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高管政治关联论文

关键高管政治关联论文（共6篇）

关键高管政治关联论文 篇1

摘要：以我国沪深两市2012~2014年间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民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的敏感性和高管薪酬粘性,结果表明:民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呈正相关关系,当公司业绩有所增长时,高管薪酬也会有所增加;高管薪酬在业绩上升时的边际增加量大于业绩下降时的边际减少量,存在明显的粘性现象。研究还表明,民营上市公司在制度环境尤其是金融市场化程度比较高或者公司内部关键的高管在政治领域担任一定的职务即有一定的政治关联时,薪酬与公司业绩敏感性及高管的薪酬粘性现象尤为突出。

关键词：民营上市公司,制度环境,关键高管政治关联,薪酬粘性

一、引言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最好的高管薪酬契约应是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相关的薪酬契约(徐健,2012),因此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备受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Gaver et al.(1998)发现美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变化呈现出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即当公司业绩提升时,高管会得到一些额外的报酬;但是当公司处于业绩滞涨、营业利润下跌甚至亏损的经营局面时,高管的工资以及股权收益并没有随之降低。Jackson et al.(2008)发现,公司业绩上升时高管薪酬的边际增加量大于公司业绩下降时高管薪酬的边际减少量。

国外学者还发现,CEO薪酬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也越来越大,1970年美国公司CEO的平均薪酬是普通员工的28倍,2005年CEO平均薪酬是普通员工的115倍(Murphy et al.,2007)。方军雄(2009)最早发现国企上市公司存在薪酬粘性现象,薪酬粘性越大的公司高管人员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也越大。公众普遍认为,当企业取得好的业绩时,高管人员自然应该获得相应丰厚的回报;但是当企业经营不善、业绩有所下滑时,高管人员不应该还能拿到与原来一样甚至还有所增加的报酬。

随着公众质疑声的变大,国家对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规范也变得越来越严格。基于此,国家出台了数项政策,对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采取了有效制约,2014年8月29日《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以及《关于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的意见》等适时发布。更值得一提的是,当前国内处在反腐的风口,2015年3月,不少来自央企的高管在全国“两会”召开之际,明确向媒体说明他们的薪酬变动情况,其中国内某大型电力企业集团总经理更是直接展示了自己的薪酬清单,每月基薪仅7800元。

国家对国企高管薪酬的改革力度之大有目共睹,公众关注的焦点随即又转向民企高管。2014年5月,国内就有媒体开始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高管的薪酬水平进行了调研。结果显示:国有企业高管的平均薪酬水平与民营企业相去甚远,民营企业董事长的平均薪酬水平是国有企业的2倍左右,而民企CEO的人均薪酬水平是国有企业CEO的3倍。方军雄(2009)认为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与业绩之间存在一种非线性关系。那么,民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是否存在这样的非线性关系值得研究。本文以制度环境和关键高管政治关联为背景,以2012~2014年间的民营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检验高管薪酬与业绩之间的关系,研究制度环境的变化和关键高管的政治关联是否会促进这种关系的非常态发展。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在一个响应市场力量的管理资源配置系统中(Groves et al.,1995),制度环境越完善,不同级别高管之间的薪酬差距也就越大(陈信元等,2009;张泽南等,2014)。蒋力(2010)从制度环境和业绩风险角度检验了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的敏感性,他认为在制度环境相对不好的地区,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相对较低,反之亦然;而业绩风险越大,高管薪酬的业绩敏感性将会越小。陈震和李艳辉(2011)认为市场化进程对不同企业的高管激励契约有不同的影响。徐健役(2013)认为市场化进程会增加高管团队内部的薪酬差距。公司治理理论表明,公司治理效率既与公司内部的治理情况有关,又会受到外部环境即制度环境的影响(La Porta et al.,2000)。陆智强等(2014)研究发现,拥有较高权力的公司高管获得的报酬相对较高,制度环境可以明显增加公司高管利用个人权力攫取额外报酬的可能性,相比较其他类型公司,国有企业的高管更容易利用自己的权力影响甚至自定薪酬。高文亮等(2011)发现,当公司股权治理结构的权限属于管理层时,薪酬占比较一般管理权限的高管薪酬高出许多,薪酬粘性也较大。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逐步发展为支撑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现有的政策尽管越来越倾向于扶持和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然而与国企垄断资源相比,民营企业获取资源的难度仍然不容乐观。为寻求企业更好的生存环境,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增长,民营上市公司的高管仍然倾向于进入政治领域,以降低民营上市公司获取资源的门槛。越来越多的民营上市公司开始重视政治战略,甚至有部分企业将其作为核心战略,他们普遍认为社会资本是民营企业发展不可或缺的资源(陈倩倩等,2014),政治关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企业成长(章细贞、龙媚,2015)。刘慧龙等(2010)发现政治关联对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是不同的。民营上市公司建立政治关联的主要原因在于降低融资成本,获取发展资源,改善公司内部的财务结构,从而提高公司的发展能力,完成公司的战略目标。杜兴强等(2011)认为关键高管的政治关联可以打破行业垄断,在获取资源方面会比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更容易。章永奎等(2013)发现,政治联系在显著增加民营上市公司内部薪酬差距的同时,也显著增加了薪酬差距的粘性,高管的政治联系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民营上市公司薪酬差距的产生。

关于高管的薪酬粘性问题,国内还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梅术强,2013;李婉枢,2013;耿茜茜,2013;张丽娜,2014),结果表明我国公司高管的薪酬是存在薪酬粘性特征的。唐松等(2014)发现,不管是国企还是非国企,具有政治身份的高管都获得了比较高的报酬。黄新建等(2014)发现,民营上市公司愿意支付较高的高管薪酬给那些拥有政治身份的高管们,主要是因为当公司利益与他们的报酬挂钩时,就会促使有政治关联的高管为维护或者提高自己的利益而保护公司各方面的利益,从而想方设法抵制政府对公司的各种侵害;实证结果还表明,具有政治关联的公司的高管薪酬更高,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高管的薪酬会更高。吴成颂等(2015)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政治联系可以显著提高高管薪酬水平。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民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民营上市公司业绩上升时高管薪酬的边际增加量大于业绩下降时的边际减少量。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2~2014年间沪深两市的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剔除了金融类和保险类上市公司、ST和PT类公司、相关变量具有极端值的公司、财务资料不全和数据非公开的公司,通过CSMAR数据库提取研究样本并对数据进行手工检验和更正,最终获得3830个样本。样本中由自然人发起成立的民营上市公司1047家,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成的230家;由实际控制人担任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的998家;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是238家,没有政治关联的是989家。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根据已有文献(方军雄,2009;陈修德等,2014)的研究,薪酬粘性产生的根源实际上是薪酬与业绩存在非线性关系,因此本文首先检验民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业绩之间是否存在敏感性关系,再进一步验证民营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是否存在薪酬粘性。

1. 对假设1的检验。

考虑民营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之间可能存在内生关系(杨青,2010;姜付秀,2011;陈修德等,2014),建立以下Level模型检验民营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从已有研究看,直接采用薪酬和业绩对薪酬业绩敏感性进行分析的模型被称为Level模型,采用薪酬变动(△PAYCEO)和业绩变动(△PERFORM)对薪酬业绩敏感性进行分析的模型被称为Change模型(陈修德等,2014)。本文采用业绩变动(△PERFORM)和薪酬变动(△PAYCEO)替代Level模型中的PERFORM和PAYCEO来形成稳健性检验的结果。下文中研究薪酬粘性的存在性时也进行类似处理,将不再赘述。Change模型如下:

2. 对假设2的检验。

为检验假设2,本文分别构建Level模型和Change模型。Level模型如下:

Change模型如下:

关于高管薪酬(PAYCEO),本文借鉴学者们(方军雄,2009;曾义,2009;罗莉等,2015;袁春生等,2015)的做法,选取民营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的“金额最高的前三名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总额”的自然对数作为高管薪酬的衡量指标;选取总资产收益率(ROA)作为业绩指标。

制度环境是一项综合性指标,区域的差异化一直缺乏有效且可行的计量方法。本文借鉴国内学者的研究方法,分别用市场发育程度、政府干预、金融市场和法律制度作为制度环境的替代变量,数据来源于樊纲、朱恒鹏等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2011)》,以MAR衡量市场化水平,GOVI衡量政府干预程度,FIN衡量金融业的市场化程度,LAW衡量法律制度环境。鉴于樊纲等对市场化指数的研究截至2009年,为了保证本文度量制度环境变量指数的权威性和可比性,我们以以前年度指数的平均值作为制度环境相应变量的赋值。本文把关键高管政治关联(PC)设置为定序变量,如果民营上市公司关键高管(董事长或总经理)曾任或现任中央级政府官员、人大代表以及政协委员等职务的,变量赋值为3;如果任职省级政府官员、人大代表以及政协委员等职务的,变量赋值为2;如果任职市级及以下相应职务的,变量赋值为1(Fan et al.,2007;吴文峰,2008)。以民营上市公司资产总计的对数作为衡量公司规模的指标(SIZE),以资产负债率衡量财务状况(DEBT),股权集中度(FSD)以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来表示。对于企业所在地(AREA),企业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东部地区则为1;企业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中西部地区则为0。对于行业性质(IND),当公司属于制造业时,虚拟变量设置为1;当公司属于其他行业时,虚拟变量设置为0。

模型(5)~(8)中D为负业绩,若下一年度的业绩与上一年度相比是下降的,则为1,否则为0。θ1、ψ1为民营上市公司业绩上升时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系数,θ2、ψ2为民营上市公司业绩下降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变化量,θ1+θ2、ψ1+ψ2为民营上市公司业绩下降时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系数。当θ1+θ2<θ1、ψ1+ψ2<ψ1时,说明薪酬粘性是存在的。

四、实证结果与讨论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1为描述性统计的分析结果。高管薪酬的均值为1591302,极大值为28539800,极小值为74000,说明民营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差距明显。市场化水平的极小值为-0.16,极大值为9.60,说明民营上市公司所在地的市场化水平差距很大。结合行业性质和企业所在地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虽然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由于各地区以及各行业性质的不同,市场化水平也有很大差异。金融业市场化程度的极大值为12.66,极小值为5.90,均值为11.09,标准差为1.13,差距并不是很大。法律环境的极小值为0.18,极大值为19.89,均值为13.03,各地区法律环境存在较大差距。政府干预程度的极小值为-4.66,极大值为10.15,经济发展落后地区较经济发达地区而言政府干预程度相对较高。关键高管政治关联的极小值为0,极大值为6,但平均值仅为0.50,说明只有很少一部分民营上市公司的高管在政治领域任职,存在关键高管政治关联的公司属少数,这与我们的统计数据一致。公司规模的极小值为81771926,极大值为100079000000,标准差的结果也显示选取的样本公司规模大小差异明显。另外,资产负债率总体差异不大,表明股权比较分散。

(二)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1. 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关系的检验。

表2为假设1的回归结果。Level模型中高管薪酬和公司业绩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公司业绩的增长与高管薪酬的增长是相对应的。市场化水平、金融业市场化程度与高管薪酬分别在1%和10%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市场化程度和金融业发展程度越高,越有可能按照市场机制决定高管薪酬,因而高管薪酬越低。金融业市场化程度与公司业绩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金融市场越完善,企业的业绩越好,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金融体制的完善对于打破国有企业的资源垄断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法制化水平与高管薪酬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但与公司业绩的相关性不显著,说明地区法治化进程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高管薪酬水平的市场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并不能一概而论否定民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偏高的现象。在Level模型中,政府干预与公司业绩显著负相关,根据樊纲的市场化指数,政府干预市场程度越低,其数值越高。这说明政府干预越少,企业经营越有可能与国内外市场环境有关,因而最近几年业绩较差。而在Change模型中,政府干预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不显著。结合高管政治关联与业绩和高管薪酬的回归结果,政治关联并没有显著提升民营上市公司的业绩,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对高管的薪酬有抑制作用。Change模型回归结果显示,政府干预与高管薪酬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市场化机制越完善,政府对企业经济行为干预越少,高管薪酬越有可能按照市场机制制定,薪酬与业绩之间的敏感性越强。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变量回归的t检验值。下同。

表2的结果还显示,在Level模型中,公司规模、股权集中度均在1%的水平上与公司业绩正相关,说明公司规模越大,公司的业绩越好,适当的股权集中有利于提升民营上市公司的业绩。但仅有公司规模与高管薪酬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股权集中度并没有影响到高管薪酬。负债水平与业绩和薪酬的负相关关系显著,也说明了负债水平越高,公司的偿债能力越弱,公司业绩越差,高管基于业绩的薪酬也会拉低,薪酬与业绩的敏感性关系也进一步得到验证。在Change模型回归结果中,仅有公司规模与业绩增量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股权集中度没有显著增加公司业绩变动量但是显著增加了薪酬变动量。结合Level模型中股权集中度对高管薪酬的影响,说明股权集中度表面上没有显著增加高管薪酬,但是高管薪酬存在隐性增加的现象。综合两个模型的回归结果,我们认为假设1基本得到了验证,可以初步得出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存在显著的敏感性关系,这与其他学者研究国有企业得出的结论类似。这也间接例证了我国民营企业的公司治理参照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模式的痕迹很明显,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普遍存在高管政治关联、背后有政府有形之手干预的现象不谋而合。

2. 高管薪酬粘性关系检验。

表3为假设2的回归结果。由结果可以看出,不管是在Level模型中还是在Change模型中,高管薪酬、业绩变动和公司业绩的回归系数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与前文的结论趋向于一致。在以公司业绩(PERFORM)为因变量的Level模型中,可以看到高管薪酬和交叉项D与公司业绩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验证了假设1。在Level模型中,不管是以公司业绩为因变量还是以高管薪酬为因变量,资产负债率、股权集中度、行业性质以及政府干预程度均呈显著相关关系。在以△PERFORM为因变量的Change模型中,金融业市场化程度与公司业绩变动显著正相关,说明金融业市场化程度越高,公司的业绩增加也越多。在以△PAYCEO为因变量的Change模型中,关键高管政治关联与高管薪酬变动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有政治关联的关键高管其薪酬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较多。

Level模型的业绩交叉项(D×PERFORM)与Change模型的业绩变动交叉项(D×△PERFORM)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951和-0.082,均为负值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一结果显示,民营上市公司业绩提升时高管薪酬的边际增加量要大于公司业绩下降时的边际减少量,由此可以证实薪酬粘性存在于民营上市公司中,这与方军雄(2009)验证国有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薪酬粘性得到的结论一致,说明处在国家同一个大环境内,不管是国有上市公司还是民营上市公司,受到的影响是相同的。再者,Level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当民营上市公司的业绩上升时,高管薪酬业绩的敏感性系数θ1为0.982;当民营上市公司的业绩下降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系数的变化量θ2为-0.951。因此当民营上市公司的业绩下降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系数(θ1+θ2)为0.031,θ1+θ2的值小于θ1,即证明民营上市公司的薪酬粘性是存在的。同理,在Change模型中,ψ1+ψ2的值为0.002,小于ψ1,也证明了民营上市公司薪酬粘性的存在。综上所述,假设2得到了验证,在民营上市公司业绩上升的情况下,民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会随业绩的上升而有所增加;在公司业绩下降的情况下,公司的高管薪酬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会有所增加。

(三)稳健性检验

我们以净资产收益率和净资产收益率变动代替总资产收益率和总资产收益率变动来检验上述结论的稳健性。结果显示,除了个别变量的显著性和模型估计系数的大小出现差异外,其余结果都具有一致性,说明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

五、结论

本文以2012~2014年间深、沪两市的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民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的相关性和高管薪酬粘性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民营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民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在公司业绩上升时的边际增加量大于公司业绩下降时的边际减少量,即民营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是存在薪酬粘性特征的,这一点与国有企业并没有体现出不同。研究还发现,民营上市公司在制度环境尤其是金融业市场化程度比较高或者公司内部关键的高管在政治领域担任一定的职务即有一定政治关联的时候,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之间的相关性以及高管薪酬粘性现象尤为突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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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修德,吴玉莲,吴小节.中国上市公司CEO薪酬粘性的特征研究[J].管理科学,2014(3).

关键高管政治关联论文 篇2

国有企业与政府具有先天的血缘关系, 其政治关联更多的体现在政府干预, 而不是企业的主动行为。不同于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高管的任命并不会受到政府的制约, 聘请具有政治关联的高管是企业的自身行为。改革开放以来, 民营企业已经成为了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 在转轨经济的特殊时期, 我国的法律体系还不健全、缺乏有效的产权保护机制, 民营企业的产权无法得到有效保护。同时, 过去长期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歧视的原因, 使得民营企业遭受着不公平的待遇。但是, 也正是由于我国目前民营企业在制度环境与金融环境中受到的歧视, 致使民营企业家热衷于建立政治关联, 以此作为不完善市场机制的替代。

国内外大量的学者都对政治关联和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过研究, 但都未得出统一结论。Goldman (2006) 从对美国2000年大选的研究中发现, 当共和党获得胜利之后, 与共和党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的股票市场反应明显提高。Niessen和Ruenz (i2010) 指出从企业的绩效指标 (包括会计指标和市场指标两类) 来看, 在德国, 具有政治关联企业的绩效都要高于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在国内, 汪伟和史晋川 (2006) 、王庆文和吴世农 (2008) 均发现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具有积极影响。然而, Bertrand (2006) 、Boubakri et al. (2008) 却通过研究指出政治关联企业的绩效要明显比非政治关联企业表现差。与国外学者的研究类似, 邓建平和曾勇 (2009) 、李维安和邱艾超 (2010) 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那么, 高管政治关联对于民营企业绩效到底是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 本文基于我国的实际情况, 通过实证研究, 为这一讨论提供了一定的数据支撑, 也为民营企业聘请高层管理者、处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指导参考, 同时也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数据支持。

二、研究设计

(一)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我国正处于转轨经济的特殊时期, 并没有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市场化, 计划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影响着社会经济, 主要表现为政府对经济和市场有着很强的干预, 拥有对稀缺资源的绝对控制权、制定产业政策以及行政审批等权利。基于资源依赖理论与寻租理论, 企业为了能够与政府进行更加有效的沟通, 从政府手中获得发展所需的资源和取得一定的额外收益, 便会有强烈的动机与政府建立政治关联。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 相对于非政治关联企业而言, 更容易获得资源以及诸如政府补贴收入 (陈冬华, 2003) 、融资便利 (Johnson, 2003) 、税收优惠 (吴文锋等, 2009) 等好处, 进而改善企业绩效。汪伟和史晋川 (2005) 发现中小企业与政府建立政治关联有利于保护自身利益, 从政府手中取得有利资源, 从而能够提高企业的绩效。王庆文和吴世农 (2008) 通过构建政治影响力指数, 发现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具有正面影响。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1:民营企业的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具有积极影响

鉴于政府干预理论, 政府干预程度的高低会对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在我国, 不同的地区由于资源禀赋、地理位置的差异, 使得地区间的市场化程度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 政府对民营企业的干预程度就会很高, 一方面, 法律制度缺乏对企业产权的保护, 阻碍着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 政府干预程度高, 政府拥有的权力就更大, 对经济的干涉更多。在这种制度环境不完善的情况下, 民营企业为了自身的发展, 便会倾向于与政府建立政治关联, 以此充当“政治保护伞”。罗党论和唐清泉 (2009) 指出当制度环境中的政府干预越大的时候, 民营上市企业便更有动机与政府形成政治联系。吴文峰等 (2008) 发现在考虑政府干预程度之后, 在政府干预强的地方, 高管的地方政府背景更能增加企业价值。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

假设2:在政府干预程度高的地区, 高管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绩效的影响要大于政府干预程度低的地区

民营企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政府的政策实施, 基于政府干预理论, 具有政府背景的高管本身就是政府官员, 只是在离职之后主动或被邀请到民营企业担任高管, 他们熟悉政府的运作规则, 清楚政府政策的动向, 和政府的沟通渠道更加通畅, 同时拥有广阔的政府人脉, 能够获得政府的支持, 有效减少政府干预带来的不利影响。吴文锋等 (2009) 指出具有政府背景高管所在的公司所得税率显著低于不具有政府背景高管的公司。然而, 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只能从宏观上对经济进行把握, 并不能直接影响企业运营,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本身只是民营企业家, 与政府的关系远不如拥有政府背景来的密切。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设:

假设3:在民营企业中, 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要大于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

(二)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2009-2012年沪深交易所上市的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或家族的A股民营企业为研究样本。为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剔除金融、保险类公司、带ST字样及状态异常的公司、高管资料披露不详以及数据不全的公司。本文选用混合截面数据, 经过搜集与整理, 共获得符合要求的观测样本2998个, 其中2009年409个, 2010年689个, 2011年895个, 2012年1005个。本文的分析中所使用的数据均来自于CSMAR数据库, 其中高管政治关联进行手工整理取得。政府干预程度指标来自于樊纲等 (2011) 《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

(三) 模型设定针对前述的3个假设, 本文建立如下多元回归模型进行数据的分析与检验:

其中, α表示截距, β1-β8表示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系数, ε表示残差。

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是企业绩效, 许多学者的研究都采用会计指标和市场价值指标来衡量。考虑到我国资本市场不够完善以及政治关联能够带来融资便利, 本文选用净资产收益率 (ROE) 作为企业绩效的代理变量。

模型中的解释变量是政治关联、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以及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基于前人的研究以及联系我国的实际情况, 本文将高管的政治关联定义为企业的实际控制人、董事会董事、总经理或副总经理是否是前任政府官员、前任或现任各级人大代表或是各级政协委员。将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定义为企业的实际控制人、董事会董事、总经理或副总经理是否是前任政府官员, 但不包括其中存在前任或现任各级人大代表或者各级政协委员的企业。将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定义为企业的实际控制人、董事会董事、总经理或副总经理是否是前任或现任各级人大代表或是各级政协委员, 但不包括其中存在前任政府官员的企业。

此外, 本文还引入了企业规模 (Size) 、财务杠杆 (Lev) 、公司治理、年度变量 (YEAR) 作为控制变量。所有变量的定义及计算方法见表1。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本文按照樊纲等 (2011) 《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评分, 将得分高于评分中值8.23的地区定义为政府干预程度低的地区, 低于或等于中值的地区定义为政府干预程度高的地区。

表2列示了政治关联的样本分布, 无论从总体上来看还是区分政府干预程度高和低的地区, 有政治关联的样本数均超过了一半, 可见民营企业拥有高管政治关联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这也说明, 对于民营企业来说, 建立政治关联是有利可图的。同时能够看出, 民营企业中以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为主。这是因为具有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的高管以前就是政府官员, 只是主动或被邀请到民营企业担任高管, 数量较少, 而对于民营企业家来说通过人大代表和政协途径来建立政治联系的限制相对较少, 也就更加普遍。

由表3能够看出, 我国民营企业绩效整体水平不高且高低两端差异很是明显。从政治关联的变量Pol来看, 均值是0.5157, 可见在研究的样本中有51.57%的企业存在政治关联, 表明我国的政治关联在民营企业中存在普遍性。表中还对控制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 结果表明, 董事会规模、企业规模的差异较大, 财务杠杆、股权集中度及独立董事比例的差异较小。

(二) 相关性检验

由表4可知, 高管政治关联、企业规模、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净资产收益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董事会规模与净资产收益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同时也可以看出, 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较小, 最大的也只有0.498, 表明并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因此可以放在一个模型中进行分析。

注:“*”表示在5% (双侧) 的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1% (双侧) 的水平上显著 (下同)

(三) 多元回归分析

表5第一列显示, Pol的系数为0.012, 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 表明民营企业的高管整体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 说明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绩效具有积极影响。假设1得到验证。表5的第二列与第三列考察了不同干预程度的地区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绩效的影响力差异, 在政府干预程度高的地区, Pol的系数为0.029, 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 而在政府干预程度低的地区, Pol的系数为0.01, 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同时, 政府干预程度高的地区的模型的解释力明显高于政府干预程度低的地区。因此, 政府干预程度高的地区的高管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绩效的影响要大于政府干预程度低的地区。假设2得到验证。为了能够进一步探讨政府官员类和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绩效的影响力差异, 本文在实证检验假设3时, 剔除了兼具两种高管政治关联的样本276个。回归结果见表5第四列。Pol-ZF的系数为0.022, 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 Pol-DBZX的系数为0.008, 显著性水平为10%。Pol-ZF的系数大于Pol-DBZX的系数, 表明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大于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假设3得到验证。

(四) 稳健性检验

由于企业绩效的衡量有多种方法, 为了使得实证的结果更加具有说服力, 本文以总资产收益率 (ROA) 和每股收益 (EPS) 分别作为企业绩效的代理变量测试高管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绩效的影响, 发现主要变量的回归结果均与本文无异, 此结果显示了上述结论的稳健性与可靠性。

四、结论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角度探讨了高管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绩效的影响。实证的结论如下:第一, 从整体政治关联来看, 民营企业的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具有积极影响。说明随着高管政治关联程度的提高, 企业越能够从政府手中获得发展所需的资源、减少政府干预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企业绩效也就越高。第二, 本文将全国各个地区分成政府干预程度高和低的地区两组, 研究发现, 在政府干预程度高的地区, 政治关联具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并取得更有利的效果, 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绩效的积极作用有所加强。这说明在政府干预程度高的地区, 企业能够利用政治关联这种关系资源, 提高企业绩效。在政府干预程度低的地区, 政府对企业的运营影响程度减弱, 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绩效的影响也会减弱。第三, 本文进一步将政治关联分为政府官员类和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进行研究, 为了结论的可靠性, 剔除了兼具两种政治关联的企业样本, 结果显示, 民营企业具有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比具有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更能提高企业绩效。

注:“*”表示在10%的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5%的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

参考文献

[1]罗党论、唐清泉:《中国民营上市公司制度环境与绩效问题研究》, 《经济研究》2009年第2期。

[2]吴文锋、吴冲锋、刘晓薇:《中国民营上市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与公司价值》, 《经济研究》2008年第7期。

[3]吴文峰、吴冲锋、芮萌:《中国上市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与税收优惠》, 《管理世界》2009年第3期。

关键高管政治关联论文 篇3

一、高管政治关联和企业过度投资的含义

高管政治关联是企业聘请政府部门的高管或曾经在政府中任职的高管担任企业重要职位, 利用高管与政府部门的关系。我国国企属政府部门监管, 许多国企中的高管都是政府直接任命, 而民营企业与政府部门联系, 最佳的方式就是通过聘请政府高管在企业任职。

过度投资是企业的投资偏离了原定的成长轨道, 给企业带来一定的损失。过度投资会造成国家资源的浪费, 降低企业的价值, 严重的可能导致企业破产。造成过度投资的原因主要包括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债券关系、管理层薪酬和股权分配。目前, 我国的经济体制和相关制度存在缺陷, 利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来评判企业过度投资造成的影响还不够完善。

二、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投资的影响

从目前来看, 高管政治关联这种现象已经普遍存在于企业中, 一方面, 企业高管的政治背景为企业与政府沟通提供人脉关系, 一部分人认为这种人脉关系是企业发展的人力资源。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 利用企业高管的政治背景来发展企业是一种隐形的不正当的方式, 对企业的可信度将造成一定的影响, 从投资角度来看, 有可能导致企业投资的盲目性, 给企业造成损失。

从各种数据来看, 高管政治关系对企业的发展确实有很大的影响, 政府普遍倾向于拥有高管政治的企业, 发展过程中也是优先发展这些企业, 将有利的资源政策首先派发给这些企业。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不断发展, 国家给予地方更多的自主发展权, 扩大了地方政府权力, 但是与此同时, 地方的财政压力也随之增大。地方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企业经济的发展, 企业作为地方的纳税大户, 是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 因此地方政府对于地方企业也具有一定的依赖性。而企业聘请有政治背景的高管, 成为企业与政府之间沟通的桥梁。从这个角度来看, 高管政治关联不仅仅是企业想要从政府中获得有利资源, 而且还包括政府想通过投资的方式来干涉企业的发展方向。政府部门通过企业的发展增加当地的财税收入、促进当地城市建设和增加地方就业岗位等。

三、高管政治关联和企业过度投资的关系

从目前企业的发展角度来看, 高管政治关系确实为企业的发展带来了许多的投资机会, 拥有高管政治关联的企业可以从政府获得更多的项目和资金。但是有些企业管理者并没有沿着企业既定的发展目标循序渐进地发展, 而是利用自己的高管政治关联让企业获得不符合企业自身能力要求的投资机遇, 导致企业的盲目扩张和过度投资。

企业的过度投资会使企业的管理者对企业过度自信, 盲目扩大企业的经营范围, 过于乐观地审视企业未来的发展;过度投资将使企业的经济链和投资方向发生变化, 企业的效益在长时间的过度投资中会由正变成负。盲目扩大就业率将导致企业的负担加重和工作效率下降。严重的还会使企业资金周转出现问题, 入不敷出, 甚至最终可能导致企业破产。

虽然企业高管政治关联能给企业带来资源和帮助企业多元化发展, 但是在运用高管政治这种关系的同时, 企业管理者要充分认识企业的现状和把握好发展的方向, 不可因为一时的利益而使企业陷入困境。拥有政治背景的高管是企业的一种资源, 并非企业的掌舵人, 企业决策者要时刻保持冷静的头脑, 才能避免这种现象的产生。

四、避免高管政治关联造成企业过度投资的建议

第一, 国家要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 完善社会经济制度, 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和对资源的管控, 降低企业高管政治的纽带作用, 从而降低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

第二, 政府不能一味地只关注地方GDP的增长速度, 而应扶持各个产业的企业均衡发展, 尤其是应该关注民营企业, 而不仅仅是将有利的资源交给具有高管政治关联的企业, 避免导致有些企业出现过度投资的现象。

第三, 拥有政治关联的高管人员只是企业与政府之间沟通的一个桥梁, 企业的经营者要时刻认清这一点, 认清企业的发展方向和市场定位及自身实际状况, 避免盲目引导下的过度投资行为。

第四, 企业的经营者在选择管理层的过程中, 不能盲目的追求政治关联, 而应选择符合市场经济要求, 具有良好综合素质的现代企业管理者, 运用正规途径合理竞争的方式来选人用人, 促进企业发展。

参考文献

[1]邓建平.政治关联能改善民营企业的经济绩效吗?[J].中国工业经济, 2009 (7) .

[2]罗党论.政治关系、进入壁垒与企业绩效——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 2009 (5) .

关键高管政治关联论文 篇4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 不可避免的要同政府打交道,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 我国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做了重新论述, 而企业是市场中最具活力的元素, 在科学技术创新、产品服务提供、吸纳就业人口等方面, 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从目前的制度环境来看, 企业在寻求自身发展的过程中, 在一些项目的申请、投融资、重组兼并等方面, 需要和政府部门进行较多的沟通协调, 一些政府人员手中, 掌握着企业需要的大量资源。这种情况下, 一些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 往往是出于公司利益的考虑, 在对政府官员的公关方面, 投入的资源非常大, 这种政治关联的存在, 对于市场效率, 有着一定的负面影响。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来看, 企业高管的政治关联, 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基于这种情况, 需要对制度环境进行改革, 减少政府官员和企业高管之间的来往, 优化政府的审批监督管理机制。

2 规范政治体制、加强监督机制

从一些民营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来看, 政治关联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 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高质量的政治关联, 是企业重要的资源。但是, 在政治关联的背后, 是对市场公平的一种损害, 有政治关联的企业, 在发展过程中, 可以得到大量优质的政府项目, 而没有政治关联资源的企业, 则处于十分不利的竞争地位。因此, 对于政治关联的这种负面效应, 要进行预防和控制, 加大对相关政府机构的权力监督, 提高行政审批事项的透明度。

3 强化政治关联高管人员激励惩罚机制

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 掌握着企业发展的总体方向, 在企业的重大发展战略方面, 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对于企业高管的政治关联, 应该加大监督力度, 一些动用政治关系的企业经营活动, 应该对其经营活动的合法性进行检查, 发现问题的, 要及时处理。对于违法的活动, 要对企业高管进行严惩, 提高威慑力。

4 加快法律制度的建设和健全

纵观前人的研究及当前的社会现象, 政治关联一方面在我国经济转型中具有特殊的价值和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诸如请客送礼、拉关系、走后门等企业政治贿赂现象。政治贿赂的出现片面地夸大了非正式机制的作用, 这势必导致恶性竞争, 破坏市场秩序, 扭曲资源配置的效率和社会公平, 最终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局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不可否认, 在我国金融发展较落后、法制水平较低和产权保护不强的制度条件下, 政治关联可以作为一种替代性的非正式机制, 缓解落后的制度对公司发展的制约, 为公司在融资和市场准入等方面提供有效的支持, 促进公司的发展。

因此, 现阶段, 发展政治关联应该是合乎社会发展的整体利益, 然而从上文阐述可以得知政治关联是一把双刃剑, 因而面对这种复杂的背景, 我们应该采用正当手段, 有意识、有能力地去构建、去投资, 从而获得企业个体和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政治关联恰恰反映了我国经济体制转型中存在的问题, 最根本的仍然是加快我国法律制度的建设和健全, 逐步建立以法规、规则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运行体系。

5 打造有价值的企业责任品牌基因

品牌基因存在于所有企业中, 它与企业成长息息相关, 企业越强大品牌基因也就越有力, 所有成功的企业, 都是因为拥有了足够强大的品牌基因才得以壮大, 借助这种力量不断地向社会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品牌基因不是生来就完整的, 它是受企业发展需求的影响而不断演变而成的。而CSR作为企业追求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驱动元素, 与品牌基因有着本源的联系, 对于企业的社会责任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它不是由企业规模或发展阶段来决定存在与否的, 而是与生俱来的品牌天然基因。但是这种基因要释放出完整的基因形态并成为品牌的核心, 同样需要经历复杂的再造过程。

CSR成为品牌内核中的基因, 有着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 如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观, 社会责任内涵, 公正与透明的行为准则, 利益相关方诉求与价值共享的形象表达等等。它既是一种态度, 也是一种标准, 它是绿色的、温暖的、健康而明亮的, 如清新的空气一般。这些都是企业品牌发展进程中最有价值的品牌资产。在现今这种经济环境下, 如果企业忽视它存在的价值, 其品牌必然是有缺陷的, 为此会付出代价是迟早的事。

多数企业在CSR融入品牌建设方面, 还处在摸索阶段, 因缺乏以CSR为内核的品牌核心价值、品牌内涵及品牌形象等基因体, 无法在利益相关方心目中建立清晰的责任价值认知, 更无法让CSR助力企业品牌建设, 为提升品牌沟通效率发挥独有的驱动作用, 因而错失了最佳的沟通先机。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企业缺乏将CSR与品牌发展同步的切入点。对此, 将CSR理念植入企业品牌, 打造具有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责任品牌基因, 其实是最直接和最高效的发展路径, 尤其在现阶段很多行业在CSR领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品牌基因真空。

目前, 有很多企业仍然还在考虑CSR在企业发展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或者怎样才能发挥作用。也有部分企业经过多年实践探索, 逐步将CSR融入公司战略、企业文化、业务管理、客户沟通等方面, 并摸索出了属于自己的发展方法和路径。但尽管如此, 当企业涉及CSR植入企业品牌, 借助品牌力量最大限度的拓展利益相关方沟通, 提升社会责任影响力和品牌声誉时, 仍然一筹莫展。企业要让利益相关方清楚地感知在社会责任领域所做的承诺, 首要解决的就是将社会责任观植入企业品牌的精神层面, 从根本上作用于品牌核心价值与品牌内涵之中, 在品牌战略、目标、定位及组织机制等方面加以体现与推进, 并通过企业的文化、形象及行为表达出来, 让利益相关方感知到。当然, 仅靠着打造两个方面的品牌基因是不够的, 企业还需要将这种品牌基因融入企业运营中, 进入产品、包装、研发、物流、服务等关键环节, 才能真正发挥品牌基因应有的驱动价值, 推动品牌从内核文化到外核形象, 从理念到行为的高度一致性和渗透性。

目前, 在这方面走的比较靠前的大多是能源企业, 比如GE公司在全球的“梦想启动未来”, 以创新科技和环保为核心的品牌理念, 以及在中国推出的“绿色创想”和“健康创想”两大战略, 切实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基因融入了产品创新和服务价值环节之中。并塑造出一整套用于利益相关方沟通的形象基因, 将自然与科技完美的融合在一起。通过企业官网、行业交流、媒体传播等形式, 对各利益相关方实施全方位的品牌渗透和覆盖, 打造出独具特色的品牌基因感知体系。

在CSR与品牌融合的过程中, 为企业打造责任文化基因, 同样是CSR品牌发展的重要路径。在这方面国内某些大型央企具有很好的借鉴性, 他们希望成为世界一流企业, 看重公司在社会责任领域的价值体现和品牌表达。首先以社会责任理念为企业重塑品牌价值观和品牌内涵, 建构起具有独特责任理念的文化体系, 将文化基因传导给每一个员工和基层管理者, 让他们都意识到社会责任与各自业务之间具有的相关性和重要性。再通过开展外部社会责任实践和文化传播, 让利益相关方真正感受到企业发生的变化, 实现了内在文化驱动向外在形象驱动的转化与贯通。同时, 借助企业党建的组织力量, 保障了品牌管理机制的运营。形成了符合企业自身发展的, 以品牌发展责任文化, 以责任文化推动CSR品牌建设的发展模式。

6 结束语

现代化的公司治理体系, 对于公司的高管的行为有着明确的规定和要求, 高管的政治关联, 对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影响深远, 有利也有弊。在改进措施方面, 本文主要从打造企业的品牌责任、完善监督机制、提高奖惩激励水平方面进行了论述, 通过上述努力, 可以有效提升企业的社会履行责任的意识。

摘要：企业的发展, 除了自身的经济利益, 还应该兼顾社会责任, 而在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方面, 企业高管的政治关联, 对其有着比较重要的影响。在本文的论述过程中, 主要是对企业高管政治关联, 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的改进措施做了相关分析。

关键词：政治关联,社会责任,企业高管,改进措施

参考文献

[1]王怀明, 宋涛.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来自上证180指数的经验证据[J].南京师大学报, 2007 (2) .

[2]Luo Yadong.Guanxi and Business[M].Singapore:World Scientific Press, 2000.

[3]胡永平, 张宗益.高管的政治关联与公司绩效:基于电力生产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J].中国软科学, 2009, 6:128-137.

关键高管政治关联论文 篇5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关系”文化作为一种隐性的契约 (Implicit Contract) 广泛存在。其中, 政治关联 (Political Connection) 作为“关系”的一种典型形式, 是存在于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典型现象。而且, 政治关联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广泛存在的 (Faccio, 2006) , 由于政治关联存在的普遍性及其对企业行为的重要影响, 使政治关联不仅成为了世界各国不可回避的重要现实经济问题, 而且成为了经济学和管理学关注的重点理论问题。在中国转轨经济的制度背景下, 政治关联已成为一种有价值的“租”, 诸多中小企业为了自身的生存、获利和发展, 试图通过“寻租”行为, 寻求并建立各种政治关联 (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 , 以获取税收优惠 (如减免税、较低税率等) 、较优惠的银行贷款、较少的政府管制等, 以便于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正如Agrawal and Knoeber (2001) 和Faccio (2006) 指出的获得稀缺资源和争取有利的政府监管条件都会影响企业绩效和价值, 那么, 我国中小企业高管具有的政治关联最终是否会对企业经营绩效产生影响呢?本文将在总结以往相关文献的基础上, 从企业高管团队的角度对企业政治关联进行衡量, 以深交所2004年至2008年中小板上市公司为样本, 分析高管团队政治关联对中小企业绩效产生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一) 国外文献

Krueger (1974) 指出, 企业家花费时间和金钱与政府官员建立关联, 可以给企业家带来巨大的利益。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不仅可以帮助企业避免被侵占的可能, 同时也给企业带来了优先获得政府补助、融资机会和税收减免的途径。Faccio (2002) 发现, 政治关联企业的债务比率、市场影响力显著高于非政治关联的企业, 同时, 前者的税收支出显著低于后者。Khwaja and Mian (2006) 认为政治关联可以帮助企业获得稀缺资源如银行贷款。Adhikarietal (2006) 发现政治关联企业的实际税率比非政治关联的企业低。Goldman (2006) 发现政治关联企业的股票价格随关联政党权力的上升而上升, 高管可以通过与政党的政治关系提升企业价值。以上的国外相关研究表明, 政治关联能为企业带来融资便利、政府救济和补贴、税收优惠及市场影响力等方面的利益, 最终影响企业绩效。因此, 政治关联是有价值的, 能够影响企业绩效。

(二) 国内文献

李胜兰 (2003) 、汪伟和史晋川 (2006) 等说明在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 缺乏充分的产权保护、行业进入限制和资源约束是影响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 中小企业建立的政治关联必然有助于规避政府的管制、保护自身的利益, 并从政府手中获得更多的资源, 从而有助于改善公司的绩效。一些学者从不同方面提供了一定的实证支持。胡旭阳 (2006) 发现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通过传递民营企业质量信号降低了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的壁垒, 提高了民营企业的资本获得能力。陈冬华 (2003) 发现具有地方政府背景的董事长在上市公司董事会中有相当重要席位, 地方政府影响越大, 上市公司越可能获得更多的补贴收入。Li、Meng、Wangand Zhou (2008) 发现私营企业家的共产党员身份对企业业绩有正面影响;而且在市场体系越不健全, 法律保护越弱的地区, 共产党员身份的这种效应越显著。吴文锋等 (2008)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管的地方政府背景对公司价值的正面影响要显著大于中央政府背景。高管的地方政府任职背景在政府干预比较厉害的地区能增加公司价值。而且政府干预越强烈, 这种正面影响也越强烈。但是与大部分相关文献结论不同的是, Fan、Wongand Zhang (2007) 以国有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发现CEO具有政治关系的国有企业的长期市场绩效比CEO不具有政治关系的公司低30%。但是, 正如Chen (2005) 指出的, 国有产权和私有产权与政府的关系具有本质的区别。

三、研究设计

(一) 研究假设

我国对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在法律上缺乏保护, 在意识形态上也缺乏稳定的支持, 中小企业主缺乏政治“名分”, 这是制约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李胜兰, 2003) 。因此, 中小企业就面临着如何通过其他的非正式法律途径来保护自身权益, 维持企业发展。而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中小企业高管具有政治关联将有助于企业与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 (胡旭阳, 2006) 。一方面, 政治关联是一种重要的声誉机制。因为企业高管具有政治背景既能表明该企业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和规模, 也能说明其所掌控的企业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得到了社会和政府的认可;另一方面, 高管可以在各级人代会、政协会议等正式场合以个人代表的身份参政、议政, 与政府保持良好的沟通, 向政府反映和表达他们的想法, 还能与各级政府官员保持接触, 建立和维持良好关系。这种高管与政府部门的良好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就能充当企业的“政治保护伞”, 减少企业在“名分”问题上受到的歧视, 起到一定的产权保护作用, 从而减轻企业经营活动中遭受的不正常干扰, 以及借助于政府力量来防范其他非政府行为的侵害。比如, 减少地方政府的乱收费、乱摊派等权利侵害行为和防止其他企业的假冒产品等。另外, 高管的政治关联可为企业在政府管制的经济活动中提供便利并获得好处。在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 虽然市场经济开始成为主角, 政府对社会资源的配置在形式上由前台退到了幕后, 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构建起来的庞大的行政管理体系以及充实于这一管理体系中的各级各类人员并没有一同退出。因此政府对资源分配、企业经营等经济活动的干预仍然比较多, 稀缺资源和政府管制都限制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但是具有政府关联的高管熟悉政府的运作规则, 了解政府的政策动向, 与政府官员的“沟通”更为有效, 这为企业在政府采购、开发权、用地审批、税收优惠等方面提供了便利。而且, 政府工作人员凭借在政府机关的特定社会地位和影响, 在政府任职期间积累了“人脉关系”, 拥有大量的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在我国市场规则和“关系”规则都起作用的商业环境中也给企业增加了商业机会。因此, 中小企业建立政治关联必然有助于企业规避政府管制、保护自身利益, 并从政府手中获得更多的稀缺资源, 从而有助于改善企业的经营绩效。因此提出:

假设1:高管团队政治关联对企业经营绩效有正面影响

在我国1978年开始的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中, 地方政府获得了更多的发展经济自主权。与中央政府还控制部分大型国有企业不同, 中小企业的发展由于如前所说的歧视而受到限制, 绝大多数规模都不大, 在一些关键行业上也受到进入限制, 所以除了少数中小企业在进入一些特定行业需要中央政府审批之外, 中小企业的绝大多数经营活动都是由地方政府管理。因此, 地方政府对中小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要大于中央政府 (吴文锋等, 2008;Li等, 2008) 。侵害中小企业产权行为主要是地方政府, 通过高管政府关联获取用地审批、税收优惠、获得条件较为优惠的银行贷款等好处的也主要与地方政府有关。由此提出:

假设2:对于中小企业, 高管团队具有地方政府政治关联要比具有中央政府政治关联对企业影响更为显著, 地方政府政治管理更能发挥政治资源优势, 提高企业经营绩效

(二) 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的样本为2004年至2008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所有最终控制人为个人的中小板上市公司, 采用非平衡面板数据。在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有缺失和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的政府背景披露不详的样本后, 一共得到274个企业样本。盈利能力指标来源于CSMAR数据库。高管信息数据则通过查找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公司年报和招股说明书等资料手工收集而成。数据分析采用STATA 10软件。

(三) 模型建立

本文分别针对假设1和假设2的检验提出如下多元回归模型:

(1) 研究假设1的检验采用如下的多元回归模型:

(2) 研究假设2的检验采用如下的多元回归模型:

其中, PER表示的是企业经营绩效, 包括ROA和EBIT, α为截距项, ε为残差项, β1至β7为回归系数。前面两个模型用于检验假设1, 从整体上了解高管团队的政治关联与中小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 其中各模型中政治关联自变量的系数β1如果大于0, 则说明高管团队的政治关联会对企业绩效产生正面影响。后面四个模型用于说明高管中央政府政治关联和地方政府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差异。第三个模型中变量CEN的系数β1显著大于0则说明高管的中央政府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有显著影响。若第四个模型中变量LOC的系数β1显著大于0则说明高管的地方政府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面效应。为了更好地说明中央政府政治关联和地方政府政治关联对绩效的影响差异, 在最后两个模型中分别引入高管政治关联和地方政府干预程度的交叉项作为自变量, 其交叉系数β1用于说明地方政府干预程度对中央政府政治关联和地方政府政治关联与企业业绩之间关系的影响的差异。

(四) 变量定义

(表1) 给出了模型中变量的定义, 具体如下: (1) 因变量。国内外相关文献中, 测量企业经营绩效的指标较多, 如资产收益率、市场份额、销售增长率、利润总额等。邓建平、曾勇 (2009) 以资产收益率和销售利润率作为经营绩效的衡量指标;石军伟 (2007) 选择资产报酬率和销售收入衡量企业经营绩效。本文选取了资产收益率 (ROA) 和息税前利润 (EBIT) 的自然对数作为经营绩效的衡量指标, 来检验高管团队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之所以选择这两个指标来衡量经营绩效, 是因为资产收益率能够反映企业经营绩效的质量, 代表企业资产综合盈利能力;息税前利润反映了企业绩效的数量, 代表了企业的市场权力。 (2) 自变量。对企业公司高管政治关联的刻画衡量的研究中, Faccio定义只要公司的控股股东或高管是国会议员、总理或跟某位高官以及政党有紧密联系都认为是有政治联系。另外一些文献则把公司董事是否参加过竞选作为衡量企业高管政治关联的指标 (如Khwaja and Mian 2006) 。Fan、Wong and Zhang (2007) 则对政府背景的刻画是根据董事会成员中有政府背景的董事比例。本文将高管政治关联定义为企业高管团队中具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身份 (县、市、省和全国) 和具有曾 (现) 在政府工作背景的高管占公司高管总和的比例 (Pcrate) 。此定义与邓建平、曾勇 (2009) 较为一致, 并且扩充了Fan、Wong and Zhang (2007) 原来只考虑CEO的情况。根据我国中小企业家族控制的特点, 辅之以实际控制者的政治特征对企业政治关联进行补充说明:实际控制者是否具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资格 (县、市、省和全国) 、具有曾 (现) 在政府工作背景。实际控制者有政治关联取值为1, 否则取值为0。同时, 为了配合假设2的检验, 说明高管政治关联的行政级别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 引入是否具有中央政府政治关联 (CEN) 和高管是否具有地方政府政治关联 (LOC) 这两个变量。如果高管团队中有高管具有中央政府政治关联 (全国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资格, 或有中央政府部门工作背景) 其值为1, 否则取值为0;如果高管团队中有高管具有地方政府政治关联 (县、市、省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资格, 或有地方政府部门工作背景) 其值为1, 否则取值为0。 (3) 控制变量。第一, 政府干预的衡量指标Govldx。樊纲和王小鲁 (2004) 编制的市场化进程指数已广泛应用于研究中国各地区的制度环境, 本文采用其中第一类指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下的第3项“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分指标。Gov Idx指标值越大, 说明这个地区的政府干预程度越轻。第二, 企业规模Size。由于总资产的数值通常较大, 一般用企业账面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表示公司规模。变量定义为Size=Ln (总资产) 。一般从直观上认为, 公司规模有利于公司价值的提升。Short and Keasey (1999) 指出企业规模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这是因为规模大的企业越可能从内外部两方面比较容易地筹措资金。第三, 财务杠杆Lev。该变量即公司资产负债率, 反映出公司的资本结构, 定义为Lev=总负债/总资产。相对于权益融资来说, 债务融资具有税盾作用, 能够屏蔽税收, 因此在短期内较高的资产负债率可能带来公司营运成本的降低, 从而提高公司的绩效。第四, 资本支出比例 (C/S) 。反映资本性支出占销售收入的比重, 定义为资本支出/销售收入。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本文按照中小板上市公司中有政治关联高管人数比例 (Pcrate) 以及实际控制人是否有政治关联 (CPC) 分别进行描述性统计。从 (表2) 可以看出, 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中28.37%实际控制人是有政治关联的, 高管团队中有政治关联的比例为39.29%, 其中高管团队中最高行政级别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比例为11.21%, 省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比例为15.89%, 市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比例为9.93%。通过以上数据可见, 我国中小企业政治关联现象还是很普遍的。本文再将所有样本企业按照高管团队是否有政治关联进行分组, 分为有政治关联组和无政治关联组进行分别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从 (表3) 可以看出有政治关联组企业的资产收益率 (ROA) 和息税前利润 (EBIT) 的自然对数的均值分别为0.0790和18.0736, 大于没有政治关联组企业的0.0780和17.8981;而且有政治关联组企业的企业规模 (Size) 的对数均值21.2272大于没有政治关联企业的21.0295。从描述性统计数据来看, 有政治关联企业的经营绩效总体要比没有政治关联企业好。

(二) 回归分析

本文通过回归分析, 得出如下结论: (1) 高管团队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影响。从 (表4) 中四个模型回归结果来看, 不管应变量是ROA还是EBIT, 高管团队的政治关联自变量 (Pcrate和CPC) 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且大于0 (模型1:β=0.0404, p<0.05;模型1:β=1.4581, p<0.05;模型2:β=0.5328, p<0.05;模型2:β=4.2957, p<0.05) , 这说明, 有政治关联的中小企业的绩效要显著高于那些没有政治关联的中小企业。即本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设1成立, 说明中小企业的经营活动受到政治关联的正面影响。而且进一步对自变量的回归表系1数研究可以发现, 主高要管变团量队定中义有和政计治算关方联法高管人数与总高管人数的比例 (Pcrate) 的相关系数大于0且能在5%的水平显著, 这说明企业高管团队中有政治关联的高管人数越多, 对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越强烈;实际控制着是否有政治关联 (CPC) 这一自变量相关系数分别为1.4581和0.5328, 也大于0且能在5%的水平显著, 表明如果企业实际控制者有政治关联, 那也会对企业经营绩效有正面影响。在控制变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方面, 控制变量Govldx的系数显著为负, 这说明在地方政府干预比较严重的地区的中小企业, 其高管团队政治关联更有助于提高企业绩效。企业规模 (Size) 系数显著为正, 这一结果与常理及大多数文献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说明企业规模越大, 由于规模效应的作用, 企业绩效越好。财务杠杆 (LEV) 系数显著为正, 即财务杠杆越高, 企业绩效越好。资本支出 (C/S) 对企业绩效没有显著影响。 (2) 高管中央政府政治关联和地方政府政治关联的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差异。 (表5) 给出了高管中央政府政治关联和地方政府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差异。从模型5、模型6回归结果来看自变量地方政府政治关联 (LOC) 的系数 (β=0.0404, p<0.05) 显著为正, 但中央政府政治关联 (CEN) 相关系数为0.1944, 虽然大于0, 但是显著性水平不高 (p=0.1938) 通过不了显著性检验。以上分析表明高管的地方政府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提高有着积极贡献, 但是高管的中央政府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影响并不显著。这表明中小企业的经营活动更多地受到地方政府的影响, 所以研究假设2是成立的。通过模型7和模型8进一步检验中央政府政治关联和地方政府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会不会受到地方政府干预环境的影响。模型8中LOC*Govldx回归系数显著为负 (β=-0.8182, p<0.05) , 表明地方政府的干预程度对高管的地方政府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有着明显的影响, 即地方政府干预越厉害, 高管的地方政府政治关联越能提高企业经营绩效;模型7中CEN*Govldx的回归系数为-0.6224, 但是通过不了显著性检验, 这表明即使考虑了地方政府干预环境差异, 或者说即使在地方政府干预比较严重的地区, 高管中央政府政治关联仍然对企业经营绩效没有显著影响。这与Local*Gov Idx的系数显著性形成对照, 也进一步印证了研究假设2的结论, 即地方和中央政府政治关联的对中小企业经营绩效的贡献存在差异。

注:截距项省略, 系数值右边括号中的值为p值, **、***分别表示5%和1%的显著水平

注:截距项省略, 系数值右边括号中的值为p值, **、***分别表示5%和1%的显著水平

五、结论

关键高管政治关联论文 篇6

政治关联存在的普遍性及其对企业行为的重要影响, 使政治关联不仅成为了世界各国不可回避的重要现实经济问题,而且成为了经济学和管理学关注的重点理论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进行了多次组织形式创新和制度变革,较大程度地提高了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市场经济已成为主角。但上述改革更多地停留在经济性层面, 而未实质性地触动行政性层面的安排,由于各种制度还很不成熟,政府对市场的管制力度仍然较大,同时中国的市场化取向改革还存在着计划经济体制的路径依赖,市场化不免带有计划经济的残留烙印,政府对企业的影响力继续存在,所以未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政企分离,政治关联仍广泛存在于我国经济社会中。如何理顺政企关系,彻底将政府职能转变为服务型政府成为改革成败的关键。学术界普遍认为,政治关联作为企业的一个重要性质,会对企业经营绩效产生重大影响。高管具有的政治关联的企业不仅能够让企业避免被侵占的可能,也能为企业提供更优惠的贷款、更为有利的政策导向、特许权、低税率及其他稀缺资源。对我国企业来说,多元化资源就属于一项稀缺资源,并非每个企业都能自由进入其他行业,严重的市场分割、产权歧视与行业壁垒等都是制约企业多元化的重要因素。在此情况下,政治关联可能会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多元化资源。本文选取多元化经营这一行为特征,分析政治关联对企业经营行为的影响及其给企业带来的经济后果。

二、文献综述

(一)企业政治关联综述政治关联到目前并没有明确并没有明确统一的定义。国外较多运用Faccio(2006)的定义,认为公司大股东或高管(如CEO、主席、副总、秘书)是国会议员、部长、地区的首领或者和高层政治人物有着“密切关系”则为政治关联。而中国关于政治关联的研究则大多使用Fan、Wong and Zhang(2006)的定义,将CEO现在或曾经在政府机关或军队任职视为一种政治关联,但需要指出的是,政治关联与政府干预是两个截然不同但又有一定关联的概念。政府干预可能施加给企业“帮助之手”或者 “掠夺之手”,政治关联以政治干预为前提,政治干预的可能性与程度是政治关联重要性的决定因素,而政治关联的存在意义在于,使政府的帮助之手更强,使政府的掠夺之手更弱。此外,政治关联于政治腐败是不同的,政治关联在法律层面上是完全合法的。企业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主要围绕两个问题:一是企业政治关联是否对企业价值产生显著影响;二是企业政治关联是通过何种作用机制影响企业价值;针对第一个问题:Faccio(2006)在全球范围内选取了42个国家的20202家公司作为样本来研究政治关联,研究结果表明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存在。多数研究者认为企业政治关联能给企业带来价值的提升。Bunkanwanicha(2008)研究了泰国的企业, 发现一旦企业的拥有者赢了高层官员的选举,该企业的市场价值会急剧上升。Ferguson and Voth(2008)研究了1933年德国制造业和纳粹运动之间的关系价值。他们发现,在1933年1月到3月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期间,与纳粹集团有着密切联系的企业都有着异乎寻常的高额股票收益。罗党论、黄琼宇(2008)通过收集民营上市企业最终控制人和董事会成员的简历资料来衡量民营上市企业的政治关联强弱,实证研究认为民营企业的政治关系对Tobin’s Q及买入并持有超额回报都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至于第二个问题, 大量研究表明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是通过多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企业多元化经营综述而对于多元化经营,学术界的研究从未停止。大多数学者主要针对企业多元化的动机和价值效应两个方面进行讨论。对于多元化的动机, Montgomery(1994)提出了三个理论视角:代理理论、市场力量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主要是以管理者作为研究对象,而市场力量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主要是以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以美国企业为研究对象的文献主要从委托代理理论角度分析企业多元化的动因,代理理论认为, 多元化来源于企业管理者的自利。与主要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企业多元化的委托代理理论角度分析不同,许多文献强调制度环境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企业多元化动机的影响。Khanna和Palepu认为,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存在完善的市场体系和法律制度不同,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缺乏发达的外部资本、劳动力和中间产品市场,企业剩余资源难以在市场中顺利转让,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就能通过组建多元化企业集团(Diversified Business Group),形成企业内部要素市场来替代外部市场失灵。我国也有部分学者从公司治理的角度研究了影响我国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动机的因素。高燕燕(2015),陈信元、黄俊(2007),张敏(2009)则从制度环境角度出发,发现政治关联显著影响我国企业的多元化经营行为。总体而言,国外有关企业政治关联的研究起步较早,理论体系更完善,学者的研究不仅有实证研究,还从案例角度研究了与关键政治人物之间的政治关联对企业的影响;既有针对于各国的不同政治制度下的政治关联的影响,更有利用全球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多个国家的数据作为样本研究了政治关联的普遍存在性。相比较下,国内对企业政治关联的研究理论基础较薄弱,较少有研究政治关联对企业多元化经营的影响。对于政治关联的定义通常只局限于董事长和总经理这些高管个体,忽略了高层管理者作为一个团队中的成员其政治关联对企业多元化经营战略产生的作用。本文将从高管团队的角度,用具有政治关联的高管占企业高管总和的比率作为指标对企业政治关联进行全面衡量,以湖北省上市公司为样本,着实研究政治关联是否会对多元化经营战略产生影响。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根据以往研究文献可以看出,高管可以在各级人代会、政协会议等正式场合以个人代表的身份参政、议政,与政府保持良好的沟通,向政府反映和表达他们的想法,还能与各级政府官员保持接触,建立和维持良好关系。另外, 政府对资源分配、企业经营等经济活动的干预仍然比较多,资源稀缺和政府管制都可能会制约企业的多元化经营战略。但是高管团队如果有政治关联,拥有政府“保护伞”, 熟悉政府的运作规则,了解政府的政策动向,与政府官员的“沟通”更为有效,这能够让企业更好地保护其产权、更便利地进行融资、更好的优先享受税收政策等等,而这些是企业进行多元化经营决策所必不可少的资源。而且,高管团队成员凭借在政府机关的特定社会地位和影响,在政府任职期间积累了“人脉关系”,拥有大量的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在我国市场规则和“关系”规则都起作用的商业环境中也给企业增加了多元化经营的机会。因此,在上市公司的发展过程,高管团队有政治关联背景的企业可以为多元化的经营决策带来积极的影响,促进上市公司的发展。基于以上分析提出本文假设1:

假设1:高管团队有政治关联更有利于企业进行多元化经营;而且政治关联程度越高,对企业多元化经营程度的影响更显著

在我国1978年开始的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中,地方政府获得了更多的发展经济自主权。与中央政府还控制的大型国有企业不同,大多数上市公司在进入一些关键行业进行多元化经营时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地方政府的进入限制,所以除了少数企业在进入一些特定行业需要中央政府审批之外,地方上市公司绝大多数经营活动都是由地方政府管理。因此,地方政府对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活动的影响要大于中央政府。而且与多元化经营相关的用地审批、税收优惠、条件优惠的银行贷款等优厚条件的也主要与地方政府有关。由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高管团队具有地方政府政治关联要比具有中央政府政治关联对企业多元化的影响更为显著,地方政府政治管理更能发挥政治资源优势,给企业多元化经营提供更有利的条件。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本文数据选取2008-2014年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湖北公司作为样本,剔除了以停市、数据和公司董事长的政治关联披露不详的样本后,最终得到总计402个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多元化经营指数和盈利能力等其他控制变量来源于CSMAR数据库。高管信息数据则通过手工收集而成,方式主要是查找湖北上市公司年报和招股说明书等资料。数据分析采用STATA 10软件。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学术界普遍采用Berry提出的赫芬达尔指数(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简称HHI)来衡量公司多元化经营程度。赫芬达尔指数是一种反映行业集中度的指数,HHI指数越大,代表多元化经营程度越高。,其中,n为公司所跨行业单元个数,Pi为各业务单元的销售额或资产额占企业总销售额或总资产额的比重。

(2)解释变量。高管团队即高级管理层,考虑了包括董事长、总经理、董事、独立董事等作为一个团队中的成员其政治关联对企业这个组织的经营绩效产生的作用。根据Hambrick and Manon(1984)所提出的高层梯队理论(Upper Echelon Theory),他们认为高管团队成员的其他职业经验与部门经验会对组织产出和行为产生影响。高管团队成员不同的认知基础、价值、洞察力以及这些特征的作用过程会影响企业经营绩效与战略选择,而高官团队的这些特征又受到其经验的影响,其中政府工作经验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高管团队的政府工作经验带来的管理者人力资本资源等政治关联会影响企业多元化经营决策。所以针对以上论述,本文将以企业高管团队作为企业政治关联的研究对象研究对象。本文将高管团队政治关联定义为企业高管团队中具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身份(县、市、省和全国)和具有曾(现) 在政府工作背景的高管占公司高管总和的比例(Pcrate)。并且将高管团队政治关联分为中央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部门两种情况来进行考虑,Cen表示企业高管团队中有高管具有中央政府政治关联(具有全国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资格,或有中央政府部门工作背景),Loc表示高管团队中有高管具有地方政府政治关联(具有县、市、省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资格,或有地方政府部门工作背景),另外定义Pol变量表示企业高管团队是否具有政治关联(包括中央政府政治关联和地方政府政治关联)。并且定义了Pol_Loc_Cen变量来表明企业高管团队具有的中央政府政治关联和地方政府政治关联对企业经营绩效影响的差异,Pol_Loc_Cen取值1表示高管团队有在地方政府政治关联,而没有中央政府政治关联;取值-1表示高管团队有中央政府政治关联,而没有地方政府政治关联;其他情况则取值0。

(3)控制变量。为了研究政治关联对上市公司更准确的影响,在本文中,考虑到政府干预市场指标、公司规模、盈利能力、财务杠杆、股权结构等指标当作控制变量。“公司规模(Size)”,当企业的发展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企业由于具备了生产技术和资源上的优势,企业往往会实施多元化,通过多元化,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各种剩余资源,以求进一步壮大企业。学术界普遍认为企业规模与企业的多元化投资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企业规模越大,多元化程度越高。本文以企业年末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值作为企业规模的衡量指标,即Size=Ln(年末资产总额),其中,企业规模的符号为Size。“财务杠杆(LEV)”,企业财务杠杆即资产负债率,它等于企业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值。在企业从事生产时,单一的生产投资所面临的风险往往比较大,单一的业务投资一旦失败往往会导致企业面临破产等危机,为了分散风险, 企业会考虑进入其他行业,进行多元生产投资,因此,本文引入变量财务杠杆,作为多元化的一个控制变量,其符号为Lev。“盈利能力(ROA)”,衡量企业盈利能力的指标有Tobin Q值、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等。某项企业资产的市场价值与企业整体绩效并不能高度匹配而净资产收益率并不能真实地反映企业经营绩效。因此本文采用净资产收益率来衡量企业的盈利能力,其符号为ROA。“股权结构”,我国上市公司具有明显的股权高度集中现象,在上市公司中尤为显著。在公司治理中,控股股东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会对企业的各项决策和投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这就说明我国上市公司股东的股本结构能够对企业的多元化行为和投资策略产生影响。本文股权结构变量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项来表示,符号分别为Top1和Top1* Top1。“年度虚拟变量”。增加年度变量是为了控制企业经营绩效在不同年度之间的差异性,从而使得回归结果更具有效性,符号位Year。具体变量定义见表1。

(三)模型构建针对假设一政治关联对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的影响,建立模型1进行检验。

针对假设二不同政府背景下的政治关联对多元化经营的影响,建立以下模型进行检验。

五、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描述性统计见表2。通过表2发现, 湖北省上市公司HHI指数平均值为0.4861, 最大值为0.8442,最小值为0.0529,说明湖北省上市公司多元化现象相当普遍。企业高管政治关联相关自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发现,湖北省上市公司高管团队具有政治关联(Pol)的企业有39.29%,高管团队中有政治关联高管人数占总高管人数的比例(PCrate)的平均值为0.036。其中,高管团队拥有地方政府政治关联的企业居多,其样本数占比为28.06%,而仅有14.96%的样本企业具有中央政府政治关联。本文再将所有样本企业按照高管团队是否有政治关联进行分组,分为有政治关联组和无政治关联组进行分别进行描述性统计并且进行对比分析。从表3可以看出有政治关联组企业的多元化程度(HHI)均值为0.5277,比没有政治关联组企业的均值0.4274更大;有政治关联组企业的资产收益率(ROA)均值为0.0799,大于没有政治关联组企业的0.0782;而且有政治关联组企业的企业规模(Size)的对数均值13.6981大于没有政治关联企业的10.0295。通过对样本企业进行分组对比描述性统计数据来看,高管团队有政治关联企业的多元化程度及经营绩效总体要比没有政治关联企业好。

(二)回归分析从表4中四个模型回归结果来看,Model l中高管团队的政治关联相关自变量高管团队中有政治关联高管人数与总高管人数的比例(Pcrate)的相关系数大于0且能在10%的水平显著(Model 1:β=0.0585,p<0.1),这说明企业高管团队中有政治关联的高管人数越多,对多元化程度越高。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湖北省上市公司中高管团队具有政治关联的多元化经营程度要显著高于那些高管团队没有政治关联的。即本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设1成立,湖北地区上市公司多元化程度受到高管团队政治关联的正面影响。Model2、Model 3回归结果给出了高管中央政府政治关联和地方政府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差异。从Model 2、Model 3回归结果来看自变量地方政府政治关联(Loc)的系数0.4261和中央政府政治关联(Cen)相关系数为0.7457, 虽然大于0,但是显著性水平不高,都通过不了显著性检验(Model 2:β=0.7457,p>0.1;Model 3:β=0.4261,p>0.1)。但Model 4的回归结果中,Pol_Cen_Loc的系数显著为正(Model 4:β=0.6224,p<0.05),这显示高管团队的地方政府政治关联对企业多元程度的贡献要显著大于中央政府政治关联, 即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2成立,说明地方企业的经营活动更多地受到地方政府的影响。在控制变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方面,公司规模系数估计值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一结果支持了相关学者的研究结论,即规模越大,上市公司的多元化经营程度越高。一方面是因为规模效应, 另一方面是因为企业规模越大,企业家和其他高管的影响力和名声也越大,相应的也就更有机会参政议政,并利用政治关联的各项好处来获取多元化经营所需要的各种资源。而企业经营绩效与高管团队政治关联的相关性不高,4个模型都没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对湖北省上市公司而言,多元化经营程度对经营绩效影响不显著。另外第一大股东比例Top1及其平方项与经营绩效的负相关和正相关则说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影响是非线性的。

六、结论

综上研究,高管团队的政治关联对企业多元化经营程度产生明显的正面影响。由于我国还处在经济制度转型时期,法律制度和权利制衡体系还不完善,政府仍然控制着大部分多元化经营所需要的稀缺性资源以及资源配置的决定权、项目审批的许可权等经营所需的稀缺资源,高管团队具有政治关联企业,比起其他没有政治关联的公司,在寻求多元化经营所需资源时,由于这层政府背景使得他们与政府官员的“沟通”更为有效,他们能以较少的成本获取独家经营权、特许权、贷款及优惠利率及其他稀缺资源,进而促进企业进行多元化经营。从不同级别的政治关联来看,在考虑地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后,企业高管地方政府政治关联比中央政府政治关联更有价值,更能提高企业多元化经营程度。小地方的关系网相对于中央政府关系网相对更容易建立,寻租交易更容易达成,从而使高管团队的地方政治关联更容易为多元化经营提供优厚条件。

注:截距项省略,系数值右边括号中的值为p值,*、**、***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水平。

摘要：本文以湖北省上市公司为例,分析了上市公司高管团队政治关联对多元化经营的影响研究。研究表明:高管团队政治关联显著地影响了企业的多元化经营,其中有政治关联企业的多元化程度高于非政治关联的企业。并且,地方政治关联比中央政治关联对于上市公司的多元化经营影响更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