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关联度（精选12篇）
政治关联度 篇1
国外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研究企业高管政府背景的概念及其影响,并让人们逐渐认识到高管的政府背景这一较隐蔽且难以量化的因素如何对企业的各个层面产生影响,而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刘晓薇,2008)。国内外既有研究证明,企业政治关联具有普遍性。而目前,政治关联的概念还没有统一的界定,有研究者将高管的政府背景认为是企业的政治关联,或者将政治关联与政治干预等同使用。为此,笔者通过近年国内外相关学者的研究,重新界定政治关联,梳理相关研究的脉络,凝练后续研究的方向,力求为该领域的后续研究提供便利。
一、政治关联与政治干预
政治关联源于英文“political connection/political relationship/politically-connected”,在其它文献中也叫做“政治联系”,甚至将其译为“政府背景”(刘晓薇,2008)。所谓“政治联系”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界定,学者一般认为企业与拥有政治权力的个人之间形成的隐性政治关系,包括企业的高管(含董事)曾经或者当时在政府(或国会)部门任职、通过选举捐款获得的关系等,但不包含因为政府持股而形成的关系。比如,Roberts(1990)提到的政治关联指与参议员Henry Jacson有利益关系;Claessens,Feijen and Laeven(2007)指企业通过选举捐款而形成的与当选者的关系;Fan,Wong,and Zhang(2007)则指总经理曾经或当时在中国中央或地方政府任职。但应该明确的是,政治关联有别于腐败,它在法律层面上是合法的,它是企业通过政治关联高管影响政府部门以获取其他企业所不具有的优势(Faccio,2006)。
刘晓薇(2008)利用公开的可观察的信息给出了两种定义方法,把企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曾经或当前在政府部门任职或者担任人大代表界定为高管具有政府背景。卫武(2004)认为政治关联是企业政治策略的组成部分。
政治关联不同于政治干预。政治关联是企业为寻求某种利益或出于其它目的,采用不同方式主动与政府、司法机关等政治机构建立关系。而政治干预是指政府为达到公共目的,或者官员出于私人利益,通过政治关联高管对企业进行政治干预,达到利用企业资源服务于自身利益(Shleifer and Vishny,1994,1998;Bertrand,Kramarz,Schoar,and Thesmar,2006)。
笔者认为,政治关联是企业与政治的关联性,可表现为企业高层人员(包括董事、经理等)或其近亲属与政治有一定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以给企业带来一定的影响。如企业董事当选人大代表、在政府任职,或企业顾问的父亲为企业所在地政府部门的主要领导。
二、政治关联研究的领域
近年来,围绕企业政治关系对企业业绩、财务政策和资本市场的影响成为财务和金融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王庆文、吴世农,2008)。参照研究热点,笔者就试从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对近年政治关联相关领域的研究进行归类整理并作相关评述,虽不一定能反映相关研究的全貌,但基本能概括近年研究的成果。
(一)政治关联与企业业绩、绩效、价值
1、政治关联与企业业绩
政治关系对企业业绩具有正面影响。政治关系给企业带来外部融资上的便利、企业税赋减轻、在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时更容易获取政府补贴等收益,从而提高企业业绩,这些研究主要包括:Agrawal and Knoeber(2001);Cull and Xu(2005);Dinc(2005);Khwaja and Mian(2005);Adhikari,Derashid and Zhang(2006);Charumilind,Kali和Wiwattanakantang(2006);Faccio,Masulis和Mc Connell(2006);Faccio(2007);Claessens,Feijend,and Laeven(2008)。Wong,Opper,and Hu(2004)利用问卷调查数据,对中国非上市企业中的政治关系进行研究,发现大部分企业都与政府部门保持着密切联系,私营企业家的党员身份对企业的经营业绩具有正面影响。
政治关系对企业业绩具有负面影响。企业在谋求建立政治关系时,预期只有当政治关系给企业带来的收益大于成本时,企业才会寻求建立政治关系;但是,受企业治理上失败约束及管理者出于个人私利,企业即使在政治关系给企业带来的收益小于成本时,企业也寻求建立政治关系。Shleifer和Vishny(1994)构建了一个行政官员与企业管理者之间博弈的模型,指出政治关系也可以扮演“掠夺之手”这一角色。例如,在选举年份,企业会雇用更多的员工,增加更多工作岗位,以帮助现任官员在选择中再次获胜(Bertrand,Kramarz,Schoar,and Thesmar,2006)。
政治关系与企业业绩存在何种关系?为此,王庆文,吴世农(2008)结合中国沪深两地上市企业的样本数据,通过收集上市企业高管的个人履历及其行政职务,构建和编制了中国上市企业政治影响力指数。其研究发现,在国有企业中,政治关系对企业业绩具有损害作用,而在民营企业中,政治关系对企业业绩具有提升作用。他们还指出,政治关系对企业业绩的影响还取决于政治关系的形成途径、政府的干预动机及其干预程度。
可见,政治关联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受国家法律环境、制度完善程度、企业治理环境、企业性质的影响,所以,研究政治关联应考虑这几个方面的影响。
2、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
企业可以通过高度的政治关联进入管制行业,从管制行业的垄断中获取高额收益,进而提高企业绩效。罗党论、刘晓龙(2008)以中国民营上市企业为样本,发现在最大化自身收益的决策前提下,政府更会允许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进入管制行业。民营企业采取政治关联确实能有效帮助其进入政府管制行业,显著提高企业业绩。另外,王海珍、刘新梅、张永胜等(2008)基于高层梯队理论与资源依赖理论,分析了转型经济下,具有政府工作经验的高管团队对企业绩效与战略选择的影响。提出高管团队的政府工作经验会直接促进企业绩效的提高,同时带来企业的政治网络活动,从而提高企业的绩效。
3、政治关联与企业价值
(1)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有正面影响
在以美国上市企业为样本的研究中,多数研究者基本上一致认为企业政治关系能给企业带来价值提升(Roberts,1990;Jayachandran,2006;Cooper,Gulen an d Ovtchinnikov,2006;Goldman,Rocholl,and So,2006;Knight,2007)。也有一些跨国研究的学者认为政治关联是一种普遍现象,特别是在法律制度不健全及腐败程度较高的国家中更是如此。当企业高管或大股东进入政界时,企业股票有着显著为正超常收益(Faccio,2006);当与企业存在政治关联的政治人物突然死亡时,该企业股价则显著下降(Faccio and Parsley,2007)。还有学者利用亚洲金融危机这一事件进行研究,例如,马来西亚在实施资本管制前后,政治关联企业的市场价值变化(Johnsona and Mitton,2003)。Fisman(2001)表明当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哈托身体健康恶化的流言出现在市场上时,与苏哈托家族存在密切联系的上市企业的市场价值显著下降。Claessens,Feijend和Laeven(2008)则利用巴西选举中的政治捐赠数据得出企业的政治捐赠显著影响到企业股票的市场表现,两者呈现出正相关关系。
在中国,也有一些学者研究认为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有正面影响。对于民营上市企业,最终控制人为个人或家族,企业高管的聘请主要是企业行为,政府在其中的发言权较弱,从而政治关系能够带来价值创造(吴文锋、吴冲锋和刘晓薇,2008)。姜跃龙(2008)实证研究表明,具有政府背景的高管继任之后,企业价值显著高于不具有政府背景的高管所继任的企业价值,也显著高于一般未发生高管变更的企业价值。但其研究没有剔除年度之间市场价值变动的影响,并未得出具有政府背景的高管继任后企业价值逐年上升的结论。吴文锋等(2008)研究发现,高管具有政府背景整体上并没有影响企业价值,但区分不同政府背景后,高管的地方政府背景对企业价值的正面影响要显著大于中央政府背景,而考虑不同地区的政府干预程度后,高管的地方政府任职背景在政府干预比较厉害的地区能增加企业价值。政府干预越强烈,这种正面影响也越强烈。
(2)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有负面效应
政治关联高管的最终目标可能是自己的政治利益,从而忽略建立政治关联时的政治成本问题,使其在做决策时偏离股东利益最大化;同时政府也可通过控股权利或行政权力为了公众利益牺牲企业价值,向政治关联高管施加影响来对企业进行政治干预,(Shleifer and Vishny,1994,1998;Bertrand,Kramarz,Schoar,and Thesmar,2006)。
在国有股份占控制地位的上市企业中,政治关系的作用可能更多体现为政府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干预,从而给企业价值带来损害(Fan,Wong and Zhang,2007)。
(3)政治关系与企业价值无关。实证研究中发现两者之间不存在关联的文献较少,Fisman,Fisman,Galef,and Khurana(2007)研究与美国副总统切尼存在政治关联的企业,当影响到切尼的政治前途信息出现时,企业的股价变动。文章没有发现企业与切尼之间的政治关联能给企业带来价值增加。作者将其解释为美国的完善制度,能避免企业通过与政府建立联系来进行寻租行为。
(二)政治关联与财务活动
1、政治关联与融资行为
国外相关研究者认为政治关联能为企业债务融资提供便利。具体表现为,企业更容易获取国有银行贷款(Cull and Xu,2005;Din?,2005;Khwaja and Mian,2005;Faccio,2007;Claessens,Feijend,and Laeven,2008)、更长的贷款期限(Charumilind,Kali,and Wiwattanakantang,2006)、更优惠的贷款利率及在企业陷入困境时更容易获取债务减免。Leuz Oberholzer-Gee(2006)指出,由于政治关联企业进国外上市会导致更高的机会成本,那些具有政治联的企业不愿意到国外上市、不愿到国外发行证券另外,国内研究也发现高管地方政府背景有助于高企业的贷款融资便利性(胡旭阳,2006;吴文锋、冲锋、刘晓薇2008)。
但对政治关联与股权融资方面的研究目前极少,这也许是未来该领域相关研究的方向。
2、政治关系与税收优惠
政治关系可以降低企业实际税率。政治关联的企业通过政治关系给企业带来税收减免、税收返还等等优惠,降低企业的实际税率(Adhikari,ect.,2006;Faccio,2007)。吴文锋,吴冲锋,芮萌(2008)研究发现在企业税外负担较重的省市,高管具有政府背景的公司在所得税适用税率和实际所得税率上都显著低于高管没有政府背景的公司;而且,公司所在省市的企业税外负担越重,高管政府背景获取的税收优惠也越多。
3、政治关联与企业并购
已有研究表明,政治关联可以保护企业的产权免受政府损害(如Chen et al,2005;Bai et al,2006)。潘红波、夏新平、余明桂(2008)以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收购非上市公司事件为样本,研究地方政府干预、政治关联对地方国有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干预对盈利样本企业的并购绩效有负面影响,而对亏损样本企业的并购绩效有正面影响,说明出于自身的政策性负担或政治晋升目标,地方政府会损害或支持当地国有上市企业,为政府“掠夺之手理论”和“支持之手理论”提供了实证支持。此外,盈利样本企业的并购绩效与政治关联正相关,表明政治关联可以作为法律保护的替代机制来保护企业产权免受政府损害。
(三)政治关联与股东权益
政治关联会加剧控股股东掠夺。在“法与金融”理论框架下,基于我国地方政府对当地法律执行有重大影响的制度背景,潘红波、余明桂(2008)提出了政治关联的代理观点,即政治关联会加剧控股股东掠夺,并以直接IPO上市的民营企业为样本,对该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政治关联对控股股东的资金占用有正的影响,对企业掠夺性关联交易宣告期间的市场反应有负的影响,而且这些效应随着企业所在地投资者法律保护水平的降低而增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投资者法律保护水平较低、控股股东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相分离的企业,控股股东建立政治关联的可能性较大。
(四)其他
企业为了获取资源、少受政治侵害、甚至为了谋取私人利益,而积极寻求建立企业政治关联。除上述研究领域外,现有的有关政治关联的研究还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制度保护(Agrawal and Knoeber,2001);(2)政治关系与财务困境企业的政府救助(Faccio,Masulis and Mc Connell,2006);(3)政治关系与政府采购合同获取(Agrawal and Knoeber,2001);(4)政治关联与高壁垒行业准入(胡旭阳,史晋川,2008);等等。
三、政治关联未来研究方向
在国内,有关政治关联的研究尚需全面和深入开展。笔者基于上述国内外文献既有研究,审慎地提出作者自己未来在这领域的研究方向,供交流之用。
(一)政治关联的量化
虽然目前政治关联尚没有统一的概念,但研究者在研究相关问题时都从可量化的角度加以研究。而政治管理的量化目前主要采用哑变量,即只区分企业是否具有政治关系,而不关注政治关联强弱。实际上,企业政治关系的实质是企业的政治影响力,即企业通过政治关联高管对政府相关决策的制定施加影响或者政府通过政治关联高管对企业决策施加影响,其关键在于影响力的大小或政治关系的强弱。综观全部检索文献,目前只有王庆文、吴世农(2008)通过构建政治影响力指数从程度上对政治关联进行了量化。因此,为了政治关联深入研究,政治关联的量化尚需进一步研究。
(二)政治关联与股权融资
既有的研究发现政治关联有助于企业债务性融资,但有关股权融资方面的研究尚少。政治关联是否影响企业股权融资,以及如何影响股权融资将是未来研究的课题。
(三)政治关联与税收优惠
国外研究已证明政治关系会通过税收减免、税收返还等方式降低企业的实际税率(Adhikari ect.,2006;Faccio,2007)。但在中国转轨经济时期是否存在这些情况,以及影响程度与范围尚需进一步研究。
(四)民营企业与政治关联
由于无法区分企业获得的好处到底是来自于高管的政府背景,还是来自于国有企业本身大股东的政府背景,有研究者对民营企业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较有价值的结论(吴文锋、吴冲锋、刘晓薇,2008)。笔者认为,在中国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对研究企业财务、金融以及制度完善都有建设意义。
(五)国有企业与政治干预
相对而言,研究民营企业政治问题更多的是政治关联问题,而研究国有企业则更多的是政治干预问题。由于国有企业本身大股东的政府背景性质,研究国有企业的政治干预问题时如何剔除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影响,也是研究中难点。
虽然笔者不能穷尽尚待研究的政治关联问题,但笔者在后续的研究中会基于中国转轨时期的经济特点,考虑中国经济环境下的企业政治关联的特殊性,力求得出一些有价值的结论。
摘要：近年来,企业政治关联对企业业绩、财务政策和资本市场影响的相关研究已成为财务和金融领域研究的热点,但企业政治关联这一隐蔽且难以量化的因素如何对企业的各个层面产生影响,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才刚刚开始。为此,本文通过近年国内外相关学者的研究,对模糊的政治关联概念重新界定,梳理了三个主要的研究领域,凝练出五个后续研究方向。
关键词：政治关联,政治干预,财务活动,企业价值
政治关联度 篇2
一、引言
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热门话题。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制度尚不健全，所以不少企业仍然“政企不分”，政治关联在我国企业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从政府方而看，政治关联使得政府能对企业进行掌控;从企业方而看，政治关联是政府与企业之间沟通的渠道，企业可以由此获得政府的相关支持与帮助。很多学者从不同方而论述了政治关联与企业的关系以及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具体影响。比如Roberts (1990) Foilsman 认为政治关联会对公司的股价造成影响;Faccio ()，吴文峰()等认为政治关联可以带来税收减免;于蔚()认为政治关联可以给企业带来相关的资源。
与上述文献相左，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尽相同的观点。Heifer, Vishnu ()认为政治关联偏离了企业价值最大化。Joseph fan等()发现在国有企业中，高管大多由政府任命，他们承担一些社会性功能，政府的长期负而影响降低了股东支付高股价的意愿，并且这些高管大都没有专业知识，企业治理水平低下，企业的长期绩效就会比较差。Classes等()指出政治关联导致银行信贷资源错配。张敏()进而指出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更容易获得长期贷款，但是获得贷款后他们更容易进行过度投资，贷款对政治关联企业产生了负而影响。
根据以往的文献，本文将对新疆上市企业的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本文假设: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1月到12月在沪深交易所上市的新疆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深圳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CSMAR数据资料库。对样本数据进行了如下筛选::1剔除金融性公司;2剔除连续亏损的企业(ST,PT公司);3剔除高管个人信息披露过少的企业。本文选取了34家样本公司，其中有政治关联的是22家，占总样本比例64. 7 % 。
(二)因变量的`选取
一般对于企业绩效的考虑通常包括市场和财务两个方面，有公司盈利能力、发展能力和竞争力等多个指标。
1会计类绩效指标
在有关绩效的实证研究中，一般有多个会计指标，包括总资产收益率(ROA)、利润增长率(EARN)、净资产收益率(ROE)、销售利润率(ROS)等。
2市场类绩效指标
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是企业经营的重要目标，通常股票的市场价格是最能体现股东价值的指标。在实证研究中，有的学者用值作为市场指标来衡量绩效;有的采用市场超额累计收益率或买入并持有收益率进行度量。本文参考以往文献选择会计指标资产收益率( ROA)来度量企业绩效。
(三)解释变量的定义及度量
对政治关联的定义和度量，通常以高管政治背景作为代理变量。国外企业的研究中，Roberts (1990)以企业在政治竞选活动的捐款来衡量企业的政治关联;Fan等(2007)以CEO的政治身份来界定政治关联，只要企业的CEO曾经或目前在政府部门任职，则企业具有政治关联;Faccio (2006)以公司的控股股东或高管具有政府工作经历，或跟某位政府官员、国会议员或政党有紧密联系来界定政治关联。国内市场的研究中，吴文峰等(2008)把政治关联定义为，企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曾在政府或军队等其他部门任过职。
对于政治关联的度量，国内学者一般都采用哑变量有政治关联的为1，也有学者通过构建政治影响力指数来衡量企业政治关联的强度王庆文和吴世农，2008，但这种做法主观性太强，一般不被采用。本文是找出董事会成员以及高管的资料，然后查找他(她)是否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在政府部门任职或者曾经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在政府部门任职对新疆企业的政治关系进行刻画。本文定义的新疆上市公司的政治关联用以下方法来度量:整体政治关联哑变量POL，如果在企业董事会成员以及高级管理人员中，如果现任/曾任职于政府部门、军队，或者现任/曾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则该企业的POL为1，否则为0。
1 在全样本中，ROA均值为0. 2897 ,
大于非政治关联组(0. 0000)而小于政治关联组(0. 0448)的绩效。将政治关联组与非政治关联组相比较可以看出政治关联组的企业绩效的极大值(0. 1630 )、极小值(0. 0480 )、均值(0. 0448 )、标准差(0. 0618)均大于非政治关联组企业绩效的极大值(0. 0930 )、极小值( - 0. 1730 )、均值(0. 0000 )、标准差(0. 0517 )，由此可知在新疆上市公司中的政治关联企业的绩效高于非政治关联企业的绩效，原因可能是由于政治关联使企业获得更多银行贷款和更长的贷款期限，可以为企业带来税收减免、融资优惠，进入管制行业，获得政府救助等。
2实证分析结果
中数据是两变量之间的Pearson系数，可以看到变量POL与变量ROA之间的系数为0. 0370，显著性为0. 031，说明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有正效应影响，且在5%的水平内显著。说明本文的假设1成立，即从整体来看，企业高管的政治关联可以提高企业的绩效。
三、结论及建议
政治关联度 篇3
研究我国民营企业并购前后的投资效率的改善情况，家族涉入、政治关联对并购前后效率投资改善的影响，以及两者是否存在相关关系。
关键词：政治关联；投资效率；并购
中图分类号：
F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6）04009503
1 本文研究背景
投资作为公司三大金融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一直备受关注。作为实现经济增长的手段之一，其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公司的价值和长期发展。遗憾的是，经过多年的发展，虽然当前我国的市场机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较之国外，市场机制尚不完善。已有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投资效率不高这个问题依旧普遍，投资不足、投资过度、盲目扩张现象屡见不鲜。如何抑制企业非效率投资，提高企业投资效率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政治关联作为一种非正式替代机制，是公司的一种外部治理模式，研究其对投资行为的影响具有理论与实际意义。国内外学者对政治关联对投资行为影响的研究已经较多，但是尚未得到统一的结论，而且都是直接研究两者的关系，很少考虑企业特殊行为下两者的关系，比如说并购。随着对民营企业研究的深入，家族涉入这一概念，逐渐受到关注。作为公司的一种内部治理模式，家族涉入对企业的各方面都会产生影响，包括投资行为。然而，目前理论界对于家族涉入的研究很少，对家族涉入对投资行为影响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由于家族企业在民营企业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故而研究家族涉入对投资行为的影响很有意义。
随着并购浪潮的推进，并购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外部治理手段，逐渐在企业经营投资行为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并购的本质是资源的有效配置，能够整合企业内外部的资源，提升并购主体的经营管理效率，使公司得到长足发展。作为公司的重大投资决策行为，在进行研究时，将其纳入相关研究的影响因素，可以丰富现有的研究，并为企业的并购行为提供指引。
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笔者发现，目前国内学者多倾向于从并购动因和并购绩效两条主线展开研究，而对并购前后公司在投资行为上的变化这样一个中间变量的研究并不多见。鉴于此，笔者尝试对并购前后的投资效率是否得到有效改善做探究。同时，考虑到家族涉入、政治关联这两个公司治理模式对民营企业投资行为的重要性，在研究中引入这两个视角，并作进一步研究
2 本文创新点
第一，在并购研究主要集中于并购动机和绩效研究的当下，前人鲜有对并购前后企业的投资效率的改善情况进行研究。本文，以并购前后投资效率为大致方向的基础上，引入新的视角，进行分析，丰富并购后投资行为的相关研究，为日后企业的并购行为提供指导意见。
第二，本文引入了家族涉入的概念，研究其对企业并购前后投资效率的影响。家族企业是当前研究的热点，本文的研究，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家族企业在投资行为方面的文献。
第三，本文尝试对家族涉入与政治关联的进行相关性关系，这方面的研究相对空白。家族涉入与政治关联作为两种不同的公司治理机制，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不仅可以为企业治理方面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也为民营企业实际运作提供了指导。
第四，以并购企业为样本，研究政治关联对并购前后投资效率改善情况的影响，丰富了当前政治关联对投资行为影响的相关文献。
3 相关文献回顾
3.1 关于投资效率的研究文献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投资发挥着巨大作用。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投资行为的易变性，也可能导致经濟波动。由于投资在我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故而在探讨经济问题时离不开对投资行为及其效率的考察。对于投资效率的探讨，由来已久，国内外诸多学者也在这方面有着不菲的研究成果。
对于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国内外学者从公司内部到国家宏观层面都展开过深入的研究，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也比较多，总结下来，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主要有：（1）融资约束；（2）公司内部治理因素；（3）制度环境。
3.1.1 融资约束对投资效率的影响
企业的投资水平能否处于最佳的水平，不仅需要发现可以投资的项目，还需要能够筹到支持项目运作的资金。Fazzari等（1988）在相关研究中发现，与不受融资约束情况相比，当企业受到融资约束时，其投资水平对自由现金流更加敏感。有研究指出，负债比例越高，企业产生过度投资的可能性越低。同时，不同的债务来源也会对企业的投资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如黄乾富等（2009）的研究表明在政府干预情况下，银行借款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缺乏约束力，与之相反，商业信用由于存在再融资约束能够对企业的投资行为产生约束效应。胡建雄等（2015）在研究债务来源异质性对投资行为影响的研究中指出，债务来源越多元化，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水平越低。
3.1.2 公司内部治理因素对投资效率的影响
（1）股东与经理的代理问题。现代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产生了代理问题。所有者与经营者的目标是不一致的，经营者有时候会为了私利违背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这种情况，在企业的投资活动中也有所体现。Jensen（1986）提出这样一种观点，企业经营者的个人收益与企业规模具有正相关关系，为了增加个人收益，经营者有着强烈的动机将可支配的资金用于扩大企业的规模，即使有些投资项目的净现值小于零，经营者也会投资，从而导致过度投资。而在有些情境下经营者则为了保全自身的名誉，主动放弃一些好的投资机会，导致投资不足。（2）管理者背景。行为金融学理论认为，管理者的背景会对公司的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对于管理者背景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的研究也不少见。姜付秀（2009）在研究中指出，由于年龄、学历、工作经历等背景特征存在差异，管理者在投资行为上的表现并非是同质的，具有不同背景特征的管理者可能在投资行为上具有较大差异，故而在投资行为的研究中应当考虑管理者的背景特征对研究结果的影响。
3.1.3 制度环境对投资效率的影响
关于制度环境对投资效率影响的研究，当前多从市场化程度、政治原因、信息披露机制这几个角度展开。（1）市场化程度。Greenwood等（1990）认为随着金融环境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企业的投资效率也会不断提高。罗琦（2014）指出企业所在地的市场化程度越低，企业越可能出现非效率投资的情况。（2）政治原因。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使得我国一些企业的行为中往往折射出政府的影子。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往往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为了实现某些社会目标，政府有干预企业投资活动的动机。潘红波等（2008）在相关研究中发现，当一些地方财政赤字和失业问题很严重的时候，政府有着强烈的动机干预企业的投资活动，而这种做法往往造成企业投资决策不以经济目标为第一位，最终导致收益率降低。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往往与当地的财政收入和GDP挂钩，为了提升自己的政绩，很多官员要求企业盲目扩大投资以实现当地经济规模上的快速发展。（3）信息披露机制。从理论上来说，信息的披露能够增加信息透明度，有利于缓解内外部相关人员因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矛盾，同时也有利于加强监管，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进而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周瑾（2014）认为，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有助于企业改善非效率投资问题。
3.2 关于政治关联、投资效率、并购的研究文献
查阅已有研究文献，笔者发现，政治关联的存在，对企业的投资行为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目前，对于政治关联对投资效率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一部分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政治关联与投资效率二者呈负相关关系，政治关联会降低企业的投资效率。Chen等（2011）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政治关联的存在会导致公司出现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最终使得企业投资效率低下。张萏（2012）的研究发现：政治关联与过度投资显著负相關，这表明，民营上市企业拥有政治关系资本会降低投资效率，造成资金利用下降。但是，政治关联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程度，还与其他相关因素有关。何婧（2012）在考察政治关联与境外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关系时，还考虑了交易所不同可能对研究结论造成的影响。另一方面，其他学者认为政治关联可以改善企业投资效率。殷枫（2012）在以民营上市企业为样本的研究中指出，董事会具有政治关联有利于及时获取经理层面的信息，缓解由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监控不力的问题，进而降低代理成本，而代理成本的降低，则有助于企业提高投资效率。在研究现有文献后，笔者认为政治关联或多或少对企业的投资效率有影响。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在研究企业并购活动时，也开始将政治关联这一因素纳入考虑的范畴。很多研究指出，在并购活动中，政治关联可以帮助企业获得政府支持，从而提高并购绩效。李善民、朱滔（2006）研究发现，当被并购企业管理能力差和经营绩效较低时，政治关联的存在可以显著改善企业的经营绩效。陈丽蓉等（2011）指出董事长的政治关联与企业并购长期绩效显著正相关。
3.3 家族涉入、投资行为与并购绩效的研究
民营企业与家族企业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研究民营企业相关问题时，家族集团等因素渐渐为国内外学者重视，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所谓家族涉入，企业家将自己的家族成员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引入到企业中，及家族企业。Chua et.al（1999）认为家族企业与一般企业的区别在于家族涉入，他们将家族涉入分为三个方面：所有权涉入、管理涉入和传承意愿。Zahra（2005）所指的家族涉入主要是指管理涉入，包括创始人是否担任公司CEO或者董事长、家族董事占董事会的比例、家族雇员数量以及控股家族对战略规划过程的影响。控股家族对公司治理的涉入主要表现在所有权和控制权涉入两个方面。
投资作为现代企业最重要的行为之一，其后果对企业的绩效影响重大。故而，研究家族涉入与投资效率的相关问题，具有很好的现实意义。笔者发现，学术界对家族企业投资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探析影响家族企业投资的外部制约因素、分析家族企业治理结构对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家族企业的过度投资问题。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侧面，丰富了家族企业的投资行为的研究。在研究家族企业外部投资的制约因素时，张长海等（2009）研究发现我国民营家族企业的投资行为严重依赖于内源型融资，融资约束是制约家族企业投资优化的主要因素。斯泰尔Steier（2001）则指出信任对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益处主要表现在它能够促进家族企业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减少信息不对称，提高决策质量。
近年来，我国家族企业无论从规模上还是质量上都有了较大的提升，一大批资本实力雄厚的家族企业也应运而生。随着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竞争实力不断增强，并购也成为许多企业实现企业战略的重要途径。研究界，对于家族企业的并购行为的研究目前还不是很多。林泓（2010）家族并购公司的并购动机主要是基于协同效应，而非家族并购公司的并购动机可能会存在委托代理问题，因此家族并购公司绩效较优。Cronqvist等认为家族企业的控制权强化机制会对公司绩效产生负面的影响。
3.4 家族涉入与政治关联的研究
家族涉入和政治关联作为企业内外两种治理机制，都会对企业的绩效产生一定的影响。家族涉入可以比较有效地降低企业内部的代理成本，而建立政治联系则可以保证企业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保护自己的产权以及获得各种资源。当前，已有一些学者将家族涉入、政治关联二者进行结合研究，但是目前研究还是偏少。陈钊等（2008）发现企业的规模也同企业家是否能参政有着正向的关系，所以家族企业的企业家更可能建立政治联系。Burkart（2003）认为企业家自身的时间和精力等都是稀缺的，如果在政治联系活动上投入较多，势必对企业本身的经营产生影响，而家族涉入的优势之一就是可以降低企业家的内部监督成本，这就使得家族企业的企业家在进行政治活动的时候具有一定的资源优势。
3.5 已有文献评述
综合上述文献，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虽然对企业的投资与并购行为做了大量的研究，且已相当成熟，但是鲜少有探究企业投资效率与并购行为的相关性研究。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并购一直以来都是研究热点问题，针对企业的并购行为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但是主要是从企业并购动因和并购绩效两条主线展开的。其中对于并购绩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并购交易后的效应上，主要是从公司财务的角度分析并购前后公司绩效是否提高和从资本市场角度分析股东收益是否增加两种路径展开，鲜少将投资效率这一指标纳入并购绩效的评估过程。并购作为现代企业的一项重大战略行为，在对企业投资效率的研究过程中，将其纳入考量范围，具有重要意义。
政治关联与薪酬激励研究 篇4
一、文献回顾
政治关联即企业与拥有政治权力的个人或组织之间形成的隐性政治契约, 一般通过有政治背景的高管发挥作用。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背景下, 聘任有政治背景的高管, 有利于获取经济上的便利与收益, 如融资、产权保护、资源上的优先权等。
对此, 辛清泉等 (2007) 从实证上检验了高管薪酬对企业资本投资的治理效应;结果表明, 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存在投资过度的现象, 这恰恰是薪酬契约失效所导致的。肖继辉 (2005) 发现, 民营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最高, 其次是国有法人控股和国有独资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 而国家机构直接控股的上市公司, 对薪酬业绩并不敏感。
但是, 这类研究仅仅从企业主体性质方面考察了政治关联, 并没有从高管政治身份的角度来考虑。事实上, 在中国的特殊背景下, 国有控股企业是一类天生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 其政治关联的形成是被动的———高管多由政府机构任命, 有可能不受董事会及薪酬委员会的约束, 因而薪酬业绩敏感度较低。相比之下, 非国有控股企业政治关联的建立一般是主动的, 企业会主动聘用有政治背景的高管, 从而形成政治关联网络。
鉴于此, 本文拟从企业性质、高管政治身份两个方面来研究政治关联对薪酬业绩敏感度的影响, 探究政治关联对薪酬激励是否起到了负面作用。
二、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样本期间为2005至2010年, 数据来源为锐思 (RESSET) , 共涉及沪深两市1282家公司, 其中国有控股企业766家, 非国有控股企业516家。
(二) 模型设定
本文对薪酬业绩敏感度的定义是:由股东财富的变动所引起的高管薪酬的变动。不考虑政治关联时, 薪酬业绩敏感度的估计方程为:
其中, ΔPay被解释变量分别取两个指标: (1) ΔTotalpay, 公司管理层总薪酬的变动, 这里的高管是除董事会、监事会以外的所有高管, 总薪酬指的是除股票、期权以外的管理层总收入; (2) ΔTop3pay, 公司前三名高管 (CEO、总经理、财务总监等) 的总薪酬的变动。ΔSW是股东财富的变动。考虑到政治关联的影响后, 模型 (1) 变为:
PC是度量政治关联的度量为哑变量。政治关联是以下两个因素的并集: (1) 公司的高管曾经或当时在中央、地方各级或其他政府部门任职; (2) 公司的高管曾经或当时担任人大代表、党代表或政协委员之职。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管理层总薪酬的最大值、最小值、均值、中位数分别为8994.58万元、3.64万元、300万元和200万元;前三位高管总薪酬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107.5万元和76万元。股东财富变动△SW的均值、中位数分别为16.36亿元、3.91亿元。各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注:括号中为t统计量, ***、**、*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二) 回归结果
表1报告了模型 (1) 、 (2) 的回归结果;表2报告了依据回归结果得到的薪酬敏感度估计。由表2模型 (1) 的估计结果可知, 国有控股公司股东财富变动△SW的系数显著为正, 即薪酬与绩效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由模型 (2) 结果可见, 政治关联PC、政治关联与股东财富变动的交乘项PC×ΔSWt与其滞后项PC×ΔSWt-1均具有联合显著性。对于非国有控股企业, 政治关联组的当期财富变动对前三名高管的薪酬有显著影响。对于全样本, 政治关联组对薪酬也仍然有显著的影响。
(三) 薪酬业绩敏感度 (PPS) 分析
表2报告了模型 (2) 的回归结果。因变量为高管总薪酬△Total Pay时: (1) 国有控股企业中, 无政治关联企业的PPS为9.38, 有政治关联企业的PPS为65.82, 二者之间的差距有7倍之多; (2) 非国有控股企业的政治关联降低了PPS, 这与国有控股企业的结论相反。因变量为前三名高管的总薪酬△Top3Pay时, 结论与前面相一致。对于全样本, 2005年至2010年间, 上市公司的股东财富每增加100万元, 管理层的总薪酬仅上升26.83元, 公司前三名高管的总薪酬也仅上升11.74元。
本文因此认为:我国政治关联的确是薪酬业绩敏感度较低的重要因素。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有控股企业的薪酬业绩敏感度远低于非国有控股企业;二是非国有企业中, 有政治关联企业的薪酬业绩敏感度显著低于无政治关联企业。
四、结论与启示
政治关联会增加国有控股企业的薪酬业绩敏感度, 但是会显著降低非国有控制企业的薪酬业绩敏感度。虽然薪酬与业绩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但从激励的金额来看, 薪酬激励所发挥的效果也并不大。因此, 本文的结果支持管理者权力理论, 即薪酬激励并没有缓解代理问题, 其本身就是代理问题的表现。
摘要：文章从政治关联的角度, 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薪酬业绩敏感度偏低的原因。结果显示, 国有控股企业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度低于非国有控股企业;在非国有控股企业中, 有政治关联的企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显著低于无政治关联的企业高管。因此, 上市公司高管的政治关联是导致其薪酬业绩敏感度偏低的原因之一, 从而印证了管理者权力假说。
关键词：政治关联,薪酬激励,薪酬业绩敏感度
参考文献
[1]Leuz C., Oberholzer-Gee F..Political relaobal financing, and corporate transparency:Evidence from Indonesia[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6 (02) .
[2]Chen C.J., Li Z., Su X., et al.Rentseeking incentives, corporate political conne ctions, and the control structure of private firms:Chinese evidence[J].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11 (02) .
[3]辛清泉, 林斌, 王彦超.政府控制、经理薪酬与资本投资[J].经济研究, 2007 (08) .
[4]肖继辉.基于不同股权特征的上市公司经理报酬业绩敏感性[J].南开管理评论, 2005 (03) .
政治关联度 篇5
应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对26个绿豆品种(系)的主要农艺性状和单株粒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农艺性状对单株粒重的关联度从高到低依次为单株英数>百粒重>单荚粒数>荚长>节数>株高.对单株粒重影响最大的`是单株荚数和百粒重.因此.在绿豆高产育种中.应注重对单株荚数和百粒重的选择.
作 者：闫锋 Yan Feng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齐齐哈尔分院,齐齐哈尔,161006 刊 名：中国种业 PKU英文刊名：CHINA SEED INDUSTRY 年，卷(期)： “”(5) 分类号：S5 关键词：绿豆 农艺性状 灰色关联度
政治关联度 篇6
关键词：护理；大学生；思政教育；专业思想教育；关联度
一、引言
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多元化发展趋势明显，这种多元化的思想通过网络、手机等信息平台不断输送到大学之中，很多大学生的思想也受到一些不良价值取向的影响，需要进一步加大大学生的思政教育，实现他们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护理专业的大学生今后是要从事高级护理工作的，他们直接面对患者，在急症、输液室等地，他们需要一线的操作，这样实际的操作都是需要从业人员具有很强的责任心，具有爱岗敬业的优良品质，这都是需要在校期间，对其进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不断树立护理专业大学生对护理工作的热爱和敬畏，换句话说，就是有效的思政教育是大学生提升自我职业操守的思想教育基础。因此，其思政教育与专业思想教育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
二、思政教育与专业思想教育关联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护理专业的思政教育、专业思想教育存在难度
高校中，护理专业的学生在进校的时候与临床等医疗主体专业的学生高考成绩差不多[1]。随着专业知识的增长，到了实习阶段之后，他们从事不同的工作，其工作的强度也是不同的，这样就给护理专业的大学生造成了很多的心理压力，这些压力转变成他们对护理专业的思想抵触情绪，这时候再对他们进行相关的思想政治教育，他们的接受程度将大大降低，思政教育的难度将不断增大，同时在专业的思想教育中，由于他们对护理工作本身就已经产生了抵触情绪，这种对于护理职业的积极性教育也就自然变得很困难。另外护理专业的一部分学生进入这一专业的动机不是喜欢这一职业，而是被动的一种选择。因此在对他们进行相关的思政教育和专业思想教育的过程中，他们很难听进去，例如职业操守教育、人生价值观教育、爱岗敬业教育等都是没有讲解的基础，因为他们对护士这一行业根本不感兴趣。
（二）思政教育与专业思想教育之间缺少比较的关联度
护理专业的思政教育教师与专业思想教育的教师在知识的交流上存在真空，他们基本上没有交集，从事思政教育的教师基本都是专业哲学专业的高材生，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话、群众路线的必要性、“三严三实”的主要含义等思政基本教学内容有着深入的理解和掌握，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对这些党的最新理论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然而这种讲解只是思政的基本理论教育，列举的事例也都只是一些生活中的案例，对护理专业的涉及不是很多，或者设说基本上没有涉及，这样的思政教育虽然可以构建良好的人生观、价值观，但是对其专业思想教育涉及不是很多，两者教育的关联度相对比较薄弱。
三、两种教育的相似性
（一）教育目的相对统一
思政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构建学生正确的人生价值观[2]。所谓的人生价值观具体来说就是对待社会和他人的一种思想理念，道德规范等，这种基本的思想理念需要通过相关的教育实现，从学生时代不断养成高尚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专业思想的教育主要目的在于进一步构建对待某一专业正确的认识和态度，换句话说，这就是一种职业操守。在不断了解本专业相关职业理念的基础上，学生才能更好的认识护理专业的从业道德底线和标准，由此可见两种教育模式在教学目的方面具有相似性。
（二）教育的内容存在交集
思政教育的主要内容涉及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营造，对于社会问题的道德底线。护理专业的思想教育主要是涉及到本专业的主要护理理论实践知识教学，学生通过这些护理理念的认识，不断构建出自己今后从事护理行业的一定职业准则，这种职业准则就是属于社会问题的一种道德底线的认识。因此，两种教育在教学内容上存在相互之间的交集。
（三）两种教育在教学方法和手段上存在类似性
不管是思政教育，还是专业思想教育，都是需要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结合，这样才能实现学生对相关教学内容的学习兴趣，同时这两种教育思想都是属于一种人生理念教育，一个更加宽泛、一个更加具体，两者都是属于思想教育，是道德品质的提升，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两种教育在教学方法都可以采用一些案例式的教学模式，创新教学形式，构建学生参与教学主动性的提升，同时相关的多媒体课件、互动式白板教学等都是可以应用到这两种教育之中，在教学形式上，两种教育具有相似性。
四、构建思政教育与护理专业思想教育关联度的措施
（一）实现两类课程教学教师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单纯的思政教育主要是针对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的营造为主要目的，从事思政教育的教师在单纯思政教育理论相对比较精通，但是针对护理专业的一些专业思想认识缺少专业知识。他们在给护理专业大学生讲授思政理论的时候，缺少护理专业的相关知识。不断构建思政教育的教师在业余时间与护理专业的教师进行相互交流和沟通，只有多接触、多了解，才能实现思政教师在思想不断构建护理教育思想，同时在护理专业的教师心中也不断构建更多的具有时代性、先进性的思政理念，指导自己的教育方向。他们在教学过程中才能更好地融入对象领域的教学案例，实现两种教育的相互交融。
（二）实践环节实现两种教育的有效结合
不管是思想政治教育，还是专业思想教育，都是需要进一步构建学生参与教学的实践。因为只有开展相关理论知识的实践，才能保证相关的教学内容可以被学生有效理解和掌握。两种教育都是存在实践环节，换句话说，两种教育的结合点之一就是实践环节。教学过程通过实践实现两种教育的有效联系，更好地实现学生人生价值观的提升，实现学生职业道德的升华。具体来说，教师可以将两类课程的实践环节进行有效整合，实现实践时间的增加，更多的实践环节可以保证更加具有实际意义的理论联系实际教育。同时实践教学的内容选择不能太孤立，需要选择具有护理专业道德操守的实践环节，这样才能实现学生
（三）构建新型的教学模式，实现两种教育质量的提升
由于两者教育目的、内容、形式上存在类似性[3]。在完成相关的教学任务的过程中，构建新型的教学模式也具有类似性，引入更多的案例式教学模式，在案例选择方面更多的融入护理专业的实践内容，这样可以实现两种教育的有效融入。同时在教学过程中不断融入更多的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例如多媒体课件、互动式白板教育、微课教学等都是可以实现这两种教育质量提升的有效辅助手段。在教学过程中加强这些手段的灵活应用。
五、结语
护理专业的大学生在构建全方位人生价值观的同时，更加需要构建护理工作的从业操守，换句话说，对于护理专业的思政教育中需要整合更多的护理专业思想教育理念，同时护理专业思想教育中也需要贯穿更多人生价值观的营造，实现两种教育的有效结合。
参考文献：
[1]杨坤蓉，文霞，欧阳寒雪，王羽，艾玉萍，王大刚，等.医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策略初探——以重庆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学院学生为例[A].决策论坛——政用产学研一体化协同发展学术研讨会，2015，12：169-170.
[2]贾荣圣，常康，徐志成，等.倡导美德善行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研究——以泰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路径选择为例[A].江苏省第八届学术大会学会专场论文哲学社会类论文汇编，2014，11：159-160.
政治关联度 篇7
社会资本的概念最早源于布尔迪厄(PierreeBourdieu),他认为社会资本资源的集合体是潜在或实际的,而Lin(2001)指出,社会资本嵌入在社会中,是人们投资在社会关系中并期望在市场中获得回报的资源。部分学者对发现社会资本能给企业带来诸多好处,企业通过高管的金融关联能够降低债务成本(Ciamarra,2006)、增加外部资金(Bruak,2008)、缓解融资约束(邓建平等,2011),而且银行关系还能降低企业的过度投资(彭红枫等,2014)。而政治关联能给企业带来税收优惠(吴文锋等,2009)、获得行业准入(罗党论和刘晓龙,2009)甚至获得政府补助(余明桂等,2010)。中国是一个“关系型”社会,“关系”在中国经济活动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对发展尚不健全、市场化程度有待提高的银行业而言,“关系”的影响尤为突出。银行的各种“关系”主要体现在高管的社会资本上,而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影响最大的应是银行高管与各类金融企事业单位间建立的金融关联和与各类政府部门间建立的政治关联。
本文从高管金融关联的角度研究银行风险承担行为,探讨高管金融关联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进一步引入探讨政治关联,探讨政治关联对金融关联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间关系的影响。主要贡献在于:第一,研究银行高管社会资本与风险承担行为的关系,能够很好地反映出在中国的“关系型”社会中,银行风险承担行为有怎样的特殊性。第二,大多数研究高管社会资本的文献主要集中在政治关联上,而我们考虑对银行有重要影响的高管金融关联。第三,引入高管政治关联,研究政治关联对对金融关联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关系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以往文献主要研究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关联对企业融资的影响,考虑董事会成员的银行背景,且研究出发点大多从银行对企业监管的角度。Booth(2005)指出,董事会成员中拥有银行背景的董事将增强企业负债的承受力,提高企业债务。与Booth(2005)研究结论相同,Ciamarra(2006)也认为具有银行背景能提高企业的债务比例,降低债务融资对企业有形资产的敏感度和企业的债务成本。Bruak(2008)认为银行背景高管有利于增加外部资金和降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但这些融资好处仅有利于有较好信誉但投资机会较差的企业。Slomka-Golebiowska(2012)得到,当董事会中有银行董事时,企业的投资行为更多依赖银行贷款而非内部资金,银行家会利用自己拥有的金融专长帮助企业降低融资约束。邓建平和曾勇(2011)利用民营上市公司样本,得到金融关联能有效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且这种缓解在金融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尤为显著。此外,政治关联程度较低的民营企业的金融关联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较大,而且,金融关联比政治关联更能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徐业坤、钱先航、李维安(2013)研究发现,面临政治不确定性时,企业的投资支出会明显下降;政治关联企业其投资支出水平要高于非政治关联企业。彭红枫等(2014)对沪深两市2330家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后发现,政治关联会导致企业的过度投资,而银行关系则不会,而且政治关联能有效地降低民营上市公司的银行贷款违约率。
上述文献对金融关联和政治关联的研究主要以企业为对象,研究高管政治关联和金融关联对企业的影响,而对金融关联的研究主要都是当企业的高管与银行有某种关联时,企业是否能提高融资能力,降低融资成本,目前尚未有针对银行研究金融关联有风险承担行为间关系的文献。基于此,本文以银行为研究对象,探讨金融关联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影响方式,进一步拓展对金融关联的研究。
(二)研究假设
1、高管金融关联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
银行在经营过程中面临各类风险,包括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风险,本文中,我们只关注非系统风险,并且把研究重点放在违约风险、信用风险和贷款风险上。在中国,金融机构的从业类型大致可分为政策性银行、大型商业银行(中农工建交五大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商行农信社、外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六大类。本文将分别研究高管在不同金融机构中的从业经历对银行不同的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
(1)违约风险
首先,不同机构类型的从业经历对违约风险有不同影响。有政策性银行工作经历的高管长期工作于政策性银行,由于这类银行受政府直接控制且政府的支持力度最大,因此,他们养成了只关注经营业绩和一些特殊政治目的,而不关注经营波动性的职业习惯(以下简称“不顾风险”的职业习惯)。大型商业银行的经营稳定性关系到国家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它们按照正常的商业条件经营,带有较少的政治目的,相比政策性银行,大型商业银行必须注重控制银行风险。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的经营稳定性关系到地方金融的稳定性。有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工作经历的高管会有“注重经营稳定性”的职业习惯,但其“注重经营稳定性”的职业习惯比有大型商业银行工作经历的高管小。股份制商业银行完全按正常商业条件经营,它们不带有任何政治目的,受国家的支持和控制也相对较少,他们经营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收益。因此,有股份制商业银行工作经历的高管具有更高的追求风险收益的倾向性,这将提高银行的违约风险。与股份制商业银行类似,外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经营的主要目的也是获取收益,故有这两类经历的高管也倾向于提高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以增加风险收益。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有政策性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外资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工作经历的高管占比越高,银行的违约风险越高;而有大型商业银行或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的高管占比越高,银行的违约风险越低。
(2)信用风险
不同机构类型的从业经历对信用风险有不同影响。鉴于政策性银行和大型商业银行在中国金融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相比在其它类型银行(以下简称其它银行)的工作经历,在或曾在政策性银行和大型商业银行工作的高管与各类政府部门尤其是银行业主管部门的联系更紧密,也更了解中国银行业的风险监管体系,他们能利用自身掌握的政治资源以及对中国银行业风险监管体系的了解帮助银行更多的从事稳定性高的业务。相比政策性银行和大型商业银行,其它银行与政府部门尤其是银行业主管部门间的联系相对较少,对中国银行业风险监管体系的了解相对不足,他们利用各种资源(尤其是政治资源)、知识与经验为银行拓展业务的能力相对较低,致使银行业务的规模都相对较小。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有政策性银行或大型商业银行工作经历的高管占比越高,银行信用风险占比越小。
(3)贷款风险
不同机构类型的从业经历对贷款风险的影响不同。在中国的商业银行体系中,政策性银行和大型商业银行占有大量优质的贷款资源,使得其它机构获得贷款资源尤其是优质的贷款资源的空间大为减少,进而只能通过降低贷款条件和增加可用贷款资金的方式进行竞争,从而具有为扩大贷款规模而提高贷款风险的倾向,直接影响其所在银行的贷款行为。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有政策性银行或大型商业银行工作经历的高管占比越高,贷款风险越小;有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外资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工作经历的高管占比越高,贷款风险越高。
2、高管政治关联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
以往很多文献(Li等,2008;Niessen和Ruenzi,2010)表明,政治关联能为企业经营提供很多好处,如在困境时更可能获得政府救助,提高企业价值和绩效等。政治关联的这些好处会降低金融关联程度高的银行因经营波动较大而违约的可能性,但同时也使金融关联程度高的银行对“违约风险”的敏感性降低,从而更大限度地实施风险性行为。
信用风险和贷款风险是监管部门重点关注的银行风险,当银行的政治关联程度较高时,银行可以利用政治关联带来的业务多元化来分散风险,而“风险的分散”会降低监管层对银行信用风险敞口增大的敏感性,进而使银行更能利用金融关联扩展表内和表外业务。因此,在政治关联程度较高的银行中,金融关联对信用风险的提高作用更显著。同时,当银行的政治关联程度较高时,银行更能利用金融关联,通过降低贷款条件、降低贷款损失准备、提高贷款利率等手段获取更多的好处。此外,政治关联程度高也会给银行带来更多源自政府部门的压力,进一步提高了银行的贷款风险。因此,在政治关联程度较高的银行中,金融关联对贷款风险的提高作用更显著。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4:相比政治关联程度低的银行,在政治关联程度高的银行中,金融关联对违约风险、信用风险和贷款风险的提高作用更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7-2013年我国32家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通过整理年报中公布的高管信息,并结合搜索引擎搜索,经内容分析,手工整理得到。样本的其它数据(财务数据、基本情况数据等)通过Bankscope数据库和各样本的年报手工整理获得。宏观经济数据从《中国统计年鉴》中获得。
(二)检验模型及相关变量说明
(1)高管金融关联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关系建模:
(2)加入政治关联和政治关联与金融关联的交叉变量,建立政治关联程度对金融关联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二者关系影响的模型:
其中,RISK为银行风险承担行为指标。银行风险承担行为指标,我们采用Z值(Laeven和Levien,2009)、股东权益比率(Laeven和Levien,2009;Thierno等,2011)、不良贷款率(Patrick等,2010;Fiordelisi等,2011)、拨备覆盖率(李燕萍和韩立岩,2008)等指标度量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同时,结合我国银行风险信息披露的实际,选取最大信用风险敞口作为衡量信用风险的指标,本文主要关注表内信用风险,使用表内最大信用风险敞口与银行总资产的比值来衡量风险大小。
金融关联的自变量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不考虑政治关联的金融关联,即政策性银行工作经历(PBP)、大型商业银行工作经历(NBP)、股份制商业银行工作经历(SBP)、城商行农信社工作经历(CABP)、外资银行工作经历(FBP)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工作经历(NBFP)。其中,这里的大型商业银行除中、农、工、建、交之外,还包括邮政储蓄银行。其它金融机构分类参照银监会年报中给出的金融机构分类。另外,由于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都是地区性商业银行,很多城市商业银行是由农村商业银行合并而来,所以把它们归为一类。二是考虑政治关联的金融关联。为验证政治关联对金融关联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之间关系的影响,引入政治关联程度变量PS,用一般政府部门得分、行政主管部门得分和银行业主管部门得分相加。这三项得分采用以层级为权重加权平均得到。关于层级,一般政府部门关联采用国家级、省部级、厅局级、县处级和乡科级,分别赋以5,4,3,2,1的权重,行政主管部门关联和银行业主管部门关联采用省部级、厅局级、县处级、乡科级以及其它,分别赋以5,4,3,2,1的权重,综合得分越高,说明银行高管的政治关联程度越高。模型(2)中的金融关联FTP为银行高管金融关联的综合程度,用银行高管在各类金融机构工作经历的比例总和来衡量,综合值越高,说明银行高管的金融关联程度越高。
控制变量的选取。参考以往文献,对模型控制变量的选取主要从两个方面出发,一是银行基本面变量,包括银行规模(SIZE)(Boyd等,2009;宋清华等,2011)、高管规模(MEMBERS)和管理层的高管平均年龄(AGE)。二是制度约束层面变量,包括名义GDP增长率(GDPG)(Louzis,Vouldis和Metaxas,2012;徐明东和陈学彬,2012)、上市与否(LIST)(Thierno等,2011)。变量具体定义如表1所示。
(三)数据的描述性分析
结合上述模型和变量,对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中可以看出,各银行的违约风险(Z)相差不大,最大值5.93,最小为2.19;而信用风险(ISCR)的差异较为明显;对于贷款风险(NLP、BLR和PCR),差异最大的是拨备覆盖率,最小覆盖率为48.29%(原深圳发展银行,2007年),最大达到了537.7%(重庆银行,2012年)。从高管的金融关联程度来看,高管在或者曾政策性银行工作的比例较小,均值为2.399,而在或者曾在五大国有银行和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工作过的比例较大,其中,在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比例将近30%,总体看来,银行高管的金融经历比较丰富。从表2中还可以发现,各个银行高管政治关联差异很大,最高分值达到了123,而最低分值仅为5,对数据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国有大型商业银行高管的政治关联程度得分较高,而城市商业银行高管的政治关联程度得分普遍较低。
四、实证结果
(一)高管金融关联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
银行高管在不同类型金融机构中的从业经历会对不同的风险承担行为有不同的影响,实证结果如表3所示:
(1)违约风险
表3的前两列是用Z值和CAR作为银行风险代理变量的实证结果,表示的是高管金融关联对银行违约风险的影响。从计算结果我们可以看出,仅非银行金融机构工作经历(NBFP)的高管比例与Z值和CAR同时显著负相关,这说明,具有非银行金融机构工作经历的高管比例越高,银行的违约风险越高,这点与假设1中的假设相符。非银行金融机构往往更加注重利润的提高,因此,在经营过程中,银行的违约风险可能会相应更高,具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工作经历会影响高管的决策行为,受之前决策思维的惯性影响,促使现任职银行的违约风险提高。
(2)信用风险
表3的第3列代表银行的表内信用风险,表示的是高管的金融关联对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高管的金融关联对银行表内信用风险的影响较大。其中,PBP和SBP均与ISCR显著负相关,这说明高管具有政策性银行的工作经历和股份制银行的工作经历会显著地降低银行的信用风险,这与假设2。
(3)贷款风险
表3的第5列和第6列分别是以不良贷款率(BLR)和拨备率(PCR)衡量的银行贷款风险,表示的是高管金融关联对银行贷款风险的影响。从实证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大多数的金融关联变量与BLR和PCR的系数并不是显著相反的,而有股份制商业银行工作经历(SBP)与BLR在5%的水平下正相关,与PCR在1%的水平下负相关,这说明,具有股份制商业银行工作经历的高管比例越高,银行的贷款风险越低。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发现,银行高管的金融关联会对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产生影响,而且,不同的金融关联对不同的风险会有不同的影响。
注:(1)括号中为z统计值,当样本量超过30(大样本),t分布近似等于z分布,STATA汇报告z检验值的结果,*p<0.1,**p<0.05,***p<0.01,下同。(2)以上7列分别代表以Z、CAR、ISCR、OSCR、NLP、BLR和PCR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下同。(3)上表中的所有方程都包含5个时间虚拟变量,篇幅所限,结果没有列示在表中,下同。
(二)政治关联程度、金融关联程度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
本部分研究政治关联对金融关联程度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间关系的影响,实证结果如表4所示:
(1)违约风险
PS(政治关联程度)与Z值和CAR都正相关,但两者均不显著,FTP(金融关联程度)与Z值和CAR都负相关,并且也不显著,这说明政治关联程度较高的银行的总违约风险和股东权益比率都较高,而金融关联程度较高的银行总违约风险和股东权益比率都较低。可能的原因是较高的政治关联使银行对经营波动性的关注较少,同时,政治关联为银行股权融资提供了便利。进一步,FTP*PS(金融关联程度与政治关联程度的交互项)与Z值正相关,与CAR显著负相关。将FTP*PS与FTP的结果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在高管政治关联程度较高的银行中,金融关联提高银行违约风险的作用较小。
(2)信用风险
PS、FTP均与ISCR显著正相关。即无论是政治关联还是金融关联都有提高银行信用风险的作用。但是,FTP*PS与ISCR显著负相关,将FTP*PS的检验结果与相应的FTP检验结果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在政治关联程度较高的银行中,金融关联对信用风险的提高的作用较小。
(3)贷款风险
PS与BLR显著负相关,与PCR显著正相关;FTP与BLR显著负相关,与PCR正相关。即政治关联程度较高或金融关联程度较高的银行的净贷款比例更高,不良贷款率较低,而拨备覆盖率较高。与PS、FTP的回归结果不同,FTP*PS与BLR显著正相关,与PCR显著负相关。这说明,在政治关联程度较高的银行中,金融关联对贷款风险的提高作用更显著,而在政治关联程度较低的银行中,金融关联对贷款风险的降低作用更显著。如前所述,政治关联会降低监管部门对银行贷款风险的“警惕性”,另外,这两种关联所带来的压力相互叠加也使在政治关联程度较高时,金融关联对贷款风险的提高作用更显著。
从总体的检验结果我们可以发现,政治关联和金融关联对银行的风险承担均会产生影响,而且,加入政治关联的因素后,高管的金融关联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会发生改变。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主要研究银行高管金融关联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间的关系,首先检验了高管的金融关联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然后检验了政治关联程度对金融关联程度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间关系的影响。通过分析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关于高管金融关联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高管金融关联会影响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且不同的金融关联对不同类型的风险有不同的影响。具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工作经历高管的比例越高,银行的违约风险也就会越高。具有政策性银行或股份制银行工作经历的高管会抑制银行的信用风险。与此同时,高管股份制银行的工作经历还会使得银行的贷款风险提高。
(2)关于政治关联对金融关联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关系的影响。政治关联会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产生影响,同时,政治关联还会影响金融关联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作用效果。在政治关联程度高的银行中,金融关联对贷款风险的提高作用更显著;而在政治关联程度较低的银行中,金融关联对贷款风险的降低作用更显著。
政治关联度 篇8
一、企业政治关联的广泛存在性
Krueger(1974)的开创性研究指出,企业家花费时间和金钱与政府官员或机构建立关系,可以给企业家带来巨大的利益。沿袭委托代理理论(Jensen and Meckling,1976)、非对称信息理论(Myers and Majluf,1984)、产品市场竞争理论(James and Lewis,1989),LLSV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后提出的“法与金融”理论,为制度框架下的企业财务管理问题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LLSV将法律、政治、宗教、文化等制度性因素引入到解释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具体研究之中,其基于全球49个国家的样本研究表明各国的法律渊源、政治体制、文化因素等会显著影响金融发展水平、公司治理模式和投资者保护水平,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在这一背景下,政治关联在经济与金融领域研究才逐步大量展开,而研究的焦点首先放在了企业政治关联的存在性问题。
政治关联无论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新兴或转型经济国家均普遍存在,Roberts(1990)、Fisman(2001)、Adhikari,Derashid and Laeven(2006)、Charumilind et al(2006)、Mian and Khwajia(2006)、Claessens Feijen and Laeven(2007)先后对美国、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泰国、马来西亚、巴西等国的企业政治关联存在性进行了研究。Chen、Li和Su(2005)及Li、Meng和Zhang(2006)的研究表明,在金融发展越落后、政府的管制越多、非正式的税收负担越严重、法律体系越弱的地区,私有企业家越可能参与政治。Faccio(2006)更是从全球视角综合考察了政治关联问题,其包含了42个国家的样本研究结果显示政治关联在各个国家都比较普遍。
我国不少民营企业通过各种方式形成政治关联,也引起了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广泛重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1993-2006中国私营企业大型调查》显示,民营企业家对政治参与表现出了较为浓厚的兴趣,28.8%的民营企业家有“争取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迫切愿望,民营经济企业家在十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十一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代表中已经占有相当的比例,部分民营企业家已进人了较有政治影响力的阶层,如担任政协常委、副主席等职务。2007年11月,当选的全国工商联第十届委员会的执委中,民营经济人士超过六成,在当选的23名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中,民营企业家的人数由上届的7个增加到13个。此外,Chen et al.(2005)的研究也发现我国家族控制的上市公司中存在很多具有政府背景的董事,这表明我国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的现象广泛存在。
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更为明晰,如通过持股、高管派任、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关联并购等形成了在形式上更为多样化和复杂化的政治关联。但是,我国的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政治关联具有本质上的差异,我国国有股份公司大多由国有企业转制而来,政企关系并未完全理顺,其不仅要承担等同于民营企业的市场化目标,同时还肩负不同控制层级政府的区域性治理目标。因此,尽管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是与生俱来的,政治关联的构建成本几乎为零,但以政策性负担为代表的国有企业政治关联维持成本却大得多,且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收益外延要大得多,包括社会稳定、就业率、经济增长等,这与民营企业政治关联在收益与成本的内含界定上有着显著差异。
二、政治关联的产生机理
企业政治关联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但是受到不同地区文化、法律、市场化水平以及政府治理方式与效率等方面差异,企业政治关联的产生机理大致可以分为被动型政治关联与主动型政治关联。所谓被动型政治关联,即是指在特定法律环境、监管体系与政府治理效率下,企业为降低运营成本,提高经营效率而被动获取的政治关联。例如Helland and Sykuta(2004)发现,政府加强对天然气政策的管制会导致天然气类的公司增加具有政治联系的董事,以此作为对政府监管的应对措施。Fan、Rui and Zhao(2006)研究了与我国23个省部级官员腐败案件有关联的上市公司的融资情况,结果发现腐败官员被捕后,相比较于没有关联的上市公司,与这些腐败官员有关联的上市公司的负债率明显下降。
世界银行从税费、企业在娱乐与旅游的支出、与政府打交道的实际时间、通关速度等方面考察了中国120个城市的政府效率,调查显示地区之间的政府效率存在很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对投资者的效率产生了很大影响(世界银行报告,2006)。企业在与政府的几个主要部门(如税务局、公安局、环保局以及劳动与社会保障局等)打交道的过程中,企业受到的干预程度在不同城市和地区有很大的不同。在被调查中排名前10%的城市里,企业每年平均需要与政府打交道的时间少于36天,而排名后10%的城市,最起码每年要花费87天。地方政府对民营企业的乱摊派、乱收费非常普遍,有些企业虽然不情愿,但是为了避免被刁难,不得不接受。因此,与政府处好关系,能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企业的运行成本。
主动型政治关联是企业在较低的市场化水平以及尚不成熟的法律环境,而主动采取的应对策略,以期从掌握优势资源的政府那里获取经济上的便利与收益,包括融资便利、地区或行业壁垒、产权保护、资源获取优先权等。例如,由于政府官员掌握着资源配置的权力,与政府的良好关系可以帮助企业获得价格适宜且位置优越的土地、政府采购合同和各种各样政策优惠等,从而获得优于竞争对手的租金。另外,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由于政府干预和市场的不完备,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在市场中进行着不公平的竞争。
2008年1月,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对民营上市公司发展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各个行业中民营企业所占比例与行业进入壁垒系数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692,汽车、交通运输、能源、金融等政府管制行业仍主要掌握在国有企业手中(陈斌,佘坚,王晓津,2008);Xin等(1996)的研究发现相对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我国民营企业把关系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同时也在建立关系上投入更多的资源,以期得到政府的支持和保护。罗党论等(2008)通过对民营企业主参与政治的制度环境考察,发现当地方产权保护越差、政府干预越大、金融发展水平越落后的时候,民营上市公司更有动机去与政府形成政治关联,原因在于这种政治关联对民营上市公司而言是一种对市场不完善的替代保护机制。
叶会、李善民(2008)将政治关系看作是一种重要的声誉机制,他们认为在渐进式的制度变迁过程中,企业经营所面临的外部不确定性更高,各种资源禀赋和投资机会并不能完全按照市场规则自由流通和获得,此时声誉对于企业而言就是具有价值的一项资产。因此,拥有政府背景的企业可以更便利的获得一些资源、投融资机会和优惠政策,甚至实在获取私有收益和侵害其他投资者利益的违规行为中更容易受到政治保护而免于法律的责罚。
三、政治关联对公司价值的影响
Shleifer and Vishny(1998)提出的“政府支持之手”假说,认为企业家花费时间和金钱与政府官员或机构建立关系,可以给企业家带来巨大的利益(Fisman,2001;Faccio,2006),包括融资便利性、税负优惠、产权保护等,从而对企业的价值产生积极影响。但也有学者提出了相左的“掠夺之手”假说,认为由政治关联导致的政策性负担(Shleifer,1998;Lin,1998;曾庆生和陈信元,2006)、以及由地方政府区域竞争导致的非效率并购等财务行为(周黎安,2004),从而偏离了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决策准则,会对企业价值产生消极影响。
对政治关联与公司价值关系的检验大多延续上述两种思路展开,可以大致分为两类方法:
一是事件研究法,即通过于公司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关联事件发生后,公司股价的市场表现来反映政治关联于公司价值的影响。例如,如果公司的运营与某些政治官员相关,那么这个官员去世或者下台,公司股价(公司价值)将会明显受到影响。Roberts(1990)发现和Jacson议员有关联的公司在他突然去世的新闻发布后股价下跌,而与他的继任者有关联的公司则股价大涨。Fisman(2001)研究了与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哈托关系紧密程度不同的公司,在苏哈托最后执政几年中传出的几次病危消息时候的不同股价表现,结果显示谣传的程度越重,有政治联系公司的股价下跌越厉害。Johnson and Mitton(2003)发现在亚洲经济危机的开始阶段,与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有政治联系的公司股价大幅下滑,但是当1998年末马来西亚政府实行资本管制政策后,这些公司的股价便开始大涨。
二是通过政治关联的相关表现因素,如企业高管的政府背景等对公司价值的影响,间接反映政治关联于公司价值的影响。Fan、Wong and Zhang(2007)以1993-2001年在沪深交易所上市的A股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了总经理的政府背景对上市公司IPO之后业绩的影响,结果发现具有政府背景的公司在IPO三年之后的股价收益率要比没有政府背景的公司低18%,而且利润增长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销售利润率等经营指标也要差一些。吴文锋、吴冲锋、刘晓薇(2008)对民营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企业高管的政府背景对于公司价值的正面影响显著大于中央政府背景,而且在政府干预比较厉害的地区,高管的政府背景更会显著增加公司价值。罗党论、黄琼宇(2008)的研究,发现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对于企业价值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投资者持有该企业的股票越长,收益越高。但是邓建平、曾勇(2009)对民营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企业控制人的政治关联程度越高,企业的经营绩效越差,但是地区治理环境的改善,可以降低政治关联的负面影响。胡永平、张宗益(2009)针对电力行业上市公司,指出企业高管的政治关联背景影响并不具有同一性,董事长政治关联的绩效影响显著为正,而总经理的政治关联的绩效影响显著为负。
四、政治关联对企业的影响路径
(一)融资便利性
Mian and Khwaja(2006)研究了巴基斯坦1996-2002年超过90 000家公司在银行贷款方面的情况,结果发现具有政府背景的公司会比其它公司获得超过45%的贷款,而其违约率也高出50%。Charumilind et al.(2006)发现泰国也有类似的现象,有政治关联的公司更容易以更少的抵押物获得更多的长期贷款。Leuz and Oberholzer(2005)发现政治联系会影响公司的融资策略,如印尼有政府背景的公司由于容易获得贷款而基本上不到国外融资。孙峥、刘凤委、李增泉(2005)基于对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研究,发现政府干预是司法体系的替代机制,降低了债务契约的履约成本,使得企业在缺乏债权人保护的环境下,仍能获得银行长期贷款的支持。何贤杰、朱红军、陈信元(2008)的研究,发现“政治性”贷款使银行信贷行为出现一定程度的“异化”,银行对债务人的贷款标准不能根据风险做出相应调整,导致不同政治关联程度的企业在信贷标准上的差异。徐浩萍、吕长江(2007)对政府角色转变于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地方政府所属国有企业,基于较强的“保护效应”,其权益资本成本并未受到政府角色转变的影响,而对非国有企业,由于较弱的“保护效应”,权益资本成本随着政府干预程度的减小而降低。
(二)危机救助
企业获取的政治关联可以在企业陷入危机时帮助企业度过难关,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如Faccio等对政治关联与公司援助之间的关系做了系统的测试,他们研究了在1997年至2002年6年间35个国家的450家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和一系列能与之配对的同等企业,研究结果表明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比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借的钱更多,它们在遇到经济困难时也更可能受到本国政府的援助。Johnson等考察了亚洲金融危机时期马来西亚政府实行资本控制前后的上市公司价值,发现在金融危机的早期,1997年7月至1998年8月,有政治关联的上市公司的价值中约9%总计600亿美元的市场价值损失与政治关联预期价值的减少有关,从这一视角来看,软预算约束的产生源泉,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归因于政治关联。
(三)税率优惠
Adhikari、Derashid and Zhang(2006)对马来西亚有政治联系的公司进行了研究,发现这些公司的有效税率要比没有政治联系的公司更低一些,Faccio(2006)的跨国家研究也证实具有政治联系的公司在贷款融资、税率等方面都享有好处。曹书军、刘星等(2008)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实际税负与地方政府竞争关系有很大的关系,从一个侧面说明政治关联在我国同样可以影响到企业税负。
(四)产权保护
Shleifer and Vishny(1998)指出,在一国法律保护较弱的情况下,股东会利用非正规的手段来保护他们的产权,Chen et al.(2005)、Bai et al.(2006)的研究进一步表明表明政治关联可以保护企业的产权免受政府的损害。在我国法律保护水平普遍较低的情况下,政治关联作为企业和政府沟通的重要手段,除了可以帮助企业争取各种资源外,还可以作为法律保护的替代机制来保护企业产权免受政府掠夺。罗党论等(2006)发现,民营企业采取政治策略能有效帮助其进入政府管制行业,进而促进企业经济绩效的提高。潘红波、夏新平和余明桂(2008)对地方国有企业的并购行为作了研究,发现盈利公司的并购绩效与政治关联正相关,他们认为上述结论表明政治关联可以作为法律保护的替代机制,保护企业产权免受政府损害。
当然,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政治关联在为企业带来上述收益的同时,也会对企业带来“政策性负担”。由于地方政府基于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保证地方就业,避免低效率企业破产,甚至是出于区域竞争的需要等动机,常常会对企业的投资、并购等财务行为施加影响(曾庆生、陈信元,2006;周黎安,2004),导致企业的资本配置行为偏离了价值最大化标准(安灵,刘星,2008),形成企业的政策性负担。
五、结论与展望
公司治理环境包括微观治理环境和宏观治理环境两个层面,前者包含股权结构、董事会治理、监事会治理等微观治理机制,而后者则涵盖了市场化水平、法律完善程度和实施效率、资本市场监管等外部治理机制,而企业政治关联正是连接企业微观治理环境与宏观治理环节的纽带之一。尽管当前政治关联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但是其关注的焦点仍然集中于政治关联对企业经营效率的影响方面,且没有获得一致的结论。
本文认为企业政治关联的研究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获得进展:
首先,前述研究表明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在政治关联的获取、维持成本以及政治关联收益的内含界定上有着显著差异,而企业政治关联形成,是其相关成本与收益权衡利弊的结果,因而以企业所有权性质为立足点,解析不同所有权性质企业在政治关联形成与维持成本,以及其收益的具体表现,将是深入认识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影响分歧的重要且有效的路径。
其次,虽然政治关联是连接企业外部治理环境与微观治理环境的重要纽带之一,但不同外部治理环境下,如不同市场化水平、法律完善程度和实施效率等,对于政治关联作用的发挥潜在不同的影响,因而对于企业外部治理环境不加区别的笼统分析政治关联的经济后果必定会误入歧途。对企业外部治理环境的分析,将更有利于我们认识政治关联的作用机制以及影响因素。
再次,在企业这一微观层面上,政治关联的作用有赖于企业内部,诸如资本配置、投融资等内部价值链条,从企业的内部价值链条出发,则有利于从更为微观的层面上,深入剖析企业政治关联对企业财务决策行为的影响机制。
摘要：政治关联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存在“支持之手假说”与“掠夺之手假说”。基于“法与金融”理论,从政治关联的广泛存在性及其产生机理出发,对政治关联于公司价值的影响路径,包括融资便利性、危机救助、税收优惠、产权保护等,及其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并从企业外部治理环境、所有权性质、财务行为等方面,对进一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政治关联度 篇9
政治关联是指企业因高级管理人员曾经或现在具有政府任职而与政府间建立的关系。对于上市公司来说政治关联关系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尤其是政治关联对企业政府补助取得问题,学者们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结论“较非政治关联企业,政治关联企业取得了更多的政府补助”。学者们主要分析影响企业政府补助取得的因素包括下方面:企业的行业因素、地区因素、配股保牌动机、股权结构、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员工数量、税率等。本文以具有政治关联关系的企业为研究对象,从企业所处地区和企业特征两方面考查是否对政治关联企业政府补助取得存在影响进行检验。之所以从地区和企业特征两个角度考虑是因为:政治关联是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参与主体是政府和企业。政府间的不同体现经济发展程度和制度水平上的差异,相近或相邻地区经济及制度发展水平一般具有一致性。所以从政府角度考虑选择地区作为影响变量。企业间的不同体现在企业的特征因素上。同时,研究对象均为具有政治关联关系的企业,更容易发现政治关联如何作用于企业政府补助,以及作用程度的大小。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
国外关于政治关联的研究起步较早。Fishman(2001)与Roberts(1990)的研究就已表明政治关联会使企业得到更多的政府补助。Faccio(2006)更是通过450多家政治关联企业的数据证明了政治关联可以为其带来优先的政府补助。Dombrovsky(2008)发现公司陷入财务困境时,政治关联能够帮助其利用政治资源走出困境。他们的研究大多表明:政治关联能够对政府补助产生积极影响。关于政治关联对政府补助问题的研究方法上,国外学者倾向于通过事件进行分析。如Fishman(2001)以印尼的79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印尼总统苏哈托身体状况变化为事件进行对比研究。
(二)国内文献
我国学者们大多认为“政治关联企业较非政治关联企业取得了更多的政府补助”(潘洪波等,2008;潘越等,2009;余明贵等,2010;连军等,2011)。陈冬华(2003)较早对政治关联和政府补助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地方政府影响越大,政治关联公司能够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潘越等(2009)以财务困境公司为研究对象,认为政治关联对民营财务困境公司政府补助取得有显著影响。并且,受地方财政富余程度的影响。罗党论等(2009)研究发现,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在进入政府管制行业和获得政府补贴等有显著影响。国内学者研究倾向于建立多元回归方程验证并选取一个或几个调节变量进行重点讨论。陈冬华(2003)使用线性回归方法进行经验性检验,得出地方政府的影响越大该地区上市公司越可能获得更多的补贴收入的观点。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政府补助是以扶持和帮助为目的进行的,企业的规模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政府补助金额的大小。政治关联企业同样满足这一客观规律,于是提出假设:
假设1:政治关联企业的规模与政府补助正相关
企业为了得到政府的资源从而向政府“寻租”,建立政治关联。政府同样会向企业进行寻租以满足其社会目标,所以盈利能力强、承担社会责任多的企业政府会给予更多的政府补助。于是提出假设:
假设2:政治关联企业的盈利能力与政府补助正相关
假设3:政治关联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与政府补助正相关
曾有研究认为,当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时,政治关联企业会更容易得到政府补助的扶持。同时学者还认为,政府补助有保牌和配股的作用。综上,资产负债率越高的政治关联企业会获得越多的政府补助。于是提出假设:
假设4:政治关联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与政府补助正相关
在我国不同地区间经济发展程度差异较大,东部较中西部经济发达的多,各项政策制度也相对完善。学者们一致认为,地方政府的差异会使政治关联效应的发挥有所不同。于是提出假设:
假设5:政治关联企业所处的地区不同,受上述因素影响方向和程度不同
(二)样本选取
本研究以2006年至2010年间在上海证券交易交所上市公司为样本,排除数据缺失和极端值数据后共2855组数据。并通过对每一样本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进行统计,把具有“高级管理人员曾经或者现在具有政府单位任职”的企业认定为政治关联企业。其中,政治关联企业数据1239组,占样本数据的43.40%。与余明贵(2010)文中统计的政治关联企业比重46.98%较为接近。所有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并经手工整理而形成。
(三)变量定义
对于地区因素,依据东中西三大经济带对样本企业进行归类:将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内陆地区、西部边远地区分别表示为Z1、Z2、Z3。对于企业的特征因素变量。用资产总额对数定义企业规模(Size),用企业每年的应付职工薪酬总额对数来定义企业对地区就业的贡献(Employment),企业盈利水平用每股收益率(Earning Ratio)定义,以及企业的资产负债率(Asset-Liability Ratio,简写ALR)、利润总额用利润总额对数(Total profit)定义。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1)(分地区的变量描述性统计没有具体列出)。为了需计算出上述1239组政治关联企业的政府补助金额和特征因素的平均值,以及不同地区政府补助金额和企业特征因素的平均值见表(1)。将政府补助金额及各变量因素的样本数据按照高于或低于样本均值区分高低两类,以高额政府补助和低额政府补助为基本类别分别与每一影响因素搭配,构成列联表见表(2)、表(3)。
(二)卡方检验
本文对各因素是否对政治关联企业政府补助的取得有影响进行判断。计算数据的卡方值,即进行行变量和列变量独立性检验,假设H0:行的分类独立于列的分类。用Matlab软件对上述表(2)和表(3)中数据进行卡方值计算。计算公式为:,其中,Ri表示第i行企业的合计数,Cj表示第j列的企业合计数,Oij表示对角线上的企业数合计。同时为了描述每个变量对政治关联企业取得政府补助的影响程度的大小,计算φ系数,计算公式分别为。系数φ与1越接近,行变量与列变量的关联程度越大。本方法与多元线性回归法的最大不同点是回归分析中用的是变量的数值大小,而本研究采用的是变量的频数。这样不仅可以使不同年份以及不同地区的数据具有可比性。同时这种方法很好地避免了回归分析中的共线性问题,因为政府补助取得的各个影响因素间可能或多或少的存在相互关系。更重要的是该研究方法在影响因素的度量上可以与回归达到相同的效果,是对现有研究的有力验证。
(1)关于企业特征的检验。表(4)列出了表(2)和表(3)的各因素的卡方值和φ系数。当显著性水平为5%时,卡方临界值是3.841,若所得卡方值大于临界值,则拒绝H0假设。从表(4)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企业规模对政治关联企业政府补助取得有影响。企业规模的卡方值为99.6564影响系数φ为0.2836。这表明,政治关联企业资产总额越高即企业规模越大获得高额政府补助的可能性越大。与吕久琴(2010)关于政府补助影响因素的研究结果中得出的“企业资产规模每提高一个单位,所接受的政府补助的几率在提高”的结论一致。第二,每股收益率的卡方值为17.0886,影响系数φ为0.1174。由此可以看出,政治关联企业的收益能力越强,越有可能得到更多的政府补助。说明政府对政治关联企业的补助更倾向于理性的扶持,而非像陈晓、李静(2001)的研究中所说政府补助主要动机是企业保牌和配股。第三,应付职工薪酬这一因素的卡方值为66.0685,系数为0.2309。说明解决更多的社会就业的政治关联企业获得高额政府补助的机会更多。第四,对利润总额的卡方检验为23.0880,影响系数为0.1365。政治关联企业利润越高为地方政府缴纳的税金也就越多,即利润总额越高,企业越有可能取得更多政府补助。结论三、结论四与余明桂(2010)的观点“有政治关联的企业虽然获得了更多的政府补助,但是没有贡献较多的税收和就业机会”明显不同。但是与连军(2011)关于民营政治关联企业在获得利益的同时需要做出一定的“政治贡献”的观点是一致。同时也验证了唐清泉(2007)关于政府的社会目标会影响政府的补贴比例这一结论。第五,资产负债率的卡方检验值为6.3776,影响系数φ为0.0717。表明政治关联企业的资产负债比例也影响企业政府补助的取得,但是影响程度较其他企业特征来比并不显著。关于政府补助的较早研究中就发现地方政府参与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如果没有政府财政支持,近一半的已配股公司会得不到配股资格(陈晓等,2001)。这一结论是对前述观点的支持,但是不能支持其关于配股是政府补助的主要动机的观点。
(2)关于地区的检验。关于不同地区的检验,从表(4)中可以得出:首先,对于东部沿海地区,企业的规模、盈利水平、对地区就业的贡献、利润总额等四个因素的卡方值均大于临界值。φ系数分别为0.3381、0.1610、0.3210、0.1798,同时均大于不区分地区时四个因素对政府补助取得的影响程度。在该地区资产负债率并的卡方检验值为0.0224,并不影响政治关联企业政府补助的取得。其次,在对中部内陆地区进行检验时发现,只有企业规模是该地区政治关联企业取得政府补助的影响因素,φ系数分别为0.1663。再次,对于西部边远地区,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利润总额等三个因素的卡方值大于卡方临界值3.814,分别为12.3846、8.7476、9.7035,均小于不区分地区时这三个因素的卡方值。其中资产负债率仅在该地区对政治关联企业政府补助取得有影响,φ系数为0.1954,大于不区分地区时资产负债率对政府补助取得的影响。由此可以得出,资产负债率仅在经济落后地区是政府补助的影响因素。
五、结论
政治关联度 篇10
政治关联来源于英文“political connection/political relationship”, 有的也译为“政治联系”。国外学者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企业高管政治背景的概念及其影响的, 而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近几年才开始。虽然政治关联是一项新的研究方向, 但相继有一些学者开始关注、研究政治关联对企业的影响, 并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
在众多研究政治关联的学者中, 有学者认为政治关联能影响企业的价值。如吴文峰、刘晓薇等 (2008) 研究发现, 高管的政府任职背景在政府干预比较厉害的地区能增加公司价值, 政府干预越强烈, 这种正面影响也也越强烈;姜跃龙 (2008) 则实证研究了具有政府背景的高管继任后, 公司价值显著高于不具有政府背景的高管所继任的公司价值, 也高于一般未发生高管变更的公司价值。而邓建平、曾勇 (2009) 实证分析了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研究发现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越高, 企业的经营效率也越差。企业的政治关联对企业的价值会产生影响, 那么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大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 企业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的价值将产生什么影响。本文分析了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的形成方式及其对民营企业价值正负两方面的影响, 从而使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的民营企业可以运用政治关联来提高企业价值, 同时也可以减少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带来的某些负面影响。
二、我国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的形成方式
在我国的环境下, 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形成方式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由前政府人员到民营企业任职形成, 即曾在政府任职的工作人员辞职后“下海”经商或辞职到民营企业出任高管形成的民营企业政治关联, 如曾任浙江省财政厅党组成员的徐刚到吉利集团出任高管。第二种方式是由民营企业从政府获得政治荣誉等形成, 即民营企业的创始人当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来获得政治身份, 以及民营企业之间组成的商会等组织形成的政治关联。如1998年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当选全国政协常委, 2004年浙江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当选浙江省政协副主席。虽然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形成的方式各有不同, 但最终的目的是希望与政府部门和人员保持良好关系, 一方面可以降低行业壁垒进入政府管控的行业, 以及在企业遇到困难时, 通过政府部门的关系得以顺利解决, 另一方面政治关联可以减少来自政府方面的权利侵害, 如减少政府部门乱收费、乱摊派等行为。
三、我国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的企业价值影响分析
我国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相比, 既得不到像国有企业那样的政府保护, 也享受不到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 对于民营企业来说, 运用政治关联取得与政府的关系对其发展有很大的影响。资源依赖理论认为, 企业要发展就必须从外部环境取得所需资源, 而处在转型时期我国政府部门, 还掌握着很多资源。这就决定了民营企业要提高企业价值就要运用政治关联。但是, 民营企业政治关联会对企业的价值产生两方面的影响, 政治关联一方面可以使民营企业获得某种资源, 促进企业生产和发展, 来提高民营企业的价值;另一方面, 由于民营企业政治关联要付出一定的成本, 并且存在某些不确定性因素会损害企业的价值。
其一, 政治关联提高民营企业价值的方面。主要表现在:
(1) 政治关联有利于民营企业获得银行贷款。当企业面临资金短缺需要融资时, 与国有企业相比, 民营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相对较难。一方面是民营企业自身规模小, 实力较弱, 所以贷款风险高, 银行从经济利益角度考虑就会倾向于规避这种较高风险的贷款;另一方面, 民营企业相对国有企业而言, 受到的政府扶持较少甚至没有, 民营企业也就得不到政府为其提供贷款担保, 这样民营企业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在我国环境下, 国有银行受政府的干预还比较多, 民营企业就可以通过政府部门或人员获得从银行贷款的便利。一方面, 民营企业高管的政府背景使企业的经营活动更容易获得地方政府的支持, 从而取得银行的支持;另一方面, 有政府背景的民营企业高管通过个人与政府的关系, 向政府能够干预的银行施加影响, 从而取得贷款。这样民营企业以较小的寻租成本获取较大收益来增加民营企业的价值。
(2) 政治关联有利于民营企业获取税收优惠。我国的企业所得税由以前的33%降到了25%, 但是对于企业而言意味着要将企业每年利润的四分之一上缴国家。民营企业作为一个私人经济体, 总是希望自身利益最大化, 就存在使企业在税收上享受到优惠的动机。我国政府部门享有一定税收优惠决定权, 在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制定的所得税优惠政策中, 最优惠的是免税, 这对企业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而这些税收优惠政策中的实施有很大的弹性空间, 政府官员拥有很大的支配权力和决定权, 因此, 具有政府关联的民营企业就可以通过其与政府的关联来取得企业在税收上的优惠。吴文锋、芮萌 (2009) 等以沪深两地上市的民营企业为样本, 实证分析了具有政府背景的民营企业高管在企业税外负担税率和实际所得税率上都显著低于高管没有政府背景的公司;而且, 公司所在省市的企业税收负担越重, 高管政府背景获取的税收优惠也就越多。
(3) 政治关联有助于民营企业进入壁垒行业。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 政府对某些行业还存在着行政管制, 如金融业等, 这就限制了民营企业进入这些行业, 从而制约民营企业的发展。这些行政壁垒是通过行业准入制度设立的, 行业准入行政审批权往往归属于政府部门, 如果民营企业通过政治关联获得政府部门的审批, 那么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突破这些壁垒, 使民营企业进入新的行业。如四川民营企业———新希望集团, 其创始人刘永好被评为十大扶贫状元、十佳民营企业家等光荣称号, 还当选第八、第九、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和中华全国工商联联合会副主席等。企业家的政治身份加强了民营企业与政府的联系, 这样新希望集团的政治关联的增强, 也促进了新希望集团在其他行业的突破, 如在金融领域, 新希望集团动用资金1.86亿元, 完成了对民生银行股份的收购, 持股量达到1.38亿股, 成为第一大股东。民营企业进入新的行业, 拓宽了企业业务, 也增强了企业价值。
其二, 政治关联损害民营企业价值的方面。体现在:
(1) 民营企业要建立或加强对政府的政治关联, 就要和政府部门及其人员建立各种关系。民营企业往往通过赞助政府部门举办的各种社会活动, 或者邀请政府人员参加企业开业庆祝活动或新项目开工等活动来与政府部门及其人员建立关系, 这会增加民营企业的成本。现行的政府官员的选拔和提升标准由过去的纯政治标准变成经济绩效指标, 尤其是当地的GDP增长率。政府部门的领导为了能够在“官场”上晋升, 就可能存在对所在地的民营企业的乱指令, 造成民营企业在投资上的非效率行为;同时, 某些政府部门或官员还会增加民营企业不必要的社会功能, 特别是通过和政府部门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来显示其政绩, 这样就可能损害企业的价值。
(2) 在民营企业中一些具有政府背景的高管可能不具有管理企业的能力, 这就给民营企业的管理带来了混乱, 影响企业的发展。由于其在政府工作的经历, 就不可避免带有政府部门中的官僚作风等一些不良习性, 都会对民营企业管理与发展不利, 这也会对民营企业的价值造成损害。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指出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有利于提高民营企业的价值。不是提倡民营企业通过与政府的密切关系来提高其价值, 而是要说明民营企业在经济转轨时期需要通过政治关联来解决一些问题的无奈举措。民营企业政治关联能够提高企业价值, 但也存在损害企业价值的另一面, 民营企业要充分利用好政治关联给企业带来的价值增加的方面, 同时也要规避使企业存在风险的一面, 这样才可以提高企业价值。
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是一柄“双刃剑”, 民营企业家需要使用其有利于企业的一面, 来提高企业价值。民营企业应该在其经营活动中努力塑造良好的政治形象, 通过各种方式与政府进行有效的沟通和联系, 从而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营造一个宽松的外部环境, 使企业获得政府控制的资源与政府的帮助, 来促进企业的发展, 提高企业价值。
对政府部门而言, 民营企业与政府形成的政治关联越过法律的底线, 容易出现权钱交易、官商勾结、腐败等问题。因此, 在民营企业充分利用政治关联的同时也要加强杜绝有政治关联可能带来的腐败问题。在经济转型期间, 还需要不断完善经济管理制度, 建立公正、公开的行政管理程序和方法, 以减少政府公权的随意性和人为性;同时也要制定合理的产业竞争政策, 健全和完善反垄断法律体系, 使还处于发展中的民营企业在公平的环境下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
[1]吴文锋、吴冲锋、刘晓薇:《中国民营上市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与公司价值》, 《经济研究》2008年第7期。
[2]姜跃龙:《具有政府背景的高管继任影响公司价值吗?——托宾Q值视角下的解读》, 《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2008年第29期。
[3]邓建平、曾勇:《政治关联能改善民营企业的经营绩效吗》, 《中国工业经济》2009年第2期。
[4]卫武:《中国环境下企业整治资源、政治策略绩效及其关系研究》, 《管理世界》2006年第2期。
[5]胡旭阳:《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与民营企业的融资便利——以浙江省民营百强企业为例》, 《管理世界》2006年第5期。
[6]李娜、张飞翔:《中国民营企业政治关联对企业的影响分析》, 《现代经济信息》2009年第2期。
[7]张建君、张志学:《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政治战略》, 《管理世界》2005年第7期。
[8]王海珍、刘新梅、张永胜、穆若峰:《高管团队政府工作经验、政治网络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 《软科学》2008年第6期。
政治关联度 篇11
【关键词】灰色系统；关联度分析；人民币升值；汇率波动
一、背景
2010年中国三大造船指标全面超过韩国，占世界市场份额均超过40％，跃居世界第一。在新接订单方面，2010年中国承接新船订单7523万载重吨，韩国承接4614万载重吨，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4.4％和34.3％，两者共计占比达88.7％。2010年中国完工交付船舶6560万载重吨，韩国完工交付船舶4656万载重吨，分别占世界份额为42.9％和31％，两者共计占比达73.9％。2010年年末，中国手持订单量为19590万载重吨，韩国手持订单量为15240万载重吨，分别占世界份额为40.9％和31.8％，两者共计占比达72.7％。从市场占有率和规模来说，中韩两强争霸的格局已经显现。据英国克拉克松公司统计，2010年，韩国接单金额为287亿美元，中国为251亿美元。总体看，日本和欧洲造船业处于造船产业发展的衰退阶段，在规模和总量上已经无法与中国和韩国相抗衡。新兴造船国中，越南、印度等国仍举步维艰。而俄罗斯、巴西等国造船业通过推行“国轮国造”政策，呈现出逆市而上的发展态势。俄罗斯船舶工业2010年造船产量增速达103.2％。但是在较长时间内难以对世界造船竞争格局产生根本性影响。金融危机之后日本从第一大造船国家逐步落后于我国和韩国，这与日元的大幅升值之间到底有多大关系，而当前人民币升值的态势仍在持续，这样的人民币汇率波动会给我国未来造船业的竞争力造成怎样的冲击，非常值得研究。
二、数据来源、变量和原始数据
本文数据的三大造船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船舶统计年鉴》以及相关国际研究公司。
中、日、韩三国的汇率波动幅度来源于汇率网，截止2012年4月30日，1美元可兑换人民币6.2783人民币，相比于2008年初的1：7.2152左右，人民币升值速度较快，幅度大概为13.0％。而1美元可兑换日元80.29人民币，相比于2008年初的1：106.06左右，计算日升值幅度大概为24.3％。同时间截点，1美元可兑换韩元1131.65，相比于2008年初的1：1117.32左右，韩元升值幅度大概为-1.3％，比较稳定。从中长期来看，人民币持续升值的趋势不会改变。
三、数学原理
灰色系统是20世纪后半期诞生的一门横断学科，是用于控制和预测的新理论、新技术，目前已广泛地应用于农业、社会经济等领域。灰色系统理论的关联度分析是通过一定的方法理清系统中各个因素的主要关系，找出影响最大的因素，抓住主要特征和主要关系，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灰色系统理论的关联度分析与数理统计学的相关分析是不同的，它主要研究静态过程，对数据不要求太多。灰色系统的关联度分析一般有：原始数据变换、计算关联系数、求关联度、排关联序、列关联矩阵等五个步骤。
四、原始数据的变换
为了消除指标量纲的影响，解决各指标不同量纲无法进行综合汇总的问题，需要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在这里，运用区间值化方法，将xij转化为取值在[0，1]区间的相对化数据，设转化后的指标值为yij具体做法如下：
若评价指标Xij为正指标，则：Yij=（xij-Minxij）/（Maxxij-Minxij） i=1，2…，n； j=1，2…，m；
若评价指标Xij为逆指标，则：Yij=（Maxxij-xij）/（Maxxij-Minxij） i=1，2…，n； j=1，2…，m；
若评价指标Xij为适度指标（即越接近某一标准值u越好的指标），Yij=1-｜xij-uj｜/Max｜xij-uj｜ i=1，2…，n； j=1，2…，m；
经过处理，既消除了计量单位不同对指标综合的影响，又调整了指标方向，增强了可比性。根据公式上述公式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如表。
五、关联度的计算
运用DSP数据处理系统，进行灰色系统的关联分析。以造船业的三大指标为子序列，以汇率对对造船业的影响（各国货币汇率变动）为母序列，计算汇率变动与其他因子（三大指标）的关联度，数据转换方式选择均值化，得到如下表的均值化数据：
可见，金融危机以来汇率的波动与各国额造船完工量市场份额占有量关系最紧密，影响也最为显著。对手持船舶订单市场份额的影响也很大，此外，还会对新船订单的承接量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六、结语
通过对汇率波动与造成三大指标的关联度分析可知，一国货币的大幅升值会严重削弱该国造船业的国际竞争力，并且这种不良影响具有隐蔽性、不易察觉，2008年金融危机以前日元就有很大幅度的升值，由于造船业是一个周期相对较长的产业，因而汇率波动带来的影响会有一定的时间滞后，然而一国货币长期的升值趋势（即使是缓慢的升值）也会对该国造船业的竞争力带来很大的影响。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日本造船业的逐步衰退情景为我国的造船业发展敲响了警钟。
参考文献
[1]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造船业国际竞争力研究[R]．王洪增．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10（6）
[2]唐启义．DPS数据处理系统[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3]李琳．我国船舶工业国际竞争力研究[D]．黑龙江哈尔滨工程大学．2007（6）
政治关联度 篇12
我国目前的制度背景决定我国现在的经济是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 民营企业实际上是在制度的夹缝中艰难的成长起来的。相对于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难以进入利润较高的垄断行业, 难以获取金融资源难以获得财政补贴和政府补助, 承担的税外负担较重。因此, 民营企业为了迅速发展, 取得政治关联成为了一种克服限制自身发展不利条件的一种替代保护机制。影响企业建立并且维护政治关联的因素主要来自于制度环境方面。主要包括:
1、政府干预程度。当政府对企业的经营进行监督或者管制时, 企业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 减少政府政策的负面影响, 通常会建立或者加强与政府的联系。
2、信息披露。信息越透明, 则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越容易被发现, 所以不利于政治关联的建立。
3、司法体系效率。司法体系效率低的地方, 政治管制的信息透明度也越低, 对法律的自由裁量权也越大, 这样建立政治关联可以有助于企业减少法律诉讼的风险。
4、股权结构。政府持股越高, 则越有可能任命政府官员作为公司高管;相反, 外资股比例越高, 企业则可能更多地关注公司业绩而不是社会责任, 也越不可能建立政治关联。
相关文献还提出了影响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其他影响因素。如公司规模越大、财务杠杆越高, 企业高管的政治关联越普遍;资本管制越严格的地区, 政治关联也越普遍;公司地理位置处于主要大城市, 政治关联也越普遍。
二、政治关联对民营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 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或企业绩效的影响
我国的学者在研究政治关联对于企业的影响时存在两种相互排斥的观点:一是政治关联可以帮助企业提升企业价值 (帮助之手) ;二是政治关联会损害企业的价值, 政府官员会剥削公司财富, 从而导致政治关联带来的损失超过了收益 (掠夺之手) 。
1、帮助之手。
有学者的研究表明我国民营企业家的党员身份对于企业业绩有正向影响, 政治关联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 并且政府干预程度越高的地区, 地方政府背景越有利于提升企业价值。具有政府背景的高管接任对公司的价值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董事长具有政治关联的公司绩效显著高于没有政治关联的公司。
2、掠夺之手。
另外一些学者的研究得到了不同的观点, 王庆文、吴世农 (2008) 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显著损害了企业业绩, 而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显著提升了企业业绩。邓建平和曾勇 (2009) 的研究发现, 民营上市公司的政治关联越强, 其企业绩效越差。杜兴强、周泽将 (2009) 的研究表明, 关键高管的政治关联提升了企业业绩, 而非关键高管的政治关联降低了企业业绩, 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与公司的真实业绩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二) 政治关联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当前学者对于研究政治关联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研究相对较少。规模越大的企业越倾向于建立政治关联, 企业面临的政治成本也越大, 从而规模越大的企业盈余管理的动机越强, 政治关联会影响企业的会计政策的选择, 因此政治关联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较低。
有学者的研究表明, 政治关联是会计信息质量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政治关联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普遍低于非政治关联企业, 并且虽然政治关联与前期较差的会计信息质量相关, 但是研究并没有发现应计利润较差的企业更趋向于建立政治关联的结论。杜兴强、周泽将 (2009) 将政治关联分为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和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研究发现, 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的企业的信息透明度较低, 但并不显著, 而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的企业, 信息透明度显著较高。
(三) 政治关联对企业财务政策的影响
相关研究普遍得出的结论是政治关联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较差, 而低质量的会计信息可能会导致企业的融资便利性较差, 但是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似乎并不关心低质量的会计信息带来的后果, 可能的原因之一就是政治关联可以提高企业的融资便利性。国外学者和国内学者都有研究表明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比非政治关联民营上市公司的外部融资约束更少, 能够获得更多的银行存款和更长的贷款期限。并且, 政治关联企业的资金成本要显著低于非政治关联企业, 说明股东和债权人对于有政治关联公司的资金成本要求较低, 风险也低于非政治关联公司。还有研究表明当公司陷入财务困境时, 政府更趋向于帮助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 但是在获取政府救助的公司中, 政治关联的公司的企业业绩却要差于非政治关联公司。这些研究表明: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具有更强的融资便利性, 可以为企业争取到更多的贷款和更长的贷款期限, 降低了对于会计信息质量的需求。
三、小结
政治关联作为正式制度的一种替代保护机制, 可以提升民营上市公司的业绩, 使得民营上市公司不顾低质量的会计信息带来的后果而依然可以获取融资便利性, 因此, 在一定的时期内, 建立并且维护政治关联将是民营上市公司生存和发展的必然策略。但是, 值得注意的是, 政治关联对于民营上市公司产生的影响, 最终是由于市场机制不完善, 公平竞争受到损害甚至是国家利益受到侵害的表现,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国家应当大力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规范稀缺资源的分配和制衡, 从而使得民营上市公司获得良好健康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庆文, 吴世农.政治关系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政治影响力指数的研究[C].中国第七届实证会计国际研讨会论文, 2008.[1]王庆文, 吴世农.政治关系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政治影响力指数的研究[C].中国第七届实证会计国际研讨会论文, 2008.
[2]邓建平, 曾勇.政治关系能改善民营企业的经营绩效吗[J].中国工业经济, 2009, (2) .[2]邓建平, 曾勇.政治关系能改善民营企业的经营绩效吗[J].中国工业经济, 2009,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