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合同的解除

旅游合同的解除（精选10篇）

旅游合同的解除 篇1

旅游合同作为约束旅游者和旅行社双方权利义务的有效手段, 在旅游活动中具有重要作用。《合同法》中并未对旅游合同作出相应规定, 旅游合同仍属于无名合同。国内一些学者对旅游合同的立法、纠纷处理、违约损害赔偿都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如刘劲柳所著的《旅游合同》。在旅游合同所涉及的相关内容中, 旅游合同的解除往往也是旅行社和旅游者发生纠纷的原因, 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基于《合同法》中对于合同解除的相关规定, 结合旅游活动的特殊性, 将旅游活动分为开始前和旅游活动进行中两个阶段, 分析旅游者和旅行社所拥有的旅游合同解除权。

一、旅游合同的解除

(一) 旅游活动开始前

1.旅游者的解除权

(1) 任意解除权。

旅游合同成立后, 旅游开始之前, 旅游者享有任意解除旅游合同的权利, 无需提出正当合理的理由。旅游合同需旅游者的亲身参与才能完成, 而旅游者由于健康、工作、家庭等原因无法参加旅游, 或者没有任何原因仅仅因个人喜好不愿参加旅游, 若不允许解除合同或者对旅游者解除合同规定了严格的条件, 可能导致旅游者既不能解除合同也无法参加旅游, 构成受领迟延, 旅游者将承担违约责任。另外旅游者未解除合同, 旅行社基于合同约定继续履行给付义务, 如预订了交通工具、宾馆等, 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旅行社一般会在旅游合同签订以后、旅游开始之前做一些准备工作, 例如办理客票、客房预订、出国证照等。旅行社的这些给付行为, 不应当因为旅游合同被解除而归于无效, 旅游者应当支付相应的价款, 而且旅行社因为旅游者解除合同退房、退票而支付的手续费和定金, 都应当由旅游者支付。旅行社可以从预收的费用当中扣除应该得到的价款, 然后将剩余的款项返还旅游者。

(2) 旅行社擅自变更旅游合同中约定的行程。

旅行社有义务按照旅游合同约定的行程安排为给付, 为了防止旅行社任意变更旅游行程, 降低旅游活动的质量, 损害旅游者利益, 应当在旅行社未经旅游者同意擅自变更旅游内容的情况下, 赋予旅游者解除合同的权利。若是因可归责于旅行社的原因引起的行程变更, 该解除行为应具有溯及力, 即旅行社应向旅游者返还全部旅游费用;若旅行社是基于不得已的事由而变更行程, 而旅游者不同意参加变更后的旅程, 应尊重旅游者意愿, 允许其解除合同。这种情况下, 由于因不可归责于旅行社的事由导致合同无法履行, 且旅行社在不得已之事由出现后及时采取了变更旅程等补救措施, 因此合同解除应考虑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旅行社一方在旅游开始前为旅游所做的准备活动付出的劳务应获得合理的报酬, 扣除该报酬后的余额则应退还游客。

(3) 不可抗力因素。

旅游开始之前, 因为不可抗力事由的发生, 导致旅游者不能参加旅游时候, 旅游者有权解除旅游合同。例如发生天灾、动乱、交通堵塞、政府命令等不可归责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事由, 旅游者应当有权解除旅游合同。

2.旅行社的解除权

(1) 旅游者怠于行使协力义务或受领给付义务。

协力义务, 指旅游者协助旅行社完成给付, 如旅游者不提供要求的证件或文件, 致使办理护照等手续不能及时办妥。旅游者还有受领给付的义务, 如按照约定时间出发, 如果旅游者没有按时到达, 就可能影响整个行程的继续。如果债权人怠于行使协力义务或受领给付义务, 旅行社有权解除合同。但是必须指出的是, 旅行社只有在旅游者的不作为行为导致了旅游给付无法继续的情形下, 才可以解除合同。

(2) 不可抗力因素。

因不可抗力或不可归责于旅行社之事由致使旅游合同全部或部分不能履行, 旅行社可以解除全部或部分合同, 而且全部或者部分免除违约责任, 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例如发生自然灾害、交通管制、军事管制等原因导致的履行不能, 或者发生突然疫情导致境外国家禁止入境从而导致旅游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都应当属于不可抗力的事由。

(二) 旅游开始后的解除权

1.旅游者的解除权

(1) 任意解除合同权。

旅游未完成前, 旅游者有权随时终止旅游合同。但为了兼顾旅行社的利益, 旅游者应赔偿旅行社因终止旅游合同而给其造成的损失。另外, 旅游者终止旅游合同以后, 也有权请求旅行社垫付费用将其送回原出发地。但是到达原出发地以后, 旅游者应当将费用及利息支付给旅行社。

(2) 旅行社提供的给付有瑕疵, 并拒绝补正。

旅行社应当就其应当给付的承担瑕疵担保责任, 提供的旅游服务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品质和质量的时候, 旅行社应当改善。如果旅行社未改善或者不能改善的, 旅游者可以请求减少旅游费用;如果旅行社的行为已经影响到旅游合同目的的实现, 则旅游者享有解除旅游合同的权利。

(3) 旅行社因自身原因变更旅游合同。

旅行社在旅游开始后, 因为自身原因变更旅游合同的, 应当取得旅游者的同意;旅游者不同意变更的, 有权解除合同。旅游者因解除合同所产生的损失可以要求旅行社赔偿, 对于尚未产生的旅游费用应要求旅行社退还。

2.旅行社的解除权

对于旅行社来说, 除为了维护旅游团队根本利益以外, 在行程中不得单方解除合同, 否则应当承担由此给旅游者造成的实际损失。旅行社行使解除权的情形有:

(1) 不可抗力因素。因不可抗力或不可归责于旅行社之事由致使旅游不能继续进行, 旅行社可以解除合同, 而且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违约责任, 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2) 旅游途中, 由于旅游者突发疾病或其他原因, 不能坚持旅游, 旅行社可以行使解除权。旅游者必须亲自参与旅游活动才能实现旅游合同, 因此由于旅游者自身健康等原因, 旅行社可以解除旅游合同。对于旅游者尚未享受的服务, 应退还其费用。

二、旅游合同解除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 旅游合同的解除必须经过双方协商一致

若无法定解除因素, 旅行社或者旅游者不能自行单方解除合同, 否则应承担违约责任。一些旅游合同纠纷往往是因为一方私自解除合同, 造成对方的经济损失。虽然旅游者享有旅游开始前和旅游中的任意解除权, 但必须谨慎行使自己的权利。由于旅游业务的特殊性, 在旅游活动开始前旅行社已经开始进行客房、票务等预订工作, 其所做出的努力及付出的财物应受到相应的赔偿。

(二) 旅游者签订旅游合同应谨慎

旅游者在制定旅游合同时应仔细阅读其具体条款, 特别是就解除合同的条件要与旅行社进行确认。旅行社与旅游者所签订的是格式条款, 某些方面会排除旅行社的责任, 扩大旅游者的义务。而旅行社据此条件解除合同也无须承担任何责任, 旅游者因为准备旅游所造成的精神、经济、时间上的损失也无法获得任何赔偿, 这对于旅游者来说是不公平的。也有旅行社会将无法成团的旅游者转让给其他旅行社。可见, 旅游者应仔细阅读旅游条款, 对于不甚明确的应要求旅行社做出详细解释, 如果对格式条款不满意, 可以要求旅行社另外拟订一份合同。

(三) 旅游者应履行防止损失扩大的义务

旅行社提供的给付有瑕疵, 而且拒绝补正的, 旅游者可以解除旅游合同。如旅行社提供的服务明显与合同不符, 并且拒绝进行改善或者补偿旅游者损失, 旅游者应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但旅游者在旅行社违约后应履行防止损失扩大的义务。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四条、《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都规定防止损失扩大的义务。法律之所以对守约方课以减轻损失义务, 主要依据是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要求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时, 应当诚实守信, 以善意的方式履行义务, 不得滥用权利及规避法律义务和合同规定的义务。同时它还要求维持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以及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平衡。减轻损失规则的功能体现在两个方面:从社会角度看, 通过设定减轻损失义务, 可以激励守约人按促进经济效益的方式去行为, 增进社会整体效益;从当事人角度看, 减轻损失义务作为限制守约人可以获得的赔偿数额的规则, 自然会给他带来不便, 需在违约方违约后立即行动, 否则将面临被法院认定其补偿措施不当的可能。

(四) 正确认定“不可抗力”

由于不可抗力可以成为旅行社和旅游者免责的法律依据, 因而, 对不可抗力的认定至关重要。有些情形, 不论是对旅行社, 还是对旅游者, 虽然貌似不可抗力, 但实际并不是不可抗力。“不能预见”成为确定不可抗力的关键要素之一。是否为不可预见, 主要依赖于当时的科技水平和人们的一般预见能力, 对旅游合同的履行而言, 许多所谓的不可抗力只要旅游者或者旅行社采取了措施, 就可以预见且可以克服。一般来说, 旅游者从签订合同到履行合同, 间隔时间有长有短。假如时间间隔很短, 旅行社和旅游者对是否会发生不可抗力都较为敏感;假如时间间隔较长, 旅行社和旅游者也都有义务对可能出现的不可抗力附随注意义务, 以当今的科技水平和手段, 对许多所谓的不可抗力都有足够的预警机制和能力。就旅行社而言, 应当对某些特殊的气象现象有大致的了解, 能够预见一些对旅游团产生阻碍或者损害的自然现象, 并有足够的空间和时间加以避免;就旅游者而言, 也有义务对天气变化等因素加以注意, 促使旅游活动的顺利开展。

还有一种情形, 导游擅自变更旅游计划, 发生不可抗力后, 导致某些项目旅行社不能履行。在这种情况下, 虽然有不可抗力的出现, 但不可以免除旅行社的违约责任, 理由是旅行社违约在先。假如旅行社按原计划履行旅游合同, 旅游项目的履行就没有障碍, 旅游者的权益也不会遭受损失。所以《合同法》明确规定:当事人迟延履行合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 不能免除责任。

摘要：旅游合同作为一种新型合同, 存在着许多特性, 这些特性导致在合同解除方面旅游合同有着不同于其他类型合同的特殊之处。通过旅游开始前和旅游中对旅游者和旅行社享有的旅游合同解除权进行分析, 在具体实践中应注意:旅游合同的解除必须经过双方协商一致;旅游者签订旅游合同应谨慎;旅游者应履行防止损失扩大的义务;正确认定“不可抗力”。

关键词：旅游合同,解除权,协力义务,减轻损失义务

参考文献

[1]卢世菊.旅游法规[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3.

[2]王庆淼.旅游合同若干问题研究[D].山东:山东大学, 2006.

[3]王晓东.旅游合同有名化及其规制[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 2003.

[4]马群祯.合同只能在当事人双方协商一致时解除——评孟某诉中佳旅行社旅游合同纠纷案[J].人民司法, 2006 (11) :100-101.

[5]杨富斌, 王天星.旅游法案例教程[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6.

旅游合同的解除 篇2

无效主义

无效主义是指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时，保险合同自始归于无效的原则。《法国保险契约法》第 21 条第 1 项规定："因要保人之故意隐匿或虚伪告知时，倘其行为足以变更或减少保险人对于危险之评价者，保险契约无效。"无效说认为告知义务是保险合同的成立要素，因此如果告知义务人违反了告知义务，保险合同应该自始无效。我们知道，合同无效是自始确定无效。从无效的后果来看，当事人于合同无效时，需恢复原状，使得各方均处于订立合同之前的状态。对于一般的合同，如果存在财产给付和信赖利益损失的情况，双方应返还财产，有过错的一方要承担赔偿责任。但是保险合同特殊之处在于，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前只是做出了承诺，而并不存在给付财产的情形。既然合同自始无效，保险人从开始就确定地没有遵守其承诺的必要。如此，保险人仅仅向投保人返还其交纳的保险金就足够了。对于恶意投保人，其要承担向保险人赔偿信赖利益损失的责任。如为了订立合同而做的准备，支出的成本等等。但是无效主义不尊重当事人的意思和利益，即使保险人认为被保险人违反了告知义务并没有对合同造成任何影响，而愿意保留合同也无济于事。无效主义不利于鼓励交易。

意思合致说认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当事人对于合同成立有关所必要的危险程度及范围，必须有完全的意思合致，因此投保人应该就其所知道的一切重要事实告之，否则保险人对于自己所承担的危险，即不能明确地认识其内容为何，有悖于意思合致的要求，从而保险合同实质上发生错误，如果因为合同订立之时不告知的保险事故发生而造成了损害，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所以，保险合同的成立，以双方当事人对合同内容的危险程度及范围等，以意思表示完全一致为必要。投保人的告知义务，即是为了当事人之间达成合意。既然当事人一方违反了告知义务，其结果就是合同双方对保险标有关状况的意思表示没有达成一致。这直接导致了合同在双方当事人之间没有发生合同上的效力。但是晚近以来，学说惯例和立法则认为，告知义务的目的，在于使保险人"得据以为危险估计之决定，及以定其保险费及保险金额之多寡。"意思合致说遭到否定的同时合同无效说也随之成为无源之水。

解约主义

解约主义是指保险人在他方违反告知义务后的一段时间内享有合同解除权。解约主义与无效主义的区别在于：在解约主义下，保险人享有选择权，或可以解除合同，或可以通过加收保险费或减少保险金额而使保险合同继续有效。大多数国家如德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采用此种立法例。我国新订《保险法》规定了保险人的解除权。从新订《保险法》第16条规定来看，虽然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形下，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都有权解除合同。不过在故意和重大过失两种情形下，解除合同的后果有着较大差异。

1、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形。在保险人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免除上，不论故意不实告知对合同解除前保险事故的发生有没有影响，也就是说保险人于此时并不需要证明不实告知与保险事故的发生存在因果关系，其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即被免除。在保险费的退还上，于投保人故意不实告知的情况下，保险人不退还保险费是他的一项法定权利。

2、投保人重大过失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形。在保险人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免除上，只有在不实告知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才可以对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免除保险金的给付责任。在保险费的退还上，在投保人重大过失不实告知的情况下，保险人应当退还保险费。从这一规定来看，对故意不实告知的情形，法律似乎是通过免除保险人的举证责任，并授予保险人取得保险费的方式来惩罚故意不实告知的投保人。

3、年龄误告的特殊规定。

不论是新订《保险法》的第 32 条还是先前的《保险法》第 54 条，都对人身保险合同中，年龄的不实告知做了特殊规定。新订《保险法》第 32 条第 1 款第一句前半段将保险人的解除权仅仅限制在了"真实年龄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年龄限制的"的情况。后半段规定了"按照合同约定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这一规定排除了故意与重大过失时免除保险人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情形，保险人仍然要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即使是在解除合同的情况，保险人也应该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该条第 2 款规定了在"投保人支付的保险费少于应付保险费的"，保险人可以有两种方式来平衡自己与投保方的利益：其一，有权更正并要求投保人补交保险费；其二，在给付保险金时按照实付保险费与应付保险费的比例支付。第 3 款规定了"投保人支付的保险费多于应付保险费的"，保险人要将多收保费退还给投保人。但是从新订《保险法》第 38 条的规定来看，第 32 条关于在少交应付保险费时，按照实付保险费与应付保险费的比例支付较要求投保人补交保险费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实现性。

（作者单位：北京市国脉律师事务所）

浅议旅游合同解除权行使 篇3

我国1999年《合同法》颁布之前, 在专家起草的1997《合同法 (征求意见稿) 》中曾将旅游合同作为单独的一种有名合同加以确定, 其第325条规定:“旅游合同是旅行社提供旅游服务, 旅游者支付旅游费用的合同”。但是, 1999年3月15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所规定的15种有名合同中, 并不包含旅游合同。也就是说, 旅游合同是一种无名合同。《合同法》93条、94条分别规定了合同的约定解除权以及法定解除权。除了法定解除权和约定解除权以外, 《合同法》中对于加工承揽合同、委托合同等还赋予了任意解除权。旅游合同作为一种无名合同, 在其性质还不明确的情况下,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2条赋予了旅游者任意解除权, 那么, 这些解除权该如何行使, 旅游经营者能否拥有任意解除权, 在当前的背景下这些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二、旅游合同中解除权及其行使

(一) 约定解除权、法定解除权及其行使

《合同法》第93条赋予了合同当事人以约定解除权, 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 可以解除合同”。约定解除权, 取决于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只要不违背相关法律的规定以及合同法的原则, 该合同条款即有效。第94条又规定了五种情形下的法定解除权, 具体有不可抗力、预期违约、迟延履行后经催告仍未在合理期间内履行、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 任意解除权及其行使

1.任意解除权的赋予

《合同法》在承揽合同中赋予定做人单方面的任意解除权, 在委托合同中均赋予了委托人和受托人以解除权。首先, 鉴于旅游合同纠纷越来越多以及国家对于旅游合同的规定并不完善, 笔者认为, 应当有必要在旅游合同中赋予任意解除权。然而, 旅游合同是一种混合合同, 兼有承揽合同和委托合同的性质, 那么该仿照承揽合同赋予一方当事人以任意解除权, 还是该仿照委托合同赋予双方当事人以任意解除权呢笔者认为, 旅游合同更偏于承揽合同的性质, 旅游者在选择旅游经营者的过程中, 往往看重的是旅游经营者的资质、经验和服务理念, 注重旅游过程中的享受。正如孙森淼先生所说, “实则旅游营业人收取之报酬并非按每项旅游服务个别计算, 旅游营业人系就旅游为整体之规划, 提供全部之服务, 其成本之涨跌, 与旅客无涉, 既收取约定之报酬, 即应负责使旅客圆满完成旅游, 是与承揽相近”, 《德国民法典》亦将旅游合同规定在“承揽合同和类似的合同”该节中。而且, 因为旅游经营者相对于旅游者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 对于旅游的线路、费用、过程都有更加详细的了解, 旅游合同又往往以格式合同的形式订立, 因此, 笔者认为, 应当仿照承揽合同, 赋予旅游者以单方面的任意解除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2条正式赋予了旅游者任意解除权, “旅游行程开始前或者进行中, 因旅游者单方解除合同, 旅游者请求旅游经营者退还尚未实际发生的费用, 或者旅游经营者请求旅游者支付合理费用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任意解除权的行使情形

笔者认为, 鉴于旅游合同的多重性质, 任意解除权的行使也应当受到必要限制, 旅游者主要在以下两种情形下享有任意解除权。

第一种, 旅游合同签订之后、履行期限届满之前, 旅游者享有任意解除权。旅游合同是旅游者为了满足自己旅游需求、达到身心愉悦而同旅游经营者签订的合同, 应当更注重旅游者的主观性。在旅游合同签订之后、履行期限届满以前, 旅游者无论任何原因, 只要旅游者的主观性丧失或者减损, 希望解除合同的, 均可享有权利。任意解除权的行使期间在旅游合同签订之后、履行期限届满之前, 解除合同给旅游经营者造成损失的, 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第二种, 在旅游合同的履行过程中, 旅游经营者私自改变行程或者私自增加费用的, 旅游者有权解除合同。旅游者选择特定的旅游经营者签订合同, 往往是看重该旅游经营者安排的路线和收取的费用, 那么为了保护旅游者的利益, 旅游经营者有义务按照合同约定安排行程和收取费用。而且, 旅游合同往往是格式合同, 旅游路线应当是事先公开的, 私自改变行程显然是违约行为, 会损害旅游者的利益, 降低旅游活动的质量。如果对行程改变巨大, 使得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 旅游者可行使法定解除权。但是, 如果对行程或者费用稍作修改, 不影响合同根本目的之实现的, 旅游者便不能享有法定解除权。这时, 为了保护旅游者的利益、塑造良好的旅游环境, 应当赋予旅游者以任意解除权, 也有利于旅游经营者加强行业自律。合同解除的, 旅游经营者应当退还旅游者相应费用, 并给予相应补偿。

(三) 情势变更原则

梁慧星教授认为, 情势变更原则是指合同有效成立以后, 因当事人不可预见的情况发生, 导致合同的解除动摇或者丧失, 若继续维持合同原有效力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 (显失公平) 时, 应允许变更合同内容或者解除合同[1]。情势变更原则是大陆法系用语, 英美法上称之为“合同目的的落空”。

旅游合同签订时, 应当存在着一个“默示的条款”, 作为履行合同的基础。当合同的默示条款发生变更, 导致当事人无法履行合同, 而当事人又没有违约之时, 可以根据情势变更原则解除合同。情势变更原则, 不同于不可抗力。不可抗力是人们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情形, 一般包括自然灾害和意外事件。而情势变更原则则是由社会经济情事的变化引起的, 合同仍可履行, 只是履行后会造成明显不公平的后果[2]。根据情势变更原则解除旅游合同, 应当有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种, 旅游者的身体条件、精神状况恶化。旅游者签订旅游合同, 目的是为了完成旅游活动、追求精神需求。然而, 当旅游者的身体条件或者精神状况恶化之时, 继续履行合同会给旅游者带来不利益, 显失公平。尤其是在登山、探险等旅游合同中, 对于旅游者的身体条件要求很高, 身体不适的情况下强行履行合同甚至会对旅游者带来生命威胁。此时, 旅游者就可依据情势变更原则解除合同, 法律并不追究其违约责任。

第二种, 旅游景点临时关闭、经济形势发生显著变化。旅游景点临时关闭, 旅游合同的基础即暂时丧失, 这既不是不可抗力, 也是当事人无法预见的, 如果继续履行合同, 对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的利益都会带来损害。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均可根据情势变更原则解除合同。对于经济形势发生显著变化的情形, 可以参照《俄罗斯旅游业务联邦法》第10条的规定, 具体包括:有未能预见的交通费的增加、增加新税费或现行税费提高以及国家货币政策突然变化[3]。笔者认为, 经济形势发生显著变化的情形还应当包括金融危机。

三、结语

当前, 我国关于旅游合同的各种纠纷频繁发生, 《合同法》等相关法规对于旅游合同并没有确定、具体的规定, 使得实践中处理这类合同显得十分困难, 也给法官判案带来难度, 因此, 我国应当加快旅游合同有名化的进程。在现阶段, 为了保护旅游者的利益、规范旅游市场, 除了《合同法》总则部分规定的约定解除权和法定解除权外, 还应当在特定情形下赋予旅游者以任意解除权, 这也是法律公平正义的要求。

参考文献

[1]梁慧星.中国民法经济法诸问题[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0:170.

[2]王玉松.情势变更原则在旅游合同中的应用[J].旅游学刊, 2009 (12) :68.

保险合同法定解除的法律效果分析 篇4

一、保险合同法定解除效果的价值选择

立法者创设某种法律制度，总是通过预设违反该制度的法律效果，从而对社会生活进行规范。在保险合同中，没有人能够比投保方更了解承保标的的风险状况，有时保险人即使负担相当大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也难以了解此类相关信息。因此，投保方应当将与风险相关的信息告知保险人，以便保险人决定是否保险或者保险费率的高低。但是，投保方在某种利益（支付较低保险费获取对高风险的保障）驱动下，可能知而不告或者虚假陈述。这样会导致保险人在收取保费与承担风险的关系中利益失衡。在此情况下，各国保险法规定，保险人可以依法解除保险合同，不承担保险责任，并且不返还已收取的保险费。这样做是使投保人承担其违约的不利益后果，以此效果实现对其违约行为的警戒或者惩罚。

从法理学的角度观之，法律为社会生活提供一般的、常态的行为模式，当规制主体没有按照法律规则的指引行事，背离了分配正义和交换正义，致使其行为违反了法律希望达到的秩序要求时，法律将对行为进行必要的矫正，而矫正本身必须符合正义的要求。这正符合先哲亚里士多德关于正义的分类理念。

从利益平衡的角度看，保险合同法定解除制度就是以矫正正义为基础而设计的，即以保险合同解除后的利益重新分配来矫正当事人违约或者客观情况变化所破坏的平衡。这种设计包含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行为模式，另一部分是法律效果。其中，法定解除的效果是关键。甚至可以说，效果的明确与否直接影响着法定解除制度本身功能的实现。原因在于，科学的效果设计不但可以矫正并恢复保险合同各方当事人于缔约时所认同的利益格局，完成对“公平”的“二次加工”，而且能够为意图违约的投保方提供一种预警机制，令其在考虑到违约所产生的不利后果时“驻足不前”；相反，不适当的法定解除效果设计将有害于制度本身，妨碍其价值追求的实现，甚至于引发制度内部以及外部的混乱，导致现实与期待之间的不一致状态愈演愈烈。

依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来分析，保险合同法定解除的效果将体现在两方面：剥夺利得和惩罚。在第一方面，剥夺投保方对保险合同所享有的全部利益——投保方不得要求保险人承担保险事故的责任，不得要求保险人返还已收取的保险费，并负有返还保险金的义务——具有合理性。原因在于，投保方的行为和意愿违反了以法律方式所表现的群体约定义务，并且违反这种约定义务的行为和意愿是造成保险合同对价失衡的原因。任何主体都不能从自己的过错行为中获取利益，否则，将违背社会正义。进一步讲，从风险负担的角度来看，如果说投保方未履行相关合同义务导致了合同预期利益不能实现的风险，那么，由最容易防止风险产生的投保方承担风险产生的不利结果，是一种最公平、最有效防止损失的做法，也是一种有效率的公平。在第二方面，惩罚是通过这样体现出来的，即对投保方违约行为的制裁措施应当足够严厉，使其达到产生阻止投保方违约的客观效果。关于惩罚在私法中的应用，历来存有争议。从本意上讲，惩罚与制裁是同义语，它们都是在惩罚者与被惩罚者地位上存在差异的情况下才可发生的行为，而且是地位高者对地位低者实施的行为。所以，在法律体系中，惩罚一般在公法中体现，私法是不应该以惩罚为手段和目的的。有学者认为，补救也是实现制裁的方式，它通过使加害人承担他所造成的损害后果，使社会对行为的价值判断和约束反应得以宣示和实现。并且认为，作为一种规范关系，制裁是指法律机制对行为的控制、约束。因此，行为人承担责任即是接受制裁，不论其主观上是否自愿，也不论是否经过诉讼程序，都不会改变这种性质。这种观点很明显是把制裁或者惩罚放在一个非常宽泛的范围中进行解释，履行法律义务或者承担法律责任并不是接受法律的制裁或者惩罚。商法中强调风险的自愿性负担规则，对于保险合同法定解除的后果可能很难用制裁或惩罚的本意来解释。尤其是考虑到投保方已经处于保险交易的弱势地位，如果以惩罚的手段实现对保险人的救济功效，似乎过于严苛，并且有加重投保方责任之嫌。

二、保险合同法定解除效果的理论探讨：以溯及力问题为核心

法学界关于法定解除后果上出现的观点分歧，关键在于对溯及力问题的判断。保险合同法定解除有没有溯及力，也就是保险人是否应当返还投保人已经缴纳的保险费，以及投保方是否应当返还保险人已经给付的保险金。

正如学者所言，判断一种学说是否可取，仅仅凭该学说本身具有逻辑力量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在于它必须融合于所处的法制之中，必须符合规范目的，应当与相关的法律制度衔接配合得当。保险合同法定解除的规范目的，是在投保方违约或者客观情事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给予保险人救济自己利益的权利。因此，对待法定解除的溯及力问题，也应当以此规范目的为出发点。

保险合同具有射幸性、附合性、信息不对称性以及远期服务性，因此，应当从以下方面分析保险合同法定解除的溯及力问题。

1.保险合同之间的差异性。现代保险法将保险合同分为损失补偿保险合同和定额给付保险合同。财产保险以及人身保险中的健康保险或者意外伤害保险中的医疗费用保险，具有典型的补偿被保险人损失的功能，因此属于损失补偿保险合同。这些合同被依法解除时，在投保方有过错的情形下，解除的效果可以不产生溯及力。而定额给付保险合同不同，投保人所缴纳的保险费具有储蓄的性质，多次缴纳的保险费构成人身保险责任准备金，投保方可以对其享有储蓄方面的权利。在保险期间内，如果合同被解除或由于某种原因终止，保险人应当将保险责任准备金扣除少量退保手续费后退还给投保方。对于这类保险合同，即使投保方存在过错，也不能全盘否认保险合同解除的溯及力。

2.保险合同当事人利益之有效维护。合同的订立与履行是当事人利益交换的结果，任何一方当事人的允诺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合理预期目的。应然效果是当事人双方都能够按照合同中约定的内容履行自己的义务，可是，当合同因当事人的过错或者其他意外事件发生而破坏了这种预期或者利益时，法律制度将发挥其平衡或者救济作用。恰如英国合同法学家科宾所言，合同法“为之努力的，乃是实现由允诺之作成而产生的合理预期。无疑地，这不是激发人们创立合同法的唯一目的，但是可以相信它是主要的目的，并且可以相信，对许多现行规则的理解以及它们的有效性的认定，都要求具有对这一目的的强烈意识。”保险合同法定解除制度就是如此，其解除权的行使效果应当满足维护各方当事人利益的要求。具体来讲，对于可归责于投保方的原因而引起的保险合同解除，返还保险费不利于行使解除权的保险人。由于法定解除制度要实现对责任方的制裁，所以，否认合同解除的溯及力才能更有效地维护非违约方（即保险人）的利益。对于不可归责于投保方的原因而引起的保险合同解除，例如，非因当事人主观过错的承保标的危险程度增加，由于当事人双方对造成保险合同解除都没有过错，法律就应当平等地保护双方的权益，选择对双方都有利的解除方式，尽量把损失降到最低点，承认保险合同溯及既往的效果，使双方恢复到合同订立前的状态。

3.以社会整体效果的评判为根本出发点。在整个国民经济格局中，保险业是为社会生活提供风险保障的行业，保险产品不仅是人们日常生活正常进行的基本需要，也是商业活动正常开展的基本要素；保险市场职能的发挥对全社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因此，维护保险交易公平、保障保险业健康发展、担负特别的社会功能承载。作为社会经济保障制度的保险法具有社会公共政策的普遍意义。原因在于，社会整体经济是由无数个体交易构成的，两者密不可分。“从被保险人角度而言，他或她会更加有效地利用保险所具有的危险分散功能将本应由其承受的危险转嫁给保险人承担；进而言之，无数投保个人有效率地应用保险转嫁危险的机制，其累积的整体效应提升了整个社会有效率地分散危险的能力，既实现了保险的公平，也促进了保险的效率。”①从表层上看，保险合同解除有无溯及力涉及的是当事人的具体利益，可实际上法律的价值取向在于帮助当事人尽量从无效益合同的履行困境中解脱出来，令其对社会整体经济利益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从而实现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从宏观角度而言，包含保险合同法定解除效果的系列制度规则应当考虑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并使社会资源的流转更加公平和效率，以致最终促进社会财富的最大化。

三、保险合同法定解除溯及力的类型化设计

保险合同履行的特殊性决定了保险合同法定解除原因的多样化，不同的解除原因也决定着法定解除是否具有溯及既往的效果。为对这一问题展开全面又准确的解构与分析，本文依据不同分类对保险合同法定解除溯及力进行类型化构建。

（一）因不可归责于投保方的客观事由而导致的显著危险增加，保险合同法定解除在一定期间经过后发生效力

依照保险原理，保险人收取的保险费及所承担的保险责任，是以保险合同订立时承保标的的危险状态为依据。保险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导致承保标的危险程度增加时，原来的对价平衡遭到破坏，保险人因此而享有相应的合同解除权。可是，危险增加的原因并非单一，根据行为人的主观过错，显著危险增加可以分为行为人所致（主观原因）和不为行为人所致（客观原因）两种。主观过错不同，法律效果评价亦不同。对于后者由于各方当事人均不存在过错，因此，法律无法要求任何一方承担不利后果。投保方对于危险增加负有通知的义务，保险人在收到通知后一段时间才可解除合同，该解除并无溯及力。如果在这段时间内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可以适当给付。

（二）因可归责于投保方的过错而导致的保险合同法定解除，当事人不同，过错类型不同，法定解除溯及力的效果也不同

第一，因投保方的故意行为而导致保险合同被解除的，该解除对保险人具有溯及力。②保险合同一旦被解除，保险人不必承担任何责任，已经给付的保险金可以要求返还。可是，对于投保方来讲，由于具有主观的可归责性，所以，解除的效力自解除行为始向后发生，保险人不必向投保人返还已收取的保险费。

第二，因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过失行为③而导致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其解除的效力对投保方具有部分溯及力。④在保险实践中，投保方可能因过失而不知道重要事实的存在而未告知；可能投保方知道重要事实存在，但因为过失而不知道它们的重要性而未告知；也可能投保方知道重要事实存在及其重要性，可是由于过失而未告知。无论怎样，从立法技术上看，过失行为的法律后果显然应该轻于故意行为的后果。一旦否认投保方请求返还保险费的权利，将使两者毫无差别。法律规则又必须考虑对投保方未尽注意义务的警戒或者惩罚。所以，在存在过失的情况下，基于对价平衡的理念，投保方可以请求返还解除以后年度的部分保险费（在长期保险费一次性交付的情形下）；如果保险人已经给付保险金，投保方应当予以返还。

（三）定额给付保险合同被依法解除后，对保险合同双方均具有溯及力

在人身保险合同中，除健康保险或者意外伤害保险中的医疗费用保险外，其余人身保险合同均具有储蓄性，属于定额给付合同。尤其是人身保险中的寿险合同，就其目的与公共政策而言，“人寿保险是一种投资和储蓄，及帮助受扶养者的一种方法。”投保人经年累月所缴纳的保险费，其中部分金额在保险合同终止后要返还给投保方，以实现对生活的保障。因此，定额给付保险合同被依法解除后，对保险合同双方均具有溯及力。保险人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扣除少量退保费后）退还给投保人；而投保人已经取得的保险人所支付的保险金，应当返还。注释：

①Abrahams v.Mediterranean Ins& Reins Co.Ltd（1991）1LIoyd’s Rep，114.

②具体情况包括：投保方主观上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包括故意未为告知和故意不实说明）、基于投保方的主观故意而导致的显著危险增加、投保方故意制造保险事故以及投保方故意违反安全维护义务。

③过失在程度上可分为一般过失和重大过失。基于保险产品的专业性和消费性，对投保方的主观心理状态应采用“重大过失”标准，即投保方欠缺普通人的注意义务应为而不为。

④具体情形包括：投保方主观上重大过失而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由于投保方的重大过失而导致的显著危险增加以及投保方由于重大过失违反安全维护义务。

[1]王家福.民法债权[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

[2]崔建远.解除权问题的疑问与释答（下篇）[J].政治与法律，2005，（4）.

[3]A.L.科宾.科宾论合同（上）[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合同解除的异议权研究 篇5

一、合同解除异议权的价值目的

合同解除权是一种形成权, 一旦解除通知到达对方, 合同即行解除。而异议权则是一种请求权。合同解除异议权人提出异议的目的是为了确认解除行为无效, 其内容大致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无解除权, 二是解除合同的方式不合法。非解除权人未在约定或法定期限行使异议权的, 则异议权丧失, 合同无争议解除。合同解除异议权就是请求撤销合同解除行为的权利。合同解除异议权的价值目的, 一是平等的保护合同双方的合法权益。合同解除权是当事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 合同解除权人行使解除权, 自通知到达对方时, 合同解除, 这将对非解除方的利益造成重大影响, 从权利对等的角度上说, 一方享有解除权, 另一方也应该享有对该解除权的异议权, 这对非解除权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将起到一定的救济作用, 这样才能平衡双方的权利与利益, 以实现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权益的相对平衡和公平。二是防止解除权人对解除权的滥用。合同解除异议权的设置正是“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在合同法上的具体体现和运用。 (1) 根据《合同法》第96条规定, 解除权人行使解除权非常简便, 只须通知对方, 无须征得对方的同意, 这样, 就会出现当事人自己先行违约, 但为了逃避责任向对方发出合同解除通知, 并利用守约方疲于应付或疏于应付的情形达到恶意解除合同、损害守约方正当利益的目的, 给守约方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影响了合同的正常履行, 因此, 需要通过设定异议权对解除权加以限制;三是促使相对人尽快行使异议权, 维护交易安全, 节约诉讼成本。设置异议期限的立法本意就是为了督促相对人在收到解除通知后能尽快的行使异议权, 以避免合同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由于合同解除所产生的法律效果对双方当事人的影响巨大, 因此必须妥善的处理好合同解除, 而处理好合同解除归根到底是协调好合同双方的利益平衡, 这也正是合同解除制度的核心和实质, 因此, 应该把握好解除权人和异议权人之间的利益平衡点, 最大限度的实现效率与公平。

二、合同解除异议权的行使

有关合同解除异议权的行使在我国立法中主要体现在《合同法》第96条规定和《合同法司法解释 (二) 》第24条规定中。合同解除异议权的行使方式与行使期限, 理论界存有相异的观点, 需要从合同法的立法模式和立法目的等角度更深层次的理解该司法解释。从合同法的性质与目的、权利对等和法律公平的角度, 合同解除异议权的行使对象不应仅局限于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 应该可以直接针对解除权人采取其他的方式提出异议。 (一) 由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私下确立的某种权利义务关系, 属于私权利, 在纠纷尚未发生时, 法院或仲裁机构等公权力一般不宜介入。如果合同相对方以其他方式及时明确的向解除权方作出意思表示提出异议, 而解除权人也接受了其异议, 那么解除行为的效力不发生;除非解除权人不接受其异议, 执意要解除合同, 异议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解除权人解除合同的效力, 这时才开始介入公权力。因此, 公权力的介入不应过早, 而应以当事人之间产生纠纷并且不能合理解决为前提。 (二) 异议权的设定主要是对非解除权人对解除权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行为及时做出反应起督促作用, 避免交易的不稳定, 从而保证合同的正常秩序。既然如此, 那就不应对反应的方式过于限制。当非解除权人行使异议权的方式不是诉讼, 而是如直接向合同解除权人提出异议、书面回函、继续按照约定履行合同等方式, 应当视为其效力与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相同; (三) 从权利对等上说, 合同解除权的行使相当简单, 只要一纸通知即可, 且不限于司法和仲裁, 可直接向非解除方行使, 如果对相对方的权利合同解除异议权却设置了种种行使方式的限制, 那么这一对权利显然是不对等的, 违背了法律公平这一原则。 (四) 强制性规定异议权的两种行使方式虽然能及时稳定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明确合同的效力, 避免双方长期争议而无结果, 提高交易效率, 但它是以牺牲公平为代价片面追求效率, 法律一旦失去了公平, 那么就失去了根基。 (五) 从交易成本与交易灵活性上说, 如果限定只能采取诉讼方式表示异议, 那么无论必要和不必要的异议都得走诉讼程序, 自然增加了交易成本, 而允许非解除权人采取多种方式行使异议权, 这样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争议诉讼, 降低交易成本, 使市场交易更加灵活多样。因此, 若司法解释强制规定行使异议权的方式只有一种, 即诉讼方式, 并且强制规定了3个月的除斥期间, 异议方超过3个月未起诉, 则法院“不予支持”, 而不管解除方是守约方还是违约方, 如果是违法解除就将直接导致司法裁判对合同继续履行的请求不能和裁判不能, 是对异议人权利的挤压和限缩。 (2)

三、合同解除异议权的异议期限

有关合同解除异议权行使期限的规定主要在《合同法司法解释 (二) 》第24条中, 即“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虽有异议, 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 在解除合同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由此可知, 异议权的行使期限有两种:一是约定异议期, 二是合同解除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 也被称为“法定异议期”。第一种是以双方当事人提前在协议中约定了异议期限为前提条件, 第二种是以当事人未约定异议期或者约定不明确为前提条件。二者都是为了督促非解除权人及时行使权利, 以避免解除合同的效力长期处于不确定或不稳定的状态, 从而更好地保护合同解除权人的合法权益, 维护合同交易的安全和稳定。从法律性质上说, 合同解除异议权属于请求权, 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而不适用除斥期间的规定, 那么异议期限自然也就应当属于诉讼时效, 诉讼时效针对不同的情况设定不同的期限;但我国《合同法司法解释 (二) 》对于没有约定异议期限的情形, 规定了3个月的起诉期间, 这3个月期满, 异议权即灭失, 且没有规定该时限可因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 属于除斥期间, 这样就使异议期间处于既适用于诉讼时效又通过规定属于除斥期间这一两相矛盾的境地。

关于合同解除异议期限的针对对象, 理论界和实践中存有不同的观点, 主要在于合同解除人是否包含无解除权的当事人, 是否包含违约方。从法律推理和公平的角度来说, 异议期限的针对对象仅适用于有解除权的合同当事人, 仅限于守约方, 如合同解除人无合同解除权擅自解除合同, 则异议期限不受限制。换言之, 异议期限的针对对象是有解除权的合同解除人。既然异议权的行使前提是对方享有解除权, 那么, 如果对方根本就没有解除权, 异议权人自然不应受3个月的期限限制。从法律公平的角度上说, 如果异议期限的针对对象也包含解除方是无解除权的合同解除人, 它虽能通过期限设定实现合同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迅速稳定, 一定程度上抑制异议权的滥用, 但却牺牲了守约方的利益, 从市场交易的公平原则出发, 无合同解除权的一方如可以随意向对方发出通知恶意解除合同, 而对方却只能被动地接受或应付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无谓地为这本不该发生的诉讼行为付出精力。当一方当事人因先行违约不能正常履行合同或违约可以获利随意向对方发出合同解除通知, 并利用对方疲于应付或疏于应付的弱点以达到恶意解除合同的目的, 从而使损害对方利益的不正当行为的频频发生, 这就无法维护市场交易秩序的稳定。因此, 异议期限应只针对享有合同解除权的一方, 如果对方无解除权, 则不受异议期限条款限制。对于那种违约方故意违约借以通过违约实现获利的行为, 异议期限甚至可以不受时限限制。因为违约方本无解除权又带有恶意行为, 同时损害了守约方的利益, 如设定异议期限实际上限制了异议权的行使, 扩大了合同解除权, 这实际上是对恶意解除合同行为的一种放纵, 对法律秩序、社会秩序、信用与道德的负面影响极大。

四、合同解除异议权的效力

合同相对人在异议期限内行使合同解除异议权向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提请异议之诉后, 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应启动实质性案件审理程序确认合同解除的效力, 并主要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审查:一是审查合同解除权人是否有解除权, 是否具备约定解除或法定解除的条件;二是审查合同是否到了非解除不可的地步;三是审查解除权人是否将通知在合理期限内送达对方。 (3) 如果经审查合同解除符合上述三条件, 则合同解除, 如果不符合上述三条件, 则异议成立, 合同不解除, 继续履行。异议权人在异议期限届满后提起异议之诉的, 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 (二) 》第二十四条规定, 法院不予支持。对于“不予支持”的客体范围存在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 “不予支持”的客体仅仅限于合同解除异议;另一种观点认为, “不予支持”的范围既包括对合同解除异议的不予支持, 还包括对主张违约责任等合同解除后果的不予支持。根据《合同法》第96条规定, 异议权人提出异议的客体是确认合同解除无效, 异议之诉即为确认合同解除效力的诉讼, 那么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 (二) 》第24条规定, “不予支持”的对象是异议之诉, 由此可推出, “不予支持”的客体是合同解除异议。但这就产生一个难点:法院是否应进行实质性审理及合同是否解除, 即如果发出解除通知的一方并无合同解除权, 相对方未在异议期内提出诉讼, 法院又该如何处理并确定合同的效力。对此, 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合同已经解除, 另一种观点认为合同没有解除。

从维护双方均衡的立法原则出发, 不管发出解除通知的一方当事人有无合同解除权, 对方在异议期满后提出诉讼的, 人民法院都需要进行实体性审查。 (一) 不作为不能直接认定为同意。合同相对人在约定的异议期或法定的3个月异议期限内未向人民法院提起异议之诉的, 这种不作为方式或者叫沉默方式不能被直接认定为同意合同解除。 (4) (二) 强制性规定不能直接认定为同意。立法机关为了追求合同经济关系的高效迅速确定, 以司法解释这种强制性规定的方式强制性的规定了异议期满后合同的效力认定, 并不能推论出合同相对方同意合同解除, 也不能推论出合同相对方同意解约人的解约理由。 (三) 从实质性审查目的看。之所以需要实质性审查就是为了确认合同解除人是否有解除权, 是否合法有效行使解除权, 以防止解除人滥用合同解除权, 进而确定合同解除的效力, 从而避免破坏合同的稳定性和交易公平。 (四) 从逻辑推理来看。超过异议期向法院起诉行使异议权不能直接推理出异议权人怠于行使, 很有可能异议权人已直接表示异议, 并通过其他方式积极的行使异议权, 也很有可能异议权人根本就不知道有异议期限这一司法解释, 还有可能是解除权人故意制造事由拖延, 由此就不应剥夺其异议之诉权, 所以直接用形式审查代替实质审查显然不适。因此, 司法实践中, 无论发出解除通知的一方当事人是否依据约定或法定情形, 无论是否具备了法定解除合同的条件, 人民法院都应当先判断是否产生合同解除权, 是否享有解除权, 然后进入对合同解除的异议期间和异议行为的实质性审查。如果经审查并未出现法定解除合同的正常情形, 发出解除通知的一方当事人实际上并不具有解除权, 那么就不能直接判定合同解除的效力, 否则就有违市场交易的公平原则, 造成恶意解除合同行为的随意滥用。如异议方未在限定期间内起诉, 似乎就丧失了其法定的所有实体权利, 这很可能引发大范围的道德风险, 诱导违约方以一纸“通知”侵犯了守约方的实体权利和时效利益。 (5) 有可能造成信用危机, 产生大量违法解除合同的情形。司法解释本意是想通过确定一个有效期间, 尽快实现合同状态的稳定, 而实际上往往很多人不了解这一政策或者依旧采取原先惯有的做法, 造成超过异议期间合同解除效力的强行生效, 进一步加剧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与矛盾, 甚至造成合同继续履行与否的困难及消除了异议人给付之诉胜诉的可能性。所以法院为了片面追求效率, 其原本消除合同不确定状态的初衷并无法实现。

五、结论

司法实践中对《合同法司法解释 (二) 》第24条规定的相对方提出异议的方式应进行扩大化解释, 即在合同相对方采取直接向合同解除权人提出异议、书面回函、继续按照约定继续履行合同等方式对合同解除行为表示异议时, 应当认定其与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有着相同的法律效力。让异议权人长期享有异议权, 其随时可以提出异议来否定解除合同的效果, 无疑是增加了交易的危险性和不稳定性;设立严格的异议权行使期限, 能较好地调和二者的矛盾。但此规则有必要加以完善, 相对方在异议期限届满后提出异议的, 法院是否需要对解约方是否享有解除权进行实质性审查问题, 形成不同主张与观点, 维护交易安全和促进交易两项立法原则发生了冲突, 难以形成实质性的有说服力的理论观点。从维护双方均衡的立法原则出发, 不管发出解除通知的一方当事人有无合同解除权, 对方在异议期满后提出诉讼的, 人民法院都需要进行实体性审查。

摘要：文章以合同解除权异议制度为研究对象, 从合同解除权异议制度的含义和制度价值、合同解除异议行使的程序、我国合同解除权异议制度构想三个步骤分析了市场经济背景下如何把握解除权人与异议人之间的关系、维护解除权人与异议人之间的利益平衡。论述了合同解除异议权的行使、司法解释存在的不足和异议之诉的效力等, 以期能提供些许建议, 进一步完善立法。

关键词：合同解除,效率违约,异议权

参考文献

①冯文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原理精解.案例与适用》.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9年版, 第159页。

②王涛《:试论我国对解除合同异议期间的司法解释》《.市场周刊》 (理论研究) , 2011年第7期。

③冯文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原理精解.案例与适用》.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9年版, 第154页。

④张卓郁, 孙闫《:合同解除异议期条款的适用限制》《.人民法院报》, 2011年11月10日。

合同解除异议权的行使 篇6

一方提出解除劳动合同, 相对方在约定的异议期或者三个月后未提出异议的, 法院是否需要对解除权进行实质性审查呢? 可否因为异议无效而直接判处合同解除呢?

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合同相对方延迟行使权利, 通常是对合同的有效性的自由放任的态度, 因此他应当承担闲置权利所带来的法律责任, 人民法院没有必要取进行合同实质性审查, 以此保证市场效率。

另一种观点是, 人民法院在这种情况下仍应参与合同实质性审查, 从而确定合同解除权的合法性, 确定其是否滥用, 避免破坏稳定和公平交易的原则。

我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了解除合同的法定情形, 其中明确列示了解除合同需满足的情况, 包括不可抗力、先期违约、一方彻底性违约等, 而这些条件产生与否又因合同双方当事人主的主观认识不同而难以确定, 因此在实践中大多需要利用司法程序对其中一方合同解除行为进行核实。

我认为在实践中适用《解释 ( 二) 》第二十四条时, 首先应该检视合同当事人一方的解除权是否有效, 其次方可进入对异议期间和异议行为的审查。如果经过法院审查, 发现了合同一方解除合同并不具备《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了解除合同的法定情形 ( 例如市场情形的变化并非不可抗力的介入、合同相对方并不存在彻底违约的情形等) , 这样, 主张解除合同的一方将不具备解除权利, 这样就不能以相对方是否在异议期内提出异议而判断合同解除的效力, 如果以此判断将容易触发恶意解除有效合同的行为, 会严重影响交易环境, 从而破坏公平交易原则, 扰乱市场交易秩序。比如合同一方无正当理由无法有效执行合同义务, 则提出解除劳动合同, 利用合同相对方对于异议期限的疏忽而未能有效做出反应, 导致合同解除, 这样就损害了合同相对方的合法权益。

二、异议权行使方式

合同一方向另一方主张解除合同, 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 另一方是否只有起诉法院这一种方式吗? 其他反对的方式 ( 如书面答复, 继续按照约定执行合同等) 能否有效?

一种理解方式为, 如合同相对方对另一方的解除行为存有异议, 应当立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释 ( 二) 》第二十四条的核心目的是为了尽快明确合同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避免双方久争不下, 不符合交易效率原则。因此不认可除向法院提起诉讼之外的行为的法律效力。

另一种理解方式是, 当合同另一方采取行动除了适合其他明确的终止合同的行为不同意 ( 书面回复等) , 应被视为具有相同的有效性和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释 ( 二) 》第二十四条的目的是督促合同对方及时响应解除合同的行为, 避免交易的不稳定性。实践中可以采取扩大解释的方式来考察合同双方的意思表示和合同效力。

首先, 《解释 ( 二) 》第二十四条制定是有相关背景的, 旨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大环境下, 提升交易效率, 节省时间成本。

其次, 异议应当扩大解释, 不要死板。民事纠纷强调的是自愿和自觉, 公平谈判的前提下建立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平等关系, 在争议发生之前, 一般公共权力不应积极干预。合同是双方公平自愿的合意, 其中一方主张解除合同, 另一方只要明确表示了异议, 就表明了其对于此合同效力的看法, 而这种意思表示的形式不应该过多的加以限制, 只要能够真实有效的客观反映合同相对方对于解除合同的看法, 则此行为就应该认定为有效。只有当解除方不认可相对方的异议, 至此双方产生民事纠纷, 则可以依法通过诉讼或者协商的途径来解除。《解释 ( 二) 》第二十四条的中心思想就在于使合同双方当时人对于合同履行期间的纠纷问题及时且明确的做出意思表示, 而除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之外, 采取书面回函和继续履行合同义务等方式, 也明确的表达了一方的真实意思, 应当认定此种异议行为有效。

三、结论

一方提出解除劳动合同, 相对方在约定的异议期或者三个月后提出异议的, 法院是直接判处异议无效还是对解除权进行实质性审查呢? 这个问题是有争议的。一方面得考虑交易安全, 一方面得注意促进交易, 目前没有大量的理论观点完全支持某一方。从平衡的角度出发, 不管异议是否有效, 都不能以此来决定解除权的合法性审查。而在做出异议表示的过程中, 需要遵循意思表达真实原则, 在司法认定实践过程中, 包括直接采取异议、书面回函或者继续履行合同义务等方式都可以认定为是对合同解除行为的异议表示, 应当认定为与向法院提起诉讼有着同样的法律效力。

摘要：一方提出解除劳动合同, 相对方在约定的异议期或者三个月后提出异议的, 法院是直接判处异议无效还是对解除权进行实质性审查呢?这个问题是有争议的。一方面得考虑交易安全, 一方面得注意促进交易, 目前没有大量的理论观点完全支持某一方。从平衡的角度出发, 不管异议是否有效, 都不能以此来决定解除权的合法性审查。

关键词：诉权,异议期间,异议方式,实体性审查

参考文献

[1]沈德咏, 奚晓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法司法解释 (二) 理解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9.

[2]崔建远.解除权问题的疑问与释答载[J].政治与法律, 2005 (3) .

[3]郑其斌.诉讼法[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0.

[4]杜晨研.合同解除权行驶制度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5.

[5]刁青云.解除与终止劳动合同[M].上海:上海百家出版社, 2008-4

劳动合同解除情形的法律分析 篇7

享有劳动合同解除权的主体是变化的, 而且往往因为事实情况的不同, 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主体不同, 会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 主要体现为:

一、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解除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可解除劳动合同”。 (1) 从节约社会成本、节约司法资源、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是最为完美的结果, 只有双方协商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下, 才会提请劳动仲裁甚至诉诸法院。根据“法无禁止即自由”的理论, 双方协商解除劳动合同时, 不违背法律法规的规定即为有效, 任何人不得干涉。

在实际生活中,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者往往不会发生争议, 因为在此情况下,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已经达成了共同意见, 否则也不能协商解除。“劳动合同方面发生的大量争议, 很多是由于解除合同而引起的”, (2) 而这里所指的解除合同大部分是指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并且我国劳动法并未明确肯定依约解除劳动合同的合法性, 通过劳动合同约定一方的解除权并不一定能够获得支持。因此劳动合同中不能约定解除条件, 只能法定解除”。 (3)

二、劳动者的单方解除权

第一种是劳动者的一般解除权, “《劳动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 应当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 (4) 在该条中主要的法律信息有, 对劳动者赋予了法定解除权是法律对于出于想对劣势地位的主体的保护, 根据该条款, 是无须征得用人单位同意思的;“应当”这是法律为了平衡用人单位的利益, 给劳动者增加的法律义务;“提前三十日”, 主要是为了给用人单位时间从新招工, 不致该岗位工作被迫停止;“书面形式”也是对劳动者法定解除权的限制, 即必须为书面形式, 口头通知用人单位时, 是否解除劳动合同则由用人单位决定。

第二种是当用人单位存在过错时, 劳动者所享有的解除权, 即劳动者的特别解除权。《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对此进行了规定, 具体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 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

所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劳动者用来进行“革命”的本钱在工作中应当得到充分的保障, 而所谓的保障主要体现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 劳动保护是指:“单位为保护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健康所采取的一系列的措施”, 主要包括劳动场所和设备、劳动安全卫生设施、劳动防护用品等。“加强劳动保护, 改善劳动条件”作为党和国家的基本政策已经被写入了宪法, 它明确了用人单位在生产过程中必须严格采取措施保护劳动者的生命、健康安全。

(二) 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

劳动者参加劳动即是实现其自身价值的一个途径, 同时也是其养家糊口、继续生活的一种手段, 用人单位在劳动者提供劳动力后应当及时足额支付其劳动报酬。《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对此进行了严格的规定, 明确了用人单位应当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的责任。一些学者甚至有“欠薪入刑”的提议, 由此可见报酬对劳动者继续从事劳动的重要性, 如果连劳动者维持生活的资本都剥夺, 劳动者当然有权利将用人单位“解雇”。

(三) 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社会保险是指国家对劳动者在患病、伤残、失业、工伤及其他生活困难情况下, 给予物质帮助的制度。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如果说劳动薪酬让劳动者有了继续维持生活, 参加劳动的资本, 那么社会保险则让劳动者在从事劳动的同时获得所需要的安全感, 这对于劳动者而言也是必不可少的。当用人单位不能按照规定给劳动者提供这份安全感, 劳动者自然有权利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要求。

(四) 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 损害劳动者权益的

“《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劳动规章制度, 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履行劳动义务”。劳动者在遵守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同时, 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也应当起到保障劳动者权利的作用, 规章制度不能损害劳动者的权益, 相反, 应当是劳动者的保护伞。否则, 劳动者就有权利提出解除劳动合同。

(五) 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

无效的劳动合同从订立的时候就不具备法律约束力, 劳动者当然可以不履行。对于已经履行的部分如果给劳动者的权益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害, 劳动者可以要求用人单位赔偿。

(六)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情形

显然这是一项兜底的条款, 以防有新的情形的出现, 以确保法律的严谨性。

同时, 《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了可立即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即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行为。这些情形主要是指用人单位的行为给劳动者的自由、身体、健康造成了严重的侵害, 这种侵害是不能够容忍的。用人单位违法行为最突出的就是山西的黑砖窑事件, 黑砖窑事件中, 人被当作奴隶被买卖到砖窑被迫从事各种劳动。黑砖窑事件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影响,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都没有想到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竟然发生了这样惨无人道、颠覆文明的事情。当劳动者遇到这样的用人单位, 处于安全着想应当无需预告的立即解除劳动合同。只可惜在现实生活中, 能逃离危险的劳动者是少数, 大部分的劳动者都付出了血的代价。

三、用人单位所享有的单方解除权

用人单位享有的劳动合同解除权, 主要包括两种类型, 第一是劳动者存在过错时用人单位享有的合同解除权, 第二是劳动者不存在过错时用人单位的合同解除权。

(一) 《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了当劳动者存在过错时, 用个单位可单方提出解除劳动合同, 并且无需承担任何经济补偿责任。分别是: (1) 在试用期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试用期间用人单位应当完成一个“考核—结果—通知—解除”的过程, 通过对劳动者劳动的考核结果, 用人单位决定劳动者的去留。 (2) 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这一项的成立, 必须要有两个前提条件, 首先, 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应当是符合法律、法规的, 简言之, 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不能是违法的, 要求劳动者遵守违法的规章制度显然是强人所难。其次, 劳动者知道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存在, 所谓“不知者无罪”, 如果劳动者不知道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存在, 就更不可能去遵守这些规章制度了。 (3) 严重失职, 营私舞弊, 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评价一个劳动者能否做好自己工作的一个最直接、明显的标准就是是否称职, 做自己职位应该做的事。一方面, 劳动者没有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 对于由此给用人单位造成的重大损害存在过失的心理。另一方面, 劳动者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谋取私立, 给用人单位利益造成重大的损害, 对此又存在故意的心态。用人单位在适用这一条来解除与劳动者的劳动合同的时候, 必须要注意, 当劳动者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害时, 用人单位并不是当然的享有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 要解除劳动合同还要求用人单位的损害是“重大”的。当然, 对于“重大损害”的规定, 一般体现在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中, 用人单位对此承担举证责任。 (4) 劳动者存在双重劳动关系, 对现有工作产生的实质的影响, 或者用人单位要求改正, 劳动者拒绝改正的。我国虽然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去禁止劳动者拥有双重劳动关系, 但一般情况下, 劳动者只能在一个用人单位任职。 (5) 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如上文所述, 对于无效的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当然可以提出解除的要求。 (6) 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明确指出的是, 对于这一点存在一些误解, 并不是任何的违法行为都会导致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 而只有当劳动者违法法律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 用人单位才能够以此为理由提出解除要求。

(二) 《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了当劳动者不存在过错的时候, 如果用人单位要解除劳动合同, 应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 (1) “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 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 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5) 首先, 劳动者患病或者因工受伤, 在法律规定的医疗期间内用人单位不能够解除劳动合同, 这是对用人单位的限制, 同时也是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其次, 在法律规定的医疗期间结束之后, 如果劳动者不能从事原来的工作, 用人单位并不是当然的可以解除与劳动者的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必须首先给劳动者安排本单位的其他岗位的工作, 只有在劳动者仍然不能从事其他工作的情况下, 用人单位方可以解除与劳动者的劳动合同, 并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 (2) “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 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 仍不能胜任工作的”。 (6) 首先, 用人单位应当在规章制度中明确胜任工作的标准。在此标准的基础上, 用人单位通过对劳动者成绩的考核绩效来评价劳动者是否胜任工作, 在这点上, 显然, 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其次, 在劳动者不能胜任现有工作的时候, 用人单位还应当再给劳动者一次机会, 对劳动者进行必要的岗位培训或者对其岗位进行调整, 只有当劳动者不能把握第二次机会的时候, 用人单位才能够向其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要求。这里, 法律对劳动者的保护体现的很明显。 (3) “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 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 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 (7) 首先, 本条隐藏了两种“客观情况”, 第一是劳动合同订立时的客观情况, 第二是现在的客观情况, 很显然, 两种客观情况必须有很明显的不同, 即“发生重大变化”, 以致这种变化直接导致劳动合同无法履行。其次, 当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导致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时候,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应当进行必要的协商, 力图继续履行双方的劳动合同。只有在双方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时候, 用人单位才有权利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要求。

参考文献

[1]姜俊禄, 王建平.劳动法律师基础实务[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2]贾俊玲.劳动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浅析财产保险合同的法定解除事由 篇8

虽然我国在的法律上对于投保人法定解除权做出了相关规定, 但法律操作性不足, 保险公司的实践存在着较多的立法抽象概念。因此, 笔者认为应明确财产保险合同当事人的法定解除事由, 完善财产保险合同的解除制度。

二、未能够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

其一, 含义: 《保险法》中的告知指的是在签订合同期间, 投保人应向保险人如实告知保险标的或重要情况等。履行如实告知义务, 要求保险人对危险正确进行估计, 继而明确保险费率; 同时还要求保险人并不需要对所有保险业务进行调查, 继而降低保险合同签约成本, 并普及保险活动。如果投保人并没有如实告知关于保险标的实况, 而保险人则能够解除合同。但是保险人是否能够解除合同, 则要视情况而定[1]。

其二, 法律后果。针对违法告知义务, 部分国家采用的是“无效主义”, 但是中国、日本、德国以及美国采取的是“解约主义”。中国《保险法》明确规定, 保险人拥有解除合同的权力, 如果投保人故意违法如实告知义务, 而保险人针对解除保险合同签所出现的各类保险事件, 并不需要承担给付保险金或赔偿等责任, 也不需要退还投保人的保险费; 而投保人因为自身过失, 而违法了如实告知医务, 一旦发生了保险事件且造成严重影响, 保险人针对解除保险合同前所出现的保险事件, 并不需要承担相应的给付保险金或赔偿责任, 而只需要退还保险费即可。

三、未能够履行安全维护义务

其一, 义务主体对象: 根据中国《保险法》的有关规定, 安全维护义务的主体对象则是被保险人。这和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均属于同一人并不存在任何冲突。然而如果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并不属于同一人, 合同关系人在违法有关法定义务的情况下, 保险人具有接触合同的权力。根据保险合同的相对性基本原则, 只有合同当事人才能够享受保险合同上的有关权力, 也只有合同当事人才能够履行保险合同上的有关责任。因此, 保险人并不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 但保险人自身的行为则和社会公共利益、保险合同安全存在着密切联系的情况下, 在法律上, 保险人或保险合同受益人的行为则被看成投保人的行为, 继而使得保险人拥有解除合同的权力[2]。

其二, 履行义务的实质要求: 如果保险人违法国家相关安全、消防、劳动保护以及生产操作等方面的法律规定, 以及未能够履行保险标的安全维护义务, 保险人是否拥有解除合同的权力? 笔者认为对于这一问题, 并不能作出否定回答, 理由如下: 我国针对消防、生产操作、安全以及劳动保护等方面做出了较多的法律规定, 一旦这些法律规定未能够纳入至保险合同中, 被保险人将无法明确这些法律规定, 合同当事人在能够清楚合同规定的情况下履行相应的合同义务及法律责任, 并不可行。

四、谎称出现保险事故或故意制造保险事故

其一, 谎称出现了保险事故: 部分法律研究人员认为, 受益人、被保险人或投保人谎称出现了保险事件, 和诚信原则不符, 主观恶意较为明显, 但是并没有违法对价平衡原则, 因此保险人并不具有合同解除权力。然而笔者认为, 对价平衡原则只能够作为部分财产合同的法定接触事由的法律执行依据, 并不能作为所有财产合同的法定接触事由的基本立法依据, 应将最大诚信原则视为我国《保险法》的立法依据, 以及明确立法解除事由的基本依据。所以, 谎称出现保险事件行为虽然没有违背对价平衡原则, 然而却和最大诚信原则相悖, 保险人应有权解除财产保险合同[3]。

其二, 故意制造保险事故: 受益人、被保险人或投保人如果故意制造保险事故, 而保险人则有权解除合同。如果合同受益人、被保险人或投保人故意制造保险事件, 虽然并不具备欺诈保险金的目的, 但是保险人还是有权解除保险合同, 因为在保险立法中, 在考虑防范道德危险的基础上, 还要充分考虑到所制定的合同规定是否符合合理性原则即公平性原则。与此同时, 合同受益者、被保险人或投保人所制造的保险事件, 促成了保险赔偿责任的出现, 且违反了保险合同的诚信原则原则, 保险人拥有解除合同的权力。

五、未能够履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

根据中国《保险法》的有关规定, 一旦被保险人违反了“危险增加”通知义务, 在保险事故发生的过程中, 如果所发生的保险事故属于“危险增加”的范畴, 那么保险人并不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同时也有权解除合同, 还要求投保人增加相应的保险费[4]。

六、结语

综上, 针对我国财产保险合同法定接触事由, 应从危险增加通知义务、谎称出现保险事故或故意制造保险事故、安全维护义务、如实告知义务这四个反面入手, 加以完善, 确保财产保险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及该履行的法定义务。

参考文献

[1]彭乾芳.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在新<保险法>实践中的适用[J].上海保险, 2010, 12 (11) :332-333.

[2]何勇生.新<保险法>关于保险人合同解除权规定对寿险公司的影响[J].保险研究, 2010, 13 (11) :445-446.

[3]薛晓燕.论保险合同解除的不可抗辩原则[J].法制与社会, 2010, 10 (25) :314-315.

旅游合同的解除 篇9

关键词：合同解除；异议权；法律困惑；路径

一、合同解除异议权的立法规定

合同解除权在解除权人的解除通知到达对方时即告成立，无需征得对方同意，这对于及时保护合同解除权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为了平衡双方的利益，《合同法》也规定了合同解除的异议权。有关合同解除的异议权主要规定在《合同法》第96条及合同法解释（二）第24条。

我国《合同法》第96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93条第2款、第94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这就赋予了非解除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解除的异议权，即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但是本条文没有就异议权的行使期限、行使方式和法律后果作出进一步的规定。如果相对方没有及时行使异议权，会使合同效力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不利于维护交易的安全与稳定。

有鉴于此，合同法解释（二）第24条对合同解除的异议期做出明确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销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合同法解释（二）第24条是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销的异议期间及其法律后果的解释，而合同法第九十六条是对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规定的解除权行使方式及后果的规定，但是，合同法解释（二）第24条又明确规定，解除合同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之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三个月之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就涉及如果发出解除通知一方并无合同解除权，相对方未在异议期内提出起诉，人民法院该如何处理，合同的效力状态该如何界定的问题。

二、合同解除异议权存在的法律疑惑

合同解除异议权存在的争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异议期间的合同效力；异议权的行使方式；异议权的主体及行使对象，异议权性质的界定等。

（1）合同解除异议权的性质关于合同解除异议权的性质认定主要有形成权和请求权的分歧，这种争议焦点的存在直接导致异议期间的适用差异，异议期间始终处在除斥期间与诉讼时效的夹缝与矛盾中无所适从。

有学者认为，合同解除异议权是与解除权相对的，是作为一种形成权而存在的，应适用除斥期间的相关法律规定，是一种不变期间，不适用于中止、中断、延长的规定。这样，虽然有利于及时解决合同的不稳定状态，可是对合同解除异议权人的权益保护却是不利的。

与之相反，把合同解除异议权界定为一种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的相关规定，是一种可变期间，可以中断、中止、延长，这种观点侧重于保护合同解除异议权的合法权益，却不利于交易的高效稳定。

（2）合同解除异议期间的针对对象合同解除异议权的异议期间的针对对象是否包含无解除权的当事人，是否包含违约方，从不同的视角分析，也得出不同的结论。无合同解除权的一方发出解除通知，对方在异议期满后提出起诉的，法院是否需要进行实体审理？无合同解除权的一方发出解除通知，对方在异议期满后提出起诉的，合同是否发生解除的效果？司法实践中有如下两种不同的观点：

从广义的视角来分析，包括无解除权的当事人与违约方，这样容易导致异议权人的权益受损；

从狭义的视角来说，也根据“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合同解除异议期间的针对对象不包含无解除权的当事人与违约方，这样可以防止合同解除权的滥用，进而实现当事人利益的平衡。

三、合同解除异议权的相关路径探析

我国法律有关合同解除异议权规定的缺憾与争议给司法实践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第一，增加违法解除合同的信用风险；一些继续履行合同义务较重，而违约责任较轻的合同，意图不再履行合同一方，极有可能利用约定解除或是法定解除的条件，违法解除合同，意图摆脱合同束缚。第二，可能导致司法资源浪费；法院类似诉讼案件明显增多，而异议人准备时问仓促，导致司法处理的社会效果不佳。该司法解释确定的三个月内提起诉讼的时问，显然过于仓促，不利于异议人准备充分提起诉讼，不仅使得该司法解释原本消除合同不确定状态的初衷无法实现，而且，造成诉讼程序的拖沓、繁琐，加重当事人的讼累及司法机关的工作压力。第三，法律规范的指引不足；由于合同当事人不甚理解合同解除异议权的稳定合同状态的立法原意与规制，加之法律经验与意识的缺乏，很难起到实际的规制作用。

而这一系列不利影响迫切需要对合同解除异议权加以规制，以发挥应有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笔者认为应从立法，司法，法制宣传教育等角度进行探析。

（1）立法方面：进一步细化与规范合同解除异议权的相关疑惑所在，尽可能准确合理地对异议权的主体、行使对象、行使方式、异议期间的合同效力作出相应的解释，从而对司法的适用提供合理的指引作用。这样做到了有法可依，有利于法治社会的健康发展。

（2）司法方面：人民法院和仲裁机构在审查合同是否应当解除时，不应只是停留在表面进行形式审查，而更应从制定合同的目的出发，衡量当事人的权益，进行相关的实质性的审查，从而维护交易的稳定，尽可能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3）发挥指引作用，进行法制宣传教育，使当事人深入了解合同解除与异议权的立法原意，知晓双方的权利保障，通过自身的途径解救纠纷，而不过多依赖于公权机关与机构。

论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 篇10

一、经济补偿金的新变化

我国在1986年国务院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将其称为生活补助费, 《劳动法》将其命名为“经济补偿”, 此后我国法律法规一直沿用此名, 学界则多称其为“经济补偿金”。关于劳动合同解除和终止经济补偿的规定, 先前的规定主要见之于《劳动法》第28条、《法释[2001]14号》第15条和《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劳动合同法》及《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就经济补偿金的若干问题已经作出明确规定。较之先前的涉及经济补偿金的相关规定, 统一了我国各地方立法的标准, 其明显变化表现在:

1、用人单位为其自身原因导致的

劳动合同关系终止, 新法规定用人单位均应当支付劳动者经济补偿金。用人单位自身原因包括了劳资协商一致、用人单位违法、情势变更、破产整顿、吊销营业执照等用人单位方面的原因解除劳动合同以及劳动合同自然到期等情形, 统一了各地方立法散乱的规定。

2、经济补偿金计算标准重大突破。

按照先前的规定, 经济补偿金根据劳动者在用人单位工作年限、每满一年发放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 新法第四十七条却按照当地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工资水平区分了两种情形:一般劳动者和高薪劳动者。对一般劳动者, 按照其实际工资补偿, 而且没有十二年限的限制;对高薪劳动者, 则按照当地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经济补偿金, 且支付的对应最高年限不得超过十二年。该计算标准同时兼顾用人单位的利益, 如劳动者在用人单位工作不满六个月的, 用人单位只需要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的经济补偿金, 相比以前采用视为一年的一刀切方式来的更加公平合理。

3、新法取消企业平均工资的计算

标准, 一律按照劳动者月平均工资作为计算标准。根据《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之规定, 经济补偿金的工资基数计算标准是用人单位正常生产情况下劳动者解除合同前十二个月的月平均工资, 如果劳动者月平均工资低于企业月平均工资的, 按照用人单位月平均工资标准支付。

4、明确了经济补偿金支付的时间点。

《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 劳资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办理工作交接, 经济补偿在办理交接时支付。实践中, 许多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后往往立马走人, 不去履行工作交接义务, 新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用人单位的利益;事实上相当多的劳动合同中,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是缺乏工作交接约定或者只有笼统含糊的约定, 该规定对劳资双方提出了劳动合同意识的更高要求。

5、取消额外经济补偿金, 用人单位有可能支付赔偿金。

《违反和接触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第10条规定: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后, 未按规定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的, 除支付经济补偿金外, 还必须要按照该经济补偿金的50%的额外经济补偿金。《劳动合同法》则规定, 劳动者必须通过劳动监察程序由劳动行政部门来责令其按照应支付经济补偿金数额的50%-100%之间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依照新法第48条和第87条, 用人单位一旦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 有支付巨额赔偿金的可能。

《劳动合同法》对经济补偿金进行重构后, 从范围上提高了覆盖面, 适度地限制了支付标准, 向“广覆盖”、“低标准”进一步靠拢, 使得经济补偿制度更加完善。

二、经济补偿金的计算标准

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一个标准的经济补偿金计算公式是: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的经济补偿金=月平均工资 (劳动关系解除前12月工资总和/12个月) *工作年限数。不难看出, 经济补偿金的核心计算规定涉及工作年限和计发基数两个要素, 分解后涉及工作年限、工资、月平均工资三个子要素。

1、工作年限的确定。

一般说来, 笔者认为实质性劳动合同关系不存在之时, 即位劳动关系消灭之日。实践中, 劳资双方对此时间点一般争议比较大。《劳动合同法》对此作出了进一步的修正规定: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 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和以往相比, 用人单位在此情形下为主动提出方时负有经济补偿金支付义务, 排除了用人单位为被动方的情况。但是笔者认为, 《劳动合同法》仅作上述规定还是不够的。试想, 如果用人单位在已经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且已经支付合理数额的款项的情况下, 劳动者诉求仲裁机构主张经济补偿金的, 仍然要求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 这对用人单位不是太公平, 合理的结果应当是驳回劳动者的该项请求]。

2、工资的范围。

多数用人单位在自己的财务中, 将劳动者工资区分为基本工资、补助、津贴等不同项目, 在支付经济补偿金时仅依据劳动者工资项目中的基本工资。这样的计算方法是有问题的。根据我国劳动部《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3条和《关于工资总额的规定》及其解释, 《劳动法》中的“工资”是指用人单位依据国家有关规定或者劳动合同的约定, 以货币形式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劳动者的劳动报酬, 一般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资金、津贴和补贴、延长工作时间的工资报酬以及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等, 但不包括:单位支付给劳动者个人的社会保险福利费用、劳动保护费用以及按规定未列入工资总额的各种劳动报酬及其他收入。由此, 工资应该是劳动者在正常情况下劳动所得的经常性收入, 而不仅仅是基本工资。

3、月工资的计算和认定。

《劳动合同法》就劳动者月工资下的定义是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 根据此规定, “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界定是问题所在。

目前一般我国用人单位发放的工资以月薪为主要形式, 故此以月薪为例进行讨论。这里以劳动合同关系消灭为截止点向前延伸可以区分两种情况:劳动合同关系如果实际履行期限超过12个月的, 可以取最近的12个月为计算周期, 这里没有可以争议的;问题是如果劳动合同实际履行周期不满12个月, 如何厘定产生问题。显然上述规定是有漏洞的。实践中, 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或者法院一般采用实际工作期限来确定月平均工资。此外, 由于劳动关系消灭的时间点不能确定或者无法采集完整的工资数据情况很多, 月薪又是在实际工作月的下月里发放。因此, 实务部门一般尽量采集足够的每月实际发放的工资数据样本来计算月平均工资。比如, 劳动合同关系消灭的时间点为3月10日, 那么3月份的10天就不予计算月平均工资, 而根据此前2月份以及以前的完整月份的工资数据来计算月平均工资, 并以此结果作为月平均工资;但是也有实务部门不是这样计算的, 3月份的10天用人单位实际发放的工资数额作为3月份的工资数据, 将该数据连同此前若干月份的工资发放数据全部相加, 计算月平均工资, 显然前者计算的结果相对来说要高点。

三、关于计算标准的思考

尽管《劳动合同法》已经统一了经济补偿金的大致标准, 但是仍远远不够, 迄今为止, 其中的相关规定依旧存在许多困惑, 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研究。

1、小数点问题。

劳动者的实际工作时间以“年”为计算单位时, 一般情况下都会产生“小数点”。为公平起见, “小数点”若在协商解除中被考虑, 那么在其他情况中也应同等对待。以经济性裁员为例, 与协商解除事由相比, 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的主观意愿更是无奈, 甚至无法接受, 如果在年限计算上再不公平对待, 那就更不合理了。再极端一点, 劳动者在在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总计不到1年, 也就是只有“小数”没有“整数”时, 如果不考虑“进位”, 那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就被无形地剥夺了。因此, 为避免用人单位利用法律漏洞规避法律义务, 有人认为在立法规定中应将“进位”制度明确为总则性条款, 表明其适用范围。笔者认为, 经济补偿金以年为单位不太合理, 以月为单位进行计算更为合理。这样避免了上述“小数点”问题, 对劳动者也更加公平, 这在短期劳动合同关系中体现的更加明显。尽管《劳动合同法》规定工作年限不满一年六个月以上的, 按照一年计算;不满半年的, 支付劳动者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 但是依旧没有解决上述的小数点问题。

2、经济补偿金的上下限问题。

对经济补偿金上下限问题, 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比较多的问题。争论的焦点大致如下:

劳动者单纯因不胜任工作而解除支付经济补偿金限额问题用人单位因劳动者单纯不胜任工作而解除时, 考虑到解除的原因在于劳动者的工作能力, 且没有“患病”等事由而设定限额, 似乎有其合理性, 但仔细想想, 却不尽如此。不可否认劳动者对先前的工作是“胜任”的, 将劳动者胜任与不胜任工作的两部分年限区别开来, 按胜任时的工作年限正常给付经济补偿金的做法更合理一些。协商解除对给付经济补偿金设定限额, 这对可能是被动地坐在“谈判桌”前的劳动者是不公平的, 限额规定也是与协商精神不符的, 所以应取消最高限额的规定。

3、经济补偿金年限的封顶问题。

《劳动合同法》第47条第二款规定: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在该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劳动者月平均工资三倍的, 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照劳动者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 向其支付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可笑的规定, 我们不知道“月平均工资三倍”和最高工作年限的道理在哪里?用人单位既然认可接受一个劳动者“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条件, 那么理所当然的已经接受高数额的经济补偿金可能支付的后果, 这里体现的一名劳动者作为人才的当然价值。从立法本意看, 人为地将劳动者分为高收入和低收入两类并以三倍为限制约高收入劳动者的经济补偿金的数额, 其目的无非是减轻用人单位的经济负担, 但是这样不合理的限制客观上却会导致非常不公的现象。

4、计发经济补偿金的平均工资下限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