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高管（共6篇）
法律高管 篇1
对于大型企业来说, 高管的薪酬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 特别是对于国企来说其薪酬更是受社会的关注和指责, 高薪酬问题越来越明显。其薪酬一直上涨, 据统计显示, 截至2014 年4 月28 日, 2013 年年报收官, A股上市公司中披露总经理薪酬的央企共计323 家, 这些家上市央企总经理的人均薪酬达到77. 3 万元, 同比上涨了4. 33% 。日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特别审议《中央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关于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的意见》, 又一次聚焦了公众视线。对于国企高管薪酬问题问题的研究, 对于法律在规划国企高管收入发挥怎样的作用, 文章做出一些探讨。
一、现代国企高管不合理薪酬的现象
国企高管的高薪酬问题一直在社会上备受关注, 其高薪酬本身往往是问题本身所在, 但是其背后往往反映其本质的问题。行政手段不断的出台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不能取得实际上的效果, 需要加入法律的作用。
( 一) 国外法律规制的高管薪酬现象分析
对于发达国家, 运用法律对于企业高管薪酬的管理已经达到一定的成熟阶段, 其方法大致是企业高管薪酬的透明化和通过税收调节和控制企业高管的薪酬。对于薪酬透明化, 美国做的比较好。例如美国《证券交易法》规定列举企业必须透明化的项目有很多, 包括公司员工的薪酬总金额以及红利, 并且强制性要求公司透明化所有雇员的薪酬和红利, 还有股票激励以及股票期权授予机制、其他激励机制以及养老金的发放和收益信息, 对于公司董事的更换以及提名公告都需要透明化其特定的经历, 任职经历以及对公司能做出的可能的贡献等。有些公司更是专门聘请一些专业的薪酬顾问对公司的高管的薪酬以及董事的红利进行规划, 对于这些人士的薪酬, 超过一定的水平, 也需要进行披露。对于税收调节企业高管薪酬, 主要是用法律的手段规定薪酬税收最低折扣, 根据《税收法典》规定其雇员申请税收抵扣的最大数额为100 万美元, 就是为了限制公司雇员的收入。但是其也存在限制, 因为其规定只是在员工正常薪资范围内, 并不包括其业绩收入, 我们知道, 业绩工资在很多状态下是远远比正常薪金高的多, 另外, 股权的收入更是一个浮动化很大的收入, 这个同样也不受法律的约束。因此在美国企业高管的收入并不能受到法律的严格约束。也就是说, 在其他发达国家, 企业通过法律控制企业高管的收入的效果虽然比国内好, 但是也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 二) 国内法律规制的高管薪酬现象分析
在国内经济改革以前, 国家实行计划经济, 国有企业的范围也是空前的广泛, 其薪酬也是受国家的严格控制, 这样虽然可以控制高管薪酬的不合理化, 但是这种经济体制并不能使得国家的经济迅速发展。经济改革以后, 国内企业的固有的条条框框被打破, 使得国家经济迅速发展, 但是也引起了国企高管的薪酬的非正常上涨。为了解决这些不合理的现象, 国家以及一些大型国有企业也提出了一些关于控制国企高管的薪酬收入的法案和规定。这些规定和法案虽然从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国企高管的收入不合理上涨, 但是其效果也不是十分明显。其主要原因就是现代国企高管的收入与企业本身的收入的关系并不大, 在市场作用下, 企业虽然能整体上快速发展, 但是市场讲究的就是自由, 企业有主权对公司内部的薪酬和收入进行分配, 即使是在薪酬上高管和普通员工的收入有一定的控制, 但是薪金之外的其他收入占到收入的很大方面, 这个方面并不能受到市场经济的控制, 所以需要引入法律手段。法律手段对于收入的控制主要是通过制度来规定薪酬产生的合理性。但是现实情况是即使有法律的规范, 我国的国有企业都是在党的行政管理方法为主, 导致其薪酬分配本身来说就存在很大的不合理性。企业内部的政策从一定程度上能代替法律, 党政对企业的干涉有时候超越了应该由法律规定的范围。所以这种现象亟待解决, 应该全面将法律作用引入企业薪酬分配的管理, 由法律的手段结合党政构建合理的企业内部薪酬制度, 只有这样才能为国企高管的收入在法律影响下得到合理的分配。
二、国企高管薪酬的现有法规和制度的解析
利用法律手段规定国企高管的薪酬设定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对国企高管的薪酬进行科学的审查和设定, 并学习美国的信息公开化政策, 也可以纳入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
( 一) 法律干预国企高管的设定
我国国企主要包括国家独资企业、国家控股企业和国家参股企业, 对于国家参股企业来说, 国家实际上对于高管的薪酬的待遇并没有实际的决定权, 这样即使排除了行政的干预, 但是实质上我们可以发现国家参股企业的高管薪酬的设定, 决定权还是在于企业的高管, 这样很自然就会使得企业高管的收入不合理的增长。而对于国家独资企业和国家控股企业, 其高管的薪酬的制定手续十分繁琐, 行政干预下的高管薪酬也不能达到合理的效果。所以就必须引入法律进行干预。对于现有的社会发展现状来说, 国有企业的薪酬管理委员会制度能在利用法律手段控制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发挥一定的效果。我国也针对国有独资企业和国家控股企业的薪酬管理委员会的职责内容进行了细致的规定。但是这些规定也存在一定的不足性, 只是在运作的初期, 《董事会试点中央企业董事会规范运作暂行办法》明确规定试点的国有企业的薪酬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必须只能由企业高管内部成员之外的人员组成, 其他的国有企业可以全部由企业内部董事或者其他成员组成, 实际情况之下, 这些成员只能由公司的董事或者其他高管组成, 这些成员自然就可以决定其自身的薪酬, 这是一个很大的弊端。真正的薪酬管理委员会不能受企业高管利益群体的影响, 其薪金是受规定, 而不能是想规定多少。
因此法律干预薪酬的方式可以从薪酬管理委员会的改革进行, 保证薪酬管理委员会的人员组成独立和意志独立是关键点。其中人员独立可以借鉴国家的对国企试点管理办法, 可以规定所有的企业的薪酬管理委员会都只能由企业高管内部成员之外的人员组成, 这样就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具体做法就是可以建立专门的薪酬管理职业或者人才库, 并且要对于这些成员的条件严格审查, 保证人员的独立性。而对于意志独立, 改进办法就是这个薪酬委员会直接向董事会负责, 不受其他高管的牵制, 这样就可以达到较好的效果。
( 二) 出资人薪酬审查和高管薪酬追回制度
薪酬委员会虽然被赋予决定企业高管薪酬的权利, 但是并不能保证其制定的薪酬是完全的合理。所以出资人也可以反过来对薪酬委员会进行审查制约, 其审查制约并不一定是完全的反向决定, 也可以是检查或者建议等, 双方协议决定合理的企业高管薪酬。高管薪酬追回制度是一个国外的先进的薪酬管理制度, 这种薪酬制度同样可以引入国内国企高管薪酬的法律管理。具体从签订追回协议和激励制度方面进行。薪酬追回制度必须赋予法律的手段, 加入强制性政策以后才能真正发挥其有效的作用。
三、结语
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金不合理性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注意, 必须加以改进。法律正是一个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国家应该制定出具体的法律手段来规范和约束国企高管的薪酬。同时市场的力量也可以参与进法律的规定范围内, 使得国企高管的薪酬更加合理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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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锋学, 官欣荣.高管薪酬的司法介入:美、英、澳之比较[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3, 34 (2) :92-97.
法律高管 篇2
（发言稿）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大家好！我是课题组上市公司高管法律风险管理项目首席研究员刘克滥。今天我发言的主题是“中国上市公司高管个人法律风险实证研究成果报告”。基于我们对国内上市公司2011年对外披露的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等机构所发布的信息和数据的分析，我们对2011年中国上市公司高管个人法律风险形成以下三方面认识，与大家一同探讨：
一、2011年中国上市公司高管个人法律风险发生概况
截止2011年11月17日，共有263名上市公司高管发生个人法律风险，涉及上市公司64家：其中上海证券交易上市的公司中有22家公司高管发生个人法律风险，共60人次；深圳主板上市公司有21家公司高管发生个人法律风险，共151人次；深圳中小板上市公司有19家公司高管发生个人法律风险，共52人次；创业板上市公司有2家公司高管发生个人法律风险，共2人次。发生的个人法律风险涵盖了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其中涉嫌刑事犯罪7起，8人；承担民事责任4起，4人；被行政机关处以警告、罚款、市场禁入12起，67人；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监管谈话34起，178人。
二、中国上市公司高管个人法律风险发生的特点分析
经过研究，我们认为上市公司高管个人法律风险的发生主要呈现出以下五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财务状况较差的公司高管法律风险发生比率明显高于财务状况良好的公司。
在64家涉及高管个人法律风险的上市公司中，有11家是ST或者*ST公司，占比达到了17%，并且其中有两家目前已经暂停上市。截止2011年11月17日，沪深两市共有ST和*ST公司127家，占上市公司总数的5.6%，也就是说占上市公司总数5.6%的ST和*ST公司贡献了17%的高管个人法律风险事件。
第二个特点是民营控股上市公司高管个人法律风险发生率明显高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在发生高管个人法律风险的64家上市公司中，民营控股上市公司有39家，占比61%，国有控股上市公司25家，占比39%，其中4家为央企控股，占比6%。从违规人数的维度上看，民营控股上市公司发生高管个人法律风险187人，占发生法律风险高管总数的71%，央企控股上市公司高管发生个人法律风险6人，占发生法律风险高管总数的2%，其他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发生个人法律风险70人，占发生法律风险高管总数的27%。
第三个特点是高管个人法律风险发生领域集中在信息披露违规和违规交易两个领域。
在2011年发生的高管个人法律风险中，涉及信息披露违规的33起，205人，占违规总数的52%，占发生个人法律风险高管总人数的78%；涉及违规买卖股票的25起，25人，占违规总数39%，占发生个人法律风险高管总人数的9.5%。
第四个特点是信息披露违规和违规交易背后隐藏着更多的法律风险事件。
在证监会和交易所公布的33起信息披露违规的处罚中，有3起涉及大额对外担 保事项没有披露，有4起涉及关联方或大股东占用资金事项没有披露，其中数额最大的1起，大股东累计占用上市公司资金30多亿。在这7起对外担保和资金占用事件中有6起发生在《刑法修正案
（六）》通过之后，且其中1起未经过公司内部的审议程序。
第五个特点是发生个人法律风险的高管在严格的执法环境下可能承担的风险将更大。
我们对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2011年公布的33起信息披露违规逐一进行了分析，其中有14起情节比较严重，在这14其当中，有5起是发生在2006年6月29日《刑法修正案
（六）》之前，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不涉及刑事责任；其余9起发生在《刑法修正案
（六）》通过之后，并且有1起已经进入刑事程序，当事人财务总监李某被提起公诉；剩余8起如果在从严的执法环境下，也不能完全排除涉及更严厉法律责任的可能性。
部分已经被监管机构和交易所处罚的高管人员实际上已经接近刑事犯罪的雷区。只是由于上市公司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特殊地位，这一风险并未完全暴露出来。一旦执法环境更加严格，上市公司高管将要承担更为严重的法律责任，带着金手铐跳舞并不只是一个传说。
三、高管个人法律风险成因及应对策略分析
1．高管个人法律风险成因
经过我们对64家上市公司的263名高管个人法律风险情况的仔细比对，我们认为其法律风险发生或者说违规行为的发生根本上都是基于某种理性判断，这种理性判断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表示，即预期违规净收益=预期违规收益-预期违规成本。其中，预期违规收益包括预期经济收益和实施违规行为的心理满足感；预期违规成本=违规的直接成本+违规的机会成本+违规的惩罚成本×被判罚的概率。
对于高管个人来讲，预期的违规净收益越高，那么就会具有越强烈的违规冲动，这就使违规事件不仅会发生，甚至应该发生。国企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控股上市公司高管个人法律风险发生率的显著差别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首先是预期违规的收益不同。发生个人法律风险的民营控股上市公司高管一般都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其个人利益与公司利益具有很强的一致性和可置换性，这就导致其违规收益实际既包含个人利益，又包含公司利益；相反，国企控股上市公司的高管的个人违规行为要么不会带来公司利益的增加，要么增加的公司利益无法置换成个人利益。在实施相同的违规行为的情况下，其预期违规收益要低于民企控股上市公司高管，导致其预期违规净收益低，这样违规的动机就没有那么强烈，因此导致个人法律风险发生率明显低于民企控股上市公司高管。
其次是预期违规成本不同，这主要表现在违规的惩罚成本不同上面。一般来讲，除刑事处罚外，民企控股上市公司高管的违规行为对个人不会造成太大的惩罚成本，其仍可以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存在，对社会地位和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位置也不会造成影响；而国企控股上市公司的高管一旦发生违规情况，就可能导致其遭受党内处分、行政处分，丧失在公司和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在实施相同的违规行为的情况下，其违规预期成本要高于民企控股上市公司高管。
预期违规收益低，而预期违规成本高，从而导致预期违规净收益低，因此，国企控股上市公司的高管的违规冲动要明显弱于民企控股上市公司，个人法律风险发生概率相应的当然也会低。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欺诈上市，一家民营控股公司一旦上市，就会给担任高管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带来大量的财富；而对于一家国有控股企业来说，即使有股权激励计划，公司上市也不会使得高管个人一夜暴富，何况对于国企 高管来说其预期违规成本更高。今年发生的一起欺诈上市案已经印证了我们的分析。
2．高管个人法律风险应对策略
既然高管个人法律风险的发生是基于成本-收益分析而形成的理性判断，那么这些风险应当怎样应对呢？我们认为有两个方面的应对措施。
第一，重新评估违规成本，审视预期违规收益是否真正能覆盖违规成本。预期违规成本并不等于现实违规成本。很多高管对于预期违规成本的评估显然是存在重大缺陷的。预期违规成本中很重要的一项是违规的惩罚成本×被判罚的概率。违规惩罚成本取决于立法的规定，被判罚的概率取决于司法和行政的执法力度。
首先，对于违规的惩罚成本很多上市公司高管认识比较狭隘。单纯从个人的成本角度理解违规惩罚成本。其实在很多情形下个人违规不仅导致个人遭受惩罚，也导致公司遭受惩罚。在监管机构截至2011年11月17日公布的64家涉及高管个人法律风险的上市公司中，有27家上市公司同时受到处罚。这些处罚不仅导致了上市公司的经济性成本的产生，而且导致了行为性成本和信誉性成本的产生。因此，高管个人违规惩罚成本实际上要比一般认识大得多。
其次，很多高管对被判罚概率的认识还停留在比较陈旧的层面。认为上市公司是地方政府的下蛋金鸡，地方政府出于对GDP、税收和就业岗位的考虑，会对上市公司开绿灯，监管部门也是投鼠忌器，对上市公司及其高管的处罚也会比较“仁慈”。诚然，这些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于中国的资本市场，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变化。2006年以来，相关国家机关陆续颁布了《刑法修正案
（六）》、《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关于依法打击和防控资本市场内幕交易的意见》等规定，不断完善打击证券违法、犯罪方面的法律、法规，在增加违规的惩罚成本的同时，也促使执法力度不断加强，近几年来证监会和交易所每年立案调查和进行的行政处罚、公开谴责都是在以20%以上的幅度增加，司法机关对于证券犯罪案件的介入也不断深入，欺诈上市，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的刑事案件不断见诸报道。
这些都使得判罚概率在不断上升，也使实际违规成本在不断增加。依据陈旧认识和不切实际预期而做出的行动，最终可能导致违规净收益为负数，给高管个人和上市公司带来巨大损失，甚至是灭顶之灾。
第二，通过法律架构和交易结构的设计，以合法方式实现同样的预期收益，形成更为理性的替代方案。
例如，对于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行为，《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不得要求上市公司为其垫支工资、福利、保险、广告等期间费用，也不得互相代为承担成本和其他支出；上市公司不得以下列方式将资金直接或间接地提供给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使用：
1.有偿或无偿地拆借公司的资金给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使用；
2.通过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向关联方提供委托贷款；
3.委托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进行投资活动；
4.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开具没有真实交易背景的商业承兑汇票；
5.代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偿还债务；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方式。
然而，在我们进行实证研究时，我们发现在证监会和交易所2011年公布的4起涉及高管个人法律风险的关联方或大股东占用资金事件中，都是公然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要么直接拆借资金，要么虚构交易、开具无真实交易背景的商业承兑汇票，要么代控股股东偿付债务。这些行为不仅导致公司和高管个人遭致行政处罚，而且使得高管个人触及到《刑法修正案
（六）》一百六十九条“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最终的结果都是以非常大的实际违规成本换来非常小的实际违规收益，甚至是负的收益。
在我们看来，这样的一种成本-收益模式实际上只需要进行一些交易结构上的设计就可以变得合法，并且更有效率。还以上述大股东融资问题为例：进入2011年，受宏观调控的影响，市场上的流动性不足，信托融资成为很多企业的重要融资渠道。同时受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很多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和收益率出现比较大的下降，一些上市公司纷纷购买理财产品。这些理财产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信托型理财产品。如果我们将这两种经济行为加以结合，就可以在法律上设计出上市公司大股东或者关联方从相应信托公司融资的合法渠道，同时不会涉及到变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问题。
通往罗马不是只有一条路。一些法律上的有效设计不仅能帮助上市公司相关方实现其利益诉求，而且会有效减少了上市公司高管个人的法律风险。这一点对于民营控股上市公司高管尤为适用，因为股权控制关系，其预期违规收益中不但包含个人利益，也可能包括上市公司利益，因此其有着更强的违规冲动。只有以更低的成本实现同样的预期收益才能从根本上降低高管个人的法律风险，并从长远上有利于上市公司发展。
上市公司高管被动辞职的法律争议 篇3
林女士于1994年入职A上市公司，2010年2月1日起双方建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2010年5月1日起林女士任总会计师。5月21日A公司办公会议决定，档案资料由档案室统一管理，林女士以公司规章制度规定财务档案由财务部保管为依据，拒绝此规定。6月7日A公司在林女士参加证监会会议不在公司的情况下，查封了林女士的办公场所。6月30日，A公司快递公函至林女士，告知其已被解除总会计师职务，工作岗位调整为财务部副经理。事后，林女士多次发函询问工资情况，A公司则多次发函催促林女士上班，如不愿担任该职务应办理交接手续后书面辞职。
8月6日，林女士书面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同时提起申请劳动仲裁，要求A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计算标准按照合同约定的平均工资27000元）、拖欠工资以及年休假工资等，企业经过仲裁、一审、二审，最终败诉。
案件焦点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A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林女士可行使即时解除劳动合同权的法定情形。
案例分析
这个案例其实反映了一些大型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在解除企业高管的劳动关系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值得大型企业的人事朋友的关注。
这个案例中，案件争议的第一个焦点是员工的被动辞职法律问题。主要依据的是《劳动合同法》的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其实这个法条的立法背景，是考虑到用人单位提供符合合同约定的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是劳动者履行劳动合同的可能性前提，故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未按照合同约定提供劳动条件的，劳动者无需向用人单位预告就可通知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行使法律规定的这一特别解除权。
上面法条中的“劳动保护”比较好理解，因为保护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生命健康安全等是用人单位最基本的责任和义务。该规定主要防止企业强迫职工在有毒气体、无防护设备等恶劣的生产环境下劳动，导致职工中毒生病、死亡或残废。“劳动条件”大家总觉得离实际工作的距离比较远，而本案中的案例材料，就与“劳动条件”息息相关，希望能引起大家重视。其实在很多光鲜的OFFICE白领办公环境中也可能会适用该法条，用人单位在和企业高管解除劳动关系时应注意方式与程序，否则将引起不必要的法律风险。
对林女士的仲裁请求内容，A公司可能觉得缺乏法律支持，认为自己做法很正确：自己虽然查封了林女士保管档案的房间，但不是为阻止林女士正常的工作。此外，认为自己从未主动要求或者书面通知过要求解除过与林女士之间的劳动合同，反而是多次发函希望其能正常上班，因此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A公司对法律的理解是存在很多错区的，因为针对上市公司的管理中，对一些关键高管职位，例如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等职位，除了有劳动法规定外，还有特别法律规定的。
就本案而言，首先，A公司在案例中采取的一系列做法，事实上造成了林女士在客观上无法正常工作和履行其总会计师的职责，也违反财务管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财政部关于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等相关规定，也使得公司财务档案资料等无法正常移交。此外，我们可以看到A公司一方面强行接收了由林女士所保管的财务资料等，另一方面又发函敦促林女士来公司上班，显然有违劳动合同法中对诚信合理的原则。故从这两点判断，我们可以认定A公司的行为是构成了未按合同约定提供劳动条件。
其次，公司对劳动者的调岗应具备必要性和合理性。根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提供给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包括工作岗位和工资报酬，工作岗位和工资报酬的任何一项变动，即构成了劳动条件的改变。本案中，A公司在造成林女士无法正常工作和履行职责的情况下，单方调动林女士工作岗位时，既未与林女士协商，又不告知林女士具体的劳动报酬数额，此外，A公司也无法证明林女士存在严重违反财务制度的情形。因此，A公司的调岗行为缺乏必要性和合理性，已构成了A公司单方改变林女士的劳动条件，从而迫使林女士不得不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
综上，我们可以确认双方的劳动合同于2010年8月3日解除，A公司需支付林女士经济补偿金。
本案中，还涉及企业高管经济补偿金的计算问题。本案中，林女士索要经济补偿金每月按照其平均月工资27000元计算，超过了上年度本市职工平均工资的三倍。在这个法律问题上，存在两种法律意见。一种法律意见是认为，法院应当按照《劳动合同法》第47条第2款规定的标准计算。另外一种法律意见，是认为约定优先，应该按照林女士要求计算。
在这个问题上，应支持林女士的观点。因为关于经济补偿金，虽然国家规定的法定标准是按所在辖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但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是按林女士上年度月平均工资支付，该约定并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且该计算标准高于法定标准，未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故根据约定优先的原则，对于林女士主张的经济补偿金数额，法律应予以支持。
相关法条
1.《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 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
(二)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
(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四)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劳动者权益的；
(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情形。
用人单位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者劳动的。或者用人单位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危及劳动者人身安全的，劳动者可以立即解除劳动合同，不需事先告知用人单位。
法律高管 篇4
许多企业在高管团队中增加了法律人员, 现在关于高管团队的法律特征对财务报告质量作用的研究还很少, 大量的研究更多的关注高管团队的性别、年龄、学历、任职时间等背景特征 (何威风, 刘启亮, 2010) 。法律高管是披露决策、行为及对财务报告监督的影响者, 是关乎财务报告质量的关键人物之一。我国法规还未要求企业高管团队包含法律成员, 增加法律高管是企业的自愿管理模式, 说明法律高管对财务报告质量的作用还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 研究高管团队中的法律成员如何影响企业财务报告质量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一、高管团队中的法律高管现实情况分析
安然事件使财务报告问题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 美国再次成为关注财务报告法律风险、重视法律顾问的引领者。随后各国开始审视在财务报告法律风险控制方面的不足。美国2002年的《萨班斯法案》明确了公司高管的法律责任, 对企业法律人员的专业责任进行了详细陈述。美国律师协会认为企业律师对企业监管作用重大, 是上市公司内部的四大管理机制之一。
为了有效规避不必要的企业法律风险和改善财务报告质量, 许多美国企业雇佣内部法律顾问或设立内部法律部门, 法律人员则成为高管中的一员, 参与企业的决策。Brown (2003) 发现企业倾向于雇佣律师去“更早干预企业陷入法律风险”。“法律顾问是高级管理人员具有一定的管理权力” (Chayes and Chayes, 1984) 。美国公司律师协会调查表明, CEO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不会缩小法律部门的规模。由此可见, 在美国, 增加法律顾问是一种自愿管理模式, 虽无明文规定, 但得到了股票市场的认可, 也是企业防范法律风险、提高财务报告质量主要手段之一。
安然事件为我国敲响了警钟。我国2006年要求央企设立法律顾问制度, 2008年实现了第一次对上市公司法律风险的量化分析, 然而, 近年来我国会计造假事件不断, 比如财务报表造假的“德隆王朝”、违规披露的“绿大地”等, 充分说明了我国企业财务报告存在着较大的法律风险。企业法律风险是企业风向标, 影响企业的价值。很多国资委开始要求加强对控制国有企业法律风险的投入, 比如优化内部人员的配备等。我国上市公司渐渐在高管团队中增加法律成员。可以预见, 在不久的将来, 为了防范企业法律风险、有效提高财务报告质量, 企业内部人员的任命和相关政策法规可能都会有较大的调整。
二、高管团队法律成员对财务报告质量的作用机制分析
高管是影响财务报告质量的重要因素。法律高管从影响企业披露决策到影响披露行为, 并能从整体上影响企业对财务报告的监督行为, 对财务报告质量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目前关于高管背景特征影响财务报告质量的研究还未突破会计、财务等学科领域, 因此, 有必要从法律角度研究高管对财务报告质量的作用机制。
(一) 法律高管影响企业披露决策。
法律顾问能够对企业各种决策施加影响 (Hopkins, 2012) 。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高管对企业发生的可能涉及到法律风险的交易事项特别敏感, 比如合并、收购、知识产权交易等;能够敏锐的察觉到财务报告中存在的潜在风险, 并利用其在高管中的权力影响其他高管的行为, 从而对相关战略和决策施加影响, 以降低法律风险带来的损失。当某一披露决策可能引起法律诉讼时, 法律高管会向其他高管剖析法律后果的严重性以拖延决策“拍板”, 并向CEO报告以探索更优决策。
同时, 法律高管和财务高管的协作能促使更优决策的产生。Krishnan (2011) 在发现审计委员会中法律人员与财务人员合作对财务报告质量有递增效应。不同专业背景人员, 拥有多元化的技能和观念, 能够从不同角度审视同一问题, 以寻求更优决策。法律高管与财务高之间的相互合作使得财务报告能同时考虑到财务披露和法律遵守两个方面, 既能保证内容上的有用性, 又能满足法规政策的要求, 从整体上提高了财务报告的质量。
(二) 法律高管影响企业会计披露行为。
高管团队中含有法律顾问的企业更倾向披露准确、不乐观的信息 (Kwak, 2012) 。根据公司治理的目标, 企业雇佣法律人员是为了利用其专业能力为企业增加效益或规避损失。法律高管的主要职能是降低企业法律风险。企业面临的法律风险是对企业法律高管专业能力的检验。根据“不对称损失职能”, 企业法律风险达到一定水平引起股市关注时, 法律高管会受到企业的谴责, 甚至会阻碍到职业发展;而当企业法律风险得到有效的控制以使企业获得更大收益时, 法律高管依然不会被企业完全信任, 当做“自己人”看待。为了最大化个人收益, 他们会尽可能地督促企业披露准确、不乐观信息, 来较早干预企业陷入严重的法律风险中。
根据声誉理论, 市场和媒体通常会依据法律高管以往工作中是否有“污点”对企业的财务报告质量进行主观推断, 企业一般会根据法律人员以往的工作表现和声誉做出雇佣决定。由于担心企业承受的法律风险曝光于公众面前, 或给职业生涯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 法律高管最优选择就是确保财务报告信息的可靠、无偏。因此, 声誉压力能在一定程度上督促法律高管做好本职工作, 阻止企业激进的披露行为。
(三) 法律高管影响企业对财务报告的监督行为。
与外部律师相比, 法律高管能够参与到企业的经济管理活动中去, 以监督企业整体行为、引导企业遵守法律法规, 从而提升企财务报告质量。法律高管处于企业高级管理层, 具有参与企业决策制定的权力, 这使法律高管能够在对企业内部活动更充分了解的基础上监管企业决策制定过程, 制止可能带来法律风险的披露行为, 以提高财务报告质量。
法律专业人员能够感知一定领域内的法律制定方向, 对规范企业行为的相关法律具有一定的预见性, 通过思想传播和行为感染增强高管团队中其他高管的法律意识, 由此引导企业披露行为。
三、基于法律高管视角提高财务报告质量的建议
我国企业法律意识淡薄, 法律高管作用机制在企业内部治理领域中还不够完善, 亦未得到资本市场的肯定和认可。企业内部治理和法律高管薪酬结构的缺陷阻碍了法律高管对财务报告作用机制的发挥。比如, 企业法律高管严重受制于企业CEO、薪酬包装或股权激励制度等迫使法律高管偏离投资者保护目标, 加重了企业的法律或诉讼风险。
为了充分发挥法律高管对财务报告的积极作用, 针对我国财务报告存在较严重法律风险的现状, 为企业股东提出以下建议:
(一) 做好对企业高管团队的调查。
高管团队调查能获得企业高管团队中法律人员所占比例以及法律风险水平的信息, 以了解法律高管对财务报告质量的作用机制。以使企业在提高财务报告质量时, 借鉴调查所搜集到的信息, 结合企业法律风险的现有水平, 合理调整高管团队中法律人员比例。充分了解法律高管对财务报告作用机制, 能够帮助企业制定有效的高管人员调整决策。
(二) 优化法律高管薪酬结构。
法律高管会基于多种动机来发挥对财务报告的积极作用。然而, 我国企业存在的薪酬包装和股权激励制度使得他们越来越倾向于企业盈利目标, 损害投资者利益。良好的薪酬结构能够避免法律高管在企业短期盈利目标和个人利益之间做出权衡, 能够激励其为降低企业法律风险作出最大的努力。合理的薪酬结构应以企业面临的法律风险水平作为对法律高管专业能力的检验, 以法律高管个人表现并非高管团队整体绩效作为考评基础。
(三) 合理提升法律高管权力地位。
法律高管一般受制于企业CEO, 这迫使法律高管的行为与企业目标保持一致。当CEO的行为与法律高管的建议发生冲突时, 法律高管只能听命于CEO, 以使法律高管的作用机制形同虚设。因此, 有必要适当提升法律高管的管理地位, 从根本上改变法律高管完全牵制于CEO的局面, 充分发挥法律高管对财务报告的积极作用。
(四) 充分发挥法律高管的法律意识传播作用。
我国企业财务报告质量低、潜在法律风险高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法律意识普遍淡薄, 对财务报告编制和披露过程中的决策和行为所导致的法律后果了解不清。在财务报告编制和披露过程中, 实务操作人员及高管是关乎财务报告质量的关键。因此, 法律高管的思想传播和行为感染, 将有助于其他员工法律意识的提升, 促使财务报告质量的改善。
四、结语
本文结合现实情况具体分析了法律高管对财务报告质量的作用机制, 认为法律高管会通过影响企业的披露决策、行为以及企业监督行为改善财务报告质量, 基于此联系现行企业现状, 为股东提供了可参考的政策建议。本文为财务报告质量和高管特征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同时理论联系实际, 为企业提高财务报告质量、改善治理结构提供了新思路;为未来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 比如法律高管的薪酬结构、法律高管具体影响财务报告中的哪些内容、法律高管如何与其他高管沟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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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高管 篇5
IPO募集资金，投资新项目，扩大经营规模，为股东创造更大的利润，这是诸多上市公司登录资本市场的意图，至少在招股说明书上是如是称道。可是，十年的等待已经让公司错过了最好的时机。中间件软件市场规模极小，在2012年仅占中国软件产业总收入的0.136%，按照乐观的估计，到2016年的市场规模也只有50亿元。而且当前，BEA公司、微软、IBM和ORACLE已经占据中间件市场的绝大部分份额，东方通的市占率仅有5%左右。公司不仅面临产品饱和白热化的市场竞争，更为致命的是，其交易中间件Tong EASY和重点发展的产品TongLINK/Q还存在重大法律纠纷隐患。公司内忧外患，成长性让人担忧。
技术侵权存法律纠纷隐患
根据公司招股说明书，公司IPO募集资金主要用于Tong系列中间件产品升级项目和营销服务平台扩建项目。可是，公司的产品在市场上遇到越来越激烈的竞争。根据去年CNIT-Research（中国IT研究中心）针对十余款中间件品牌的网络影响力进行的调查与研究结果，东方通在各项指标上均呈现下滑态势，足见公司缺乏竞争优势。
公开信息显示，东方通的主力产品是Tong LINK/Q。据业内人士介绍，这是一个“消息中间件”，技术含量并不高，与竞争对手BEA公司的WebLogic之类平台性产品无法同日而语。
然而，即便是这样的技术，却也并非东方通所有。Tong LINK/Q和TongEASY的所有权均属于北京丰台高科技园区通科技公司（以下简称“通科技公司”）。
资料显示，通科技公司立于1992年11月，法定代表人为张齐春，公司主营业务为计算机系统集成以及相关技术服务。公司注册资金100万元，张齐春出资比例为45%，其配偶朱德生出资比例为3%，其余52%的出资为其他六个自然人所有。公司存续期间，开发出了TongLINK/Q V1.0至TongLINK/Q V3.0，以及TongEASY V1.0和TongEASY V2.0。但由于骨干员工离职，通科技公司在1998年下半年停止经营活动，并于1999年3月申请注册清算，在1999年6月11日办理完毕注销手续。
记者注意到，在1997年8月，张齐春与朱律玮等人共同出资设立了东方通有限（东方通前身）。东方通有限在以前版本的基础上，开发出了从TongLINK/Q V3.5至TongLINK/Q V8.0，以及TongEASY V2.4至TongEASY V5.0的新产品。但在招股说明书中，并没有通科技公司将这两项技术转让给东方通有限的表述。
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认为，虽然东方通的TongLINK/Q和TongEASY产品设计为张齐春和朱律玮在通科技公司的职务成果，但是东方通有限设立时，TongLINK/Q和TongEASY产品早已经不再销售，而且通科技公司已于1999年注销，该公司在存续期间并未对发行人使用TongLINK/Q和TongEASY的研发成果等事项提出任何要求；东方通有限开发的TongLINK/Q和TongEASY系列产品相比之前有大幅的改进和完善，产品框架和体系发生了较大变化，相关核心技术不存在潜在的法律纠纷隐患。
对此，从事上市公司研究的律师表示，尽管东方通研发销售的TongLINK/Q和TongEASY产品在此前基础上有大幅改善，而且通科技公司也已经注销，但是这并不能改变TongLINK/Q和TongEASY产品开发所有权属于通科技公司的事实，虽然通科技公司此前在其续存期间没有对TongLINK/Q和TongEASY的研发成果等事项提出任何要求，不代表其现在没有权利对TongLINK/Q和TongEASY的研发成果等事项提出任何要求，通科技公司其他股东依然有权要求东方通对使用该技术付出一定的费用，如东方通拒绝，股东可以诉诸法律。
高管成替罪羊或引发内讧
记者注意到，东方通发行律师—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对此也格外警惕，该事务所在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中称“发行人TongLINK/Q和TongEASY产品涉及核心人员在曾任职单位的职务成果，除此之外，发行人现有各项专利、专利著作权、核心技术均不涉及研发人员、核心人员在曾任职单位的职务成果，均不存在潜在纠纷或风险隐患”。非常隐晦地承认了公司未来可能因TongLINK/Q和TongEASY技术，陷入法律纠纷。
业内专家表示，在通科技有限公司，张齐春和其配偶朱德合计持有的股份只有48%，不能代表半数以上股东的利益，无权将TongLINK/Q和TongEASY的研发成果无偿转给东方通公司。对此，公司应该是心知肚明的。
为了规避法律纠纷给公司未来的经营带来麻烦，东方通将技术侵权归结于技术泄密，并将其归咎于现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朱律玮。
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称，通科技公司TongLINK/Q和TongEASY产品研发工作的负责人为张齐春和朱律玮。1997年东方通有限成立时，朱律玮辞去在通科技公司所在职位，与张齐春等人一同创立了东方通有限，并统筹产品的研发。朱律玮在通科技公司任职期间未签署竞业禁止协议或保密协议。
资料显示， 朱律玮在1993年12月-1997年7月，任通科技公司TongEASY项目经理；1997年8月-2010年10月，历任东方通有限副总工程师、技术总监、首席架构师、副总经理、董事；现任东方通董事、常务副总经理，任期为2013年10月至2016年10月。
对此，上述业内专家表示，任职期间未签署竞业禁止协议或保密协议并不意味着其没有保密义务，公司将责任推到朱律玮个人身上显然是为了在发生诉讼时减少公司损失。但张齐春同为TongLINK/Q和TongEASY产品研发工作的负责人，且张齐春为东方通有限和现东方通的实际控制人，而朱律玮仅持有东方通发行前6.17%的股份。数据显示，TongLINK/Q和TongEASY产品占公司的营收一直保持在25%左右（见表一），将此泄密责任单独归咎于朱律玮一人，逻辑上怎么都不成立，一旦发生诉讼，赔偿数额巨大时，不排除朱律玮翻脸指认张齐春。
法律高管 篇6
从西门子抢注“Hi Sense”商标并要求海信支付4000万欧元商标转让费案, 到长虹与美国APEX公司高达40多亿的贸易纠纷案, 这些事件的发生因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法律风险的事前预防不到位, 促使潜在法律风险的大爆发, 而事后处理又不够及时和有效, 原本盛极一时的公司就此彻底走向失败。因此, 认真做好公司法律风险的防范工作对于公司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和竞争力显得格外重要。但中国公司的法律风险防范意识和投入力度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据统计, 美国公司支出的平均法律风险防范费用占公司总收入的1%, 但是中国公司实际投入只有0.02%, 美国公司投入是中国的50倍。而且据调查显示, 大部分中国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对法律风险还没有十分明确的认识。公司法律顾问多数情况下处于虚职, 无法真正参与到公司的风险管理中来, 现状令人担忧。
公司高管因其所处的特殊位置, 是公司法律风险管理的中流砥柱, 因此, 公司高管应该正确把握自身与公司的关系, 理性认识公司的法律风险, 远离违法犯罪的牢笼, 用法律思维来应对法律风险, 从而促进一个公司的健康发展。
二、正确把握自身与公司的关系及相关问题
公司高管要想在公司风险管理的过程中知悉其权力来自何处, 又将使向何方, 明确自己的角色定位和职责要求, 就必须首先正确把握自身与公司的关系。
现代各国公司在公司法上规定的公司治理结构虽然具体有差异, 而且理论界对公司治理也持有多种观点, 但总体上, 公司治理的结构仍然呈现分化趋势。就我国而言, 公司治理结构由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组成, 其中, 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董事会是公司的决策执行机构, 董事会可以聘任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等所谓的高级管理人员来执行董事会制定的决策。董事会聘任公司高管来执行决策, 从而形成了一种委托-代理关系, 即公司高管接受董事会的委托, 代理行使相关职权, 但也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然而在实践当中, 关于公司高管的义务履行出现了诸多问题, 例如, 对义务违反的责任认定不清晰, 公司高管的义务承担程度与其风险承担不相匹配。承受能力与收益不成比例, 公司的董监高往往会在决策运营中谨小慎微以保护自身的利益, 无法大胆经营公司。因此, 对症下药, 完善和细化我国公司法中关于公司高管义务的规定显得格外重要。
三、公司法律风险的相关问题
那么何为法律风险呢?有观点认为, 企业和企业家主要面临的两大风险:第一, 商业风险, ;第二, 法律风险。法律风险是企业面临的最大风险, 因为即使是商业风险最终也将以法律风险的形式体现出来。法律隐秘性极强而不易被识破, 一旦爆发对企业产生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笔者认为, 法律风险是公司潜在的在一定的诱发因素下有很大爆发可能的, 并将对公司产生极大影响的风险形式, 比如合同法律风险、投资和融资法律风险、担保法律风险等, 即使商业风险在一定条件下, 也有可能演变为法律风险, 对公司造成重大损害。
虽然法律风险对公司有如此的影响力, 但现阶段公司高管对法律风险认识还难以同步, 仅少数公司针对可能存在的风险聘请了公司法律顾问, 但大多数被排斥在决策圈之外, 并未真正的参与公司的法律风险的防范。相比美国48%以上的企业特别是大企业都设置了法律顾问。在美国, 企业法律顾问在企业中的地位很高, 通常是企业管理阶层的人员, 企业也给予他们比同阶层更高的薪水和待遇但是, 由于我国公司高管自身法律风险防范意识的薄弱, 我国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难入发挥真正的作用, 这也是我国公司高管频频出现违法犯罪行为的重要原因。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 如果把自身利益置于企业利益和组织利益之上最终表现就是大肆铲除异己, 同时进行权力扩张, 一旦越过法律的红线, 那么包括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以及民事责任在内的各种责任都将是公司高管所面临的法律风险, 因此, 坚守住自己行为的底线, 学会运用法律思维来思考问题显得格外重要。
四、针对性措施
回归到公司高管与公司最本质的关系上来, 即委托-代理关系, 公司高管作为受委托人, 不会因为自己的经营行为而承担损益结果, 而是会努力工作、管理法律风险以获得更高的报酬。笔者认为, 公司高管与公司博弈的通用模型是偷懒模型, 真正的完美纳什均衡策略是公司高管努力工作, 善管法律风险, 最终获得高额报酬, 且公司也实现收益。因此, 信息的充分程度对于维系双方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对于更好地管理公司法律风险至关重要。笔者认为, 需要从公司内部制度环境与外部制度环境两方面入手, 以提高公司高管与公司之间的信息充分程度。
首先, 公司内部制度环境应在现有的公司治理结构上实现完善和突破。依照主体的不同, 公司的董事会在聘任公司高管时应严格把关, 把风险控制在源头, 同时还应建立和健全公司制度和业务流程, 细化公司高管的义务与职责, 明确责任认定, 从制度上消除法律风险。在内部制度层面, 公司应建立一整套由公司负责人亲自主管、专职管理机构统管、各职能部门分管、具体承办人专管的相互协调配合的公司内部管理体系, 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其次, 公司外部制度环境应充分考虑公司内部制度, 起辅助角色。一般层面上, 法律法规、行政监管、社会舆论监督对所有公司企业均有效力, 只是效力的程度不同。法律法规包括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以及民事责任。法律法规应该是最主要的手段, 依靠其威慑力和惩罚性来迫使公司活动的参与方增加信息的交流, 以避免承担法律风险。行政监管则往往注重事前预防, 对所有公司均有效力, 但由于监管的力度和手段不好掌握, 所以执行力偏弱。而社会舆论监督的效力在三者之中为最低, 但却是不可或缺的, 因为社会舆论涉及面广, 使监督的范围大大扩张。
总之, 对于公司外部制度环境, 需要建立一套以法律法规威慑为主, 以行政监管为辅, 社会舆论监督为重要补充的制度体系, 三者密切配合, 互为补充, 相互完善, 共同致力于提高公司高管与公司、公司内部与外部的信息充分程度, 共同打造坚实的公司外部监督体系, 从而有效的防范公司法律风险的产生。
五、结语
一个公司的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 必定会出现波折起伏。而众多公司在一个辉煌之后突然遭遇滑铁卢, 其重要原因就是潜在的法律风险往往被忽视。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本质关系出发, 公司高管与公司间委托-代理关系的建立意味着公司决策的执行权归于公司高管, 更意味着管理公司法律风险主导权归于公司高管。一损皆损, 一荣皆荣, 公司高管在公司治理过程中应切实履行好自己的义务与职责, 自觉置身于公司内部制度环境与外部制度环境相互作用之中, 增加信息充分的程度, 管理好公司的法律风险, 实现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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