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高的法律

更高的法律（精选5篇）

更高的法律 篇1

随着新年钟声的敲响, 我们送走2012年, 迎来了2013年。

过去的一年里, 众多化工企业应对国际国内日趋严峻的经济环境, 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把握住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和有利条件, 大力增强自身的实力, 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同时, 也要清醒地看到, 我国发展仍面临不少风险和挑战, 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 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产能相对过剩的矛盾有所加剧, 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上升和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并存, 金融领域存在潜在风险, 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的矛盾仍然突出。必须保持清醒头脑, 增强忧患意识, 深入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 采取有效举措加以解决。

在新的一年里, 我们将站在更高的起点上。

2013年, 国际经济形势依然错综复杂、充满变数, 世界经济低速增长态势仍将延续, 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明显抬头, 潜在通胀和资产泡沫的压力加大, 世界经济已由危机前的快速发展期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这些变数给国内企业能带来多少影响, 还有待观察。从国际环境看, 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判断没有变。同时, 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国际环境方面的内涵和条件发生很大变化。企业面临的机遇, 不再是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的传统机遇, 而是倒逼我们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我们必须深刻理解、紧紧抓住、切实用好这样的新机遇, 因势利导, 顺势而为。

2013年, 化工行业要抓住机遇,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 优化传统产业, 培育新兴产业, 努力强化企业市场开拓能力, 全面提升产业竞争优势。在新的经济环境下, 企业要逐步改变长期以来高速增长下形成的惯性思维, 学会在低价位下求生存、在低增速中求发展, 把主要精力放在“调结构、转方式”和“创新驱动”上, 更加注意发展的质量和效率, 练好内功。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篇2

近逢5日长假，又是春暖花开的季节，何不去爬泰山?说行动就行动，与友人夫妇俩一拍即合，几个老同学志趣相投，一道儿外出旅行，实乃人生一大乐事。

2日凌晨，一行人相继来到山脚，稍事休息。用过早餐，便开始登山。从岱宗坊起步，经关帝庙、红门宫、万仙楼、斗母宫、经石峪、壶天阁、中天门、步云桥、五松亭、朝阳洞、龙门坊、升仙坊、南天门、天街，径直登到玉皇顶。6366级台阶，8938米路程，登上海拔1524米的峰顶，费时整整6个小时。在玉皇顶游览至圣庙、碧霞祠、青帝宫、唐摩崖、瞻鲁台、观日峰，下午3时开始下山，又是一级一级台阶，走下“十八盘”，来到中天门，每人花18元乘中巴下山，费时三个半小时。天将黑时，我们赶往“圣城”——曲阜，刚安顿下来，大雨就倾盆而下，幸好没有被淋着。

一天的登山过程，只有一个感觉：自豪!从我前一天午夜到达泰安，就已经在路上看到三三两两、成群结队的少男少女打着手电，摸黑上山。在登山的过程中，簇拥在我们身前身后的也大多是年轻人，或者情侣，或者同学，或者朋友，或者同事，间或能够看到年轻夫妇带着孩子登山的，像我一样的老年人很是罕见。所以，一路上，我不停地会听见身边传来赞叹声：“这位阿姨不简单!”“这位阿姨身体不错!”“挺棒的!”

就连我自己都觉得自己挺棒的。豫剧《穆桂英挂帅》中有一句唱词：“穆桂英我五十三岁又管三军!”我可比穆桂英大多了，我还能登上泰山极顶呢!亲身感受了老杜描绘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意境，很是豪迈呢。

我就是感到自己年岁越来越大，这一辈子不登泰山会很遗憾，所以才急匆匆赶来。当时是抱着爬不动就坐缆车的准备来的，不曾想，不光用双脚走上去，还又走了下来，不是不简单是什么?

像我这样的岁数。徒步登山，真不是好玩的。连500级台阶没有走到，就双腿难抬不动了，每抬一步，都是困难的，通身出汗，气喘吁吁，边走边脱衣服，背包越走越重，手里还拎一大水杯。喘气喘得嗓子火辣辣地干，幸好之前朋友提醒准备了口香糖、巧克力，一路有口香糖润嗓子，有巧克力补充热量，竟然让我坚持下来了。

共识:美术批评更高的价值创造 篇3

对这一问题,人们通常会说,美术批评就是对美术作品做出分析和评价。这一回答道出了美术批评的认识价值,也将美术批评当作一种以美术为对象的认识活动来看待。从认识角度说,美术批评又是以具体的(存在于特定时空具有可感形态的特殊的)“这一个”美术对象为认识起点的,其认识方式更具“反思性”特质,是一个由具体到一般的认识活动。康德将判断力分为两种:一是规定性判断力,一是反思性判断力。规定性判断力是从已有的知识和规律出发去评判对象,是从一般到特殊的演绎思维,如:人活着必须要吃饭,张三是人,所以张三必须要吃饭。但这一认识不能丰富、增加人的知识;与此相对,反思性判断力则从具体对象出发,悬隔一般性知识,避免各种“本质”规定先入为主,而更看重现象本身的表现,尊重自身对对象的直接经验,并由直接经验出发从现象中不断发现新的规律和共性。由此可见,人的知识增加、修正与更新主要依靠这种反思性判断力来实现。而批评作为一种认识方式则倾向于后者,其价值也在于后者。这种“反本质主义”首先在西方哲学中得到突出体现,如现象学、解释学、存在主义等哲学体系都在对那些具有“独断论”性质的理性主义、本质主义提出质疑,揭示其虚妄的一面。这种哲学思潮在西方迅速波及到社会文化层面,带来知识和方法的巨大变革。由此,人的感性经验受到极大的重视,成为认识的主要对象。在美学领域,对审美经验的讨论压倒了“美是什么”的形而上探讨。

在我们的美术知识语境中,美术理论更有形而上的特点,即从某个更高的、抽象的范畴出发,推导出美术的诸多性质。相形之下,美术批评则更重美术实际的“个案”现象和主体经验,而不照搬或依据某种理论规定来阐发美术的可能性价值和规律,也因此更能体现“反思性判断力”。我在前文之所以绕到哲学上来讲美术批评,就是为了强调美术批评所内涵的“反思性判断力”这一认识论属性。因为只有明晰了这一点,美术批评的价值讨论才能有一个明确的理论基础,也顺便带出了今天美术批评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和文化背景。

正是在“反本质”的思潮下,事物的表象、人的感性经验及其差别受到特别的重视,“批评意识”得到不断强化,在学术界,“理论的批评化”现象也尤为突出。这种批评意识的强化不仅指以批评为专业志向的批评家那里,也泛化于社会意识中,“人人萨特”,怀疑一切的反思意识甚嚣尘上。这也说明,批评之风的兴盛不是来自某一学科内部的努力,而是整个西方文化思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转向。

回到中国。改革开放给中国美术和美术批评带来了宽松的氛围和反思的契机,也把中国引入了一个“批评的时代”。但中国的社会文化并未经历“反本质”的深层思想变革,更多的是围绕政治意识形态,痛定思痛,自然也没有从认识论的意义上来理解批评的价值。上世纪80年代初,处于转型期的美术,思潮迭起,观念纷繁,形态杂多,各种观念和流派之间的对抗多于对话。美术创作热闹繁杂,一时间极大地挑动了人们的惊奇感。惊奇中包含着疑惑,笼罩在那些新奇之作上的一团团疑云便需要批评家去揭谜,去解释。正是这种复杂性和新奇性呼唤美术批评出场加以阐释。概括地说,那是一个需要批评的时代,美术也是一个值得批评的对象,美术批评由此迎来了一派繁荣蓬勃的景象。那一时期的美术批评虽然还显得有些幼稚、零散和生僻,但总体来看,那时的美术批评还应属于“补课”期,许多表述美术重要特质但曾经被忽视或被压制的概念在批评的过程中逐渐明晰、完整起来,如“审美”、“情感”、“个性”、“创造”乃至“人道”、“理性”、“终极关怀”等概念,都深化了美术批评的阐释深度。尽管一些在当时引起轰动的作品在今天已如过眼云烟,但由这些作品所引发出的概念和视角却仍然在我们的美术观念中散发着它的启蒙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80年代的美术批评呈现出建构状态,从不同的方向寻求、彰显美术的本质,尽管充满对抗,但仍然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话语系统中。

进入90年代,随着社会发展转向经济轨道,社会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世俗化转变,在艺术市场的迅速成长过程中,批评被商家当作打造作品符号价值的利器,在一个具体批评的背后,都可能隐藏着商业意图。一些不负责任的美术批评的确给批评添加了许多虚假的阴影。但这只是美术批评中一枝畸形生长的枝蔓,可以忽略不计。更为重要的是,今天的美术批评的评价效力疲软了,甚至于它的存在价值都变得很迷惘。这是美术批评繁荣背后的窘境。其原因来自几个方面,一是在商业化的情境中,作品价值的高低更多来自它的价格,也就是来自购买者的判断,作品价值的评判权转移到了持币者手中。批评很难直接左右作品的价值。二是,当代美术的创作方式发生转变。很多画家已不再追求作品在精神层面的深刻和独特,而是运用移植、拼贴大众流行符号等手法来打破艺术的精神神话,或是以自叙方式使作品变成肤浅琐碎的呢喃,这种带有极大偶然性的“私人化”的艺术创作是批评难以探察到它的整体状况和自觉追求,只能将作品和个人经历联系进行阐释,虽然更为生动,但容易流于“就事论事”的讲故事,而疏于对某种普遍性价值的揭示。这里,美术批评遇到的尴尬是,批评要深入到作品中,但很多看似新颖的作品就不值得批评,最多只能牵强附会为其打造一个意义构架。第三,批评家的主体性过强。批评家主体性的确立是批评成熟的重要标志,但过强的主体性又容易使自己变成孤立的个体。每个批评家都在努力坚守自己的立场和方法,每个批评家都要让自己独特起来,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之处,甚至有意排斥别人、贬低别人。美术批评是他这个独特的人对美术的独特看法,如果把所有的独特都放在一起,只能是一盘散沙。一件作品的高下好坏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评说中变得模糊不清,加之角度、标准的变动不居,更让读者无所适从。由此,整体意义上美术批评的权威性就减弱了。批评的丰富多彩反而使读者在批评的大海中迷失了方向。主体性过强的另一种表现就是过度阐释,即让作品的意义就范于自身的专业知识,让作品变为自己某种专业兴趣的图示,给作品添加上本来和作品无关或相去甚远的意义,这不啻于戕害了作品。

没有比心更高的墙 篇4

他是一个不幸的人。19岁那年，他在一次滑雪时折断了脖子，导致颈部以下瘫痪。从此，一个高大英俊的青年，变成了一个只能终生依靠轮椅生活的残疾者。

他又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会驾驶汽车，还能驾驶飞机在空中自由翱翔。33岁时，他竞选温哥华市议员成功。在连续做了12年市议员后，2005年，他又被温哥华市民抬上了市长的位置。

他叫萨姆·苏利文。

一个四肢瘫痪的人，活着本已不易，但他却用自己的经历证明，即便坐在轮椅上，也可以走得很远。

是什么力量促使苏利文创造奇迹的呢?说来很简单。

在瘫痪后的头几年里，因为不忍拖累父母。他曾三次试图自杀，但都没有成功。后来他坚持离开家，搬进了一个半公益半营利性质的公寓。

一天傍晚，苏利文又一次独自在房间里品味绝望的痛苦，他盯着空白的四壁，感觉自己的生命就像它们一样空虚。他坐着轮椅来到户外，看到远处的城区正掩映在落日的余晖中，那里有沸腾的生命活力，人们正摇动着生活的船桨向前航行。苏利文忽然意识到自己的大脑依然很好用，自己也可以独立吃饭穿衣，甚至还能微笑，于是决心成为普通人中的一员。“我也要做一个完整的人，我要工作。”苏利文暗暗对自己说道，“受伤前我有十亿个机会，而现在我还有五亿个。”从那一刻起，一个新的萨姆·苏利文诞生了。

事情的转变就是如此简单，可能仅仅只是思想上的一个转弯。却仿佛峰回路转，一切都是新的了。

苏利文说：“我们一生中会发生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有些是好事，有些则很不幸。一个人能走多远取决于他面对挑战时的表现，这与他是否坐轮椅无关。关键看你的心，没有比心更高的墙。”

比道德制高点更高的 篇5

所有的道德制高点中，没有比“保护弱势群体”更高的了。但是，口号的简洁性不能掩盖现实的复杂性，最近美国的最低工资法案问题，就体现了这种复杂性。

美国的联邦最低工资，从1997年开始就一直没有变化，停留在5.15美元/小时的水平上。为适应新的经济形势，民主党很早就提出将其提高到7.25美元/小时，共和党却迟迟不肯响应。但是2006年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打破了这一僵局。民主党占多数席位的众议院，很快就于2007年1月通过了提高最低工资的法案。

按理说这事就该完了，底层劳工的利益得到保护，政治家们赢得一些选票，岂不是皆大欢喜？

可惜，这事没完。1月众议院刚通过议案，2月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就出来“捣乱”。他们表示，如果不增加小企业减税条款，他们就不批准该议案。最后，参议院通过了该法案，但是增加了“10年内给小企业减税83亿美元”的条款。

这样一来，众议院又不干了。我们提高最低工资，是“保护弱势群体”，你们要给小企业主减税，是“保护强势群体”，你们这不是跟我们对着干吗？

两方面讨价还价两三个月，最终结果是：每小时最低工资从5.15美元增加到7.25美元，同时5年内给小企业减税48亿美元。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对共和党的“捣乱”感到困惑和不齿。“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与劳苦大众为敌”……从小接受的教育也许会条件反射般地给我们输送这些判断。但是，事情真的这样简单吗？如果说“提高最低工资”是一串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我们来看看它可能引起什么样的连锁反应。

假设我是一个企业主，雇佣了7个人，每个人一小时的工资是5块钱，如果政府强令我将工资涨到7块钱，我会怎么做呢？为了维持同样的生产成本，我很可能将7个员工裁成5个。这时候，那5个人的利益是得到了保护，可那两个被裁掉的人呢？

事实上，无数经济学研究已经表明最低工资法和失业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最低工资研究委员会”的调查表明，最低工资上升10％，会导致年轻非熟练工人失业率增加1％-3％。这个研究结论令人悲哀之处在于，最低工资法旨在保护弱势群体，最后伤害的，恰恰是弱势群体。

你可能会说，那就让政府禁止企业在提高最低工资的情况下裁减员工。先不说这个“禁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否可能，就先假定它是可能的吧，后果怎样？对于企业来说，如果政府规定我不能解雇员工，那我不雇新的员工总行吧？前面说过，最受最低工资法影响的，恰恰是年轻非熟练工人的就业机会。你可能又要说，那我强制你雇佣新工人。好吧，我只好雇佣新工人。结果又怎样？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了，竞争力下降——美国的制造业在第三世界国家面前节节败退，与其劳动力成本偏高不能说没有关系。那么我们就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好吧，贸易保护主义——咱竞争不过中国、印度，把它们关外面还不行？后果是什么？提高的生产成本转移到价格当中，谁来承担？消费者。作为消费者，你可能又要说了，咱不让他们把生产成本转移到价格当中来，咱降低资本家的利润率不行吗？可以啊，but how？强制企业不得解雇老工人、规定雇佣新工人、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规定企业利润率，这一切加起来，那叫什么？“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弊端，呵呵，还用得着我继续推这副多米诺骨牌吗？

“保护弱势群体”最后导致“伤害弱势群体”，“道德制高点”变成“道德陷阱”，这就是所谓的悖论。不幸的是，这个世界充满了悖论。

认识这些悖论，需要比道德制高点更高的东西，那就是理性。当然，我绝不是说“最低工资法”不合理，事实上，我支持最低工资法。我说的只是，在讨论这个法案的同时，要考虑它可能导致的不良后果，并对其采取“配套”的预防措施，从而防止好心办坏事。共和党“给雇佣穷人和老兵的小企业减税”的附加条款，恰是基于这种意图。因为最低工资法真正冲击的，并不是那些利润丰厚的大公司，而是那些本来利润率就微薄的小餐馆、小旅店、小商店，一旦它们因为劳动力成本破产、或通过裁员来维持低成本，弱势群体就从倒霉走向更倒霉了。

罗斯福政府1938年第一次提出最低工资法案时，就建立了一系列增加就业的配套措施。比如著名的“工人进步项目”，通过大量公共工程来增加就业机会，抵消最低工资法对就业率的冲击。后来美国福利制度日渐完善，通过缓冲失业给个人带来的经济危机，同样为最低工资的不断上升提供了配套制度。至于今天的中国，如果要提高最低工资，同样需要许多配套政策以保证就业率，比如对小企业减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强化福利制度、通过公共基建项目增加就业、提供优惠投资政策、加强劳动力培训……总之，保护弱势群体，绝不仅仅是占领道德高地的问题，而需要制定一系列的政策，将可能倒塌的多米诺骨牌托住。