪污贿赂部门和渎职侵权犯罪侦查部门已升格, 普遍要比职务犯罪预防部门的级别高半级。这都反映出预防职务犯罪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关注。

(二) 重自身预防, 轻整体预防

实践中, 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往往从自身出发, 以自我为中心开展预防工作。实际上, 在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中, 唱重头戏的不仅仅是检察机关, 还有纪检监察机关, 另外有许多单位也各自在内部设立相应的部门开展预防工作。从工作情况来看, 各单位基本上是各自为政, 按照本单位制定的计划和方案开展预防工作, 缺乏相互间的协调配合, 缺乏整体合力。因而, 预防工作显得较为混乱, 存在着工作盲区和重复劳动的现象。

(三) 重个案预防, 轻系统预防

职务犯罪个案预防是指人民检察院在自行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中, 针对案件中暴露出的管理、制度、人员素质等方面的问题, 帮助发案单位完善制度, 堵塞漏洞, 以达到预防此类职务犯罪发生的一案一预防的制度。职务犯罪系统预防是指针对金融、税务、教育、卫生等各个系统、行业开展的预防。检察机关一直较为注重个案预防, 如到发案单位讲法制课, 进行宣传教育, 或是针对个案暴露出的问题发检察建议, 帮助发案单位堵塞漏洞等等。但与此同时, 检察机关往往忽视了系统预防, 即未能针对各个系统、行业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预防工作, 整体规划性不强。因而, 预防工作显得较为被动, 不具有主动性、前瞻性和系统性, 一般是在案发以后才开展预防工作, 预防范围也较狭窄。

二、加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必要性

是否应当加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要经过充分的论证才能进行, 绝不能具有随意性。当前检察机关加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至少具有以下三点理由。

(一) 预防工作本质属性的必然要求

检察机关在遏止职务犯罪工作中, 打击和预防究竟应当孰轻孰重?从表面上看, 打击似乎更为有力, 更应当侧重一些, 其实不然。从打击和预防的关系上来看, 打击是事后进行治理, 而预防是事先进行防范, 是从源头上进行治理;打击具有被动性, 而预防具有主动性;打击不是目的, 只是手段, 预防才是最终目的;打击仅能治标, 不能治本, 预防才是治本之策。由此可见, 检察机关在对职务犯罪进行打击的同时, 更应当侧重于预防工作, 这是预防工作本质属性所决定的。

(二) 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从建国初期到20世纪末, 人们的法治观念较为淡泊, 加之受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 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盛行是极为正常的, 在那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之下, 加大对职务犯罪的打击力度也是必然的。进入21世纪后, 随着我国法治化进程的深入推进, 人们的法治观念大大增强, 但职务犯罪仍然高发, 说明除了人员素质较低的原因之外, 我们的各项规章制度存在的漏洞较大, 使得犯罪分子有机可乘。因而, 我们在打击职务犯罪的同时, 必须加强预防工作, 规范各种规章制度, 从源头上堵塞漏洞, 使犯罪分子失去滋生蔓延的土壤。

(三) 预防工作时机成熟的必然结果

目前, 我国已正式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以下简称《公约》) 。《公约》第二章专章规定了“预防措施”, 该章共分10条, 较为详尽地规定了预防腐败的措施, 其中有多项规定我国均未能达到要求, 诸如“预防性反腐败政策和做法”、“公共采购和公共财政管理”、“社会参与”、“预防洗钱的措施”等等。检察机关必须力加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以达到《公约》规定的各项要求。另外, 中国国家级预防腐败的专门机构——国家预防腐败局于2007年9月正式挂牌成立;2008年6月, 中共中央又印发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种种情况表明, 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在我国越来越受到更大的关注。检察机关承担着预防职务犯罪的职能, 加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已成为必然趋势。

三、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机制的构建

检察机关要搞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充分履行自己的预防职能, 必须构建预防职务犯罪“一体化”工作机制, 即纵向“一体化”工作机制和横向“一体化”工作机制。

(一) 纵向“一体化”工作机制

纵向“一体化”工作机制是指上下级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上下联动、混然一体, 实现机构统一、人员互补、资源共享。具体应做到如下几个方面:

1、预防机构“一体化”。

自2000年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决定》以来, 全国绝大多数检察机关设立了预防职务犯罪机构。但这一机构的设立并不尽如人意, 如有少数地方检察机关没有按照规定设立职务犯罪预防部门, 仅指定专人负责;有一些地方检察机关将预防职务犯罪部门设在反贪局内, 受反贪局的统一指挥调度, 参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 预防部门形同虚设;还有一些地方检察机关虽将预防职务犯罪部门单列, 但该部门大部分精力仍花费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上, 根本无暇顾及预防工作。要改变这一状况, 更好地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检察机关必须实现预防机构设置的“一体化”, 即自上而下建立整齐划一的预防职务犯罪机构, 这一机构必须从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单列出来, 是从属于检察机关的一个独立的部门, 且仅承担预防职务犯罪职能。只有这样, 才能确保检察机关预防工作政令畅通, 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达, 才能促使预防工作步上新的台阶。

2、预防人员“一体化”。

检察机关承担的职能较多, 人少事多的现象普通比较突出, 特别是在基层检察机关, 人员尤为紧张, 有的基层检察机关预防部门仅有1-2人, 有的市级检察机关预防部门也仅2-3人, 而检察机关其他内设机构有着自己的职能, 不可能承担较多的预防工作。仅凭如此少的预防工作人员, 是很难想象能够承担繁重的预防职务犯罪职能的。因此, 实行预防人员“一体化”是扬长避短的一大举措, 可以整合上下级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部门人员力量, 充分利用有限的人力, 集中优势兵力开展预防工作, 从而能够实现上下左右联动, 发挥出最大的效能。

3、预防资源“一体化”。

实践中, 各地检察机关在预防职务犯罪方面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经验, 积累了许多好的做法。要充分合理地利用这些预防资源, 必须实行预防资源“一体化”。即上下级检察机关之间对成功的经验做法、典型案例、图片资料、预防讲稿等等预防资源, 进行重新整合, 相互融合, 相互交流, 相互学习, 优势互补, 从而实现资源共享。闭门造车、各行其事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二) 横向“一体化”工作机制

横向“一体化”工作机制是指检察机关与预防腐败局、纪检监察机关等单位密切配合、互通有无、各司其职, 共同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职务犯罪预防工作面广量大, 不是检察机关自身能够独立完成的, 检察机关在打造纵向“一体化”工作机制的同时, 必须加强与其他机关的密切配合, 打造横向“一体化”工作机制。

1、主动接受指导, 发挥预防腐败局的龙头作用。

国家预防腐败局目前已挂牌成立, 全国各地也必将逐步成立预防腐败局。预防腐败局是预防腐败的专门机构, 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同时预防腐败局设在党政机关, 具有较强的协调能力。因此, 预防腐败局在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应当起着核心的作用。作为检察机关应当以大局为重, 主动接受指导, 在预防腐败局统筹安排之下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2、摆正自身位置, 发挥检察机关的生力军作用。

较长一段时期以来, 检察机关承担着预防职务犯罪的重要职能。虽然我国将逐步建立专门的预防腐败局, 但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仍不能忽视, 不能认为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是可有可无的, 相反地, 检察机关在预防腐败局的指导之下, 更应当发挥预防职务犯罪的生力军作用。因为检察机关有着自身建立起来的预防网络、预防人才、预防资源等强大的预防优势, 这是其他任何一个单位所无法比拟的。因此, 检察机关应当摆正自身的位置, 抓住预防腐败局成立的大好契机, 不断拓展自身的预防职能, 充分发挥出生力军的作用, 更好地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3、积极加强联系, 发挥纪检监察机关的网络优势。

和检察机关一样, 纪检监察机关也一直承担着预防职务犯罪的重要职能。相比之下, 纪检监察机关比检察机关有着更为庞大的网络优势, 许多单位都有纪检监察机关派驻人员, 预防工作开展起来较为方便。因此, 检察机关应积极主动地加强与纪检监察机关的联系, 利用纪检监察机关建立起来的网络资源, 开展好自身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摘要：当前, 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现状不容乐观, 存在着重打击轻预防、重自身预防轻整体预防、重个案预防轻系统预防等问题。为了改变这一现状, 检察机关必须加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这不仅是预防工作本质属性的必然要求, 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及预防工作时机成熟的必然结果。检察机关要搞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充分履行自己的预防职能, 必须构建预防职务犯罪“一体化”工作机制, 即纵向“一体化”工作机制和横向“一体化”工作机制。

关键词：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机制

参考文献

[1]、贾春旺.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R].http://www.gov.cn/2008lh/content_926172.htm, 2008-03-22.

打击犯罪新机制 篇9

1 方法

1.1 调查对象

2010年6月-2011年5月 (未开展大联勤) 和2011年6月-2012年5月 (开展大联勤后) 嘉定区非法行医排摸情况和查处情况 (以下以未开展大联勤和开展大联勤表示) , 通过对非法行医发现时间、查实率、执行率等指标的统计分析, 了解大联勤机制对打击非法行医工作的影响。

1.2统计分析

使用SPSS13.0软件进行分析。

2 结果

2.1 非法行医的发现时间大为提前

通过对未开展大联勤和开展大联勤期间受到行政处罚的案件数及时间段进行数据分析,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t=26.27ν=5, P<0.05) 。可以认为, 开展大联勤后, 非法行医的行医行为从存在到发现最短的时间明显缩短。 (表1)

2.2 联动常态化, 查实率明显提高

通过对嘉定区未开展大联勤和开展大联勤的街镇进行数据分析 (表2) , 经统计学检验, 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2=5.50, ν=1) 。比较开展大联勤前、后非法行医的发现和【卫生监督管理】处置情况, 可看出开展大联勤在非法行医的查实率比未开展大联勤大为增加。 (表2)

2.3 法院执行率上升

未开展大联勤时法院的有效执行率数为11例, 占需执行数的22.9%, 开展大联勤之后有效执行数为31例, 占需执行数的40.3%。经分析, 两者之间的差异有显著意义 (P<0.05) 。 (表3)

2.4 行刑衔接案件数明显上升

通过大联勤的实时监控, 使发现非法行医的违法现行几率大为增加, 非法行医的行刑衔接也随之增加。未开展大联勤时对非法行医成功进行行刑衔接的有6例, 开展大联勤后对非法行医成功进行行刑衔接的有13例。

3 讨论

3.1 成效

3.1.1 解决了非法行医发现难、发现晚的问题

长期以来卫生行政部门对非法行医信息的掌握是滞后的, 不外乎举报、排摸和有关部门的通报这几种渠道, 除非是发生了非法行医致死或致伤案件, 否则难以做到及时发现和查处[1]。同时,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手段的单一, 很难摸清行医人的身份、存药地点等信息, 使执法人员在现场无法认定行医人的真实身份、只能收缴少量的廉价药品[2], 或者即使查到非法行医点, 现场也只是一些空药瓶空药盒, 对非法行医者影响不大[3]。在大联勤机制下, 对非法行医的发现和排查是联勤队员一项本职工作, 通过联勤队员的日常巡逻, 可以及时地发现地下诊所、游医、非法性别鉴定等违法行为。由于联勤组织中有公安、联防队等成员, 可以及时获取行医人的身份、存药地点等信息, 使卫生执法人员在随后的执法中能够快速、准确地固定相关证据, 对非法行医者进行有效的行政处罚, 大大提高了对非法行医的查实率和处罚率。

3.1.2 缓解了卫生行政部门执法力量薄弱的问题

虽然卫生部联合公安等其他部门下发了关于打击非法行医的一系列文件, 规定了相关部门的职责[4],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各部门协调困难, 打击非法行医的工作主要仍由卫生行政部门一家承担。由于卫生行政部门受机构编制、地域交通、工作分类等因素的影响, 在一线从事打击非法行医的监督员力量不足, 监督检查难以全区域覆盖、全程跟踪、长效监管[1], 导致在执法过程中常出现“你查我关、你走我开”等现象, 影响了卫生行政部门的公信力。在大联勤机制下, 卫生行政部门可以把有限的人力, 集中到了对非法行医的现场处置上面。在接获联勤指挥中心的通报后, 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根据联勤队员已掌握的信息, 对非法行医者进行有效处置, 提高了卫生行政部门的执法效率, 真正落实了按照属地管理、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原则[5]。

3.1.3 提高了对非法行医的处罚执行率

由于现有法律的局限性, 卫生行政部门不能当场收缴罚款, 而主动履行缴纳罚款的寥寥无几。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时, 由于黑诊所非法行医人员流动性大、无固定住所, 信息的不对称, 执行人员不能有效地识别被执行者的身份, 造成了执行效率的低下[6]。在大联勤机制下, 法院在执行过程中能准确的固定住非法行医人, 从而保证了执行的有效性和处罚的到位率, 打破了非法行医者的侥幸心理。

3.1.4 实现了联动常态化, 刑事处罚率大为上升

非法行医者在受到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后, 其行医行为变得更加小心和隐蔽, 往往采取接诊地点和行医地点分开、上门行医、有专人望风等方式逃避法律的制裁, 使卫生行政部门很难再次抓获其行医行为。在大联勤机制下, 由于大联勤是24小时巡逻, 大大增强了非法行医现行的发现率, 使得非法行医行刑衔接的案件数大幅上升。

3.1.5 提高了打击非法行医的积极性

大联勤机制下, 打击非法行医工作纳入到了对街镇政府的工作考核内容中, 联勤部门也将此项工作纳入到了对每个联勤队员的工作考核内容中。卫生行政部门开展条线管理, 对街镇和联勤部门的打击非法行医工作成效进行考核打分, 对表现优秀的予以奖励, 提高了联勤队员的工作积极性。

3.2 问题

3.2.1 联勤队员的业务能力参差不齐

联勤队员主要以当地招录为主, 基本居住在当地, 与卫生行政执法部门工作关联较少;联勤队员年龄跨度大, 文化层次相对较低, 对非法行医的辨识、规范处置上有待进一步的提高。

3.2.2 联勤工作的到位和不越位

由于联勤范围主要以当地村 (居委) 为主, 联勤过程中联勤队员个人会受到利益关系、人身威胁等情况的干扰, 可能会存在知情不报等现象, 影响打击非法行医的力度。同时, 目前打击非法行医的一些前期工作, 如巡查发现、信息掌握、现场控制等都是由联勤队员在做, 也应防止联勤队员处置过度, 滥用卫生行政部门的职权。

3.3 改进措施

3.3.1 制定业务流程, 加强培训

制定打击非法行医工作流程手册, 做到联勤队员人手一本;加强培训, 建立分级培训、定期培训制度, 区级讲师对街镇小讲师培训、街镇小讲师对村级联勤队员进行培训;新招录人员必须经过专业部门的培训, 经考核合格后才能上岗;完善联勤队员行为守则。通过一系列流程和制度的制定, 使联勤队员在处置中做到有章可循、有据可依。

3.3.2 交叉联勤

采取交叉联勤的工作模式, 本地区的联勤队员到其他地区开展联勤工作, 定期更换, 可以有效的避免执法中碰到各种利益冲突。

3.3.3 完善考核机制, 责任落实到人

建立完善联勤队员行为规范, 通过对联勤队员在日常工作中对非法行医的排查发现、信息掌握、协助处置等方面的表现来对联勤队员开展考核, 同时通过对勤队员的考核, 促使村 (居委) 、镇 (街道) 提高打击非法行医的工作力度。

参考文献

[1]鞠习强, 管建彬, 张勇, 等.浅谈对非法行医的整治对策[J].中国卫生监督杂志2006, 13 (6) :461.

[2]涂惠敏, 姚耿东, 韦天星, 等.非法行医现状及长效治理策略探讨[J].浙江预防医学, 2008, 20 (11) :74.

[3]李远征, 林仲坪, 等.非法行医成因分析与整治对策[J].医学创新研究, 2008, 5 (35) :127.

[4]赵梅玲, 王兴武, 齐化元, 等.关于对建立打击非法行医长效机制问题探讨[J].中国卫生监督杂志, 2010, 17 (5) :488.

[5]李润深, 吴雪飞, 罗东, 等.非法行医屡禁不止的原因及对策[J].中国公共卫生管理, 2007, 23 (5) :438.

打击犯罪新机制 篇10

一、犯罪心理和犯罪人格是研究青少年犯罪的的核心问题

随着刑罚理念的发展, 人们发现惩罚犯罪与防卫社会免遭犯罪侵害更是刑罚目的所在。因此, 预防犯罪成为刑罚的重要价值, 刑罚的执行则重在矫正。而犯罪心理以及人格与矫正存在密切关系, 因此犯罪心理与犯罪人格是实现矫正目的的重要考虑对象。

研究犯罪心理是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心理矫治研究的前提。犯罪的主观要件可以划分为故意和过失两种心理状态, 其中对于故意犯罪而言, 其犯罪心理基础主要表现为行为人恶劣的犯罪动机和对法律的蔑视态度;就过失犯罪而言, 其犯罪心理主要表现为行为人人格的缺陷和对法律的轻视态度。必须要对犯罪心理进行矫治, 而对罪犯的心理进行矫治就必须以其犯罪心理为前提。

二、青少年犯罪心理形成机制

(一) 犯罪动机的形成机制

犯罪动机是推动犯罪主体实施犯罪行为的内在因素。犯罪动机的形成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当犯罪的某种内在需要被犯罪主体明确意识到, 且需要与抽象的犯罪手段和侵害目标相联系而形成故意犯罪的意向和想法时, 就意味着犯罪意图的形成。第二阶段, 当犯罪意图与具体的犯罪手段或侵害目标相结合, 犯罪主体经过内心的冲突后选择犯罪动机而决心要实施犯罪时, 犯罪意图就转化为犯罪决意。第三阶段, 当犯罪决意形成以后, 在犯罪目的的指引下, 行为人常常会进行犯罪预备工作。

在这三个阶段中, 犯罪预备的动机斗争过程是决定是否犯罪的关键心理阶段。如果认为犯罪所得大于所失, 那么犯罪动机就可能得到强化, 犯罪意识更加清晰, 并促使行为人将犯罪意识外化为具体的犯罪行为。这种动机斗争一般在初犯最为激烈。而青少年一般都是初犯, 影响其犯罪动机冲突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外部情境的刺激。一个人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 对于形成一个人的思想、观点、意志、性格、心理往往起着重要作用。其二是需要得不到满足而诱发犯罪。如果一个人的生活无保障, 他的主要动机就是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 于是就有了盗窃等犯罪行为。青少年处于不成熟阶段, 他们的需要获得满足的途径少, 而且主要不是来源于自己, 而是来源于社会和他人。当他们的需要得不到满足时, 他们基本无力抗衡, 加上本身心理的不成熟, 容易导致心理扭曲和人格变异, 进而使他们不加思索的走上犯罪道路, 以求获得需要的满足。

(二) 青少年犯罪人格的形成机制

青少年的人格可塑性比较强, 人格的形成容易受到特定人、他所处的社会阶层以及所接受的文化的影响, 因此, 研究青少年犯罪人格的形成机制要进行多视角观察。德国精神病学家埃宾从犯罪心理的角度开始研究犯罪人, 以后学者分别提出了漂移论、差别交往论、标签论等。直到后来, 菲利、李斯特从犯罪社会学的角度提出犯罪人是社会的产物。菲利认为:“人之所以犯罪, 并不是他要犯罪, 而是因为他处于一定的物质社会条件之下, 罪恶的种子得以在这种条件下发芽、生长。”在我国, 对犯罪人格的认识也是多样化的。笔者比较赞同的观点是张文教授所提出的:“犯罪人格是指犯罪人所持有的稳定而独特的反社会心理特征总称, 他是一种反社会人格。他是一种容易导向犯罪的人格;犯罪人格是外显行为与内心心理的统一, ……判断一个人是否犯罪人……还应看他是否具备犯罪人格。”

三、青少年犯罪心理与犯罪人格的矫正

了解了青少年犯罪人格和犯罪动机的形成规律, 对于我们有针对性地开展犯罪心理和犯罪人格的矫正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 青少年犯罪既是刑事法治问题, 也是对青少年人进行保护和教育的刑事政策问题。生理和心理的双重不成熟导致青少年对犯罪后果的预见能力不强。因此, 在刑事责任的承担上, 必须将青少年和成年人进行区别对待。

其次, 培养青少年的意志力, 增强自我调控能力。意志力的缺乏和突发事件的诱使容易产生犯罪心理。大多数青少年由于意志力不强, 自我调控力缺乏稳定性、确定性, 情绪起伏较大, 容易因微不足道的精神刺激产生挫折感而意志消沉。作为教育者, 要善于及时发现青少年的心理问题, 及时疏导他们的不稳定心理因素, 及时地指导其分析自己的行为和人格, 使他们用更具有适应性的思维模式来取代不良的心理需要。

再次, 组织青少年模仿学习, 矫正犯罪人格。贝卡里亚提出, “教育起着正本清源的作用, 教育通过感情的捷径, 把年轻的心灵引向道德。”文化素质、道德修养、法律意识低下是导致犯罪发生的重要思想根源。每个人都可能存在违法犯罪的欲望, 只有道德、文化、法律素质高的人能够及时纠正自己萌发的错误想法, 或基于法律惩罚、信仰等原因控制自己的犯罪欲, 使其不发展为危害。因此, 应该组织青少年模仿学习典范, 引导其向正确的行为发展。

最后, 了解青少年的需要, 给予正确的指导方向, 让他们学会自我实现。大多数人在正常情况下, 只能得到基本需要的部分满足。一种需要有部分的满足, 新的需要就有可能出现, 个人的动机就有可能受到新的需要支配。需要的发展是一种连续的、重叠的、波浪式的演进过程。在马斯洛看来, 自我实现有两层含义:一是完满人性的实现, 二是个人潜能活特性的实现。“自我实现不只是一种结局状态, 而是在任何时刻、任何程度上实现个人潜能的历程。”“自我实现意味着充分、活跃、忘我地体验生活, 全神贯注, 忘怀一切。”因此, 只要一个人确立明确可行的人生目标或工作目标, 为实现这个目标进行努力, 在目标实现时就会体验到成功和自我实现。作为教育工作者, 需要通过职业生涯规划等活动, 给青少年的发展提供一个可行的人生目标, 让他们觉得能够实现。只有体验到成功, 达到自我实现, 就会产生良性循环, 从而产生更加合理的需要。

四、其他方面建议

当然, 仅靠学校独立完成对青少年犯罪的预防, 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效地调动社会、家庭等力量, 通过治安处分等非监禁方法让犯罪青少年回归社会。其实, 对青少年犯罪的处罚提倡非刑事化、非监禁化和轻刑化的理念早在19世纪末就已经开始, “行刑社会化是刑罚执行原则之一, 是指刑罚执行过程中要依靠社会力量对受刑人进行帮教, 使之易于回归社会, 让社会参与对犯罪人的改造;二是培养受刑人在社会化的能力, 使之能适应正常社会生活”。日本学者西原春夫认为:“所谓保安处分, 指主要以特别预防为目的的而设的刑罚以外的刑法上的法律效果。”保安处分能够很好地满足国家与社会预防犯罪的需要, 不仅使国家有了解决对特殊人群犯罪的控制, 而且可以解决具有人身危险性但尚未危害社会的人的控制问题。我们可以借鉴日本的做法, 将所有青少年犯罪案件由家庭法院审理, 家庭法院对所受理的案件, 必须进行调查。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应的行刑方式, 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 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 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 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 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19条规定:“进步的犯罪学主张采用非监禁办法代替监禁办法。就其成果而言, 监禁与非监禁并无很大或根本没有区别……青少年的情况尤为如此, 因为他们最易受到消极影响的侵袭……”用以代替刑事处罚的方式包括赔偿、予以心理治疗和咨询, 以及社区服务。德国的青少年刑法中, 法院在一定条件下可未经正式判决而科处教育处分。在香港地区立法和司法中, 均严格控制对青少年犯罪适用监禁刑。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我国司法部在2003年已经将社区矫正作为司法行政改革的措施之一, 这一改革也为我们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提供了理论支持。

参考文献

[1][意]菲利, 郭建安译:《实证派犯罪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87年版, 第35—36页。

[2]张文、刘艳红:《犯罪人理论的追问与重建——以犯罪人格为主线的思考》, 《北大法学文存》 (第三卷) , 1998年版, 第251页。

[3][美]亚伯拉罕～马斯洛:《马斯洛论管理》, 中国标准出版社, 2001年第20页。

[4]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第310页。

打击犯罪新机制 篇11

关键词：检察机关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办理 机制

2012年我国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对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方针、原则及社会调查、犯罪记录封存等特殊制度作出了规定。随着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深入贯彻落实，上述法律规定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情况和问题，亟需理论和实务部门深入研究，建立相应的工作机制加以解决。本文仅对其中八项机制存在问题的“解决路径”进行详述，对“法律规定”及“发现的问题”不再赘述。

一、专门机构、专人办理工作机制

首先要保证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专门机构和专门人员。未成年人案件办案人员承担着“捕、诉、监、防”一体化工作。未检案件与成年人犯罪案件相比，检察人员要进行诸如通知援助律师、法定代理人或合适成年人到场、社会调查、羁押必要性审查、心理辅导、司法救助、不捕、不诉帮教，附条件不起诉的考察帮教、协助联系复学、就业、预防犯罪进校园、进社区等大量特殊工作，还需要与团委、妇联、综治办等多个部门共同开展关爱未成年人活动，有的检察院还把未成年被害人刑事案件也纳入到未检办案中，办案的工作量呈几何级增长。近年来，部分法院成立少年综合审判庭，把涉及未成年人的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案件也纳入审理范围内。建议检察机关参照这一做法，成立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综合检察处”，实现与世界未成年人司法及我国法院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工作的有效对接，实现对未成年被告人与被害人的平等保护。为此，必须保证专门机构与足够的专业人员。

其次选拔合适的办案人员并强化对他们的教育培训。要专门选拔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懂教育学、心理学、犯罪学等知识，熟悉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善于做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工作的人员专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要强化对他们的教育培训，逐步将其锻造成专业、合格的未成年人法律、教育工作者。

二、法律援助工作机制

一是建立、完善专门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援助律师队伍。建议由法律援助中心从从事刑事辩护多年的律师中，确定一定数量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热爱未成年人工作的律师，专门从事对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提高其对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的水平。对于全国200多个没有律师的贫困县[1]，建议国家采取特殊政策，允许退休的法官、检察官、法律院校等已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员开展法律援助。

二是加强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监督。建议借鉴国外有益做法，要求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在结案时，提交给法律援助中心一份详细的结案报告，内容包括会见未成年人的时间与次数、调查取证和阅卷的情况、出庭的时间和次数，同时要求提交受援人和合适成年人、办案机关对于该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工作进行确认，最终作为法律援助中心发放办案补贴的参考与年检注册的依据。

三是明确法律援助的程序性后果。对于公、检、法机关未依法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的，应当规定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三、社会调查工作机制

第一，应明确规定由司法行政机关作为受委托主体，公、检、法作为委托主体开展社会调查的工作机制。由涉罪未成年人户籍所在地或者居住地的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部门负责社会调查，有利于全面了解涉罪未成年人的家庭情况、教育环境、成长经历等信息，有利于与其所承担的后期帮教考察、社区矫正等工作相衔接，提高司法效率，并避免由办案机关自行社会调查带来的对调查结论的中立性和公正性产生质疑。

第二，建立社会调查员的准入、培训、考核机制。要建立社会调查员的准入、培训、考核机制，不断提高其在问题评估与帮教干预方面的能力。公、检、法机关应当定期对社会调查报告进行评估，将质量评价纳入对社会调查员的考评中。还可以让社会调查员参加法庭调查，必要时接受法庭询问、质证，提高其责任心和社会调查工作水平。

第三，完善社会调查的启动机制。建立侦查阶段即启动社会调查的制度，而且时间应当在立案、确定犯罪嫌疑人的当天。这不仅符合刑事诉讼流程，而且能节约司法成本，使调查报告成为对涉罪未成年人是否羁押、起诉、适用缓刑等的重要考量因素，把对涉罪未成年人的教育、保护、挽救贯穿到整个刑事诉讼中。同时，明确不进行社会调查的法律后果，比如不进行社会调查，案件不能作出处理等等。规定检察院只对新出现的情况和公安机关遗漏的情况进行补充，法院只对被告人或其代理人对调查报告有异议的内容进行补充，从而使刑事诉讼不同阶段的社会调查层层递进，不断完善。

第四，规范调查方法和内容。在调查方法上，继续发挥传统调查方法的作用，即谈话、观察、电话、填表等，并积极采用人格理论、心理学等领域的优秀研究成果，进行人格测量、心理测试等；在调查内容上，要对个人基本情况、家庭情况、学校环境、居住环境等内容进行细化。此外，社会调查还应明确说明是否由两个以上的社会调查员前往调查；是否有应当回避的情形；是否对调查的过程进行了正确的记录等。

第五，建立异地社会调查机制。应在全国建立外地籍涉罪未成年人委托社会调查制度，开展跨地区社会调查。建议以委托调查机关所在地“政府购买”的方式保障这一制度的落实。

第六，规定社会调查中的隐私保护责任。应该把社会调查中的隐私保护责任明确下来，同时把违反规定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与违反轻罪记录封存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同时规定下来，以保护涉罪未成年人正常回归社会。

四、非羁押措施适用机制

一是建立羁押必要性评估和审查制度。检察机关审查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要结合案件和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具体情况，综合考察其所犯罪行的社会危害程度及人身危险性，并对该未成年人是否有逮捕必要进行评估审查。可以将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个人情况、家庭概况、保障支持条件作为主要的评估项目，每项设置高、中、低三种风险度逐项进行分析评判，综合评估对犯罪嫌疑人采取非羁押措施的风险度。同时，开展对羁押必要性的动态审查，必要时及时改变强制措施。

二是完善取保候审制度的保证方式。建议借鉴英美法系中的“保释”制度并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在人保中加入单位保和社会组织保两种形式。对于既无财产又无亲属担保的未成年人，由当地单位或社会组织向检察机关担保，履行其社会监护义务。

三是完善审前羁押替代性措施。其一是借鉴上海检察机关的“观护制度”，将符合条件的无羁押必要的外地籍涉罪未成年人交由社会力量组成的专门观护组织，在诉讼期间进行帮教、考察和矫治，并确保诉讼顺利进行；其二是引入电子手铐技术，一方面确定被监控者所在位置，另一方面，被监控者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自由活动，而不被羁押。这一措施已被上海浦东区院尝试，值得我国在未成年人审前羁押改革中率先借鉴。

四是构建有三角诉讼结构的羁押审查机制。在审查逮捕阶段引入准司法程序，由检察机关召开由公安机关、犯罪嫌疑人、法定代理人或合适成年人、辩护律师等多方参加的听证会，综合考虑各方关于是否逮捕的意见，最后决定采取何种强制措施。

五是建立公检双向说理机制。公安机关应全面收集证实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羁押必要性的证据材料，加强提请逮捕文书中逮捕必要性的举证、论证及理由说明，对提请延长羁押期限的，加强对延长必要性的举证、论证及理由说明。检察机关在作出决定后，应当制作专门的逮捕、不捕理由说明文书回复公安机关。

六是建立不服逮捕决定申请重新审查的机制。在公安机关对不服决定享有复议复核权的情况下，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代理人、近亲属、律师应该有权在一定期限内要求上一级检察机关对逮捕决定进行复议或复核。

五、合适成年人工作机制

第一，建立以司法社工为主、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的合适成年人队伍。司法社工大多具备一定的社会学、心理学知识，所以建议建立一支以司法社工为主、广泛吸纳青保老师（学校老师、共青团干部）、志愿者（妇联工作人员、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人员以及退休老干部等人员）等爱心人士参与的专门的合适成年人队伍，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对他们的选拔、培训、考核、奖惩和管理。

第二，建立合适成年人与公、检、法机关工作衔接便捷机制。合适成年人管理单位应设置24小时热线并在看守所设置工作办公室，为办案机关随时提供合适成年人到场服务。

第三，建立合适成年人“一站式”工作模式。在不同司法办案阶段由同一人担任涉罪未成年人各诉讼阶段的合适成年人，有利于他们掌握案件的全部情况与案件进展，缓解涉罪未成年人在不同诉讼阶段的心理压力，协助未成年人与司法人员沟通，更好地实现合适成年人制度的价值，避免频繁更换合适成年人给涉罪未成年人带来的焦虑恐惧等不利影响。

第四，明确合适成年人到场履职对证据效力的影响。如果合适成年人既未向犯罪嫌疑人告知自己的身份及作用，又未在讯问笔录上签名，则属于瑕疵证据，应当予以补正。如果既未告知，又无签字，且无录像，案件中其他证据也无法证明该未成年人所述属实，应当依法排除该讯问笔录。如果法院庭审时未通知法定代理人或合适成年人到场，公诉人应当依法进行监督并建议延期审理。

六、附条件不起诉工作机制

首先要细化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异议”权。根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71条第3款规定，只要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人民检察院决定附条件不起诉有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就应当作出起诉的决定，而无其他途径可供选择，该“异议”权过于绝对化。建议根据异议的不同内容分类作出不同的处理。第一类是对案件性质有异议，认为应该作出绝对不起诉或存疑不起诉处理，这种情况下，如果对其附条件不起诉，其就失去了从法律上被确认无罪的机会，故毫无疑问应当移送起诉，由法院进行判决。第二类是对案件情节轻重有异议，认为应该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这种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认为犯罪情节轻微作出相对不起诉已经足以实现对他的处罚，再接受一段考验期处罚失之过重。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异议成立，应当改作相对不起诉；认为异议不成立，可再行起诉。第三类是同意附条件不起诉，仅对所“附条件”有异议，比如对考验期限长短、赔偿金额大小、矫治措施、强制性公益劳动等有异议，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异议成立，可以对附加的义务作出相应修正，征得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其法定代理人同意后，仍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

其次要建立附条件不起诉考察监督机制。其一是建议在相关法律法规中明确学校、社区等有关单位协助检察机关考察帮教的职责，为未成年人社会帮教体系的形成提供有强制力的法律支持。其二是建立对协助帮教考察人员的考察机制。要加强指导，强化责任，提高帮教考察水平。发现不履行监督考察职责，需要更换的，应及时更换。其三是建立针对考察对象的测评机制。负责考察帮教的检察官要定期对考察对象进行跟踪回访，结合协助帮教考察人员出具的相关报告，对考察期内考察对象的生活、学习等情况测评打分，决定最后的处理。

七、犯罪记录封存工作机制

一是建立未成年人前科记录的整体封存体系。应规定所有知晓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记录的单位和个人都应为此保密，因故意或过失导致泄漏的，根据情节轻重，后果大小，依法承担相应责任。还应当建立在行政、司法、民政、社区等大环境支持下的制度支撑体系，全面规范未成年人前科记录封存的操作程序，保证各环节均不泄露未成年人犯罪记录。

二是明确“有关单位”“国家规定”的含义。“有关单位”和“国家规定”的范围在《刑事诉讼法》中没有明确规定。“有关单位”笔者建议参照《刑法》第30条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包括有关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国家规定”可参照《刑法》第96条的规定，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出的决定和命令。

三是完善相关配套体系和法律、制度间的衔接。建议修改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相冲突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建立结构协调、逻辑严密的法律和制度体系；修改公安部《重点人口管理规定》开具有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的制度方面的冲突规定，特别是严格规范公安机关网上数据查询系统，切实全方位保证犯罪记录封存的效果；要与教育、人事及军队等部门进行衔接，取得相关部门在升学、就业、入伍等方面的支持，保障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得到真正落实。

四是扩大封存制度的适用范围。《刑事诉讼法》规定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适用对象为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但对实践中被作出“行政处罚”“刑事立案”“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不起诉”处理等从性质上来讲明显更轻的行为，是否应当对相关记录进行封存，法律却没有规定。我们认为，根据“举重以明轻”的当然解释原则，对作出上述处理的行为记录更应该封存。

五是规定相应的查询与审核。一方面，由查询人员或单位向封存犯罪记录的机关提出书面申请，申请书中要详细记载查询主体、被查询对象及查询的原因和理由等内容。另一方面，负责审核的相关部门，根据国家相关规定依法对收到的查询申请进行审核，报经主管检察长批准或经检委会讨论决定，7日内作出是否许可的审批意见，并回复查询单位。

六是明确封存方式。首先是案卷材料，包括侦查卷、检察卷、法院的正副卷等案卷材料，同时在诉讼过程中产生的电子档案材料，也应一并封存。其次是裁判文书，除依法需要送达的法律文书外，其他文书一律予以封存，不得在网络上或者以其他方式公开发布。公、检、法机关在电子办案系统内应增设“未成年人档案封存”模块，将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电子档案一并封存，进行统一管理。

七是建立对封存主体的责任人追究和赔偿机制。其一是对于违法提供未成年人轻罪记录或泄露相关记录的，封存主体应对责任人予以纪律或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或造成严重后果的，应追究刑事责任；封存主体是国家机关的，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其二是建立对泄露相关记录行为的侵权损害赔偿机制，对于泄露相关记录的，当事人有权对相关单位和个人提起侵权民事诉讼。

八、建立全程“教育、感化、挽救”工作机制

一要建立全程帮教机制。首先要用专门制度促使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开展帮教。其次要建立考核机制，督促律师、合适成年人开展帮教。再次要强制不履职的监护人开展帮教。

二要建立专业化帮教机构。建议由司法行政机关（或民政局）组建一支专业精良的帮教队伍开展专业全程帮教。

三要建立异地帮教机制。加强检察系统内部合作机制，建立起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委托异地检察机关帮教机制。对于“三无”人员需要异地帮教的，通过异地委托的方式解决帮教问题。

打击犯罪新机制 篇12

根据透明国际2014 年公布的清廉印象指数 ( CPI) , 新加坡由腐败印象指数排名从2013 年第5 名降到2014 年的第7 名, 但其仍然是亚洲清廉指数最高的国家。这主要得益于新加坡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预防职务犯罪的机制, 在预防立法、预防机制和预防机构方面都有较成熟的经验。

( 一) 预防立法

新加坡在惩腐反贪上采取的是打击与预防并重、标准兼治、双管齐下的方针, 而且这些政策在廉政立法上的到了充分的体现。新加坡主要的廉政立法有: 《公务员惩戒规则》、《防止贪污法》、《没收贪污所得利益法》。其中最主要的是《防止贪污法》, 该法是新加坡预防公务人员职务犯罪的基础性立法。该法从1960 年颁布, 先后进行了7 次修改, 使其适应新形势和新情况。该法一方面把肃贪倡廉的各项活动都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 并且对一些具体操作规范做了规定, 使得该法的操作性大大增强。

( 二) 预防机制

一是科学的选拔和晋升制度。新加坡公务员有着严格的选拔任用制度, 合格的公务员必须具备高品德、高能力和高水平, 并且要经过公开招聘等程序。业绩是公务员晋升的主要依据, 公开进行考核和评议, 每年举行考试测评, 优胜劣汰。这样的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在岗公务员的竞争意识, 危机意识, 在实践工作中, 不仅不能犯错误还应该不断完善和提高自己。二是高薪养廉激励机制。新加坡政府聘用和培养公务员有完整的制度, 核心就是激励机制, 进入政府的管理人员的收入一般不会低于企业的收入, 较好的经济保障能够确保公务员具有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 三) 预防机构

贿赂调查局是新加坡预防公务人员职务犯罪的只要机构, 其职能规定在《法治贿赂法》。贪污调查局的主要任务是接受举报, 调查被检举的贪污嫌疑人, 侦查符合逮捕条件的贪污犯罪嫌疑人。经过侦查确认有罪的, 经过检察长同意, 直接向法院起诉。新加坡贿赂调查局虽然拥有广泛的的调查权力, 但是其同样收到多方的严密监督, 对其的反监督更为严厉, 对调查局的公务人员的监督和惩罚也更为严厉。

二、对我国职务犯罪预防的启示

根据“透明国际”发布的2014 年清廉印象指数 ( CPI) , 排名为100 名, 得分比去年少了4 分。尽管这一度引发了国内外对这一评价标准的质疑, 因为中国近几年在预防和惩治腐败犯罪做了大量的工作, 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腐败问题仍然较为严重, 仍然要求我们在今后的反腐败工作中, 要建立更加完善和健全的制度, 把工作重心放在预防上, 对此, 可以从以下方面来考虑:

( 一) 探索多元化的预防机制

加强法律监督。我国目前还没有预防职务犯罪的专门性立法, 开展预防工作的主要法律依据是《刑法》, 即通过发挥刑罚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功能来实现。新加坡在预防职务犯罪上取得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加强立法, 使预防工作在法律的范围内进行。出台新的预防立法势在必行, 但在此之前要加强现有法律的实施力度, 遵守现有的法律制度, 使法律真正落到实处。

加强政务公开, 鼓励社会监督。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实施全方位的政务公开是反腐倡廉工作的必然要求, 也是不可或缺的制度设计。实行公开透明制度应当明确公开范围, 并使公开形式多样化。比通过发布会或采取听证会的方式。另外, 也应该确立举报人保护制度。职务犯罪越来越具有隐蔽性, 有一定的侦查难度, 社会公众的参与监督, 即使发现举报, 有助于查处职务犯罪。

( 二) 设立专门的反腐败机构

我国当前反腐败的主要机构是纪律检查委员会、隶属于检察机关的反贪污贿赂局和反渎职侵权局, 以及政府内部的监察部门、审计部门等, 其中纪委的反腐只能最为突出。但是这些机关在职能上有重合, 使本该作为反腐主力的检察机关的职能被抑制, 所以预防工作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成效。因此, 我们应该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 设立专门的反腐败机构, 在实体和程序上使其便于查处职务犯罪, 保障其反腐败的独立和高效。

三、结语

正所谓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新加坡在职务犯罪预防方面的一系列制度以及成功额实践经验对我国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通过对其立法、机构以及制度的分析, 可以得出, 其之所以清廉程度较高, 一方面是其有完善的反腐败机制, 同时也得益于其制度、法律能够有效的实施。这要求我们在预防职务犯罪实践中, 既能立足于基本国情, 又能成功吸收他国的先进经验, 不断完善我国预防和控制职务犯罪的机制, 推动预防工作不断向前发展。

摘要：职务犯罪已然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严重危害了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 各国都在努力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预防职务犯罪的措施和机制。新加坡作为社会清廉程度较高的代表性国家, 其相对完善的机制取得了良好的实践效果, 对我国职务犯罪预防的制度设计和工作的开展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新加坡,职务犯罪预防,启示

参考文献

[1]郝银钟著.遏制腐败犯罪新思维——构建以制度防腐与依法防腐为基点的国家腐败建设新体系[M].北京:中国法治出版社, 2013 (1) :181-184.

[2]陈诚.美国、日本和新加坡反腐败机制对我国的启示[J].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3 (4) :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