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解除（共12篇）
合同解除 篇1
问题
问:发包人通知解除合同, 承包人如何应对
北京龙山开发公司将其开发的某住宅小区发包给太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包施工, 双方签订有备案的中标合同即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在施工过程中, 承包人认为2003年1月份之前发包人拖欠工程进度款4500万元, 发包人则认为其按合同不欠工程进度款, 为此双方发生对合同理解上的差异。2003年2月起, 承包人以拖欠工程款严重为由停工。发包人在劝说复工无果的情形下, 于2013年6月底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 要求解除双方合同。请问工程承包人怎么办?
律师观点
1. 承包人的第一要务是决定是否同意解除合同
作为工程承包人, 在收到发包人解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通知书后, 第一要务是尽快尽早决策, 是否同意解除合同, 再采取相应措施。选择同意还是不同意解除合同, 承包人主要考虑二个因素, 一是发包人解除合同是否符合合同约定?二是承包人是否愿意、客观上是否可能继续施工?
2. 发包人解除合同是否符合合同约定
承包人应根据合同条款, 根据双方履行合同的实际情形, 判定发包人解除合同的行为是否符合合同约定?换言之, 发包人解除合同有无道理?是发包人违约、还是承包人违约?还是双方都违约?哪一方违约在先?哪一方的违约严重?一方虽然有违约行为, 但是否到了必须解除合同的地步?等等。
具体到本案就是, 发包人是否拖欠承包人巨额工程进度款?如果拖欠, 则承包人停工有道理, 发包人违约且无权解除合同;承包人可选择不同意解除合同。如果不拖欠进度款, 则承包人擅自停工违约, 发包人有权解除合同, 承包人只能选择同意解除合同, 且要承担违约责任。
3. 承包人是否愿意继续施工或客观上有无可能
如果发包人解除合同是不符合合同约定条件的, 是发包人违约, 但承包人如根据履行合同的实际情况, 认为无法与发包人继续合作, 或内心不愿意继续施工, 那么承包人仍可以选择同意解除合同, 并追究发包人违约责任。
4. 承包人选择同意解除合同后怎么办
承包人选择同意解除合同后, 应当就下列事项立即与发包人协商, 协商不成的及时向法院起诉或按合同约定申请仲裁:
现场已完工程量如何计量计价?工程款如何结算、如何支付?现场的设备、周转材料、材料的如何处理?工人提前退场往返费用的补偿?等等。如果双方不能对现场已完工程量进行签字确认, 承包人应注意现场证据的收集与保护!
另外, 承包人应在时间上先于发包人到中级法院起诉, 否则被动。根据司法实践, 发包人往往在工程所在地基层法院起诉, 要求承包人先退场交付工程, 而对几千万工程款拖欠问题只字不提。而对诉争几千万的工程款纠纷, 至少应在中级法院以上法院管辖。基层法院只能审理是否退场, 显然对承包人不利。
5. 承包人选择不同意解除合同后怎么办
承包人不同意解除合同的, 根据合同法第96条规定可以请求人民法院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承包人应当在合同约定的异议期限内或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 向法院起诉。
合同解除 篇2
这篇解除买卖合同协议书：解除房屋买卖合同的协议书是由整理提供的，请大家参考！
解除买卖合同协议书：解除房屋买卖合同的协议书
甲方：桂林市名都房地产开发公司
乙方：莫秀英
甲乙双方通过友好协商，就乙方申请退还已购买甲方房屋的退房，解除原房屋买卖合同的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乙方将 2008 年 10 月 3 日购买的朝晖国际公寓 501 号和 503号房屋退还给甲方。
二、乙方和其爱人有义务配合甲方同房地产管理局、中国银行桂林分行及其他部门办理房屋退房的相关手续。
三、因办理退房手续而发生的相关费用和损失由乙方负责。
四、在乙方办理好退房手续后五个工作日内甲方将乙方的首付款29.66 万元退还给乙方，将购房贷款 60.90 万元退还给中国银行桂林分行，归还银行利息的部分由乙方负责偿还。
五、违约金：违约方需支付违约金伍万元。
六、本合同正本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
七、本合同双方签字后生效，之前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自本合同的生效而自行失效。
八、本合同解释权归甲方所有。
甲方盖章 乙方签字：
负责人签字：
乙方身份证号码：
年 月 日
合同解除与违约责任 篇3
关键词：合同解除；违约责任；损害赔偿；违约金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2-0115-03
一、合同解除制度与违约责任制度的体系分析
（一）合同解除与违约责任的法律特征。
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生效后，双方当事人应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但由于某些特定的因素，从而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时，法律将授予当事人合同解除的权利。合同解除的法律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合同解除源于有效成立的合同。合同一经成立生效，当事人不能随意解除合同，当合同履行发生障碍，从而使得合同不能实现其目的时，当事人可以通过解除合同来终止双方的权利义务。行使合同解除权的前提必须是合同己经有效成立，合同成立尚未生效阶段能否产生解除权，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韩世远教授认为，“己经成立尚未生效的合同对当事人没有发生效力，通常不发生违约等问题，因此无从提出解除。”崔建远教授认为，“己经成立尚未生效的合同可以作为解除的对象。”笔者认为，在违约解除中一个关键的前提是有严重的违约行为，违约行为是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的违反，而只有在合同成立并生效时才产生对合同双方的法律约束。依此逻辑最终得出的结论就是，合同解除须以有效成立的合同为标的。这与合同成立未生效不产生违约责任后果是一致。
2.合同解除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限制性条件。这种法律强制性的限制，有助于保障正常的经济活动秩序，避免滥用解除对合同效力稳定性的破坏。对合同解除的限制可以分为法定解除的和协议解除两类。
3.合同解除必须有解除行为。当具备合同解除的条件时，是否解除合同交由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当事人选择，如果选择解除合同，须以通知合同相对方的方式而作出。这种法律行为的作出使合同解除的时间节点是自通知到达对方时。
4.合同解除后合同中约定的权利义务当然终止。合同权利义务终止是否意味着合同关系的消灭，学说上对解除合同后合同关系的存废问题上存在争议。“在当事人有约定的情况下，只要这种约定没有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就应尊重当事人的这种约定；
违约责任在合同法领域处于核心地位，在英美法中通常被称为违约的补救。在保障守约方的利益方面，违约责任主要通过诉讼，强制违约方被动地负担义务来弥补守约方的损失。违约责任的法律特征主要为以有效成立的合同为存在基础，未生效或违反法律规定无效的合同不存在违约责任；以对约定义务的违反为启动前提，包括拒绝履行或履行不合乎约定；承担方式具有可约定性，如赔偿金数额、违约金条款； 从合同解除与违约责任的特征来看，二者均是以有效成立的合同为基础。合同解除是一种补救权利的行使，违约责任是一种合同责任的承担。违约行为可以产生违约责任，但不必然产生合同解除。
（二）合同解除与违约责任的产生形态。
1.意定解除。
这种方式能充分体现合同当事人的订约自由原则，主要可分为协议解除和约定解除。合同双方当事人通过协商的方式解除合同为协议解除。这种解除方式相当于合同双方通过订立一个新的合同来解除原来的合同，合意一经达成则合同立即解除。此种解除方式充分体现了合同自由的原则，在妥善处理双方权利义务、节约资源、减少不必要的损失、提高经济效率上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协议解除也可能在违约的情况下发生，但它完全是双方协商的结果，在性质上是对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的重新安排、调整和分配，并不是针对违约而寻求补救措施。”对协议解除归入合同解除体系中是否合理的问题，蔡立东教授认为，“应限缩合同解除制度的涵摄范围，将协议解除从合同解除制度分离。合同订立的规則完全可以有效规制合同的协议解除。”
2.不可抗力的解除。
是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所要希望获得的合同利益在遇到不可抗力的阻却无法实现时，任何一方均有权据此解除合同。例如在买卖合同的履行过程中遇到不可抗力导致标的物毁灭，合同的存续对双方己经没有任何意义时可以解除合同。由于我国法律并不承认自动解除，所以此为不可抗力解除方式存在的必要。韩世远教授提出：“既然合同目的己经不能实现，这时让当事人享有解除权，从反面讲是赋予其权利保持合同效力（即不行使解除权），但这样做实际上己经没有意义了，而通过自动解除的方式结束合同关系，或许更好。”笔者认为即便是产生不可抗力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合同权利义务是否就此终止还应交由合同当事人决定，法律不宜进行强制性干涉，因为这有可能违背合同自由原则，当事人双方也许希望继续履行合同，只是在不可抗力阻却合同履行的阶段不承担责任而己。
3.违约解除中的违约形态为一种严重的违约，理论界称之为根本违约。我国《合同法》第94条规定“不履行主要债务”、“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等因素可以看出，只有当事人的行为构成根本违约时，才能发生合同的解除。违约解除的法律规定中没有加入违约方的过失、故意等主观方面的归责因素，而是以根本违约行为的存在或违约足以产生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后果为要件。
违约责任的产生形态大致可分为：不履行、迟延履行、不适当履行，这三种违约形态还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再作细分。根据当事人的主观态度，不履行可分为履行不能和拒绝履行，若发生在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前则构成预期违约。违约方以言辞或行为的方式明确表示将不履行合同义务时，为明示预期违约或称为明示毁约，这种违约形态可以成立合同解除的条件。迟延履行是当事人不按约定的期限履行合同，在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其违约责任。如果经守约方催告并给予合理的宽限期，而违约方仍不付绪行动时，或迟延履行己经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守约方有权解除合同。不适当履行包括瑕疵履行和加害给付，在加害给付中有可能产生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的竞合。这种违约形态虽然并未纳入法定解除条件，但只要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也有合同解除权产生的可能性。
（三）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与违约责任形式。
《合同法》第97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己經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采取其它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该条的立法本意是区分尚未履行与己经履行的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在对合同解除如何消灭合同关系方面未作明确规定，这也是理论界在此展开争论的原因所在。在恢复原状的操作上是否准用同时履行抗辩权的规定，尽管《合同法》未作规定，但我国合同法起草中的第一稿第105条有类似的规定，学理上也认为存在该效力。
恢复原状是使当事人回复到订约前的状态，在实践中多用于有体物的返还。就己为的给付以替代物返还或做对等的补偿是否属于恢复原状的范畴，笔者持否定观点，因为这显然不符合《合同法》将“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赔偿损失”并列规定的立法本意。由于并非所有合同标的都体现为有体物的交付，例如委托合同、劳务合同的履行标的为无形的劳动付出，采取赔偿的方式更有利于保护受害人利益。恢复原状与合同解除的溯及力是否存在关联性，被理论界部分学者所接受的观点认为，合同解除后不宜恢复原状的，解除的效果仅向将来发生效力。
损害赔偿是使当事人达到未受损失的状态。与合同解除能否并用，各国立法上持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不可并用（如德国民法典）、可以并用（如英美合同法）。我国立法上对损害赔偿与合同解除采用的是并存主义。理论界对合同解除的溯及问题争论不止，归根到底还是纠结在损害赔偿问题上。法国立法体例上认为，非连续性合同具有溯及力，连续性合同不具有溯及力。在美国是由法官秉着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合同解除有无溯及力予以裁断。如果抛开溯及力问题的困扰，仅就损害发生的客观存在性为出发点，无论如何违约方都对此是有责任的，令其作出赔偿以填补守约方的损失并不违反公平原则。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可分为法定的承担方式和约定的承担方式。法定的承担方式主要表现为“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赔偿损失”。约定的承担方式主要表现为“违约金”、“定金”。继续履行虽然是在法律的强制下实施的，但前提必须是履行具有实际的可行性，这也是法官在裁判中是否支持继续履行所考量的因素，否则裁判文书将成为不具有执行性的一纸空文。补救措施多用于瑕疵履行中，守约方可以合理选择要求对方修理、更换、退货、减少价款等方式使履行标的达到约定的要求。有学者提出，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性质上属于当事人的义务，体现的是合同的公平原则，置于违约责任中并不妥当。笔者认为，违约方从违背合同义务到被动地在法律的强制下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时，尽管貌似在履行原有义务，但该行为的实施在意义上己经转变为一种责任了。赔偿损失可以由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事先进行约定，无约定时依照《合同法》第113条的规定确定损害赔偿数额。虽然预期利益为《合同法》所保护，但在实践认定上仍有一定的技术困难。违约金是指一方当事人因违约而向另一方支付的金钱或代表一定价值的其他财产。对于法律应否支持惩罚性违约金，各国立法对此看法不同。我国法律精神以支持赔偿性违约金为主，对于轻微的惩罚性也并不反对。
从对合同解除与违约责任的体系分析可以看出，两者在对守约方利益保护的适用上各自独立，都有一套完整的规则体系。在根本违约的情况下，守约方享有在解除合同与径直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之间进行选择的权利。守约方须以通知的方式表明解除合同，通知到达对方时合同双方权利义务终止，守约方的利益损失可以通过恢复原状、要求赔偿损失得到弥补。赔偿损失是违约责任的一种承担方式，在违约解除合同时，被归入合同解除制度中的“赔偿损失”是否是违约责任的承担？如果是违约责任的承担，那么合同解除与以有效存在的合同为基础的违约责任并存是否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呢？鉴于此，有必要对合同解除与违约责任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
二、合同解除与违约责任的关系
（一）合同解除与违约责任交错的司法实践。
合同解除的法律价值取向在于如何充分合理地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迅速发展的经济社会中所出现的合同纠纷案件，涉猎合同解除的相关问题开始显现并有所增加，多数涉及到违约方责任性质的确定，违约方承担的是违约责任还是民事赔偿责任。以下为笔者在工作实践中遇到的涉及合同解除的两则案例。
在涉及合同解除案件中，违约方应否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上，即使在最人民法院刊出的具有指导性的案例中，法院的观点也并不一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总第165期）刊载的“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与广西泳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法院将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理解为是包括不当得利返还和损害赔偿在内的一种民事责任的承担，认为合同关系因合同解除而归于消灭，所以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不表现为违约责任的承担，进而推导出违约方也不承担支付违约金的违约责任，没有支持守约方的违约金支付请求。
该案否定了合同解除与违约责任的并存，虽然支持了损害赔偿的诉请，但认为此为一种民事责任的承担并不表现为违约责任的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总第166期）刊载的“枣庄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柴里煤矿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青岛保税区华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联营合同纠纷案”，法院认为华东公司没有按协议约定使用资金，不履行进口木材义务，构成根本违约，支持了柴里煤矿主张解除合同、退还出资款、华东公司承担违约金责任的诉讼请求。该判决肯定了合同解除与违约金的并用，合同解除并不影响违约金责任的承担。
综合以上案例可以看出，司法实践中对合同解除与违约责任的交错以及能否并存的观点存在分歧，因此对合同解除与违约责任能否并存、如何适用，从现有法律规定及理论上的深入研究，对司法裁判合同案件中有关合同解除事项的处理上有着更现实更重要的意义。
（二）合同解除与违约责任是并列的救济方式。
合同解除是守约方对违约行为的一种自我保护，解除合同本身并不是违约责任的形式，在违约救济方面与违约责任是两种并列的救济的方式，在违约场合二者都表现为守约方救济自身利益所可以采取的措施。“就其本来的功能而言，在于非违约方合同义务的解放，由此而派生的功能尚包括非违约交易自由的回复及违约方合同利益的剥夺。”合同解除并不限于对违约的救济，还有对非违约状态下的不可抗力的救济。违约解除侧重保护守约方的利益，而非违约解除在于平等地保护合同各方的利益，将不可归责于各方的因素所造成损失减少到最低点。此外在约定解除中，如果约定的解除条件为“违反合同某项义务”，这种解除的发生也是对违约的救济方式。
从《合同法》第94条的规定来看，法定的合同解除大多是在违约场合下产生，因此有观点认为合同解除可视为违约责任的形式之一，應置于违约责任的范畴下进行研究。这种观点忽视了权利的赋予与责任的承担上的差别。虽然合同解除常常与损害赔偿、违约金责任相对应，但它们分属不同的领域，违约责任对应主体是违约方，合同解除对应主体是解除权人。在合同因严重违约解除时，对应的是守约方的权利，守约方通过行使解除权可以免除自己的对待给付的义务。合同解除是合同一方通过行使形成权（解除权）而产生，违约责任是通过行使请求权而实现的。由于合同解除与违约责任对守约方利益保护处于不同的层面上，因此合同解除不宜归属在违约责任体系中。
合同解除是在合同未履行或履行阶段发生重大违约事件时的救济方式。只有当违约的严重程度达到使合同目的失去了实现的可期待性时，守约方才有权解除合同，单方面使合同权利义务终止，以防止损害的扩大，迅速终止自己的对待履行义务。为防止当事人滥用合同解除的方式，免除自身合同义务，损害对方利益，各国立法均给予了必要的限制。英国法认为，只有当“实质性地违反合同”时，才能导致合同的解除。美国合同法对合同解除的限制使用的是“重大违约”或“实质不履行”。法国学理认为，解除合同须是违约方有过错并且相对方不履行义务的性质严重。德国民法典中，可以解除合同的标准是合同的履行对于守约方无利益可言时。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规定解除情形的根本违约的构成要件为，一方当事人丧失了期待的利益并且违约方应当预知发生这种结果。
我国《合同法》对合同违约解除方式的行使条件的规定体现为，只要违约方的行为构成根本违约，另一方就有权行使解除权。对于其它违约行为则是以使合同目的落空为兜底性限制的核心内容。由此可见在不同的违约形态中都有可能产生合同解除的救济方式，结合各种违约形态与合同解除的联系，可以对合同违约解除救济方式的适用规则概括为故意规则、宽限期规则、补救穷尽规则，这样可以使分辨合同解除与违约责任的救济方式变得更加清晰。
主观故意规则主要体现在不履行的违约形态中。不履行是一种非常严重的违约形态，违约方具有明显完全不履行合同的故意，且没有正当理由，合同的存在对守约方而言己经没有任何利益可期待，守约方有权选择解除合同，且无需证明是否存在严重的损害结果。如果只是违反合同的非主要义务且不足以达到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严重程度时，不产生守约方的解除权。
宽限期规则主要体现在迟延履行的违约形态中。迟延履行是否严重威肋、到合同目的的实现，期限因素非常重要。对于期限要求严格的合同来说，违反约定的期限会直接导致合同目的的落空，守约方有权解除合同。
补救穷尽规则主要体现在不适当履行的违约形态中。不适当履行主要指违约方对合同的履行不符合约定。学说上普遍认为，如果这种履行中的瑕疵对合同的影响不严重，一般可以采取补救措施，并不当然产生合同的解除权。如果不能通过补救措施消除瑕疵，以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时，守约方可以解除合同。
综合以上违约的形态来看，其中最根本的核心判断标准仍然是对合同权利义务的根本违反，合同目的的不能达成。从维护经济社会交易的安全性考虑，对合同违约解除的条件以法律规定的形式加以限定是非常有必要的。
（三）合同解除与违约责任可以并存。
合同以诚信为基础，任何诚信守约方受有损失，违约方须对守约方所受损失进行利益填补。通常的理解，合同一经解除双方当事人的合同关系就消灭了，守约方选择解除合同便失去主张违约责任的机会，因为违约责任须以受害方与责任方之间存在有效的合同关系为追责基础。由此而产生的疑问是，在我国民事法律体系中规定合同解除后当事人损害赔偿请求权行使的依据是什么？是否符合法律逻辑？解决该问题的核心还需从合同解除对合同关系的影响程度分析。
1.合同解除与违约责任并存具有合理性。
我国对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大致以直接效果说与折衷说为主要代表学说。相对于“合同因解除而溯及地归于消灭”的直接效果说，在实践中折衷说作为对合同解除后相关问题处理的依据更有普适性。“无论是德国新债法改革、法国债法改革提案，还是欧洲私法统一进程中的一系列统一立法及草案，都己经摈弃了‘解除溯及消灭合同关系的直接效果说。”但我国《合同法》第97条并未采取直接效果说或折衷说的表述方式，而是对合同解除的效果表述为“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赔偿损失”。王泽鉴先生对债的论述为：“债之关系，有狭义及广义之别。狭义债之关系，系指个别之给付关系。债权人基于债之关系得向债务人请求给付，系指狭义债之关系。台湾民法典第309条所谓依债务本旨，向债权人或其他有受领权人为清偿，经其受领者，债之关系消灭，即狭义债之消灭。买受人依债之本质支付价金时，其债之关系（狭义）虽归于消灭，但买卖契约（广义债之关系）仍继续存在，须侯各当事人均己履行基于买卖契约而生之一切义务时，此种广义债之关系，始归于消灭。”笔者赞同合同解除不消广义的合同关系的观点。因为在合同违约解除的情形中，合同解除不能消灭因违约而未履行或履行不利的事实，至少存在一方当事人未履行合同义务，或负有填补受害方损失的责任，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这种关联仍离不开合同，此为广义的合同关系之所在。在实务中，合同解除后这种广义的合同关系的存在性是被默认的。例如在一方己经通知另一方解除合同后，由于损害赔偿的问题将违约方诉讼至法院，立案的案由仍体现为“XX合同纠纷”而非“损害赔偿纠纷”。在薛孝东认为，“合同的内容包括原始性权利义务和救济性权利义务。合同解除的是合同中的原始性权利义务，不涉及救济性权利义务。另外，合同一经生效，除有特定原因，将永续存在，成为权利义变动之法律依据；合同解除后，合同依然有效存在，作为违约救济的依据。”此种关于广义合同关系的永续存在性的说法显得过于抽象和宽泛。在合同违约解除后因合同未履行或未完全如约履行所产生的债权债务纠纷，有待在广义的合同关系下分清责任，对债权债务作以了结。在合同违约解除所启动的违约救济履行完毕后，合同关系才彻底归于消灭，永续存在性意味着当事人永远摆脱不了合同，这显然是不合情理的，伤口都可在治疗中愈合，为何合同关系却要永续存在呢？
另外，从违约行为这个法律事实来看也可以尋找到合理性依据。在违约解除中损害赔偿关系的法律事实是违约行为，基于保护解除权人所失利益的考量，违约责任不应因解除而消亡。
2.合同解除与违约责任并存具有局限性。
由于产生合同解除的原因有多种，不是每种解除都可以附以违约责任。不可抗力的解除是法定的免责事由，不涉及违约责任，发生损失的风险需自行承担。因迟延履行发生的不可抗力解除，有观点认为根据《合同法》第117条的规定，当事人仍应承担责任。笔者认为，这类的不可抗力解除应归入因迟延履行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违约解除中讨论或许更合适。协议解除中在不发生基于某一方的违约行为，或双方当事人在协议解除时己经就损失进行了清算的情况下，也不会产生违约责任。通过恢复原状能够弥补守约方的一切损失，也无需再承担违约责任。如果说只要存在违约行为造成的损害，违约方就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的话，而无论合同关系的现状如何，那么一切合同解除的情形中只要存在违约行为与损害结果，并且二者存在因果关系，就有违约责任存在的空间。即便协议解除合同，只要双方没有就违约行为引发的损失达成一致的处理意见，受害方并不失去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的权利。如果违约方以双方协议解除时受害方并未提出赔偿事由，彼此不应有任何责任向对方承担进行抗辩时，该理由不能得到支持的依据是因为权利的放弃须由当事人以明示的方式作出。
合同解除后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可以是损害赔偿、违约金、定金，不包括继续履行。继续履行是守约方希望得到履行标的物，认为合同的履行对其有利而选持的一种违约责任承担方式。合同解除则原合同权利义务终止，选择行使合同解除权就意味着放弃了要求继续履行的权利。定金是合同一方预先向对方支付的一定数额的金钱用以担保合同的履行，《担保法》中对定金有详细的规定。由于定金条款与违约金条款在形式、性质、功能上有相似之处，所以本文仅就损害赔偿、违约金与合同解除的相关问题展开论述。
参考文献：
[1]赵旭东编：《合同法学》M，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02年12月第1版.
[2]崔建远主编：《合同法》修订本M，法律出版社2000年4月第2版.
[3]徐杰，赵景文主编：《合同法教程》M 法律出版社2000年1月版.
合同解除若干问题研究 篇4
1.合同解除的概念。合同解除，是指在合同有效成立之后，因一方或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使合同关系溯及或不溯及地消灭，未履行的部分不必继续履行，已履行的部分依具体情形进行清算的制度，它是合同特有的终止原因。
2.合同解除的类型。
法定解除、约定解除与合意解除。
因一方的意思表示且不必对方的承诺而使合同解消、清算的场合，以该方当事人具有解除合同的权利(解除权)为必要。根据解除权发生根据的差异，可以将解除分为：法定解除与约定解除。法定解除中的解除权依照法律规定而发生;约定解除中的解除权依照合同约定而发生。
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是：法定解除条件与约定解除条件的关系是什么?
崔建远老师对此采折衷说：在约定的解除条件已经涵盖了全部解除条件的情况下，只要这些约定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约定的解除条件成熟、法定解除条件就不再适用，这是奉行意思自治原则的当然结论;在约定的解除条件没有涵盖全部解除条件的情况下，在为涵盖的领域，法定解除条件仍有其适用余地，这是法律行为调整模式和法定调整模式相互衔接配合的当然要求，是法定解除制度目的的表现。
笔者认为，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确定我国《合同法》第94条(一般法定解除条件)的性质究竟为任意法抑或强行法。
从我国《合同法》第94条的用语来看，其使用了“可以”，而非“应当”或者“必须”，从文义解释的角度讲，这个规定的性质更可能为任意法，而非强行法。对于任意法而言，其作用在于为当事人制订合同提供指导;在当事人意思不备的情况下，补充当事人意思的空缺。因此应当认为，当事人可以通过约定排除此规定的适用。但是，当事人应当在合同中明确体现出对这个规定所涉及的情况的排除，而不能简单地通过规定其他条件来排除此规定的适用。在没有明确排除此规定所涉及的情况时，此规定可以补充当事人的意思不备，涵盖其他可以解除的情况。因此，笔者的观点与崔建远老师的观点相同。
3.解除与相关概念的关系。撤销一词在民法上较为常用，且有不同的含义。而此处的撤销，是指由撤销权人溯及地消灭民事行为效力的权利行使行为。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经变更后，即成为完全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经撤销后，则归于完全无效。可撤销的民事行为，既区别于完全有效的民事行为，也区别于无效的民事行为，在性质上应属于效力不完全的民事行为。因为，实质上可撤销的民事行为仅对无撤销权的一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因而处于效力不完全的状态。
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是：就绝大多数情形而言，合同解除的对象是完全符合有效要件，不存在效力瑕疵的合同。而可撤销的合同却是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合同，是欠缺有效要件的合同，但在少数情况下，可撤销的合同因撤销权人尚未行使撤销权而仍然具有法律效力。在此期间，如果出现了一方当事人违约等解除权产生的事由，于此场合，是否允许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通过解除的方式将其消灭?
崔建远老师认为这是应当允许的，并确定了五项具体的规则。崔建远老师在第(4)和(5)规则中运用了利益衡量的方法。然而，笔者认为，利益衡量的方法是应当有节制的，它应当与法律条文结合。正如加藤一郎教授一再强调，利益衡量要有说服力，仍然不能忘掉论理。作为论理，使结论与条文相结合，即这一结论可以从形式上结合条文予以说明，否则仍旧是任意的判断。不认真学习注重论理的概念法学的思考方法，就难以超越概念法学。不讲论理，只是卖弄利益衡量，是危险的。
结合法律条文，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第59条，《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撤销权人应向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提出请求，换言之撤销权的行使应采请求变更或撤销之诉或仲裁申请的方式为之。依解释，如果撤销权人不采取向法院起诉或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的方式位置，而直接向相对人以意思表示为之，应不发生撤销权行使的效力。而按照我国《合同法》第96条的规定，当事人按照约定解除(第93条第2款)和法定解除(第94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时，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在崔建远老师所提到的第(4)和(5)规则中的情况并不适用其所创设的规则。因为，按照法律的规定，在撤销权人享有撤销权以及解除权人享有解除权的情况下，解除权人只要通知撤销权人即可使合同归于消灭。即使是在撤销权人提起诉讼要求人民法院或者提出申请要求仲裁机构撤销合同的期间，解除权人也可以通知撤销权人使合同归于消灭。而在上述两种情况中，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是无法根据利益衡量来决定支持和保护哪一方的。显然，解除权的行使方式决定了其必然比撤销权更有效率。这样，崔建远老师根据利益衡量所创设的规则由于忽视了现行法而丧失了对实践的指导意义。
二、合同解除的条件
（一）协议解除的条件
协议解除是采取合同的形式，因此它要具备合同的有效要件：当事人有相应的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强行性规范和社会公共利益，要采取适当的形式。
（二）解除权的发生条件
1. 约定解除权的发生。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熟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特别的，当事人可以特别约定解约定金，即通过向对方支付定金而为自己保留解除合同的权利，性质上属于一种约定解除。这种保留解除权的形式，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予以肯定。
2. 法定解除权的发生（限于一般法定解除权的场合）。
(1)因不可抗力而发生的解除权。
(1) 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2) 因不可抗力的发生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2)因拒绝履行而发生的解除权。拒绝履行是指债务人能够履行却不法地向债权人表示不履行。
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相对人便可以解除合同，且不要求催告。
构成要件：
(1) 债务人拒绝履行，其前提是债务人有履行能力，合同能够履行。
(2) 债务人拒绝履行行为违法。
(3) 债务人是否需要具有过错?
崔建远老师对此持支持的态度，但并未说明理由。
韩世远老师对此持反对的态度，理由如下：
解除的本来功能，在于使解除人从其合同义务中解放出来。因而，《合同法》在解除权的行使上，不以违约人具备归责事由为必要。这一点从最初起草的学者建议稿开始便确定了下来，《合同法》保持了这一基本立场。这一立场，已经超越了传统大陆法系的理由。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债务法现代化法》对于解除权法的新规定，具备该法第323条、324条的情况下，债务人享有法定解除权，其仅以客观违反义务为连结根据，而不以“应当归责”为要件，故被称为“与归责无关的解除权”或者称“无过失解除权”。
在日本法上，对因债的不履行而发生的法定解除的构成要件作出规定的视《日本民法典》第541条至第543条。通常认为第541条规定了因一般的履行迟延而发生的解除，第543条规定了因履行不能而发生的解除。
根据第541条，解除的构成要件是：第一，发生了可归责于债务人的履行迟延;第二，债权人定下相当的期限进行了催告;第三，在催告期限内仍没有履行。第一个构成要件进一步区分为： (1) 履行可能; (2) 超过了履行期; (3) 因可归责与债务人的事由; (4) 不履行属违法。这是照搬了对债的不履行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所作的说明。
按照日本学界的通说，合同解除是与损害赔偿并存的债务不履行的后果，从而在其要件中也加进去同样的内容。但是，与此同时，也有少数说主张不把债务人的归责事由当作债务不履行解除的条件。该少数说把其根据放在了解除的本质是从合同中解放出来，而不是制裁这一点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有一些著作文献意识到解除具有和损害赔偿不同的功能，向通说提出质疑，但是由于没有提出取而代之的具体要件，所以没有给判例和学说带来影响。
展开争论的另一个原因在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中的违约结构给以后的学说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规定了“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的结果，如使另一方当事人蒙受损害，以至于实际上剥夺了他根据合同规定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即为根本违反合同。”在此基础之上，做出规定，当“根本违反合同”或者不在规定的宽限期内履行的情况下，蒙受了不履行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在这儿，解除权的发生不需要另外的要件，因此，即使在不履行当事人由于不可抗力而得到免责时，相对人也可以解除合同。根据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达成了这么一种认识，即通过解除合同从履行义务中解放出来及恢复原状，是法律赋予不能得到合同上所期待的利益的债权人的权利，它和以债务人的归责事由为要件的损害赔偿具有不同的功能。这一认识受到学界广泛的支持。
综上，笔者认为，学界的态度应当适应学术发展的趋势和国际化的潮流，在明确合同解除的目的在于使合同当事人从履行义务中解放出来的基础之上，排除债务人具有过错这个要件。
(3)因迟延履行发生的解除权。
(1) 须经催告的解除。
a.债务人构成履行迟延。
第94条第3项的规定要求履行迟延的债务为“主要债务”。
“主要债务”是指双务合同中立于对价关系的债务，即给付义务。至于附随义务，虽有迟延履行，通常亦不能因此发生解除权。
b.债权人定有合理期限以为履行催告。催告期间的经过，只是使解除权发生，此后，在债权人实际解除合同之前，如债务人依债务的本旨履行，则宜理解为解除权消灭。
c.债务人在合理期限内未履行债务。此所谓合理期限，实际上是一个由法官依客观情况具体判断的因素。
(2) 非须经催告的解除。根据合同的性质或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履行期限被特别看重和强调，当事人如不在此期限履行，即导致合同目的不达，这类合同成为定期行为，此时债权人可以不经催告而直接将合同解除。
(4)因不能履行发生的解除权。此时所谓的不能，应当是指确定的、继续的不能，一时的不能只产生履行迟延的问题。履行不能还包含经济上的、社会观念上的不能，比如一物二卖。
(5)因不完全履行发生的解除权。不完全履行，是指债务人虽以适当履行的意思进行了履行，但其履行不符合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
《合同法》第94条第4项规定的“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可以发生解除权。
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是：根本违约是否需要包含可预见性的要素?
“根本违约”是一个起源于英国普通法的概念，后为CISG第25条所吸收，进而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及学说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原〈涉外经济合同法〉第29条便参照CISG规定根本违约作为解除权的发生原因。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立法没有将可预见性作为构成根本违约与否的要件。这一立场直接影响了《合同法》第94条第4项后段。而不以可预见性原则作为根本违约的构成要件，是否合适，学说上对此存在质疑。从比较法来看，PECL第8.103条亦要求了可预见性。这一问题，在中国实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探讨。对于《合同法》第94条的规定，应该说，在整体上仍然保持着大陆法系的分析框架。
笔者认为，应当在根本违约的制度设计中包含可预见性的要素。原因在于，当债务人违反了其从给付义务或者附随义务而造成不完全履行时，一般情况下，这种行为并不会导致合同目的的落空。然而，如果债权人主张由于债务人从给付义务或者附随义务的违反导致了其期待利益的落空，从而主张解除合同，此时如果这种结果超出了债务人的可预见范围，是否仍然应当支持?显然，如果仍然支持债权人行使解除权，对于债务人而言，所施加的负担过重。因此，应当将可预见性要素包含在根本违约的要件当中，从而平衡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利益。
(6)不安抗辩权场合的催告解除权。依法行使不安抗辩权中止履行的当事人，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对方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行能力并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合同法》第69条)。
中止履行的当事人应当及时通知对方中止履行的事实，这既是不安抗辩权人的附随义务，同时，也构成一种催告，对方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行能力并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即发生解除权。
第69条的规定与第94条第2项的规定存在重合。为了协调“分歧”，对于94条第2项中“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情形，宜采体系解释方法，参照第69条，进一步要求解除权以“催告”为前提。
(7)从给付义务、附随义务违反与解除权。从给付义务、附随义务的违反通常不因此产生相对人的解除权。只有当其不履行会导致合同目的落空或者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才例外地承认其产生解除权。
(8)受领迟延与解除权。债权人受领迟延的效果有法定责任说与债务不履行责任说。我国法上原则上不允许以受领迟延为由解除合同。特别的情形，如《合同法》第259条规定的定作人协助义务的不履行，例外地承认承揽人的解除权。
(9)缔约过失与解除权。缔约阶段，当事人之间基于诚实信用原则产生先合同义务，违反此义务，不论日后合同是否成立，均可发生损害赔偿请求权。
如果在合同成立的场合，可否将合同解除权作为缔约过失的救济方式，值得探讨。如果允许，那么与合同撤销权存在怎样的关系，亦值得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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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崔建远.合同法 (第三版) .法律出版社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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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5.1
[8].崔建远.合同解除的疑问与释答.履行障碍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3
[9].[日]渡边达德著, 钱伟荣译.关于有名合同解除的规定——以租赁、承揽及委托为中心.履行障碍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3
合同解除 篇5
编号：_________
甲方_________与乙方_________原于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签订的合字第________号 _________合同，现因________使_______方无法继续履行合同，经双方协商同意，该合同于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予以解除。因解除合同给_____方造成损失计_________元，由_________方负责赔偿。赔偿金自______年______月______ 日起至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止分_______次付清，特此协议
本协议由双方签字盖章，并经鉴证机关审查证明后生效。协议书一式_________份，由双方各收执________份，鉴证机关收存一份，送__________________份。
甲方（盖章）：_________
乙方（盖章）：_________ 代表人（签字）：_______
代表人（签字）：_______ 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鉴（公）证意见：
经 办 人：
鉴（公）证机关（章）
年 月 日
论劳动合同解除制度 篇6
摘 要：劳动合同制度则是劳动法中的重点规范内容，劳动合同制度对劳动法的完善和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对于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至关重要。在劳动合同制度中，劳动合同解除制度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内容。实践中，关于劳动关系的大量纠纷也大都集中在劳动合同解除的问题上。因此，对劳动合同解除制度进行进一步研究，有利于劳动法制建设和和谐劳动关系的建立。本文采取文献收集法和法律释义的研究方法，对劳动合同解除制度的内容、意义和目的进行阐述，在此基础上分析我国现行的劳动合同解除法律制度，发现其存在的问题，并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一些完善措施。
关键词：劳动合同；劳动制度；合同解除
1劳动合同解除的概念和特征
1.1劳动合同解除的概念
劳动合同的解除，是指劳动合同当事人在有效劳动合同成立后在提前消灭劳动合同关系的法律行为，换句话说就是劳动合同当事人阻止勞动合同存续的意志行为。按理来说，劳动合同订立后双方都应该本着相互信任的原则来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但是社会生活瞬息万变，可能会有很多原因导致原本订立的合同没办法履行到合同期满，这样法律就赋予劳动者或者是用人单位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结束劳动关系的权利。
1.2劳动合同解除特征
1.2.1要有合法有效的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要想获得解除，要有合法有效的劳动合同作为前提。这是劳动合同解除最基本的条件。劳动合同经过双方当事人的协商，依法订立后即产生了效力，双方都必须按照劳动合同的规定，依法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但由于各种原因的存在，会导致双方当事人不能履行完劳动合同所规定的内容。这样就涉及到了劳动合同解除的问题。所以，劳动合同的解除要有合法有效的劳动合同存在为前提。
1.2.2要有解除的意思表示
在解除劳动合同的过程中，无论是双方协议解除还是单方的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都要有意思表示。协议解除中要有双方协商的意思表示。而单方依法解除时，符合法律规定有解除合同的条件时。劳动合同也不会自动的解除，要有一方当事人行使解除权的意思表示，劳动合同才能解除。
1.2.3需依法解除
双方或是一方当事人解除劳动合同时，都要按照法律的规定，依照法定的程序进行。在双方协商解除时，一方不能把违反法律法规的意志强加于另一方，双方都要本着平等互利，诚实信用的原则来进行商量。在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中，只有法律规定的条件出现，才能解除劳动合同，解除时要按照法律规定的情形，依照法定的程序来进行，这样有利于双方利益的实现。
2我国劳动合同解除制度中存在的不足
2.1用人单位不能解除劳动合同的事由规定不全面
《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了用人单位不能解除劳动合同的事由。尽管其在《劳动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基础上增加了“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未进行离岗前健康检查，或者疑似职业病病人在诊断或者医学观察期间的”；“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满十五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的情形。但遗憾的是《劳动合同法》没有将国外通常禁止雇主解雇雇员的事由，即在雇员拒绝雇主的命令从事违法行为时，雇主不得解雇雇员的情形包含在内。
2.2统一预告解雇通知期不合理
《劳动法》第26条规定了“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的预告期，《劳动合同法》第40条进一步规定用人单位享有选择权，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支付代替通知金即额外支付1个月工资即时解雇劳动者。我国在预告解除通知期的规定上采取了一刀切的办法，没有考虑劳动者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工作岗位等个体差异，一律规定为30日。未履行的劳动合同期限不同，劳动者可期待的利益也不同。试想一个工作了几个月的劳动者和工作了几年、十几年的劳动者，一个普通岗位的劳动者和一个专业技术岗位的劳动者在被解雇时的预告通知期如完全相同，显然是不公平的。
2.3违法解雇的赔偿范围不明确，可操作性差
我国劳动立法对用人单位滥用解雇权，违法解雇的赔偿范围却存在立法规定不明确、不合理的缺陷。新的《劳动合同法》明确了用人单位滥用解雇权违法解雇的损害赔偿范围，表面上具有可操作性，简便可行，但是仍然存在问题，例如，用人单位违法解雇劳动者引发劳动争议案件，劳动者在劳动仲裁和诉讼中支付的律师代理费没有明确规定由用人单位承担。
3完善劳动合同解除制度的建议
3.1对《劳动合同法》进行完善
针对工资结算和支付周期的规定不全面，建议修改《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用工劳动报酬结算支付周期最长不得超过十五日……”同时删除《劳动合同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
3.2规定不同的预告解雇通知期
因为不同类型的劳动合同和不同劳动合同当事人签订的劳动合同对劳动合同双方的意义不同，劳动合同的解除对劳动合同当事人的影响也不同。我国的劳动立法对解雇预告期没有参考劳动者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职务等个体差异，使得在用人单位工作较长期限的这部分劳动者因病、伤、工作能力、年龄等因素，在简单规定的统一预告通知期内重新寻找就业机会，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一律规定通知期为30日，显然不能体现对劳动者的实质公平。
3.3明确规定违法解雇的用人单位承担律师代理费
本文建议借鉴国外的作法让败诉方承担律师代理费，把律师代理费视为胜诉方劳动者的损失，必须要支出的费用，才能更好地体现公平、公正。把律师代理费视为胜诉方劳动者的损失。用人单位解雇劳动者，劳动者提出异议，申请劳动仲裁、提起民事诉讼，如经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人民法院确认用人单位构成非法解雇，用人单位除了承担经济补偿金、法定赔偿金外，还要承担劳动者为了维权支出的律师代理费和交通费。把律师代理费和交通费一并视为劳动者的损失，有利于防止用人单位违法解雇和恶意诉讼，充分保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用人单位解雇权的限制。
参考文献：
[1]林嘉，杨飞.劳动合同解除中的经济补偿金、违约金和赔偿金问题研究[G].劳动法评论，2005（1）：37.
[2]徐智华.劳动合同解除之法律适用——兼对《劳动法》第25条规定之评析[J].中南财经大学学报，2000（5）：96.
[3]马强.劳动合同若干问题研究[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1）：98-99.
合同的法定解除来由探析 篇7
关键词：合同法定解除权,法定事由,规范功能
合同的法定解除是指合同生效后, 没有履行或没有完全履行前, 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解除条件出现时, 行使解除权而使合同关系消灭。我国合同法第94条规定了合同的法定解除包括以下五种情况:1、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2、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 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3、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 经催告后在合同期限内仍未履行;4、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5、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下面分别探析:
一、不可抗力
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不可抗力首先具有客观性的特点, 它是发生在当事人外部的事件, 不受当事人意志的支配, 单个人的行为不能构成不可抗力;其次, 对何种事件能成为不可抗力的确定, 需要考虑当事人是否尽到了应有的注意义务的主观因素。凡是基于外来因素发生的, 当事人虽尽了最大努力仍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事件属不可抗力, 而事件的发生虽是客观的, 但当事人能够预见而没有预见, 或者是未尽最大努力克服或避免的, 则不能构成不可抗力。
发生不可抗力, 就可能造成合同履行不能, 但不可抗力发生以后, 不同情况下对合同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只有在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时, 才能解除合同。
因不可抗力而产生的合同法定解除权由谁行使?笔者认为, 双方当事人都可以行使合同解除权。不可抗力的影响是双向的, 对债权人和债务人都有影响, 只要是因为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 合同双方当事人就都可以行使合同解除权。迟延期间发生不可抗力, 解除权由谁行使?如果迟延履行是无正当理由的, 解除权应由债权人行使。
二、预期根本违约
在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前, 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 称为预期违约。预期违约包括明示毁约与默示毁约两种。明示毁约是指在合同履行期届满之前, 一方当事人明确向合同对方表示他将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的法律事实。默示毁约是指在合同履行期届满之前, 一方当事人以其行为向合同对方表示其将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的法律事实。由于默示毁约行为不象明示毁约那样明确肯定, 因而在实践中难以把握与操作, 主要是靠一方当事人的判断, 因此具有强烈的主观因素。这就要求我们在实践中必须以确凿的证据来确认是否构成默示毁约。
无论明示毁约, 还是默示毁约, 合同的解除权均在非违约方。
三、迟延履行
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 经催告后在合同期限内仍未履行的, 相对人可以行使合同解除权。通常认为, 这种情况下合同解除权的行使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1) 债务人在履行期限到来后未履行主要债务, 而不是未履行次要债务。主要债务和次要债务应根据合同的内容来确定。 (2) 要经过对方当事人的催告, 未经催告的, 不能行使解除权。 (3) 催告后迟延履行方在合同期限仍未履行的。笔者按照履行期限对合同目的实现的影响不同, 将履行行为分为定期行为和非定期行为, 对迟延履行下合同法定解除权的法定事由进行分析。
1. 非定期行为。
“所谓非定期行为, 指给付无确定期限, 及虽有确定期限, 但不于该期限履行, 亦可达契约目的之债务而言。”在此情形下, 合同法定解除权的产生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首先, 必须债务人构成迟延履行。有以下两种情形:第一, 履行没有确定期限, 经过债权人的催告 (催告未定期限) 后仍未履行, 则债务人自接受债权人催告时起, 构成迟延;第二, 履行没有确定期限, 债权人催告债务人于一定期限内履行, 自债权人催告的期限届满时起, 债务人未履行的构成迟延。
其次, 在迟延履行的情况下, 履行是可能的。大多数学者认为, 应以履行期限到来时来确定。
再次, 必须债权人确定相当的期限催告债务人履行。催告是债权人对债务人所作的催促其履行债务的意思表示。催告所确定的期限须相当, 即:这个期限是债务人准备履行和实际履行债务所必须的, 期限的长短应当根据该债务的性质和客观情况综合确定。
最后, 必须是债务人无正当理由没有在催告期限内履行。此处所说的未履行不包括不适当履行和其他履行不完全的行为。如果非因债务人的过错, 而是由于债权人的过错导致迟延的, 则应当由债权人承担迟延的责任。
2. 定期行为。
“所谓定期行为, 是指依合同之性质或当事人之意思表示, 非于一定期限作出履行, 则不能达到订立合同的目的。”迟延履行是否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应考虑时间对合同的重要性。在此情形下债权人行使合同法定解除权应当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是, 合同的内容必须为定期行为。二是, 债务人没有按照确定的期限履行。
四、根本违约
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拒绝履行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就是根本违约。法律规定违约解除的条件是根本违约, 实际上也是对在违约情况下的解除权所作出的限制。诚然, 在一方违约后, 应当赋予受害人解除合同的权利, 但这并不是说, 一旦违约就可以导致合同的解除。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除上述四种情形外, 如果法律另有规定的, 当事人可以根据该法律规定, 单方解除合同。
法律规定合同的法定解除权, 在于创设合同当事人可以在特殊的情况下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合同解除原因的成立直接关系着合同内容的法律效力, 当事人行使与否直接决定着合同是否继续有效。因此, 合同法定解除原因是合同解除制度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1]崔建远:《合同解除的疑问和释答》, 《法学》, 2005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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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立锋邵艳梅:《合同法定解除权行使方式研究》, 《河北学刊》, 2007年第4期.
保险合同解除问题法律研究 篇8
一 、保险合同解除的特征
(一)从合同解除权行使的对象来看,保险合同解除的对象是已经成立且合法有效的保险合同
合同法设立合同解除制度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依法成立的有效合同提前消灭的问题,保险合同的解除亦是提前终止已经有效成立的保险合同。保险合同的解除需要同时具备如下两项基本条件。
1.保险合同必须是已经依法成立的有效合同。如果保险合同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损害国家或者第三人的利益,违反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公序良俗,出现无权代理、双方代理的情形时,则该保险合同无效,即自始不产生法律效力,更无提前终止其效力之说。
2.该保险合同没有履行或者没有完全履行。由于保险合同是一种射幸合同,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是否发生、什么时间发生以及发生后会产生什么法律结果,均为不确定的事件。而且双方当事人的主客观情况会随着时间发生许多的变化,将对保险合同的正常履行产生重要的影响,或许提前终止保险合同的履行对当事人更有利。保险合同一旦履行完毕,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已经消灭,也就不存在保险合同解除的问题,仅仅涉及到合同的终止问题。
(二)从合同解除权行使的条件来看,保险合同对双方当事人行使法定解除权的限制程度因当事人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根据《保险法》第15条的规定,我们可以得知在保险合同中,投保人行使解除权的条件比较宽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任意的,而保险人行使解除权的条件却较为严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8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拘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这充分说明了国家对依法成立且有效的合同进行全面的保护,合同的当事人均要遵守法律的规定或合同的约定,任何一方不得随意解除合同。而《保险法》第15条却明文规定:“除本法另有规定或者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可以解除合同,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本条对保险合同的投保人赋予了任意解除权,依据该规定,在一般情况下投保人可以任意解除合同,即投保人的保险合同解除权基本上不受限制,而保险人只有在法定或约定解除条件成就时才能行使解除权。
(三)从合同解除权行使的方式来看,保险合同的解除依解除权人单方的意志即可发生法律效力,无须对方的同意
合同的解除权是指在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的合同解除条件成就时,合同一方或双方所享有的可以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解除权行使之后发生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解除权的行使不需要对方当事人的同意,只需要解除权人通知对方即可,通知到达时合同被解除。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亦享有合同的解除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96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得出结论:保险合同的任一方当事人均有权行使解除权,但应当通知对方,保险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即宣告解除;如果对方对解除合同提出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
二 、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
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是保险人享有的一项重要权利,对于维护保险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保险人解除合同的权力来源于保险法的规定和保险合同的约定。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分为法定解除权和约定解除权。
(一)保险人的法定解除权
所谓法定解除权,是指在法律直接规定的合同解除条件具备时,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所享有的合同解除权。根据《保险法》第15条的规定,保险人签订保险合同后,非依法律的明文规定,保险人不得行使其法定解除权。由此可知,法律对于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采取审慎的态度,对保险人的法定解除权的行使进行了非常严格的规制。那么,保险人在什么情况下才能行使合同解除权呢?
我国保险法直接规定的保险人享有解除权的情形主要有以下几种:(1)因投保人虚假陈述而产生的解除权。保险法第16条第2款规定:“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2)谎称保险事故或者故意制造保险事故而产生的解除权。保险法第27条第1款、第2款规定:“未发生保险事故,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谎称发生了保险事故,向保险人提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请求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并不退还保险费。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除本法第43条规定外,不退还保险费。”(3)因违反防灾义务而产生的解除权。保险法第51条第3款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未按照约定履行其对保险标的的安全应尽责任的,保险人有权要求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4)因危险显著增加而产生的解除权。保险法第52条第1款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后,退还投保人。”(5)因人身保险复效不能而产生的解除权。保险法第37条规定:“合同效力依照本法第36条规定中止的,经保险人与投保人协商并达成协议,在投保人补交保险费后,合同效力恢复。但是,自合同效力中止之日起满二年双方未达成协议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保险人依照前款规定解除合同的,应当按照合同约定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6)因保险标的部分损失而产生的解除权。保险法第58条规定:“保险标的发生部分损失的,自保险人赔偿之日起三十日内,投保人可以解除合同;除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人也可以解除合同,但应当提前十五日通知投保人。”
(二)保险人的约定解除权
除《保险法》另有规定外,保险人可以在保险合同中与对方当事人约定保险合同解除的条件,当约定的条件成就时,保险人可以行使约定解除权解除保险合同。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人解除权,完全是双方当事人自由意志的体现,只要合同的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都是合法有效的,受法律的保护。
三、投保人解除保险合同
我国《保险法》第15条明文规定:“除本法另有规定或者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可以解除合同,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这说明,投保人有解除合同的自由,这种自由不以特定法律事实的存在为条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可以随时向保险人提出解除保险合同,既可以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前,也可以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后;既可以在保险责任开始之前,也可以在保险责任开始之后。
当然,任何权利都不是绝对的。虽然投保人享有任意解除权,但这并不意味着投保人可以随心所欲、不受任何限制地行使解除权。这种限制主要体现在《保险法》另有规定和保险合同另有约定上。一般而言,法律是不允许通过保险合同的约定来限制投保人的任意解除权的,因此这种限制只能体现在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上,主要是针对以高风险、高流动性物品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合同和强制性保险合同。例如,《保险法》第50条规定:货物运输保险合同和运输工具航程保险合同,保险责任开始后,合同当事人不得解除合同。本条是对航程保险合同解除权禁止的规定,即航程保险的保险责任已经开始,投保人不得解除合同。再如,《海商法》对投保人的任意解除权也作了相应的限制。《海商法》第228条规定了货物运输和船舶的航次保险,保险责任开始后,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不得要求解除合同。
四、我国保险合同解除制度存在的问题
1.针对保险合同解除权时效应作明确具体的规定。我国保险法第54条规定了当投保人申报的年龄不实时,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的期限为合同成立后2年。鉴于立法上的统一,有的学者建议将我国保险合同解除权时效规定为2年,以督促权利人尽快行使权力。笔者赞成上述观点,因为它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可以实现时效制度的宗旨。
2.《保险法》应该对保险合同解除是否具有溯及力的问题作出统一的规定。既可以制订出细致的、具体的法律条文处理实践中出现的案件,也可以在确定总的原则的前提下,制订例外的规定,以便于案件的审理和法律的实施。
3.区分保险责任开始的时间,限定投保人解除合同的时间范围。我国保险法第15条赋予了投保人任意解除权,这不利于合同的正常履行,同时也与合同立法的一般原理不相吻合。笔者认为,将投保人的任意解除权限定在保险责任开始前较为适宜。因为在保险责任开始前,投保人要求解除保险合同的,应当向保险人支付手续费,保险人应当退还保险费,这是合同解除具有溯及力的体现。
摘要：保险合同的解除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行使合同解除权而使合同的效力归于消灭的一种法律事实。虽然保险合同的解除在性质上与合同法所称的“合同的解除”并没有差异,均为合同当事人消灭合同约束力所为的法律行为,但保险合同解除与一般合同解除相比具有解除原因的特殊性、解除后果的不确定性及解除权时效的复杂性。因此,认真分析保险合同解除与一般合同解除的区别,正确把握保险合同解除的特征,积极探讨解除权行使的条件,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有重要的意义。
合同解除的异议权研究 篇9
一、合同解除异议权的价值目的
合同解除权是一种形成权, 一旦解除通知到达对方, 合同即行解除。而异议权则是一种请求权。合同解除异议权人提出异议的目的是为了确认解除行为无效, 其内容大致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无解除权, 二是解除合同的方式不合法。非解除权人未在约定或法定期限行使异议权的, 则异议权丧失, 合同无争议解除。合同解除异议权就是请求撤销合同解除行为的权利。合同解除异议权的价值目的, 一是平等的保护合同双方的合法权益。合同解除权是当事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 合同解除权人行使解除权, 自通知到达对方时, 合同解除, 这将对非解除方的利益造成重大影响, 从权利对等的角度上说, 一方享有解除权, 另一方也应该享有对该解除权的异议权, 这对非解除权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将起到一定的救济作用, 这样才能平衡双方的权利与利益, 以实现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权益的相对平衡和公平。二是防止解除权人对解除权的滥用。合同解除异议权的设置正是“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在合同法上的具体体现和运用。 (1) 根据《合同法》第96条规定, 解除权人行使解除权非常简便, 只须通知对方, 无须征得对方的同意, 这样, 就会出现当事人自己先行违约, 但为了逃避责任向对方发出合同解除通知, 并利用守约方疲于应付或疏于应付的情形达到恶意解除合同、损害守约方正当利益的目的, 给守约方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影响了合同的正常履行, 因此, 需要通过设定异议权对解除权加以限制;三是促使相对人尽快行使异议权, 维护交易安全, 节约诉讼成本。设置异议期限的立法本意就是为了督促相对人在收到解除通知后能尽快的行使异议权, 以避免合同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由于合同解除所产生的法律效果对双方当事人的影响巨大, 因此必须妥善的处理好合同解除, 而处理好合同解除归根到底是协调好合同双方的利益平衡, 这也正是合同解除制度的核心和实质, 因此, 应该把握好解除权人和异议权人之间的利益平衡点, 最大限度的实现效率与公平。
二、合同解除异议权的行使
有关合同解除异议权的行使在我国立法中主要体现在《合同法》第96条规定和《合同法司法解释 (二) 》第24条规定中。合同解除异议权的行使方式与行使期限, 理论界存有相异的观点, 需要从合同法的立法模式和立法目的等角度更深层次的理解该司法解释。从合同法的性质与目的、权利对等和法律公平的角度, 合同解除异议权的行使对象不应仅局限于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 应该可以直接针对解除权人采取其他的方式提出异议。 (一) 由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私下确立的某种权利义务关系, 属于私权利, 在纠纷尚未发生时, 法院或仲裁机构等公权力一般不宜介入。如果合同相对方以其他方式及时明确的向解除权方作出意思表示提出异议, 而解除权人也接受了其异议, 那么解除行为的效力不发生;除非解除权人不接受其异议, 执意要解除合同, 异议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解除权人解除合同的效力, 这时才开始介入公权力。因此, 公权力的介入不应过早, 而应以当事人之间产生纠纷并且不能合理解决为前提。 (二) 异议权的设定主要是对非解除权人对解除权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行为及时做出反应起督促作用, 避免交易的不稳定, 从而保证合同的正常秩序。既然如此, 那就不应对反应的方式过于限制。当非解除权人行使异议权的方式不是诉讼, 而是如直接向合同解除权人提出异议、书面回函、继续按照约定履行合同等方式, 应当视为其效力与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相同; (三) 从权利对等上说, 合同解除权的行使相当简单, 只要一纸通知即可, 且不限于司法和仲裁, 可直接向非解除方行使, 如果对相对方的权利合同解除异议权却设置了种种行使方式的限制, 那么这一对权利显然是不对等的, 违背了法律公平这一原则。 (四) 强制性规定异议权的两种行使方式虽然能及时稳定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明确合同的效力, 避免双方长期争议而无结果, 提高交易效率, 但它是以牺牲公平为代价片面追求效率, 法律一旦失去了公平, 那么就失去了根基。 (五) 从交易成本与交易灵活性上说, 如果限定只能采取诉讼方式表示异议, 那么无论必要和不必要的异议都得走诉讼程序, 自然增加了交易成本, 而允许非解除权人采取多种方式行使异议权, 这样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争议诉讼, 降低交易成本, 使市场交易更加灵活多样。因此, 若司法解释强制规定行使异议权的方式只有一种, 即诉讼方式, 并且强制规定了3个月的除斥期间, 异议方超过3个月未起诉, 则法院“不予支持”, 而不管解除方是守约方还是违约方, 如果是违法解除就将直接导致司法裁判对合同继续履行的请求不能和裁判不能, 是对异议人权利的挤压和限缩。 (2)
三、合同解除异议权的异议期限
有关合同解除异议权行使期限的规定主要在《合同法司法解释 (二) 》第24条中, 即“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虽有异议, 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 在解除合同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由此可知, 异议权的行使期限有两种:一是约定异议期, 二是合同解除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 也被称为“法定异议期”。第一种是以双方当事人提前在协议中约定了异议期限为前提条件, 第二种是以当事人未约定异议期或者约定不明确为前提条件。二者都是为了督促非解除权人及时行使权利, 以避免解除合同的效力长期处于不确定或不稳定的状态, 从而更好地保护合同解除权人的合法权益, 维护合同交易的安全和稳定。从法律性质上说, 合同解除异议权属于请求权, 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而不适用除斥期间的规定, 那么异议期限自然也就应当属于诉讼时效, 诉讼时效针对不同的情况设定不同的期限;但我国《合同法司法解释 (二) 》对于没有约定异议期限的情形, 规定了3个月的起诉期间, 这3个月期满, 异议权即灭失, 且没有规定该时限可因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 属于除斥期间, 这样就使异议期间处于既适用于诉讼时效又通过规定属于除斥期间这一两相矛盾的境地。
关于合同解除异议期限的针对对象, 理论界和实践中存有不同的观点, 主要在于合同解除人是否包含无解除权的当事人, 是否包含违约方。从法律推理和公平的角度来说, 异议期限的针对对象仅适用于有解除权的合同当事人, 仅限于守约方, 如合同解除人无合同解除权擅自解除合同, 则异议期限不受限制。换言之, 异议期限的针对对象是有解除权的合同解除人。既然异议权的行使前提是对方享有解除权, 那么, 如果对方根本就没有解除权, 异议权人自然不应受3个月的期限限制。从法律公平的角度上说, 如果异议期限的针对对象也包含解除方是无解除权的合同解除人, 它虽能通过期限设定实现合同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迅速稳定, 一定程度上抑制异议权的滥用, 但却牺牲了守约方的利益, 从市场交易的公平原则出发, 无合同解除权的一方如可以随意向对方发出通知恶意解除合同, 而对方却只能被动地接受或应付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无谓地为这本不该发生的诉讼行为付出精力。当一方当事人因先行违约不能正常履行合同或违约可以获利随意向对方发出合同解除通知, 并利用对方疲于应付或疏于应付的弱点以达到恶意解除合同的目的, 从而使损害对方利益的不正当行为的频频发生, 这就无法维护市场交易秩序的稳定。因此, 异议期限应只针对享有合同解除权的一方, 如果对方无解除权, 则不受异议期限条款限制。对于那种违约方故意违约借以通过违约实现获利的行为, 异议期限甚至可以不受时限限制。因为违约方本无解除权又带有恶意行为, 同时损害了守约方的利益, 如设定异议期限实际上限制了异议权的行使, 扩大了合同解除权, 这实际上是对恶意解除合同行为的一种放纵, 对法律秩序、社会秩序、信用与道德的负面影响极大。
四、合同解除异议权的效力
合同相对人在异议期限内行使合同解除异议权向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提请异议之诉后, 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应启动实质性案件审理程序确认合同解除的效力, 并主要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审查:一是审查合同解除权人是否有解除权, 是否具备约定解除或法定解除的条件;二是审查合同是否到了非解除不可的地步;三是审查解除权人是否将通知在合理期限内送达对方。 (3) 如果经审查合同解除符合上述三条件, 则合同解除, 如果不符合上述三条件, 则异议成立, 合同不解除, 继续履行。异议权人在异议期限届满后提起异议之诉的, 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 (二) 》第二十四条规定, 法院不予支持。对于“不予支持”的客体范围存在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 “不予支持”的客体仅仅限于合同解除异议;另一种观点认为, “不予支持”的范围既包括对合同解除异议的不予支持, 还包括对主张违约责任等合同解除后果的不予支持。根据《合同法》第96条规定, 异议权人提出异议的客体是确认合同解除无效, 异议之诉即为确认合同解除效力的诉讼, 那么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 (二) 》第24条规定, “不予支持”的对象是异议之诉, 由此可推出, “不予支持”的客体是合同解除异议。但这就产生一个难点:法院是否应进行实质性审理及合同是否解除, 即如果发出解除通知的一方并无合同解除权, 相对方未在异议期内提出诉讼, 法院又该如何处理并确定合同的效力。对此, 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合同已经解除, 另一种观点认为合同没有解除。
从维护双方均衡的立法原则出发, 不管发出解除通知的一方当事人有无合同解除权, 对方在异议期满后提出诉讼的, 人民法院都需要进行实体性审查。 (一) 不作为不能直接认定为同意。合同相对人在约定的异议期或法定的3个月异议期限内未向人民法院提起异议之诉的, 这种不作为方式或者叫沉默方式不能被直接认定为同意合同解除。 (4) (二) 强制性规定不能直接认定为同意。立法机关为了追求合同经济关系的高效迅速确定, 以司法解释这种强制性规定的方式强制性的规定了异议期满后合同的效力认定, 并不能推论出合同相对方同意合同解除, 也不能推论出合同相对方同意解约人的解约理由。 (三) 从实质性审查目的看。之所以需要实质性审查就是为了确认合同解除人是否有解除权, 是否合法有效行使解除权, 以防止解除人滥用合同解除权, 进而确定合同解除的效力, 从而避免破坏合同的稳定性和交易公平。 (四) 从逻辑推理来看。超过异议期向法院起诉行使异议权不能直接推理出异议权人怠于行使, 很有可能异议权人已直接表示异议, 并通过其他方式积极的行使异议权, 也很有可能异议权人根本就不知道有异议期限这一司法解释, 还有可能是解除权人故意制造事由拖延, 由此就不应剥夺其异议之诉权, 所以直接用形式审查代替实质审查显然不适。因此, 司法实践中, 无论发出解除通知的一方当事人是否依据约定或法定情形, 无论是否具备了法定解除合同的条件, 人民法院都应当先判断是否产生合同解除权, 是否享有解除权, 然后进入对合同解除的异议期间和异议行为的实质性审查。如果经审查并未出现法定解除合同的正常情形, 发出解除通知的一方当事人实际上并不具有解除权, 那么就不能直接判定合同解除的效力, 否则就有违市场交易的公平原则, 造成恶意解除合同行为的随意滥用。如异议方未在限定期间内起诉, 似乎就丧失了其法定的所有实体权利, 这很可能引发大范围的道德风险, 诱导违约方以一纸“通知”侵犯了守约方的实体权利和时效利益。 (5) 有可能造成信用危机, 产生大量违法解除合同的情形。司法解释本意是想通过确定一个有效期间, 尽快实现合同状态的稳定, 而实际上往往很多人不了解这一政策或者依旧采取原先惯有的做法, 造成超过异议期间合同解除效力的强行生效, 进一步加剧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与矛盾, 甚至造成合同继续履行与否的困难及消除了异议人给付之诉胜诉的可能性。所以法院为了片面追求效率, 其原本消除合同不确定状态的初衷并无法实现。
五、结论
司法实践中对《合同法司法解释 (二) 》第24条规定的相对方提出异议的方式应进行扩大化解释, 即在合同相对方采取直接向合同解除权人提出异议、书面回函、继续按照约定继续履行合同等方式对合同解除行为表示异议时, 应当认定其与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有着相同的法律效力。让异议权人长期享有异议权, 其随时可以提出异议来否定解除合同的效果, 无疑是增加了交易的危险性和不稳定性;设立严格的异议权行使期限, 能较好地调和二者的矛盾。但此规则有必要加以完善, 相对方在异议期限届满后提出异议的, 法院是否需要对解约方是否享有解除权进行实质性审查问题, 形成不同主张与观点, 维护交易安全和促进交易两项立法原则发生了冲突, 难以形成实质性的有说服力的理论观点。从维护双方均衡的立法原则出发, 不管发出解除通知的一方当事人有无合同解除权, 对方在异议期满后提出诉讼的, 人民法院都需要进行实体性审查。
摘要：文章以合同解除权异议制度为研究对象, 从合同解除权异议制度的含义和制度价值、合同解除异议行使的程序、我国合同解除权异议制度构想三个步骤分析了市场经济背景下如何把握解除权人与异议人之间的关系、维护解除权人与异议人之间的利益平衡。论述了合同解除异议权的行使、司法解释存在的不足和异议之诉的效力等, 以期能提供些许建议, 进一步完善立法。
关键词：合同解除,效率违约,异议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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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冯文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原理精解.案例与适用》.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9年版, 第154页。
④张卓郁, 孙闫《:合同解除异议期条款的适用限制》《.人民法院报》, 2011年11月10日。
协商解除合同能否追缴社保补差? 篇10
答:根据《劳动法》及有关规定, 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共同法定义务。
只要存在用人单位未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情况, 即使双方已约定对此无异议, 该约定亦属无效, 劳动者仍可向用人单位主张社会保险费补差。
合同履行中违约可依法解除 篇11
被告魏某辩称：本人对具体借款事实和房屋位置并不清楚，身份证是被案外人杨某借用的，所有欠款与本人无关。
被告江西某实业有限公司辩称：对借款事实无异议；律师费过高，没有对应合同，法院不应支持。
法院在审理该案后认为，原告与被告魏某、江西某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个人住房借款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向被告魏某发放贷款，但被告魏某未按期还款，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于被告魏某提出的抗辩主张，因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不予采纳。借款合同另约定，从贷款发放之日起至办理好房产抵押登记手续之日止，被告江西某实业有限公司对被告魏某向原告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因此，被告江西某实业有限公司在本案中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告主张的律师费，虽其提供了律师事务所开具的发票，但发票未注明系哪一案件所支付的代理费，也没有相应的转账凭证予以佐证，无法确定原告为本案实际支付代理律师费的金额，故对原告的该主张不予支持。据此，依法判决如下：
一、解除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洪都支行与被告魏某、江西某实业有限公司于2010年1月15日签订的《个人住房借款合同》；
二、被告魏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借款148487.18元偿还给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洪都支行；
三、被告魏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洪都支行支付逾期还款利息（含复息、罚息）（截至2015年4月17日的利息为12334.42元；从2015年4月18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内实际履行日止的利息，以欠款148487.18元为基数，利率按双方合同约定计算）；
四、被告江西某实业有限公司对第二、三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江西某实业有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魏某追偿；
五、驳回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洪都支行其他诉讼请求。
【点评】依据有关法律之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立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返还借款。
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
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保险合同法定解除法律效果分析 篇12
对于保险合同来说, 保险合同法定解除的法律效果, 就是合同解除后对解除前的行为是否具有溯及力, 即实质上就是溯及力的问题。溯及力主要体现在保险费的返还和保险金的返还上。如果保险合同的解除具有溯及力, 那么在保险合同法定解除之后, 保险人应当返还投保人支付的保险费。同样地, 投保人也应当返还保险人已给付给其的保险金。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后是否具有溯及力, 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
否定说认为, 保险合同的解除应当是没有溯及力的。持这种观点的学者的理由是合同法理论。合同法规定, 对于继续性的合同, 原则上应当无溯及力, 原因在于继续性合同已经进行的使用或收益不具有返还性, 而保险合同是继续性合同, 因此保险合同解除后, 是没有溯及力的。[1]
肯定说则认为, 保险合同解除后应当是有溯及力的。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 保险合同虽然是继续性合同, 但是它和其他的继续性合同在性质上是明显不同的。对于保险合同, 合同解除后溯及力的有无主要涉及的是保险金与保险费的返还问题, 保险金与保险费不仅仅是可以返还的, 而且, 如果不返还对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是极大的不公平, 也无法保障保险业的正常健康发展。[2]折中说赞同现行保险法的规定, 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 保险合同的法定解除有无溯及力应当根据合同履行的情况,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而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法。
还有一些其他的观点, 比如认为保险合同法定解除是否应当具有溯及力, 应当区分是违约责任还是非违约责任等等。
二、保险合同法定解除法律效果的法理学依据
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 立法者建立法律制度, 总是通过预设违反该制度的法律效果, 从而对多种多样的社会生活进行规制。法律为社会生活提供了一般的行为模式, 使社会秩序能够得到维护。但是一旦行为人违反了法律为其设置的行为模式, 违背了社会分配正义和交换正义时, 法律会对其行为进行必要的管制与矫正, 而这种管制与矫正也正好符合正义的要求。
保险合同法定解除制度的设置, 是保险法通过预设当事人违反保险法所规定的义务或者是当事人约定的义务时, 对保险合同解除后的利益进行分配, 以矫正因投保人违反合同义务或者是因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导致的双方当事人利益的失衡, 实现对保险法律关系的规制与维护, 实现公平与正义。法定解除制度的设置包含了两个部分, 一是行为模式, 一是法律效果。其中, 法律效果是最为重要的部分, 法律效果设置的科学与否, 将直接导致保险合同法定解除制度功能的实现与否。法律效果规定地科学, 将不仅仅可以矫正并且恢复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所期待的利益格局, 而且可以实现对利益的再次分配, 完成对公平的第二次分配。同时, 也可以对违反义务一方的投保人进行警戒和惩罚, 使其在预想违约之前考虑到违约的后果, 从而对其行为有一定的规制。
具体来说, 保险合同法定解除的效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剥夺所得的利益和进行惩罚。从剥夺所得的利益来说, 剥夺投保人对保险合同所享有的全部利益, 换句话说, 就是保险人既不用承担保险责任, 也不用退还保险费用, 而且对于已支付给投保人的保险金, 保险人也有权利要求返还。此设计是具有合理性的, 原因在于任何人都不能从自己过错的行为中获得利益, 否则, 将严重的损害社会公平与正义。进一步从风险承担的角度来说, 由于投保人没有履行法定或约定的义务而导致了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所预期的利益没有实现, 那么由违反合同义务的投保人进行承担这种不利后果, 也是合情合理, 符合公平正义, 也是最有效率的公平。从进行惩罚来说, 对投保人进行惩罚, 就是对投保人的违约行为所采取的措施应当足够的严厉, 从而实现对违约方违约的阻止的客观效果。
三、关于法定解除法律效果的完善建议及理由
现行的《保险法》就保险合同法定解除后的法律效果没有做出统一的规定而是要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们应当看到其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 即在加强灵活解释能力的同时也丧失了法律确定性的特征, 这实在是得不偿失。
本文认为, 我国的保险法应当确立保险合同法定解除权的一体溯及力, 即保险合同法定解除应当具有溯及力, 但是同时也应当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中的非人寿保险 ( 即人身保险中的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 具有典型的补偿被保险人损害的功能, 因为投保人的过错而导致保险合同解除的, 保险人可以不返还投保人保险费。保险人不返还投保人的保险费, 是作为对违约投保人的警戒和“惩罚”, 并不是否认保险合同法定解除有溯及力。对于人寿保险中的人寿险, 理论上投保人所缴纳的保险费应当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增加, 这是因为人的年龄越大, 死亡率越大, 保险人承保的风险也就越大, 因此投保人所缴纳的保费应当与被保险人的年龄增长呈正比。但是在实践中, 由于人的收入与人的年龄的增长成反比, 即人的年龄越大, 人的收入能力越低。此时为了解决人的收入能力、保险费用、承保的风险三者之间的矛盾, 保险人就采取了均衡保险费用的方式去计算保险费用, 即将整个保险期间应当缴纳的总保险费用, 平均地分配到各个保险期间, 这就使得每一期的保险费用都是一样的, 从而也就避免了人在年老、低收入的时候缴纳更多的保险费用。这样, 在投保人所缴纳的保险费用高于保险人实际的保险成本的时候, 对于那“高出保险成本的”部分费用就“存”了起来, 具有了储蓄的性质, 对于此部分费用和其产生的利息, 就是我们所说的人寿险保单的责任准备金, 投保人对此责任准备金是享有权利的。在保险合同生效的期间, 由于某种原因被解除或者是被终止时, 保险人应当从保险责任准备金中去除退保手续费用, 剩余的退还给投保人。此时保险合同的解除也是具有溯及力的。
第二、保险人因为客观情况的变化而解除保险合同时, 保险人仍然是有权利收取从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保险合同解除之日时期间的保险费, 这也是保险合同法定解除具有溯及力的体现。这是因为, 保险合同法定解除具有溯及力, 所以保险合同解除之后应当恢复合同订立之前的状态。根据“危险承担说”, 保险人的义务并不是从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开始计算, 而是在整个保险期间都有保险义务。保险人对在保险事故发生前的危险承担, 也是免除了投保人很大的经济忧虑和精神忧虑, 此与投保人给付的保险费具有对价性, 同时也符合利益平衡的原则, 兼顾双方当事人的合法利益。此外, 保险合同法定解除具有溯及力即恢复原状, 可以有多种的方式来实现。不仅仅包括返还原物这种最基本的状态, 而且也包括给付以替代物返还或者是作对等的补偿等其他方式。所以因客观情况的变化导致保险合同解除的, 法律效果仍然是有溯及力的, 保险人对保险合同解除之前所承担的危险责任, 通过收取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保险合同解除之日止的保险费来获得相应的经济补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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